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如何帮日细菌战犯逃脱东京审判？
日军通过这些在美国被禁止的研究方式获得的细菌战资料对美国军方和科学家有着特殊的吸引力。因此，美军迫切想获得日军细菌战情报，以了解其研究水平和进展。美军占领日本后，迅速通过各种途径找到了不少日军细菌战部队的专家和将领，特别是1946年1月美军情报部门发现并拘留了731部队的负责人石井四郎。美军随即“对石井进行了为期7周的秘密讯问”，在这7周当中，美军还对另外20多名石井的亲信人物(包括一些军医)进行了审讯。 但是美军的审讯进展并不顺利，没有获得多少有价值的情报。因为日军在战败前烧毁和藏匿了细菌战部队的所有材料，同时命令所有的参与者要对所见所闻的事实和自己曾是细菌战部队成员的身份绝对保密，因此美军很难获得有价值的实物证据和口供。同时，由于害怕被审判，石井等虽然承认了731部队的存在，但完全否认做过人体实验以及在实战中使用过细菌武器。 增田知贞、北野政次等日本细菌战部队其他核心人员在接受审讯时也都装作一无所知。对此美方情报人员报告说：“从不同审问对象所获得的情报大同小异。在调查中，没有发现日军在该领域进行研究开发的任何文字证据。接受当面调查的对象异口同声说因为有关文件都是绝密，因此已按照陆军的命令全部予以销毁。所以，获得的情报只是被调查者的记忆所及。”这种情况让美国情报部门非常头疼。 石井四郎等人以细菌战情报为筹码与美国博弈，要求赦免其罪责石井四郎等人之所以不愿意配合美军的审讯，一方面是“因惧怕被定为‘战争罪犯’而提供不完全的情报，以逃避责任”，另一方面石井等也非常清楚美军对这些情报的渴求以及自己对美军的价值，因此他们想用自己所掌控的细菌战情报跟美军讨价还价，使得主导东京审判的美国帮他们“免罪”，保他们逃脱惩罚。他们用以下方式与美军情报人员进行周旋： 方式一： 吊足美军胃口。石井等人在当面否认进行过人体研究和细菌战实战，却私下通过参与美军审讯的日本翻译龟井贯一郎向美军情报官员暗示：“除了已供认的以外，还有很多攻击性武器的细菌实验和开发，在中国内陆曾对中国军队进行过细菌战实战试验，这是毫无疑问的。而且不只是石井部队一个部队而是有一群部队进行了人体实验并取得了成果。”这样一方面会让美军情报部门因为他们的价值舍不得将他们送到国际法庭，保证他们的安全，另一方面也会刺激美军获得情报的欲望。 方式二： 石井四郎、增田知贞等731部队核心人员向美军审讯人员提出要“免除战争犯罪的书面保证”：“我们愿意合作……但是我们对我们的朋友也负有义务，我们曾宣誓永不泄露人体实验的秘密，我们担心我们中有些人会被作为战争罪犯起诉。如果你能向我们提供书面豁免保证的话，也许我们能弄到所有的情报。”同时日本翻译龟井也帮腔说：必须让这些“掌握详尽实验结果的人确信你的调查是出自纯科学的目的(也即确保日本人的证言不是被用于战争犯罪审判)，我相信这样你会得到更多的情报”。龟井还告诫美方人员说：由于所有与细菌战有关的人都已宣誓不能泄密，“你将不得不克服那个障碍……除非提供豁免，否则将不会得到什么情报。” 方式三： 为了迫使美国同意赦免细菌战研究者的战争罪责，日本人还打出了苏联牌。当时冷战已经开始，他们非常清楚美军对苏联的敌对情绪，因此增田知贞曾语带威胁地向美军审讯者表示：“如果我们与某个共产主义分子联系的话，他有可能告诉苏联人”。龟井也暗示美军说：“日本人相信如果他们披露这些(攻击性细菌武器)情报，共产主义分子会发现，写信给盟军最高司令部，告诉苏联人，引起舆论，迫使调查公开……日本人倾向认为保持沉默是最明智的”。因此龟井建议美军将对细菌战知道最多的人“转移到美国本土”保护起来。 方式四： 石井对美军审讯采取拖延和敷衍方式，以迫使急于获得全部情报的美军审讯人员答应帮其免罪。他一方面表示无法向美国人提供详尽的技术资料，因为731部队所有记录都已销毁了，而且他从来也“不了解那么多的细节，许多知道的也已忘记”，并声称他根本就不知道细菌战实战试验。另一方面，在适当的时候，他又表示：“如果你们书面同意赦免我、我的上司、部下的全部责任，我将会把我知道的一切情报提供出来。”他同时表示“愿意被美国雇佣为细菌战专家……在准备与俄国人进行战争时，我可以提供我20年以来的研究和经验，我曾在实施和防御细菌战的战术问题上提出过许多设想，可以写出几部关于细菌战的书”。 从这些手法来看，石井四郎等人为让美国帮其洗脱罪名可谓费尽心机。实际上，美国为了单独和抢先得到日本细菌部队最新研究成果，早在1945年秋就开始考虑采取许诺免究石井四郎等人战犯责任的方针，麦克阿瑟同意了美军情报人员的如下提议：“要弄清七三一部队的情况，只有保证不把他们作为战犯追究，进展方能顺利。” 但对于石井的要求，美国国务院表态说：“对关于向石井将军及其同事保证只将其提供的情报作为谍报系统，而不作为战犯的‘证据’之事，不予同意。……因为即使无此保证，也可以从石井及其同事获得必要的情报……而且提供这样的保证文字，以后对美国会引起麻烦的事态。……同时，必须采取一切可能手段，防止石井的有关细菌战的情报在公审时公开。”由此可见，美国国务院还是非常谨慎的。 不管是美国还是苏联，他们真正想要的都是日军的细菌战情报，至于是否审判这些战犯，由谁审判，怎么审判，只是他们手中可资利用的一张牌。在情报的现实价值与审判的道德价值之间，前者远比后者重要。
二战期间日本强大的空军犯下做了三大愚蠢行为
据最新美国《空军》杂志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日本拥有世界一流的战机，被称之为“银色子弹”。然而二战期间，日本军方在使用空中力量过程中犯下了一系列愚蠢的错误。他们所做的蠢事在很大程度上帮助美国取得了太平洋战场的最终胜利。时至今日，日本航空兵在使用空中力量时犯下的错误仍对现在的空军有着警示作用。 愚蠢一：认为只需投入少量优秀战机便可胜利 一流的战机和一流的驾驶员让日本军方领导人相信，只需投入少量由优秀飞行员驾驶的战机便可赢得一场大规模战争的胜利。二战前，通过从外来资源中吸收对自己有益的养分，进而生产和制造出本土版本，日本工程师仅利用从1911年到1936年这短短20多年时间就让日本飞机制造业发生质的变化--从只能制造普通双翼飞机到打造出世界一流飞机。 日本航空工程师奉命设计出能够满足军事哲学新原则战机，即未来所有战争都要在短时间内取得胜利，日本战机需要做的就是射击和轰炸。到1940年，日本已经生产出在很多性能参数方面赶超其他国家的作战飞机，其中包括三菱A6M零式战斗机、三菱G4M轰炸机、爱知D3A俯冲式轰炸机以及中岛B5N鱼雷轰炸机。其中，三菱A6M更被称之为日本空军力量中的“银色子弹”。 二战初期日本取得不俗战绩的主要原因在于飞行员训练有素，很多人拥有丰富的作战经验。此外，他们的作战任务也获得同样训练有素的地面部队支持。日本飞行员由“武士道”式的残酷训练产生。 日本军方作出了两大失策战略。第一是日本军方领导人深信日本能够最终征服中国，理由是本国战斗机在空中拥有绝对优势，陆军轰炸机可以长途飞行轰炸毫无防御能力的中国城市。第二个重大错误就是在1941年下半年进行豪赌，赌日本海军空中力量能够对美国海军和空军展开令人震惊的攻击并使其遭受毁灭性打击，进而迫使美国永久性地退出二战战场。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日本军方领导人仅仅因为自己拥有一批杰出的新型飞机便作出以上战略决策。这些新型飞机的投入使用促使他们相信，大日本帝国海军空中力量已达到巅峰。 实际上，明治宪法早在1889年就已埋下灾难的种子。这部宪法先是将陆军，而后又将海军置于与平民政府同等地位，三者均向天皇报告。此后，势力不断膨胀的军方逼迫平民政府对其冒险主义做法投赞成票。对本国军事实力的过分骄傲蒙蔽了军方的双眼，以至于他们根本不去了解潜在对手的真正实力。战略失误最终让灾难降临日本。 愚蠢二：陆军与海军航空队窝里斗 拒绝共享飞机研制过程中的相关技术信息、陆军雷达站拒绝向海军雷达站提供有关美军即将采取的空袭行动信息…… “日本陆军航空队”(以下简称IJAAF)先师从于法国空军，后又受纳粹德国空军影响，主要执行间接支援地面部队的任务。IJAAF的战机装有远程机关炮和鱼雷，进而获得优势。 与其他飞机相比，IJAAF在中国战场执行的攻击任务更多。在中国，攻击目标往往位于数英里之外。IJAAF在中国建造了基地，远程轰炸机从基地起飞后向内陆展开轰炸。凭借执行大量攻击任务，尤其是那些被日本军部大肆宣扬的所谓重大战果，IJAAF在争夺预算较量中屡屡胜利，地位得以巩固。 与当时的其他海军一样，日本海军也主要由负责重型火炮战舰的海军上将控制。