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若论元朝后期的风云人物,当属伯颜。元朝历史上叫伯颜的不少,比较著名的有三位,一位是元初勋将伯颜,曾任元世祖忽必烈征宋时的最高统帅;一位是元末学者伯颜,曾在丞相脱脱主持下参与编修《金史》。本文说的伯颜,则是元朝最后一位权臣。 伯颜(?-1340年),蔑儿乞氏,自曾祖父一辈便世任宫廷宿卫,屡有战功。祖父称海为领军百户,曾随元宪宗蒙哥伐南宋,父亲谨只儿是隆福太后宫中宿卫的统领,到了伯颜时期,这个家族达到了兴盛巅峰。伯颜“弘毅深沉,明达果断”,十五岁就已奉元成宗诏命为“侍武宗于藩邸”,后因多年带兵南征北战“累捷”,“功为诸将先”,被赐号“拔都儿”,故又称拔都儿伯颜。 此后,伯颜官职一路飙升,到元文宗时其仅次于权臣燕铁木儿。1333年,燕铁木儿死,元顺帝即位,伯颜以拥戴之功拜中书右丞相、上柱国,监修国史。中书左丞相、燕铁木儿子唐其势见伯颜得势,耻位居其下,遂蓄谋政变。后至元元年(1335年)六月,伯颜协助元顺帝平叛,捕杀了唐其势及其弟塔剌海,稳定了政局。当年七月,元顺帝诏命伯颜为中书右丞相,罢左丞相不置,赐“答剌罕”之号,子孙世袭。从此,伯颜独揽元朝军政大权,成为一代权臣。 伯颜独秉国柄,专权自恣,益无所忌,“诸卫精兵收为己用,府库钞帛听其出纳”《元史·脱脱传》),势焰薰灼,威权在顺帝之上,以致“天下之人唯知有伯颜而已”(《元史·伯颜传》)。其官衔多达246字。顺帝深忌之。 伯颜历事十帝,大半生的时间里扮演了蒙元政权猛将能臣的角色,廉政爱民方面做得也还比较到位。自“独秉国钧”后,伯颜开始“专权自恣”,任用亲信,“虐害天下”,为所欲为,“锻炼诸狱,延及无辜”,“不待诏令,擅自处决”,肆意行使生杀大权。出行时则“导从之盛,填溢街衢”,日显淫威,比皇帝的架子还大,堕落得一发而不可收拾,“天下贡赋多入伯颜家”。 伯颜一直瞧不起汉人和南人,专权期间,他制造民族矛盾,大量启用蒙古人、色目人,千方百计打压汉人、南人。为防止汉人、南人造反,伯颜禁止江南农家用铁钗,对汉人、南人祈神赛社、习学枪棒武术以至演唱戏剧等都横加禁止,以防他们聚众闹事。考虑到汉人中以张、王、刘、李、赵五个姓氏人员最多,伯颜甚至想杀光张、王、刘、李、赵五个大姓的汉族人民,结果遭到一贯顺从的元顺帝的强烈反对。《元史·顺帝纪》载:“伯颜请杀张、王、刘、李、赵五姓汉人,帝不从”。 伯颜本来就身兼数职,后来职务越兼越多,让人眼花缭乱:“元德上辅广忠宣义正节振式佐运功臣、太师、开府仪同三司、秦王、答剌罕、中书右丞相、上柱国录军国军事、监修国史、兼徽政院侍正、昭功万户府都总使、虎符威武阿速卫亲军都指挥使司达鲁花赤、忠翊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奎章阁大学士、领学士院知经筵事、太史院、宣政院事、也可千户哈必陈千户达鲁花赤、宣忠斡罗思扈卫亲军都指挥使司达鲁花赤、提调回回汉人司天监、群牧监、广惠司、内史府、左都威卫使司事、钦察亲军都指挥使司事、宫相都总管府、领太禧宗礼院、兼都典制、神御殿事、中政院事、宣镇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司达鲁花赤、提调宗人蒙古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司事、提调哈剌赤也不斡察儿、领隆祥使司事”。如果把这些职务合起来,所署官衔“计二百四十六字”,这在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 伯颜势焰薰灼,威权在元顺帝之上,以致“天下之人唯知有伯颜而已”。元顺帝即位时年纪很小,只有十四岁,起初对这些事还不是很在乎,随着元顺帝帝一天天长大,渐渐不再能忍受伯颜的专权跋扈,故“深忌之”。至元六年(1340年)二月,伯颜的侄子脱脱与元顺帝心腹世杰班筹合谋,乘伯颜出猎柳林之机,将其贬出京城,担任河南行省左丞相;随后,伯颜又被迁往远在岭南的南恩州阳春县安置,途中病死于龙兴路(治今江西南昌)驿舍。在其尸旁,有人题诗于壁云:“百千万锭犹嫌少,垛积金银北斗边。可惜太师无运智,不将些子到黄泉。”正所谓水满则溢,物极必反。

