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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后宫皇太后“红杏出墙”

　　皇后皇太后也是人，是人就有人的基本需要。但因这些人的地位特殊，于是作为人的一些需要在她的身上发生，也就成了人们津津乐道的“内幕”了。中国的封建社会，皇帝为“天下第一人”，若为皇太后即为“天下第一人”的母亲。在人们的印象中，封建时代妇女中地位最高贵的人无疑是皇太后，是比皇后还高出一等的最特殊人物。由于皇太后的特殊地位，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既有英明辅弼帝王甚至亲自临朝，推动历史前进而“母仪万世”的佼佼者；也有助纣为虐、阻碍了历史前进的佞人；更有甚者，则扮演了祸国殃民，使历史的车轮逆转的角色。不过，为数更多的则是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在“寂寞梧桐锁深秋”的后宫中凄凉地走完自己的人生之路。本文仅收集了历史上几个皇太后，于后宫中因种种原因而演绎出的一些宫闱秘事，既有强烈的政治色彩，也有浓厚的感情色彩，更有封建时代的历史缩影。透过翔实的史料，透过太后们那些鲜为人知的宫闱秘闻，剖开她们生活中的各个侧面，我们可以更为深刻地了解封建社公的全貌。　　 1、秦始皇的生母赵姬　　　　赵姬本为一名普通的歌舞伎，后来一跃成为母仪天下的太后。她生性淫荡，各种风流韵事和丑闻伴随她一生。在公元前三世纪中叶，秦昭襄王赢则在位后期围绕王位继承问题，而展开的一场生死攸关的搏斗，核心人物是吕不韦，而随之带引出秦庄襄王赢子楚夫人、秦始皇嬴政生母——帝太后赵姬。　　　　秦昭襄王驰骋沙场五十多年后，开始考虑王位的继承人，太子赢柱，号安国君，姬妾众多，整日沉迷于酒色，其正妃华阳夫人，楚国美女，虽然得宠，却无儿子，而夏姬最不得宠，偏生一子子楚，母微子贱，子楚被送到赵国去当人质。在赵国，子楚遇到颇有心计的韩国大商人吕不韦，他研究各国政治形势后，认为“此奇货可居”，于是花重金到秦都为子楚四处活动，并游说华阳夫人立子楚为王位继承人。结果，子楚的身价大大提高，安国君和华阳夫人同意立子楚为嫡嗣，并刻了玉符作为信物赠与子楚。　　　　吕不韦家富有，蓄养了许多美女，他最宠爱其中一美如天仙的歌伎名叫赵姬，二人时常纵情淫乐，不久赵姬有了身孕，吕不韦设计诱使子楚娶了赵姬，不久生下一子，子楚不知真相，甚为欢喜，取名嬴政，这便是后来的秦始皇。公元前250年，昭襄王去世，太子柱即位，是为秦孝文王。赢柱立华阳夫人为王后，立子楚为太子，并派人将子楚、嬴政和夫人赵姬迎回国内。不到一年，孝文王病逝，子楚即位，赵姬一跃成为王后，儿子嬴政被立为太子，吕不韦为相国。至此，吕不韦由一个商人变为一国丞相，权势显赫，尊宠无比。　　子楚即位三年后便一命呜呼，13岁的嬴政继位后成为新的秦王，新秦王尊吕不韦为相国，号称“仲父”，尊生母赵姬为太后。其时，赵太后正值盛年，寡居难耐，遂与吕不韦重拾旧欢。嬴政年少，对母后的私情全然不知。嬴政渐渐长大成人，养成了凶狠暴戾的性格，吕不韦对自己的行为产生了顾忌，怕与太后私通之事一旦暴露，后果不堪设想，于是为急于摆脱赵太后的纠缠，这就引出了一段更丑恶的故事。　　　　赵姬是一个性欲极强的人，这一点吕不韦十分清楚，于是设法四处打听，找到一个有特殊“本事”的叫缪毐的男子，冒充宦官，入宫侍奉太后。太后得了缪毐，大为满足，自然就放过了吕不韦。赵太后与缪毐日夜行淫，不久就有了身孕。太后想生下这个孩子，于是对嬴政说，他请人算了一卦，卦象指示应该把宫室搬到别处，才能避免灾祸。嬴政不明真相，答应了太后。太后于是和缪毒搬到了离咸阳二百多里的雍城，二人公然住在了一起，俨然是一对夫妻。此后，赵太后两年生下了两个儿子，为了能长久地在一起欢爱，她们决定若事情败露，就起兵造反，杀了秦王，并让两个私生子做继承人。后来，太后将缪毒封为长信侯，缪毒事实上成了雍城的国君，他的权势日益扩大。在太后的权势骄纵下，缪毐得意忘形，终于引来杀身之祸。　　　　秦始皇九年(前238年)，嬴政21岁，开始亲政。