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的耻辱--土木堡之战
明太祖在位的时候，吸取了历史上宦官专权引起国家混乱的教训，立下一条规矩，不让 宦官过问国家政事。他把这条规矩写在大铁牌上，挂在宫里，想要他的子孙世世代代遵守。 但是到明成祖的时候，这条规矩就给废除了。 明成祖从他侄儿手里夺得皇位，怕大臣反对他，特别信任身边的宦官，在他迁都北京以 后，就在东安门外设立“东厂”，专门刺探大臣和百姓当中有没有谋反嫌疑的人。他怕外面 的大臣靠不住，让亲信太监做东厂提督。这样，宦官的权力渐渐大起来。到了明宣宗的时 候，连皇帝批阅奏章，也交给一个宦官代笔，叫做司礼监。这一来，宦官的权力更大了。有 一年，皇宫招收一批太监。蔚州（今河北蔚县，蔚音ｙù）地方的一个流氓，名叫王振，年 轻的时候读过一点书，参加几次科举考试没考取，在县里当教官，后来因为犯罪，本来该充 军，他听说皇宫招太监，就自愿进宫做了太监。宫里识字的太监不多，只有王振粗通文字， 大家都叫他王先生。后来，明宣宗派他教太子朱祁镇读书。朱祁镇年幼爱玩，王振想出各种 各样法子让他玩得痛快，朱祁镇挺喜欢他。 明宣宗死后，刚满九岁的太子朱祁镇即位，这就是明英宗。王振当上司礼监，帮助明英 宗批阅奏章。明英宗一味追求玩乐，根本不问国事。王振趁机把朝廷军政大权抓在手里。朝 廷大员谁敢得罪王振，不是被撤职，就是充军。一些王公贵戚都讨王振的好，称呼他“翁 父”。王振的权力可算顶了天了。 这个时候，我国北方蒙古族的瓦剌（音ｌà）部强大起来。公元１４４９年，瓦剌首领 也先派三千名使者到北京，进贡马匹，要求赏金。王振发现也先谎报人数，削减了赏金和马 价。也先为他的儿子向明朝求婚，也被王振拒绝。这一来激怒了也先，也先率领瓦剌骑兵进 攻大同。守大同的明将出兵抵抗，被瓦剌军打得大败。 边境的官员向朝廷告急，明英宗慌忙召集大臣商量怎么对付。大同离开王振家乡蔚州不 远，王振在蔚州有大批田产，他怕蔚州被瓦剌军侵占，竭力主张英宗带兵亲征。兵部尚书 （兵部尚书和侍郎是军事部门的正副长官）邝埜（音ｋｕàｎｇｙě，埜同野）和侍郎于谦 认为朝廷没充分准备，不能亲征。明英宗是个没主见的人，王振怎么说，他就怎么做，不管 大臣劝谏，就冒冒失失决定亲征。 明英宗叫他弟弟郕（音ｃｈéｎｇ）王朱祁钰（音ｙù）和于谦留守北京，自己跟王 振、邝埜等官员一百多人，带领五十万大军从北京出发，浩浩荡荡向大同赶去。 这次出兵，本来从没好好准备，军队纪律涣散。一路上又遇到大风暴雨，没有走几天， 粮食就接济不上，兵士们又饿又冷，还没有碰上瓦剌兵，已经叫苦连天。到了大同附近，兵 士们看到郊外的田野里，到处都横着明军兵士的尸体，更加人心惶惶。有个大臣发现士气低 落，劝英宗退兵，被王振臭骂一顿，还罚跪了一天。 过了几天，明军前锋在大同城边被瓦剌军杀得全军覆没，各路明军纷纷溃退下来。到了 这时候，王振感到情况危急，才下令退兵回北京。退兵本来是越快越好，但是王振却想到他 老家蔚州去摆摆威风，劝英宗到蔚州去住几天。几十万将士离开大同，往蔚州方向跑了四十 里地。王振又转念一想，这么多的兵马到蔚州，他家庄田里的庄稼岂不要遭到损失，又匆匆 忙忙下命令往回走。这样一折腾，拖延了撤兵的时间，被瓦剌的追兵赶上了。 明军一面抵抗，一面败退，一直退到土木堡（在今河北怀来东）。那时候，太阳刚刚下 山，有人劝英宗趁天没黑，再赶一阵，进了怀来城（今河北怀来）再休息，瓦剌军赶来，也 可以坚守。可是王振却因为装运他财产的几千辆车子还没到，硬要大军在土木堡停下来。土 木堡名称叫做堡，其实没有什么城堡可守。明军大队人马赶了几天路，口渴得像火烧，但是 土木堡没有水源。离开土木堡十五里的地方有条河，已经被瓦剌军占领了。兵士们就地挖 井，挖了两丈深，也没找到水。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瓦剌军赶到土木堡，把明军紧紧包围起来。明英宗知道没法突 围，只好派人向也先求和。也先一打听，明英宗带的明军人数还不少，要打硬仗，自己也要 遭到损失，就假装答应议和，停止进攻。 明英宗和王振信以为真，十分高兴，下命令让兵士到附近找水喝。兵士们争先恐后跳出 壕沟往河边跑，乱成一团，将领们要制止也制止不了。 这时候，早就埋伏好的瓦剌军兵士从四面八方冲杀过来，个个抡起长刀，大声吆喝着： “投降的不杀！” 明军兵士一听，纷纷丢盔弃甲，狂奔乱逃。瓦剌军紧紧追赶，被杀的和被乱兵踩死的， 不计其数。邝埜也在混乱中被杀死。 明英宗和王振带着一批禁军，几次想突围都没冲出去。平时作威作福的王振，这时候却 吓得直发抖。禁军将领樊忠，早就恨透了这个祸国殃民的奸贼，气愤地说：“我为天下百姓 杀死你这个奸贼。”说着，抡起手里的大铁锤，朝着王振脑门一锤砸去，结果了王振的性 命。樊忠自己冲向瓦剌军，拼杀了一阵，中枪倒下。 明英宗眼看脱逃没有希望，只好跳下马来，盘着腿坐在地上等死。瓦剌兵赶上来，俘虏 了明英宗。历史上把这次事件称作“土木之变”。 经过这一场战斗，五十万明军，损失了一大半，明王朝元气大伤。瓦剌首领也先却更加 骄横起来，北京也受到了瓦剌军的威胁。守卫京城的责任，就落在英宗的弟弟郕王朱祁钰和 于谦的身上了。
奠定后金政权的萨尔浒之战
努尔哈赤建立后金后，又花了两年多时间整顿内部，发展生产，扩大兵力。公元１６１ ８年，努尔哈赤召集八旗首领和将士誓师，宣布跟明朝有七件事结下了冤仇，叫做“七大 恨”。第一条就是明朝无故挑衅，害死了他的祖父和父亲。为了报仇雪恨，决定起兵征伐明 朝。 第二天，努尔哈赤亲自率领二万人马进攻抚顺。他先写信给抚顺明军守将，劝他投降。 守将李永芳一看后金军来势凶猛，没有抵抗就投降了，后金军俘获了人口、牲畜三十万。明 朝的辽东巡抚派兵救援抚顺，也被后金军在半路上打垮。努尔哈赤命令毁了抚顺城，带着大 批战利品回到赫图阿拉。 消息传到北京，明神宗大怒，决定派杨镐为辽东经略，讨伐后金。杨镐经过一番紧张的 调兵遣将，才集中了十万人马。公元１６１９年，杨镐分兵四路，由四个总兵官率领，进攻 赫图阿拉。中路左翼是山海关总兵杜松；中路右翼是辽东总兵李如柏；北路是开原总兵马 林；南路是辽阳总兵刘铤（音ｔǐｎｇ）。为了扩大声势，号称四十七万。杨镐坐镇沈阳， 指挥全局。 那时候，后金八旗军兵力，合起来不过六万多。一些后金将士得到情报，不免有点害 怕，来找努尔哈赤，要他拿主意。努尔哈赤胸有成竹地说：“别怕，管他几路来，我就是一 路去。 经过侦察，努尔哈赤得知杜松率领的中路左翼是明军主力，已经从抚顺出发打了过来， 他就集中兵力，先对付杜松。 杜松是一员身经百战的名将。从抚顺出发的时候，天正下着大雪，杜松想抢头功，不管 气候恶劣，急急忙忙冒雪行军。他先攻占了萨尔浒（今辽宁抚顺东）山口；接着分兵两路， 把一半兵力留在萨尔浒扎营，自己带了另一部精兵攻打后，金的界藩城（今新宾西北）。 努尔哈赤一看杜松分散兵力，心里暗暗高兴，集中八旗的兵力，一口气攻下萨尔浒明军 大营，截断了杜松后路。接着，又急行军援救界藩。正在攻打界藩的明军，听到后路被抄， 军心动摇。驻守在界藩的后金军从山上居高临下地压下来，把杜松军杀得七零八落。努尔哈 赤率领大军赶到，把明军团团围住。