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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风云人物之朱可夫

朱可夫　　在日本帝国主义扩张战略中，原来有两个战略选择，一个是“北进”，就是依托中国为根据地，进攻苏联，占领西伯利亚；一个是“南进”，依托中国为根据地，占领南洋诸岛。陆军主张“北进”，海军主张“南进”，双方各执一词，争得很厉害。那么在1936年8月7号，日本军部就调整了它的战略，就是“南北并进”，这是一个折中的方案。但是“北进”的势头仍然很大。可是，1939年发生了一件事情，使得日军放弃了“北进”，转而“南进”。那么这是一件什么事情呢？　　为了试探苏军的实力，为日后进攻西伯利亚做准备，日军于1939年5月中旬，在中国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的时候，从中国战场抽调一些兵力，来对在中国内蒙古的东北和蒙古交界的诺门坎，对苏联驻军进行武力侦察，这个事件就是“诺门坎事件”。由于这一地区有一条河叫哈拉欣河，所以苏联人把它叫做“哈拉欣河事件”。 1939年5月12号，日本关东军第23师师长，叫小松原道太郎，他是个中将，那么率领他的师向驻守在这一地带的苏军第57特别军发起了攻击，而后不久日军的第6集团军也加入了战斗。战役初期，苏军十分被动，也损失很大。　　斯大林接到报告，他敏锐地察觉到，日军在诺门坎发起这次进攻，是进行武力侦察，来试探苏联军队的实力，为日后占领西伯利亚做准备。所以斯大林讲，他比须粉碎日军这次军事行动，否则是后患无穷。所以，他决定派一名能征善战的指挥官到前线去，这个人就是朱可夫。　　朱可夫在1939年6月5号到达战场，他到达军部以后就问军长费克连科：“你为什么把你的指挥部设置在距离战场120公里以外的地方？”你怕死，我不怕！所以朱可夫马不停蹄就到了前线视察。他根据掌握的最新情报，他认为，必须向这一地带增援，所以他向斯大林请求增兵。并且他想，在诺门坎地方必须使用航空兵配合下的装甲作战。斯大林满足了朱可夫的要求，派出了增援部队。其中，连续派了57000人，坦克498辆，装甲车385辆，515架飞机，还有542门火炮，从苏联内地增援朱可夫。　　斯大林给朱可夫就是一句话：“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击溃日本人，不要越过蒙古边境。”那么7月2号，日军趁苏军增援部队还没有达到战场的时候，向苏军和蒙古军队发起了进攻，当时双方的兵力比是这样的，日军一共是38000人，苏军是12541人。兵力比是苏军弱，日军强。然而朱可夫沉着应战，苏军虽然人员少，但是装甲车和坦克比日军多。朱可夫就指挥装甲坦克部队，指挥机械化部队连续实施反击、反突击，不断地疲惫、杀伤、消耗对方，这样使得日军伤亡惨重。　　日军23师师长小松原道太郎这个人他原来是驻苏武官，是个“苏联通”，他曾经认为，苏军已经取消了机械化部队——苏军确实取消过机械化部队，他没想到，苏军的作战力这么强！特别是没有想到的是什么呢？他不了解朱可夫有如此高超的指挥艺术。他不认识这个人，所以打他个措手不及。　　那么，日军就开始大规模地向诺门坎地区增兵。并且我刚才说了，它的第6集团军，集团军司令官叫荻州立兵，增援诺门坎。并且准备在8月24日发起总攻，企图歼灭当面的朱可夫这支部队。朱可夫这个时候就悄悄地做好了反攻的准备，他的增援部队已经上来了。他的战法就是发挥机械化部队的优势，诸军种联合作战。为了迷惑敌人，朱可夫在反攻前采取了两个措施，一个是把坦克的消声器给摘掉了，然后就在敌人的阵地当面就来回地开动。坦克本来声音就大，你要把消声器给它摘掉，这个声音就大得不得了了。所以日军在对面的阵地上就听到隆隆的坦克声。一开始很紧张，但是几天之后，不过如此。所以日军就觉得这只不过是苏军正常兵力调动！假象出来了，迷惑敌人！　　他没有想到，恰恰就是朱可夫在强大的噪音的掩护下，悄悄地完成了作战准备。这是一个。那么采取的第二个措施呢？就是隐藏自己反攻的准备。造成一种我在实施防御的假象。于是，他就将在国内弄了十几架打桩机，在阵地前树立起来，成天就咣，咣，咣，制造我正在构筑坚固防御阵地的假象。所以通过这两种假象，日军就误以为苏军不是在想反攻，而是想防御。那么朱可夫这两个战役欺骗成功了。日军没有料到苏军真的发起了反攻，日军的噩梦也就来了。　　1939年8月20号5点45分，天刚刚亮，朱可夫就指挥他手中的军队，向当面日军发起了强大的突击，150架轰炸机，几百门火炮，向日军阵地实施炮火准备，实施航空兵火力准备，将整个日军阵地淹没在弹雨之中。睡梦中的日军是非死即伤，侥幸活命者也被眼前的一切所惊呆了。　　当时日军有一个下士叫小谷的人，他后来在一个日记上这么写到，他说：“炮弹遮天盖地般地落在我们前前后后，真可怕！观察哨想尽一切办法找寻敌人的炮兵阵地，但都失败了，因为敌人的轰炸机在轰炸，歼击机在扫射，敌人全线获胜！”当航空兵和炮兵火力准备目的达到之后，朱可夫下令，全线出击。所以日军是狼狈而逃。那么这个时候朱可夫展露了他严厉、果断的指挥风格，他曾经在半天内，在一个师撤了两个师长。　　当苏军向纵深进攻时，朱可夫命令他的第39师要攻打日军的一个阵地。这个阵地是个坚固支撑点，对整个战役行动影响很大，日军十分顽强，苏军伤亡增大。那么这个师长发现再次进攻有困难，于是打电话给朱可夫，请求暂缓进攻，我的伤亡比较大，能不能暂缓进攻。但是朱可夫说“不行”，必须继续进攻。过了一会儿，朱可夫打电话问这个师长：“你行动了没有？”这个师长还是强调部队伤亡大，一时无法组织新的进攻。朱可夫听了之后就对这个师长说：“现在我只问你一句话：”你还能不能发起攻击？‘“这个师长说：”有困难。“那么朱可夫当时说：”好，我现在就解除你的职务，让参谋长听电话。“于是这个师的参谋长就听电话了，那么朱可夫就问他：”你能否继续进攻？有没有困难？“这个参谋长说：”没有问题，司令员同志。“”那好，从现在开始，你就是这个师的师长。“这个参谋长当师长。可是这个新的师长还是没有组织起新的进攻。过了一个多小时，朱可夫又一次打电话：”你做好了准备没有？“这个参谋长说：”我有困难。“重新组织还是有困难，朱可夫当即打断他的话：”从现在开始你不再是师长了，你们等候新的师长的到来。“那么这时候朱可夫就在他自己的司令部，找了一个上校参谋，让他到那个步兵师当师长，并且把预备队的炮兵加强给这个师。那么第三任的师长果断地、坚决地按照朱可夫的意图发起攻击，尽管伤亡很大，但是最后终于攻下了要点。　　所以美国有一个研究朱可夫的学者叫钱尼的，他曾经谈了这件事，说了下列这句话：“这个事情奠定了朱可夫在斯大林心目中的位置。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朱可夫成为斯大林的困难排除人，被派遣去解决一个又一个危急的问题！”这是美国学者对朱可夫这件事情的一个评价。那么在朱可夫的指挥下，日军遭到了歼灭性打击，伤亡和被俘61000人，损失了600多架飞机，最后被迫向苏联求和。