缪毐有一次与朝臣中大夫颜池饮酒，醉后将自己与太后的种种隐私都说了出来。秦王嬴政得知后大怒，立即派人查明真相。嫪毐此时抢先发动兵变，激战一番后终被镇压。嬴政将缪毐五马分尸，诛灭九族，将两个私生子装入囊中棍棒打死。赵太后被赶出皇宫，搬到雍城外的賨阳宫居住。断绝母子关系，永不相见。并下令有谁敢因太后之事进谏，一律杀死，砍掉四肢示众。次年，嬴政追杀缪毐罪党，吕不韦被牵带出来。嬴政并不知他就是生父，本想治他死罪，但念及与秦庄襄王有功，故予赦免，只是免了相国职，令迁洛阳，吕不韦因担心有朝一日会被杀头，乃饮鸩酒自杀而死。此后有27人因谏太后事而被杀，有个叫茅焦的齐国人居然不怕死上谏秦王，嬴政听后，立即亲自前往雍城迎接赵太后归咸阳，母子和好如初。　　　　公元前228年，赵太后死。七年后，嬴政统一中国，始称皇帝，谥其母为帝太后。这个帝太后的一生是传奇的一生。她与子楚的结合，实际上是一种政治行为，是吕不韦用来进行政治斗争的一个筹码。从这个意义上说，帝王与后妃的婚姻，多是政治利益的产物，不管后妃的主观愿望如何，都自觉不自觉地充当了政治斗争的工具。 2、汉高祖皇后吕雉　　　　秦王嬴政统一六国，建立了统一的秦王朝。秦王朝非常命短，二世而亡。而汉高祖刘邦开创的汉天下，两汉共四百多年。所以若要说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中央集权王朝的皇后，则非汉朝汉高祖刘邦的皇后吕后莫属了。所以如果称吕后为“千古第一后”那是一点不过分的。有人称吕后是“暴虐的女杰”，既指出吕后暴虐的一面，又肯定她是一位“女杰”。但无论褒贬，毋庸置疑，吕后在汉初历史上的地位是不可泯灭的，千古功过，自有后人评说。不过，吕后生性淫荡，在后宫蓄养面首，又残忍地剪除异己，她令汉高祖一生高戴“绿帽子”，汉高祖至死不知内情的丑事至今鲜为人知。　　　　刘邦当初起兵时，家中无人照料。刘邦有一个同乡叫审食其，并没有什么才干，只不过长得眉目清秀，口齿伶俐，又善于逢迎。刘邦一时无人可用，便收审食其为门客，让他代为处理家务。审食其得了这个美差，便整日厮混度日。刘邦外出，家中大事皆由吕雉决定，审食其对吕雉唯唯诺诺，深得吕雉欢心。两人朝夕相处，眉来眼去，终于勾搭成奸。刘邦的父亲年事已高，老眼昏花，管不了闲事。而这刘邦与吕雉生育的一男一女还是孩童，不懂男女之间的事情。吕雉与审食其两人一番偷试云雨之后，便一发不可收拾。好在刘邦常年在外行军作战，离家甚远。吕雉与审食其如鱼得水，终日偷欢。　　　　刘邦当上皇帝后，封吕雉为皇后，封长子刘盈为皇太子，封女儿为鲁元公主。虽贵为皇后，但吕后的生活并不平静。八年的皇后，又一个八年的皇太后，再一个八年的称制，吕后的统治占了汉初的二十几年。刘邦驻军山东定陶时曾收一美女占为己有，称戚夫人，戚夫人受刘邦宠幸，生下一子，取名如意，十岁时封赵王。吕后一直留守长安，守着太子刘盈；而戚夫人风华正茂，总是跟随刘邦南征北战，时刻守候在刘邦身边，借着刘邦的宠爱，想让刘邦改立如意为太子。这样，吕后与戚夫人的矛盾日益加深。　　　　早在刘邦称帝对有功之臣封赏时，吕后忘不了自己的老情人审食其，少不了为审食其乞封，高祖也知审食其为他处理家务，保护家眷有功，因此封他为辟阳侯。审食其喜出望外，他没有料到侍奉吕后于床笫之上，竟能封侯升官，于是倍加感念吕后，入宫侍寝也较从前更加殷勤卖力。　　　　高祖由于常出征在外，再加上戚夫人风情万种，自然专宠戚夫人，不再去缠绕吕后，于是吕后寂寞得心痒难耐，对戚夫人恨得咬牙切齿。为了发泄私欲，报复刘邦，索性将审食其养在宫中，二人恣意淫乐，朝夕欢娱。有几个宫女明知吕后蓄养审食其，也不敢泄露半句，还要从中穿针引线，从中得些赏银小费。朝中有好些大臣，早有察觉。不过，国母丑闻，汉宫秽事，不便说穿，同时又担心吕后报复，所以都不敢多言，大都是敢怒不敢言。于是汉高祖刘邦对于头上戴的这顶“绿帽子”，至死也不知情。　　汉十二年(前195年)四月，汉高祖刘邦逝世。太子刘盈登基，继皇帝位，是为汉惠帝，汉惠帝尊母亲吕后为皇太后。汉惠帝是个比较软弱善良的人，史称“慈仁”、“宽仁之主”；而吕太后的为人却是刚毅果决，从除掉韩信和彭越的手段就可见一斑。所以，刘邦死后，汉朝的主宰大权就落到了吕太后手中，吕太后也从此一步一步登上权力的顶峰。　　　　