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始祖：高句骊篇， 高句骊国简史
高句骊是我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之一，为古朝鲜的国名。它是我国东北史上的一个重要民族，最早出现于我国东北地区，以后部分南迁朝鲜半岛加入今朝鲜族中，部分居住在我国东北地区，加入中国各民族中。高句骊政权存在705年。高句骊族在朱蒙建高句骊国前，以氏族、部落为单位，分布于今辽宁省新宾满族自治县至吉林省集安县一带，高句骊国的建立，标志着高句骊族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同时也是高句骊共同体兴起的开端。以后，随着高句骊自的强盛和破灭，高句骊共同体也随之壮大发展和解体。 高句骊国建于西汉建昭二年（公元前37年）。其中还有一个传说，传说高句骊始祖朱蒙（邹牟）本来出自夫余族，是夫余王金蛙在长白山南所得一个女子名叫柳花（河神的女儿），因感日照有孕卵生。金蛙见柳花生一卵，弃之猪、狗，皆不食；又弃之路，牛、马避而走；再弃之野，鸟用翅膀盖住。金蛙欲剖之，终不能破，只好归还柳花；柳花以物裹之置暖处，不久一个男婴破壳而出。此男婴长到7岁时，自作弓矢，百发百中，所以叫他朱蒙（夫余语，“善射”的意思）。金蛙长子带素要父亲杀了他，金蛙没有答应，让朱蒙养马。后来带素与大臣们又要合伙杀朱蒙，柳花知道这个消息后让朱蒙逃走，他便与乌引、乌违等3人向东南逃去，途中遇大水挡道，而后面夫余人紧追不舍，朱蒙对着水说：“我是皇天之子，河伯的外孙，今日遇难，追兵将至，怎么才能过河呢？”突然间水中鱼龟一起浮起来，变成了一座桥，朱蒙等人这才脱险。朱蒙等人到了普述水，又遇到3个人，这三人其中一人穿着麻衣，一人穿着纳衣、一人穿着藻衣。他们一同到了卒本川，并且在沸流谷忽本西城附近山上盖草房生活，称纥升骨城（在今辽宁省桓仁县东北30里的五女山上）。随后建国称王，袭用高句骊族称作国号，以高为姓。高句骊国的建立，是高句骊族社会发展的结果。通过这个传说我们可以看到高句骊族与夫余族的源流关系及其受夏商周文化的影响。 朱蒙建立高句骊国后，为了发展壮大，对邻近同族系各部兼并并且向外扩张。建国初期，朱蒙亲自到沸流国（在今富尔江流域）以相射校艺显示实力，迫使沸流国王松让次年投降。公元前32年（朱蒙六年），朱蒙又发兵进攻大白山东南荇人国（约在今朝鲜慈江道一带），夺其地为“城邑”。公元前28年，再以武力攻占了北沃沮（在今图们江流域）。朱蒙死后，后继者皆世代相承地把向境外扩展作为基本国策。瑠璃王（朱蒙的儿子，名类利，一作如栗或阎达）时，因先受夫余、鲜卑攻击，将王城由红升骨城迁国内城（今吉林省集安县城东），后又受王莽欺凌，向外扩张暂时为之收敛。到后期，又开始发兵侵梁貊（约在今太子河上游）。莫来（即大武神王）为王以后，为了反抗夫余族的压迫，于公元22年亲率兵攻打夫余，并且将夫余王带素杀死，将前来投降的万余名夫余人安置在椽那部。接着，公元26年又吞并了盖马国（在今朝鲜狼林山脉地区），杀其王，收其地为郡县。邻近的句茶国王闻盖马国王被杀“举国来降”。 瑠璃王在位后期，曾一度攻取汉乐浪郡（治所在今朝鲜平壤市）而有之。公元53年，宫继位（称太祖大王，或曰国祖王），隔两年伐东沃沮（亦称南沃沮，在今朝鲜咸镜南、北道），后又拓地至日本海，并迫使夫余称臣纳贡。 为了占有人烟稠密、物产富庶的辽东地区，宫整顿内部，加强集权；对被征服部落和民族，顺者抚之，逆者讨之。高句骊对辽东地区的扩张，先后受到东汉王朝、公孙氏、曹魏、慕容氏等多方面的打击，有几次几濒临灭亡。向南的扩张也不顺利，369年发兵2万进攻百济失败损失惨重。而百济于371年倾全国之力发兵北上，并且围困了平壤城，故国原王（名斯由，亦曰别）中箭身亡。 自宫以后至此约200年间，高句骊在发展中多次受挫。为了重振基业，丘夫（小兽林王）继位后，将其主要精力用于内政：创导佛法，统一思想；再建学校，提高人民素质；颁布律令，严整法纪。经过10多年的精心治理，经济得到了发展，军事实力也增强了。384年伊连（故国壤王）为王，第二年又开始向外扩张。特别是谈德（一名安，称广开土王，又名好太王）即位后，凭借国富民强的经济和军事实力，接连对新罗、百济、夫余等邻近民族和地区进行掠夺和吞并。413年巨连（亦单称琏，即长寿王）即位，经过一段时间经营，使句骊国先后占领的土地得以巩固，人口三倍于公元3世纪（三国）时期。鉴于先世向西发展多次受挫的教训，而且当时北魏又日益强大，统一朝鲜半岛成为高句骊主要目标。为实现这个目标，427年迁王城至平壤城（今平壤市）。此后，朝鲜半岛三国（新罗、高句骊、百济）的角逐，迄无休止，直至高句骊灭亡。 未迁都前的高句骊疆域，东临日本海，西至辽河，南达汉江以北，东北有栅城（今吉林省浑春市）地，西北约以今第二松花江左岸一线为界。高句骊国直到破灭时，只是在东南、西北、西南稍有拓展。高句骊人除从军的驻防于各地之外，主要聚居在以今吉林省集安县为中心的鸭绿江流域和松花江上游的辉发河一带。当时的高句骊内分五部：涓（一作消）奴部、桂娄部、绝奴部、顺奴部、灌奴部。涓奴部，亦称椽那部、西部、右部，即原沸流国王松让所在部落，在今富尔江流域，故史称高句骊初以此部为王，夫余王带素被杀后万余名投奔高句领的夫余人被置于此部；桂娄部，也叫内部、黄部，在今以辽宁省桓仁县为中心的浑江和鸭绿江中游，系朱蒙等人归附地之部落，故史称涓奴部稍微弱，后桂娄部代之为王；绝奴部，也叫提那部，为五部中的北部、后部，在今哈达岭以东的辉发河流域，世与王族联姻；顺奴部，也叫东部、左部，在今朝鲜慈江道一带，是由最先被征服的荇人国居民改组而成的；灌奴部，也叫贯那部、南部、前部，由盖马和句茶国居民改组而成。五部之外的沃沮等被征服部族，公元3世纪后也被同化于高句骊族，多数仍居故地，只是在被征服时有部分被俘掠的迁居他地。 高句骊族是夫余之后第二个建立王国政权的古代民族。王国的最高统治者称“王”，实行嫡长子继承制，只在嫡长子“不肖”的情况下才由次子继立，或实行兄终弟及制。高句骊职官有左辅、右辅、大主簿、国相、九使者、中畏大夫。由于立国后高句骊实行对外扩张，建立了一支庞大的军队。具体兵数不详，但从612年（隋大业八年）隋场帝征高句骊调集100余万军队未能取胜，645年（唐贞观十九年）唐太宗亲率大军攻下白崖城后，高句骊引兵15万（包括部分靺鞨兵）来援看高句骊后期的总兵数，至少在30万以上。军官有大模达（比卫将军）、末客（比中郎将）等。作战中的功勋卓著者，国王常赐给食邑。食邑中的居民，须纳租赋，承担摇役。一般居民，早期由各部首领统之，后期由州县管理。“大家”和“下户”是高句骊社会中的两大对立阶级，还有两种地位最低下的人户：一是“烟户”，在对外战争中被掠夺来的，国王死后为守墓户；二是奴婢，来源于被杀罪犯的家属等。租税按户征收，税每岁每户纳布5匹，谷5石；“游人”则三年一税，l0人共交细布1匹。租分上中下三等，耕户每年交谷1石，或7斗，或5斗。对叛变和谋逆者用刑最严，均缚之于柱，燕而斩之，并籍没其家。临阵脱逃、杀人行劫者，亦处斩。盗他人财物，以10倍（后为12倍）罚之。由于用刑严峻，社会内部很少犯罪有的现象。 高句骊族有渔猎、畜牧、农业、手工业等社会生产方式。其中农业占主要地位，不过，早期由于分布在今浑江流域一带的山区，地少而瘠，所以收获极薄，故高句骊人有节食习惯。公元3世纪时，农业中已存在雇佣劳动。渔猎业在社会生产中，已退居辅助地位，但由于农业收获有限，狞猎仍是补充衣食之需和习“骑射”的一种一举两得的生产，故一直为高句颐人重视。畜牧业以养“便登山”的3尺马闻名中原。传说朱蒙即乘此种属“果下马”种的马。手工业行业很多，有纺织、建筑、冶炼、制陶、酿造、工艺美术等。其中建筑业独具风格，以善作山城，好修宫室为当时邻近各民族所不及。冶炼的金银，除用作冠饰外，是用作向中原王朝的贡物之一；铁除了自用，也用于对外交换，室韦人所用“金铁”率赖其供给。 文化习俗方面高句骊族既有本民族特色，又深受汉族的影响。他们有自己的语言，但无自己的文字，使用汉文。衣著平时穿布帛，节日衣锦绣，以金银饰冠带，有等级之分。随山谷筑住屋，除王宫、官府、佛寺以瓦为屋面，平民居室皆以草盖顶。外出走路多急行。婚姻以男女相悦为前提，实行男先就女家的一夫一妻制。婚姻谈成后，女家于屋后筑小屋，名“婿屋”，男届时暮至女家户外，跪拜乞求与女宿，如是者再三。女父母乃允之。待生子长大后，男携妻子而归。无财礼之聘，男家只在成婚时送女家一些猪酒；若有受财物者，以为卖婢，人共耻之。史称“其俗淫”，反映了高句辆社会内部还有群婚制遗风。人死，摈三年择日而葬。葬时，早期将死者生前金银财物随之入葬，后则置于墓侧，由“会葬”者争取而去。对死者，只在死时哭泣，葬时则鼓舞作乐以送之。俗以十月祭天，“国中大会”，名曰“东盟”，人皆衣锦锈。俗敬鬼神，372年前秦遣使送其佛像经文后，遂流行崇佛。后来也信道教。高句骊族人性“凶急，喜寇钞”；爱洁净，好歌舞。当夜暮降临，“邑落”男女不分贵贱，群聚歌戏。乐有五弦琴、筝、横吹、萧、鼓等。发掘的墓葬表明，壁画艺术相当发达，并深受中原文化影响。 高句骊人在建国前，已是汉王朝版图内的居民。公元前l08年（西汉元封三年），汉武帝破卫氏朝鲜后．次年设玄菟郡，以其地置高句骊县（县治在今辽宁省新宾满族自治县老城附近）。高句领国建立后，与汉廷建立了“藩属”关系，成为汉的侯国，负有从征义务。西汉末，王莽伐匈奴，调高句骑兵随征，先是其人不欲行，后亡奔为寇，王莽为此斩高句骊侯驺，又更名高句骊为“下句骊”作为惩罚。王莽的倒行逆施，激起高句骊人反叛。东汉建立后，东北各族纷纷归附，高句骊王于公元32年（建武八年）遣使朝贡，光武帝恢复其原有称号。后来，高句骊对东汉时叛时服。由于高句骊历世为王者奉行扩展领地、掠夺人口财物的方针，一旦有机可乘，即“寇钞”辽东郡、乐浪郡，或出兵玄菟郡；当遭到汉军的沉重打击后，又一次次“乞属玄菟郡”。汉末公孙度称雄辽东，高句骊遣使通好，还曾派兵助度讨“富山贼”。 三国时，高句骊转臣曹魏，同时又暗通东吴。公元234年曹魏遣使高句骊和亲，从此专臣于曹魏，并在236年斩东吴使臣胡卫，传其首于曹魏幽州。238年曹魏讨公孙渊，东川王遣主簿、大加将兵助讨。公孙氏政权垮台后，东川王欲取代公孙氏称霸辽东，几次派兵袭取辽东郡西安平县等地，招致曹魏于正始中（240一249）派幽州刺史毌丘俭征讨，破其王城，东川王单将妻子东逃。 降至晋，鲜卑慕容氏顺起，向东发展，而受毌丘俭打击后的高句骊时已恢复元气，于是双方对辽东地区展开激烈争夺。慕容皝建前燕后，向高句骊展开进攻，339年前燕兵至新城（今辽宁省抚顺市北高尔山山城），故国原王被迫“乞盟”，次年派“世子”朝燕。总之，这一时期，高句骊胜则尽情掠取，败则乞盟。鉴于此，慕容皝为解除向中原发展的后顾之忧，于342年遣1。5万兵出北道，亲统4万大军出南道，直攻其王城丸都（在今吉林省集安县西通沟）。高句骊由于对慕容皝的军事部署估计错误，丸都被攻破。慕容皝破丸都后，因北道兵“皆败没”，不敢追钊，便囚其母，发钊父美川王尸，掠其府库累世所积财宝，虏男女5万余口，毁丸都城而还。钊被迫于次年遣弟入燕称臣纳贡，皝才还美川王尸，仍留其母为质。355年，钊接受燕封官爵，才迎还其母。前燕被前秦破后，高句骊南向与百济争夺，亲善前秦，由是双方来往密切，佛教即于是时由前秦传入高句骊。 413年巨连即位后，当年遣长史入东晋奉表献赭白马，受封为乐浪郡公。425年，又遣使至后魏朝贡，迁都平壤后，直到公元7世纪前期，高句骊诸王均与中原王朝保持臣属关系。由于高句骊迁都平壤后，对新罗、百济的进攻越来越频繁，新罗、百济为了生存，总是在危急时请求中原王朝援助；而中原的形势是，6世纪末、7世纪初，隋唐王朝先后统一了全国大部分疆土，对肆意扩张，不听劝解，进而向辽西拓地的高句骊，曾多次倾全国之师进行征讨，高句骊国终于在668年被唐与新罗联军所破灭。 高句骊国亡后，高句骊族随之解体。关于高句骊民族的流向，传统的看法都认为是今朝鲜族。但近年有人提出了不同看法，认为关于高句骊民族的去向，可分为四份：即入中原、入突厥、入靺鞨、入新罗。其中加入靺鞨者，指的是加入渤海。高句骊人在渤海民族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渤海灭亡后，融入渤海的高句骊人，被辽、金西迁，先到了东蒙辽东，后到山东，最后大多都融入到汉族。而流入新罗的高句骊人和原来居住在大同江流域的高句骊人。以后大都融入到新罗族中，成为今天朝鲜族的一部分。
契丹篇：金马鞍与鸡冠壶
