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人巧合：金朝灭亡时也发生类似靖康之耻事件
靖康之耻又称靖康之乱、靖康之难、靖康之祸、靖康耻。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次著名事件，发生于北宋皇帝宋钦宗靖康年间（公元1126~1127年）因而得名。靖康二年四月金军攻破东京（今河南开封），除了烧杀抢掠之外，更俘虏了宋徽宗、宋钦宗父子，以及大量赵氏皇族、后宫妃嫔与贵卿、朝臣等共三千余人北上金国，东京城中公私积蓄为之一空。靖康之耻导致北宋的灭亡，深深刺痛汉人的内心，南宋大将岳飞在《满江红》中提到：“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 历史常常有惊人的相似之处，金朝灭亡之时，竟也上演了一场山寨版的“靖康之耻”。公元1126年，金兵攻破汴京，将宋徽宗、钦宗及后妃、皇族解往金国；时隔107年，公元1233年，金国南京（汴京）留守崔立献城降蒙，蒙古军俘虏金国后妃、皇族北去，解往和林。 1233年正月，金哀宗为抗击蒙古进攻，亲率数万兵北渡黄河。蒙古军半渡而击，金军大败。蒙古军迅即渡过黄河，剩余金军重新集结后，在白公庙再战蒙古军，结果全军覆没。金哀宗只得率少数近臣连夜登船，逃往归德。 蒙将速不台随即指挥大军，把金国都城围成铁桶一般。城内粮尽，居民饿死无数，一时“缙绅士女多行乞于市，至有自食妻子者，诸皮器物皆煮充饥，贵家第宅，市楼肆馆皆撤以炊。” 不久，金朝京城西面元师崔立杀掉完颜奴申和完颜阿不，约降蒙古，派人烧掉京城城墙上的楼橹防具，把梁王及其近亲囚禁于宫中，入皇宫私取珍宝无数，运载填充于他自己在京城的大宅子里。他又指使兵人，在城中帮助蒙古兵搜掠金银，拷打折磨官员百姓，百毒备至，使城中百姓生不如死。 五月间，崔立催逼金国两宫皇太后、梁王、荆王以及诸宗室五百多人北行，送俘蒙古，以三十七辆大车装载。同时，掳掠医、匠、子女玉帛赴北。金军大败之后，蒙古兵烧杀掠夺，满载子女玉帛。金国人民颠沛流离，文物流失，田园荒废。 此时金国，与百多年前北宋之形何其相似？金皇室同1127年北宋皇族的悲惨情状如出一辙，惟一的区别是当时的金朝皇帝奔逃在外。金太宗泉下有知，该如何感叹？
金朝迁都燕京
金太祖完颜阿骨打在位期间，因战争繁忙，并未修建宫殿。第二代皇帝金太宗完颜吴乞买继位后，于1124年命汉人卢彦伦主持修建都城。都城的格局是集当时辽、宋风格于一身。大金朝上京城的建治，大致采取近似中轴线、近似均衡和近似对称的手法，规划街道里坊，营筑宫室官邸，使上京城为中国宋元时期最北部的都城大邑，也是金朝第一都。 虽然大金上京会宁府已经成了大片的农田，但从残存绵延11公里的的古城垣、至今仍伫立在水田间的点将台等遗址上，仍可想象800年前金上京的繁华与兴盛。金代共四个都城，上京会宁府是金朝第一个都城，1153年海陵王迁都燕京（今北京）是金朝第二个都城，称金中都，金朝第八位皇帝宣宗于1214年迁都南京（今开封），金在蒙古军的进攻之下迁都开封，又迁都蔡州，公元1234年，蒙古军攻下蔡州，金朝灭亡。金上京会宁府皇城午门址，是唯一仅存的一处门址。 正当上京城向前发展时期，金朝内部发生了宫廷政变，主要原因是，金熙宗在位后期因为酗酒造成酒精中毒，胡乱杀人，引起了朝中众臣的不满。金熙宗继父之子完颜亮利用这个机会，联合亲信亲手将金熙宗杀死，自立为帝。海陵王继位后，为了缓和继弟杀兄、臣弑君的“同室操戈”这个矛盾，就以上京会宁府偏于东北一隅、物资运输与公文传递有违误等理由，将京都迁往燕京（今北京市）。 在迁都燕京后，海陵王为了不留有金熙宗奉行君主制的痕迹，完全解除女真皇族组合力与反抗力，来确保自己的皇位，于正隆二年（1157年）下令毁上京。同年八月，海陵王下令撤销上京留守衙门、罢上京称号，只称会宁府。海陵王迁都、毁上京后，使上京会宁府不再有往日市井繁荣的景象。
金朝为什么把国号取名为五行中的“金”
金朝（1115年－1234年）是中国历史上由女真族建立的封建王朝，共传十帝，享国一百二十年。 女真原为辽朝臣属，天庆四年（1114年），金太祖完颜旻统一女真诸部后起兵反辽。于翌年在上京会宁府（今黑龙江哈尔滨）建都立国，国号大金，建元“收国”。[2]并于1125年灭辽朝，两年后再灭北宋。贞元元年（1153年），海陵王完颜亮迁都中都大兴府（今北京）。金世宗、金章宗统治时期，金国政治文化达到巅峰，金章宗在位后期由盛转衰。金宣宗继位后，内部政治腐败、民不聊生，外受大蒙古国南侵，被迫迁都汴京（今河南开封）。女真贵族大肆占领华北田地，奴役汉族，使得双方的冲突加剧。当金朝国势衰退时，汉族纷纷揭竿而起。1234年，金国在南宋和蒙古南北夹击下覆亡。 金朝鼎盛时期统治疆域包括今天的中国大陆淮河北部、秦岭东北大部分地区和俄罗斯联邦的远东地区，疆域辽阔。金国作为征服王朝，其部落制度的性质浓厚。初期采取贵族合议的勃极烈制度，后吸收辽朝与宋朝制度后，逐渐由二元政治走向单一汉法制度。中国古代所有王朝当中,金朝是惟一国名恰好撞上五行的。因此也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金人为自己设定的第一个德行就是“金德”了。 据说,当年完颜阿骨打建立女真政权,特别挑选了“金”这个字作为本朝的名称。