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王朝四大士祸：戊午士祸、甲子士祸、己卯士祸及乙巳士祸
朝鲜王朝时期的四大士祸包括燕山君时期的戊午士祸、甲子士祸以及朝鲜中宗李怿时期的己卯士祸、乙巳士祸。四大士祸发生在于朝鲜王朝的200多年的朋党政治之前，可以称之为朝鲜王朝朋党政治的序曲。 朝鲜成宗的儿子燕山君被认为是朝鲜的昏君。在他统治的1498年到1506年期间，朝鲜发生了戊午士祸和甲子士祸大批知识分子被屠杀。燕山君在得知生母不是贞显王后而是废妃尹氏后，行为开始变得异常。尹氏因被指控出于妒嫉毒害成宗妃子而被成宗赐毒酒而死。在得知此事后，燕山君杀死了指控尹氏的严、郑两贵人和支持赐死尹氏的官员及其家眷。对世祖篡位有偏词的士林派学者也遭到燕山君杀害。燕山君还搜掠千名美女为其作乐，把成均馆当成花天酒地的地方。由于有民众使用谚文书写传单痛斥燕山君，燕山君还下令禁止谚文的使用。燕山君统治仅维持了12年。1506年中宗反正后，燕山君遭成希颜、朴元宗等朝臣废黜，被流放至江华岛，两个月后病死，得年30岁。因以暴君身分被废，因而无庙号、尊号、谥号、陵名等。 中宗是个平庸之人，只是因所处的历史时期而被推上王位。不过在中宗时期，中宗的大臣士林派首领赵光祖开展了许多大规模的改革。赵光祖建立了乡约以加强地方的管理，并通过土地改革降低贫富差距。赵光祖还通过发行简易本的儒学在大众中传播儒家思想，并致力于精简国家机构。据《朝鲜王朝实录》记载，由于赵光祖的严厉监督，在这一时期朝鲜的官员无人敢收受贿赂或滥用职权。赵光祖的激进改革得到了广大民众的拥护，但遭到帮助中宗登上王位的勋旧派的强烈反对，并密谋陷害赵光祖。中宗后宫熙嫔洪氏（勋旧派洪景舟之女）在王宫后山通过涂蜂蜜和虫子咬制造了上有“走肖为王”字样的树叶。使中宗相信老天在告诉他赵光祖要谋反。1519年，赵光祖被赐死，史称“己卯士祸”。在随后的50年中，朝鲜朝廷党派纷争，腐败盛行。 1、戊午士祸 戊午士祸发生于1498年7月（明弘治十一年，燕山君在位），因当时属新进势力的士林派名臣金宗直的一名学生金驲孙在编写《成宗实录》时将金宗直的文稿《吊义帝文》收入，曾被金宗直得罪的勋旧派有名人物柳子光、李克墩指责该文影射端宗被世祖篡位的事件。勋旧派大臣利用国王的愤怒，怂恿燕山君把士林派全部驱逐出政府，并诛杀相关者三十多人。 事件的起因于《成宗实录》的编纂过程。1494年12月，朝鲜成宗驾崩，燕山君即位、领议政卢思慎建议由春秋馆编纂《成宗实录》，准奏，并于4个月后（即1495年4月）设置实录厅，开始编纂工作。实录大约于1498年完成大诘，并于1499年由士林派的史官金驲孙提交史草。 2、甲子士祸 1504年，朝鲜王朝第十代君主燕山君对文士进行第二次大规模肃清，任士洪向燕山君进谗当年生母废后尹氏被杀原因，燕山君大怒下整肃当年杀母的所有人士，手刃当时成宗时期，向成宗进谗言的淑仪严氏和淑容郑氏，郑氏所育的两子安阳君和凤安君也被赐死，以及26位参予其中所谓的“奸臣”，羞辱躺在病榻上的祖母仁粹大妃。导致仁粹大妃因受惊吓病情加重而过世，甚至连一手抚养他长大成人的慈顺大妃都险遭毒手，就连包括韩明浍（成宗恭惠王后之父）等已故者8人也不得幸免。他更清除了由史官、谏官及议政大臣行使的制约，史称“甲子士祸”。 韩国古装电视剧《大长今》中，燕山君从老宫人口中得知尹氏被废的前因后果，于是兴起甲子士祸，由于长今的父亲参与害死尹氏，故他逃到乡村，与从宫中死里逃生的长今母亲结婚，但由于年少的长今不慎说出父亲的身份，导致长今父亲被捕，母亲被杀。 在电影《王的男人》里面，由于艺人孔吉（李准基饰）演出讽刺时弊的戏剧被燕山君赏识，孔吉在一次表现中，用演戏的方式暗示尹氏被废的前因后果，导致燕山君一怒之下，拔刀刺死在场的严氏和郑氏，并气死前来阻止的仁粹大妃。 另外，朝鲜火锅名菜《神仙炉》亦是以该事件而著名。3、己卯士祸 己卯士祸也指的是与赵光祖相关事件。 赵光祖出身于官僚家庭，父亲赵元纲是下级官吏。本贯汉阳赵氏，是开国功臣良节公赵温（良节公温）的玄孙。十九岁时丧父，事母至孝，他的孝行令其在朝鲜国内一早扬名。他是金光弼的弟子。 中宗五年(1510年)，赵光祖在科举中考取了进士；1515年殿试文科（进士试）及第（状元），进入朝廷任官，官拜同副承旨。 赵光祖希望把儒学思想实践在政治上。在1516年，赵光祖与大批士林派儒生请求中宗废除主要供作进行道教活动的昭格署，获接纳。1518年，中宗批准开设由赵光祖等人提倡的贤良科考试。在这数年间，赵光祖受到中宗重用，官位升至“大司宪”，并积极在国内宣扬儒学。后来赵光祖认为中宗反正的功臣过份滥封，要求削去部份“靖国功臣”的封号，史称“伪勋削除案”。中宗犹疑未决，在众多士林派官员威胁辞官后，中宗终于答应。赵光祖在政治主张上过份强调道学思想，令中宗开始反感。 “伪勋削除案”激发勋旧派功臣联手反击赵光祖，中宗后宫熙嫔洪氏（勋旧派洪景舟之女）在王宫后山通过涂蜂蜜和虫子咬制造了上有“走肖为王”字样的树叶，再把它们呈上中宗，令中宗对赵光祖的信任开始动摇。中宗后来写信给洪景舟，表示有意除去赵光祖。1519年农历十一月十五，洪景舟等人取得中宗诏书后派人捉拿了赵光祖及一些士林派官员。在领议政郑光弼等人求情下，赵光祖等八人暂时免死，被流放外地，然而赵光祖不久后在流放地被中宗以毒药赐死，赵光祖服毒后很久仍未死，使者遂把他缢死了。 此次士林派失势及遭受重大打击的事件，后世称为“己卯士祸”。“伪勋削除案”一事就此作罢。 4、乙巳士祸 乙巳士祸是1545年，支持王世子（仁宗）的尹任一派以及支持庆源大君（明宗）的尹元衡一派因为王位继承而引发的明争暗斗，又因替赵光祖平反之事而将士林派大臣卷入其中，之后因为明宗继位，尹元衡、郑顺明等人诬告“大尹”尹任及士林派大臣柳灌等叛逆谋反，尹任等人被赐死，小尹派获得胜利。 接着尹元衡一党又诬告宗亲桂林君以及当时王子中最有人望的凤城君（中宗庶子）企图与尹任等大臣合作反逆，故将凤城君流放庆尚道蔚珍，途中发病，移配江原道，1547年赐死，大臣柳灌、柳仁淑也遭赐死。
朝鲜王朝的科学发展情况：天文、地理、实学以及医学
朝鲜王朝时期，朝鲜人在天文、地理、实学以及医学方面都有所成就，除了各种天文仪器的发明、地理图册的编撰，还有各种实用发明，比如雨量计等，宫廷民间还编纂出不少医学书籍。 1、天文 朝鲜王宫内的科研机构制造了正方案、圭表等天文仪器，以及仰釜日晷、悬珠日晷、天平日晷、定南日晷、自击漏、玉漏等精密仪器。宫廷历法机构编写了《七政算内篇》、《七政算外篇》、《诸家历象集》等书籍。18世纪初，实学派还将西方的地转说引入朝鲜。 2、地理 世宗时代，编纂了八卷本《地理册》，按照一定的体系详细叙述了朝鲜各州郡的历史变迁、名称由来、山川、部曲、城池、官坊、烽燧、桥梁、津渡、驿站、按姓氏分类的居民构成、牧场、土产、手工业种类、土地的肥瘠、田结数、租税、供纳、运输、四季气候、风俗和路程，相当于一部地理方面的百科全书。与此同时编纂了各地的地方志，此后又编写了《东国舆地胜览》、《东国舆地备考》等地理书籍。地图方面，先后编纂了《八道州郡图》、《八道山川图》、《八道图》、以及按照比例尺绘制的《大东舆地图》。 3、实学 李朝时期实用的发明创造活动同样非常活跃。农业书籍《农家集成》、《农事直说》、《农桑辑要》、《四时纂要》、《课农小抄》等重要书籍。制造并改进了雨量计、水文计等科学仪器。高丽时期发展了铜活字印刷技术和排版术并得到广泛应用，1403年在汉城设置了铸字所。17世纪的实学家还深入研究研究西洋算学，洪大容编写了《筹解应用》，把古代算术发展到包括代数学和几何学在内的现代数学。 4、医学 医学方面，李氏朝鲜宫廷和民间编纂了许多著名的医学书籍，许浚通过参考大量中国古医书于1596年编纂了一部《东医宝鉴》。还有《医方类聚》、《乡药集成方》、《本国经验方》等。
