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知章是哪个朝代的
贺知章是唐朝人，是当时著名的诗人、书法家、朝廷大臣。 贺知章少年时以诗文出众出名，中年时考取状元，担任国子四门博士，后升为太常博士。后来，贺知章又先后担任太常少卿、礼部侍郎、正授秘书监，人称“贺监”。他为人旷达不羁、好酒，有“清谈风流”的名誉。 贺知章的诗歌以绝句见长，其诗最大的成功之处，在于反映和表现了当时的人情人性。而在他的书法中既有唐人的严谨作风，又有晋人流润飞扬的风姿，窦氏兄弟称其作品“与造化相争，非人工所到”。
薛仁贵是怎么死的
薛仁贵在唐太宗李世民亲征辽东时投军，征战数十年。他曾大败九姓铁勒，降服高句丽，击破突厥，也曾兵败大非川。薛仁贵一生功勋卓著，留下了 “三箭定天山”、“神勇收辽东”、“仁政高丽国”、 “脱帽退万敌”等典故。唐高宗时，薛仁贵因军功做到了瓜州长史、右领军卫将军、检校代州都督，得到了平阳郡公这样的爵位。他戎马一生，虽然在征战中不断胜利，但也在不断受伤并留下病痛。他在老年时，旧疾复发，导致他70岁时在雁门关病死。因此，唐高宗特地追赠他为左骁卫大将军，幽州都督。他辉煌的一生也就此结束。
温庭筠和鱼玄机有什么故事
鱼玄机晚唐时期的女诗人，她与温庭筠两人是忘年之交，亦师亦友的关系。约公元854年，十岁左右的鱼玄机在返回鄠杜途中与温庭筠相识。当时，温庭筠非常欣赏鱼玄机的聪慧和才华，对她多加指点。慢慢的，鱼玄机对温庭筠有了几分少女的情愫。温庭筠也察觉其心意，以收徒的方式委婉拒绝了鱼玄机。分别后，两人常常书信往来，一直保持着师父兼朋友的关系。几年后，温庭筠又撮合鱼玄机成了状元李亿的妾室。后来，鱼玄机被京兆尹温璋以打死婢女之罪处死。温庭筠在千里之外，听说自己的学生落得如此下场，痛心疾首。
李光弼简介
李光弼是唐朝中期名将，享有“战功推为中兴第一”的称号。李光弼出身将门，自幼为人刚毅，少年时投军，后继任蓟郡公。天宝十五载，李光弼经郭子仪推荐，任河东节度副使，参与平定安史之乱。随后，李光弼先后收复河北，保卫太远，为收复两京奠定了基础。乾元二年，李光弼接替郭子仪任天下兵马副元帅等，统帅朔方军。宝应元年，李光弼受命镇压浙东袁晁起义，进封为临淮郡王。次年，李光弼平定安史之乱，绘像凌烟阁。广德二年，李光弼因抑郁成疾病逝于徐州，终年57岁。李光弼是出色的统帅、军事家，在其戎马生涯中，善于出奇制胜，以少胜多。
秦叔宝是谁
秦琼，字叔宝，是隋末唐初名将。早年间，秦琼在来护儿帐下任职。之后，秦琼跟随张须陀攻打卢明月，因此，勇武之名就闻名于世了。公元616年，秦琼攻打李密失败，就依附裴仁基。一年后，秦琼跟随裴仁基投奔瓦岗的李密。在王世充打败瓦岗后，秦琼等人就归顺了他。公元619年，因发现王世充为人奸诈，就和程咬金等人一起投奔李唐，被秦王李世民封为马军总管。不久后，美良川击败尉迟敬德，秦琼立功最多，李渊于是将金瓶赐给他。秦琼平灭宋金刚后，李渊加封秦琼为上柱国。公元621年，秦琼打败窦建德，被封为翼国公。后来，秦琼因参加玄武门之变有功，又被封为左武卫大将军。在唐朝统一后，秦琼久病缠身。公元638年，秦琼病逝，谥曰“壮”， 葬于昭陵。秦琼戎马一生，跟随李世民南征北战，为唐朝的安定立下汗马功劳。后来被李世民列入凌烟阁二十四功臣。
郭天叙的生平
