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太极宫位于长安城中轴线北部,始建于隋文帝开皇二年(582年),隋称大兴宫,唐睿宗景云元年(710年)改称太极宫。因其为唐帝国的正宫,故又称“京大内”,唐高宗时期修大明宫后改称太极宫为“西内”。 太极宫之南为皇城,北倚长安北墙,北墙外为西内苑,内苑之北为禁苑(隋大兴苑),东西两侧分别是太子所居住的东宫与掖庭宫。太极宫遗址位于现在西安市核心区内,全为现代建筑所覆压,尚无条件进行考古发掘。 据勘测及文献记载可知,宫城(包括东宫及掖庭宫)东西宽2830.3米,南北长1492.1米。宫城城墙为夯土板筑,墙壁高三丈五尺(合10.3米),墙基宽一般在18米左右,只有东城墙部分的宽度是14米多。

郭侃(1217年-1277年),字仲和,原籍华州郑县(今陕西省华县)人,蒙古帝国将领。 其祖父郭宝玉,父亲郭德海,皆成吉思汗手下大将。公元1252年跟随旭烈兀远征西方,独自在西亚屡破伊斯兰军队百二十余城、破十字军百八十余城,讨伐了诸多国家其足迹越过喀什米尔,为其征服之地的人们所畏惧,乃至对手惊呼“东天将军,神人也”。 除了向即位的忽必烈献策建国号与置国都之外,也曾进言制压南宋之事。累积战功而达万户之位,并因制压江南之功而被任命为海宁知州,于在职一年余之后去世。 郭侃是唐代汾阳王郭子仪的后裔。其祖父为郭宝玉,父亲为郭德海,郭侃是其次子。郭侃幼年时被蒙古将领木华黎部下史天泽所收养,留于家而教养之。弱冠为百户,鸷勇有谋略。 1232年从军伐金,任百户长。1245年升任千户长。 郭侃有勇有谋,擅长使用火炮。郭侃大半生跟随蒙古军队西征,一生攻下了约七百座城,其中有中国式的城、伊斯兰式的城和西欧式的城(叙利亚的十字军小国),郭侃行军有纪律,常于野外露宿,暴风雨时也不入民舍,军队所至皆兴课农,吏民畏服。

大明宫位于隋朝皇宫大兴宫(唐称太极宫)之东北,始建于唐贞观八年(公元634年),原名永安宫,唐太宗建造初衷是为给太上皇李渊居住,以尽孝道。但大明宫未建成,李渊就离开了人世,大明宫的修建于是停止。龙朔二年(公元662年),唐高宗扩建,次年迁入大明宫执政。大明宫成为了大唐帝国新的政治中心。 大明宫是唐长安城规模最大的一处宫殿区,选址在唐长安城宫城东北侧的龙首原上,利用天然地势修筑宫殿,形成一座相对独立的城堡。宫城的南部呈长方形,北部呈南宽北窄的梯形。周长7628米,面积约3.2平方公里,为北京紫禁城的四倍,相当于三个凡尔赛宫,十二个克里姆林宫,十三个卢浮宫,十五个白金汉宫,五百个足球场。平面形制是一南宽北窄的楔形,西墙长2256米,北墙长1135米,南墙为郭城北墙东部的一段,长1674米,东墙的北部偏西12度多,由东墙东北角起向南(偏东)1260米,转向正东,再304米,又折向正南长1050米,与宫城南墙相接。宫墙墙面与太极宫一样为夯土板筑,只有各城门两侧及转角处内外表面砌有砖面。城基的宽度,据考古实测,除南面墙基用郭城北墙宽约9 米左右外,其他三面墙基均宽13.5米,深1.1米。城墙筑在城基中间,两边比城基各窄进1.5米左右,底部宽10.5米,构筑十分坚固。此外,在宫城北部之外,东、西、北三面都构筑有平行于宫城墙的夹城,亦为板筑土墙。北面夹城最宽,距宫城墙宽160米。东西两面夹城距宫城墙宽均为55米。夹城的修筑,在宫城的后部,配合宫城城墙共同构成严密的防卫体系结构。 宫城共有九座城门,南面正中为大明宫的正门丹凤门,东西分别为望仙门和建福门;北面正中为玄武门,东西分别为银汉门和青霄门;东面为左银台门;西面南北分别为右银台门和九仙门。除正门丹凤门有五个门道外,其余各门均为三个门道。在宫城的东西北三面筑有与城墙平行的夹城,在北面正中设重玄门,正对着玄武门。宫城外的东西两侧分别驻有禁军,北门夹城内设立了禁军的指挥机关——“北衙”。整个宫域可分为前朝和内庭两部分,前朝以朝会为主,内庭以居住和宴游为主。丹凤门以南,有宽176米的丹凤门大街,以北是含元殿、宣政殿、紫宸殿、蓬莱殿、含凉殿、玄武殿等组成的南北中轴线,宫内的其他建筑,也大都沿着这条轴线分布。含元殿、宣政殿、紫宸殿三大殿,正殿为含元殿。含元殿以北有宣政殿,宣政殿左右有中书、门下二省,及弘文、史二馆。在轴线的东西两侧,还各有一条纵街,是在三道横向宫墙上开边门贯通形成的。有名的麟德殿大约建于唐高宗麟德年间,位于大明宫北部太液池之西的高地上。此外有别殿、亭、观等30余所。 唐僖宗时,大明宫屡遭兵火,最终于乾宁三年(896年)被烧毁。数年因为战备的原因,宫殿的遗迹也都被除,此后便成为一片废墟。

马援的历史功绩 马援用“堆米为山”平定陇西 马援(前14年-49年),字文渊。汉族,扶风茂陵(今陕西杨凌西北)人。西汉末至东汉初年著名军事家,东汉开国功臣之一。 新朝末年,天下大乱,马援为陇右军阀隗嚣的属下,甚得隗嚣的信任。后归顺光武帝刘秀,为刘秀统一天下立下了赫赫战功。天下统一之后,马援虽已年迈,但仍请缨东征西讨,西破羌人,南征交趾,官至伏波将军,因功封新息侯,被人尊称为“马伏波”。其老当益壮、马革裹尸的气概甚得后人的崇敬。 后于讨伐五溪蛮时身染重病,不幸去世。因梁松诬陷,死后被刘秀收回新息侯印绶,直到汉章帝时才遣使追谥忠成。 马援携家属随隗恂到洛阳,数月都没有被任命职务。他发现三辅地区土地肥沃,原野宽广,而自己带来的宾客又不少,于是便上书刘秀,请求率领宾客到上林苑去屯田。光武帝答应了他的请求。 此时,隗嚣听信了部将王元的挑拨,想占据陇西,称王称霸,因而对汉朝存有二心,处事狐疑。马援见状,多次写信,好意相劝。隗嚣怨恨马援,认为他背离自己,见到信后愈发恼火,后来竟起兵抗拒朝廷。马援上书刘秀,陈述消灭隗嚣的计策。 刘秀采纳马援的计策,令他率突骑五千,游说隗嚣的将领高峻、任禹等人以及羌豪,陈述利害祸福,分化瓦解隗嚣集团。 马援又写信给隗嚣部将杨广,陈说利害,希望他能归附汉朝并劝谏隗嚣悬崖勒马。杨广没有答复。 建武八年(32年),刘秀亲征隗嚣。军队行进到漆县,不少将领认为前途情况不明,胜负难卜,不宜深入险阻,刘秀也犹豫不定,难下决心,正好马援奉命赶来。刘秀连夜接见,并将将领们的意见告诉马援,征询他的意见。于是,马援说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隗嚣的将领已有分崩离析之势,如果乘机进攻,定获全胜。说着,他命人取些米来,当下在光武帝面前用米堆成山谷沟壑等地形地物,然后指点山川形势,标示各路部队进退往来的道路,其中曲折深隐,无不毕现,对战局的分析也透彻明白。刘秀大喜道:“敌虏已在我眼中了。”遂决意进军。第二天,光武帝挥军直进,抵达高平第一城。当时,凉州牧窦融率河西五郡(指敦煌、酒泉、张掖、武威、金城)太守及羌、小月氏等步骑数万、辎重车五千辆与刘秀会合,分数路攻陇。隗嚣大将十三人及部众十万余人不战而降,隗嚣逃至西城,援陇蜀军李育、田弇逃至上邽。汉军占领了天水的16座属县,刘秀派吴汉、岑彭围西城,派耿彝围上邽。至此,隗嚣军主力基本上被汉军消灭。 此战,马援“堆米为山”是此战取胜的重要原因,这在战争史上也是一个创举,具有重要的意义。