那么9月16号，苏联跟日本达成《停战协定》，结束了“诺门坎战役”。　　所以说，朱可夫通过诺门坎战役，成为改写历史的人。也正是因为如此，当朱可夫回到了莫斯科，斯大林亲自接见了他，并且表示祝贺、感谢，并且授予他“苏联英雄”的称号。朱可夫一生四次获得苏联英雄的称号，这是第一次。这就是我讲的第一个问题。下面讲第二个问题，正当朱可夫初涉爱河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他被迫应征入伍，参加了沙皇俄国的军队；是列宁领导下的苏维埃政权，使朱可夫从军作战有了明确的目的，逐渐成为一名优秀的军官。　　一个人的一生要同许许多多的人打交道，但总有那么一两个人对这个人的一生影响是巨大的；一个人的一生会遇到许许多多的事情，但总是只有几件事情对于一个人的一生是转折性的。包括我们平时的老百姓，也是这样的。那么朱可夫的军事生涯也透露了这个特点。格奥尔基。康斯坦丁。朱可夫生于1896年的11月19日（俄历），他家非常穷，太穷了。穷成什么样呢？朱可夫在他自己的回忆录，他有过这样一段话，他说：“我出生的房子坐落在村子中心，房屋破旧，房间的一角已经深深地陷在地里，墙壁长满了青苔，房顶长着野草，全家就一间房，两扇窗。”他自己的回忆录回忆他童年住的房子，很穷。　　这个房子真正主人是个寡妇，无儿无女，后来领养了一个8岁的小男孩作为他的养子。这个养子——8岁的小男孩就是朱可夫的父亲。朱可夫的父亲在8岁的时候，就刚来不久，他的养母就去世了。所以为了生活，8岁的小男孩能干什么呢？但是为了生活，没有办法，他没有爸爸，所以就到鞋匠，到鞋匠铺当学徒，混口饭吃吧。　　朱可夫出生的时候，他家庭更加困难。他的母亲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每一年的农闲之时要到城里给人打工，给人背东西，一天只赚一个卢布。朱可夫后来说：“我母亲一天赚的一个卢布，少得很可怜——少得甚至有的讨饭都能讨过我母亲打零工赚的钱。”或许家庭太穷，使得朱可夫的父母认为，就是没书读，没文化所致。所以说，再穷也不要穷在孩子的教育上，那个时候他们就有这么个理念了，这100年前的事情啊！就想方设法，节衣缩食地送孩子去读书。　　朱可夫学习很用功，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也应了这句话了。白天帮着爸爸、妈妈干活，晚上去做功课，成绩非常突出。可是尽管读书好，但是要想改变家庭的现状是不可能的，仍然穷。不过，富日子要过，穷日子也要过。这样，贫困的朱可夫为了生计，就来到了莫斯科打工赚钱糊口。到莫斯科之后，他要租房子，他一生中的初恋就是从这租房子开始，他爱上了这个房东的女儿玛丽亚，俩人相爱了，感情非常好，甚至到了谈婚论嫁的程度。　　正在这个时候，沙皇发布法令，凡1896年出生的青年男子必须从军作战。这一年是1915年8月。为什么呢？第一次大战已经爆发了，沙皇俄国是参战国之一，为了满足战场上的兵员需求，它开始大规模征兵。那么1915年它卡在了1896年出生的男子，朱可夫恰恰是这一年出生。所以说，刚刚尝到恋爱的滋味，不得不从军作战，当一名骑兵。可是后来朱可夫复员以后，已经“物是人非，事事休”了——他这个未婚妻已经择人再嫁了。　　“十月革命”爆发之后，俄国退出了第一次世界大战，那么朱可夫回到了家乡。1918年8月，他响应新政权的号召，参加了苏联红军，在莫斯科骑兵第1师第4团当一名士兵。这个师的师长就是大名鼎鼎的布琼尼！但是朱可夫真正地走上军事辉煌的，还是得益于伏龙芝的军事改革。伏龙芝是苏联著名的军事家和军事理论家，他最高职务担任过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陆、海军人民委员，用我们现在的话讲，就是他是苏联军委主席兼陆、海军总司令。这个人去世得很早，1925年10月31号就因病去世，只活了40岁。　　但是伏龙芝临去世前，领导的苏联第一次军事改革，却造就了朱可夫，使得朱可夫有长期在军队工作的机会，奠定了朱可夫成为一代名将的基础。这个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下面讲一讲。朱可夫是在1919年6月第一次见到伏龙芝的，当时他正在伏龙芝的指挥下，在乌拉尔斯克抗击哥萨克骑兵。那么有一天，伏龙芝要去看望增援自己部队的第25师，第25师的师长就是大名鼎鼎的夏伯阳！伏龙芝要看看夏伯阳，增援自己，援助自己。那么这时候就路过了朱可夫的连队，走到了战士的中间和大家聊天。朱可夫立刻被伏龙芝人格的魅力所折服，当时伏龙芝已经是位名将了，但是那么平易近人！朱可夫后来讲：“这次会面我是终身难忘。”然而，他没有想到自己的一生，竟和伏龙芝的名字分不开。　　法国大思想家伏尔泰他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他说：“统率的权利不再是一种像天赋那样，为天然遗传下来的特权；而是劳动的果实，是用勇敢换来的。” 朱可夫这个人打仗勇敢，他不怕死啊，这人平时说话不多，一会儿我再谈谈他个人的性格，他不怕死。1921年春天，他在坦波夫省与安东诺夫白匪军作战。这个时候他已经是第2骑兵连的连长，一连100多人，在坦波夫省这次战斗，他遇到2000余名哥萨克骑兵——100余人对2000余名作战，这是不成比例的作战！可是朱可夫毫不畏惧，连续坚守了7个小时，打退了对方6次进攻，守住了阵地。这个事情在当时成为全军的新闻，朱可夫因此获得了红旗奖章。　　奖章有了，朱可夫也同时受到了苏联苏军高层的注意。其中，就有当时在北高加索作战的斯大林，开始注意朱可夫这个人，至少他记住这个人的名字了。还有一个人记住——通过坦波夫省的战斗记住了朱可夫，就是苏联元帅图哈切夫斯基。那么这样，朱可夫很快就从连长提升为团长——在作战年代是按军功行赏的，能打仗那就是你晋升的机会就多。　　1924年，苏联国内战争结束，伏龙芝这时候就想，利用和平时期进行苏军第一次改革。当时苏军军事改革最重要的举措，就是把战争时期优秀的军官选拔，提拔起来，来取代那些保守的军官。1924年底，苏军从550万人裁减为56万人，10个里面裁掉9个。因为和平时期已经到来了，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已经结束了，550人剩下56万——朱可夫是剩下的人之一。留下的这些青年军官干什么呢？上学。　　当时苏联军官入学深造，必须高级将领提名，像美国西点军校，你到美国西点军校读书，不是你想考就考进去，必须议员提名，推荐你，你才能去考。据说，朱可夫上学深造就是伏龙芝提名的。那么这样，1924年底，朱可夫第一次来到了列宁格勒，走进了高级骑兵学校。这批入校的学生在苏联红军的历史上个个是精英，在朱可夫这个班，你几乎可以找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军所有高级将领的名字。换句话说，他这个班后来在苏联伟大的卫国战争中，都是高级将帅。比如，苏联元帅巴格拉米扬，苏联元帅罗科索夫斯基，苏联元帅叶廖缅科，都是朱可夫的同学。