南口战役的惨烈一幕：全营官兵战死无一人投降
龙虎台是位于居庸关东南方向的一个坡度平缓的小山，紧邻南口火车站和南口铁路机厂，是南口战役的前沿阵地。8月10日，日军的飞机大炮开始对南口镇、南口车站、南口铁路机厂轮番轰炸，龙虎台守军阵地被密集的炮弹炸成一片火海。守卫阵地的十三军五二九团官兵机智勇敢，在敌人炮火轰炸时，躲入附近的庄稼地。炮声停了，再进入阵地战斗。就这样激战了两天。 8月12日拂晓，日军在大炮、坦克、战车的掩护下，对南口中国军队阵地进行反扑。当时守军官兵还从未见过坦克这种“铁怪”，见它喷着火舌的样子，很是凶猛，机枪子弹打上去，不伤皮毛，用山炮轰，还是不起作用。五二九团团长罗芳珪见阵地将被攻破，下令官兵拼死阻击，“即使剩下一兵一卒也决不后退”。同时挑选精兵，分成两批，一批带手榴弹，滚身接近战车，用手榴弹炸毁履带;另一批利用履带毁坏之时，攀上车顶，用手枪向瞭望孔内射击。 眼看着一个个弟兄倒在敌人的坦克面前，五二九团三连连长隆桂铨杀红了眼，他带着手下的60多名士兵，扑向“铁怪”。然后从侧面攀上坦克，掀开铁盖子，将手榴弹塞进“铁怪”中。就这样，他们用血肉之躯与坦克搏斗，硬是打掉了六辆坦克，先后六次夺回龙虎台阵地。在龙虎台阵地上，五二九团七连官兵几乎全连殉国，连长隆桂铨也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⑥团长罗芳珪在全团官兵大部分牺牲，自己也身负重伤的情况下，仍大呼杀敌，愿与全团官兵共存亡，官兵无不感奋，他们同仇敌忾，视死如归，用热血和生命谱写了一首中华民族不畏强暴、不屈不挠的英雄壮歌。 狡猾的日军在暂时无法突破南口、居庸关防线后，增加兵力以第五师团一部和第七混成旅团一部，绕过居庸关西进，企图从南翼迂回侧击长峪城、横岭城、镇边城一线国军防线。 8月17日，3000多名日军在炮火的掩护下，向禾子涧、老峪沟及石猴岭东碉楼猛扑，在镇边城东南的八五零高地与守军展开拼杀。经过一天的恶战，八五零高地东碉楼失守，第四师第十二旅旅长石觉率部会同第十旅一部向八五零高地东麓增援。8月19日晨，我守军奋力攻打突入黄楼院、骡子圈之敌，在经过多次冲杀之后，我守军终于堵上黄楼院溃口，夺回八五零高地。 8月22日，八五零高地再次失守，第七十二师四一六团团长张树桢在两个营长阵亡的情势下，亲率预备队发起抢占八五零高地的冲锋，他在胸部、腿部连中数弹后，仍高声命令团副率队继续冲锋。夺回阵地后，他坚持让卫兵扶上山，并坐在地上写报告：“八五零高地夺回来，职重伤不支，部队各口阵地，命团副……”，团副的名字尚未写出，便因失血过多，壮烈牺牲。 张树桢牺牲后， 四一六团一营官兵面对强敌进攻，顽强死守，终因后援无继，全营官兵全部战死在八五零高地，无一缴械投降。 吊末湖战斗 打破胶着全体官兵跃出战壕展开白刃战 日军在西线遇阻后，分兵一部，企图从我第四师和第八十九师防线衔接处突破，这个衔接处就是吊末湖，在这个衔接处布防的是临时组建的吴绍周支队。 8月16日，日军一个联队，在十二架飞机轮番轰炸后，对吊末湖吴绍周支队发起进攻，面对敌人的进攻，吴支队的官兵埋设地雷，诱敌深入，当敌人进入布雷区后，拉响地雷，然后机枪、手榴弹一起打过去，给日军打得猝不及防。当战斗进入胶着状态时，全体官兵跃出战壕，与敌人展开白刃战。工兵营长门长春手舞大刀，带领工兵营与敌人厮杀在一起，最终击退敌军。在这次战斗中，官兵阵亡400多人，重伤320多人。 提到南口战役的惨烈，多次到南口战役战场探查的北京昌平“历史发烧友”杨国庆提到一件让他不能忘怀的事。2012年8月26日，昌平区组织修缮黄楼院至高楼的一段长城，民工在施工时挖出一具遗骨，从遗骨头盔和旁边的遗物分析应该是南口战役牺牲的士兵，杨国庆听说后，急忙找到几名抗战史研究人员赶到现场，认定无疑，把遗骨掩埋了。杨国庆说，在吊末湖、骡子圈、镇边城等南口战役遗址，发现过许多当年参战官兵的遗骨，这些遗骨有些是当年被集中掩埋的。有的地方一下雨，土方塌落，遗骨就漏了出来。杨国庆曾自己出资，在遗骨掩埋处的黄花坡为这些死国难者刻了一块墓碑。“他们为了国家把命都豁出去了，咱做这点事不算什么。”杨国庆这样说道。
湘西会战简介：中国抗日战争由防御转反攻阶段
湘西会战也称雪峰山战役，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的最后一次会战。侵华日军此战目的是争夺芷江空军基地，故又称“芷江作战”。战争起于1945年4月9日，止于6月7日。在双方参战总兵力28万余人，战线长达200余公里。在王耀武指挥下，湘西会战取得了雪峰山大捷，歼敌3万余人。湘西会战最后一仗主战场为怀化溆浦县的龙潭镇、温水乡和邵阳市洞口县的高沙、江口、青岩、铁山一带。战役以日本军队战败而结束。湘西会战的胜利标志着中国抗日正面战场由防御转入反攻阶段。在中国正面战场上，中国空军首开反攻的先声.我军和美空军协同作战，不断袭击日本空军的重要基地，多次与敌40架以上的战斗机激战，并取得胜利.同时，频繁轰炸敌人的地面部队和各种军事目标，从海南到东北敌占区，从日本本土到南洋的敌海上交通线，都在我严厉打击之下.中国取得了制空权，为全面反攻的胜利奠定重要基础。1945年上半年，日军在中国广阔的战场上已陷入全面被动和被包围歼灭的狼狈境地.这时，中国战区最高统帅部已拟定出中国战区总反攻计划，调整了战斗序列，我正面战场从抵挡敌人进攻转入反攻.1945年3，4月间，日军为破坏我靠近前线的野战机场，纠集重兵向湘西发动进攻。1945年4月8日，敌第6方面军的第20军主力一部，在空军的配合下向湘西进犯，企图占领芷江空军基地.我军除第3，4两个方面军担任防御外，并将在缅北作战的新6军空运到芷江参加任总作战.我军对日军从逐次阻击到截击，夹击，将日军分割包围.在中国战区的中美空军，也集中力量于芷江方面.由于制空权完全被我牚握，日军陷入了手足无措状态，侵华日军中国派遣军新任总司令冈村宁次被迫于5月8日下令停止攻击，狼狈逃窜，我军乘胜反攻。至六月七日，日军所占地区全部收复，并毙，伤日军24000余人，取得了湘西会战的胜利。
枣宜会战对抗战的影响：抗战进入了最艰难的时期
枣宜会战是抗日战争相持阶段，日本军队驻武汉的第11军对中国第五战区部队发动的一场作战，会战以日军占领宜昌而结束。此次会战，日军虽占领了宜昌，但未能击溃第五战区的主力，而且遭到重创，伤亡1.1万余人。在枣宜会战中，国民党33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殉国。 日军显示了他们的战力远胜当时的国府军，按第十一军的战报显示,该会战日军伤亡仅约7000人,与之相较,我军承认的战损为:阵亡36983人,失踪23000人,负伤50509人,如换算伤亡比率,日军投入56个大队,伤亡约占有效作战兵力的12.5%,可我军投入之兵力约54个师,概约38万人,伤亡高达总兵力29%，或是,有效作战兵力的45%!---毫无疑问,我军战败!经此一役,第五战区主力元气大伤,且重要性急速下降,直到抗战结束都没有恢复,换言之,日军的企图达成了。 但是,五战区的作战计划基本上并无问题， 会战开始前，中国方面及时发现日军企图，正确判断日军进攻方向，采取了相应部署，准备在平汉路武胜关、广水段先发制敌，袭扰日军后方，威胁武汉，对日军进行战役侦察，破坏其企图。此计划虽好，但未能实现。会战第一阶段(襄东作战)以一部抗击日军，主力及时转移外线，控制于日军侧翼机动位置，使日军在襄东平原地区包围合击中国军队的企图落空，并乘日军返转之机，适时反攻，造成对日军第3师团的反包围。 日军在100多架飞机、200辆战车掩护下，突围而出;在3天的围攻中，装备较差的中国军队给予第3师团以严重杀伤，挫折了其锐气。在南线，第33集团军截击日军的部署也是对的，但兵力不厚，通信联络失密，致遭日军第13、第39师团的反扑，损失较大，总司令张自忠壮烈牺牲。他的精忠报国之志，足以引为全民族的骄傲，并永垂青史。总之，中国方面对第一阶段作战的判断和部署大体是正确的，从战场形势看，并未完全受制于日军，还保持着一定的主动性。出问题处在对我方部队战力估计的过高,，而实情是我军极度缺乏重装备。我军至少有三个军为敌重创,但日军只掳获山/野炮二十三门!只能靠人力硬攻,打击力严重不足,以致再次上演虽已对敌(第三师团)包围攻击,却无法将之全歼或重创的一幕。 第二阶段的作战却完全陷于被动。会战一开始，军事委员会和第五战区都估计此次会战不过是一年前随、枣会战的翻版，以为日军不至于以有限的兵力冒险向宜昌作远距离进攻，即使日军以一部西渡汉水，也仅是佯动，因而在全战役计划中根本未考虑河西作战，将河西主力放胆调到河东，连宜昌也无兵守备。第一阶段作战后，日军又从长江下游第13军调运3个步兵大队、1个山炮大队以加强第11军，并以6个汽车中队向前线运送大批作战物资，中国方面竟未发现，仍然处于麻痹状态，仍在等待日军自行东返。日军经过整补，突然转而向西，长驱直入。军事委员会和第五战区措手不及，仓猝调整部署，全盘顿时错乱，根本组织不起有效的防御，战略重镇宜昌的陷落自不可免。这对尔后的抗战，在军事上和心理上更增加了困难。这完全是统帅机关对日军战略和战役企图判断错误所造成。如能在全战役计划中顾及日军西犯的可能，控制较强的战役预备队;退一步讲，如能在第一阶段作战结束到日军西渡汉水的10天空隙时间内判明日军动向，调整部署于先，当仍可保持一定的主动性，给日军以更大打击，而减少己方的损失。 各战区之间以及战区内各部队之间缺乏积极主动的策应，也是导致此次会战失利的重要原因(这一弊病在历次会战中反复出现)。日军为遂行此次会战，从长江以南和长江下游抽调了大批部队，也就是说，从第九、第三战区当面抽走了大批部队，这使日军在其占领区内本来就很分散、薄弱的守备力量更加分散，更加薄弱。第九、第三战区如能乘此机会向当面日军发起强有力的攻势，必能收到较冬季攻势更大的战果，威胁日军后方，给第五战区以有力的策应。但第九、第三战区虽有所行动，却远不够积极、有力。蒋介石曾于5月3日致电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和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要他们“乘敌移动，予以一大打击……第九战区应乘虚蹈隙，进袭当面之敌，使第五战区作战容易……第三战区应加强沿江兵力，积极邀击敌舰，截断长江。”这一命令也未得到认真执行。同样，在第五战区内，军事委员会和第五战区也曾要求第21、第29、第31各集团军先发制敌，进攻日军后方，威胁汉口，确实截断平汉线，但这些训令发出后多未付诸实施，军事委员会和战区也未严格督查，因循了事。 枣宜会战历时近两个月，中国军队英勇抗战，沉重打击了日军，战役虽然最终失败了，但以张自忠将军为代表的中国爱国军人伟大的抗战精神给日军以强烈震撼。战役的失败也给正面战场造成了极为不利的影响。中国丢失了鄂北鄂西江汉平原富裕的产粮区，日军在宜昌修建飞机场对重庆等大后方地区狂轰滥炸，加上欧战的不利形势，种种因素的综合，极大影响了重庆国民政府的抗战意志，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悲观消沉局面，而这正是日本迫降政略中最希望看到的。 枣宜会战后是中国抗战最危险的时期。但同时，在这种形势下，激烈全国抗战士气、推动抗战继续前进的重任进一步落到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敌后战场上。
昆仑关战役简介：国民革命军投入最强战力大会战
昆仑关战役为抗日战争的大型战役之一，也是桂南会战国民革命军投入战力最强规模部队的一场战役。地点位于中国广西战略要点昆仑关，起始时间为1939年12月18日-1940年1月11日。1939年11月15日，日本军在北海湾龙门港登陆，攻占钦州、防城后，以一个师团又一个旅团的兵力于24日沿邕钦公路北犯侵占南宁。12月4日进占昆仑关，桂南会战打响。国民政府调集四个战区五个集团军的兵力参加桂南会战，以确保桂越国际交通线的安全。鉴于南宁在战略上的重要性，我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调集重兵，并以部分空军战车部队支援，决心以反攻作战收复南宁.北路军由徐庭瑶指挥，从宾阳方面向昆仑关进攻;东路由蔡廷锴指挥，从灵山，陆屋向邕江南岸及邕钦路作战，阻止日军丧增援，西路由夏威指挥，向高峰隘攻击，并阻击南宁出援之敌军。经过反复激战，昆仑关终为我军攻克。日军残部退守九塘。第三十八集团军中央军第五军奉命主攻昆仑关，12月18日凌晨战斗开始打响。12月30日第五军第三次攻克昆仑关，歼灭第21旅团5000余人，21旅团班长以上的军士官死亡达85%以上，击毙敌少将旅团长中村正雄。1940年1月上旬，日军由粤北抽调兵力到桂南进行反扑.1月27日，日军由南岸突破邕江，进占永淳.我守军与日军展开激战，克复永淳.到2月8日，日军相继攻陷昆仑关，进占宾阳，上林武鸣等地.此时，日军兵力分散，后方空虚，补给困难，时时遭受攻击，遂于2月9日起开始南撤.我军乘势不断给日军以打击.至11月30日，先后收复龙州，南宁，钦县，镇南关(今友谊关)。历时一年的昆仑会战结束.
