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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文化”的意义：包容是中华民族认同的主流

2012年是龙年，一张中国龙的邮票，引起人们的争议，反对者认为这种面目狰狞，张牙舞爪的形象令人生畏;邮票设计的主持者却认为邮票虽小，却是国家的名片，这是表现中国的威严庄重，有点凶实际上是信心和力量的表现。争议实际上已超出构图的本身，而是崛起的中国以什么样的面目走向世界，一张小小的邮票是民族精神的体现。　　龙，这传自上古的图腾，飞越数千年，在新世纪又将以何等的价值与现代文化接轨，这是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　　龙的多元复合，是中华文化本色的体现　　龙，在古代中国人的信仰中是最神异的灵兽，对炎黄子孙世世代代有永久的吸引力。这来自上古的图腾崇拜，何以千秋万代传衍不息?这是因为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内涵博大而又最富魅力的形象。　　这魅力首先来自中华民族富有追溯始祖和共祖的传说，在各种传说中以龙的传说历史最悠久，覆盖面最广阔。　　我们的祖先自有图腾崇拜以后，龙就成为比较早的崇拜偶像。那兽面蛇身的形态，在甲骨文、金文和青铜礼器中都有栩栩如生的造型，可以说从有文字以来就有对龙的记载和崇拜。《说文解字》说:“龙，鳞虫之长，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短能长，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对“龙”的释义也是描述龙的形象和神奇，这是造字者对龙充满敬畏心理的反映。这一崇拜可以上溯到史前时期，在河南濮阳发现6000年前用蚌壳精心摆塑的龙图案，那昂首、曲颈、弓身、飞腾的姿态，获得“华夏第一龙”的称誉;蒙古翁牛博物馆馆藏6500年前雕工精细的龙形玉器;辽宁兴隆洼还发掘到七八千年前用石块堆塑龙形的遗址。从这些遗迹可以推知，这能上天入海，威力无边的龙型，几乎与中华文化一样古老，仅仅用实物可资证明的这一崇拜在中国至少已有八千年的历史。　　在传说中的龙崇拜比这更遥远，每个古老民族都有关于万物创生的神话，在中国开天辟地的是盘古氏，《太平御览》记载这一神话说：“天地混沌如鸡子，盘古生其中，万八千岁，天地开辟，阳清为天，阴浊为地。”《绎史》中记述盘古死后化生万物：“气成风云，声为雷霆，左眼为日，右眼为月，四肢五体为四极五岳，血液为江河，筋络为地里，肌肉为田土，发髭为星辰，皮毛为草木，齿骨为金石，精随为珠玉，汗流为雨泽。”按这种说法，宇宙本是混沌一片，从有盘古氏后才开出天地万物。“盘古何神兮立天地?巨灵何圣兮造山川?”唐诗中就有这样的诘问。为什么盘古有那样大的神力?因为他超越常人，是一条龙。人们把这样开天辟地的伟大形象赋予了龙，是对龙推崇至极的表现。　　龙在远古受到这样的尊崇，是因为先人们把它视为生命的来源，中华民族以炎黄为始祖是悠久历史的共识。古籍记载“轩辕(黄帝)黄龙体”，神农氏母亲见到“神龙首”有感而“生炎帝”，因此神农氏又称神龙氏，炎黄二帝都是龙的后代。龙的传说不仅在史前盛行，自华夏族形成国家伊始就开始了龙的传人史。蛇与龙在传说中本是两位一体的形象，人面蛇身的女娲与伏牺交尾的壁画已广为人知。第一代王朝夏的国君禹，姓姒，即已，已即蛇。禹字从虫，虫与已同，即与蛇同，《初学记》说鲧死后“三岁不腐，剖之于吴刀，化为黄龙，是用出禹”。禹是中国的第一代君主，也是龙的第一代传人。　　有关龙的传说在少数民族地区也相当丰富。西南是巴蜀人的故乡，“巴”字，《说文解字》释为“虫”，“象它(蛇)”;“蜀”字的含义是“人首蛇身”;传说西南哀牢人是少女沙壹与龙感应怀妊而生的后代;在唐代立国的南诏又称龙尾;大理国的创始者段思平在传说中是龙的后代;彝族有《祭龙经》，尊崇龙蛇是彝族传之久远的风俗。