在朱元璋的人生中，有一个人的作用非常明显，可以说他是朱元璋的救命恩人，改变了朱元璋的命运，这人就是朱元璋的岳父郭子兴，说到郭子兴呢就必须提一提朱元璋的小舅子郭天叙。 朱元璋这小舅子可不是省油的灯，他看不惯自己老爸对朱元璋非常器重，害怕老爸将来把基业传给朱元璋。于是不断在他老爸面前进谗言，没想到这郭子兴耳根子软，加上朱元璋只不过是他的养女马秀英的夫婿，听得多了就真的相信朱元璋想篡权，一度软禁了朱元璋。所以啊，千万不要得罪小舅子！ 后来郭子兴病故，朱元璋成了实际上的领导者，郭天叙便时常耍一些阴谋诡计，以图夺得权力。就算小舅子虐待他千百遍，但是朱元璋依然带他如初恋。朱元璋只是对此严加提防，并不热衷于与郭天叙“窝里斗”但小舅子的势利越来越大，严重威胁到了朱元璋，朱元璋采用了借刀杀人的手段除掉了郭天叙。可见再亲的人就算涉及到权利，都难逃一个死字！ 早在濠州之时，郭子兴与赵均用、孙德崖等人不和被擒之时，赖于朱元璋以其军事力量为支援从中调和。此后朱元璋独自领兵攻克滁阳后，又将郭子兴接往滁阳奉为主公，因此这支红巾军能够在此立足全赖于朱元璋之力，朱元璋的声望和嫡系实力极为强大，在军中仅次于郭子兴。
张仪怎么打破六国合纵的
战国到了后期，秦国集团越来越强大，眼看就要“垄断市场”。其它，六国各个集团害怕被兼并，于是就组团“合纵”抗秦！秦国时刻面临着六国“合纵”攻打秦国的危机！这时，张仪提出“连横”政策，分化抱团取暖的六国，挑拨各国脱团，成功打破“合纵”！那么，张仪连横为何会成功打败合纵呢？ 首先，张仪遇见好领导，秦惠文王慧眼识人，对张仪绝对的信任！其次，六国虽然是合纵，但实际上面和心不合，都只是暂时捏在一起的散沙！最后就是论“张仪个人素质强，对手太菜”。 张仪这类谋士，口才是他的枪杆子，在分化楚国的时候张仪充分的展示了个人才能。还遇见楚怀王这样的昏君，轻易相信张仪这个秦国“骗子”，不仅退团，还丢了楚国汉中六百里地！后来，齐、赵、燕，先后被说服转成连横亲秦。这样，六国“合纵”联盟终于被张仪拆散了。
中华民国国玺之谜：国民政府的国玺现在在哪里？
国玺是封建王朝的帝王在国家大典、重大政事及交换国书时使用的印章，是最高权力的象征。中华民国是结束两千多年帝制后诞生的国家，有没有国玺?如果有国玺，那又是怎样一种情况呢。1927年4月17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在南京召开。参加者有蒋介石、柏文蔚、吴敬恒、张人杰、甘乃光、陈果夫、胡汉民、李煜瀛、蔡元培等，会议议决于4月18日成立南京国民政府;将原来广州国民政府的“国民政府之印”改为“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印”。4月18日上午9时，国民政府委员蒋介石、柏文蔚、吴敬恒、张人杰、甘乃光、陈果夫、胡汉民、李煜瀛、蔡元培等在南京丁家桥前江苏省议会举行国民政府定都典礼。由于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仓促，其时没有国玺，只镌刻了一方“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印”，由监察委员蔡元培代表国民党授印，胡汉民代表国民政府受印。1928年8月，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选举蒋介石为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席兼陆海空军总司令，登上中国最高权力宝座的蒋介石，却存有帝王专制之野心，急需要一颗新的国玺来替换“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印”。在他的授意下，11月2日，国民政府国务会议议决：“制玉质国玺，文曰‘中华民国之玺’。”后来又规定了国玺的尺寸、形状。由于一时缺乏荆山之玉，只好留待日后。