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男人发型的由来 ，清朝男人为什么要留辫子？
清朝男人留辫子，且前面脑门的头发都刮去，这种发型我们在清朝题材的电视剧中看得太多了罢。好多朋友不明就里，我在这就给大家说一说其中之始末。话说东北的女真族在明朝初分为建州女真、海西女真、野人女真三大部。当时女真族各族蜂起，皆称王争长，互相残杀，这种情形愈演愈烈，一直持续到明末努尔哈赤统一女真为止。明万历二年(1574年)，努尔哈赤的祖父和父亲被明军所杀。1583年，努尔哈赤为报亲仇，正式起兵征战四方，迈出了统一女真各部的步伐。女真人传说中出过一位杰出的前辈英雄人物，叫作束机能，因其人前额和两鬓天生秃发，所以被后人称作秃发束机能。聪明的努尔哈赤于是束发为辫，一则纪念前辈英豪，有利于人心所向，众望所归;二则以此为始，避开了先前各女真贵族的干扰。顺应时代的发展，努尔哈赤于1616年终于统一了女真各部，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一个辖地数千里、臣民数十万的后金国。也就在那个时期八旗制度正式确立，政权上下使用满语满文;服装发式亦须一律，妇女不得缠脚，男子皆要剃发留辫。这样一来，使原先来自不同地区、制度各异、习俗不一的几十万女真、蒙古、汉人，在生产力、生产关系、赋役负担、国家法令、语言文字和风俗习惯等等方面，大体上达到了同样的水平，旧有的差异迅速消失，一致性愈益增多，逐渐形成为一个在经济条件、语言文字、心理状态等方面基本一致的新的民族——满族。努尔哈赤开创了清王朝的基业，史称清太祖。三百年后清朝覆灭，男人剃发留辫的社会禁制也随之消亡在茫茫历史中了。
胡雪岩和乔致庸结局是怎样？两人有什么区别
胡雪岩和乔致庸都是大清国慈禧当权时期的商人，两个人名气都很大。胡雪岩和乔致庸结局是怎样?两人有什么区别?两个人的结局明显不一样，胡雪岩不得善终，乔致庸得了善终。胡雪岩和乔致庸都是大清国慈禧当权时期的商人，两个人名气都很大。当然胡雪岩的名气更大一些，影响也更深远一些。胡雪岩是徽商代表，主要产业是钱庄(金融业)，并以钱庄为依托，逐渐涉足政府军需采购、军火、医疗卫生等垄断性暴利行业。他的商业势力以政府权力为后台，其势力范围主要在南方，以杭州和上海为根据地。乔致庸是晋商代表，主要产业最初是粮食贩卖和钱庄，后来以此二业为依托逐渐涉猎蒙古地区各种生活物资贩卖和置换，后期由于汇票的出现和发展乔致庸逐渐将商业重心放到票号业上。初期乔商业上的成功根基于民间需求，后期则主要依靠政府势力实现商业发展。其势力范围主要在蒙古和江南的茶叶和丝绸产地。胡光墉(1823～1885)，幼名顺官，字雪岩，湖里村人。墉幼时家贫，帮人放牛为生，稍长，由人荐往杭州于姓钱肆当学徒，得肆主赏识，擢为跑街。咸丰十年(1860)，因肆主无后，临终前，以钱庄赠之，乃自开阜康钱庄，并与官场中人往来，成为杭城一大商绅。 咸丰十一年(1861)十一月，太平军攻杭州，光墉从上海、宁波购运军火、粮米接济清军。左宗棠任浙江巡抚，委光墉为总管，主持全省钱粮、军饷，因此阜康钱庄获利颇丰。京内外诸公无不以阜康为外库，寄存无算。他还协助左宗棠开办企业，主持上海采运局，兼管福建般政局，经手购买外商机器、军火及邀聘外国技术人员，从中获得大量回佣。他还操纵江浙商业，专营丝、茶出口，操纵市场、垄断金融。至同治十一年(1872)阜康钱庄支店达20多处，布及大江南北。资金2000万余两，田地万亩。由于辅助左宗棠有功，曾授江西候补道，赐穿黄马褂，是一个典型的官商。同治十三年，筹设胡庆馀堂雪记国药号，光绪二年(1876)于杭州涌金门外购地10余亩建成胶厂。胡庆馀堂雪记药号，以一个熟药局为基础，重金聘请浙江名医，收集古方，总结经验，选配出丸散膏丹及胶露油酒的验方400余个，精制成药，便于携带和服用。其时，战争频仍，疫疠流行，“胡氏辟瘟丹”、“诸葛行军散”、“八宝红灵丹”等药品备受欢迎。此后，胡光墉亲书“戒欺”字匾，教诫职工“药业关系性命，尤为万不可欺”，“采办务真，修制务精”。其所用药材，直接向产地选购，并自设养鹿园。胡庆馀堂成为国内规模较大的全面配制中成药的国药号，饮誉中外，对中国医药事业发展起了推动作用。 光绪八年(1882)，光墉在上海开办蚕丝厂，耗银2000万两，高价尽收国内新丝数百万担，企图垄断丝业贸易，惹怒外商，联合拒购华丝。又因海关海运操于外人之手，不能直接外运。次年夏，被迫贱卖，亏耗1000万两，家资去半，周转不灵，风声四播。各地官僚竞提存款，群起敲诈勒索。十一月，各地商号倒闭，家产变卖，胡庆馀堂易主，宣告破产。接着，清廷下令革职查抄，严追治罪。光墉遣散姬妾仆从，于光绪十一年十一月郁郁而终。乔致庸(18l8—1907)，字仲登、号晓池，是乔全美之子，乔贵发之孙，乔家第四代人。人称"亮财主"，生于嘉庆二十三年(公元1818年)，卒于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7年)，是乔门中最长寿的人。出身商贾世家，自幼父母双亡，由兄长抚育。淳厚好学，本欲以仕进光大门庭，刚考中秀才。兄长亦故。遂不得不放弃举子业而承袭祖遗商业资产，挑起理家、理财之重担。素性恬淡、酷嗜读书，经营财务非其甘愿亦非其所长，然知人善任。待下宽厚。豁达大度，慎始慎终，人都乐为其用。“人弃我取，薄利广销，维护信誉，不弄虚伪”为其以儒术指导商业经营的主导思想。十数年后，其祖业包头商号获利倍增，于“复盛公”之外，又增设“复盛全”、“复盛西”等多处，左右着包头整个市场，因此有“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之说。商业外，兼营钱庄、当铺，相辅相成，资本愈见盈厚。但他并不沾沾自喜，反急流勇退，商务全权委任长子，自己则休闲家居，闭门课子。“肆力史册。广购图书，效法燕山窦氏，严饬子孙无少懈”。同时，广行善举，光绪三年(1877)县遭饥馑，出巨资助贩。渠本翘创设中学堂，孟步云创设女子学校。均以重金襄助，其盛德广为人所传诵。因贩灾义举。受到清廷“举悌弟加五级”，并赏戴花翎的嘉奖。子乔景仪、孙乔映霞均沿袭祖业，使商业、金融又有开拓与发展，成为省内外商界闻人。他娶过六个妻子，分别是马氏、高氏、杨氏、周氏、杨氏、杨氏、都诰赠夫人。据说他最后一个妻子可作他的孙女，两人的年龄相关三十几岁。这样看来，不知底细的人会认为这位老翁好色，老了还讨妙龄为妻。其实老翁娶妻竟是儿女们的主意。因为他家虽说僮仆很多，可贴身服侍实在不如自己的妻子方便，妻子比孝顺的独生女使用起来自然很多。娶了妻子，来省去子女们的麻烦，二来还可避免同仆妇女佣的风流不雅。乔致庸老年时，对他的六子宠爱至极，偏袒极甚，因而在他的幼子去世后，恸哭不起，染病卧床，二年后离开人间。
明朝的宦官为什么威胁不了皇权？