秦始皇统一血一般代价：22场战役斩首敌人181万
秦国自孝公时，在法家思想指导下，从农战两个方面革新内政，争霸中国，经过几代君主的努力，终于以武力统一中国。在兼并过程中，普遍存在斩首现象，秦汉之际一致认为秦国是崇尚诈力的虎狼之国，鲁仲连更明确提出秦是弃礼义尚首功之国。对于秦国的斩首现象，清代史家梁玉绳作过一定研究，统计出秦国有记载的斩首数量是166.8万人，认为“史所缺略不书者尚不知凡几，从古杀人之多，未有如无道秦者也”。王玉哲先生认为秦国斩首数量在170万左右。学者们的统计的数据略有不同。本文力图针对秦国斩首现象作一考察。在前工业时代，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人口数量决定一个国家的张大程度，掠夺人口是战争的目的之一。军队是一个国家人口的精华部分，击败敌军，将战俘转化为本国的军队和奴隶是古代战争的常规做法。秦国违背常规，实行军功爵制度，将斩首数量作为调动士气、衡量军功和获得富贵的标准，使秦国成为一架效率极高的斩首机器，加快了兼并六国的进程。一、秦国斩首的原因考察战国七国中何以只有秦国崇尚斩首，大致可以从三个方面理解，强烈的帝王意识，军功爵制度和尚利尚勇的民风。首先，秦国历代君主具有强烈的帝王意识秦国僻处中国西部的落后地区，西周末年畜牧业仍是其主要经济活动。游牧文明崇尚武力，故秦国多勇士，马匹又是重要的战略资源，商周王室积极利用秦的强项以巩固自己的统治。早在舜时，秦之先祖大费负责为舜调驯鸟兽。三代时期至少七人以才力善御和养马服务于商周王室。身为家臣的秦人很难参与到商周贵族社会生活的核心层面，对礼乐仪式和文物充满神秘和向往。他们向往文明，但认识到的仅是礼乐文明的外在形式。由于秦人主要为王室提供娱乐和军事的服务，秦人理解不了权力地位需要品行和功德的累积。平王东迁，秦襄公因护驾送有功才获得了诸侯的地位，由家臣上升为贵族，“与诸侯通使聘享之礼”。终于可以体验向往已久的礼乐仪式，可以和贵族们平等交往了。春秋时期，王室衰微，称霸为主成为很多诸侯的政治追求，秦穆公更是跃跃欲试。他以挺进中原为目标。但其计划因崤之战而被晋阻挡，只称霸西戎。东方六国以夷狄之国待之，对其持敌对防范的态势。穆公后秦国内政的混乱到献公告一段落。秦国兼并天下的大业于献公时期启动。其子孝公对“秦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翟遇之”，深以为耻，效祖(穆公)法父(献公)任用商鞅，变法图强，国力大增，奠定了秦国兼并六国的政策和制度基础。以后的历代秦君，均以称王为目标，秦惠文君在为君14年改称为王，秦武王曾言:“寡人欲容车通三川，窥周室，死不恨矣”，秦昭襄王在公元前288年自封为帝，秦始皇自称始皇帝，封禅泰山，巡行全国，刻石立碑。秦国历代的统治者对成为帝王充满渴望，迫不及待，毫无顾虑，只求效率。秦孝公对商鞅提出的帝王霸强的四种不同方案只对强国之术感兴趣。任用商鞅实行以法家思想为指导的改革，奠定秦国吞并天下的政治经济文化基础，农战成为秦国政治的核心。第二，军功爵制的推行爵位起于三代，西周统治者根据血缘亲疏，军功大小和部族势力强弱等条件来授予爵位而分享亡商的胜利果实，维护新的统治秩序。但西周的分封是一次性的授爵，分封之后便是世袭继承。春秋战国时期，礼乐征伐先后由诸侯、大夫、家臣而出。这些新兴力量需要新制度调动社会资源为已所用。所以，春秋以后，按军功贡献授爵日益代替世袭制，奖励军功成为战国时期各国改革的共同内容。李悝在魏国变法，“食有劳而禄有功”，吴起在楚国的变法，“使封君之子孙三世而收爵，绝减百吏之禄秩”，燕国有“公子无功不当封”的制度。秦国实行的军功爵制最系统最具体最可操作，基本特征如下:军功爵位有20等，授爵和增爵一级的一般条件是斩首一个。不同爵位占有相应数量的土地、宅地、赋税、奴隶，在公共活动中享有相应的饮食标准。爵位还可以用来为自己或家人赎罪赎身等。这样士兵一斩首一富贵(土地财富权利)三者形成了一个循环。秦国的军功爵制授爵的唯一标准是士兵斩首的数量，占有土地奴隶，获得赏赐，赎罪赎身都和爵位有直接关联。爵位成为富贵权力的核心，生活所有的一切都附着在爵位上，而获得爵位的唯一条件是斩首数量，这样军队的战争热情便被调动起来。秦国军功爵制度配套政策完备。军功爵制的目的是垄断人们的改善政治经济地位的手段，如果获利多途，军功爵制度的作用就会被消解。秦国在经济上重农抑商，要想致富必须依赖土地，要获得土地必须去上战场上斩敌之首以换取爵位。 秦国建立了以十伍为单位的户籍制度，实行连坐让国民互相监督;焚烧诗书以愚昧国民。而齐国文化和商业发达，赵国盛行盗墓和娱乐业，秦国则不存在这些消解军功爵制作用的问题。秦国的相关政策为军功爵制构成坚实的支持，不会因其他的漏洞脱空。第三，重农尚武华戎杂糅的民风秦国地处西陲，本为游牧之国，穆公称霸西戎，增加了少数民族文化在秦国的成分。因此秦国的文化杂糅华戎。重农尚武，民风质朴彪悍。核心地区在并渭谷地，好稼穑植五谷，农业发达，民风朴质无华，不崇文礼。秦国版图广阔，很多地区戎狄之风浓厚。“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习战备，高上气力，以射猎为先。”以秦尚农好武朴质无华之民风，加之以严格的管理，形成惊人的组织力量。荀子说:“入境，观其风俗，其百姓朴，其声乐不流污，其服不佻，甚畏有司而顺，古之民也。及都邑官府，其百吏肃然，莫不恭俭、敦敬、忠信而不口，古之吏也。人其国，观其士大夫，出于其门，人于公门;出于公门，归于其家，无有私事也;不比周，不朋党，倜然莫不明通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观其朝廷，其朝闲，听决百事不留，恬然如无治者，古之朝也。故四世有胜，非幸也，数也。是所见也。故日:佚而治，约而详，不烦而功，治之至也，秦类之矣。”关于其他各国风俗的大致情况，严耕望先生概括说:“齐国滨海，工商发达，政治无约束，其民活泼，较富厚，富知识。鲁宋梁陈地居河南大平原，以稼穑桑麻为业，其民又深濡旧文化传统，故节俭好蓄藏，敦厚重义多君子。卫及三晋地在太行东南，大河内外，居天下之中，四方交汇，民风不纯。其旧风大抵刚武尚气，轻于走险，赵卫尤甚。楚民轻剽，悍勇而伐韧性。”由于民风不同，秉性各异，加之以不同的管理手段，便造成了各国军队战斗力的不同。其中秦国的民风对军功爵制最为支持。从获利致富的角度言，齐国靠工商鱼盐，赵国靠抢劫盗墓，卖艺王侯。鲁宋梁陈地居河南大平原，以稼穑桑麻为业，其民又深濡旧文化传统，故节俭好蓄藏，楚越南方气候条件好，资源丰富，无冻饿之患。秦国重在农业和畜牧，农重土地，畜牧尚弓马，商业不发达。比较而言，除了秦国以外，其他国家获得生存资料致富渠道较多，唯独秦国只能依靠农业。只要秦国政府控制住土地的分配，也就控制了国民的生存问题。秦国实行军功爵制，以斩首数量授予爵位，以爵位分配土地。秦国国民要想占有土地致富必须去打仗，荀子说这是非斗无由。而在其他国家除了斗以外还有其他手段。在习性上，齐国政治自由，文化发达，怯于公战，鲁宋尚儒，楚人缺乏韧性，赵人慷慨悲歌，很难有效地组织起来，在战场杀敌斩首。而秦民质朴无华，重农尚勇，不尚文礼，追求现实利益。推行军功爵制难度较小。秦国的军功爵制既适合秦国重农尚武的民风，又垄断了秦民致富的途径，所以秦国人民将战争视为获利之途，闻战相贺，战斗热情被大大激发。苟子在比较了各国的制度后说:“秦人其生民郏口，其使民也酷烈，劫之以口，隐之以口，忸之以庆赏，酋之以刑罚，使天下之民，所以要利于上者，非斗无由也。口而用之，得而后功之，功赏相长也，五甲首而隶五家，是最为众强长久，多地以正，故四世有胜，非幸也，数也。故齐之技击，不可以遇魏氏之武卒;魏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锐士。”各国军队中战斗力最强的是秦国，而强的根源在于秦国的制度创新，将战争简化为斩首数量，将社会生活简化为爵位，使斩首成为授爵的唯一条件。这样秦国就被制度改造成一架动力十足便于驾驶的斩首机器，通过吞噬其他国家人民的生命实现了对全国的兼并。二、秦国斩首统计表关于秦国的斩首的材料主要在史记中，公开的出版物中只有梁玉绳先生根据史记作过统计，笔者依据中华书局出版十卷标点本《史记》作出完整的秦国斩首数量统计表如下(上页图)上表囊括了在《史记》当中透露出的秦国斩首的所有信息，22个战役斩首累计181万人。据《史记六国年表》统计，秦国发动的战役共有93次，由六国发动的战争有38次。71次战役没有透露斩首数量。目前关于秦国斩首数量记载的制度并不清楚，但可以肯定的是这71次战役不可能不斩首。由于秦斩首数量巨大，并使斩首制度化，鲁仲连才说秦是弃礼义尚首功之国，“裴因集解”引用了蜀汉文臣谯周的话:“秦用卫鞅计，制爵二十等，以战获首级者计而受爵。是以秦人每战胜，老弱妇人皆死，计功赏至万数。天下谓之‘上首功之国’，皆以恶之也。”《秦律封诊式》中记载两件事，一是士兵为争夺首级而自相残杀，另一个是秦国士兵割下阵亡战友的头颅以充战功。这两个案例为鲁仲连和谯周的分析作了最有力的旁证。为增加斩首数量不惜自相残杀和宰割阵亡战友，足见秦国军队的斩首热情。秦国在兼并战争中，斩首的实际数量远远超过可查的181万，既不利于当时生产力的发展，为当时无数个家庭带来难以弥补的身心痛苦。 秦国以武力吞六国，实现了对全国的占领。为美化战争，使秦朝合法化，秦始皇将兼并战争描述成从战乱的六国中解放人民的战争，并在各地的刻石大肆宣扬。琅琊石刻日:“帝之德，存定四极。诛乱除害，兴利致福。节事以时，诸产繁殖。黔首安宁，不用兵革。六亲相保，终无寇贼。”据《史记六国年表》统计由秦国发动的战争有93次，六国平均每个国家发动战争6.3次;秦国在22次战争中斩首数量就达181万。战乱死亡本由秦国造成，秦始皇却将自己的祖先和自己给社会造成的灾难加到六国头上以作为武装兼并合法化的理由。先秦至汉初的人们普遍认为秦国是尚诈力弃礼义的虎狼之国，可见，秦始皇通过巡游刻石美化自己的宣传作用并不大。武帝以后，人们认可了大一统的皇权专制形式，因而对开此政局的秦国统一全国的真正原因和手段不再深究，而是以“马上打、马下守”的观点肯定秦国武力兼并的合法性。关于秦国统一的原因流行的观点是:顺应了人民的要求，符合人民的愿望，是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如果将秦始皇的几幅石刻所表达的思想和上面的观点比较，就会发现流行的观点是在按照秦始皇的思路理解问题，只不过是表达的方式不同罢了，刘泽华先生对此提出质疑(参见刘泽华先生的《中国王权主义》一书)。如果没有间谍活动配合下的战争和大规模的斩首，秦国兼并六国的过程可能极为漫长。认识到战争和斩首的作用，会使我们对秦国胜利原因的认识更接近历史真实。