元代军队包括蒙古军、探马赤军、汉军、新附军等。在漠北草原的蒙古人,仍过着兵民合一的游牧生活,战时出军,平时便屯聚牧养。在汉地,元朝军士的来源采取从固定的军户中签发的办法。蒙哥二年壬子(1252年)大规模籍户时,已明确地区分民户和军户。进入内地的大多数蒙古人户及被收编的金、宋降军之家,皆以军户著籍;此外还有一些汉族或其他各族人户陆续被新签为军户,一般都由中户充当。军户种田,可免税粮四顷,称为“赡军地”。蒙古、探马赤军和汉军(金国降军和蒙古政权、元政府在华北签发的军队)军户,都是通过奥鲁进行管理的。奥鲁的主要职责,一是从军户中起发丁男当军应役,并及时起征亡故军人的“户下弟男”承替军役,弥补军队缺员。二是负责按时为本奥鲁起发的当役军人置备鞍马、器杖、盘费等军需。蒙古、探马赤军的奥鲁,隶属于该奥鲁当役军士所在的万户、千户之下,汉军奥鲁由所在地区的管民官兼领。新附军(南宋降军)未设奥鲁。 元代军事防卫分为两大系统,即戍卫京师(大都)的宿卫系统和镇守全国各地的镇戍系统。宿卫军队由怯薛军和侍卫亲军构成。忽必烈建国后,保留了成吉思汗创立的四怯薛轮番入侍之制,用他们列值禁庭以充护卫侍从,常额在万人以上,由皇帝或亲信大臣直接节制。侍卫亲军用于环卫京畿,到元朝末年先后置三十余卫,卫设都指挥使或率使,品秩与万户相当(正三品),隶属于枢密院。进入内地的色目人军队,由于战斗力较强,相当一部分被编入侍卫亲军。镇戍诸军的布局,腹里主要由蒙古军和探马赤军戍守。华北、陕西、四川等地的蒙古、探马赤军由各地区的蒙古军都万户府(都元帅府)统领,隶属于枢密院。南方以蒙古军、汉军、新附军相参驻戍,防御重点是临江沿淮地区。隶属行省的镇戍诸军,方面有警时由行枢密院统领;平时日常事务归于行省,但调遣更防等重要军务仍受枢密院节制。全国军马总数,只有皇帝和枢密院蒙古官员知道,行省兵马也只有为首的蒙古官员知道。

1、政治 蒙古国对华北的统治方式,是草原贵族原有的统治体系,在它所征服的定居农耕地区的延续。汉地户口的一部分直接领属于大汗,一部分被大汗分封给诸王、宗戚和勋臣。蒙古统治者把主持军事、财赋征敛的部分官员和监临各级地区的达鲁花赤派到华北,同时又以款服入质、领军从征、缴纳差发为条件,允许自金末战乱以来出现在北方的大小军阀世侯,继续行使在各自势力范围内的实际统治权。世侯们集兵刑赋役之政于一己,不相统属。直到忽必烈建立元朝,这种局面才获得根本转变。他借鉴金代制度,在以“藩邸旧臣”为核心的中原知识分子参议下推行“汉法”,同时保留能充分保障蒙古贵族特权地位的种种制度,重新在华北确立了封建的中央集权制统治体系以及相应的各种典章制度。中统、至元间的创置,奠定了有元一代制度。元朝制度多沿袭金制,同时又有不少前代所不具备的特点。其中有的反映了中原王朝历代相承的传统体制本身的发展变化,如行省的设立;有的反映了被保留的蒙古旧制,如蒙古、探马赤军中的奥鲁(老小营)建置;也有一些是在这两者的交互作用下形成的,如刑罚体系中某些不同于前代的变化,对吐蕃地区实行的政教合一的统治等。 主要机构 中央 中书省:上承天子,下总百司,领六部,为最高行政机关,行使宰相职权。中书省下有六部:吏、户、礼、兵、刑、工。 尚书省,主要负责财政事务,不过时置时废。 枢密院:中央最高军事管理机关。 御史台:最高监察机关。 地方 宣政院:掌管佛教僧徒及西藏事务。 澎湖巡检司:管辖澎湖和琉球。 行省制度:管理地方具体事务。 行中书省 元朝地方最高行政机构,并为一级政区名称。简称行省,或只称省。元置中书省总理全国政务,也称都省;因大元幅员辽阔,除腹里地区直隶于中书省、西藏地区由宣政院管辖外,又于诸路重要都会设立十个行中书省,以分管各地区。在世祖、武宗朝三次短期设立尚书省主管政务期间,行中书省也相应改称行尚书省。元人称其制为:“都省握天下之机,十省分天下之治。” 除河北、山东、山西由中书省吐蕃地区由宣政院管辖。元帝国在地方设置行中书省。元代“行中书省”的性质,有一个转变的过程。早期是作为中央政府的派出机构,带中书省的职衔,在外行使“省”的职能。灭南宋之后,行省逐渐转变成了一级地方行政组织,其首长也不再带中书省的官衔。 行省下有道、路、府、州、县、基层行政设施。2、行政建置 蒙古人建立的元帝国在消灭南宋前,忽必烈为了方便管治中土,就已在中土开始行汉法,将中国的大都作为首都,建立了一套以传统中央集权作蓝本的政治体制,例如设立了中书省和司农司等一系列专司机构,使用汉人的统治机构来统治人民,并在朝中任用了大批儒臣,包括刘秉忠、姚枢、许衡等。首都大都就是在刘秉忠等人的规划下建成的。此外,大元还建立了儒户这个户籍来保护和优待读书人。后来,又恢复了科举制度(不过名额很有限),尊崇孔子。理学是元代科举的标准。从整个政权来说,元代并没有统一的“官方思想”,一般来说,蒙古统治者更多地信奉草原的萨满教与佛教(特别是藏传佛教)。 元世祖中统元年(1260年),遵用汉法,立中书省总领全国政务,始置丞相及平章政事、左丞、右丞、参知政事等宰执官。其后,相继于各大地区建立行中书省。