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族与西南古国：大理国的兴亡
白族古称“白蛮”，是古老的bo（打不出，“bo人悬棺”之bo）人民族和汉民族融合形成的。《史记·司马相如列传·集解》中说：“bo，羌之别种也。”在战国时期就融合了部分楚文化的bo人，在汉晋之世，中原政府迁徙了一部分汉人到“西南夷”屯垦，加上中原战乱中流落到西南的汉族士兵和平民，进一步与bo人融合形成了称为“白蛮（白人）”的新民族。部分汉人移民中得势的“豪民”，成为“白蛮”中占统治地位的“大姓”。 在汉晋时代西南著名的bo人大姓有焦、雍、孟、董等家，段氏的声名还称不上显赫。段家的飞黄腾达，该是在南诏国的时候了。 大理的开国之君是段思平。他是南诏清平官段俭为魏的六世孙。段思平得国之时官居通海节度使， 南诏后期，国内强族林立，举其要者，有郑氏、杨氏、赵氏、董氏、高氏、段氏，凡此六姓，皆有地有民有兵，一举一动都干系政局。蒙氏既衰，英雄趁时而动，首发难者，即郑氏买嗣，其既掌国柄改号自立，遂杀蒙氏八百人。 大长和国历三世，26年，始终未能解决国内问题，而又趁中夏历五代十国之乱，举兵犯蜀，迭遭失败，以是民心丧尽。节度使杨干贞举兵而起，屠郑氏，长和亡焉。干贞初拥赵姓为国主，国号天兴，然而随即不满赵氏，又废赵而自立，天兴国仅存十月而亡。干贞改国号曰“义宁”，自以为国内无人不服，贪横暴虐，在位两年而死，弟杨昭即位，勉力维新，然民心已失矣，且性亦猜忌好杀 段思平颇有才干，他在通海培养自己的势力，又得到了乌蛮三十七部贵族的拥护。洱海地区的白族封建主也很支持他。为了推翻杨干贞，董伽罗、高方两大家族暗地联络段思平回洱海布置反杨义举。 后晋天福二年（公元937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段思平举兵起事。他率领通海自己的军队，又联合乌蛮三十七部的兵力，与洱海的农民、奴隶武装汇合，开始讨伐杨干贞。军事行动很顺利，因为还有高、董等家族的贵族在杨干贞朝中做内应。很快杨干贞的军队就被打垮，段思平进军阳苴咩城（今大理城），取得了政权，改国号“大理”。 为了封赏帮助自己登位的功臣，段思平分封诸侯，比如高方就被封为岳侯。各诸侯都世袭领有封地，在诸侯领地内，当地诸侯是最高统治者，其下也各有家臣效忠。这样却为段家后世埋下了祸根。 段思平在位六年即死，然而却为段氏奠定22世之基业（如果算上元朝入云南后委段氏为大理总管，则合计34世之久），在中国历史上也是罕见的。他死在西元944年，其时中原仍在五代时期，离赵宋历史上那著名的“烛影斧声”还有数十年的时间。然而，大理国却先已预演了一出类似的好戏。段思平有一子思英（段氏取名类似于日本古代，有通字，不避先讳，绝异于汉族），然而据说此人是个极其荒淫昏庸之人，结果在位一年，就被思平弟思良伙同相国董迦罗废除，思良自代。这出“子不肖，叔来教”的戏耐人寻味。《滇史》称：“思平一子思英不肖，心欲废之，左右诸臣谏阻。及将死，谓弟思良曰：吾子非承大业，尔宜善继吾绪。思良泣受命”。这一段托孤之词，怎么看都有着赵宋后来“国当立长君”的味道。 思良既立，大理国脉就在思良一系的子孙中传接。思良时相国为董氏，且行废立有功，可见当时国中董氏较强。董氏世奉密教（阿吒力教）且为大理国师，然而后来密教势衰，董氏遂亦衰落。而昔日曾有国数月的赵氏，也已衰落。国中只有高氏和旧主杨氏势力较强。思良之后，大位在其子孙中传了七代（思聪、素顺、素英、素廉、素隆、素贞、素兴），将近百年。大理国诸侯之中，最有势力的属高、杨两家。其间杨高两氏激烈角逐于朝堂。至素兴时，年幼无能，听任群小，国人不满。而思平一系玄孙思廉却有人望，是时，高氏为相国，遂与诸大臣废素兴而立思廉。段氏之位又从思良系转回思平系。而高氏如昔日之董氏，以此拥立之功，一举凌驾于诸姓之上。 到了公元十一世纪中期以后，占据西部洱海地区的杨家已经发展到开始和段氏王族争夺政治权力。宋仁宗嘉佑八年（公元1063年）杨允贤公开叛乱，大理国君段思廉已经无力平乱。无奈只好请东方诸侯高智升出兵相助。高智升虽然平定了杨允贤的反叛，但却趁机扩大了自己的势力范围，占据了整个鄯阐府辖境（滇池上下周围地带，府治今昆明）。段思廉只能顺水推舟封高智升为鄯阐侯，并且还不得不把国王直辖领地的一部分（白崖茹甸）“赐”给高智升。 杨允贤虽败，但是杨家的势力仍然还在洱海地区发展。结果到了宋神宗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杨义贞再度发动政变，杀掉国君段廉义自立为君。这次又是全靠鄯阐侯高智升出马平叛。杨义贞篡位四个月，就被高智升打垮。杨家的势力受挫，而高家的势力却发展到洱海地区。 高智升立段廉义的侄子段寿辉为君。段寿辉接帝位后，称为上明帝。上明帝逼于高氏，不自安”。不乐为帝，只在位一年，便赴天龙寺出家为僧，将帝位传给堂弟段正明，是为保定帝。自己担任了宰相，挟天子以令诸侯。。高智升为了避嫌而退休，但却让儿子高升泰继任相国。 高家父子没有小说里那么忠义，俨然就是曹操、曹丕爷俩。段寿辉这个傀儡上台当年，高家父子就借口“天变”让他禅位给段正明。那就是大名鼎鼎的保定帝了。 段正明坐了十四年皇位，到了宋哲宗绍圣元年（公元1094年），高升泰终于撕破脸皮，“正明为君不振，人心归高氏，群臣请立鄯阐侯高升泰为君”一幕上演，如同魏晋篡夺故事。高升泰假意拗不过“群臣相请”，把段正明拨拉开自己登基坐殿，改国号大中国。这时去当年段思平建国已经一百五十八年，段家递传十四王，暂告中断。正明在位十有三年，用过三个年号：保定、建安、天祐，但改元年均不详于史。他应该被称为“天祐帝”才是。 不过段家气数未尽，各路诸侯都不服高升泰夺位。他只在位两年就死去了。临终前告诫其子高泰明：“我之立国，以段氏之弱。我死，必以国仍还段氏。慎勿背我。”表面看高泰明是出于“至孝”，实际上是“形势比人强”，总之宋哲宗绍圣三年（公元1096年）高泰明还政段氏，拥立段正明的弟弟为君。号后理国。段正淳复国后高氏依然掌握实权，世袭宰相，称“中国公”，政令皆出高门。段家徒有虚名。高家极力扩充实力，通过分封子弟占据了大片领地。 “后理”，其实国号还是“大理”，只不过史家如此区分而已，虽然国王是段氏，但相国却由高氏世袭，而且政事全出相国。发展到后来，外国来使，先见相国，后见段王。而地方上，大理划有八府，全部由高氏子孙世守。因此从中央到地方，皆为高氏一门，段氏徒有虚位也。地位如同幕府之天皇、镰仓之将军、战国之足利公方。这种情况，直到元朝灭大理，才算结束。而国人在这期间，始终称高氏为“高国主”。 段正淳，历史上，他实实在在的当了十三年的大理之主，年号有四个：天授（其实改叫“高授”差不多）、开明、天正、文安。他以“中兴”自命，实际上不过是在全盘承认高氏的实际权力的前提下过过“开国之主”的瘾罢了。文安四年，正淳禅位为僧，后来也得善终， 段正淳之子段正严，又名段和誉在位长达三十九年，是大理二十二王中在位最久的，而且也非病卒于位，而是出家为僧，因此应该是得享高寿。段郎用了五个年号：日新、文治、永嘉、保天、广运。据说，他“勤于政事”（滇考），“爱民用贤、思揽政权”（滇史），“故远方慕之，悉来贡献”（滇记）。在宋史中，也记载了国王段和誉臣服于宋，遣使来朝，并受宋封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司空、云南节度使、上柱国、大理国王——这是大理受宋册封的开始。看起来，他果然如查老希望的那样，做了一个“好皇帝”然而，他惟一不能改变的，是高氏专国的事态。《滇云历年传》云：“正严即励精图治且四十年之久，究亦不能挽回万一，盖势之所趋如水之就下，回狂障决不可得矣。” 西元1147年，段正严退位出家，其原因是“因诸子内争外叛，禅位为僧”。看起来，他也不免老来的家务事。历史上，诸子之争却是由毫无情调的高氏诸势力控制，伴随着高氏集团内部的倾轧而骨肉相残，最后，高量成支持的段正兴取得胜利，登上了王位。我们的段郎，此时总也在五六十岁了吧，心力交瘁，索然归隐。 此后的后理国，就在高氏的操纵和内讧中日渐衰落。段智兴，是段正兴的儿子，也就是段郎的孙子。他在西元1172年即位，在位27年，1199年崩。他是大理历史上没有退位出家而死于王位的一人，自然也就更不会去做什么“一灯大师”了。不过，他在崇佛上确实是丝毫不亚于祖先们的。史称：“智兴奉佛，建兴宝寺，君相皆笃信佛教，延僧入内，朝夕焚咒，不理国事”。看起来，这个小说中仁慈宽厚和蔼可亲的长者，历史上的形象并不很妙。 段智兴之后，大理国进入它的末期了，高氏也开始腐朽，勇于内斗而暗于治理。为了对南宋形成两面包抄的夹击战术，蒙古灭金之后决定先征服大理。挥师南下的，就是大名鼎鼎的忽必烈。蒙古大军威势正盛，而大理国内却因为高家子孙互相争权斗得鸡飞狗走，国势疲敝。南宋理宗宝佑元年（公元1253年），忽必烈率军用革囊度过金沙江，击退宰相高泰祥守军，长驱直入。大理国各民族的贵族分子纷纷降蒙。同年十二月，蒙古攻陷大理城。大理末代国君段兴智、宰相高泰祥及其弟高和，都弃城而逃。蒙古兵在姚州抓获高泰祥，解回大理，杀于五华楼下。 公元1254年秋，蒙古兵追至昆泽，活擒段兴智。大理国灭亡。但是蒙哥汗没有杀他，而是“赦以为摩珂罗嵯（意为大王），领诸蛮”。段兴智既不但捡了条命，还得到蒙哥汗的赏识继续掌管云南，说不定还比当初受高氏欺压时舒坦些。不由心花怒放，对蒙古贵族感恩戴德。于是段兴智把政事暂时交给弟弟段实，自己亲自统率人马，协助蒙将兀良哈台继续征讨反抗蒙古军队的各族人民，甚至打到广西、越南，最终在战争中死于“王事”，也算为亡国之君别开生面。，段兴智也正如小说所言，是段智兴的曾孙。 大理国灭亡，标志着云南作为中国史一个相对独立单元的时期结束了。从晋后以降，已经有差不多9个多世纪，云南非中国所及（这里的“中国”是指的中原王朝），中间仅仅短暂的归附过。而蒙古民族以其强悍的魄力，从那遥远不可望的万里朔漠起家，却将这天南之地重归中朝版图，而且从此以后再无分疆，这真是令人神往的伟业！ 段实也像他哥哥一样对蒙古特别效忠，深德忽必烈赞赏，对他“示至优之渥”，“以彰同视之仁”。自段实之后，终元之世，段家世袭“大理总管”，为蒙古统治者效力。大理段氏，却没有从此结束，他们继续世代担任元朝的大理总管，又经过了一百三十年的岁月。直到元朝灭亡后，仍然效忠前元，抗拒明人的统一。明朝建立之初，云南还是元朝残余势力范围。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朱元璋派傅友德、蓝玉、沐英平云南。 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正月，元朝宗室梁王投滇池自杀。三月，傅友德进军威楚。这时的大理总管段世还想效仿前朝，依旧划地而治。但明军不答应，傅友德、沐英攻克大理，抓获段世，段家在大理的统治算是彻底结束，以后云南就是沐王府的天下了。 此后，段氏已无尺寸之土，段家的后裔毕竟在当地还是有号召力的，明清甚至直到解放前，段家王族的后人们还一直充当土司的职位。 大理（938-1253） 大理建国於937年，1094年改国号为大中，1096年改国号为後理。 