宋灭后蜀战争：十四万人齐解甲 更无一人是男儿
乾德二年(公元964年)，范质、王溥、魏仁浦三相一起请辞，遂免其政事;赵普出任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太祖又任命薛居正、吕余庆为参知政事。朝廷的中枢机构就此形成。 自从听取了赵普的意见之后，宋太祖无时无刻不在思考如何攻取后蜀。消息传到成都，后蜀主孟昶十分惶恐。丞相李昊劝孟昶向宋朝贡，避免战争。孟昶的近臣王昭远却认为入蜀道路艰险，宋军无法到达，不必称臣进贡。孟昶决定增加水陆兵马，防守要塞。王昭远建议和北汉联合，夹攻宋。孟昶派赵彦韬将一封用蜡封的信送去太原。赵彦韬却将信送去了汴京。 太祖看了孟昶的信，找到了进攻的借口。这年十一月，太祖任命王全斌为西川行营凤州路都部署，崔彦为副;刘光义为归州路副都部署;王仁赡、曹彬为都监，率领六万人，分路入蜀。 众将领旨兵分两路出发，一路由王全斌和崔彦进率领，从凤州出发;另一路由刘光义和曹彬率领，从归州出发，浩浩荡荡杀向西川。 孟昶听到警报，任命王昭远为都统，赵崇韬为都监，韩保正为招讨使，李进为副率军抵抗宋军。王昭远夸下海口说：“这次出兵不仅要打败宋军，就是进军中原也不在话下。” 王昭远以诸葛亮自比，手拿铁如意，指挥大军起程出发。他刚到罗川，王全斌已攻克了万仞、燕子二寨，又进攻兴州。王昭远派韩保正、李进率五千兵马前去抵挡。韩、李领军到三泉寨，遇到宋军先锋史延德。李进、韩保正双双被史延德擒去，五千蜀兵被全歼。三十万石军粮成了宋军的战利品。 王昭远听到消息，在罗川布阵迎战。史延德等到崔彦进来会合才继续前进。他们远远就看见蜀兵沿江安营，江上还有浮桥。宋军抢占浮桥，争先恐后冲过桥去。王昭远吓得魂飞魄散，退守漫天寨。 崔彦进兵分三路，同时进发，在漫天寨击败王昭远。王昭远向西逃窜。宋军得到许多武器粮草。崔彦进带领部队继续向成都进发。后蜀军节节败退，退守剑门关。 刘光义、曹彬率领另一路宋军，攻克夔州(治今重庆奉节县)，继续西进，沿途万州(治今重庆万县市)、施州(治今湖北恩施)、开州(治今重庆开县)、忠州(治今重庆忠县)纷纷投降。 王全斌听说东路军大捷，立即进攻益州，途中俘获蜀中侦察兵，打听到入蜀道路。王全斌从来苏直奔青强，又分兵给史延德，让他偷袭剑门关。王昭远听到青强告急，让偏将留守剑门关，亲自带领大部队到汉源坡，阻击王全斌;还没看见王全斌的影子，剑门失守的消息已经传到。王昭远吓得魂不附体，行为失常。 王全斌、崔彦进已从青强杀到，大败蜀军，活捉都监赵崇韬和王昭远，蜀军已无力抵抗。 孟昶正与宠妃饮酒取乐，接到大败的消息，酒都吓醒了，急忙招募士兵，任命太子玄喆(zh)为统帅，李廷、张惠安等为副将，赶赴剑门关，支援前军。孟玄喆带着美女行军，仿佛是在游山玩水，刚到绵州就听到了剑门失守的消息，仓皇逃回成都。 孟昶向群臣问计，丞相李昊建议献土投降。孟昶命李昊写降书，派伊审征送给王全斌。王全斌派康延泽带领一百骑兵，跟着审征到成都，宣读太祖的圣旨，查封府库。第二天，孟昶亲自出宫门到郊外升仙桥宋营，以亡国之礼拜见宋军统帅王全斌。王全斌即率大军进入成都，刘光义的兵马也前来会合。此时为乾德三年(公元965年)正月。 自王全斌等于宋发兵至孟昶出降，才六十六日，后蜀即平。后蜀从公元933年受后唐封为蜀王(次年称帝)，至公元965年被北宋灭亡，共历二主，三十三年。 再说宋太祖接到孟昶的降表，便任命吕余庆担任成都知府，命孟昶速率家属，进京授职。孟昶不敢怠慢，很快就到了汴京。太祖在崇元殿接见孟昶，封孟昶为检校太师兼中书令，授爵秦国公，对孟昶家眷都有封赏。后蜀的所有俘虏全部释放。 孟昶带着妻妾进宫谢恩。孟昶的妾花蕊夫人国色天姿，艳丽非凡，并能赋诗填词。此时，太祖继后王氏已去世。太祖见了花蕊夫人这倾国倾城的美人儿，顿时觉得六宫妃嫔都索然无味。 一夜，太祖召孟昶进宫宴饮，直到深夜才告别回家。第二天晚上，孟昶突发疾病，胸口好像有东西堵着，不能吞咽东西，医生换了好几拨，没有丝毫效果。几天后，一命呜呼。太祖罢朝五天，由朝廷出钱厚葬孟昶，追封他为楚王。 孟昶的丧事办完，花蕊夫人等进宫谢恩。太祖将花蕊夫人留宿宫中，第二天，册立花蕊夫人为妃。 宋太祖得了花蕊夫人，就像得到了活宝贝，一退朝，就和花蕊夫人饮酒作乐，或看花蕊夫人绘画、题诗，享受着和平的快乐时光。 宋太祖久闻花蕊夫人擅诗，即令赋诗。花蕊夫人即献《述国亡诗》一首，倾吐心声：“君王城上竖降旗，妾在深宫那得知?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原来宋师攻蜀仅六万人，蜀军虽守却有十四万之众;后者却迅速缴械投降，令花蕊夫人为之羞愤。此诗一出，太祖却拍手叫好，后世诗评家也多以激赏。 不过，很快就从川中传来急报，文州(治今甘肃文县)刺史全师雄起兵作乱，王全斌屡战屡败，向朝廷求援。 原来是王全斌入蜀后贪酒好色，不理军务，放纵部下掳掠女子，抢劫财物，蜀中百姓无不怨恨。太祖调蜀兵进汴京，王全斌竟然克扣士兵的盘缠。乾德三年(公元965年)三月，蜀兵到达绵州，揭竿而起，自称兴国军，响应者达到十多万。他们胁迫文州刺史全师雄为兴国军元帅。王全斌派朱光绪前去安抚。朱光绪乱施淫威，全师雄家族除全师雄的一个女儿，因姿色可人，被他霸占免于一死外，全遭杀害。全师雄被激怒，率军攻占彭州，自称兴蜀大王。川中百姓，群起响应。崔彦进和弟弟彦晖分路前去征讨，屡战屡败，崔彦晖阵亡。王全斌又派张廷翰去援助，也被打败逃回成都。成都一片混乱。 王全斌怕成都城中的二万七千名后蜀降兵响应乱军，将他们全部诱杀。川中兵民，争相抗拒宋军，西川十六州，同时变乱。王全斌无法可想，一面向朝廷求援;一面派刘光义、曹彬带兵征讨全师雄。 刘光义廉洁，曹彬宽厚。他们入川时秋毫无犯，深得民心。他们从成都出发，在新繁与全师雄遭遇，两军对阵，全师雄军中许多人向刘、曹投降，全师雄无法控制，只好撤退。军队往后一撤，局势就更难控制，宋军如潮水般扑上去，乱兵纷纷放下武器投降，抵抗者非死即伤。全师雄在金堂病死，群龙无首，叛乱被平定。此时已是乾德四年(公元966年)夏秋之际。 平定全师雄叛乱后，宋在西南地区声望更高，西南各少数民族也纷纷归附宋朝。 王全斌回京，被降为崇义节度留后，其他入蜀将领也被降职;只有曹彬因清廉有功，升任宣徽南院使，刘光义也受到嘉奖。 太祖想立花蕊夫人为皇后，赵普谏阻。太祖选左卫上将军宋偓十七岁的女儿进宫。宋太祖的年号乾德，前蜀曾用过，太祖遂诏令将乾德六年(公元968年)改为开宝元年。开宝元年(公元968年)二月，宋太祖立宋氏为后。 宋氏进宫，就冷落了花蕊夫人。花蕊夫人因怨成病，郁郁而终。太祖下令以贵妃礼安葬。
临浮战役：陈赓大将巧计全歼敌御林军第一旅
所谓“天下第一旅”，即国民党嫡系胡宗南精锐部队整编第一师第一旅，是蒋介石的警戒部队。中将旅长黄正诚曾留学德国，住过希特勒的军事学校，态度傲慢自负。该旅全副美式装备，训练有素，可谓蒋军中嫡系之嫡系，故被称为“蒋家御林军”“天下第一旅”。 1946年8月，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第10旅和纵队的其他各旅一起参加了同蒲战役，接连攻克洪(洞)赵(城)霍(县)灵(石)汾(西)等5城及广大乡村，控制铁路130公里，将太岳吕梁两个解放区连成一片，为继续歼灭国民党军队王牌部队“天下第一旅”开辟了广阔的战场。 9月23日，29团(成都军区某装甲团前身)接到上级第10旅命令：“等敌第一旅旅部及第一团进至陈堰村后，立即切断其退路，准备在23日黄昏参加围歼战。”团政委吴效闵当即带着部队由临汾进至陈堰村。在陈堰村西北一个高坡上，吴效闵用望远镜观察，发现前面黄尘滚滚。原来，黄正诚旅正往陈堰村开进，企图依托村寨固守。29团立即按预定作战命令向敌人发起攻击。第1营由西门、第2营由北门攻进陈堰，第3营则布置在村外作预备队，防止敌人从西南方向逃跑。从西门冲进村内的第1营发现敌人正在捉鸡杀猪、架锅做饭，冲在前面的3连一个猛扑，活捉了200多个俘虏。 激烈的争夺战在陈堰村内展开。敌在我数路对进、穿插分割、猛烈攻击下节节败退，并企图向西南方向突围，被3营用机枪、手榴弹挡了回去。敌人退缩至巷子和院子里作最后的挣扎。24日凌晨4时总攻发起，惊天动地的炸药包响了，就近射击的山炮响了，接着冲锋号、手榴弹的爆炸声、枪声和相互联络的哨声交织在一起，敌人固守的4个院子很快被攻下3个，残敌被压缩在最后一个院子里。 29团4连在炮火支援下攻了进去。4连5班班长李新田带着战士吉万才、时来亮冲进了大门。院子的正面是一排4个大窑洞，离大门不远的地方有一堵矮墙，他们利用矮墙作掩护，一边朝窑洞投手榴弹，一边向敌人喊话：“缴枪不杀，赶快投降!” 一颗颗投到窗口的手榴弹爆炸了，窑洞里的敌人吓得高声大叫：“不要打了，不要打了!我们缴枪，我们缴枪!”枪一支一支被扔了出来，并走出来七八个敌人。接着又有一大群国民党官兵分别从4个窑洞里走出来，垂头丧气地站在院子里，共130多人。有一个下身穿黄哔叽马裤、短皮靴，上身却穿着一件士兵服、戴着眼镜的大个子躲在人群后面，他的奇异穿戴没躲过团政委吴效闵的目光。在吴效闵的追问下，他承认自己就是黄正诚，原想换上士兵服装逃跑，可刚换好上衣就当了俘虏。 黄正诚被指认后，干脆脱了士兵上衣摆起了架子，甚至还不服气地说：“这不算失败，是你们违反战术规则，我们还没有拿起枪、架起炮，你们就偷偷摸摸进来了。”黄正诚的话引来了官兵的大笑。 29团采取声东击西、穿插迂回、利用夜暗直捣敌穴的战法，一举捣毁“天下第一旅”旅部，歼灭其直属队，活捉中将旅长黄正诚、少将参谋长戴涛、少将参谋处主任顾铁、旅一团少将团长刘玉树，毙伤敌人2000余人，俘敌2500余人，缴获山炮4门、火箭炮7门、重机枪30余挺、斯登手提式冲锋枪200余支、其他枪械和军需物资无数。 此战威震太岳，是解放战争时期我军对蒋介石军队嚣张气焰打击较为沉重的一次成功战斗，受到了党中央、毛主席的高度赞扬。二野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夸赞道：“如此一举歼灭‘天下第一旅’，出乎意料，29团立了奇功!”
