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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饮食思想与文化思潮

　中国文人的治学富有通晓人文、社会、政治和历史知识的传统，对于科学技术却少有涉猎。不论是先秦儒学、汉代经学、魏晋玄学、宋明理学都在不同程度上有轻视工艺、技巧和货殖的倾向，但对于饮食却是一个例外。在这操作性很强的知识领域，上至王公贵族，下至骚人墨客，都乐于精研此道，撰写笔记或食单，以美食著述传于后世。许多经典名著如《周礼》、《礼记》、《论语》、《吕氏春秋》、《黄帝内经》等都为饮食留下至为重要的篇章，所以中国不仅以烹饪技艺的精良扬名世界，更以悠久而丰富的饮食著述，为世人称道，形成中国本土风格的饮食学，到明代中国饮食文化发展到一个新阶段。　　本来，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商品经济的繁荣是消费生活的物质基础，消费生活的主体不外乎衣食住行，在衣食住行的各种消费中又以饮食活动最能敏感地反映一个时代的生活水平，各阶层的生活态度和享受生活的欲望，在各类消费中处于领先发展的地位。宋元以来城市经济的发展，促进了饮食业的空前繁荣，历史悠久的苏菜、粤菜、川菜和鲁菜这最具盛名的四大菜系，真正形成规模并具有全国性的影响，是在明清时期。与此相联系的饮食著作日益完备，主要表现在烹饪技艺的精致化和烹饪理论体系的成熟。在中国饮食理论史上公认为最杰出的经典之作清代袁枚的《随园食单》，乃是继承和发展明代饮食文化的扛鼎之作，所以明代的饮食理论是中国烹饪技艺和理论著述走向高峰的重要阶段。一饮食思想　　明王朝处在封建社会后期，封建专制主义制度经过极度的发展走向下坡路，但又是人才辈出，学派峰起，思想活跃的时代，尤其在明中叶以后王学兴起，打破了程朱理学一统思想界的局面。首创者王阳明会通儒佛道三家的心性论提出良知说，认为天理在人心，自我即是天理，极度推崇自我的功能，这对长期受理学禁锢的人心是一种释放。王学标榜的“良知良能，愚夫愚妇与圣人同”的观念，打破了尊卑贤愚不可逾越的界限，促使士大夫的眼光向下移，接近平民百姓，呼唤人性的启蒙。袁宏道的性灵说、李贽的童心说、李时珍的药学、徐光启的农学、宋应星的工艺学、汤显祖的戏曲、冯梦龙的小说、朱载的声律以及明清之际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等都以大师之才，各领风骚。这些在中国思想史上熠熠生辉的一代俊杰，大都以贴近民众，关切民生，崇尚真情为为主旨。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本是以人为主体的饮食思想，更以浓郁的人文色彩表现出新的人生情趣。　　一、商品经济的发展，剌激人们的生活欲望，士大夫以撰写饮食论著为盛事。　　明代商业比前代有较大的发展，货物品种繁多，谷布丝棉、盐糖茶酒等日用消费品在商品中的比重上升，交换的领域从地方市场走向跨区域市场和海外。“燕、赵、秦、晋、齐、梁、江淮之货，日夜商贩而南，蛮海、闽广、豫章、楚、越、新安之货，日夜商贩而北。”(1)山南海北货物辐辏，各色品种琳琅满目。在江南名城苏州市场上“洋货、皮货、细缎、衣饰、金玉、珠宝、参药诸铺、戏园、游船、酒肆、茶店如山如林，不知几千万人。”(2)繁荣的商业把这些城镇装点得万紫千红，丰富的日用品，华贵的奢侈品，活跃的游乐场所，以及由此而发达的各种行业，提高了城镇的生活水平和消费方式，扩大了人们的眼界，刺激各种生活享受的欲望喷薄而出，这在满足口腹之欲的饮食消费中表现尤为突出。富豪之家的穷奢极欲，文人雅士的讲究饮食形成社会风气。　　著名的文人张岱在《陶庵梦忆》中记载了许多美食和趣闻，在叙述他嗜食的土特产时说:“越中清馋，无过余者，喜啖方物。北京则苹婆果、黄、马牙松；山东则羊肚梨、文官果、甜子；福建则福桔、福桔饼、牛皮糖、红腐乳；江西则青根丰城脯；山西则天花菜；苏州则带骨鲍螺、山楂丁、山楂糕、松子糖、白圆、橄榄脯；嘉兴则马交鱼脯、陶庄黄；南京则套樱桃、桃门枣、地栗团、窝笋团、山楂糖；杭州则西瓜、鸡豆子、花下藕、韭菜、元笋、塘栖蜜桔；萧山则杨梅、莼菜、鸠鸟、青鲫、方柿；诸暨则香狸、樱桃、虎栗；嵊则蕨粉、细榧、龙游糖；临海则枕头瓜；台州则瓦楞蚶、江瑶柱；浦江则火肉；东阳则南枣；山阴则破塘笋、谢桔、独山菱、河蟹、三江屯怪、白蛤、江鱼、鲥鱼、里河。远则岁致之，近则月致之，日致之。耽耽逐逐，的为口腹谋。”其中列举的特产多达57种，远至北京、山西的干货，近则江南沿海的时鲜，一个月甚至当天即能送到。如此富饶的产品为制作美味食品提提供了丰富的原料，饮食业发达兴旺。世家大族、豪门权贵的私邸，荟萃各种美食，《金瓶梅词话》中提到西门庆家宴中的菜肴珍馐不下三、四百种，大小酒宴名目甚多。有的食品为前代所罕见，例如燕窝、鱼翅在明代食谱中很少有记载，只有《闽中海错疏》说到燕窝是南海珍品，《本草纲目》提到鲛鱼腹下的翅，滋味肥美，南人珍之。可见这种美食很可能是郑和下西洋，由东南亚引进，从明代时兴的。《乌青镇志》记载市井之家的宴席:“万历年间，牙人以招商为业。初至，牙主人丰其款待，割鹅开宴，招妓演戏，以为常。”社会下层的居民争相到酒楼买醉，“即舆夫仆隶，奔劳终日，夜则归市淆酒，夫妇团醉而后已，明日又别为计。”(3) 这在明代的笔记中屡见不鲜。烹饪技艺到明代有相当的发展，仅从《金瓶梅词话》所见，有炒、炖、熬、煎、、烧、蒸、卤、爆、炙、傩、等各种制作方法，其中和法为前代食谱所不载。