明朝宦官纵然有很多有名气的，但是不知怎地，始终威胁不到皇权，明朝皇帝想要办挺这些宦官，也很容易，比如正德.崇祯. 而且他们在皇帝面前都和孙子似的.即便是魏忠贤，在天启面前也老老实实地，未敢废立皇帝.明朝的宦官在明朝中后期为祸之烈在有人蓄意编排下给后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比东汉和唐朝的宦官更加熟知，然而，和东汉、唐朝不同的是，其实明朝的宦官不论怎么嚣张和暴横都不能威胁到皇帝宝座的稳固和皇帝的人身安全。东汉的宦官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立皇帝。唐朝宦官不仅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立皇帝，还可以把自己不喜欢的皇帝废掉或软禁，甚至可以把他杀死。而明朝宦官却无论如何也不曾有如此的作为。相反，如果皇帝对那个宦官不满了，把他抓起来，夺他的权，撤他的职，杀他的头却易如反掌。这是什么原因呢?答案是明朝宦官没有兵权。也许人们会非常惊讶：明朝宦官不是有兵权的吗?他们可以监军，坐在中军帐的最中间的宝座上，口衔天宪，穿公侯服，谁敢不听指挥呀? 的确，明朝的宦官可以监军，其差遣叫监督军务;而且军中排座次，镇守太监居中，总督居左，总兵居右;但是，这只能说明宦官是皇帝特派员，有地位，但不等于有军事指挥权。地位和权力并不是一回事。明朝的确有过宦官指挥军队作战的历史纪录，比如郑和下西洋的时候，部队归其指挥。土木之变以后，明朝取消了宦官的作战指挥权。明武宗宠信宦官，为了平定安化王叛乱，任命太监张永总督军务，有指挥作战之权，但张永并没有行使指挥权，真正行使指挥权的人是提督军务的文官杨一清。为了平定刘六、刘七，明武宗任命太监谷大用总督军务，但实际行使最高指挥权的人却是提督军务的文官陆完。此后，明朝再也不曾任命宦官指挥作战。由于此种原因，朝廷给与宦官的军事权力只限于对军事指挥官的监察和对军队动向的监视，而不允许他们指挥作战，更不允许他们负责军队的平时管理。手里没有军队，怎能把皇帝玩弄于股掌之中呢?由于此种原因，他们的军权无法和东汉的十常侍相比，更到不了唐朝的观军容使和左右神策军护军中尉的程度。天顺年间广西宦官朱详奏请带兵不成，又奏请广西原总兵调离后以副总兵继任，明英宗又没有批准，其目的是防止宦官在军队里培植个人势力。可见明朝在军权行使上对宦官的防范之严。明朝军权其实掌握在文官手里。中央直属部队从明景帝开始就归文官担任的兵部尚书指挥，地方各支部队最高指挥权属于总督、巡抚和兵备道。守卫宫廷的部队总是由皇亲国戚掌管，又经常轮换。皇帝和文官集团对宦官领军很不放心，尤其是文官集团，对宦官防范极深，一直想废除宦官镇守地方的权力，独霸兵权。如王振死后，明英宗被迫“逊位”不久，陕西临洮府同知田阳请只令监军内臣随将讨贼，不许擅专兵权，景帝说：“朝廷委任内臣，各处镇守备御监军行事，皆是祖宗旧制，不可更改。”(《明英宗实录》卷187台湾中央研究院1963版3805页)。景泰元年十月，山东右布政使裴伦又请罢镇守中官，景帝当即予以反驳：“往岁各处贼寇生发，人民流散，因令内官镇守，得知事情缓急。今(裴)伦擅欲取回，主意安在?”(《弇山堂别集》卷91，中官考二。)明朝皇帝虽然对宦官进行了限制和防范，但为了政治平衡，以祖制不可更改为名，叫宦官们继续理政。文官集团独霸兵权的目的暂时没有实现。但文官集团始终不甘心兵权被人牵制，在明武宗离奇“病死”之后，在内阁首辅杨廷和、张璁等人的主持之下，各地镇守中官陆续撤回，镇守总兵的地位也日渐下降，巡抚成了各地驻军实际上的首脑。无论是北方的御“寇”，还是东南御“倭”，抑或内地平“贼”，巡抚皆负指挥之责，总兵以下，悉听指麾。文官集团终于实现了独霸兵权的目标，在权力斗争中取得了绝对的优势地位!而宦官别说威胁皇权，就是自保都力不从心了。
清朝八大总督是哪八个？清朝八大总督排位问题
直隶总督，辖直隶省，治保定;地位最高，为总督之首，后来直隶总督又兼北洋大臣，权势更重;两江总督，辖江苏，安徽，江西三省，治南京，地位次之，晚清两江总督又兼南洋大臣，权势也日重;湖广总督，辖湖南，湖北二省，治武昌;两广总督，辖广东，广西二省，治广州;湖广与两广地位相当，总督权势也相当，只是晚清两广地位日渐重要，地位在湖广之上;闽浙总督，辖福建，浙江二省，治福州;四川总督，辖四川省，治成都;此二处总督权势地位相当;陕甘总督，辖陕西，甘肃二省，治西安，地位较闽浙稍低，晚清左宗棠任陕甘总督时，陕甘地位只在直隶与两江之下，又当别论;云贵总督，辖云南，贵州二省，治昆明，地位最为低下为总督之末;清末又增设东三省总督，管辖黑龙江，吉林，奉天三省，治盛京。
史上公认的三位商圣都是谁？
从商朝至晚清，古代曾涌现出不少大商人来。但被公认为“商圣”的只有三位：陶朱公、白圭和胡光墉。1、陶朱公陶朱公就是范蠡，春秋末期越国的大政治家。在越国被吴国灭亡时，是他提出降吴复国韬光养晦之计策，并随同越王勾践一同到吴国为奴，千方百计谋取勾践回国，成为辅助勾践灭吴复国的第一谋臣，官拜上将军。但当勾践复国之后，范蠡萌生退意。他了解勾践是一个可以共患难但不能同安乐的人，于是他急流勇退，毅然弃官而去。首先他到了齐国，改名为鸱夷子皮。但是齐国人知道他有很好的品德和很高的才能，就请他当宰相。由于他退归林下的决心已下，不久又辞官而去。他到了当时的商业中心陶（即今山东的定陶县）定居，自称”朱公”，人们称他陶朱公。他在这里既经营商业，又从事农业和牧业。很快就表现了非凡的经商才能。在19年内有三次赚了千金之多。但他仗义疏财，他赚了钱，就从事各种公益事业。他的行为使他获得”富而行其德”的美名，成为几千年来我国商界的楷模。陶朱公很有经商的头脑。他根据市场的供求关系，判断价格的涨落，即“论其（商品）有余和不足，则知（价格）贵贱。”他发现价格涨落有个极限，即贵到极点后就会下落；贱到极点后就会上涨，出现”一贵一贱，极而复反”的规律。这就很符合现代市场规律的。因为一种商品价格上涨，人们就会更多地生产，供应市场，这就为价格下跌创造了条件。相反，如果价格太低，就打击了积极性，人们就不愿生产，市场的货物也就少了，又为价格上涨创造了条件。故他提出一套”积贮之理”。这就是在物价便宜时，要大量收进。他说“贱取如珠玉”，即像重视珠玉那样重视降价的物品，尽量卖进存贮起来。等到涨价之后，就尽量卖出。“贵出如粪土”，即像抛弃粪土那样毫不可惜地抛出。就这样，陶朱公不但自己致富，也为平抑物价、避免丰年谷贱伤农与荒年民不聊生做出了积极的贡献。陶朱公范蠡堪称历史上弃政从商的鼻祖和开创个人致富记录的典范。《史记》中载其“累十九年三致金，财聚巨万”。就是说在从商的十九年中，他曾经“三致千金”——三次散尽家财，又三次重新发家。在秦汉时代，人们就把那些巨富们称为“陶朱公”，其名字成为了财富的代名词。2、白圭接下来说说白圭。他是东周洛阳人，因擅长经商致富而名誉满天下。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对其事迹有详细记载，并称白圭为“治生祖”。颇富商业天赋的白圭从长期的经营管理实践中，总结出一套经商理论，为后世经商者所师法。他主张经商必须“乐观时变”，即经常注意农业生产变化动向和市场行情，及时掌握时机经谋取厚利。采取“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的经营原则，每年粮食丰收后，买进五谷，售出丝、漆，在蚕茧上市时，便购进丝棉等织物，而出售粮食。他主张经营广大民众生活必需品，市场既广，销路也好，不用与人争买卖之价，就可以得到较多的利润，这种利润来自时令差价和丰歉差价。薄利多销的经营原则，也是白圭所奉行的经营圭臬。他说：“欲长钱，取下谷”。下等谷物虽然价低利薄，但为广大庶民所必需，销量极大，故可取得巨额利润。同时他也很重视商品质量，认为质量最高的商品才能赢得信誉，货硬才会有市场。更难能可贵的是，白圭在经营实践中，还明确主张要节约开支，勤苦耐劳，并能与他的雇工同甘共苦，“能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与用事僮仆共苦乐。趋时若猛兽挚鸟之发。”白圭认为，一个商人要具备“智、勇、仁、强”四个条件，这也可以说是他所以能经商致富的要诀，“智”即要有权变；“勇”即要决断；“仁”即人弃我取，人取我与；“强”即坚守时机。他曾这样说过：“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与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取予，疆（强）不能有所守，虽免费公文网版权所有欲学吾术，终不告之矣！”白圭是一代商业大师，后世商人把他尊为本行业的祖师爷。