前理（938-1094） 太祖神圣文武帝（段思平）文德（7）戊戌938 神武（1）甲辰944 文经帝（~思英）文经（1）乙巳945 文成帝（~思良）至治（6）丙午946 广兹帝（~思聪）明德（2）壬子952 广德（14）甲寅954 顺（圣）德（1）戊辰968 应道帝（~素顺）明政（17）己巳969 昭明帝（~素英）广明（11）丙戌986 明治（8）丁酉997 明统（1）乙巳1005 明圣（1）乙巳1005 明德（1）乙巳1005 明应（5）乙巳1005 宣肃帝（~素廉）明启（13）庚戌1010 乾兴（1）壬戌1022 秉义帝（~素隆）明通（4）癸亥1023 圣德帝（~素真）正治（15）丁卯1027 天明帝（~素兴）圣明（1）壬午1042 天明（2）壬午1042 兴宗孝德帝（~思廉）保安（8）乙酉1045 正安（4）癸巳1053 正德-1057 保德-1074 明侯（2）-1074 上德帝（~廉义）上德（1）丙辰1076 广安（4）丁巳1077 上明帝（段寿辉）上明（1）辛酉1081 保定帝（~正明）保立壬戌1082 建安-- 天佑（3）-1091 大中（1095-1096） 富有圣德表正帝（高升泰）（大中国主）上治（1）乙亥1095 後理（1096-1253） 中宗文安帝（段正淳）天授（1）丙子1096 开明（6）丁丑1097 天政（2）癸未1103 文安（3）乙酉1105 宪宗宣仁帝（~正严，本名誉，又名和誉）日新（2）戊子1108 文治（12）庚寅1110 永嘉（7）壬寅1122 保天（8）己酉1129 广应（10）丁巳1137 景宗正康帝（~正兴，又名易长）永贞（1）壬辰1148 大宝（7）己巳1149 龙兴（17）丙子1155 盛明（1）辛卯1171 建德（1）辛卯1171 宣宗功极帝（~智兴）利贞（4）壬辰1172 盛德（5）丙申1176 嘉会（4）辛丑1181 元亨（13）乙巳1185 安定（3）戊午1198 英宗亨天帝（~智廉）安定（1）庚申1200 凤历辛酉1201 元寿-- 神宗（~智祥）天开（21）乙丑1205 天辅（1）丙戌1226 仁寿（3）丙戌1226 孝义帝（~祥兴）道隆（22）乙亥1239 天定贤王（~兴智）道隆（1）辛亥1251 天定（3）壬子1252 （注：此年表与流行年表稍有不同） 大理总管（1257-1387） 天定贤王（段兴智）（3）1257 段实（又名信苴日）（21）1261 段忠（1）1283 段庆（又名阿庆）（22）1284 段正（9）1307 段隆（13）1317 段俊（1）1331 段义（1）1332 段光（11）1333 段功（20）1345 段宝（15）1365 段明（1）1381 段世（5）1382 大理相国（1096——1253） 高国主（高泰明）（20）1096 高泰运（3）1116 中国公（~明顺）1119 高顺贞 中国公（~量成）（9）1141 高贞寿1150 中国布燮（~寿昌） 高观音隆兴政 明国公（~贞明）（2）1174 高观音妙1176 高观音政 高阿育 高逾城隆 高泰祥
大漠苍狼：匈奴亚洲篇
匈奴是我国古代一个强大而影响深远的民族，其名始显于战国。 自西汉以来，中国古代文籍记述其先民即殷周鬼方、猃狁。当今学术界，仍多宗古籍；也有西来、北来等说。匈奴无文字，以语言为约束。留传至今的少量古代汉语文记录的匈奴语汇与氏族名，难于对其族属与语族作出准确判断，目前主要有突厥、蒙古等说，也还有别的一些说法。 匈奴出现于中国历史舞台的最初活动中心地区，为漠南阴山及河套一带。见于记载的匈奴第一个单于，驻头曼城，其地当今内蒙古包头市境。战国末叶，匈奴与东胡并强，常扰掠秦、赵、燕三国北部边郡，三国相继筑长城以拒匈奴与东胡；秦始皇复使蒙恬统30万众连成万里长城。 至公元前209年，冒顿杀其父头曼，废单于推举制度，自立为单于。从此，匈奴遂由族名，兼为单于国名。 公元前209～前174年，冒顿在位，控弦之士30余万，南并楼烦、白羊王，东灭东胡，西走月氏，北服屈射、丁零、鬲昆、薪犁各族。老上单于继冒顿，又从伊犁河流域驱逐月氏、乌孙徙居伊犁河流域，实为匈奴属国，又役属西域城廓诸国。于是匈奴东至辽河，西至葱岭，北抵贝加尔湖，南达长城。在中国历史上，北部草原游牧各部中，第一次出现了统一的游牧军事政权。 匈奴政权的机构分3部分：①单于庭（首脑部），直辖的地区在匈奴中部，其南对着汉地的代郡（今河北省蔚县一带）和云中郡；②左贤王庭（东部），管辖的地区在匈奴东部，其南对着汉地的上谷都（今河北省怀来县一带），东面连接澻貉；③右贤王庭（西部），管辖的地区在匈奴西部，其南对着汉地的上郡（今陕西省榆林县一带），西面连接月氏和氏、羌。 匈奴游牧军事政权， 单于是匈奴的最高首领，匈奴语称为"撑犁孤涂单于"。匈奴语称"天"为撑犁，称"子"为孤涂，故"撑犁孤涂单于"一词的意义，相当汉语"天子"。 单于总揽军政及对外一切大权，由左右骨都侯辅政，骨都侯由氏族贵族呼衍氏、兰氏和须卜士担任。呼衍氏居左位，兰氏、须卜氏居右位，主断狱松。裁决了的案件，用口头报告单于。 左、右贤王理地方的最高长官。匈奴人尚左，单于以下，即以左贤王为最尊贵，因而权力和地位也较右贤王为高，并且常常是单于的"储副"。左、右贤王以下，还有左、右谷蠡王、日逐王等号。再下则是左、右大将，左、右大都尉，左、右大当户等. 匈奴男子，平常游牧于部落，战时即按部落编为军队。另一方面，所有各级官员都是大大小小的军事首长，除了单于自己统领军队、亲临战阵以外，自左、右贤王以下，直至大当户，也都分别统军，指挥作战，大者统领万骑，小者统领数千。这些统领万骑的军事首领共有24个，被称为"万骑"（万骑长）。各个万骑长亦各自置千长（千骑长）、百长（百骑长）、什长（十骑长）、裨小王、相封、都尉、当户、且渠等官。都尉、当户、且渠等都是中下级的带兵官，各以部众多少为区别权力大小及地位高下的标准。 单于庭和左、右贤王庭各有被划定的游牧地区，各自在自己的辖区内组织军队，实行统治。所有及龄壮丁既已编为骑兵，氏族首领则被任命为什长、百长或千长，显贵氏族或家庭则垄断和世袭万骑长或王、侯等***要职。通过这样的组织关系，迫使那些"甲骑"随同他们去进行无休止的掠夺战争。 匈奴对被征服各民族实行残酷的剥削与压迫。其表现：①对于东邻的乌桓，自冒顿单于将他们征服之后，就强迫每年输送牛、马、羊皮、过时不缴，常常没收他们的妻子。②对于被征服的部族或部落，如果能够把他们的人口迁移到匈奴去的，就强迫他们迁移，使他们更直接地处于匈奴统治者的支配之下。③对于那些不能迁移的被征服部族或部落，例如对西域各族，以日逐王驻西边，设僮仆都尉等官于西域征收赋税，并且被西域各族人民为奴婢。 匈奴与汉朝的关系，也经历前后两个时期的发展与演变。 冒顿初立时，即爆发秦末农民起义，继之五年楚汉战争，匈奴南下夺秦九原郡（今包头及河套地区），与汉朝分界于河南塞，势力达到朝那（今甘肃平凉市）、肤地（今陕西榆林县）。汉高祖七年（公元前200），汉高祖亲统军击匈奴，至平城（今山西大同东北），被冒顿围困于白登山，7月始以计脱。次年，纳刘敬谏，与匈奴和亲。匈奴通过与汉朝和亲，不但获得了汉朝的公主为单于阏氏（匈奴人称妻、妾为阏氏），而且每年还获得了不少絮、缯、酒、米、食物。又与匈奴开关市，以利于南北农牧两大民族之间的物资交流。以后经历高后至文、景60余年间，匈奴贵族屡屡背约骚扰汉朝边那郡，屠戮吏民，掳掠人畜，汉朝仅防御处之。直至武帝即位（公元前141）以后，始着手强力反击。武帝对匈奴的反击战开始于元光二年（公元前133），经过元狩二年及四年（公元前121及前119）两次带决定性的战役，匈奴大败，右地浑邪王率领4万余众附降于汉，单于及左贤王亦皆通走，河西走廊平定。匈奴主部不得不退出河套及其以西一带，从此"漠南无王庭"。
西域古国：车师国篇
西域古国车师，是一个充满了浪漫情调的地方。它位于天门山脚下，据守车师古道。那曾经是一个关系到西域交通顺畅与否的国度，是一个因位置重要而屡遭战乱的国度，也是一个至今仍吸引着人们关注目光的国度。1、交河城址寻车师 白日登山望烽火，黄昏饮马傍交河。 行人刁斗风沙暗，公主琵琶幽怨多。 这是唐朝一首有关交河故城的诗。诗人面对唐代交河城，回望西汉时的战火狼烟，看到黄昏到来时交河旁饮马的士兵还带着做饭和报警两用的行军锅（刁斗），仿佛又见细君公主冒着风沙走在与乌孙和亲的路上，琵琶声中尽是悲怆哀怨……从中，不难看到汉唐两代交河城的困顿局面。战争使交河城生出了些许凄凉的成分。 交河故城，当地人称“雅尔和图”，意为“崖儿城”。位于吐鲁番市西郊10公里的雅尔乃孜沟村的两河床之中。因为两条河水绕城在城南交汇，故名交河。《汉书•西域传》中说：“车师前国，王治交河，河水分流而下，故称交河。”这说明交河故城就是战国时期一个被称为车师的民族的“国都”。交河是车师前国国王的治地，是西域三十六国之一，是车帅前国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的中心。西域最高军政机构——安西都护府最早就设在这里。 交河故城是车师人开建的，建筑年代距今约2000～2300年。故城由庙宇、官署、塔群、民居和作坊等建筑组成。这座古城几乎全是从天然生土中挖掘而成的，最高建筑物有三层楼那么高。由于干旱少雨，经历了这么长时间后依然保存着。 整个交河故城形同一只朝向东南行驶的大船，又像一片随风飘落的柳叶。城中有一面积5000平方米的大寺院，在它的东面和南面是居民区和官署区，西面和北面为小寺院和墓葬区。城中多数建筑是在原生土中掏土成墙、成室，街巷也都是这样挖出来的。城内有大大小小的寺院50多个，可见当时佛教极为盛行。已查出的古井有300多口，井深一般为40米。作为防御性的小城，所有建筑沿街都不开设门窗，只有绕进小巷，才能进入房屋。 13世纪后期，交河城屡受战乱祸害，破坏严重，到明朝永乐年间时，交河故城已完全废弃。交河故城是中国最热的地方，最高气温达49℃；也是中国最干燥的地方之一，年降水量不足四十毫米，蒸发量却高达三千毫米。这里绝不是人类宜居之处，可正是这干燥、恶劣的环境，却让一座1300年前的古城保存了下来。 与所有古城不同的是，交河故城有三奇。一奇是它仅有两个城门：南门和东门。南门为主门，已有建筑已荡然不存，只剩一个巨大的豁口；东门，被河道长期下切阻断在悬崖上而名存实亡。二奇是交河故城三面临崖，天险自成，没有古城常有的城墙。三奇是城内屋宇殿阁，均是平地下挖而成，几乎不用木料。 交河故城的建筑特点不仅是下挖院落掏洞为室，城内所有的街巷通道也没有窗户，民居庭院均由土墙包围，若干户形成一个坊曲，穿街走巷，再拐入坊曲，才能找到民居住户的院门。这种建筑布局足以说明，交河故城在唐代曾经进行过一次有规划的重修改建，而唐代以前旧城痕迹则早已面目全非了。从城市布局来看，它一方面受到了中原传统城市建筑规制的影响，又独具地方特征。以街巷为骨架的交通网络、城门及其他建筑，在营建时，无不把军事防御作为其建筑时的指导思想，整座古城就是一个巨大的军事堡垒，反映出了历史上这一地区激烈的民族和社会矛盾。 在冷兵器时代，河水可以说是军事防守的天然屏障，扎在河心洲上的车师国，把自己牢牢地定位在防守的位置上。可惜，即使占据了有利地形，交河仍阻隔不住一次次的战火纷飞。因为它是重要的交通枢纽，吐鲁番盆地的门户。通达焉耆的“银山道”、西去乌鲁木齐的“白水涧道”、北抵吉米萨尔地区的“金岭道”在此交汇，这是块人人要争夺的宝地。中原王朝与匈奴在城下多次交锋，公元前108年汉朝攻破车师，到公元前60年间，西汉就与匈奴“五争车师”，战争以西汉的胜利而结束。 公元450年，匈奴困车师国达八年之久，车师王弃城而走，从此，交河被并入了高昌，车师的名字从历史上消失了。 夹在两个大国之间的小国从来都是危险而悲哀的。身处汉朝与匈奴之间，是车师人最大的不幸，它不得不扮演着“反复小人”的可耻形象。仅在西汉，它就曾数度归汉又背汉。公元74年，窦固率兵进击车师，大破匈奴，车师国重新依附了东汉王朝。不料，第二年匈奴又以两万骑兵大举进攻车师，无奈的车师人再次背汉，反而与匈奴组成联军攻击汉军，致使汉军几乎全军覆没。第三年，东汉再派七千余人进击车师，在交河城的战斗中大败匈奴，车师又再次依附了汉朝。 三年之内的这三场大战，历史津津有味地记载着汉朝与匈奴的强弱对比、战争得失，鄙薄着车师人的朝秦暮楚，却一笔也没有提到真正火线上的车师人的呻吟。反倒是七百年后的唐朝诗人看到了交河人脸上纵横的泪水。