那么这样，伏龙芝军事改革把朱可夫送到了走上军事生涯辉煌的起点。从那以后，一直到苏德战争爆发，朱可夫仅用10余年的时间就从骑兵团的团长一直升到副国防人民委员兼总参谋长，就是国防部副部长兼总参谋长。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德国有一个著名的将领叫塞科特，他提出了一个小型军队的建设思想。这个思想的核心是建立一支精而不是多的军队。塞科特的思想很快地引起一个人的注意，这个人就是当时苏联元帅图哈切夫斯基。图哈切夫斯基是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的主席，副国防人民委员兼军训部的部长，是苏军著名的军事家和军事理论家。不幸的是，1937年他被错杀。图哈切夫斯基他十分重视根据未来战争的特点，建设国家的军队，所以他敏锐地从塞科特小型军队这种思想中，他看到的它精髓的部分——质量建军。所以他决定在苏军也建立机械化部队。当时斯大林非常支持图哈切夫斯基的这个想法。在斯大林的支持下，图哈切夫斯基就选定，在布琼尼指挥下的骑兵部队，进行机械化改革，先拿两个团进行试点，就先成立两个坦克团。当时朱可夫正在这个部队第39团当团长。由于这次改革具有试验性的，所以苏军很重视，要求坦克团的团长必须是最优秀的军官。朱可夫就在首选名单之列。最后图哈切夫斯基就把这个名单放到了斯大林的办公桌上，斯大林打开名单，他一眼就看到朱可夫的名字——他看到朱可夫的名字，就想到几年前坦波夫省，一个连与2000名哥萨克白匪军战斗这件事。他对朱可夫的名字记得很深，所以说毫不犹豫在朱可夫的名字下打了个钩。这样，斯大林下了一道命令，朱可夫就成为苏军装甲部队的奠基人之一。　　坦克部队初创时间，全军就盯着它——那宝贝蛋啊！朱可夫肩上的压力大，然而朱可夫有办法将压力变成绩效。如果用几个字来概括，就是“勤跑路，讲养成，常示范”。我具体阐释一下。“勤跑路”，就是朱可夫很少在司令部机关呆着，他不是简单依靠参谋，下面的军官，听汇报来了解情况，他自己跑，发现问题及时解决。坦克是一个复杂的装备，它和马不一样，又是刚刚组建，这对善于起马作战的官兵，难度很大——后勤保障，作战协同，油料补给等等。这些问题对骑兵军官都是新问题。这样，很多官兵就有畏难情绪，说，还不如回去骑马打仗呢！　　有一次，朱可夫在一个连队视察，他发现几个士兵在一辆坦克旁边聊天，他就过去，这个是训练时间，不是休息时间，你们在这儿干嘛呢？士兵们说，坦克发动不起来了，我们没有办法。朱可夫没有说话，就叫机械师过来，让那几个士兵看着机械师修，油路，修。这时坦克已经修好了，他把士兵叫来，我跟你们讲一句话：“如果你们不会，我们教你；如果你们不想学，我们强迫你学。总之，你要成为一名优秀的坦克手。”那么朱可夫这句话，很快成为全团官兵的训练理念。　　朱可夫讲：“军官只有走到士兵的中间，才能发现在司令部发现不到的问题，并且及时地解决这些问题。”这就是“长跑路”——搞调查研究。“讲养成”是说，朱可夫认为，武器装备越复杂，就要越讲“养成教育”，否则一个小小的疏忽，就可能给复杂的武器装备带来极大的问题，最后影响整个作战效能。朱可夫这个人为人比较随和，说话声音也不高，很少有人看他发过脾气或者像巴顿那样暴跳如雷，满口脏话，在朱可夫身上找不到；他治军靠的是制度，而不是靠脾气。为了搞好养成，他在自己的职权范围之内制定了一系列的严格的制度。比如，他规定，进入炮场，进入车场，作训的时候，必须穿作训服。但是你离开炮场，离开车场，离开作训，不在作训的时间之内，你必须脱下作训服，你不能回到宿舍你还在穿着作训服，不允许。　　还有，坦克训练回来，必须清洗干净，否则不得进入车场。全团官兵必须把皮靴擦得铮明瓦亮，等等，包括牙刷的摆放，鞋的摆放——他就讲“养成教育”。如果有人违反规定的话，并且不听劝告、警戒，他会毫不犹豫把你送到军事法庭。　　有一次，一个坦克连的连长，带领自己的本连训练回来，回到车库，这时候已经是凌晨了，战士们累啊！他能不累吗？都是小伙子。这个连长就把坦克草草地清洗了一下，然后就开到车场，车场有值日军官，站着一看，跟军官说，我们太累了，简单地擦了擦，明天早上我们起早，我们把它擦干净，行不行？这个让值日军官为难，因为按照朱可夫规定，不允许进车场，他不能让它进车场；可是又想到士兵那么疲惫，同情，都是当过兵走过来的，于是最后就同意了。连长就把坦克开到车场，连长就带着战士就回去睡觉了。他睡觉了，有一个人没睡觉——这个人就是朱可夫。下半夜了，1点钟，朱可夫起来了，查岗。他知道他这个连没回来，他去了，一看车场，一看就知道发现问题了，没擦车就进来了。朱可夫当时就把值日军官叫来：“怎么回事？”值日军官把这个事一说，然后朱可夫说了下面一段话，他说：“乐意帮助同志是件非常好的品质，但是你瞧，你不是在帮助他们；恰恰相反，你不执行规定，反而促使他们违反了军纪、军令。大家疲劳，我也知道，但是他们应征入伍就要使他们受到训练，能够适应未来战争的艰辛和严峻的考验。现在的演习的疲劳，与战时我们将要遇到的困难相比，只不过是娃娃们的游戏罢了。你将因此受到党的审查。” 　　得！把值日军官严厉地斥责了一番。然后朱可夫把那个连的连长，又把那个连所在的营的营长叫来了，命令他们必须擦车。这连长、营长一看，团长急了，赶紧把战士们叫起来。刚刚躺下，又叫起来。两个小时以后，擦干净了，坦克重新入库。朱可夫说，士兵回去睡觉，连长、营长留下来。朱可夫严厉地批评，他说：“这次你给我的印象是，你当连长还不够成熟；下次你再这样干，就不会这么便宜了，我警告你！” 　　下面就是“常示范”。朱可夫治军强调军官自身的榜样力量。　　有一次，朱可夫检查全团的军容风纪，他发现全团官兵皮鞋擦得铮明瓦亮，只有一名士兵皮鞋不干净。所以他当时就问值日军官：“怎么回事？你有什么感想？”值日军官当时并没有回答朱可夫的问话，反而问那个士兵：“你怎么搞的？”朱可夫当即就打断他的话：“我问的是你，而不是他！我不需要听他的回答，我听你的回答！”所以那个军官脸一下红了，非常尴尬。这时候的朱可夫说：“在这种情况下，最重要的问题不是靴子没有擦干净，而是你对这件事不重视，他可能是忘记擦靴子了，可是你应当在士兵出勤前就要求他们擦好靴子。事情糟糕就糟糕在除了团长以外，全团显然没有人帮助他擦靴子。”所以朱可夫说，你给我找个擦鞋工具，找把凳子来。拿来了以后，他让士兵把右脚放在凳子上，然后朱可夫坐下来给他擦这个鞋，很认真，擦完了，擦干干净净，把刷子递给这个士兵：“左脚你自己擦，擦完之后跟值日军官到我办公室来。”朱可夫走了。这就是朱可夫给士兵擦皮靴的事情。　　这个事情很快在全团引起不小的轰动，从此没有人敢违反军纪了，全团官兵十分重视“养成教育”，自觉地用条令规范自己的行动。这样，在全团就逐步建立井井有条的秩序，全团官兵对朱可夫并不惧怕，但是都感觉朱可夫力量的存在，他们依赖他，又往往意识不到自己在依赖他，变成自觉的行为了。所以工夫不负有心人，朱可夫很快把这个坦克试验团训练成为全军军政素质最高的部队。当时全军没有不知道朱可夫这个坦克团的。　　　　苏联有一个大文学家叫米哈伊尔。肖洛霍夫，他曾经对朱可夫有一句精彩的评价，他说：“朱可夫是苏沃洛夫式的伟大统帅。”