契丹族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有深远影响的少数民族。“契丹”本意为镔铁，表示坚固。由于契丹的名声远杨，国外有些民族至今仍然把中国称做“契丹”。 契丹本属东胡族系，是鲜卑的一支，4世纪中从鲜卑族中分离出来，游牧于潢水（今内蒙古赤峰市境内的锡拉木伦河）。土河（今赤峰市境内的老哈河）一带。6世纪前期，契丹族尚处在部落阶段，唐初形成部落联盟，曾臣服于漠北的突厥汗国。唐太宗贞观二年（628年），契丹部落联盟背弃突厥，归附唐朝。契丹与唐朝之间，既有朝贡、入仕和贸易，也有战争和掳掠。907年，契丹建立了政权，成为中国北方一个强大势力。916年，契丹族首领那律阿保机创建契丹国。947年，太宗耶律德光改国号为辽，辽成为中国北方统一的政权。契丹王国强盛，其疆域东自大海，西至流沙，南越长城，北绝大漠。1125年，辽为金所灭，此后契丹逐渐被融合。 契丹是一个进取开放的民族，通过与中原及西方的密切交往，创造了具有特色的文化。契丹人采取因俗而治的政策，“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又仿汉制实行科举，制订成文法典。建立全体男丁皆人兵籍的兵制，又依本身游牧民族习俗而首创五京制。共建有5个都城，即上京、中京、东京、南京和西京。其中首都辽上京和陪都辽中京均建在北方草原契丹本土内（今内蒙古赤峰市境内），是著名的草原城市。 契丹人于920年仿汉字偏旁创制了契丹文字，史称大字，后又仿回鹃文创制了契丹小字。契丹文字的创造标志着契丹族的进步。契丹人还喜欢绘画，皇太子耶律倍便是契丹国著名的画家，尤其擅画马。契丹族广建佛寺和佛塔，使辽王朝的文化颇为昌盛。内蒙古草原东部是契丹族的发祥地，也是其立国后统治的中心区。在这里留下了大量珍贵的契丹族遗迹遗物，成为草原文明繁荣的象征。 契丹是骑马打天下的民族，骑兵部队是其立国之本，契丹骑兵骁勇善战，与宋、西夏战争中经常取胜。在契丹贵族墓葬中，均有殉马或马具随葬，还有打马球图、引马图等壁画。 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白塔子辽墓出土的《契丹人引马图》，描绘了一个髡发短须的契丹引马，右手执杖，左手牵一匹膘月巴体壮的枣红马。这是研究辽代契丹风俗、服饰及马具的珍贵资料。马鞍具和铰铁兵器也是契丹贵族墓中常见的物品，特别是契丹鞍，可以与中原的端砚、蜀锦、定瓷并称，被北宋人评为“天下第一”。出土于赤峰市大营子辽驸马赠卫国王墓的铜鎏金马鞍具等全套马饰具，数量达l64件，反映了江代马具成套成成组配置随葬的特征。 契丹瓷器是在契丹传统制陶工艺的基础上，吸收北方系统的瓷器技法而饶制的，在五工和北宋时期南北诸窑的产品中独树一帜。其中，具有契丹族传统工艺的仿皮囊式鸡冠壶可谓辽瓷中的典型器物。鸡冠壶造型别致，制作精美，堪称国之瑰宝。此外，如内蒙古博物馆馆藏的三彩摩揭壶、“官”字款镶金口白瓷盘、绿釉刻花凤首瓶等瓷器，皆为辽瓷中的佳品。近年，考古工作者在赤峰市松山区发现了松州窑，又称“缸瓦窑”，这是辽金两代的官窑址，被誉为草原瓷都。 辽代金银器是中国古代金银器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集中体现了契丹贵族的奢华生活，也反映了契丹本上文化与内地文化、外域文化之间的交融。辽代贵族墓葬中大量出土金银器。如赤峰市耶律羽之墓中出土的花式口圈足金杯、金花工艺御赐“万岁台”石砚、金花银唾盂、摩羯纹金花银碗，哲盟奈曼旗陈国公主墓出土的鎏金道教银冠、錾花银靴、金銙银碟躞带等，皆是辽代金器中之上品。 契丹王国与周边各族各国的交往甚为密切，经济文化各方面都融合了其他民族文化因素，尤其与汉文化的交融最为深入。以服饰为例，契丹人传统的服装为长袍左衽，圆领窄袖，腰间束带，下穿长裤，裤在靴筒之内。在内蒙古兴安盟出土的大批契丹式服装，表现了契丹服饰的丰富多采。其中有些服饰的图案具有明显中原特色。出土于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宝山2号辽墓的《仕女出游图》，高0。7米，宽2。3米，为巨幅工笔重彩，具有晚唐至五代宫廷绘画的风格。图中女主人可能是从内地远嫁到契丹的汉家闺秀，颇具中原仕女的风尚。此壁画对于研究唐末五代的绘画艺术及契丹与中原的关系，具有重要价值。 契丹王国统治者崇信佛教，自太祖以来一代胜似一代，至道宗时达到极盛。百多年间，契丹皇族和高级僧侣投入巨资，请能工巧匠建造了大量佛教寺院，与寺院密不可分的辽塔和佛教法器也大量出现。内蒙古地区现存著名的辽塔有中京大明塔、上京南塔、庆州白塔、丰州万部华严经塔等。在庆州白塔内出土的释迦涅槃石雕像、万部华严经塔砖雕菩萨头像、白瓷迦叶、阿难像等文物，都是辽代佛教艺术的代表作。 契丹王国在沟通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方面，也有很大贡献，由于辽国的疆域东西横长，正好成为东西方交流的渠道。在辽代贵族墓葬中出土的琥珀、玛淄和玻璃筹文物，很多都来自西方。
穴居肃慎：挹娄篇 ，挹娄族称的出现及族史
挹娄是肃慎族系继肃慎称号后使用的第二个族称，前后约有600余年（汉至晋）。公元5世纪后，改号勿吉。 挹娄族称出现于公元前1—2世纪时（西汉），挹娄一词，含义有两说：一，音近通古斯语“鹿”，为鹿之意；二，与满语“叶鲁”音近，为岩穴之穴的意思。《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载挹娄人俗好养猪，食其肉，衣其皮。又从“常穴居”分析，后说是比较可信的。挹娄用作族称，即“穴居人”的意思。挹娄称号本是他称，久之成为族称，然直到公元554年（北齐天保五年），他们向中原王朝纳贡还自称肃慎。挹娄源于肃慎，参稽诸史，有明确记载，是可信的。 与秦汉时期相比较挹娄的活动区域仍在今辽宁省东北部和吉林、黑龙江两省东半部及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的广大地区内，并没有发生变动，到南北朝时期，挹娄势力衰落，而与挹娄为同一近亲群体的勿吉势力兴起，史书对勿吉记载见多，但挹娄仍然存在。 挹娄有渔猎业、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山林中的野兽和江河湖泊中的鱼类，是食物的主要来源。狩猎用的工具还是以弓箭为主，“弓长四尺，力如弩，矢用楛，长尺八寸，青石为镞”。不过，与肃慎时比较，“石弩”已有很大改进和发展，这不仅反映在使用的箭“簇皆施毒”，中者即死，而且在距今1700年左右的宁安县东康遗址中，发现了仿金属工具制造的圆铤双翼石簇，还出土了三棱形骨簇。猎取的对象，有狍、鹿、貂等。考古发现的鹿、犯、播等兽骨皆带有烧痕，说明他们猎取这些肉多毛厚的野兽，是为解决衣食之需。历史上有名的“挹娄貂”反映出捕貂是为获取貂皮向中原王朝纳贡和与中原居民或邻近民族的交换。鱼网和鱼钩是挹娄人的主要捕鱼工具，已熟练地掌握了网捕和钩鱼等捕捞方法，因为在挹娄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的石网坠，发现了钩网器和“精细的鱼钩”。 分布其区域南部平原和半山地区的部落主要从事农业生产。农作物有五谷和麻，出土的随葬谷物包括粟、豆、荏、西天谷、黍、稷等。麻用作织麻布。畜牧业是各户在从事其它生产同时兼营的一项生产。饲养的牲畜主要是猪，其次是马，牛的数量极有限，马是对外的交换物。手工业门类很多，有纺织、制陶、造船、石器与骨器的加工等。而且当时人们已经掌握了造船技术，不过具体如何制造现在还没有资料记载。当时所产的赤玉，与貂皮驰名中原。 挹娄当时的社会经济还是一种原始生产形态，虽然农业有一定的发展，但主要生产工具还是石器，这说明还是一种比较落后的经济形态。 挹娄时期的东北面，开始有处于鼎盛时期的夫余族，后来又有高句骊族的兴起，这一局势影响着挹娄与中原及邻近各民族的关系。 夫余贵族趁秦末汉初的中原大乱之机，大肆欺凌邻近弱小民族，挹娄就在这种情况下被迫臣属于夫余国，并向夫余贵族缴纳繁重的赋税，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公元3世纪初。在长达400余年的臣服于夫余的时间里，挹娄慢慢地让自己强大起来。社会进步使他们越来越不能忍受夫余贵族的压迫，便要求挣脱这种民族压迫和剥削，于是在曹魏黄初年间（220—226）举兵反抗。夫余贵族多次派兵镇压，但未能使挹娄人屈服，至此挹娄人摆脱了夫余的压迫和统治。 挹娄虽深受夫余、高句骊的民族压迫和剥削，但凭着“便乘船”、“善射”的优势，对居住今图们江流域人少势弱的北沃沮，进行肆元忌惮的“寇钞”，致使北沃沮人常躲到深山岩穴中防备其袭击，只在冬天冰封河道后，才返回村中居住。 挹娄在236年（魏青龙四年），与曹魏建立臣属关系，曹魏将其划归辽东郡管辖。这是挹娄民族继春秋（公元前770一前476）肃慎以后，第一次与中原直接来往，并自此保持着融洽的臣属关系。
羌族篇 ，历史上统称为“羌”的民族
羌族是我国民族大家庭中古老而优秀的民族之一。早在三千多年前的殷商甲骨文中，就有关于“羌”的明确记载。众多史籍和出土文物表明羌族不仅是华夏族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最早进入农牧兼营，且以养羊业著称于世的民族。 古代羌人并不是单一的民族，中国西北部的甘、青地区有众多的部落土著民族，这就是历史上统称为“羌”的民族。 徐中舒在《羌族史》序言中指出：“羌族是古代西戎牧羊人，分布在中国西部各地。他们原来就是一个农牧兼营的部落，按《说文·羊部》解释：“‘羌’、西戌牧羊人也。从人，从羊；羊亦声。”《风俗通》又释：“羌……主牧羊，故‘羌’、从羊、人，因此为号。”《后汉书·西羌传》还释：羌，“所居无常，依随水草，地少五谷，以畜牧为主。”《羌族史》叙：“实际上羌和姜本是一字，‘羌’从人，作为族之名，‘姜’从女，作为羌人女子姓”。故章太炎《西南属夷小记》称：“姜姓出于西羌，非西羌出于姜姓”，这说明羌、姜是兴起中国西部最原始的部落之一。 在3000多年前的甲骨文记载表明，殷商时期，羌人在当时的历史舞台上，已经是十分活跃了。当时奴隶制的殷王朝经常俘虏羌人去当奴隶，可是在殷王朝中却有羌人的首领作官。公元前1088年之时，周武王以周人为主并联合了羌、蜀、卢等部组成军事联盟，推翻了暴虐的殷纣王朝。 殷商时，羌人活动在西北和中原地区。大都在河（黄河）、湟（湟水）、洮（洮水）、岷（岷江上游）一带，而以黄河、湟水、赐支河为中心。 公元前5世纪中叶，羌人在与秦人频繁友好的往来和相互影响的基上，开发山林，发展生产，河湟地区出现了农业。春秋战国时期，戎分布极广，名称亦繁，至东周以来，以“羌”泛称的诸戎大量涌进中原地区。公前4世纪末叶，秦献公时起，一部分羌人开始向西南及西北大迁徙，有迁到岷江上游，大渡河和安宁河流域，有的则迁往青藏高原。公元前206年，汉代封建王朝强盛。汉武帝时，在甘肃走廊设立了河西4郡，此时仍居在西北的羌人有许多逐渐向内迁徙，附居塞内而与汉族错居，从事农业生产者亦日益增多，私有制也有了一定的发展，逐步地走了封建制度的轨道。此时羌人，有先零、研种、烧当、封羊、勒姐、女若、广汉、武部等部。各部落统治阶级互相掠夺。从汉武帝时起，羌人大量地内附定居，以后逐渐被当地汉族同化。 隋唐以来，岷江上游一带的羌人，处在汉族人民和兴起于雅鲁藏布江域的吐蕃人之间，成为汉族地区和吐蕃联系的纽带，中原的盐、茶、布、生产工具与边区的马匹、药材、皮毛的交易有了很大的发展。由于政治、经济联系较为密切，这些地区的羌人，从唐朝起就有很大一部分要求“入籍”，成为唐朝管辖的地区，而另一部分则处于吐蕃政权的统治之下，定居岷江上游部分地区。 岷江上游的羌人，据《四川古代史》载，系秦汉及其以后时期从河湟一带迁来的羌人与当地原有土著居民融合而成的今羌民族。汉代以后，西北部的羌人经过两次较大的迁徙，来到岷江上游地区。一次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一次是隋唐时期，当时岷江上游已定居着被称为西山（成都平原以西，岷江上游诸山的统称）诸羌人的羌人部落。隋唐时期由于吐蕃王朝向东扩展，河湟一带的羌人相继内迁，其中一部分到了岷江上游的茂州一带，这些人逐渐成为岷江上游羌族地区的主体民族。说到岷江上游羌人的来历，在羌族人民中至今还流传着这样的传说：远古时候，羌人曾有一次大迁徙，其中一支后来定居于岷江上游。此时，羌人的祖先遇到一支“戈基人”；他们身强力壮，羌人与“戈基人”作战，屡战屡败，准备弃地远迁，幸而在梦中得到神的启示，才用坚硬的白云石和木棍作武器，并在颈上系羊毛线作为标志，终于战胜了“戈基人”。此后，人民得以安居乐业。羌人为报答神恩，奉白云石为最高天神，这种习俗相传至今。这段传说，实际说明了羌人历史上迁徙的一段真实历史。这个传说和史书记载及考古资料结合起来印证，就知道氓江上游的羌人最迟在汉代就已定居于此。 岷江上游地区是古代一些民族往来的走廊，近半个世纪以来，在岷江上游和杂谷脑河沿岸，陆续发现了许多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近来又在茂县、汶川等地发现和出土了完整的彩陶等器物，它们与陇西、陇南的马家窖文化类型的器物相似。据1976年在茂汶县发掘的石棺葬墓及出土文物考证，羌人的先民在秦汉时就已居住、生息在这块土地上，并已由游牧转为定居生活。据《羌族简史》叙，从隋唐至宋代，我国境内的羌人，除在岷江上游还有一些聚居的村寨，继续保持着羌人的基本特点外，其它地区的羌人，大都发展为藏缅语系的各族或者先后融合于汉族及其它民族之中。 同源于古代氏羌集团的羌族，崇拜牦牛的同时，也崇拜白石。 四川境内岷江上游阿坝藏族自治州所属的茂县、汶县、理县、黑水一带羌族地区，其民居房顶女儿墙正中或转角处砌筑的塔子“纳萨”顶上，多置有五块、七块、九块不等洁白的石英石。羌语称之为“阿渥尔”的这些白石，既是色调灰暗的羌族碉房的一种耀眼的装饰。更是当地羌族群众心目中至高无上的圣物，是神灵的化身，是各种神灵驻足人间的居所。而中间最大的一块，即为神圣无比的天神“阿爸木比达”的象征。羌族群众热衷于将白色石块作灰色住居醒目的装饰物，这与羌族源远流长的尚白心理不无关系。而在洁白的石块上面赋予崇高的神性加以崇拜并形成普遍信仰，这又与广泛流传于羌族中的《羌戈大战》史诗大有关系。《羌戈大战》是一部描述羌族初期形态的英雄史诗，是中国少数民族民间文学宝库中不可多得的瑰宝。史诗以神奇的色彩、高昂的格调描述了有人和神共同参与的羌人与戈基人大战的始末，赞美了羌族祖先的英雄形象及光辉业绩。生活在岷山草原一带的羌人，突然惨遭从北袭来的魔兵——戈基人的烧杀掳掠，羌人原来的九支宗系被戈基人四处冲散，各自逃生。曾经得到太阳神传授本领的大哥阿巴白构只得率其子孙避于祈尕山中。本来通晓天事、神事、人事的阿巴白构，由于逃生途中将羌文经典不慎遗失并被白毛公山羊偷吃了，因此一时“天事人事都茫然”。此时，戈基人又尾追不舍，羌人只好与戈基人血战于祈尕山间。在寡不敌众的情况之下，羌人的兵马损失大半，阿巴白构射出的支支神箭，也未能阻止戈基人的猛烈攻击。羌人惨败的哀号声惊动了始祖木姐，木姐见其子孙遭难，立即从空中抛下三块白石，指令三块白石变成三座雪山，阻挡住戈基人的追击，使羌人得以脱险。羌人脱险后，在木姐的指引下，来到热滋大草原重建家园，子孙不断繁衍，牛马不断发展，出现一片繁荣景象。三年过后，戈基人又来侵犯，阿巴白构只得又率众与其血战于苏脱山上。由于势均力敌，双方难分胜负。此时，天神对这场战争进行干预。由于从不敬神的戈基人偷吃了填满天界的牛而触怒天神，天神便给羌人以白云石、藤条作武器，而将白雪团、麻秆给了戈基人，让双方对打。结果，戈基人被打败并“大部摔死岩下边”，羌戈大战以戈基人惨败逃亡、羌人获胜重建家园而告终。为报答神的恩惠，羌人欲向神献祭，但不知神为何物。民众领袖问：“我们祖先打灭戈基人用何武器？”众答曰：“用坚硬之棍打胜，用白石打灭戈基人。”