朝鲜王朝两班的兴衰荣辱：党派斗争如何成为朝鲜王朝400余年历史的主要内容
朝鲜王朝历经500余年，而其中400余年的历史中，两班士大夫之间的权力争夺成为王朝的主旋律。从早期的文班、武班到世祖时期的勋旧派、士林派，再到四色党争。两班之间的相互倾轧从未停止，其斗争导致甚至导致国家分崩离析。 1、文武两班 在朝鲜时代﹐两班是士大夫以及其家属集团的代名词﹐然而“两班”一词的含义本身并非如此。在高丽时代﹐将各级官员分为文班(文官)﹑武班(武人)﹐依据各自的等级授予俸禄。由于在朝堂之上﹐文官站立于东面﹐武将站立于西面﹐因此两班又有东﹑西两班的称呼。 而在太祖大王开国之后﹐也承袭了高丽时代的旧制﹐形成了新兴的文班与武班﹐其身份是世代相传﹐成为朝鲜王朝的统治阶层﹐垄断了国家一切的利权。与高丽时代的守旧贵族一般﹐朝鲜时代的两班从建国初期就一直掌握着国家的经济基础。在李成桂的科田制改革中﹐以郑道传为首的功臣从旧贵族手中夺得了土地﹐而建国之后﹐由朝廷以各种名目授予的田地(科田)﹑俸禄(所谓功臣田)﹐以及两班私自圈占﹑兼并的平民田地﹐使得两班财不断积聚﹐而政府税源日益捉襟见肘﹐两班的经济特权造成了国家的贫弱。 世宗时期以来﹐两班农庄的扩展到了无法抑制的程度﹐因为两班的巧取豪夺而失去土地的农民沦为佃农﹐而拥有足够的庄丁﹑奴婢的两班﹐由加速对荒芜土地的开垦﹑并进一步兼并土地﹐两班的财富因此犹如雪球一般越来越庞大。地方上两班鱼肉人民﹐获得巨额田租﹐而政治上﹐两班也是财大气粗﹐因此造成的朝廷纲纪紊乱﹑社会秩序失调﹐是不难理解的。两班终于成为隔在庶民与王室之间国家的实际统治者﹐王室只可以从两班嘴边的剩饭获取生存的养份﹐因此而造成的王室没落﹐也持续了好几百年。 2、两班分化 前面已经提及到﹐两班的身份是世袭的。但是﹐随着时日的推移﹐两班的人口也随之而增长﹐于是﹐两班内部产生了争斗﹐这是一个两班自身优胜劣汰的过程。朝鲜时代﹐嫡子与庶子的区分非常严格﹐为了控制两班人口过快增长﹐自太宗大王时代起﹐做出了“庶孽禁锢”的规定。所谓的“庶孽”﹐其实是指两班家庭中妾侍所生的后代﹐为了减慢两班的人口增长速度﹐作为庶孽的两班人口﹐沦落为脱离两班圈子的另一个阶级﹐称为“中人”﹐不得享受两班的待遇﹐而只能充当翻译﹑医官﹑捕校等低级基层官员。而另一方面﹐两班阶层为了保护自己的田产﹐就必然会挖空心思巩固自己的地位﹐朝廷上出现了士大夫争夺有限官职的斗争﹐后来﹐士大夫们个体的矛盾最后上升到门阀的斗争﹐个体的士大夫不得不相继加入到某个集团中谋取利益﹐这就形成了党争。朝鲜士大夫之间的斗争﹐就是由开始的仅仅是不同政见﹑不同理念﹐发展到最后的党派林立﹑不断分裂。党派之争愈演愈烈﹐两班也在这个过程中慢慢崩溃﹐同时连带着国家的不断衰败。 朝鲜开国不不久﹐朱子学的分立就已经开始出现。以功臣们为首的勋旧派﹐以及以坚持节气﹑拒绝士奉新王朝的在野士林派。勋旧派以郑麟趾﹑申叔舟等勋臣为首﹐继承了大性理学家权近的道统﹐聚集在汉阳一带﹐故又称为“近畿派”﹐是国家的统治核心。以金叔滋为首的岭南学者﹐则继承了学者吉再的道统﹐坚守对高丽王朝的孤忠﹐成为于勋旧派相对应的士林派﹐又称为私学派。这是朝鲜时代党争开始之前士大夫势力的基本态势。而这一态势开始出现变化是在世祖大王篡夺端宗大王王位后出现。勋旧派朝臣中因为拥护世祖与否而分裂成两个派别﹕以勋旧派正统继承者自居的郑麟趾为首的派别﹑以不满世祖大王(世祖大王为世宗大王之次子)篡夺王位拥护端宗大王(端宗大王是世宗大王之孙﹐文宗大王之子)的成三问为首的派别。如此细分﹐又可以将不满世祖大王的派别分为以“死六臣”为代表的大义名份派别和“生六臣”为代表的节义派。所谓死六臣﹐即指意图推翻世祖大王﹑拥立废王端宗复位的金文起﹑成三问﹑河纬地﹑李垲﹑朴彭年﹑柳诚源等六人﹐在世祖大王二年(公元1456年)被诛灭。所谓的生六臣﹐是指金时习﹑李孟专﹑成耽寿﹑赵旅﹑元昊﹑南孝温等六位不满世祖大王篡位而淡出官场的士大夫。士大夫的门阀之争越往后就愈演愈烈﹐与勋旧派对立的士林派步入朝廷之后﹐士大夫的斗争又空前激烈起来。成宗大王时代(15世纪后半叶)﹐士林势力踏足朝廷﹐在朝廷急速地推行符合士林派施政理念﹑而与勋旧派方针利益相悖的政治改革﹐勋旧与士林的矛盾难以调和﹐最终在燕山君时代引发了一连串的“士祸”﹐联绵不断直到明宗大王时代。在此五十年间的士祸当中﹐屡次遭受打击的士林势力﹐在朝廷形成朋党﹐于是﹐士大夫的斗争又上升到党争阶段。 党争阶段的门阀特色﹐是所谓的“四色”(南人、北人、老论、少论)。而四色门阀总括起来属于东人与西人两个系统。宣祖大王初年(16世纪末)﹐由于争夺朝廷的职位﹐引发起沈义谦和金孝元的矛盾。吏曹参议沈义谦因为反对金孝元叙任吏曹铨郎的要职﹐而与金孝元反目﹐从而形成了以金孝元为首的东人党(金孝元家宅位于汉阳东面的干川洞)和以沈义谦为首的西人党(沈义谦家宅位于汉阳西边的贞洞)﹐此后﹐东人与西人居然成为世代相传的门阀区别﹐延续到士大夫的子孙后代。在东西两党分立的初期﹐东人党占据了政治的主导地位﹐长期掌握朝政﹐将西人排斥在外。因此﹐在执政圈子当中自然也会分立出不同的派系﹐这种分立如同细胞分裂不断在执政派别中持续。宣祖大王二十四年(公元1591年)﹐以王世子册立的问题为导火线﹐引发了东人党内稳健派和强硬派的对立﹐即是所谓的南人党与北人党。倭乱结束之后﹐北人党掌权﹐于是又分别分为大北党于小北党。此后﹐支持光海君(李珲)即位的大北党得势﹐于是又分为骨北党与肉北党。因为帮助仁祖大王推翻光海君的缘故(仁祖反正)﹐没落了相当长时间的西人党得势﹐执政五十余年﹐直到显宗大王时代﹐同样也分裂为勋西党﹑清西党﹑山党和汉党等。此后﹐令人眼花缭乱的党派之争尚未止息﹐肃宗大王时代的党争被推向高潮。在懦弱的肃宗大王治理下﹐朝臣通过各种手段来排斥异己势力。开始﹐通过王族服制的争论为手段﹐东人的南人党打倒了西人势力﹐重掌了朝政﹐之后又分裂为清南与浊南两派。但是不久之后﹐西人又再反扑﹐以谋反的罪名排斥了南人党﹐再次掌握政权﹐又分裂出少壮派(少论)与老壮派(老论)。后来﹐以肃宗大王对张禧嫔的好恶为转移﹐反对册立张禧嫔之子为世子的西人又丧失了权势﹐不过后来随着张禧嫔的失宠﹐西人又再度将南人党赶下台﹐此后的南人党势力终于寿终正寝﹐基本上消声匿迹。此后的朝鲜政坛成了老论派与少论派的天下。