抗日战争已经过去了,我们在这里回首,依稀记得毛主席的挥斥方遒,记得蒋介石的嚣张,他那光头的样子是大家最有印象的。今天,我们就来探究下他光头的秘密。 蒋中正(1887年10月31日-1975年4月5日),字介石,原名瑞元,谱名周泰,学名志清,中国近代史著名政治家及军事家,中华民国陆军特级上将,生于浙江奉化溪口,逝世于台湾台北的士林官邸。 蒋早年赴日本学习军事,并加入中国同盟会,蒋首先是反抗清朝,接着是军阀混战,而后是抵抗日本帝国主义入侵。蒋历任大元帅府参谋长、大本营参谋长、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校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行政院院长、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中国国民党总裁、国民政府主席、三民主义青年团团长、第二次世界大战同盟国中缅印战区最高统帅、中华民国总统等职。一再连任第一至五任中华民国总统,并连续当选中国国民党总裁。 蒋介石的标志之一乃是其文明遐迩的大光头,因此曾被史迪威戏称为“花生米”。 蒋介石与陈洁如13岁,15岁与老蒋成婚(民国的女性最低婚龄为15岁),做过7年的蒋夫人,后来被宋美龄挤掉。在此书中,陈洁如回忆说发现自己身体有异,诊治良久不愈,后老蒋自己承认是梅毒,并带其去留学德国的朋友兼医生处治疗。 蒋介石日记。老蒋的日记版本众多,原本现在在宋氏家族的努力下,2006年终于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中心公开,但仅限于1917到1931年部分。老蒋日记中有“荒淫无度,堕事乖方”的八字考语(1919年7月24日);“中夜自检过失,反复不能成寐”(1920年1月17日)。这个被后来一些人定为其身染梅毒自我悔恨的证据。 老蒋除与原配毛福梅生下蒋经国外,没有子嗣的原因。这一点是“梅毒说”的重要反证。这一点可以从老蒋各位夫人、如夫人的身上看出。第一是毛福梅,育有一子,但甚至有人怀疑说,当时蒋在曰本,说经国同学的生辰八字不对头,说是毛氏偷情所生。这一说法主导者是台湾的范光陵,还要以蒋纬国临终录音带为依据。但是录音带中偏偏没有谈到这一段。其言多不为人信。 陈洁如,陈13岁与蒋交往,15成婚,22岁被迫出走“留学”。陈收养一女,名“陪陪”,后来由蒋介石取名瑶光,蒋介石、陈洁如离婚后,瑶光随其养母改姓陈。陈后一直未婚,也未生育,一说是陈自己无法生育。试想,陈当时的地位公开多称蒋的“秘书”,蒋常出入总统府,很早便与宋美玲相遇,蒋如何想与陈在其20岁左右生育。 第四便是宋美龄了。一个是据说宋婚前便与蒋“约法三章”,其中有一条就是不生育。但老蒋日记(该日记版本不祥)里记载宋美龄曾小产一次,后来便不再生育。至于是不能还是不再,不得而知。有人认为,老蒋前后四个夫人、如夫人,从青楼的姨娘到13岁的小姑娘,如果还能够在外面寻花问柳,真是可谓“精力过人”。 退一步讲,即便常常有所艳遇,当时的医疗条件对梅毒早已不在话下,让老蒋非要熬到病得不能生育,头发脱落,实在是难为他了。再说,梅毒造成的脱发,不是光脱落头发,而是全身性的。老蒋一簇胡子应该不是假的。而通过对一些老照片的观察,可以发现,老蒋其实是非常短的短发,根本不是脱发。 下面的这个解释应该说还是比较可靠的:蒋介石年轻时头发多而密,他习惯梳分头。在曰本炮兵学校学习期间,学员一概光头,这对其造成了深刻影响。(从此老蒋还养成了餐餐七分饱的习惯,他曾经说中国人这么病,“我看都是吃多了撑的”。) 1934年2月,蒋介石在南昌督战围剿红军时,他在南京向全国提出所谓的开展“新生活运动”的主张,并亲自担任该总会的会长。此时的蒋介石已改变自身的形象而剃了光头,以示所谓新生活军事化、艺术化和反共剿共的决心。从此,蒋介石就以光头形象出现了。

1、黄金家族是什么意思?“黄金家族”指的是纯洁出身的蒙古人。蒙古族有一个始祖母阿兰,据记载阿兰与她丈夫一起生了两个儿子,在她丈夫死后又生了三个儿子。她的两个大儿子包括她的亲属对这件事有疑问,阿兰说这后边的三个儿子是她与一个黄白色的神人后代,是上天的儿子,从此之后,这三个儿子的后人就被称为纯洁出身的蒙古人。成吉思汗就属于其中的一支孛儿只斤氏,除此之外,还有主儿乞氏、泰赤乌氏等。蒙古的可汗都出于这个家族,所以就被称为“黄金家族”。蒙古奇源部黄金家族有着草原一般宽阔的胸怀,狼一样的勇猛和执着,在经历了种种磨难和艰苦后仍旧昂首挺拔,黄金家族以这样的气概,统一了蒙古草原。这样的精神一直流传至今。2、成吉思汗是黄金家族吗?实际上,在成吉思汗死后,只有他的直系后裔,即术赤、察合台、窝阔台、拖雷四人的后代才被称为“黄金家族”,才有资格继承各汗国的汗位。拖雷之子蒙哥夺得蒙古大汗之位后,这个范围又进一步缩小为拖雷的后代,其后的元朝皇帝和明朝时的鞑靼可汗(如达延汗)均出自这一系。《成吉思汗的黄金家族》内容简介:奇渥温孛尔只斤铁木真、术赤、察合台、窝阔台、拖雷、拔都、贵由、蒙哥、忽必烈、旭烈兀、阿里不哥、爱育黎拔力八达、妥曜帖睦尔、爱猷识理达腊、海都、合赞、也先不花、达延、脱骨斯铁木尔、帖木儿、巴卑尔……他们都有共同的血缘,都属于阿兰老祖母感光所生的“纯洁出生的蒙古人”一一黄金家族

北宋四京分别是指哪些地方?北宋的都城在哪里北宋王朝共有四京,即东京开封府、西京河南府、北京大名府和南京应天府。初沿五代晋、汉、周旧制,以开封府为东京,河南府(今河南洛阳)为西京。宋真宗景德三年(1006)二月,以赵匡胤曾任后周归德军节度使所领之宋州(今河南商丘)为帝业肇基之地,升为应天府;大中祥符七年(1014)正月,又升为南京。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吕夷简以宋真宗咸平三年(1000)驻跸大名府(今河北大名东北)亲征契丹,奏请大名府为北京。东京为首都,是全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西京为分司所在;北京是河北重镇;南京在四京中规模最小。北宋的都城是汴京--又称汴梁、东京,即现在的河南开封。公元961年,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夺取王位,建立宋朝。在未来的二三十年里,他和弟弟赵光义指挥军队又不断征伐,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辽、金相继在北部兴起,给北宋王朝造成一定威胁,终于导致公元1227年南宋政权的建立。两宋虽然实际统治疆域有限,却创造了中国古代商业的奇迹。北宋都城汴京在当时都已经是人口超百万的大型城市,另外乡村小镇(又名“草市镇”)也逐渐发展起来。在这些城镇里,商业繁荣,市肆极为发达。