原因有两说,一个说法是金国首都上京会宁府旁边的安出虎水产金;一个说法是,辽国国名在契丹语中是镔铁的意思,而金是诸金属之首,真金不坏,故此能克制辽国。 关于金国的国名,还有一个说法,不过这个说法明显是后人倒推的结果:据说,大金朝皇室所在的完颜部崇尚白色,而白色恰好与五行当中的“金德”相契合,所以金朝就以金德王天下了。这个提法刚一出现就遭到了朝野人士的耻笑——这明摆着是在歪曲女真民族的历史嘛。说起来,完颜部确实有“尚白”的传统,不过这个尚白,跟五行当中的金一点关系都没有。 要弄清楚这个问题,就要回到女真民族的起源问题上了。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在周秦为肃慎,在汉魏为挹娄,在南北朝为勿吉,大体位置在长白山以北,松花江、黑龙江、乌苏里江三江流域。到了隋代的时候,这个地区的民族被称为靺鞨,共分七大部。其中的粟末部建立了著名的渤海国。而位置最北的黑水靺鞨逐渐发展成了女真民族。后来,黑水靺鞨中的完颜部在阿骨打的带领下统一女真各部,才建立的金国。这些女真部落,大体上分为两大集群,一些被称为“白号之姓”,另一些则被称为“黑号之姓”。为什么要分黑白两姓,由于史料缺乏,今人已经无从知晓了,有些人猜测与通婚集团有关,另一些人猜测不同的颜色代表了不同的等级。完颜部正是属于“白号之姓”,因此完颜部崇尚白色也就不足为奇了——很显然,这与五行并没有关系。 在金国的国名问题上,还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当年完颜阿骨打起兵反辽之初,曾经派人联系宋国。两国约定联合起兵,南北夹击灭辽,最终平分辽国的土地。在达成这个秘密协定时,宋人建议阿骨打以“金”为国名——宋人火德,自然可以克制金国。 主动让自己的国家堕入被敌国克制的境地当中,这么愚蠢的做法显然只是出于民间的杜撰。但金人对这个“金德”的不满可见一斑,重新议德就成了当务之急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没人会甘愿被对手克制,冷战、热战都是如此。
南宋亡国后有多惨：皇陵被掘 尸骨撒满山沟
南宋史是一部受尽侮辱，令人心酸心痛的历史。南宋的6个皇帝，再加上3个流离失所如同难民的孩皇帝，虽然贵为天子，大多过得窝窝囊囊，悲悲戚戚，从来没有过扬眉吐气的时候。他们似乎掌握了至高无上的权力，但面对强敌的入侵和掠夺，除了割地赔款外都没有什么办法，朝廷内部又受阴沉狡诈、诡计迭出的权臣控制，甚至被玩弄于股掌之中。南宋王朝及其赵氏皇族最后落得国破家亡、投海自尽的悲惨下场，人人为之叹息。 后人都说南宋小朝廷软弱无能、苟且偷安、庸庸碌碌，和卖国求荣的汉奸政府差不多，其实南宋的6个皇帝都有雄心壮志，都想振作一番，都想恢复大宋皇朝的威严和气派，都想收复失地、直捣黄龙、报仇雪恨，国家观念和民族气节并没有丧失，也确实组织并实施了多次大规模的北伐战争，但敌强宋弱，北伐战争总是遭到失败，雄心壮志一年一年地减弱，最后一蹶不振，国破家亡。 南宋灭亡的根本原因是敌强宋弱，特别是军事上相当落后。金国和蒙古有强大的骑兵，当骑兵部队如草原风暴地冲来，硬弓发出的利箭如飞蝗般射来，以步兵为主的南宋军队很快被冲得七零八落。落后只能挨打，落后总是招致失败和侮辱。南宋6个皇帝死后不能葬到祖宗的基地而埋在浙江绍兴市的城郊。有良知的中国人看了宋六陵，重温南宋史，都会恨得咬牙切齿，热血沸腾。宋六陵是落后挨打最有感染力的见证。 宋六陵里一共埋了七个宋朝皇帝。第一个是宋徽宗赵佶，其陵墓叫永佑陵；第二个是宋高宗赵构，其陵墓叫永思陵；第三个是宋孝宗赵慎，其陵墓叫永阜陵；第四个是宋光宗赵，其陵墓叫永崇陵；第五个是宋宁宗赵扩，其陵墓叫永茂陵；第六个是宋理宗赵昀，其陵墓叫永穆陵。 公元1131年，宋高宗赵构24岁，在皇帝的宝座上才坐了4年，他的祖母隆佑太后病死，兴建皇陵就作为国家大事摆到皇族的议程上。北宋的皇陵在河南省巩义县，但已经沦为金国的国土，赵构就派一个叫杨华的吏部侍郎在江南勘察新的陵址。浙江本是个多山的省份，适宜建皇陵的风水宝地比比皆是，杨华偏偏看中了浙江省绍兴市东南17公里的一条山沟，山沟里有座泰宁寺，是南宋大诗人陆游的祖先陆佃的功德院。杨华在泰宁寺住了一晚，对那里的山水感觉很好，回京向赵构写了个调查报告说:“泰宁寺四面环山，雄壮峻秀，东是青龙山，南接紫云山，西靠五峰山，北倚连雾山，是块前朱雀、后玄武、左青龙、右白虎的风水宝地，在那里建皇陵，有层层山峰相拱，青龙白虎保卫，不仅适宜埋藏先帝的弓箭，而且预示皇朝万载的兴隆。” 赵构同意杨华的报告，下昭在那里建皇陵。当然绍兴的帝陵不能和北宋在河南巩义的帝陵相比,因其暂寄的措意，加上南宋的国势比之北宋更加萎靡不振，所以，六陵的建制均草率简陋，既没有高崇的陵台，也没有神道的石像生，后人称为“攒宫”，意为攒集梓宫的地方而已。据史料记载，在青龙山和攒宫山之间方圆2．5平方公里的南宋皇陵区，除埋着6个南宋皇帝外，还葬着一大批皇后、后妃，以及几十位宰相和大臣，共有100多座陵墓。 公元1278年，元兵刚刚攻破南宋京城杭州，没过几个月，当时的江南佛教总管、西域僧人杨琏真伽就开始了对南宋皇陵疯狂的盗掘。宋六陵埋得较浅，挖墓并不困难。