杜松左右冲杀想要突围，突然一箭飞来，正射中他的头 部，杜松从马上栽下来死去。部下明军被杀得尸横遍野，血流成河。一路人马先覆灭了。 北路的马林从开原（今辽宁开原）出兵，刚刚到离开萨尔浒四十里的地方，得到杜松兵 败的消息，吓得急忙转攻为守，就地依山，扎下营垒，挖了三层壕沟，准备防守。努尔哈赤 率领八旗兵力从界藩马不停蹄地赶来，攻破明军营垒。马林没命地逃奔，才回到开原，第二 路明军又被打散了。 坐镜沈阳的杨镐，正在等待各路明军的捷报，哪想到一连两天接到的竟是两路人马覆灭 的坏消息，把他惊得目瞪口呆。他这才知道努尔哈赤厉害，连忙派快马传令另外两路明军立 刻停止进军。 中路右翼的辽东总兵李如柏本来胆小，行动也特别迟缓，接到杨镐命令，急忙撤退。山 上巡逻的二十来名后金哨兵远远望见明军撤退，大声鼓噪，明军兵士以为后面有大批追兵， 争先恐后地逃跑，自相践踏，也死了不少。 剩下的一路是南路军刘铤。杨镐发出停止进军命令的时候，刘铤军已经深入到后金军阵 地，各路明军失败的情况，他一点也不知道。刘铤是明军中出名的猛将，他使用一把一百二 十斤的大刀，运转如飞，外号叫“刘大刀”。刘铤军军令严明，武器火药也多。进入后金阵 地以后，连破几个营寨。 努尔哈赤知道刘铤骁勇，不能光靠拼硬仗。他选了一个投降过来的明兵，叫他冒充杜松 部下，送信给刘铤，说杜松军已经到赫图阿拉城下，只等刘铤军去会师攻城。 刘铤没接到杨镐命令，不知道杜松军已经覆灭，信以为真，他怕让杜松独得头功，下令 火速进军。这一带道路险狭，兵马不能够并列，只好改为单列进军。刘铤带兵走了一阵，忽 然杀声四起，漫山遍谷都是后金伏兵，向明军杀来。刘铤正在着急，努尔哈赤又派一支后金 兵穿着明军衣甲，打着明军旗帜，装扮成杜松军前来接应。刘铤毫不怀疑，把人马带进假明 军的包围圈里。后金军里应外合，四面夹击，明军阵势大乱。刘铤虽然勇敢，挥舞大刀，杀 退了一些后金兵，但是毕竟寡不敌众，他左右两臂都受了重伤，终于倒下。 这场战争从开始到结束，只有五天时间，杨镐率领的十万明军损失了一大半，文武将官 死了三百多人。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萨尔浒之战”。 萨尔浒之战后，明朝大伤元气，后金步步进逼，过了两年，努尔哈赤又率领八旗大军， 接连攻占了辽东重要据点沈阳和辽阳。 公元１６２５年三月，努尔哈赤把后金都城迁到沈阳，把沈阳称为盛京。打那以后，后 金就成了明朝最大的威胁。
晋楚城濮之战
俗话说“先下手为强，后动手遭殃”。在军事上，“先发制人”也是一个重要的命题。早在《左传》中便有“先人有夺人之心”的提法，后人也多强调“兵贵先”、“宁我薄人，无人薄我”，意思都是主张争取作战中的先机之利。可是，事情并不是绝对的。在一定条件下，“后发制人”也是军事斗争的重要手段，它与“先发制人”之间存在着辩证的统一。其实质便是积极防御，即以防御为手段，以反攻为目的的攻势防御，它常常成为较弱一方克敌制胜的重要法宝。春秋时期的晋楚城濮之战，就是历史上这方面的典型战例之一。 城濮之战发生于鲁僖公二十八年（公元前632年），它是春秋时期晋、楚两国为争夺中原霸权而进行的第一次战略决战。在这场战争中，楚军在实力上占有优势，但是由于晋军善于“伐谋”、“伐交”，并在战役指导上采取了正确的扬长避短、后发制人的方针，从而最终击败了不可一世的楚军，“取威定霸”，雄踞中原。 春秋时期，大国争霸，最先崛起的是东方的齐国。齐桓公死后，齐国内乱不已，霸业遂告中衰。这时，位于长江中游地区的楚国乘机向黄河流域扩展势力，并在泓水之战中挫败宋襄公图霸的企图，将自己的势力范围发展到长江、淮河、黄河、汉水之间，控制了郑、蔡、卫、宋、鲁等众多中小国家。正当楚国势力急剧向北发展的时候，在今山西、河南北部、河北西南一带的晋国也兴盛了起来。公元636年，长期流亡在外的晋公子重耳历尽艰辛，终于回国即位，是为晋文公。他执政后，对内修明政治，任贤使能，发展经济，崇俭省用，整军经武；对外高举“尊王”旗帜，争取与国，从而逐步具备了争夺中原霸权的强大实力。 晋国的壮大崛起，引起了楚国的严重不安。两国之间的矛盾因此日趋尖锐。而围绕对宋国的控制权，终于导致了这一冲突的全面激化。 公元前634年，鲁国因和曹、卫两国结盟，几度遭到齐国的进攻，便向楚国请求援助。而泓水之战后被迫屈服于楚的宋国，这时看到晋文公即位后晋国实力日增，也就转而依附晋国。楚国为了维持自己在中原的优势地位，便出兵攻打齐、宋，并想借此来扼制晋国势力的东进和南下。而晋国也不甘心长期局促于黄河以北一带，于是便利用这一机会，以救宋为名，出兵中原。 公元前633年冬，楚成王率领楚、郑、陈、蔡多国联军进攻宋国，围困宋都商丘。宋成公于危急中派大司马公孙固到晋国求救。晋国大夫先轸认为这正是“报施救患，取威定霸”的良机，力主晋文公出兵。但是，当时晋、宋之间隔着曹、卫两国，劳师远征，有侧背遇敌的危险；况且楚军实力强大，正面交锋也无必胜把握。正当晋文公为此踌躇犹豫之际，狐偃进而向晋文公提出建议：先攻打曹、卫两国，调动楚军北上，以解救宋国，这样就坚定了晋文公出兵的决心。战略方针确定后，晋国君臣随即进行了战前准备，将原来的两个军扩编为上中下三个军，并任命了一批比较优秀的贵族官吏出任各军的将领。准备就绪后，晋文公遂于公元前632年1月统率大军渡过黄河，进攻卫国，很快占领了整个卫地。接着，晋军又向曹国发起了攻击，三月间，攻克了曹国都城陶丘（今山东定陶），俘虏了曹国国君曹共公。 晋军攻打曹、卫两国，原来的意图是想引诱楚军北上，然而楚军却不为所动，依然全力围攻宋都商丘。于是宋国又派门尹般向晋告急求援。这就使得晋文公感到进退为难：如不出兵驰援，则宋国力不能支，一定会降楚绝晋，损害自己称霸中原的计划；但若出兵驰援，则原定诱使楚军于曹、卫之地决战的战略意图便将落空，且己方兵力有限，在远离本土情况下与楚军交战恐难以取胜。为此，晋文公再度召集大臣进行商议。先轸仔细分析了形势，建议让宋国表面上同晋国疏远，然后由宋国出面，送一份厚礼给齐、秦两国，由他们去请求楚军撤兵。同时晋国把曹、卫的一部分土地赠送给宋国，以坚定宋国抗楚的决心。楚国同曹、卫本来是结盟的，如今看到曹、卫的土地为宋所占，必定会拒绝齐、秦的劝解。齐、秦既接受了宋国的厚礼，这时便会抱怨楚国不听劝解，从而同晋国站在一起，出兵与楚国作战。晋文公对此计颇为赞赏，马上一一施行。楚成王果然拒绝了齐、秦的调停，而齐、秦见楚国不给自己面子，也大为恼怒，便出兵助晋。齐、秦都是当时的大国，他们放弃中立立场，使得晋、楚双方的力量对比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楚成王看到晋、齐、秦三大国结成联盟，形势明显不利于己。就主动把楚军撤退到楚国的申地（今河南南阳），并命令戍守谷邑的大夫申叔迅速撤离齐国，要求令尹子玉将楚军主力撤出宋国，避免与晋军冲突。他告诫子玉，晋文公非等闲人物，不可小觑，凡事要量力而行，适可而止，知难而退。但是子玉却骄傲自负，根本听不进楚成王的劝告，仍坚决要求楚成王允许他与晋军决战，以消弥有关他指挥无能的流言，并请求楚成王增调兵力。楚成王优柔寡断，同意了子玉的决战请求，希冀他侥幸取胜；但是又不肯给子玉增拔充足的决战兵力，只派了西广、东宫和若敖之六卒等少量兵力前往增援。 