领袖云：“白石打灭戈基人，即报白石可也。”众人称善，各觅一石而返。于是乎白石便被赋予神性，成为天神阿爸木比达的象征。 文明造就了自由，野蛮造就了苦难；自由孕育着理智，苦难酿造了信仰。正像希伯来人面对无边无际的磨难和无法逃避的死亡而把求生的希望、幸福的幻想、炽热的情感异化为对万能之主耶和华的信仰一样，在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获得天神启示和帮助的羌民族，也自然而然地将生存的欲望、幸福的幻想和炽热的情感异化为对天神阿爸木比达的信仰，将无形的天神以及众多神灵转化为有形的白石并加以虔诚的崇奉，从而形成广泛的白石崇拜现象。而羌族传统民居建筑上面摆置的象征天神阿爸木比达的白石、实际也就是白石图腾崇拜的一种遗迹。 和岷江上游的羌族群众一样，居住于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所属冕宁、越西、甘洛一带的藏族群众，也热衷于以白色的石块装饰自己的住居。用作住居装饰的这三块、五块或七块洁白的石块，被按照大小顺序依次平放在屋脊上，有的也被置于大门的门楣或前墙的窗楣上。这些白石，除了具有装饰作用，同时也是崇拜的对象。因此，新居落成时，要请祭司主持专门的宗教仪式，置放这些白石，使之由普通的只有装饰作用的白石，演化成为神圣的具有一定神性的灵物。这些已经具有神性的白石，除了平时不许随便触摸、乱搬乱动，有求于它时，还需宰杀专门饲养的牛、羊、猪、鸡等制作供品进行祭祀。说到藏人与白石的关系，广泛流传于当地藏族民间的神话故事是这样说的；很古很古的时候，宇宙混湘不开，世界万物皆无，惟东方白地出现一片白海和一块白石，天神纽姆阿布见到以后，便吹了一口神气，化作一只白鹏，飞往白石上栖息。天长日久，白石便怀孕，生下一只猿猴。之后，这只猿猴又生下了他们的直系祖先。从此，他们世代崇奉白石为神，并且自称为“布尔日一尔苏”，意即、“‘白石之后”或“来自于白石的人”。 将白石装饰于住居之顶，并赋予神性加以崇拜，这一古老习俗由来已久。羌族、藏族有关神话故事对此的解释虽然不尽相同，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发现，这些神话故事的产生时代均十分久远，也就是说，羌族、藏族白石崇拜观念的产生及其崇拜习俗的形成，至少可上溯至这两个民族形成之前的原始社会时期。而这个时期，正是图腾崇拜盛行的时候，所以，和羌族的白石崇拜一样，冕宁、越西、甘洛一带藏族传统民居上面所装饰的白色石块，也是图腾崇拜的遗迹。 佛洛伊德的《图腾与禁忌》一书关于图腾本质的讨论，引用法国人类学家雷诺归纳的图腾信仰之十二个特征，第十个特征是：“图腾动物能够保护和警示它的部族。”佛洛伊德也认为：“图腾总是宗族的祖先，同时也是其守护者；它发布神谕，虽然令人敬畏，但图腾能识得且眷怜它的子民。”由于图腾具有保护部族成员的作用，信仰它的人们自然也就会视之为保护神，虔诚相信它的神威和力量，毫无保留地置身于它的保护之下，并将图腾象征物或佩带在身上，或安置在家中，以求随时得到图腾的有效保护而免于遭灾罹难。于是，图腾保护意识又与避邪灵物信仰相互混融，相互揉合，并逐渐演化为人们心目中的避邪灵物，从而将镇压、驱除、威慑、抵御一切侵扰人们日常生活秩序、危害人们耕耘劳作的邪恶污秽的殷切希望，寄托在这些图腾象征物上。纳西族传统民居宅院大门左右两侧作为董神、塞神象征的锥形石头，羌族碉楼上面作为天神阿爸木比达象征的数块白色石英石等等，除了是一种保存于民居建筑的图腾遗迹，同时，也是由图腾象征物转化为避邪灵物的实际例证。这种例证。在别的一些少数民族传统民居建筑中也多有遗存。
轻捷如鹃：回纥族历史篇
回纥，是中国古代族名和汗国名，是我国维吾尔族的先民。她的族源可以上溯到商、周时期的鬼方，周及春秋时期的赤狄，两汉时期的丁零，南北朝时期的高车、敕勒、隋及唐朝的铁勒。北魏时敕勒（高车）中的袁纥氏、隋时铁勒中的韦纥氏应为同名异译，都是回纥的前身。唐贞元四年（公元788年），回纥顿莫贺可汗请唐改称回鹃，取“回旋轻捷如鹘”之义。语言属阿尔泰语系的拼音文字，字母数目因时代不同而有所不同，共约19-29个。书写初由右向左横书，后改为由上向下直写。今蒙古、满文字母，即由回统文字母演变而来。其习俗遇丧事则嫠面，遇大典则拜狼。 回纥民间传说，回纥祖先降生在秃忽剌河（土拉河）和薛灵哥河（今蒙古国色楞格河）之间一棵大树的瘿（囊状隆起的树洞）中，而今土拉河流入鄂尔浑河，鄂尔浑河又流入色楞格河，所以鄂尔浑河位于另两条河之间。表明回纥的起源地为鄂尔浑河流域。 隋朝时期，回纥分布于铁勒和薛延陀的北部，娑陵水（今蒙古国色楞格河）流域，有10万人口，以游牧为生。役属于西突厥，隋大业年间（公元605-618年），回纥利用西突厥被隋打败的形势，与仆骨、同罗、拔野古等各部联盟，正式以回纥命名，并推举菩萨为最高军事领袖“阙俟斤”。铁勒中的另一支薛延陀在漠北建立汗国。回纥依附于薛延陀。 唐贞观元年（公元627年），回纥、薛延陀、拔野古等部叛离东突厥。东突厥伐之，回纥首领菩萨大败敌军，使回纥名声大振。贞观三年（公元629年）回纥向唐朝朝贡。次年，唐与回纥、薛延陀联兵共灭东突厥。回纥与薛延陀两部称雄漠北。 贞观二十年（公元646年），菩萨之子吐迷度继首领位，配合唐军攻灭了薛延陀政权，尽占其地。第二年（公元647年）正月，唐朝以回纥部为瀚海都督府，隶属于燕然都护府，并任命吐迷度为怀化大将军、瀚海都督。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土迷度的侄子乌纥谋害了土迷度，后为燕然副都护元礼臣所杀。唐太宗安抚回纥，提拔土迷度之子婆闰继其父位，并封左骁卫大将军。而后婆闰帮助唐朝征高丽、讨平贺鲁有功，升为右卫大将军。显庆元年（公元656年），回纥又助庸灭西突厥。从此尽占原东、西突厥汗国的广大土地。 婆闰的侄子比粟毒继承其位，永隆元年（公元680年），比粟毒死，其子独解支继位。当时唐朝经常征调回纥的精壮骑兵参加赤水军（在今甘肃省永登县西南）。独解支死后，其子伏地匐继任瀚海都督，又任河西经略副使兼赤水军使。 唐开元四年（公元716年），九姓铁勒拔曳固部人杀死默啜。漠北的回纥别部移键颉利发与拔曳固等5部归唐，被安置于大武军（今山西省朔县东北马邑）北。 自从开元二十九年（公元741年）唐玄宗派遣将军孙老奴招抚九姓铁勒以后，回纥等部和唐军联合，南北夹击后突厥，使之瓦解。天宝三年（公元744年），回纥领袖骨力裴罗自立为骨咄禄毗伽阙可汗，立牙帐于乌德鞬山（今蒙古国杭爱山）和鄂尔浑河之间。建立了回纥政权，并向唐朝禀报。第二年，骨力裴罗在唐朝协助下杀死了后突厥最后一个君主白眉可汗。从此，回纥汗国取代了后突厥汗国。这时回纥控制的地区，东起今额尔古纳河，西至今阿尔泰山，南跨大漠，势力日益强盛，成为草原上的主要政治军事力量。唐封骨力裴罗为怀仁可汗、右骁卫员外大将军。自此回纥汗国在草原上存在一百多年，与唐朝始终关系密切，曾两次助唐平定安史之乱。唐曾3次以公主嫁给回纥可汗。 开成五年（公元840年）左右，回纥因天灾与内乱，生产力遭到破坏，势力衰徽，终于被黠戛斯人所灭。回纥部众分三支西迁。一支迁到葱岭以西，于十二世纪被西辽所灭；一支迁到河西走廊，于十三世纪初归附蒙古；一支迁到西州（今新疆吐鲁番）。西州回鹘又向西发展，以高昌（今新疆吐鲁番）为中心，建立了高昌回鹘政权。西州回鹘后来改称为"畏兀儿"，也就是今天维吾尔族的先人。西州回鹘于十三世纪后期归附蒙古汗国和元朝。
匈奴简介 ，匈奴族的兴起与没落， 匈奴世系
公元前三世纪左右，我国正处于战国末期，中原七国为争夺霸权苦斗不休，而一个强悍的游牧民族——匈奴却趁势在大漠南北悄然兴起。 “匈奴”之名，最早见于《逸周书》、《山海经》等先秦典籍，但异名颇多。司马迁著《史记·匈奴列传》，详细追述了匈奴族早期的历史，始定名为匈奴。从此，这个居于我国北部边境、强悍善战的游牧民族就以“匈奴”之名出现在中国历史舞台之上。 匈奴的兴起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我国北方游牧民族长期兼并融合的结果。在我国大漠南北广袤的草原地带，自古以来就是北方游牧民族生息活动的基地，同时也是游牧民族与中原农业民族相互交往、相互冲突与战争的主要场所。根据史书记载，从远古时起，就有许多游牧民族活跃于北边大漠之上。黄帝时就曾北逐过荤粥。在夏代，荤粥与夏为邻，与华夏族有密切的交往。殷商时，匈奴传说中的先祖淳维由中原奔于北边，过着四处迁徙的游牧生活。此时鬼方强盛，成为商王朝的劲敌。商王武丁经过三年的征战，才击溃了鬼方的侵犯。西周时，猃狁强大起来，不断地进行侵扰，给内地人民带来许多灾难与痛苦。春秋战国时期，北边游牧民族被统称为戎狄。这些“戎”、“狄”，有的分布在黄河流域，有的分布在大漠南北，其中除了白狄的一支建立了“中山国”之外，其余的在黄河流域的戎狄或是被各强大的诸侯国所兼并，或是被逐至大漠，与原先居住在那里的戎狄相融合。秦汉之际，匈奴则被称为“胡”。正是在北边游牧民族长期兼并融合的基础之上，匈奴族才能兴起于大漠。尽管学术界对匈奴的起源问题还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有东胡说、西羌说、突厥说、夏人说等等，迄今尚无定论。但多数学者认为，匈奴族的形成．与这些北方游牧民族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 匈奴族虽然在很早以前就组成了氏族部落和部落联盟，但在匈奴头曼单于之前，匈奴的部落联盟尚处于极不稳定的阶段。当时大漠南北分布着许多大大小小的氏族与部落，这些氏族与部落时大时小，聚散离合，由各自的君长所统治，互不辖属。据司马迁估计，大约经历了一千多年的时间，匈奴才进入头曼单于统治时期，部落联盟才趋于稳定。“单于”这一称号，就是从部落联盟时期开始的。而匈奴历史上的第一个单于——头曼单于，就是由部落联盟会议共同推定的匈奴族的首领。匈奴族由许多部落所构成，而各部落中又包含着若干氏族，其中最著名的是挛鞮氏，单于都出于此氏族。异姓氏族中以呼衍氏、兰氏、须卜氏、丘林氏四姓最有名望，世代与单于联姻。凡是遇到废立、战和、祭祀等大事，都由各部落大人会议决定。 在四野寥廓的大漠之上，自然条件决定了匈奴人的经济生活只能以畜牧与狩猎为主。为了追逐丰盛的水草，匈奴人常常四处迁徙，过着漂泊不定的游牧的生活。辽阔的草原决不是和平安宁的净土，不知潜伏着多少莫测的危险。恶劣多变的自然环境，凶猛野兽的突然袭击，邻族的偷袭侵掠，锻炼了匈奴族剽悍善战、争强好胜的民族性格，也养成了匈奴人自幼就善长骑射的特长。从孩提时起，匈奴人就骑在羊背上，手挽小弓练习射杀鸟鼠，稍大之后则追射狐兔，成年后壮男尽数编入甲骑，平时与妻儿老小生活在一起，从事畜牧生产，战时则举族而迁，随军出征，攻战劫掠。这种生产组织与军事组织合一的体制，使匈奴军队不仅有强大的战斗力，而且具备极强的灵活性与机动性，有利则进，无利则退，没有笨重的后勤辎重的牵累，非常适合在大漠之上长途奔袭作战。匈奴军队这种特点，在日后的汉匈战争中曾经一度显示出其优势，致使汉军疲于奔命，常常陷入进退维谷的窘迫境地。 春秋末期，匈奴与中原汉族的接触逐渐增多。匈奴人开始向汉人学习农耕技术，汉人也学习匈奴人的养马经验，中原铁器输入匈奴，不仅促进了匈奴社会经济的发展，也为匈奴制造锐利的兵器提倡了必要的物质保证。赵武灵王提倡胡服骑射，中原始有骑兵，改变了以车战为主的作战方式，拉开汉匈战争以骑兵相对抗的序幕。到了战国晚期，匈奴与中原诸国的冲突日益激烈，与匈奴毗邻的秦、赵、燕三国更是首当其冲，深受其害。公元前312年，匈奴铁骑驰骋于楼烦（今山西宁武一带）之下，严重威胁到位于楼烦之北的燕国的安全，迫使即位未久的燕昭王卑礼下士，问政于谋士郭槐，图谋富国强兵之策。公元前265年前后，赵将李牧统率大军驻守于代郡（今河北蔚县一带）、雁门（今山西宁武一带），防御匈奴。李牧是赵国著名的将领，长期生活于北境，深谙匈奴灵活机动、擅长突袭的作战方式。因此李牧善待士卒，勒习骑射，严明军纪，禁止部卒轻易出击。而匈奴却以为李牧怯懦畏战，气焰愈盛，屡屡逼近赵国边境劫掠。面对匈奴咄咄逼人的攻击，李牧审时度势，采取诱敌深入的战术，一举歼灭匈奴十万余骑，匈奴残部狼狈北窜。其后十余年间，匈奴再也不敢逼近赵国边城。李牧抗击匈奴，是汉族与匈奴首次大规模的战争，也是中原农业民族以防御为主，步兵、骑兵联合反击为辅，抗击游牧民族骑兵突袭的一次成功的战例。然而必须看到，此次战役虽然给予匈奴以重创，暂时遏制了匈奴入侵中原的攻势。但是赵军毕竟没有能力继续出击，给匈奴以致命的打击。何况中原各国在秦军锐利的攻势之下，朝不虑夕，自顾不暇，根本无力北击。燕国太子丹为了抗御秦国，甚至与大臣鞠武设谋，命秦国叛将樊於期与匈奴联系，策划共同对付秦国。只是因为后来秦军进展迅速，这一企图才没有实现。 公元前三世纪末，匈奴的势力范围日益扩大，当时头曼单于的王庭设在阴山（今内蒙狼山、大青山一带）之北的头曼城（今内蒙五原一带），控制了阴山南北的广阔地区，并渡过黄河，占据古时称为河南地的河套地区。 冒顿是匈奴头曼单于的长子，最初以单于继承人的身分被他的父亲派往当时游牧于敦煌、祁连之间的月氏作为人质。按照匈奴部落联盟的习惯，盟主单于之位的继承者是由各部落大人会议共同推选；而此时头曼因其所宠爱的阏氏生下了少子，萌发了废长立幼的意图。为了扫除少子继位的最大障碍，头曼单于发兵急攻月氏，企图借刀杀死长子冒顿。冒顿及时察觉到危险的降临，盗取月氏的宝马，突破月氏人的围堵截杀，逃归匈奴。头曼废长立幼的举措没有如愿，而冒顿这种果敢壮勇的举动却又重新博得他的欢心，于是命令冒顿统帅万骑，但单于继承的问题仍是悬而未决。 经过这样一系列的变故，冒顿暗中培育自己的势力，志在夺取单于之位。冒顿制作鸣镝，勒习骑射，严明号令，终于训练出一支唯自己马首是瞻的骑兵队伍。公元前209年，冒顿趁头曼射猎之机，亲自指挥部下射杀了父亲，同时把后母、少弟及不肯从命的大臣屠杀得一干二净，自立为单于。从此之后，冒顿牢固地控制了匈奴的统治权，部落大人会议虽然存在，但在单于继承问题上已经丧失了发言权，单于世袭作为一种制度终于确立起来。 冒顿夺取单于之位后，立即展开了大规模的征服邻近各族的战争。当时位于匈奴东部的东胡与西部的月氏势力都很强盛，从东西两面威胁着匈奴的安全，特别是东胡，素来轻视匈奴。