据《东京梦华录》记载,北宋东京汴梁城“东华门外,市井最盛,……凡饮食、时新花果、鱼虾鳖蟹、鹑兔脯腊、金玉珍玩、衣着,无非天下之奇。其品味若数十分,客要一二十味下酒,随索目下便有之。其岁时果瓜、蔬茹新上市,并茄瓠(一种葫芦,嫩时可食)之类,新出每对可直三五十千,诸阁纷争以贵价取之”,真是一幅繁荣景象。另外,每天有成千上万头猪被赶入城市中肉市待宰,每日消耗的鱼达数千担。这时的夜市也更加兴盛,往往直到三更方散,市场交易,动辄千万。还有作为说书游艺场所的“瓦肆”,大者可容纳数千人,许多脍炙人口的评书和历史故事就是在这里经过说书艺人的精彩演绎传遍千家万户。东京城内有一条河流:汴河。汴河从西向东横穿东京城,那里成百上千的大小货船,载来了各地的货物。宋朝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就描绘了在清明时节,人们在汴河两岸及街市上活动的情景。北宋的都城汴京,是人口超过百万的大都会,城中店铺达6400多家。汴京中心街道称作御街,宽两百步,路两边是御廊。北宋政府改变了周、秦、汉、唐时期居民不得向大街开门、不得在指定的市坊以外从事买卖活动的旧规矩,允许市民在御廊开店设铺和沿街做买卖。为活跃经济文化生活,还放宽了宵禁,城门关得很晚,开得很早。御街上每隔二三百步设一个军巡铺,铺中的防隅巡警,白天维持交通秩序,疏导人流车流;夜间警卫官府商宅,防盗,防火,防止意外事故。这恐怕是历史上最早的巡警了。顺便提一下:南宋的都城却因为1127年靖康之变北宋灭亡康王赵构南下在临安即今天的杭州。偏居东南一隅。

(一)设置河西西郡的历史背景在战国时代,秦、赵、燕三国都有各自的长城。秦并六国后,连接了原来秦、赵、燕三国的长城,东起辽东,西至临洮(今甘肃省岷县).这时东段长城以北,主要是匈奴、丁零和东胡的游牧区,西段长城以西,主要是月氏、乌孙和羌人的游牧区。到了西汉初期,在匈奴强大的压力下,月氏的大部分和乌孙相继被迫西迁,河西地区遂成了匈奴的游牧区。当时在这个地区的游牧民族还有小月氏和西羌。小月氏是指月氏西迁时留下来的一小部分月氏人。西迁的月氏人被称为大月氏。在西汉初年,西汉政府所管辖的农业区,经常受到长城以北和长城以西的匈奴和西羌的骚扰,特别是匈奴的骚扰,杀伤边境居民,抢劫财物,破坏农业生产,并扬掠边境居民作为奴隶。到了汉武帝时,为了寻求与国,共同抗击匈奴,曾派迫张骞、甘父(少数民族)通使西域,意欲联合大月氏。由于此时大月氏已在大夏建国,不愿再东返故里与匈奴为敌,联合大月氏的目的没有达到。到了张骞第二次通使西域以后,才逐渐完成了联合乌孙和天山以南的诸农业国共同抗击匈奴的目的。西汉初年以来,西汉政府对匈奴一宜沿袭着消极防御的政策,除在沿长城边界线驻兵防守外,并采用“和亲”和”岁奉匈奴絮缯酒食物”的办法,希图以此作为匈奴贵族不再发动骚扰的条件。汉武帝继位之初,对匈奴仍然沿袭着前代的政策。但是这个消极防御的政策,并没有换来边境的安宁。后来由于汉武帝感到,对匈奴贵族“金帛文绣赂之甚厚,侵盗不已”,才改变消极防御为主动出击。仅武帝于公元前133年及以后的几次派出大军深入匈奴游牧区进行追击。“汉军深入穷追二十余年,匈奴孕堕殪,罢(疲)极昔之”。从而削弱了匈奴的势力。汉朝在长城以北建立了屯垦戍边、移民开垦的大片农业区。公元前121年游牧在河西地区的匈奴昆邪王和休屠王投降汉朝。汉朝封昆邪为源阴侯,其下瞩四人被封为列侯。其部众4万余人被安置在陇西、北地、上郡、朔方、云中,称为五瞩国。据《汉书·地理志》载:公元前104年,西汉政府设置酒泉郡与张掖郡,前101年设武威郡,前88年设敦煌郡。据《汉书·武帝本纪》,元狩二年(前121年)浑邪王降,以其地为武咸、酒泉郡;元鼎六年(前111年),分置张掖、敦煌郡。参证有关史料,后说比较可靠。据《汉书·地理志》的记载)河西四郡的户口数如下:地名 户数人口数辖县数敦煌11200383556酒泉18137767269武威175817641910张掖243528873110总计7127028023135在7万多户、28万多人中,主要为汉族移民。前121年,“汉乃子浑邪王故地置酒泉郡,稍徙民以充实之。”前111年,“乃分武成、酒泉地置张掖、敦煌郡,徙民以实之,历前107年,“武都氏反,分徙酒泉。”前102年,“赦囚徒,发恶少年及边骑,岁余而出敦煌者六万人。”“益发戊甲卒十八万酒泉、张掖北.置居延、休后屯兵以卫酒泉。”前91年,”其随卫太子发兵,……吏士者皆徙敦煌郡。”河西四郡的设立,对尔后中国的发展产主了极其重大的影响。在下文中将分别加以论述。(二)河西四郡促进了汉朝对西域的统一河西四郡的设置,促进了汉朝统一西域。河西四郡设置之后,汉朝将秦长城从令居(今甘肃省永受县)延伸到了阳关、玉门。其烽燧深入到轮台,用以防御匈奴。这条长城的难面,就是汉朝移民屯垦的农业区,河西四郡设置之后。隔断了匈奴与西羌的联系,导致与加强了汉朝与乌孙和天山以南诸农业国的联盟,这就是历史上所说的“断匈奴右臂”,从而进了步削弱了匈奴的势力。在西汉政府设置河西四郡以前,在中国大地上,存在着二个广大的农业区和二十广大的游牧区。大体说来,在长城以南,地跨黄河、长江、珠江三大流域,是汉族和百越、西南夷等少数民族从事农业生产的农业区;在长城以北和以西,包括东北与蒙古草原,天山以北草原以及青藏高原和邻近地区,则是匈奴、东胡、乌桓、丁零、乌孙、小月氏、西尧等民族从事游牧业生产的游牧区。在西汉政府设置河西四郡以后,将河西地区由游牧区变为农业区,这就使我国原来连成一大片的游牧区,分割成了两大片游牧区,即:匈奴、东胡、鸟桓、丁零、乌孙等游牧民族的北方游牧区和西羌等游牧民族的西北至西方的游牧区。新兴的河西地区农业区的出现,在所谓“隔绝羌芮”目的同时,也扩大了我国一大片农业区与两大片游牧区在经济文化上的联系。在历史上,农业民族与游牧民族之间的矛盾乃至朋争虽然时有发生,但是由于游牧社会不能生产出自身所需要的各种生产和生活用品,需要由农业社会供应各种手工业产品——金属工具和用具、丝绚、麻布、槽类以及槽食等:农业社会也需要游牧社会供应牲畜、皮张、畜毛等,因此游牧社会与农业社会之间关系的主流始终是互相依存、互相促进的关系。农业区经济与游牧区经济的结合,才构成了我国古代封建经济统一的整体。对于匈奴史、西羌史的研究必须与秦汉史的研究密切地结合起来。此意我在本章“匈奴游牧社会的历史地位”一节中,已经作了比较详细的阐迷,这里就不再多述了。匈奴冒顿单于在统一我国统一游牧区的过程中,使原来游牧于甘肃河西地区的乌孙族被迫西迁至巴尔喀什湖一带游牧,摆脱了原来附属于匈奴的地位,但是仍然经常受到匈奴的威胁。当时天山以北是游牧区,在这里从事游牧生活的诸“行国”,均受匈奴贵族的统治,天山以南是农业区,在这里从事定居的农业生产的诸”居国”,也受匈奴贵族的统治。《汉书·西域传》中说:”匈奴西边日逐王置憧仆都尉,使领西域,访居焉香。危须、尉犁间,赋税诸国,取富给焉”。汉朝政府有联络乌孙与天山以南诸农业国共同抗击匈奴的需要,乌孙不愿继续附属于匈奴贵族,天山以南的农业国也有摆脱匈奴贵族奴隶制统治的愿望。