子玉得到了楚成王增派的这部分援兵后，更加坚定了他同晋军作战的决心。为了寻找决战的借口，他派遣使者宛春故意向晋军提出了一个“休战”的条件：晋军撤出曹、卫，让曹、卫复国，楚军则解除对宋都的围困，撤离宋国。子玉这一招不怀好意，实际上是要让晋国放弃争霸中原、号令诸侯的努力。但晋文公棋高一着，采纳了先轸更为高明的对策：一方面将计就计，以曹、卫同楚国绝交为前提条件，私下答应让曹、卫复国。另外扣留了楚国的使者宛春，以激怒子玉来寻战。子玉眼见使者被扣，曹、卫叛己附晋，果然恼羞成怒，倚仗楚、陈、蔡联军兵力的优势，气势汹汹地扑向晋军，寻求战略决战。晋文公见楚军向曹都陶丘逼近，为了避开楚军的锋芒，选择有利的决战时机，诱敌深入，后发制人，遂下令部队主动“退避三舍”，撤到预定的战场——城濮（今河南濮城）一带。 晋军的“退避三舍”，实际上是晋文公谋略胜敌的重要一着妙棋，它在政治上争得了主动——“君退臣犯，曲在彼矣”，赢得了舆论上的同情。在军事上造就了优势——便于同齐、秦等盟国军队会合，集中兵力；激发晋军将士力战的情绪；先据战地，以逸待劳等等。从而为晋军后发制人，夺取决战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对晋军的主动后撤，楚军中不少人都感到事有蹊跷，主张持重待机，停止追击。然而刚愎自用的子玉却认为这正是聚歼晋军，夺回曹、卫的大好时机，挥兵跟踪追至城濮。
涿鹿之战：黄帝奠定中原的战争
黄帝、炎帝、蚩尤是我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人物，但他们的时代、他们的关系和他们之间的战争，却曲折地反映了我国父系氏族公社时期的情况。用科学的观点来分析推断，黄帝、炎帝和蚩尤，都应当是父系公社时代部落联盟的首领。 从我国若干远古神话传说看，黄帝是黄河流域的一位部落首领，他最初的活动中心在现在河南省新郑一带，后来发展到河北和陕西地区。炎帝部落最初活动在黄河上游的姜水一带。蚩尤部落的活动地区，有的说在黄河下游的山东地区，也有说在南方，总的来说是在东南方。 黄帝所处的时代，正当我国原始社会末期，氏族和氏族、部落和部落之间战争非常频繁。黄帝、炎帝和蚩尤的几次大战，就反映了那个时期的史实。 传说黄帝、蚩尤、炎帝间发生过三次比较大的战争。第一次是蚩尤部落和炎帝部落的战争。神话中说，开始和蚩尤战争的是炎帝部落中的一个氏族共工氏。由于蚩尤向西发展，夺取了共工氏的土地，双方发生利益冲突，爆发了激烈战争。《逸周书》描写这场战争说：“蚩尤乃逐帝（指共工），战于涿鹿之阿，九隅无遗”。涿鹿在今天河北涿鹿东南，“阿”是山麓的意思，即今太行山东侧。“九隅”是九州、九土的意思。大意是说共工九个氏族的土地全被蚩尤部落占领了。炎帝部落觉得自己的部落受到欺负，就向黄帝部落求救，黄、炎部落联合起来，共同对付蚩尤。于是发生了第二次更为激烈的大战。 第二次战争以黄帝部落和蚩尤部落为主战的双方，地点仍在涿鹿。历史上把这次战争称为涿鹿大战，大概这是我国上古史上一次规模最大的战争了。 据古代神话传说，这场恶战十分激烈。蚩尤是东南方著名的勇猛善战的首领，《太平御览》引《龙鱼河图》说他“兽身人语，铜头铁额”，大概是披着兽皮或是身上画着野兽的图纹，用铜作兵器或护身盔甲，反正是有非凡的作战能力，《述异记》还说蚩尤有“兄弟七十二人”，个个强悍能战，大约这是蚩尤部落的七十二个氏族。《中华古今注》还说蚩尤“造立刀戟兵杖大驽”，大驽即弓箭，说明他们的武器众多而精良。这些都是黄帝部落所不及的。正因为如此，黄帝和炎帝的联盟开始打了几次败仗。 有一次，双方正在原野上酣战时，忽然天上起了大雾，黄帝和他的部落被围困在雾中心，手持铜兵器的蚩尤部落却大显身手，左砍右杀，黄帝部众损失很大。后来亏黄帝部落里的大臣风后造出了指南车，辨别了方向，黄帝部落才逃出重围（《太平御览》引《志林》）。 黄帝和蚩尤部落的最后一次决定性战役打得最为激烈。双方动员了全部兵力，蚩尤还请来了北方有名的巨人夸父（即“夸父追日”的夸父）部族来帮忙。战役开始，黄帝敌不过善战能跑的夸父族和蚩尤的联盟，因此败退了五十里。后来，黄帝运用了巧妙的兵法，布下出奇制胜的阵式，才转败为胜。夸父被杀死，蚩尤逃跑，黄帝紧追不舍，终于在山西地区捉住了蚩尤。黄帝斩下了蚩尤的头，肢解了他的尸体。所以至今山西还有个解县，据说是肢解蚩尤的地方，而解县附近的盐池，则据说是蚩尤的血聚成的（《路史后记》、《梦溪笔谈》）。上述当然都是无稽的神话，但反映了这次战争的残酷。 第三次战争是黄帝和炎帝之间的战争。历史记载说，蚩尤战败不久，黄、炎的联盟也破裂。这是因为“炎帝欲侵凌诸侯”，争夺盟主的缘故。结果，许多部落都站到黄帝一边，联合起来向炎帝进攻。《史记》记载说：“（黄帝）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阪泉在现在河北怀来县。 三次战争后，黄帝部落得到了大发展，又向南进行了多次战争，征服了许多部落，所谓“五十二战而天下咸服”。在这过程中，炎帝部落终于和黄帝部落结成了永久性的联盟。炎、黄联盟，不断扩大自己的统治地区，东一直到海，南到长江流域，西至甘肃，北抵山西河北北部，基本上控制了整个中原地区，初定了中国的规模。后来人们把合并后的黄帝部落和炎帝部落，统称为华夏族。华夏族后来又发展为中华民族，所以中华民族都把自己当作炎黄的子孙。 我国古书中对我们民族的祖先炎帝和黄帝有许多美好的传说。比如，说炎帝教给人们耕耘，教给人们“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潜夫论》）。黄帝留给后人的遗惠就更多，有说他创制了车和船（《汉书》），有说他发明了煮饭的锅和甑（《古史考》）又说他教人民盖房屋以避风雨（《新语》），他还叫臣下苍颉创造了文字，叫伶伦制作了音乐，叫岐伯写出了医书，还叫自己的妻子嫘祖教人民养蚕缫丝。上述这些记载无疑是把炎帝和黄帝神化了，但是也表明了炎黄子孙们对祖先的爱戴和尊敬。
著名战争--楚汉之战
在公元前206年，即汉王元年的五月，刘邦让萧何任丞相，负责管理后方巴蜀地区，他亲自和韩信领兵从陈仓（现在陕西宝鸡东）偷渡，迅速占领了关中全部，至此，著名的楚汉战争正式爆发。 楚汉战争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刘邦处于下风，屡次被项羽杀得大败而归。后来，刘邦离间了项羽和范曾，逐渐占据上风，最后将项羽彻底打败。 楚汉双方又对阵了十个多月，因为有关中和蜀地的支援，刘邦逐渐占了上风，而项羽则兵源缺乏，粮草不足，难以和汉军抗衡。在侯公的撮合下，项羽和刘邦定下了停战协定：楚汉以鸿沟（现在河南荥阳、中牟和开封一线）为分界线，东西分治。协定达成之后，项羽将战争中擒获的刘邦的父亲和妻子送还。 项羽领兵东返，刘邦也打算领兵回关中。张良和陈平则极力劝说刘邦趁机灭掉项羽，因为这时项羽兵不精粮不足，万一他回到彭城，等于是纵虎归山。刘邦听了赶紧命令追击。同时派人命韩信和彭越火速集结，合击项羽。 在公元前202年的十月，刘邦追上了项羽，但到了固陵（现在河南太康西）时，韩信和彭越的军队还没有到达。项羽向汉军猛烈反击，将汉军击溃。刘邦只得坚守不出，并马上派人许诺韩信和彭越，在击败项羽后立即封他们为齐王和梁王，于是韩信和彭越立即进兵。同时，楚的大司马周殷也被刘邦派人劝降，淮南王英布领兵也赶来会师。汉军会合各路援军共三十万，和项羽决战垓下。夜里，围困项羽的汉军唱起了楚国苍凉的歌，使项羽以为汉军已占有全部楚地。走投无路的项羽在大帐中和心爱的虞姬饮酒，乘着酒力慷慨而歌：“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 虞姬当着项羽的面含泪自刎，项羽擦去眼泪，跃马率领八百骑兵趁夜突围，在渡过淮河后，身边只剩下了一百人，向东撤退，在东城（现在安徽定远东南）被灌婴的骑兵追上，项羽随从只有二十八人了，和汉军激战三次，杀伤几百汉军后，项羽最后横剑自刎。