种种资料，不论是考古的、文献的、口耳相传的，都反映了在中国的许多地区有相似的龙崇拜。　　古人习惯以东西南北中五个方位来表达地域和空间观念，黄帝起自黄河流域，地处中原地带，对周边地区处于中心的位置。五方氏族聚会，古语称“五龙聚会”，黄帝居其中。这居中观念的形成，表现了黄帝在与地方氏族的联合中取得中央共主的地位。共主与共祖，相得益彰，以龙崇拜为中心，勾画出了中华民族联合的雏形。　　在民众的心目中，龙的显贵首先是因为它是威权显赫的帝王象征。秦始皇自称祖龙，汉高祖自认是其母与龙交合而生，唐太宗自诩真龙天子，什么“龙颜”、“龙体”、“龙种”、“龙子龙孙”、“龙袍”、“龙座”、“龙床”等等，几乎成为皇帝体貌和生活用品的专用名称。龙，自秦汉以后就被统治者利用，成为皇帝和皇权的符号，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性。　　然而，龙的贵族化并没有取代它的平民性。龙，还是一代俊杰的美称，诸葛亮出山前自称卧龙就是一例;高才俊逸的风度被奉为“龙章凤彩”;雄劲刚健的美文雅称为“龙文”;科举会试中及第称登上“龙虎榜”;“望子成龙”更是天下父母的普遍心态，这说明“龙”又是对杰出的人和事的赞誉。龙，并非是帝王的专利。　　由此可见，龙是不凡的又是平凡的，平凡到十二生肖中的一种，在茫茫人海中的我、你、他都有可能以龙为本命年。百家姓中的龙姓，不乏有市井人家。南方水上居民称为“龙户”，农民遮雨用的蓑衣，又称“龙具”。以龙命名的草木瓜果，菜蔬药材，如乌龙茶、龙舌草、龙血树、龙爪槐、龙爪花、龙涎香、龙眼等等屡见不鲜。江河湖海，城镇乡里以龙命名的也不少见。各种以龙为主题的庙会、祭堂、仪式、戏曲、话本、吉祥物以及舞龙灯、划龙舟等等举不胜举，种种事象充分显示了龙与平民的亲和性。有关龙的形象、传说和寓意，已融进中华民族各地区、各阶层、各民族的衣食住行、婚丧喜庆、休闲娱乐之中，成为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　　由此可见龙的显贵，并不在于帝王的影响，而是因为民众先有了龙的崇拜，尔后才被帝王附会，用以提高自己的身价。作为精英文化中的各种流派，对龙的解释和研究，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龙，被儒家奉为“仁兽”，作为帝王之象;道家的太上老君凭借青龙，上天入地，穿山涉水，龙是神仙的助手;佛教传入中国带来龙王、龙宫的传说，富有平民情调。因此研究者认为，有宫廷龙、民间龙、政治龙、艺术龙、儒教龙、道教龙和佛教龙之别，种种说法表明，从贵族到平民，从世俗到宗教，都欣赏龙、崇拜龙。龙，已成为全民共赏的文化象征。　　但是这样一种全民共赏的文化象征，在实际生活中并不存在，且看龙的造型：牛的耳，鹿的脚，虎的掌，鹰的爪，蛇的体，鱼鳞身，口中还吐出须，这是什么动物?中国找不到，世界没有。可它在中国传之万年，竟然拥有那样茁壮的生命力!为什么?这天上飞的，陆上跑的，水中游的都集于一身，海陆空的性能全都具备，这无所不包的形象，展现的是民族蕴有的潜在能力。所以神话传说它能呼风唤雨，行云播雾，吹一口气就是风，吭一声就打雷，睁一睁眼是白天，眼一闭就成黑夜，这是什么境界?是宗教境界。中国龙创生在原始人的图腾崇拜中，这是人们从万物有灵的信仰，进而确信自己是某一生灵的后代，并以这生灵为自己氏族的图腾，以与其他氏族相区别，这种带有群体性、识别性的生灵崇拜是氏族社会普遍存在的原始宗教信仰。古书记载有关黄帝是“人首蛇身”，炎帝是“人身牛首”的传说，实际上是不同氏族的图腾标志，当信奉牛、虎、鹿、鹰、蛇、鱼等图腾的氏族走向联合的时候，这些标志也相互融合，逐渐形成了多种图腾的统一，也就是提取牛、虎、鹿、鹰、蛇、鱼等主要特征，加以扬弃和改造，重新组合成新的形象，这就是“龙”。这样的龙在地球上并不存在，也不可与世界上任何生物相比拟，正如闻一多所说，龙是“一种虚拟的生物，因为它是由许多不同的图腾糅合成的一种综合体”。　毫无疑问，此种构想说明我们的祖先早在文明的前夜，即以综合性的思维方式，创造了有别于自然龙的复合龙，虽然它在世界上从不存在，但它的综合性和多元性在世界上却是独一无二的。　　