吕太后一直对戚夫人恨之入骨，刘邦葬事刚毕，吕太后立即传令将戚夫人囚禁，剃光头发，剥去罗绮，套上铁索，穿上囚服，让其到作坊舂米。又命戚夫人之子刘如意赴京，派人趁其熟睡时强行给刘如意灌下鸩酒，一命呜呼。后又砍去戚夫人手脚，挖去双眼，用毒药使耳聋口哑，最后丢进茅厕淹死。刘盈知道后，当面指责吕太后。　　　　不久，审食其与吕太后的隐情终于被吕后的儿子汉惠帝发现，据《汉书·朱建传》载：“久之，人或毁辟阳侯，惠帝大怒，下吏，欲诛之。太后惭不可言。大臣多害辟阳侯行，欲遂诛之。”汉惠帝不能对自己母亲怎么样，但是对付审食其还是有办法的。吕太后自知理亏，束手无策。幸亏审食其曾帮助过的朋友朱建施展辩才，说服汉惠帝的幸臣闳孺，设法救了审食其一命。惠帝死后，审食其与吕后关系更为密切，肆无忌惮。公元前180年，吕太后死后，因为审食其未雨绸缪，得到陆贾、朱建等人的帮助，一直平安无事，汉文帝三年(前177年)，淮阳王刘长因为怀恨审食其在汉高祖时对其母亲见死不救，于是伺机杀了审食其。　　　　纵观吕雉的一生，既有刚毅干练的一面，又有凶狠毒辣的一面，但就总体而言，她实际统治汉王朝达16年之久，推行“无为而治”的政治思想和“与民休息”的经济政策，政绩是显著的，史家称赞当时的形势是“天下晏然，刑罚罕用，民务稼穑，衣食滋殖”，这是对吕雉皇太后功大于过的肯定性评价。　　 3、北魏文成帝拓跋溶皇后冯太后　　　　公元452年，拓跋溶登基为皇帝，是年13岁，为文成帝。登基不久，选中冯氏为贵人，是年冯氏11岁。太安第二年(456年)，冯氏被立为皇后，这一年冯皇后14岁。文成帝在14岁时，曾与李贵人生子名叫拓跋弘。文成帝在位14年，北魏基本上稳定，社会发展，边境安宁，人民安居乐业。可惜文成帝命短，26岁就病死了，把江山留给了12岁的儿子拓跋弘。公元466年，拓跋弘即位，是为献文帝，尊抚养他长大的冯皇后为皇太后。这时，冯太后虽为太后却年仅24岁。此后，冯太后依靠群臣，诛有谋反意向的丞相乙浑，从中表现出她的智慧和才能，她果断担负起临朝听政的重任。把北魏治理得井井有条。　　皇兴元年(467年)，拓跋弘有了拓跋宏，冯太后看到皇帝已经长大，能够独立地处理朝政，遂归政于拓跋弘，自己回到后宫，躬亲抚养她的宝贝孙子。她虽然做了祖母，可是毕竟只有25岁，盛年守寡，难耐空帏寂寞，况且宫中只有她尊荣高贵，可以为所欲为，因此难免做出一些风流韵事来。再加上北魏是一个少数民族政权，在婚姻关系上仍保持着许多原始婚姻的遗风，男女之间不甚讲究，贞节观念也较淡薄。　　　　所以，冯太后为解性饥渴，便选来一些美貌的男子作为自己的性伴侣。其中有一个美男子宿卫监名叫李弈，是冯太后最喜爱的一位情人。李弈的哥哥名叫李敷，任当朝尚书，大权在握。李弈做了冯太后的情人，不拘行迹，一时引起朝野群臣的异议。献文帝拓跋弘知道冯太后的淫行后，甚为反感，又难以启齿，又由于本来在朝政上有过意见分歧，此后，拓跋弘对冯太后更加反感，对冯太后的这位情人更是恨之入骨，总想找个机会除掉他。　　　　皇兴四年秋天，因李敷被相州刺史李诉的诬陷，献文帝借机先将李敷、堂兄李显德打入死牢，这年冬天，又将李敷、李显德，连同李弈一起处死。这件事终于使冯太后与献文帝之间的矛盾发展到白热化。　　　　献文帝杀了冯太后的情人后，把自己的心腹李诉提拔为尚书，参决国政。冯太后不动声色，立即利用自己的地位逼迫献文帝交出皇位，延兴元年(471年)，拓跋弘让位给太子拓跋宏，自己当太上皇。拓跋弘当太上皇后，冯太后还是牢记着他杀害自己的情人李弈这件事。承明元年(476年)，冯太后指使人用鸩酒，毒死了年仅23岁的拓跋弘。　　　　拓跋宏即位，年仅5岁，是为孝文帝。原先太上皇拓跋弘健在时，还可帮他过问朝事，现拓跋弘已被毒死，冯太后便成了太皇太后，这样，不得不再次临朝听政。此后，冯太后为巩固临朝听政的地位和权力，制定和实行了一系列的政策和策略，保证了几次重大改革政策的制定和实施。　　　　冯太后虽说是太皇太后，但年纪毕竟不大，春心依旧狂放，所好者是个“色”字。继李弈之后，她又嬖爱上王睿、李冲。王睿出入卧内，数年便为宰辅，赏赉千万亿计、金书铁卷，许以不死之诏。李冲以器能受任，见宠帏幄，密加锡赉，不可胜数。