储存、加工的食物品种也胜于前朝，如有木樨银鱼、海、熟、鳇、肉、；糟的有红糟鲥鱼、糟鹅肫掌、糟鸭、糟蹄子筋、糟笋；腌制的有腌螃蟹、腌鸡、腌腊鹅脖子、咸鱼、春不老、火腿；干腊的有干巴子肉、劈晒鸡、银鱼干、腊鹅肉、干板肠、糟笋干、腊鸭；酱的有甜酱瓜茄、酱大通姜等等。从社会上层到下层讲究吃喝蔚为风气。作为文化精英的士大夫，在饮食中更以精致细作为盛事，出现了许多美食家，他们不仅精于品尝和烹饪，也善于总结烹调的理论和技艺。宋元以来，中国的烹饪著作就非常丰富，明代的食书更多，如《多能鄙事》、《墨娥小录》、《居家必用事类统编》、《便民图纂》等书的饮馔类，张岱的《陶庵梦忆》、《琅文集》、何良俊的《四友斋丛说》、陈继儒的《晚香堂小品》、冒襄的《影梅庵忆语》等有关篇章。各种专著多姿多彩，论述茶道酒政的就有朱权的《茶谱》、屠隆的《茶说》、陆树声的《茶寮记》、夏树芳的《茶董》、许次行《茶疏》、万邦宁的《茗史》，还有冯时化的《酒史》、袁宏道的《觞政》等等不胜枚举。作为最能反映饮食水平的综合性著作有《易牙遗意》、《宋氏养生部》、《饮食绅言》、《遵生八笺. 饮馔服食笺》、《闲情偶寄.饮馔部》、以及《菽园杂记》、《升庵外集》、《明宫史》的饮食部分，在中国饮食史上承前启后，多有创意。更为重要的是，撰写饮食论著被视为文人的风雅，张汝霖的《饔史》、张岱的《老饔集》、袁宏道的《觞政》、屠隆的《茶说》、李渔的《闲情偶寄》等都成为名士之作，形成美食文学，享誉一时。在笔记小品中的零散之作举不胜举，几乎很少有笔记小说不记述百姓日用的，凡记有百姓日用的笔记小说，又往往以美食和宴饮最为炫人耳目。此种盛况促进了明代饮食思想的发展。　　二、以品尝美食为生活情趣，宣扬“真乐”人生　　饮食是生命存在的第一需要，被称为人的活命之本，但人类与动物不同的是，饮食不仅为填饱肚子，也是生活享受的基本内容，此种欲望随着经济的发展，水涨船高，日益增强，到明代进入一个新高度。这不单是明代商品经济的繁荣，改善了饮食的条件，以及豪门权贵奢侈淫欲的影响，还表现在启蒙思想中崇尚个性的导引，鼓动人们放纵欲望，追求人生的快乐和享受，并形成一股不可扼制的社会思潮。　　这股思潮最有代表性的，是撰写《觞政》的袁宏道所倡导的“真乐”，这就是所谓“目极世间之色，耳极世间之声，身极世间之鲜，口极世间之谭。”(4) 这种把追求美味和声色看作人生真正快乐的乐生说，道出了市民的呼声。与此相应的是李贽的“市道之交”说，“童心”说脱颖而出，认为圣人也有势利之心，争荣求富，趋利避害是人的本性，所以说“寒能折服，而不能折朝市之人；热能伏金，而不能伏竞奔之子。何也? 富贵利达所以厚吾天生之五官，其势然也。(5) 冯梦龙的唯情论，鼓吹情能动天地，泣鬼神，生万物。他说:“人知圣贤不溺情，不知惟真圣贤不远于情。”(6) 列举周文王喜好《关睢》情诗；吕尚掩面斩妲巳，不忍心毁了美色；孔夫子也有妾等等，阐明圣人君子也不能不为情色而动心。古人所谓食、色性也，在这里得到最充分的发挥。这样勇敢地冲破理学的樊篱，猛烈抨击传统的说教，宣扬快乐人生，风动一时。类似这样的叛逆精神还曲折地表现在某些文人学士放荡不拘的生活心态。许多高才秀质之士，或以狂狷，或以放荡自诩，都以嗜好美味为乐事。他们的才华和声誉，以及用美食寄寓生活情趣的思想，具有广泛的影响。饮食活动不仅是简单的进食，进食的全过程都讲究闲情逸致，《明宫史》记载宫廷内的螃蟹宴说:“凡宫眷内臣吃蟹，活洗净，用蒲包蒸熟，五六成群，攒坐共食，嬉嬉笑笑。自揭脐盖，细细用指甲挑剔，蘸醋蒜以佐酒。或剔胸骨，八路完整如蝴蝶式者，以示巧焉。”《天启宫词一百首》记述说:“玉笋苏汤轻盥罢，笑看蝴蝶满盘飞。”那些寂寞的嫔妃宫女以剔蟹骨像蝴蝶形作消遣，这就超出饮食的本身，成为一种文化性的活动。《琅诗集》有《咏方物》36首，对各种鱼肉瓜果蔬菜食物的造型、色彩的描写，洋溢着浓郁的艺术情趣。如咏鲥鱼:“鳞白皆成液，骨糜总是脂。”咏皮蛋:“雨花石锯出，玳瑁血斑存。”咏火腿:“珊瑚同肉软，琥珀并脂明。”咏荔枝:“霞绣鸡冠绽，霜腴鹄卵甘。”咏葡萄:“磊磊千苞露，晶晶万颗冰。”咏西瓜:“皮存彝鼎绿，瓤具牡丹红。”咏蚕豆:“蛋青轻翡翠，葱白淡磊窑。”玲珑剔透，琳琅满目，一幅幅像是美妙绝伦的静物小品，更胜似小品，令人兴趣盎然，馋涎欲滴。有些烹饪高手对食品的制作也融入艺术趣味，一代名妓董小宛精心收集各地菜谱，鸡鸭鱼肉一经她的烹饪，“火肉久者无油，有松柏之味；风鱼久者如火肉，有麂鹿之味。醉蛤如桃花，醉鲟骨如白玉，油鲳如鲟鱼，虾松如龙须，烘兔酥雉如饼饵，可以笼食。”腌的菜“能使黄者如蜡，碧者如苔。蒲、藕、笋蕨，鲜花、野菜，枸、蒿、蓉、菊之类，无不采入食品，芳旨盈席。”各色点心小吃，更是令人叫绝，夏季的西瓜膏“取五月桃花汁、西瓜汁一瓤一丝，洒尽，以文火煎至七八分，始搅糖细炼。桃膏如大红琥珀，瓜膏可比金丝内糖。”冒辟疆在《影梅庵忆语》中对这样充满诗情画意的食品制作有生动地描述。从启蒙思潮中萌发的追求快乐人生的情趣，融入饮食活动，提高了烹饪的技艺，也提高了饮食的文化品味，明代是突出的例证。　　三、从养生到“尊生”，淡味和鲜味的再发现　　在讲究美食、美味的同时，中国传统的养生之道，在明代饮食思想中新发展表现为，把饮食保健的意义提高到以“尊生”为目的，在各类饮食著作中受到普遍的重视和发挥。何良俊认为美食必以安身、存身为本说:“修生之士，不可以不美其饮食。所谓美者，非水陆毕备异品珍馐之谓也，要在生冷勿食，坚硬勿食，勿强食，勿强饮。”又说:“安身之本，必资于食，不知食宜，不足以存生。”(7) 穆云谷在《食物纂要》中强调饮食要“知节”，“知节则自然可以身心俱泰。”(8) 在理论上阐述比较完备的当以高濂的《遵生八笺.饮馔服食笺》为首选，他认为饮食能养人也能害人，养人者是因为饮食能使人五脏调和，血气旺盛，筋力强壮，但如嗜食不当，有失调理，也会戕害身体。因此他主张“日用养生务尚淡薄，勿令生我者害我，俾五味得为五内贼，是得养生道矣。”