首先被挖开的是宋理宗赵昀的永穆陵，挖开浮土后就见到长长的用青砖砌成的地宫，撬开宫门后就是墓道，墓道两侧摆满了祭品和殉葬品，杨琏真伽撬开宋理宗的棺椁，据一些史料记载，棺椁被撬开时，里面射出一道白光，直冲云天，原来棺内堆满了金银珠宝。 当时宋理宗才死4年，遗体的面目还栩栩如生，只见他头枕七宝伏虎枕，脚抵一柄杨贵妃用过的穿云琴，身下垫的是锦绣软缎，软缎下面的凉席,被当时一个盗墓人拉出来后往地下一摔，听到发出金属的声音，拿起来仔细一看，原来是纯金丝编的。杨琏真伽不仅盗走了大量的金银财宝，而且把宋理宗的尸体也拖了出来，在树上倒挂了3天，把理宗肚子里用来防腐的水银泄了出来。 这还不算，他见理宗头颅硕大,还丧心病狂的把脑袋拧断，顺手带走，刮去腐肉，变成光滑滑的头颅，以颅壳盛酒，作战利品炫耀。因为西域僧人有一个习俗，用人的头骨做器皿可以招福去灾,更何况是皇帝的头骨。 杨琏真伽前后挖开101多座古墓，把多数皇陵以及埋入皇陵的后妃、皇子、公主以及功勋大臣的坟墓几乎全部挖开，尸骨撒满山沟，一片狼藉，惨不忍睹，杨琏真加觉得这样还不过瘾,于是将诸帝骨骸杂以牛马枯骨，在临安故宫中筑塔十三丈，名曰镇本，以压胜江南士人的反抗意志。历代陵寝，虽多有盗掘，而惨酷如斯，真可以说是惨不忍睹。朝野为之震动，民间怨声冲天。绍兴有唐珏等两位义士冒险收集先帝遗骨，葬入一座庙里，后人为唐珏修了寺庙，名曰双义寺。这是南宋皇陵的第一次劫难，也是最大的一次劫难。 明初，朱元璋下诏令重新修复宋六陵，并想办法把宋理宗的头骨从西域赎回来，重新埋到宋理宗的墓中，而且每一座陵都重新树上碑，并派了守陵人员，划出宋六陵这块地方不准砍伐，当时，陵区成了一片茂林。 然而，到了清朝，又有人对宋六陵进行了盗掘。抗战期间，汪伪政权的一些官兵也曾到这里来进行过一次集体盗掘，对宋六陵的破坏相当大。巍巍皇陵，如今只剩下一丛丛稀疏的古松树，还昭示着昔日皇家的威严，象征着南宋皇陵的存在。
宋代军队盔甲中的“红领巾”是用来干什么的
宋代盔甲变化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大的，这表现在几个方面：一是护裆的雏形的出现，二是头盔样式的变化。三是腿甲变得比之前更加长。四是甲叶从方型大叶变成了小叶的鱼鳞甲、山纹甲。五是采用整体形制。总体而言，宋代盔甲防护更加全面，重量也随之大幅增加。 1、宋代军队的盔甲样式 宋代对军队的盔甲样式、甲叶多寡、重量、马具装等，都有了严格的规定，如《宋史·兵志》中记，南宋绍兴四年(公元1134年)曾规定士兵全装甲的总重量不得超过50斤，身甲甲叶数量为1825片，并对每个部位的甲叶数、重量以及每片甲叶的重量，都作了规定。 由于宋代盔甲的防护前所未有的全面，甲叶数量也前所未有的多，重量也前所未有的大，这就要求对不同兵种的盔甲进行细化。以1186年宋乾道四年王琪进三色甲为例，分别有枪手甲、弓手甲、弩手甲三种。其中，枪手甲身甲叶片数为1610至1810片，重31到36斤左右，披膊甲叶1028片至1298片，重10斤到14 斤，头盔500至670片，重9到10斤。弓手弩手在古代部队中属特种部队，因此着甲较轻。三色甲中弓手身甲与枪手甲差不多，但披膊与头盔的叶片量却要少得多，大约为650片左右，重量也轻了许多。这种对不同兵种盔甲的细化规定，前代少有，不能不说是一大进步。 值得一提的是，宋代盔甲中对颈部防护的变化。从秦汉时期的盆领开始，盔甲对颈的防护一直是个难题，当时的头盔少有护颈，一般都使用盆领，但盆领若造得太小，作用有限，若做得太大，则影响视线，不利于作战。而颈部却一直是盔甲防护最薄弱之处，取敌首级毕竟就是要从此处下刀的啊。到了宋代，盔甲护颈加长加宽，对颈部的防护有了较多的考虑，也让头盔更加美观，其形制可以参考日本电影中的样式。2、盔甲中的“红领巾”是用来干什么的? 由于宋代盔甲中的披膊为短衣形，与现代女性曾流行的短上衣颇为相似，较之前代更大更重，甲叶的数量也更多，而头盔护颈的加长，也使得护颈与披膊的摩擦加剧，不仅头部难以转动，也造成盔甲更易损坏。而解决之道却如此简单，就是戴上“红领巾”，在肩头披红布一块，不仅美观，也解决了头盔与披膊互相摩擦的难题，一举两得，当然，将领们应该是用披风吧。 披着红巾的宋朝将士们，骑着披挂宋代制式鲜红马甲的骏马，驰骋在疆场之上，何等威武!可惜，战争并不是只靠武器装备就能取得胜利的。宋代畸形的兵制，以及对军队的轻视，再加上周边民族的崛起不同于往日，失去了所有可以养马疆土的宋代军队，尽管穿着有史以来最完善的盔甲，在战争中依然难有作用，仅仅一个“小冰河期”的来临，就将大宋推得无影无踪了。
宋仁宗：仁宗盛治的开创者 ，千古第一仁君