2、西汉五争，车师国离匈附汉 在通往西域的要道上，车师处在北道的开端。每当汉使经过时，它就要承担服务的义务，派人挑着清水和食物迎来送往。汉使前后相连，接踵而至，一年之内有十多支汉朝使团经过，因此车师国不胜其烦。国内粮食也是勉强维持，又要解决这么多的汉朝使团的粮食，车师国感到实在难以坚持下去了。 细君和解忧两位公主先后嫁到乌孙去之后，汉朝的使者更加频繁，麻烦也随之增多，压得车师国喘不上气来。当时，匈奴人距西域较近，所以在西域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消失。有时匈奴的使者拿着单于的一封信，就可以到西域各国中吃住不愁。 匈奴人也看出西域各国对汉使的不满，就派出使者前去挑唆，说要替他们撑腰。车师人也实在是忍无可忍，觉得反正汉朝离西域这么远，就是把这些无赖的使者教训一顿，也不见得会吃亏。因此，车师人开始对汉使不客气起来，不供应汉使饮食，而且多次派兵阻拦汉使前进的道路，杀害敢于反抗的汉使，抢劫汉朝使者的财物。匈奴人也趁火打劫。车师得到了匈奴的贿赂，当了匈奴人的眼线，汉朝使者的行踪在匈奴人的掌握之中，常被匈奴人的骑兵劫杀。 由于车师的抵制和匈奴人的侵扰，汉朝使者的生命安全得不到保障，汉武帝心中甚是恼怒。后来，受到攻击和抢劫之苦的汉使王恢狼狈地返回长安求见汉武帝，王恢向汉武帝反映了情况，并说：“西域各国虽然设有军事防卫用的城镇，但各国家兵力弱小，很容易被击破。”其他的汉使们也争相议论西域各国对汉使的危害。汉武帝权衡利害，认为通西域的道路对于汉朝来说很重要，如果通往西域的道路被断绝，那么，与乌孙的和亲关系就会失去作用。因此，汉武帝下定决心，维护通往西域的道路，以武力解决西域道路上的障碍。 汉武帝第一个拟定好的打击对象就是在西域道路上兴风作浪的匈奴人。匈奴人仗着他们行动迅速，而且比汉朝更靠近西域的优势，有恃无恐地在西域胡作非为，鼓励那些小国共同对付汉朝的使团，杀掠商人队伍。 为了保证通往西域道路的畅通无阻和远扬军威，公元108年（元封三年十二月），汉武帝派赵破奴和王恢率兵出征。赵破奴率领骑兵和各郡征调的军队一共几万人进击。匈奴人听说之后，心中无不惊恐——他们还没能从前几次大失败中恢复过来——早早就把兵撤走了。赵破奴领着手下沿着商路长途跋涉，好不容易到了西域附近，匈奴人却早早就撤走了，心中很是不甘心。他知道，只要自己一撤兵，匈奴人又会卷土重来。因此，赵破奴就在西域附近活动了一年多时间，想借机会解决车师这个小国。 王恢原先是汉朝的使者，被车师国劫掠过，心中怨恨这个小国不识时务。这一次汉武帝令他随赵破奴出征，他自告奋勇地做了西征军的向导和先锋。由于匈奴人避免和汉军交战，赵破奴也担心这一次会劳而无功。王恢就给他献了一计，赵破奴听了连连点头。第二天，赵破奴假装下令要班师回朝，汉军做出了要东归的迹象。正在为此事紧张得发抖的车师国国王这才放下心，放松了对汉军的戒备。汉军磨磨蹭蹭向东走了一段，天色暗下来，就地安营扎寨。赵破奴和装束整齐的700名精壮轻骑兵却悄悄地又向西急驰，消失在黑夜之中，随之，汉军营地也偃旗息鼓，向西方进发。 在王恢的带领下，赵破奴和七百壮士驱马疾驰，走了一条捷径，清晨时分先赶到了也劫杀过汉朝使者的楼兰国王城，冲进城内，活捉了楼兰王。汉军主力也连夜赶来接应，两军合在一处控制了楼兰国的局势。汉军在楼兰国休整补充粮食和马匹，下一个目标就是北道上的车师国。 车师国王听说汉军中途返回攻破楼兰国，生擒了楼兰王，心中惊恐万状，马上派人去匈奴求救兵。但匈奴人也害怕与汉军直接冲突，没有答应车师国的请求。 赵破奴和王恢商议，认为对车师国再采取奇兵突袭的办法是行不通的了，因为车师国一定有了准备。但车师国一贯与汉使作对，不给予它一个教训，不足以警诫其他的西域小国。他们决定这个仗一定要打。汉军经过休整，军容整齐，粮草充足，而且上次楼兰国一战，只有700人参与了战斗，并没有动用汉军的大部人马。这些大部人马一直在养精蓄锐，具有较强的攻击力，王恢和赵破奴决定采用大军合围攻击的办法对付车师国，以求速战速决，免得陷入被匈奴人和车师人内外夹击的境地，况且长途远征，粮草问题也不容易解决，只有速战速决，才能避免无谓的损失。 车师是个小国，汉朝几万大军将车师城围了个水泄不通，一次次发动攻击，车师城的守兵顽强抵抗，但他们看到汉军发动连续不断的攻击，精神都快要崩溃了。汉军的士兵终于攻破了车师国的城防，车师王一看大势不好，不甘与楼兰国王一样为汉军囚虏，马上召集心腹卫士杀开一条血路，向北落荒而逃。 汉朝大军攻破了车师国，取得了西征的第二次胜利。被击破的车师人迁至今吐鲁番盆地，投靠了匈奴，分布于博格多山南北。车师北徙之后，占据了天山沟通南北的要道，对匈奴控制西域十分重要。汉昭帝时，楼兰又彻底臣服汉朝后，车师对匈奴的重要性更加突出。另一方面，车师的位置决定了它是西汉联络乌孙、打击匈奴的必经之路，因此，汉匈在车师展开了一系列的争夺。 武帝分别在公元前99年（天汉二年）和公元前90年（征和三年）两次在进攻匈奴的同时进攻车师，终于在征和四年占领车师。但是，汉军并未派军驻守。汉军退走后，车师之地重新被匈奴占领。宣帝时，汉军又大举进攻匈奴，驻扎在车师的匈奴军队闻风撤走。于是，公元前72年（本始二年），车师被汉朝占领。此举惹怒了匈奴，要车师王派太子军宿到匈奴作人质。军宿逃到了焉耆，在匈奴的控制下，车师王立乌贵为太子。后来，乌贵继位为王，采取亲匈奴的立场，汉朝再次失去对车师的控制。 公元前68年（地节二年），汉军再次发起对车师的进攻，车师王乌贵降汉，不久又逃往乌孙。于是，西汉派兵驻守车师王城交河城，在那里屯田。不久，驻军与屯田士卒被匈奴逼退，西汉将车师国民迁至离都护住地很近的尉犁，并立前太子军宿为王，而匈奴也立乌贵之弟兜莫为王，将车师的遗民东迁。 从此，车师国分裂为车师前、后国。车师后国后来又分裂为车师都尉国和车师后城长国。 3、车师国大事记 公元前99年（天汉二年）和公元前90年（征和三年），西汉两次在进攻匈奴的同时进攻车师，终于在征和四年占领车师。 公元前72年（本始二年），在匈奴的控制下，车师王立乌贵为太子。 公元前68年（地节二年），汉军进攻车师，车师王乌贵降汉后逃往乌孙。西汉派兵驻守交河城，不久被匈奴逼退，西汉将车师国民迁至尉犁，立前太子军宿为王，匈奴立乌贵之弟兜莫为王，将车师的遗民东迁。从此，车师国分裂为车师前、后国。车师后国后来又分裂为车师都尉国和车师后城长国。 公元450年，匈奴困车师国达八年之久，车师王弃城而走，从此，交河被并入了高昌，车师的名字从历史上消失了。
突厥别支：沙陀篇
唐朝衰落时，一支新的突厥部落登上历史舞台，即汉文转写名为处月、汉文意译名为沙陀的部落，沙陀的意思是沙漠之民。沙陀虽称突厥，其形状，据史籍所载，是属于白种人的。 巴托尔德倾向于把处月（沙陀）归于九姓乌古斯部落，它们中至少有一部分人于10至12世纪在威海以北游牧。事实上，沙陀部落已经从西突厥主体中分裂出来，从7世纪起就生活在巴里坤湖以东。712年，当吐蕃人正在劫掠巴里坤湖地区时，他们稍稍向西朝古城方向迁移。808年，吐蕃人入侵时又把他们从该地赶走，他们向唐朝请求保护，唐朝把他们安置在鄂尔多斯北部、灵州（宁夏附近）的东北部。 沙陀部一直留居鄂尔多斯地区直到878年。是年，趁当时唐朝内乱横行，沙陀部的一位首领李克用攻占山西北部大同边区，他希望在那里能够更好地插手当时的大混乱。李克用原以朱邪（音爷）为姓，相传他的先祖出生于雕窝之中，酋长因为他生得怪异，便让各族轮流抚养，因此得姓“诸爷”，即不是一个人抚养，后来传成了朱邪，即“诸”变成“朱”，“爷”变成“邪”，但读音没有变。李克用的父亲是朱邪赤心，曾经参加镇压庞勋起义，因立功而被唐朝廷任命为单于大都护、振武军节度使，还赐国姓李，赐名国昌。李克用由于出生时就有一只眼睛失明，所以外号独眼龙。他年少时便骁勇而善骑射，随父亲参加镇压庞勋起义，所向无敌。后来因被诸部忌恨，为避祸端李克用便带全族人归依了唐朝，被任命为云州刺史，同时又赐姓名李克用。后来，李克用杀掉大同军防御使，全部占领了云州（今山西大同）。唐朝派兵讨伐，但被李克用打败。不久，唐僖宗继位，改变了政策，对李克用进行招抚，任命他为大同军防御使。 880年，当黄巢领导的起义从唐朝手中夺取都城长安时，唐朝向李克用求援。这位年轻的领袖（当时年仅28岁）扮演了唐朝救星的角色。黄巢的起义军占据了京城长安，唐僖宗逃至四川。因手下没有强兵抗拒起义军，僖宗只好起用李克用，任他为雁门节度使。李克用立即率鞑靼各部上万人过雁门，下太原，但因风雨阻隔而退回。在李克用沙陀军到达之前，农民军和唐官军一直处于胶着状态，双方因为消耗过大，日子都很不好过，缺兵少粮。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农民军和官军竟然暗中交易，易人而食。在这样的状况下，双方军队都没有什么战斗力可言。这也是为什么唐朝和黄巢双方都极力争取沙陀军的根本原因。 后来，李克用率3万多沙陀骑兵再次南下，与起义军隔河相望。这时李克用军队对于唐朝和黄巢都是关乎生死存亡的一支主要军事力量。唐王朝授李克用为东北面行营部统，黄集也派人赐给他重金、诏书。李克用把金钱分给诸将，将诏书烧毁。以示自己与农民起义军势不两立。当时各地勤王军逐渐到齐，但都不敢与黄巢交锋。 公元883年4月，李克用率先出战。黄巢率大军于渭桥迎战，一日三战，黄巢军连战失利，最后沙陀军大败黄巢15万大军。李克用的因为军队都穿黑衣服，所以号称“鸦军”，“鸦军”此战大出风头，接着又在零口再挫黄巢援军。四月初八，李克用军攻入长安，黄巢力战不胜，遂连夜撤离长安。此时，距离黄巢第一次占据长安两年零四个月。沙陀军骁勇善战，威名远扬，黄巢军十分畏惧，说：“鸦军至矣，当避其锋。” 883年，沙陀军把起义军从长安驱逐出去。唐朝廷任命李克用为节度使，以为报酬。对他来说，更重要的位置也许是他同时又被任命为太原总督。后来朱温废黜了唐朝的最后一位皇帝，自己称帝，建立了后梁王朝（907年）。而李克用仍然是山西的君王，在他于908年去世时，其子李存勖（死于926年）继位，他作为山西的皇帝，以晋王之名统治山西，以太原为都城。923年，李存勖推翻了后梁王朝，建立后唐，后唐王朝是短命的，仅存在13年（923－936年）。936年，另一位沙陀突厥人石敬瑭将军由于得到契丹人的帮助，推翻了最后一位后唐皇帝，建立了后普王朝，以开封（即汴）城为都。然而，后晋比后唐更加短命，仅存10年（936－946年）。946年，完全中国化的这支突厥人被契丹人推翻。沙陀人的后唐是五代政权中唯一定都洛阳的政权，借以缅怀唐朝，虽然他们是突厥后裔。
云南古国：古滇国历史