(9) 口味清淡本是道家养生学说的主张，在明代成为饮食的时尚。洪应明在《菜根谭》中说:“肥辛甘非真味，真味只是淡。神奇卓异非至人，至人只是常。”万历的进士祝世禄在《祝子小言》中说: “世味酽，至味无味。味无味者，能淡一切味。淡足养德，淡足养身，淡足养交，淡足养民。” 　　淡味或清淡是与厚味或浓酽相比较而言，这本是人的口感，在这里淡味不仅养生还上升到养德、养交，作为修身、处世的内容，不仅如此，这还是味的本体，是真味。一般来说蔬菜素净，肉食浓酽，主张清淡的都以素食为主，所以高濂将汤水和蔬菜放在前列，而将脯脍肉食简略言之，李渔则以蔬食第一为命题，认为饮食之道，脍不如肉，肉不如蔬。中国人这样重视清淡和素食，不仅是食物原料和饮食结构是以粮食和蔬菜为主要内容，也是一种养生修身的信念，佛家戒杀生、道家倡素净、儒家重修身，从不同角度推崇蔬食，口味清淡，成为饮食时尚。　　在前朝列代并不乏有口味清淡的主张，但是发展到明代由于人性启蒙思想的涌动，养生学发展到“尊生”学，把生命看成至尊无上，这对视天理为至高无上的理学是一种反叛。食、色是人之天性，享受生命的欢乐，就要享受美味和美色，因此歌颂情爱、品尝美味成为社会思潮，这才有“目极世间之色，耳极世间之声，身极世间之鲜，口极世间之谭。”的呼声。　　蔬食不仅是养生，也是美味，美食家们从蔬食中发现其鲜无比的口味，李渔一言道出清淡的奥妙说:“论蔬食之美者，曰清、曰洁、曰芳馥，曰松脆而已矣。不知其至美所在，能居肉食之上者，只在一字之鲜。”(10) 士大夫们更以吃遍天下鲜为人生一大乐事。在明代以前对美食往往用“甘鲜”两字来评论，明代人则将“鲜”与泛称适口的“甘”分离开来，认为“鲜即甘之所出也，”(11) 鲜独立于甘更高于甘，成为美味的最佳评价。据现代学者研究，李渔在万余字的《饮馔部》中，使用鲜字多达36处，其中称物料质地之时鲜9 处，其他2处，特指鲜味的有25处，后来袁枚的《随园食单》记有的鲜字有40多处，显然这是受到李渔的影响(12)。所以对淡味和鲜味的再认识与推崇是明代美食思想的一大贡献。　　四、以保精养神，强体却病为宗旨的饮食规范和食疗的发展　　中国人在讲究饮食的同时，也讲究饮食的规范，这种规范到明代有系统的总结。高濂的《序古诸论》就是一篇杰作。他精研唐代名医孙思邈、名士段成式、道家仙人太乙真人、经济学家刘晏、南朝的何胤、宋代的诗人黄庭坚、苏东坡、隐士胡元任、礼部尚书倪正父等人的饮食著作。从朝廷命官、著名文人，到出世的道人、隐士有关饮食规范的名言警句都加以荟萃、评论和介绍。认为“饮食之宜当候已饥而进食，食不厌熟嚼；无候焦渴而引饮，饮不厌细呷。无待饥甚而食，食勿过饱；勿觉渴甚而饮，饮勿太频。食不厌精细，饮不厌温热。”又说:“食饮以时，饥饱得中，冲气鬲和，精血以生，荣卫以行，脏腑调平，神志安宁，正气冲实于内，元真会通于外，内外邪莫之能干，一切疾患无从作也。”(13)他强调不要等渴了再饮，饥了再食，吃饭不要过饱，饮水不要太频，饮食定时定量是防御疾病的基本要求，又专撰《饮食当知所损论》作出详细规范，这些都符合现代营养学的要求。　　饮食本是养生之本，如果贪食无厌也能成为害人之物，饭食过量，只会长胖不长寿，节制饮食可以减少生病。在这方面不论是佛家的茹素或孔子食无求饱的名言，都是劝诫世人避免贪食的隐患。在这方面龙遵叙的《饮食绅言》是一部饮食规范的专著，他以戒奢侈、戒多食、慎杀生、戒贪酒为篇章，历数多食和节食的利弊说: “一者大便数；二者小便数；三者饶睡眠；四者身重不堪修业；五者多患食不消化自滞苦际。日中后不食有五福: 一者减欲心；二者少卧；三者得一心；四者无有下风；五者身安稳，亦不作病。”这些经验说明生活在明代的人们，已有相当的科学知识，关于进食的规范完全符合现代卫生的要求。　　以养生、强体为宗旨的饮食观念还突出的表现在食疗意识在明代的进一步增强，明孝宗时名医万全(字密斋)著有《养生四要》和《保命歌括》，都是养生益寿之作。高濂的《遵生八笺》阐明贵生养命的八种途径，在饮馔部中特设“法制药品类”、“服食方类”，发掘各种健身的丹方。从食物中发掘滋补、食疗的作用，在明代是相当普遍的风气。有补气、补肾、生津、理肺功效的甲鱼、能活血、补血的乌鸡、健脾暖胃的红枣等等都能精工细作成款款佳肴，这在明代的小说笔记中有很许多记载。古老的“医食同源”的传统在明代的进一步发扬，丰富了食疗的品种，在中国的饮食文化中形成别具一格的养生菜，至今还受到人们的青睐。二时代特征　　明王朝处于封建社会后期，从秦汉创立以来的封建专制主义体制，沿袭两千年，到明代政治上的集权达到前所未有的强度，就在这高度强化的专制义王朝的后期迅速走向衰败，这种衰败不只是一姓王朝的凋零，也是封建社会面临早期近代化转折中的积蓄和先兆，发生在中国传统文化内部的思想震荡，比以往任何王朝末世中的文化现象更为深刻。旧的在急剧地衰败，新的已在母体中胎动，这新与旧的消长与更新，促使生活方式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在饮食活动和饮食伦理中有充分的反映。　　一、饮食风气由俭而奢，豪吃豪饮，越礼逾制，成为不可扼制的社会潮流　　明王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起自贫寒，对于历代君主纵欲祸国的教训极其重视，称帝以后，“宫室器用，一从朴素，饮食衣服，皆有常供，唯恐过奢，伤财害民。”(14)经常告诫臣下记取张士诚因为“口甘天下至味，犹未厌足”而败亡的事例。认为“奢侈是丧家之源”(15)，“节俭二字非徙治天下者当守，治家者亦官守之。”(16)在灾荒之年与后妃同吃草蔬粝饭，严惩贪污浪费。太常寺厨役限制在400 名以内，只及明后期的十分之一。