宋景德四年，真宗皇帝封白圭为“商圣”；民间称白圭为“人间财神”，并设神牌供奉。3、胡雪岩最后说说胡光墉。他是清徽州绩溪人，幼名顺官，字雪岩，著名徽商。初在杭州设银号，后入浙江巡抚幕，为清军筹运饷械，1866年协助左宗棠创办福州船政局，在左宗棠调任陕甘总督后，主持上海采运局局务，为左大借外债，筹供军饷和订购军火，又依仗湘军权势，在各省设立阜康银号20余处，并经营中药、丝茶业务，操纵江浙商业，资金最高达二千万两以上。胡光墉是中国近代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红顶商人”，其经商才能、处世韬略，一直为世人所称道。他精心创下的胡庆馀堂，至今仍以其“戒欺”和“真不二价”的优良传统矗立在杭州河坊街上。胡光墉的一生，极具戏剧性。在短短的几十年里，他由一个钱庄的伙计摇身一变，成为闻名于清朝朝野的红顶商人。他以“仁”、“义”二宇作为经商的核心，善于随机应变，而决不投机取巧，使其生意蒸蒸日上。他富而不忘本，深谙钱财的真正价值，大行义举，赢得了商圣的美名。他经商不忘忧国，协助左宗棠西征，维护了祖国领土的完整；在救亡图强的洋务运动中，他也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建立了卓越的功勋。 当然，胡光墉也未能摆脱商人以利益为第一位的俗套，且在生活方面极尽奢靡，妻妾成群。但毕竟人无完人、瑕不掩瑜，胡光墉无愧于“中国近代第一商人”、“商圣”的美誉。
明朝末期将领毛文龙简介 ，毛文龙结局怎么死的
毛文龙(1576年2月10日—1629年7月24日)，字振南，一名毛伯龙，祖籍山西平阳府太平县(今山西省临汾市襄汾县)，生于浙江杭州府钱塘县(今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明朝末期将领，历仕万历、泰昌、天启、崇祯四朝，官至左都督平辽总兵官。曾开创了军事重镇东江镇，在与后金的战争中颇有战功，但为人骄恣，所上事多浮夸，索饷过多。后被袁崇焕矫诏所斩。1、家世背景1576年2月10日(万历四年正月十一日)，毛文龙出生于浙江杭州府钱塘县忠孝巷。祖父毛玉山，原在山西经营官盐，后因生意需要，举家迁往杭州。父亲毛伟，弃商从儒，纳捐为监生，娶妻沈氏。沈家乃杭州望族，有“杭州甲族，以沈为最”之称。毛伟与沈氏共育四子，第三子夭折，余为长子毛文龙、次子毛仲龙、四子毛云龙。毛文龙九岁时，毛伟病故，其母时年二十六岁，携子依弟沈光祚居住。沈光祚是杭州名宦，万历乙末科进士，历仕开封府推官、山东布政使、顺天府尹等职[1] ，后毛文龙从军，曾得这位母舅提携、推荐。毛文龙幼时，受母家之影响，亦曾接受传统的儒家正统教育“幼从学，习经生业”，但对四书五经始终不感兴趣，而喜读兵法书“耻学举子业，好孙吴兵法”，因此在重文轻武的明末，很难取得像样的功名，也因此一直未娶。直到三十多岁成为军官后，始归家完婚，娶一山西士族女子张氏为妻。张氏不能生育，后又在辽阳纳一妾文氏，生子毛承斗。辽阳被后金攻占后，文氏死于战乱，毛承斗被人救出，送往杭州，张氏抚之如己出。2、早岁行边1605年(万历三十三年春)，毛文龙过继给辽东鞍山的伯父毛得春为嗣子，遂只身北上，先顺道入京拜访了母舅沈光祚，被其荐于宁远伯李成梁帐下，开始了在辽东的军事生涯。当时努尔哈赤不断兼并女真各部落，辽东形势日渐紧张，毛文龙对山川形势和敌情都加意考察，同年九月，参加了辽东的武举考试，“列名第六”，被任命为安山百户，不久又升千总，1608年(万历三十六年)，升叆阳守备。3、开镇东江后来，以都司之职率兵援助朝鲜，逗留在辽东一带，辽东失陷后，从海路逃回，乘守备空虚杀死后金镇江的守将，向巡抚王化贞做了报告，没有告诉经略熊廷弼，由此两人开始有了怨恨。当时朝廷里掌权的人正赏识化贞，于是授职毛文龙为总兵官，逐渐加升到左都督，挂起将军印，赐尚方宝剑，像内地一样在皮岛上设立军镇。皮岛又叫东江，在登、莱沿岸的大海中，全长八十里，不生长草木，远离海岸，靠近北岸，北岸与后金界只相隔八十里的海面，他的东北海就属于朝鲜了。4、与登抚袁可立纵观明代巡抚节镇登莱，袁可立是唯一从大局出发长时间有效支持毛文龙的登莱巡抚，他御文龙多得牵制之功，毛文龙的主要战绩和荣誉都是在这一时期取得的。毛文龙在袁可立的扶持下不断被加秩晋阶，开始恃功自傲，而其时朝官对毛文龙的质疑声浪日高。天启三年十月，皇帝嘉奖道：“巡抚佥都御史袁可立厥治行劳哉，赐汝朱提文蟒。汝嘉而毛帅骄愎不协，蛊于兵，满蒲、昌城袭报用敢献功。”[2] (《兵部尚书节寰袁公神道碑》)“乃满浦、昌城之捷，谓兵不满千，未交一战，不遗一矢，而使(虏)自相践踏，其被炮死者二万有余，马之走死者三万有余，止余真 夷二万。公(袁可立)心颇疑之，私谓敷实而后报，不失于慎。”[3] (董其昌《节寰袁公行状》)“于是移檄东江，核其虚实。而毛帅嫉公如仇，嗾言官寻端中之。”[4] (《兵部尚书节寰袁公墓志铭》)袁可立奉旨核查他的战报和军饷，由此为毛帅忌恨。嗾使言官阉党分子宋祯汉苟合自己的几个同年东林人士宋师襄、方有度、庞尚廉等轮番恶意攻击袁可立，以至于天启皇帝看不过去，公开打抱不平切责道：“大臣去留悉听上裁，言官论人当存大体，不必连章抟击。”(《明熹宗实录》)时朝中阉党横行，党派相攻者无虚日，而阉党也欲除掉袁可立以剪孙督师之翼。袁可立没有意气用事，而是“力柔其(毛文龙)骨”[3] (《节寰袁公行状》)，劝毛“臣子勿欺”[5](《节寰袁公传》)，他认为毛文龙的存在事关明金战争大局，不是随便找个人就能替代的，最后是自己选择了“功成身退”。袁可立去，毛文龙无人能御，导致了后来一系列悲剧事件的发生，这可能也是毛文龙和当时的明廷所始料未及的。还有一些重山海轻沿海的激进朝官指责袁可立袒护毛文龙：“毛文龙居海外,屡以虚言逛中朝,登莱巡抚袁可立每代为奏请。”(《明史》)袁可立两头受气，处境十分尴尬。不过，毛文龙占居的东江，形势虽然足以牵制后金，但他本人谋略有限，每年浪费的军饷无法计算，并且只顾征招商贾，贩卖禁物，名义上在援助朝鲜，实际上是妄出边塞，没有军事的时候就以变卖人参、布匹为职事，有战争，也很少得到过他的功用。工科给事中潘士闻弹劾毛文龙浪费军饷滥杀俘虏的罪行，尚宝卿董茂忠请求撤了毛文龙的兵，专门整治山海关、宁远的军队。兵部讨论认为不行。袁崇焕心里对毛文龙不高兴，曾上书请求派部臣到毛文龙处清理粮饷。毛文龙讨厌有文臣在身边牵制，上书反驳，袁崇焕很不高兴。等到毛文龙来拜访时，袁崇焕按宾客之礼迎接他，毛文龙又不谦让，袁崇焕除掉毛文龙的主意更加坚决了。5、被杀到了这个时候，袁崇焕就以阅兵为名，乘船到达双岛，毛文龙前来会面。袁崇焕同他设宴饮酒、行乐，每每到半夜才罢，毛文龙没有觉察袁崇焕的意思。袁崇焕同他商量更改营制，设立监司，毛文龙很不高兴。袁崇焕用离职返乡劝说他，毛文龙回答说：“以前有这个意思，但现在只有我了解东部战事，等东部战争完毕，朝鲜衰弱，可以一举而占有。”袁崇焕更加不高兴，就在六月五日这天邀请毛文龙来观看将士们射箭，先在山上设了帷帐，命令参将谢尚政等安排身穿铠甲的士兵埋伏在帐外。毛文龙来后，他手下的士兵不能进帐里来。袁崇焕说：“我明天出发，海外的事情全寄托在您身上了，请受我一拜。”互相拜见之后，一起登上山来。袁崇焕问起他随从军官的姓名，多是姓毛的。毛文龙说：“这些人都是我的孙子。”袁崇焕笑了，说道：“你们在海外劳苦多日，每月禄米也只有那么一斛，说起来痛心呢，也请受我一拜，大家都为国家尽力。”这些人都叩头道谢。袁崇焕就此诘问毛文龙几桩违令的事情，毛文龙做了对抗性的辩解。袁崇焕高声喝斥他，让人扒下他的帽子和袍带，把他捆了起来，毛文龙仍很倔强。袁崇焕说：“你有十二条该斩头的大罪，知道吗?按我朝祖宗定下来的制度，大将领兵在外，必须接受文官的监视。你在这边一人专制，军马钱粮都不接受核查，一该杀。