浑河血战：戚家军的最后一战
公元1621年，明天启元年三月，努尔哈赤率兵围攻沈阳，沈阳主将贺世贤立即派人赴辽阳报告，并请求援兵，辽东经略袁应泰命川浙兵近万人(其中川军7000人、浙兵3000人)，及奉集堡、虎皮驿的三万辽东明军增援。 川浙之兵行至中途，闻沈阳城已陷落，主帅童仲揆、陈策见救援已失去意义，因为原计划是与沈阳城内的明军内外夹击后金军，见此情况便决定停止前进，列阵观望。 川军部将周敦吉、秦邦屏等义愤填膺，纷纷请战：今沈阳陷落，我辈不能救沈，在此三年何为。 请战的这数千川兵，正是明末著名女将秦良玉派来的数千白杆兵，因所用长矛皆以白木为杆，不加装饰，因号“白杆兵”。 主帅童仲揆、陈策决定向后金军发起进攻。因为浑河不是天堑，后金军只用了不到一日的时间轻取沈阳，战斗力旺盛，而戚金率领的戚家军展开车阵、购置防御阵地需要时间，所以童仲揆命令周敦吉与秦邦屏先带川军渡过沈阳浑河，在浑河北岸扎营，抵挡后金军。为戚家军的防御争取时间。 城下的后金军见一队奇装异服的明军过河而来，马上报告努尔哈赤，努尔哈赤没有轻敌，马上调战斗力颇为强悍的正白旗对其进攻，想趁着这支明军立足未稳之际一举歼灭。 然而正白旗一连数次冲锋都被击退，八旗将士被白杆川兵的长枪戳的人仰马翻，并且一旦落马，川兵便拔出腰刀一阵乱砍，这些女真人还从来没见过这么打法的明军，很快正白旗就败下阵来。 努尔哈赤立刻又派出了他亲自掌握的正黄旗，但很快又遭到了正白旗同样的败绩，两轮攻击竟使后金军伤亡了两千多人。打沈阳城也没伤亡这么大，八旗军上下震惊。 但身经百战，并经受过严酷训练的八旗军并没有气馁，接二连三的发动进攻，双方激战多时，却仍然难分胜负。 而且川兵的阵地丝毫没有松动的迹象，反观此时八旗军士气低迷，军心不稳。 就在满清兵要崩溃，努尔哈赤一筹莫展的时候，汉奸李永芳禀报说，他已经用重金收买了几名被俘的沈阳城明军的炮手，从沈阳城头发炮完全可以覆盖整个白杆兵的阵地。 努尔哈赤看到了希望。命令后金军再次冲锋。 此时李永芳找到被俘的明朝炮手，亲自解开捆绑，人赏千金，用来攻击川军，发炮无不立碎者。 经过激烈交锋，川军坚固的阵势难以抵挡沈阳城内的大炮轰击，川军终于在饥饿疲劳与大炮的双重打击下，全部被歼灭。周敦吉、秦邦屏及参将吴文杰、守备雷安民等皆力战而死。部将周世禄带领残军退回浑河南岸，入浙营，继续坚持作战。 此时戚金率领的戚家军已经兵布阵于浑河五里之外，列置战车枪炮，掘壕安营，用秫秸为栅，外涂泥巴，戚家军与北岸退回的川兵一同准备抗击后金军。 后金兵消灭江北川兵，迅速渡河把浙兵包围。 新的战斗迅速打响，努尔哈赤鉴于北岸川兵的勇猛，所以再三告诫八旗将士“勿轻敌”。 后金兵集中兵力向戚家军阵地发起进攻，匆忙摆好阵势的戚家军利用车阵和训练有素的火铳三叠阵迎敌，但还是有凶猛的后金军骑兵，突破火力网冲击到了车阵前。 此时明军中马上冲出手持铁狼筅的士兵，迅速将后金骑兵刺倒。两轮进攻之后，后金兵坠马伤亡者达三千多人。 在战斗打的难舍难分之时，另一路援兵，也就是李秉诚、朱万良率领的三万辽东军已经进至白塔铺，这里离浑河战场仅有不到二十里，对于骑兵来讲，这二十里不算什么，童总兵急派人求援。 可这些本地的辽东军阀，却在击败二百八十名八旗军的侦察骑兵后就不再进兵了。右翼的皇太极利用这个机会，迅速抽调军队，主动进攻辽东军。 如果李秉诚、朱万良部的明军敢于抵抗，就算不前进也能让皇太极分兵，至少能减轻戚家军的压力，但是这支辽东军刚和八旗军交手就即行溃退，沿途被皇太极一路追杀，伤亡三千多人(这战斗力，简直了)。 要知道皇太极的目的只是为了阻挡辽东军，他也没想到辽东军这么不禁打。此时皇太极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可以全力以赴进攻川浙兵了，在他眼里，那三万辽东军不值一提。 此时苦苦鏖战多时的八旗军与川浙兵仍然打得胜负难分，统帅陈策、童仲癸无奈再派使者向袁应泰叩首求援。 袁已经吓破了胆，竟以后金强大派兵也扭转不了战局为由拒不答应。 由于后金兵不断增援，明军则孤军奋战，陷入重围， 双方血战到天色将晚，八旗援兵又赶到战场。努尔哈赤命令不惜一切代价，轮番发动饱和进攻，在近乎自杀式冲锋的攻击下，戚家军阵地被攻破。 双方短兵相接，展开一场恶战，戚家军结成鸳鸯阵对抗八旗骑兵，一向势不可挡的八旗军在戚家军的阵势面前丝毫不占优势，反而被打的纷纷败退，九名八旗战将战死，伤亡者达到数千人，这可是骑兵打步兵，而且还是在骑兵占有优势的平原作战，可见戚家军的战斗力有多么凶猛。 戚家军终因寡不敌众和连续两天的急行军以及激烈战斗造成体力不支，浙兵不断的倒下，年近七旬的老将陈策在斩杀了十几个敌人后，也倒在了血泊里。 此时总兵童仲揆想趁乱撤离战场，戚金一把拉住他的马大喝："大丈夫报国就在今日。”童仲揆立刻和戚金一起又转身杀入战场。 傍晚，仅存的几十名戚家军战士将戚金和童仲揆围在当中，他们的鸳鸯阵依然不乱，暮色中，后金兵四面团团围定。 此时的后金兵内心是惧怕的，深深的被这支明军的战斗力所震撼，他们已经失去了引以为傲的近战肉搏的勇气，不敢再和戚家军短兵相接。最后，万箭齐发..... 最终除极少官兵幸免回辽阳外，童仲癸与副将戚金、将领袁见龙、邓起龙、张名世、张大斗等大小将校共120多人全部义无反顾、悲壮殉国。 而外围的辽东明军则继续采取坐视的态度，任由这只千里赴援辽东，明军最精锐的部队覆灭。 战后，当明廷派员来抚慰劳军，许以重赏突围的戚家军幸存将士时，这些士兵均流泪拒绝。他们不求赏赐，只求再上战场，誓要给戚金等阵亡将士报仇。朝廷官员和百姓都由衷赞叹说，这些普通的士兵竟都有国士之风! 十天后的辽阳之战中，这些战士亦全部战死，他们用鲜血浸染了戚家军的军旗。 再看看吓破了胆的袁应泰和畏敌不前的李秉诚、朱万良。这些大明本地辽东军的表现实在是让人气愤，皇太极的几千人马竟然将三万辽东军追杀数十里，到最后竟然再也不敢前进一步。 这些辽东军阀的表现实在没有川兵、戚家军勇猛。 浑河之战，是萨尔浒战后明军最有声色的一场野战。明军以少抗多，以步抗骑，川兵与浙兵共一万余人，力抗努尔哈赤的三万八旗军，给予了八旗军大量杀伤。 后金阵亡者达到四千余人，受伤者更是不计其数，八旗高级将领阵亡有名有姓的就达九人，努尔哈赤的嫡系部队正黄旗、正白旗遭到重创，有的八旗部队竟被戚家军和川军的勇猛所震慑，不战而败逃。这一战，努尔哈赤可谓是惨胜。 戚家军自嘉靖三十八年成军，共斩级近二十万级。先后剿灭倭寇，击破蒙古铁骑，赴朝抗倭，抗击后金，纵横东亚，百战唯一败，一败之后世间再无戚家军! 让我们再唱一次戚家军的军歌：万众一心兮，群山可撼。惟忠与义兮，气冲斗牛。主将亲我兮，胜如父母，干犯军法兮，身不自由。号令明兮，赏罚信。赴水火兮，敢迟留。上报天子兮，下救黔首。杀尽倭奴兮，觅个封侯。”
仙游之战：解围仙游，痛击倭寇