在宋仁宗统治时期，国家安定太平，经济繁荣，科学技术和文化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仁宗皇帝当政期间，政府正式发行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官交子”。 1、宋仁宗 宋仁宗赵祯（1010年—1063年），中国北宋第四代皇帝（1023年—1063年在位）。初名受益，宋真宗的第六子，生于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1018年立为皇太子，赐名赵祯，1023年即帝位，时年13岁。1063年驾崩于汴梁皇宫，享年53岁。在位四十一年。在位时候宋朝面临官僚膨胀的局面，冗官冗兵特多，而对外战争却又屡战屡败，虽然西夏已向宋称臣，但边患危机始终未除。后来虽一度推行“庆历新政”，但未克全功。其陵墓为永昭陵。谥号体天法道极功全德神文圣武睿哲明孝皇帝。 宋仁宗(1010—1063)，即赵祯，真宗子。大中祥符八年(1015)封寿春郡王，天禧二年(1018)封王，立为太子。乾兴元年(1022)即位。 天圣、明道10余年间，由章献太后垂帘听政。他在位期间，宋代科学文化有一定发展，但各种社会矛盾也进一步尖锐，土地兼并日趋严重，皇佑元年（1049）全国军队总数增至140万，达到北宋养兵的高峰。军费开支占财政收入的十之七八。官员数目也超过真宗时约一倍。康定、庆历年间，西夏几次大举进犯，宋军都大败，后与西夏订立和议，每年给西夏大量银、绢、茶。对辽也屈辱求和，增纳岁币。农民起义、兵变、少数民族反抗斗争，一年多于一年。为了解决统治危机，仁宗曾于庆历年间，任用范仲淹、韩琦、富弼等人充执政，企图对吏治作一些整顿，史称庆历新政，但很快就取消了。 2、千古仁君 仁宗皇帝性情宽厚，不事奢华，还能够约束自己，因此他受到历代历史学家，政治家的称赞。 首先是有“仁心”。他吃饭的时候吃到砂子，故意盖着碗，不让人看见。皇后问何故，他说这事要泄露了，御厨估计就要遭罪了。晚上批阅奏章，突然觉得饿了，想喝一碗羊肉汤，皇后要去弄，他又制止，说今天要是喝了这碗羊肉汤，以后御膳房就会形成定例，每天都会杀一头羊来准备着，太浪费了。他年少的时候刘太后垂帘听政，有当武则天的野心，少数趋炎附势之徒大加造势。后来他亲政，这些人相继被告发，他不当回事，反而擢升了部分有真才实学的人。他的仁心到了什么程度，后宫嫔妃刘氏给他戴了绿帽子，他愤怒至极，但下不了杀手，只是把她打发到尼姑庵出家了事。 其次是讲“仁义”。宋仁宗严格遵守了宋朝“不杀上书言事者和士大夫”的祖训，大量提拔有识之士甚至是异见人士。大文豪苏轼在进士考试卷里面举例说有人传言皇上沉迷歌舞，不关心百姓疾苦。主考官认为苏轼道听途说，污蔑皇帝，要严加惩处。宋仁宗看了之后说，一个读书人有这样进言的气魄，应该提拔。四川有个秀才写反诗，鼓动成都太守独立。太守吓得赶紧抓了秀才。宋仁宗说，这不就是泄泄愤嘛，给个官给他吧。胸怀至此。他想给自己的老丈人搞个官职，结果被包拯极力反对。包拯拦着他不让下朝，口水都溅到他的脸上。他没有办法，只能屈服。包拯不仅没有受到打击，还得到了重用。在他的治下，欧阳修、狄青、包拯、司马光、王安石、富弼、韩琦、文彦博、曾公亮等不世名臣层出不穷，真正称得上人才鼎盛，君子满朝。后世皇帝无望其项背者。 还有就是施“仁政”。高丽棒子不上贡，大臣建议讨伐。宋仁宗说，领导有罪，百姓又没罪，不能打。财政部要开源，动起了征收盐税的心思。宋仁宗说，这一征税，老百姓就要吃价格昂贵的盐了，不成。亲自下手诏，罢免盐税。有官员上书要为道教塑像造金冠，他说这不是引诱老百姓犯罪坐牢吗，用铜镀金就可以了。学者林瑀拍他的马屁，劝他大办宴会、巡游天下，国家就会大治。宋仁宗大惊，从此疏远林瑀。他为了革除弊政，力推庆历新政，即使失败也无怨无悔，到了晚年都还在酝酿改革，求万世之太平。真正的生命不息，议政不宋仁宗一朝，世界最早的纸币“交子”产生并使用。这是国家经济高度繁荣的明证。宋朝的财政收入，是后来所谓的“康乾盛世”的2倍有余。而且是在领土不及清朝二分之一，人口不及四分之一的情况下。百姓生活水平也达到了罕见的高度。司马光就曾经抱怨说，现在连贩夫走卒都穿上丝绸了，这像什么话。文化大发展，小说，诗词和盛唐相比，毫不逊色。中国古代四大发明有三个是在仁宗时期出现的。军事上边境升平，西夏和辽慑于宋朝国势，虽有小纠纷，但数十年未动大干戈。他驾崩的时候，老百姓自发送葬，连辽国的皇帝也忍不住嚎哭。 粗通历史的人都以为盛唐是中国古代社会的巅峰。但事实上，论武功，宋仁宗治下不如盛唐，但是论文治，那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站在老百姓生活的角度，“仁宗盛治”是中国历史无可比拟的黄金时代，宋仁宗也是当之无愧的第一明君。
北宋六贼：蔡京、王黼、童贯、梁师成、朱勔、李邦彦
“北宋六贼”分别是蔡京、王黼、童贯、梁师成、朱勔、李邦彦，基本都是宋徽宗时期重要的大臣。蔡京与童贯是北宋末年响当当的“六贼”领头人物，腐败得一塌糊涂，搜刮来的银子拿部分 办办公开赛供皇族高官“花差花差”根本无所谓。 1、蔡京 与北宋政治家、书法家蔡襄是同乡。熙宁二年（1069年），在满朝保守派大臣的反对中，王安石被宋神宗任命为宰相，实行变法；次年，兴化军仙游县蔡京进京应试，得中进士，开始步入仕途。后据明代弘治年间编写的《重刊兴化府志·蔡京传》记载，蔡京登第后，“调钱塘尉，舒州推官，累迁起居郎。使辽还，拜中书舍人。时弟卞已为舍人，故事入官以先后为序，卞乞斑京下，兄弟同掌书命，朝廷荣之”。短短数年，蔡京由地方政府官员变成朝中大臣，受到宋神宗,宋徽宗和王安石的重用。 宋神宗死后，子哲宗立，高太后临朝听政，1086年，司马光出任宰相，尽复旧人旧法，对新人新法一概排除，蔡京这个王安石变法的得力干将，成了被打击的主要对象。《重刊兴化府志》说，司马光秉政，复差役法，为期五日，迫蔡京等完成。“京独如约，悉改畿县差役，无一违者。诣政事堂，白光，光喜曰：‘使人人奉法如君，何不可行之有？’