北伐胜利后，为防止诸侯坐大，蒋介石要控制、缩小各集团军的力量，1929年3月，蒋介石与桂系军阀李宗仁、白崇禧之间矛盾激化，蒋桂战争一触即发。时任广东省政府主席、国民革命军总参谋长的李济深以鲁仲连自任，出面调停蒋桂之间的矛盾，希望通过和平谈判解决问题。他向蒋介石荐言，不要派遣中央军进入湖南，防止战争爆发。蒋介石装出一副虚心纳谏的模样，表示：“请任潮兄(李济深字)转告李宗仁、白崇禧，蒋某决不向湖南派兵。”李济深满心欢喜，电告李、白停止军事行动，说蒋介石已经同意“和平解决湘事”。熟料，中央军突然开进了湖南。李宗仁、白祟禧感到被李济深欺骗了，进行电责。李济深对蒋介石的出尔反尔行为也十分气愤，为了表示自己是与广西保持一致的，他电告李、白：“如蒋军继续入湘追击，可予迎头痛击。”此电还未发出，便被蒋介石的特务机关所截获。李济深成了阶下囚，被蒋介石囚禁于南京郊区的汤山，罪状为“主使部队抗命称兵，分头发难，谋叛党国。”国民党中央也做出了永远开除李济深党籍，褫夺一切职务的决定。春夜独思，李济深发出“丢了将军印，问渠何所之”的感叹。顺带说一下，根据国民政府印信条例规定：最高级别的将军印，即蒋介石，为特级上将，将军印为8.8×8.8厘米;上将印为7.5×7.5厘米;中将印为6.7×6.7厘米;少将印为6.5×6.5厘米。李济深做过国民革命军总参谋长，如果他有“将军印”，丢掉的应该是7.5×7.5厘米规格的一种。蒋桂战争爆发后，李宗仁根本不是蒋介石的对手，第四集团军很快瓦解。此时，粤系将领、李济深部下陈济棠正滞留沪上，李济深被囚禁后，陈济棠公开支持蒋介石，蒋介石遂委陈济棠为广东特派员，将两广大权交给陈，令其“随即返粤，不必入京”。陈济棠受宠若惊，回到广东发表通电，就任中央编遣特派员职务，他命令桂军立即离粤，并计划三个月内将两广军队整顿完毕。陈济棠此举加剧了粤桂间的矛盾，不久，李宗仁发兵沿西江而下，进攻广东。陈济棠投靠蒋介石，接任第八路总指挥，调遣蒋光鼐、蔡廷锴部迎击桂军，大获全胜，桂系残部由李明瑞收编。陈济棠在广东立住脚后，又以李明瑞“赤化广西”为借口，就势夺取了广西的地盘。陈济棠从一位粤军师长一跃而成为“南天王”，对蒋介石的知遇之恩感激涕零，但不知道怎样回报蒋介石，于是他专门咨询了古应芬。古应芬字勷勤，广东番禺人，同盟会元老，曾任孙中山广州大本营秘书长、大本营财政部长、广州国民政府财政部长等职。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古应芬任财政部长，后任文官长。古应芬告诉陈济棠：蒋介石亟须一颗国玺，但没有合适的印材。陈济棠立即派人去缅甸，踏破铁鞋，终于寻到一块上好的青翠玉石，以9500元大洋的高价将其购回，并托古应芬带到南京，献给蒋介石。蒋介石请玉石专家鉴定，果然是块稀世珍宝，决定以此制成国玺，遂将这块缅甸玉石交给印铸局局长周仲良，让其负责刻玺工程。周仲良专门组织了一套人马，自己亲自督制。技正施展华(别号子肩)担任设计绘图，唐源邺(别号醉石)、刘云逵(别号心僧)任监工助理，技正王褆负责监工并篆文，玉匠陈世科、陈燮之父子担任篆刻工作。这里要专门介绍一下王褆其人。王褆(1878-1960 )初名寿褀，字季维、福盫、屈瓠，别署罗刹江民，晚年自号持默老人。民国时期著名的书法家，西泠印社的创办者之一。凡钟鼎、籀书、隶书、楷书无所不精，尤通晓治印。他喜欢收集印章，自噱为“印佣”。民国初年曾在北京政府印铸局任技正，袁世凯的“中华民国之玺”，六个篆字就出自他的手笔。此次王褆使出浑身本领，书写了“中华民国之玺”几个字，与北京政府的玉玺篆字风格有异，更见功力。刻玺工程从1929年7月1日开始，到10月9日国庆前一日琢刻完竣，成为向双十节献的一份大礼。