初期,仍沿用前代制度,以中书省宰执官出领各行省,称行某处中书省事。以后此类行省实际上已成为常设的地方行政机构,与前代所置临时性的分遣机构不同,行省官若仍以中书省宰相行省事系衔,就与中书省的权限没有区别,嫌于外重,遂更定官制,只称某处行省某官,不再带中书省宰相职衔。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铨定省、台、院、部官,罢各行省所设丞相,只置平章政事为最高长官,以与都省相区别。后来,部分地大事繁的行省许设丞相。延祐七年(1320年),复罢各行省丞相,已置者皆降为平章政事。叶顺铁木耳(1324~1328)以后,某些行省又设丞相,视需要及任职者的地位而定。各行省一般置平章政事两员(从一品),右丞、左丞各一员(正二品),参知政事两员(从二品),其品秩与都省官同;左司、右司合为一,置郎中、员外郎、都事,品秩皆低于都省。元末,有些行省还增置“添设”平章、右丞、左丞、参政等官。行省掌管辖境内的钱粮、兵甲、屯种、漕运及其他军国重事,统领路、府、州、县;距离省治远的地方,另设宣慰司统之,作为行省的派出机构。 然而,其“汉法”施行得并不彻底。由于元帝国的覆盖面积较广,除中原地区外还包括许多其它地方,不少中亚汗国君主以及蒙古王室成员都不满忽必烈行汉法的举动,忽必烈晚年也渐与儒臣疏远,因此汉法并未成为一套完整的体系。 3、法律 元代始终没有颁布完备的法典。至元八年(1271年)以前,中原汉地断理狱讼,基本上参用金泰和律定罪,再按一定的折代关系量刑。至元八年十一月,在建“大元”国号同时,下令禁用泰和律。以后曾数次修律,都没有完成。判狱量刑,主要根据已断案例,类推解释,比附定刑,与其他封建王朝相比,司法的随意性较显著。其他方面的立法行政,也都以诏制、条格(经皇帝亲自裁定或直接由中书省等中央机关颁发给下属部门的各式政令)为依据。因此,元朝的法制体系,主要是由因时立制、临事制宜而陆续颁发的各种单行法构成的。政府下令,凡在朝及地方各衙门均应分别类编先后颁发的各种格例,使官吏有所持循。 当时“内而省部,外而郡府,抄写条格,至数十册。遇事有难决,则检寻旧例,或中所无载,则施行比拟”。条格和断例岁增月积,繁杂重出,互相抵牾。元政府有时将历年所颁降的某一方面的条例重加“分拣”、“斟酌”,厘定“等第”,形成新的法律文字,作为“通例”公布。同时,对国家的政制法程,也几次召集老臣,从以往颁发的政府文书中选出“可著为令者,类集折衷,以示所司”,所成《大元通制》、《至正条格》等格律类聚都是具有法典性质的政书(见《通制条格》)。 元朝法律大体上遵循前代“同类自相犯者,各从本俗法”的原则。“五刑”的刑罚体系与前代相比发生了某些变化。同时,由杀人者向被害者家属偿付烧埋银,以及将刺字断放的前科罪人发付原籍,由官司籍记充“警迹人”,交由村坊邻右监督等规定,从元代开始制度化。对伤害罪,规定由加害者交付给受害者一定数量的“赡养之资”、“医药之资”,对加害者所处的实刑则比前代相应减轻。元代法律从维护蒙古贵族和地主阶级利益出发,制定了种种不平等规定,有些蒙古法,如对偷盗牲畜处以赔九之罚、倍赃制,屠宰牲口时禁抹喉放血等,对施临于汉族居民的刑罚体系也有一定的影响。

中国古代皇帝大多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刚上位就开始修陵寝,确保自己死后的哀荣,所以皇帝的陵寝都是盗墓贼们虎视眈眈的对象。然而有一个朝代的皇帝完全不同,这个朝代的皇帝没有陵墓,也从来没被发现过陵墓,这就是元朝。 1、元朝皇帝没有陵墓的原因 据记载,成吉思汗在宁夏病逝后,其遗体被运往漠北肯特山下某处,在地表挖深坑密葬。其遗体存放在一个将大树中间掏空做成的独木棺里。独木棺下葬后,土回填,然后“万马踏平”。为了不让外人看出曾经动土的痕迹,还要用帐篷将周围地区全部围起来,待到墓葬地面上的青草长出,与周围的青草无异,才将帐篷撤走,这样墓葬的地点就不会泄露了。全套工作完成后,蒙古人在墓葬地表杀死一头小骆驼,这时,陪伴这头小骆驼前来的母骆驼就会十分悲痛地号叫,并且记住这个地点。第二年来祭祀的时候,把这头母骆驼牵来,在杀死小骆驼的地点,母骆驼就会悲痛地流泪。这样,前来祭祀的人就能找到墓葬的确切地点。元朝皇帝死后和一般的皇族及贵族稍有不同,皇帝死后首先是要有一个下葬的仪式,随葬品也要多一些,只是在皇帝下葬时不得有汉族官员参加,也不会在地面上建设大规模的建筑物,不设功德牌坊和墓碑,一切看起来都很简单。另外为了不留下可以让盗墓贼发现的线索和痕迹,对下葬地点的记载也少得可怜,以至于让人感到元朝不存在皇帝陵墓。 