王睿嫁女，太后亲自主持，赏赐无数，仪如公主，时人私下称“太后嫁女”。所以有人说，这个女儿，极可能是冯太后与王睿的私生女。　　　　冯太后迷恋男色，之后竞不顾国格，爱上了南朝齐国的使臣刘缵。这个刘缵身材魁伟，仪态俊美，风度翩翩，冯太后一见倾心，遂在宫中赐宴示爱，将他纳入私宠之列。刘缵生性风流，获得意外恩幸，岂有推辞之理々更何况通过吹“枕边风”，对他完成出使任务还大有帮助呢！　　太和十四年(490年)，冯太后病死，享年49岁。在尔虞我诈、权力倾轧的封建社会，一个善于玩弄权谋、并不节制淫欲的女人得以善终，确是够幸运的了。史书对她的评价是“多智谋、猜忍、能行大事、生杀刑罚、决之俄顷。”在冯太后临朝称制的15年间，各项改革相继推行，北魏社会呈现了一派繁荣的景象。历史上恐怕也只有唐代的武则天可与之相提并论。　　 4、北魏孝文帝拓跋宏皇后胡太后　　　　北魏孝文帝拓跋宏推行改革，将拓跋姓改为元姓，所以他的汉名又叫元宏，儿子汉名叫元恪。元宏死，元恪继位，是为宣武帝。元恪即帝位时16岁，太尉于烈之弟于劲有个女儿年方14岁，后迎于氏为贵人，甚见宠爱。景明二年(501年)被立为皇后，生皇子元昌。元昌三岁时早天，接着于皇后也不明不白暴崩。　　　　元恪生母是高丽女子，其哥之女高贵嫔，甚得元恪宠爱，于皇后死后，高贵嫔补缺为皇后，她独占皇帝，正位宫闱7年。元恪初期，曾纳胡氏，封她为充华世妇，时时宠幸，很快便怀孕了。胡氏后来果然生了个儿子，元恪替儿子取名元诩，胡氏生子有功，被封为充华嫔。　　　　元恪同他父亲元宏一样，只活了33岁，就死了。太子元诩继位，是为孝明帝，时年6岁。胡氏被尊皇太妃，进而被尊为皇太后。胡太后临朝听政，先把高太后排挤出京，后又派人毒死高太后。从此，胡太后无所顾忌，为所欲为起来。胡太后性聪悟，多才艺，亲揽万机手笔断决，思想开放，才干杰出，还擅长拉弓射箭，有时爱搞恶作剧，戏弄朝臣取乐。　　　　胡太后在取乐之余也有烦恼，那就是盛年守寡，难耐帷幄寂寞。好在她有权势，寻找情侣极为容易。最早她和大将杨大眼之子杨白花私通，后来杨白花害怕由此祸及己身，投奔了南朝，使得胡太后思念不已。接着她又爱上皇叔、太尉元怿，逼其就范，情如夫妻，宫内外尽人皆知。作为太后和皇帝之母，公然与情人交欢，无所顾忌，实为伦理纲常和道德观念所不容。所以大臣元义和刘腾借故将太后和元怿分开，并秘密处死了元怿。然后挟持了小皇帝元诩，迫使胡太后归政。并将她幽禁于北宫，严加看守，恰似阶下囚。胡太后被禁，她的亲信、爪牙尽力予以挽救，均未成功，亲信僧敬、爪牙张车渠分别被流放和斩首，又有奚康生谋杀元义和刘腾，也告失败掉了脑袋。　　　　几年后，刘腾逝世，元义放松了对胡太后的防范，胡太后骗得儿子元诩的同情，设计夺了元义的兵权，重新临朝听政，把元义赐死于家。胡太后重新掌权，倍感权力的重要。几年的幽禁生活，她吃了不少苦头，如今决意恣情享乐，弥补“损失”。她又宠上了三个情夫：郑俨污乱宫掖，势倾海内；李神轨、徐纥并见亲侍，一二年中，位总禁要。史学家记述这段历史，称她是“手握王爵，轻重在心，宣淫于朝，为四方之所秽”，致使“朝政疏缓、威恩不立”，“文武解体，所在乱逆，土崩鱼烂”。这充分表明当时的北魏从朝廷到地方，一片乌烟瘴气。这同胡太后行为不检，恣意淫乐有很大关系。　　　　这时，元诩已长大，母后的秽行使他难堪，难以忍受，因此流露出了不满情绪。胡太后觉察到儿子的不满，由此对元诩产生戒心。她仇恨元诩的亲信及那帮为元诩出谋划策的人，像和尚密多、鸿胪少卿谷会、绍达等，都被她一一杀掉。这样元诩与胡太后虽为母子，但嫌隙屡起，矛盾越来越不可调和。　　　　郑俨顾虑到胡太后若有朝一日归政于元诩，维持母子亲情关系的话，那么自己必有杀身之祸。因此在与胡太后床笫之余，极力挑拨胡太后率先动手，及早除掉元诩，另立小皇帝，以便长期控制朝政。胡太后权迷心窍，经不起情人的怂恿，在情夫与亲儿这一天平上，终于倒向情夫怀抱。孝昌四年(528年)，恰好元诩的潘妃生了个女儿，胡太后借此做开了文章，她谎称潘妃生的是儿子，下令大赦天下，改元武泰，一个月后，她暗下鸩毒，毒死元诩，对外则称皇帝死于暴疾。次日，她抱潘妃的女婴登上皇位，声称“太子即位”。几天后，胡太后又下大诏说早几天抱的是皇女，皇女不能继承大统，另择的结果，不满三岁的临洮王元钊被立为皇帝。