他们相信曾经在日俄海战具有决定性的对马岛战役中取得胜利的日本海军能够继承和发扬传统，最终在日本海域击败美国海军并赢得胜利。一些受山本五十六影响的海军领导人，看到了日本海军航空队在中国战场的出色表现，并要求将远程作战飞机打造成日本军队之剑的“剑尖”。 然而，日本军方领导人并没有意识到，本国陆军空中力量和海军空中力量之间竞争带来的危害。二者之间的竞争导致一系列荒谬而滑稽的事情浮出水面，其中包括拒绝共享飞机研制过程中的相关技术信息以及陆军雷达站拒绝向海军雷达站提供有关美军即将采取的空袭行动信息。 这种“窝里斗”开始于帝国大本营，并且存在于每一个层面，直到战争进行到最后一天才宣告结束。 愚蠢三：技术研发及飞行员培训大打折扣 日本空军之所以蠢事不断究其根源在于糟糕透顶的帝国大本营。事实证明，所谓的大本营不过是由一群思想狭隘并且无法从战争中学习战争的家伙构成。 令人感到奇怪的是，日本大本营并未因中国战场的僵局而受影响，依然固执地决定将美国加入自己的敌人名单。他们希望依靠空中力量，攫取一场决定性胜利。 在成功偷袭珍珠港后，日本军事大本营对零式战机过于自信，因此故步自封，影响了战机换代型号的研制。随着美国对日本战机性能的熟悉以及针对“零战”而推出的“恶妇”式战斗机上场，日本战机的优势丧失殆尽。“零战”在战争后期沦为自杀飞机，使大批日本青少年沦为炮灰。 日本零式战斗机性能 零式战斗机(简称“零战”)是二战时期日本最出名的战机，几乎成了日军二战战斗机的代称。A6M零战的创造者是三菱重工著名的设计师堀越二郎。其性能特点是爬升率高，转弯半径小，速度快，航程远。由于设计日期1939年是日本纪年2600年，因此被称为“零式”战斗机。说的极端一点，零式战斗机就是日本敢于发动太平洋战争的本钱。 1941年，日本海军航空机动舰队偷袭美国珍珠港。日本航空母舰刚换装的81架零战参加了两个攻击波的空袭，压制了强行起飞的美军飞机，同时扫射美空军机场，仅有9架飞机没有返航。然而，开战6个月后在珊瑚海，零式战斗机受到了F4F野猫战斗机的强有力挑战，其装甲较薄弱、马力较低的弱点逐渐暴露出来。1943年中，零式战斗机从性能和飞行员水平已不是美军新式的F6F和F4U战斗机的对手。 中国空军击毙日军“四大天王” 中国的抗日战争是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年轻的中国空军不但打破了日本帝国主义吞并中国的黄粱美梦，而且有力地支援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在被中国空军击毙的日军飞行员中，有日军通过多次评比选出的四名最优秀的飞行员。 最先丧命的是享有“射击王”美誉的三轮宽。他曾多次率机攻击北京、保定等地。1937年9月21日，三轮宽率领轰炸机和战斗机21架轰炸太原。中国空军第28中队中队长陈其光奉命率战机拦截。空战中，陈其光咬住一架日机，并抓住时机果断开火。敌机中弹后迫降在麦田，日机驾驶员被闻讯赶来的农民乱棒打死。后来发现，死者就是三轮宽。 仅仅5天后，日军另一王牌飞行员山下七郎也被击毙。9月26日，山下七郎驾机掩护轰炸机群轰炸南京。在苏州附近，日机群遭到中国空军拦截。激战中，山下七郎的战斗机中弹，迫降后被俘。山下七郎趁看守不备越狱逃跑，很快被捉回并被枪决。 第三个被击落的是潮田良平。1938年1月7日，他在南昌上空被中国飞行员徐葆击落殒命。 最后一个被击落的是被誉为“四大天王”之首的南乡茂章。他一再扬言要替其他三个“天王”报仇。1938年7月18日，南乡茂章率机轰炸南昌，在鄱阳湖上空与中国空军展开空战。战斗中，中国空军的一架飞机不幸中弹，但这名英勇的飞机员没有跳伞求生，而是驾驶受伤的战机向南乡茂章的座机撞去。随着“轰隆”一声巨响，两机双双坠落于鄱阳湖中。
哭墙：犹太教最重要的圣地
哭墙又称西墙，是耶路撒冷旧城古代犹太国第二圣殿护墙的一段，也是第二圣殿护墙的仅存遗址，长约50米，高约18米，由大石块筑成。犹太教把该墙看作是第一圣地，教徒至该墙例须哀哭，以表示对古神庙的哀悼并期待其恢复。千百年来，流落在世界各个角落的犹太人回到圣城耶路撒冷时，便会来到这面石墙前低声祷告，哭诉流亡之苦，所以被称为哭墙 对于犹太人来说，耶路撒冷旧城中最神圣的地方莫过于3千多年以前，由所罗门所建造供奉十诫法柜的圣殿，圣殿曾先后被巴比伦和罗马人摧毁，现在唯一仅存的只有外墙残垣。其中西面一侧的墙最底层基石是希律王时期所造，山面岩块则是拜占庭和伊斯兰教所加盖的。西墙原文是Occidental，意即欧洲之墙，公元初时，欧洲人认为耶路撒冷是欧洲的尽头，而这面墙就是欧亚分界线了。 长久以来，流放至世界各地的犹太人都会回到这面象征犹太信仰和苦难的墙前低声祈祷，为缅怀昔日民族光荣和历史沧桑而悲恸，长而久之便被称作哭墙。 哭墙高约20米、长50米，中间屏风相隔，祈祷时男女有别进入广场墙前，男士必须戴上传统帽子，如果没有帽子，入口处亦备有纸帽供应。许多徘徊不去的祈祷者，或以手抚墙面、或背诵经文、或将写着祈祷字句的纸条塞入墙壁石缝间。历经千年的风雨和朝圣者的抚触，哭墙石头也泛泛发光，如泣如诉一般。 圣殿山是犹太教徒最重要的一处圣地，公元前１千年犹太大卫王的儿子所罗门，耗时７载，动用２０万人在耶路撒冷一座小山，即后来著名的神庙山（也称圣殿山）上兴建了一座华丽的圣殿，作为朝拜犹太教神主耶和华的地方，这就是著名的耶路撒冷第一圣殿。公元前５８６年，巴比伦军队攻占耶路撒冷，第一圣殿被毁，后来犹太人两度重修圣殿，但又在罗马占领时期两次被毁坏殆尽。保护至圣所著名的大殿是公元前３７年由希律一世大帝在所罗门建造的第一圣殿的废墟上重建起来的。希律圣殿被古罗马提图斯军团毁于公元７０年，此后，犹太人在原来犹太圣殿废墟上用原来圣殿的石头垒起一堵５２米长、１９米高的大墙，称为西墙。犹太人称为哭墙，成为当今犹太教最重要的崇拜物。 犹太人认为哭墙是当年圣殿留下的唯一遗迹，因而是犹太教最神圣的祈祷地方。许多世纪以来，犹太教徒都到这里来面壁祈祷，每当追忆历史上圣殿被毁情景，便不禁嚎啕大哭一场，哭墙因此而得名。以色列人发誓决不废弃哭墙。 哭墙看起来和一堵巨大的石墙无异。每天都可看见犹太人自动分成男女两拨，分别在哭墙的北南两段祈祷，他们常常手捧《圣经》，一边祈祷，一边点头（根据犹太教规，凡是念到圣人名字的时候必须点头），有的人更搬把椅子面对哭墙，一整天都沉浸在与上帝的对话中；至于闻名世界的、把写着心愿的纸条塞入哭墙墙缝的行为，倒不是犹太人的习俗，而是旅游者们的发明。 １９６７年哭墙所在的破败街区后被拆除，成了一片宽阔的铺砌广场。虔诚的犹太教徒热切希望能重建这一圣殿，但那是不可能的，因为那将意味着要拆除后来在遗址上建起的穆斯林圣所。在圣殿地基附近近还建有一座犹太教堂和一座拉比学馆。 １９８１年哭墙被列入《世界遗产目录》。 哭墙由大石砌成，公元前11世纪古以色列王大卫统一犹太各部族，建立了以耶路撒冷为首都的以色列王国。公元前10世纪（约公元前965年）大卫儿子所罗门继承王位后，在首都锡安山上建造了首座犹太教圣殿所罗门圣殿，俗称第一圣殿，来此朝觐和献祭的教徒络绎不绝，从而形成古犹太人宗教和政治活动的中心。 公元前586年，第一圣殿不幸被入侵的巴比伦人摧毁。将大卫王之子所罗门王为耶和华所建的第一圣殿付之一炬，四万多犹太人被虏，史称巴比伦之囚。 经过了半个世纪的流亡生活，犹太人陆续重返家园，后来又在第一圣殿旧址上建造第二圣殿。罗马帝国皇帝希律王统治时期，极力镇压犹太教起义，数十万犹太人惨遭杀戮，绝大部分犹太人被驱逐出巴勒斯坦地区，耶路撒冷和圣殿几乎被夷为平地，该墙壁为同一时期希律王在第二圣殿断垣残壁的遗址上修建起的护墙。直至拜占庭帝国时期犹太人才可以在每年安息日时获得一次重归故里的机会，无数的犹太教信徒纷纷至此，面壁而泣，哭墙由此而名。 公元7世纪，阿拉伯人建立的阿拉伯帝国占领巴勒斯坦，由于帝国内部实行宽容得宗教政策，所以哭墙没有被刻意损坏，反而被妥善保护起来，因此西墙历经千年历史仍然存在。 尽管该围墙为伊斯兰圣地西墙的一段，但犹太人仍然把它视为本民族信仰和团结的象征。今每逢犹太教安息日时，尚有人到哭墙去表示哀悼，还有许多信仰者将心愿或悼念之辞写于纸上塞进墙壁的缝隙里。 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惨遭德国法西斯杀害的犹太人达６００万之多。这些惨痛的历史遭遇，深深地印在犹太人的心灵之中，哭墙便更被犹太人视为信仰和团结的象征。直到如今，哭墙脚下经常有来自世界各地的犹太人，他们或围着一张张方桌做宗教仪式，或端坐在一条条长凳上念诵经文，或面壁肃立默默祈祷，或长跪在地悲戚啜泣。逢宗教节日，祈祷者及游人更多。哭墙分为两部分，中间隔一栅栏，男女分开祈祷。入男部，须带上用纸做的小帽，否则被视为异教徒而不准入内。在做正式祈祷时，要准备好两个装着圣书语录的小羊皮袋子，一个戴在头上，另一个捆在手臂上，身上披一件特制的披肩。