太原保卫战：李光弼与史思明10万大军血战50多天
战前形势唐玄宗天宝十四年(755年)十一月，河北、卢龙、河东三道节度使安禄山在范阳发动叛乱，率精兵15万南下。同时派将军何千年至太原，以献俘为名，诱太原尹杨光瞓出迎，随即掳走处死。十二月，渡黄河，占东京(今河南洛阳市)。玄宗派高仙芝领兵5万御敌，又命宦官边令诚监军。唐将封常清率领的队伍未经训练，屡战屡败，便为高出主意：敌强我弱，不能再战，必须坚守潼关，否则长安难守。高便死守潼关，使安部无法前进。边令诚不懂军事，却乱加干预，高不听从，便上奏诬陷，玄宗居然下令处死高仙芝、封常清。起用病休在家的哥舒翰，命他率兵8万讨伐安禄山，会攻洛阳。此时，唐朔方节度郭子仪率军围攻安禄山占据的云中(今山西大同市)，攻占马邑(在今山西朔州市)。河北常山颜杲卿联络河北17郡起兵反安禄山，切断安的归路。安禄山命史思明、蔡希德各领1万人，自南北两路夹击常山，颜向新任的太原尹王承业求援，王坐视不救。天宝十五年(756年)正月，常山被安部攻下，颜杲卿遇害，河北大部沦陷。唐玄宗命郭子仪撤围，回朔方取兵会攻东京，命郭部大将李光弼率朔方兵1万出井陉，攻河北。二月，占领常山，击败史思明军。史思明断绝李光弼粮道，李光弼向郭子仪求救。四月，郭发兵出井陉，与李光弼联合打败史部。安禄山派5万余人援史，五月，在嘉山被郭、李打败，死4万余，河北10余郡又归唐有。郭、李上书给玄宗，要求北取范阳，安部军心必乱，一定要固守潼关，不可轻出。然而玄宗却听信杨国忠谗言，逼迫哥舒翰出兵。六月八日，哥舒翰军被打败，3万士兵只有8000余逃进潼关，哥舒翰被俘。九日，潼关沦陷。十三日，唐玄宗逃离长安，京城落入安禄山之手。郭子仪、李光弼将部队撤回井陉。杨国忠的坏主意，葬送了大好形势，也葬送了他和杨贵妃的生命。七月，唐肃宗在灵武即位，改元至德，郭子仪领兵5万赶至灵武。八月一日，肃宗任命郭子仪为武部尚书、灵武长史，以李光弼为户部尚书、北京留守。李光弼带领5000兵马赴太原。李光弼守太原李光弼与郭子仪同为平定安史之乱的名将，当时有“李郭”之称。他的祖先本是契丹酋长，他勇敢善战，“以奇用兵，以少败众，治军与郭不同，郭尚宽，李尚严，发号施令之时，“诸将不敢仰视”。他到太原上任之前，皇上以原太原节度使王承业军政不修，派御史崔众收其兵，然后移交给李光弼。崔众收兵后，常当堂持枪欺侮王承业，光弼到后，又不立即交兵，光弼毫不客气地命部下将他扣押起来。正好皇上派宦官来，要晋升崔众为御史中丞，问光弼“崔众在哪儿？”光弼说：“众有罪，已拘捕。”宦官打开圣旨给光弼看，光弼说：“我今天只准备斩御史，如果宣布诏书，我说斩中丞，如果任命他当宰相，我就斩宰相。”吓得宦官收起诏书而回，第二天，光弼将崔众押到碑堂下斩首，威震三军。至德元年(756年)十一月，安禄山派史思明、蔡希德、高秀岩、牛廷介四员大将，分别从定州、上党、大同、幽州，领兵10万，围攻太原。当时李光弼精兵都已调赴朔方，手下只有乌合之众，还不满万人。史思明得意地对诸将说：“太原屈指可下，太原一攻占，朔方、河、陇可鼓行而下。”光弼部下颇感惊慌，要求赶快修城。光弼说：“太原城周围40里，敌人很快就到，现在修城已来不及。”于是率领战士和百姓到城外挖壕沟，又用所挖土做了几十万块砖坯，存放城内。等敌兵攻城，光弼一边守城，一边用砖坯加高城墙，哪里有损坏，立即运砖坯补上。敌兵攻不进城，便在城外叫骂，光弼在军中招募到善修地道的士兵3名，让他们率兵连夜修地道，通到阵地前，当敌人叫骂之际，将士突然伸手拽住敌将的脚，拖进地道，拉到城上斩首，从此敌将不敢逼近城墙，走路都要看一看地面，害怕又冒出“地藏菩萨”来。光弼又赶制大炮，发射巨石，等敌人逼城，一发即可击毙20多人。敌人损失十分之二三后，在离城数十步外扎营，将太原团团围住。光弼派人约期投降，同时挖地道至敌营周围，到期，光弼在城上派偏将率数千人出城，装作投降模样，敌正举目张望之际，营中忽然地陷，1000余人被埋入土中，敌营大乱，光弼之军乘机攻杀，俘斩万人。史思明派人从山东赶运攻城设备，走到广阳(在今山西平定县南)被光弼派将袭击，将敌护兵3000人全部消灭。史思明围攻一个来月，不见成效，又挑选精锐作游兵，布置他们“我带大兵攻北边时，你们就到南面，我攻东，你们就到西，一有空子，就乘机攻进城去”。然而光弼军令严整，守兵不论敌人进攻与否，都严加防范，使敌无隙可乘。至德二年(757年)一月七日，安禄山被其子安庆绪杀死，庆绪继承帝位后，调史思明归范阳，留下蔡希德继续围攻太原。二月，李光弼乘敌松懈之际，组织敢死队出击蔡希德，大获全胜，杀敌数万，蔡扔下军资器械，狼狈逃窜。至此，50多天的太原保卫战胜利结束。在这期间，李光弼一直在城东南角帐篷中住宿，一有情况，立即起来应对，路过府门，也不去看一下妻子儿女，敌退三日，处理完兵事，才回府第。保卫战胜利的原因和意义太原保卫战是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战斗。史思明有10万精兵，而李光弼兵力不足1万，还是乌合之众。史思明向以骁勇闻，蔡希德“有才略”，其“谋略、果断、英武”胜过史思明。在太原战前，天宝十五年(756年)二月，李与史、蔡曾较量过，当时李率精兵1．3万人，自井陉出兵攻占常山，史率2万余骑围攻40多天，断绝李的粮道，李向郭子仪告急，郭率兵2万和李联合作战，才将史、蔡打败。而太原之战比起常山更艰苦，敌我力量悬殊，而且外无援兵，条件恶劣，犹能取胜，不能不归功于李光弼的指挥有方。太原是唐室发祥之地，建为北京、北都，太原保卫战的胜利意义甚大。守住太原，唐朝可随时出兵井陉，截断安禄山的归路，安军有后顾之忧，就不可能全力攻击灵武的肃宗政权，这为唐室复兴，最终平定安史之乱奠定了基础。反之，如果太原落入安史之手，河东、河北、河南连成一片，同时向山东、陕西扩展，安史完全可能像后来的金朝，占有整个北方，如果不能进而统一全国，也可拥有半壁江山，使全国一分为二。可见，太原保卫战是安史之乱的8年中至关重要的一仗。
金灭北宋之战：宋徽宗吓得直接禅位儿子后逃离
灭辽之后，金人一鼓作气，如入无人之境一般，迅速攻入宋境，包围宋都汴梁。被派去太原祝贺金人俘获辽国皇帝的大太监童贯，没高兴几天，刚刚出了一口恶气，看见本来是同一战壕战友的女真哥们对待自己还不如先前辽国人有礼，不仅随意叱骂耻笑自己，金军还搂草打兔子，不停地收纳辽国城池，连陷宋朝土地。已被封为广阳郡王的童公公再也不要那本来就没有胡子的老脸，趁金国人不注意，一口气逃回东京汴梁。宣和七年，惊吓过度的宋徽宗下“罪已诏”后，把帝位内禅给皇太子，自称太上皇。宋钦宗登基后，改年号为靖康。 金朝初围汴梁之时，兵力不过五万人。太常少卿李纲劝阻了被吓得肝胆俱裂的徽宗、钦宗父子，主持城防，有效阻挡了金兵的攻势，加之各地勤王兵马纷纷来到，总数有二十万之多，形势对宋朝非常有利。如果将师有方，兵民得力，再加上二帝能临机决断，双方夹击，一举攻灭金军主力绝非什么难事。然而，赵佶父子的文弱和怯懦估计是遗传显性因子，加之平时一起诗文唱和、主持朝政的大臣多数是“主和派”，钦宗下令各地勤王兵马绝不能进攻金军，并割中山、太原、河间三镇给金国，金银财宝孝敬无数，并尊金主为“皇叔”，才换得金人暂时的撤围。 金军北退后，宋钦宗虽然把童贯枭首都市，贬斥蔡京一帮奸佞贼臣，心有余悸之下，也同时罢免了守城有方的李纲，贬之为保靖军节度副使，建昌军安置。李纲这个人日后为南宋理学和民间演义逐渐渲染，慢慢成为完美的“忠义英雄”，其谏劝宋帝不要逃跑的言语，也为后世忠臣所不断引用：“天下城池，安得有如都城者?且宗庙社稷百万官民所在，陛下舍此又将安之?” 其实，明代大儒黄宗羲以及史学家陈登原都清醒地指出，皇帝从都城逃跑避难，确实有再造国家的机会，唐玄宗、唐代宗、唐德宗皆是先例。“恨其时之小儒，未能知晓大义，执李纲之一言，未敢力争”，黄宗羲上述话是把宋钦宗父子的“枯守都城”当成了反面教材。其实，与李纲同为朝臣的邓肃就对他有过公允的评价，“(李)纲学虽正而术疏，谋虽深而机浅。”南宋高宗也有言：“朕以其人，心虽忠义，但志大才疏，用之必亡国!” 贪心不足的金军也非真的撤军，一个月不到，又兵分两路杀个回马枪，合围汴梁。 当时大风苦寒，雨雪交下，兵临城下，此时此刻，一直深养于宫内的宋钦宗终于冒出一丝血气，“帝被甲登城，以御膳赐士卒，易火饭以进，人皆感激流涕。”感召之下，宋朝兵民踊跃抗战，双方攻杀相当。由于先前的各路勤王兵马来不及赶回，宋都城只有三万禁卫军和未经训练的居民，不久就因激战死掉大半，汴梁逐渐不支。由于大雪奇寒，守城士兵冻死甚多，活下来的人也被冻得几近僵仆，手指都几乎不能持兵器。无奈之余，宋钦宗在禁庭内光着双脚跪在地上，祈祷老天开眼放晴。大概是时运已去，宋钦宗叫天不应，呼地不灵。“大风自北起，俄大雨雪，连日夜不止。”关键时刻，徽、钦二帝使出最后一招“杀手锏”，事实记明也是最臭的一着——轻信妖人道士郭京能用“六甲法”御敌，“尽令守御人下城，大启宣化门出攻金人，军大败。”本来，如果困守坚城，拖延时日，争取时间，四周勤王兵到，很有可能致金兵解围。现在，反而驱使为数寥寥又因冻饿而战斗力奇差的守御军大开城门出战，面对身强力壮、适应寒冷天气作战的金兵，无异于驱弱羊入狼口，结果是不判自明，宋兵立马就纷纷被金兵刀砍斧剁，横死一片，血肉狼籍。城门上穿着一身奇装异服、口中连连念咒的郭京一看如此情势，忙称要去城下作法，带着剩下的兵丁慌忙逃去。“金兵登城，众皆披靡”。京城失陷。 