嘉靖四十二年冬，倭寇2万余人分乘百艘舰船，陆续在福清、兴化(今莆田)、泉州、漳州等地登陆。戚继光指挥军民与倭寇水陆交战12次，斩倭3000余人。倭寇以分散受挫，遂改变策略，集中攻城。倭寇万余兵力围攻仙游。知县陈大有率全城军民据城防守。戚继光根据敌情，调整部署：以一部随监军副使汪道昆往福州，防倭袭击省城;一部防守闽江、兴化，防倭深入腹地;又命把总傅应嘉统3000名水兵驻守漳州、泉州，控制沿海要地;自率6000名戚家军增援仙游。时倭寇环城立营筑垒，发动进攻。戚继光以兵力悬殊，决定以仙游城为支撑，抑留敌人，俟主力集中后，再谋歼敌。遂派亲兵200人乘夜入城，加强防守力量;命守备胡守仁领兵驻扎铁山，据险为垒，牵制倭寇;从各营挑选勇士500人，组成敢死队，不时袭击敌营;将大本营移至离倭寇较近的石马，四面布置疑兵，既遏制倭寇四出剽劫，又使其不能专意攻城。 倭寇多次发动攻城，在城内守军顽强抗击和城外明军多方牵制下，均未成功。十二月二十三日，浙江6000名援兵赶到，戚继光决心转为进攻。为造成局部优势，计划以主力先攻南门外敌垒，然后转用兵力攻击其余，以期各个击破。遂命守备王如龙为左路、胡守仁为右路，协同中军合攻南垒;把总陈濠、游击李超分向东、西垒进行牵制性攻击;把总金科为预备队，随时策应各路;指挥吕崇舟、副总兵金文秀至铁山为疑兵，牵制北垒倭寇。二十六日，正当倭寇利用“吕公车”攻城时，明军主力分3路向南门外倭寇发起进攻，倭寇大败，退入南垒。明军奋勇冲杀，摧围拔栅而入。残倭逃向东、西门。胡守仁乘胜向东追击，与陈濠部夹击东垒倭寇，王如龙向西追击，与李超部夹击西垒倭寇。各路明军英勇突击，迅速突破东西两垒。残敌数千逃往北垒。戚继光亲率大军攻击北垒，倭寇大部被歼，仙游围解。 仙游之战，戚继光准确判断敌情，及时调整部署，既不轻敌冒进，又不消极待援，采取各种积极措施，争取时间，抑留敌人。俟援军到达后，再以各个击破的作战指导，达到既解仙游之围，又歼围城之敌的目的。
鄂州之战的详细战斗经过？双方都有着什么准备
鄂州之战是1258年一1259年(蒙古蒙哥汗八年至九年，南宋宝祐六年至开庆元年)，在蒙哥攻宋之战中，忽必烈率蒙古东路军攻鄂州(今武汉武昌)的作战。 另一次鄂州之战是元至元十一年(南宋咸淳十年，1274),元军突破鄂州(今武汉武昌)地区江防。 九月初三，忽必烈登上阳逻堡北，俯瞰大江，见江北有武湖，湖东江岸筑阳逻堡，南岸即浒黄川，宋军以大舟扼江渡，拥兵10万，战船2000，阵于江中，水陆阵容严整。蒙古军当即遣军夺大舟2艘，连夜准备舟楫，欲夺据点阳逻堡，强渡大江。 初四晨，风雨昏暗，诸将以为不可渡江。忽必烈不从，令扬旗伐鼓，分兵三道并进。勇将董文炳率敢死士数十百人冲其前，乘艨艟击鼓急进，直达南岸，诸军亦竟相争渡，宋军迎战，三战皆败。习水战的部将张荣实率军乘轻舟鏖战于北岸，获宋大船20艘，俘200人，斩宋将吕文信。水军万户解诚部将朱国宝，率精兵与宋军战于中流，凡17战，夺宋船千余艘，杀溺宋兵甚众。宋军三道皆败，阳逻堡防线也累遭失败，蒙古军遂迅速渡江。董文炳派董文用以轻舟渡江，向忽必烈报捷。忽必烈闻报大喜，传令全军进围鄂州城，同时以一部兵由郑鼎率领袭江西;另遣兵于湖南接应绕道大理而攻击宋朝腹地的兀良合台军。 忽必烈渡江后，驻营于浒黄州，下令”军士有擅入民家者，以军法从事，凡所俘获，悉纵之”。初六，派人前往招谕鄂城。使者行至东门，宋军箭如雨下。忽必烈知道宋军有所准备，于是在初九率军将鄂州团团围住。因为蒙哥进攻四川的缘故，枢密使贾似道、四川制置副使吕文德等人率领的大军都在支援长江上游，鄂州只有都统权州事张胜主事，兵力十分空虚，守备顿时危急起来。 十一日，忽必烈登城东北压云亭，立高楼观察城中军情，见城中出兵，即遣兵迎战，俘宋军2人。后遣将携宋降人至城下劝降，张胜杀死降人并遣兵出击，又被击败。张胜遂以缓兵之计，佯称归附，诱劝蒙古军东撤。蒙古军中计后撤，张胜趁机将城周围民居焚毁，使鄂州城防成为一体。这时宋将高达、邛应从江陵率军入援。蒙古军百户长巩彦晖迎战，高达埋下伏兵后假意撤退，一举擒杀巩彦晖。鄂州之战处于相持状态。 宋理宗一面组织义勇，一面命各制司进兵赴援。二十八日，宋廷诏贾似道节制江西、两广人马，立即援助中流，以增强抵抗蒙军进攻的能力。 十月，贾似道自汉阳(今湖北汉阳)进入危急的鄂州城内督师，亲自指挥鄂州保卫战。宋理宗也派使者拜贾似道为右丞相。 蒙古军包围鄂州后，在城外造起了一座五丈高的瞭望台。忽必烈每日在上面指挥攻城。由于久攻鄂州不克，又听说宋援军到来，忽必烈下令抓紧攻城。蒙古军遂组织敢死队，由勇将张禧、张弘纲父子率领，自城东南角入战，高达率诸将力战，张禧身负重伤而退。忽必烈见状，对张柔说：“吾犹猎者，不能擒圈中豕，野猎以供汝食，汝可破圈而取之”。张柔乃命部将何伯祥造鹅车，掘洞入城，又选勇士登城，经激烈战斗后破城东南隅。高达率军奋力抗击，并组织人力修城墙，随破随修，使蒙古军不得入。 为防止蒙古军再穴城而入，贾似道命宋军沿城墙内壁建造木栅，形成夹城。仅一夜时间，环城木栅全部竣工。忽必烈听说后，不得不承认贾似道的军事才干，感慨地说：“吾安得如似道者用之。”有些将领就归罪于士人，说都是士人力劝忽必烈不可杀人，造成鄂城不肯投降之故。忽必烈当即驳斥道：“彼守城者只一士人贾制置，汝十万众不能胜，杀人数月不能拔，汝辈之罪也，岂士人之罪乎!”在贾似道的指挥下，南宋各路援军纷纷奔救鄂州。尤其是吕文德部自重庆沿江而下，在岳州(今湖南岳阳)击败张柔部的拦截后，于十一月初一日遣抵鄂城，使“(城)守愈坚”。 虽然鄂州暂时可保，但是宋朝的军事形势仍不容乐观。绕道云南的蒙古军兀良合台尝试攻击柳州(今广西柳州)与静江府(今广西桂林)失败，星夜从小路北上，杀到了宋荆湖南路首府潭州(今湖南长沙)城下。江西一带也受到蒙古骑兵的骚扰。南方腹地四面开花，这一情况引起了宋廷的极大震惊。监察御史饶应子认为：“今精兵健将咸在阃外，湖南、江西地阔兵稀，虽老臣宿将可以镇压，然无兵何以连捍敌之来?当自内托出，不当自外赶入。”于是宋理宗在十一月初一日下诏，命贾似道突围移司至黄州(今湖北黄冈)，在那组织起一道新的防线，以便更好地指挥宋军全局战斗。然而从鄂州突困到黄州，是一条十分危险的道路。吕文德遣部将孙虎臣将精兵七百护送，途中遭遇蒙古军，幸亏都是老弱残兵及所掠金帛子女，孙虎臣率军将其打败后，贾似道才得以顺利地入黄州。贾似道移司成功，鼓舞了两淮、江西一带的士气，“下流之兵始振”。 时间进入冬季。蒙古军屡屡向鄂州发起强攻，但是疫病、缺粮使围城部队减员十之四五;宋军死伤已经达到一万三千余人，鄂州之战初期的守将张胜也英勇地牺牲在了城头上。令忽必烈更加担心的是，妻子察罕寄来书信说忽必烈的汗位将被夺取。 这时贾似道向蒙古派出了使者，忽必烈拒绝了贾似道乞和之请。后忽必烈迫于形势，答应了贾似道的卖国请求。那么历史上究竟有无所谓“鄂州和议”之事，容下文讨论。
天门岭之战：契丹与粟末靺鞨的对决