教徒们在祈祷时，面对哭墙，口中念念有词，全身前仰后合，虔诚之态令人肃然起敬。 以色列侵略周围阿拉伯国家并占领整个耶路撒冷。近2000年来，西墙首次处于犹太人控制之下。以政府在西墙前辟出宽阔的广场，每逢阵亡将士纪念日、大屠杀纪念日、犹太新年、赎罪日等重要的国家或宗教节日，便在此举行纪念活动或宗教仪式。哭墙所在的破败街区后被拆除，成了一片宽阔的铺砌广场。虔诚的犹太教徒热切希望能重建这一圣殿，但那是不可能的，因为那将意味着要拆除后来在遗址上建起的穆斯林圣所。在圣殿地基附近近还建有一座犹太教堂和一座拉比学馆。 耶路撒冷著名的哭墙哭了：这面巨大的石墙中间的一块巨石上异样地出现了一道水渍，经过几天风吹日晒依然如此，既不扩大、也不消失。这一现象令不少极端正统的犹太教人士激动不已，因为在犹太教传说中，哭墙流泪是犹太救世主弥赛亚降临的先兆。 如果把水渍形容为哭墙之泪的话，那么哭墙实际上流了三行泪，而不是先前所报道的一处。在哭 墙前我们看到，先前的报道的那行泪位于哭墙中间靠左的位置，距离地面大约六七米的高度。水渍长方形，尽管湿漉漉的，却并没有水滴下来，水渍四周都是干 的，一点水的痕迹也没有。由于水渍正好位于一块巨石正面，所以从地面看起来似乎水是从石头内部渗出来的，这也许是一些人觉得怪异的原因。另外两处水渍都位 于石墙的缝隙处。水从缝隙里渗漏出来，润湿了下面的石头，一些墙缝的填料也被腐蚀掉了，所以看起来更像两只流泪的眼睛
细数朝鲜历史上7位第一夫人
朝鲜前领导人金日成有两人妻子，金正日有四任妻子，现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现任妻子是李雪主。这些朝鲜第一夫人们，虽有的斯人已去，但却容颜仍在。从她们的旧照片当中可以看出，在那个时代的她们，算得上风华绝代，貌美如花。下面7张图带大家见识一番。 1、金日成原配---金正淑 金日成(1912年4月15日---1994年7月8日)，朝鲜政治家，朝鲜建国主要领导人及朝鲜劳动党、朝鲜人民军、主体思想创建者。生于朝鲜平壤市万景台区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1925年他移居到中国东北吉林省，在抚松第一小学读书。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从苏联回到朝鲜，先后任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委员长和总书记，由1948年开始，直至其去世一直担任朝鲜最高领导人，统治长达46年之久。 金正淑是金日成第一任妻子，金正日的生母。1917年12月24日，金正淑出生在朝鲜咸镜北道会宁市鳌山德的一个爱国家庭，1935年9月在中国东北地区参加了朝鲜人民革命军，1937年加入共产党，后与金日成结为伉俪。在抗日战争时期，她曾多次参加与敌人的激战，从事过地下工作，被捕入狱后坚贞不屈。解放后回到朝鲜，投身于祖国的恢复建设事业，于1949年9月22日因难产去世，享年32岁。 生有两子一女。即金正日、金万一和金敬姬(金万一俄文名为舒拉，1947年在平壤溺死)。金日成去世后，俄罗斯向已故的朝鲜前国家主席金日成及其夫人金正淑追授“为胜利做出贡献”勋章，这个勋章是由俄罗斯徽章局社会勋章委员会创立的，勋章被一圈圆形桂冠所环绕，由黄色金属制成，勋章中央为带有反法西斯联盟国家标志的地球，颁发仪式在朝鲜驻俄罗斯大使馆举行。 2、金日成二任妻---金圣爱 金日成的第二任妻子金圣爱，出生在朝鲜平安南道江西郡的一个农民家庭，是家里的长女。在朝鲜战争爆发之前加入朝鲜人民军，后调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事务局技术书记，并在金日成首相办公室当秘书。军衔是特别上士。作为金正日的后母，金圣爱同时长期担任朝鲜妇女同盟中央委员长职务。在金日成死后一年，完全淡出朝鲜政治舞台。 金圣爱的长子金平一在20世纪80年代一直身居要职，被认为是金正日的最大竞争对手之一。金平一自1988年后相继被派往匈牙利、保加利亚、芬兰、波兰担任驻外大使，以使其远离平壤的政治舞台。次子金英一于1955年生，2000年5月因患肝硬化在德国去世，此前他一直为朝鲜驻德大使馆的一名参事。 3、金正日原配---洪一茜 金正日(朝鲜语：，1941年2月16日-2011年12月17日)，朝鲜第二代最高领导人，历任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朝鲜国防委员会委员长、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及朝鲜劳动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等职务。金正日是朝鲜建国领导人金日成长子，其母为金正淑。金正日经过名义选举，世袭了金日成的最高领导人地位，统治朝鲜长达17年。2011年12月17日在乘火车视察地方的途中，因急性心肌梗死并发心源性休克去世，年69岁。 金正日的第一任妻子洪一茜是朝鲜革命烈士的遗孤，毕业于金日成大学俄罗斯文系。1966年在金日成的介绍下，与金正日结婚，并生下金正日的长女金惠敬。但之后金正日爱上了比他大6岁的明星成蕙琳，金、洪二人遂于结婚3年后离婚。洪一茜曾担任最高人民会议代议员。 4、金正日二任妻---成蕙琳 金正日的第二任妻子成蕙琳是朝鲜电影演员，比金正日大六岁，曾有过一次婚姻。金正日是个狂热的电影迷，而成蕙琳又是当时朝鲜一名著名而漂亮的影星。因为共同的爱好，他们走到了一起。 成蕙琳和金正日生下儿子金正男，金正男现居住在澳门。当年，金日成反对这桩婚事，理由有三个：一是电影明星不适合于“第一家庭”，二是成蕙琳已经有过一次婚姻，而且又有子女;三是成蕙琳来自韩国，社会关系复杂。 由于金日成的干预，成蕙琳不能作为金正日夫人在公众场合露面。后来，成蕙琳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在20世纪80年代前往莫斯科接受治疗，此后她一直在莫斯科过着舒适的生活，直到2002年在莫斯科去世。 5、金正日三任妻---高英姬 金正日的第三任妻子高英姬，1952年出生于日本，是在日侨胞高泰文的长女。高英姬育有两子金正哲、金正恩。金正恩的母亲高英姬被尊称为“平壤母亲”，这与金正日在被确立接班人地位之前，其母金正淑被尊称为“朝鲜母亲”的规格如出一辙。 高英姬1952年出生于日本，60年代随同父母回到朝鲜。之后，她于70年代进入平壤万寿台艺术剧院任舞蹈演员，很快成为该剧院的首席演员。70年代末，她开始与金正日同居，并为其生下二子金正哲，金正恩和一女。 高英姬万寿台艺术团人民功勋演员，在日本演出受到好评从此成名。从1975年开始，高英姬在金正日的“秘密聚会”中坐在“领导人同志”的身旁。她时年23岁。从1977年开始她干脆就再也没有参加过聚会。在聚会场所与金正日出入成双，还亲手为金正日脱下外套，并陪金正日跳舞。金正日开始和高英姬恋爱后经常带着她开着奔驰车兜风，通宵达旦地在车内听韩国歌曲。2003年高被查出患有晚期乳腺癌，2004年赴巴黎接受治疗，于当年5月24日病逝，但是朝鲜官方始终对其保持沉默。 随着其子金正恩逐渐被确立为金正日的接班人，金正日在朝鲜国内发起对高英姬的宣传运动，称其是“伟大的母亲”、“忠臣中的忠臣”。 2012年朝鲜首次公布歌颂金正恩母亲纪录片，片中收录了高英姬和丈夫金正日出席活动等影像，其神秘面纱终被揭开。 高英姬的墓碑是石制的，立于平壤市内大成山附近的湖边。这座墓碑是在高英姬的生日6月26日前后完成的。石碑上嵌有高英姬的照片，并写着“生于1952年6月26日，卒于2004年5月24日”。她的生卒日期也是首次正式公布。 6、金正日四任妻---金英淑 金英淑生于1964 年，毕业于平壤音乐舞蹈大学，专业是钢琴。从20 世纪80 年代初起，她担任金正日的“技术书记”。所谓“技术书记”，就是负责照顾朝鲜劳动党政治局候补委员以上高干们健康的专门人员。金正日出访，金英淑总是以“ 朝鲜国防委员会课长”的名义随行。 金英淑早年于朝鲜劳动党咸镜北道安全局任职接线生，后来调至中央党部的金日成办公室任打字员，1974年与金正日结婚。几位在金正日身边陪伴过他较长时间的女性中，金英淑是惟一一位得到金日成认可的，因此也只有她拥有“金正日妻子”的正式称号，诞下的女孩儿金雪松也是由金日成起的名字。 现年44岁的金英淑比金正日整整小了22岁，她在金正日的第三位夫人高英姬(2004年去世)去世后占据了重要位置，不再是单纯的夫人功能，而是辅佐金委员长处理国政，事实上参与着整个国政。