已而，台谏言京挟邪坏法，出知成德军……”蔡京办事雷厉风行，连保守派首领司马光也不得不折服，当面称赞，但在反对派面前，这个兴化之子却无立锥之地，终被逐出京城，日子一天不如一天。 但哲宗时的这次变法因新旧党争反复不已，难于取得明显成效。宋徽宗即位后，有意修熙丰政事，又起用蔡京，任命他为宰相，继续推行新法。靖康元年(1126),宋钦宗即位后，蔡京被贬岭南，途中死于潭州（今湖南长沙）。 2、王黼 宋开封府祥符县（今属河南开封）人，字将明，原名甫，赐改为黼。为人多智善佞，寡学术。崇宁进士。初因何执中推荐而任校书郎，迁左司谏。因助蔡京复相，骤升至御史中丞。历翰林学士、承旨。勾结宦官梁师成，以父事之。宣和元年（1119），拜特进、少宰，权倾一时。后代蔡京执政，伪顺民心，悉反蔡京所为，以沽名钓誉。利用权势广求子女玉帛，生活糜烂奢华。请置应泰局，苛取四方水陆珍异之物，据为己有。时朝廷欲联金攻辽，王黼竭力怂恿，不遗余力，且大肆搜括，计口出钱，得钱六千余万缗，买五、六座空城伪称胜利，进封太傅、楚国公。钦宗即位，抄没其家，贬为崇信军节度副使，被开封尹聂山派人诛杀。为“六贼”之一。 3、童贯 童贯(1054-1126)北宋宦官，“六贼”之一。字道夫（一作道辅）,开封（今属河南）人。性巧媚。初任供奉官，在杭州为徽宗搜括书画奇巧。助蔡京为相。京荐其为西北监军，领枢密院事，掌兵权二十年，权倾内外。时称蔡京为“公相”，称他为“媪相”。宣和四年．攻辽失败，乞金兵代取燕京，以百万贯赎燕京等空城而回，侈言恢复之功。七年，金兵南下，他由太原逃至开封。随徽宗南逃。钦宗即位，被处死。《宋史》列为“奸臣”。 4、梁师成 北宋末宦官，籍贯不详。为“六贼”之一，字守道。政和间为徽宗(赵佶)所庞信，官至检校太殿。凡御书号令皆出其手，并找人仿照帝字笔迹伪造圣旨，因之权势日盛，贪污受贿，卖官鬻职等无恶不作，甚至连蔡京父子也谄附，故时人称之为“隐相”。钦宗(赵桓)即位后贬为彰化军节度副使，在行至途中时被缢杀。梁师成外表愚讷谦卑，看上去老实厚道，不象是能说会道的人，实际上却内藏奸诈，善察言观色，处事老道，深得徽宗的宠信。 梁师成原本在贾祥的书艺局当役，因为本性慧黠，加之在书艺局耳濡目染，也略习文法、诗书。贾祥死后，他便领睿思殿文字外库，主管出外传导御旨。这可是个肥缺，所有御书号令都经他手传出来，颁命天下。天长日久，他也看出些门道，找来几个擅长书法的小吏模仿宋徽宗的笔迹按照他自己的意愿拟圣旨下传，外廷人不知底细，也不辨真伪。 当时被称为“六贼”之一的王黼，对梁师成更是如子敬父，称之为“恩府先生”。两人府第仅一墙之隔，又在墙上设一小门。日夜往来交通。王黼仗着有梁师成撑腰，强占左邻门下侍郎许将的房宅，光天化日之下，将许将一家从内眷到仆隶一起扫地出门，路人见状无不愤惋叹惜但却无可奈何。 5、朱勔 朱勔（1075—1126），宋苏州（今属江苏）人。因父亲朱冲谄事蔡京、童贯，父子均得官。当时宋徽宗垂意于奇花异石，朱勔奉迎上意，搜求浙中珍奇花石进献，并逐年增加。政和年间，在苏州设置应奉局，摩费官钱，百计求索，勒取花石，用船从淮河、汴河运入京城，号称“花石纲”。此役连年不绝，百姓备遭困扰涂炭，中产之家全都破产，甚至卖子鬻女以供索取。方腊起义时，即以诛杀朱勔为号召。朱勔在竭力奉迎皇帝的同时，又千方百计，巧取豪夺，广蓄私产，生活糜烂。他权势煊赫，谄事之人立即得官，不附己者统统罢去，州郡官吏奔走听命，奴事朱勔，当时号称“东南小朝廷”。钦宗即位，将他削官放归田里，以后又流放到循州（今广东龙川）关押，复造使将他斩首处死。为“六贼”之一。 6、李邦彦 北宋宦官，名列六贼。给事掖庭出身，后掌管后苑，宣和三年（1121年） 杨戬死，李继为大内总管，将杨之前收括的田地并入西城所，共得田三万四千三百余顷。“由是破产者比屋，有朝为豪姓而暮乞丐于市者”，先后杖死良民千余人，京东、河北人民群起反抗。太学生陈东说：“今日之事，蔡京坏乱于前，梁师成阴谋于后，李彦结怨于西北，朱勔结怨于东南，王黼、童贯又结怨于辽、金，创开边衅。宜诛六贼，传首四方，以谢天下”。
南宋四大名臣：李纲、赵鼎、李光、胡铨
南宋四名臣指的是：李纲、赵鼎、李光、胡铨四名大臣，主战派，先后被贬海南，其间写了大量的诗词。在他们的诗中反映了对时局的担忧，对当权者的愤慨；对民生疾苦的深切同情；表现了畏谗惧祸，闭口箝言的心态；也表现出诗人们豪放乐观、超脱闲适的情怀。四名臣诗既有时代特色，又突破宋诗藩蓠，具有个人风格，在情景交融，议论与抒情的结合方面取得了一定成就。 1、李纲 李纲（1083年－1140年），字伯纪，邵武（今属福建）人。徽宗政和二年（1112年）进士。靖康元年（1126年）金兵侵汴京时，任京城四壁守御使，击退金兵。不久遭主和派所斥。宋室南渡以后，建炎元年五月甲午（五日）宋高宗（赵构）一度起用李纲为相。御史中丞颜岐说：“李纲为金人所恶，不宜为相。”右谏议大夫范宗尹说：“李纲名浮于实，有震主之威，不可以相。”李纲上任，“首陈十事”，决心重整朝纲，主张用两河义军收复失地。李纲主政仅七十五天，建炎元年八月十八日便遭罢相，为观文殿大学士，提举杭州洞霄宫。十月八日，受殿中侍御史张浚弹劾，罢观文殿大学士，仍留提举洞霄宫之职。居住鄂州，建炎二年十月间朝廷命其移往澧州（治今湖南常德市澧县）。御史中丞王绹弹劾李纲“经年不赴贬所”。建炎二年十一月四日，又被贬谪万安军（海南岛）。十一月下旬，与子李宗之南渡琼州。