这就是汉朝能与西域诸国结成联盟共同抗击匈奴的政治基础。汉朝设置河西四郡后,与西域诸国在政治、经济上的联系加强了,这就为汉朝联合西域诸国共同抗击匈奴提供了有利条件。公元前138年,张骞与甘父第一次通使西域时,由于当时河西地区还是匈奴的游牧区,往返途中都受到匈奴贵族的阻挠,前后共费了13年的时间。公元前115年,张会第二次通使西域到乌孙时,就非常便当,因为这时匈奴已经退出了河西地区。张骞从乌孙返回长安时带回了乌孙报谢的使者数十人,这些使者目睹汉朝的强大,为随后汉朝与乌孙结成联盟创造了条件。同时,张骞分遣副使到大宛、康眉、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及诸旁国,扩大了汉朗对西域“三十六国”及其邻近诸国的影响。在汉朝与匈奴争夺西域的斗争中,汉朝以河西四郡为依托,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乌孙与天山以南诸农业国站在了汉朝一边,这就大大加强了汉朝的力量。在西域,汉朝与匈奴的战争中,乌孙与天山以南诸农业国常是与汉朝军队协同作战的,如:公元前90年《汉书·西域传》作前99年)汉武帝以匈奴降者介和王为开陵侯,牢楼兰国兵攻车师。公元前89年,汉武帝遣重合侯马通率四万骑兵攻匈奴,复逅开陵侯率楼兰、尉犁、危须六国兵攻车师,防备车师兵阻戳马通的骑兵。又如:公元前91年,汉宜帝初继位,解忧公主及乌孙王再次上书称:“匈奴复连发大兵侵击乌孙,取车延、恶师地,收人民去,……昆弥愿发国半精兵,自给人马五万骑,尽力击匈奴,唯天于出兵以救公主、昆弥。”汉宣帝发骑兵15万,由五将军分五路出击。乌孙兵获得大胜,俘虏匈奴人4万、牲畜70多万头,其后,西域都护甘延寿与陈汤出兵康居,消灭旬奴邱支单于所瞩部众,也主要是依靠西域诸国的兵力。在汉朝联合乌孙和天山以南诸农业国共同抗击匈奴的过程中,“西域思汉威德,成乐内属”,这是由于匈奴在西域设立憧仆都尉,征收“马畜毡JI”、“赋税诸国”,而汉朝对于西域诸国“无取于彼”。比起奴隶制的匈奴来,封建制汉朝的经济文化发展的水平是高出很多的,汉朝加之于西域各国的负担也是比较轻的;两相比较,乌孙与天山以南诸农业国是乐意亲近汉朝的。天山以南的请农业国依靠自身的力量,不能抗御匈奴贵族的奴隶制统治与掠夺。这些农业国都属于小国寡民,其大者如龟兹国仅8万余人,于阗国与疏勒国均不足2万人,其小者如且宋国、小宛国等仅1000多人。而且这些农业小国各自孤处于一个或大或小的绿洲,也难于形成一个联合的力量。他们为了自身的利益,是愿意归服汉朝的。这个伟大的抉择,历史的经验反复证明,是符合西域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的。西汉未年,由于王莽对匈奴和西域采取了一系列荒谬的措施,导致匈奴贵族再次统治天山以南诸国。“匈奴敛税重刻(苛),诸国不堪命,建武中,皆遣使求内服,愿请都护。”其后,东汉政府设置了西域都护。为着发展同西域各国的交往,为着与西域各国共同抗击匈奴的需要,公元前101年,汉武帝设置使者校尉,开始在轮台、渠犁屯田。公元前64年,汉宣帝任命卫司马郑吉使护鄯善以西诸国。公元前60年,汉宣帝任命郑吉为西域都护。西域都护的设置,使西域正式成为了汉朝版图。这是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是符合西域各族人民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利益的因为把西域“三十六国”合并到当时世界上经济文化最先进的汉朝,就为抵抗匈奴贵族的骚拢,制约诸小国间的纷争,保障社会安定、发展经济文化提供了保证。西域一词,有广狭二义,狭义的西域仅指西域都护管辖下的诸小国,而广义的西域则包括了西域各国在内。这一点在《汉书·西域传》中是交代得很清楚的:”最凡五十国,自驿长、城长、君、监、吏、大禄、百长、千长、都尉、且渠、当户、将、相至侯、王,皆佩汉印经,凡三百七十六人,而康居、大月氏、安息、JI宾、乌弋之属,皆以绝远不在数中,其来贡献则相与报,不督录总领也。”我认为那种把葱岭以东说成是狭义西域,把包括葱岭以东和以西说成是广义西域的说法,是不准确的。其明显的缺点是,只着眼于自然地理的方位,完全忽视了政治地理上中国与外国的界线。西域的国内部分,即狭义的西域,在历史上是有变化的,即以汉、唐、元、清四朝而论就是有变比的,清朝的前期与后期也是有变化的,因为在清朝后期,有大片的领土根据不平等条约被沙俄割占去了。在前后《汉书》等古籍的《西域传》中,对中央王朗统治下的各地方政权,均称之为国,这些国均是三中央王朝分封的国中之国。即地方政权,并不是现俯义上的国家。有些外国的学者,妞于历史成风,把我国历史古籍《西域传)中所列的国,统纶说成了独立于中国之外的外国,这是对历史的歪曲。为着行文上的方便,我们把狭义的西域在下文均弥之为新疆。(三)河西四郡促进了中西交通的发展河西四郡的设置,便利了中国与西方各国经济文化的交流,促进了有关国家经济文化的发展。中国与西方各国经济文化的交流,远在张骞、甘父通使西域之前就开始了。但在这之后,由于汉朝与西域各国建立了政治关系,促进了官方和民间商业贸易的发展。关于东西双方经济文化交流的路线,有些国外的学者曾提出过森林道与草原道的说法,最重要的通道毕竟还是经过农业区的通道,即由长安由发,经过河西四郡,到达新疆,再继续西行,前往印度、波斯、希腊。罗马等国。因为通过农业区的道路比较安全,食宿比较容易解决,在旅途中所需用品的补充也比较方便,而且在农业区人口密集,有较多较大的城镇,沿途呸可以进行贸易。河西四郡设立后,这个新兴的农业区的出现,使两个古老的农业区,即中原农业区与天山以南的农业区连接起来了,更进而与葱岭以西的古老的农业区联系起来了,使大片的农业区连接起来了就为东方与四方经济文化的交流,提供了安全可靠的通道。优秀的文化,包括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从来都是人类共同的财富。各国、各民族间经济文化的交流从远古就存在,因为它对于各国、合民族人民都是有利的,从来都是势不可挡的。自从汉朝设置河西四郡和统一新疆之后,中国与西方各国的经济大化交流加强了,中国的丝绸、先进的冶金技术、造纸、指南针、印刷术、火药、茶叶、容器、漆器以及大黄等药材、排萧等乐器传到了西方各国,从新疆或通过新疆,西方的良种马(天马)以及棉花、胡桃(核桃)、胡葱(洋葱),胡菜(香菜)、菠菜(波斯菜)、葡萄等多种农业植物传到了我国内地,西方的音乐、舞蹈、杂技以及箜篌、四弦曲颈琵琶筹多种乐器传入了内地。西方的宗教一佛教、景教(圣督教的一支,属于聂斯脱里派)、袄教也传入了;伊斯兰教的传入,海路虽较陆路为早,但由陆路传入的影响却甚大;而今我国信仰伊斯兰教的十个民族,主要聚居在我国西北地区,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据。