2000年10月，国防委第一副委员长赵明禄作为金委员长的特使访问美国的时候，金英淑接受了特殊使命，作为国防委课长一同访问了美国，2005年7月金正日会见现代集团玄正恩会长的时候她也出席了。2006年1月，金正日访问中国时金英淑也作为国防委课长随行，据悉在宴会上朝方还特意向中方打了招呼“是课长也是夫人”。总之金正日的四位夫人中只有金英淑一人陪同金委员长出席过外交活动，其它几位却只是夫人问不了国政。 金英淑从小善舞能歌，天生一幅好身材，她曾就读于平壤第一金星高中，主修钢琴，发现她的是金正日的三夫人高英姬。后来从平壤音乐舞蹈大学毕业后，1980年才16岁时果真就被看中，进了“金办”。直到高英姬去世，多年的媳妇终于熬成了婆。就连金英淑的父亲也在金正日委员长的特别关注下鸡犬升天担任了劳动党财政经理部副部长。 7、金正恩妻子---李雪主 李雪主，是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的妻子，现朝鲜第一夫人。朝鲜官方对于李雪主身世背景的公开信息很少，来自韩国国家情报院的消息说，李雪主是朝鲜咸镜北道清津市人，出身普通家庭。父亲是清津市大学教授，母亲是妇产科主任医师。李雪主毕业于平壤市金星第二高等中学，后来到中国修习声乐。 朝鲜官方对于李雪主身世背景的公开信息很少，来自韩国国家情报院的消息说，李雪主是朝鲜咸镜北道清津市人，出身普通家庭。父亲是清津市大学教授，母亲是妇产科主任医师。李雪主毕业于平壤市金星第二高等中学，后来到中国修习声乐。 李雪主是朝鲜银河管弦乐团著名歌手;亦有媒体称李雪主曾是朝鲜普天堡电子乐团主唱，红透朝鲜的她，在2006年突然销声匿迹，不再进行公开演出，2012年3月，李雪主又突然复出，在一个重要的音乐会上献唱。随后，常跟随金正恩出席各种活动，而受到各地人民的关注。 李雪主为了成为第一夫人曾和一位女演员竞争，但因其长得像金日成的夫人---朝鲜国母金正淑，朝鲜最终决定让她成为第一夫人。随后，李雪主进行了6个月特训，以胜任“第一夫人”身份，并于2009年与金正恩结婚，2010年育有一女。 李雪主的每一次亮相造型，都是媒体关注的焦点。当她拿着一只dior包亮相时，引起了广泛关注。这只包在首尔的价格是180万韩元，合1600美元，约是一个在开城工业园工作的朝鲜工人月平均工资的16倍。自李雪主手拿这款包包出现，立刻引起了各大时尚媒体的强烈关注。 韩国一家研究机构调查分析称，在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的夫人李雪主穿着波点服装在电视上公开亮相后，不少朝鲜年轻女性纷纷仿效，促成这一款式的流行。调查者称，年轻的朝鲜女性密切关注着李雪主的时尚风格，并以她为榜样。
日本女人至今仍被禁做的四件事
日本是一个矛盾的国家，一方面他们一直在延续着中国的传统文化，以及一些传统精神。但是他们又有很多奇葩的文化和规定。女性在日本的地位一直不高，有很多事情都是被禁止做的。那么我们一起去看一下日本女人至今仍被禁做的四件事情。 1、禁止攀爬大峰山 理由：女性使男性修行者无法潜心修行 位于日本南部的大峰山因纪伊山脉胜地和朝圣路线以及周围的文化景观而于2004年入选“世遗”名单。而拜古老的性别禁令所赐，该地仍然拒绝女性访客。可能读者会有这样的疑惑：难道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甄选世界遗产时不会考虑到性别问题吗？但在缅甸、印度、希腊及日本，的确就存在明令禁止女性的世界遗产。 根据规定，女性可以攀爬部分路段，但是禁止进入坐落于山顶的大峰山寺。这一规定源于日本神道教传统，神道教认为女性会蛊惑男性朝圣者，使其无法潜心修行。日本旅行社“Oku Japan”的一名女导游称，近几年，该禁令稍有放松。但尽管女性能够攀爬规定路段，当地人还是以他们这一沿袭已久的传统为傲，不排除会有发生冲突的可能。 2、禁止进入相扑竞技台 理由：女性 侵犯了相扑赛场的神圣 日本相扑协会称数百年来女性都被相扑运动排除在外，若打破这一惯例是对祖先的不敬。尽管近年来日本女性在武术赛事上不断带来惊艳表现，这一相扑禁令却岿然不动。 但过去的资料显示，在一些神道教宗教仪式上确实有女性相扑的身影。18世纪初，专门的女性相扑以业余活动的形式出现，发展至今成为涵盖各年龄段女性的一项运动。然而，女相扑却至今未被相扑协会承认，并且被职业相扑拒之门外。并且“女性不洁”这一指控实在欠科学，毕竟几乎每名成功的男相扑手背后都站着一个默默付出的女人。 3、禁止入住胶囊旅馆 理由：只对商务男士服务 或许你已听说许多日本胶囊旅馆只对男性服务。这并不准确，严格来说几乎全部胶囊旅馆都如此。胶囊旅馆是日本常见的一种廉价住宿，提供大量极小的房间。过去，胶囊旅馆只对男性开放，受众群通常为商务男士或因醉酒而无法回家的男性。而女性若是半夜醉酒只能选择睡大街或是花钱住高价宾馆。现如今，一些胶囊旅馆看到了女性的需求，开始对女性开放，但这毕竟还是少数。 4、禁止成为寿司大厨 理由：女性例假会破坏影响寿司的风味 这个话题早被多家媒体探讨过，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甚至称其纯属杜撰。然而，事实是大量日本民众仍然认为女性不该成为寿司厨师。尽管男性乐于妻子在家里制作寿司，然而在饭店中，寿司制作通常由男性厨师负责，鲜见女性厨师身影。 小野二郎，一家米其林三星级饭店的老板，被称为“寿司之神”。他的儿子在一次采访中说道，“女性例假会导致所制作寿司风味不稳定，因此通常不会担任寿司厨师。”他并没有提到女性绝经后成为寿司厨师的可能性。当然，这一理由只是取悦挑剔食客的借口。众所周知，出自美女之手的寿司又有谁会不买单呢？ 日本这些规定恰好证明了女子地位的低下，虽然近年来女子地位有所提高，但是依然没有达到男女平等。这就是历史残留下来的传统，很难被打破。由此可见，日本女人的生存确实不易。
印度女人为何从来不露大腿？
印度女人最喜欢穿的服装就是纱丽，在穿纱丽的时候，首先要穿上紧身上衣，将双肩和胸脯紧紧包裹起来，而小臂和腰部完全裸露在外，下身要穿短裤或衬裙，然后将纱丽披在身上，一直到脚踝处。 纱丽受到印度各阶层妇女的喜爱，不管是上层社会的显贵夫人，还是终日忙碌的农家妇女，都穿着同样式样的纱丽，所不同的只是质地。名门贵族往往身穿丝绸纱丽，有的上面还镶嵌无数宝石或玻璃镜片，光耀夺目，她们往往有几十条、上百条颜色不同、图案各异的纱丽，根据自己的心情、爱好和场合选择穿戴。而一般平民百姓，大多穿戴棉布或棉纱纱丽，件数也比较少。 纱丽是印度女性传统服饰，但样式和质量却存在相当大的差别。花色图案也各不相同，普通的纱丽有的是用植物叶染色，图案也相对简单，而高级纱丽常装饰着几何图案、各类花的图案，有的是刺绣，有的是机织。 去印度旅游，一定不要忘了买上一件纱丽。这可是当地的特色哦。纱丽之于印度女性，不啻汉服之于中国女性、奥黛之于越南女性、和服之于日本女性，雅致而又不落奢华，清婉而又不失庄重，无论在繁华的都市街区，还是在幽静的乡村巷弄，无论在婚丧宴席的重大场合，还是在上班劳作的日常生活，几乎无处不能瞥见飘逸、妍丽的“纱丽”。 尽管婚后的印度妇女普遍日渐体态丰腴，但只要她们裹上纱丽，半是遮掩半是敞露，隐隐绰绰的身姿美感立生，顾盼神飞，慑人心魄。 走在印度大街上，你随处都可以看见他们打扮的极具鲜明的民族特色，不同于其他民族。而且，除了纱丽，印度女人还有一种较为普遍的着装：上衣比较宽松，长至膝部，叫“古尔蒂”；下身则是长裤，名叫“瑟尔瓦”，再加一条纱巾往脖子上一围，长长地向后飘去。你是不是觉得有一种飘飘欲仙的感觉呢？
日本的女人为什么喜欢跪？