此后﹐士大夫的斗争又进入了势道政治阶段﹐而两班阶层经历了相互倾轧﹐也逐渐步入衰亡﹐整个朝鲜王朝终于走进分崩离析﹑国家败亡的末世。 3、两班崩溃 两班人口的膨胀一直是两班阶层无法克服的痼疾﹐两班人口的自然增长﹐已经使得两班阶层承受着巨大的人口压力。而自从朝鲜王朝中期以来﹐历尽倭乱和胡乱﹐两班与庶民的界限模糊﹐大批非两班阶层的人口涌入两班阶层当中﹐两班自此权威一落千丈﹐以两班为基础的朝鲜王朝政治体制崩溃﹐朝鲜王朝由此踏上败亡之路。 壬辰倭乱时期﹐由于战乱等原因﹐官府能够征召的良民减少﹐官军无力负担起整个战场的抵抗﹐而不得不依靠义军作战。因此﹐对义军的论功行赏产生﹐从而为贱民﹑奴婢从良开辟了道路。为数不少的公私奴婢和非两班的良民﹐通过参加义军而获得官府的嘉奖﹐或脱离了贱藉﹐或步入了两班阶层。胡乱当中也有类似的奖赏原则﹐对建立军功的下层人民授予高一级别的身份。另外﹐为了恢复战后蹂躏的社会经济﹐官府采取了卖官的措施﹐一批愿意缴纳粮食的富农﹐跻身于两班行列﹐通过缴纳粮产而晋位两班的并不局限于富农商人﹐甚至连公私奴婢﹑手工业者也乐于此道。后来﹐这种卖官制度成为了惯例﹐一旦官府出现经济危机﹐就大量地卖官鬻爵﹑出售未署名的任命状﹐晋身两班成为寻常的交易﹐两班在朝鲜已经失去了天之骄子的地位。之后﹐两班的人口迅速上涨﹐到了19世纪﹐两班户在总人口的比重﹐甚至已经达到多数﹐占了六至七成左右。 一方面﹐下层民众不断跻身于两班行列﹐另一方面﹐也有不少固有的两班失势﹐被排挤出权力中心﹐沦为乡班(乡下的两班)甚至地位更为低下的劳动者。没落的两班是朝鲜王朝不稳定的潜在因素﹐失意的没落两班往往会与朝鲜王朝发生正面冲突﹐领导各种民乱对抗官府。在朝鲜王朝后期的洪景来之乱﹑晋州民乱等等﹐大抵都是又没落的两班所领导的。
王规之乱：朝鲜王朝外戚干政的开端
朝鲜王朝建立早期更像一个各方豪族的联合政权，太祖王建的身世并不显赫，没有强大的家族势力抑制地方豪族，他通过联姻和 赐姓的方式笼络地方豪族，并通过经营西京和“其人制度”防范和抑制豪族。但在王建死后，这种均衡被打破，于是就有了历史 上著名的王规之乱，这也是朝鲜王朝外戚干政的开端。 1、家世一般的高丽王朝太祖如何成就霸业？ 王建虽说是新罗末期地方豪族的一员，但其家世并没有那么显赫，至少其前数代在新罗末期的政局中并没有占据什么重要地 位，故《高丽史高丽世系》在叙述其家世时做了不少的修饰。根据《高丽史高丽世系》，王建的始祖为虎景，自号新罗的圣骨将 军，虎景有一子名康忠，娶了西江永安村一富家女子，育有二子，长子名伊帝建，次子损乎述，后改名宝育。后来伊帝建将女儿 德周嫁给了弟弟宝育，宝育生有二女。这时尚未登上皇位的唐肃宗李亨（一说为唐宣宗李怡）“欲遍游山川”，涉海到浿江西浦 ，寄宿在宝育家中，与宝育次女产生情愫，生下了一个儿子名叫作帝建。后来作帝建又娶了西海龙王之女翥旻义，生下一儿子， 取名龙建（后改名为隆）。隆“尝梦见一美人，约为室家。后自松岳，往永安城，道遇一女惟肖，遂与为婚。不知所从来，故世 号梦夫人”。王隆与梦夫人所生之子便是太祖王建。 尽管王建的家世并没有经历几代，但却并不是十分清晰，更重要的是为了凸显其“显赫”的家世，把新罗的圣骨将军、唐肃 宗或唐宣宗甚至西海龙王之女都糅合进了其家世之中，这反而说明王建的家门并不显赫，只不过是新罗末期林立的豪族之一，通 过海上贸易积累了巨额财富，成了割据一方的豪族。作为普通的豪族，王建之所以能登上大位主要靠的是对弓裔父子不满的豪族 们的推戴。 对于自身家势和如何登上王位的事情，王建本人毫不避讳。王建在豪族们的拥戴下登上了王位，对臣下论功行赏时，他说“ 朕出身侧微，才识庸下”，这里的“侧微”就是指其家族势力并不是十分强大。太祖王建即位不久，曾拥戴过他并被封为吉马军 将军的桓宣吉便向王建发起了挑战：“一日，太祖坐殿，与学士数人，商略国政，宣吉与其徒五十余人持兵，自东厢突入内庭， 直欲犯之。太祖策杖立，厉声叱之曰：‘朕虽以汝辈之力至此，岂非天乎？天命已定，汝敢尔耶？’”由此可以看出，“出身侧 微，才识庸下”的王建正是靠豪族和部将的拥戴才登上王位，才得以完成统一三韩的“霸业”。 高丽建国初期，其国家体制具有豪族联合政权的性质，也就是说王建作为豪族的代表联合各地豪族建立了高丽王朝。在这种 体制下，作为国王的王建对各地的豪族其实没有太大的约束力，豪族们拥有雄厚的财力，有自己的私人武装，在自己的势力范围 内掌握着生杀大权，俨然割据一方的诸侯。作为豪族之一的王建尚无实力以武力方式消灭割据的豪族，只能采取其他手段来笼络 豪族，使豪族不至于反对他的王权。 为了笼络地方豪族，太祖王建登极之后广纳后妃，先后娶了29位妃子，大部分妃子是地方豪族或豪族出生的官僚之女，如神 惠王后柳氏是贞州豪族、三重大匡（高丽时期正一品的官阶）天弓之女，神明王后刘氏是忠州豪族、赠太师、内侍令兢达之女， 神静王后皇甫氏则是出身于黄州豪门的太尉、三重大匡悌恭之女，神成王后金氏则是新罗最后一位国王敬顺王的伯父金億廉之女 。太祖希望以此与地方豪族建立广泛的姻亲关系，构筑王室与豪族的共同利益，扩大和巩固其政权的支持基础。对于那些效忠自 己的豪族，太祖赐给他们“王”姓，从而建立同姓家族关系，拉近与地方豪族的情感距离，同时将豪族势力与王室势力紧密地结 合在一起，构建一个庞大的共同利益关系网。如果说迎娶豪族女儿为妃和赐姓政策是为了笼络豪族，那么经营西京和实行“其人 制度”则是为了防范和抑制豪族。 高丽王朝建立后，太祖根据风水师的建议，派其堂弟王式廉经营西京平壤，将其作为王朝的势力基础，以牵制开城地区的豪 族势力。而所谓“其人制度”，其实就是让各地的豪族将子弟送至都城开京居住，作为地方豪族的代言人，负责向中央政府汇报 豪族所在地方的情况，实质就是将豪族的子弟留在开京做人质以牵制豪族的势力。 2、王规之乱：豪族外戚如何谋夺王位？ 太祖在位时通过这些政策和个人威望使王权与豪族势力达成了一种均衡，各地豪族也都向太祖表示忠诚。到了晚年，太祖立 长子武为正胤（即王位继承人），但因其母庄和王后吴氏家族势力不够强大，故在临终前召“宰臣廉相、王规、朴守文等侍坐” ，叮嘱“内外机务，久不决者，卿等并与太子武，裁决而后闻”。在这些忠于太祖的重臣的支持下，武在太祖死后顺利登上王位 ，是为惠宗。 惠宗即位后，太祖构筑的王权与豪族势力之间的力量均衡被打破，原来忠于太祖的豪族并不忠于其后继者惠宗，而是支持与 自己有各种紧密关系的王子，伺机争夺王位。虽然在太祖的坚持下，惠宗登上了王位，但是这并不能阻止有势力基础的王子对王 位的觊觎，尧就是其中一位。 尧的母亲为神明顺成王后刘氏，是忠州豪族刘兢达之女，家族势力雄厚。不仅如此，尧还得到了以太祖的堂弟王式廉为代表 的西京势力的支持，且早就觊觎王位，是王位强有力的竞争者。除此之外，以王规为首的开京势力也是一支重要势力，支持太祖 第16妃所生的广州院君。那么王规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呢？ 王规本姓咸，广州的大豪族，太祖时期的开国功臣，被封为大匡（高丽时期从一品官阶），相当于宰相，曾作为使节前往后 晋。