苏沃洛夫是俄国18世纪著名的军事家，军事统帅，是俄罗斯军事学术的奠基人之一。1799年，他曾经指挥俄、奥联军大败过法国军队，歼灭过3个法国集团军。那么这一点，就是当时最卓越的法国统帅拿破仑也感到震惊。因此在俄国有这样一个说法，如果不是苏沃洛夫死得早，拿破仑绝对不会远征莫斯科。苏沃洛夫是在1800年去世的。连拿破仑都惧怕的人，可想而知，苏沃洛夫是怎样的一位统帅啊！那么肖洛霍夫把朱可夫和苏沃洛夫相提并论，的确是对朱可夫的极高的评价。　　事实证明，朱可夫在伟大的卫国战争中的卓越贡献，证明了他不愧于这一评价。下面我讲第一个问题。凭借着对国家的忠诚，由于用兵方略的不同，朱可夫竟敢于和斯大林争吵，被盛怒之下的斯大林撤销了职务。然而当事实证明朱可夫的意见正确时，斯大林以特有的方式承认了错误。从此，斯大林把朱可夫看作自己最信赖的人，哪里有危机，哪里有朱可夫，朱可夫成为斯大林的“救火队员”。　　1941年6月22号凌晨，纳粹德国发动了代号“巴巴罗萨”的作战，也就是进攻苏联的作战行动。战争初期，苏军被打得措手不及，损失十分严重。为了抵御侵略，战胜法西斯，苏军在战争的第二天，也就是6月23号，这是个礼拜天，成立了统帅部大本营。统帅部大本营的成员有：最高统帅斯大林，国防人民委员铁木辛哥，外交部长莫洛托夫，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伏罗希洛夫，第一副国防人民委员布琼尼，苏联海军人民委员库兹涅佐夫，再有一个就是副国防人民委员兼总参谋长朱可夫。　　1941年7月29号，朱可夫打电话给斯大林，准备当面汇报自己的打算，10分钟之后，斯大林在自己的办公室见到了朱可夫。当时在场的还有，苏联副国防人民委员兼总政治部主任列夫。扎哈罗维奇。梅赫利斯。斯大林这个人有一个特点，他在听部下汇报的时候，不喜欢坐着，总是捏着烟斗——哪怕烟斗灭了也要捏着烟斗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时不时地停下来，走近对方，用烟斗压压胡须，理理胡须，注视着对方；他不愿意说话，说话声音很低；斯大林不太喜欢笑，就是笑也不发出声。但是用朱可夫的话讲，在他的回忆录讲：“斯大林意志坚强，性情深沉，目光锐利，但容易冲动。”斯大林这个习惯，部下汇报，他就在房间走来走去，一边走一边听朱可夫讲话，听汇报。　　当他听到，介绍德军有可能向坚守在基辅的苏军西南方面军实施包围时，他停下来了。他说：“你的建议是什么呢？”朱可夫回答，因为他想好了去找他，他找斯大林讲话的，他说：“首先，应从西部方向加强1个集团军给西南方面军。”调1个集团军过来，斯大林马上就打断他的话：“你怎么了？难道你认为可以削弱莫斯科方向的防御吗？”朱可夫说，从西调1个，就是从白俄罗斯调1个集团军加强给乌克兰方向。白俄罗斯当面就是莫斯科，斯大林就说，难道你认为，可以削弱莫斯科方面的防御吗？那么朱可夫当时说：“不，斯大林同志，我不是这样认为的。我是想，这个方向的敌人暂时不会向莫斯科方向推进，我们可以在半个月内从远东调来8个师，来加强莫斯科方向的防御。”所以他谈了自己的意见。这个时候当然还有一个人，我方才说的梅赫利斯，政治部主任，他发言了，他挖苦朱可夫：“那你是不是想把远东送给日本人呢？”要从远东调来8个师，那么远东防御就受到削弱。朱可夫看了梅赫利斯一眼，没理他。　　他继续对斯大林讲，他说：“我们一方面向中央方面军加强兵力，一方面将西南方面军立即撤出，撤过第聂伯河，使得西南方面军和中央方面军形成一个拳头伺机打出去。西南方面军担负着基辅的防御任务。斯大林听完以后就捏着烟头，这个时候烟斗已经灭了，没烟了，但是他有这么个习惯，就拿着烟斗走近朱可夫，用严厉的目光盯着他，马上问一句：”那么基辅怎么办？“ 　　朱可夫这时感到最关键的时候到了，因为他知道，我放弃基辅和斯大林要坚守基辅，理念不一样，这个“戏”要开场了。他豁出来了，因为约斯大林谈话，就要把自己的想法谈出来，他说：“作为总参谋长，我有责任建议——放弃基辅。”当时斯大林没有说话，还是看着朱可夫——你想啊，一个最高统帅盯着你看，发毛啊！但是朱可夫还是要把自己的想法说完，他说：“放弃基辅后，我们可以在西部方向马上组织反突击，夺回叶利尼亚突出部；如果不夺，德军很可能利用这个突出部作为桥头堡进攻莫斯科。”他最后一个尾音没有发出来的时候，斯大林火了，斯大林马上大声、厉声地讲：“哪有什么反突击！把基辅交给敌人，亏你想得出！简直是胡说八道！” 　　朱可夫听到这儿也豁出去了，朱可夫当面就反驳：“斯大林同志，如果您认为我这个总参谋长只会胡说八道的话，您把我的职务撤销好了，把我派到前线去，或者在那里我会对祖国有点用处。”在场的人愣了，当时斯大林在苏联是绝对的权威啊！房间里静得怕人，好半天斯大林才说了一句话：“请你冷静一下，没有你，我们更行。” 朱可夫接着说，他说：“斯大林同志，我是一名军人，随时准备执行最高统帅部的任何决定；但是我对形势和作战方法有清醒的看法，我相信我这个建议是正确的——我和我的总参谋部怎样想的，我就应该怎样向您汇报。”斯大林还在摆弄他的烟斗，他平静下来了，他说：“朱可夫同志，冷静些。请你先出去，我一会儿叫你再进来。”朱可夫推门出去了。　　半个小时之后，斯大林把朱可夫叫到办公室来，说道：“是这样的，朱可夫同志，我们方才商量一下，决定解除你的职务，由沙波什尼科夫接替。不过，你还是统帅部成员之一，我想让你到前线去。”朱可夫说：“到哪个部队？”斯大林说：“你愿意到哪儿呢？”朱可夫回答：“我可以做任何工作，指挥一个师，一个军，一个集团军，一个方面军——只要祖国需要。” 　　这时候斯大林听了，朱可夫还是有气，所以他反而笑了，还是安慰他，他说：“你冷静些，冷静些。”想一会儿，说：“你方才说叶利尼亚突出部，你想在那里组织一次反突击是不是？你就到那个地方去负责好了，我从现在开始，任命你为预备队方面军司令员。你准备什么时候去？”朱可夫说：“1个小时之后，我离开莫斯科。” 就这样，由于作战问题的分歧，并且顶撞了斯大林，朱可夫被撤销了总参谋长的职务。　　当时作为总参谋长，朱可夫是统帅部大本营的军事指挥机关的最高首长，他自然要对战争的全局有数。当时苏军从南到北，所有的方向都面临着严重局面，朱可夫就根据战场的情况，他认为，对付德国快速军团的从行进间的突破，最好的战法就是通过反击、反突击，以积极的防御不断地迟滞、消耗、疲惫和杀伤敌人，因为当时德军的闪击兵团在行进间实施突破，快呀。那么对付这种兵团，这种作战的最好方法就是通过反击、反突击。以积极的防御不断地迟滞、消耗、杀伤敌人。可是这个战法必须满足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就是在苏军重兵集团面临被德军合围和歼灭的威胁下，尽快从敌人的包围圈内撤出来，避免更大的伤亡、更大的损失，这是一个条件，该撤的时候要撤。　　第二个条件就是收拢起来的重兵集团干嘛呢？收缩兵力——用撤出的兵团实施突击、反突击。那么朱可夫就根据当时的战场情况，认为当务之急是放弃基辅，收缩兵力，再实施反突击。他说，否则在乌克兰方向的西南方面军和中央方面军，将受到全歼的危险。