明成祖也相当节俭，他曾经怒斥宦官用米喂鸡说:“此辈坐享膏粱，不知生民艰难，而暴殄天物不恤，论其一日养牲之费，当饥民一家之食，朕已禁之矣，尔等职之，自今敢有复尔，必罚不宥。”(17) 皇帝的表率和严格驭下的作风对吏治的清明起了很大的作用。　　应该说，王朝初年承大乱之后，物质条件的限制是社会生活俭朴的经济背景，但社会生活的俭约，还得力于有效地推行礼制，使官民受到严格的约束。洪武年间颁布的《大明律》又强化了礼制的各种规定，越礼逾制者要坐以重罪，甚至处以极刑。明初的社会秩序受到这样的严格约束，世态民风也就相应地循礼蹈规、淳朴俭约。但是这样的民风不会持之久长。在国初励精图治时期，尚能维持，一旦社会生产复苏，商品经济发展，社会财富增加，刺激人们的享受欲望不断膨胀，就要突破礼制的限定，由俭而奢，改变生活方式。豪门权贵穷奢极欲的行径，士大夫们放纵声色的影响，市井平民追逐享受的欲望，在社会上掀起奢侈风，由此而迸发的越礼违章的行为，在衣食住行的各个领域源源不断地涌现，一浪高于一浪，到万历时期已不可抑制。御史大夫王大参每次出动游猎，前呼后拥，服饰诡丽，照耀数里；太守金赤城，每过入室，百步之外，香气扑鼻，水纨雾彀，奢华无度。大学士张居正衣必鲜美耀目，膏泽脂香，早暮递进。奸相严嵩的家产被籍没，抄出的餐具中仅筷子一项，计有金筷2 双、镶金牙筷1110双、镶银牙筷1009双、象牙筷2691双、玳瑁筷10双、乌木筷6891双、斑竹筷5931双、漆筷9510双，可见钟鸣鼎食的盛况。在明代嗜好华丽，讲究排场，成为时尚，连中小城镇也不例外。山西太原的居民“靡然向奢”，山东滕县“其人竞相尚以靡侈”，这些俭扑的北方城镇尚且如此，富庶的江南更是崇尚奢华，这类记载在晚明典籍中俯拾皆是(18)。　　饮食是人生的第一欲望，追求享受在吃喝方面有更有突出的表现。《金瓶梅词话》记有详细的食单，第22回描写西门庆的日常起居，早餐是:“两个小厮放桌儿，拿粥来吃，就是四个咸食；十样小菜儿，四碗顿烂: 一碗蹄子，一碟鸽子雏儿，一碗春不老乳饼，一碗馄饨鸡儿。银厢儿里粳米投着各样榛松栗子果仁梅桂白糖粥儿。西门庆陪伯爵、陈经济吃了，就拿小银钟筛金华酒，每人吃了三杯。”在第34回记的午餐是:“先放了四碟菜果，然后又放了四碟案鲜: 红邓邓的泰州鸭蛋，曲弯弯王瓜拌辽东金虾，香喷喷油炸的烧骨，秃肥肥干蒸的劈晒鸡。第二道又是四碗嗄饭: 一瓯儿滤蒸的烧鸭，一瓯儿水晶膀蹄，一瓯儿白炸猪肉，一瓯儿炮炒的腰子。落后才是里外青花白地磁盘，盛着一盘红馥馥柳蒸的糟鲥鱼，馨香美味，入口即化，骨剌皆消。”菜肴的烹饪极其精良，61回写到一种“螃蟹鲜”是用“四十个大螃蟹，都是剔净了的，里边酿着肉，外用椒料、姜蒜米儿，团粉裹就，香油、酱油醋造过，香喷喷酥脆好食。”94回写“鸡尖汤”，是将雏鸡脯翅的尖儿“用快刀碎切成丝，加上椒料、葱花、芫荽、酸笋、油酱之类，揭成清汤。”家常用餐这样耗费，什么接风酒、会亲酒、贺寿酒、庆官酒、公宴酒、看灯酒等大小宴席，可想而知。当时有人记载说:“今之富家巨室，穷山之珍，竭水之错，南方之蛎房，北方之熊掌，东海之鳆炙，西域之马奶，真昔人所谓富有四海者，一筵之费，竭中家之产，不能办也。”(19) 富家大户是如此，即是中产之家和平民也由俭而奢，在饮食上有非常大的变化。嘉靖时江苏翰林马一龙在家乡溧阳宴请24位80岁以上的老叟。席间请他们回忆50年前后社会风尚的变化，耆老吕诜说，他的祖父致仕告老还乡后，“宾客往来，粗蔬四五品，加一肉，大烹矣。木席团坐，酌共一陶，呼曰陶同知。”到嘉靖后期，士大夫之家“宾飨嵛百物，金玉美器，舞姬骏儿，喧杂弦管矣。”(20) 　　叶梦珠在《阅世编》中记述明末中产人家的宴会说:“肆筵设席，吴下向来丰盛。缙绅之家，或宴官长，一席之间水陆珍馐多至数十品。即庶士中人之家，新亲严席，有多至二三十品者。若十余品则是寻常之会矣。然品必用木漆果山如浮屠样，蔬用小瓷碟添案，小品用攒盒，俱以木漆架架高，取其适观而已。即食前方丈，盘中之餐，为物有限。崇祯初，始废果山碟架，用高装水果，严席则列五色，以饭盂盛之。相知之会则一大瓯而兼间数色，蔬用大铙碗，制渐大矣。” 　　衣食住行是人类生存发展的根本要素，食是最重要的一环。吃吃喝喝的由俭而奢，穷奢极欲，必然要冲击礼制对物质生活的等级限制，有钱可以任意挥霍，购买一切，也就可以享用王侯的厅堂，贵戚的勋服，过着“富比王候”的生活，这被认为是僭越的现象，在明代发展迅猛。当时的记载说:“拥资则富屋宅，买爵则盛舆服，钲鼓鸣笳为常乐，盖有僭越之风。”(21) 万历二十六年的进士顾起元在《客座赘语》中记述他目睹南京风俗民情的变化说:“今则服舍违式，婚宴无节，白屋之家，侈僭无忌。”在他读到《潜夫论》叙述汉朝京师贵戚越礼违制的情形，不禁掩卷长叹:“近日留都风尚往往如此，奢僭之俗在闾左，富户甚于缙绅。”这股越礼逾制的浪潮，是对钦定礼制的反叛，在物质生活上冲击等级名分的结果，必然伴随在观念形态上背离传统的礼教。僭越本是违章的行为但在实际上已被人们承认是理所当然的事，因此“不以越分为愧”(22)，“而且以过前为丽，得之者不以为僭，而以为荣，不得者不以为安，而以为耻。”(23)是非荣辱观念的颠倒，反映了礼教衰微，世道人心的变化。僭越现象的普遍化、平民化，助长了异端思潮渗入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毫无疑问，饮食的奢侈风对越礼逾制的现象起了催化的作用。　　二、以吃联谊，增强士大夫的凝聚力，促进了文人结社的发展　　明代的文人时兴结社，有案可查的文人集团几近200 个，以诗文唱酬应和的，读书研理的，讥评时政的，吹谈说唱的，还有专事品尝美味的等等。这些宗旨不一，形态各异的社团，都有成文或不成文的会规社约，在士大夫中有一定的凝聚性。