由于功勋显赫，被赐“王”姓，不仅如此，太祖还迎娶其两个女儿为后妃，封为广州院夫人和小广州院夫人。从赐姓和迎娶 其女儿为后妃这一事实可看出王规作为豪族其势力之大，也正因为如此，太祖临终前嘱其辅佐王子武，也正是有了王规等人的支 持，武才能顺利坐上国王的宝座。也许，一开始王规确实是不想辜负太祖的重托，为此还把自己的另一个女儿嫁给了惠宗，这样 一来他成了两朝外戚。作为太祖的心腹，他对王子尧对王位的觊觎也是有所了解的，故惠宗登极之后他就上奏“王弟尧及昭有异 图”。但惠宗却认为王规是诬告，目的是要离间他们兄弟之间的关系，所以不仅没有惩戒尧和昭，反而“恩遇愈厚”，并把自己 的长女嫁给了昭。有学者认为惠宗其实并非不知道尧等对王位的觊觎，只是他势力不够强大，明知道自己的王位受到威胁，但面 对有外戚势力和西京势力支持的尧，他只能采取防御态势。 惠宗对此事的处置自然令王规感到失望，也许正是由于这一原因，他才想让自己的外孙取代惠宗。有了这一想法后，王规便 开始谋划。王规首先想到的是，派刺客深夜到王宫行刺惠宗。但是派出的刺客不仅未能刺杀惠宗，反而被惠宗“一拳毙之”。事 情过后，惠宗没有深究此事，因为他同样没有实力对付王规。王规派人行刺失败后，并不甘心，后来亲自带人夜入王宫欲谋害惠 宗，惠宗却事前得知消息从神德殿转移到了重光殿，于是这次行动又以失败告终。对于这次事件，惠宗仍是低调处理，没有对王 规进行任何惩戒，朝臣和王室成员也没有什么反应。朝臣没有反应可能是慑于王规的势力，而尧等王子没有反应，一方面说明惠 宗在王室中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另一方面尧等也是希望借助王规之手除掉惠宗，从而坐收渔利。 惠宗虽然处理得很低调，但这两次行刺事件却对他的性情产生了严重影响。“自王规谋逆之后”，惠宗“多所疑忌，常以甲 士自卫，喜怒无常，群小并进，赏赐将士无节，内外嗟怨”。惠宗之所以如此，也不难理解。惠宗虽然以太祖的遗命登上王位， 但却没有可以依赖的势力基础，王子尧和王规等又对王位虎视眈眈，时时准备取而代之。在这种情况下，不但王位受到严重威胁 ，自身的生命安全也得不到保障，可能会随时丧命于王位的明争暗斗中，因此他只能利用那些少数效忠于自己的将士来保护自己 。时刻提防被暗害的惠宗因过度紧张而精神失常，最后在位不到两年就抑郁而死，年仅34岁。 惠宗死后，尧登上王位，是为定宗。定宗即位后，王规“将作乱”，定宗于是便召西京王式廉率军，诛杀了王规及其同党三 百多人。对于定宗登上王位和王规谋乱及被诛杀的事情，《高丽史》等相关史书记载极为粗略，前后相悖之处颇多，故有韩国学 者认为其实主导王位争夺的应是早就觊觎王位的尧、昭兄弟。他们兄弟二人在忠州刘氏的外戚势力的基础上联合西京的王式廉的 势力，策划了取代惠宗而代之的行动，甚至还有学者认为《高丽史》所载的王规企图行刺惠宗的行动其实是由定宗与王式廉所策 划的，后来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行而将其推到了王规的头上，所以王规之乱应该称“王式廉之乱”，这从定宗即位后对王式廉的恩 遇上也能看出一些端倪。定宗即位后，授予王式廉匡国翊赞功臣的勋号，追封其大丞一职，甚至还计划将都城迁至其势力范围下 的西京。虽然存在着定宗等谋划取代惠宗并将罪名归到王规头上的说法，但这只是学者们的合理推测。 王规之乱是高丽王朝建立后外戚势力介入的一场王位争夺战，也是外戚干政的开始。在此后的高丽王朝的历史上，外戚势力 干政的事例屡见不鲜，甚至还有外戚势力企图篡夺大位，之所以如此，这与高丽王朝的权力结构有着很大的关系。在新罗末期各 地豪族割据，王建只是众多地方豪族之一，他靠个人威望将这些豪族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并在他们的拥戴下建立了霸业，但王室 势力远没有达到凌驾于各地豪族势力之上的程度，各地豪族仍是各自为政，仍有实力向王权发起挑战，而太祖王建采取的联姻、 赐姓等政策，使豪族势力与王室势力盘根错节地交缠在一起，反倒为那些觊觎王位的王室成员和豪族勾连提供了可能。
三韩指的是什么， 朝鲜人民为何自称三韩子孙
公元前2世纪末至公元后4世纪左右，朝鲜半岛南部由三个小部族统治，史称三韩。三韩的“韩”和韩国的“韩”实际上是同一个字。今天的朝鲜人民之所以自称三韩子孙，是因为三韩其实是朝鲜民族的直系祖先。 古代朝鲜半岛南部有三个小部族，它们是马韩，辰韩、弁韩，合称三韩。其中马韩是三韩中最强大的，被三韩拥立为“辰王”，定都目支国，统领三韩之地。 4世纪时，中国扶余诸部建立了百济国，辰韩中的最强大的斯卢部统一辰韩，建立新罗国，弁韩则逐渐融合成为伽倻国，后又被新罗国所兼并。 三韩在西汉时便与中国有密切交往，其中，辰韩因语言、称谓、器物等与秦朝相似而被称为“秦韩”。《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曾提到：“桓、灵之末，韩濊强盛，郡县不能制，民多流入韩国”，此系“韩国”这一名称的最早记录。 公元前后，朝鲜民族进入“前三国”时代，在这之后的近两千年的时间里，金氏新罗、王氏高丽、李氏朝鲜先后统一朝鲜半岛，从未以“韩国”为号，但“韩”仍然作为其政权的别称，如高丽太祖王建曾声称“朕赖三韩山川阴佑以成大业”，在1882年签订的《中朝商民水陆贸易章程》中，便称朝鲜人民为“韩民”，1894年清朝在向日本开战的诏书中也说“拯韩民于涂炭”，而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则有“征韩论”。 1897年10月12日，朝鲜王朝第26代君主高宗李熙即皇帝位，并于次日在敕令中称：“我邦本为马韩、辰韩、弁韩三韩之地……及高丽时吞并马韩、辰韩、弁韩，是谓统合三韩……定有天下之号曰大韩。”遂改国号为“大韩帝国”。于是韩国这一名称被启用。 三韩是现在朝鲜民族的直系祖先，大韩民国之韩即来自于朝鲜王国的末代国号大韩帝国，而大韩帝国的国号便来自于古代的三韩联盟。现在的朝鲜民族的成员均称自己为“三韩子孙”，这一点和华人自称“炎黄子孙”的缘由相似。
朝鲜王朝的地方行政区划：朝鲜八道