龙，就是多元相容的一大创造，龙的本身不仅兼容了多种飞禽走兽的形态和功能，连龙的后代也是多元相容的。中国古代有龙生九子的传说，这九子各有各的个性和爱好，明代学者李东阳在《记龙生九子》一文中说：“龙生九子不成龙，各有所好。”这九个儿子有好音乐的、好行文的、好诉讼的、好冒险的、好负重的、好动的、好静的、好打架的等等。这个被中国人视为神圣的龙，并不要求儿子像自己一样成龙，而是任其自由发展，各行其事，这是多么宽容博大的胸怀!这虽然是一则神话，但在民间广为流传，并附会在人们无比崇拜的龙身上，不能不说是一种文化心理的反映。　　龙文化的主体精神是包容　　中国龙的复合形态，是中国人运用综合思维对多种生物兼容并蓄的成果，也是中国人早在史前时期就已初具的文化风格。进入文明社会以后，经过各种学说和流派的包装和发展，龙的造型愈来愈加多样，功能愈来愈加复杂，内涵愈来愈加深厚，形成了别具一格的龙文化。虽然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龙文化也不免有良莠混杂的情况，但毫无疑义的是，中国人的文化兼容心理和综合思维方式创造了中国龙的独特形态，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内涵博大而又最有魅力的形象。　　综合的基础是兼容，这是多元互补的思维方式，它的能量大于简单的个数相加，因为这是对单个优势进行了再优选的组合。经过综合的虽然已不是初具的形态，但初具的形态却在综合中得到升华，优势互补增强了个数相加的效应，产生了新的飞跃。龙，就是多元相容的一大创造，这多元性使得它具有汇百川而入大海的气势，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内涵博大而又最富有魅力的形象。所以综合并非如毛泽东所言，是一个吃掉一个，而是多元相容，创生新的形态。兼容与综合是龙文化的主体精神，也是中华文化的元色。弘扬中华文化的原创精神和本色，是走向新世纪，应对国内外事务的重要思路。　　任何国家和民族的传统文化都具有人类性，不论在东方和西方，人们都在改造自然和改造社会中改造自己，都需要有吃穿用的生活方式，只是在生存方式和内容方面表现出种种差别，发展自己的智慧，创造出独特的文化形态和传统。当今处在全球经济发展一体化，生活方式国际化的潮流中，文化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现象已成为现代文明发展的趋势，文化可以超越国界和民族界限互相交融和认同。　　随着21世纪的到来和国际竞争的加剧，各民族的发展都在不同程度上遭遇了与自然环境的冲突，能源短缺、环境污染、人口过剩、土质劣化，是人类共同面临的生存危机。竞争与合作，求异与趋同，冲突与秩序，使得各地区的关系愈来愈加复杂化。这些问题的缓解，需要全球各民族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共同努力，也需要继承、发展人类的优秀文化精神，形成现代新型的伦理观念。全球化将人们紧密联系一起，网络使陌生人相互交往，因此台湾提出第六伦的观念，即在传统的五伦观念中增加对陌生人的相处之道。　　这新型的伦理观念，旨在认识人类命运的一体性，日本古代诗人长屋说得好：“山川异域，风月同天。”人类的共同利益，使我们从五湖四海走到一起，推广现代生态意识，调节人与自然和人与社会的关系，东方文化中重视社会伦理和天人合一的思想，提供了协调人际关系以及与自然和谐共处的丰富资源，东方文明将以西方文明不能代替的魅力，在新世纪为人类的和平、发展、进步作出新的贡献。　　1995年11月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第28届大会通过《宽容原则宣言》，宣布每年11月16日为“国际宽容日”。2009年11月16日国际宽容日，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再次呼吁，在相互理解和尊重他人的基础上建立宽容的生活方式。