皇女变皇子，又是大赦，又是改元，新帝登基，变来变去，旷古奇闻，天下愕然。胡太后为了一个“权”字，费尽心机，出尽洋相。　　　　胡太后毒杀皇帝，玩弄朝政，天怒人怨，豪阀尔朱荣借着这个题目发难，起兵渡河，进逼洛阳，胡太后没有料到这一情况，心慌意乱，尔朱荣没费什么力量便攻陷了洛阳，胡太后和小皇帝成了俘虏，尔朱荣下令把她这个淫妇及元钊一并扔入黄河淹死。以此为转折，北魏步入了衰亡的道路。　　 5、慈禧太后鲜为人知的私生活　　　　慈禧太后又称“西太后”、“那拉太后”，咸丰帝妃，是中国历史上又一位“武则天”式的人物，她虽然没有称帝，但把持朝政近四十年，操纵了三代皇帝，做了许多伤天害理之事，在私生活上，奢侈淫乱，还效仿武则天，做出许多不为人齿的淫秽之事。　　　　慈禧进宫之前乳名唤作“兰姑娘”，她刚进宫时，没有得到咸丰皇帝的宠幸，甚至连皇帝的面都没有见过。此后，得高人指点，通过小太监的撮合，遇咸丰帝，并得咸丰宠幸。咸丰六年三月，兰姑娘生了皇子载淳，被晋封为懿妃，仅次于皇后。咸丰十一年七月，咸丰帝驾崩，太子载淳即位。那拉氏母以子贵，被尊称为圣母皇太后。从此之后，她一方面打击异己力量，把持朝政，另一方面又肆无忌惮地淫乱后宫，干出许多红杏出墙的淫秽之事。慈禧还在当贵妃的时候，有人把一个叫安德海的宦官进献给她。安德海和战国时期的缪毒一样，是个阴阳人，天生有异秉，有势隐藏于肛门之上，另有一势，身小如童子，犹如装饰，加之从小女性荷尔蒙分泌过多，因此长得细皮嫩肉，行动举止扭捏作态，看起来完全女性化。

历史真实的焚书坑儒

　　中国历史上发生过很多“坑”的事件，可是历史书几乎都没有对“坑”的具体含义给出一个明确的说法。现代一般流行的说法是，“坑”就是“活埋”(比如林剑鸣《秦汉史》)，可是比较权威的中国史著作比如翦伯赞的《中国史纲要》、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点明“坑儒”是活埋，但长平之战只说“坑杀”)、吕思勉的《秦汉史》等只是引用古代史书上的“坑”或者“坑杀”的词句，并不加以解释。也有的历史书只是对“活埋”表示怀疑，但也没有给出一个合理的说法，比如英国学者崔瑞德、鲁惟一编撰的《剑桥中国史·秦汉史》。那么，“坑”究竟是什么样的事件?究竟是什么样的一种杀人方式? 1、“坑”并非秦所独有　　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坑”事件，当属公元前260年，秦将白起在长平大战获胜后，将40万赵国战俘“尽坑杀”。而千古一帝的秦始皇，在普通百姓心目中的印象，不外乎他曾经“焚书坑儒”。那么“坑”是秦国特有的野蛮行径吗?好像也不是。公元前206年，出生原楚国的项羽率军在新安击败秦军主力后，将20万秦军战俘“坑杀”。第二年在攻克襄城后又将守军战俘“坑杀”。再仔细搜检一下古籍，仅仅从俗称“廿五史”的历代正史及《资治通鉴》来统计的话，就会发现中国历代几乎没有哪一代没有“坑”的事件。　　略微举一些著名的事例：《后汉书·袁绍传》记载公元200年曹操与袁绍军在官渡决战，曹操险胜，将一支被迫投降的袁军部队“尽坑之”。《晋书·载记》所记载的十六国大乱时期，有关“坑”的记载不胜枚举。如310年石勒攻晋冠军将军梁巨于武德，“坑降卒万余”。317年前赵刘聪镇压平阳贵族，“坑士众万五千余人，平阳街巷为之空”。320年石虎击败前赵刘曜，“坑士卒一万六千”。321年石勒“坑”晋军曹嶷部的降卒3万人。349年石虎死后，几个儿子争夺帝位，石冲战败，石虎“坑其士卒三万余人”。《旧唐书·太宗本纪》记载唐太宗征高丽时，“收靺鞨三千三百，尽坑之”。为了直观起见，特意将历代的“坑”数据汇总后绘制出如下的图表： 2、“坑”并非刑罚　　很多中国法制史著作都将“坑”列为秦代的刑罚种类。按照今天的法律常识，刑罚应该是指审判机关依照刑法的规定剥夺犯罪人某种权益的强制方法。那么回溯到古代，刑罚至少也应该具有针对罪犯适用、由审判机关依照一定审判程序来适用的特点。根据《史记》，只有“坑儒”事件大致符合这个定义。　　公元前212年，为秦始皇炼制长生不老药的方士侯生和卢生私下议论，说秦始皇为人“天性刚戾自用”，“贪於权势”，没办法为他制造“仙药”，两个人就开小差逃走了。