自南北朝以来就有大批靺鞨部族迁往内地，尤以幽州、卢龙为最多。据《北蕃风俗记》记载：隋代开皇年间粟沫靺鞨与高句丽发生战争，粟沫部败北。为避高句丽兵祸，酋长突地稽率 矢赖、窟勒突、悦稽蒙、越羽、布忽赖、普稀、布布括利 八部近两万靺鞨人放弃夫余城(今吉林省吉林市)内迁至辽西柳城(今辽省宁阜新市东南)。唐初武德年间粟沫靺鞨乌素古部内迁辽西慎州(今辽宁省建昌)。628年又有粟沫靺鞨愁思岭部内迁辽西黎州(今河北省抚宁)。唐灭高句丽后大搞强制移民，因此又有大量曾经臣服于高句丽的粟沫靺鞨、白山靺鞨被驱至营州一带，而渤海大氏即在其中。约到696年之前幽州以东辽河以西的靺鞨人口已达6万人以上。 696年秋营州之乱爆发，李尽忠自号无上可汗屡破唐廷官军，一时声威赫赫。居于辽西一带的靺鞨各部与高句丽遗民自然不得不臣服于李尽忠，为其马首是瞻。当时营州的靺鞨酋长 大.乞乞仲相，乞斯比羽先后率部臣服叛军，李尽忠还加封大.乞乞仲相为舍利(契丹语帐官)。一年之后孙万荣败死，唐军陆续收复河北、滦辽诸失地，同时也将曾经参加叛乱者或与李孙二人有牵连者视为“叛逆余党”一一进行反攻清算。大.乞乞仲相与乞斯比羽为避祸只好又上表向唐廷请罪希望得到宽恕，武则天为暂时平息局面接受狄仁杰的安抚建议以作刁买人心，谎敕赦其部众无罪，封 大.乞乞仲相为震国公，封乞斯比羽为许国公。然而好景不长、当局势稳定之后，唐廷凶像尽现。负责反扑的唐将武懿宗等人对本已放下武器的契丹降兵大开杀界“皆以为反，生剐取其胆”，“奏河北百姓从贼者尽诛之”。697年中秋降唐的契丹将领李楷固为表忠心特向武则天请命清剿曾依附叛军的靺鞨部落，武则天大喜“授其官爵，委以专征”。生性凶残的李楷固果然不负圣命，不到一个月时间就将乞斯比羽部击败，属下靺鞨民众万余惨遭涂炭，无论妇孺为唐军“尽屠之”，酋长乞斯比羽为唐军俘获后被施以陵迟酷刑处死，首级献于唐廷。 剿灭乞斯比羽部之后，唐廷又将屠刀对准了下一个目标乞乞仲相部。但、更严重的是老酋长乞乞仲相偏偏又在这个危难关头忧急病逝。大难临头之季老酋长乞乞仲相之子祚荣在部众拥戴下临危受命，毅然接过了这副重担。当时李楷固的讨伐军到达汝罗城(今辽宁省老军堡)已经近在咫尺，形势极其危急。垒卵之季祚荣作为年轻统帅确实不负众望，他审时度势，认为唐廷剿灭之意已定再向唐廷请降已无可能，而北方突厥虽表面支援实则不怀好意，此时对两方都不可抱任何幻想。而东北老家因高句丽新灭强敌已无，唐朝与突厥的势力在那里又鞭长莫及。于是当机立断，率领族众与高句丽遗民所部携家带口两万余人，于公元697年深秋秘出营州北界向粟沫部老家忽汗州方向东奔。 当时祚荣部欲向东逃难的大路有三条：一是经汝罗诚走襄平南道渡辽河至辽东郡(今辽宁省辽阳市)为南道;二是过怀远镇(今辽宁省北镇)东渡辽河走襄平北道至国内城(今吉林省集安)为中道;三是经通定镇(今辽宁省新民以北)渡辽河再折向东南到新城(今辽宁省抚顺北)为北道。而以“善用兵”著称的祚荣对此三条道路均未选择。原因是汝罗城正在追兵方向南道不可走，唐朝安东都护裴玄圭控制国内城中道不可走，辽东城也在唐朝都督高仇顺的掌握之中北道也不可走。为迅速摆脱唐军追击，祚荣率部众出其不意，夜渡芒牛河经山间小路迂回到营州东北的天门岭(今辽宁省阜新西北鲁儿虎山)，在今辽宁康平口以北渡过辽河，这条路看似绕远，但在山地丘陵的掩蔽下确有利于隐藏行踪。前来追击的唐军李楷固部刚到大陵河东岸就扑了个空，几经周折才发现祚荣的去向，于是马不停蹄、穷追五日，终于在延津城(今辽宁省开原东南马家寨山城)赶上了逃难中的祚荣族众，并迅速击溃了祚荣部留以垫后的小队人马。 当闻唐廷追兵将至祚荣属部族人一片惊恐，妇孺老弱抱头痛哭。祚荣见此情景已无法回旋，急与部下安排托当地高句丽遗民帮助先将家眷护送至延津城暂避。自己率所有男丁备马利刃，誓与唐军拼死一搏。趁李楷固大军尚未到达，祚荣选定延津城周边地势迅速作好了战斗布置，他另战士们伐木为篱依山城南坡有利地形布成扇形阵以待敌军，又点两千人马于城南沙河东岸丘陵密林中设伏，自身亲率三百骑滨沙河横阻其道，作正面军以迎李楷固。一切安排就绪、时至午后，西南一面烟尘四起幡铄如林，唐廷派来的讨伐大军蜂拥而至。唐军主将李楷固向来以勇悍著称，史书记载他“每陷阵如鹘入鸟群、所向披靡”。当听说祚荣亲自迎战就在沙河对岸，心怀累次扑空之恨的他早已急不可待，大笑道“彼当虏及，以何却”，遂急命全军涉沙河，欲歼灭所有逃敌、生擒祚荣。见唐军步步逼近，祚荣却立马巍然不动，旗下三百将士见统帅镇定自若也信心倍增、畏惧顿消。当疵面狰狞的敌人已渡河既在眼前时，祚荣挥刀前指下另接战，率领众骑冲向敌军。刚刚上岸的唐军本以为又可痛快屠杀一翻，并未想到逃跑中的“猎物”也敢反抗，自是粹不及防，着实挨了祚荣这迎头一棒。在后压阵的李楷固见前锋被杀的东倒西歪，不由得暴跳如雷，急另中军骑兵全线冲杀必取祚荣首级不可。祚荣见诱敌追击的计策已经奏效，便不敛战，即命部下全体撤退仰作溃败之状，多勇少谋的李楷固见此情形启肯放过，立即催马随后追赶，直至延津城山下。延津城周山半环，虽不高，却成马蹄状，为有东南平坦，地随坡高、道路渐陡，骑兵一旦冲到这里便会因地形制约速度自然减缓，左右颠簸型不成阵。祚荣骑兵赖人数少，上坡后便迅速分成小队退入木篱背后，而当李楷固的大队骑兵冲到山前时，其先头部队因山坡崎岖一时前进受阻，而后队人马又因奔驰过快拥作一团，人叫马嘶号令根本无法传达。此时被祚荣预先布于木篱后面的靺鞨射手皆搭箭在弦，闻号令瞬间齐发、矢如雨下，坡下的唐军骑兵哪经的起这一打击，顿时阵脚大乱。祚荣见战机已到，立即驳马回身大喊“与毙仇敌无赦”二次率军杀入敌阵，属下将士们皆深知背后就是妻儿老小，而仇敌即在眼前，断无后路可退，于是无不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勇猛异常。在祚荣的率领下守卫延津城的全部靺鞨将士均投入战斗，他们居高临下依地形之利重创唐军。李楷固见战况不利忙又投两翼骑兵出阵，并急催后军步兵迅速渡过沙河以为增援，但另李楷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这一招却正中祚荣计策的下怀。正当唐军步兵半渡之时，预先藏在河东岸山林中的伏兵依祚荣之计突然从林中冲出，直扑正在渡河的唐军步兵，其中数百高句丽兵均乘马持矛以赤刃分脂之势将唐军大阵一劈两半，一时间唐兵溺死水中者、弃甲逃遁者不计其数。李楷固本率前军交战正紧，却忽闻身后杀声四起，忙催马回巡，竟得知后军遭袭业已溃散，大惊失色中方如梦初醒知自己是中了祚荣的埋伏。两千伏兵很快杀到，祚荣知计划已成，便更加沉着，指挥部属前后夹击以利全歼敌军，夺取最后的胜利。数时之后，唐军业已力不能支，死伤太半，战至黄昏，唐军全阵崩溃，将领们如未战死者及作鸟兽散，而剩余兵卒则四下奔命抱头鼠窜。主帅李楷固见此情景，即知大势已去，只得卷旗换马，幸得天黑隐蔽，为百余亲卒掩护向西突围，逃之夭夭。待其数日之后回到营州时已是“仅以身还”了。
战国时期的函谷关之战发生在什么时候？函谷关在当今的什么地方？
函谷关之战是前318年赵、楚、魏、韩、燕五国联合进攻秦国的战争。函谷关位于灵宝市区北15公里的王垛村。古代处于洛阳至咸阳故道中间的崤山至潼关段多在涧谷之中，深险如函，古称函谷。春秋时秦穆公从晋国手中夺取崤函之地，在此设置函谷关。此关关城东西长7.5公里、谷道仅容一车通行，素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说。 公元前318年，楚、赵、韩、魏诸国合纵攻秦，至此败还。现代此处有令尹望气台、孟尝君鸡鸣台，老子著《道德经》的太初宫等，太初宫已经成为国内外信仰者祭奠老子的重要场所。1992年，灵宝市政府按照原古关图形，投资重建了关楼。如今，这里已成为知名旅游景点。 秦国的东向扩张和张仪的连横策略，严重威胁到东方各国。 二年，在齐、楚、燕、赵、韩等国支持下，魏王驱逐张仪，改用公孙衍为相，行“合纵”之策。次年，在公孙衍的推动下，魏、赵、韩、燕、楚五国共推楚怀王为纵长，组织联军进攻秦国。公孙衍还联络义渠国由侧背进攻秦国，配合联军。秦送“文绣千匹，好女百人”(《战国策·秦策二》)给义渠，以缓其威胁，然后发兵于函谷关迎战。联军因各有所图，步调不一。楚、燕两国暂时受秦威胁不大，态度消极。