建炎四年（1130年），遭贬流放遇赦后，隐居泰宁丹霞岩。绍兴九年（1139年）正月，宋金议和，宋向金称臣纳贡，李纲忧愤成疾。绍兴十年（1140年）正月十五病逝于仓前山椤严精舍寓所，赠少师。淳熙十六年（1189年），特赠陇西郡开国公，谥“忠定”。著有《梁溪集》180卷，附录6卷。李纲死后葬于福州市闽侯县荆溪镇光明村大嘉山南麓。 2、赵鼎 赵鼎(1085-1147) 南宋政治家、词人。字元镇，自号得全居士。南宋解州闻喜（今属山西）人。宋高宗时的宰相。宋徽宗元丰八年（1085年）出生，早孤，由母樊氏教之。崇宁五年（1106）进士。累官河南洛阳令。高宗即位，除权户部员外郎。建炎三年（1129），拜御史中丞。四年，签书枢密院事，旋出知建州、洪州。绍兴年间几度所相，后因与秦桧论和议不合，罢相，出知泉州。寻谪居兴化军，移漳州、潮州安置。再移吉阳军。吉阳三年，知秦桧必欲杀己，自书铭旌曰： “身骑箕尾归天上，气作山河壮本朝。”不食而卒，年六十三。孝宗朝，谥忠简。 3、李光 李光，字泰发，越州上虞人。童稚不戏弄。父高称曰：“吾儿云间鹤，其兴吾门乎！”亲丧，哀毁如成人，有致赙者，悉辞之。及葬，礼皆中节。服除，游太学，登崇宁五年进士第。调开化令，有政声，召赴都堂审察，时宰不悦，处以监当，改秩，知平江府常熟县。朱勔父冲倚势暴横，光械治其家僮。冲怒，风部使者移令吴江，光不为屈。改京东西学事司管勾文字。 4、胡铨 字邦衡，号澹庵，吉州庐陵芗城（今江西省吉安市青原区值夏镇）人。南宋政治家、文学家，爱国名臣，庐陵“五忠一节”之一，与李纲、赵鼎、李光并称为“南宋四名臣”。 高宗建炎二年（1128年），胡铨登进士第。初授抚州军事判官，金人渡江南下，胡铨募乡丁助官军捍御。后除枢密院编修官。绍兴八年（1138年），秦桧主和，胡铨抗疏力斥，乞斩秦桧与参政孙近、使臣王伦，声振朝野。但遭除名，编管昭州，移谪吉阳军。秦桧死，移衡州。宋孝宗即位，复奉议郎，知饶州。历国史院编修官、兵部侍郎，以资政殿学士致仕。淳熙七年（1180年）卒，赠通议大夫，谥忠简。有《澹庵集》等。
北宋四京：东京开封府、西京河南府、北京大名府、南京应天府
北宋四京即东京开封府、西京河南府、北京大名府和南京应天府。东京为首都，是全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西京为分司所在；北京是河北重镇；南京在四京中规模最小。 1、东京开封府 地处黄淮之间，控引汴河、惠民河、广济河和金水河，具有便于漕运的优越条件，被宋朝定为首都，遂成为全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北宋的东京城,在唐汴州城及后周东京开封府的基础上,进行了大规模的改建和扩建。共有外城、内城及皇城三重。外城又称“新城”或“罗城”，为周显德三年(956)所筑,城周长四十八里多。宋真宗赵恒、宋神宗赵顼重修，宋徽宗政和六年(1116)更展筑城垣南部，周围五十里一百六十五步,呈菱形,南北长而东西略窄。外城辟十二门，又以汴渠、惠民、金水、广济四河贯串全城，另设九个水门。外有城壕名护龙河,阔十余丈。濠内外皆植杨柳,粉墙朱户，禁人往来。外城每百步设马面、战棚、密置女头，旦暮修整,望之耸然。城里牙道,各植榆柳成荫。每二百步置一防城库，贮守御之器。有广固兵士二十指挥，每日修造泥饰。可见其建筑完善和防御的严密。 内城又名“里城”或“旧城”，其始筑年代不详,唐德宗时宣武军节度使李勉重建，周世宗曾加营缮。内城位于外城中央，略偏西北。周二十里一百五十五步，约当今日的开封城。计辟朱雀、望春、宜秋、景龙等十门。皇城即“大内”，又名“宫城”。原为唐代宣武军节度使署,后梁都汴时改为建昌宫,后晋改为大宁宫。宋太祖建隆三年(962)又增广皇城东北隅,皇城东西宽1050米，南北长1090米（合周七里余）。辟乾元、拱宸等六门。皇城内宫阙大都依西京洛阳建制，总计约四十余所，分作不同用途，如常朝则文德殿，圣寿赐宴则紫宸殿，试进士则崇政殿等等，规模极为雄伟壮丽。 东京城内有四条宽阔笔直的大道,称作“御路”, 作十字形相交,分别通向外城的南薰等四正门道旁有人行道、水沟及绿化地。从大道又分出若干纵横交错的道路,多呈直角相交, 将城区划分成若干方格形称作“坊”的居民区商市则设于内城宣德门至州桥以东的潘楼街土市子及相国寺一带。以后随着城市商业的发达，坊与市的界限被突破，商店多沿街设立，城东南汴河东水门沿岸的市区，竟延伸至七八里以外，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即描绘了这一市区的繁荣景况。 2、西京河南府 北宋以前，洛阳已有十三个王朝在此建都。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像东周、东汉、曹魏、西晋、北魏几代建都洛阳之时，作为全国城市来看，都是城市之首，是洛阳城市极其辉煌的历史时期。隋、唐两代，长安与洛阳是西、东两都，城市人口与经济发展水平不相上下。可谓站在同一个制高点上，是当时全国两个最重要的城市。从中国都城的发展史上考察，自周秦以降，五代以前，建都在哪里，主要是在长安与洛阳两地之间进行选择，这是当时社会经济发展与政治形势所决定的。 3、北京大名府 城周四十八里二百零六步,门十七宫城周三里一百九十八步,原为真宗驻跸行宫,辟五门。城内有班瑞、时巡诸殿。