促进宽容是联合国实现和平、预防冲突、促进民主化和人权所努力的一个组成部分。　　宽容的基础是相互理解，尊重他人，善待他人，中国龙文化的包容性与联合国的宽容精神天然合拍，这是发扬中华文化优秀传统的机遇，岂能在邮票上宣扬以凶示人? 　　“有容乃大”方为龙，这是中华文化的元色，是古老而又最具有现代价值的民族精神! 　　包容促进中华民族的发展　　中华民族是现代概念，是在20世纪初现代民族意识生成后形成的。但是在中华大地上生息的各个民族在长期的发展中，形成了融合的大趋势，已从科学上得到了有力的证明。　　包容性体现在生理上是血脉的融合。据新华社2010年2月7日电，最新科学研究发现，当今中国实际上已不存在纯种的汉族人，在现代生物学的检测中，汉族不再具备专有的DNA。同年2月22日《光明日报》报道，由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张海国教授领衔的《中国全民族肤纹颁布格局》科研成果公布，中华56个民族的肤纹特征表现各民族肤纹基因相似，有很强的融合性。　　这两项研究成果表明，当今中国人已不再具有纯汉族的血统，在长期历史发展中融合了各民族的血脉，汉族已不再是单纯的血缘关系，更重要的是文化认同。从历史上考察，这汉族的观念并不明晰，一般认为汉族人，是指住在中原地区的居民，主要集中在河南、山西南部、江苏西部和安徽西北部的居民，然而这种说法并不确定，西周建都在西安，无疑是汉族。但是，同样诞生于陕西的秦人则被定义为“戎”，非汉族。报道还举证语言学的研究成果说：“据研究，现在的客家人倒是很纯粹地继承了当时中原人的文化传统，比如他们说古语，风俗习惯也有历史痕迹，他们才是真正的中原人，但他们现在只能以少数族群的形式存在了。”因此汉族只是一定时期的区域概念，并不具有固定的含义。由于历史变迁和民族迁移，中原人向南移，与周边民族不断融合，如今再也找不到纯粹的汉人了。　　历史上强调夷夏之别，主要是中原地区经济、文化发达，形成华夏优越感和少数民族入侵，使中原王朝屡次遭受亡国之痛，固化了汉族的政治观念。现实社会的发展却使各民族文化大融合，促使汉族混血，不再有纯种汉人的存在，如今自然科学的鉴定已经充分验证了这一事实。　　这一证明可以消解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的争论，少数民族尤其是西南少数民族自认是蚩尤的后代，而蚩尤自古以来又被认为非汉族一系，因此少数民族要不要认同炎黄子孙一说，这几乎成为炎黄研究中的一大难点。如今生物学和语言学的最新研究成果证明，中华民族在血脉上已是一家人，而这两门科学在21世纪分别处于自然科学和人文学科中的前沿，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人文学科的最先进成果表明，中华56个民族在血缘上已融合为一大系统，有力地促进了各民族从对祖先的多元崇拜，转向对炎黄子孙的认同。这有助于淡化民族观念的政治性，消解狭隘的地方民族主义，促进中华民族的大团结。　　中华民族以包容精神在中国形成了多元一体的文化体系，不论王朝兴亡，国运盛衰，中华文化都能在不断的吸收和融合中生生不息。这里有立足本土创造的儒、道文化，也有取之于异邦在中国弘扬的佛家文化和伊斯兰教文化，古代泉州有十大教派长期共处，被誉为世界宗教博物馆。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中，富集外来的文化因素，是中华文化昌盛之源。　　在当今全球化的趋势中，全国有27个城市征集城市精神。北京即以爱国、创新、包容、厚德为北京精神，上海、福建以海纳百川为城市精神，包容愈来愈被各地城市认同，这是最能体现时代的中国风格。中华民族曾经以包容的精神成就了古代文明的辉煌，并以自己的创造，丰富了世界文化宝库，赢得了世界人民的尊敬。在世界文化中是一个可亲、可敬的形象，岂能在当今提倡包容的时代，冒出一个张牙舞爪、令人生畏的面目，去面向世界?