大臣的罪没有比欺骗君主更大的，你送上奏章全都蒙骗，杀害投降的士兵和难民，假冒战功，二该杀。大臣没有自己的将领，有则必杀。你上书说在登州驻兵取南京易如反掌，大逆不道，三该杀。每年饷银几十万，不发给士兵，每月只散发三斗半米，侵占军粮，四该杀。擅自在皮岛开设马市，私自和外国人来往，五该杀。部将几千人都冒称是你的同姓，副将以下都随意发给布帛上千匹，走卒、轿夫都穿着品官官服和袍带，六该杀。从宁远返回途中，劫掠商船，自己做了盗贼，七该杀。强娶民间女子，不知法纪，部下效仿，使得百姓不安于家，八该杀。驱使难民远远去帮你盗窃人参，不听从的就被饿死，岛上白骨累累，九该杀。用车送金子到京师，拜魏忠贤为父，并在岛上雕塑他加冕冠的肖像，十该杀。铁山一战败北，丧师不计其数，却掩败为功，十一该杀。设镇八年，不能收复一寸土地，坐地观望，姑息养敌，十二该杀。”宣布完后，毛文龙丧魂失魄，说不出话来，只是叩头请免他一死。袁崇焕召他的部将来说：“毛文龙这样的罪状，该不该杀他?”大家都怕得唯唯诺诺，谁敢反对?中间有称道毛文龙数年劳苦的，袁崇焕训斥说：“毛文龙本是一个平民百姓罢了，官做得最高，全家都得以荫封，足够报他的辛劳了，他怎么就这样悖乱违逆呢!”接着就磕头请求皇帝的旨意说：“我今天杀毛文龙以整顿军纪。将领中间有和毛文龙一样的，都要杀了他们。我不能成功的话，请皇上也像杀毛文龙一样杀了我。”于是取下尚方宝剑在帐前把毛文龙的头砍了下来。出来告诉他的将士们说：“只杀毛文龙一个人，其他人都没有罪。”这时候，毛文龙麾下凶猛强悍的官兵有数万人，都怕袁崇焕的威风，没有一个敢乱动的。袁崇焕命人用棺材埋了毛文龙。第二天，用肉酒等祭品祭奠他说：“昨天杀你，是朝廷的法律;今天我祭奠你，是出于同僚、友人的感情。”并为他落下了泪。接着分拨毛文龙的士兵二万八千人为四协，任用毛文龙的儿子承祚、副将陈继盛、参将徐敷奏、游击刘光祚为首领。收回毛文龙的敕印、尚方宝剑，令继盛代他掌管。又犒劳军士，传檄安抚各岛人民，全部废除了毛文龙的苛政。回到镇上以后，把毛文龙一事上书报告皇帝，末尾说：“毛文龙作为大将，不是我可以擅自诛杀的，所以我谨席橐待罪。”当时是崇祯二年(1624)五月。庄烈帝突然听到这个消息，大吃一惊，但想到毛文龙既已死去，当时又靠着袁崇焕，所以就以赞扬的态度下诏书褒奖他。不久又传旨公开毛文龙的罪行，用以稳定袁崇焕的心;毛文龙埋伏在京城的爪牙，也命令法司加以搜捕。袁崇焕又上书说：“毛文龙一介匹夫，不守法竟至于这种程度，是因为海外便于作乱。他的部队连老带幼一起算有四万七千人，假称十万，并且中间有很多百姓，兵还不到两万，擅自设将领千人。现在不便于再设总帅，就以继盛代行其事，这样算来是方便的。”崇祯回答可以。6、事后影响袁崇焕杀了毛文龙，怕他的部下发动兵变，所以增加饷钱至十八万两银子。然而岛上的兵失去主帅后，渐渐地散了心，越发不可征用了。以后直至有背叛投敌的。袁崇焕上书说：“东江一镇，想牵制敌人还必须借助它。今定为两协，马军十营，步军五营，每年需饷银四十二万两，米十三万六千石。”崇祯因为兵减少粮饷增加很有点情绪，因为袁崇焕，就特别地按他的请求办了。袁崇焕在辽东，和率教、大寿、可刚等确定兵制，渐渐推行到登、莱、天津，等到确定东江兵制以后，合计四镇兵共十五万三千有余，马匹八万一千有余，每年耗费饷银四百八十余万两，比过去减少了一百二十万。
中华民国国旗之谜：中华民国青天白日旗的由来
清朝没有国旗，只有象征皇权统治的黄龙旗，而且是三角形的。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外交住日益增多，1889年5月，有个叫张荫桓的大臣，要出使国外，请朝延定长方形黄色龙旗为国旗，这样龙旗成为清朝的国旗。中华民国成立时，临时参议院决议用五色旗为中华民国国旗。到后来为什么又换成青天白日旗呢?这里有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1895年，兴中会决定在广州发动起义，会员陆皓东设计了青天白日旗作为起义军之旗，旗底为蓝色，以示青天，旗中置白日，有白光芒十二道?因广州起义失败，陆皓东死于是役，该旗未能使用。1900年孙中山在惠州三洲田起义时，第一次打出青天白日旗为标帜。其后，兴中会骨干尤列在南洋创立中和堂，各会所均悬青天白日旗。当时旗上所列叉光多寡不一。后经孙中山解释：叉光代表干支之数，应排做十二，以代十二个时辰，从此成为定制。中国同盟会成立后，孙中山在青天白日旗上加红地，改成红、蓝、白三色，以符合世界上自由、平等、博爱之真意，想以此旗作为革命军国旗图样式。黄兴认为，青天白日旗的形式不美观，以太阳为标志，是效法日本国旗。于是设计了井字旗，表示平均地权之意，但被孙中山否定。1907年的潮州、黄岗、七女湖、钦州防城、广西镇南关等起义，以及1908年钦州马笃山、云南河口起义，和1901年?1911年4月广州诸役中，革命党均打出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作为反清的象征。1911年5月，湖北革命团体共进会领导人刘公、孙武等联合文学社，积极筹备反清起义，绘制了十八星旗，以备起义使用?红地和红、黄、蓝、白、黑九星象征“铁血”，说明革命必须使用武力，以热血“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在红、黄、蓝、白、黑九角星内，外角上共有十八颗金黄色的圆星，代表关内十八个行省;黄色代表黄帝子孙，意味着这是一次民族大团结的革命，同时秘密制作了星旗。10月9日，孙武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14号共进会机关内装制炸弹，不慎爆炸，俄国巡捕赶来搜查，将革命党人的有关文件、书信和起义者名单等统统抄去。当天晚上，武昌小朝街总部被军警搜查，革命党人彭楚藩被捕，革命军总司令蒋翊武出逃。消息传来，为了不坐以待毙，新军工程营的革命党人在10日凌晨，打响了武昌起义的第一枪。他们在裁缝店找到两面十八星旗，将其悬挂在阅马厂湖北军政府门前。很快，十八星旗便成为辛亥革命的象征。武昌起义后，全国各省纷纷响应。当时各省所用旗帜共有四种：(一)湖北军政府、湖南军政府(焦达峰)为共进会的十八星旗，即武汉旗。(二)上海、江苏为五色旗。11月3日，同盟会会员陈其美和光复会会员李燮和率领商团、学生、敢死队和部分军警在上海举事，进攻江南制造局。4日，上海光复，李燮和被推为临时总司令。有人挂出红、黄、蓝、白、黑五色旗以示庆祝。2月2日，南京被江浙联军克复。上海一部分人建议，用红、黄、蓝、白、黑五色旗作为光复旗，并通函全国。不久，上海、南京等长江下游地区皆悬挂五色旗，作为新政权的象征。(三)广东军政府的青天白日满地红三色旗。11月9日，广东宣告独立。同盟会领导人之一胡汉民就任广东都督，在全城悬挂起孙中山制定的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四)陈炯明在惠州举兵时，使用了井字旗。当时，除了北方少数省还悬挂大龙旗外，武汉旗十八星旗、上海、南京五色旗和广东青天白日旗成为革命旗帜的主流。1912年1月1日，孙中山自沪抵宁，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月10日，临时参议院决议，以五色旗作为中华民国国旗，取红、黄、蓝、白、黑五色，代表汉、满、蒙、藏、回五族共和之意，请孙大总统颁行全国。1月12日，孙中山复函临时参议院，认为用五色旗作为国旗有三点不妥：(一)清国旧例，以五色旗作为海军一、二品大官之旗。今废清国国旗，而用其官旗，未免失体。(二)五色旗的用意为五大民族，但用颜色代替，取意不准确，譬如用黄色代表满族。(三)既然五族平等，而上下排列，仍有阶级。因此，孙中山认为，从旗帜的历史、旗帜的取意和旗帜的美观而论，用青天白日旗为宜。