秦始皇听说这两人逃亡后大怒，说：“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今乃诽谤我，以重吾不德也。”下令将在咸阳的方士、儒生全部抓起来审问，防止这些人多嘴多舌，“或为訞言以乱黔首”。这些方士、儒生为自己辩解时都试图将罪名推到别人头上去，彼此牵连，结果确认“犯禁者四百六十馀人，皆阬之咸阳”。从这个案例来看，被害的方士和儒生至少是“犯禁者”，可以视为“罪犯”，对他们施行的“阬”可以视为是一种刑罚。　　但是据《史记》记载，秦始皇实际上施行了两次“坑”，除了公元前212年“坑儒”外，在公元前227年秦军攻陷赵国首都邯郸后，秦王下令将当年曾歧视欺侮过他那侨居邯郸的父母的邻舍们“皆坑之”，这些受害人难以称为罪犯。而且在这之前，白起所坑杀的40万赵国士卒，更不能用“罪犯”来形容。因此将“坑”列为秦国及秦代的一种刑罚，无论如何是说不通的。　　延伸而言之，秦以后发生的几十起“坑”的事件，绝大多数受害者都是无辜的百姓、战俘，也根本和罪犯挨不上。事实上在史籍里唯一可以认定“坑”的是罪犯的，是清初著名清官于成龙的一则故事。《清史稿·于成龙传》载，康熙初年，于成龙担任湖广黄冈同知，同知衙门位于岐亭。岐亭当地一直“多盗”，“白昼行劫，莫敢谁何”。于成龙伪装成一个乞丐，混入一个贼窝十几天，搞清了这帮强盗的基本情况，然后带了衙役包围贼窝，捕获强盗，审讯结案后“骈缚坑之”(按照明清法律，强盗“得财皆斩”，这批强盗确实都是死罪)。其他的强盗听说了，都逃离了黄冈。 2、“坑”主要不是活埋　　上面所引于成龙将强盗们“骈缚坑之”，“骈缚”就是将罪犯并排捆绑的意思，接下去的“坑之”，可以推想是将这些罪犯活埋的意思。但是，从各种史籍有关“坑”事件的记载来分析，“坑”主要不是活埋。　　首先，从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的秦国法律，有专门针对活埋的称呼，叫做“生埋”。见于竹简的法律解释里，说对于患有麻风病的死刑罪犯，要将其“生定杀”于河流，或将其“生埋”。很明显是为了防止麻风病的病原体经由刑具传播。后世史籍一般仍然将活埋称“生埋”或“生瘗”，唐以后史籍才有以“坑”来表示活埋的事例。比如《旧唐书·颜真卿传》提到，李怀光叛军将颜真卿扣押，当他的面挖坑，号称要“坑颜”，这应该也是威胁要活埋的意思。　　其次，史籍记载中包含大屠杀意义的“坑”，动辄成千上万，如果是活埋的话，在技术操作上很不容易。埋一个人大约要两个立方米左右体积的泥土，而按照当代的劳动定额，一个壮劳力一个工作日是两立方米土方。要开挖一个能够活埋成百上千人的大坑，需要开挖的土方量很大，要有大量的劳动力，耗费很多工时。如果由受害人自己挖坑，那么挖土的工具就很有可能成为受害人拼死一博的武器。在冷兵器时代，武器与工具的杀伤力指数同属一个数量级，需要在旁看押的兵力也就相当可观。而史籍记载的“坑”的事例，往往都是仓促之间进行，一夜之间就能够完成，因此活埋的可能性不大。　　再次，从史籍透露的信息来看，很多“坑”很明显不是活埋。比如很多记载都是“坑”与“杀”、“斩”连用，说明是使用兵器的屠杀。　　最后，实际上史籍的很多记载，明确表示受害者的尸体非但不在土层之下，反而是堆积在地面上的。比如《资治通鉴》记载，公元193年曹操为父复仇，攻灭徐州军阀陶谦，屠灭三县，“坑杀男女数十万口于泗水，水为不流”。显然是将受害者的尸体扔进泗水河堆积成坝。又载：十六国混战时期，401年后秦政权长期围攻后凉吕隆占据的姑臧城(今甘肃武威)，城内缺粮，但吕隆不准百姓出城，将企图逃出城的百姓“尽坑之，于是积尸盈于衢路”。显然是将受害人的尸体堆积在路口恐吓百姓。 3、“坑”与“京观” 　　一些史籍记载透露出，实际上“坑”和另一个专有名词“京观”紧密关联。《汉书·翟方进附翟义传》，记载王莽篡汉时汉朝名臣翟方进的儿子翟义起兵反抗的事迹。翟义后来失败，王莽为了报复并威吓原来汉朝的臣子，将翟家住宅全部破坏并“污池之”(堆积种种污秽物件)，挖了翟方进及翟家的祖坟，将翟家“夷灭三族”，全部亲属抓捕后“至皆同坑”。