文人学士也以此相互的联络或标榜形成集团性力量，如以地域扬名的吴中四才子、台州三学、嘉定四先生；以朝代著称的嘉靖八才子；以官职称道的中朝四学士、东海三司马；以家族标榜的公安三袁，以同一师门类聚的杨门七子等等。在这些档次不一的社团中虽然以宴饮为目的的并不多，但所有的社团包括书院、学校都要以会餐作为重要的活动和礼仪。《明史. 张简传》记述:“当元季，浙中士大夫以文墨相尚，每岁必联诗社，聘一二文章钜公主之，四方名士毕至，宴赏穷日夜，诗胜者辄有厚赠。临川饶介为元淮南行省参政，豪于诗，自号醉樵，尝大集诸名士赋《醉樵歌》。”这种风尚到明代愈演愈烈。在《明史. 文苑传》中记述杨维祯与文士的聚会说:“海内荐绅大夫与东南才俊之士，造门纳履无虚日。酒酣以往，笔墨横飞。　　或戴华阳巾，披羽衣，坐船屋上吹铁笛，作<梅花弄>；或呼侍儿歌<白雪>之词，自倚凤琶和之，宾客皆蹁迁起舞，以为神仙中人。”又如明初吴中的北郭社以高启为中心，在他《送唐处敬序》中说:“余以无事，朝夕诸君间，或辩理诘义以资其学，或赓歌酬诗以通其志。或鼓琴瑟以宣湮滞之怀，或陈几筵以合宴乐之好，虽遭丧乱之方殷，处隐约之既久，而优游怡愉，莫不自得也。”(24) 陈去病在《五石脂》中记述复社的虎丘大会时说:“闻复社大集时，四方士子之拿舟相赴者，动以千计，山塘上下，途为之塞。迨经散会，社中眉目，往往招邀俊侣，经过赵李，或泛扁舟，张乐欢饮。则野芳滨外，斟酌桥边，酒樽花气，月色波光，相为掩映，倚栏聘望，俨然骊龙出水晶宫中，吞吐照乘之珠。而飞琼王乔，吹瑶笙，击云，凭凌云以下集也。”顾玉停在《无益之谈》中历数酒中豪杰的名单:“长洲顾嗣立侠君，号酒王；武进庄楷书田，号酒相；泰州缪沅湘芷，号酒将；扬州方觐觐文无须，号酒后；太仓曹仪亮俦，年最少，号酒孩儿。此外，吴县吴士玉荆山，侯郑任钥鱼门，惠安林之浚象湖，金坛王澍箬林，常熟蒋涟檀人、蒋洄恺思，汉阳孙兰远亭，皆不严于将相。每会则耗酒数瓮，然既醉则欢哗沸腾，杯盘狼藉。”南园诗社的孙仲衍写有《南园歌》云:“昔在越江曲，南园抗风轩，群英结诗社，尽是词林仙，……沧州之盟谁最雄，王郎独有谪仙风。狂歌放浪玉壶缺，剧饮淋漓宫锦红。” 　　像这样狂歌放浪，剧饮淋漓的聚会在明代成为文人的时尚，这与主静、节欲的理学大相径庭。明代文人集团的发达与文人这种放纵的生活方式有直接的关系。士大夫大都风流自赏，标榜名士清客的作风，借以文会友之便，啸聚同类，舞文弄墨，品诗论画，此唱彼和，自得其乐。此种生活偏于激情和文艺，结社也以文事居多。不论是诗文性、学术性还是政治性的社团，往往寄情于诗酒，或以宴饮为游乐，一醉方休。如无锡莲花酒社的主持人黄瑜“字公白，号葵轩，天顺六年乡举，端方雅正有器识，博通经史，三上春官不第，遂优游林泉，与知交结莲花酒社。或劝之仕，曰: 吾岂为五斗米折腰者? ”(25) 南京的复社“崇祯乙卯( 公元1639 )，金陵解试，先生次尾举国门产业之社，大略揭中人也。昆山张尔公、归德侯朝宗、宛上梅朗三、芜湖沈昆铜、如皋冒辟疆及余数人，无日不连舆接席，酒酣耳热，多咀嚼大成，以为笑乐。”(26) 宴饮不仅是品尝，还是人生感遇的寄托，人际交往的增稠剂。因此在文人的眼中，讲究吃喝不再是俗事，也是风雅之举。这种生活态度促使许多文人钟情于以酒会友，以食联谊，吃会、酒社遍布大江南北。张岱的祖父张汝霖在杭州组织“饮食社”罗致各种美味佳肴进行品尝和研究，写成《饕史》，张岱编篡各种食谱，总结历代烹饪经验，修订《饕史》而成《老饕集》。他主持的“蟹会”专论蟹的美味“真如天厨仙供”(27)。　　由此可见，明代文人以食联谊的活动和对美食的倾心，增强了社团的凝聚力量，也促进了饮食著述的昌盛和饮食思想的发展。　　三、饮食伦理中的人文关怀扩大反对“虐生” 　　在明代追逐享受和讲究吃喝的风气中，也有一股为了满足口腹之欲而不择手段虐待动物的现象，明代笔记中记载:“昔有一人，善制鹅掌。每豢养肥鹅将杀，先熬沸油一盂，投以鹅足，鹅痛欲绝，则纵之池中，任其跳跃。已而复擒复纵，炮瀹如初。若是者数回，则其为掌也，丰美甘甜，厚可经寸，是食中异品也。”(28) 猴脑的吃法更残忍，在食客围坐的大圆桌中间留个洞套住猴头，用铁榔头活生生地敲开猴子的脑壳，生啖脑浆，猴子在人们大快朵颐中慢慢死去；炙甲鱼如同炮烙刑，把甲鱼头套在炙烤器的上端，让甲鱼身在锅里烟薰火燎，甲鱼受不住灼热的熬煎，张嘴喘息，厨师趁机灌进油盐酱醋，让作料浸透全身。一些仁爱之士痛斥这种“虐生”现象说:“惨者斯言，予不愿听之矣! 物不幸而为人所畜，食人之食，死人之事。偿之以死亦足矣，奈何未死之先，又加若是之惨刑乎? 二掌虽美，入口即消，其受痛楚之时，则百倍于此者。以生物多时之痛楚，易我片刻之甘甜，忍人不为，况稍具婆心者乎?”(29) 反对虐生的人并非都是素食主义者，荤食者是以动物的制成品为食物，也是杀生者，怎样看待杀生者反对虐生这一看似矛盾的现象? 难得可贵的是晚明一代的文人学士用生态意识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新的解释，在这方面李渔不愧以美食大师之才提出自己的见解，他在《闲情偶寄》中以食鱼为例说:“鱼之为种也似粟，千斯仓而万斯箱，皆于一腹焉寄之。苟无沙汰之人，则此千斯仓万斯箱者生生不已，又变为恒河沙数。至恒河沙数之一变再变，以至千百变，竟无一物可以喻之，不几充塞江河而为陆地，舟楫之往来能无恙乎? 故渔人之取鱼虾，与樵人之伐草木，皆取所当取，伐所不得不伐者也。我辈食鱼虾之罪，较食他物为轻。兹为约法数章，虽难比乎祥刑，亦稍差于酷吏。”按现代生物学理论来看，在生物繁殖之中有所谓“群体选择”一说，局部的牺牲往往获得种群的繁衍。捕食鱼虾满足了人类的口腹之欲，却也有助于种群的平衡，正如剪枝伐木，是为了伐其不得不伐者，使草木长得更健壮。家养的鸡鸭鹅猪牛羊成为人们食用不尽的食物之源，正因为人们把它们驯养成家畜，远比野生的具有更多的种群和庞大得难以估计数量。