中国与西方各国经济文化的交流,对促进中国与西方各国经济文化的发展,对丰富中国与西方合国的经济文化生活,都起到了重大的作用。对于这条经济文化交流的通道,西方学者称之为丝绸之路,这名称渐为世界各国所采用。在古代,中国与印度、波斯、希腊、罗马等国间商品的流通,是通过各国的商人进行的。这些商人们的活动,在正常的情况下,并不像马拉松运动员,由起点一直跑到终点;却很像接力赛跑的运动员,逐站传递。中国丝绸运销希腊、罗马的情况就是这样。这中间要经过汉族商人、新疆各族商人、粟特商人、波斯商人以及希腊。罗马的商人之手,才能在希腊、罗马的市场上销售。在各国商人中;粟特商人是特别活跃的,在新疆各城市和敦煌、武威、长安、洛阳等地都有粟特商人的聚居点。汉族商人也在新疆从事商业活动。在英国人包尔欧编译的《新疆出土怯卢文简牍》之中就有关于这方面的记载。从长安到终点站之间的许多城市,都起着中继站的作用)河西四郡和新疆的主要城镇也都起着这样的作用。东方与西方经济文化的交流、促进了这些城镇的繁荣发展。在丝绸之路上经济文化的交融,实际上包括若国外与国内两个部分。古代的新疆是一个东西文化交流和荟萃的地方,许多由西方传来的文化,一般都先传到新疆,再传入内地;许多由内地情出国外的文化,一般也是先传到新疆,再传到国外。譬如,许多农作物、乐器以及佛教等传入内地的情况就是这样,内地的丝绸、冶金技术传在国外也是这样。用譬喻说明问题,好处在于能给人们以形象鲜明的印象,但同时也有可能使人们产生错误的理解。上面用接力要譬喻经济文化交流的憎况,就存在有这方面的缺点。因为经济文化交缸的中继站之间的距离是不相等的,在交流中有可能越过一个或几个中继站,而接力赛中支出的接力棒站站都是一模一样的,经济文化的交流却远为复杂,特别是精神文化在交流的过程中,每经过一个地区,往往便染上了备该地区和民族的特点:关于古代丝绸之路上东西文化交流的问题,有两种说法是我们所不能接受的:一种说法把古代新回各民族经济文化发展的水平估计得过低:另一种说法则夸大了西方文化对新疆的影响,同时又贬低了汉族文化对新疆的影响。持前一种观点的人,有外国学者也有中国学者。这里只讲一个例子,有位著名的西域史学者在他所写的一本书里,说什么“故自秦汉以来,龟兹文化实承印度文化之余绪,龟兹本国固无文化,,又说“龟弦文化实力得诸印度”等等。这种理论是不能成立的,因为它不符合历史事实,在理论上也错的。全世界各民族在文化发展水平上的差异,只有高低之分,并无有无之别。“固无文化”的民族在历史上是从来不曾有过的,在我们着来,古代龟兹不仅有文化,而且有很高的文化。即以龟兹乐舞而论。诚然龟兹乐中曾吸收了印度乐器——四弦琵琶、贝蠡、铜鼓等以及印度佛曲,同时龟兹乐中也吸收了汉族乐器——笙、排箫、筝与鸡娄鼓伴奏的鳖鼓以及我国羌族的笛和羯人的羯鼓,但是这恰恰是龟兹文化很高的表现。地处古代东方与西方文化交流、荟萃地带的龟兹地区,同时受到东方与西方文化的影响这是很自然的事。如果龟兹本身没有较高的文化,就没有条件同时接受发展水平很高的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正是由于古代龟兹人具有远见卓识和较高的文化素养,所以才勇于吸收先进文化,创造出了在音乐舞蹈史上大放异彩的龟兹乐舞。著名的唐朝翻译家和旅行家玄奘曾称赞鱼兹乐舞“特善诸国”,特善云者,特别好也,诸国云者包括西域各国也。这个很高的评价得自目睛耳闻,应该说是可信的。龟兹乐舞自南北朝传人内地后,对我国的音乐、舞蹈、戏剧、宋词、元曲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龟兹乐传到日本、朝鲜、缅甸、束埔寨等国后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夸大西方文化对古代新疆影响的人们当中,有些是怀有偏见的学者,有些则是为沙俄和英国侵略新疆服务的殖民主义辩护士。由于后者不同于学术讨论的范围,姑置不论,现在仅对前者谈一点个人的意见。这里我们就以一位著名学者所著《中亚文化史》一书为例。作者在这本书里,只承认唐朝以后汉族文化对新疆的影响,而不承认唐朝以前汉族文化对新疆的影响,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西汉时龟兹王绛宾曾娶解忧公主的女儿为奏,夫妇同至长安学习汉族的礼乐典章,回到龟兹后曾按照汉族的礼乐典章性事。3世纪末以前,和阗地区的货币一和阗马钱(汉祛二体钱)上,有汉文和祛卢两种文字。从南北朝到隋朝,高昌国的学校里是学习“四书”、“五经”的。最晚到南北朝时期养蚕缫丝的技术已由内地传到新疆了。造纸和内地的耧等先进技术和农具也都传到了新疆。这一类事情可以举出很多。唐朝以前汉族文化对新疆不是没有影响,而是有很大的影响。河西四郡的武威、张掖、酒泉、敦煌、新疆境内的于阗、疏勒、龟兹、高昌,都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城镇。丝绸之路的畅通曾经促进了这些城镇的繁荣发展。这些城镇在对外贸易上的重要地位,大可与海运大开以后一些沿海城市的憎况相比拟。(四)河西四郡促进了西北经济文化的发展河西四郡的设置,促进了这个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西汉政府设且河西回郡后,这片古老的游牧区所以能够地速变为新兴的农业区,是有其特别优越的条件的。首先,由内地移居到这里的移民,主要是汉族农民,他们是带着内地的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到这里来的。移民的成员正如《汉书·地理志》中所说:“其民或以关东下贫,或以报怨过当,或以悖逆亡道,家属从焉。”下贫当然指的是贫苦农民,“抱怨过当”和因反抗封建统治而校目为“悖逆亡道”的人,也都主要是农民。这些在内地缺地、无地的农民,到了河西地区之后,面对千年沉睡的肥沃荒原,就大有用武之地了,迅速地发展起了农业生产和畜牧业生产。这也正如《汉书·地理志》中所说的:“谷籴常贱,少盗贼,有和气之应,贤于内郡。””地广民稀,水草宜畜牧,以故凉州之畜为天下饶。”其次,这里的农业是灌溉农业,不受旱涝灾害的威胁,农业生产在未失去水土平衡以前,是可以稳定地发展的。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个县的年降水量分别为174毫米、116毫米、82毫米、29毫米,因此光靠大气降水(雨、雪)是不能够进行农业生产的,得天独厚的是发源于祁连山的石羊河、黑河、疏勒河等滋润着河西大地,可以引水灌田,在自然地理上河西与新疆有许多共同之处,在河西和新疆有一种传统的流行的说法)说什么“高山雪灌田畴”,这种说法容易产生误解,好像无山和祁连山里有着无尽冰雪可资融化似的。其实在天山和祁连山巨大的山区中,年降水量都是比较高的。据天山中段三十山区气象站的观测:年降水量都在500毫米以上,大致相当于我国华北地区的年降水世。