北京位于河北平原主要交通线御河东岸，地当南北水陆交通要冲，为河北重镇。 公元1042年，即宋朝仁宗庆历二年的时候，在宋朝的北方有个强国辽——契丹。他集结重兵于幽、蓟一带，即现在的北京以东蓟县、通县、唐山之处，声言南下攻宋。这个消息，使东京汴梁(今河南开封)惊慌异常。宋朝廷召集东京的文武官员紧急商量对策，有三派不同的意见：一是逃跑派，他们主张避开契丹的锋芒，把京城从汴梁往西迁到洛阳；一是主和派，他们主张派员去契丹求和，无非是割点地、赠点金，讨个和平局面；另一派是吕夷简，他主张迎敌北上，建大名为北京，敌如南犯，就御驾北京亲自指挥抗战，打他个头破血流。仁宗采纳了吕夷简的主张，遂于庆历二年五月把大名建为陪都——北京。 4、南京应天府 城周十五里四十步，辟六门。宫城周二里三百一十六步，有二门，一殿。南京在四京中规模最小,但以汴河北连东京，南入于淮。在“国家根本,仰给东南”的形势下，具有沟通江淮之利。 宋朝的南京为应天府，因为此地是赵匡胤起家之处，所以宋真宗大中祥符七年（公元1014年）建为南京。既是升了格，其规模制度也就随之排场起来。《宋史·地理志》一说：“宫城周二里三百一十六步。门曰重熙、颁庆，殿曰归德。京城周回一十五里四十步。”确实有大都市的气派了。又据《宋史·地理志》载，西京河南府（今河南省洛阳市）自宋朝开国便建为陪都。
大宋规矩：官员不入酒肆、不杀士大夫
1、官员不入酒肆 在宋朝，尽管京城开封餐饮业很发达，大酒店遍布大街小巷，但“官员不入酒肆”，官员一旦在酒店杯觥交错，不管公款私款，马上就会遭到御史的弹劾。据《归田录》记载，宋真宗时代的太子谕德（太子的老师）鲁宗道，有一次老家来了客人，因为家里酒具不齐备，只好换了便装，领着客人到仁和楼酒店招待。恰好这天宋真宗有急事召见他，当他迟迟赶到宫里时，宋真宗劈头就责问：“何故私入酒家？”还说：“卿为宫臣，恐为御史所弹。” 2、不得取食味于四方 宋朝还有一条老规矩，就是王公贵族“不得取食味于四方”，意思是当权者不得向各地索要地方特产和美味佳肴。《邵氏闻见录》记载，宋仁宗有一次病了，皇后想找江淮一带的特产糟白鱼给皇帝补身子，但寻遍京城，一无所获。愁眉不展之际，恰巧宰相吕夷简的夫人到宫中给皇后请安，皇后想起吕夷简是寿州（今安徽寿县）人，家里也许有，便对吕夫人说：“上好食糟淮白鱼，祖宗旧制，不得取食味于四方，无从可致。相公家寿州，当有之。”吕夷简家果真有，吕夫人回去后，赶紧把糟白鱼送至宫中，了却了皇后的这桩心愿。 3、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 据陆游《避暑漫抄》说，建隆三年，宋太祖秘密安排人刻了一块碑，立于太庙寝殿的夹室里，用销金黄幔遮盖，取名“誓碑”。凡有新皇登基，均得去太庙，焚香跪拜，默读誓词。誓碑上刻字三行：“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内赐尽，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连坐支属；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誓碑的核心内容是“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尽管这条誓词不过是制度与法律之外的一则祖宗家规而已，但它却比任何政策法律都执行得好，宋王朝前后三百余年，的确鲜见对文人士大夫和批评朝政的人开刀，甚至多次因为这条老规矩而朝令夕改，刀下留人。 宋神宗是个励精图治的皇帝，希望通过改革，来实现宋王朝的崛起和振兴。但当他的“熙宁变法”措施在全国铺开之后，却遭到了一些士大夫的反对，特别是苏东坡这种“意见领袖”的反对。当时，苏东坡在基层工作，耳闻目睹新法的执行情况。特别是“青苗法”在执行中严重走样，损害了百姓利益，导致民怨沸腾，因此，他多次上书提意见。然而，宋神宗求胜心切，听不得半点不利于新法推行的指责，苏东坡的意见，让宋神宗内心非常不快。于是，嗅觉灵敏的御史李定、舒亶纷纷弹劾苏东坡，说他的诗文中有讥谤皇帝、攻击新法之语，苏东坡被捕入狱，史称“乌台诗案”。在被捕入狱的百天时间里，李定、舒亶们还不断向宋神宗提交苏东坡诗文中的“罪证”，最后几乎按罪当诛。就在屠刀即将举起之际，宋神宗猛然想到“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的祖训，最后只好强压内心的怒火，主动说服御史，把苏东坡贬官降级了事。苏东坡也因这条老规矩，从黄泉路上捡回了一条性命。
宋代五大名窑： 汝窑、官窑、哥窑、钧窑、定窑