人类和动物都置身在大自然的生物链中，环环相扣，环环相生。动物有生命，也有刺心之痛，怎样在这生物链中代谢，而又不受到虐待，李渔并没有现代科学知识，但传统的仁爱之心使他从反对“虐生”进而朦胧的意识到生态平衡的问题。　　反对“虐生”的直接效果是促进了明代人的素食风气，素菜在明代形成独立的体系，某些仿荤菜的素菜所谓“托荤”做得非常精致。《金瓶梅》中记述玉皇庙托荤“烧骨朵”几乎以假乱真，使得吃斋的杨姑娘不敢动筷，引得众人发笑，可见素菜荤做的高超技巧。素菜在中华饮食文化中独树一帜，主要是得力于佛教戒杀生之教和道教的食素主张，尤其是佛教徒的茹素和寺庙擅长烹制全素菜肴，使得素菜大放异采。明代人倡导口味的清淡与对饮食的人文关怀也起了重要的作用。　　反对“虐生”的提出，表明饮食伦理中的人文关怀已经从人与人的关系扩大到人和动物的关系，在人和自然的和谐发展中满足口腹之欲，这是明代饮食文化中最有价值的思想之一，也是明清之际早期启蒙思潮在社会生活领域的反映。

是个性的张扬还是人性的扭曲：晚明纵欲主义思潮反思

与西方的文艺复兴相比，不论是在规模、广度还是深度上，晚明社会思潮都无法与之相比拟。不过两者具有一个鲜明的共同点，即都热烈关注尘世中的个人，都鼓吹人性自由，崇尚个性解放，都积极追求现世生活的享乐。但除此之外，文艺复兴还高举理性与科学的旗帜，强调知识的重要，强调人的价值和能动性，赞美人的力量和伟大，认为人可以创造一切，正如弗洛姆所说，中世纪后期"强调人的意志和主观能动性的趋势日益发展" ，同时还试图构建新的社会规范。而这些正是晚明社会思潮所没有也不可能认识到的。　　晚明社会思潮是以赤裸裸的纵欲主义作为思想武器来对抗传统封建伦理道德价值规范的。把追求自身享乐及其满足看作人生目的，忽略了人生责任和对自身价值的追求，实际上倡导了一种享乐主义、纵欲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的颓废生活方式。这与人的社会属性是相违背的。人是社会的产物，社会性的活动是人的价值实现、个性发展和表现的最根本的活动。随着人在社会中的成长，人的生物本能不断被改造，从而必然带有特定历史阶段社会文化的烙印。弗洛姆认为"人的本性、情欲和忧虑都是一种文化的产物" 。伯纳德也认为"在高等动物，尤其在人方面，本能即使不是一个正在消失的，也是一个正在退化的东西" 。因此如果说，禁欲主义是对人性的异化，那么以纵欲为思想武器的晚明社会思潮则是对人性的另一种扭曲，而不是张扬。同时也说明，晚明社会思潮对人、对自我的审视，还仅仅局限于自我意识的觉醒，而没有上升到主体意识层面上。赤裸裸的个人主义，享乐主义，对感性欲望的极端输扬，一旦作为一种文化精神、一种大众思想加以表述和倡导，并作为斗争的唯一思想斗争武器，其消极性不言而喻。因此晚明社会思潮具有极大的破坏性的负面影响，缺乏真正的建设性，因而也缺乏长久存在的合理性和基础。　　任何一种思潮，都是和当时的社会现实紧密相联的，是倡导者对社会现实的主观思考和把握。社会现实是社会思潮萌生的土壤。晚明社会思潮的代表者所面临的是一个人欲横流的社会，与以往的社会环境决然不同。　　从明代中叶以来，社会经济得到了极大发展。尤其是东南沿海地区及其长江三角洲地区已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商品经济的发展，带来社会物质生活的丰富，社会上奢侈享乐、越礼逾制之风愈演愈烈。在新的社会环境下，一方面金钱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急剧膨胀，出现了"金令司天，钱神卓地" 的局面；另一方面，受封建伦理道德影响最深的封建官僚阶层自身呈现出严重的人格分；裂。虽然开口闭口仍是大讲封建伦理道德，而实际行动上却与封建伦理道德的"重义轻利"、"立德、立功、立言"的人生价值追求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社会责任感相违背。很多官员为了攫取财富，利用自身特权参与了商业活动，甚至出现了"官与贾无别矣，贾与官亦复无别，无官不贾，且又无贾不官。 "的局面。商品经济的冲击，统治阶层自身对道德的践踏与背叛，使传统道德观念面临着深刻的危机。　　传统的伦理道德规范集中体现在禁欲主义的程朱理学中，它作为明代的官方统治思想被严格确定下来。而这种以束缚人性、压制人欲为特征的道德价值体系存在的基础，一是相对贫乏的物质生活，二是专制政权对意识形态领域的严厉控制。而晚明社会思潮恰恰面临着这样一个难得的发展空间：经济发展、物质生活丰富，当时的明政府，由于皇帝的长期怠政，统治阶级内部激烈的党争，朝臣间的彼此倾轧，国家机器陷入半瘫痪状态，失去了运转的有效性。再加上阉党专权，不断爆发的农民起义，东北女真族的侵扰，内忧外患，使其无暇过多顾及思想领域的问题，这为思想的活跃提供了历史的际遇。　　明中叶王守仁"良知学"的创立，就是针对当时政府无力挽救传统道德所面临的危机，企图重建封建道德的权威而作的努力。他提出"心即理"、"心外无物"、"求理于吾心"等命题，妄图把传统的道德规范从外在权威转而内化成人的自然情感，其最终目的不外乎是"灭人欲，存天理"。但它把心提高到本体地位，从而在客观上突出了人的主体能动性，使整个社会思潮转向了"内醒"，转向了对尘世中人的内心的关注。其后王学不断发展，待到泰州学派一脉。已"非复名教所能羁络" ，提出"百姓日用即道"的命题，这些思想为晚明社会思潮的发展作了很好的铺垫。　　晚明社会思潮的代表者们就是在这样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带着自身对现实的思考与选择走到了时代前列。