所以形象地说一点，朱可夫要在乌克兰方向，将西南方面军和中央方面军撤回来——就是“收拢拳头再打人”，形象地说，他实际上是这样的。然而，朱可夫的这个想法和斯大林“寸土必守”，利用或者坚守现有的阵地，实施反攻或者反击的战争理念不一样。那么，后来战局的发展证明朱可夫的决策是对还是错呢？我们就来看一看叶利尼亚战役吧。叶利尼亚战役是朱可夫在伟大卫国战争中指挥的第一次战役行动，并且取得了胜利。这次胜利也是苏德战争爆发之后，苏军取得的第一次局部的胜利，振奋军心。所以1941年9月6号，当叶利尼亚战役胜利的当天，朱可夫就打电话给斯大林，汇报战果。当时斯大林听完电话之后，什么也没讲，就说“知道了”，电话放下了。　　3天以后，9月9号，接替朱可夫的沙波什尼科夫总参谋长打电话给朱可夫，他说：“斯大林让你立即放下手中的工作，到莫斯科开会。”朱可夫问：“几点到啊？”“晚上8点之前。”其他什么也没有说。斯大林有个脾气，他开会不允许部下迟到，哪怕是1分钟，你弄不好还挨个处分。可是当朱可夫赶到斯大林办公室的时候，已经是晚上9点零5分了。他推门一进去，当时苏共中央政治局的委员几乎全部在场，朱可夫就说：“斯大林同志，对不起！我迟到了1小时。”斯大林说：“不对，你迟到了1小时零5分钟。”但是斯大林面带的是微笑：“坐下吧，听听汇报；饿吗？如果饿，边吃边谈吧。” 　　斯大林作为苏军的统帅，他的性格的特点，一个最讨厌迟到的统帅，没有责备迟到的朱可夫——斯大林是用他特有的方式，实际上是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在开会的时候，斯大林问：“你现在想到哪里去？”朱可夫说：“回前线。”斯大林说：“回哪一个前线？”朱可夫说：“回您认为最需要我的前线。”斯大林听了之后，微笑再次绽开在他的脸上：“到列宁格勒去吧，现在那里的局势危急，最需要你。如果德军占领了列宁格勒，就会从东面迂回进攻莫斯科，那种情况是更糟糕。”他就捏着烟斗说：“那里所有的部队都归你指挥，你需要带谁去就带谁去，你可以在全军挑选你最需要的人。” 　　斯大林的这番话实际上意味着对朱可夫极度的信任。从这次开始，朱可夫就成为斯大林的“救火队员”了，哪里危急，他就被派到哪里去——从列宁格勒到莫斯科，从莫斯科到斯大林格勒，从斯大林格勒到库尔斯克，一直到最后攻占柏林，朱可夫指挥了几乎所有的卫国战争的重大战役。　　斯大林后来曾经高度赞扬朱可夫：“朱可夫是我的麦克莱伦！和麦克莱伦一样，朱可夫也总是多要些人，多要些钱，他还多要些飞机，他总觉得不够，但是他从来没有打过败仗！”谁是麦克莱伦呢？麦克莱伦是美国内战期间，林肯的一个著名的得力的将军。所以斯大林说，朱可夫是我手下的“麦克莱伦”——麦克莱伦能打仗啊！作为苏联当时最高统帅的斯大林，对朱可夫这样评价，可以说是最高的。　　下面我讲第二个问题。“人民是我的母亲，作为军人，最大的痛苦与失职，就是不能保护好人民，使他们受到战争的苦难。”这句话是朱可夫自己讲的，这个是朱可夫自己的政治理念之一。当他看到战争给人们带来的饥饿、痛苦与死亡的场景，他的心在颤抖。为了他们不再这样，一定要打败法西斯匪徒！这是朱可夫能征善战的根本动力。　　朱可夫，我以前讲了，他出身贫寒，他最能感受到民众的苦与乐，他最同情民众的不幸，把人民作为母亲。他认为，军人最大的痛苦和失职就是不能保护好人民，使得他们在战争中遭受苦难。我给大家讲两个故事。我们从这两个真实的故事，看看朱可夫他对人民的那种挚爱。　　一次是发生在列宁格勒保卫战。苏德战争爆发之后，希特勒很快把列宁格勒给围住了。这个战争魔王叫嚣着，要把列宁格勒从地球的表面永远地抹掉，他对莱布——莱布是担负围困列宁格勒的德军总司令说：“必须在冬季到来之前，占领列宁格勒，把列宁格勒全部毁掉。否则，我们还要在占领之后，在冬天养活在那里居住的居民。”这就是希特勒！列宁格勒是沙皇俄国时期的首都彼得堡，实际上也是“十月革命”的摇篮，“十月革命”冬宫的炮响是从那儿开始的。所以这个城市的意义对德国，对苏联同样地重要。对德国来讲，占领它就是从心理上坍塌苏联居民的抵抗意志——很重要，对双方都很重要。所以，当列宁格勒形势危急时，斯大林把朱可夫派去了，希望朱可夫用他高超的指挥艺术挽救那里的颓势。　　朱可夫是在1941年9月9号，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跟他说的话，9月13号到达列宁格勒。下了飞机之后，他立即组织全城军民的防御作战。为了能够长期坚守，在全城三面被围的情况，他实施了粮食配给制度。军人与修筑工事的平民每天14盎司面包，14盎司，中国人概念不大清楚，后来我折算一下，不到1斤粮；儿童和负伤的，在医院的病人7盎司面包，我折算了一下，也就四两多，不到半斤。朱可夫也不例外。他天天在全城跑啊，他去查啊，带人跑来跑去，发现问题及时解决。有的时候，就在街上席地而坐，啃吃一口面包。　　有一天，他到肉类加工厂视察——那可不是生产东西，那是一个防御据点，要立足于城市攻防作战。肉类加工厂，那是在郊区附近。从工厂出来了，转过一条大街，他一路走，一路看，他忘记了吃饭，超过了饭口——随行人员说，该吃饭了，司令员同志。他一看表，果不其然，就坐在路边上吃饭。他吃着，吃着，看到边上有两个小姑娘看着他，他就向她们招手：“过来，过来，你们有什么事啊？”她一味地看着他。这个小姑娘摇摇头，拘谨啊：“没有什么事，只是……只是……”吭哧了半天：“如果不介意的话，我们想为您做点事。”朱可夫就奇怪了，这么小的小孩子能为我做点什么事呢？就问她：“你能为我做什么事呢？”小姑娘就讲了：“我们想用手接着你掉下来的面包渣，免得落在地上浪费了。”朱可夫没有想到，孩子们说的这个话。所以，朱可夫收起了笑容，脸色顿时凝重起来，正在长身体的孩子啊，她们饿啊！所以，朱可夫站起来揽过孩子，把面包掰开分给了她们，对随行的人员讲：“我们的孩子饿成这样，这是我们军人的耻辱！为了她们，我们一定要打败希特勒匪徒。”所以通过这个故事，我们就发现了朱可夫对人民的爱。这是一个故事。　　第二个，就发生在莫斯科。朱可夫在列宁格勒指挥了24天，终于迫使德军在那里停止了攻势作战，转入了防御。这个时候，莫斯科又接连地告急，斯大林打了两次电话，让朱可夫立即飞往莫斯科参加指挥莫斯科的战役。朱可夫去了。那么德军是在9月30号发动对莫斯科的进攻，代号是“台风作战”。战役初期，苏军损失很重的。当朱可夫走到克里姆林宫斯大林办公室的时候，斯大林生病了，感冒了，他本来说话就带有浓重的格鲁吉亚的口音，鼻音。又感冒，这个声音更加低沉，含糊不清。斯大林见了朱可夫，起来之后，斯大林马上起身，也没有寒喧，把他叫到地图旁边，说：“你瞧，这里的情况是多么的糟糕！你来了，我就放心了，赶紧把一切抓起来吧，朱可夫同志。干吧！缺什么，我就给你什么。”所以朱可夫就感到自己的责任重大，任务的艰巨，他马不停蹄地视察，在那儿听取汇报，布置作战任务。　　有一天，他在莫斯科西南明斯克去视察，他路过一个叫马洛亚罗斯拉韦茨的小镇，他坐着吉普车，没有下车。可是这个小镇的人已经疏散，走掉了，他在车上看到一个老年妇女，老太太，在废墟中挖着什么东西，他非常地奇怪！于是就下车，让司机停车，走过去说：“老太太你在找什么呢？”