璀璨的滇文化，是滇国人在历史长河中的伟大创造。它就像一颗耀眼的明珠，在历史的尘埃中沉睡了两千多年。今天，抹去尘埃的它再次发出夺目的光芒，为博大精深的中华民族文化增添了绚丽的色彩。 1、呼之欲出的滇国 “夜郎自大”是一个流传甚广的成语，许多人都知道它的典故。可是，“不知有汉”，夜郎王并不是第一人。在他之前，滇王就曾问汉使：“汉孰与我大？”之前，中原不知有滇，滇人不知有汉。两个在各自势力范围内可以说第一强的过度，彼此相邻却互不所知，不能不让人感叹远古时代是一个多么闭塞的时期。 更为令人诧异的是，在汉朝发现滇国之后，没过多少年，这个古国就消失了，尽在《史记》中留下只言片语。后代人中，很长一段时间都不能确定滇国是否存在。 由于历史条件和特殊的地理位置，云南一带自古以来就成为多民族和多种文化的汇集地，滇国青铜文化吸收和融合了不同地区和民族的文化精华。如铜桶、靴形铜斧等可能受到东南亚青铜文化的影响；动物纹扣饰及成套的马饰，与北方草原文化有密切关系；兵器中的铜戈、矛等，则是依照中原地区制作的；铜铠甲、有翼虎带钩等和中亚、西亚文化有关。广取博采，兼容并蓄，是古滇文化发达的重要原因。 两千多年前，古代越系民族中的一支渐渐占据了以滇池地区为中心的云南中部及东部地区，大致包括今昆明市全部，曲靖和玉溪大部，红河州、楚雄州和文山州的一部分地区，形成了一个以越系民族为主体的滇民族。 公元前300多年前，中原大地烽烟四起，群雄逐鹿。楚威王为开疆辟地增强国力，与强大的秦国抗衡，派大军南征，欲将西南夷之地纳入楚国的领地。大约公元前286年（楚顷襄王十三年）前后，楚国大将庄蹻（jué）奉命率数万大军出湘鄂，平定了巴、蜀、黔西地区，到达梁州（今云南昭通盐津一带川滇交界处）。 在梁州，楚军遭到当地土著猛烈抵抗。土著人凭借天险牢牢守住山道，来自平原的楚军将士一筹莫展。庄蹻凭着指挥得当与先进的武器，最终击败土著人，直奔滇中杀去。滇池各大小部落则联合起来，利用山地、森林与楚国正规军打起了游击战。庄蹻稳扎稳打，以武力平定了诸部落的抵抗，在滇池沿岸扎下了坚固的营盘。 几个月后，庄蹻再次率军出击，一举平定了洱海周围的昆明部落，而后继续东征，直打到今曲靖一带，滇中、滇西、滇东、滇东北数千里之地先后纳入庄蹻麾下。收服西南的任务完成了，楚军准备班师回国。正在此时，庄蹻得到消息：就在几年前庄蹻率军横扫西南的同时，秦军也随后而来，曾被庄蹻平定的巴、蜀、黔西等地已被秦军夺取。 这时的秦国，实力已经凌驾于其他六国之上，庄蹻要想打败秦军，杀出一条回国的血路，已经不可能了。无奈之下，他只好率军返回滇中等待时机。 远征军征战数年，如今又归途受阻，一时军心涣散，人心不稳。庄蹻左思右想，只好下令全军入乡随俗，穿上当地民族服装，遵从当地民族风俗，融入当地社会中做当地百姓。几年之后，庄蹻的数万大军不再是持矛执戟的战士，却变为地道的当地百姓了。他们首次将中原文化大规模地传至滇中，带来了先进的农耕技术、冶炼技术、建筑艺术等。 新鲜血液的加入，使滇人的文明发生了质变，滇中地区迅速繁荣起来，势力不断扩大，庄蹻众望所归地成为滇人部落之王。这时，秦国一面忙于“扫六合”，一面派军进攻滇中。以庄蹻为首的滇人部落拼死抵抗，依靠地利、人和大败秦军，将秦军打回巴蜀。从此，滇中归于平静。 看到滇人部落日益强盛，庄蹻萌发了建立国家的念头。凭自己很高的威望，庄蹻与滇池各部联合，成立了滇国，登上国王宝座。庄蹻建立的滇国，是滇中地区第一个统一的王国，势力范围北起南盘江，南至红河，西抵澜沧江东岸，在历史上存在了100多年。 公元前109年（西汉元丰二年），汉武帝刘彻为打通从四川到西域的“蜀身毒道”，发兵进攻滇国。滇王举国归附，汉武帝正式承认滇国，并赐刻有“滇王之印”字样的王印一枚。至此，滇国纳入汉朝版图。 西汉末年，汉族人大量移民云南，郡县制得到巩固，滇王的地方政权被逐步取代。到东汉中叶，滇国已完全销声匿迹了。2、神秘独特的滇文化 滇国地区土地肥沃，气候温和，适宜人类居住，而且因崇山峻岭而与中原隔绝，因此养育了独特的滇文化。滇国人很少受中原传统礼教的束缚，这在青铜文化中反映出来。 滇国青铜器，无论艺术构思和表现手法，都显得更加开放和富有创造性，以丰富多彩的内容、生动活泼的表现形式、精湛的制作工艺和独特的民族风格在国内外享有盛誉。就以器物和种类而言，无论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兵器、乐器还是装饰品，滇国人样样都用青铜制作，而在中原地区，青铜器多只限于兵器和礼器、乐器。尤其是滇国青铜器上的装饰图案，多为大自然中的动、植物图像和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典型情节，很少有艺术的夸张和神秘色彩，大到虎豹、小至蜜蜂甲虫，刻画得十分细致逼真、生动。滇国特有的“贮贝器”，里面往往盛放贝壳。这种青铜器在我国其他地区都极为罕见。器内贮藏的贝壳，属“环纹货贝”，产于太平洋和印度洋，是云南各民族的重要货币。使用贮贝器来贮藏贝壳，就是滇人象征拥有财富的特有习俗。 与中原的国之重器鼎相对应，滇国也有自己的国之重器——铜鼓。滇国铜鼓制作精美，纹饰繁缛（rù）：鼓面有太阳纹、晕圈，装饰翔鹭；鼓身分为胴、腰、足三部分，胴、腰部分往往装饰羽人、舞人、舟船、牛等花纹。 铜鼓原本是权力的象征，是原始部落祭祀、赏赐、进贡的重器。在滇人的宗教信仰中，认为凡人可以通过击鼓与神灵沟通。因此，他们在祭祀中一定要击鼓。此外，铜鼓还是用于号召部众进行战争、传信集众、婚丧喜庆、歌舞娱乐等活动的重要工具。同时，铜鼓又是滇国贵族的重要乐器。 滇国人在制造青铜器时，已经掌握了合适的铜锡比例，而且不同的器物有不同的配合比例，并知道用分范合铸的办法塑造人物、动物及壮观的场面，制范工艺及浇铸技术已达到较高水平。 图腾崇拜在滇文化中表现得非常强烈。图腾通常被视为吉祥物，灵物和氏族标志，是灵物崇拜的一种；而图腾神则被视为保护神，他们既是氏族、部族、甚至民族的始祖，又是某种地位很高的自然神。它是多神崇拜中的祖先崇拜与自然崇拜的混合产物。各个部族、民族都有自己崇拜的图腾，以祈祷保佑安康、兴旺、发展和威慑邪恶的力量。 中原人崇拜龙，契丹人崇拜狼，滇人则崇拜蛇，认为蛇是农耕之神，认为自己是蛇的子孙，并因此逐渐发展和形成了独特的蛇文化。从蛇图腾的超人的神力，如祭礼仪式所表现的，到震慑力，如青铜兵器反映的蛇头纹钺、蛇形剑鞘，一直普及到生产、生活中的蛇头銎铲、蛇头纹叉和名目繁多的扣饰，以及蛇纹身。他们视蛇为保护神，相信蛇神能保佑他们战胜敌人和灾难，能驱赶邪恶和疾病，达到清吉平安与发展。 璀璨的滇文化，是云南各民族先民在历史长河中的伟大创造。它就像一颗耀眼的明珠，在历史的尘埃中沉睡了两千多年。今天，抹去尘埃的它再次发出夺目的光芒，为博大精深的中华民族文化增添了绚丽的色彩。3、揭秘滇国血祭 在古老的滇民族中，有着各种各样在今天的我们看来非常奇怪、残忍的习俗，其中之一就是流行血祭。 古滇国时期，西南山区各部族间战事频繁。他们之间的战争却并非为了攻城略地。而是为了掠夺奴隶、抢劫财物或是降服异族并迫其纳贡。 两千多年前，滇池一带不仅生活着滇人，还生活着以“昆明”为族名的昆明人——云南昆明市的名称正是由此而来。滇族与昆明族之间经常爆发战争。滇人当时势力强盛，但是昆明人也是历来以强悍和“善盗寇”而著名的，滇人并不总是能在战争中获得胜利。原始民族敬重勇士的思想是朴素的。他们承认昆明人的勇敢，因此非常喜欢用昆明人的热血来祭祀神明，取悦上苍。仅仅为了祭祀的目的，滇人也会主动进攻昆明人，掠夺奴隶以及贡品。 相比于更为原始的昆明人，在中原文化的影响下，滇人在战争之前往往就进行周密的准备。而且，点国人的军队整齐划一，前排是射手，手中握着弓和从中原地区买进的弩。他们还有骑兵，骑着鞍辔齐备的战马。身穿轻甲，左冲右突，速度快，反应灵活。面对装备精良、战术先进、准备充分的滇军，昆明人的胜算是很低的。 反抗者的头颅会被滇人割下，挂在马上或者提在手中，而投降者的命运也好不了多少。滇人在胜利后，会展开像狂欢节一样的劫掠。不仅是牲口圈中的牲畜，有躲在屋子里的妇女和儿童也会被统统作为财富带走。然后，部落里还活着的成年昆明男子会被集中到一起，带回滇人的领地。妇女和儿童会被作为奴隶为滇人纺织和放牧，成年的男性昆明人则会被挑选，被买卖。但是，其中总有健壮勇武的，会被留下来。这样的战俘会被滇人用于最神圣的场合用于活祭。 天气晴朗的初春，对于滇人来说有重要意义。再过不久，就是一年中的播种时节。同时，春天到来，万物繁衍，滇人的婚配也正是在这个时候。 当祭司们选定日子后，不幸的昆明囚徒会被从牢里拖到一个空场里，绑在柱子上。空场中央立着三个叠放的大铜鼓，象征着农业之神，鼓面多饰有光芒四射的太阳纹，代表了天，鼓身上刻、铸的各种场景则代表了人间的生活。这个昆明囚徒将被滇人作为活祭献给农神。主祭的祭祀是女性，这大概是因为滇人当时刚刚走出母系氏族公社制度的缘故。主祭者头发向后梳理得平整光洁，在额前中分为两半，在颈后束成银锭形的发髻，身穿对襟无领、衣长及膝的长衫，通身珠光宝气。在她的指使下，囚徒的头颅被一刀砍下放在祭器中，囚徒的鲜血洒在土地上，在滇人看来将会让神明肥沃土地。滇人热切盼望着用敌人的鲜血换取庄稼的茁壮生长。众所周知，腐败的动物遗体会让土壤更肥沃。滇人不知道其中的原理，单纯地认为是人的血肉让神因喜悦而赐福。 祭祀的仪式完成后，男女就可以在桑林中自由媾（gòu）合，以求阳光普照、万物繁衍、人丁兴旺。 活祭的场面在今人看来那样残酷，却被古代滇人视为理所当然。滇国的能工巧匠们用青铜将活祭的场面铸造成型，在大量青铜器上作为装饰。正是因为如此，我们才能对那血腥、蛮荒的世代有更多的了解。 4、滇国大事记 约公元前286年（楚顷襄王十三年），楚将庄蹻（jué）奉命率军征西南，因被秦军阻挡归途而滞留当地。庄蹻下令全军入乡随俗，自己成为滇人部落之王，后又与各部落联合，建立滇国，成为第一代滇王。 公元前109年（西汉元丰二年），汉武帝派兵进攻滇国。滇王归附，汉武帝赐给滇王一枚刻有“滇王之印”字样的王印。至此，滇国纳入汉朝版图。
龙鱼铜镜：女真族历史
女真又称“女直”，其先祖为周秦时东北地区古老的肃慎、挹娄人。辽代把女真分为“熟女真”（已入辽籍的）和“生女真”两部。生女真异常勇猛，三人可搏猛虎。辽末，生女真完颜部在首领阿骨打率领下举兵抗辽，1115年建立“大金国”，迅即由东北进入北方草原灭辽，继而进入黄河流域灭北宋。1234年，金为南宋联合蒙古军队所灭。其后，女真人仍活跃于东北地区。 女真与前代游牧民族不同，除了牧养牛马外，还大量养猪，并从事农耕、冶铁、采金业，经济实力较雄厚。女真人崛起后，着力吸收发达的汉、辽文化，为己所用，又有所创新。女真人继承辽代五京制，又开科取士，颁布成文法典，发行纸币交钞，修前代（辽）国史等。同时亦保留一些本身的制度，如在契丹和北宋地区推行猛安谋克制，以千户号为猛安，百户号为谋克，率领女真人屯垦荒地。 女真人依照汉字和契丹字的偏旁部首，创造了女真文，形同汉字，但笔画有所增减，读音为女真语。用女真文翻译了《四书》、《五经》和《史记》，《汉书》、《新唐书》等经史著作。 随着对宋、辽文化的日渐接受，女真对佛教、道教、太阳神、孔子都备加尊崇：雕刻《大藏经》，收佛藏6900余卷，成为中国佛教史上的盛事；道教空前繁荣，出现了“全真”、“大道”、“太一”3大教派；每月朔望，百官集合皇宫门外，面向太阳行礼膜拜；皇帝还诏令各州县建孔子庙，并在孔子故里维修孔庙和孔子墓。 女真人继承了契丹的火药制造技术，并发明铁火炮，因杀伤力巨大，被称为“震天雷”。又发明飞火枪，用绑在矛枪上的厚纸筒喷射火药和铁屑，射程为数丈。这两项重大发明在中国军事史中占有重要地位。 女真在农具改造、丝绸纺织、烧制瓷器、采煤、炼铁、印刷、天文学、医学、数学等方面，都在吸收宋辽文化的基础上达到更高水平。 为了保持尚武和骑射传统，女真推行猛安谋克制，按五、十、百、千的人数把女真人和契丹人、汉人组织起来，平时畋猎、生产、练武，战时出征，壮者皆为兵士。 金朝为了防御蒙古各部，在北方修筑军事堑壕，即金界壕，总长度约7000余公里。金界壕工程浩大，至今尚有许多遗址地段保存较好，被牧民称为“成吉思汗边墙”。 内蒙古地区金代村落和城市遗址较多，许多荒地被辟为农田，手工业和商业比较发达。在呼和浩特白塔的金代捐资碑铭中，发现金代丰州城有四坊、两街、甘八巷和两关厢，城中街巷名有酪巷（制作乳酪）、染巷（印染加工）、牛市巷、麻市巷等，反映了商业和手工业的繁荣。 在大青山下，曾出土金代铜镜，上刻“富民县官”等字款；根据白塔捐资碑，可考出许多金代村名，如北渔阳、薛家村、长寿谋克在、蒲察宣武谋克寨等。由此知道，当时阴山南麓有许多汉人和女真人的村寨。在白塔捐资碑上还发现一批女真高级官员的名字，有千户辅国上将军、谋克、提点、县令等职事官。金代在今内蒙古东、西部还没有不少州县、村寨，这对草原地区的开发和建设意义重大。 此外，在内豪古东部陆续发现许多女真文墨书题记，这是研究女真文的宝贵材料。金代铜印也多有发现，其中赤峰市巴林右旗出土的“行军第三万户之印”，是金朝重要武官的官印。 金代的女真人墓均朴实无华，多为火葬。如赤峰敖汉旗清理的“镇国上将军”皇族宗室之墓，其骨灰置于石棺中，并没有什么随葬物品。在呼和浩特野马图清理的金代班氏家族墓地，均用石棺盛放骨灰。在赤峰巴林左旗，曾发现金代家族墓地，内有石人、石碑，外有围墙，出土的残碑上有“金奉国上将军”字样。还发现一座较完整的女性墓，墓为方形土圹，从圹中清理的石棺中，发现木制骨灰匣，内有骨灰、铜镜、化妆用的漆盒、小箱等。该石棺底部穿有5孔，这与后世满族人在棺下钻孔的风俗有关，孔为灵魂出入的道路，是萨满教的遗风。 金代的印钞铜版、铜市和银铤等在内蒙古陆续发现，是研究纸币和金属货币的珍贵实物。金代铜镜由官府铸造，花纹多为双鱼、双龙和双凤，与东北黑龙江两岸女真人的生活环境有关，是具有女真特色的珍贵文物。