东胡王得知冒顿杀父自立后，自认为匈奴内部不稳，趁机索求匈奴千里马及冒顿所宠爱的阏氏，对于东胡王的种种无理要求，冒顿都给予满足。就在东胡视匈奴软弱可欺、步步进逼，向匈奴公然要求独占位于两族之间作为缓冲地带的土地之时，冒顿像一头被激怒的雄狮，郁积在胸中的怒火一下子进发出来，在诛杀了主张放弃土地的大臣之后，亲自领兵出征，踏上了征服东胡的道路。当由冒顿亲自统帅的匈奴大军突然间出现在东胡人的面前时，狂妄而又丧失警惕的东胡王猝不及防，没等他清醒过来，早已一败涂地，人民牲畜财富都成了胜利者的战利品。此后，东胡被纳入子匈奴的势力范围。 约在公元前205年，冒顿征服了东胡之后，移兵西征，月氏成为下一个牺牲品。月氏不仅与冒顿有个人恩怨，而且其所占据的河西地区又有着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是中原通往西域的咽喉要道，只要控制了河西地区，就等于控制了西域。特别是位于河西地区的祁连山与焉支山（今甘肃山丹东南，又作燕支山、胭脂山），东西长二干余里，南北宽百余里，森林茂盛，水草肥美，气候冬暖夏凉，是一个良好的天然牧场，这对于以畜牧生产为主的匈奴人来说具极大的诱惑力，势必要据为已有而后快。在匈奴军队的攻击之下，月氏无力抵抗，被迫放弃所居住多时的河西地区，开始向西迁徙。但是月氏毕竟是一个大族，拥有十余万“控弦之士”，匈奴也无法在短时间内彻底征服月氏。直至公元前176年左右，冒顿单于发动了对月氏的第二次攻击，再次击败月氏，才完全占据了河西地区，迫使月氏人大部分举族西迁，一小部分则进入祁连山区，与当地的羌人杂居，即成为后来所称的小月氏。 就在冒顿单于征服东胡、月氏的前后，中原大地已陷入巨大的战乱旋涡之中。公元前207年，强大的秦帝国在各路诸侯、义军的联合打击之下灭亡了，汉王刘邦与西楚霸王项羽又为夺取霸权，逐鹿中原，厮杀得难解难分。冒顿自然不能放过这一开拓疆域的大好时机，不仅南下征服楼烦、白羊河南王，完全收复了蒙恬所夺去的河南地，并且入侵燕郡（今河北北部）和代郡（今山西东北部），一洗头曼单于时期匈奴战败而北退的耻辱。随后，冒顿单于又挥师北上，迅速地征服了当时活动在匈奴北方的浑窳、屈射、丁令（活动于贝加尔湖一带）、鬲昆（即昆坚，活动于叶尼塞河上游）、新犁等部落。这些部落大都以游牧与狩猎为生，拥有广阔而肥沃的牧场和森林。匈奴占据了这些地方，对于自身经济的发展及国力的增强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经过冒顿单于多年东征西战、南侵北伐之后，匈奴控制的地域东起辽东，横跨蒙古草原，西与羌、氐相接，北达贝加尔湖，南抵河套及今山西、陕西北部。随着匈奴征服区域的不断扩大，大批奴婢、财富及贡纳源源不断地流入匈奴，在素来崇拜强者、鄙视老弱、崇尚掳掠的匈奴人的心目中，冒顿单于无疑是一位能征善战的杰出统帅，得到众多大臣、贵族的衷心拥护，一个强大的匈奴帝国终于在冒顿单于统治时期产生。到了其子老上单于的统治时期，匈奴帝国进入了鼎盛阶段，雄据在大漠之上，俯瞰着中原大地。 为了更加有效地控制这一广阔的区域，冒顿把匈奴的政治中心——单于王庭由漠南（泛指蒙古高原大沙漠以南地区）的阴山迁徙至漠北安侯水（今蒙古鄂尔浑河）东侧及和硕柴达木湖附近，汉史称之为龙城或龙庭。单于王庭迁至漠北后，地处匈奴中心地带，有利于单于政令向四方的颁行。匈奴的政权机构分为中、左、右三部。中部是由单于直接统辖的首脑部，所管辖的地区位于匈奴中部，其南面直对汉的代郡（治今河北蔚县东北）、云中郡（治今内蒙托克托东北）；左部由左贤王统辖，所管辖地区位于匈奴东部，其南面与上谷郡（治今河北怀来东北）相对；右部由右贤王统辖，所管辖地区位于匈奴西部，其南面直对上郡（治今陕西榆林东南）以西地区。单于总揽匈奴军政一切大权，由左右骨都侯辅政。地方最高长官是左右贤王。匈奴习俗尚左，左贤王的权力与地位仅次于单于，是单于“储副”，所以常以太子担任。左右贤王之下，则有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将、左右大都尉、左右大当户等高官。依据匈奴习俗，他们都领有一定的战骑与固定的“分地”（即被划定固定的游牧地区），平时是行政长官，战时则是军事首领，率领麾下甲骑进行征战。匈奴这种从单于王庭到地方各级行政与军事合一统治机构的建立，既突出了单于作为最高首领的权威，各级官吏又有一定的自主权，这对于在区域广阔的大漠上应付突发事变是非常必要的。匈奴铁骑之所以能纵横驰骋于大漠草原之上，所向披靡，使许多同样是以游牧为主的民族不得不俯首称臣，与这样严密而又灵活的行政军事组织机构颇有关系。 公元前202年，历经五年的楚汉战争终于降下了帷幕，汉王刘邦称帝，定都长安，建立了西汉王朝。经过长期战争的消耗，中原大地早已是残破不堪，民生凋敝，急需休养生息；而在长城之北，千里草原之上，匈奴则是一番兴盛发达的景象。冒顿单于一统大漠南北，被肥美的水草滋润得膘肥体壮的战马正在仰天长嘶，三十余万“控弦之士”跃跃欲试，中原大地将成为他们一显身手、新的征战疆场。跨越长城，立马中原，此时不知在拨动着多少匈奴男儿的心弦。游牧文明与农业文明的冲突，对生存空间的激烈争夺，自古以来各民族间怨仇的积淀，预示着汉匈两大民族之间的战争势不可免。然而，此时正处于进攻态势的匈奴人或许没有想到，随着汉匈战争的发展，不仅给他们带来了胜利的喜悦，同时也在吞咽着失败的苦果。特别是匈奴人在汉武帝时期失去了土地肥沃的河西地后，每经过此地，无不触景生情，潸然泪下，唱出了“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夺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的凄凉哀婉的歌声，在痛惜之余，或许也不无悔恨之意吧! 匈奴世系 匈奴的先祖是夏后氏的后代（或者是自称？），名叫淳维。自淳维至头曼单于史家无考。 头曼单于，公元前？—前209年在位。 冒顿单于，公元前209—前174年在位，头曼之子。杀父而自立，统一匈奴各部，大破汉高祖刘邦。得姓挛鞮氏，国号撑犁孤涂单于。 老上单于，名稽粥，公元前174—前160年在位，冒顿之子。 军臣单于，公元前160—前126年在位，老上之子。 伊稚斜单于，公元前126—前114年在位，军臣之弟，攻败军臣单于太子於单而立，於单降汉。 乌维单于，公元前114—前105年在位，伊稚斜之子。 詹师庐单于，公元前105—前102年在位，乌维之子，因年少史称儿单于。 句黎湖单于，公元前102—前101年在位，乌维之弟。 且鞮侯单于，公元前101—前96年在位，句黎湖之弟。 狐鹿姑单于，公元前96—前85年在位，且鞮侯之子。 壶衍鞮单于，公元前85—前68年在位，狐鹿姑之子。 虚闾权渠单于，公元前68—前60年在位，壶衍鞮之弟。 握衍朐鞮单于，名屠耆堂，公元前60—前58年在位，乌维之后。趁虚闾权渠死而谋立。 呼韩邪单于，公元前58—前31年在位，时握衍朐鞮暴虐，民不聊生，众人推举而立。前33年，汉帝赐王昭君，生一子。 屠耆单于，名薄胥堂，公元前58—前55年在位，握衍朐鞮之兄。握衍朐鞮死后自立。前55年被呼韩邪剿灭。 呼揭单于，公元前57—前56年在位，自立。前56年去单于号，尊车犁。 车犁单于，公元前57—前55年在位，自立。前55年降呼韩邪。 乌藉单于，公元前57—前56年在位，自立。前56年去单于号，尊车犁。以上为五单于。 闰振单于，公元前55—前53年在位，屠耆从弟，自立。前53年被郅支剿灭。 郅支骨都侯单于，名呼屠吾斯，公元前55—前36年在位，呼韩邪之兄，前36年在康居被杀。匈奴重归一统。 复株累若鞮单于，名雕陶莫皋，公元前31—前20年在位，呼韩邪之子。复娶王昭君，生二女。 搜谐若鞮单于，名且糜胥，公元前20—前12年在位，复株累若鞮之弟。 车牙若鞮单于，名且莫车，公元前12—前8年在位，搜谐若鞮之弟。 乌珠留若鞮单于，名囊知牙斯，公元前8—13年在位，车牙若鞮之弟。 乌累若鞮单于，名咸，13—18年在位，乌珠留若鞮之弟。 呼都而尸道皋若鞮单于，名舆，18—46年在位，乌累若鞮之弟。 乌达鞮侯单于，46年在位，呼都而尸道皋若鞮之子。 蒲奴单于，46—？年在位，乌达鞮侯之弟。此为北匈奴。 落尸逐鞮单于，名比，48—56年在位，乌珠留若鞮之子。起兵自立。此为南匈奴，南匈奴归降汉。 丘浮尤鞮单于，名莫，56—57年在位，比之弟。 伊伐于虑鞮单于，名汗，57—59年在位，莫之弟。 僮尸逐侯鞮单于，名适，59—63年在位，比之子。 丘除车林鞮单于，名苏，63年在位，莫之子。 胡邪尸逐侯鞮单于，名长，63—85年在位，适之弟。 伊屠于闾鞮单于，名宣，85—88年在位，汗之子。 休兰尸逐侯鞮单于，名屯屠何，88—93年在位，长之弟。 单于，名安国，93—94年在位，宣之弟。 亭独尸逐侯鞮单于，名师子，94—98年在位，适之子。 万氏尸逐鞮单于，名檀，98—124年在位，长之子。 乌稽侯尸逐鞮单于，名拔，124—128年在位，檀之弟。 去特若尸逐就单于，名休利，128—140年在位，拔之弟。140年被太原太守陈龟逼死。 单于，名车纽，140—144年在位，休利死后自立。 呼兰若尸逐就单于，名兜楼储，143—147年在位。汉帝立。 伊陵尸逐就单于，名居车儿，147—172年在位。 屠特若尸逐就单于，172—178年在位，居车儿之子。 单于，名呼征，178—179年在位，屠特若尸逐就之子。179年，被张修斩杀。 单于，名羌渠，179—188年在位。 持至尸逐侯单于，名于扶罗，188—195年在位。羌渠之子。前赵刘渊之祖。 单于，名呼厨泉，195—216年在位。于扶罗之弟。前赵刘渊之叔祖。216年被曹操留邺。遣去卑代理，去卑乃夏赫连勃勃之先祖。 至此匈奴随弱，至西晋惠帝时复兴，304年，于扶罗之孙刘渊（元海）反晋建汉，后改前赵，329年被后赵石勒所灭。后又有北凉和夏兴于一时，至431年夏亡于吐谷浑，史书不见匈奴也。
沙漠部族—库莫奚篇， 奚族族史
库莫奚族称始见于公元388年（北魏登国三年），然而这一称号的出现，应在4世纪中叶宇文部被慕容皝攻破后不久。自此以后，史书上有了不间断的记载，直到13世纪其族名才消失，前后存在近千年。 库莫奚族源出东胡，为鲜卑宇文部之后，与契丹本是同族异部，北魏登国年间与契丹分离后，各自形成为一族。然而史书对其族源的记载并不完全一致，因此后人众说纷坛，至今尚无一致认识，综合史载可归纳为二种说法，一种是“东胡之种”，“东部鲜卑之别种”，“东部宇文之、别种”，可列为鲜卑说；另一说即“本匈奴之别种”的匈奴说。实际史书的不同记载并无实质性的差别，只是强调的侧重点不同。因为宇文部为东部鲜卑的一支，鲜卑源出东胡；而宇文部内确有不少人出自匈奴血统，但他们早在2世纪时已自号鲜卑，在后来数百年鲜卑族的发展进程中，他们已完全鲜卑化了。 库莫奚一词是鲜卑语音译，为今天蒙古语“沙”、“沙粒”、“沙漠”的意思。从含义揣测，这一族称当因其境内多沙漠而得名。到隋代时，省去库莫，单称“奚”，此后单一的“奚”字就成了族称。 库莫奚在其存在的近千年里，经历了艰难曲折的形成与发展、衰落和与它族融合的过程。大体说来，4世纪中叶至7世纪初，是其形成时期，在这一阶段初期，即在与契丹“分背”前后，他们以部独自活动，每部有部长（俟斤）一人主其事；后来在对外的争战中逐渐形成了部落联盟，凡五部，阿会氏为联盟酋长，五部皆受其节度。五部为：辱纥主、莫贺弗、契箇、木昆、室得。“莫贺弗”本系东胡族系酋长的称号，“木昆”为女真语和今达斡尔语“氏族”之意，据此推测，这些部是由五个血缘氏族发展而来的，这一时期他们分布在弱洛水（今西拉木伦河）南，和龙（今辽宁省朝阳市）北的今老哈河流域，过着“善射猎”、“随逐水草”的狩猎、游牧生活。从388年北魏拓跋珪掠其“马牛羊豕十余万”看，他们的畜牧业已有相当发展。正是有这种发展，他们在北魏后期成了北魏的边境之患。 公元7世初至9世纪中叶，是库莫奚族的发展、鼎盛时期。在这一阶段，军事实力与契丹旗鼓相当，有时还稍过之，被唐并称为东北“两善”。虽然畜牧和狩猎业仍是社会生产的主要部门，但农业已在一些居住河谷的部落中出现，部落组织也不同于以前，五部已改名为阿会部、处和部、奥失部、度稽部、元俟折部。改名原委今已不能全知，但从“阿会”本为此前联盟酋长姓氏而变为部名来分析，一些显贵家族或氏族已成了左右部落的势力。不仅如此，其部落联盟的“君长常以五百人持兵卫牙帐”，这种常备卫队的出现，表明王权已悄悄地产生，奚族的氏族社会已处于解体阶段。人口也有了迅速增长。史载唐大中元年“北部诸山奚悉叛，卢龙张仲武禽酋渠，烧帐落二十万”，这个数字可能有些夸大，但这时奚族有众数十万应是接近史实的。地域已不限于老哈河流域，已东接契丹，西至突厥，南拒白狼河，北到霫国。即有了东达今辽宁省阜新市附近，西到内蒙古自治区克什克腾旗以南一带，南抵大凌河，北过西拉木伦河与霫族为邻的广大区域。 奚族在这一时期有如此发展变化，除了内部因素外，其与邻族和中原王朝在政治、经济方面的交往，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外部因素。早在北魏时期，他们就常遣使朝贡北魏，岁致名马文皮；又“每求入塞，与民交易”。其间一度役属突厥，但至东魏武定末，仍保持与中原王朝的来往。隋朝建立后，不久又每年派人向隋朝贡，与隋有了政治上、经济上的联系。降至李唐，奚与中原的关系进入一个新阶段。唐武德（618—626）中，它们遣使入唐朝贡。648年（唐贞观二十二年），奚酋可度者率众“内附”，唐太宗李世民乃于其地置饶乐都督府，拜之为使持节六州诸军事、饶乐府都督，封楼烦县公，赐姓李氏，并在奚五部地设五州，即以阿会部为弱水州，处和部为祁黎州，奥失部为洛环州，度稽部为太鲁州，元俟折部为渴野州，委任各部辱纥主为刺吏，皆隶饶乐府，府由营州东夷都护府辖领。可度者死后，奚对唐时叛时服，然与唐王朝的关系自此以后增添了新的内容。如唐万岁通天年间奚酋李大酺参与契丹李尽忠发动的营州反唐起事，又与契丹一同转附突厥，但到唐玄宗即位后，即遣使至唐请降，请求复置营州都督府；玄宗不咎既往，以饶乐郡王、左金吾卫大将军、饶乐府都督授之，并“诏崇室出女辛为固安公主，妻大酺”，大酺于次年亲至长安成婚。720年大酺在与契丹可突于争斗中死亡，其弟鲁苏代立。唐不仅让他袭兄之官爵，又以盛安公主女韦为东光公主妻之，旋改封为奉诚郡王。 