有容乃大：中国历史上最自信最开放的朝代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曾经说过，假如让他再活一次，重新选择出生的城市，他会舍弃二十世纪的伦敦，选择七世纪的长安。　　一个精研世界历史、遍览东西方文化、一生中阅城无数、见多识广的老人，为什么会对一座中国古代的城市如此情有独钟呢？在皇皇数千年的世界历史上，长安究竟拥有怎样独特而崇高的地位，又有着怎样引人瞩目、亘古长存的魅力呢？　　下面，就让我们回到一千多年前的唐朝，一起走近那座光芒四射的城市　　唐朝的长安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一座城市，也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个达到百万人口的大都市。它东西长9721米，南北宽8651米，全城周长36.7公里，面积约84平方公里，比明清时期的北京城大1.4倍，是古代罗马城的7倍。长安城内共有三个建筑群：位于北部正中的是宫城，为皇帝和皇族所居；宫城南面是皇城，面积比宫城略大，是中央政府机构所在地；宫城和皇城之外是外郭城，为居民区和商业区。　整座长安城规模宏伟，布局严谨，结构对称，排列整齐。外城四面各有三个城门，贯通十二座城门的六条大街是全城的交通干道。而纵贯南北的朱雀大街则是一条标准的中轴线，它衔接宫城的承天门、皇城的朱雀门和外城的明德门，把长安城分成了东西对称的两部分，东部是万年县，西部是长安县，东、西两部各有一个商业区，称为东市和西市。城内南北11条大街，东西14条大街，把居民住宅区划分成了整整齐齐的110坊，其形状近似一个围棋盘。　长安的每条街道都笔直而宽广，其宽度达到了今人咋舌、近乎奢侈的地步。比如南北主干道朱雀大街的宽度就达150多米，而今天中国的第一街——北京长安街最宽的地段也没有超过120米。再如位于宫城与皇城之间的承天门横街，宽度更是达到441米，堪称人类有史以来最宽的街道，其气势之雄伟令人叹为观止！　　这些宽阔平坦的街道两侧大多种有整排的槐树和榆树，而宫城与皇城中则遍植梧桐和垂柳，整座城市绿树成荫，风景宜人，既繁华热闹，又不失幽雅和静美。　　贞观八年(公元634年)，唐太宗李世民在长安东北部的龙首原上初建了大明宫。龙首原地势高耸，可以俯瞰整座长安城，故而大明宫的气势远比太极宫更为煊赫。龙朔二年(公元662年)，唐高宗李治又对大明宫进行了扩建，使其功能更为完备，规模更为宏大。从此，大明宫取代了太极宫，成为唐朝历代皇帝的起居和听政之所。　　大明宫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为宏大、规制最为严整、规划最具特色的宫殿建筑群，其周长7.6公里，面积3.2平方公里，比明清紫禁城大了4.5倍；宫城四面有11座城门，东、西、北三面都有夹城，南部有三道宫墙护卫；目前已探明的殿、台、楼、亭等基址共有40余处。在大明宫的中轴线上，自南而北依次是含元殿、宣政殿和紫宸殿，大明宫就是以这三个宫殿群为中心组成的。其中，含元殿是大明宫正殿，是唐朝皇帝举行朝会大典以及阅兵、献俘等重大仪式的殿宇；此殿殿基高达15.6米，面阔75.9米，进深41.3米，面积3134.67平方米，比现存世界上最大的木结构宫殿——北京故宫太和殿的面积还大1.3倍。　　在含元殿主殿的两翼、即东南和西南方向，分别建有比主殿位置突出的翔鸾阁和栖凤阁，两阁相距150米，各以曲尺形廊庑与主殿相连。整组建筑两翼突出、主殿缩进，呈凹字形。主殿前是左右两条各长78米的蜿蜒迤逦而上的龙尾道。　　在整个含元殿建筑群的前方，是一个南北宽615米、东西长750米的大型广场，总面积达461250平方米，比今天北京的天安门广场还大，相当于60多个标准的现代足球场。　　站在这样一个气势磅礴的广场上仰望巍峨壮丽的含元殿，任何人都会为之悚然动容、心潮澎湃！　走在长安车如流水马如龙的宽衢大道上，你遇见的绝不仅仅只有唐朝人。　　