西域明珠：楼兰篇， 楼兰国简史
楼兰国是一个广为人知的名字，但它的立国与消亡，却始终是个迷。这个迷已经被埋入戈壁黄沙之中，人们只是依据汉代的历史知道其存在。 楼兰王国最早的发现者是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1900年3月初，赫定探险队沿着干枯的孔雀河左河床来到罗布荒原，在穿越一处沙漠时才发现他们的铁铲不慎遗失在昨晚的宿营地中。赫定只得让他的助手回去寻找。助手很快找回铁铲甚至还拣回几件木雕残片。赫定见到残片异常激动，决定发掘这废墟。1901年3月，斯文。赫定开始进行挖掘，发现了一座佛塔和三个殿堂以及带有希腊艺术文化的木雕建筑构件、五铢钱、一封（亻去）卢文书信等大批文物。随后他们又在这片废墟东南部发现了许多烽火台一起延续到罗布泊西岸的一座被风沙掩埋的古城，至此，楼兰古城始见天日。 楼兰属西域三十六国之一，与敦煌邻接，位于今天中国新疆巴音郭楞蒙古族自治州若羌县北境，西南距若羌县城220公里，东距罗布泊西岸28公里。公元前后与汉朝关系密切。古代楼兰的记载以《汉书·西域传》、法显还有玄奘的记录为基础。《汉书。西域传》记载：“鄯善国，本名楼兰，王治扦泥城，去阳关千六百里，去长安六千一百里。户千五百七十，口四万四千一百。”法显谓：“其地崎岖薄瘠。俗人衣服粗与汉地同，但以毯褐为异。其国王奉法。可有四千余僧，悉小乘学。”玄奘三藏在其旅行末尾作了极其简单的记述：“从此东北行千余里，至纳缚波故国，即楼兰地也。” 楼兰原是一个随水而居的半耕半牧的小部落。通过发现的楼兰古墓及罗布泊地区发现的大量细石器表明楼兰人本为游牧人，丝绸之路开通后，域外文明尤其是汉文明传入楼兰才加速了楼兰人发展城市文明。 汉代的楼兰国，有时成为匈奴的耳目，有时归附于汉，玩弄着两面派的政策，介于汉和匈奴两大势力之间，巧妙地维持着其政治生命。如前所述，楼兰地处汉与西域诸国交通要冲，汉不能越过这一地区打匈奴，匈奴不假借楼兰的力量也不能威胁汉王朝，汉和匈奴对楼兰都尽力实行怀柔政策。 汉武帝派博望侯张骞出使大月氏，缔结攻守同盟失败。此后派遣大军讨伐远方的大宛国，又多次派遣使者出使西域诸国。这些使者通过楼兰的时候，楼兰由于不堪沉重的负担，以至杀戳使者。汉武帝终于派兵讨伐楼兰，结果作为降服的证据楼兰王子被送至汉王朝作人质。楼兰同时也向匈奴送去一个王子，表示在匈奴、汉之间严守中立。此后，汉远征军攻打匈奴一个属国时，楼兰王通匈奴，在国内屯驻匈奴的伏兵，激怒了汉朝廷。汉武帝再次派兵讨伐楼兰，直逼首府扦泥城，楼兰王大恐，立刻打开城门谢罪，武帝要其监视匈奴的动静。公元前92年楼兰王死去，招在汉朝作人质的王子回去继位，王子非常悲痛，不愿轻易回国，由其弟继承了王位。新王时间不长死去，匈奴趁这个机会以昔日在自己国家作人质的前国王的长子继承了王位，汉武帝听到这个消息后大吃一惊，迅速派使者前往劝诱新立国王至汉朝廷，欲扣作人质，未能成功。此后二三年间，汉与匈奴没有发生重大事件，表面上非常安定。 楼兰国境接近玉门关，汉使者经常通过这个关门前往西域诸国，要经过楼兰境内名为白龙堆的沙漠，沙漠中经常有风，将流沙卷入空中形状如龙，迷失行人，汉朝不断命令楼兰王国提供向导和饮用水，因汉使屡次虐待向导，楼兰拒绝服从其命令，两者之间关系恶化。汉武帝最终派刺客暗杀了新国王。为在汉朝廷作人质的王子婚配一位美姬送回楼兰继承王位。但是国王战战兢兢害怕遭遇暗杀。汉武帝在保护国王的名义下派部队驻屯楼兰境内，从而为讨伐匈奴和西域诸国获得了主动权。以上是汉武帝时与楼兰的关系，此后汉王朝势力衰弱，楼兰再次背叛。 丝绸之路开通以后，东西方的商业往来与日俱增，给楼兰经济带来空前的繁荣。在海上贸易到来之前，中国与西方所有贸易往来都要经过这条沙漠之路。所以楼兰在当时国际贸易上的地位，如同今天的香港和新加坡。经济的繁荣推动了楼兰文学艺术的发展。楼兰成了古典世界各种艺术流派争奇斗艳的舞台。一位没有留下姓名的楼兰作家在尼雅出土（亻去）卢文书中写下这样一段颇具哲理的话：“大地不曾负我，须弥山和群山亦不曾负我，负我者乃忘恩负义之小人。我渴望追求文学、音乐以及天地间一切知识，世界有赖于这些知识。” 楼兰人的音乐天才久负盛名，史称“善善摩尼”。《隋书。音乐志》记西域龟兹乐说：“其歌曲有善善摩尼；解曲有婆伽儿；舞曲有小天，又有疏勒盐。”看来，著名的龟兹乐吸收了鄯善和疏勒等国音乐。关于善善摩尼，冯承钧先生解释说：“此处善善应指鄯善；摩尼，梵文犹言珠；曲名为鄯善珠，与疏勒盐正相对也。”可惜文献失载，鄯善珠窨是一种什么音乐，今已无从详考。不过斯坦因在米兰佛寺发现的壁画上，绘有一位演奏琵琶的楼兰女琴师。 琵琶是西域著名古乐器，一种梨形的小型乐器，东汉年间传入中原。刘熙《释名》说：“枇把本出于胡中，马上所鼓也，推于前曰枇，引手却曰把，象其鼓时，因以为名也。”琵琶原来用木拨子弹拨，唐代才改用手弹，所以刘熙把演奏琵琶叫做“鼓”。 早在公元前2000年，楼兰人已开始从事木雕手工艺，孔雀河古墓沟墓地就发掘出土了许多木雕人像，孔雀河支流小河流域古墓中也发现一批木雕人像。楼兰、尼雅等地发掘了木桶、木碗、木盘、木勺等大批木器。1996年在且末县扎洪鲁克墓地发现了两件极其精美的木雕盒，年代约在公元前5世纪。一件“呈长方体，子母口，盖佚失，用锯、刮、凿、打磨等方法加工而成。盒的正、背面和底浮雕狼纹。狼呈匍伏低首状，腹部雕刻出一只羚羊头，表示刚刚享受过美餐。狼尾侧又雕出一只狼头，形态与前者相同”；另一件形态和加工方法与前件相同，但是通体雕刻的图案与前件有别，以变形鸟纹为主。凡此表明，塔里木盆地古代居民自古以来就有清湛的木雕艺术传统。 东西文化的交融在塔里木盆地诸国建筑艺术方面得到充分体现。楼兰地区的古城形制明显分为两个类型。一类是方城，另一类则是圆城。第一类城渊源中原汉文化传统，因为罗布泊沿岸的有些方城原本就是中原屯田戍卒修建的城堡。可见中原汉文化很早就对楼兰城制产生影响。第二类城则属于西方文化传统。这类圆形城堡的起源问题目前尚缺乏深入研究。耐人寻味的是，东西方建筑艺术的分界就在楼兰境内。例如：孔雀河北岸的营盘古城、阿拉干湖畔的麦德克城以及若羌县城附近的孔路克阿旦城，皆为圆形古城。这些古城构成的分界线约在北纬88度线附近。
西南古国：大长和国的历史
五代十国”时期，中原内地军阀割据，政权更迭频繁。地处西南边疆的云南，也经历了一个地方政权更迭的动荡时代。直到大理国建立，云南才恢复平静。 郑回归化南诏，成为南诏大姓贵族的重要人物，郑氏家族也便在南诏繁衍。到第九代南诏骠信隆舜时，距郑回人南诏已140余年，郑氏家族也传到了第七、八代。已经发展成为南诏的大姓之一。 郑回在南诏久居相位，与蒙氏王室有特殊的关系，郑氏家族自己拥有优势的文化传统，因此子弟在南诏历代都有位居高位者，在南诏朝廷中形成一股文官家族势力。至郑回七世孙郑买嗣时，南诏骠信隆舜“又多嬖幸，好田猎，纵杀戮”，“失下人心”：郑买嗣又善于逢迎拍合，深得隆舜信任，得居首相地位，在南诏朝廷内广布腹心，又与高赞为首的高氏武装势力协谋．得以专断国政。 隆舜后期走上了荒唐帝王迷信神佛丹药的老路。沉溺于主持道场，练功法、服丹药．最后对这种百无聊赖的荒唐帝王生活感到索然无味，要通过服丹药人定成佛。郑买嗣便乘此机会秘密指使监臣（侍臣）杨登将隆舜害死。以伪造隆舜遗诏取得掌握全权的“国老”资格，将蒙氏王朝的王位继承人舜化贞完全当作了卑鄙的傀儡。以舜化贞为南诏骠信的五年时间只不过是王朝姓氏由蒙氏变为郑氏的过渡时期．此时郑买嗣已经掌握了南诏朝廷的一切权柄。当时机完全成熟，郑买嗣便于唐昭宗天复二年（南诏中兴五年公元902年）七月，谋杀舜化贞，继之又谋害舜化贞的婴儿，清除了南诏王统的直系继承人，正式登上最高权位，完全代替蒙氏王朝，建立郑氏王朝。 仍定国名为“大封民国”，以顺应云南各族当时普遍白化的倾向。隆舜时便将南诏国自称为“大封民国”，意即白人之国、白民之国、大白国的意思。这一国名也顺应了白蛮大姓在国内占据优势地位的优势。郑氏王朝又定国号为大长和国，改元安国，表示要调和蒙氏王朝后期尖锐的社会矛盾，安定国内形势。 一切政权机构仍按蒙氏王朝旧制运行。郑氏王朝实质只是通过宫廷政变改变了王朝姓氏。郑氏王朝大长和国实质仍是蒙氏王朝南诏国的延续。 公元909年（郑氏大长和国安国七年，后梁开平三年）八月，郑买嗣亡，子郑曼即位，时年21岁。郑买嗣在位7年。 郑曼即位时，唐朝已经灭亡，朱温篡权建立后梁王朝。中原军阀混战不已，开始了五代十国时期。沙陀贵族军阀李克用父子在河东（山西）与朱温对峙。在四川为军阀王建割据，建立前蜀国。 为了转移国内矛盾，郑曼依谋臣建议，贸然发起攻蜀。仓促调集大量军队，渡过大渡河，进攻黎州，为王建之兵所败。被俘、被斩杀、溺水死者众多，损失惨重。从此郑氏大长和国便再也无力向外发起武装攻击了。 郑曼攻蜀失利，转而向东方的南汉搞好关系。派其清平官郑昭淳为使到广州，以朱鬃白马为聘，向南汉求婚，要求和亲。南汉以增城公主妻之。通过和亲，南汉与郑氏大和国结盟。 在中原，朱温的后梁王朝在与河东沙陀军阀李克用集团的混战中失败而结束。李克用之子李存岛建立后唐王朝。在四川的王建前蜀割据政权于公元925年（后唐同光二年）为后唐的魏王李继笈所灭。后唐魏王李继笈对云南的郑氏大长和国采取了友好的态度，派出了通好的使臣。 郑曼在政治上无什么建树，只知迷信方士、丹药，将自己的命运托付给神佛。迷信祥瑞，接连改元六次，希图以吉祥年号来保佑自己的地位，相继改元孝治、贞明、天瑞、景星、安和、贞佑、初历。在位17年中平均每隔一年改元一次。 公元927年（后唐明宗天成二年）郑曼因服丹药狂燥杀人，是年八月死。其24岁的儿子郑隆瞌即位，。 郑隆瞌即位二年后，公元929年（后唐天成四年），剑川节度杨干贞欺郑隆瞌幼弱，假以朝见入都，杀郑隆瞌。立郑氏王朝侍中（宰相）赵善政，改国号为大天兴国。郑氏王朝大长和国结束。 从公元902年郑买嗣篡国到公元929年郑隆瞌被杀，共传三世，共存续了26年。这个短暂的郑氏王朝是一个内部矛盾重重、软弱松散的王朝，谈不上文治，更没有武功。 郑买嗣（902-909）---郑曼（909-927）----郑隆瞌（927-929）
吐蕃后继：古格国 ，古格国简史