公元730年，可突于胁奚众附突厥，鲁苏不能制，走投榆关（今河北省抚宁县榆关镇，或说山海关）。传至延宠为奚酋，唐又封其为饶乐府都督、怀信王，以宗室女宜芳公主妻之。 政治上的紧密关系，促进了奚族与中原地区经济、文化联系的加强。 公元717年唐玄宗复置营州都督府后，都督宋庆礼在任期间，在奚和契丹地区“开屯田八十余所”，把中原的农作物、先进工具和耕作技术传播到奚地；他“又集胡商立邪肆”，发展经济交流。这样，几年后，在奚族一带地区出现了“仓唐充，居人蕃辑”的繁荣景象。另方面，在频繁的政治交往中，奚族的名马等土特产品以贡物形式进入中原地区，而中原地区的金帛等物以回赐名义传入奚族社会。据载，奚族在与唐关系紧密时期，“每岁朝贡不绝，或岁中二三至”，每次常派出数百人至幽州，进入长安的酋渠也有几十人；而唐王朝的回赐，每次或“帛十万”段，或“赐物一千五百疋”。可见属于这类形式的经济交流，数量是相当可观的。正是由于上述的政治、经济与文化联系，推动和加速了这一时期奚族社会的发展。 9世纪中叶以后，奚族由鼎盛转入衰落和与它族融合时期。这里所说的衰落，是指它作为一个族体独立性的丧失和解体，若就奚人的生产和生活而言，则仍在持续发展。奚族衰落的转折点，在唐咸通年间（860—874）。原来“好与契丹战争”的奚族，在847年反唐事件中受到严重打击，而契丹却因在842年由附回鹘转归唐朝后，至减通中“部落寝强”，契丹人此时便乘机开始了对奚族的掠夺。钦德为契丹酋后，在唐光启中（885—888）“乘中原多故，北边无备，遂蚕食诸部，达靼、奚、室韦之属，咸被驱役”。契丹役属奚后，施行苛虐政策，奚人怨愤，其酋去诸率数千帐奚人西徒妫州（州治在今河北省怀来县）北山奚遂分为东奚、西奚。此后，奚人不断起来反抗契丹的民族压迫，契丹贵族为此多次出兵征讨，阿保机任挞马狱沙里后就曾几次讨伐奚人。他为可汗后，鉴于奚族叛服不常，于911年又亲率大军对奚族进行大规模镇压，先攻克西奚，接着分兵征讨东奚，将其征服。经过这次沉重打击，奚族不敢再反抗，只得举族臣服于契丹，从此奚族完全丧失了独立地位，变成契丹贵族统治下的一个部族。在这以后，契丹贵族对他采取“抚其帐部，拟于国族”；将奚王府所统奚众与契丹五院部、六院部、乙室部，同列为四大部；允许奚五王族“世与辽人为昏（婚），因附姓述律氏中”。在这一政策下，奚族开始了被契丹同化的过程。在有辽一代，奚人的地位是双重的，一方面他们是被契丹人征服的被统治民族，另一方面其地位仅次于契丹人，被契丹贵族利用作为对内镇压其它被统治民族的反抗和对外与北宋等抗衡的工具。 奚族在由一个独立民族转变为被统治民族的过程中及其从此以后，社会组织变化很大。尽管部的组织至辽末还存在，然而不仅名称、成员与前不同，而且契丹贵族又将在历次征讨中的奚降俘户另组编8个新部。五代史书记奚五部为阿苔部、嚼米部、粤质部、奴皆部、黑讫支部，《辽史》作遥里、伯德、奥里、梅只、楚里部。据近人研究，他们与唐时五部的对应关系为，阿荟、伯德部即阿会部，啜米、楚里即处和部，粤质、奥里部即奥失部，奴皆、遥里即度稽部，黑讫支、梅只部即元俟折部。新组编8部的情况是：923年阿保机镇压了胡损领导的奚人起义后，以奚府给役户、诸部隐丁及流散，置堕瑰部。该部与奚原五部在辽被称为奚王府六部五帐分，由奚王领导，隶辽北府。994年（统和十二年）辽圣宗对六部进行改组，将梅只、堕瑰二部并入奥里部，另以奚王府二剋的长官、士兵及其家属分置南剋、北剋二部，合为六部，另七部为：迭刺迭达部、乙室奥隗部、楮特奥隗部、撤里葛部、窈爪部、耨怨爪部、讹仆括部，他们皆不归奚王府节制，隶辽南府。前3部系阿保机以俘获奚户置，后4部为辽圣宗以阿保机伐奚时“籍入宫分”的乞降奚户分置。由于契丹建国后迅速封建化，历代契丹贵族重视发展农业，奚人在这一潮流中虽然尚未完全脱离畜牧生活，但经营农业的越来越多，而且将土地租给汉人耕种。早在唐末，西奚已“颇知耕种，岁借边民荒地种穄”。到了辽圣宗时，北宋王曾出使契丹，进入奚境看到“居人草庵板壁，亦务耕种”，且“善耕种”。 60年后苏颂出使契丹将途中所见作诗描述：“农夫耕作遍奚疆，部落连山复枕岗。种粟一收饶地力，开门东向杂夷方。田畴高下如棋希，牛马纵横似谷量。”又在诗下注说，“间之皆汉人佃奚土”。手工业也有相当发展，所制大车闻名于世，誉称“奚车”；时“契丹之车，皆资于奚”。可见，奚族在辽代部落组织虽被契丹贵族分割得七零八落，但其社会生产却比前有了很大发展。 12世纪初，女真首领阿骨打起兵反辽，奚人站在契丹人一边维护辽朝统治。在辽行将覆灭之际，奚王回离保与契丹贵族耶律大石等于1122年（辽保大二年）在南京（今北京市）拥立耶律淳为帝，建立北辽，妄图挽救辽朝的灭亡。当女真人入居庸关后，北辽上下北逃，回离保走保箭笴山，收集奚、渤海、汉三族丁壮为兵，建国称帝，自号奚国皇帝。这是奚族历史上建立的第一个政权，也是最后一个政权。它只存在了数月，在金兵围剿下溃败，回离保被下属所杀。女真贵族在灭辽过程中，对奚人采取先是把攻克地区的奚人降为奴隶，编入猛安谋克；后对归附的奚人，各置猛安谋克领之。这样，奚各部组织在金初就被打乱了。由于金国军事进攻接连取得胜利，九猛安奚军被“徙于山西，后分迁河东”。接着在金太宗、熙宗两朝将大批女真人南迁时，不少奚人同时被迁居中原地区，使奚人分散各地。所以到了金世宗大定年间，奚五部部名已变成了姓氏，即遥里氏、伯德氏、奥里氏、梅知氏、揣氏。奚人在金代的地位比辽时低下得多，激起广大奚人不满。 公元1160年契丹撒八、移刺窝斡等率众反金，不少奚人加入了反金队伍。 公元1162年金世宗在镇压这次起义时，对坚持反抗的奚人采取了极其野蛮的办法，“尽杀其男子，以其妇女童孺分给诸军”。面对这种残暴的民族灭绝政策，有的继续坚持斗争，有的亡入原北宋境内或北逃。金世宗为防止奚人再次聚集反叛，又将六猛安奚人分迁到咸平、临潢、泰州等地从事农业生产，同时将一部分女真人移居奚地，实行分隔统治。本来，一部分奚人在辽代与契丹人通婚过程中已被契丹人同化，其它大多数也在与汉和渤海等族人杂居过程中民族特色越来越少，女真贵族强迫奚人分散迁徒，使他们在更大的范围内与汉和女真等族错居杂处，所以到了12世纪后期，奚人迅速被女真人同化和与汉族融合。金代以后，再不见历史上有奚人活动的记载。综观奚人去向，一部分被女真同化，大部分与汉人融合；而早先被契丹和后来被女真同化的，多数在金亡后也加入了汉族共同体；在金末居住东北地区的，又有相当一部分加入了蒙古族。
突厥民族简史：突厥帝国的分裂
突厥人的这两个帝国没有长期保持鼎盛。和硕·柴达木碑文中赞扬的伟大的可汗们由一些缺乏前辈们的那种天才的人继承。"彼等之弟辈为可汗，彼等之子辈为可汗，惟弟辈今不类其兄辈，子辈不类其父辈。登位者皆庸可汗、恶可汗。致使突厥帝国解体。 真正摧毁突厥力量的是两汗国之间的敌对，即鄂尔浑的东突厥和伊塞克湖、怛逻斯的西突厥。这两个突厥帝国统治着从中国东北部到呼罗珊的半个亚洲，如果他们能够保持在552年基础上的统一，即靠着以东突厥居首位，取帝王的可汗称号，而西突厥统治者满足于次位，取叶护称号的话，那么，他们将是不可战胜的。但东突厥的佗钵可汗，即木杆可汗的兄弟和继承者，是该家族中得到西突厥承认的最后一位可汗。西突厥叶护达头是一位极端残暴的人，这一点已经由瓦伦丁的报道所证实。在582年至584年间，他摆脱了东方的新君主，自己称汗。在中国，强大的隋朝已经恢复了汉朝在中亚的全部政治活动，中国在这次反叛中是鼓励达头的，这次叛乱使突厥人的势力一分为二。此后，东、西突厥再也没有重新统一，并且在大部分时间内，二者之间确实是处于敌对状态。 于是，当中国正处在重新统一之时，突厥人却在分裂。这种对立运动为隋唐王朝（7－9世纪）统治下的中国在中亚实行帝国主义政策提供了可能性。 东突厥不仅面临着西突厥的反叛，而且还被内部斗争弄得四分五裂。在蒙古本土上，新可汗沙钵略（581－587年在位）的权力受到其堂兄庵罗和大逻便的争夺。同时，他在西方受到西突厥"新可汗"达头的攻击，在东方受到辽西契丹人的攻击。不过，这一形势的发展令中国人不安，因为对这样一个联合体来说，由于蒙古地区的东突厥被打倒，势必使达头变得太强大。绝不能让达头重新恢复对他有利的突厥的统一。于是，中国的君主、隋朝建立者杨坚迅速改变了联盟的对象，支持东突厥可汗沙钵略以对付达头（585年）。陷入内部纠纷的东突厥人无论如何不再令人生畏了。沙钵略的兄弟、继位者莫何可能杀死了反可汗的大逻便（587年），但不久他也去世了。继位的可汗是都蓝（587－600年在位），他发现自己遭到另一位反可汗者（即得到中国支持的突利）的反对。事实上，都蓝可汗于599年驱逐了突利，但杨坚皇帝赶紧欢迎突利及其部众，并把他们作为盟邦安置在鄂尔多斯。东突厥毫无希望地维持着分裂局面。 都蓝一死，西突厥达头可汗再次试图利用东突厥人的混乱使他们降服，以便建立起他对蒙古地区和突厥斯坦的统治，实现突厥人的重新统一。为防止中国的干涉，他采取恐吓手段。601年，他威胁隋朝都城长安；602年进攻驻在鄂尔多斯的、受中国保护的突利可汗。但中国的政策是在暗中进行活动。603年，一支西部的主要部落（这些部落是铁勒族，是回绝的祖先，它们似乎是在塔尔巴哈台、乌伦古和准噶尔地区过着游牧的生活）突然反叛达头。由于达头的势力甚至在他统治的区域内也已经遭到削弱，他就逃往青海避难，从此销声匿迹（603年）。达头的王国，即曾经令波斯和拜占庭颤栗、并在几年前还威胁着中国都城的西突厥强国瞬时瓦解了。达头之孙射匮只获得了他应该继承领土的极西部分和塔什干，而某个反可汗的处罗成了伊犁地区的君主。处罗确实着手计划继续达头的事业，但中国人及时地阻止了他。隋臣裴矩暗中支持处罗的敌人射匮。处罗在战争中失败后，到中国宫廷供职（611年）。射匮把他的胜利归于中国的政策，看来他始终没有采取过背叛中国的行动。与此同时，东突厥的政权一直掌握在中国的被保护者突利手中（609年去世），后来权力又传其子始毕（609－619年）。在蒙古地区正像在西突厥斯坦一样，隋朝时期的中国不是通过一次大战争，而仅仅是采用其惯用的计谋，就成功地分裂了突厥势力，消灭了不顺从的可汗，使权力掌握在那些承认中国宗主权的可汗手中。 青海的情况亦如此。该地吐谷浑部的鲜卑人（可能是一支蒙古部落）的存在，三百年来一直令甘肃的中国驻军忧虑，608年他们被中国军队击溃，不得不逃亡西藏。同年，中国重新占领哈密绿洲。609年，吐鲁番王殉伯雅开始向隋场帝表示归顺。 当隋场帝在高丽进行的倒媚的战争（612－614年）使隋朝威信扫地时，整个结构瓦解了。东突厥始毕可汗起来反叛，在山西西北的雁门关几乎俘虏了隋场帝本人（615年）。接着，中国爆发的内战（616－621年）彻底恢复了突厥人以往的勇气，这次战争导致了618年隋朝的覆灭。当争夺王位的竞争对手们被打败、新的唐王朝登上皇位时，隋朝所做的一切工作又必须重做。草原又把它的游牧部落推向山西中部。624年，东突厥可汗颉利（620－630年在位）利用中国内战带来的混乱，骑着马率领着他的骑兵队伍对帝国都城长安进行威胁。幸运的是，唐朝有一位杰出的勇士，即太子李世民，尽管他还年轻，但他是唐朝的真正建立者。李世民勇敢地一直来到泾河畔的幽州，与蛮军对峙，他以坚定的姿态令对方慑服。游牧各部首领在一起协商片刻，然后一箭未发地撤退了。几小时后，一场大雨席卷该地区。李世民立即召集其部下谈话。据《唐书》记载他说道："虏控弦呜镝，弓马是凭，今久雨弥时，弧矢俱敝，突厥人众，如鸟铩翮，我屋宿火食，枪槊犀利，料我之逸，揣敌所劳，此而不乘，夫复何时？"唐军照此行动。黎明时，突厥营地被攻破，中国骑兵切断了通往颉利可汗营帐的道路。颉利求和并撤退到蒙古地区（624年）。在这次惊人之举后，当时年仅27岁的李世民登上了中国皇位，从此，历史上以帝号称他为太宗（626年）。
突厥篇 ，突厥汗国及族人的简介
“突厥”一词，根据17世纪成书的《突厥语辞典》，意为“最成熟的兴旺之时”。突厥人属于中亚民族，其语言属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文字为西方的阿拉米字母拼写。突厥人创造文字，开北方民族之先河，遗字散见于阴山和乌兰察布草原的岩画和蒙古国的碑刻上。 突厥人原为柔然人的锻奴，有发达的冶铁技术，但以游牧经济为主。552年突厥打败柔然，建立起幅员广阔的突厥汗国，势力迅速扩展至蒙古高原。其文化及风俗习惯，如制造高轮木车、东向拜日、崇拜萨满巫师等，对契丹、蒙古多有影响。突厥人的后裔汪古部在阴山以北游牧，因支持成吉思汗建国有战功，被蒙古人视为“安答（伙伴）”，与成吉思汗家族保持世世通婚的密切关系。突厥汗国后分东、西突厥和后突厥，立国近200年（552年—745年）。突厥人以狼为图腾，旗帜上绘制金狼头。可汗征发兵马时，刻木为信，并附上一枚金箭，用蜡封印，以为信符。各部接到信符，立即应征作战，战马的装备、给养皆由牧民自备。 突厥人善战，以战死沙场为荣。实行火葬，死者集尸于帐内，子孙及亲属们杀羊马祭奠，并走马绕帐7周，其中一人至帐门前用刀割破自己的脸，血泪交流，连续7次。随后，择日取死者平生所乘之马和经常服用之物，与尸体一同焚化，收其骨灰。春、夏死者，待秋时葬；秋、冬死者，待春季葬。埋葬之日，各地亲友前来会祭，仍举行设祭走马和割面仪式。葬毕，于墓前立石树标，依生平杀人之数立石，杀一人，立一石，并以供祭的羊、马头挂于石标上，石上刻有死者相貌及生前所经过的战争场面。在内蒙古北部草原上，常见此类石人墓。有单石圈、双石圈以及多石圈等，石圈中间竖立一石人。石人有的刻得很简单，用一天然石条刻出眉、眼、鼻、嘴，稍加工以显出头部。有的石人一手握剑，一手端一杯。这样的石人墓在中国新疆以及今蒙古国境内、俄罗斯西伯利亚均有发现。 732年，突厥毗伽可汗为纪念其亡弟阙特勤的功勋而立阙特勤碑。毗伽可汗碑则立于735年。二碑分别记述后突厥汗国的建立者阿史那骨吐禄的长子毗伽可汗和次子阙特勤的生平事迹和功绩。二碑俱在今蒙古国后杭盖省和硕柴达木，彼此相距约1公里，为大理石制成。阙特勤碑正文60行，毗伽可汗碑正文80行，分汉文和突厥文两部分。阙特勤碑的汉文碑文为唐玄宗亲书，而毗伽可汗的汉文碑文则是唐史官李融书写的，突厥文部分则由两人的外甥也里特勤撰写。两碑是研究突厥历史和文字（文学）及其与唐朝关系的珍贵实物资料。 突厥汗国与隋唐间时有战争，但主要以臣属、姻亲关系为主，如隋代曾两次以公主下嫁突厥可汗，突厥亦多次降附中原王朝。突厥人亦通过唐朝在内蒙古草原的大单于都护府及东、中、西3座受降城，进入中原营商，更有突厥人在唐朝中任官。 盛极一时的突厥汗国，由于对外战争屡遭失败，加之内部分裂，以及单一游牧经济的脆弱性，终于由分裂而衰亡。