2、蒙古人丧葬习俗 元朝建立以前,蒙古人有自己独特的丧葬习俗,其特点是薄葬简丧。蒙古人是生活在草原上的游牧民族,他们没有固定的居所,生活方式比较简单实用。特别是在蒙古人大举扩张的战争年代,丧葬仪式尤其简单。下葬时,他们让死者坐在一顶生前用的帐幕中央,边上围着祭祀的人进行祷告,随葬的有马匹、弓箭和摆放着肉乳的桌子,最后放入土中。目的是死者到另一个世界上生活时,有帐幕住,有马骑,有肉乳吃。忽必烈建立元朝以后,实行汉法,也渐渐受到汉人丧葬习俗的熏染,开始用棺木入葬,但所用棺木与汉人不同。死者入殓后,两块棺木合在一起,又成为一棵圆木,然后“以铁条钉合之”。尽管入主中原,蒙古人入殓仍然俭朴如初,寿衣大多就是平时穿的衣服,随葬的器物也会比较少,大部分是死者生前喜好的武器,如弓箭、刀剑一类的东西。 元朝皇帝的简朴让盗墓贼无处可寻,这也使得元朝皇帝能够真正的安息,起码不用担心像清朝东陵那样,遭到惨无人道的洗劫了。

1、元代政治特征 元代政治思想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与传统儒家政治思想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元代政治思想家在两种政治文化的冲突中,力主以中原传统政治文化取代塞外游牧政治文化,他们实际上扮演了中原传统政治思想在元代的传人的角色。元代政治思想对推动蒙古族彻底封建化,保全中原传统封建文明,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都具有积极作用。 2、元朝在政治上有三个创举 元朝在它97年生命历程中对中国历史有着巨大的影响,在政治上有三个创举: 一、结束割据局面,实现空前统一。 元的建立,结束了五代十国以来长达360余年的政权分立和割据局面,出现了空前的统一。这种大统一局面在中国历史上是仅见的,基本上奠定了中华民族的版图,而且疆域之大,也是以前历朝不可比拟的,也为以后五、六百年的国家统一奠定了基石。 据《元史地理志》载,元朝的疆域:“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盖岭北、辽阳与甘肃、四川、云南、湖广之边。唐所谓羁縻之州往往在是,今皆赋役之,比于内地”。历来由少数民族地方政权统治的一些地区,也正式划入了元朝版图。正所谓“汉、唐极盛之际有不及焉”。 二、把西藏、台湾纳入管辖。 吐蕃诸部归附元朝,西藏地区正式成为我国中央政府直接管辖的一个地方行政区域。元政府在此设立了宣政院,管理宗教事务,自此西藏的政治制度和宗教制度开始确立。 元朝政府在台湾地区设置了澎湖巡检司,管辖澎湖与台湾。这是中国政府在台湾正式建立的行政权力机构。所有这些在中国历史上的影响都是极为巨大的。 三、废三省,实行一省制。 为加强中央集权,元朝在中央设中书省总理全国行政事务之同时,在地方推行了行省制,统管地方军事、行政、财政事务。当时全国共分设了11个行省。其中包括了唐时所谓的“羁縻之州”。行省制度是元朝的一个创举,是对秦汉以来郡县制的发展,对后代行政区划影响很大,这一制度从政治上巩固了国家的统一,使中央集权在行政体制上得到了保证,是我国政治制度史上的一项重大变革。

至元八年(1271年),忽必烈称帝,公布《建国号诏》法令,取《易经》中“大哉乾元”之意,正式建国号大元。一年后,在刘秉忠规划下,元帝国建都于金国中原的大都。 北方政局稳定后,忽必烈决定采用南宋降将刘整建议,先拔襄阳,浮汉水入长江,进取南宋。至元五年(1268年),命阿术、刘整督师,围困隔汉水相望的襄、樊重镇,襄樊军民拒守孤城达六年。至元十年(1272年)初,元军攻下樊城,襄阳守帅吕文焕出降(见襄樊之战) 次年六月,忽必烈命伯颜督诸军,分两路大举南进。左军由合答节度,以刘整为前锋,由淮西出师。伯颜本人与阿术领右军主力,九月,自襄阳出发,沿汉水入长江;同时,命董文炳自淮西正阳南逼安庆,以为呼应。十二月,元水师入长江,克宋江防要塞阳逻堡。宋汉鄂舟师统帅夏贵遁,汉阳、鄂州宋军降。伯颜分兵留阿里海牙经略荆湖,自领水陆大军顺流而东,以吕文焕为前锋。宋沿江诸帅多为吕氏旧部,皆不战而降。至元十二年二月,贾似道被迫督诸路精兵,抵御元军。这时,他仍企图奉币称臣议和,被伯颜拒绝,只好在池州下游丁家洲勉强与元军会战。因宋军内部不和,一触即溃。同年秋,伯颜从建康(江苏南京)、镇江一线分兵三道趋宋都临安(浙江杭州)。至元十三年正月,宋幼帝赵昺上表降元。 之后,南宋大臣文天祥与张世杰、陆秀夫等在东南沿海继续顽抗,拥立益王赵昰为帝。赵昰死后,又拥立卫王赵昺,继续抗战。