朝鲜八道是朝鲜王朝的地方性质区划，八道分别为京畿道、忠清道、全罗道、庆尚道、江原道、咸镜道、平安道以及黄海道。朝鲜八道的名称各有来源和含义。除了特殊情况，道以下一般为州、府、郡、县。 1、朝鲜八道 制度 朝鲜历代都把全国分为八道，俗称朝鲜八道。道之下设州、府、郡、县。其中，庆尚、全罗、忠清、黄海、京畿五道再分左右两道。宁安道（咸镜道）分南北两道。平安道分东西两道。江原道分岭东、岭西两部。 除了行政划分以外，古代朝鲜还按传统习惯将全国划为六个大区：关北（咸镜道、平安道）；关西（黄海道，平安道南部，以及江原道西部）；关东（江原道太白山以东的部分，又称岭东）；畿湖（京畿道全部和忠清道的一部）；湖南（忠清道一部分加上全罗道）；岭南（庆尚道）。 朝鲜高宗时期，曾实行过两次行政改革，一道把朝鲜八道分为23府，但后来又再改成13道，即把平安、庆尚、咸镜、全罗、忠清五道划分为南北两道，成为十三道。 在日据时代，朝鲜全境归朝鲜总督府管理，朝鲜总督府将汉城府废为京城，汉城府辖区降为京畿道的一个郡，一直到日本投降。其时朝鲜行政区为13道，218个郡，2202个县、28498个里。 十三道制的行政区划一直延续到1945年为止。现在，在朝鲜语的日常用语中，也有用“朝鲜八道”来表示全国各地。 2、名称来源 忠清道，忠清道是忠州和清州合称。忠州一名应该源自中原京，中原京是6、7世纪新罗王朝疆域最鼎盛时期设置的五小京之一。当时新罗王朝吞并了百济和高句丽的南部，设置了九州五小京。五小京的设置是因为新罗首都金城（现在的庆州）偏居东南，所以于557年在现在忠清北道忠州市、原来高句丽的国原城新设国原小京，隶属汉州，并于7世纪后期陆续设置北原小京（原高句丽平原城、现江原道原州市）、金官小京（原金官伽耶国都金官郡、现庆尚南道金海市）、西原小京（原百济娘臂城、现忠清北道清州市）和南原小京（原百济古龙城、现全罗北道南原市），在685年设置西原和南原两小京的同时，改国原小京为中原小京。757年，中原小京改称中原京。高丽太祖王建统一朝鲜半岛后的第四年，即940年，将中原京改为忠州府，也就是“中”改为近音的“忠”。在高丽国时代，忠州曾经改回国原京（1254年），但1395年新建立的李氏朝鲜重新使用忠州一名，并延续至今。清州一名源自西原京，即前述新罗九州五小京中的西原小京，685年设置，与国原小京改称中原小京同年。然后在757年与中原小京改称中原京同时改称西原京，并同于940年改为清州，即“西”改为近音的“清”，此后一直名为清州至今。 全罗道，全罗道是全州和罗州合称。全州一名大约源自完山，完山是百济时代对该地的称呼，应该是出自当地镇山的名字。新罗攻灭百济后，疆域开始达至鼎盛，并在685年以完山为名设州，总共九州。757年景德王改名全部九个州，其中完山州改为同义的全州，同时也表示全国九州一统的意思。罗州一名源自新罗设置的发罗州，发罗州本为百济的发罗郡，新罗攻灭百济后改为发罗州，又于686年降为郡，旧州改名为武珍州，景德王于757年改为武州，903年又改为罗州，即简化了发罗州一名。高丽统一半岛后仍名罗州至今。 庆尚道，庆尚道是庆州和尚州合称。庆州一名出自高丽太祖王建，新罗末代国王敬顺王于935年末让国于王建，遂将新罗国都金城改名庆州，大概是取“普天同庆”之意，亦名东京。尚州一名源自沙伐国，该国在249年被新罗第十二代国王沾解尼师今吞并，设沙伐州，又名上州。景德王于757年改名九州时改为近音的尚州。 江原道，江原道是江陵和原州合称。江陵一名起源不确定，该地原为上古的濊国之地，后入高句丽为河西良（或河瑟罗、何瑟罗）。新罗统一后神文王于687年设置河西州，为九州之一，757年景德王改为溟州。高丽元宗于1263年改名江陵，但不清楚起源，有传说指出来自湖北的江陵，认为是西汉时一支主要由湖北江陵一带兵士组成的军队远征到了今天江原道。当然这种传奇式解读目前没有过硬的证据，不过“江陵”或许和“溟”有一些联系，而且中古时期朝鲜地名很多袭自中国，尤以唐代地名为多，所以也可能仅仅只是移湖北江陵之名于此。原州一名源自高句丽于469年设置的平原郡，678年新罗文武王将平原郡改设为北原小京，757年景德王又改名北原京。940年高丽太祖王建改设原州，应该是将“北”去掉，只保留北原京“原”字。另外，中国宁夏有原州，为隋唐时期平凉郡治，而朝鲜原州别号平凉京，应是袭自中国。 咸镜道，咸镜道是咸兴和镜城合称。咸兴一名起源不确定，蒙古帝国于1258年在合兰（亦名合懒、合剌、哈兰）地区（今咸镜道一带）设置哈兰府，管辖聚居于此的女真部落。哈兰一名可能源自与蒙古黄金家族世代联姻的弘吉剌部一个支系部落，即最早居住于今天吉林东南部的合剌讷惕部，“合剌讷惕”见于拉施特的《史集》，是该部西迁蒙古高原之后得名。“合剌”在该部方言中指垭口，延边地区著名的海兰江在史书中曾名曷懒水、合兰河，可能都源于“合剌”，指河流源头的山口，白山、通化一带的海龙江可能也源于此。而哈兰的“哈”和咸兴的“咸”音近，大概因此1356年高丽恭愍王改哈兰府为咸州。镜城于1398年设置万户，据说是因为该地区景色明净如镜，李成桂在1398年戊寅靖社后让位，之后几年曾隐居故乡咸镜道一带。 平安道，平安道是平壤和安州合称。平壤一名一般认为是出自“平坦的土地”之意。安州一名应该源自安东都护府，该地原为高句丽息城郡，唐王朝在这里设置安东都护府。931年新罗末代敬顺王设置安北府，1369年高丽恭愍王又设置安州万户。 黄海道，黄海道是黄州和海州合称。黄州一名不知出处，但可能和江陵类似，都是袭自中国地名，即湖北黄州，因为黄州别称齐安，而这正是湖北黄州在唐朝天宝年间曾经使用的名称。海州一名出自高丽太祖，此地原是汉魏时期带方郡，后为高句丽内未忽郡，至高丽太祖王建改置海州，取其地“临海”之意。
高丽太祖王建为何声称复兴高句丽却定国号高丽
王建 公元918年，王建吞并了新罗、后百济，在朝鲜半岛上建立了一个统一王朝——高丽。王建的后高句丽本来声称复兴高句丽，但他却在开国之后定国号高丽而非高句丽实在让人费解。那么，王建究竟是出于什么目的才定国号高丽的呢？ 众所周知，新罗在公元七世纪后半叶与唐帝国联手，合力消灭了当时与己并立的高句丽、百济二国，结束了朝鲜史上所谓的“前三国”时代。高句丽灭国后，高句丽族居民的流向，大致可分成四类：即入中原、入突厥、入靺鞨（指渤海）、入新罗。东北民族史专家孙进已先生指出： 高句丽人在渤海民族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渤海亡后，融入渤海的高句丽人，被辽、金西迁，先到了东蒙辽东，后到山东，最后大都融入于汉族。因此，高句丽族的四个流向中，加入汉族的居其二，汉族成为高句丽的主流了。……流入新罗的高句丽人和原来居住在大同江流域的高句丽人，以后大都融入到新罗族中，成为今天朝鲜族的一部分，因此朝鲜族是高句丽的第二个重要流向。但是过去认为高句丽人的后裔都是朝鲜族的说法却是错误的。高句丽人的后裔，不仅不都是今朝鲜族，而且今朝鲜族也不是高句丽人的主流，相对来说，加入汉族的高句丽人要比加入朝鲜族的高句丽多一些。 因此，我们可以断定：王建所创的高丽王朝，不可能是以高句丽族人为主。并且，王建在去世前，曾颁布《十诫书》，其中第五条写道：“朕赖三韩山川阴佑以成大业”，可见王建的祖先更可能是三韩人（南部古代居民的总称。包括马韩、辰韩和弁韩三支。其前身是辰国，后成为朝鲜半岛居民的主要来源）。 那王建定国号为高丽的目的何在？这又同金弓裔颇有些关系。金最初起兵时自称是新罗宪康王之庶子。后来他撕掉所谓新罗王室的正统外衣，在开城（这里是高句丽故地）建都称王，声称复兴高句丽，定国号为高句丽，史称后高句丽。904年又改国号为摩震，独自建元。905年他迁都铁圆（江原道铁原郡），复改国号泰封。在王建看来，正是由于金弓裔的反复无常，导致他失去民心，丧国殒命。有了前车之鉴，王建自然学乖了，于是擎起高句丽这面大旗，用来唤起民众的历史记忆，为自己的王权披上正统外衣。 不过，有趣的是，从词源学上追溯，高句丽同高丽还是蛮有些联系的。高丽的英文名“Goryeo”源于高句丽的英文名”Goguryeo”，而韩国的英文名“Korea”恰恰是高丽英文名“Goryeo”的变形。