宋代五大名窑的说法始于许之衡的《饮流斋说瓷》，指的是汝窑、官窑、哥窑、钧窑和定窑五大窑。这五大名窑是宋代陶瓷工艺的代表，也是宋朝人民的智慧与劳动结晶。 一、宋代五大名窑1、汝窑：汝瓷属五大名窑之首，窑址在今河南省宝丰县大营镇清凉寺村，宋时属汝州。考古发掘中发现的汝窑面积约为25万平方米，规模在当时已算很大。事实上，自宋初以来便有了汝窑的烧制，北宋晚期更是其鼎盛时期。2、官窑：宋代官窑由官府直接营建，分北宋官窑和南宋官窑。北宋官窑在北宋末年宋徽宗时才开始烧造，具体的窑址至今没有发现。宋高宗南渡后，在临安（今杭州）另设新窑，一个“置窑于修内司”，后又在“郊坛下别立新窑”。据分析，“修内司官窑”在杭州凤凰山脚下，而“郊坛官窑”则位于杭州的乌龟山一带。为了做出区分，北宋官窑被称为“旧官”，南宋官窑就称为“新官”。其中，“旧官”厚重，“新官”轻薄。 3、哥窑：哥窑是历史上唯一的宫庭窑，是北宋朝宫庭制瓷工艺中的稀世珍品，明代文献中记载的宋代五大名窑之一，全世界现存唯一孤品一件，【北宋牡丹三彩洗哥窑】。哥窑与官窑类同，也有紫口铁足，也有开片，不过至今其窑址不明，学界对其烧造年代也有分歧，有人认为并非是宋代，而是元代。 4、钧窑：钧窑主要烧造时期有说为宋、金、元，而有学者认为如今被定为宋代钧官窑的陈设瓷为明初永乐宣德时期烧造。均窑有钧官窑和钧民窑之分，钧官窑窑址在河南禹州市（时称钧州）。 宋代五大名窑中，汝、官、哥三种瓷器都是青瓷，钧窑虽然也属于青瓷，但它不是以青色为主的瓷器。钧窑的颜色还有玫瑰紫、天蓝、月白等多种色彩。专家指出，“钧红”的烧制成功则开创了一个新境界。 5、定窑：定窑是最早为北宋宫廷烧造御用瓷器的窑场，也是宋代五大名窑中唯一烧造白瓷的窑场。定窑窑址在河北曲阳。 二、宋代五大名窑的特征1、汝窑 汝窑以青瓷为主，“釉色天青色”“蟹爪纹”“香灰色胎”“芝麻挣钉”等是鉴别汝窑的重要依据。其中，蟹爪纹是指釉面开片的纹理毛毛扎扎；“芝麻挣钉”则是因烧造时足部用很小的支钉支起，然后把汝窑瓷器支在空中烧。这样烧制的瓷器烧好后，底部釉面会有几个点。汝窑瓷胎体一般较薄，釉层较厚，有玉石般的质感，釉面有很细的开片，而在造型上则比较庄重大方。由于汝窑传世的作品很少，据传不足百件，又因其工艺精湛，所以非常珍贵。 2、官窑 宋代官窑瓷器主要为素面，既无华美的雕饰，又无艳彩涂绘，最多使用凹凸直棱和弦纹为饰。其胎色铁黑、釉色粉青，“紫口铁足”增添古朴典雅之美，“紫口铁足”是指青瓷胎料中含铁量高达3.5%-5%，致使制品的口缘釉薄处露灰或灰紫色、而底端刮釉露胎处呈黑褐或深灰色。官窑的器形除常见的盘、碟、洗等之外，仿商、周、秦、汉古铜器中的各式瓶、炉样式也很多。 3、哥窑 许多瓷器在烧制过程中，为了追求工艺一般都不允许有太多的釉面的开裂纹片，但哥窑却将“开片”的美发挥到了极致，产生了“金丝铁线”这一哥窑的典型特征：由于开片大小不同，深浅层次不同，胎体露出的部位因氧化或受污染程度也不尽相同，致使开片纹路呈色不一。哥窑瓷器釉面大开片纹路呈铁黑色，称“铁线”，小开片纹路呈金黄色，称“金丝”。“金丝铁线”使平静的釉面产生韵律美。宋代哥窑瓷器以盘、碗、瓶、洗等为主。 4、钧窑 钧窑典型特征就是“蚯蚓走泥纹”，它的形成是因钧瓷的釉厚且黏稠，所以在冷却的时候，有些介于开片和非开片之间的被釉填平的地方，会形成像雨过天晴以后，蚯蚓在湿地爬过的痕迹。 5、定窑 定窑之所以能显赫天下，一方面是由于色调上属于暖白色，细薄润滑的釉面白中微闪黄，给人以湿润恬静的美感，另一方面则由于其善于运用印花、刻花、划花等装饰技法，将白瓷从素白装饰推向了一个新阶段。定窑造型以盘、碗最多。元朝文人刘祁在其《归潜志》中曾撰文赞扬定窑的精美，称“定州花瓷瓯，颜色天下白”。
《洗冤集录》：中国第一本法医著作
有部很经典的港剧叫做《洗冤录》，它的原型就是南宋时候著名的法医宋慈，其中的经典案例都出自于宋慈写的《洗冤集录》中，这是我国第一部法医著作，其中的思想和技术都是领先于世界水平的。 1、《洗冤集录》的作者 洗冤集录为宋朝人宋慈所作，由其从事司法刑狱工作所积累之丰富验尸经验为基础，并结合当时传世的尸伤检验诸书，加以综合、核定和提炼，完成了这部有系统的古代法医学著作。《洗冤集录》是宋慈集前人验尸经验大成之著作。著者在序言中说道：“狱事莫重于大僻，大僻莫重于初情，初情莫重于检验。盖死生出入之权舆，直枉屈伸之机括，于是乎决法中。”他不断告戒审案人员不能轻信口供，认为“告状切不可信，须是详细检验，务要从实”，对疑难案件尤“不可避臭恶……须是躬亲诣尸首地头……须是多方体访，务令参会归一，切不可凭一、二人口说，便以为信。”他亦提出检验诸法如检验官必须亲临现场、尸格必须由其亲自填写的尸体检验等之原则。 2、《洗冤集录》的经典内容 《洗冤集录》内容非常丰富，记述了人体解剖、检验尸体、勘察现场、鉴定死伤原因、自杀或谋杀的各种现象、各种毒物和急救、解毒方法等十分广泛的内容;它区别溺死、自缢与假自缢、自刑与杀伤、火死与假火死的方法，至今还在应用;它记载的洗尸法、人工呼吸法，迎日隔伞验伤以及银针验毒、明矾蛋白解石比霜中毒等都很合乎科学道理。《洗冤集录》成书于淳祐七年（1247年），有五卷，53条，有检验总论、验尸、验骨、验伤、中毒、救死方六大题材。以目录来看，本书的主要项目包括：宋代的检验尸伤法令；验尸方法和注意事项；勘察现场；尸体现象；各种机械性窒息死；各式钝器损伤；锐器损伤；交通事故损伤；高温致死；中毒；病死和急死；尸体发掘等项。主要的涵盖验尸的检验方法、死因的判断，例如对于被火烧死与死后焚尸的差别、生前溺死与死后弃尸入水，都有精辟的见解。《洗冤集录》中所称呼的“血坠”也就是现代法医学中的“尸斑”。 《洗冤集录》中除了验尸的方法，还有救死的方法，经后人验证，很多都是非常科学的。《洗冤集录》是一部填补空白的著作，在它之前，并没有人在意如何让死人说话，而在它横空出世后，对古代断案行政也提供了一条崭新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