在全世界各个国家的女性中，日本女性向来以美丽温柔著称。在日本，善于化妆和服饰的女人，往往要比仅仅具备天生丽质的女人高出3倍之多;而日本女人从内散发出的温柔，从修养上散发出来的女性魅力则会令每一个靠近她的人如沐春风。可以说，日本女人因为她们细致的外在与深厚的内在使其独具风采。 日本的女人为什么喜欢跪？ 一提起日本女人，人们的印象里立刻显现出的便是穿着和服，盘着发髻，迈着小碎步的温柔形象。丈夫出门归来时，她们都会在门口相迎，顺手接过丈夫的公文包，再说上一句：您回来了，今天辛苦了。估计所有男士这时一天的疲惫都会一扫而光，然后坐在榻榻米上，喝着对面妻子跪着为自己倒的茶，想必幸福也正是这样，不然怎么会出现“吃菜要吃中国菜，娶妻要娶日本人”这句话呢?日本女人一贯的温柔态度和她们优雅的跪姿都给很多人留下深刻的印象。现在就说说日本女人为什么要跪，难道她们真的那么喜欢跪? 说到这个“跪”，这得源自日本的风俗传统，日本女人向来以传统和服为美，而传统的茶艺插花等淑女活动也是需要跪在地面上将臀部放在脚上，低头垂首。不论是在风情万种的平安朝，还是在金戈铁马的战国，日本女子都以柔弱为美，加上繁复的和服对于贵族阶级女子的要求，所以坐时还有行礼时都应跪，“跪”就成了顺从的表现，传统的象征。 “跪”在榻榻米上，对日本人来说便是“坐”，称为“座”或“正座”。“座”从飞鸟时代(约7世纪)从中国传入日本，但到了江户时代才有“正座”的说法。“正座”便是把臀部放在脚掌上，看上去很难受，但对日本人来说，不但不是受罪，反倒是一种享受，因为她们从小就习惯了。现在在茶道、剑道，以及丧事、法事和正式谈话等场合，日本人还是要“正座”的。 据说中国的一个越剧团在上演日本著名的悲剧《春琴抄》时，演员为了演的逼真传神，把任务刻画到位，演员练习“座”还因此吃了不少苦。但因为没有摆脱“跪”的概念，姿势不管怎么练习始终还是不地道。日本人又把“下跪”叫“土下座”，类似于磕头，表示极度的尊敬或深切的谢罪。请人原谅错误，或求人办事，她们也会跪下来磕头说：“我都这样(求您)了!” 有人认为，跪坐不利于腿部血液循环，会导致日本女性腿部线条欠佳。日本人也会自嘲日本女性多是“大根腿”，大根其实就是我们说的萝卜腿，腿型不好看的是白萝卜，又粗又短;细而娇美的腿型则被誉为“胡萝卜腿”。日本女性行走起卧，不讲究舒展肢体，而是以微蜷为美。用日语讲，就是把自己收小一圈。 不过，日本女人再怎么体型发胖，一旦穿上和服的确身形会“小一圈”。和服集中了日本人的审美观，如穿日式浴衣、踏木屐，走起来要“内八字”、迈小步才好看。曾留学日本的郁达夫最为欣赏这种“阴柔美”。日本女人除了喜欢跪以外，她们的温柔也是不容置疑的。日本女性的温柔分为三种。 第一是语言上的温柔。在语言方面，日本女性说话总是非常温和、有礼，语音语气听来都十分温婉。 第二便是动作上的温柔。许多较为传统的日本女人一旦坐在椅子上就必须双脚合并，双手自然放在膝盖上，身体微微倾斜，说话时也要微微弯腰。在以跪姿示人时，身体也要微微前倾，朝后的双脚依旧是合并的，双手也需要自然放于膝盖之上。 第三是内心的温柔。许多日本女性的温柔是内外统一和谐的，她们不会直接地表明自己的意见，比较策略地说话，尊重别人，并站在对方的立场考虑问题。有句话说：中国女人温柔是想让男人更爱自己，而日本女人温柔只是为了让男人开心。其实在这一点上日本女人比中国女人要聪明得多，因为欲擒故纵便是这个道理。 在日本，如果一个女人长得不算漂亮，但形象很甜，性格又很温和，她依然会得到很多日本男人的喜爱。日本男性大多喜欢聪明的女孩子，但同时他们又希望女性把自身的能力隐藏起来，让他们走在前面;日本男性还要求女人非常优雅，他们认为女人的温情要慢慢地散发才会有一种耐人寻味的女性韵味。在很多日本女人的身上，你常常会感受到一种从内到外的优雅，即使她长得并不漂亮，但却能感受到她们散发出来的气质。 日本女性往往给人以娴静和安宁，这种娴静和安宁给人以心灵上的平和，这种气质可不是靠“妆面”修饰出来的，而是从内心修炼出来的。现代的日本女人很重视建构深层的自我，日本所有女性对“道”的学习十分重视，由此可见一斑。她们重视以“道”养颜，以“道”修心。
印度电影为什么那么多歌舞？
近年来，印度题材的电影在好莱坞的红火局面让“印度”上升为新世纪世界电影的一个重量级关键词，《贫民窟的百万富翁》、《少年派的奇幻漂流》斩获奥斯卡，好莱坞的一线电影里也总少不了印度面孔，可是这些荣誉的光环遮蔽了印度本土电影更为繁荣的事实。 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首次被引入中国的《流浪者》，到七十年代的《大篷车》，再到2003年的《印度往事》，多数中国观众对印度电影或许只留有片段式的印象。直到2011年《三傻大闹宝莱坞》在中国风靡，很多人惊诧于印度本土电影的突飞猛进，产生“神兵天降”的错觉。 作为重要的电影出产地区，印度的电影产量是世界之冠，宝莱坞也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电影生产基地之一，拥有数亿观众。始于19世纪末，发展至今已有百余年历史的印度电影以强烈的戏剧感、精到的电影叙事技巧、夺人耳目的声画语言、超群到偶尔雷人的想象力，以及面对全球化市场仍坚持的对信仰和传统文化的守望，堪称世界电影中的一朵奇葩，它用自己独有的姿态，认真讲述着印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描绘着他们眼中的大千世界。 1、不如跳舞：“马萨拉”的狂欢 印度是一个多语言的国家，不同语言的族群对母语电影有很殷切的需求，从而推动了电影业的发展。但不论讲着何种语言，歌舞作为印度人世代沿袭的生活方式，是他们共同的语言，印度电影中极具民族特色的歌舞是本土市场制胜的关键，也是快速撩拨起海外观众兴致的法宝。 一部典型的宝莱坞影片至少要有五六段华丽歌舞，而且是大团圆结局。这种标签化的宝莱坞大片也被称为“马萨拉”电影。“马萨拉”是印地语中“混合香料”之意，“马萨拉”电影就是将爱情、动作、歌舞、喜剧元素和大团圆结局糅合在一起，其独特叙事模式也被称为“马萨拉模式”。 “马萨拉模式”中，印度电影的歌舞，已经演化成为与语言同样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印度百分之八十的人信奉印度教，电影中的歌舞首先满足的是宗教需求。印度电影歌舞中，最主流的是印度古典舞。今天印度古典舞的表演模式是由描述性舞蹈和纯舞两种主要的形式完美组合而成。其中，表演成分极重的描述性舞蹈，就是印度教的各种神话传说和符合教义的道德规范的说教式表演。印度教最核心的神有三位：大梵天、毗湿奴和湿婆。 湿婆创造了舞蹈，湿婆的舞蹈叫“坦达瓦”，意思是阳刚的。但表演者多为女性，所以印度古典舞可以用“百炼钢化成绕指柔”来形容，湿婆最典型的一个形象是双手合抱、左脚右抬的姿势，我们在几乎所有的印度电影中，都可以看见女主角怀着各种心情，秀出这样的舞姿，向印度教的神明致以敬意。 印度电影《流浪者》是最早被引进中国的印度电影，1955年在中国公映，上世纪70年代末再次上映引发轰动，片中的《拉兹之歌》、《丽达之歌》等插曲都深受中国观众的喜爱，引起十年浩劫之后中国人的共鸣。同时期引入中国的另一部印度电影《大篷车》中印度著名舞女阿鲁娜·伊拉尼精湛的舞蹈表演，以及著名歌唱家拉塔优美的歌唱，也成为那一辈人共同的时代记忆。 《宝莱坞生死恋》是体现印度电影歌舞巅峰水准的一部力作，它撩人心弦的艳情恰到好处地阐释了印度歌舞的精妙，既富有视觉的冲击，又挑逗着观众的热情。印度电影中的歌舞承担了叙事和抒情的双重职能，传达着希望与光明的诉求，营造出亦真亦幻的美感。 随着时代的发展，印度电影的歌舞形式也在探索创新。考虑到男性在古典舞表现上的局限性，以及年轻观众的审美趣味，传统的古典舞蹈开始与现代舞蹈的元素融合，《印度往事》就是一个成功范例。而《机器人之恋》中既有最新潮的欧美电子音乐，又有热辣绮丽的印度民族风情，既没有因为要坚守传统而拒绝外来的优秀元素，也没有一味“崇洋”而丢掉本土优势，实现了民族特色与世界潮流的良性互动。 2、叙事的胜利：传统戏剧元素+逆天想象力 一部电影的时长如果超过三个小时，绝对是挑战观众耐受力的极限；动辄就超极限，还想让你看得不知疲倦，恐怕只有印度电影敢这么干。 爱情、友情、家族使命、宿命、道德等普世价值观是印度电影中常见的母题。爱的纠缠与幻灭，英雄的落难与崛起，骗局与复仇，规则与叛离……极端化的情节设置在大开大合的激烈震荡中迂回、反转、对抗、升华，这是印度传统戏剧的基本公式，再佐以空间的跳跃、蒙太奇的运用、叙事结构的转换等电影手段，营造出极富视觉冲击力的奇观。你可以说这样的手法很俗、草根特色浓郁，但是能够把“俗”的模式运用到极致，让你见所未见，也算另辟蹊径了。 爱情，永远是印度电影里最卖座的主题。与《宝莱坞生死恋》这样虐心又苦情的戏码比起来，那些赚足中国观众眼泪的韩剧都弱爆了。《宝莱坞生死恋》生生把一段“青梅竹、两小无”的爱情讲成了一部史诗，阶级的对立、贫富的悬殊、命运的无常，让故事的张力不断膨胀，原本深爱的一对璧人至死未能重逢的残酷情节打破人们对宝莱坞大团圆结局的期待，形成爱情悲剧的强烈感染力，是新世纪初宝莱坞爱情片的经典范例。 印度电影能够迅速崛起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电影工业的整体发展，其中包括了3D和数字动画建模等实用技术，而这一切表现手段都服务于创作者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当爱情片的各种模式都被观众熟谙于心，跨物种的爱恋势在必行。 3、关照现实：本土特色接轨国际潮流 印度电影所坚持的核心——民族和本土，一方面为印度电影文化筑起牢不可破的文化壁垒，另一方面又是接轨全球主流电影市场的绝佳切入点。 