北宋灭亡之前，虽经徽宗二十多年折腾，社会经济依旧达到高度的发展阶段。笔者不想用枯燥的统计数字来一一陈列北宋的富饶、先进，只引两首宋徽宗自己的清词就足以形容宋王朝的繁盛、富足： 罗绮生香娇上春。金陵开陵海，艳都城。宝舆回望翠峰青。东风鼓，吹下半天星。万井贺升平。行歌花满路，月随人。龙搂一点玉灯明。萧韶远，高宴在蓬瀛(《小重山》) 宫梅粉淡，岸柳金匀，皇州乍庆春迥。凤阙端门，棚山彩建蓬莱。沉沉洞天向，冕宝舆、还花满钧台。轻烟里，算谁将金莲，陆地齐开。触处笙歌鼎沸，香鞯趁，雕轮隐隐轻雷。万家帘幕，千步锦锈相挨。银蟾皓月如昼，共乘欢、争忍归来。疏钟断，听行歌、犹在禁街。(《声声慢》) 花城人去今萧索，春梦绕胡沙 金兵命宋徽宗郊迎，作为孝子的宋钦宗此时倒是有帝王气度，说：“上皇惊忧成疾，朕当亲往。”奇怪的是，汴梁城陷之后，连日大雪忽停，一朝放睛。 不久，金人囚宋徽宗、宋钦宗及皇太子于青城，作为人质，大索金帛子女，并随意斩杀宋朝守城将士和文武百官。金人共勒索黄金一千万锭，白银两千万锭，绢一千万匹，并多次在宋朝官员“协助”下入城搜括，劫取了无数宝物，大约有北珠四千斤，玛瑙一千二百斤，水晶一万斤，象牙一千四百六十座，其他杂物无算。 总以为在满足金人一切要求后能苟延残喘，以“儿皇帝”名义继续统治。不料，靖康二年四月，金人立张邦昌为傀儡皇帝，驱持宋徽宗、宋钦宗、皇后、皇太子及宗室、百官北行，“凡法驾、卤薄，皇后以下车辂、卤薄，冠服、礼器、法物，大乐、教坛乐器、祭器、八宝、九鼎、圭璧，浑天仪、铜人、刻漏、玉器、景灵宫供器，太清楼秘阁三馆书、天下州府及官吏、内人、内侍、技艺、工匠、娼优，府库蓄积，为之一空。” 北去途中，平日里锦衣玉食，只知品茶饮酒、作词度日的宋徽宗眼见周遭三千多宗室男女一路上任金兵杀戮、凌辱，心中凄凉肯定无法诉说，从下面诗词中，可以窥见其忧惧、悲凉之一斑： 彻夜西风撼破扉，萧条孤馆一灯微;家乡回首三千里，目断山南无雁飞。(《无题》) 国破山河在，宫廷荆棘深。衣冠今何在，恶作北朝臣。(《无题》) 杳杳神京路八千，宗祧隔越千年。衰病残渴那能久，茹苦穷荒不怨天。(《无题》) 投老汗州北，西风又是秋。中原心耿耿，南国泪愁愁。(《无题》) 裁剪冰绡，轻叠数重，冷淡燕脂匀注。新样靓妆，艳溢香融，羞杀蕊珠宫女。易得凋零，更多少，无情风雨。愁苦。问院落凄凉，几番春暮。凭寄离恨重重，这双燕何曾，会人言语。天遥地远，万水千山，知他故宫何处。怎不思量，除梦里，有时曾去。无据……(《燕山亭》) 过水穿山前去也，吟诗绝句千余。淮波寒重雨疏疏。烟笼滩上鹭，人买就船鱼。古寺幽房权且住，夜深宿在僧居。梦魂惊起转嗟吁。愁牵心上虑，和泪写回书。(《临江仙》) 早在金兵围城时，宋徽宗已忧惧成疾，得了半身不遂。亡国之后，以衰残之躯，行万里之路，风霜苦寒，饿冻交加。男宗成戮，女眷受辱，皆在眼前一幕又一幕，考其原由，均因“玩物而丧志，纵饮而败度”。在韩州监禁一段时间后，徽宗、钦宗父子又被迁往五国城(今黑龙江依兰)。相传，一夕月明，有负责看守的女真头目斜吹番笛，惹起徽宗旧国情思，命钦宗作词一首，其中有“如今塞外多离索，迤逦远胡沙。家邦万里，伶仃父子，向晓霜花”数语，父子相拥痛哭，其情其景，想像之中亦能令人鼻酸。苟延残喘了近九年，1135年四月，病困交加的道君皇帝死于五国城，年五十四。
楚汉潍水之战：韩信消灭齐楚20万大军成功吞并齐国
潍水之战是楚汉时期重要的一场转折性战役，此战汉大将军韩信不但消灭了齐楚仅余的一只有生力量，斩段西楚之右臂，并且占领三齐之地，实现迂回到西楚后方并对其战略包围的有利局势。可以说此战扭转了楚汉之间的根本局势，使楚汉之争逐渐明朗化，形成一面倒的局势。项羽再无能力灭汉，已经到了完全被动的防御状态；而刘邦则进入全面战略大反攻的时刻。对于楚汉之争中最重要的一场转折性战役，却由于史料的稀少，而后世在感叹韩信的军事艺术完美的同时却忽略对此战的更深一步的探讨。以致于历代战争研究者对此战要么介绍极其简单，要么存在很多错误之处。而此战涉及到楚汉之间以及齐之间的政治，外交，牵连甚广，期间楚汉两方的君臣谋将，出谋划策，机心百出，上演了一部纵横捭阖，尔虞我诈的历史大剧！一：楚汉角逐的天下大势汉三年之下半年，楚汉之争进入了一个全面的高潮时期。当前天下形式，刘邦在荥阳，成皋一线抵挡项羽的进攻，西边的河南郡，关中汉中之地为汉所有；东边的旧韩，东魏，西楚皆为项羽所有。北方西魏，赵代之地已经为大将军韩信所定，更北方的燕国表示臣服于汉。南方的英布已经被项羽击破，衡山王保持中立，亲项羽的临江王被南阳刘邦势力所距。从双方所控制的地域范围来看，这时的楚汉战争形势旗鼓相当，扑灭后院着火的项羽一边“数使奇兵渡河击赵”牵制“赵王耳、韩信往来救赵”，一边全力试图在主战场上有所突破“（项羽）复引兵西，拔荥阳，诛周苛、枞公，而虏韩王信，遂围成皋”。面对这样的局面，刘邦于汉三年六月，“出成皋，东渡河，独与滕公俱，从张耳军脩武。”，然后刘邦“夺两人军，即令张耳备守赵地。拜韩信为相国，收赵兵未发者击齐”。齐国曾经因为内乱和项羽攻齐导致实力大减，面对楚汉相争的局面一直谨慎的保持中立的态度。但是“齐国雄厚的人力物力资源加上重要的战略地位，使其成为楚汉双方力量消长的关键。在双方都精疲力尽之际，谁能拥有齐国，胜利的天平无疑就将大大偏向于它。”，再这里刘邦命韩信进攻齐国除了实现对西楚的战略迂回，战略包围，对西楚进行反攻外，还有一点是预防韩信张耳在赵地势力膨胀，尾大不掉。所以夺两人兵权，又分开两人，用无兵权的张耳镇守赵地，使韩信带剩余的赵军进攻齐国。在这段时间，郦食其因为向刘邦出了馊主义（建议刘邦分封诸侯，被张良所止）而戴罪立功游说齐王投降刘邦。郦食其不负所望，说服齐王降汉，“广叛楚，与汉和，共击项羽”。形式突然巨变，变得对西楚极端不利，项羽在主战场因为彭越后方的捣乱，一直未能突破刘邦的防线，而保持中立的齐和汉联合从北方，东北方威胁着西楚都城彭城的侧背，使西楚大后方处于随时沦陷的局面，局势很不乐观，西楚危矣！二：韩信之攻齐与西楚之对策汉四年十月，“信引兵东，未渡平原，闻汉王使郦食其已说下齐，韩信欲止。”，此时，范阳辩士蒯通蛊惑韩信偷袭齐国曰：“将军受诏击齐，而汉独发间使下齐，宁有诏止将军乎？何以得毋行也！且郦生一士，伏轼掉三寸之舌，下齐七十馀城，将军将数万众，岁馀乃下赵五十馀，为将数岁，反不如一竖儒之功乎？” 。于是，韩信偷袭已经投降，毫无戒心，解除防范的历下华无伤，田解军,随后又攻占齐国都城临菑。对于韩信偷袭“友邦”，历来指责其贪一时之功，是私欲膨胀的结果。今有学者为其翻案，比如学者范学辉在其《重评韩信的灭齐之战》认为“灭齐是刘邦和韩信的既定战略目标，并且已经是当时战争全局的客观必需……齐国的降汉只不过是齐王在表面上答应向刘邦称藩而已……刘邦对郦食其之死也要负相当大责任……在派郦食其出使齐国的同时，刘邦根本没有取消对韩信的授权，即便是在齐国已被郦食其说服后，他也没有采取措施以阻拦韩信的进攻”，学者周聘也从功臣表中诸多将领不属于韩信而参战认为“灭齐是汉集团深谋远虑的结果……击齐非韩信个人之意，而是汉军事集团的重要决策”。对此笔者不敢苟同，对于范学辉的观点，第一：灭齐是刘邦和韩信的既定战略目标，但不是一成不变的。既然有更好的方法，可以兵不血刃的解决，当然可以改变其战略。第二：齐国本来是处于中立，受到韩信武力压迫，又经过郦食其劝说，已经退出中立，和刘邦结盟“广叛楚，与汉和，共击项羽。”，可见已经达到刘邦想要对项羽战略包围的目的，并且又得到一个有力的盟军，何乐不为！至于以后田氏掌握齐国不符合刘邦统一天下的利益，但是同样由韩信掌握齐国对刘邦也是一大威胁，后来韩信要挟封王刘邦却无可奈何就是明证。第三：关于郦食其之死，笔者在其《九原若解酬恩怨,不恨高皇恨蒯通--蒯通，韩信关系论》曾言：“显然刘邦是做两手准备，一手通过武力；一手通过外交。对外交是否可以成功是个未知数，自然不能因为派了使者而放弃武力进攻（武力压迫也是外交可以成功的一个条件）。再对于韩信攻齐，将在外君令有所不授。战场战机瞬息万变，刘邦自然明白放权于将的必要性。所以刘邦没有授命韩信停战算不上牺牲郦食其。”。形式又发生巨大的转变，西楚不但解决了汉军迂回到自己后方的战略威胁；而且瓦解了齐汉联盟，把以往仇视自己的田氏绑上了自己的战车。西楚通过蒯通纵横家的三寸不烂之舌，不但解决自己后方的巨大危机，而且对汉亦是一个强有力的反击！三：潍水之战前汉军之作战路线考异韩信破齐占领齐国都城临淄后，仅是击破毫无防备的齐军，并没有歼灭其有生力量。“齐王广东走高密，相横走博，守相田光走城阳，将军田既军於胶东。”，另外有齐将田吸於千乘扎住。从地理位置上看，千乘在临淄正北，高密在正东，博在正南，城阳在东南（辛德勇教授考证城阳在齐国南部莒邑东北侧的沂水上游地区，非古巨野泽西侧）。一般后世学者都认为，韩信是带领全军先在十一月高密破齐楚联军，然后进行追击，虏齐王田广，守相田光，破田横，田吸。对此，辛德勇教授在其《韩信平齐之役地理新考》一文，从军事以及地理的角度认为“虽然韩信乘齐人不备而发动突然袭击，一举击溃历下的20万齐国守军，直取齐都临淄，但是如郦食其所言，齐国兵马本十分强盛，还不至于在顷刻之间彻底分崩离析。历卜守军本为截击韩信所率汉军而设，应届齐军精锐，不会一下十被全部歼灭。在遭受汉军意想不到的突然袭击时，齐军狞不及防，只能就近四下逃散。攻下临淄后，曹参在历城附近的著、漯阴、平原、鬲、卢诸地扫荡齐人残余势力，这其中很可能就包含有这部分兵力。