王莽还专门下诏书，命令将与翟义一同起兵的刘信、赵明、霍鸿等家族全部杀光，将其尸体与荆棘“五毒”的植物混杂，在其起兵之处的大路口，筑起“方六丈，高六尺”的“京观”，前面树立“高丈六尺”的“表木”，写上“反虏逆贼鲸鲵”。可见《汉书》作者班固所称的“坑”，和王莽诏书里的“京观”有直接的关系。　　《资治通鉴》记载，公元416年，东晋将领檀道济进攻后秦获胜，俘获“秦人四千余”，“议者欲尽坑之以为京观”。可见“坑”与“京观”确实有关。 4、那么“京观”又是什么东西呢? 　　目前能够看到关于“京观”的最早的史料，是《左传·宣公十二年》。公元前597年，楚军在邲(今河南武陟东南)战胜晋军，这是一个空前的大胜仗。大臣潘党向楚庄王建议将晋军阵亡者的尸体堆筑为“京观”，说：“我听说打败敌军后.要留下纪念物给子孙，使他们不忘武功。”而楚庄王却说：“武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要‘止戈’，力求不再使用兵器。国家用武是为了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做到了这7件才可以使子孙不要忘记武功。现在我使两国子弟暴尸野外，是残暴;出动军队威吓诸侯，未能戢兵;暴而不戢，也不能保大;晋国仍然存在，也不算有功;这场战争违背民众意愿，不能说安民;自己无德还和诸侯征战，何以和众;让别国混乱以为自己的荣耀，也不丰财。7项武德我一项都没有，怎么能够让子孙纪念?而且古代圣王是讨伐对上天的不敬者，将罪大恶极的人杀死后的尸体筑为‘京观’，是用这种最重的惩罚来警告各种恶人。今天这场战役中的阵亡者都是为了自己的国君尽忠，怎么能够将他们筑为京观?”于是楚庄王下令将晋军阵亡者妥善埋葬。　　显然，京观就是一个外表封土的大尸堆。战胜的一方将战败一方阵亡者的尸体堆积在大路两侧，覆上一层泥土，形成一个个大金字塔形的土堆，号为“京观”或“武军”，用以夸耀武功。　　根据《左传·宣公十二年》潘党的建议来看，实际上春秋时期作战胜利(也就是获得战场控制权)的一方，习惯于将敌方战死者的尸体堆积为“京观”，来夸耀武功、威慑敌方。这在《左传》里也有迹可寻，最著名的莫过于《僖公三十三年》所载公元前627年秦晋“崤”(今三门峡市东)之战。该战役中秦军遭晋军伏击全军覆没。四年后秦军卷土重来，晋军不敢出战，秦军在晋国境内一番扫荡后，回到崤之役的战场，妥善掩埋了四年前战死的秦军将士尸骸。如果当时晋军已埋葬秦军将士尸体，则秦军没有再挖出掩埋的必要。而如果晋军不打扫战场，任秦军将士尸横野外，四年过去，恐怕早已被野兽拖拉啃食殆尽，难以搜寻。可以推想，当时晋军也是将秦军将士尸体堆积为“京观”，成为当地地标，秦军才容易找到。　　那么为什么将尸体堆积于地面就是一种最严重的、只应针对罪大恶极者的惩罚呢?这又需要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加以解释。中国古代相信死者“入土为安”，先秦时期的“墓”，是将死者埋葬后恢复自然植被、不留下任何标志物的竖井式墓穴。“墓”字因此有草字字首，从“莫”(看不见)音。而将罪人尸体堆积地面，日晒雨淋，逐渐腐烂，尸体被亵渎破坏，就是“不安”，在阴间受折磨。同时，华夏族重视孝行，“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损，孝之始也”(《孝经》)，破坏死者的尸体，就是使其违背最基本的“孝行”，使其在阴间都无法面对祖先，因此是对死者永久性的惩罚。 5、由“阬”而“坑” 　　从《左传》的记载来看，楚庄王另行解释了筑“京观”的意义：“京观”只能用于针对罪大恶极的罪犯。而《左传》的作者显然是赞同楚庄王的说法，因此以楚庄王的这段话来批判将普通阵亡者尸体修筑京观的行为，并且有意略去了春秋时期列国征战中所有“京观”的记载。　　司马迁写《史记》也继承这一传统，认为诸侯战争中的阵亡者都是各为其主，并没有罪过，尸体不应该被修筑为“京观”。秦军在长平大战中战胜赵军，秦军统帅白起无法处理多达数十万的战俘，索性将战俘全部屠杀，并将赵军士兵尸体堆积地面。司马迁特意使用了“阬”字来表示这件事，表示这并非“京观”。　　“阬”字的部首是“阜”，《说文解字》：“阜，大陆也。山无石者，象形。”