就走近这个老太太身旁，这个老太太睁大眼睛盯着他，看着朱可夫，没说一句话。头发已经灰白了，在秋风中摇曳，没有说一句话。然后朱可夫更奇怪了，他说：“她为什么不讲话呢？”他说：“你怎么了？”他又问了一句，这时候老太太看都不看他了，又弯腰在那儿挖什么。这个时候从废墟又走出一个妇女，这是中年妇女，手里提着半袋东西走过来，她说：“将军同志，你不要再问她为什么了，她不会回答你了，她的精神已经悲伤到疯了。”后来这位妇女向朱可夫介绍了：“这位老太太的儿子在明斯克作战时已经阵亡了，她和她的小孙子在一起生活，德国空军空袭的时候——就是两天前，她正在井边打水，而孩子在屋里头，她眼看着炸弹落在她的房屋上，小孙子炸掉了，连尸首都找不到。”说着，说着，向朱可夫介绍情况的这位妇女就泪流满面。所以当时朱可夫难过得落泪，难过得他甚至忘记了安慰这位妇女。他回忆这件事情，他在回忆录讲：“当时我难过极了，没能对她们说出任何一句安慰的话，但是这位老太太的悲哀与痛苦深深地烙印在我的心里，不时地折磨着我。为了她们，我们必须要打赢这场战争。” 　　大家有机会可以看看朱可夫的回忆录，白纸黑字，言之凿凿。各行各业，各个领域都有自己的职业道德，犹如教师教书，必不能误人子弟；企业家要生产，你就不能生产出伪劣产品；政府管理者就不能以权谋私；作为军人，军人的职业道德就是在战争中打得赢，不使人民遭受战争的苦难。军人的道德理念通常转化为对战争艺术的追求，对军事领域工作的热爱。那么这就是一个能征善战的名将的原动力！　　下面我讲第三个问题。1945年5月1日3点50分，朱可夫率领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攻入了柏林，完成了对德国的最后一战，攻克柏林了。当然，这时还有一些德国的残余部队。那么3点50分，德国一个将军叫克列勃斯上将打着白旗走进朱可夫的指挥部，交给他一封信。信中说：“为了遭受最大牺牲的各大国之间进行和平谈判，我委托鲍尔曼与苏联人民的领袖建立联系。”鲍尔曼是纳粹党办公厅主任，是希特勒的心腹。这个信就是戈培尔写给朱可夫的。纳粹的宣传部长戈培尔，谎话连篇，撒谎不打磕巴。他有一句名言：“谎话重复三遍就是真理。”他是这么一个荒唐的逻辑！他一生写信无数，但是最后一封信是写给朱可夫的。这就是乞求停战谈判的信，因为在1945年4月30日，阿道夫。希特勒自杀了！　　那么朱可夫立即把这封信的内容向斯大林汇报。当他把电话打到斯大林的住所时，警卫局长弗拉西克说：“斯大林同志刚刚躺下睡觉。”斯大林他习惯晚上办公，凌晨以后他才睡觉。朱可夫说：“请叫醒他，事情很紧急，不能等到早上。”因为什么？因为戈培尔的信只是要求和斯大林谈判，而没有提到无条件投降的事，如何办？这个事朱可夫做不了主，必须由斯大林拍板。朱可夫他担心德国人在争取时间继续顽抗。这个事不能拖，请叫醒斯大林。　　斯大林被叫醒了，朱可夫向他汇报希特勒已经自杀，戈培尔要谈判的事情。斯大林一听希特勒死了，睡意全无，第一句话讲：“完蛋了，这个混蛋！可惜没有能活捉他。希特勒的尸首呢？”朱可夫说：“据说已经烧掉了。” 　　斯大林说了第二句话，他说：“便宜了他。我以人民的名义指令你，不要同德国人谈判，除非他们无条件投降。朱可夫同志，如果不发生特殊的情况，不要再打电话叫我了，我想在检阅前再睡一会儿。”为什么呢？“五。一”节是苏军的阅兵日，他要检阅自己的部队。　　朱可夫接到指示，他立即继续在柏林城内实施进攻，肃清德军的残余势力，戈培尔一看，这没戏啊，他不谈判啊，绝望了！先把6个孩子给药死了，给杀死了，后来跟自己的老婆自杀了，全家自杀了。　　1945年5月2号15点，柏林13万4千残余全部被歼灭，朱可夫进入了希特勒巢穴——国会大厦。他看到了希特勒和戈培尔自杀的现场，但是他只看到戈培尔夫妇和他6个孩子的尸体，而没见到希特勒的尸体。朱可夫和所有的苏联官兵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高兴！付出那么大的牺牲，从斯大林格勒一直打到柏林，这一路的征战留下了多少鲜血与生命啊！终于取得了胜利，就是为了今天！　　可是，1945年5月7号，朱可夫突然接到斯大林的电话，这个电话赋予他一个特殊的使命。怎么回事？原来在这一天，也就是1945年5月7号凌晨1点41分，德国与西方国家的盟军在法国兰斯签署了无条件投降书。艾森豪威尔宣布：“自欧洲中部时间1945年5月8号23时，欧战结束。” 　　斯大林对朱可夫讲：“我已要求艾森豪威尔，在明天派代表到柏林签署德国无条件投降书，兰斯只不过是这一仪式的预演。朱可夫同志，你已经被任命为驻德苏军总司令，并作为苏联最高统帅部的代表参加这个仪式，接受德国的投降。”这个电话里，斯大林交给了朱可夫一个特殊的使命。这样，斯大林的电话就使得朱可夫，成为主持德国投降仪式的苏联最高代表和见证人。　　新的投降仪式是在纳粹德国军事工程学院的餐厅举行，是一个二楼，它位于柏林东部的卡尔斯霍尔斯克小镇上。参加这次投降仪式的盟军代表有这样的，美国战略空军司令斯帕茨，盟军最高统帅部副总司令、英国空军上将特德，法国军队总司令塔西厄等等。德国参加投降仪式的是德国最高统帅部参谋长凯特尔。　　1945年5月9号零时，朱可夫走进大厅，站在靠近用绿色呢子铺的桌子旁宣布：“我宣布，我们苏联最高统帅部和盟军最高统帅部的代表，受反希特勒同盟各国的委托，来接受德国统帅部代表德国做无条件投降。” 话音落后，边门打开，在外等候多时的凯特尔走进大厅。这个扬言要在几个月内消灭苏联的纳粹德国战争计划的主要策划者之一，第一次和他的对手朱可夫见面了。凯特尔是第一次看到他的对手，所以他抬起头来；他的目光非常复杂，他心里想的什么，没有人知道。但是从他用元帅杖敬礼的军姿来看，有些狼狈和不安。　　投降书一共5份，朱可夫站起身，向凯特尔做个手势，大声说：“到这里签字！”过来了——凯特尔几个德国的高级将领依次在投降书上签字。零时43分，无条件投降仪式结束。朱可夫宣布，德国代表团退出大厅。当最后一个德国人从这个边门退出大厅，时针正指到1945年4月9号零时50分，大厅的人顿时欢呼起来，流着欢快的泪水庆贺，庆贺欧洲战争结束。　　所以朱可夫——这位斯大林在整个卫国战争时期的“救火队员”，以其卓越的指挥艺术，坚定的信念，不屈的意志，果敢的作风，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艾森豪威尔曾经高度评价朱可夫。他说：“朱可夫是一个亲和的有军人风度的人，将来我们见上帝时，肯定会得到另一种苏联勋章——朱可夫勋章。而这种勋章，会受到每一个钦佩军人的勇敢、眼光、坚韧和决心的人所珍视。” 　　朱可夫和艾森豪威尔的私交很好，后来由于冷战的铁幕降下之后，双方的关系就慢慢地淡下来了。战后，朱可夫先后担任苏联武装力量部副部长兼陆军总司令，国防部第一副部长，国防部长等职。1974年6月28号，朱可夫这位四次“苏联英雄”获得者的杰出帅才，因病在莫斯科去世，享年78岁。

巴丹死亡行军---死亡人数不亚于南京大屠杀