只有魏、赵、韩三国军队与秦军交战，被击败。联军向东撤退，至修鱼(今河南原阳西南)。同年，义渠君认为秦送厚礼实是暂时策略，秦国强大终对己不利，便乘五国攻秦之机，出兵袭击秦国李帛。秦军一支仓促迎战，大败于此。然而，这一战并未影响全局。 四年(前317年)，秦遣庶长樗里疾率军出函谷关反击韩、赵、魏三国联军，于修鱼大败联军，斩杀其主力韩军8.2万人。联军再败退观泽(今河南清丰南)。秦军追至观泽再败韩军，俘虏韩将鲮(一作鲠)申差。关东诸国大为震恐。 争议 关于此战《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记载为(秦王政)六年，韩、魏、赵、卫、楚共击秦，取寿陵。秦出兵，五国兵罢。《史记·卷四十三·赵世家》记载为(赵悼襄王)四年，庞暖将赵、楚、魏、燕之锐师，攻秦蕞，不拔。《史记·卷四十·楚世家》记载为(楚考烈王)二十二年，与诸侯共伐秦，不利而去。而《史记·卷七十八·春申君列传》则记载为攻秦至函谷关。梁玉绳所著《史记质疑》认为联军中无卫国，取寿陵也记载有误。而杨宽认为蕞位于陕西省临潼县北，已经深入秦国境内，五国联军没有能力攻到此地，应以《楚世家》和《春申君列传》的记载为准。 影响 函谷关之战是战国时期最后一次诸侯合纵攻秦之战，尽管庞暖富于智谋，又善于纵横之术，但最终无功而返。从此，六国更加无法抵御秦国的兼并，秦国最终统一六国，建立秦朝。
丁家洲之战：南宋与蒙古帝国的最大阵战
1273年，坚守多年的襄阳被攻克，南宋军队抵抗蒙古入侵的防御中枢被切断。随着蒙元军队的高歌猛进，长江中游的大量宋朝地方军被打的节节败退。迫于恶劣的形式，一直希望回避与蒙古正面交战的南宋权相贾似道，不得不亲自出马。但在一场水陆同时展开的正面决战中，他与南宋最大规模的军队被北方强敌完败。 自南宋与蒙古的战争正式开打，临安的小朝廷就对自身的定位非常清晰。由于见识过蒙古军队在长江以北的纵横千里，宋军一直都对在陆战中击溃对手是不抱希望的。他们只能以过去抵抗金国军队的方法，用水军守护长江天险，用城防拱卫战略据点。 但蒙元帝国的特殊思维，也让宋朝方面在刚开始很不适应。在通过走西南方向，迂回攻灭金国最后的主力军部队后，蒙古人就爱上了这种大费周章的迂回战略。所以在攻打南宋的初始阶段，他们一直尝试通过拿下四川，占据长江流域的上游。这种策略在中国历史上也屡见不鲜，极有可能是在投靠蒙古的汉化幕僚推动下敲定的。 问题是蒙古霸权对于麾下军事资源的整合也才刚刚开始。每一次大汗死后的贵族会议，又会让前线指挥官回师草原。这就让蒙古人在初步攻入四川后，又匆忙后撤。作为回应，宋朝马上加强了在四川方面的整体防御。等到蒙古军队再次返回，战斗激烈程度就超过了以往。这种模式的轮回，在短短十多年内发生了数次。加上蒙古人为大汗之位而展开的各种内战，愣是让疲惫的南宋又坚持了许久。 今天的宋粉们，总是津津乐道南宋是抵抗蒙古帝国时长之最，却都忽略了分兵四川对南宋整体防御策略的影响。由于唯一依仗的防线，全部集中在长江沿线。所以宋朝有限的军队都沿着江岸，依次展开。加之多余兵力还要拱卫首都临安及附近地区，让小朝廷很快就面临了财政与人力资源方面的双重压力。 蒙古人特有的草原发散性思维，又在关键时刻给了南宋以致命一击。日后登上大汗之位的忽必烈亲自领兵，经过吐蕃地界，攻入大理。随着大理的沦陷，大量的吐蕃与南蛮军队，加入蒙古一边。宋朝的整体防御，也因此后庭大开。若非忽必烈在之后的战争中，执意攻下襄樊两城。南宋可能以更快的方式，被蒙古击败。 到了大厦将倾的1273年，襄阳城倒在波斯人打造的回回砲之下，南宋方面也明白，留给他们的时间不多了。在第二年一系列中小规模战斗中，已经初步培养出一支水师兵力的蒙元，顺利的将整个长江中游占据。南宋残军被沿着长江，截成两断，典型的首尾不能相顾，陷入江局。 1275年，经过冬季休整期的蒙元军队，继续沿着长江东进。原本位置险要的安庆，在屡战屡败的大将范文虎率领下投降。长江以南的江西沿线也望风披靡。在临安城里训政的太后谢道清，强令权臣贾似道出战。 贾似道在南宋朝廷以周公自居，并且已经执掌朝政多年。在与蒙古帝国最初的冲突中，他的欺上瞒下便发挥了恶劣效果。起初，他提出割让长江以北的全部土地，并像宋朝习惯的那样，缴纳岁币。在蒙古人终于同意这个建议后，他又因为已经对内宣布史诗大捷，而坚决不履行协议。虽然他在斗蟋蟀与玩弄政治方面，很有天赋，却最终不得不被自己的恶行，推上战场。 蒙元方面，曾经随旭烈兀西征中亚的大将伯颜被任命为灭宋主力军的统帅。这位信奉涅斯托利派基督教的蒙古勋贵，早就在经年累月的战争中，见识了世界各大文明体系的军队。他的对手名单中不仅有声名狼藉的刺客组织阿萨辛，也包括了最后死在巴格达的最后一任阿巴斯王朝哈里发，以及阿尤布王朝在叙利亚的驻军。他的盟军中不仅有善战的中亚具装武士，也包括来自亚美尼亚王国和安条克公国的十字军骑士。 伯颜此次率领的大军，总数号称10万人之多。但扣除各种杂役、民夫与水手后，真正的战兵不会超过50000。除了为数不多的蒙古骑兵外，也包括了少量来自高加索地区的阿速骑兵。其他骑兵则来自蒙古一路征服过程中收纳的突厥、契丹、党项。女真，乃至北方汉军。这些北方的汉人部队，同样也构成了蒙元步兵与水军主力。尽管在装备与组织上，他们和对面的南宋军队并无巨大差别。但其本身大都是北方多年混战的幸存者，绝非没有见过战争的新兵蛋子。至于来自西亚的工匠，则继续为蒙元大军维护致命的配重抛石器--回回砲。 基本没有任何实际战争经验的贾似道，则带着号称13万人的大军，驻守在扼守下游位置的丁家洲。他一面继续向伯颜求和，一面将一些俘虏的蒙古战俘遣返。当最后的努力也被拒绝后，这位斗蟋蟀高手才开始布置战阵。 宋军的核心其实是由2500艘大小战船组成的水师。这其中即包括了可以用于航海的黄鹄船，也有用于长江水战的楼船及各种艨艟小船。自知蒙元已经有不少水军的宋人，显然已经在水战上花费心思。为了让临时搜集起来的水师，能够以一个完整的整体进退，大中型船只全部被用铁链相连，小艇则在大船附近机动。这样，在未来发生的战斗中，宋军一方不仅有数量优势，还能在较为稳定的平台上应战。 此外，足足70000人的步兵被部署到长江两岸。由于担心水师前进后被敌人从后方包抄，贾似道制定了这个水陆相互掩护的战略。这也几乎是他手里可用的最后一点战兵了。 为了配合水师防御，宋军步兵摆出了他们钟爱的三叠阵。这种在少量重步兵附近放置拒马，保护大量弓弩手的静态防御战术，曾是宋军对抗辽金数百年的保留项目。在大凡能摆出此阵的战役中，宋军步兵往往能顶住强攻。反之，则可能发生万人大军被十几名敌军骑兵追杀的惨剧。 面对宋军摆下的大阵与进攻举动，伯颜一开始有所犹豫。虽然知道宋军战斗力不如自己麾下部队，但在复杂的长江两岸开打，他心里依然没底。何况在西方，摆出连环船战术的舰队，往往是用于进攻而非防御的。宋军摆出不多见的进攻态势，是非常奇怪的事情。 这时候，蒙元军队所特有的多族将领优势，发挥出来。水军中带头的不乏吕文焕这样的南宋降将，他们不仅熟悉长江的水文条件，也对宋军的虚实了如指掌。那些蒙古与色目将领也都是经历过大战的老手，有着宋军将领普遍缺乏的勇武之气。至于北方汉军万户们，也都知晓服从号令。伯颜就在这群幕僚的围绕下，制定了对贾似道的作战计划。 1275年4月16日的晚上，蒙元军队主动发起第一次攻击。