也就是说“阜”就是大土山。甲骨文“亢”，据说原意为“束缚”;而篆文改形，有土堆下的通道之义。两字合一为“阬”，《说文解字》：“阬，阆也。从阜，亢声。”而对“阆”的解释，又是“门高也，从门，良声”。那么“阬”原来的意思就应该是其间有通道的、成对的土堆成的大门楼意思。“京观”是夹路对峙的有覆土的大尸堆，外形与“阬”相似，因此司马迁特意以这个字来指他认为非法的、不人道的尸体堆积行为。　　“阬”因为读音和“坑”相同，字形也相近，从《汉书》开始，这两个字就开始混用，“坑”字使用越来越广泛，后来逐渐代替了“阬”字。　　后世的史学家都是儒家的信徒，《左传》是儒家的经典，史学家也就按照《左传》这段言论以及司马迁的先例来记载堆积大尸堆的事件。凡是被史学家们认为是合乎楚庄王所言的惩治罪大恶极者标准的、就是合法的、人道的，就称为“京观”;而认为根本是非法滥杀无辜的，就称之为“坑”。实际上更简单的标准就是，史学家认为的“正统”朝廷下令实施的堆积尸体事件的，就是“京观”;“僭伪”政权实施的同样事件，就是“坑”。十六国时代“坑”的记载之所以多，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十六国时期各个地方割据政权，在后来隋唐的史学家眼里，都是“僭伪”政权，所以将“坑”作为他们的丑行大书特书，毫无隐讳而已。　　当然，从技术角度来看，“坑”与“京观”往往也有区别。史籍记载的“坑”，往往只是简单的将受害人的尸体堆积，比如上述的曹操实施的两次“坑”。而“京观”往往要经过“筑”也就是层层夯土的过程，一般的尸体含水量大，很难夯实，至多只能在尸堆上覆层薄土。所以后世一般是以受害人的头颅来堆积夯筑“京观”。　　见于史籍的这种“京观”记载很多。比如418年夏国进攻关中地区，将东晋军队阵亡士兵的首级堆积为京观，号“骷髅台”。隋炀帝征高丽失败，高丽国将隋军阵亡者尸体筑为京观，631年唐太宗派遣使者到高丽交涉，拆毁京观，收拾隋军骸骨，祭而葬之。784年军阀李希烈叛军进攻蕲春，被李皋打败，“斩首万级，封尸为京观”。936年辽国帮助军阀石敬塘消灭后晋政权，将后晋皇室成员以及晋军将士尸体都堆积在汾河岸边，“以为京观”。986年辽军在莫州打败宋军，将宋军尸体筑京观。1410年明朝大将张辅进攻安南，击败安南军队，杀死2000多名战俘“筑京观”。正史中记载的“京观”事件也统计如下： 6、“坑”与“京观”的消亡　　从今天人的眼光看来，这个源于战争的处理尸体的方式实在是野蛮，而且也是环境卫生的重大隐患。儒家很早就持批评态度，《左传》的观点是后世受儒学熏陶的史学家们作为写史的一项原则，也可以想见，同样受儒家思想熏陶的文官朝臣们对于朝廷施政也会有直接的实际影响，因此总的来说，隋唐以后各代“坑”和“京观”的事例在逐步减少。　　作为这个进程的一个主要转折，应该是出现在唐太宗贞观五年(631年)。这一年的农历二月甲辰，唐太宗下达了一个著名的诏书：“诸州有京观处，无问新旧，宜悉刬削，加土为坟，掩蔽枯朽，勿令暴露。”历史上首次下令清除地面上的历代延续下来的京观，掩埋所有的尸骸。发布这个诏书的动因与契机不知道是什么，但可以肯定，儒家一贯所持的批评态度应该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京观的习惯也影响到周边的少数民族王朝。比如契丹族建立的辽国，在和中原政权的战争中经常会使用这个手段。成吉思汗在统一蒙古各部落时期，已经有这样的事例。《元史·太祖本纪》记载，成吉思汗在对乃蛮部落的战争中，最后在“忽兰盏侧山”打败了乃蛮部落，“尽杀其诸将族众，积尸以为京观”。　　但是最后消除了这个惯例的，也是一个少数民族皇朝，即满清。满清在与中原明朝的长期战争，以及后来入主中原的战争中，曾经有过多次“屠城”的记录，但是并没有仿照“坑”或“京观”的惯例。由此清朝的文献中对于“坑”的表达，一般都是小规模的“活埋”，不再有屠杀后将受害者尸体堆积覆土的举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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