你随时会遇见突厥人、西域人、波斯(伊朗)人、大食(阿拉伯)人、拂菻(东罗马)人、日本人、新罗人、天竺(印度)人、真腊(柬埔寨)人、骠国(缅甸)人他们中有元首、大臣、使节、士兵、商人、学者、留学生，还有僧侣、艺术家、医生、工匠、歌姬，甚至有色黑如墨、唇红齿白的昆仑奴，可谓形形色色，不一而足。　　在公元七世纪和八世纪，要感受什么叫做国际性大都市，你必须来长安；要感受什么叫做对外开放、与时俱进，你也要来长安；要了解当时的东西方和亚洲各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交流的盛况，你更要来长安。　　因为当时的大唐帝国是世界上最先进、最文明、最发达的国家，而大唐帝京长安则是整个亚洲的经济和文化中心。历史学家向达先生说，在唐朝，一切文物亦复不间华夷，兼收并蓄。第七世纪以降之长安，几乎为一国际的都会，各种人民，各种宗教，无不可于长安得之(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　　汤因比说：长安是旧大陆文明中心所有城市中最具世界意义的城市，在这方面超过了同时代的君士坦丁堡，唐帝国和中国文明不仅为朝鲜，而且为更远的日本所赞赏和效仿，这显示了中国的威望。　　据统计，唐朝曾先后与世界上30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所交往。为了接待各国使节和来宾，唐朝专门设立了鸿胪寺，由当时朝中的国际政治专家担任主管官员。长安城中甚至有专供外国人长期居住或定居的番坊。有很多外国留学生到唐朝读书之后，进而参加科举考试，最后终身在唐朝为官。如日本人阿倍仲麻吕，中国名字叫晁衡，于唐玄宗开元五年(公元717年)来到长安的太学就读，当时年仅19岁，完成学业后留在唐朝任职，历任左补阙、秘书监、左散骑常侍等职。　七世纪中叶，波斯为大食所灭，波斯王卑路斯及其子泥涅斯，先后定居长安，客死唐朝。当时，许多波斯商人也流亡到了唐朝，纷纷在中国落户。长安、洛阳、扬州、广州等地都有波斯商人开设的胡店，以经营宝石、珊瑚、玛瑙、香料、药材驰名。通过贸易活动，波斯的菠菜、波斯枣传入唐朝，而唐朝的丝绸、瓷器、纸张也传入了波斯。　　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在当时统称天竺。唐初，中天竺的戒日王征服了五天竺，统一了印度半岛，随即遣使与唐通好。从此，天竺与唐朝的贸易往来日益频繁。印度半岛东西两岸常有唐朝商船泊港，天竺商船也到广州、泉州进行贸易。唐朝输往天竺的商品有麝香、纻丝、色绢、瓷器、铜钱；天竺输入的物品有宝石、珍珠、棉布、胡椒。中国的纸和造纸术传入印度，从此结束了印度用白桦树皮和贝叶写字的时代。唐太宗也派人到中天竺学习制糖技术，据说学成归国后制出的糖，其颜色和味道比印度原产的还好。　　由于佛教经典的翻译，在唐朝产生了与佛教密切相关的变文。敦煌、云岗、麦积山、洛阳龙门石窟的壁画、雕塑，都受到印度北部犍陀罗艺术风格的影响。此外，天竺的天文、历法、医学、音韵学、音乐、舞蹈、绘画、建筑，都对唐朝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唐朝十部乐中便有天竺乐，舞蹈中也有天竺舞的成份。　　唐初，朝鲜半岛上，高丽、百济、新罗三国鼎立，都同唐朝有所往来。高宗时期，唐朝先后出兵平灭了百济和高丽，新罗遂于公元675年(唐高宗上元二年)统一了朝鲜半岛，此后与唐的关系进一步发展，贸易往来十分频繁。新罗商人运至唐朝的牛黄、人参、海豹皮、朝霞?、金、银等物，占唐朝进口物产的首位。他们同时也从中国带回丝绸、瓷器、茶叶、书籍等物品。　　新罗曾派遣大批留学生到长安学习，在唐朝的外国留学生，数量最多的就是新罗人。唐文宗开成五年(公元840年)，学成归国的新罗学生一次就有一百零五人。不少新罗学生还参加唐朝的进士科考，中举后就留在唐朝为官。从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起，新罗就相继设立医学、天文、漏刻博士，专门研究唐朝的医学、天文、历法。公元675年，新罗开始采用唐朝历法。