南京国民政府的这枚国玺，比北京民国政府的国玺略有扩大，为13厘米，更显厚实庄重。印铸局局长周仲良特意为此事题识如下：国民政府于上年十一月二日第五次国务会议决议，制中华民国之玺一方。续于第八次国务会议核定玺文及尺度。惟以相当玉材难得，久未能制。今年夏，适陈济案同志捐送缅甸翠玉为制玺用，托古文官长赉京。经第三十一次国务会议议决，复经第三十二次国务会议核定玺钮图式，遂于七月一日开始琢制，国庆前一日告成。重九十二两七钱，台高九公分，二面方十三公分。二玺妞为四环柱，分列虞书十二章，取中华民族文明达于四表意。钮顶中端为党徽，示党高于一切之意……中华民国十八年国庆日周仲良谨识1929年10月10日为中华民国国庆日，国民政府明令，于国庆日启用国玺。后来，考试院院长看了周仲良的题识，认为该文中有不确之处，特地予以更正。文曰：监制国玺者为印铸局局长周君仲良，其所记经过及度量数字均正确无误。帷诠释钮顶文之青天白日谓之党徽，又云意在党权高于一切，实为随俗之误会。我国父定青天白日为国徽，其意义之广大深远已自明显。三民主义即青天白日之用，天心人意皆以青天白日为大中至正之体，而诚正修齐治平之工夫，亦无不以青天白日为楷模。余追随国父者有年，国府议定玺案余亦在席，因略志之以告后贤。1936年，两广事变发生，陈济棠与蒋介石翻脸，起兵反蒋。他否认自己献玉的媚蒋之举，辩解说献玉是“表示余拥护国民政府及中央党部如玉之纯粹坚决，爱国爱党意志如玉之坚贞之意”。(《陈济棠自传稿》)1949年4月1日，南京国民政府首席谈判代表张治中率领和谈代表飞抵北平，与中共代表团进行和平谈判。4日，朱蕴山、刘仲容从北平飞回南京，带来了民革中央主席李济深一个重要口信：只要李宗仁把总统大印和国玺带在身边，无论在哪里都可以签订和平协议，并凭此可做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李宗仁听后默不作声。4月23日，李宗仁带着中华民国之玺和总统大印逃离南京，辗转去了广州。不久，李宗仁去美国养疴，蒋介石趁乱恢复总统制，那颗“中华民国之玺”最终被蒋介石带到了台湾。
蒋介石的军统别动队：集合军政宪警特的万用部队
后来声震民国的别动队，兼有军、政、警、宪、特五大职能，被康泽称为是一贴“万应如意膏”。它首先是一个军事组织，在其鼎盛时期，它下属5个纵队，管辖着2万4千名队员和3个师的正规军。它装备精良，战斗力极强，曾有过以一个中队（连）击退方志敏部队一个师的战例。但它又是大半个江西、鄂东不折不扣的“军政府”。在这些地方，它建立了严密的保甲编组、“义勇壮丁队”、民兵组织，操纵着近千万居民的生杀予夺。它的势力后来还弥漫进贵州、四川，操纵了贵州全境、四川大半的政务。从1933年到抗战前夕，它在这广漠的区域内任命村镇保甲长，过问县政府工作，甚至中队长即可“代行县长职权”。此外，它还监视民间、整饬军纪、执掌交通。南昌行营明文规定，其总数约8千人的便衣特务，任何人都有权调动当地正规军一个连的兵力，可以搭乘一切公私车辆，可以进入一切公私场所。这些特权至少在江西，是得到切实保证的。康泽记得，一次，在南昌的一家剧院，几名别动队特务看上了陈诚副官的靠前座位，为此大打出手，但事后副官却因“违反纪律”被撤职。另一次，别动队特务因临时征用一名师长用车，相持不下时，蒋介石亲自出面干涉，训斥了那个倒霉的师长。在别动队存在的大部分时间里，南京官场一直流传着它是“御林军”、“监军”，“见官大一级”的种种传说。即使是抗战爆发、康泽称“别动队不复存在了”以后，由它改编成的部队仍直接负责重庆卫戍。对别动队，许多年以来，一些西方学者都有着种种迷惑。