宋金和尚原之战
“金人自入中原，其败衄未尝如此。” 和尚原之战是南宋初年宋军抗金战争中的重要战役之一。这次战争由著名抗金将领吴玠、吴璘兄弟俩指挥，分别于1131年五月和十月挫败金军，阻止了金军的西线攻势，保住了川陕的门户。 金军于1127年灭亡北宋后并没有鸣金收兵，而是乘势数次南下并进攻陕西，抢占了黄河两岸许多地区，并曾一度深入江西、浙江等地。广大爱国军民在抗战派将领的率领下，英勇顽强地抗击金军，迫使金军退回江北。但以赵构为首的南宋统治者对金采取妥协求和政策，执行“先平内寇，然后可以御外侮”的错误方针，竟把主要兵力用来镇压农民起义军，对待金军则实行消极防御。即使如此，金军面对日益成长起来的抗金力量也未敢轻视。金军虽然在军事上取得了一系列胜利，但从战略上看，并无多大的优势。 金军长途奔袭，战线过长，所到之处都遭到南宋爱国军民的英勇抵抗，伤亡惨重。夺占地区又不能巩固，无法立足。种种迹象表明，单纯用军事力量，短期内不能灭亡南宋，金统治者遂采取“以和议佐攻战，以僭逆诱叛党”的策略。建炎四年（1130年），在中原地区建立了刘豫的伪齐傀儡政权，统治今山东、河南和陕西地区，使之成为金宋间的缓冲地带，作为其南方的屏藩，借以巩固自己在北方的统治，消灭两河一带的抗金力量。 为了从内部破坏南宋的抗金力量，放回降金的汉奸秦桧以作内应。与这种政治策略相适应，在军事战略上，由全面进攻改为重点进攻，把主要的军事力量集中在陕西一线，准备从秦陇攻入四川，控制长江上流，然后顺江东下，形成一个大迂回的战略包围圈，置南宋政府于死地。这一战略 就是要在东南取守势，在西北取攻势。金军在这一战略决策的指导下，在陕西方面先后进行了数次大规模的进攻。和尚原之战就是其中较重要的一次。 川陕是南宋的战略要地，南宋于建炎三年授命张浚担任川陕宣抚处置使，以抵御金军在川陕的战略进攻。建炎四年九月，宋、金在富平交战，宋军数倍于敌的兵力由于指挥不力、将领临阵脱逃等原因而全线溃退。宋军撤退到兴州（今陕西略阳）、和尚原（今陕西宝鸡西南）、大散关（今陕西大散关）及阶州（今甘肃武都）、成州（今甘肃成县）等地，重行设防，以阻金军。 富平之战失利后，和尚原成为金军入川的主要障碍。和尚原是从渭水流域越秦岭进入汉中地区的重要关口之一，属川陕之首要门户，位于宝鸡西南20公里，其地势之险要与大散关不相上下。和尚原对仙人关来说，有如通往四川的第一道关隘，它与仙人关共分蜀之险要，势必固守。“和尚原最为要冲，自原以南，则入川路散；失此原，是无蜀也”。这时，吴玠、吴璘奉张浚之命，收集几千散兵，担任保卫和尚原的任务。金军为了打通进入汉中的门户，决定进攻和尚原。和尚原之战就这样拉开了帷幕。 绍兴元年（1131年）五月，金军将帅没立率部出凤翔（辖境相当今陕西宝鸡、岐山、凤翔、麟游、扶风等地），乌鲁、折合从阶州、成州出大散关，屯兵北上，进攻吴玠军，两路金军企图在和尚原会师。吴玠命令诸将列成阵势，利用有利地形，轮番向先到达的乌鲁、折合率领的金军攻击。金军欲战不能，欲退无路。和尚原一带尽是山谷，路多窄隘，怪石壁立，金军的骑兵全都失去了威力，只好弃骑步战。宋军在吴玠的统领下与金军展开了生死搏斗，大败金军。退到黄牛一带的金军，立足未稳，又恰遇上大风雨，金军士气不振，无力发起进攻，只得狼狈逃窜。同时，没立所率金军在箭筈关方向发动的进攻，亦为吴玠部将杨政所击退，从而打破了没立与乌鲁、折合两军会师和尚原的计划。此战的胜利，大大鼓舞了宋军的士气。 金军初战和尚原失败，使金朝统治者大为恼怒，“谋必取玠”。于是金军元帅兀术亲自出马，纠集各地兵力十余万，架设浮桥，跨过渭水，从宝鸡结连珠营，垒石为城，与吴玠所部宋军夹涧对峙，准备与宋军决战。其时，吴玠积极调整宋军部署，并注意侦察兀术金军的一举一动。十月，大战爆发。 吴玠命令诸将挑选劲弓强弩，分番迭射，弓矢连发不绝，繁如雨注。金军不利，丢掉武器退却。吴玠抓住有利战机，派遣奇军从两旁袭击，阻断金军运粮通道，金军陷入困境，兀术见势不妙，夺路逃遁。吴玠乘胜追击，于神坌一地设兵伏击，金军大乱，宋军星夜出击，大败金军。兀术中箭负伤，狼狈逃走。和尚原一战，俘获金军头目300余人，甲士800余人，缴获器甲数以万计，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和尚原之战在宋金战争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宋军以少胜多，重创金军主力，鼓舞了宋军的士气，扭转了富平战败的局势。其后，金军在进攻饶凤关、仙人关等地时，由于吴玠、吴璘兄弟所率部队顽强抵抗以及当地人民的支持，又遭到惨败，被迫退回凤翔，暂时放弃了攻入四川的企图，使其重点进攻遭到失败。此战对金军的打击是非常重大的，是其灭辽破宋以来遭到的第一次大惨败，所以有的历史记载说：“金人自入中原，其败衄未尝如此也。”“兀术之众，自是不振。” 和尚原之战的胜利是来之不易的，它凝聚了当地人民冒死支持宋军的心血。《宋史·吴玠传》上说，“玠在原上，凤翔民感其遗惠，相与夜输刍粟助之。玠偿以银帛，民益喜，输者益多。金人怒，伏兵渭河邀杀之，且令保伍连坐，民冒禁如故。”吴氏兄弟也立下了汗马功劳，他俩总是身先士卒，团结将士，共固抗金。和尚原大战时，吴玠、吴璘仅靠富平之战后所收集的数千散卒扼守关口，敌军则有十余万，数倍于我。且和尚原远离内地，供给没有保障，有人想劫持吴氏投降金兀术。在此危急关头，吴玠深明大义，召集诸将勉以忠义，以诚感泣诸将，使上下一心，积粟善兵，列栅死守，终于击败了强于自己的金军。
宋金富平之战