西藏吐蕃王朝之后的600多年间，一个名为古格的王国雄踞西藏西部，弘扬佛教，抵御外侮，在历史舞台上留下浓墨重彩。然而，300年前，古格王朝突然由盛而衰，瞬间消失于茫茫沙海。偌大的王国仅留下恢弘的遗址和遗物——各类殿堂房屋445座，洞窟879孔，碉楼58座，各类佛塔28座，塔墙1道，防卫墙10道，隧道或暗道4条，总面积达72万平方米。古格，从此成为西藏神奇地域的谜中之谜。 1、“古格银眼”与王朝遗址 札不让的北面，有一个名叫“鲁巴”的地方，今天仍然是札达县的一个乡。藏语中“鲁巴”意为“冶炼人”。传说古格王国时期这个地方素以精于冶炼与金银器制造而闻名，当年阿里三围以托林寺为主寺的下属24座寺院的金属佛像与法器，都由鲁巴铸造。据说鲁巴铸造的佛像用金、银、铜等不同的原料合炼而成，工艺精湛，通体全无接缝如自然形成，其价值甚至超过了纯金佛像。其中，最为神奇的还有亿种名叫“古格银眼”的铜像，只有古格才能制作，更是被视为佛像中的精品，因为极少流传于世，所以尤为珍奇。长期以来，无人知晓其究竟为何物。 就在15年前，古格对于许多人来说还是一个陌生的名词。但自从考古工作者在此展开了一系列收获巨大的考古工作以后，这个消亡了350年的王国突然出现在人们的视野里，并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旅行者。近十数年间，古格遗址周围不断发掘出的雕刻、造像及壁画等揭开了古格王朝的神秘面纱。 古格雕塑多为金银佛教造像，而遗存数量最多、最为完整的是它的壁画。古格壁画气势宏大，风格独特，全面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所绘人物性格突出，用笔洗练，丰满动感的女性人物尤具代表性。由于所处地理位置及受多种外来文化的影响，古格的艺术风格带有明显的克什米尔及犍陀罗艺术特点。 古格盛产黄金白银，在托林寺、札不让、皮央东嘎都发现过一种用金银汁书写的经书，而且出土的数量极大。这种经书以文书写在一种略呈青蓝色的黑色纸面上，一排用金汁、一排用银汁书写，奢华程度无以复加。 最早对这座古城遗址进行考察的是英国人麦克活斯·扬。1912年，他从印度沿象泉河溯水而上，来到这里进行考察。此后便有探险家、旅行者、摄影家和艺术家们源源不断地来探奇访幽。但真正的科学考察是从1985年西藏自治区文管会组织的考察队开始的。以他们实地测量，遗址总面积约为72万平方米，调查登记房屋遗迹445间，窑洞879孔，碉堡58座，暗道4条，各类佛塔28座，洞葬1处；发现武器库1座，石锅库1座，大小粮仓11座，供佛洞窑4座，壁葬1处，木棺土葬1处。 从山脚的入口沿着小径走，首先要经过4间古殿，即红庙、白庙、度母殿和轮回庙。山顶有一座坛城殿，要参观古寺需由工作人员打开门锁。寺内保存有许多精美的壁画，一些壁画上的金漆依然闪亮发光、光彩夺目。几间寺里以白庙规模最大，叫“拉康嘎波”。一些小洞窑内放着盘子大小的泥印佛像“擦擦”，是喇嘛到此修建时做的。据说除泥土之外，还混合了很多圣物。 白庙和红庙的面积差不多大，约为300平方米，庙内墙上绘满了各种不同题材的壁画。白庙内有一幅吐蕃历代赞普和古格国王世系的壁画，非常珍贵。红庙内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幅1038年阿里王意希沃迎请古印度佛学大师阿底峡的壁画，画中一队舞女翩翩起舞，旁边有人击鼓吹号，形象生动，栩栩如生。这些壁画虽时隔数百年，色泽仍很鲜艳。 山腰中有两条隧道连接，直通山顶。北面悬崖边上的通道，仍堆放着不少鹅卵石，残留着当年抗敌的痕迹。走过崖边通道，一再往北行，一个地面垫高，仅余四壁的院子，便是当年国王议事的宫殿。 山顶的护法神殿壁画主体部分大多为密宗男女双修佛，画风泼辣，用彩强烈。壁画下方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地狱之苦，各式刑法惨不忍睹。边饰则是一长排数十位裸空行母、妩媚优雅，仪态万方，无一雷同。 在遗址的顶端，有一个不显眼的小门。沿台阶可深入山内。山内的通道很陡，只容一人上下。下行几十米后山洞扩展开来，有大小几十间房屋，多数只有1。8米左右高。最外层透气、透光，类似阳台，比较开阔。这里就是当年古格王冬天避寒之地，不过如今里面已经空无一物了。 折回山腰，三间寺庙的周围，有十多个洞窑，其中还藏着古代武器诸如盾牌、盔甲和大刀长剑之类。干燥的天气，令这些文物得以完整保存。 从县城到古格路上的山上，出现一座一座土墙，这也属于古格的痕迹。 从古格遗址往山脚下步行约10分钟就到了干尸洞。干尸洞坐落于一岩壁之下，洞口离地2米左右，毫不起眼。洞内十分宽敞，深几十米，堆满无头干尸。据传洞的最尽头是喇嘛，紧挨着的是儿童，其次是妇女和男人。由于气候干燥，尸体没有完全腐烂干净，散发着一种怪味。关于干尸洞的传说有许多种，最可信的一种说法是：当年古格兵败，拉达克人将宁死不屈的古格兵士斩去头颅，而尸骨则弃于洞中。 1997年夏季，我国在皮央遗址杜康大殿的考古发掘中，出土了一件精美的铜像，才终于揭开了“古格银眼”之谜。这尊头戴化佛宝冠，4臂各执法器，结跏趺坐于兽座莲台，头生3眼，额上正中眼为纵目。3只眼的眼球都采用镀银的技法做成，在金黄色的铜像背衬之下银光闪闪，晶莹锃亮，这就是“古格银眼”，的确名不虚传。由此可见，古格王国时期金属制造业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2、继吐蕃国而起的高原政权 西藏的吐蕃国的末代赞普因为反对佛教被僧侣杀死，吐蕃国分裂，开始自相残杀。郎达玛的一个后裔逃到阿里地区，建立了古格王国。这大约是九世纪时的事。 古格王朝的前身可以上溯到象雄国，王朝的建立大概从9世纪开始，在统一西藏高原的吐蕃王朝瓦解后建立的，到17世纪结束，前后世袭了16个国王。它是吐蕃王室后裔在吐蕃西部阿里地方建立的地方政权，其统治范围最盛时遍及阿里全境。它不仅是吐蕃世系的延续，而且使佛教在吐蕃瓦解后重新找到立足点，并由此逐渐达到全盛。因此古格王朝在西藏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吐蕃王朝末代赞普郎达玛时期，灭佛毁寺，不少避难僧人远遁阿里。阿里地处西部边境，深受大食、印度的影响，加上又是苯教的发源地，所以便成为各种思潮、各种力量汇集之地。公元843年（唐武宗会昌三年），朗达玛被一位僧人刺杀，内战纷起，4年后平民起义，吐蕃王朝崩溃。之后先后曾出现大小7个王国，西藏长期处于藩王割据局面。 朗达玛的两个儿子奥松与云丹也为争夺王室相互斗争，奥松之子贝考赞为奴隶起义军所杀，贝考赞的儿子吉德尼玛衮见大势已去，回天无力，便带着三个大臣和100多人，投奔阿里，并娶了当地头人的女儿。后来吉德尼玛衮将阿里一分为三，分封给他的3个儿子，古格王国即第三子德祖衮的封地。 17世纪中，古格王朝发生内乱，国王之弟请拉达克军队攻打王宫，王朝被推翻。古格覆亡后，并入拉达克（今克什米尔）一段时间，后被以达赖喇嘛为首的西藏地方政府重新收回。 古格王国的统治中心在扎达象泉河（藏语为朗钦藏布）流域，北抵日土，最北界可达今克什米尔境内的斯诺乌山，南界印度，西邻拉达克（今印占克什米尔），最东面其势力范围一度达到冈底斯山麓。其都城札不让位于现扎达县城西18千米的象泉河南岸。札不让北面的香孜、香巴、东嘎、皮央遗址，西面的多香，南面的达巴、玛那、曲龙遗址等，都具有相当的规模。 古格王朝的崇尚佛教，多次派人到克什米尔学经，翻译佛经108部，得佛教之益，王朝历经数百年不衰。1042年，印度高僧阿底峡到阿里地区弘法，使阿里成为佛教复兴之地，佛教史称之为“上路弘法”。 古格在西藏的经济和文化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当时古代印度的许多重要佛教教义，就是从这里传入西藏腹心地区的，这里又是古代西藏对外贸易的重要商埠之一。 古格王国的都城建立在山上，十分雄伟，王国延续了好长时间，居民都是虔诚的藏传佛教徒。后来，葡萄牙人到了印度果阿，又从果阿来到位于西藏阿里的古格王国。葡萄牙传教士首先说服了王后，接着说服国王改信天主教。正在这个时候，不幸的事情发生了，寺院的喇嘛偷偷的和克什米尔人取得了联系，克什米尔人于是打了进来，与喇嘛们里应外合，古格王国就这样被推翻了。 克什米尔人在古格王国的废墟上烧杀抢掠，后来，驻守在西藏的厄鲁特蒙古人出兵把克什米尔人逐出西藏。时间大概相当于明朝末年。 不久前，人们在古格王国遗址的藏经洞里发现一个纸糊的面具（驱鬼用的），糊面具的纸上竞然是用葡萄牙文写成的《圣经》经文，这一发现立即轰动了整个世界。想当初，当喇嘛们手里拿着撕碎的《圣经》，把它糊成驱鬼用的面具的时候，他们的心中大概非常得意吧。3、一夜之间神秘失踪 古格王国最神秘的地方在于，拥有如此成熟、灿烂文化的王国是如何在一夜之间突然、彻底消失的。在其后的几个世纪，人类几乎不知其存在，没有人类活动去破坏它的建筑和街道，修正它的文字和宗教，篡改它的壁画和艺术风格。它甚至保留着遭到毁灭的现场，唯一不能够了解的，就是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 在17世纪的时候，古格里面已经有了西方来的传教士，当时的古格王和古格的宗教领袖——其实是国王的弟弟矛盾比较深，为了巩固自己的势力，古格国王开始借助西方传教士的力量削弱佛教的影响。1633年，僧侣们发动叛乱，古格王的弟弟勾结了与古格同宗的拉达克王室利用拉达克的军队攻打古格都城，企图推翻古格王朝，于是一场残酷的攻坚战就在这里打响。 而建在一座山上的古格王宫是西藏防守能力最强的建筑，整个王宫只有一条隧道可以通到山上，从这里绝对没有可能攻打上去，而另外的地方全都是悬崖。战斗持续了很长时间之后，拉达克开始驱赶古格的老百姓在古格的半山腰修建一座石头楼，他们的想法是等这座建筑的和山顶一样高的时候，他们就可以最终拿下古格了。 在古格的半山腰可以看到这座石楼的遗址，并没有修完，大概有十几米高。没有修完的原因是因为，在修的时候，古格王出了变故。据说，由于拉达克人强迫古格的老百姓日以继夜的修石楼，老百姓在下面非常凄苦地唱歌，被国王听到了。国王非常难过，于是做出了决定，一种说法是，国王最后从悬崖上跳了下去，国王一死，古格自然也就城破了；另一种说法是，为了挽救百姓，国王率古格投降了。 从历史记载上来看，似乎后一种情况更可靠。根据历史记载，古格的最后一个国王及全家都被拉达克人带回拉达克都城关进了监狱。 不管国王最后的下场怎么样，古格老百姓的结局却都很惨，古格下面的无头藏尸洞就是证明。无头藏尸洞洞窟开凿在距地表近3米高的山沟崖壁上，洞口很小，宽0．8米，高仅l．2米。这个洞是一组三室洞窟，主室平面是不大规整的方形，面积约10平方米。后室和南侧室都很小，各有一个小洞口与主室相通，主室后壁上还挖有小龛。这两个洞室内都叠压着二三层尸体。 主洞室和两个小洞室内横七竖八地堆放着30厘米厚的散骨骼、破衣、碎布、绳子和小木棍等。骨骼非常杂乱，根本无法-一辨识每具尸体，粗略统计了残肢，估计洞内堆有30多具尸体。洞里的尸骨没有一具是完整的，都是身首异处，奇怪的是洞内没有发现一个颅骨，只找到两件下颌骨，更奇怪的是，洞里虽然看不到一具头颅和头骨的痕迹，但却找到许多发辫和绑扎着的发束，说明尸体本来应当是带着头颅被堆进洞内的，后来这些头颅却神秘地不翼而飞。在一些腿骨、脊骨上面，附着已经干枯的人皮和人肉，这实际上是一种没有完全脱水干化的干尸。有近10具尸骨用藏式无领粗布长袍和毛质粗呢包裹，腰部紧系毛织绳，绳两端绕长袍将尸骨曲折捆绑成团。 根据乱骨堆中夹杂大量破衣、布块和多节毛织绳以及捆绑迹象分析，堆放到此的尸体最初全都是穿着衣袍，有些还裹着大块毛织布，用绳子捆绑成屈肢状放入洞中的。 关于这个“干尸洞”内的尸体，据说是古格与拉达克争战时，古格国王不忍心眼看着自己的百姓受累，于是与拉达克人达成城下之盟：同意投降，但不得伤害百姓！当古格国王和战士们放下武器之后，背信弃义的拉达克人却将他们全部押解至干尸洞前处以极刑，抛尸于洞内，并把所有被俘的古格子民掠往拉达克，将古格残酷灭国。 这确是一个动人的故事，但根根洞内发现的年轻女性的尸体，从考古学与民俗学的角度分析，似乎这又是一种有一定仪礼的葬式。究竟这些尸体是古格王国时期的，还是古格王国以后的？他们的身分是贵族、战士，还是一般的平民？这种集体置尸于洞内的丛葬，是当时的一种特殊的葬式，还是一种惩罚性的手段？ 