一方面，它推行教育、恢复生产、重建秩序，并且，由于它在贵州的政变，在四川的渗透，八年抗战才有了一个稳固的大后方；另一方面，在它短暂的5年历史里，它以上饶为中心，建立了数以百计的集中营，它并以砍头、挖心、活埋、点天灯等中世纪的野蛮手段，屠杀了数以十万计的民众。一直到1958年大修水库时，几省民工还在山野间挖出当年的骷髅和白骨，斑驳白骨上残留着火烧刀砍的痕迹，一个个骷髅的黑洞仍仰视天际。在别动队短暂的5年历史里，它一手是“秩序”、“扶助春耕”、“复兴农村”，另一手是令人窒息的镇压、漫天的血腥和大量的死亡。它的始作俑者康泽，也有一褒一贬、截然相反的两个外号，“康青天”和“康屠夫”。
谁是黄袍加身的第一皇帝？并非宋太祖赵匡胤
按"五德终始说"，唐尧属于"土德"，李渊有意效仿尧帝，便推当时的五行为"土德"，服色尚黄，戴黄冕，着黄袍。提起"黄袍加身"，很多人都会想到宋太祖赵匡胤，会想到发生在公元960年的那次著名的"陈桥兵变"。一件象征皇权的黄袍，一次精心策划的政变，使赵匡胤从后周节度使、殿前都点检的身份，摇身一变成为大宋王朝的开国皇帝。据《说岳全传》记载："(宋太祖)自从陈桥兵变，黄袍加体，即位以来，称为真龙天子。"黄袍是事先准备好的，赵匡胤此举显然是在效仿前朝皇帝的装扮。因此，赵匡胤虽是"黄袍加身"典故的原型，但不是第一个"黄袍加身"的皇帝。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身披黄袍的皇帝是唐高祖李渊。王懋《野客丛书·禁用黄》中云："唐高祖武德初，用隋制，天子常服黄袍，遂禁士庶不得服，而服黄有禁自此始。"那么，李渊为什么喜欢穿黄色的袍服呢?笔者认为有三点。一者，隋唐时期盛行袍服。二者，李渊是马上皇帝，身披战袍，更显威武英姿。三者，也是最重 要的原因，就是遵循"五德终始说"，为自己建立的唐王朝寻找统治根据。" 五德终始说"，是战国时期阴阳家邹衍所主张的一种历史观点。邹衍认为，各个相袭的朝代以土、木、金、火、水等五德的顺序交替统治，周而复始。李渊曾受爵唐国公，后建立大唐，这与曾封于唐，故称"唐尧"的千古明君尧帝，有着如出一辙之巧，异曲同工之妙。按"五德终始说"，唐尧属于"土德"，李渊有意效仿尧帝，便推当时的五行为"土德"，服色尚黄，戴黄冕，着黄袍。自李渊首穿黄袍起，黄袍正式成为皇权的象征，也称作"龙袍"。唐高宗时，重申"一切不许着黄"。赵匡胤"黄袍加身"后，更是禁止任何人穿黄袍，否则以谋反论处。宋仁宗时又规定：一般人士衣着不许以黄袍为底或配制花样。自此，不仅黄袍为皇帝所独有，连黄色亦为皇帝专用。这种制度，为后来的历朝历代所沿袭，一直到清朝灭亡。
周公为什么没有取代年幼的周成王？
看过封神演义的朋友都知道，是姜子牙辅助周武王姬发灭的商纣王。其实在武王伐纣的时候还有有个重要的历史人物，那就是周武王的同胞兄弟周公。提起周公很多朋友都会想到“周公解梦”，其实你想的也不错此周公就是解梦的那个周公，不过!如果你单纯的认为他只会解梦的话，那你就大错特错了。周公在武王灭商的过程中也起到不可估量的重要作用，不但如此，在周武王死后周公更是尽心辅助年幼的周成王。武王临死之前，知道即将继位的儿子成王年幼，于是临终和刘备白帝城托孤一样，托付周公尽心辅助自己的儿子成王。成王继位以后周公以叔辈的身份做了当时的摄政王，周公励精图治，大行封建，营建东都，制礼作乐，平定江山，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谈到这里我们不仅要想，周公都是摄政王了，为什么没有直接取代周成王自己做天子呢?其实关于周公想要篡政的说法并不是没有，史学界也没有统一的说法。有一部分人认为周公本想自立可是遭到了太公和召公的反对，武王余孽趁机联合周公的两个兄弟造反，周公为了稳定局势还政于周成王。上述的质疑对周公的形象造成了很大的不良影响，不过很多人仍然坚持认为周公是没有篡政的意思的，武王病危的时候周公甚至要以身代死，这样忠心至诚的人怎么可能谋反乱政呢?不管有还是没有，历史都已经成为过去，或许这些真相只有埋在黄土里的周公自己知道了。