上述这些地区都是从西侧屏蔽临淄的重要城邑，齐人本来也应有一定兵力驻守。这些齐国的军队从西面切断了临淄城中的汉军与其后方赵地的联系，对汉军造成很大的潜在威胁。同时，汉军攻入临淄后田横和田光分别率军逃向西南面、南面的博阳和城阳，如果对其置之不顾，这二人站稳脚跟后，必定很快组织力量发动反攻。此外，还有将军田吸率领一些齐军驻守在临淄西北面不远的干乘，也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这样看来，尽管韩信统率汉军占领临淄．赶跑了齐国君臣，但是四面却都隐伏着随时可能发动反攻的兵马．在实力上并未占有明显的优势，面月一旦处理不当，还很有可能用致齐军的合击。在这种形势下．假如韩信在攻下临淄后当即出动全军．东向高密，前去追击齐王田广，那么田横、田光、田吸以及苦、漯阴、平原、高、户等他的齐军就极有可能会与东面的齐于田广相互配合，从后面夹击汉军。对于我辈书生．这一点也是显巾易见的事情，精热兵法的韩信自然更会一清二楚。所以，在没有清除西部的齐军、巩固后方之前，韩信似乎不大可能贸然率全军挥师东进。基于这一认识，我认为汉军进入临淄后的行进路线，应当以《曹参世家》和《樊郦滕灌列传》的记载为是，而《田儋列传》等处的记载应有讹误。” 并勾勒出韩信的实际战略路线：“韩信在袭取临淄之后．一方面亲卒部分兵力东迟到高沼以西、用以监视齐军的动向。--而这时田广尚且惊魂未定，不敢贸然反攻，只能先派人到楚都去请求支援，以借助楚军的力量收复失地。汉方因需要抽出很大一部分兵力去迫剿西部残留的齐军，也不宜在这时与齐军决战。所以在主战场上，双方暂时处于相互窥视对方动向的对峙状态。就在韩信与田广相互对峙的这一段期间内，韩信在自己率兵东进的同时，又分别派遣曹参和灌婴率军去清除西面、南面和北面的齐军，用以巩固后方，解除后顾之忧。曹参迅速扫荡著、漯阴、平原、鬲、卢诸地，随后立即转向高密，加入与田广决战的序列。灌婴则首先向南追击试图逃入城阳的田光，很快将其擒获：随即又乘胜追击逃向博阳的田横。如前引《田儋列传》所记．这时已经逃至博阳的田横．因风闻齐玉田广已被杀死(当时田广尚未被汉军俘获，应是当时形势混乱，传闻有误)，于是田横为齐王，回过头来，还击尾随而来的灌婴。结果灌婴大败田横。田横后撤至博阳，又被灌婴攻破，于是只好沿汉水谷地遁人梁回旧地，归附彭越。灌婴在清除田光、田横这两支劲敌之后，马亡又回师北上．攻打留驻在干乘的齐将田吸。结果田吸被灌婴属下的士卒杀掉，威胁汉军后方的这最后一支齐军也被顺利清除。这样灌婴就又迅速东进，放心大胆地投入到高密的决战中去。”。辛教授的文章有理有据，考证严密，给笔者不少启发。但是有一点尚需商讨，辛教授按《曹相国世家》和《樊郦滕灌列传》的记载为是，认为《田儋列传》等处的记载有误。却没有发现《曹相国世家》和《樊郦滕灌列传》的记载也有矛盾之处。我们来看《曹相国世家》“参以右丞相属韩信，攻破齐历下军，遂取临菑。还定济北郡，攻著、漯阴、平原、鬲、卢。已而从韩信击龙且军於上假密大破之，斩龙且，虏其将军周兰。定齐，凡得七十馀县。得故齐王田广相田光，其守相许章，及故齐胶东将军田既。”。也就是说曹参在潍水之战后得田广相田光，其守相许章。再看《樊郦滕灌列传》“以御史大夫受诏将郎中骑兵东属相国韩信，击破齐军於历下，所将卒虏车骑将军华毋伤及将吏四十六人。降下临菑，得齐守相田光。追齐相田横至嬴、博，破其骑，所将卒斩骑将一人，生得骑将四人。攻下嬴、博，破齐将军田吸於千乘，所将卒斩吸。东从韩信攻龙且、留公旋於高密，卒斩龙且，生得右司马、连尹各一人，楼烦将十人，身生得亚将周兰。”。这里灌婴潍水之战前先擒获田光，然后追破其田横，再北上杀田吸。两者关键之处在于守相田光，从《田儋列传》知道，韩信占领临淄后，田光已经逃至城阳，从附录图1可见，齐的几大逃亡势力，田光是西南方向的琅邪郡，按琅邪郡为西楚国土，田光逃奔此处与田广逃奔高密都是欲借西楚之力对抗汉军。而灌婴先去消灭逃奔他国的田氏势力显然不和情理。“其次，据前引《史记?田儋列传》，田横是从博阳向北回击前来追击的灌婴，故云“还击”。至赢下，双方始相互交战。这样灌婴只能是从临淄一带由北向南追击田光、田横，而不可能是由高密，经城阳．从东向西追赶齐军。当然，由此进一步推论的话，田光，田横应该是沿淄水、汶水谷地由临淄向南撤退。”。如果结合《曹相国世家》，我们可以推测灌婴是直接从临淄南下追田横，而田光则是潍水之战后田广等逃奔城阳，一起被汉军和擒，故曹灌皆有擒获田光的记录。《田儋列传》记载“（田）横闻齐王死，自立为齐王，还击婴，婴败横之军於嬴下”，辛教授认为发生在潍水之战前，所以当为误闻，这也很难想象。先是韩信偷袭历下军，田广，田横烹郦食其，然后韩信占领临淄，齐军主力几乎都四处逃散，而韩信追田广至高密并无交战，很难相信田横会误闻。如果是误记也说不通，田横称齐王也算是大事，史记重重描写一笔，很难是误记。我们再看《曹相国世家》，曹参潍水之战前进攻路线是从鬲县到卢县，鬲县在西北，而卢县在西南之间相隔甚远，而卢县却在田横之博阳西边的位置。从地理位置上看，曹参千里迢迢从鬲县赶到卢县明显是为夹击田横。而圉侯卢卿“以齐将汉王四年从淮阴侯起无盐,定齐”，无盐位于今天山东东平县东，即是古巨野泽东侧，从地理位置上看，曹参，卢卿在田横西边南北呈夹击之势，断绝田横后路。而灌婴以破田横，田横已经逃亡彭越的话，曹参并无必要大军千里迢迢迂回到南边来。所以，笔者以为灌婴破田横于嬴、博的记录有误。灌婴带领的是汉军的骑兵，或是灌婴从临淄先是南下追田横于嬴下“破其骑，所将卒斩骑将一人，生得骑将四人。”，田横坚守博阳，灌婴率领骑兵并不善于攻城故北上破田吸军。而此时曹参就从田横西边打算夹击田横，但是因为龙且带领楚军援救田广，所以曹参放弃田横，东向高密配合韩信作战。潍水之战后，灌婴追击田广至城阳再西向进攻齐国最后的残余势力田横，故再次进攻博阳。史记《高祖功臣侯表》王周破田横，龙且联系在一起，可以证明潍水之战，汉军于田横尚有交战。由于灌婴两次进攻田横，史书搞不清楚，而误记之。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正确勾勒出韩信占领临淄后，面临齐军四处逃亡的行军布局。韩信东向高密和田广隔河对峙；灌婴先是追击田横，破其精锐骑兵，然后北上破田吸，解决临淄南北齐军的威胁，然后东向汇合韩信于高密西；曹参却是西向返回，沿路收拾齐的残余力量，保证汉军腹背的安全，最后从西南东向汇合韩信于高密（可参考附录地图2）。 由此可见，韩信在潍水之战前一面监视牵制田广，一面迅速扫荡齐的残余势力，为潍水之战做好了必要的准备。四：潍水之战双方参战序列以及兵力考历来对潍水之战的参战序列以及兵力都少有研究者,而兵力更是以为汉军仅有数万弱兵，武国卿，慕中岳在《中国战争史》介绍此战认为汉军“兵力：五万至十万”；齐楚联军“楚军，兵力约二十万；齐军约五万”。此说不知道从何得出。而汉军参战序列基本都认为只有韩信，曹参，灌婴。我们来从史料分析，汉三年六月，刘邦夺赵精兵，并派韩信带赵未发者击齐，故研究者以为韩信仅有数万弱兵。其实不然，首先曹参“以右丞相属韩信，攻破齐历下军，遂取临菑。”，灌婴“以御史大夫受诏将郎中骑兵东属相国韩信”，阳陵侯傅宽“属淮阴”，圉侯季必“别属韩信破齐军”，刚侯陈武“击齐历下军田既”（注解），蓼侯孔将军孔熙“属韩信”，费侯费将军陈贺“用都尉属韩信”。从上面可以看到，曹参本是刘邦头号亲信大将新归韩信，灌婴带领汉军精锐骑兵军团新归属韩信，傅宽，陈武一个本来独立作战，一个一直是独立武装，也参与破齐，季必，孔熙，陈贺皆是汉军中重要将领也归属韩信。可见汉军不仅仅是韩信的赵未发者，应该有相当的数量。这里，我们可以从郦生说刘邦得到依据：“今田广据千里之齐，田间将二十万之众，军於历城，诸田宗彊，负海阻河济，南近楚，人多变诈，足下虽遣数十万师，未可以岁月破也。”。而历代研究者仅采用前者“田氏有二十万兵力”，而对汉军数十万师却视而不见。从郦生的话我们知道齐军号称20万，汉军号称数十万，至少有一个事实，汉军兵力明显高于齐军。按照当时的惯例，一般号称20万，基本只有10万。在一年两年前，齐国曾和项羽大战，损失惨重，当时“荣弟横，收齐散兵，得数万人，反击项羽於城阳”，经过一年多的整修，有兵力10多万，派10万大军历下防备汉军也合情合理。而汉军的兵力就不好说了，数十万就很模糊，估计十几万兵力当为确数。关于西楚的援军，史记说“（项羽）则使龙且、周兰往击之。”“楚亦使龙且将，号称二十万，救齐”；而汉书则云“羽使从兄子项它为大将，龙且为裨将，救齐。”，在笔者《九原若解酬恩怨,不恨高皇恨蒯通--蒯通，韩信关系论》文中分析“到底是龙且为主将，还是项它呢？从前后资料看项它为西楚拄国，在彭城处理政务，并不曾带兵。而从潍水之战看也是大司马龙且亲自指挥作战。从这里我们或则可以推断救齐是西楚国一个全局性的政策，由于项羽在荥阳一带和刘邦对峙，所以项它作为拄国全权处理事务，而龙且为大将带兵救齐。”。这里龙且和周兰带领的西楚援军号称20万，这就是历代研究者把楚军当作20万的缘故，上面已经分析号称20万，也就最多10万兵力。当然楚军尚有其他军参与作战，其中有留公旋军“东从韩信攻龙且、留公旋於高密”，史记正义注释：“留县在沛郡。公，其令”，应该是西楚的地方军队。另有项冠军“从击项冠、周兰、龙且”，项冠早前被灌婴，靳歙破之鲁下，应当是保卫薛郡的军队。