10艘精心打造的木筏从上游顺流而下，直逼宋军水师的铁索连环船队。木筏上堆积了大量柴火，在点燃后照亮了整个江面的天空。 由于元军的这一活动，是在对手眼皮底下完成的。所以宋军显然对可能发生的火攻，早有防备。在很快用小船清除了火攻筏后，他们彻夜都高度戒备。位于全军后方坐镇的贾似道，却没有对部署做必要的调整。他期望继续以即将进攻的态势来组织对手。但他的部署，也让战斗不强的宋军分散在长江两岸。之后的几天里，整支舰队也需要时刻提防下一轮火攻的来临。 经过5天的折腾，南宋守军已经在神经高度紧张的状态下，显出疲态。处于兵力弱势的蒙元军队，则在21日主动发起攻击。这一举动显然出乎了贾似道的预料，也让很多执行命令的前线将领，不知所措。当元军的水师与两岸的步骑兵同时开进，疲惫不堪的宋军已经被浩大的场面所震撼。 整场战役，首先以蒙元军提前布置好的投石机打响。这些来自西方的致命攻城武器，在射程上超过了宋军手拉式抛石机。南宋的战船上虽然有投石机，但大都是单兵使用的最小型号。面对敌人炮兵阵地射来的石弹，毫无还手之力。大量的主力船只被铁索绑定，在得到命令前是不准松绑的。于是，当容易成为目标的大船被命中浸水后，与其绑在一起的数艘船只也几乎失去了机动力。船上水师，则在被动挨打中士气大跌。 之后的第二轮石弹，落入了两岸宋军的阵地。他们由于摆出静态防御的三叠阵，无法及时调整所谓位置。回回砲虽然射速较慢，却依然在心理上对守军有着巨大冲击。蒙元的骑兵也很快在三叠阵外围，与宋军骑兵交手。战斗力羸弱的后者，很快被蒙古人从亚洲各地搜罗的骑兵武士们击溃。位于内侧的南宋步兵，依然尝试用弓弩还击。但很快赶上来的蒙元宋军，也用一模一样的武器，向只能站着不动的守军射击。 伯颜的部将阿术，则带领一支由数千艘大小船组成的水军，杀向长江中央的宋军船队。后者在几天几夜的心里折磨中，损耗了大部分体力，又因回回砲的石弹而胆战心惊。当面对杀来的蒙元水军，根本无法组织像样的抵抗。敌军迅速接近，并登上了贾似道为他们准备的稳定平台，海战瞬间变成了陆战。被分割在各船上的南宋水军，遭到了元军小船的集中攻击。正如他们的陆军同僚，也在两岸被逐个击破一样。 面对这种水银泻地般的全面强攻，明白大势已去的一线将领们，首先开始逃跑。督战陆上战事的将领孙虎臣，在见到元军攻入三叠阵后，调头就跑。他的离开，也让原本在阵内据守的宋军，全面崩溃。以轻装远射武器为主的他们，一旦离开设防阵地就成了骑兵策马追杀的羔羊。不少人从小路奔走，才免于一死。 接着，已经失去对船队控制的夏贵坐小船逃跑。他的离开，让不少宋军砍断铁链，自信撤离。由于场面混乱，不少船拥挤在一起，被后续追来的元军水师拿下。杀红了眼的阿术，甚至亲自掌舵，撞击江面上的宋军小艇。然后挥舞帅旗，让乘坐小船的汉军，继续追杀。 在后方目睹这一切的贾似道，也为自己留了后路。在鸣金收兵的同时，自己乘坐一艘小船，顺流逃往依然有重兵防御的扬州。13万南宋军士，则在他身后惨遭屠戮。伯颜的骑兵，甚至一口气追杀了150多里，彻底打散了宋军重新组织起来的希望。南宋与蒙元帝国的最大一次正面决战，就在这种一边倒的情况下结束。 丁家洲之战的灾难性结局，无疑宣告了南宋抵抗力量的覆灭。虽然在此后，依然有张世杰与文天祥这样的人，继续组织部队抵抗。但小朝廷所剩不多的精锐，已经大部分损失在长江两岸了。 躲入扬州的贾似道，在第二天开始陆续收拢残兵。但对他失望透顶的宋军，纷纷头也不回的继续逃跑。贾似道这才知道自己已经无力控制局面，而南宋王朝的结局也已经被他的努力所定格。
苏中七战七捷：粟裕大将带领3万华野部队对付12万国军
哪里好消灭敌人就在哪里打仗，什么时候好消灭敌人就在什么时候打仗，哪部分敌人好消灭就消灭哪部分敌人，什么战法有效就采取什么战法。 --粟裕 求真务实，提出内线歼敌，夺取战争主动权 苏中位于整个中国解放区的东南前哨，与国民党政府的政治、经济中心南京、上海隔江对峙，对其威慑很大。抗日战争一结束，蒋介石就把夺取苏北、苏中作为重要目标。在恢复和平谈判中，他亲自出马，要共产党让出苏北(指江苏省长江以北地区，含苏中在内)。蒋介石露骨地说：“苏北地方并不大，让出来不算什么，你们还有许多地方可以生存。现在大家看到，你们在苏北，对南京、上海威胁很大。” 时任华中野战军司令员的粟裕，对蒋介石的阴谋早有清醒的认识。1946年5月，经中央军委和新四军军部批准，粟裕将第一、第六师及第七纵队共16个团3万余人集中于苏中地区，完成了战略集结。这之前，华中野战军普遍进行了战斗训练，开展了百日军政大练兵，加强了政治工作，提高了军事技术和战术水平，增强了部队的战斗力。 6月6日，粟裕在给中央军委和新四军军部的电报中说：“对扬州、泰州线之宜陵、白塔加以攻击，吸引顽二十五军、一○○军出来作战，在此一地求得打二至三个大仗，达到歼灭顽二至三个师后，相机夺取泰州，以巩固南线。”6月11日，中央军委复电华东局，同意华中军区的作战部署。 6月24日，针对蒋介石以主要的铁路干线为轴线，主力由南向北展开进攻，首先夺取和控制各解放区的城市和交通线，并消灭解放军主力的战略企图，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电示华东局：“太行、山东两军第一步出击豫东及津浦线，第二步渡淮向南。”要求“以苏中地方兵团吸引牵制(南)通、扬(州)线上之敌，粟裕率主力占领蚌(埠)、浦(口)间铁路线，歼灭第三、第四分区(华中军区所属淮南军区第三、第四分区)之敌，策应北面作战”。6月26日，军委又电示华中分局：“华中主力出淮南津浦线。”指出：“你区应以一部在苏中吸引并牵制(南)通、扬(州)线上之敌，粟裕率主力(不少于15个团)位于三、四分区与陈野(陈毅指挥的山东野战军)配合，一举占领蚌(埠)、浦(口)间铁路线，彻底破坏铁路，歼灭该地区之敌，恢复三、四分区失地，并准备打大仗，歼灭浦口北进之敌。”要求华中分局考虑利弊后答复。 陈毅随即电令华中野战军主力西进淮南，执行津浦路蚌浦段作战任务，首先“集中陶(勇)、王(必成)两纵、五旅及谢(祥军)纵在六合、天长之间整训”。 当时粟裕正在苏中海安华中野战军司令部紧张进行苏中地区作战的准备工作，看了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陈毅的电报后，意识到这是一个外线出击的战略机会：蒋军向北，我军向南，敌进我进，迫蒋议和。这场大战，对未来战局的发展关系重大，必须做到初战必胜。他从实际情况出发，对华中主力是出击淮南津浦线还是在苏中先打几仗的问题，进行了认真地分析研究，权衡在苏中作战和在淮南作战的利弊得失。最后，他认为在苏中打一仗再西移更为有利：第一，苏中解放区是新四军较老的根据地之一，该区物产丰富，人口众多(900余万)，经济比较发达，粮食收入占华中的2/5，税收占1/2。未来山东主力和华中主力转到淮南作战后，不但粮草需要苏中供给，而且苏中的人力物力对支持今后长期战争也有极大作用，一旦放弃，苏中的人力物力将为敌所用。第二，该地区大部为水网地区，人民群众有坚强的组织，对敌斗争经验较为丰富，战争准备也比较充分，如不战而去，就等于自动放弃地利人和的有利条件，与苏中人民的意愿相违。第三，苏中当面虽有国民党军9个师，但与淮南地区之敌相比，兵力比较弱，而我军主力正集中于苏中地区，如向淮南转移，苏中地区即有迅速被敌人占领的可能。一旦苏中失陷，淮南战局又不能取胜，我军将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如出现这种情况，对华中整个作战部队的供给将有更大的影响。 第二天，粟裕召开各师和纵队首长会议，传达中央和新四军军部关于华野主力去淮南作战的指示。各部队首长一致要求，首先在苏中打一个胜仗再走。粟裕认为，这个行动关系战略全局，应由华中分局作出决定。会议一结束，他就从海安出发，长途跋涉300余里，赶到华中分局、华中军区驻地淮安，与华中军区司令员张鼎丞、政治委员邓子恢、副司令员张爱萍、副政治委员谭震林面商如何执行中央军委和新四军军部的指令。四人均赞同粟裕的意见。6月29日，面商的当天，四人联名向中央军委和新四军军部发出了报告。