但是，藏尸洞里的尸体远没有十万之多，而现在又找不到古格人的后裔，那么当日十万之众的古格人如何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呢？另外，古格真的拥有十万民众吗？有人推断，古格王朝拥有数十万臣民，依据是古格曾经击退过印度号称十几万入侵雄兵；另有人推测，古格大约有几万人，光是古格都城就可能有一万人左右，否则无法供养奢华的王宫和繁多的庙宇；还有人极其谨慎，表示不能明确古格人究竟有多少，但古格绝不可能养活数十万、哪怕是几万人，古格都城可能只有500人左右，因为现存的800孔窑洞并非同时使用，而是旋塌旋建，再加上这里的生存环境恶劣，不可能养活太多的人。 古格王朝历代国王的传承世系是怎样的？古格的人口到底有多少？这些都是难解的谜。从记载和考察的结果上看，战争造成的屠杀和掠夺并不足以毁灭古格文明。可事实上，硝烟散尽的古格王国却迅速恶化是主要的原因。的确，现在古格遗址一带沙漠化程度十分严重，当年能养活10万之众的绿洲，今天已所剩无几了。但是问题还是那10万人去哪里了，如果是迁徙走了话就一定会有后裔知道之后的历史。另外还有很多猜测，诸如天灾、瘟疫等，但都不足以使得繁荣富强的文明突然间完全彻底消失，而且没有留下任何有说服力的证据。 今天的古格故地，只有十几户人家守着一座空荡荡的城市废墟，但是这些人也都并不是古格后裔。看样子古格的秘密短期内是难以解开了。4、古格国大事记 公元847年，吐蕃王朝崩溃，西藏长期处于藩王割据局面。吉德尼玛衮将阿里一分为三，分封给3个儿子，古格王国即第三子德祖衮的封地。 17世纪中，古格王朝发生内乱，国王之弟请拉达克军队攻打王宫，王朝被推翻。古格覆亡后，并入拉达克（今克什米尔）一段时间，后被以达赖喇嘛为首的西藏地方政府重新收回。
朝鲜始祖：高句骊篇， 高句骊国简史
高句骊是我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之一，为古朝鲜的国名。它是我国东北史上的一个重要民族，最早出现于我国东北地区，以后部分南迁朝鲜半岛加入今朝鲜族中，部分居住在我国东北地区，加入中国各民族中。高句骊政权存在705年。高句骊族在朱蒙建高句骊国前，以氏族、部落为单位，分布于今辽宁省新宾满族自治县至吉林省集安县一带，高句骊国的建立，标志着高句骊族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同时也是高句骊共同体兴起的开端。以后，随着高句骊自的强盛和破灭，高句骊共同体也随之壮大发展和解体。 高句骊国建于西汉建昭二年（公元前37年）。其中还有一个传说，传说高句骊始祖朱蒙（邹牟）本来出自夫余族，是夫余王金蛙在长白山南所得一个女子名叫柳花（河神的女儿），因感日照有孕卵生。金蛙见柳花生一卵，弃之猪、狗，皆不食；又弃之路，牛、马避而走；再弃之野，鸟用翅膀盖住。金蛙欲剖之，终不能破，只好归还柳花；柳花以物裹之置暖处，不久一个男婴破壳而出。此男婴长到7岁时，自作弓矢，百发百中，所以叫他朱蒙（夫余语，“善射”的意思）。金蛙长子带素要父亲杀了他，金蛙没有答应，让朱蒙养马。后来带素与大臣们又要合伙杀朱蒙，柳花知道这个消息后让朱蒙逃走，他便与乌引、乌违等3人向东南逃去，途中遇大水挡道，而后面夫余人紧追不舍，朱蒙对着水说：“我是皇天之子，河伯的外孙，今日遇难，追兵将至，怎么才能过河呢？”突然间水中鱼龟一起浮起来，变成了一座桥，朱蒙等人这才脱险。朱蒙等人到了普述水，又遇到3个人，这三人其中一人穿着麻衣，一人穿着纳衣、一人穿着藻衣。他们一同到了卒本川，并且在沸流谷忽本西城附近山上盖草房生活，称纥升骨城（在今辽宁省桓仁县东北30里的五女山上）。随后建国称王，袭用高句骊族称作国号，以高为姓。高句骊国的建立，是高句骊族社会发展的结果。通过这个传说我们可以看到高句骊族与夫余族的源流关系及其受夏商周文化的影响。 朱蒙建立高句骊国后，为了发展壮大，对邻近同族系各部兼并并且向外扩张。建国初期，朱蒙亲自到沸流国（在今富尔江流域）以相射校艺显示实力，迫使沸流国王松让次年投降。公元前32年（朱蒙六年），朱蒙又发兵进攻大白山东南荇人国（约在今朝鲜慈江道一带），夺其地为“城邑”。公元前28年，再以武力攻占了北沃沮（在今图们江流域）。朱蒙死后，后继者皆世代相承地把向境外扩展作为基本国策。瑠璃王（朱蒙的儿子，名类利，一作如栗或阎达）时，因先受夫余、鲜卑攻击，将王城由红升骨城迁国内城（今吉林省集安县城东），后又受王莽欺凌，向外扩张暂时为之收敛。到后期，又开始发兵侵梁貊（约在今太子河上游）。莫来（即大武神王）为王以后，为了反抗夫余族的压迫，于公元22年亲率兵攻打夫余，并且将夫余王带素杀死，将前来投降的万余名夫余人安置在椽那部。接着，公元26年又吞并了盖马国（在今朝鲜狼林山脉地区），杀其王，收其地为郡县。邻近的句茶国王闻盖马国王被杀“举国来降”。 瑠璃王在位后期，曾一度攻取汉乐浪郡（治所在今朝鲜平壤市）而有之。公元53年，宫继位（称太祖大王，或曰国祖王），隔两年伐东沃沮（亦称南沃沮，在今朝鲜咸镜南、北道），后又拓地至日本海，并迫使夫余称臣纳贡。 为了占有人烟稠密、物产富庶的辽东地区，宫整顿内部，加强集权；对被征服部落和民族，顺者抚之，逆者讨之。高句骊对辽东地区的扩张，先后受到东汉王朝、公孙氏、曹魏、慕容氏等多方面的打击，有几次几濒临灭亡。向南的扩张也不顺利，369年发兵2万进攻百济失败损失惨重。而百济于371年倾全国之力发兵北上，并且围困了平壤城，故国原王（名斯由，亦曰别）中箭身亡。 自宫以后至此约200年间，高句骊在发展中多次受挫。为了重振基业，丘夫（小兽林王）继位后，将其主要精力用于内政：创导佛法，统一思想；再建学校，提高人民素质；颁布律令，严整法纪。经过10多年的精心治理，经济得到了发展，军事实力也增强了。384年伊连（故国壤王）为王，第二年又开始向外扩张。特别是谈德（一名安，称广开土王，又名好太王）即位后，凭借国富民强的经济和军事实力，接连对新罗、百济、夫余等邻近民族和地区进行掠夺和吞并。413年巨连（亦单称琏，即长寿王）即位，经过一段时间经营，使句骊国先后占领的土地得以巩固，人口三倍于公元3世纪（三国）时期。鉴于先世向西发展多次受挫的教训，而且当时北魏又日益强大，统一朝鲜半岛成为高句骊主要目标。为实现这个目标，427年迁王城至平壤城（今平壤市）。此后，朝鲜半岛三国（新罗、高句骊、百济）的角逐，迄无休止，直至高句骊灭亡。 未迁都前的高句骊疆域，东临日本海，西至辽河，南达汉江以北，东北有栅城（今吉林省浑春市）地，西北约以今第二松花江左岸一线为界。高句骊国直到破灭时，只是在东南、西北、西南稍有拓展。高句骊人除从军的驻防于各地之外，主要聚居在以今吉林省集安县为中心的鸭绿江流域和松花江上游的辉发河一带。当时的高句骊内分五部：涓（一作消）奴部、桂娄部、绝奴部、顺奴部、灌奴部。涓奴部，亦称椽那部、西部、右部，即原沸流国王松让所在部落，在今富尔江流域，故史称高句骊初以此部为王，夫余王带素被杀后万余名投奔高句领的夫余人被置于此部；桂娄部，也叫内部、黄部，在今以辽宁省桓仁县为中心的浑江和鸭绿江中游，系朱蒙等人归附地之部落，故史称涓奴部稍微弱，后桂娄部代之为王；绝奴部，也叫提那部，为五部中的北部、后部，在今哈达岭以东的辉发河流域，世与王族联姻；顺奴部，也叫东部、左部，在今朝鲜慈江道一带，是由最先被征服的荇人国居民改组而成的；灌奴部，也叫贯那部、南部、前部，由盖马和句茶国居民改组而成。五部之外的沃沮等被征服部族，公元3世纪后也被同化于高句骊族，多数仍居故地，只是在被征服时有部分被俘掠的迁居他地。 高句骊族是夫余之后第二个建立王国政权的古代民族。王国的最高统治者称“王”，实行嫡长子继承制，只在嫡长子“不肖”的情况下才由次子继立，或实行兄终弟及制。高句骊职官有左辅、右辅、大主簿、国相、九使者、中畏大夫。由于立国后高句骊实行对外扩张，建立了一支庞大的军队。具体兵数不详，但从612年（隋大业八年）隋场帝征高句骊调集100余万军队未能取胜，645年（唐贞观十九年）唐太宗亲率大军攻下白崖城后，高句骊引兵15万（包括部分靺鞨兵）来援看高句骊后期的总兵数，至少在30万以上。军官有大模达（比卫将军）、末客（比中郎将）等。作战中的功勋卓著者，国王常赐给食邑。食邑中的居民，须纳租赋，承担摇役。一般居民，早期由各部首领统之，后期由州县管理。“大家”和“下户”是高句骊社会中的两大对立阶级，还有两种地位最低下的人户：一是“烟户”，在对外战争中被掠夺来的，国王死后为守墓户；二是奴婢，来源于被杀罪犯的家属等。租税按户征收，税每岁每户纳布5匹，谷5石；“游人”则三年一税，l0人共交细布1匹。租分上中下三等，耕户每年交谷1石，或7斗，或5斗。对叛变和谋逆者用刑最严，均缚之于柱，燕而斩之，并籍没其家。临阵脱逃、杀人行劫者，亦处斩。盗他人财物，以10倍（后为12倍）罚之。由于用刑严峻，社会内部很少犯罪有的现象。 高句骊族有渔猎、畜牧、农业、手工业等社会生产方式。其中农业占主要地位，不过，早期由于分布在今浑江流域一带的山区，地少而瘠，所以收获极薄，故高句骊人有节食习惯。公元3世纪时，农业中已存在雇佣劳动。渔猎业在社会生产中，已退居辅助地位，但由于农业收获有限，狞猎仍是补充衣食之需和习“骑射”的一种一举两得的生产，故一直为高句颐人重视。畜牧业以养“便登山”的3尺马闻名中原。传说朱蒙即乘此种属“果下马”种的马。手工业行业很多，有纺织、建筑、冶炼、制陶、酿造、工艺美术等。其中建筑业独具风格，以善作山城，好修宫室为当时邻近各民族所不及。冶炼的金银，除用作冠饰外，是用作向中原王朝的贡物之一；铁除了自用，也用于对外交换，室韦人所用“金铁”率赖其供给。 文化习俗方面高句骊族既有本民族特色，又深受汉族的影响。他们有自己的语言，但无自己的文字，使用汉文。衣著平时穿布帛，节日衣锦绣，以金银饰冠带，有等级之分。随山谷筑住屋，除王宫、官府、佛寺以瓦为屋面，平民居室皆以草盖顶。外出走路多急行。婚姻以男女相悦为前提，实行男先就女家的一夫一妻制。婚姻谈成后，女家于屋后筑小屋，名“婿屋”，男届时暮至女家户外，跪拜乞求与女宿，如是者再三。女父母乃允之。待生子长大后，男携妻子而归。无财礼之聘，男家只在成婚时送女家一些猪酒；若有受财物者，以为卖婢，人共耻之。史称“其俗淫”，反映了高句辆社会内部还有群婚制遗风。人死，摈三年择日而葬。葬时，早期将死者生前金银财物随之入葬，后则置于墓侧，由“会葬”者争取而去。对死者，只在死时哭泣，葬时则鼓舞作乐以送之。俗以十月祭天，“国中大会”，名曰“东盟”，人皆衣锦锈。俗敬鬼神，372年前秦遣使送其佛像经文后，遂流行崇佛。后来也信道教。高句骊族人性“凶急，喜寇钞”；爱洁净，好歌舞。当夜暮降临，“邑落”男女不分贵贱，群聚歌戏。乐有五弦琴、筝、横吹、萧、鼓等。发掘的墓葬表明，壁画艺术相当发达，并深受中原文化影响。 高句骊人在建国前，已是汉王朝版图内的居民。公元前l08年（西汉元封三年），汉武帝破卫氏朝鲜后．次年设玄菟郡，以其地置高句骊县（县治在今辽宁省新宾满族自治县老城附近）。高句领国建立后，与汉廷建立了“藩属”关系，成为汉的侯国，负有从征义务。西汉末，王莽伐匈奴，调高句骑兵随征，先是其人不欲行，后亡奔为寇，王莽为此斩高句骊侯驺，又更名高句骊为“下句骊”作为惩罚。王莽的倒行逆施，激起高句骊人反叛。东汉建立后，东北各族纷纷归附，高句骊王于公元32年（建武八年）遣使朝贡，光武帝恢复其原有称号。后来，高句骊对东汉时叛时服。由于高句骊历世为王者奉行扩展领地、掠夺人口财物的方针，一旦有机可乘，即“寇钞”辽东郡、乐浪郡，或出兵玄菟郡；当遭到汉军的沉重打击后，又一次次“乞属玄菟郡”。汉末公孙度称雄辽东，高句骊遣使通好，还曾派兵助度讨“富山贼”。 三国时，高句骊转臣曹魏，同时又暗通东吴。