　　巴丹死亡行军是日本侵略军在二战期间在远东地区制造的战争暴行，它与南京大屠杀、缅泰死亡铁路一起被西方历史学界称为远东三大战争暴行。1942年4月9日，日军在几乎不提供任何食物、水、衣物等的情况下，强迫守卫菲律宾巴丹半岛的美菲联军俘虏进行强行军，100多公里的距离，至少有1.5万名俘虏被虐杀。　　单单在美国就有近百种专门回顾或者研究这项战争罪行的书籍，其中，以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终身荣誉教授列斯特坦尼博士的《活着回家：巴丹死亡行军亲历记》最为著名，以下为该书片段。 1、饥渴产生幻觉　　日本兵不允许我们带水行军，长时间不喝水造成的生理痛苦是难以形容的。我的胃很痛，喉咙刺痛，胳膊和腿不听使唤。到了第三天，饥饿和口渴让我做起了白日梦。我仿佛看到了过去吃过和喝过的所有好东西：夹着干酪和洋葱的汉堡包、奶昔、啤酒、可乐，馋得我想流口水，可惜口水早已干枯。　　日本兵故意的。其实路边并不是没有水。有些看守会让少数的战俘去喝水，却不让更多的人喝水。有一天，我感觉自己的舌头变厚了，因为身边有日本的车队经过，车队扬起的灰尘被我吸进嘴里，黏在舌头上，我的喉咙快要被这些沙尘烤干了。有一次，我看到路边有一口自流井，白花花的水流掉真可惜。观察了好半天，确定附近没有日本兵的时候，我和战友弗兰克快速冲到井边。我们你一口，我一口，敞开肚皮喝水。我们尽快喝足，并把水壶装满，准备路上喝。　　几分钟之内，有10-15个战俘聚到了井边。这引起了一个日本兵的注意，他跑过来嘲笑我们。这时，前面的5个人喝到了水，第6个人刚准备蹲下喝水，日本兵突然举起刺刀，对着他的脖子就是一刀。这个兄弟立即双膝跪地、呼吸急促、脸朝下倒在地上，一口水没有喝上就死了，鲜血染红了自流井。　　两小时后，我们经过了一个水牛洗澡的水塘。有一个大胆的兄弟跑到日本兵面前，用手势问他，能不能让他喝一点水。日本兵哈哈大笑，挥手同意。得到允许后，好几十个人疯狂地冲到水塘边，也不管水牛还在里面洗澡。有些人拨开绿色的泡沫，把水泼到自己身上，并喝下这种寄生着多种病菌的水。　　几分钟之后，一个日本军官跑过来大喊大叫。没有人听得懂他说的话，他也没有打任何手势，但是大家还是知趣地赶紧返回了队伍。不久令人震惊的事情发生了。这个满脸堆笑的军官，在战俘的队列周边转来转去，他随即命令日本兵检查我们的制服，把那些身上有水迹的人都拉出来。日本军官命令这些沾上水迹的人，在路边排成一行，下令日本兵向他们开枪。 2、“高超的斩首技术” 　　第五天，我目睹了整个巴丹死亡行军当中最惨无人道的罪行，当然还有一些暴行也可与之相提并论。日本兵让我们的队列暂时停下，等待后面的队伍赶上来。等后面的队伍赶上我们的时候，日本人命令我们站起来继续前进，就在这时一个疟疾非常严重的兄弟，发着高烧，人都烧糊涂了，想站起来，但是站不起来。日本兵走到他身边，用枪托砸他的头，把他打倒在地。日本兵叫来身边的两个战俘，让他们在路边挖坑，他准备把这个生病的兄弟活埋。这两个战俘开始挖坑，等坑挖到一英尺深的时候，日本兵命令他们停手，把生病的兄弟抬到坑里，把他活埋了。这两个战俘摇着头，说他们不能那样做。　　日本兵没有发出任何警告，举枪就把两个挖坑的战俘当中的大块头打死了。他又从我们的队列里拉出两个战俘，命令他们再挖一个坑，把大块头也埋了。日本兵在路边划了一个十字，意思是“把被他打死的那个战俘埋在那里”。这两个战俘又挖了第二个坑，他们把生病的战俘和死去的战俘分别放在坑里，然后往他们身上铲土。生病的战俘还没有死，土扔到他身上的时候，他凄厉地叫喊着。　　从卢保出发的4-5英里的行军极其残酷。日本看守时不时地命令我们奔跑，他们的咆哮次数更多，声音更大。几分钟之内，有不同的看守，殴打、推搡，甚至用刺刀戳我们。在这个路段，我们被要求以平常两倍的步速行军，日本兵换班频繁，我们经常被要求奔跑以跟上新换班的看守。　　我们好不容易追上了一队日本兵，看守命令我们停下来。我们看到这队日本兵的前面跪着一个美国战俘，战俘后面站着一个日本军官。日本军官从剑鞘中抽出武士刀，在空中挥来挥去，他似乎要展示他砍人的本领。他让这个美国战俘顺着他挥刀的方向移动膝盖。热身练习做完之后，他把武士刀高高举起，急速挥下，日本士兵高呼“万岁”，我们只听到一声闷响，美国战俘就身首异处了。这个军官紧跟着把战俘的躯干踢倒在地。这个军官“干净利落”地展示了“高超的斩首技术”。所有的日本士兵都开心地笑着走了。当我看到他的刀锋下落的时候，我的心都揪紧了，浑身抽搐，我把手放在胸前祈祷。我感到窒息，我不能相信，砍头竟然是日军的娱乐方式。 3、装载死亡的“闷罐车” 　　圣费尔南多是我们在巴丹死亡行军路途当中经过的最大的城镇，它非常繁华，受到的战争破坏很小。日本兵把我们赶进火车站，让我们休息。我们看到站内一列由老式车头驱动的闷罐车。我们坐在铁轨上等了一个小时，一辆破旧的闷罐车才咔咔地进站。日本兵把我们赶进这辆小小的闷罐车。车厢很小，放在平时可以装进10头牲口，或者25-30个人，在日本兵的驱赶下，此刻每节车厢里塞进了80-100个人。我们只能轮流坐着，因为车厢里没有足够的空间，让大家都坐下来，即使靠近车门的人把腿脚都伸到门外也不行。车厢中部实在太拥挤，有些兄弟呼吸不到新鲜空气，窒息了。靠近车门，能呼吸到新鲜空气的人是幸运的。我们摩肩接踵地站了5个小时，到达卡帕斯。卡帕斯在我们的最终目的地奥唐奈集中营附近。　　我是幸运的人之一。我靠门边坐着，双腿悬空。我享受着新鲜的空气，和风扑面，不必担心日本兵会突然用刺刀捅我的后背。不担心，真是一种享受。不久，我就为自己的松懈尝到了苦头。一个日本看守从我身边经过，他挥舞着一根用作手杖的长竹竿。他用力地朝我打来，没打到脚，打在了膝盖上。我太意外了，疼得叫了起来—叫的什么我记不清了，不过绝对不是恭维的话。他抓住车厢的门把，使劲地想把它关上，车门猛地撞到我的大腿上，疼极了。不过门最终还是没有被关上，我大腿伸在外面，它不可能关得上。幸亏我的大腿让门开了一个口子，我们才能呼吸到一点新鲜空气，当火车开动的时候，一股很大的风吹进我们的车厢。　　只有活着的人走下火车;我们得到指示，让死去的兄弟留在了车厢内。有些人能跳下火车，有些人只能挪到门边，然后慢慢地滑下来。我慢慢地跳出车厢，刚想迈步走路，就倒在了铁轨上。我觉得我的瘦腿不听大脑指挥了。一个看守认为我站得不够快，就用枪托狠狠地招呼了我，我的背部、腿部和颈部遭受重击。他对我做了一个威胁性的动作，用刺刀向我刺来，我知道不躲开就死定了，赶紧爬起来走了。　　形容枯槁、衣衫褴褛的我们，下车后排成队，半死不活地走着。我们的身体太肮脏了，上面沾染了各种各样的液体，全都没刮脸。在这条狭窄的永无止境的公路上，我们看到一些美丽高大的、果实累累的芒果树，还有许多郁郁葱葱的绿色植物。我们不时能在路边看到美军战俘的尸体，他们躺在绿树底下，血流满地，鲜血已经变成深棕色。　　亚洲太平洋战争结束后，盟军随即组织了马尼拉军事法庭，对战争期间在菲律宾犯下战争暴行的日本战俘进行审判。战争前期担任侵菲日军最高指挥官的本间雅晴中将，也被判处死刑，于1946年4月3日被美军枪决。曾参与过南京大屠杀的本间雅晴，率日本第14军攻占菲律宾，巴丹死亡行军正是在他任内发生的，他作为军事主官难辞其咎。　　