八世纪中叶，新罗仿效唐朝的政治制度改革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行政机构。唐德宗贞元四年(公元788年)，新罗采用了科举考试制度选拔官吏，以《左传》、《礼记》、《孝经》为主考科目，此外又根据唐律改订了刑律。新罗原来没有文字，七世纪中叶，新罗学者薛聪创造了吏读法，用汉字作音符来标注朝鲜语的助词、助动词等，帮助阅读汉文，推动了文化的普及和发展。唐文宗太和二年(公元828年)，新罗使者带回了茶叶种子，开始种茶。唐末五代，雕板印刷术传入新罗。(参见施建中主编《中国古代史下册》) 　　有唐一朝，与中国交往最为密切、受唐朝影响最大的国家，当属日本。　　当时的日本仍处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时期，对大唐繁荣昌盛的文化和发达的物质文明无比向往、高度崇拜。日本人迫切希望能过上像汉人那样灿烂的文化生活，于是不断向中国派出遣唐使、留学生、学问僧。从唐太宗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到唐昭宗乾宁元年(公元894年)的260年间，日本先后派出遣唐使13次，派船迎送唐朝使者6次，共计19次，其中实际到达长安为15次。唐初，遣唐使团不超过200人，可从八世纪初起，人数已多达550人以上。　　晁衡在长安与著名诗人李白、王维结成了好友。天宝十二载(公元753年)，晁衡作为唐朝回访日本的使者，与日本遣唐使一起返回日本，不料途中遇险，船只漂到越南，友人们误以为他已经遇难，极为悲伤，李白为此写下了一首《哭晁卿衡》：日本晁卿辞帝都，征帆一片绕蓬壶。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后来晁衡又辗转回到了长安，一直到唐代宗大历五年(公元770年)去世，前后在中国一共生活了53年。　　有一些外国使臣出使唐朝后也留了下来。比如波斯大酋长阿罗撼，于唐高宗显庆三年(公元658年)出使中国后便留在唐朝为官，此后又以唐朝使者的身份出使拂菻(东罗马)等国，因功被授予右屯卫将军、上柱国、开国公，位尊爵显，并一直在中国活到了95岁高龄。　西方著名汉学家李约瑟说过：唐代确是任何外国人在首都都受到欢迎的一个时期。长安和巴格达一样，成为国际间著名人物荟萃之地。(《中国科学技术史》第1卷) 　　除了留学生和使节，在唐朝定居数量最多的就是商人。唐朝专门设立了互市监和市舶司管理对外贸易。当时的长安、洛阳、扬州、广州、泉州、兰州、凉州、敦煌，都成了唐朝对外贸易的重要城市。贞观时，西域各国入居长安者近万家，而各国商人在长安西市开店经商、长期居住的也有数千家之多。广州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贸易港口，有唐一朝，曾有大量的外商在广州定居，从事各种贸易活动，仅唐朝末年的黄巢起义，死于战乱的外商就达12万人以上。　　为了适应国际交往的需要，唐朝的对外交通相当发达。陆路从长安出发，经河西走廊，出敦煌、玉门关西行，直达中亚、西亚、东欧，这就是著名的丝绸之路。海路方面，可由登州(今山东蓬莱)、楚州(今江苏淮安)或明州(今浙江宁波)出海，前往朝鲜半岛和日本；此外，由扬州、明州、泉州或广州出发，经越南海岸，在马来半岛南端穿越马六甲海峡，过印度洋，可到达斯里兰卡、印度等地；再越过阿拉伯海，可到达阿曼湾、波斯湾，并可远至红海，抵达埃及和东非的港口，这就是海上丝绸之路。　　通过陆地和海上这两条黄金通道，世界各地的人们纷纷来到了中国。　　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东罗马皇帝波多力遣使来唐，献赤玻璃、绿金精等物，唐太宗回书答礼，赠绫、绮等丝织品。东罗马的皇帝、贵族和妇女都极其喜爱中国的丝织品，拂菻也成了唐朝丝织物传入其他国家的重要转输地。七世纪初叶，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统一了阿拉伯半岛。