他们基本上都是一些知名度较高的文人，同时又是地位不高的低级官吏，属于统治阶层。传统的道德规范已深入他们的骨髓，因此他们又不自觉地时时以封建伦理道德作参照系，表现出一种难以摆脱的矛盾。恰如马克思所说：在不同的所有制形式上，在生存的社会条件上，耸立着由各种不同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世界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整个阶级在它的物质条件和应有的社会关系的基础上创造和构成这一切。通过传统和教育承受了这些情感和观点的个人，会以为这些情感和观点就是他的行为的真实动机和出发点。晚明社会思潮的代表者们正是如此，他们对传统的道德价值规范从根本上持肯定态度，所不同的是，他们深受王阳明心学尤其是泰州学派思想的影响，自我意识已呼之欲出。而他们又恰恰处于晚明这样一个特殊的人欲横流的畸形社会发展环境中，知识分子思想的敏感使他们感受到了时代的脉搏，传统道德规范在新的历史时期所面临的困境及其与道德实践的巨大反差又不能不让他们思考，他们需要一个能说服他们自己的合理解释，以弥补传统道德的缺陷。　　李贽首揭晚明社会思潮大旗，他远远地走在前边，最激烈也最尖刻，其激烈的程度使他陷于一种貌似与传统道德势不两立的境地。而他的目的只不过是想改造压制人性、抑制人欲的传统道德规范，要为人性、人欲在伦理道德领域争取合法的一席之地。李贽认为当时现实生活中的普遍趋向"如好色、好货，如勤学，如多积金宝，如多买田宅为子孙谋，博求风水为儿孙福荫，凡世间一切治生产业等事，皆其所共好而共习，共知而共言者，是真''迩言''也" ，并认为人们孜孜以求的这一切根本无须别人教导，自然而然就会去做，而考察历史的结果又使他得出"虽大圣人不能无势利之心" 的结论。对此他只能有一个解释：势利之心、趋利避害之心人人都有，这是人的自然本性，人心必然有私，"若无私，则无心矣" 。因此他把人的自私欲望、趋利避害、追求享乐等看作整个道德的基础。他认为既然是人的本性，那就是合理的，不应该予以人为的限制。他对泰州学派"百姓日用即道"的命题作了进一步发挥，认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除却穿衣吃饭无伦物矣。世间种种，皆衣与饭类耳" 。从而确认吃饭穿衣种种最基本的生活需求包容了世间一切伦理道德，道就是饥来吃饭困来睡眠般自自然然，不能勉强，更不能强制。从这个意义上讲，他认为封建社会的礼是非礼，而真正的礼应该是人人认同，顺其自然的，"无蹊径可寻，无涂辙可由，无藩卫可守，无界量可限，无扃钥可启" ，一句话就是万全没有束缚，完全的自由。如果人人都无拘束地去追求他想要的东西，人人心满意足，社会自然就会太平安定。李贽看到了封建伦理道德对人性的压抑，并以广大民众的价值趋向作为道德的基础，这有其进步意义。但是他把趋利避害、追求享乐等视为人的本性和整个道德的基础，并将其凌驾于一切社会规范之上，这显然是对人性的扭曲。　　无论如何，李贽可以算是一个大胆地肯定与鼓吹人欲的无畏的勇士，他无情地撕下了"伪道学"的面具，使其恼羞成怒且异常恐慌，而他自己也最终被迫自杀，这也宣告了与封建伦理道德直接冲突的后果。李贽的死给晚明社会思潮的倡导者们以当头一棒，袁宏道、汤显祖、冯梦龙、凌蒙初等虽都十分推崇李贽的思想，但他们缺乏李贽的大胆和尖刻，因此他们思想的表达方式与李贽有明显的不同。如果说李贽是以尖刻的"异端"思想直接与传统伦理道德冲锋对阵，那么在他之后则是趋于迂回反抗，以自我放纵的行为本身或借助于文学形式来反映，大大削减了战斗的锋芒，而纵欲享乐的思想被付诸生活实践，其消极性就更大了。　　袁宏道等一批文人直接倡导了享乐主义的思想，他们认为既然趋利避害、追求享乐是人之本性，那么追求、享乐生活便是非常正当的事情。他们推崇"积财以防老，积快活防死"的处世哲学。袁宏道在诗文中多次表现出追求享乐的思想，他鼓吹人生有五大乐，曰"目极世间之色，耳极世间之声，身极世间之鲜，口极世间之谈，一快活也；堂前列鼎，堂后度曲，宾客满席、男女叫舄，烛气熏天，珠翠委地，金钱不足，继以田土，二快活也；中藏万卷书，书皆珍异，宅畔置一馆，馆中约直正同心友十余人，人中立一识见极高如司马迁、罗贯中、关汉卿者为主，分曹部署，各成一书，远文唐宋酸儒之陋，近完一代未竟之篇，三快活也；千金买一舟，舟中置鼓吹一部，妓妾数人，游闲数然人，浮家泛宅，不知老之将至，四快活也；然人生受用至此，不及十年，家资田地荡尽矣。然后一身狼狈，朝不谋夕。托钵歌妓主院，分餐孤老之盘，往来乡亲恬不知耻，五快活也。"并宣称"士有此一者，生可无愧，死可不朽也。 "袁宏道之弟袁小修更有一首诗宣称："人生贵适意，胡乃自局促。欢娱极欢娱，声色穷情欲" 。类似的思想在陶望龄等人的诗作中也多有表现。张岱自称"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 。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晚明时期的文人大都纵情声色，出入酒馆妓院，沉迷于歌舞宴乐之中。袁宏道、董其昌等都不以谈房事为耻，而且津津乐道。，分析上述思想的实质，实际就是统治阶级享乐主义的人生观。马克思主义认为"享乐哲学一直是享有享乐特权的社会知名人士的巧妙说法。至于他们享乐的方式和内容始终是由社会的整个制度决定的，而且要受社会一切矛盾的影响，则已经不用说了；一旦享乐哲学开始妄图具有普遍意义并宣布自己是整个社会的人生观，它就变成了空话。"的确，历来的统治阶级都对自己实行了实际上的纵欲和享乐，只不过是敢不敢公开的问题。尤其在中国，这与封建伦理道德是严重违背的，因此更是采取讳言的态度。