更何况其时独立各省所用之旗有十八星旗、五色旗和青天白日旗三种，用其一必废其二，所以不能遽付颁行。待清廷覆亡，民选国会成立后，再将国旗问题交国民公决。在此期间，外交上发生了两件大事，皆与五色旗有关。一是荷属八达维亚爪哇岛泅水埠(今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的华侨，得知清帝逊位，共和国成立的消息后，欢喜异常，升起五色旗并燃放鞭炮进行庆祝，遭到殖民当局的无理镇压，当场被荷警开枪打死三人，打伤十多人，拘捕数十人。不久，华侨致电南京临时政府，请求保护。孙中山就荷属爪哇殖民当局迫害华侨事件，召集南京临时政府内阁开会，议决照会荷兰政府，提出：(一)限三日内释放被捕者;(二)赔偿财产损失;(三)被害者之赔偿;(四)恢复人权，与欧侨、日侨一律看待，并限一星期内答复。否则将禁止通商，不准民国悬有菏兰国旗。荷兰政府外交部复照中国驻荷兰临时外交代表刘镜人，就爪哇殖民当局侮辱五色国旗，暴虐华侨事件强行诡辩，竟胡说中国“不应将改建国体事通告华侨”。另是驻日本公使汪大燮向日本政府通报中华民国成立，以五色旗为国旗后，2月24日，在日本神户、大阪等地，当地华侨在中华会馆召开中华民国共和祝贺会，当晚，举着五色旗，提灯游行庆祝时，也发生日警毁旗拘捕华侨和留学生事件。这些外交事件表明：五色旗与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国际上已成为既定事实，有了一定的影响。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4月5日，临时参议院迁往北京。5月6日，临时参议院讨论国旗统一案。以蔡元培为代表的革命党议员们，坚持用青天白日旗作为国旗，湖北省的议员则认为，十八星旗与辛亥革命有密切关系，应以此为国旗，以示不忘武昌革命。但有人反对说：十八星旗代表独立的十八行省，不包括内外蒙古、东三省、新疆、青海、西藏。现在约法规定：民国分26个区域，是不是要改十八星为二十六星?可见，用十八星旗是不合适的。最后江苏都督程德全提出一个折中方案：以红、黄、蓝、白、黑五色旗代表汉、满、蒙、藏、回五族，作为中华民国国旗，以十八星旗作为陆军旗，以同盟会青天白日旗作为海军旗。此方案由北京政府正式公布。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等革命党流亡日本，建立中华革命党，在颁发的党证及委任状上，均用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为国旗，青天白日旗为党旗，交加于上。1916年，在“护国运动”期间，起义于山东潍县和广东各地的中华革命军，都打出青天白日旗作为标志。1921年5月5日，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时，宣布废止五色旗及十八星旗，规定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为国旗和军旗。为了推翻北京政府，孙中山在桂林建立北伐大本营。1922年1月1日，在大本营所在地举行隆重的升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之典礼。1923年，孙中山在广州重组大元帅府，孙中山就职之日，正式举行阅兵授旗礼，青天白日旗重新飘扬在广州上空。1924年10月，孙中山北上途经香港时，军舰上悬挂着青天白日旗，港英当局遣人上舰交涉说：“如改悬五色旗，当以礼接待。”孙中山不予理睬。1925年7月1日，国民党在广州成立了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在军事委员会“告诸将士文”中，号召“吾同志和军人在国民革命旗帜之下，一致团结”，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1927年4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为国旗。1928年北伐成功后，东北易帜。“青天白日”旗统一南北。1937年抗战爆发后，北平沦陷。12月14日，北平中南海怀仁堂成立了以王克敏为行政委员会委员长的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公开恢复五色旗为“国旗”。1938年3月27日，在南京国民政府所在地，汉奸梁鸿志也升起了五色旗，成立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1938年12月，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逃离战时陪都重庆，公开投敌。在日本政府的支持下，他合并了南北两个汉奸伪政权，着手组织汪伪中央政府。他打起“继承中华民国法统”的旗号，规定青天白日旗为国旗。但汪精卫提出的国旗方案，却不被日本主子认可。最后，汪精卫同意，在青天白日旗旁边再加上一个黄布条，上写“和平反共建国”六个字。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当时南京及全国的国统区又在蒋介石的青天白日旗统治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英勇的人民解放军经过三年浴血奋战，于1949年4月23日终于解放了南京，第三十五军冲进总统府，降下了象征蒋介石统治的青天白日旗，推翻了国民党政权。在同年9月举行的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上，讨论了新中国的国旗和国徽。最后，一致通过以五星红旗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象征全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大团结。至此，五星红旗取代了青天白日旗，正式成为中国国旗。
祝玲瑛：新四军女特工舒赛
1943年初秋的一天下午，天气晴朗，炮楼上的日军哨兵可以看到远处三湖湖面上银白色的波纹。这天，日军得到汉奸报告，称街上来了一个从来没见过的年轻女人，没有通行证，还到处打听(日军)警备队的情况。 千田少尉得报，即准备派几名士兵去将这个女子抓进据点审问，上等兵船头正治也在这几名日军之中。 正在此时，在镇上担任联络员(情报员)的郭家顺匆匆赶来炮楼，要找“千田队长”。他报告说：“镇上来了一个女的，说想来炮楼拜访队长。我看她不像普通的女人，所以想让队长接见一下，您看如何？” 船头讲这个郭家顺四十六七岁，没有受过太多教育，但平时很会讨好日军。《常德作战》写道，资福寺据点的日军由于不能外出，戏称自己的炮楼为“青春监狱”，这些二三十岁的日军士兵最多谈论的就是异性。由于周围中国的年轻女子都远远避开日军炮楼，不像有慰安所的沙市，这里根本见不到女人。听说这件事，士兵们都很好奇，议论纷纷，觉得这个女人可能就是情报中说没有通行证的那个。 《常德作战》中写道，千田向郭家顺询问之后，感到来的不是一般的女人，不但是美人，而且举止典雅，似乎是个“高贵的妇人”。但是，这里也冒出一句略带费解的话——“不过，从她要见日本守备队长这件事来看，恐怕也不可能是什么漂亮的女性。” 看来，当时的侵华日军，对自己在中国女性中是怎样的形象，还是比较有自知之明的。 不过，千田很愿意和这个女的见一面，表达自己的心态时千田这样说道：“在女性饥馁的兵营，这是让士兵们养眼(目の保養)的机会啊”，在《常德作战》中提到千田自己对这个女子也不无某种期待，“年轻的千田少尉心中有了从未有过的骚动”。 