鲜卑篇 ，鲜卑部族史记
鲜卑是发源于中国东北的一个古老民族，在中国的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鲜卑属东胡系，居于鲜卑山，因此得名。近年来，考古学、历史地理学与民族史研究，颇以为鲜卑山即大兴安岭山脉。鲜卑部落集团，可能先秦时已活动于大兴安岭山脉中部与北部，而兴起则晚于乌桓，其名始显于东汉初年。或又以鲜卑为春秋及春秋以前的山戎。语言与乌恒相同。属东胡语（古蒙古语）的分支。 西汉初年（公元前206年），匈奴冒顿攻灭东胡，东胡人向北败退，越过西拉木伦河之后分成两支，一支逃向乌桓山，称之为乌桓人，另一支逃向鲜卑山，称之为鲜卑人。《后汉书》卷九十《鲜卑传》载：“鲜卑者亦东胡之支也，别依鲜卑山，故因号焉。……汉初亦为冒顿所破，远窜辽东塞外，与乌桓相接（与汉朝之间被乌桓阻隔），未常通与中国（指中原）焉。” 鲜卑人把他们所崇拜的山叫做“鲜卑山”，也就是“神山”或“祥瑞山”的意思。北方游牧民族普遍有祭祀山神的习俗，鲜卑族也是一样，他们认为山神可以保佑他们得到更多的猎物和牲畜，所以对山十分崇拜。他们每到一处，都有一座山被奉为神山，在扎鲁特旗查不嘎吐苏木大黑山上，绘有人面形岩画。这当是鲜卑人留下的岩画，这幅人面像就应该是鲜卑人敬奉的山神。所以大黑山也应该是一座鲜卑山。鲜卑人在东胡被打败之前也一定有他们的神山，并不是被东胡打败之后才有的鲜卑山。只不过因所处的地域改变后，所崇拜的鲜卑山也不同了而已。 清代史学家张穆认为，最初形成鲜卑名称的鲜卑山就是现今科右中旗西北约30华里的大罕山，当地人亦称为蒙格罕山。此山位于霍林河西南岸，位于扎鲁特旗和科尔沁右翼中旗之间。东西宽约10公里，南北长约13公里，由蒙格罕山、奥斯克吐、芒尔得高乌拉，哈夫特嗄乌拉，莫达板乌拉，模模乌拉，道劳哈马尔，柴拉切楞等数座相连山峰组成。主峰大罕山高721米，相对高度近400米，山中松、桦、柞、榆、枫、杏等树木繁茂。 鲜卑人从东汉光武帝建武二十五年（公元49年）始与中原王朝相沟通。公元48年，匈奴分裂为南北二部，之后南匈奴附汉，东汉政府乘机联络鲜卑，实行孤立和打击北匈奴的政策。封赏鲜卑各部大人，“每年竞耗费二亿七千万钱”，以达到“保塞无事”的目的。 和帝永元三年（公元前91年），北匈奴被东汉王朝击败。政权瓦解，单于西迁，余众多附鲜卑。自此鲜卑逐步强大起来，并经常“寇掠东汉北方诸郡”。 当时以辽西鲜卑其至革建（人名）最为强盛，并为鲜卑各部的盟主，直至东汉顺帝阳嘉二年（公元133年）其至革建死去，鲜卑各部统领失驭。东汉政府多次组织大军会同乌桓、南匈奴共同进讨鲜卑，此后鲜卑势力才逐步减弱。 东汉后期（桓帝时，公元二世纪中叶），鲜卑出现了一个著名首领名叫檀石槐（156-181年在位），他“勇健而有智略”，被推为鲜卑大人，他在高柳（今山西阳高县）北三百余里的弹汗山（今河北张家口尚义县南）设营，兵马甚盛。鲜卑各部在他的统领之下，南抄缘边，北拒丁零，东却扶余，西击乌孙，尽据“匈奴故地”，建立起了鲜卑部落军事大联盟。“东西万四千余里，南北七千余里”。 檀石槐把他控制的地区划分为三部：自右北平以东至辽东，接扶余为东部；自右北平以西至上谷为中部；自上谷以西至敦煌接乌孙为西部。每部各置大人统领，总属于檀石槐。此时，由于东汉王朝内乱频频，许多汉人也逃往边地投靠鲜卑，为檀石槐出谋划策，加之鲜卑骑兵进退神速，战斗力获得充分发挥，“兵利马疾，过于匈奴”，作战中“来如飞鸟，去如绝弦”，不断入侵边郡，杀略吏民，劫夺财产。熹平六年（公元177年）“鲜卑复寇三边，一岁中竟达三十余次”。 鲜卑人此时靠战争和掠夺取得了不少的财富，但生产力却很低下。农业、畜牧业经济都不发达，人口的剧增使得鲜卑各部之间除了军事联盟之外，并无过多经济往来。加之政治上除以军事掠夺为目的的战争协作之外，组织上也较为松散。故公元181年檀石槐死后，鲜卑军事联盟迅速瓦解。 檀石槐部落联盟瓦解之后，当时划分的东部鲜卑仍然在东部的西拉木伦河流域游牧，曹魏初年，盘据太原雁门一带的“小种鲜卑”首领小帅轲比能又建立一个较小的部落联盟，青龙三年（235）年，轲比能被曹魏政权所杀，局部统一的鲜卑各部进一步瓦解。鲜卑族重新回到了原来各自为政的状态之中。魏晋之际，东部鲜卑兴起了三个大的部落，即宇文部、慕容部、段部。1、宇文鲜卑 宇文部本非鲜卑，他们是世居阴山东部的匈奴南单于的远属，他们原有十二个部落，公元一世纪北匈奴兵败西迁后，留居漠北的匈奴人十余万落（户），东迁至辽东与鲜卑人杂处。宇文部即是此时东迁的匈奴部之一。他们使用的语言是阿尔泰语系中的匈奴语。鲜卑人则是通古斯语族中的东胡语。故史书上说宇文鲜卑语言与鲜卑颇异，东迁过程中宇文部的上层人物统治了辽东一带的鲜卑人。并参加了檀石槐建立的部落大联盟，成为联盟中的东部大人。从此逐步鲜卑化，称之为宇文鲜卑。 宇文鲜卑名称的来历：相传他们曾得到三个玉玺，玉玺上的文字是“帝帝玉玺”，他们以为这是上天授予的，在鲜卑语中，天为“宇”，君为“文”，因号“宇文国”，即“天君”之意。始称宇文鲜卑。宇文鲜卑一直活动在慕容部的北面，其驻地主要在霍林河流域，乌力吉木仁河以南，西拉木伦河二岸地区，1983年9月于通辽市开鲁县福兴地出土的“子母马金牌饰”，1984年4月出土于通辽市科左中旗希伯花苏木六家子嘎查的“双马金牌饰”、“神兽金牌饰”、“有链金马牌饰”。 宇文鲜卑所属部中，以驻扎于扎鲁特旗乌力吉木仁河、老哈河、西拉木伦河一带的遥撵氏，驻扎于西拉木伦河上游的习部，下游的迭刺部较为著名。位于扎鲁特旗西北部的窟窿山，《辽史》中称为大勒得山，是宇文鲜卑部中的大勒得王大贺氏的发源之地，这个大贺氏部族，就是以后中国复姓中贺兰氏、贺楼氏、贺岳氏（也有写作贺若氏的）、贺连氏等姓氏的始祖。 宇文部中的迭刺部最先在霍林河中上游一带游牧，后逐步南移至乌力吉木仁河与西拉木伦河之间游牧。公元四世纪中叶，以迭刺部、乌槐部等部为核心的部落，在老哈河与西拉木伦河交汇之处建立了部落联盟。契丹八部由此产生。迭刺部夷离堇耶律阿保机于公元916年在“金玲岗”（现开鲁县黑龙坝至胡家岗一带），祭告天地，承袭大统，建立了契丹王朝，建元神册，“建都”龙化洲（奈曼旗与开鲁交界处西孟家段水库附近）。宇文鲜卑的另一部落习部则游牧于西拉木伦河上游和老哈河上游一带，并发展成为库莫溪部族。定居于现今赤峰市宁城一带、五胡十六国至随唐时期经常参与中原混战。隋初较为强盛，后被契丹所征服，融于契丹族之中。2、段部鲜卑 段部鲜卑名称的来历：段部鲜卑本出于辽西。他的始祖名叫日陆眷，因战乱被卖到渔阳乌桓大人库辱官家当家奴。日陆眷很会讨主人的欢心，一次诸乌桓大人集会于幽州，每位大人手中都拿着唾盂，唯渔阳乌桓大人库辱官不带唾盂，有痰后唾到日陆眷口中，日陆眷把痰咽下，并面西拜天说：“愿使主君之智慧禄相尽移入我腹中”。 后来渔阳发生饥荒，渔阳乌桓大人库辱官因为日陆眷身强体建，就派他到辽西“逐食”，于是日陆眷在辽西招募流亡和反叛的民众，并且逐渐强盛起来。到其侄务目尘时，封为了辽西公，到他孙子就陆眷时，已据有辽西之地，疆域最广时，西接鱼阳东界辽水，公元四世纪初较为强盛，所统三万余家，军队有四、五万骑，臣伏于西晋，经常与其北面的宇文部和东面的慕容部混战。同时也经常参与中原交战，段部鲜卑逐步向燕山北部和徒河上游发展，以令支（今河北迁安）为统治中心，故称徒河段部鲜卑。晋咸康四年（338年）段部为前燕慕容皝所灭，部众融于慕容鲜卑之中。3、慕容鲜卑 慕容鲜卑为东胡后裔，它的祖先就是从退保鲜卑山的鲜卑部分衍出来的。它最初是鲜卑部的核心部族，占据鲜卑山附近的霍林河中下游和洮儿河流域游牧，并由此逐步向西辽河流域发展，它的部落首领曾在檀石槐建立的军事大联盟中担任中部大人，慕容部此时开始形成。 慕容鲜卑名称的来历：慕容部始祖莫护跋，祖籍昌黎，曹魏初年莫护跋率领诸部落入居辽西，跟从司马宣王讨平公孙渊，被封为率义王，始建国于棘城（今锦州）之北。相传当时燕、代地区的人多戴“步摇冠”，莫护跋十分喜欢这种走起路来一摇一摇的帽子，于是他也戴步摇冠，人们都叫他“步摇”。把他所率领的部落也叫“步摇部”，由于人的口口相传，后来就把“步摇”说成“幕容”，也开始把莫护跋所在的部落称为慕容部。当然了慕容部名称的来历还有几种说法，不管怎样的来历，慕容部莫护跋喜欢“步摇冠”是事实。 曹魏初年，首领莫护跋率众从科尔沁草原东北部向西南移动，进入草原中心地带，即现今科左中旗、科右中旗、科尔沁区一带，此后，又入主辽西，并随从司马懿征伐辽东，被曹魏封为率义王。慕容部继续向西南发展。并在棘城（今辽宁锦州附近）建都。在这之后，慕容部又曾迁回最初驻牧之地，洮儿河下游一带。 晋太康五年（公元284年），慕容廆继位，这时与慕容部西、北部界临的宇文部，西南部界临的段部逐步强大起来，三部在科尔沁草原上不断发生混战。太康十年（289年），慕容廆遣使归附于晋，并被拜为鲜卑都督，在晋的支持下，慕容部逐步强大，不久打败段部，徙居于徒河之青山（辽宁义县境内），然后又南迁还居于棘城。从此之后慕容部乘晋二京（洛阳、长安）为匈奴贵族刘聪、刘曜攻克、加之晋北方战火连绵、流亡之人大多逃至辽西、辽东躲避战乱之机，慕容部开始大修明政，安辑流亡，网罗人才，收容士族，使之尽为己用，故势力迅速强盛。 咸和八年（333年）慕容廆死，子慕容皝继位，自称燕王。史称前燕，此时慕容部北并宇文，西灭段部，“开地三千里，人口增加至十万户”，筑城于柳城以北，龙山以西，号曰“龙城”（现今辽宁省朝阳市）作为前燕国的首都。这时的前燕是当时东北地区唯一强大的政权。这支出生和成长在科尔沁草原上的民族已经蓄势待发做好入据中原的一切准备。东晋永和六年（350年）慕容皝子慕容隽（音俊）攻下后赵之蓟城（今北京市）迁都于蓟，永和八年又攻下赵都邺城（今河北磁县东南三台村），接着即皇帝位。不久又迁都于邺。东晋太和五年（370年），邺城被前秦苻坚攻破，前燕至此灭亡。 自公元337年慕容皝称帝到370年前燕灭亡，这个科尔沁草原游牧民族创建的政权存在了33年。前燕灭亡之后，慕容鲜卑继续在中原地区建立了后燕、西燕和南燕三个政权。后燕为慕容皝第五子慕容垂所建，建都中山（今河北正定县），政权存在了23年（384——407年）。西燕为慕容冲所建，都城长安（今西安），后来慕容冲被杀，他的尚书慕容永又割据长子（今山西长子县），政权存在了十年（384——394年），南燕为慕容垂之弟慕容德所建，建都滑台（今河南滑县），不久因滑台为北魏夺取，又迁都广固（今山东益都）政权存在了12年（398——410年）。4、拓拔鲜卑 早在东胡人退保鲜卑山之前，鲜卑山所在的大兴安岭之下就有土著的鲜卑人居住，只不过他们的势力较小，不为人们所重视，东胡人退居鲜卑山之后，以东胡人为主的慕容鲜卑势力强大，迅速占领原土著鲜卑人的游牧领地，这不得不使原来世居于此的土著鲜卑各部避其锋芒，向东、向北寻找新的生存空间，这其中以拓拔鲜卑、独孤鲜卑、尉迟鲜卑、达奚、伊娄、丘敦、侯氏、乙舫、车巾昆等部落为主的鲜卑各部沿着兴安岭山谷溯嫩江伊敏河而上，游牧到大兴安岭北端（现内蒙古鄂伦春自治旗阿里河镇），并称此地为大鲜卑山（这是针对原鲜卑山而言），并以此为中心建立游牧领地和军事联盟。 此后，以拓拔鲜卑为首的部落联盟经历了多年发展，至可汗毛时，开始强大，有“统国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后来又经过五代首领的努力，开始南迁大泽（呼伦湖），又经几代首领的指引，经过“山谷高深，九难八阻”越过呼伦湖进入克鲁伦河流域和蒙古高原中部，北近贝加尔湖，后开始向南折返迁徙，经现今蒙古国中部和内蒙古中北部，进入盛乐川（现内蒙古和林格尔县）。 此时，拓拔鲜卑“部众浸盛，诸部皆畏服之”，公元310年，拓拔猗卢建代国，376年代被前秦攻灭，十年后，386年，拓拔珪重新建国，改国号为魏，史称北魏，建都平城（今山西大同），此时北方出现了“五胡十六国”的局面，十六国中鲜卑人建立了代、前燕、后燕、西燕、南燕、西秦、南魏、北魏等八个国家，北魏建国后，依兵强马壮，于公元439年统一中国北方，与东晋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南北朝对峙的局面。 孝文帝太和十七年（公元493年）北魏迁都洛阳，改革鲜卑旧制，加速汉化，服汉服，禁用鲜卑语，提倡鲜汉联姻，将鲜卑拓拔氏改为元姓，丘穆陵氏改为穆姓，步六孤氏改为陆姓，独孤氏改为刘姓，勿忸氏改为于姓，尉迟氏改为尉姓，贺楼氏改为楼姓，贺赖氏改为贺姓等等，使得入主中原的鲜卑人很快同化于汉族之中。 北魏历时148年，后分为东魏和西魏，以后分别被北齐和北周所灭，直到公元589年隋灭陈统一了中国，其政权前后持续了170多年。由北方草原民族鲜卑人参与主演的历史融合大剧才徐徐落下帷幕，在这个时段中，科尔沁草原孕育出的宇文、慕容、段部、拓拔等鲜卑各部以其勃兴如虹的气势，普写了许多激动人心的历史故事，创造了诸多辉煌的历史文明，并且产生了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许多姓氏。 《后汉书，乌桓鲜卑传》载，鲜卑“以季春月大会于饶乐水上”。饶乐水，史学界认为是西拉木伦河。《三国志》引《魏书》亦云，鲜卑“其地东接辽水，西当西域，常以季春大会作（饶）乐水上”。其后鲜卑部落联盟长檀石槐曾在“乌侯秦水”捕渔，“乌侯秦水”即老哈河。檀石槐统一鲜卑后，把鲜卑分成东、中、西三部。 鲜卑是以畜牧、狩猎为主的民族，其畜牧业主要是养马。而舍根文化的直接继承者契丹人旧俗也是“其富以马”。鲜卑人以畜马为主的经济特点也反映到陶器的装饰上。在我们发现的舍根文化的陶器纹饰中，除大量的几何图案之外，还有一些马的图案。 关于鲜卑人的习俗，《后汉书乌桓鲜卑传》中载：“其言语习俗与乌桓同，唯婚姻先髡头，以季春月大会于饶乐水上，饮宴毕，然后配合。”可见鲜卑和乌桓同属东胡后裔，语言和习俗是相同的，只有在婚俗上和乌桓有些差别。鲜卑人的婚姻比较自由，没有乌桓婚姻复杂，他们的婚姻形式还处于更加原始的状态。即每年春、夏之交的时候，成群的青年男女髡完发后（髡发是在前额或两鬓留一绺长发，其余全剔光的发式。）大会于饶乐水，饶乐水就是今天的西拉木伦河，联欢畅饮，选择意中人，一顿宴饮之后，把选好的意中人领回去完婚。所以鲜卑的婚姻是比较自由和开放的。