明葡战争：中国史上与西方的首次交锋
明葡战争指1521年爆发的明军与葡萄牙军的战争，1523年明军胜利。双方参战兵力明军10000人，葡萄牙军700-800人，明军主要指挥官为汪鋐。正德年间的一场明葡战争，虽然明朝获胜，但还是为明朝统治者和士大夫敲响了警钟，开始大力发展火器事业，增加军事实力，为后期的明日战争的胜利以及西学东渐的到来铺平了道路。 战争背景 16世纪初大航海时代刚刚拉开帷幕，但欧洲海上列强着坚船利炮已打到中国门口了。此刻正是有名的荒唐君主明武宗四处游玩的时代，明朝还是处在生命的中期，但已开始显露出暮态。 明朝第一次接触西方船只，是在正德九年(1504)最先抵达广东屯门岛的葡萄牙人的商船。当时的欧洲商船都备有大炮，亦商亦军。葡人到中国南方沿海后，一方面力图占据广东沿海屯门一带为据点，做为推行商业贸易和殖民活动的根据地;另一方面，又派使节入北京，要示与明朝建立关系，从政治、经济上打开中国的大门。 正德十二年，葡驻满刺加总督派安特拉德与特使托梅·皮雷斯等人率船队驶抵广州，“放铳声如雷”，震惊全广州。因当时外国朝贡入明港口均无鸣炮行为，且葡萄牙又不属明朝规定的朝贡国家，地方官员拒绝葡人登岸。 葡人最终靠中国翻译火者亚三交结上了正德皇帝，得以滞留广东沿海，实际上一开始葡人船队用蕃货贿赂了当地官员，又和当地富商贸易，双方的关系还算可以;1518年载皮雷斯来华的船队司令啡瑙·安德拉德的兄弟西芒·安德拉德(Simon Perez de Andrade)接替了司令职位，西芒与中国官员来往时，粗暴无礼，缺乏策略，不像他兄长那样谦恭有礼;他的妄为由于他在中国沿海的违法抢劫和海盗行为而登峰造极。 西芒的斑斑劣迹不但恶化了葡萄牙与广东官员的关系，更加速了葡萄牙使团使命的失败。葡人由此显示出海盗与殖民者的本色，盖房建栅，配以火药枪炮，俨然成一堡垒，又掠夺往来商船，甚至掠夺当地儿童贩卖到海外为奴。如《名山藏》记载葡人“盘留不去，劫夺行旅，掠食小儿，广人苦之”。嘉靖初年的给事中王希文在上疏中也称：“正德间，佛郎机匿名混进，突至省城，擅违则例，不服抽分，烹食婴儿，掳掠男妇，设棚自固，火铳横行，犬羊之势莫当，虎狼之心叵测”。“烹食婴儿”之说纯属荒诞不经谣言，“掳掠男妇”则确实有之。 因此明朝官员都要求驱逐葡人，但因为火者亚三有正德皇帝宠幸，葡萄牙使者有了明武宗为后台，所以正德年间葡人仍在屯门立足脚跟。但武宗死后，火者亚三被处死，比莱斯也被押到广州关押。随即明军准备进攻屯门驱逐葡人。 中西首战：明葡屯门之战 关于屯门之战，很多史料都提到明军从出兵到胜利花了近一年时间，比如《东莞县志》：“是役也，于正德辛已(1521年)出师，嘉靖壬午(1522年)凯还”。此战明军指挥者为广东提刑按察司、海道副使汪鋐，他能调动的兵力为广东沿海卫所的部队，总计有数万人。 而葡萄牙人的兵力，《澳门史》和葡人回忆录等资料曾记载：“但是一五一八年，他的兄弟西门·特·安剌德(Simon de Andrade)率大船一艘和小船三只到达圣约翰岛”，而在这之前，西芒的哥哥在“1518年9月末，费尔南多·伯列士·德·安德拉吉再率全队启航，满载荣誉和财货进入马六甲港”，所以我们知道了葡萄牙人在屯门的兵力最多不过700-800人。 中西第一次武装冲突的过程有多种说法，综合《广东通志》、《东莞县志》、《明史》以及外国史料的论述，可以看到这场理应明朝大军轻而易举胜利的战役并不顺利。 《广东通志》记载：“檄海道副使汪鋐帅兵往逐，其舶人辄鼓众逆战，数发铳击败官军。寻有献计者，请乘其骄，募善水人潜凿其底，遂沉溺，有奋出者悉擒斩之，余皆遁去，遗其铳械”。该文指明了在交战初期汪鋐遇到了败仗，还提出冲突后期派人潜水凿沉敌船，然后力战退敌。更重要的是记载了官军获得佛郎机铳的方式——即由敌方遗弃的。《东西洋考》因而将冲突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官军力战不能退敌，第二阶段派人潜水凿沉敌船，打败了佛郎机。瑞典人龙思泰《早期澳门史》中说：“一队中国士兵围攻这座堡垒。如果不是一次对他极为有利的风暴非常及时地刮起，西芒将会死于饥饿。他利用这个时机，带着三艘船逃跑了(1521年)”。 概括中外多种说法，我们知道汪鋐率领明军击溃葡萄牙人，是经过多个回合反复战斗得来的。一开始汪鋐并不知道西洋火器的威力，葡萄牙人凭借手中武器据险而战，使明军在交战初期战败。之后汪鋐在劣势装备条件下，依靠兵力雄厚和本土作战优势改速决战为持久战，长期围困将近一年以待敌疲。之后，明军利用台风或暴风雨的恶劣天气，在火铳威力不易发挥之际，全线出击打败了对手。 毫无疑问这是一次代价大而收获少的胜利，西门的四只船有三只逃出了包围。明军应该仅仅是占领了空荡荡的屯门岛而已。当时的人已经认为：“不数年间，遂启佛朗机之衅。副使汪鋐尽力剿捕，仅能胜之”。屯门之战使明朝认识到蜈蚣船和佛郎机铳的威力，在引进方面下了很大功夫;同时也为后来的西草湾之战取得胜利积累了战争经验。 中葡西草湾之战 嘉靖二年(1523年)的西草湾之战，对明军来说取胜得比较顺利，正史中不但写明了战争经过，而且还有战果。寇犯新会西草湾的是葡萄牙人麦罗·哥丁霍(Mello Coutinho)率领下援助屯门的武装船队，中国人称其为别都卢，隶属于葡萄牙驻印度总督。船队有很强的战斗力，在寇犯中国前已经"恃其巨铳利兵，劫掠满剌加诸国，横行海外，至率其属疏世利等千余人，驾舟五艘，破巴西国，遂寇新会县西草湾"。在他到达满剌加的时候，获悉屯门船队与中国关系恶化，但仍打算冒险前行。哥丁霍的性格不像西芒那样暴躁，他劝告"部下力避冲突行为，于入港投锚后，急上岸求见广东地方长官，请求许其和平贸易。广东地方长官置之不理，不得已，由屯门港退出，然已遭中国舰队之追击"。 这是因为广东当局在经历了屯门之战后，已经下令"不准中国人与葡萄牙人接触。反而发布命令，要中国战船一旦遇上悬挂葡萄牙旗帜的船只，就将其击毁"。由于明朝水师求战的坚定与急切，同时哥丁霍在是否开战上犹豫不决，西草湾之战一开始明军就占了上风，经过反复较量，葡萄牙不得不接受失败。
阴山之战：一举确立了唐太宗天可汗的地位