战争后期担任日军驻菲律宾部队最高指挥官的山下奉文大将，于1945年12月8日被马尼拉军事法庭判处绞刑，1946年2月23日被送上绞刑架。种种证据表明，巴丹死亡行军的真正的始作俑者却一直逍遥法外。笔者综合各方面材料，认为当时以日军大本营参谋身份在第14军协助指挥的政信中佐(最终军职是大佐)是巴丹死亡行军的真正始作俑者。 4、“日本正进行着一场种族战争” 　　第一组证据。前日军战俘、新西兰军官J.G.戈德温上尉，在获得解放后加入了东京盟军总部下属的第二澳大利亚战争罪行调查处担任调查员，收集日本战犯的证据。他的朋友，英国西里尔怀尔德少校给他提供了一份英国战争罪行调查处收集到的关于政信的犯罪材料。材料内容按原文转述如下：政信大佐隶属于日本陆军省的参谋本部。……在许多归因于他的战争罪行中，有新加坡亚历山大医院的大屠杀和对新加坡华人的大屠杀。下面是C.H.华尔德上校提供的辻大佐的战争罪行摘要：　　……巴丹和柯里几多陷落后，80000名美国和菲律宾人被迫排成纵队，拖着疲惫的、筋疲力尽的，还有一些是受伤的身体，蹒跚地走向战俘营。这被称为巴丹死亡行军。正是大佐下达了这次非人行军的命令，并表示希望在行军途中以任何借口，杀害尽可能多的俘虏。为了推动这个臭名昭著的死亡愿望，他宣布“日本正进行着一场种族战争，为了天皇的胜利和腾出我们得胜的士兵转用于其他战线上，俘虏们必须杀掉”。　　政信的邪恶愿望达成了一部分。在长达67英里的拖着脚步的行军中，俘虏们遭到了骇人听闻的暴行。如果他们累极倒下或落到大队后面，便会被步枪枪托殴打、刺刀捅戳和枪杀。达到强迫行军终点时，已有10000名俘虏被屠杀，还有剩下70000名等待处决。幸亏政信被召回东京，那70000名俘虏才暂免一死。(第151页) 5、独断专行的口头命令　　第二组证据。美国著名二战史学家、作家约翰托兰在其名著《日本帝国的衰亡》当中，也有指证政信为巴丹死亡行军罪魁祸首的论述。　　他在书中写道：“第一天的暴虐行为是自发性的，往后却不是如此了。中佐几天前已从新加坡到了马尼拉。在新加坡，有五千华人以‘支持’英国殖民者的罪名被屠杀，这主要是他的主意。背着本间，说服了本间的参谋部里几个钦佩他的军官：这次战争是种族战争，因此在菲律宾抓住的俘虏必须一律处决，处决美国人是因为他们是白人殖民主义者，处决菲律宾人则因为他们背叛了亚洲民族。” 政信的这个命令是以日军大本营的名义发出的，有一个师参谋向所属部队传达命令时说，“把俘虏全部杀了，投降的都杀”。(第387页)既然是大本营的命令，许多军官就不假思索执行了。不过，这道命令引起了一些军官的怀疑。今井武夫大佐拒绝执行，一支新到的部队的司令官寅雄少将和他的参谋长神保信彦中佐，也拒绝执行，他们都要求书面命令。　　托兰先生在第十一章末尾总结道：“杀人过多却是中佐独断专行的口头命令的直接结果。拒绝执行这道命令的无疑不止生田将军和今井大佐两人，但是多数人是全部或者部分地执行了这个命令的，因为他们自幼受到的教育就是对命令应该迅速地、毫不怀疑地加以执行。” 　　第三组证据。旅居日本的俞天任先生，利用日本的资料，对政信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在《豺狼的脚印》一文中写道：“……第65旅团本部高级参谋松永梅一中佐向所属各联队长电话通知：‘大本营命令，美菲军虽已向日军乞降，但日军并没有接受美菲军的投降，因此被俘美菲军不属于战俘，命令各联队将美菲投降者一律射杀。’” 　　俞先生解释道，原来这又是政信胆大包天，在以大本营名义下达杀俘命令。新加坡作战之后，政信升任日本参谋本部作战课作战班长。在赴任的途中，政信在台湾听到日军攻击巴丹半岛，于是就推迟了去东京赴任，以大本营参谋的名义去本间雅晴的第十四军协助指挥作战，这道命令后来查明是他发出的。　　第四组证据。我国著名日本问题专家王俊彦先生在《警惕日本—昨日的侵略和今日的扩张》一书中说：“……并拿出当时美菲联军司令官金少将的证词，指出巴丹死亡行军是由本间雅晴的参谋长迁政信一手策划的。”(该处的迁政信应是辻政信之误。)(第73页) 　　除了上述几组证据之外，列斯特坦尼博士在《活着回家：巴丹死亡行军亲历记》一书中也提供了一组证据。他引用了神保信彦在《菲律宾的黎明》中的材料—日军高层在马尼拉发布命令：和我军在巴丹半岛对抗的任何部队，不管是否投降，都应该被彻底消灭，任何不能走到集中营的美军战俘，在行军途中都必须在离公路两百米以外的地方处死。 6、与南京大屠杀相似之处　　前面所列举的材料和专家的研究成果，虽然还有些地方存在细微的差别，本着“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态度，笔者认为以上的各组证据至少可以说明以下几点。　　第一，在菲律宾战役期间，辻政信人在本间的司令部里。　　托兰先生点明他在本间的参谋部里，参谋部隶属于司令部。王俊彦先生引用的金少将的证词，将辻政信当做本间的参谋长，虽然不太准确，但是辻政信如果不在本间的司令部里，他不会有此一说。俞天任先生说辻政信以大本营参谋的名义去协助本间指挥作战，辻政信在本间的司令部里无疑。　　华尔德上校没有点明辻政信是否在本间雅晴的司令部里，但是从字面意思分析，辻政信应该是在本间的身边，要不然他不会断言，“幸亏辻政信被召回东京，那70000名俘虏才暂免一死。” 辻政信必然处于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才会有如此巨大的权力，他所在的位置，只能是在菲律宾日军的最高指挥机关—14军军部里。正因为他在军部，才需要炮制“大本营”的命令，因为只有本间的上级指挥机关的命令，才会压服本间，辻政信胆太大，他干脆用日军最高军事指挥机关的名义，不过他当时的身份为他提供了掩护。　　第二，辻政信炮制了杀俘命令。前四组证据，都指明了这一点。神保信彦的记录，点明杀俘的命令，来自马尼拉的日军高层，辻政信嫌疑极大。笔者需要对命令的文本进行分析，如果命令的文本具有很大的相似性，只能说明一个问题—这些文本是由一个命令演化而来的，这个命令在传达的过程中措辞发生了变化，要么就是发布了几个类似的命令。　　仔细比较华尔德上校和托兰的“命令”版本，可以发现，这两个版本都认为这场战争是种族战争，前者是“俘虏们必须杀掉”，后者是“俘虏必须一律处决”，两种说法相近。托兰的版本对种族战争的概念阐述得更加清楚，但是华尔德上校指出了屠杀是为了省去麻烦、转移兵力的需要。于是这场大屠杀有着和南京大屠杀共同的原因—与其增加负担，要分兵看管人数庞大的战俘，并为他们供应巨量饮食，不如将他们杀掉，一了百了。　　俞天任先生的版本—大本营命令，美菲军虽已向日军乞降，但日军并没有接受美菲军的投降，因此被俘美菲军不属于战俘，命令各联队将美菲投降者一律射杀。坦尼博士的版本—和我军在巴丹半岛对抗的任何部队，不管是否投降，都应该被彻底消灭，任何不能走到集中营的美军战俘，在行军途中都必须在离高速公路两百米以外的地方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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