金天会八年（南宋建炎四年，1130）九月，金军为攻占陕西，在富平（今陕西富平北）地区，击败宋军反攻的作战。 天会八年七月，金太宗完颜晟鉴于完颜宗弼渡江南下失利，完颜娄室在陕西进攻受挫，采纳左副元帅完颜宗翰建策，将攻宋主要方向由江浙转至陕西。改命右副元帅完颜宗辅为攻陕主帅，同时将完颜宗弼军自六合（今属江苏）西调洛阳（今属河南），企图集中兵力，先定陕西，尔后入川。 在金军追击下逃至越州（今浙江绍兴）的宋高宗赵构，判断金军主攻方向仍在江浙，遂命知枢密院事兼川陕宣抚处置使张浚，在陕西发动攻势，以牵制淮南金军。张浚亦急于转守为攻，整饬诸军，调整部署，预借川陕地区五年民赋，集中大量粮草钱帛，以供军需，决意先分兵攻取同州、鄜州、延州（今陕西大荔、富县、延安），然后寻机与金军决战。 八月，张浚命权永兴军路经略安抚司公事吴玠率部收复长安（今西安）；命环庆路经略使赵哲率部收复鄜州、延州等地。金延闻宋军大举反攻，急命宗弼率精兵2万由洛阳星夜急驰入关；命娄室率军数万由河东进屯绥德军（今陕西绥德），阻遏宋军。张浚得悉金军主力入陕，遂命熙河路经略使刘锡、泾原路经略使刘锜、秦凤路经略使孙渥，及赵哲、吴玠等五路军共18万人，号称40万，向地处关中平原耀州的（今耀县）富平地区集结，自往邠州（今彬县）督战，以刘锡为都统制节制诸军，企图与金军决战。 九月，宗辅率军进至富平东下邽县，刘锡率五路宋军进抵富平地区，两军相距80余里。宋军以一片苇草丛生的沼泽为障，扎营列阵，诸路运送粮草、辎重的乡民，以车马为卫，在宋营外围设寨。诸将建议趁金军尚未合兵，先攻宗弼军，但张浚自恃兵众，致书金军约日会战。宗辅接战书后，不作答复，拖延时间，以待娄室军。娄室率军驰抵富平后，发现宋军虽在兵力上占优势，但壁垒不固，宗辅乃决定出战，至约定日期，仍示弱不出。张浚误为金军怯战，遂督诸军出击。吴玠建议宋军移据高地，以遏金骑，刘锡等却认为，我众彼寡，又前阻苇泽，金骑难以驰骋，故未采纳。 二十四日，刘锡先遣千余人，向金军发起试探性攻击。娄室据险设伏，以轻兵诱其入伏，前后夹击，将其斩俘殆尽。随后，娄室命骁将完颜折合率骑3000，以土囊在苇泽中垫路，逾淖而进，径袭宋军外围乡民小寨。乡民们逃入宋营，引起诸军惊乱。宗辅乘势以娄室军为右翼，以宗弼军为左翼发起进攻。宋军仓促迎战，失去统一指挥，五路军各自为战。刘锜首先率泾原路宋军迎击宗弼军，并将其包围，杀获颇众。金将韩常被流矢射伤一目，仍跃马苦战，与宗弼破围而出，被迫退却。娄室见势危急，率右翼军猛扑环庆路赵哲军，督师力战，使军势复振。由于诸路宋军互不应援，赵哲孤军不敌，临阵擅离，引起部众争相逃遁。黄昏，金军并力猛攻，宋军大溃，退往邠州，遗弃军资、辎重不可胜计。 金军乘胜进击，迅速攻占陕西大部地区。宋军退守秦岭北麓和尚原（今宝鸡西南），及阶州、成州（今甘肃武都东南、成县）等地，据险设防，与金军对峙。 此战，是宋金战争中一次大规模会战。南宋轻率集结重兵，仓促进行反攻，在战役指挥上恃众轻敌，互不协同，以致大败。金军及时调整部署，集中兵力，出其不意，一举获胜。
宋元饶风关之战
金天会十一年（南宋绍兴三年，1133年），在川陕之战中，宋军在饶风关（今陕西石泉西北）与金军进行的一次作战。 和尚原之战后，金陕西经略使完颜杲率军10余万，继续在川陕向南宋大举进攻，企图避开和尚原从宋军防守薄弱的饶风关入川。天会十年十二月金军攻破商州（今陕西商县）（参见商州之战）后，又于次年正月初九，破金州（今陕西安康）（参见金州之战）。宋知兴元府刘子羽急派统制官田晟率兵扼守饶风关，以阻金军来路，并驰报吴玠请援。吴玠当即率部、自河池（今甘肃徽县）日夜兼程300里赶至饶风关。二月初五，金军在完颜杲督令下，人披重甲，登山攻关。吴玠令所部及前来增援的洋州（今陕西洋县）义士与金、均、房州安抚使王彦所率八字军，共3万余人，凭借险要地势，以强弓劲弩，轮番发射，顽强坚守六昼夜，金军伤亡惨重，顿兵关下。十一日，吴玠部下一军校降金，引金军自蝉溪岭绕出关后，夜袭宋军郭仲荀部，占领山寨，尔后乘高下瞰饶风关，以一部精兵攻宋军背后。宋军腹背受敌，被迫败退，吴玠收余部退守西县（今陕西勉县西），王彦率军奔达州（今四川达县市）。十三日，金军攻入兴元府（今陕西汉中）。刘子羽焚其城，率余部退至三泉（今陕西宁强西北）。吴玠料金军粮草难继，不能久驻，遂回师河池，准备断其归路。果不出吴玠所料，金军因野无所掠，粮草不继，加之疾病流行，于四月初引兵北撤，吴玠乘机派兵于武休关（今陕西留坝东南）袭击金军后队，金军不备，被斩及坠涧死者数千人，丢弃所获辎重而去。王彦乘势收复金州。
经典之战--秦赵上党之战
上党号称天下之脊，“俯瞰中州，肘臂河东、并州，则谓晋国咽喉也”，形势十分险要，所以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公元前402年，魏、赵、韩三家分晋，上党归韩。但强大起来的秦，对上党早就觊觎。公元前280年，秦将白起曾深入上党，攻取了光狼城（今高平康营村）。此时，秦吞食上党之口已经张开，只是由于当时正值秦楚战事紧张，才撤军缓和下来。之后，秦对楚作战获胜，于是又在公元前262年，重逼上党。 秦昭王四十五年（前262年），秦攻上党，韩国之上党郡守冯亭不愿降秦，主动将上党史献于赵国，被封为华阳君。赵国名将廉颇屯兵于上党史南界，抵抗秦军。赵军曾在今长治县八义乡东坪、西坪驻兵，并在石后堡建立堡垒，扼守三关要道，与秦军相持3年之久。 秦昭王四十七年（前260年），范雎用反间计诱使赵孝成王换谈根本不知怎样打仗的赵括为将。趾高气扬的赵括改变廉颇战术，率大军盲目出击，强令东、西营和石后堡驻军挺进长平（今长治县、高平市交界处）。 此时，秦昭王特地起用了军功显赫、威震敌国的武安君白起为主将。白起针对赵括鲁莽轻敌、缺乏作战经验的弱点，采取诱敌深入，迂回包抄的战术，决战之初故意改退。赵括愈加轻狂，倾巢而出，乘“胜”追击。追至秦垒，秦军主力一面坚守城垒，一面乘其不意，出两支奇兵：一支2.5万轻骑速进赵军背后，占据秦岭（又名宝山，在今高平市、陵川、长治县交界处），切断了赵的后路，“遮绝赵救兵及刍饷”；一支5000人的精兵穿插赵军中间斩赵军为两截，使其失去统一指挥，首尾不能相顾。赵军顿成釜中之鱼。这时白起以静制动。从7月中旬到9月，赵军被困整整46天，粮尽水竭，互相杀食，不战自乱。赵括组织了四支突围，结果自己中箭身亡。赵军失去的主帅，立刻陷入混乱。秦军趁机猛烈进攻，赵军丢下兵器，卸下铠甲，全军投降，被白起坑杀于现在高平市的王赧（杀谷，又名脊冤谷）、箭头、围城、谷口、金门山一带。赵括空言清谈，万余将士的性命被坑杀。野蛮残酷的大屠杀使成千上万的将士血流成河，赵括自己也一命呜呼！
宋元战争--中国历史上最惨烈的战争
宋元战争旷日持久，从1235年至1279年，打了45年。 德?二年（1276年）元军兵临临安城下，谢太后带5岁小皇帝宋恭帝出城投降。杨淑妃在国舅杨亮节的护卫下，带着自己的儿子二王（益王赵?、广王赵?）出逃，在金华与大臣陆秀夫、张世杰、陈宜中、文天祥等会合，在福州7岁的赵?登基称宋端宗，改元“景炎”，组织抗元。 元加紧灭宋步伐。宋端宗景炎二年（1277年），攻陷福州，南宋朝廷流亡到泉州，张世杰借船遭泉州城舶司蒲寿庚拒绝，蒲降元。张世杰抢船出海，流亡朝廷漂流到了珠江口。在深圳湾遇台风，宋端宗坠海差点溺死，惊吓成疾。端宗病死后，7岁的弟弟卫王赵?在今香港大屿山梅窝乡登基，年号祥兴，左丞相陆秀夫和统军主帅张世杰护卫赵?逃到崖山，继续抗元。 一路凄惶据崖山,超前殉国反误国 当年崖山还是个岛，没有与大陆相连，宋军将宋帝等中心设于此。在西山临建行宫30余间，建军屋3000间，让文武百官安顿下来。史料记载，小朝廷在崖山期间，训练士兵，制造兵器、船舰，开辟“草市”方便贸易。各地组织义军前往，集结20余万人，分兵屯守在崖山周围，大部分安住在舟船内。所需粮食资给从粤西和琼州等“海外四州”取办。 当元军张弘范从潮阳港出海刚到甲子门时，崖山就收到探报了。有人建议张世杰：“如元军以战船塞住崖门出海口，宋军进退不得。应先据此地迎敌！胜是国家福气；不胜还可西逃。” 