近年来，印度电影与时俱进，借鉴全球市场成功商业片的经验，直面社会现实，无论是种族问题、宗教问题，抑或其他社会矛盾，都成为印度电影关注的对象。例如控诉种姓制度的《宝莱坞生死恋》，反思教育体制的《三傻大闹宝莱坞》、《地球上的星星》，反对种族歧视的《我的名字叫可汗》、《纽约》，反抗殖民统治的《印度往事》、《芭萨提的颜色》，以及包容不同信仰的《阿卡巴大帝》等等，都在混合了印度的宗教信仰、家庭伦理观、民风礼仪的基础之上，体现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和对体制建设的反省。 印度现实题材的电影以多样化的表现风格与国际主流类型片打成一片，席卷国际票房，其中，《印度往事》获得2002年奥斯卡提名，《芭萨提的颜色》获2006年全球印度电影奖的8项大奖，2009年《三傻大闹宝莱坞》的海外票房占总票房的一半。叫好又叫座的局面证明了印度电影商业运作模式的成功，也实现了印度电影的价值观传递和文化输出。 不可否认，印度电影正经历着它的黄金年代，无论在工业生产还是市场领域，印度电影都已经创造了属于这个时代的奇迹。印度电影持久地满足着本土观众独树一帜的视听品位，兼容并蓄又不断刺激和培养着海外观众对印度电影的审美接受。也许，我们可以从中借鉴利于中国电影产业发展的裨益之处，也可以从印度电影载歌载舞的笑泪人生中体验他们对生活的热忱与诚意，感受他们面对生存命题的担当与勇气。
近代中国三次崛起都被日本破坏
在日本落后的时候，中国总是伸出有好之手，帮助日本进步，比如在秦始皇时期，中国的一部分祖先就到达了日本，带去了铁器，让日本从石器时代，跨越青铜器，直接迈入铁器时代；在唐朝时期，日本还是奴隶社会，是中国传播了先进的文化，让日本有了大化改新，走入了封建社会。在元朝时候，虽然忽必烈发动南宋遗民进攻日本失败，大部分中国人留在了日本，被当做奴隶，但是同样带去了先进的军事，让日本的军事从村民械斗进入了真正的军事战争。 反观日本，日本一旦有所进步，就开始想进攻中国，占领中国，盘点起来有三次，第一次是明朝万历年间，日本进攻朝鲜，妄图通过日本进入中国；第二次是甲午中日战争，掠夺中国的物资成为其发展的动力；第三次，是民国建立之初，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让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夭折；第四次是侵华战争，打断了民国黄金十年的发展。 日本一直成为中华民族的政治毒瘤，它像魔咒一样笼罩在中国的上空，中国要想真正站起来，必须要破除这魔咒，所以中国政府把12月13日这一天定为国家公祭日，其实也是我们的国耻日，不仅仅是为了纪念中国同胞遇难，也是为了不忘过去中国遭受日本欺辱的那一段段血泪，勿忘国耻，更是为了永远记住并要破除中日之间那些不堪回首的魔咒史。 一、明朝万历一次价值昂贵的援朝抗日战争 万历二十年（公元1592年），日本关白丰臣秀吉令日本战国精英群雄倾巢入侵朝鲜，旬日之内，朝鲜三都沦陷八道瓦解，覆亡只在旦夕之间。应朝鲜李朝所请，宗主国明朝大举派军援救朝鲜，中日之间第三次大规模碰撞就此展开！在这场决定亚洲今后三百年命运的决斗中，拥有大量火器的双方军队演绎了史上首场近代化国际战争。 七年之后，损失惨重的日军被彻底逐出朝鲜半岛，丰臣秀吉气病交加而亡，在明朝大军凯旋之日的献俘仪式上，万历皇帝对数十个藩属国宣布：“义武奋扬，跳梁者，虽强必戮！” 万历朝鲜之役对当时东亚的政治军事格局有着深远的影响。由于此役，明朝一方在二十年内无力进剿后金力量，使得女真部落日益强大，最后对明朝形成了致命的威胁。由于此役，朝鲜从亡国到复国，付出了数十万军民伤亡的沉重代价。 由于此役，日本元气大伤，丰臣秀吉集团的势力彻底垮台，日本从此进入德川幕府时代。因此，从长远来看，万历朝鲜之役实际上起到了重新整合东亚各国政治军事力量的作用。 这场战争前后凑一块7年。明朝方面虽胜，但却带来了严重的后果：战争消耗了明朝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加重了人民的负担；战争削弱了明朝的军事实力，为一些少数民族首领发展势力提供了可乘之机，如潘州的杨应龙趁机发动叛乱、建州的女真迅速崛起，等等。已陷入全面政治经济危机之中的明王朝，在战后不到50年终告灭亡。 二、改变历史航向的中日甲午战争 由于在1894年和日本的战争中，中国大败。中国的十年洋务运动被打断，而甲午战争的失败，也标志者中国的洋务运动失败，中国迈向近代的路程生生被打断。大清帝国的真正主人慈禧老佛爷，不得不批准了特使李鸿章和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签订的《马关条约》。 条约规定： （一）中国承认朝鲜独立。 （二）中国向日本割让山东半岛、辽东半岛、台湾和澎湖列岛。 （三）中国赔偿军费白银2亿两（加上赎回辽东半岛的3000万两共2.3亿两）。以及新开通商口岸，增加内河航线等共11款。 这个丧权辱国的条约规定中国从朝鲜半岛撤军并承认朝鲜的“自主独立”；这就意味着中国已不再是朝鲜之宗主国，中国的北方失去了天然的隔离屏障，朝鲜半岛对中国的国家安全不言而喻。这也是为什么直到今天，中国对朝鲜半岛局势如此关注和揪心的原因。 事实上，这场战争也是因朝鲜而起。1868年，日本下级武士和大名推翻了280年的幕府德川统治，天皇明治领导的军国主义被推上了历史前台。是为历史上著名的明治维新。 1887年日本政府制定了《清国征讨方略》，决定在1892年前完成对华作战的准备，进攻的方向是朝鲜、辽东半岛、山东半岛、澎湖列岛、台湾、舟山群岛。 1894年这个机会终于来了。就在日本和英国签订了《中英通商条约》一周后，当时朝鲜发生内乱，朝鲜政府请求中国派兵支援（历史形成朝鲜当时是中国的藩属）。就在中国向朝鲜派兵时，日本军队也大举入朝，战争拉开了序幕。这时日本还打着保护在朝侨民的旗号，照会中国政府“日本政府必无他意”。 实际上，正如外相陆奥宗光所说：“发动战争的决心，在帝国政府派遣军队于朝鲜时，业已决定。日本假借这个好题目，是为了索性借此时机促成中日关系的破裂。”当时帝国退居幕后的慈禧老佛爷一心忙着自己的60大寿，根本无心恋战，主张议和了事。 同意议和的不仅是老佛爷，还有洋务派。这场战争，也让李鸿章这个晚清重臣走向了他后来官场和政治声誉的两重天。事实上，李鸿章也反对这场战争，他认为还没有到和日本真正决战的时候，北洋水师虽然已初具规模，但在协调指挥上还有很大的缺陷。 但当时主持朝廷日常工作的光绪皇帝在自己最信任的老师翁同龢的游说下，认为这是巩固自己政治权力的最好时刻。可以通过这样的一场胜利来摆脱慈禧的权力控制，那时候，名义上他是帝国的最高统治者，但许多时候，慈禧的权力阴影却无所不在。所以在主持廷议时，光绪坚决主张开战。迫于爱国舆论的结果，慈禧只得同意了光绪的要求。 在这场战争前夕，朝野上下，包括康有为等一批知识分子，对已经通过明治维新走上军国主义的日本根本不屑一顾，民粹主义泛滥，一致要求对日本开战。 翁同龢挟民意自居，坚决劝说光绪命令李鸿章开战。事实上，翁同龢在这场战争中还抱有一个不可告人的目的，由于早年其兄翁同书在任安徽巡抚与太平军交战时，多次弃城逃跑，后被当时负责剿围的曾国藩弹劾，而代笔之人正是当曾府的幕僚李鸿章。后来翁同书被革职充军，翁家就这样和李鸿章结下了梁子。翁同龢以帝师身份位居中枢时，没少给李鸿章小鞋穿。 就这样，李鸿章的北洋水师投入了这场影响中国近现代历程政治格局的战争。在复出前去日本马关的船上，这位进士出身的将军写了这样一首诗：晚倾波涛离海岸，天风浩荡白鸥闲。舟人哪识伤心处，摇指前程是马关。 李鸿章视马关签约为奇耻大辱，发誓终生不再履日地，并倾向变法。但在“国人皆曰可杀”的汹汹舆论下，成了清廷的替罪羊。甲午战后，李鸿章 被解除了位居25年之久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职务，投置闲散。 翁同龢后来也没有好到哪去，1898年戊戌新政不久，就被慈禧赶回了老家江南的常熟。1904年7月4日，在风云变幻中饱经忧患的这位著名的书法艺术家军机大臣，满怀抑郁和凄怆与世长辞了。 日本成为甲午战争的最大受益者，得到了价值1亿两白银的战利品和2.3亿两的赔款。这笔巨款相当于日本当时7年的财政收入，中国的巨额赔款，也日本近代的崛起，输入了强大的资金血液。等于依靠中国，再造了一个新的日本。也为日后日本多次觊觎中国提供了最好的战争动力。 日本朝野对此欢欣鼓舞，外相陆奥宗光高兴地给当时的首相伊藤博文说：在这笔赔款之前，根本没有料到会有几亿日元，本国全部收入只有8千万日元，一想到现在会有3亿5千万日元滚滚而来，无论政府和私人都觉得无比的富裕。 