箕子朝鲜的统治中心， 箕子朝鲜的疆域
现今为止关于箕子朝鲜的疆域有两种不同的观点，其一认为箕子朝鲜的统治中心并非固定不变的，其二则认为其统治中心一直固定在今天的朝鲜平壤。那么，箕子朝鲜的统治中心在哪里？箕子朝鲜的疆域是怎样的？本文的笔者通过对相关史料的整理和分析，将箕子朝鲜的疆域完整地描摹了出来。 关于箕氏朝鲜的疆域，学术界有很大的分歧。有学者认为，最初的统治中心在辽西的大凌河流域，西周末春秋初迁到辽东地区，遭到燕国打击后，才移到了鸭绿江以南地区。也有一些学者不这样认为，坚持其一开始统治中心就在今朝鲜平壤市。 笔者认为后者是正确的，前者把疆域所及之地看成了统治中心，犯了概念错误。《山海经·海内北经》：“朝鲜在列阳东，海北山南，列阳属燕。”“列阳”即列水的北面，山南水北为阳。再看郭璞的注：“朝鲜，今乐浪县，箕子所封也。列亦水名也，今在带方。带方有列口县。”“列水”是今天的哪条河？意见纷纭，莫衷一是。有学者说是载宁江，有学者说是大同江。在这里需要指出，史籍对古朝鲜河流地名的记载是非常混乱的，并由此导致了今天学术界对其认识的模糊。从这则史料看，列水就是大同江。笔者认为，《山海经·海内北经》把浿水和列水张冠李戴了，而郭璞更是不加分辨地对其作出解释。《战国策·燕一》载，苏秦说燕文侯“燕东有朝鲜、辽东，北有林胡、楼烦，西有云中、九原，南有呼沱、易水”。“呼沱”即今滹沱河，与易水均在今山西、河北境内。《战国策》所记为战国燕将秦开击朝鲜前的燕国疆界，并不是后来的疆界情形。《文献通考·四夷考·朝鲜》引述《魏略》云：“后子孙稍骄虐，燕乃遣将秦开攻其西方，取地二千余里，至满潘汗为界，朝鲜遂弱。”这说明，在秦开击朝鲜之前，朝鲜的疆域至少在鸭绿江以北地区，也极有可能到了辽西地区。只是在遭秦开军事打击后，其领土才南缩到了满潘汗以南。“满潘汗”又名“番汗”、“汗水”、“沛水”等。满潘汗即今清川江。《史记索隐·朝鲜列传》载：“自始全燕时，尝略属真番、朝鲜，为置吏，筑障塞。秦灭燕，属辽东外徼。”可见，“满潘汗”和“浿水”在此当指同一条河流，即清川江。“沛水”可能就是“浿水”。“上下障”即南北两条屏障，或为水，或为山，或为人工设障。在此当指清川江和大同江两条大河。这可以找到旁证，燕人卫满逃奔朝鲜时，是“东走出塞，渡浿水，居秦故空地上下障”，然后“说准求居西界”的。“塞”指大宁江长城，位于大宁江及其支流昌城江以及昌城江的支流城兴川的东岸，南起平安北道博川郡的中南面，向北经过元南里，宁边郡的古城里，泰川郡的龙兴里、鹤塘里、德化里、丰林里、阳地里，东仓郡的鹤峰里、鹤松里、凤龙里、鹤城里，直至新安里。《朝鲜史略》卷1注“浿水”为大同江，这是错误的，应是清川江。对于“上下障”的地理范围，刘子敏认为“乃是延伸到清川江以南，秦长城以西的沿海之地”。显然，刘子敏也认为浿水即清川江，但可惜的是，他犯了严重的地理方位错误，清川江在大宁江的南面，长城只能在其北，不可能在其南。所以，“上下障之地”应在清川江以南求之，但当在清川江和大同江之间的沿海狭长地区。 在燕击箕氏朝鲜之前，其北部的西边界在清川江以北，甚至到了鸭绿江以北和辽西之地。之后才大体稳定在清川江一线。 以上讨论的是箕氏朝鲜北部的西边界问题。它的东部疆域相对于西部来说，要广阔得多。 学术界对这个问题注意不够，认为它的北界就是清川江，殊不知，清川江是发源于狼林山脉南麓的由东北向西南流入黄海的一条河流，是不能完整构成箕氏朝鲜的北部疆界的。《后汉书·氵岁传》：“氵岁北与高句骊、沃沮，南与辰韩接，东穷大海，西至乐浪。氵岁及沃沮、句骊，本皆朝鲜之地也。昔武王封箕子于朝鲜。”《后汉书·高句骊传》：“沃沮、东氵岁皆属（高句骊）焉。”显然，《后汉书·氵岁传》中的“氵岁”是指东秽，它和沃沮都是先属古朝鲜，后属高句丽的。 现在让我们来逐一考察它们的疆界。东秽故地就是以后渤海国的东京府，又名龙原府。日本学者松井在《渤海五京考》中将东京比定为咸镜北道的镜城。鸟居龙藏在《海东绎史》中将其比定为咸镜道镜城富宁等地。韩国学者丁镛在《大韩疆域考》中将其比定为咸镜北道钟城。谭其骧在《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将其比定在中国吉林珲春附近。《朝鲜志》卷上云“江陵府，本秽国”。故东秽的范围大致可确定在今朝鲜半岛从咸镜北道中部到江原道的临海狭长地区，可能到了今韩国江原道的江陵。沃沮有北沃沮、南沃沮两个地域族团，史书中的“东沃沮”即南沃沮。《后汉书·东沃沮传》：“东沃沮在高句骊盖马大山之东，东滨大海，北与挹娄、夫余，南与氵岁貊接，其地东西狭，南北长，可折方千里。”又载：“又有北沃沮，一名置沟娄，去南沃沮八百余里，其俗皆与南同，界南接挹娄。”《后汉书·挹娄传》：“挹娄，古肃慎之国也，在夫余东北千余里，东滨大海，南与北沃沮接，不知其北所极。”可以看出，《东沃沮传》和《挹娄传》关于北沃沮和挹娄方位的记载是互相矛盾的。前者说挹娄在北沃沮的南面，而后者说挹娄在北沃沮的北面。《新唐书·渤海传》云：“沃沮故地为南京，曰南海府。”“南京”即今咸兴，在故秽地镜城之南。箭内亘认为，沃沮之地为咸镜道全部。津田左右吉认为，沃沮故地无论是广泛之解释，无论为精密之考证，皆为今之咸镜道方面。赵红梅认为，北沃沮的范围包括中国的延边地区、牡丹江地区的东部、俄罗斯滨海地区和朝鲜的咸镜北道。同时说，东沃沮和南沃沮是对同一地区的不同称谓，其地仅为今朝鲜咸镜南道一带。赵红梅对沃沮范围的界定显然太大，把属于高句丽的东部地区也包括进去了。比照秽的分布地域，大体来说，沃沮在北秽在南，但有相间分布的现象。沃沮和秽有可能相间分布于俄罗斯滨海地区、咸镜道的沿海狭长地带和江原道江陵以北的部分地区。《三国志·魏书·高句丽传》：“高句丽在辽东之东千里，南与朝鲜、氵岁、貊，东与沃沮，北与夫余接。都于丸都之下，方可二千里，户三万。”据刘子敏的研究，高句丽在五部形成以后，其疆域向东已达不咸山（长白山）北麓，向南已达萨水（清川江）上游，其东南则是盖马大山（狼林山脉）。刘子敏所说高句丽的东界当是箕氏朝鲜东部北界的一部分，当领有今朝鲜的两江道、慈江道、咸镜南道和中国吉林的延吉等地区。 现在我们从总体上归纳一下箕氏朝鲜的疆域，它的东界应包括现在的俄罗斯滨海地区、朝鲜的两江道、咸镜南北道、江原道和中国吉林的延吉等地区，西界包括平安南道、黄海南北道的北部地区。东西到海，南与辰国相接。 综上，箕子及箕氏朝鲜是客观存在的。尽管箕子朝鲜没有和西周立即建立起封贡关系，但其后代也有“宗周”的迹象和曾经臣附过燕、秦及西汉的事实，不管这种臣附是外力所致，还是主动所为。箕氏朝鲜存续时间达八百多年之久，但其中绝大多数时段缺乏相应的历史记载，这是一个非常偶然的现象，但也是有其原因的。在战国时，箕氏朝鲜的国力达到了顶峰，疆域广阔，在西边据有清川江以南，东界据有今俄罗斯滨海地区以南，南界和辰国为邻的广大地区。但由于其错误的对外政策，招致了燕国的致命打击，使得国土内缩，国力下降，最后被燕人卫满所灭，箕氏朝鲜被卫氏朝鲜取而代之，结束了其八百余年的历史。