但掌握优势兵力的张世杰，在经历了焦山惨败后，已经对残宋不抱希望，拥20万之众，却放弃了对崖门入海口的控制，把千余艘战船背山面海，用大索连接，四面围起楼栅，结成水寨方阵，把木制战船两侧用衬垫覆盖，以防御元军的火箭和炮弩，赵?的御船居于方阵之中，打算在此死守，实际上也是漂泊流离的亡国心态影响了南宋军民的斗志，打算毕其功于一役，胜则没有长算，败则一举殉国成仁，以结束这无穷无尽的流离颠沛。 后世兵法家评张世杰此举有三大失误：一是据崖山天险却放弃了对入海口的控制权，等于把战争的主动权拱手交给了对方；二是把千余战船贯以大索，结成水寨，虽然集中了力量，但却丧失了机动性、主动权，相当于把宋军暴露在敌人面前，任人攻打；三是全局战败，因结阵错误无法拔舟远遁，因而客观上造成张弘范一鼓荡平残宋、赵宋一战而亡的局面。 张弘范率水军赶到，果然马上扼控崖山之南入海口，又从北面切断宋军退路，控制陆上淡水水源和粮道。海上宋军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在10多天的防御战中，将士们只能以干粮充饥，饮海水解渴，饮海水的士兵呕吐不止，脸部浮肿，将士疲惫不堪，战斗力严重削弱。 元军跳上宋船后，无法移动、缺乏机动灵活的宋军，面对的就是和陆战优于自己的元兵短兵相接，且无法迅速转移，死拼下来的结果是宋军大溃。兵荒马乱中，缺少定力的文人丞相陆秀夫也失去了镇定，他过早地选择了杀身成仁做忠臣，逼着自己的妻儿一一跳海，然后匆忙背着幼主赵?蹈海殉国。 本来事尚有可为：血战惨胜的张世杰领兵来接宋帝时，却得知宋帝已被丞相背着蹈海，顿时军心大散，宋室大势已去。 获救的杨太后哭道：“我忍辱至今，只为赵氏最后一块骨肉。今事已至此，我还有何颜面复活耶？”次日趁人不注意，杨太后投海自尽。 残宋帝、后、相一战而丧，赵宋大旗不举，人心浮丧，为将不识天文不懂地理的张世杰，率残军沿广东海岸西去。途遇风暴叹曰：“若天要亡宋，就请覆沉我的舟师吧。”后在海陵岛附近全军尽覆。 七日之后，海上浮尸以十万计 宋元之战从公元1235年爆发，至1279年2月崖山宋室覆亡，持续近半个世纪，它是蒙古铁骑纵横世界形成欧洲惊恐的“黄祸”以来，遇到的费时最长、着力最大、最为棘手的长期战争。被称为“世界历史上四大海战”之一的崖门海战历时23天，双方投入兵力50余万（包括参战的外围后勤保障人员），动用战船2000余艘，最终宋军全军覆没，战船沉没上千，成了人类历史上最为惨烈的大海战。 说其惨烈，更多的是体现在战役胜负已定之后，在大势已去的情况下，为了不使战舰落入敌手，宋军将数百艘战舰自行凿沉，超过十万众的南宋军民，包括皇帝、太后、丞相、官员、士兵、妇女、百姓，不愿服从残暴的蒙古政权，纷纷蹈海自尽……元朝所编的《宋史》客观地记载了这段史实：“七日之后，海上浮尸以十万计……” 在这家国命运的转折关头，十万人集体殉国，从帝后到丞相、大臣、士兵乃至普通百姓，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行动表态。这是何等的惨烈决绝，这又是何等的誓死如归！在浩如烟海的历史长河中，在华夏的精神遗存里，都是仅见的。这才是本原汉的精神。 决定宋元国运更替的两军主帅，居然是一对远房堂兄弟，元军掌军的是张弘范，年长宋军主帅张世杰几岁。张世杰幼年丧父，曾经寄居张弘范家一同求学。后张世杰投奔南宋，成掌军大员。但此张远不如彼张。作为灭宋的主要将领，北方汉人张弘范在军事上有卓越表现：他曾筑“一字城”分割襄阳、樊城，随后攻下樊城，逼使驻守襄阳城的宋军出降。在后来的江南焦山之战他又击溃宋将张世杰率领的宋军主力；1278年，在被元世祖封为“蒙古汉军都元帅”后，率军攻打闽广两地南宋的残余势力，在海丰五坡岭一战生擒领兵丞相文天祥；其后在崖山再次击溃南宋舰队，彻底灭亡了南宋政权。
中国史上三大盛世的理性审视
“盛世”是近年来使用频率颇高的一个词。所谓“盛世”，在历史上是指中国社会发展中一些特定的阶段，是国家从大乱走向大治，在较长时间内保持繁荣昌盛的时期。在中国历史上，比较公认的盛世只有三次，即从“文景之治”到“武帝极盛”再到“昭宣中兴”的西汉盛世、从“贞观之治”到“开元全盛”的大唐盛世和清代的“康雍乾盛世”。这三大盛世，一方面确立了中国传统“盛世”概念的基本内涵，另一方面也都没能避免“盛极而衰”的结局，因而给人留下了无尽的话题与思索。中国历史上三次盛世的具体情况有很大差异，但总体上看，在以下几个方面有其共同特征。 一是消除了内忧外患，军力国势强盛，国家统一，疆域辽阔，周边没有相抗衡的力量。汉朝开国之初，异姓诸侯王心怀叵测，匈奴部族频频攻逼；唐朝建基之始，中原群雄割据，边塞突厥犯境；清朝入关定鼎后，内有三藩、台湾、准部之忧，外有俄罗斯之患。但经过数代人的不懈努力，都分别平定了内乱，击溃或逼退了外敌，实现了国家的统一，并在此过程中，开疆拓土，军力国势日益强盛。疆域之辽阔，为中国历史上除元朝外所仅见，也为世界历史上所罕见。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不仅在亚洲，甚至世界范围内都没有对手能够对其构成真正的威胁和挑战，从而为社会的发展和经济、文化的繁荣提供了保障。 二是社会总体上比较安定，经济发展，国家富足，国力领先于世界。这三个朝代建立之初，都承大乱之后，人口丧亡，经济凋敝。统治者能够汲取前车之鉴，励精图治，兴利除弊，注意与民休养生息，使社会总体上保持了较长久的稳定，经济逐步有了恢复和发展，国力蒸蒸日上，百姓越来越殷实富足。西汉文景之际，据载“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武帝时，大兴水利，农业更趋发展；盐铁官营，财政愈益加强。唐代贞观年间，经济由恢复而发展，到玄宗开元全盛之时，诗称“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历史上汉、唐并举，无疑都证明汉、唐是当时亚洲乃至世界上最富强的国家。清代乾隆时，农业、手工业和商品经济均兴旺发达，财政收入之丰，达到了我国古代社会的最高水平，经济规模和总量居当时世界之最。直至1800年（清嘉庆五年，乾隆于此前一年去世），中国仍然是世界经济的中心，生产能力和出口能力，为世界其他地区望尘莫及。国家的安定富足，又为军力国势的强盛提供了基础。由此出现了文治武功、相得益彰的局面。 三是文化繁荣，对周边地区有巨大的影响力。在国势强盛、国家富足的基础之上，三个朝代的文化俱臻繁荣。汉初以来朝廷大力倡导搜集和整理图籍文献，使先秦百家之学在秦代焚书浩劫之后又趋复兴。汉武帝时独尊儒术，奠定了两千年封建社会的思想基础；设太学，置乐府，诞生了大气磅礴、彪炳千古的《史记》。唐人吐纳百川，镕铸古今，在科学、文学、艺术上都有卓越的创造。贞观之时，都城长安成为世界文化的中心，四方来朝，“国学之盛，近古未有”。璀璨绚丽的唐诗，终在盛唐时臻于大成。“康、乾盛治，文教大昌”，《康熙字典》、《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的编纂，经学、史学的兴盛，使清代学术取得了“超汉越宋”，集历代之大成的历史地位。一部《红楼梦》，堪称时代的史诗。