不幸的是，大清国的洋务运动这一自救行动因为外部危机而发起，也最终被外部危机所打断，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甲午战争。这场战争，葬送了这场本来已经获得巨大成就的改革开放，甚至也由此敲响了大清国的丧钟。 甲午战争，一场由日本挑起的海上战争，以一个让全体中国人蒙羞的《马关条约》作为终结，让洋务运动的所有成果遭到否定。不变革没有出路，变革成果又被日本所毁灭。古老的中国，由此错过了一个富国强兵的大好时机。来自日本的威胁，从此像噩梦一般，给此后的中国屡屡带来毁灭性的打击。他直接改变了中国近代史的历史航向。在甲午战争17年后，大清帝国在奄奄一息中覆灭。 3、《二十一条》让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夭折 1915年1月18日，日本驻中国公使日置益从日本返回中国，绕过外交部长陆征祥，以“回任所拜见大总统”为由，请求与袁世凯直接密谈。在密谈中，日置益向袁世凯直接提出了二十一条要求，并要求中国对此绝对保密。 1915年1月至4月期间，袁世凯一面命北洋政府外交部同日本谈判，一方面暗中逐步将条约的部分内容向报界泄露，希望获得英美两国支持抗衡日本。当美、英、法三国驻日大使向日本政府提出质询时，日本外务省既不便公然抵赖，又不敢全部公开，于是只承认了第一、二号的11条。 2月9日，日本外相加藤高明又向美国驻日大使格思类承认了第三、四号的存在，却对性质最恶劣的第五号七条加以隐瞒。在美方越来越严厉的追问下，加藤高明才于同月21日向格思类承认了第五号的存在，但辩称这只是日本的“希望”而非要求。 消息传出，举国震怒。签约当天，湖南学生彭超留下血书，愤然投江自杀。北京二十万人到中央公园（今北京中山公园）集会，捐款一百万元“救国基金”。天津南开学校的十七岁学生周恩来上街演讲，号召人们振兴经济、誓雪国耻。袁世凯下令全国省教育会联合会（又名全国教育联合会）要求全国各级学校以每年5月9日为国耻纪念日，称为“五九国耻”。 后来袁世凯为了让日本支持他称帝，不得不接受二十一条约，导致民怨沸腾，它直接导致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的夭折。当然袁世凯的81天的皇帝梦也随着各路拥护共和的讨伐大军的捷报而一命呜呼。 4、抗日战争：重创整个国家体系 李鸿章在甲午战争中的经历，深刻地刺痛了后来的蒋介石。1931年，日本再次悍然发动侵华战争，时任蒋介石的幕僚陈布雷替其起草《中国之抗日》一文中这样泣血写道：可战而不战，若败，则政府之罪也，不可战而战，亦则政府之罪也。 1931年，侵华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后，完全侵占中国东北，并成立伪满洲国，此后陆续在华北、上海等地挑起战争冲突，国民政府则采取妥协政策避免冲突扩大。1937年7月7日，日军在北平附近挑起卢沟桥事变，中日战争全面爆发。 在战争初期，中国投入大量军队以遏制日军的进攻；随后交战双方即转入相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力量逐渐发展壮大，1941年12月7日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后，美国的罗斯福政府正式对日宣战，中国战场成为二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简称）的主战场之一。1945年8月15日，日本向同盟国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对中国造成了巨大的人员和财产损失。重创了整个国家体系。 关于八年抗战中国的损失，抗战胜利后，抗战赔偿委员会作出的《中国责令日本赔偿损失之说贴》指出，沦陷区有26省1500余县市，面积600余万平方公里，人民受战争损害者至少在2亿人以上。自1937年7月7日至战争结束，我军伤亡331万多人，人民伤亡842万多人，其他因逃避战火，流离颠沛，冻饿疾病而死伤者更不可胜计。 直接财产损失313亿美元，间接财产损失204亿美元，此数尚不包括东北、台湾、海外华侨所受损失及41.6亿美元的军费损失和1000多万军民伤亡损害。此外，七七事变以前中国的损失未予计算；中共敌后抗日所受损失也不在内。经过中国历史学家多年研究考证、计算得出，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军民伤亡共3500多万人，中国损失财产及战争消耗达5600余亿美元。 如果孤立地看待这些事件，或许可以认为这是一定时期的偶然事件，但是如果回望100多年的近代历史和分析日本的地缘特点、文化背景，我们不难发现，这些事件的出现不过是历史的延续--近代历史上的日本总是出现在中国历史的转折点，如今亦是如此。 镜头再闪回1894年的深秋，日军由南向北跨过鸭绿江，从此对中国大陆开始了长达50年的侵略。50年中，中国历史风云变化，大清倒掉，洪宪复辟，军阀纷争，政党政治，共和萌芽，同时纠结着内忧外患。当然，这些纠结中，更是无法摆脱日本这样一个恶邻带来的梦魇。 百余年的历史让中国人无法不把日本看成一个恶邻居。在近代所有涉足中国领土的列强中，涉足最深、影响最恶劣的，只能是日本这样一个近邻。当中国今天凭借改革开放重享一个大国应有的尊严之时，日本因为参拜靖国神社、挑起钓鱼岛争端等问题，多次无视中国人民的感情。
中国保存完整的10大殖民建筑
中国的近代史是一部悲壮的半殖民地史。在那些曾被半殖民的城市，历史的痕迹仍处处可见。21世纪的今天，这些殖民建筑应该何去何从？我们是把它们看作中国的旧伤疤，还是像美国对待威廉斯堡一样，将半殖民地小城的一草一木都保留下来？ 1、哈尔滨——圣索菲亚教堂 自十九世纪末以来，哈尔滨一直成为沙俄、日本的殖民地及掠夺中心。沙俄文化给哈尔滨带来了极大的影响，最典型之处就是反映在城市建设上。现有的哈尔滨早期建筑中，有俄罗斯的巴洛克式建筑、埃尔诺贝建筑、俄罗斯木结构建筑，及少量的中国古典建筑和日本近代建筑等等。圣索菲亚教堂位于哈尔滨市内，由沙俄修建，是远东地区最大的东正教堂。 2、大连——日本圣德太子堂神社 100多年前，俄国人开建了这个城市。1895年底，日军因侵占中国领土而损害了其他帝国主义的利益，在俄、德、法等国干涉下，清政府以3000万两白银向日本买回辽东半岛。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大连地区都是主要战场，并先后被俄日帝国主义者占据近五十年。 日据时期，日本殖民当局为了纪念日本圣德皇太子，在大连中山公园东侧山丘建了圣德太子堂，里面供奉圣德的木雕像，是大连唯一的神社遗址。 3、天津——望海楼教堂 在签订《北京条约》后，法国攫取了天津望海楼一带方圆15亩地方的“永租权”。1896年12月，法国传教士谢福音主持拆掉了三岔口一带海河北岸的崇禧观，盖起了一座规模可观的天主教堂，当地人称这座教堂为“望海楼教堂”。 1870年夏，天津发生多起儿童失踪拐骗事件。经查获，绑架儿童罪犯均供认受到望海楼教堂教民的指使。于是，天津市民对侵略者的仇恨终于爆发，最后市民打死了谢福音和其他二十多名教士、修女等，放火焚烧了望海楼教堂和法国领事馆、仁慈堂。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天津教案”事件。经曾国藩调查之后，“确认”育婴堂并无诱拐伤害孩童之事，最后处死为首杀人的18人，并赔偿法国人的损失。后来，清政府在原来望海楼的旧址又建起了新的望海楼，而且，新望海楼比旧望海楼还要高出三丈。 4、青岛——欧人监狱 欧人监狱建筑群位于青岛市常州路25号，始建于1900年，是典型的欧式风格建筑，也是殖民统治者侵占青岛的历史见证。它最早是德国殖民统治者建立的司法机构，专门关押在青岛的外国侨民，因此称为“欧人监狱”；后在日伪时期、国民党统治时期均为看押场所；新中国成立后成为青岛市公安局看管所。 由于其建造时间和启用时间均早于闻名的旅顺日俄监狱和上海提篮桥监狱，因此是中国目前使用时间最长的殖民时期兴建的监狱。1996年监狱停止使用，改造后成为文物保护、旅游观光和法制教育场所。 5、上海外滩——“万国”建筑 1840年以后，上海作为五个通商口岸之一，对外开放。1845年英国殖民主义者抢占外滩，建立了英租界。1849年，法国殖民者也抢占外滩建立了法租界。自此至20世纪40年代初，外滩一直被英国和法国占据。 