留公旋军，项冠军兵力都应该不会很多，估计两者顶多有数万兵力。现在我们看潍水之战前，西楚总援军大约十几万，汇合田广军后的齐楚联军亦不足20万（韩信占领齐都后，齐军四分五裂，就算逃散中的齐军田广兵力最多，亦不会过5万）。汉军这边兵力韩信及其别属军队大约十几万，或则当中有损耗，当亦有10万以上。根据功臣表，在潍水之战有多支不属于韩信而参战的汉军，亦是在西楚援助齐的同时汉军亦派出援军，而援军将领当为吕泽，“丁复--属悼武王,杀龙且彭城；蔡寅--以车骑都尉破龙且及彭城；王周--以都尉破田横,龙且；”，除外尚有新得降将“卢卿--以齐将汉王四年从淮阴侯起无盐,定齐；卢罢师--以齐将汉王四年从淮阴侯起临淄”。估计汉军兵力亦有十几万兵力。从上面可知，历代研究者把潍水之战说成著名以弱胜强的战例是错误的，或则齐楚联军兵力稍占优势，但是以弱胜强则完全谈不上，两者可以说是一场旗鼓相当的较量。五：龙且的战略之抉择在韩信偷袭齐国后，早有准备的西楚国立刻把援救齐国反击汉军作为一个全局性的战略规划。由于项羽在西边的主战场与刘邦对峙，只好派西楚的头号大将龙且以及周兰带10万大军协助，而这个战略计划则由在彭城担任柱国掌管政务的项佗主持。经过短时间的商议，迅速确立以龙且为主将，周兰为副手带领10万大军并协同西楚东部留公旋北部项冠的地方军队亲自援救齐国，项佗则留在彭城主持政务以及保障后勤。汉四年十一月，龙且带领援军于高密汇合田广军，扎住潍水东岸与西岸的韩信军隔河对峙。此时面临的形式对齐楚联军显然是有利的。韩信刚占领齐国，田氏势力尚强，西南的博阳有田横军，东南城阳有田光军，东北胶东有田既军，对韩信成夹击之势。韩信占领的齐郡，济北郡虽然在汉军控制中，但是潜伏势力依然蠢蠢欲动。面对这样的局面，龙且的手下献策：“汉兵远斗穷战，其锋不可当。齐、楚自居其地战，兵易败散。不如深壁，令齐王使其信臣招所亡城，亡城闻其王在，楚来救，必反汉。汉兵二千里客居，齐城皆反之，其势无所得食，可无战而降也。”，龙且断然拒绝了此策，说：“吾平生知韩信为人，易与耳。且夫救齐不战而降之，吾何功？今战而胜之，齐之半可得，何为止！”。历来对于龙且急与作战的战略思想缺乏研究，一致认为龙且是狂妄自大，拒纳良策。而忽视更深一步的探讨龙且急于出战的政治原因。军事历来是政治的延续，军事历来是为政治服务的，所以军事行动无疑要实现其政治意义，如果不能达到政治目的，成功的战斗依然是失败的军事。龙且手下的计策无疑是完美的战斗决策，一面坚守固城，清壁以待，一面用政治手段使齐人反汉，使得汉军既无法得粮，又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这样下来汉军进则面临潍水，坚城的天险，退则面临齐人的骚扰，守则无粮无食的困境，可以说达到不战而屈人的最高境界。但是这仅仅是个完美的战斗决策，而非完美的政治决策。西楚来救援齐国不是为了发扬国际精神，而是实际的利益的驱使。西楚来援救齐国，不仅仅是为了解决汉军迂回到自己后方的战略危机，不仅仅是为了破坏齐汉的联盟。更是为了进一步对汉军进攻强有力的回击，开辟另一战场来围剿汉的势力，更有效的打击刘邦。本来田氏和楚有不共戴天之仇，不可调和之利益冲突，而无法实现借助齐来迂回夹击汉军，现在因为韩信的私欲导致齐汉交恶，此正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掌握齐国，把齐国变成西楚之东籓，成为另一方向进攻刘邦的坚实后盾，而不是为田氏做嫁衣裳。所以龙且手下的计策虽然在军事上是完美的战略计划，但是却未能充分考虑政治利益与其中的政治因素。假如，按其人策略西楚援军坚守不战，而使齐人反汉，令汉军无粮而败。其结果必然是田氏的旧势力重新掌握齐国，作为援军的西楚“龟缩不出”，不但威信大失，更重要的是将会失去控制齐国的机会。这样，可以说援军北上完全是为田氏做了嫁衣，仅仅获得的是田氏的“友谊”。在国际事物中只有利益可讲，而无友谊可谈。田氏和西楚有不共戴天之仇，在危机的形式下自然可以放下恩怨求助于楚；而危机解决后，田氏必然不会牺牲自己的利益，心甘情愿听从于楚进攻汉军。那么楚军开辟另一战场反攻汉军的大计就泡汤了。所以西楚援军必然要战，只有在战场上消灭汉军，才能获得齐国的控制权，而不是被动的等待齐人反汉，夺回被汉控制的地盘。西楚的政治利益决定了西楚援军的战略计划，而以狂妄自大来分析龙且拒绝良策的原因，显然过于浅显。可以这样来看，决定和汉军作战不能仅看做是龙且一人的决策，它代表了西楚国的政治决策。这其中龙且也有自己的打算：一，是龙且正欲借击败汉军，立下赫赫战功，得以裂土封王。如果不战而胜，不但西楚无法控制齐国，而且自己又有什么功劳可言呢（总不能说我是不战屈人乃兵家最高境界吧？）！二，龙且对韩信并不以为然（以前钻裤裆的小儿能多厉害？），吾平生知韩信为人，易与耳！龙且心里的计较更促使他决定立刻与韩信决战，建立不世功业！西楚这边是齐楚联军，西楚的政治利益以及主将个人得失决定西楚要立刻与汉军决战。而齐军呢？参与潍水之战的仅有田广军。而西南，东南，东边的田横，田光，田既都没有参与此战。从田广的政治利益来看，田广也不愿意看到齐人反汉，而不战而胜，那样他这个齐王恐怕控制不了新兴起的齐国势力。利用西楚强大的援军打败汉军才能树立自己的威望。田广是被田横扶立上台的，“立田荣子广为齐王，而横相之，专国政，政无巨细皆断於相。”，可以说田广基本是傀儡。而此次如果和楚军一起击败汉军无疑可以树立自己的威信扩大自己的势力。只是如此，田广不等田横等人一起夹击汉军，主动和龙且于潍水东岸与西岸的韩信对阵。田横等人则想借汉军消耗西楚援军和田广兵力，自己坐享起成，自然愿意看龙虎相争，而自己却瓜分胜利的果实。齐楚联军为了各自的利益，一致的选择立刻与汉军作战，而略占优势的兵力和潍水的天险也使得他们对此战充满必胜的信心。六：以水破敌，尽显风流齐楚联军主动出战，面临种种危机的汉军更是求之不得，老谋深算，善于出奇兵的韩信此次依然不例外，老早他就“乃夜令人为万馀囊，满盛沙，壅水上流 ”，也就是用一万多个装满泥沙的沙包在潍水上游，堵住河水向下流动，这样上游积满河水，形成一个巨大的水库。此时已经是十一月份的冬天，山东半岛上进入冬季，潍水河处于枯水期，本来就干涸的河流，被沙包堵住上游的水流，下游清浅。韩信带领大军直接淌水过河进攻潍水东岸的齐楚联军。龙且对此毫无怀疑（奇怪的是田广本是齐人，难道手下没有人怀疑河流为什么变浅？），心中得意：“韩信果然易与耳，连半渡而击这样简单的军事常识都不知道，正好杀他个措不及手。龙且趁韩信渡半的时候进攻汉军，果然韩信败走。龙且喜曰：“固知信怯也。”，立刻渡水追击（得意忘形竟然忘了自己也是半渡，汉军则可以而击了）。龙且身先士卒，一马当先，带着部队渡河进攻汉军。先头部队刚过河，早有准备的韩信放开上游的沙包，潍水直流而下，把齐楚联军分成两半，大部分联军无法渡河而待在东岸。诈败早有准备的汉军开始反击追到西岸的楚军，以几倍的优势自然大败心惊胆寒的龙且军，曹参，灌婴并擒获副将周兰。东岸的齐楚联军士气全失，向南方逃跑。韩信抓紧战机，一直追击到城阳，虏齐王田广，守相田光，田章。此时，汉军大获全胜，曹参东进，平定胶东的田既军；灌婴西向进攻自立为齐王的田横，田横战败逃奔至定陶的彭越。在这里一般皆以为龙且在潍水西岸被韩信当场所杀。但是据史记《高祖功臣侯表》记载：“丁复--属悼武王,杀龙且彭城”同样“蔡寅--以车骑都尉破龙且及彭城”，两人都属于吕泽带领援助韩信的援军，另有“丁礼--属灌婴,杀龙且”。这样看来，龙且并没有死于潍水之战，或则以龙且的勇武杀出汉军重围，逃跑至彭城。而汉军追击到彭城才将其杀死，或则龙且被丁复，丁礼合斩。这里有不少疑问，龙且什么时候跑到彭城，汉军什么时候杀得龙且？一般来说龙且既然跑到彭城，汉军必然要破彭城才能将其斩杀。据灌婴传记，攻破彭城是在韩信被立为齐王后，经过长时间在楚地作战最后才拿下彭城。按汉书的时候，韩信被封齐王是在汉四年二月，灌婴拿下彭城后向西进攻最后汇合刘邦却是汉五年十月。也就是破彭城的时间是在汉四年二月到汉五年十月这八个月内（按作战痕迹更接近汉五年）。也就是说离潍水之战有3个月到11月之间，如果龙且在此次被杀，和潍水之战相差太远，为何传记都是指龙且死于潍水之战？楚汉战争关于汉军作战的序列一向问题很多，灌婴潍水之战前的作战痕迹颇多错误之处，而后来的战绩也有另人生疑的地方。学者郭秀琦曾有文考证灌婴攻陷彭城的记载乃是他人添加进去的。
雅克萨之战秘闻：林兴珠带领的藤牌兵立大功