他对郭家顺说：“那就请她来见吧。” 郭家顺当时有点发愣，因为他看到千田少尉的脸上出现了颇为愉快的表情。他答应一声就下炮楼去了。 在船头等士兵好奇地谈论的时候，不一会儿，下面的步哨忽然神志不清般地跑来报告：“有个女的来了，很漂亮啊。” 千田这样形容当时的情景：“郭家顺介绍来的客人，就等在哨所的外面，二十二三岁的样子，年龄比想象的年轻，容貌也不可相信的清秀。她身穿三分袖的中国服，两边开气的裙装，在大陆的蓝天下，映衬着黄土大地，给人只有一种单纯的美丽的感觉。一般中国人的服装都是黑色、白色、蓝色，但这个姑娘穿的是粉色底，带花纹的外衣，那种摩登的感觉和典雅气质，只有都会的上流女性才会有吧。” 此前千田还曾经怀疑过来的女子可能是从事色情行业的，而现在，他心中感到不良的欲望一扫而光，反而感到自惭形秽。他感叹这真是一个“贵品的女子”，而后说话的时候小心翼翼，生怕露出前齿上的金牙。 千田问道：“看来您不像此地的人啊，是哪里的人呢？找我有事吗？请通报一下姓名。” 那女子回答说：“我叫祝玲瑛，今年23岁，务农人家出身，住在郝穴东边的熊家河。因为我丈夫去世，来这里找他的亲戚，却没能找到，队长可以协助否？” 船头正治回忆，由于都想看看要来的女子是什么样的，他下楼到了哨所。那个女子来的时候，哨所里共有四名日本兵。结果这几个日本兵的表情都变成了“固唾”(日语，意为屏息等待时嘴里存的口水)。他回忆那个女子有着令人“忘俗”的面孔和苗条的腰身，虽然过了六十多年，依然难以忘怀。 双方对谈了几句，千田虽然也问了一些问题，但明显心不在焉，他叫士兵倒来果汁饮料，对祝玲瑛说：“走了很远的路，辛苦了，在这里吃顿便饭吧。在队上吃晚饭可好？” “多谢，那就给您添麻烦了。”祝玲瑛很大方地喝了饮料，镇定自若地回答。 把祝玲瑛让进炮楼，士兵们议论纷纷，感叹她的美丽，但也不乏把话题谈到间谍和密侦上的。和船头同伍的士兵就表示这样的女性不可能是务农为生的，这肯定是说谎。但是，马上有士兵反对，说务农并不表示是农民。结论是祝玲瑛可能是某个大地主家出身的，受过很高教育的女性。 此时，警备队中负责反谍的仲须军曹和田中翻译官开始和祝玲瑛面谈，表面上是问她丈夫的亲戚的情况，实际上是旁敲侧击，试图弄清她是否为中国谍报人员。 虽然寻找亲戚的事情毫无线索，但祝玲瑛对盘问对答如流，举止自然。最终，两名日军认定祝不是间谍，而是“中国一个很有名望的家庭的成员，需要以礼相待”。两人据此向千田少尉作了汇报。 如果祝玲瑛真的是舒赛，那日军这个盘问注定不会成功——舒赛完全听得懂两个日军之间交流的日语！
中共成立时党员有几名， 为何只有4人成了党和国家领导人？
1921年8月初，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浙江嘉兴南湖的一艘画舫上完成了最后的议程，庄严宣告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共一大召开时，全国到底有多少党员？对于这个问题，由于缺乏原始档案材料，回忆资料不够准确，认定曾一直存在困难。 1、人数之争的历史谜团 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及其成员的界定是指在1921年7月底8月初，中共一大召开之前，已有的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及其成员。这些早期组织是指在共产国际代表指导下，由陈独秀、李大钊等领导创建的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 2、中国共产党“一大”代表 关于中国共产党早期成员，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给共产国际的报告说是50人，中共一大给共产国际的报告说是53人，陈独秀给共产国际的报告写得比较含糊，说是50余人。后来，张国焘在莫斯科说是57人。主要的争议，围绕“53人说”与“57人说”展开。3、“57人说”依据1928年中共六大召开时的一份统计表，该表中所记一大党员数为57人，包括了旅法中共小组。但这一记载在后期论述时，对于代表中“工人4人”一说的争议较大。 而“53人说”的依据是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档案中保存的一份写于1921年下半年的不具名的俄文档案文献《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这个应该是距离中共一大召开最近的一份文字记载。文中称“已有6个小组，有53个成员”。 但这份档案并没有把旅日、旅法小组包括在内。如果都算上，应该是8个小组，又由于旅日小组已包括在上海小组内，所以应在53个成员之上再加上旅法小组5人，这样应有58人。4、如何认定是58人 此前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在“党的早期组织的建立”一节中一共列举了59位成员的名单： 上海(17人)：陈独秀、李汉俊、李达、陈望道、沈玄庐、邵力子、袁振英、陈公培、施存统、林祖涵、沈雁冰、沈泽民、杨明斋、俞秀松、李启汉、李中、周佛海。 北京(14人)：李大钊、张国焘、邓中夏、高君宇、何孟雄、罗章龙、刘仁静、范鸿劼、缪伯英、张太雷、李梅羹、宋介、陈德荣、张申府。 武汉(10人)：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刘伯垂、张国恩、赵子健、郑凯卿、赵子俊、黄负生、刘子通。 长沙(3人)：毛泽东、何叔衡、彭璜。 广州(6人)：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李季、陈独秀、袁振英。 济南(2人)：王尽美、邓恩铭。 旅法(5人)：张申府、周恩来、刘清扬、赵世炎、陈公培。 旅日(2人)：施存统、周佛海。 上述59人名单中，有陈独秀、陈公培、施存统、袁振英、周佛海、张申府6人重复出现，所以只有53人。这个名单包括了旅法小组5个人，如果去掉旅法小组的5个人，只有48人，显然与1921年下半年的不具名俄文档案文献《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一文中所说的国内“现在有6个小组，有53人成员”的说法不相符。那么，国内至少应还有5人未包括进来。那这张名单里究竟遗漏了哪些人？ 根据亲历者回忆，北京小组还有朱务善、江浩、吴雨铭3人。其中，张国焘回忆朱务善是在1920年9月加入青年团的，朱本人回忆讲是在1921年3月参加北京小组的。江浩是民国国会议员，思想积极，1920年底由南方回到北京后，在李大钊的帮助和影响下，加入了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并捐助了较多的活动经费。至于吴雨铭(又名吴汝铭)，张国焘明确肯定他是党员。张在《我的回忆》第三章中提及“1921年1月1日……中共党员吴汝铭参加学校工作。” 另根据调查，长沙小组还应增加贺民范、易礼容、陈子博3人。济南小组还应增加王翔千。而59人名单中在列的黄负生与刘子通都是武汉中学国文老师，被认为是在1921年8月由陈潭秋介绍一起入党的。由于陈潭秋出席了党的一大，一大在8月初闭幕，陈回到武汉才能介绍他们入党，由此推断，黄负生、刘子通应是在一大以后入党的，不应算是早期组织成员。 由此在名单中增加7人，移除2人，与不重复的名单合计为58人。该说法与1921年的“53人说”加上旅法小组的5人的算法一致。 这一新观点，得到了众多权威党史专家的认可，成为目前国内关于中共党史的最新研究成果。与该成果同时发布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及其成员研究》中还首次系统地梳理出8个小组的全部成员。“这是一部填补中共党史研究重要空白之作。”求是杂志社社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李捷说。