公元234年曹魏遣使高句骊和亲，从此专臣于曹魏，并在236年斩东吴使臣胡卫，传其首于曹魏幽州。238年曹魏讨公孙渊，东川王遣主簿、大加将兵助讨。公孙氏政权垮台后，东川王欲取代公孙氏称霸辽东，几次派兵袭取辽东郡西安平县等地，招致曹魏于正始中（240一249）派幽州刺史毌丘俭征讨，破其王城，东川王单将妻子东逃。 降至晋，鲜卑慕容氏顺起，向东发展，而受毌丘俭打击后的高句骊时已恢复元气，于是双方对辽东地区展开激烈争夺。慕容皝建前燕后，向高句骊展开进攻，339年前燕兵至新城（今辽宁省抚顺市北高尔山山城），故国原王被迫“乞盟”，次年派“世子”朝燕。总之，这一时期，高句骊胜则尽情掠取，败则乞盟。鉴于此，慕容皝为解除向中原发展的后顾之忧，于342年遣1。5万兵出北道，亲统4万大军出南道，直攻其王城丸都（在今吉林省集安县西通沟）。高句骊由于对慕容皝的军事部署估计错误，丸都被攻破。慕容皝破丸都后，因北道兵“皆败没”，不敢追钊，便囚其母，发钊父美川王尸，掠其府库累世所积财宝，虏男女5万余口，毁丸都城而还。钊被迫于次年遣弟入燕称臣纳贡，皝才还美川王尸，仍留其母为质。355年，钊接受燕封官爵，才迎还其母。前燕被前秦破后，高句骊南向与百济争夺，亲善前秦，由是双方来往密切，佛教即于是时由前秦传入高句骊。 413年巨连即位后，当年遣长史入东晋奉表献赭白马，受封为乐浪郡公。425年，又遣使至后魏朝贡，迁都平壤后，直到公元7世纪前期，高句骊诸王均与中原王朝保持臣属关系。由于高句骊迁都平壤后，对新罗、百济的进攻越来越频繁，新罗、百济为了生存，总是在危急时请求中原王朝援助；而中原的形势是，6世纪末、7世纪初，隋唐王朝先后统一了全国大部分疆土，对肆意扩张，不听劝解，进而向辽西拓地的高句骊，曾多次倾全国之师进行征讨，高句骊国终于在668年被唐与新罗联军所破灭。 高句骊国亡后，高句骊族随之解体。关于高句骊民族的流向，传统的看法都认为是今朝鲜族。但近年有人提出了不同看法，认为关于高句骊民族的去向，可分为四份：即入中原、入突厥、入靺鞨、入新罗。其中加入靺鞨者，指的是加入渤海。高句骊人在渤海民族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渤海灭亡后，融入渤海的高句骊人，被辽、金西迁，先到了东蒙辽东，后到山东，最后大多都融入到汉族。而流入新罗的高句骊人和原来居住在大同江流域的高句骊人。以后大都融入到新罗族中，成为今天朝鲜族的一部分。
契丹篇：金马鞍与鸡冠壶
契丹族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有深远影响的少数民族。“契丹”本意为镔铁，表示坚固。由于契丹的名声远杨，国外有些民族至今仍然把中国称做“契丹”。 契丹本属东胡族系，是鲜卑的一支，4世纪中从鲜卑族中分离出来，游牧于潢水（今内蒙古赤峰市境内的锡拉木伦河）。土河（今赤峰市境内的老哈河）一带。6世纪前期，契丹族尚处在部落阶段，唐初形成部落联盟，曾臣服于漠北的突厥汗国。唐太宗贞观二年（628年），契丹部落联盟背弃突厥，归附唐朝。契丹与唐朝之间，既有朝贡、入仕和贸易，也有战争和掳掠。907年，契丹建立了政权，成为中国北方一个强大势力。916年，契丹族首领那律阿保机创建契丹国。947年，太宗耶律德光改国号为辽，辽成为中国北方统一的政权。契丹王国强盛，其疆域东自大海，西至流沙，南越长城，北绝大漠。1125年，辽为金所灭，此后契丹逐渐被融合。 契丹是一个进取开放的民族，通过与中原及西方的密切交往，创造了具有特色的文化。契丹人采取因俗而治的政策，“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又仿汉制实行科举，制订成文法典。建立全体男丁皆人兵籍的兵制，又依本身游牧民族习俗而首创五京制。共建有5个都城，即上京、中京、东京、南京和西京。其中首都辽上京和陪都辽中京均建在北方草原契丹本土内（今内蒙古赤峰市境内），是著名的草原城市。 契丹人于920年仿汉字偏旁创制了契丹文字，史称大字，后又仿回鹃文创制了契丹小字。契丹文字的创造标志着契丹族的进步。契丹人还喜欢绘画，皇太子耶律倍便是契丹国著名的画家，尤其擅画马。契丹族广建佛寺和佛塔，使辽王朝的文化颇为昌盛。内蒙古草原东部是契丹族的发祥地，也是其立国后统治的中心区。在这里留下了大量珍贵的契丹族遗迹遗物，成为草原文明繁荣的象征。 契丹是骑马打天下的民族，骑兵部队是其立国之本，契丹骑兵骁勇善战，与宋、西夏战争中经常取胜。在契丹贵族墓葬中，均有殉马或马具随葬，还有打马球图、引马图等壁画。 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白塔子辽墓出土的《契丹人引马图》，描绘了一个髡发短须的契丹引马，右手执杖，左手牵一匹膘月巴体壮的枣红马。这是研究辽代契丹风俗、服饰及马具的珍贵资料。马鞍具和铰铁兵器也是契丹贵族墓中常见的物品，特别是契丹鞍，可以与中原的端砚、蜀锦、定瓷并称，被北宋人评为“天下第一”。出土于赤峰市大营子辽驸马赠卫国王墓的铜鎏金马鞍具等全套马饰具，数量达l64件，反映了江代马具成套成成组配置随葬的特征。 契丹瓷器是在契丹传统制陶工艺的基础上，吸收北方系统的瓷器技法而饶制的，在五工和北宋时期南北诸窑的产品中独树一帜。其中，具有契丹族传统工艺的仿皮囊式鸡冠壶可谓辽瓷中的典型器物。鸡冠壶造型别致，制作精美，堪称国之瑰宝。此外，如内蒙古博物馆馆藏的三彩摩揭壶、“官”字款镶金口白瓷盘、绿釉刻花凤首瓶等瓷器，皆为辽瓷中的佳品。近年，考古工作者在赤峰市松山区发现了松州窑，又称“缸瓦窑”，这是辽金两代的官窑址，被誉为草原瓷都。 辽代金银器是中国古代金银器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集中体现了契丹贵族的奢华生活，也反映了契丹本上文化与内地文化、外域文化之间的交融。辽代贵族墓葬中大量出土金银器。如赤峰市耶律羽之墓中出土的花式口圈足金杯、金花工艺御赐“万岁台”石砚、金花银唾盂、摩羯纹金花银碗，哲盟奈曼旗陈国公主墓出土的鎏金道教银冠、錾花银靴、金銙银碟躞带等，皆是辽代金器中之上品。 契丹王国与周边各族各国的交往甚为密切，经济文化各方面都融合了其他民族文化因素，尤其与汉文化的交融最为深入。以服饰为例，契丹人传统的服装为长袍左衽，圆领窄袖，腰间束带，下穿长裤，裤在靴筒之内。在内蒙古兴安盟出土的大批契丹式服装，表现了契丹服饰的丰富多采。其中有些服饰的图案具有明显中原特色。出土于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宝山2号辽墓的《仕女出游图》，高0。7米，宽2。3米，为巨幅工笔重彩，具有晚唐至五代宫廷绘画的风格。图中女主人可能是从内地远嫁到契丹的汉家闺秀，颇具中原仕女的风尚。此壁画对于研究唐末五代的绘画艺术及契丹与中原的关系，具有重要价值。 契丹王国统治者崇信佛教，自太祖以来一代胜似一代，至道宗时达到极盛。百多年间，契丹皇族和高级僧侣投入巨资，请能工巧匠建造了大量佛教寺院，与寺院密不可分的辽塔和佛教法器也大量出现。内蒙古地区现存著名的辽塔有中京大明塔、上京南塔、庆州白塔、丰州万部华严经塔等。在庆州白塔内出土的释迦涅槃石雕像、万部华严经塔砖雕菩萨头像、白瓷迦叶、阿难像等文物，都是辽代佛教艺术的代表作。 契丹王国在沟通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方面，也有很大贡献，由于辽国的疆域东西横长，正好成为东西方交流的渠道。在辽代贵族墓葬中出土的琥珀、玛淄和玻璃筹文物，很多都来自西方。
穴居肃慎：挹娄篇 ，挹娄族称的出现及族史
挹娄是肃慎族系继肃慎称号后使用的第二个族称，前后约有600余年（汉至晋）。公元5世纪后，改号勿吉。 挹娄族称出现于公元前1—2世纪时（西汉），挹娄一词，含义有两说：一，音近通古斯语“鹿”，为鹿之意；二，与满语“叶鲁”音近，为岩穴之穴的意思。《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载挹娄人俗好养猪，食其肉，衣其皮。又从“常穴居”分析，后说是比较可信的。挹娄用作族称，即“穴居人”的意思。挹娄称号本是他称，久之成为族称，然直到公元554年（北齐天保五年），他们向中原王朝纳贡还自称肃慎。挹娄源于肃慎，参稽诸史，有明确记载，是可信的。 与秦汉时期相比较挹娄的活动区域仍在今辽宁省东北部和吉林、黑龙江两省东半部及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的广大地区内，并没有发生变动，到南北朝时期，挹娄势力衰落，而与挹娄为同一近亲群体的勿吉势力兴起，史书对勿吉记载见多，但挹娄仍然存在。 挹娄有渔猎业、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山林中的野兽和江河湖泊中的鱼类，是食物的主要来源。狩猎用的工具还是以弓箭为主，“弓长四尺，力如弩，矢用楛，长尺八寸，青石为镞”。不过，与肃慎时比较，“石弩”已有很大改进和发展，这不仅反映在使用的箭“簇皆施毒”，中者即死，而且在距今1700年左右的宁安县东康遗址中，发现了仿金属工具制造的圆铤双翼石簇，还出土了三棱形骨簇。猎取的对象，有狍、鹿、貂等。考古发现的鹿、犯、播等兽骨皆带有烧痕，说明他们猎取这些肉多毛厚的野兽，是为解决衣食之需。历史上有名的“挹娄貂”反映出捕貂是为获取貂皮向中原王朝纳贡和与中原居民或邻近民族的交换。鱼网和鱼钩是挹娄人的主要捕鱼工具，已熟练地掌握了网捕和钩鱼等捕捞方法，因为在挹娄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的石网坠，发现了钩网器和“精细的鱼钩”。 分布其区域南部平原和半山地区的部落主要从事农业生产。农作物有五谷和麻，出土的随葬谷物包括粟、豆、荏、西天谷、黍、稷等。麻用作织麻布。畜牧业是各户在从事其它生产同时兼营的一项生产。饲养的牲畜主要是猪，其次是马，牛的数量极有限，马是对外的交换物。手工业门类很多，有纺织、制陶、造船、石器与骨器的加工等。而且当时人们已经掌握了造船技术，不过具体如何制造现在还没有资料记载。当时所产的赤玉，与貂皮驰名中原。 挹娄当时的社会经济还是一种原始生产形态，虽然农业有一定的发展，但主要生产工具还是石器，这说明还是一种比较落后的经济形态。 挹娄时期的东北面，开始有处于鼎盛时期的夫余族，后来又有高句骊族的兴起，这一局势影响着挹娄与中原及邻近各民族的关系。 夫余贵族趁秦末汉初的中原大乱之机，大肆欺凌邻近弱小民族，挹娄就在这种情况下被迫臣属于夫余国，并向夫余贵族缴纳繁重的赋税，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公元3世纪初。在长达400余年的臣服于夫余的时间里，挹娄慢慢地让自己强大起来。社会进步使他们越来越不能忍受夫余贵族的压迫，便要求挣脱这种民族压迫和剥削，于是在曹魏黄初年间（220—226）举兵反抗。夫余贵族多次派兵镇压，但未能使挹娄人屈服，至此挹娄人摆脱了夫余的压迫和统治。 挹娄虽深受夫余、高句骊的民族压迫和剥削，但凭着“便乘船”、“善射”的优势，对居住今图们江流域人少势弱的北沃沮，进行肆元忌惮的“寇钞”，致使北沃沮人常躲到深山岩穴中防备其袭击，只在冬天冰封河道后，才返回村中居住。 挹娄在236年（魏青龙四年），与曹魏建立臣属关系，曹魏将其划归辽东郡管辖。这是挹娄民族继春秋（公元前770一前476）肃慎以后，第一次与中原直接来往，并自此保持着融洽的臣属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