如果在天山和祁连山巨大的山区中,没有较高的年降水量,就不会有众多的河流从天山和祁连山中流出。正是由于有着这些河流,才保证了在干旱地区农业生产的稳定发展。在封建社会里,农业生产是最重要的生产部门.河西地区农业生产的发展,是造成这个地区城市发展、商业繁荣、文化发达的根本条件。解放后,考古工作者在兰州、武威、酒泉等地清理了汉代墓葬500多座,出土了大批文物。出上文物中有大量的木简、漆器、陶器、铜器、铁器、丝织品、度量衡具、天文仪等等。例如,1969在武威雷台的一座东汉“张姓将军墓”中,出土的文物中有铜马39匹,铜牛1头,铜车10辆,有一匹“铜奔马昂首扬尾,头微左顾,三足腾空,右后足踏一飞鸟,鸟似鹰,展翅回首,是一件罕见的古代艺术珍品”。为数众多的两汉魏晋时代文物的出土,表明了当时当地的手工业已经发展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水平。考古工作者还在订西地区魏晋时代的墓葬中发现了近干幅壁画,仅嘉峪关市的六座墓葬中就有600多幅壁画。在这些壁画中有犁地、播种、耢地、打场、采柔、养蚕、放牧等汉族和少数民族农民生产劳动的画卷,也有坞壁(封建庄园)内地主阶级在奴仆侍奉下宴饮、歌舞的画面,在这些圭画所见到的犁、违枷、耙、耢等农具,与作者解放前在山丹县农村进行社会调查时所见到的基本相同。这没有什么奇怪,农业生产上的墨守成规,生产工具千百年来很少变更,原是封建社会的一般通例。在河西地区魏晋墓室中众多壁画的发现,为研究当时的农业生产提供了最可信的形象资料,其学术价值是很高的。在古代河西地区发达的封建经济的基础上;建立起了发达的封建文化,此事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我们只打算列举三事。(1)懦家思想的广泛传播:(2)西凉乐的深远影响;(3)石函寺艺术的成就,作简略的说明。自从汉武帝罢凹百家、独尊懦术以来,懦家的思想一直是中国的统治思想。在中国长达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里,历调历代的帝王将相都把宜扬懦家思想,作为加强其统治的思想.因此懦家思想对社会生活,特别是对政治生活的影响,远远超过品教。道教等宗教教义的影响。因此,在敦惶石窟这样的宗教寺院的“遗书”中,居体还保存有《沦语》、《孝经》等多种懦家经籍。在武威汉墓中曾发现《礼记》木简。魏晋以来,河西地区出过许多位著名的文人。《资治通鉴》卷一二三曾说:“永嘉(308一313年)之乱,中州之人避地河西,张氏礼而用之,子孙相承,故凉州号为多士。”仅在《魏书》中列有专传的河西著名文人就有宋YAO、张湛、段承根、刘?、阚?、阴仲达、索敞、程骏、常爽、江式等人。他们当中有著名的经学大师、历史学家、文字学家,并有著作传世。《魏书》列传第四十卷有一段评论说:“赵逸等皆通涉经史,才志不群,价重西州,有闻东国,……”这一卷中共有11人的传记,除3人为安定人,2人为金城人外(二地均在今甘肃境内),余7人中5人为敦煌人,2人为武戚人。河西地区的人文蔚起,是和当地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紧密地联系着的。西凉乐是在河西地区融合汉族音乐与龟兹音乐而形成的一个乐种。西凉乐的乐器很丰富,有汉族乐器钟、磐、丝、筝、排萧,有龟兹乐器??五弦(五弦的直颈琵琶),还有国外传人的琵琶(四弦曲颈琵琶)、箜篌、铜钹、贝蠡等。西凉乐的各种乐器的形象以及演出的情况,从魏晋墓葬和石窟寺的壁画中都可看到。在敦煌石窟遗书中,已经发现有古代乐谱和好几百首曲子词。这些都为深入研究西凉乐和我国的古代音乐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西凉乐是在北朝时传人内地的。在隋唐燕乐中,龟兹乐与西凉乐最为流行,影响也最大,它们不仅对内地的音乐舞蹈,而且对宋词、元曲、戏剧的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特别是西凉乐中的大曲,对我国戏曲的发展影响很大。笔者曾写过《西凉乐与伊州乐》一丈,发表在《新疆社会科学》1982年第4期,可供参考,这里就不再作详细说明了。甘肃境内的石窟寺共有20多处,其数量在我国各省区中是最多的。在河西地区著名的石窟寺有: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以及玉门昌马、酒泉丈殊山、肃南马蹄寺和金塔寺、武威天梯山等石窟寺。在这些石窟寺内保存了大量的壁画、彩塑和题记,为研究1000多年间河西地区的文化提供了珍贵的资料。特别是敦煌莫高窟为全世界所瞩目的一座文化宝库,加之敦煌石窟遗书的发现,敦煌学已经成为了一门世界性的学问。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关怀下,我国已经成立了敦煌、吐鲁番学会,人们正期待着我国的学者们能在这方面取得更大的成就。如果没有河西地区雄厚的社会财富,为数众多的两双魏晋的豪华墓葬和美轮美矣的石窟寺是建立不起来的。它们耗费了大量的社会财富,其主要来源,一为地主阶级向农民征收的地租,一为地主阶级的当权派向农民征收的各种捐税。这种饥寒中的富丽,用孝道和善行装扮起来的伪善设施,既敲诈了劳动人民的血汗,又作为向劳动人民进行欺骗的”依据”。当然,我们对于石庙寺和墓葬中的艺术珍品,还是深怀敬意的,它们是无数能工巧匠累代勤劳的创作,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两汉、西晋和唐朝都是河西地区的经济文化商区发展的时代。现将这些朝代河西四郡的户数和人口列表如下:时代户数人口数辖县数资料来源西汉7127028021135《汉书·地理志》 东汉4626411112147《后汉书·郡国志》内包括张掖附国6216216856西晋24700?37《晋书·地理志》唐朝4086518929813《旧唐书·地理志》内包括吐浑504817212对上表需要说明的是,1《后汉书·郡国志》中缺酒泉郡的人口数;2西晋时期敦煌郡的户数、包括新疆地区伊吾等地的户数。3河西四郡的人口以西汉时期为最多,东汉时期人口大量减少,据《后汉书·西尧传》说是由于西羌的骚扰,有一部分人口内迁造成的。唐朝天宝年间湘四郡的人曰虽多于后汉和西晋,但是仍不及西汉时期的人口。当时由于推行租庸调制度,一般都有隐瞒少报人口的情况。当匈奴休居王和昆邪王在河西地区游牧时,其所部只有5万多人,西汉政府设置河西四郡以后人口大量增加了,农业、牧业和手工业生产都有了很大发展。县或城的数目增加,这也是经济得到发展的一个标识。西汉政府设置河西四郡的历史功绩主要是:扩大了汉朝对古代新疆的政治经济影响,促进了新疆统一于汉朝;将河西游牧区建设成为农业区,为丝问之路的畅通提供了方便条件;发展了河西地区的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创造了高度发展的封建文化。河西地区与新疆毗邻,在历史上两者在政治、经济与文化上的联系是很富切的。东汉中期西域副校尉就常驻在敦煌,行使着西域都护的职权,后来由敦煌太守兼管西域事务。这种办法后来又为魏晋两朝所沿袭。我国著名学者顾炎武在所著《天下郡国利病书》中,是把敦煌划入西域范围的,这种看法是有其历史根据的。对河西四郡,在近代以来又被人们称之为河西走廊,这是一条长达1000多公里的长廊,是通向新疆的长廊,是丝纲之路的长廊。