中华民国简介
中华民国是从清朝灭亡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期间的国家名称和年号。简称民国。是中国历史上大动荡大转变的时期，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终结阶段。 中华民国（1912——1949），位于亚洲东部、东临太平洋。是辛亥革命以后建立的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简称民国。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要战胜国及联合国五个主要创始会员国之一。1912年元旦，孙中山宣誓就职，定国号为中华民国，改用阳历，以1912年为民国元年，以五色旗为国旗。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革命党在南京建立临时政府，各省代表推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1912年元月民国正式建立。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势力主政中国，北洋政府分崩离析后政局动荡不安，孙中山南下广州，召开国民党一大，建立黄埔军校随而建立国民政府，促成国共合作后的孙中山不久病逝。1926年蒋介石继承孙中山遗志领导国民北伐，意欲统一中国，到1928年东北易帜，国民政府从形式上统一中国，蒋介石成为继孙中山之后的国民党领袖。统一之后，民国进入黄金十年建设时期，此间社会稳定，教育稳步发展、趋于定型。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中国成为反法西斯同盟国，国际地位大大提高，一举成为美英中苏四大国。1949年后因国共内战失利而迁台。 按照《中华民国宪法》规定，中华民国领土依其固有之疆域，但其中并未列明何为固有之疆域。若包括蒙古地方，其面积为1141万8174平方公里，是世界领土面积第二大国（仅次于俄罗斯）。 民国坚持共和制政体，主权属于全体国民。初期颁布临时约法，后以三民主义和《建国方略》为背景，国民政府实施军政期，训政期，宪政期，抗战后召开国民大会，确定了总统制。 民国时期外交呈现了一个国际化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遵循国际规则与维护国家利益、法理上的独立与事实上的自主等。
中国历史上的三大贤母 她们成为中国母亲的典范
在中国历史故事中，关于母亲的故事非常多，而其中这三则最为经典。 1、孟母三迁 孟母三迁的故事，不仅仅是几千年以来中国教育文化的典范，也成为一个世界范围的母亲样板。几千年以来，没有另外一个母亲的教子故事超越她。尽管这个故事已经越过了几千年的岁月沧桑，但是，至今依然在人类的思想文化殿堂熠熠生辉。 孟母是鲁国大夫党氏的女儿，居我国历史上三位伟大的母亲（孟母、徐母、岳母）之首。孟子能够成为中兴儒学的“亚圣”，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正统思想体系中地位仅次于孔子的人，多得力于这样一位母亲的教育。 《三字经》中有“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的传诵名句，孟母的“三迁择邻”、“断机教子”等脍炙人口的故事，成为千百年来中国人妇孺皆知的历史佳话，成为天下母亲教育子女的样板故事。 孟子的父亲孟激是一位怀才不遇的读书人，为了光耀门楣，他抛妻别子，远赴宋国游学求仕。但是，三年以后，一心盼望丈夫出人头地的孟母听到的是晴天霹雳的噩耗。失去了丈夫的孟母，并没有气馁，她从悲伤中昂起头来，下定决心依靠自己的双手把儿子培养成一个有用的人，完成丈夫的未竟之业。 孟母的伟大之处在于她能够在儿子的成长过程当中按照阶段给予儿子不同程度的教育。 孟子名孟柯，出生于现在山东省邹城市北25华里的凫村。孟家最初的住处靠近一片墓地。游戏、模仿乃是孩子的天性，由于经常看到出殡送葬的人群从附近经过，因此，孟轲与其他孩子就“为墓间之事，踊跃筑埋”。他们模仿送葬的人群，兴致勃勃地玩抬棺材、掩埋死人的游戏。孟母认为这样的环境会影响孩子读书，妨碍孩子正常思想的形成，会让孩子走向不健康的道路。 孟母决定搬家，毅然带孟轲迁居到远离墓地的庙户营村。庙户营村位于现在的邹城市西北部，当时，这里是一处繁华的集镇。孟轲置身于这人来人往的闹市之中，逐渐又同集镇上的孩子一起玩起做生意的游戏，与同伴们学习商贩叫买吆喝，讨价还价，还学邻居屠夫杀猪宰羊。孟母觉得这里仍然不是培养孩子的理想场所，这样下去，孩子很容易受小商贩的影响而不认真读书。 在这个集镇上刚刚居住了半年的孟母，毅然决定再一次搬迁自己的住处。他们搬到了学宫的旁边。这所学宫位于现在邹城南门崇教门外路东，是孔子之孙即子思设宫讲学的地方，后人称它为“子思书院”。后来子思的学生在此授徒讲学。孟母想，孩子在学宫的附近居住，必然会受到学宫气氛的影响，长大以后读书也方便。母子搬迁到这儿后，天资聪颖的孟轲果然被书院里的琅琅读书声所吸引，常到书院里跟着学习诗书，演习礼仪。孟母很高兴自己终于找到了培养孩子的理想场所，从此就在这里定居下来了。后来孟母把孟轲送入学宫，随子思的弟子学习，使孟子从此走上学业之路。 孟母断机教子的故事同孟母三迁一样是母亲教子故事的典范。 孟子虽然天性聪颖，但是也有一般孩子的顽皮。到学宫学习了一段时间后，开始的新鲜劲头过去了，贪玩的本性难移，有时就逃学，对母亲谎称是找丢失的东西。有一次孟子又早早地跑回了家，孟母正在织布，知道他又逃学了。孟母把孟子叫到跟前，把织了一半的布全部割断。孟子问为什么要这样，孟母回答说：“子之废学，若吾断斯织也!”，教育孟轲，学习就像织布，靠一丝一线长期的积累。只有持之以恒，坚持不懈，才能获得渊博的知识，才能成才，不可半途而废。逃学就如同断机，线断了，布就织不成了，常常逃学，必然学无所成。 孟轲幡然大悟，从此勤学苦读，没有辜负母亲的期望，终于成了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 孟母对于孩子品格的成长同样十分看重，她的“杀豚不欺子”的故事至今让后人赞叹。有一次，邻居家磨刀霍霍，正准备杀一只小猪。孟子非常好奇，就跑去问母亲：“邻居在干什么？”“在杀猪。”“杀猪干什么？”孟母笑了笑，随口说道：“是给你吃啊。”刚说完这句话，孟母就后悔了，心想本来不是为孩子杀的猪，我为什么欺骗他呢？这不是教他说谎吗？为了弥补这个过失，孟母真的买了邻居的猪肉给孟子吃了，以此教育孩子做人要“言必信，行必果。” 孟子娶妻以后，对自己的妻子不喜欢，认为她太过倨傲。有一天，天气十分炎热，妻子从田间劳作回家，进了房间就脱衣纳凉，正巧孟子突然推门近来。看到妻子光着身子在房间里凉快，孟子异常生气，认为妻子行为放荡，不守礼节，当即就有了休妻的念头。孟母知道以后严厉斥责孟子说：你进门之前应该先敲门问屋里是否有人，才能进去，你没有敲门就推门而入，是你先失礼节，并不是你妻子的过错啊。听了母亲的话，孟子深感自己过于鲁莽，也惭愧于自己没有把所学应用于生活当中，自此对妻子芥蒂尽除，与妻子和好如初。