17世纪中叶，沙俄哥萨克军队乘中国内部战争，无暇顾及边防，侵入我国黑龙江北岸达斡尔族居住的地区，野蛮地屠杀当地人民，并修筑了雅克萨、尼布楚二城，作为进一步侵略的据点。平定吴三桂和台湾郑氏政权后，清政府于康熙二十四年(公元1685年)，派都统彭春与黑龙江将军萨布素率水陆大军进取雅克萨，发动了著名的雅克萨之战。这次对沙俄作战的主力中有一支让哥萨克闻风丧胆的藤牌兵，这支部队就是林兴珠率领的以高山族为主的台湾水兵。 康熙二十四年(公元1685年)清政府就决定调福建藤牌兵500人，由台湾人佐都督何佑率领前往雅克萨。《平定罗刹方略卷三》记载：“康熙二十五年二月甲午，命发藤牌兵及炮具(俱)到黑龙江军前。”“止率所部二千人攻取雅克萨城，并量选候补官员，及现在八旗汉军内福建藤牌兵四百人，令侯林兴珠率往。” 清军进抵雅克萨城下，水陆并营夹立。清军统帅彭春向龟守城内的沙俄军队发出最后通牒，可俄军置之不理。五月二十四日，一股俄军乘筏从黑龙江上游顺流而下，企图进入雅克萨城增援。林兴珠率领的水军藤牌兵，裸身入水，将藤牌顶在头上，持扁刀向敌人发起攻击。哥萨克见了，惊骇不已，不知这是什么军队，高呼：“大帽鞑子来了!”有藤牌遮蔽头部，俄军的枪弹虽然厉害，却不能射入。敌人射击时，藤牌兵就用藤牌护在头上，敌人射击的间隙，藤牌兵就冲向敌人的筏子。结果增援的俄军不但没能解救城里的哥萨克，反而自己被杀伤大半，只得溃逃。而林兴珠的部下一个人都没有损失。这是一次漂亮的水上歼灭战，林兴珠所部水军为收复雅克萨立下了赫赫战功。 林兴珠，福建永春人，顺治初年，随叔父响应郑成功，聚众数千抗清，后跟随郑成功一起赶走荷兰殖民者收复宝岛台湾。顺治十三年(公元1656年)夏，林兴珠率部投清。清廷以林兴珠有功升至福宁总兵，后因平定吴三桂有功，授建义将军，封建义侯。 雅克萨之战林兴珠所率的藤牌兵，在当时是一支特种兵。虽然内地也有过藤牌这种兵器，也有过藤牌战法，但是在战争中从来没有起过主导作用。宝岛台湾处于热带、亚热带交接处，岛上遍地生长着野藤，世世代代生活在台湾岛上的高山族，就利用岛上资源制作出了特有的兵器。这种藤牌有几个优点：一是轻便，较之其他材质的盾牌更便于携带;二是入水不湿，既可防刀箭，也可以当渡水工具;三是坚韧，刀枪不入，当时的子弹穿过藤牌后，已经没有伤人的力量了。台湾土著居民高山人还创造出特殊的战法。进攻时，人人顶着藤牌，就等于是有了一道可以前进的移动长城;当敌人来攻时，他们就将藤牌朝外，围成一个圆圈，让敌人射击，当敌人子弹或箭用尽时，便呼啸出击。哥萨克骑兵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东西，更不知道应该怎么对付，他们还以为那藤牌是水兵的帽子，大呼“今败于帽子兵”。 郑成功等人收复台湾后，从福建省去的汉族人向高山族人学习了藤牌的使用。雅克萨之战时，林兴珠已经是70多岁的老将，他手下的年轻水兵已经不是真正的福建人了，他们应该是出生于台湾的福建人之后。 水军藤牌兵的组成，有一部分是祖籍大陆的台湾人，但藤牌兵教练、下级军官和主力士兵多是谙熟藤牌的高山族人。 雅克萨战后，这批水兵移驻齐齐哈尔，成为齐齐哈尔水师营的主力，也是齐齐哈尔城最早的移民之一。魏毓兰《龙城旧闻》中说：“水师营兵，皆调自福建。今道署附近之土著，其先世皆福建人。若莆田林姓、同安陈姓，在福建本巨族，徙塞上仍大姓也。雅克萨之役，建义侯林兴珠平罗刹，为闽人立功塞外之祖。故当日水师之权势，虽不得比于满洲，以视屯、站汉人，殊为优越。”从《龙城旧闻》看，因为这些水兵在抵御沙俄时立了大功，所以得到清政府的特殊待遇，在齐齐哈尔有较高的社会地位。清朝时台湾属于福建省，故曰“皆调自福建”，当时，人们习惯以原籍称，所以称莆田、同安，其实，这些人多是出生于台湾的。那些世世代代生于台湾的高山族人，也跟从汉族习惯取用了汉族姓氏，因长期居住在北方，台湾高山族的风俗也随了内地北方风俗。 西清《黑龙江外纪》载，当时齐齐哈尔设有水师营总管一员，其下有四品、六品官各两员，水手268名，有大型战船10只，二号战船15只，江船5只，每年在城西南15里的船套子嫩江边举行为期10天的水操。水师官兵一部分住在城内，一部分在城东南屯垦，现在有个名为“水师营”的地方，就是当年的水兵屯垦处。 现在齐齐哈尔的林、陈、黄、詹等姓老户中，许多就是台湾水兵的后裔。这些台湾水兵的后代依然在北国鹤城繁衍生息，而他们的另一支脉则在遥远的台湾岛上，祖国统一之时，寻亲问祖，共叙这段史事，当是别有趣味的事。
吴楚鸡父之战：吴王阖闾展现其军事才能的初战
鸡父之战，爆发于周敬王元年(公元前519年)夏，它是吴、楚两国为争霸江淮流域而在楚地鸡父(今河南固始东南)进行的一次重要会战。在这场会战中，吴军实施正确的作战指导，巧妙选择作战地点和时间，运用示形动敌，伏击突袭等战法，出奇制胜，大破楚军，从而逐渐夺取了吴楚战争的主动权。 公元前546年宋国向戍倡导诸侯弭兵会盟后，中原诸侯列国之间出现了相对和平的局面。当时，晋、楚、齐、秦四个强国，都因国势趋于衰弱，国内矛盾激化，而被迫放慢了对外扩张、争霸活动的步伐。与此同时，偏处于东南部的吴国和越国则先后兴盛起来，开始加入大国争霸的行列，由此，战争的重心也从黄河流域转移到了长江淮河流域，从中原诸侯国转移到了楚、吴、越诸国。 吴国是一个新兴的国家，辖有今江苏、上海大部和浙江、安徽的一部。自吴王寿梦(前586年—前561年)起，经济逐渐发展，国势开始强盛。当时晋国出于同楚国争霸斗争的需要，采纳楚亡臣申公巫臣联吴制楚的建议，主动与吴国缔结战略同盟，让吴国从侧面打击楚国，以牵制楚国的北上。而日渐强大起来的吴国，为了进入中原，也将楚国作为第一个战略打击的目标，因此欣然接受晋国的拉拢，坚决摆脱了对楚的臣属关系。并积极动用武力，同楚国争夺淮河流域。自寿梦至吴王僚60余年间，两国战争频繁，互有胜负，但总的趋势是楚国日遭削弱，吴国兵锋咄咄逼人，渐占上风。鸡父之战就是吴楚长年争战中的重要一战。 公元前519年，吴王僚率公子光等，兴兵进攻楚国控制下的淮河流域战略要地州来(今安徽凤台)。楚平王闻讯后，即下令司马薳越统率楚、顿(今河南商城南)、胡(今安徽阜阳西北)、沈(今河南沈邱)、蔡(今河南新蔡)、陈(今河南睢阳)、许(今河南叶县)七国联军前往救援州来，并令令尹阳匄带病督师。吴军统帅部见楚联军力量强盛，来势凶猛，遂迅速撤去对州来的包围，将部队移驻于钟离地区(今安徽凤阳东临淮关)，暂避敌锋，伺机行动。 然而，就在这时，进军途中的楚军发生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变故，这就是带病出征的楚令尹阳匄(即子暇)因病体沉重，死于军中。楚军失去主帅，士气顿时沮丧低落。司马薳越见状，被迫回师鸡父。拟稍事休整后再决定下一步的行动。 吴公子光听说楚军统帅阳匄已身亡，楚联军不战而退，认定这正是吴军把握战机，击破敌人的良机，便向吴王僚建议率军尾随，捕捉机会。他的分析是这样的：“随从楚国的诸侯虽多，但均是些小国，而且都系为楚国所胁迫而来。况且这些小国也有各自的弱点。具体地说，胡、沈两国国君年幼骄狂，陈国帅师的大夫夏齧强硬但却固执，顿、许、蔡等国则一直憎恨楚国的压迫，它们同楚国之间不是一条心，这一点可以乘机加以利用。至于楚军内部，情况也很糟糕。主帅病死，司马薳越资历低浅，不能集中指挥，楚军士气低落，政令不一，貌似强大，实则虚弱。”最后他得出结论是“七国联军同役而不同心，兵力虽多，但也可击败”。公子光的分析入情合理，吴王僚欣然采纳。并针对敌情作出具体周密的作战计划：迅速向楚联军逼近，定于在到达鸡父战场后的次日即发起攻击，利用当天“晦日”的特殊天候条件，乘敌不备，以奇袭取胜。在兵力部署上，先以一部兵力攻击胡、沈、陈的军队，战而胜之;然后打乱其他诸侯国军，再集中兵力攻击楚军本身。并决定在作战中采取先示敌以“去备薄威”，后以“敦阵整族猛攻之”的灵活战法。 一切就绪后，吴军遂于古代用兵所忌的晦日七月二十九突然出现在鸡父战场。此举完全出乎楚司马薳越的意料，仓猝之中，他让胡、沈、陈、顿、蔡、许六国军队列为前阵，以掩护楚军。吴王以自己所帅的中军，公子光所帅的右军，掩余所帅的左军等主力预作埋伏，而以不习战阵的3000囚徒为诱兵攻打胡、沈、陈诸军。双方接战不久，未受过军事训练的吴刑徒乌合之众即散乱退却。胡、沈、陈军见状遂贸然追击，捕捉战俘，纷纷进入了吴军主力的预定伏击圈中。这时，吴三军当机立断，从三面突然出击，很快战胜了胡、沈、陈三国军队，并俘杀胡、沈国君和陈国大夫夏齧。尔后又纵所俘的三国士卒逃回本阵。这些士卒侥幸逃得性命，便纷纷狂奔，口中还叫嚷不已：“我们的国君死了，我们的大夫死了。” 许、蔡、顿三国军队见状，顿时军心动摇，阵势不稳。这时吴军遂乘胜擂鼓呐喊冲杀向前，直扑三国之师。三国之师的阵势本已动摇，又见吴军蜂拥而来，哪里还有作战的勇气，于是纷纷不战而溃，乱作一团。楚军未及列阵，即被许、蔡等诸侯军之退却所扰乱，已无回天之力，迅速陷于溃败。至此，吴军终于大获全胜，并乘胜攻占了州来。 鸡父之战，乃是吴军实行正确作战指导的必然结果。从兵力对比来说，当时吴军处于以寡敌众的困难地位;从作战态势来说，吴军也处于“后据战地而趋战”的不利位置，但是吴军最后却打了胜仗。其原因在于吴军统帅部准确地判明和掌握了敌军的情况和动态，巧妙利用了对方的弱点，坚决打破了“晦日”不宜作战的迷信习惯，灵活地运用了示形动敌、诱敌冒进、设伏痛击、乘胜猛攻等一系列正确战法，从而达到了出奇制胜的战役目的;实施各个击破，出其不意地先击溃部分弱敌，造成敌人的全线混乱，最终使其失去抵抗力。 楚军的失败，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其主要方面概括归纳起来，一是恃强好战，昧于谋略;二是主将缺乏威信，内部矛盾重重，不能实行集中统一指挥;三是对吴军的动向疏于了解和戒备，以致为对手所乘;四是临阵指挥笨拙，缺乏机动应变能力。所有这些凑在一起，遂导致楚军在整个战役行动中陷于被动。覆军杀将，固其所宜也! 鸡父之战是对楚国的一次沉重打击。战后不久，楚司马薳越因楚夫人出走吴国而畏罪自杀，庸碌无能的囊瓦担任了令尹要职。从此楚军很少主动出击吴军，而基本采取消极防御的措施，在吴楚战争格局中逐渐趋于被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