这些文化成果，均对周边国家产生了巨大影响，往往被奉为样板，竞相学习仿效。 四是兴盛的局面持续时间较长。汉代的盛世从文帝继位（公元前179年）到宣帝去世（公元前49年），持续130年；唐代的盛世从太宗登基（公元627年）到安史之乱爆发（公元755年），持续128年；清代康、雍、乾盛世从1662年延续到1795年，长达133年。综上可知，中国历史上的三大盛世，都在一个世纪以上的时间里，保持了国家的全面发展和繁荣，文治武功、相得益彰，并形成无与伦比的盛大局面。在中国历史上，还有许多比较清明或繁荣的时期，特别在朝代更新之初，一般都呈现出上升、发达的气象，但都称不上“盛世”。究其原因，根本有二：一是持续的时间不长，不过数年、十数年或稍长而已；二是达不成全面繁荣昌盛的局面，仅只在某些方面有所成就，终没有三大盛世的恢宏气象。此外，在中国历史上还有一些自诩的“盛世”，但大多事与愿违，有如过眼烟云，空付笑谈中。由此可见，“盛世”是历史的评价，是大跨度的时间的结论。 1、盛世依仗强大的武备 自古以来，世人都期盼“太平盛世”。但绝对“太平”的“盛世”，从来只是人们的良好愿望和美好憧憬。所以先哲反复强调：“居安思危”，“安不忘战”，“有备无患”。没有强大国防的盛世，从来就不存在。 在一个幅员广大的多民族国家，欲缔造盛世，首先必须解决边疆与民族问题，消除内忧外患，实现和保持国家的统一与社会的稳定。这是一个复杂、曲折的历史过程。在汉、唐、清三朝，都与一系列的战争相伴随。如西汉景帝时平定吴楚七国之乱，武帝时远征匈奴；唐太宗征伐突厥、吐谷浑，武后讨灭徐敬业；清代康熙平定三藩之乱、统一台湾、抗击沙俄入侵，乾隆平定准噶尔、大小和卓、大小金川等。这些战争的胜利，无不有赖于武备的整饬，其结果则有效地维护了国家的统一、边疆的安全和社会的稳定，使兴盛局面的形成和保持成为可能。 反之，国防和武备上的举措失误，必然直接危及盛世的延续。以唐代为例，玄宗时均田制日益破坏，建立在均田制基础上的府兵制也呈瓦解之势，中央集权的军事体制逐渐遭到削弱。玄宗晚年，节度使权势越来越重，藩镇武装力量不断坐大，而与此同时，中央武备却日益空虚。天宝元年，边镇节度使增至10个，拥兵49万，仅安禄山掌握的兵力就达18万之多，而朝廷辖统的部队总共才有12万人，在兵力部署上出现了内轻外重的严重局面。另外，各道节度使都身兼数职，集军、政、财权于一身，久任一方，得以大力培植私党亲兵，不可避免地加剧了地方与中央的矛盾。藩镇拥兵自重，割据成势，进一步刺激了他们攫取更大更高权力的欲望和野心。以安禄山、史思明为首的武装叛乱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虽然这场叛乱最终得以平定，但唐王朝元气大伤，从此一蹶不振。 2、盛世“盛极而衰”的内在根源 中国历史上的三大盛世，都未能避免“盛极而衰”的结局。而且，盛世的倾颓，往往在极短时间内定局。唐玄宗开元、天宝之际，号称“全盛”，繁荣景象史所未见，但“安史之乱”的狂飙瞬间吹散了旷代繁华，唐朝无可挽回地走向了衰世。康乾盛世是何等辉煌，但乾隆刚退位就猛然爆发了白莲教大起义，四境骚乱，清朝自此陷入了风雨飘摇之中。研究“盛极而衰”这一反复出现的历史现象，至少可以发现以下几点重要原因。 （一）国家的发展缺乏持久的动力和一贯的进取精神，社会意志消退和睿智的领袖后继乏人。国家的不断发展，繁荣的持久延续，需要不断地向社会注入新的动力，向社会成员提出理性而富有刺激性的新的奋斗目标，再辅以正确的政策指导，使整个社会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活力。安于现状、墨守成规是不可能长期维持繁荣的。然而中国历史上的盛世在出现后，都不可避免地趋向守成，社会的主导思想逐渐由开拓进取转为“持盈保泰”，社会风气也为之一变，由奋发有为而转向享受升平。国家的发展如同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社会一旦丧失了开拓的动力，迷失了努力的方向，陶醉于眼前的繁荣，沉湎于已有的辉煌，各种问题和矛盾就会逐渐滋生和酝酿。而睿智的领袖和领导集团后继乏人，又直接加剧了这种局面。中国历史上的三大盛世，都有明智的领袖和领导集团为之领航。 汉有文帝、景帝、武帝，唐有太宗、武后、玄宗，清有康熙、雍正、乾隆，他们雄才大略，励精图治，知人善任，身旁都有一批志在高远、才具卓越的名臣襄助。这是促成盛世不可缺少的因素。但封建社会，归根到底属于人治，并没有可靠的制度保障。在实行家天下的专制王朝中，君主的素质总体上有一代不如一代的趋势。数世之后，继位者全都“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才略根本不能与其太祖太宗相比，朝中则老成凋零，往往裙带风行，宦官当道。守成已难，更何言开拓进取。汉朝在武帝后期，因征发过甚，社会扰动，国家已呈现虚耗之象。武帝之后，几位君主都不免孱弱，昭、宣两代，赖有老臣辅佐，国势尚有起色，再往下，外戚擅权，朝政日益混乱败坏，贵族官僚大量兼并土地，社会矛盾愈加激化。西汉王朝就这样一步一步走向下坡。 （二）忧患意识丧失，歌舞升平，忽视潜在的社会矛盾和问题。中国先哲一再强调：“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思所以危则安矣，思所以乱则治矣，思所以亡则存矣”。但历史上的统治集团在进入盛世后，大多趋向“持盈保泰”、“护守成宪”，满足于维持现状，对眼前的问题小修小补，乃至自高自大，掩盖矛盾，粉饰繁华，纵情于声色犬马，陶醉于歌舞升平，根本看不到所存在的问题及其严重性。潜在的社会矛盾和问题就在这种状态下不断滋长，日积月累，变小患为大患，一朝爆发，遂致不可收拾。创造贞观之治的唐太宗，晚年也因滋生自满之心，无法真正做到善始善终，幸有良臣辅佐，及时提醒。贞观十三年，魏徵针对唐太宗渐好奢纵的倾向，呈上直言进谏的名篇《不克终十渐疏》，指出唐太宗的志业与贞观初年相比，在十个方面都出现了今不如昔的变化，求治之心锐减而骄逸之心渐萌。 唐玄宗的悲剧，则直白地印证了骄纵误国、懈怠败事的道理。玄宗英武有才略，曾将武后末年濒于内乱的唐朝导向“开元盛世”，但在晚年耽于享乐，无心理政，把朝廷政事交付给外戚杨国忠之流，全然不顾政治的不断败坏和社会矛盾的日益尖锐，对关乎国家大计的均田之法和府兵之制日趋瓦解不事补救，坐视藩镇权势积重和中央武备的不断削弱，以至造成“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的悲惨结局，百年基业与一世英名毁于一旦。 （三）妄自尊大，固步自封，看不到世界潮流的浩浩荡荡。大清盛世的缔造者，不仅忽视了国内社会的潜在矛盾和问题，而且完全看不到世界发展的大趋势，沉溺于“盛世”之中，最终使盛世成为近代中国落后于世界的肇端。德国哲学家赫尔德在1787年出版的《关于人类历史哲学的思想》中，对当时中国社会的状态表示了如下看法，大清帝国的“体内血液循环已经停止，犹如冬眠的动物一般”。发迹时间相当于乾隆后期的拿破仑，则把中国称为“东亚睡狮”。确实，从1662年到1796年这135年的时间里，西方国家经文艺复兴之后持续二三百年的思想解放运动，最终促成了如火如荼的资本主义革命和工业革命，经济、科技和军事踏上了不断加速发展的轨道。当此世界剧变的关键时期，康、雍、乾三朝却进一步强化了闭关锁国政策，使中国社会更加趋向于封闭愚昧、妄自尊大，深陷封建时代的隧道之中，固步自封，停滞不前，从而与西方的发展势差越拉越大。自视为“天朝上国”的大清朝，就在自我陶醉的“盛世”荣华之中，不知不觉地成了世界潮流的落伍者。落后就要挨打。乾隆退位仅仅不到半个世纪之后，清王朝就在鸦片战争的中西碰撞中不堪一击，成了不折不扣的挨打者。