袁宏道等都是文人，又属于统治阶层，他们继承了统治阶层的生活作风，再加上历代封建文人饮酒狎妓等一些狂放不羁的传统，面对新时代的呼唤，他们更容易感受到自身感性欲望所受到的压抑。但是他们摆脱禁欲后，要求得到承认的仍不过是无所顾及的纵欲和享乐，把人生的意义局限于自我无所拘束的宣泄，因此他们在反对传统道德规范的同时，对理想人生的规划不过是对过去生活方式的发挥和极端肯定，弥漫着浓厚的颓废色彩而毫无新鲜气息可言。任何时候，赤裸裸的纵欲、享乐主义成为一种思潮，一种文化表征，都是没有长久生命力的。虽然对禁欲思想的冲击力十分强烈，但它呼唤出的是一种缺乏理性、缺乏人生价值追求和人生责任的生活态度。把对感性欲望的无限追求视为人生最自然的要求，视为人生目的，这显然是对人性的扭曲。　　晚明社会思潮最突出的特点，其实一句话，就是对人的自然本性的极度肯定，也就是对感性欲望的极端张扬。认为唯此才是人心中最真实的，传统伦理道德不应该否定人的自然欲望，而应与尘世生活相联系，关注个人的内心情感，为此他们纷纷以"情"作武器，主张尊情。汤显祖讲"至情"，冯梦龙讲"真情"，李贽、袁宏道等主张要听从内心的呼唤，"率性而行"，不能"内欺己心，外拂人情" 。在此情形下，他们将文学这种对描写尘世生活中的情感欲望、心理体验等有得天独厚优势的艺术推到了时代前列，使晚明文学具有了鲜明的世俗特色。不管是在诗歌、戏剧、小说还是散文领域，"在倡导个性解放，要求摆脱礼教束缚，肯定人的自然欲望，重视表现真情实感等方面，这些不同类型的文学都显示出鲜明的一致性" 。　　文学理论首先应运而生，李贽提出了"童心说"的文学主张，随后又有袁宏道为首的公安派的"性灵说"的响应。这两种文学主张都强调文章应描写人的自然情感，任性而发，不拘格套。正是基于此，晚明社会思潮的代表者们都极为推崇通俗文学（如戏剧、小说、民歌等）。李贽第一个表达了这种思想，并把《西厢纪》、《水浒》称为天下之至文，而且还亲自批点了一批作品。汤显祖、冯梦龙、凌梦初等更是亲自参与了通俗文学的搜集、整理和创作工作。汤显祖创作了以《牡丹亭》为代表的"临川四梦"，冯梦龙编辑整理加工了《三言》，凌梦初创作了《二拍》，这一时期还出现了我国第一部以家庭生活为题材的现实主义杰作《金瓶梅》。这些作品都是晚明这个特定时代的产物。除了对世俗生活的描摹外，爱情被当作自由的象征在晚明文学中被大力渲染。但是晚明文学在肯定情的同时，又每每把它与"欲"联系起来，常常伴有直露的性行为描写。正如鲁迅先生所指出的，晚明小说中"每叙床笫之事"，"而在当时，实亦时尚"。"至于末流，则蓄意所写，专在性交，又越常情，如有狂疾。其尤下者，则意欲蝶语，而未能文，乃作小书，刊布于世" 。除《金瓶梅》外，还有《玉娇梨》、《绣塌野史》、《双峰记》、《宜春香质》等第。《金瓶梅》中，充斥其间的是对社会百态、人情世故的描述，赤裸裸的金钱追求和变态的放纵的情欲描述，而其他的淫秽作品，更是致力于情欲的描写。这都表现了创作者的思想取向，也表露出晚明社会思潮局限性。晚明社会思潮的代表者虽然有意识地"借男女之真情，发名教之伪药" ,但他们所赞赏的男女之真情，大部分不过是才子佳人的男欢女爱。与之相伴随的常是令人惊讶的饥渴式的情欲，甚至可以说无欲就不称其为情。这当然由人欲横流的晚明社会的特点决定的。以此来反击封建伦理道德，在全社会范围内把放纵的情欲作为一面旗帜来颂扬，只能说是病态社会一种病态的过激的反抗。　　至于晚明社会思潮对个性自由的主张，其主要特点是"率性而行"。李贽和袁宏道都曾明确提出这一主张。认为社会不应对个人的发展加以限制，人完全应凭自己内心的驱使行事，作一个真实之人，但是他们的思想不能见容于当道，在现实世界中找不到出路，于是纷纷辞官归隐。尤其是李贽被迫害致死后，他们更是趋于消极。并且由于不能从根本上摆脱自身阶级思想的束缚，而新的生产关系还非常弱小，没有产生独立的阶级，因此不能为他们这些思想先觉者提供一个明确而有希望的社会前景，无奈困惑之余，他们只有转向寻求自身解脱的道路，追寻心灵的满足。传统道德给他们的社会定位只有两个，或入世作官，或出世悠游林下。而袁宏道之流的个性又普遍不愿受官场的约束，于是别无选择。袁宏道曾借对陶渊明的评论表明自己的心迹，"非不欲官者，非不愧贫者，但欲官之心，不胜其好适之心，愧贫之心不胜其厌劳之心" 。认为人生苦短，不应以这些没来由之苦磨灭了自身的无穷乐趣，而"乐之一字其福倍于功名富贵远矣" 。他所努力追求的无穷乐趣不过是"侍花种竹，赋诗听曲，评古董真赝，论山水佳恶" 。实质是一种逃避社会责任和摒弃自我价值追求的人生态度。诚然，他们追求个性自由的思想是具有积极意义的，但把个性自由引向了自我的闲情雅趣中，引向了不受任何约束的个人的绝对自由，则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总之，晚明社会思潮的代表者们虽然敏锐地感受到了时代的脉搏，但却用一种盲目的热情把人的感性欲望推向了极端。而另一方面，他们普遍在现实世界中找不到出路，于是选择逃避现实，摆脱人生责任，单纯追求心灵满足与个人解脱的道路。所有这一切都使晚明社会思潮呈现出一种躁热、自我毁灭式的极端狂放与对现实无能为力的消极颓废的双重合奏，从而必然缺乏理性的思考。因此晚明社会思潮并不是在新的历史时期对人性科学意义的阐释和张扬，而是由于其倡导者自身和历史的局限，不可能有科学的认识，因此走入了矫枉过正的歧途，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因而也就缺乏存在的历史根基，随着清军入关，清王朝建立，很快走向了末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