蒙古高原历史 ，四大汗国及蒙古被侵占的历史
（一）公元1368年---1755年的历史 1、北元历代可汗 脱欢帖木尔-----爱猷识理达腊------脱古思帖木尔------坤帖木尔-------鞑靼鬼力赤------（1409）本雅失里------脱脱不花-----（1453）瓦剌也先-------2、蒙古本土： （1454）麻儿可儿-----马古可儿吉思-----摩伦------满都督------（1470）达延汗（1543）------- 外蒙古喀尔喀部锡林郭勒盟察哈尔部河套鄂尔多斯部乌兰察布盟土默特部俺答汗3、新疆：瓦剌[改名为卫拉特或厄鲁特（1454-1543）]准噶尔部伊宁和硕特部新疆东部迁往青藏土尔扈特部塔城迁往萨莱杜尔伯特部新疆北部亡于准噶尔叶尔羌（1514-1678）新疆南部亡于准噶尔和硕特部：硕垒乌巴什浑台吉-----俄木布------固始汗（1656）-----西藏：达颜汗（1670）达赖汗拉藏汗丹衷班珠尔青海：鄂齐图汗亡于噶尔丹札什巴图汗复国罗卜藏丹津（1725）准噶尔部：哈剌忽剌-------巴图尔浑台吉（1660）-----------僧格----------索诺木阿拉布坦--------噶尔丹（1697）---------妄阿拉布坦（1727）---------噶尔丹策零（1745）---------那木札尔（1754）---------达瓦齐（1755）---------阿睦尔撒纳（1757）4、 察合台汗国 （1）西部：笃哇（1306）-----怯伯（1314年在撒马尔罕建西察合台汗国）-----------帖木尔（1406年帝国分裂）-----------（1456年哈萨克汗国建立）克烈和贾尼别克---------（1500年帖木尔帝国被乌兹别克灭亡）-----------（1589年哈萨克分为三玉兹） （2）东部：也先不花（在霍城）----------（1348年）秃黑鲁帖木尔-----------（1363）卡玛鲁丁--------（1389年定都吉木萨尔）黑的儿火者---------（1418年定都伊宁）歪思汗----------（定都吐鲁番）阿黑麻---------满速尔（1543）------------沙（瓦剌占据天山北，称漠西蒙古，沙战死于瓦剌之手） （3）（1514满速尔三弟赛依德推翻蒙古杜格拉特部统治，建叶尔羌汗国）---------（1533）热西德--------阿不都克里木（灭东察合台，统一天山南路）---------阿布杜拉---------（1665）尧勒瓦斯----伊司马义（1678亡于准噶尔） （4）阿帕克霍加（称帕夏国王，黑山派，受辖于准噶尔）----------艾合买提（前者的孙子，白山派，1715被准噶尔消灭）-----------达尼亚----------尤素甫（1755亡于艾合买提的两个儿子大小和卓） （二）公元1697---1911年的历史 为防止外蒙的割据，清庭在库伦（乌兰巴托）设置大臣，定期举行军事演习，保障疆域的稳定。清初，沙俄就不断侵扰蒙古地区，康熙年间，居于天山以北的蒙古一部勾结沙俄叛乱，在康熙的亲征下，1697年平叛。但沙俄仍在边境制造事端。1727年中俄签定的《恰克图界约》肯定了蒙古属于中国，但沙俄的势力也越过了西伯利亚，伸展到贝加尔湖一带，为后来的外蒙独立留下了隐患。 清朝开始只想“分而治之”，并未想到今后会分裂出一个蒙古国。 （三）公元1911年----1917年的历史 1911年，中国爆发了辛亥革命，沙俄认为分裂蒙古的时机已到，开始培植亲俄势力，并大批发放武器，准备制造外蒙独立。年底，在沙俄总领事的指挥下，驱逐中国官员，宣布独立，一年后签定《俄蒙协定》《商务专约》，这两个条约确立了沙俄实际统治了蒙古。消息传出，举国大哗，从政府到民间群情激愤，内蒙也发表了严正申明，不承认库伦伪政府的一切条约。 1913年，袁世凯卖国最高峰时期，沙俄利用袁政府的内外交困，与袁订立《中俄声明文件》，确认中国是蒙古的宗主国，改“独立”为“自治”。但中国政府不能驻军、移民外蒙，而沙俄可以，蒙古事务需两国协定解决。该条约使中国徒有宗主虚名，而仍由沙俄控制外蒙。1915年再订《中俄蒙协约》，确认1913年的文件。（四）公元1917年----1945年的历史 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始，备受夹攻。一来，苏联急欲在世界上找到支持，以打破外交困境，二来，最早的苏维埃政权领导人也是些以反压迫为己任的理想主义者。苏俄对中国作了许多友好姿态。包括废除沙俄和中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退还中国所有俄国租界、废除治外法权等等，归还沙俄通过《瑷珲条约》和《北京条约》夺取的外兴安岭以南的中国领土，承认外蒙是中国领土。 但毕竟到手的肥肉弃之可惜，再者俄国在外蒙也颇有势力。于是在外蒙出了个人物苏赫巴托。其人好象原是外蒙王公某卫队的军官，受十月革命影响，笃信革命理论，曾到莫斯科见过列宁。在二十年代初领导了外蒙的社会主义革命，成为蒙古国的英雄，其肖像见于外蒙货币图格里克上。自是，蒙古坐上了“社会主义国家老二哥”的交椅。曾有位苏联二战老战士对我说：“卫国战争时苏联还没有中国这么个大兄弟，仅有一个蒙古小弟弟。”至二战前只有这么两个社会主义“国家”而已，所以苏联对外蒙“照顾”有加，包括派兵进驻。 由于1917年的这次俄国革命推翻了沙皇，“自治”的外蒙失去靠山，外蒙重回祖国的怀抱。1918年中国政府以防止苏维埃主义扩散和西伯利亚局势动荡为由，驻军库伦。1919年，驻军与外蒙上层达成《改善蒙古未来地位的64条》文件，要求取消自治，未获外蒙“议会”通过，11月中国政府强行通过政令，取消自治和废除1915年前的条约，并在库伦设置行政公署。然而俄国革命的胜利影响到外蒙，外蒙的共产运动、民族分离先驱苏黑巴托尔和乔巴山积极寻求共产国际帮助，谋求建立独立的蒙古国。列宁见过他俩后，在中国问题上出尔反尔，转而支持外蒙的分离运动。 1920年由苏和乔领导的蒙古共产党成立，积极从事分裂运动，首要任务就是肃清外蒙境内的“敌人”，即驻蒙官员、驻军、外蒙支持统一的人仕。1921年3月成立蒙古人民军和蒙古临时政府，6月苏俄派驻红军，7月人民军与苏俄红军开入库伦城，考虑到外蒙当时的特殊情况，坚定的“苏维埃分子”苏黑巴托尔与乔巴山主持成立了君主立宪的“蒙古人民革命政府”，由王族势力的博克多格根任国君。为维持分裂政府，苏、乔要求苏俄势力庇护，同意苏俄驻军并协助围剿白俄匪军与敌对力量。1922年俄蒙签定一份协约，苏俄率先承认外蒙“独立”。1923年，苏黑巴托尔去世，1924年6月，乔巴山推出“蒙古人民共和国”，最高权利属于大呼拉尔，不设总统，平时由政府处理国务。11月第一届大呼拉尔会议在库伦召开，确立亲苏俄为不可更改的国策，允许苏俄驻军，制定仿苏“宪法”，以1911年作独立纪元，改库伦为乌兰巴托（红色勇士城）。北京政府及民间人士感到不能容忍，希望出兵或借助英、美、日出面干涉，以曹琨和吴佩孚为首的北洋政府对事件十分恼火，但鉴于国力不张，形势不利，只发表了措辞严厉但无实效的政府声明，对外蒙独立不予承认。 外蒙地区的非法独立，遭到中国人民和政府的一致抗议和反感，鉴于此，苏俄政府玩弄两面派手法，一方面派重兵保护“独立”，并与外蒙签定互助协定，大规模驻军外蒙，另一方面，1924年签定的《中苏协定》承认外蒙是中国的一部分。1927年，蒋介石主持中央政府时，苏俄要求中国承认外蒙的独立，蒋介石回电严词拒绝，并责令外蒙执政者放弃“独立”，回归中国。1928年，苏俄以平叛为由进军外蒙，局势动荡中蒙古统一人士要求民国政府出兵外蒙，中苏军队在外蒙东部边界发生小规模战斗。苏军不愿搞大事端，宣布撤出外蒙，中国军队也没再进入外蒙。此后，蒋政府忙于在南方剿匪，之后的中日战争，使南京政府无力于外蒙事务。亲苏的乔巴山趁机又得到发展，加上日本也制造满蒙独立事端，外蒙甚至与伪满洲国签订“边界”协定，从事分裂国家的勾当。尽管如此，蒋介石忧心忡忡，但三令五申强调“外蒙事务为中国内政”。（五）公元1945年----1949年的历史 1945年，日本战败，中苏谈判再次涉及外蒙问题，46年，外蒙代表与南京政府谈判外蒙主权归属问题。苏俄处心积虑的制造外蒙独立，在中俄边界屡造摩擦，多次侵入我新疆、蒙古地区，利用中国的内乱，将军事控制线南移，在民族、经济和政治上煽动外蒙政权及人民的反华情绪，同时想方设法争取国际社会的承认。45年的雅而塔会议使苏俄在华获得利益，包括租用旅顺和优先使用大连港，同时确保外蒙维持分裂现状。为确保雅尔塔协议的落实，苏俄邀请南京政府去莫斯科和谈，以宋子文为首的中国代表团会见了斯大林，斯大林指着雅尔塔协议的英、美、苏的签名，并点明了为什么自沙俄起俄国一直觊觎外蒙：“俄国横跨欧亚，一条西伯利亚铁路大干线贯穿东西，是连接两端的命脉。原沙俄和苏联解体后之俄罗斯均以双头鹰为国徽，一头望东，一头望西。蒙古边界距贝加尔湖南端的西伯利亚铁路大干线只有几步之遥，如果有人从此出击，无异于将双头鹰一劈两半。所以苏联必得外蒙而后快。” 斯大林的强硬态度使蒋介石另派蒋经国再使苏俄，然而仍旧毫无用处，经过一番痛苦的考量，蒋介石电令宋子文同意在外蒙问题上让步，以换取南京政府在东北、新疆主权和中共割据问题上的利益，不过外蒙独立要“全民公决”。宋子文不愿承担卖国骂名，立马辞职把任务交给王世杰完成。 1945年8月10日，王得知日本拟接受波次坦公告，由于害怕苏军占领全部满洲后态度更加强硬，当晚与斯大林举行了第二轮会谈，斯大林同意取消在旅顺和大连派驻行政官员实行共管的要求，同意在日本投降三个月后苏军全部撤出满洲。但要求中国不准在外蒙独立问题上提边界划分的要求。外蒙主要和新疆有边界划定的问题，原阿尔泰地区在1911年前归属外蒙，外蒙独立后划归新疆管辖。苏俄要求把阿尔泰地区划入外蒙，遭南京拒绝。由于1944年在阿尔泰地区发生过叛乱，蒋介石对苏俄有很大疑虑。而苏俄也怕南京借边界划定问题迟迟不批准外蒙的“全民公决”，使外蒙独立没有名分。在接下来的会谈中，斯大林威胁说，如果再不批准协议“内蒙也将申请加入蒙古！”。鉴于东北战场情况的发展，老蒋最后含糊其词，让王世杰权宜处理，就这样在划界问题上南京又让一步。1945年10月10日到20日，外蒙共集会13000次，举行投票，共有选票381242张，结果是全部赞成独立，无一反对。 1946年1月5日，无力回天的南京政府正式公告了外蒙独立，使蒙古正式离开了“家”，外蒙的最终分离，是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页！ 在现在蒙古版图西北，原来还有一大块领土属于中国，那就是中国原称唐努乌梁海的地方（现俄罗斯的图瓦共和国）。1914年沙俄出兵强占此地，并将其并入俄国版图。苏联成立后此地成立以克孜尔为首府的土温克共和国，曾在短时间内一度成为苏联的加盟共和国之一，但很快降格成为俄罗斯联邦内一自治共和国。 （六）公元1949年----1999年的历史 中国共产党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只用四年就彻底打败蒋介石。蒋介石恼羞成怒，坚持称苏联不遵守“友好条约”，暗中支持中共，而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立即弃蒋之“民国政府”于不顾，而与北京建交。于是蒋宣布“中苏友好条约”作废，其中关于承认外蒙独立的条款也在内。所以台湾的地图又堂而皇之的把外蒙又画入中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接下的是一堆烂摊子。国民党把国库全部搬到了台湾，中国当真是一穷二白。中共早在延安时就曾一再表示愿同美国搞好关系，因为毛泽东从不愿受制于人。斯大林早年的瞎指挥给中共带来的损失巨大，而且斯大林的野心也是很明白的。但美国押错了赌注，对中共满腔仇恨，从台湾、日本、南韩对中国形成包围之势，虎视眈眈，台湾更派出军舰，封锁大陆外海（不过风水轮流转，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飞机不时深入内地进行骚扰。 在这种情形之下，苏联的援助就显得极其重要。中苏关系进入“蜜月”期，苏联同国民党签的条约大多作废。关于外蒙，中共重新发了声明，表示承认其独立。这主要是，中国的前中央政府已正式承认其独立，外蒙于法于理上都已完成独立的过程，中国已没什么借口；二则中国有求于苏联，外蒙的防务几乎是由苏军负责的，如果强要收回，不仅理亏，与苏联就不仅是撕破面皮的矛盾了。不过，毛泽东收回了大连、旅顺的主权，也取消了苏联在满洲铁路的特权。 这之后，中国和蒙古建立了外交关系。至九十年代，蒙古已与一百三十多个国家建交。蒙古形如“苏联第十六个加盟共和国”默默过了几十年，中蒙关系几乎完全等同于中苏关系。中苏关系恶化时，苏联在中蒙边境上屯下重兵，当中苏关系缓和时，苏联从蒙古撤回大部分军队也成为中苏关系全面正常化的先决条件。蒙古有何声音呢？苏联有一点风吹草动，都会影响到蒙古。1985年后戈尔巴乔夫开始他的“新思维”，蒙古便也刮起改革之风。成果如何，所知不多，不敢妄评。 外蒙受汉人影响较小，加之多年来受苏联影响，应该说他们是愿意独立的。或者说他们已适应了这种生活。曾有一次，我们几个中国学生和几个蒙古学生同堂学俄语，不知是谁提到应该把外蒙“归还”中国，一个蒙古女生竟当场哭了起来，弄得我们好不尴尬。 不过蒙古得到多少自由，值得怀疑，他们不过是又选了另一个靠山而已。国际上蒙古自己的声音有多响呢？他们也的确得到了好处：躲过了中国的战乱，在中国贫困交加时，享受了苏联的帮助，苏军撤退后留下的营房、设施更是从中苏对抗中赚了一笔。但从长远利益来看，我不觉的蒙古是在有利的地位。蒙古是个内陆国，交通不便，人口缺乏，如果发展经济必须从它仅有的两个邻国找出路，无异于把自己的经济命脉交到别人手里。当初正是因为如此它才容易为人控制。中苏相较，通过中国向南亚、西亚发展，并在南方找个不冻港与世界相连，跟通过苏联，向北往北冰洋发展，或在西伯利亚绕一圈在远东找个港口，孰优孰劣，不难看出。 现在俄罗斯经济千疮百孔，早已顾不得蒙古，蒙古在改革之后也试图摆脱苏联控制，目光转向中国。民国时统计：蒙古族共有近240旗，其中外蒙占108旗。现在全球五百多万蒙古族人：二百万在蒙古，三百四十多万在中国。中蒙素有渊源。