从公元前十一世纪末到八世纪,是中国史上的西周时期。从这时起,中国的历史就进入了封建社会的初期阶段,出现了封建领主制的国家。1、周族早期的历史周是兴起在渭水中游黄土高原上的一个古老部落。渭水有很多支流,漆水、沮水之间,上地肥沃,物产丰饶。这种优越的自然条件,是周能够勃兴的一个重要因素。相传周的始祖后稷,名弃,其母姜嫄,有邰氏女,出野,践巨人迹,感而生弃。后来弃就留在他母亲的氏族中,安家立业,这就是《诗经》中所说的"即有邰家室"。后稷诞生的传说,反映出周人在后稷以前,尚未脱离母系氏族社会的历史阶段。从后稷起,古文献上便记载着周人父系祖先的名字,这些名字,显然是周人进入父系氏族社会的标志。《诗经》上说,后稷长于种植,他种植的稷、黍、麦、豆、瓜、麻等农作物部长得很茂盛。古书上又说帝尧曾举弃为农师。这些传说反映了在遥远的古代,周人在耕作技术方面是颇为擅长的。自后稷十几传至公刘,迁居于豳(今陕西栒邑)。《诗经》上说,当时周的整个部落成员到豳以后,在那里建立庐舍、豕牢,然后在靠近河流的原野,开拓田畴,划分疆场,分配土地,继续他们的农业村社生活。周人迁豳后,就渡过渭水,"取厉取锻",改进农业生产工具,提高了农业生产技术,并开始"彻田为粮"。所谓"彻田为粮"就是强制村社的人民用劳役的形式提供地租。自公刘九传至公亶父,这时被称为戎狄的西北诸游牧部落,也向渭水流域移动,周人受到他们的压迫,公直父率周人去豳,而迁居岐山下的周原(今陕西岐山)。和周人同时迁徙的还有其他邻近的部落。迁居岐山后,周人的社会起了重大的变化,他们开始营城郭,建室屋,设官司,并把各部落的人民分别组织在很多被称为"邑"的地域性组织之中,即所谓"以邑别居之"。看来周至公直父时,已粗具国家雏形,所以后来的周人称公亶父为太王,尊奉他为周王朝的奠基人。周和商很早就发生了关系。武丁时的卜辞中有"令周侯"和"璞(伐)周"的记载。《易经》中载武丁伐鬼方,周人也参加,并因战功得到商的赏赐。这些史料说明了周至晚在武丁时已接受了商王朝边侯的封号。公亶父死,子季历立。这时周人渐渐强盛,先后打败了西落鬼戎、始呼之戎、翳徒之戎,基本上击退了来自西北的游牧部落的威胁,巩固了周人在渭水中游的统治。周人的强大,引起了商王朝的不安,故商王文丁杀掉了季历。季历死,子昌立,是为周文王。从季历起,商周关系日益亲近。商为了结好于周人,把挚君之女大任嫁给季历,后来又把莘君之女大姒嫁给文王。由于商周关系愈来愈密切,周人就有了更多的机会去接受商文化。文王对农业生产颇为注意。《尚书·无逸》说"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又说文王"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不敢盘于游田"。另外的古书又说,文王宣布了"罪人不孥"、"有亡荒阅"的法令。"罪人不孥"是不把罪人的家属籍没为奴隶。"有亡荒阅"是逃亡的奴隶必需找回来。看来当时的周人已经使用奴隶。更重要的是他推行"耕者九一",即"九一而助"的办法,把劳动地租制度化。注意内政的同时,文王又发动了一系列的战争。首先讨伐的是西北方面的犬戎,又伐密、邗等小国。文王还发动了戡黎(今山西黎城)的战争,他东进的意图已越来越明显,使商人大为惊恐。最后灭崇(今陕西长安县),崇侯虎是商王的亲信,周灭崇使商王朝失去了商在渭水流域的一个立足点。周灭崇后,迁都于丰(今陕西长安县),巩固了周人对渭水流域诸部落的统治。但终文王之世,周人未能摆脱商王朝的控制。2、武王伐纣文王死,子发立,是为武王。武王即位后,迁都于镐(今陕西长安县),积极准备伐商。这时商的统治已经在内外矛盾的交织中濒于崩溃,因而失去了对周的防御能力。武王即位后二年,"东观兵,至于孟津(今河南孟县)。"这一次进军,只不过是一种大规模的侦察或试探而已。又二年,即公元前1027年,才发动了真正的伐商战争。在这次战争中,武王率戎车三百辆,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并联合了庸、蜀、羌、髳、微、卢、彭、濮等方国部落。武王的军队,顺利地渡过了黄河,没有遇到抵抗。不久即进据商都朝歌郊外的牧野(今河南汲县北),这时商王纣发兵仓惶应战。《诗经》说"殷商之旅,其会如林",商纣王的军队虽然很多,但商军是由奴隶和贫穷自由民组成的,他们对周人并无故意,反而把周人看作自己的救星。古书上说,当时商军在战场上起义,倒转戈矛以攻于后。战争以武王的胜利而结束。中国史上最后的一个奴隶制国王帝辛,自燔于火而死。武王夺取了全国政权,建立了西周王朝,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代明君。

1937年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爆发,国民党军队处于正面战场。在八年抗战尤其是抗战之初,国民党军队浴血奋战,宁死不屈,表现出了伟大的民族气节,抒写了可歌可泣的抗日诗篇。 数据显示,从1937年到1941年,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上先后进行重大战役22次,重要战斗3117次,小型战斗38931次,歼灭日军86万人,自身付出了322万人的重大伤亡。涌现出郝梦龄、赵登禹、张自忠、戴安谰等一大批爱国将领,共有100多名将军血洒疆场,这在战争史上绝无仅有。 但一个不忍直视的事实是:抗战中国民党参与的所有会战,除了台儿庄战役之外,全都以失利撤退告终。仅1937年一年就致使2亿人口的区域沦陷。 总结国民党对战日军的一次又一次失败,不仅是因为当时的军队装备落后、国民党军队的骄奢淫逸、国内两党形式混乱等原因,更多的原因在于领导层面战略部署的错误。 其中有几位将领堪称百年一遇的常败将领! 第五名:胡宗南 伟大的胡主任在贫瘠的陕北高原上,带领三十万大军,一次又一次的被彭德怀打到没有脾气,最后以五战五败收场。这三十万大军越打越少,越打越疲,终于一夜之间被歼了三个军。 1949年,在坚守四川时,在占据地形优势的情况下,以逸待劳被刘邓大军打的抱头鼠窜。 第四名:刘峙 刘峙就是传说中的福将,据传每战必胜。最大的战绩是在他的挂名指挥下极其“英勇”的歼灭了新四军军部。此人打仗不行,溜须拍马洋样行。走了宋美龄的的后门谋了徐州“剿总”主任的位置。 除此之外,刘峙还充分体现了猪的另一特性——怕死。生为徐州“剿总”主任却一直躲在蚌埠,把前线的大小事交给副总的杜聿明。