孟母用家庭小事教育孟子“万事礼为先”的做人道理，其识见令人敬仰。 孟母对于家庭一生操劳，尽管孟子已经长大成人，但对孟子的教育和督促从来没有放松过。在齐国，孟子多次向齐宣王阐述自己的政治主张，齐宣王虽然以年禄十万钟酬谢孟子，但是却不肯积极推行他的政治主张。他非常想去愿意采纳他政治主张的宋国，可是又担心母亲年事已高无人照料。 孟母知道了儿子的心事，对儿子说：“故年少则从乎父母，出嫁则从乎夫，夫死则从乎子，礼也。今子成人也，而我老矣！子行乎子义，吾行乎吾礼。”孟母的一席话把孟子的担忧和犹豫一扫而空，孟子遂离家周游列国，受到了各国的空前欢迎，他的政治主张在许多诸侯国得到顺利推行。 就在这个时候，为儿子倾尽毕生心血的孟母，在亲眼看着儿子成功的时刻，满怀着一个母亲成功的欢欣，一病不起。在归葬故乡的途中，沿途经过的地方，无论民众官员，无不争向在路旁祭奠，表达对这位伟大母亲的尊敬和哀思。 在山东邹城市北20里的马鞍山麓，古柏森森的孟母林静穆庄严，时刻吸引着一代代景仰这位伟大母亲的人们。 2、徐母大义 在中国历史上被后世尊为“三大贤母”的母亲中，处于第二位的是三国时代的徐庶之母。 徐庶是三国颖州（今河南许昌）人，字元直。早年与诸葛亮、庞统同为好友，曾投刘表，后投刘备任军师。徐庶投奔刘备的时候,正值刘备孤军落难之际，兵不过千，城仅新野一座，将只有关羽、张飞、赵云、关平、周仓等人。徐庶作了刘备的军师后，大展才华，在数月间连施妙计，杀吕旷，斩吕翔，大破八门金锁阵，败曹仁取樊城，刘备的士气军心为之一振，曹操的嚣张气焰为之一寒。曹操的谋士程昱对曹操说：徐庶的才能比他程昱要高出10倍。但令人惋惜的是，就在徐庶越战越勇时，他不得不激流勇退。在三国初期这谋臣智士纵横俾阖的较量场上，就失去了一位极其重要的军事家，失去了许多可令后人学习和效仿的用兵之法。而令人高兴的是，在徐庶辞别刘备时，向他推荐了诸葛亮，于是有了传诵千古的“三顾茅庐”故事。 徐庶正施展才华的时候，为什么要突然离开刘备？都是因为曹操的谋士程昱。徐庶是有名的孝子。当曹操听谋士程昱说徐庶在为刘备出谋划策时，就想纳为己用。程昱教曹操把徐庶的老母骗至许昌，请徐母写信召唤徐庶。没想到徐母是忠奸分明、深晓大义的老人，徐母识破曹操的奸计，坚决不从。程昱就进一步献计，伪造徐母一封信，招引徐庶。徐庶是个孝子，收到这封假信后，只得辞别刘备投曹。徐庶临别刘备时，二人洒泪相别，徐庶指心对刘备说：“本欲与将军共图王霸之业者，以此方寸之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乱矣，无益于事，请从此别。”玄德哭着说：“元直去矣！吾将奈何？”徐庶推荐了诸葛亮，说：“此人不可屈致，使君可亲往求之。若得此人，无异周得吕望、汉得张良也。” 徐庶被一封假造的书信轻易骗到了许昌，此举使深明大义的母亲痛极而自尽，造成了徐庶终生的遗憾，他因此痛恨曹操，曹操也只落得一场空欢喜，得到的是一位终生不为其设一计的旁观者。老母亲为自己的愚蠢而含恨九泉，心灰意冷的徐庶，不由地仰天长叹：“我徐某，报国有心，却无力回天；不忠、不孝，枉为人臣。” 在那个时代，曹操名为汉相，是仕途正宗，但是徐母却能够区分奸伪，认为儿子投奔曹操是明珠暗投，足见这位母亲的大德高义。 3、岳母刺字 岳母刺字的故事，也是中国的历史故事中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教子故事之一。岳母因此而成为千百年以来教育儿子精忠报国的母亲楷模。当时，年轻气盛的岳飞在枪挑了小梁王、大闹比武场之后，和牛皋、王贵、汤怀、张显弟兄五人，一起回到家乡河南汤阴闲居。 这时候，北方金国兴起，四太子金兀术率领大兵南侵。北宋朝廷腐败无能，无力抵抗，被金兵占了都城汴梁（今开封），皇帝钦宗、太上皇徽宗也被掳到北国。金兵在中原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再加上河南这一年瘟疫盛行，偏偏又遇大旱，颗粒无收，百姓如处水火，苦不可言。岳飞和母亲、妻子在家苦守清贫，甚是凄凉。王贵、汤怀、牛皋几个人的父母相继过世，几个人耐不住饥寒，未免去做些不洁之事。岳飞几次劝他们休取不义之财，他们也不肯听，最后竟一齐去山中落草了。岳飞见这般光景，心中悲伤不已。 一天，岳飞正与母亲在家中说话，有人前来叩门。岳飞把那人接到屋中，谈话中才知道来人是洞庭湖杨么起义军的部将王佐，因杨么久慕岳飞文武全才，特差王佐前来聘请前去相助。当下王佐拿出许多金银珠宝作为聘礼。岳飞正色说道：“岳飞生是宋朝人，死是宋朝鬼！”坚辞不收。王佐无可奈何，最后只得收拾起聘礼回山去了。 王佐走后，岳飞进去将这些细细说与母亲。岳母听罢，沉思了一会，就让岳飞去中堂摆下香案，端正香烛，随后带媳妇一同出来，焚香点烛，拜过天地祖宗。又叫岳飞跪在地上，媳妇研墨。岳母说道：“孩儿，做娘的见你甘守清贫，不贪富贵，是极好的了。但恐我死之后，又有些不肖之徒前来勾引，倘我儿一时失志，做出些不忠之事，岂不把半世芳名丧于一旦？故我今日祝告天地祖宗，要在你背上刺下‘尽忠报国’四字，愿你做个忠臣，尽忠报国，流芳百世，我就含笑于九泉了！”岳飞听罢，说道：“母亲说得有理，就与孩儿刺字罢。”便将衣服脱下半边。岳母取过笔来，先在岳飞背上写了“尽忠报国”，然后将绣花针拿在手中，在他背上一刺，只见岳飞的肉一耸，岳母问：“我儿痛么？”岳飞道：“母亲刺也不曾刺，怎么问孩儿痛不痛？”岳母流泪道：“孩儿，你怕娘的手软，故说不痛。”说罢，咬着牙根刺起来。刺完，将醋墨涂上，使永远不褪色了。岳飞起来，叩谢了母亲训子之恩。 这时，宋康王在金陵（今南京）继位，为高宗。这就是南宋。朝廷传下圣旨，召岳飞进京受职，率兵讨贼，图复中兴，报仇雪恨。岳飞接了圣旨，即刻收拾停当。岳母叮咛孩儿，勿忘“尽忠报国”。岳飞拜别母亲，又嘱咐了妻子，这才上马进京去了。这以后，岳飞领兵几次大败金兵，力图恢复中原，不料朝廷奸臣宰相秦桧一伙，私通金国，陷害忠良。他们把岳飞骗进京，诬他谋反，下在狱中。审讯中，岳飞脱下上衣，露出背上“尽忠报国”四个赫然大字，凛凛正气，贯冲斗牛。但邪恶猖獗一时，岳飞终被害死于风波亭。可是，岳母训子报国的故事和岳飞的英雄美名却千古流传。
中国古代“六圣”分别是谁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圣人”指知行完备、至善之人，是有限世界中的无限存在。总的来说，“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我国历史上，从西汉到盛唐出现过“史圣”“草圣”“医圣”“书圣”“画圣”和“诗圣”。被后人称为“六圣”。 1.史圣：汉武帝时代的著名史学家司马迁，自幼读史，20岁后遍游祖国名山大川，博览广闻，历尽艰辛，终于著成不朽的历史名著《史记》。 2、草圣：汉朝末年三国初年张芝擅章草(旧隶的草体)，据说他“临池学书，池水尽墨”，时人称之为“草圣”。3、医圣：建安时期的张仲景“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撰《伤寒杂病论》，为后世医学家必读的经典，被称为“医圣”。 4、书圣：东晋王羲之是中国书法史上的巨匠。他的字“飘若浮云，矫若惊龙”，创造了独特的书法风格，被后人称之为“书圣”。 5、画圣：盛唐时人吴道子擅长佛道画，所画人物“毛根出肉，人健有余”，他在寺观图画壁300多间，画中人物奇形异状，无一相同，被时人称为“画圣”。 6、诗圣：和吴道子同时代的伟大诗人杜甫。其诗“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一生写了大量的现实主义作品，被后人尊称为“诗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