至元十五年(1278年),文天祥兵败被俘,被囚于大都三年之久,拒绝了元朝的招安,后从容就义。至元十六年(1279年),金国降将张弘范指挥元军在崖山消灭了南宋最后的抵抗势力,陆秀夫背着8岁的幼帝赵昺投海殉国,南宋灭亡。 元朝的统一,结束了自唐末藩镇割据以来中国的南北对峙、五六个民族政权长期并存的分裂和战乱局面,推动了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巩固和发展。 蒙古灭南宋后,统治阶层出现了以许衡为首的儒臣派与以阿合马为首的理财派官员之争。由于蒙古需要大量财宝赏赐予各封王,加上开支繁重,所以财政日渐紧张。以儒臣派官员认为元朝应该节省经费、减免税收。反之以色目人为主的理财派官员认为,南人藏有大量财物,应没收以解决朝廷的财政问题。于是这个问题在朝中没有停止。 忽必烈信任色目官员阿合马,设立尚书省解决财政问题。而儒臣则以受汉化更深的太子真金为核心形成一派,与阿合马抗衡。结果阿合马被刺杀,而真金也于其后得病而死。忽必烈仍然先后任用汉人卢世荣、西藏人桑哥等理财派官员以之来解决朝廷的财政问题。

金哀宗即位后,鼓励农业生产,与南宋、西夏和好。建立直属中央的忠孝军,任用完颜陈和尚等抗蒙名将,于1228年大昌原(今甘肃省宁县太昌乡)击溃蒙古军。而后金军收复了不少土地,让金朝起死回生。然而其盟国西夏因为之前的战争使得国力衰落,最后在1227年被西征回来的蒙古所灭。同年成吉思汗去世,1229年正式由其三子窝阔台继位,是为元太宗。 此后蒙古再度对付金朝,1230年窝阔台汗发动三路伐金,窝阔台汗率大军渡黄河直攻汴京,斡陈那颜率东路军走济南,其四弟拖雷率西路军自汉中借宋道沿汉水攻打汴京。1232年拖雷成功迂回至汴京,金哀宗派完颜合达、移剌浦阿率大军阻击于邓州。此时窝阔台汗率大军渡河,并派速不台攻汴京。而完颜合达急率军北援汴京,与拖雷率领的蒙军于三峰山(今河南禹州市东南)发生三峰山遭遇战,金军精锐溃败,名将张惠、完颜合达、完颜陈和尚与移剌浦阿先后战死、被俘杀。蒙军围攻汴京,迫使金哀宗求和。而后金廷杀蒙古使者,蒙古再度围攻汴京。 金哀宗坚持至年底放弃汴京,南逃归德(今河南商丘市),汴京守将崔立降蒙。蒙将史天泽一路紧追不舍,金哀宗逃往蔡州,蒙古军约宋将孟拱、江海率军联合围攻。1234年正月蔡州岌岌可危,金哀宗不愿当亡国之君,将皇位传给统帅完颜承麟,是为金末帝。此时蔡州城陷,金哀宗自杀,末帝死于乱军中,金朝覆亡。

一、金朝金朝(公元1115年-1234年)是中国历史上以女真族执政的北方封建王朝。女真族原为辽朝藩属。天庆四年(1114年),金太祖完颜旻起兵反抗辽朝,统一女真诸部后于翌年在会宁府(今黑龙江阿城区)建都立国,国号“大金”,改元“收国”。 他们曾经统治中国北方地区达百年,先是灭亡了北宋,接着又压得南宋喘不过气,可以说,当年的女真人是宋朝的大敌人。贞元元年,海陵王完颜亮迁都中都(今北京)。金世宗与金章宗时期,金朝政治文化达到最高峰,但于金章宗中后期逐渐衰弱。金宣宗时期,金朝外受大蒙古国南侵,内部昏庸内斗、民变不断,被迫迁都汴京(今河南开封)。1234年,金朝在南宋和蒙古南北夹击下灭亡。 女真人对中国北方的统治并不长久,公元1234年,金朝最后一个皇帝在蒙古和南宋的夹击下在河南蔡州自缢而死,金朝灭亡。然而南宋也并未因此得利,数十年后,南宋也被蒙古灭亡了。 此后,中国进入元朝统治时期,然而元朝国运更短,统一中国不到百年就灭亡了。元末依附于红巾军的朱元璋笑到了最后,先后消灭了元末各地军阀实现了中原地区的统一,并且实现对东北女真人的统治,特别是明朝永乐皇帝时,明朝对东北女真地区的统治更加巩固。但是明朝一直未能万全征服蒙古,甚至在明朝中后期频频被蒙古军队打败。 二、清朝 明末,女真人的后代努尔哈赤在统一女真诸部落的过程中建立了后金,并占领了明朝辽东的大部分地区。1636年,努尔哈赤的儿子皇太极改国号为清,族名也改成了满洲。1644年,李自成攻灭明朝,清军同吴三桂联合打败了大顺军,并逐步统一了中原南北。自此,女真人再次实现了对中原地区的统治。三、金朝和清朝有什么关系呢? 那么,作为四百年后入主中原地区的女真人,他们是如何看待400多年前扎根中国北方的金朝的呢?他们又是如何看待金朝皇帝的所作所为呢?他们从金朝的兴衰历程中又学习到了什么? 1、清帝认为金朝和自己是一家的女真人在不同时期的史书中有不同的称谓,女真人在秦汉以前被称为肃慎人,汉代时被称为挹娄,隋唐时被称为靺鞨人,到五代时才被称为女真。 辽朝后,女真人在史料中有时被写为女直人,因为当时的辽兴宗叫做耶律宗真,因为避皇帝的字讳,女真人被写为女直人。