大理国与后理国 ，大理的开国之君及世系
白族古称“白蛮”，是古老的bo（打不出，“bo人悬棺”之bo）人民族和汉民族融合形成的。《史记·司马相如列传·集解》中说：“bo，羌之别种也。”在战国时期就融合了部分楚文化的bo人，在汉晋之世，中原政府迁徙了一部分汉人到“西南夷”屯垦，加上中原战乱中流落到西南的汉族士兵和平民，进一步与bo人融合形成了称为“白蛮（白人）”的新民族。部分汉人移民中得势的“豪民”，成为“白蛮”中占统治地位的“大姓”。 在汉晋时代西南著名的bo人大姓有焦、雍、孟、董等家，段氏的声名还称不上显赫。段家的飞黄腾达，该是在南诏国的时候了。 大理的开国之君是段思平。他是南诏清平官段俭为魏的六世孙。段思平得国之时官居通海节度使， 南诏后期，国内强族林立，举其要者，有郑氏、杨氏、赵氏、董氏、高氏、段氏，凡此六姓，皆有地有民有兵，一举一动都干系政局。蒙氏既衰，英雄趁时而动，首发难者，即郑氏买嗣，其既掌国柄改号自立，遂杀蒙氏八百人。 大长和国历三世，26年，始终未能解决国内问题，而又趁中夏历五代十国之乱，举兵犯蜀，迭遭失败，以是民心丧尽。节度使杨干贞举兵而起，屠郑氏，长和亡焉。干贞初拥赵姓为国主，国号天兴，然而随即不满赵氏，又废赵而自立，天兴国仅存十月而亡。干贞改国号曰“义宁”，自以为国内无人不服，贪横暴虐，在位两年而死，弟杨昭即位，勉力维新，然民心已失矣，且性亦猜忌好杀 段思平颇有才干，他在通海培养自己的势力，又得到了乌蛮三十七部贵族的拥护。洱海地区的白族封建主也很支持他。为了推翻杨干贞，董伽罗、高方两大家族暗地联络段思平回洱海布置反杨义举。 后晋天福二年（公元937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段思平举兵起事。他率领通海自己的军队，又联合乌蛮三十七部的兵力，与洱海的农民、奴隶武装汇合，开始讨伐杨干贞。军事行动很顺利，因为还有高、董等家族的贵族在杨干贞朝中做内应。很快杨干贞的军队就被打垮，段思平进军阳苴咩城（今大理城），取得了政权，改国号“大理”。 为了封赏帮助自己登位的功臣，段思平分封诸侯，比如高方就被封为岳侯。各诸侯都世袭领有封地，在诸侯领地内，当地诸侯是最高统治者，其下也各有家臣效忠。这样却为段家后世埋下了祸根。 段思平在位六年即死，然而却为段氏奠定22世之基业（如果算上元朝入云南后委段氏为大理总管，则合计34世之久），在中国历史上也是罕见的。他死在西元944年，其时中原仍在五代时期，离赵宋历史上那著名的“烛影斧声”还有数十年的时间。然而，大理国却先已预演了一出类似的好戏。段思平有一子思英（段氏取名类似于日本古代，有通字，不避先讳，绝异于汉族），然而据说此人是个极其荒淫昏庸之人，结果在位一年，就被思平弟思良伙同相国董迦罗废除，思良自代。这出“子不肖，叔来教”的戏耐人寻味。《滇史》称：“思平一子思英不肖，心欲废之，左右诸臣谏阻。及将死，谓弟思良曰：吾子非承大业，尔宜善继吾绪。思良泣受命”。这一段托孤之词，怎么看都有着赵宋后来“国当立长君”的味道。 思良既立，大理国脉就在思良一系的子孙中传接。思良时相国为董氏，且行废立有功，可见当时国中董氏较强。董氏世奉密教（阿吒力教）且为大理国师，然而后来密教势衰，董氏遂亦衰落。而昔日曾有国数月的赵氏，也已衰落。国中只有高氏和旧主杨氏势力较强。思良之后，大位在其子孙中传了七代（思聪、素顺、素英、素廉、素隆、素贞、素兴），将近百年。大理国诸侯之中，最有势力的属高、杨两家。其间杨高两氏激烈角逐于朝堂。至素兴时，年幼无能，听任群小，国人不满。而思平一系玄孙思廉却有人望，是时，高氏为相国，遂与诸大臣废素兴而立思廉。段氏之位又从思良系转回思平系。而高氏如昔日之董氏，以此拥立之功，一举凌驾于诸姓之上。 到了公元十一世纪中期以后，占据西部洱海地区的杨家已经发展到开始和段氏王族争夺政治权力。宋仁宗嘉佑八年（公元1063年）杨允贤公开叛乱，大理国君段思廉已经无力平乱。无奈只好请东方诸侯高智升出兵相助。高智升虽然平定了杨允贤的反叛，但却趁机扩大了自己的势力范围，占据了整个鄯阐府辖境（滇池上下周围地带，府治今昆明）。段思廉只能顺水推舟封高智升为鄯阐侯，并且还不得不把国王直辖领地的一部分（白崖茹甸）“赐”给高智升。 杨允贤虽败，但是杨家的势力仍然还在洱海地区发展。结果到了宋神宗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杨义贞再度发动政变，杀掉国君段廉义自立为君。这次又是全靠鄯阐侯高智升出马平叛。杨义贞篡位四个月，就被高智升打垮。杨家的势力受挫，而高家的势力却发展到洱海地区。 高智升立段廉义的侄子段寿辉为君。段寿辉接帝位后，称为上明帝。上明帝逼于高氏，不自安”。不乐为帝，只在位一年，便赴天龙寺出家为僧，将帝位传给堂弟段正明，是为保定帝。自己担任了宰相，挟天子以令诸侯。。高智升为了避嫌而退休，但却让儿子高升泰继任相国。 高家父子没有小说里那么忠义，俨然就是曹操、曹丕爷俩。段寿辉这个傀儡上台当年，高家父子就借口“天变”让他禅位给段正明。那就是大名鼎鼎的保定帝了。 段正明坐了十四年皇位，到了宋哲宗绍圣元年（公元1094年），高升泰终于撕破脸皮，“正明为君不振，人心归高氏，群臣请立鄯阐侯高升泰为君”一幕上演，如同魏晋篡夺故事。高升泰假意拗不过“群臣相请”，把段正明拨拉开自己登基坐殿，改国号大中国。这时去当年段思平建国已经一百五十八年，段家递传十四王，暂告中断。正明在位十有三年，用过三个年号：保定、建安、天祐，但改元年均不详于史。他应该被称为“天祐帝”才是。 不过段家气数未尽，各路诸侯都不服高升泰夺位。他只在位两年就死去了。临终前告诫其子高泰明：“我之立国，以段氏之弱。我死，必以国仍还段氏。慎勿背我。”表面看高泰明是出于“至孝”，实际上是“形势比人强”，总之宋哲宗绍圣三年（公元1096年）高泰明还政段氏，拥立段正明的弟弟为君。号后理国。段正淳复国后高氏依然掌握实权，世袭宰相，称“中国公”，政令皆出高门。段家徒有虚名。高家极力扩充实力，通过分封子弟占据了大片领地。 “后理”，其实国号还是“大理”，只不过史家如此区分而已，虽然国王是段氏，但相国却由高氏世袭，而且政事全出相国。发展到后来，外国来使，先见相国，后见段王。而地方上，大理划有八府，全部由高氏子孙世守。因此从中央到地方，皆为高氏一门，段氏徒有虚位也。地位如同幕府之天皇、镰仓之将军、战国之足利公方。这种情况，直到元朝灭大理，才算结束。而国人在这期间，始终称高氏为“高国主”。 段正淳，历史上，他实实在在的当了十三年的大理之主，年号有四个：天授（其实改叫“高授”差不多）、开明、天正、文安。他以“中兴”自命，实际上不过是在全盘承认高氏的实际权力的前提下过过“开国之主”的瘾罢了。文安四年，正淳禅位为僧，后来也得善终， 段正淳之子段正严，又名段和誉在位长达三十九年，是大理二十二王中在位最久的，而且也非病卒于位，而是出家为僧，因此应该是得享高寿。段郎用了五个年号：日新、文治、永嘉、保天、广运。据说，他“勤于政事”（滇考），“爱民用贤、思揽政权”（滇史），“故远方慕之，悉来贡献”（滇记）。在宋史中，也记载了国王段和誉臣服于宋，遣使来朝，并受宋封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司空、云南节度使、上柱国、大理国王——这是大理受宋册封的开始。看起来，他果然如查老希望的那样，做了一个“好皇帝”然而，他惟一不能改变的，是高氏专国的事态。《滇云历年传》云：“正严即励精图治且四十年之久，究亦不能挽回万一，盖势之所趋如水之就下，回狂障决不可得矣。” 西元1147年，段正严退位出家，其原因是“因诸子内争外叛，禅位为僧”。看起来，他也不免老来的家务事。历史上，诸子之争却是由毫无情调的高氏诸势力控制，伴随着高氏集团内部的倾轧而骨肉相残，最后，高量成支持的段正兴取得胜利，登上了王位。我们的段郎，此时总也在五六十岁了吧，心力交瘁，索然归隐。 此后的后理国，就在高氏的操纵和内讧中日渐衰落。段智兴，是段正兴的儿子，也就是段郎的孙子。他在西元1172年即位，在位27年，1199年崩。他是大理历史上没有退位出家而死于王位的一人，自然也就更不会去做什么“一灯大师”了。不过，他在崇佛上确实是丝毫不亚于祖先们的。史称：“智兴奉佛，建兴宝寺，君相皆笃信佛教，延僧入内，朝夕焚咒，不理国事”。看起来，这个小说中仁慈宽厚和蔼可亲的长者，历史上的形象并不很妙。 段智兴之后，大理国进入它的末期了，高氏也开始腐朽，勇于内斗而暗于治理。为了对南宋形成两面包抄的夹击战术，蒙古灭金之后决定先征服大理。挥师南下的，就是大名鼎鼎的忽必烈。蒙古大军威势正盛，而大理国内却因为高家子孙互相争权斗得鸡飞狗走，国势疲敝。南宋理宗宝佑元年（公元1253年），忽必烈率军用革囊度过金沙江，击退宰相高泰祥守军，长驱直入。大理国各民族的贵族分子纷纷降蒙。同年十二月，蒙古攻陷大理城。大理末代国君段兴智、宰相高泰祥及其弟高和，都弃城而逃。蒙古兵在姚州抓获高泰祥，解回大理，杀于五华楼下。 公元1254年秋，蒙古兵追至昆泽，活擒段兴智。大理国灭亡。但是蒙哥汗没有杀他，而是“赦以为摩珂罗嵯（意为大王），领诸蛮”。段兴智既不但捡了条命，还得到蒙哥汗的赏识继续掌管云南，说不定还比当初受高氏欺压时舒坦些。不由心花怒放，对蒙古贵族感恩戴德。于是段兴智把政事暂时交给弟弟段实，自己亲自统率人马，协助蒙将兀良哈台继续征讨反抗蒙古军队的各族人民，甚至打到广西、越南，最终在战争中死于“王事”，也算为亡国之君别开生面。，段兴智也正如小说所言，是段智兴的曾孙。 大理国灭亡，标志着云南作为中国史一个相对独立单元的时期结束了。从晋后以降，已经有差不多9个多世纪，云南非中国所及（这里的“中国”是指的中原王朝），中间仅仅短暂的归附过。而蒙古民族以其强悍的魄力，从那遥远不可望的万里朔漠起家，却将这天南之地重归中朝版图，而且从此以后再无分疆，这真是令人神往的伟业！ 段实也像他哥哥一样对蒙古特别效忠，深德忽必烈赞赏，对他“示至优之渥”，“以彰同视之仁”。自段实之后，终元之世，段家世袭“大理总管”，为蒙古统治者效力。大理段氏，却没有从此结束，他们继续世代担任元朝的大理总管，又经过了一百三十年的岁月。直到元朝灭亡后，仍然效忠前元，抗拒明人的统一。明朝建立之初，云南还是元朝残余势力范围。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朱元璋派傅友德、蓝玉、沐英平云南。 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正月，元朝宗室梁王投滇池自杀。三月，傅友德进军威楚。这时的大理总管段世还想效仿前朝，依旧划地而治。但明军不答应，傅友德、沐英攻克大理，抓获段世，段家在大理的统治算是彻底结束，以后云南就是沐王府的天下了。 此后，段氏已无尺寸之土，段家的后裔毕竟在当地还是有号召力的，明清甚至直到解放前，段家王族的后人们还一直充当土司的职位。 大理国 大理（938-1253） 大理建国於937年，1094年改国号为大中，1096年改国号为後理。 前理（938-1094） 太祖神圣文武帝（段思平）文德（7）戊戌938 神武（1）甲辰944 文经帝（~思英）文经（1）乙巳945 文成帝（~思良）至治（6）丙午946 广兹帝（~思聪）明德（2）壬子952 广德（14）甲寅954 顺（圣）德（1）戊辰968 应道帝（~素顺）明政（17）己巳969 昭明帝（~素英）广明（11）丙戌986 明治（8）丁酉997 明统（1）乙巳1005 明圣（1）乙巳1005 明德（1）乙巳1005 明应（5）乙巳1005 宣肃帝（~素廉）明启（13）庚戌1010 乾兴（1）壬戌1022 秉义帝（~素隆）明通（4）癸亥1023 圣德帝（~素真）正治（15）丁卯1027 天明帝（~素兴）圣明（1）壬午1042 天明（2）壬午1042 兴宗孝德帝（~思廉）保安（8）乙酉1045 正安（4）癸巳1053 正德-1057 保德-1074 明侯（2）-1074 上德帝（~廉义）上德（1）丙辰1076 广安（4）丁巳1077 上明帝（段寿辉）上明（1）辛酉1081 保定帝（~正明）保立壬戌1082 建安-- 天佑（3）-1091 大中（1095-1096） 富有圣德表正帝（高升泰）（大中国主）上治（1）乙亥1095 後理（1096-1253） 中宗文安帝（段正淳）天授（1）丙子1096 开明（6）丁丑1097 天政（2）癸未1103 文安（3）乙酉1105 宪宗宣仁帝（~正严，本名誉，又名和誉）日新（2）戊子1108 文治（12）庚寅1110 永嘉（7）壬寅1122 保天（8）己酉1129 广应（10）丁巳1137 景宗正康帝（~正兴，又名易长）永贞（1）壬辰1148 大宝（7）己巳1149 龙兴（17）丙子1155 盛明（1）辛卯1171 建德（1）辛卯1171 宣宗功极帝（~智兴）利贞（4）壬辰1172 盛德（5）丙申1176 嘉会（4）辛丑1181 元亨（13）乙巳1185 安定（3）戊午1198 英宗亨天帝（~智廉）安定（1）庚申1200 凤历辛酉1201 元寿-- 神宗（~智祥）天开（21）乙丑1205 天辅（1）丙戌1226 仁寿（3）丙戌1226 孝义帝（~祥兴）道隆（22）乙亥1239 天定贤王（~兴智）道隆（1）辛亥1251 天定（3）壬子1252 （注：此年表与流行年表稍有不同） 大理总管（1257-1387） 天定贤王（段兴智）（3）1257 段实（又名信苴日）（21）1261 段忠（1）1283 段庆（又名阿庆）（22）1284 段正（9）1307 段隆（13）1317 段俊（1）1331 段义（1）1332 段光（11）1333 段功（20）1345 段宝（15）1365 段明（1）1381 段世（5）1382 大理相国（1096——1253） 高国主（高泰明）（20）1096 高泰运（3）1116 中国公（~明顺）1119 高顺贞 中国公（~量成）（9）1141 高贞寿1150 中国布燮（~寿昌） 高观音隆兴政 明国公（~贞明）（2）1174 高观音妙1176 高观音政 高阿育 高逾城隆 高泰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