历史上历代王朝是如何定都的？
中华文明滥觞于黄河岸边，就像所有的文明古国一样以河流为自己文化的起点，在建立第一个奴隶制王朝以前中国南北有诸多文明，黄河流域有半坡，红山，长江流域有河姆渡和良渚，但是因为南方树木茂盛，瘴气甚多，洪涝灾害严重，导致长久流域除了楚文化以外其它文明很难维持，而北方平原沃土，当时黄河灾害还不严重，风调雨顺，北方文明逐渐取代这种南北共荣的局面，由黄帝和蚩尤的战争可以看出来北方文明已经将南方文明超越的现实。 中国的三个奴隶制王朝都将都城建立在黄河岸边，夏朝的首都据现在调查是在黄河北岸二里头，商朝屡次迁都，最终定于朝歌，而历代学者挖掘的殷墟也正是在黄河附近。西周定都镐京，也就是陕西西安附近，东周定都洛阳。当时在黄河附近出现很多大城市，像临淄，邯郸，大梁，但是就地理位置和交通环境以及军事条件而言，当时所有的城市都不可以和洛阳咸阳相提并论。 咸阳背靠华山，面朝黄河，渭水环绕，同时处于关中平原，土地肥沃，又因为函谷关和崤山和中原地区隔绝，对内交通四通八达，有利于通商往来对外。在春秋战国时期，只有秦国开关拒敌，别国却难入秦境内，而秦朝西南的土著文化较低，可以任意吸收吞并。战国纷争，以统一为念，然身处外围的秦国着重长久之计，比较中原诸国占据优势，进可兼并天下，退可躬耕自守，免除像中央诸国被阴谋伎俩纠纷影响。正是因为秦国所处的优越地理位置，让秦国得了经济落后的便宜。因为经济落后，才能够实现经济一元化，动员起来专一雷同。秦朝定都咸阳可以说是得天独厚，在和别国征战中优势尽现。洛阳虽然开辟运河沟通，同时地处中央，又有黄河洛水为护城河，可以说地理位置也极为优越，但因为是周王室的所在地，故而无法发挥作用。 秦朝被汉朝取代，汉朝依旧利用这一独特优势使各地方拱卫京都，然此时北方少数民族危机显现，长安虽然可以凭借函谷崤山抵御内部叛乱，但是背后的西域却是给匈奴开辟的通途，在王都危机的情况下，班骞凿空出使西域，希望团结西域各国家，一方面促进商业繁荣，更多考虑的是利用西域作为缓冲带，一定程度的减轻长安兵临城下的危机。东部的洛阳在和平年代已经开始充分发挥其中央地域的优势以及北方难得的水陆交通的发达，成为当时经济中心的北方除长安以外的一大亮点。而南方经济在楚国长时期的筚路蓝缕在战国时期已经小见成效，加上秦始皇在南部的桂林，象郡设立机构管理，南方开始逐步发展起来，在汉朝虽然在总量上远不能和北方相比，然远离中央集权的未开发区域让那些饱受徭役之灾的百姓开始向南部开拓。 西汉灭亡，东汉建立，一方面是长安遭到战乱破坏，另一方面西汉末年匈奴战火再起，为避其锋芒，加上当时盛行的五行学说，东汉建都洛阳。虽然中途遭到董卓，曹操等人的迁都，但是不论是魏晋还是北魏等北方几个相对统一的政权都建都洛阳，都是出于经济，交通，民族矛盾的考虑。而北方五户乱华，原来晋朝华族纷纷南迁，南方人口激增，同时带来先进生产力，而南方相对稳定的朝代更替给了人民充分开发南方蛮荒地区的时间和安定的环境。南方的金陵经过吴，东晋，宋齐梁陈历代开发也已经成为南方的政治经济中心。南京地处长江中下游平原，同时周围湖泊山川众多，位于长江口，无论内河航运还是海运都具备相当条件。而长江中下游平原无疑是南方最繁华，经济最重要地区，南京地处此处，便于管理，利于控制，保证钱粮税收，有利于政局稳定。在这个时候南方经济开始起飞，北方的战乱导致经济停滞，其中虽有北魏孝文帝改革和类似前秦的短暂统一，但是经济遭到重创，虽然经济底子还在但是发展速度已经非常缓慢。以上这个时期称作西京一元制。 隋取代北周，继而统一全国，中国重新走上统一轨道，这个时候南方经济已经开始和北方经济并驾齐驱，在某些新兴领域已经超越北方，如种茶，养蚕，经济中心南移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隋将没落以久的长安定为首都，同时在洛阳兴建大兴城，基本上在政治上有东西两京。虽然在政治上长安依旧是首都，但是在经济上面洛阳却让长安不专擅美。开凿大运河，便于控制南方，加强南北沟通，同时将洛阳作为运河中枢，充分体现洛阳在国家经济中的重要性。 洛阳拥有长江黄河两条重要内河航运的支撑，陆路运输也相当发达，传统的经济中心重新焕发光彩。而唐中期渭河壅塞，唐朝国力衰退，西北西南少数民族屡屡犯边，前后数次洗劫长安，黄巢的农民军更是占领长安达2年半，长安的经济已经遭到严重摧毁，“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德被局势的长安已经不再适合担任首都，而经济重心的东移，使得长安在交通便利和统治帝国地缘需要上失去优势。906年，朱温强迫唐朝皇帝迁都洛阳，从此长安就再也没有成为中国的首都。这一时期，是一个过渡性质的东西两京制度。 唐朝中后期北方继续遭遇着内忧外患，南方偏安，在一进一退的发展中，东部和南方成为全国中心，就连少数民族都开始半游牧化，选择农业基础较好的东北和北偏东的区域发展，西北的少数民族骚扰的历史也随着经济重心东移成为历史，先后登场的辽国，金国，蒙古都是从东北或北偏东的地区发家，而燕云十六州的割让也让中原市区最重要的北方屏障，地处蒙古高原，东北平原，华北平原，黄土高原四大地形区域交界的北京地位陡然提高，辽国在幽州建立南京，金和蒙古则将首都定于此。由于经济重心的南移东迁，宋朝非常不明智的单从经济因素考虑将首都定都开封，开封位置优越，没有战乱历史，地处黄河，运河流过，长江一支流蜿蜒至不远的南阳地区，就经济而言这里很好，但是位处平原，无险可守，也成为开封屡屡兵临城下的一个原因，辽国曾经达到不远处，金国更是攻陷开封。开封自北宋以后也在没有王朝定都于此。 宋朝经济重心已经彻底的定于南方，南宋偏安杭州，但是一直没有正式定为首都，称为行在。杭州不足以抵抗蒙古的强大实力最终灭亡。元朝定都北京，北京第一次成为统一王朝的首都，为了方便北京，元朝修正运河，直达北京，洛阳失去了运河的支撑，在经济上黯然失色。北京则成为国际性大都市。 明朝政府是第一个从南方起兵征服北方的封建政权，可见南方经济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命脉所在。苏湖熟，天下足也广为流传。明朝一开始定都金陵，这当然是一个有着优越条件的地域。但是北方游牧民族依旧是中原农业文明的巨大威胁，分裂时期定都南京无可厚非，统一时期北方蒙古蠢蠢欲动，如果首都不在附近，以封建制度下的办事效率，北方将屡遭重创。出于保家卫国的目的以及明成祖老窝的考虑，明朝从此定都北京。清承明制，依旧定都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