金朝同清朝的共同特点是都发源于东北并进入了中原地区,当年的女真完颜氏和清朝的爱新觉罗氏都是带领女真人进入中原的领导力量,他们在兴起、入主中原、治理中原的过程中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显然清朝皇帝也意识到了这点。努尔哈赤建立了后金,“后金”二字其实是史书的记载,努尔哈赤建立的就是“大金国”,他认为自己就是女真人的后代,所以才建立金朝来复辟这个朝代,只是因为汉文史书为了同两宋时的金朝相区分,才写成了后金。 而后金被蒙古国人称为爱新国,其实也是金朝的意思,爱新即是金的意思。但有时候碍于形式,清帝不方便承认自己是女真人的后代。例如明朝崇祯时期,皇太极多次侵入北京抢掠财物和人口,激起了明朝君臣的仇视,也在汉人百姓中留下了不好的名声。后来,后金想同明朝议和,皇太极特地写信给明朝,说“你们明朝不是宋朝,我们也不是金朝,不能把现在的情况同当年相比。”皇太极说的显然不是他内心所想的,毕竟如果要议和、要缓和关系,只能采用这样的外交辞令,同时也说明了他意识到明朝君臣已经把后金看成了同“金朝”有关系的朝代,即如果明朝同后金议和,崇祯帝就会被臣民视为宋高宗、议和大臣们会被视为秦桧之流。 清朝皇帝对女真人建立的渤海国和金朝都十分认同。乾隆皇帝曾说,“我们清朝发迹于东北,山川钟秀,和当年金朝兴起的地方同属一地。”他还说“满洲”一词的发音同古代“肃慎”二字的发音是相似的,他认为满洲人是肃慎人的后裔。乾隆帝在拜谒了北京房山的金太祖睿陵之后,作了《谒金太祖睿陵诗》:“开国金源肇自东,一时攀附会云风。丕承肆伐追辽帝,善任知人类沛公。史策鸿猷传赫奕,睿陵佳气閟茏葱。建康前岁犹亲奠,况复龙兴渤海同。 ”在文中,乾隆帝提到清朝和金朝都是发源于东北地区,并把金太祖跟汉高祖刘邦相提并论,认为他知贤善任,所以金朝才会强大,体现了他对金朝皇帝的认可和认同。 后来,乾隆帝命大学士们编撰了带有满洲人族谱性质的史书《满洲源流考》,编撰这个书,就是乾隆帝为了把满洲人的历史同女真人的历史连接起来,以说明女真人的历史非常悠远。 同时,乾隆帝还认为,虽然现在使用的满文源于努尔哈赤时期,但是强调满洲人的语言同当年的女真语是一脉相承的。 2、清帝把金朝陵寝视为“祖陵”明朝末年,随着满洲军队的频频入侵,明朝君臣十分愤怒但又无可奈何,于是便听信了旁门左道,认为把北京周边的金朝皇陵毁掉,那么满洲人就会遭受厄运。于是,明朝便毁坏了金朝的陵寝,所以当时满洲军队侵入到北京周边的时候,特地去拜谒了自己的“祖陵”情况。 当时,皇太极在北京房山遇到了几个汉人读书人,读书人说他们这里的人世代为金朝皇帝守陵,希望皇太极能够收留他们。皇太极说,你们是守护陵寝的有功之人,现在我还不能带你们走,先赐给你们一些财物,等到以后我占领北京之后,你们就是我的臣民了。 清朝入关后,清帝十分重视金朝陵寝的修复,顺治帝命令对金陵进行维修,并立了御制碑文,顺治帝在文中说,“满洲人从东北兴起并占有了中原,并没有毁坏明朝的帝陵,而当年明朝却毁坏金陵,实在罪大恶极。”并向金朝皇帝“汇报”自己对皇陵的修复情况。 乾隆十七年,清朝皇帝再次命令对金朝皇陵进行修复和扩建,使得金朝陵寝的规模得到提高。修完了陵寝,接下来便是如何祭祀了。清朝皇帝十分重视祭祀金陵,也多次前往祭祀。先是把金太祖和金世宗的牌位放进了北京阜成门外的历代帝王庙,以表示对金朝正统性的认可。 顺治十四年,金朝陵寝的维修完毕,顺治帝亲自带领文武百官前去祭祀。康熙年间,康熙帝也多次遣皇子前去祭祀,让他们不要忘记祖先。乾隆十八年,乾隆帝亲自祭祀金陵,并带上了当年金朝的皇族完颜氏。到乾隆四十九年,乾隆帝把金朝亡国之帝金哀宗牌位列入了历代帝王庙。 乾隆时编撰的《八旗氏族通谱》中,原本金朝皇族完颜氏的排名是放在了后面,但是乾隆帝特地命令把完颜氏往前放,直接放在了爱新觉罗氏的前面,排名第一。这一点最清楚无误地表明了乾隆帝真心觉得金朝女真人就是他们的祖先,金朝就是他们的“先朝”。3、清朝希望以金朝衰落和灭亡为借鉴早在努尔哈赤时期,努尔哈赤就以金朝兴起的情形鼓励族人,并把金太祖等人视为自己的榜样。努尔哈赤曾经强调:“我起兵抗明就是因为明朝对我们女真人的欺压,这一点同当年辽朝对女真人的欺压是一样的。”因此,努尔哈赤勉励贝勒们和他一起学习金太祖,团结努力,开创新的事业。 皇太极成为后金大汗之后,更加重视对金朝历史的学习,命令人去搜集汉文史书,并命人翻译《三国志》、《辽史》、《金史》、《元史》等史书。皇太极崇德元年,此时皇太极已经称帝,后金也改名为了大清,于是他召集满洲、蒙古、汉人的重臣,当众命人宣读关于金世宗的生平事迹,并说:“金世宗,在蒙古人和汉人眼里都被视为明君,被后人称呼为小尧舜,是自己学习的榜样。”