商朝前期为何屡次迁都？历史上商朝为何频繁迁都
商朝从汤开始，到纣灭亡，共传十七代三十一王，近六百年。约当公元前十六世纪至公元前十一世纪。商朝历史上有一个很显著的现象，就是都城屡迁。汤最初建都于亳(今河南商丘市)。其后五迁：中丁迁都于隞(今河南荥阳北敖山南);河亶甲迁都于相(今河南安阳市西)，祖乙迁都于邢(今河南温县东);南庚迁都于奄(今山东曲阜旧城东)，盘庚迁都于殷(今河南安阳西北)。盘庚迁殷，在商朝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此之前，从汤至阳甲，传十代十九王，约三百年，为商朝前期。在此之后，从盘庚至纣，传八代十二王，凡二百七十三年，为商前后期。由此可见，都城屡迁，确切地说，应该是指商朝前期。商朝前期为何屡次迁都呢?关于这个问题，古今学者众说纷纭，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一、“水灾”说;二、“游牧”、“游农”说，三、“去奢行俭”说，四、“王位纷争”说。“水灾”说试图从自然灾祸方面去寻求商都屡迁的原因。但它举不出一条过硬的材料来证明水灾逼迫商人迁都。相反，从汤至中丁，传六代十一王，至少都亳一百五十军，难道这么长一段时间河水就役有闹灾吗?而且从武丁到纣卜辞多次记载洹水泛滥为害殷都，但殷人并未因此迁都。为何盘度之后水灾不能逼人迁都，而盘庚之前水灾却能逼人迁都呢?另外，南朝的几个都城全在黄河两岸，尤其是中丁由亳迁隞和盘庚由奄迁殷，越迁越向河滨，这种现象用“水灾”说是无法解释的。“游牧”、“游农”说试图从社会生产方面去寻求商都屡迁的原因。“游牧”说认为，商人在盘庚迁殷之前还是迁徙无定的游牧民族，到盘庚时才有初步的农业，由游牧经济转入农业经济，因此有了定居倾向。但商代卜辞和考古资料证明，早在商代前期，农业己是最主要的生产部门，所以，此说不符合历史实际情况.“游农”说认为，商代的农业是原始的。其原始性表现为生产工具的笨拙和耕作方法的原始。商人采用“火耕”的方法，即“焚田”，来代替笨拙的生产工具开辟原野，把林莽烧平后，在灰土上播种。他们既不知道灌溉，也不懂得施肥，一旦土地的自然力耗尽，便需改换耕地，不得不经常迁徙。“游农”经济是商人都城屡迁的原因所在。但考古资料证明，郑州和小屯两地商代文化中出土的石镰和石斧都很近似。这两地正好一个代表商代前期，一个代表商代晚期。商代农业生产已使用少量青铜器。目前出土的几件青铜农具，商代前后期的数量也大体相当。这说明商代前后期农业生产工具并未发生重大变化，同样是“笨拙”的。至于耕作方法，胡厚宣先生在《殷代焚田说》中指出“焚田”是殷人狩猎的一种方法，根本与农业无关，至于说商人“不懂得施肥”，则与史实不符。《汜胜之书》说：“汤有旱灾，伊尹作区田，教民粪种，负水浇稼。”甲骨文“尿”字即粪便之“屎”字。卜辞中有大量“尿田”的记载，商代初期已知“粪种”，当是可能的。“游农”说的论据经不住推敲。另外，它跟“水灾”说一样，无法解释中丁之前和盘庚之后，商都稳定的史实。所以，“游农”说也难以令人置信。“去奢行俭”说和“王位纷争”说试图从社会政治方面去寻求商都屡迁的原因。“去奢行俭”说认为“抑制奢侈，倡导俭朴，借以缓和阶级矛盾，是商都屡迁的原因。此说多少有点合理成分。因为《尚书》中《盘庚》三篇是保存下来的商王盘庚迁殷时对臣民的三次演讲词，将迁之时，他曾指责贵族中有贪求财富的乱政官吏;既迁之后，他又告诫官吏：不要积聚财物，光为自己孜孜不倦地增殖产业，应该施惠于民，要永远洁净你们那颗和国王一样的心。