这是大唐对东突厥关键性的一次战役。其对大唐的重要性不亚于近代解放战争的辽沈、平津战役。这次战争过后大唐疆土北方的威胁基本解除，而且也为后来消灭西突厥打定了基础。从此一个崭新的帝国从东方升起。...突厥犯河西 贞观三年(629年)十一月，东突厥将军雅尔金和阿史那杜尔率军进扰河西。肃州(治酒泉，今甘肃酒泉)守将张士贵、甘州(治张掖，今甘肃张掖)守将张宝相互相统兵结成掎角之势，坚壁清野，坚守城池，利用城池阻挡突厥骑兵，最终使突厥人无功而返。这为李世民反击突厥找到了出兵的借口。 六路大军 将军张公瑾上书唐太宗李世民，列举了六条出兵突厥的理由。太宗以突厥进攻河西为借口，于二十三日诏命兵分六路出兵剿灭东突厥。兵部尚书代国公李靖为定襄道行军总管，张公瑾为副，率领中军;并州都督英国公徐世勣为通漠道行军总管(《资治通鉴》作通汉道，疑为“汉”和“漠”繁体字形状相近而产生的失误)，由东路率主力直接进攻东突厥腹地;华州刺史霍国公柴绍为金河道行军总管，在西路顺黄河前进，与李靖、徐世勣遥相呼应;礼部尚书任城郡王李道宗为大同道行军总管，张宝相为副，从灵州往西北挺进;检校幽州都督卫孝杰为恒安道行军总管，镇守燕云地区防止突厥军队东逃;灵州都督薛万淑为畅武道行军总管，借道东北出击突厥后方，监视突利可汗。大军10余万皆受李靖节度，分6路反击突厥。 突袭定襄 四年正月，李靖率3000骁骑从马邑(今山西朔县)出发，进屯恶阳岭(今山西平鲁西北)，乘夜袭占襄城(今内蒙古和林格尔西北土城子)。颉利可汗未料到唐军突至，认为李靖敢孤军深入，定有主力随后(“兵不倾国来，靖敢提孤军至此?”)，慌忙将牙帐撤至碛口(今内蒙古善丁呼拉尔)。李靖又派间谍离间其部众，颉利的心腹大将康苏密挟隋炀帝皇后萧氏及其孙杨政道至定襄降唐。颉利见康苏密降唐，不敢停留，继续率部向阴山撤退，在浑河边与柴绍的金河军交战，之后又在白道(今内蒙古呼和浩特西北)遭到兵出云中(今山西北部)的徐世勣率领的通漠军截击，大败。颉利退屯铁山(今内蒙古白云鄂博一带)，收集余众数万。颉利自觉已不是唐军对手，即派执失思力为特使，到长安向唐太宗谢罪请降，表示愿举国内附。实际上企图待草青马肥之时，再转移到漠北，伺机东山再起。夜袭阴山 唐太宗派鸿胪卿唐俭、将军安修仁等去突厥抚慰，令李靖率兵接应。 李靖与李绩在白道会合，两人商议，认为颉利虽然战败，但部下兵马仍然很多，之后一定撤往沙漠，保存突厥的实力，唐军北击道路险阻且遥远，如果等到那个时候再追击突厥会十分困难。如今朝廷派使节前往突厥，突厥军必定松懈，以为唐军不会继续攻击。如果这时候挑选一万精兵，携带20天的粮草，不需要进行战斗就可以将突厥可汗擒获。于是同张公谨商议进兵，张公谨表示反对，说：“皇帝的诏书已经同意突厥投降，而且使者唐俭等还在突厥处，怎么能在这个时候发兵攻击呢?”李靖回答说：“这其实是当年韩信用来击败齐国的计策，唐俭之辈没有什么可惜的!”于是趁夜出动军队，李绩部队尾随而行。李靖军队到达阴山，遇到突厥军队的一千多个帐篷，于是将其全部俘虏。 颉利见到唐朝派遣使者前来，十分高兴，认为这回算是安全了。二月甲辰(3月27日)，李靖命令苏定方率二百骑为前锋，乘雾前进，到达突厥可汗的牙帐七里的地方，才被突厥军发现。这时突厥再组织抵抗已经来不及了，苏定方大获全胜，颉利乘千里马逃走。李靖随后引军赶到，突厥溃不成军，唐俭也获救生还。李靖大军此次消灭突厥军一万馀人，俘虏十馀万，获得牲畜数十万，并杀死隋朝义成公主，擒获其子叠罗施。颉利率领残兵一万馀人打算逃入戈壁沙漠，被屯于道口的李绩部堵截，其下部落大酋长皆帅众归降，李绩获得五万馀俘虏返回唐朝。唐军对东突厥大获全胜，平定了自阴山至戈壁沙漠一带的局势。颉利被俘 颉利可汗在阴山被击败后，仓皇由云中向西逃窜，意图投奔吐谷浑国王慕容伏允或高昌国王麴文泰。在半路上，部将大多叛逃。其子叠罗施也与他走散。不久，身边只剩下数十骑兵的颉利可汗迎头撞上了李道宗的大同军。一番激战后，唐将张宝相将颉利可汗擒获。李世民没有杀死颉利可汗，而是封他为归义王、右卫大将军，让他在长安度过余生。突利可汗随后归降，被封为北平君王。突厥大将执失思力、阿史那杜尔、阿史那思摩以及契苾何力等悉数归降，都受到唐朝的重用。真珠可汗夷男也上表表示归顺。突厥势力因此完全从漠南消失。 唐朝打败东突厥后，原附属东突厥的各国各部落都归顺唐朝，并称唐太宗李世民为“天可汗”。
刘裕北伐始末：刘裕差点让南北朝提前200年结束
永初元年（420年），刘裕废晋恭帝，自立为帝，国号宋，定都建康，南朝开始。执政期间，吸取前朝士族豪强挟主专横的教训，集权中央，抑制豪强兼并，实施土断，整顿吏治，重用寒门，发展生产，轻徭薄赋，废除苛法，亲自听讼，振兴教育，策试诸州郡秀才，举善旌贤，多次遣使访民间疾苦，改善政治和社会状况，终结了门阀专政的时代，使南方农业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为元嘉之治打下坚实的基础，同时也奠定南朝政治的雏形。被明代大思想家李贽誉为“定乱代兴之君”。他对江南经济的发展，汉文化的保护与发扬有重大贡献，并开创了江左六朝疆域最辽阔的时期，被誉为“南朝第一帝”。 东晋自偏安以来，时时面临着北方的威胁。祖逖、庾亮、殷浩、桓温都曾先后北伐，但无一成功。为了国家的强大，刘裕决定兴师北上。 义熙五年(409)，南燕主慕容德死，其侄慕容超袭位，纵兵肆虐淮北，掳去晋两郡太守，驱掠百姓千余家。刘裕因此上表北伐。三月，他统领晋军向北挺进。 南燕大将公孙五楼见晋师威猛，向慕容超建议扼据大岘(今山东沂县)，坚壁清野，但被拒绝。刘裕看准时机，冒险越过大岘山隘，一举攻克临胊(今山东掖县)，夺得大量辎重。接着，晋军将士在刘裕的亲自鼓动下迅速进击，直逼燕都广固(今山东益都)。慕容超遁入城中坚守不出。双方进入相持阶段。晋军一方面高垒重堑，将广固团团围住，以燕人之粮充实军用;一方面招降纳降，采取分化瓦解之策。南燕大将桓遵兄弟及徐州刺史段宏相继归附，尤其是尚书郎张纲被俘，对刘裕十分有利，最后正是利用他所设计的攻城器械拿下燕都，活捉了慕容超。刘裕以广固久守不降为由，入城后，尽杀王公以下三千人以泄愤。 齐境克服，刘裕本想停镇下邳，荡凊河洛，但孙恩妹夫卢循复集孙恩残部，败晋军于豫章(今江西南昌)。刘裕不得不班师回朝。回京后，先后督师镇压卢循、剿灭割据长江中上游的刘毅、谯纵势力，逼走司马休之，使南方出现了百年来从未有过的一统局面。 义熙十二年(公元416)一月，后秦主姚兴死，姚泓继位，内部叛乱迭起，政权不稳。刘裕认为这是灭亡后秦的良机。时刘裕图以晋室名声安抚北方人民，故想奉司马德文之名北伐，司马德文因而上书出兵，以修谒晋室山陵，最终刘裕就与司马德文一同率兵出发。八月，刘裕以刘穆之任尚书左仆射，内总朝政，外供军粮，自己率大军分四路北伐。九月，刘裕扺达彭城。龙骧将军王镇恶、冠军将军檀道济领兵由淮、淝转向许、洛，后秦诸屯守皆望风降附，晋军进展神速。十月，王镇恶军占领洛阳。 次年正月，刘裕留其子刘义隆镇守彭城，自率大军北上。此时北魏派十万重兵驻守河北，并以游骑骚扰晋军。刘裕在行军中，虽常设奇阵或用大弩强槊击败魏军，但进军速度缓慢。王镇恶军由洛阳进抵潼关后，为秦主力守险以阻，檀道济军的粮道也为秦将姚绍截断。晋军一时处于危境。王、檀向刘裕求援，而刘裕却为北魏军牵制，自顾不暇。幸得当地百姓的帮助，潼关晋军才转危为安。七月，刘裕摆脱魏军，进至陕城;前锋沈田子攻入武关，进屯青泥(今陕西蓝田)。八月，刘裕至潼关，与诸部会合。 秦主姚泓为缓解两面受敌的危局，谋划先消灭沈田子军，再抵御刘裕，于是率步骑数万急趋青泥。沈田子军本为疑军，不过千余人，但各自为战，骁勇异常，数次出击竟使姚泓败还长安。此时，王镇恶突破潼关防线，率师直进，一举攻陷长安城，姚泓率群臣投降.