通过当众宣读世宗的事迹,增进了大家对金朝历史的了解。 此外史书还记载,有一天,皇太极做梦,他梦见自己到了明朝的皇宫,遇到了万历皇帝,万历皇帝见到他还挺开心,亲自送了皇太极一本《金史》,但很快皇太极就醒了。天亮后皇太极立刻召集诸王贝勒,告诉他们关于梦的情形,他们都说这是吉兆,认为明朝是要把江山送给皇太极,皇太极听了十分高兴。 通过学习史书,清朝皇帝意识到了金朝灭亡的原因,其中有一部分是金朝丧失了自己的民族特性,例如尚武好战的性格和骑马射箭的本领,于是清帝要求满洲人以金朝为借鉴。崇德二年,皇太极曾说,“当年金熙宗和完颜亮废弃了女真人的衣冠,使得女真人的一些习俗丧失,这样做是非常有危害的,如果我们满洲人也这样,我们也会失败的。” 到了乾隆朝,清朝已经入主中原一百年,一些满洲人逐渐丧失了民族特征和语言,乾隆帝忧心忡忡,在阅读《嘉礼考》后,他认为里面对辽、金、元的民族服饰记载不够详细,要求修改,并强调保持民族特征关系到大清朝的国运。虽然清朝帝王意识到“汉化”的“风险”,但实际上这一过程不可逆,因为只要同汉人交流,就不得不受到他们的影响,因此到了清末,满洲人汉化已经比较深了,例如清末民初人刘体智在《异辞录》中记载,“满洲大臣向皇帝汇报情况,如果是面对只懂汉语的慈禧太后就觉得轻松,如果面对的是懂满语的光绪帝则觉得压力很大,因为很多满洲大臣已经不会书写满文和说满语了。

1、经济 金朝各地区的经济发展存在很大差异。金朝建立之初,女真族尚处于渔猎农耕的混和制度,而它所控制的汉地,农业经济早已高度发展。 从金熙宗到金章宗的半个多世纪里,北方社会经济有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东北地区社会经济比辽时有了较大的发展,如冶铁业有明显进步。在金世宗与金章宗期间,原来使用奴隶生产的猛安谋克户也逐渐转化成地主。这个转化主要有受田、赋税、区别平民和奴隶等,女真贵族借此扩大土地占有范围,实行"括地政策"。2、农业 金朝把发展农业作为军事扩张的基础,视其隆兴之地东北地区为粮仓,将中原地区的生产工具和耕作技术都逐渐传播到当时落后的今东北地区。由于铁制农业生产工具的广泛使用,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农作物品种也日益增多。金初,不种谷麦,只种稷子春粮。以后农作物品种日益增多,农作物有小麦、粟、黍、稗、麻、菽类等;蔬菜类有葱、蒜、韭、葵、芥、瓜等。金廷又鼓励垦荒,例如规定开垦荒地或黄河滩地可以减免租税,所以开垦农田面积有所增加。 金朝的土地制度给予女真族很大的优惠,这是汉族、契丹族与渤海族所没有的。女真族的土地制度是一种称为“牛具税地”的制度,继承氏族制度的遗风。占地多少是以耒牛、人口为依据的,拥有众多人口和耒牛的女真贵族自然就可以广占田土。到金世宗大定年间,人、牛、地比例不符的情形已很普遍。 金熙宗时期开始实行的“计口授田”的制度。早在金朝统治广大的华北地区后,有计划的将大量的猛安谋克分散各地以镇压汉族,被称为屯田军。金廷对内迁的屯田军户,都按照户口给以官田,即所谓“计口授田”。当官田不敷分配时也会大量抢占民田。屯田军户分得土地以后,大多让租给汉族耕种或是强迫汉族无偿耕种。由于剥削严重,无人愿意耕种,土地逐渐荒废。金世宗时再派官吏到各地去“拘刷良田”,兼并土地为官田。3、畜牧业 由于女真族属于东北民族,其畜牧业也十分发达。金帝完颜亮时原有九个群牧所。在南征时,征调战马达五十六万多匹,然而因战事大半损失,到金世宗初年仅剩下四个。金世宗开始复苏畜牧业,当时在抚州、临潢府、泰州等地设立七个群牧所。1168年起,下令保护马、牛,禁止宰杀,禁止商贾和舟车使用马匹。又规定对群牧官、群牧人等,按牲畜滋息损耗给予赏罚。经常派出官员核实牲畜数字,发现短缺就处分官吏,由放牧人赔偿。对一般民户饲养的牲畜,登记数额,按贫富造簿籍,有战事,就按籍征调,避免征调时出现贫富不均的现象。对各部族的羊和马,规定制度,禁止官府随意强取。