但是，奢侈是剥削阶级的“痼疾”和“通病”。不仅迁殷之时存在，迁殷之后照样存在。为什么此时奢侈可以促使迁都，而彼时却不能呢?“去奢行俭”说虽然看到商都屡迁的某些现象，却未能透过现象，抓住本质。所以，它对商都屡迁原因的解释缺乏说服力。“王位纷争”说，根据《史记·殷本纪》：“自中丁以来，废适而更立诸弟子，弟子或争相代立，比九世乱，于是诸侯莫朝”的记载，注意到从中丁至阳甲正好九王，先秦典籍中“几世”即指“几王”，这“九世之乱”与商都屡迁，在时间上如此若合符契，决非偶然巧合，它应是促使商都屡迁的客观原因。这个推断，可以在《尚书·盘庚》中篇里找到证据。盘庚追述先王迁都原因时说：“殷降大虐，先王不怀厥攸作，视民利用迁。”《孔疏》认为“大虐”的具体含义是：“上云‘不能相匡以生，罔知天之断命’，即是天降灾也”。很明显，“大虐”不是天灾而是人祸，就是指以王位纷争为中心的“九世之乱”。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政治上的动乱和纷争，给人民带来无穷灾祸，先王并不怀恋他们手造的基业，为人民的利益来迁徙。那么，王位纷争所引起的社会动乱，为什么必须用迁都的办法来解决呢?因为“九世之乱”的直接后果是商王权威削弱和贵族势力膨胀。贵族势力膨胀，表现在经济上，是聚敛财富;表现在政治上，是弑君篡位。斗争的双方，为了赢得胜利，必须借助天时、地利与人和。天时，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而且是彼此共享的。人和，要靠主观努力去争取。惟独地利，谁占有它，就属于谁。很明显，既然贵族的势力能够膨胀起来，并足以威胁王权，那么，贵族一定占有地利。殷商时期虽然已进入青铜时代，但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仍旧很低。在那种社会发展水平上，地利的作用就格外重要。通过迁都来改变贵族地利的优势，从而削减贵族的实力，是商王的战略措施。这应是促使商都屡迁的主观原因。证之《尚书·盘庚》篇，正是这样。盘庚迁殷几乎遭到举国上下的反对，“民咨胥怨”，但主要阻力来自贵族，不是平民，更不是奴隶。贵族用浮言来煽动民心，而盘庚则抓住“天命”和“先王”两面大旗，口口声声鼓吹为人民打算来争取民心。在当时，“天命”和“先王”无疑是有威力的，使盘庚得以迁殷。将迁之时，盘庚发出警告：“乃有不吉不迪，颠越不恭，暂遇奸宄，我乃劓殄灭之，无遗育，无俾易种于兹新邑”，就是说，有奸诈邪恶，不听话的人，我就把他们斩尽杀绝，不让这孬种遗留在新邑蔓延滋长。可见盘庚企图通过迁都打击贵族。既迁之后，盘庚重申：“无有远迩，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即不管与商王血缘的远近，造罪就处死，立功便封赏;并宣称自己有权“制乃短长之命”。这说明通过迁都，镇压了异己，商王权威上升了。“九世之乱”的教训是深刻的。为了避免历史重演，王位继承制发生变化。商王继统法分三期：第一期大丁至祖丁以兄为直系，第二期小乙至康丁以弟为直系;第三期武乙至纣传嫡长子。盘庚处于由第一期向第二期转变阶段。迁殷后商王继统法出现以弟为直系并终于转变为传子的新情况。嫡长子继承制的确立，减少王位纷争，王室内部稳定下来，所以导致迁殷后二百七十三年没有再徙都城。“王位纷争”说对商代前期都城屡迁的解释是比较合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