澶渊之战：宋辽两方因怂开战，最终心虚和解！
澶渊之战属于景德之役的一部分，辽国发动这场战役的目的，从一开始就是以战迫和。 澶渊之战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场重要战役，这场战役结束了唐朝以来百余年来的动乱局面。使宋辽之间维持了120年的和平局面。 统和十七年（宋真宗咸平二年，999年），辽军南下，于瀛州俘宋高阳关都部署康保裔。十九年，又胜宋军于淤口、益津。二十一年，南京统军使萧挞凛攻入望都，俘宋副部署、殿前都虞侯、云州观察使王继忠。二十二年九月，圣宗、太后萧绰亲率大军南下，攻遂城、望都、祁州、定州、瀛州，下德清，兵临澶州城下，宋廷震动。在宰相寇准的主持下，宋真宗亲征，双方隔河对阵。辽主将萧挞凛出营，误触宋军伏弩，重伤致死，辽军士气受挫。王继忠乘间调停，主南北议和，他致书宋真宗，通报辽方有息民止戈之意。宋真宗也复书愿息战以安民。于是，议和使者频繁往来。辽要求收回后晋所割关南之地，宋则取寸土不让而不惜金帛的方针。经反复谈判，终于以宋方向辽提供助军银帛达成协议，从此双方结束军事对峙状态。 自从宋太宗发动高粱河战役揭开了宋辽全面战争的序幕，战争已经进行了25年。几乎每一场大战，往往都要使宋辽双方付出上万人的伤亡。于是到了宋景德元年，辽国统治者萧后与辽圣宗御驾亲征，发动了孤注一掷的南下战役，宋朝史料称之为景德之役。 景德之役分成几个阶段，而最终决定了澶渊之盟结果的，是宋辽二帝直接对峙的澶州之战。在此阶段，河北战场上超过10万人的重兵集团有三支： 1、辽圣宗主力：20~30万人 2、宋真宗主力(开封预备队+部分河北军)：10余万人 3、王超的定州军：10万人 从战役的发展来看，辽军的攻城能力堪忧，先是顿兵于瀛州城下，然后又绕开了坚城天雄军，而本来第一个要啃的定州重兵集团干脆就没有去碰。所以，辽军推进到澶州时已为强弩之末，即使面对的宋真宗主力兵力少于辽军，但背靠黄河、依托坚城严阵以待的10余万宋军，显然已经不可能再向前突破了。 这时的战局从各种意义上都陷入了胶着——仅从澶州战场上看，辽军兵力占优势，而宋军则占据地利;虽然在一场战斗中意外打死了辽军主将萧挞凛，但宋军并没有取得其他决定性的胜利;而定州的王超集团10万人始终未动，也成为辽主心头的悬顶之剑，使他始终不敢下全力进攻澶州。可以想象，深入宋境顿兵坚城之际，被10万人从背后插一刀，那结果比宋太宗在高粱河的情况还要糟的多。 然而辽主不知道的是，宋真宗这时比他还要头大，因为——王超根本不听指挥了。 景德之役初期，寇准拟了一个战役部署，分成三个部分—— 1、万一敌骑已营贝州以南，即自定州发三万余人，俾将桑赞等结阵南趋镇州，再令河东雷有终所部兵由土门会定州。审量事势，那至邢、洺间，銮舆方可顺动。更敕王超等在定州翼城而阵，以应魏能等，作会合之势。 2、万一敌人筑栅于镇、定之郊，定州兵不可来，邢、洺之北渐被侵掠，须分三路精兵，就差将帅会合，及令魏能等迤逦东下，傍城牵制，敌必怀后顾之忧，未敢轻议深入。 3、若车驾不行，益恐蕃贼戕害生灵，或是革辂亲举，亦须度大河，且幸澶渊，就近易为制置，会合控扼 也就是说，当辽军突破过了贝州防线，第一步的计划就是定州军南下牵制辽军;第二步如果辽军分兵挡住定州兵，则安排魏能等机动骑兵东向牵制，使辽军无暇继续南下;第三步才是御驾北上澶州指挥整个河北战场。然而，王超坐拥10万大军在战役一开始就龟缩观望，根本没有起到牵制作用，任由辽军一路突破。寇准的计划从第一步直接跳到了第三步的御驾亲征。然后宋真宗御驾亲征后，下诏让王超引兵会合后，王超仍然逗留不进，于是真宗彻底懵逼了。……王超等阵于唐河，执诏书，按兵不出战 ……诏王超等率兵赴行在 ……先是诏王超等率兵赴行在，逾月不至 ……车驾幸澶州，大将王超拥兵数十万屯定州，逗遛不进，知节屡讽之，超不为动。复移书诮让，超始出兵，犹辞以中渡无桥，徒涉为患 辽主以为随时会被宋真宗和王超前后夹击(宋真宗主力+王超集团≒辽主主力)，然而只有宋真宗知道王超估计是不会来了(宋真宗主力<辽主主力)，然而只有辽主知道宋真宗不知道的是，辽军主将萧挞凛意外战死了……完全不知道怎么想的，就只有脑子貌似抽风的王超了(这货虽然违诏不进，但事后看似乎也没有反叛的心思，完全不知道怎么想的)。 于是宋主与辽主在澶渊会盟前，其实都是相当心虚的，都怕对方一个疯起来和自己同归于尽，而且都认准了对方比自己占有更大优势。于是才会装作若无其事，但实际都非常迫切地促成尽快达成停战协议的举动。在这个背景下，宋辽双方在澶州的谈判开始了。只有了解了这个背景，才能为之后谈判的一系列看似不正常的结果，才能有一个合理的解释。 具体到谈判内容，围绕谈判的有几个核心问题： 1、如何有面子地停战? 2、关南十县的归属 3、对辽赔款问题 其中，关南十县是后周柴荣北伐时抢回来的燕云十六州部分领土，当时主政的辽睡王虽然无所谓，后面也并没有提及主权问题。但到了澶渊谈判时，辽方首次主张其本属辽国领土，应回到与后周开战前的国境线;而宋方主张这是我继承后周的政治遗产，你要恢复国境线怎么不恢复到后晋割让十六州以前呢碧池? 寇准在上述己方心虚的状况下，仍然心大的狮子大开口，上来不谈赔偿，反而主张直接向辽国索要失地——漫天要价，坐地还钱，这才真正体现了一个优秀的谈判家素质。 然而不管是宋真宗、还是萧太后，显然都没有寇准这么大的心，还是怕对方发起疯来跟自己同归于尽，他们的关注点还在于第一个问题：如何有面子地停战?所以寇准的方案在宋方内部讨论时就被否决了，而辽方也没有对关南归属问题做过多的纠缠，于是问题直接过渡到了所有纠纷的最终解决方案：赔钱。 辽主想的是：最好能要回关南，不然早点讹点钱了事，回国有个停战的交待就好。 宋主想的是：关南一定不能给，早点给点钱打发了事，底线是一百万。 最后在“拿钱了事”上双方代表达成了一致。在寇准的压力下，一百万被压到了三十万，而且名义上是关南十县的税赋，不是赔款。换句话说——宋辽双方就关南十县问题充分交换了意见，最后达成了一致，决定搁置争议，共同开发。 辽主可以吹：我们逼迫宋人停战，承认了关南十县主权属辽，而且还白拿了三十万赔款，哦也! 宋主可以吹：我们逼迫辽人停战，只花了三十万，就重新确认了关南十县的实际占有权，哦也! 王超：啥?怪我咯? 当当!在大家的强烈要求下，我们要给澶渊之盟的王超同志加戏! 王超的后台是宋太宗，他在先帝还在当晋王的时候就当上了潜邸旧臣，因此宋真宗对于他爹留下来的一堆老同志傅潜、王超毫无办法。评论里说了，他们的共同特征是：他们虽然畏战怯斗，但是都很有胆量抗真宗的旨。比如景德之役王超差点当上了杜重威，可结果呢? 步军都虞候、天平节度使王超为三路统帅无功，引兵赴行在，又违诏失期，上章待罪，上悯其劳旧，弗责 上面说过，王超在宋太宗未登基前被招揽，是因为这货身高七尺有余，折合今制2米2多，至少外形上是个威风凛凛的样子货。在景德之役前两个月，王超有一份非常有意思的上书—— 三路部署王超言：“日与知州、通判、军职等会食，饮酒或至日旰，虑妨公务。请隔日一会食。” 上曰：“军中旧制，骤令改易，恐羣议非允。”命超如故事。 王超：我天天公款吃喝，感觉身体被掏空啊，能不能申请隔一天吃喝一次? 宋真宗：……早点吃死你个饭桶! 然而王超生了个不错的儿子王德用，为仁宗朝名将。王德用后来为老爹当年的错误洗地，写下了一段非常著名的话：“咸平、景德中，赐诸将阵图，人皆死守战法，缓急不相救，以至于屡败。”——缓急不相救是死守阵图的问题吗?你爹根本连圣旨都差遣不动好不好?!
北宋与西夏的重大战役 三川口之战有什么影响？
三川口之战又称延州之战，北宋与西夏之间的一次重大战役。以宋败夏胜收场。 三川口之战的结果： 夏军在三川口全歼刘、石部之后，集兵于延州城下，准备攻城，延州危在旦夕。这时恰逢天下大雪，寒风凛冽，夏军缺少御寒衣物，遂致军纪松弛，后来由于宋将许德怀偷袭元昊得手，军队无心再战。元昊又得报宋麟州都教练使折继闵、柔远砦主张岊，代州钤辖王仲宝率兵攻入夏境，于是率军回师，延州才解围。虽然宋朝成功抵御西夏军队的入侵，但是损失太多，而且宋朝甘陕青宁边境的防御也处于被动地位。 战后黄德和诬蔑刘平叛宋，刘平家属被逮捕，但金明寨的有2士兵逃回说出了真相，但文彦博企图找他们的时候，2个士兵不见了，俺估计很可能被灭了口，不过大将卢政逃回后，似乎真相大白了，但案件还是拖了大半年，很多边民要告御状说出真相，被人阻止，富弼发现后纠正了这一情况，皇帝更多的了解了实情，不久韩琦，范仲淹，庞籍，文彦博这些巨头纷纷出来说话，刘平终于平反，庞籍将黄德和腰斩，头颅挂在了延州城头，也算是对刘平的籍慰吧，大将卢政，王信没死后来都成了名将，宋朝派出了能干范仲淹，韩琦，庞籍等人出任西北军事长官，宋军旗号系统得到了改进，大将周美发动了一系列反攻陆续收复了包括金明寨的一些失地，任福的“打族”行动非常顺利攻陷了白豹城，但是宋廷内部的儒士们一如既往无休止的的在为攻守问题进行辩论，就在此时好水川战役爆发了。 三川口之战的影响： 三川口之战为西夏的生存与发展奠定了军事基础。三川口败后，黄德和反诬刘平降敌，刘平家属被官方逮捕。金明寨有两士兵逃回说明真相，殿中侍御史文彦博在河中府置狱，派庞籍前往调查，庞籍调查后称“德和退怯当诛。刘平力战而没，宜加恤其子孙”，黄德和被判腰斩，枭首于延州城下。此时宋廷以为刘平已死，追赠朔方节度使，谥壮武，“子孙及诸弟皆优迁”。不久有党项人来报刘平“在兴州未死，生子于贼中”。宋廷不信。后来同被俘的石元孙放还返宋，确定刘平未死。刘平后来卒于兴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