高句丽是朝鲜还是中国， 高句丽是现在哪个国家
高句丽究竟是归属于古代中国还是古代朝鲜一直以来都是中朝之间争论的一个焦点。尽管韩国方面一直声称高句丽和古代朝鲜的王氏高丽有传承关系，事实上，由于长期缺乏系统的研究，中国史学界也是近年来才认识到这一严重的历史错误，并对其进行纠正。而且最初高句丽也是在中国境内，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的一个地方行政组织。 1、高句丽是朝鲜还是中国 高句丽，史书中记作“高句骊”，简称“句丽”或“句骊”，是公元前1世纪至7世纪时期生活在中国东北地区的一个古代民族。汉元帝建昭二年（公元前37年）夫余人朱蒙在西汉玄菟郡高句丽县（今辽宁省新宾县境内）建国，故称高句丽。 在过去的很长时期里，由于中国学术界对高句丽的历史缺乏全面系统的研究，而将高句丽与三韩人王建公元918年建立的高丽王朝混淆，也正因此，使高句丽被不少中国学者误认为是韩国古代国家。 八十年代以来，随着中国学者对高句丽历史研究的深入，中国史学界意识到了这一严重历史判断错误。为纠正这一错误，现在中国史学界已出版了大量有关高句丽的历史专著。如刘子敏先生的《高句丽历史研究》、耿铁华先生的《中国高句丽史》、马大正等先生的《古代中国高句丽历史丛论》、《中国高句丽历史续论》、杨军先生的《高句丽民族与国家的形成和演变》等等。 在中国史学界，“高句丽是中国东北古代民族建立的王国，与位于现在韩半岛上的王氏高丽（建立于公元918年）是两个除了名称，在主体民族等各方面都有着重大区别的国家”的历史观点已成为共识。但是，韩国的学者对此持有异议。韩国历史学者多认为高句丽只属于本国历史与中国无关，他们认为高句丽人创立了属于自己的独特文明，曾建立了与古代中国平起平坐的大帝国。其代表著作有徐炳国所著的《高句丽帝国史》与申滢植所著的《高句丽史》。 2、高句丽是现在哪个国家 最初的高句丽国家的统治中心在今天中国吉林省的集安与辽宁省的桓仁一带，与韩半岛的关系不大。 据日本学者田中俊明的统计，公元32年至666年的643年中，高句丽向中原历代王朝朝贡总计205次。其中，32～423年的391年时间里，朝贡仅有17次，平均23年才发生一次。而423～666年共朝贡188次，平均1.3年一次。（注：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在高句丽的历史前期，其隶属于汉王朝的隶属性十分强，并不需要向中原王朝朝贡，在早期，其甚至不具备这样的资格。而在东汉末年以后，中原处于分裂中，此时高句丽政权已初具规模，但中原的混乱使其没有朝贡的具体对象而不需要经常性的朝贡。后期由于北魏这样的北方中原强大政权的建立，出于政治与经济等多方面的原因，高句丽遂大大增加了朝贡的频率与次数。） 虽然高句丽内部政治组织在向国家演进，但在其步入国家之初，其性质却仍是中国地方行政组织。从南北朝至隋唐，中国历代王朝对高句丽的封号总是带有地方行政机构长官的性质，就可以证明这一点。 早在公元4世纪中叶，前燕就已经封高句丽王为营州刺史。自此之后，历代高句丽王一直承袭着都督营州诸军事、都督营平二州诸军事、都督辽海诸军事等具有行政管辖权的官职。自435年以后，历代高句丽王还经常带有领护东夷中郎将、领护东夷校尉的头衔，表明中原朝廷授予其代表中央政府管辖东北各少数民族的权力。这一切，都明显反映着高句丽政权作为中国中央王朝地方行政组织的特性。此时的高句丽绝不是拥有主权的独立国家。 随着高句丽国家的发展与成熟，高句丽作为中国的地方政权，独立性也越来越强，中央王朝对高句丽政权的态度也在发生着变化。自6世纪末期开始，中央已不再授予高句丽王具有地方行政管辖权的官职，而是改授大将军、上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等散官与勋官，这表明中国中央王朝对作为其地方政权的高句丽的独立倾向十分不满，已开始不再授予其管辖东北各地的权力。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这种矛盾不断升级，最终演变成隋唐与高句丽的战争。 隋唐征高句丽，是中国中央政府对试图独立的地方政权的征讨，是古代中国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斗争，而不是国与国之间的侵略战争。 韩半岛南部的百济、新罗，与高句丽之间长期混战，相互之间的疆域伸缩变化也比较大。唐王朝先后灭亡百济和高句丽，在百济故地设熊津等5都督府，在高句丽故地设安东都护府，并以新罗王为鸡林州都督，最终确立了在这一时期中国对韩半岛的羁縻统治体系
朝鲜王朝专设祭坛祭祀明朝皇帝是出于什么目的？
朝鲜王朝和中国明朝的渊源颇深，其创立者李成桂对明朝顶礼膜拜。朝鲜王朝国王认为明朝对其恩情深重，甚至在对清称臣之后，仍然建立祭坛以八佾祭祀明神宗，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朝鲜王朝为何要执意建立大报坛祭祀明朝皇帝呢？ 大报坛是1704年，即明朝亡国六十年时，朝鲜肃宗为报答壬辰战争中向朝鲜派遣援军的明神宗万历皇帝而修建的祭坛。到了1749年朝鲜英祖又增加了明太祖朱元璋和明思宗崇祯皇帝的神位。对朝鲜来说，这三位明朝皇帝对朝鲜的恩惠最大。明太祖曾赐予国号“朝鲜”，对朝鲜有“大造之恩”；壬辰战争中明神宗救援朝鲜，有“再造之恩”；1636年末清军侵入朝鲜（即丙子之役），崇祯皇帝对朝鲜有所谓的“东援之恩”——朝鲜向清称臣很久之后，才知道崇祯曾打算在丙子之役时救援朝鲜。1、朝鲜国王在大报坛祭祀明朝皇帝的祭礼从1704年一直持续进行到1894年。原本肃宗想建造的是可以常年供奉神位的庙宇，后来考虑到固定庙宇容易被清人发觉而引发两国间的摩擦，所以决定建立祭坛，根据需要举行祭祀。 1704年12月的《朝鲜王朝实录》记载了大报坛祭祀明神宗的准备情况： 大报坛成。坛在昌德宫禁苑之西曜金门外，旧别队营之地。坛制用左议政李畲言，放我国社稷之制，有壝有墙，墙高四尺，比社坛加高一尺，方广二十五尺，四面皆为九级。壝、墙四面，皆三十七尺，自坛所筑外墙，以防行人俯视。自十月初三日始役，至是讫工。…… 乐用八佾而乐章亦相琦（即宋相琦，时任大提学）所撰进也。畲以为宜放文庙释菜时乐章，诸大臣请依社稷祭乐章，上从其言。坛上帐殿，用黄色紬段，为内帐，如我国帐殿，满顶骨之规, 以一片木，加漆，长广如我国阙字版及外方殿牌之制，加以跗方，奉置卓上，付以黄纸牓，而使书写官，题其面曰大明神宗皇帝神位，祭后燎其纸牓，木片则藏之樻中，每于祭时出用。诸议皆以为然，从之。