穆罕默德本人对中国文化非常向往，曾对他的弟子说：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唐高宗永徽二年(公元651年)，大食(阿拉伯)遣使与唐通好，在此后一个半世纪的时间里，大食遣使来唐共达36次。唐朝文化因此大量传入阿拉伯世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造纸术。　　中国的造纸术后来又从这里传入了欧洲，极大地推动了西方文明的发展。唐朝后期，火药的主要成份——硝也传入阿拉伯。阿拉伯人称之为中国雪。与此同时，阿拉伯的天文、历法、数学、建筑、医学也对唐朝产生了一定影响。阿拉伯的医学是近代欧洲医学的基础，而其外科医术就是在这时候传入了中国。　　遣唐使给唐朝带来了珍珠绢、琥珀、玛瑙、水织等贵重礼品。唐朝回赠高级丝织品、瓷器、乐器、文化典籍。遣唐使团将中国的典章制度、天文、历法、文学、书法、宗教、音乐、美术、舞蹈、医学、建筑、雕刻、工艺美术、生产技术、生活习俗带到日本，推动了日本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的全面发展，对日本社会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日本留学生中最知名的是吉备真备，学问僧最知名的是空海。吉备真备回国后，用汉字楷体偏旁创造了片假名，学问僧空海不仅将中国大乘佛教的密宗学说带回了日本，而且用汉字草体偏旁创造了平假名，使日本文化逐渐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　　而中国僧人东渡日本，传播大唐文化，最著名的是鉴真和尚。　　鉴真俗姓淳于，扬州人，对于大乘佛教的律宗造诣精深，在扬州大明寺讲律传戒。应日本圣武天皇之请，他东渡日本传法，经六次努力，历尽艰险，终于在天宝十三载(公元754年)到达日本。鉴真大师其时已经年近七旬、双目失明，可他不仅将中国佛教的律宗传到了日本，而且还向日本人传授了佛寺建筑、雕塑、绘画、医药等各种知识。日本现存的唐招提寺，便是鉴真主持修建的。他在日本整整居住了10年，圆寂后葬在了招提寺。　　七世纪以前，日本没有固定都城，直到公元694年，日本才兴建了藤原京，此后又于公元710年修建了平城京，公元794年修建了平安京。而这些都城的设计理念、城市布局和建筑风格，无一例外，全都是模仿唐朝的长安城。比如城中均有朱雀大街、东市、西市等等，甚至连建筑用的砖瓦纹饰也和唐朝如出一辙。除了上述国家之外，唐朝与南亚的林邑(越南)、真腊(柬埔寨)、骠国(缅甸)、尼婆罗(尼泊尔)、狮子国(斯里兰卡)，以及中亚的吐火罗(阿富汗)等国都有广泛的商业联系与外交往来。　　在长达几个世纪的文化交流中，南亚的佛学、医学、历算、语言学、音韵学、音乐、舞蹈、美术，东亚的音乐、舞蹈，西亚和西方世界的祅教、景教、摩尼教、伊斯兰教等等，如八面来风纷纷传入中国，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美国汉学家伊佩霞说：与二十世纪前中国历史上任何其他的时代相比，初唐和中唐时期的中国人自信心最强，最愿意接受不同的新鲜事物。这个时期的中国人非常愿意向世界敞开自己。　　英国历史学家韦尔斯说：第七、八世纪，中国是世界上最安定最文明的国家。当时的欧洲人民尚处于茅舍坞壁的宗教桎梏之境，而中国人民的生活却已经进入安乐慈爱、思想自由、身心愉悦的境域。　　唐太宗李世民说过这么一句话：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资治通鉴》卷一九八)正是因为以李世民为首的大唐君臣能够具有如此博大的胸怀，公元七世纪初到八世纪中叶的唐朝，才能成为中国历史上最自信、最开放、最宽容、最大气、最具生机和活力、最具世界主义色彩的一个时代。　　这就叫兼收并蓄，博采众长；这就叫海纳百川，有容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