外滩的建筑大多经过三次或三次以上的重建，各国建筑师在这里大显身手，使面积不算大的外滩集中了二十余幢不同时期、不同国家、不同风格的建筑，故外滩又有“万国建筑博览”之称。 6、宁波——老外滩 宁波于1844年1月1日开埠，英、美、法等国都在这里设立领事和副领事，并强行指定江北岸外滩一带为“外国人通商居留地”（即“老外滩”）。至二十世纪初，这里已变成了五方杂处的洋场，沿着江边，不仅有大英领事馆、天主教堂、巡捕房等，而且有洋行、码头，还有夜总会、妓院、饭庄、戏院和弹子房等等，几乎记录了宁波开埠的整段历史。 7、福州——老苍山洋房 鸦片战争以后，福州成为清廷被迫开放的“五口通商”港口之一。在其老城区仓山遍布殖民地风格的建筑。仓山西式老宅，是清朝末年至民国间由西方传教士建立，是福州殖民文化的象征。 8、厦门鼓浪屿——英国领事馆 厦门鼓浪屿 英国领事馆是厦门历史上第一个外国领事馆。1840年6月，英帝国主义发动了鸦片战争，曾攻打过厦门，被我守军击退。翌年8月，英军强占鼓浪屿。1842年8月29日，清政府同英国签订了《南京条约》，规定厦门为“通商口岸”，并承认“鼓浪屿仍由英国暂居”。 英军于1843年11月2日设立领事事务所，派舰长纪里布任首任驻厦门领事，这是厦门历史上第一个外国领事。1860年签订《北京条约》后，法国、美国、德国、日本、西班牙、荷兰、丹麦、瑞典、挪威等殖民主义者，蜂拥踏上了鼓浪屿。鼓浪屿这个弹丸之地，成为各国领事馆聚集的“万国领事馆”。 9、广州——沙面西洋建筑 沙面岛在历史上曾是英、法两国的租界，1860年代第二次鸦片战争前后，英法两国选中了这块珠江中的小沙洲（距离清朝闭关锁国时期中国唯一的外贸区“广东十三行”相当近）作为租界地址，填筑成岛。 沙面岛上有150多座欧洲风格建筑，其中有42座特色突出的新巴洛克式、仿哥特式、券廊式、新古典式及中西合璧风格建筑，是广州最具异国情调的欧洲建筑群。 10. 澳门——议事亭前地（广场） 葡人来到澳门的几百年中，带来南欧的建筑艺术风格，也逐渐融合了中国的建筑格式，表现出一定的折中主义。澳门有不少广场具有浓厚的葡萄牙色彩，如，议事亭前地。广场的地上铺砌着波浪型葡萄牙黑白碎石，仿如大浪滔滔的海洋，配以各款海洋生物及澳门景点为图案，更具立体感，充份表达葡萄牙的航海事业，亦巧妙地切合澳门昔日的渔港形象。
朝鲜历史上也出现过“反清复明”计划
朝鲜李朝孝宗忠宣大王李淏，早年跟他哥哥朝鲜昭显世子一起，曾经被入侵朝鲜的皇太极掳到盛京当了很久的人质。1644年，明朝灭亡，清朝入关，定鼎中原。11月9日，清朝摄政王多尔衮在北京紫禁城武英殿召见作为人质的昭显世子李澄(李淏的哥哥，当时的朝鲜王储)和凤林大君(李淏)，说“未得北京以前，两国不无疑阻。今则大事已定，彼此一以诚信相孚。且世子以东国储君，不可久居于此，今宜永还本国。凤林大君则姑留与麟坪大君相替往来……”。同时，清朝还宣布减少朝鲜的岁贡币物。 1645年3月，久居满清做人质的昭显世子返回汉城，随行清使勒令朝鲜仁祖李倧出城迎接“天使”到来。忠于明朝的朝鲜两班朝臣士大夫对此心生忌恨。5月21日，昭显世子被宫人在饵饼中下毒，暴毙于昌德宫中。李倧随心知肚明，但是讳言此事，怕多尔衮深究，向清朝上报“世子病亡”。6月7日，被多尔衮释放的凤林大君回到汉城。昭显世子在清廷为质近十年，历尽艰险，亲眼目睹了明亡清兴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积累了处理朝清关系的丰富经验。多尔衮对其逝世“深为惊悼”。虽对其暴毙觉得可疑，但是在朝鲜使臣众口一词的“确系病殪”的说辞下，也不得不信。1645年11月14日，清朝册封李淏为朝鲜世子。 送还质子，减少岁贡，本是清朝为缓和两国关系而为，但是经过1627年和1636年的两次战争，朝鲜对清朝产生了很深的民族仇恨。在朝鲜一方，明朝灭亡本是调整对清朝外交政策的良机，但是，反清份子利用朝鲜民族对满洲的仇恨心理，推行名分主义的外交，延缓了两国关系的改善。 朝鲜李朝视清朝为犬羊夷狄，私下称清帝为“胡皇”，称清使为“虏使”。除对清朝的公文贺表之外，一切内部公文，包括王陵、宗庙、文庙祭享祝文，仍用崇祯年号。朝鲜《仁祖庄穆大王实录》，在明亡前用崇祯年号，在明亡后用干支纪年和国王在位年号。在仁祖之后的历代朝鲜国王《实录》，只书干支纪年和国王在位纪年。至于私人著述，直到清末，仍有人书写崇祯年号，以至竟然有“崇祯二百六十五年”的纪年。历代封建统治者和儒家最看重的“正朔”问题，朝鲜就是这样处理的。 由于朝鲜财政困难，军备薄弱，北伐大计难以实施。而且由于新兴的清朝连续有顺治、康熙两位励精图治的皇帝，不仅巩固了全国的统一，而且为中国社会经济文化的全面繁荣奠定了基础。朝鲜反清派期望的汉民族武装反抗、满清统治土崩瓦解局面一直没有实现。1683年，清朝统一台湾，南明残存势力灭亡，影响中、朝、日关系的不确定因素消失。作为实际行动纲领的朝鲜北伐计划，寿终正寝。朝鲜没有介入中国内战，也没有铤而走险联合日本跨过鸭绿江入侵辽沈，冒犯正处于全面上升和旺盛时期的新兴满洲军事强权。这是朝鲜的大幸，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 北伐虽没有成为事实，但是加重了朝鲜的财政负担，延缓了中朝关系改善的步伐。朝鲜的北伐论者不想肯定中国在满清统治下的文化和经济先进性，以后还几乎全面封锁了对中国文化的引进。 明朝灭亡后，李朝王室一直进行各种追思活动。仁祖不忘宫中焚香望阙之礼。1704年甲申，明朝灭亡六十周年，李朝肃宗自宜春门诣禁苑坛，以太牢祭祀崇祯皇帝。又命汉城府在后苑春塘台设“大报坛”，祭祀神宗皇帝。“大报”出于《礼记》郊特牲，是郊天之义，而兼有报德之意。1749年(乾隆十四年)又以明朝太祖、神宗(万历)、毅宗(崇祯)并享大报坛，并于三帝即位、忌辰日行望拜礼。这种祭祀活动每年进行，直到李朝末年。 朝鲜的反清复明计划和北伐准备是在隐蔽状态下进行的。清朝政府知之甚少。对清朝的鄙视仇恨和恪守藩属朝贡制度同时并存。由于以追求实利为标准的外交传统始终在朝鲜起作用，清朝政府又主动采取种种善意举措，1683年清朝统一台湾后，中朝关系终于进入了稳定发展的时期。
二战中被鳄鱼吃掉的上千日军士兵
鳄鱼吃人的事，古今并不少见，不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近千名日本侵略军遭鳄鱼袭击并被吃掉的事情，一般人可能不知，故写此文述之。位于孟加拉湾东岸缅甸的兰里岛，以风景秀丽著名。小岛周围水面波平如镜，水中到处矗立着数不清的莽莽苍苍的“山脊”，其实这些“山脊”是鳄鱼———这是一座著名的鳄鱼岛，岛上长期居住着数万只鳄鱼。它们借助这里奇特的地形地貌和特有的保护色，平静地生存和繁衍。 1945年2月19日，太平洋战争已接近尾声。在孟加拉湾海域巡逻的英国舰队截击了一支企图从海上撤回日本的侵缅日军船队（由于记录的残缺，这支日军的番号无从查考）。双方展开了激烈的炮战，英军舰队力量远胜于日舰，不一会儿，日军的几艘护航炮艇被击沉。装载有1000多名日军的两艘运输船，慌忙驶到兰里岛周围，日军在那里登陆。日军打算把兰里岛作为阵地负隅顽抗。 岛上日军的顽强抵抗给英军造成了很大的麻烦。激战到天色渐晚，英国舰队一时很难消灭这股上岛的日军部队，于是一边对小岛进行海上封锁，一边研究和制定第二天的作战方案。各舰指挥官接到命令后陆续地来到了指挥舰上。入夜，疲惫的日军七零八落地躺在地上。正当他们准备好好睡一觉来应付第二天的战斗时，突然，他们白天没有注意到的那些鳄鱼蹿出水面，向他们凶猛地扑过来。原来，当英日海军白天激战时，鳄鱼被吓得藏入了水中。 天黑以后，随着潮水退去，一群群鳄鱼都被岸上死伤士兵身上发出的血腥气味引了出来。已经疲惫不堪的日军被突如其来的鳄鱼的凶猛进攻惊呆了，他们虽然拼命用机枪、步枪向鳄鱼射击，但还是招架不住鳄鱼群的凶猛袭击，顷刻间，惨叫哀号之声响遍整个沼泽。 在岛外指挥部里，英国军人正在讨论，突然舰上执勤人员急匆匆地跑来报告说，岛上日军突然传来激烈的枪声和乱哄哄的喊叫声，估计可能是与其他部队发生了战斗。这种情况让英军非常困惑。指挥官询问值班军官有没有部队同英军联系，值班军官回答说没有。舰队指挥官立即下令派遣一艘小艇去调查情况。 东方发白的时候，前去侦察的小艇飞速返回指挥舰报告，从艇上下来的侦察兵个个脸色苍白，一副恐惧的样子。“报告长官，全是死人，还有鳄鱼！”被惊吓过度的侦察兵语无伦次地说。当英国军队上岛时才发现，满岛都是被鳄鱼撕碎了的日军尸体和上百只被枪弹击毙的鳄鱼尸体。1000多名日军几乎都成了鳄鱼口中的美味佳肴。整个小岛都被血水染红了。最后，仅找到了20名幸存下来的日军士兵，但看上去，这些幸存者的神经已彻底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