登歌、轩架，依社坛制排置，祭物品数，依皇朝仪式，祭器亦依《大明集礼》图式，而祭器，依古礼竹笾等制为之。神室、黄帐房，依《会典》图说造成，祭文中，命勿书淸国年号，命勿差坛所守直官，只使礼官主管焉。 值得注意的是，祭祀明神宗的祭乐所用的乐舞是天子所用的八佾，而非诸侯即朝鲜国王自己所使用的六佾。而且，一切祭祀准备均按明朝的《集礼》与《会典》置办，祭文中也不书写清朝的年号。事实上在丙子之役之后，朝鲜的一切官方文书均书写清朝年号（与日本的外交文书不书写年号，仅使用干支纪年），而两班士大夫私下继续使用崇祯年号。所以在现存的朝鲜后期的私人文集末尾，经常可以见到类似“崇祯后三甲子”之类的纪年方式。笔者虽也曾见到过存在崇祯与康熙年号并记的私人文集，但数量极少。2、关于朝鲜君臣执意建造大报坛的原因，笔者更倾向于这样的解释。大报坛得以建立，这其中当然有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讲求尊周义理的朝鲜君臣的主观动机，亦有因历史上清军侵入而根深蒂固的“崇明反清”的意识，但更主要的是，朝鲜统治阶级试图利用尊明义理强化内部认同，巩固自身统治的现实需要。在肃宗之前的孝宗与显宗时期，经历了丙子之役及目睹了明清交替的朝鲜朝廷内部，主张替本国和明朝报仇而讨伐清朝的“北伐论”几乎成了朝廷上下的公论，但是考虑到朝鲜现实国力，明眼人都能明白所谓的“北伐论”无异于痴人说梦。而肃宗则将“北伐论”的思想基础，即“尊明义理”的意识以建立大报坛的方式付诸实践，一方面削弱了臣下以标榜“尊明义理”来主导朝廷舆论的可能性，将舆论的主导权牢牢把握在国王手中，从而强化了王权对臣权的控制；另一方面，通过在大报坛祭祀明朝皇帝这样的礼仪行动，进一步确认了朝鲜的统治意识形态，即强调“尊周大义”（对朝鲜来说，尊周即是尊明），强化内部认同，维持自身统治稳定。
高句丽历史和民族：中韩认识的分歧何在
关于高句丽历史的认识，中韩之间的分歧产生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两国学者对韩半岛国家形成时间的界定，韩国的根据是神话传说，根本站不住脚；而关于高句丽民族的认识，中韩之间的分歧则在于高句丽民族的构成方面。 1、高句丽历史 中韩对高句丽历史认识的分歧是客观存在的。 考察高句丽的历史就必须了解韩半岛国家与民族的形成时间。中国的学者们多认为韩半岛最早的国家是形成于公元前11世纪的箕氏朝鲜，而韩、朝学者多认为韩半岛最早的是形成于公元前31世纪～公元前24世纪的檀君朝鲜，而朝鲜学者依据“檀君陵”出土的人骨，将此时间上推至公元前3018年）。 实际上，由于将神话中的“檀君”作为信史的历史研究方法本身所具有的虚妄性，朝、韩历史学家的主张是难以成立的。具体原因我们将在对“檀君”这一词条的解释中予以阐述。中国的大部分学者都认为箕氏朝鲜与卫氏朝鲜是韩半岛上最初形成的国家，而这两个古国是属于中华古代封国的性质。也有中国学者在最近出版的《东亚史》一书中认为，在高句丽、百济、新罗之前曾存在于韩半岛上的箕氏朝鲜、卫氏朝鲜、辰国，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国家，而更接近于邑落联盟体系。半岛上的百济与新罗以及其邻近的高句丽才是在这一地区最初形成的国家（均为在公元2、3世纪前后）。 2、高句丽民族 朝韩观点：高句丽为扶余人所建。而扶余人是朝鲜人的主要来源之一。高句丽（卒本扶余）和百济（南扶余）都是扶余国的延续。高句丽被灭之后，其主要居民成为新罗和渤海国居民。而渤海国在被契丹灭之后，其居民大多迁移到王氏高丽。(注：战争中军队与平民是不同的。新罗灭高句丽后，高句丽在朝鲜半岛的平民大多是留在朝鲜半岛的。）在王氏高丽建立以前，新罗贵族弓裔曾要复兴高句丽并建立后高句丽。可见新罗人和王氏高丽人都认为他们与高句丽属同一民族的不同分支，并都用高丽命名自己的王朝。 中国观点：扶余人构成了高句丽及百济的王室。而高句丽下层则包括了当时位于中国东北地区的多个不同部族实体。与韩半岛南部的三韩部落差异很大。至于，渤海国居民“大多”被迁移到王氏高丽的断言则并非历史事实。渤海国民留在当地及掠入契丹并融入中国的人口数远大于逃入王氏高丽的人口。中国学者已写有多篇论文论述这一问题。
高丽宗教文化：历代国王皆尊奉佛教
高丽的宗教文化主要是佛教文化，还是经中国传入的。高丽历代国王都十分尊崇佛教。根据相关资料记载，王大量修建寺庙和佛塔，数量达到3500余所，而高宗则用了16年的时间雕刻成了闻名遐迩的高丽大藏经。 高丽开国的历史始于佛教，太祖王建赖佛教以创建国基。据说，早在王建出生前，有一个名叫道跣的游僧对王建的父亲说“此地当出圣人”，并流一封密信而去。等到王建长大后道跣再次来到王建家，并向其传授“出师置阵，地理天时之法，望秩山川，感通保佑之理”。尽管此传说并不一定为真，但足以说明高丽王朝与佛教间的密切联系。在王建临终之际曾立十条要训，其中第一条为“我国家大业，必资诸佛护卫之力，是故创立禅教寺院，差遣住持焚修，使之各治其业。”此后，高丽历代国王无一不尊奉佛教，大力加以扶持。 宋朝版本的《大藏经》传入高丽后，促进了高丽佛教文化的发展。高丽大藏经，又称八万大藏经是13世纪高丽高宗用16年时间雕刻成的世界上最重要和最全面的大藏经之一。高丽大藏经主要根据宋朝《开宝藏》复刻，内容全面，准确无误，做工精美，为韩国第32号国宝。其保存地韩国海印寺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定的世界遗产。高丽大藏经共有1496章,6568卷，52382960汉字，雕刻于81340块木板上。每块木板长24厘米，宽60厘米，高2.6-4.0厘米，重量在3到4公斤。高丽大藏经涵括北宋，辽和高丽的大藏经版本，并有高丽高尚的添加，对了解古代中国的大藏经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 高丽国王尊奉佛教和独尊儒术的李朝是截然不同。既然提及高丽佛教，太祖王建对佛教的热忱是不能不提的。据《东国通鉴》卷十儿并《高丽史·太祖本纪》记载，太祖二年，迁都松岳郡，升郡为开州，创造宫阙。又建法王、慈云、王轮、内帝释、舍那、天禅、新兴、文殊、圆通、地藏十寺于京内，此乃高丽官办寺院之始。纵观王建一朝，他在全国各地广建寺院、佛塔，其中最著名者莫过于开京内所立之七层宝塔和平壤所建之九层宝塔。王建推崇佛教的原因，除去他个人的宗教信仰以外，也有维系国家稳定的考虑。李齐贤所撰之《开国寺重修记》中记载：“清泰十八年（天授十八年之误），太祖用术家之言，造开国寺，募卒伍为工徒，破戈盾充结构，所示偃兵息民也。”由此可见，王建利用宗教为己所用的用意。晚年的王建因为对死亡的恐惧而成为一名虔诚的佛教徒。《白云山内院寺事迹》有云：“太祖敕诸州，建丛林，设禅院，造佛造塔，凡至三千五百余所”王建此举，如果不是出于真诚的信仰，是很难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