手里死拽着刘汝明,李延年两兵团到战役结束也没向前跨出一步。 第三名:邱清泉 说他是饭桶,不是因为他不能打。而是因为他为了掩护突围的一个后卫师,还把整个兵团拉进去,最后三十万大军谁也没能走,都完蛋在陈官庄。作为一个将领要时刻清醒自己在做什么。只是因为作为后卫的是自己的亲信就要去解救,全然不顾大局。蒋介石关键时候也来一下,让杜聿明去解救原本就该是炮灰的后卫师。最后国民党在也没有翻盘的机会。五大主力全部被歼,嫡系损失殆尽。 第二名:汤恩伯 他除了是蒋介石的亲信什么都不是。1944年春,30万中国军队被日军击败,汤恩伯将军的冤不在于36天丢了37座县城,不在于损失20万军队,而在于河南省的老百姓群起攻击被日军击败的国军,(10万军队被老百姓缴了枪)河南省的百姓恨国军超过了恨日军,河南省农民与中国军队打了起来,这在中国战场上绝无仅有,国民革命军在河南省作了如下这些事:军人把百姓在路上找个借口捆了,要家人带钱来换人,设立的税收纸条能把老百姓的门给贴满了,与土匪勾结,邦票,为了拉兵,不管任何理由,哪怕这家人离了男人就活不下去,也会把人带走...1940年到44年的4年中,河南省的国军与日军一仗没打,反与日军做起了生意。战斗中,一个日军记者看了河南省老百姓受的苦不禁说出:"我第一次发现了比日本军还坏的部队," 渡江战役前夕出卖了自己恩师的汤恩伯花大力气打造的江防,一夜之间被攻破。有英国“紫云英”号的前车之鉴,还是将军舰一字排开阻挡解放军过江。最后第二海防舰队在舰队司令林遵的带领下投降。 第一名:蒋介石 他在战略上可以说是比较强的。抗战时期“空间换时间”,解放战争“重点进攻”。可惜那光光的脑袋总有点间歇弱智。蒋介石总喜欢直接指挥部队,而很不幸这些部队往往最早去见国父。他还往往把事先经过缜密论证的部署临时打乱,而这些地点往往最先被攻破。

1、请安请安原是明代军礼中的一项,见于《大明会典》。当时全国各指挥使司、各卫所都有这个礼节,称为“屈一膝”。到了清代,在八旗和明朝遗留下来的绿营中仍然沿袭旧习。本来,兵士见到上级军官应该下跪,但因为身上有盔甲,只屈一膝或半膝,久之,不穿盔甲时也以屈一膝为礼,并和叩首、打恭一样,含有问候请安的意思。在八旗人家和部分汉族官宦人家,晚辈见长辈,平辈中幼见长,奴仆见主人至亲友相见,都行这个礼,所以屈一膝又叫请安。但在衙门或公共场所,则不论旗人汉人都行打恭礼,不能请安。男子请安的姿势:先端正姿势,如“立正”的样子。然后向前迈左腿,左手扶膝,右手下垂,右腿半跪,略微停顿;眼平视,不许低头、扬头或歪头;双肩平衡,不许弯腰,左右腿的间距不可太大,保持左腿向前迈的自然距离,不可向后蹬腿。女子请安姿势与男子同,只是左右腿的距离要近,动作幅度小,双手扶左膝,右手不下垂。2、跪安“跪安”这个礼节行于皇宫和五公府第以及宗室家庭中。皇帝每日召见军机大臣之外,常常还要另外召见某些官员,这是属于密谈性质,不同于朝会大典,所以官员同皇帝不必叩头。召见的程序是这样:先由外奏事处登记,再由内奏事处安排在某日第几起。皇帝吃早饭时(天尚未明),桌上摆好绿头签,饭后分起召见。有合在一起(如与军机大臣一起)的,太监们都退出。内奏事处太监副食应召官员来到暖阁门前,掀起帘子让官员进去,太监退到殿外。这位官员进门,站着说:“臣(某人)恭请皇上圣安。”然后跪安、起立,走几步到皇帝面前,跪在一个红边白心很厚的毡垫上奏对。奏对完毕,皇帝说:“你下去吧。”于是官员起来跪安,面对皇帝倒退几步,转身出门。如果在奏对时有谢恩的事,就在原地一叩,说:“谢皇上圣恩。”如果在奏对时说错了话,就摘下帽子,以头碰地一下,表示承认错误。皇帝日常晨昏定省、见皇太后时,进门要跪安,退下时也跪安。太监有事向皇帝、太后、皇后、妃嫔等主位启奏,王公府第及宗室家庭中晚辈见长辈,奴仆见主人,都要跪安。跪安的姿势和请安的姿势,相同部分是先端正姿势,左腿向前迈步。但跪安时右腿须全跪,然后左腿也跪下,右腿随即起来,左腿也起来,恢复立正的姿势。这一连串的动作要节奏均衡,不可慌忙,不可拖拉。其他和请安的要求一样。清代后妃以下,公主、格格、福严明以及品官命妇(汉人品官命妇不在此列)穿朝服、吉服,行大礼,有一肃、一跪、三叩及六肃、三跪、九叩的仪节。(一肃是一次肃立。一跪是跪下和起立各一次。三跪当然就是各三次。三叩和九叩的区别也是次数的区别。)穿朝服、戴朝冠时的叩首和男子一样。穿吉服的在晚清不戴吉服冠,而戴钿子,则跪下之后不叩首,只以右手扶两把头翅。这里需要解释的是“肃”。这个动作和女子请安差不多,先端正姿势,慢慢地一直下跌到底,再慢慢起来,恢复立正的姿势。也是要求不弯腰,不低头,两肩平稳,腰板笔直。

皇帝的女儿分为两等,和硕公主和固伦公主,一般只有皇后的女儿才能封为固伦公主,当然也有例外,比方说乾隆的十公主的封号就是固伦和孝公主,因为乾隆是老来得女,非常宠爱,后来下嫁和绅之子丰绅殷德。皇帝的姐妹称长公主,姑母称大长公主。朝前身后金初年,国君(即大汗)、贝勒的女儿(有时也包括一般未嫁之妇女)均称格格,无定制。例如,清太祖努尔哈赤的长女称东果格格,次女称嫩哲格格。清太宗皇太极继位后,于崇德元年(一六三六年),始仿明制,皇帝女儿开始称为公主,并规定皇后(即中宫)所生之女称固伦公主,妃子所生之女及皇后的养女,称和硕公主。格格遂专指王公贵胄之女的专称大清太宗皇太极继位后,于崇德元年(一六三六年),始仿明制,皇帝女儿开始称为公主,并规定皇后(即中宫)所生之女称固伦公主,妃子所生之女及皇后的养女,称和硕公主。格格遂专指王公贵胄之女的专称。例如,皇太极的次女马喀塔(孝端文皇后所生)初封固伦长公主,后改为永宁长公主,复改为温庄长公主。由此可见,现在影视剧中把皇帝之女称作格格是不准确的(如,还珠格格、十八格格......)。顺治十七年(一六六0年)始把格格分为五等,即:一、亲王之女,称为和硕格格,汉名为郡主;二、世子及郡王之女,称为多罗格格,汉名为县主;三、多罗贝勒之女,亦称为多罗格格,汉名为郡君;四、贝子之女,称为固山格格,汉名县君;五、镇国公、辅国公之女,称格格,汉名乡君;此外,公以下之女,俱称宗女。格格之称一直沿用至清末民初之际,才渐渐终止。例如清高宗(乾隆帝弘历)一生共生了十个女儿,其中有五人因早殁没有加封,另外五个女儿,加封为公主。即第三女(孝贤纯皇后生),封固伦和敬公主;第四女(纯惠皇贵妃苏氏生)封和硕嘉公主;第七女(孝仪纯皇后生),封固伦和静公主;第九女(孝仪纯皇后生),封和硕和恪公主;第十女(妃汪氏生),封固伦和孝公主。她是个例外,因为她是在乾隆六十五岁时生的,是乾隆帝最钟爱的女儿,后下嫁给和的长子丰绅殷德。她本应封为和硕公主。但乾隆破例把他封为固伦公主。此外,乾隆帝还收养了其弟弘昼的一个女儿,后来加封为和硕和婉公主。从以上事例来看,清朝从皇太极开始就已经不把皇帝的女儿称作格格了,一般均称为公主。 但公主的家人也可以在不是很正式的场合叫她“格格”,这是按照她的排行来叫的,如“大格格”、“十格格”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