1、文化 金朝在文化方面也逐渐趋向汉化,中期以降,女真贵族改汉姓、著汉服的现象越来越普遍,朝廷屡禁不止。金世宗积极倡导学习女真字、女真语,但仍无法挽回女真汉化的趋势。医学与数学都有长足的发展,金元四大家的学说为中医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天元术的精进与《重修大明历》的修编为后来元朝数学带来重要的影响。 金朝文化在发展中已达到很高水平,它“一变五代、辽季衰陋之俗”,“大定以后,其文笔雄健,直继北宋诸贤”。在某些方面亦非宋朝可比,启后世文化发展之先声。金朝推行汉化政策,从“借才异代”走向“国朝文派”,逐渐形成了不同于宋朝的独特气派、风貌,但其剽悍勇猛的崇武精神随着金朝政权的稳固而逐渐消失,最后终至亡国。元朝时,亡金故老喜言“金以儒亡”,此说未必正确,但金人全盘汉化则是不争的事实。刘祁说:“南渡后,诸女真世袭猛安、谋克往往好文学,喜与士大夫游。”金熙宗以下的帝王都具有相当高的汉文化素养。元代有一说:“帝王知音者五人:唐玄宗、后唐庄宗、南唐后主、宋徽宗、金章宗”。金朝中期以降,女真人改汉姓、着汉服的现象越来越普遍,朝廷屡禁不止。金世宗一向反对女真人全盘汉化,积极倡导学习女真字、女真语,但仍挽不回女真汉化的速度。 接受汉文化最快、汉化程度最深的首先是女真上层贵族社会,郝经谓金朝“粲粲一代之典与唐、汉比隆,讵元魏、高齐之得厕其列也”。赵翼亦称“金源一代文物,上掩辽而下轶元”。金代文化艺术继辽、北宋之后而不断发展,超过了辽,在北宋之后与南宋平行,构成当时中国文化发展的南北两大支。在中国文化艺术发展史中起着“上掩辽而下轶元”的作用。2、思想 金朝以儒家为统治人民的基本思想,而道家、佛教与法家亦较广泛流传和应用。金朝思想家讨论批判两宋理学与经义学,让理学再度于北方兴起,发扬中华思想。在学术思想方面,赵秉文被称为“儒之正理之主”,他批评汉以来的传注之学,充分肯定周濂溪、二程(程颢、程颐)建立的北宋理学。并且将佛教、道家与理学思想融合一体,以卫道统名于金。 王若虚批评传注之学,其弊不可胜言,肯定北宋理学”。然而他也批评北宋理学,并曾下功夫对两宋理学注释加以评论和褒贬,但未自成一家之言。李纯甫著有《中庸集解》、《鸣道集解》,其思想先是由儒教转向道教、最后转向佛教,“号中国心学,西方文教”。他说:“学至于佛则无所学”,以为宋伊川诸儒“皆窃吾佛书”。为了达到以佛为主的儒、道、佛三教合一,大胆地向两宋理学开战。 在政治思想方面,赵秉文认为王室与列国、华与夷、中国与四境的关系都是可变的;认为有公天下之心的都称“汉”,认为社稷与民相比,民贵而社稷轻,反对唐开元末“祸始于妃后,成于宦竖,终于藩镇”的提法,认为祸害的根源在“明皇”。王若虚认为统一中国要讲“曲直之理”。他认为欧阳修不讲曲直的统一,是“曲媚本朝,妄饰主阙”。他认为国之存亡可付之天数,但不能以守忠节犯食人之罪,并且赞许司马光对传统正闰观的批评,“正闰之说,吾从司马公”。 金朝如同宋朝一样,尊崇儒学与孔子。早在金军进军曲阜时,金兵意图摧毁孔子墓,即被完颜宗翰制止。自金熙宗时开始尊孔,在金上京立孔庙,又封孔子后裔为衍圣公。虽然金帝完颜亮轻视儒学,到金世宗与金章宗时又大力尊孔崇儒,修孔庙与庙学,并且推崇《尚书》、《孟子》。

金朝是由东北地区的女真族所建立,以渔猎为生。唐朝时称为靺鞨,五代时有完颜部等部落,臣属于渤海国。辽朝攻灭渤海国后,收编南方的女真族,称为熟女真,北方则是生女真。辽朝晚期朝政混乱,天祚帝昏庸无能,辽廷不停的索求贡品,并且鱼肉女真百姓。1112年天祚帝赴长春州与女真各族的酋长聚会时对完颜旻等酋长肆行侮辱,使完颜阿骨打决意反抗辽廷。 在女真30多个部落中,完颜部最为强大,完颜部逐步地统一了女真各部。公元1114年9月,完颜阿骨打命女真各部人马誓师来流水(今拉林河),开始了为期十年的伐辽战争。 随后女真军队在宁江大捷和出河店之战中击败辽军。次年一月阿骨打在“皇帝寨”(即后来的上京会宁府,今黑龙江省阿城县南之白城)称帝,国号大金,建元收国,是为金太祖。辽帝天祚帝至此才重视此事,并且下令亲征,但是辽军被女真军击败,同时辽朝国内发生耶律章奴与高永昌的叛乱。

1、金辽战争 金太祖建国后以辽五京为目标兵分两路展开金灭辽之战。1116年五月东路军占领东京辽阳府,1120年西路军攻陷上京临潢府,辽朝失去一半的土地。战事期间北宋陆续派使者马政、赵良嗣与金朝定下海上之盟,联合攻打辽朝。1122年东路军攻下中京大定府,天祚帝逃亡沙漠。同时西路军也攻下西京大同府,耶律大石等拥立耶律淳于南京析津府,即北辽。北宋也派童贯等人多次率军攻打辽南京等燕云十六州之地,但均被辽军击溃。北宋最后请金军攻下辽南京,北辽亡,至此辽五京均被金军攻下。宋金双方经过协商后,金军给予燕云十六州部分城市,并且获得岁币,然而北宋最后只获得金军洗劫后的一堆空城。1123年金太祖去世,其弟完颜吴乞买继位,即金太宗。金太宗继续讨伐大同一带的辽军。1124年正月,金太宗为了联合西夏灭辽,把下寨以北、阴山以南的辽地割给西夏。西夏则改对金朝称藩。1125年辽天祚帝被俘,辽朝亡。而耶律大石率军西行,于西域建立西辽。 2、 宋金战争 金朝在灭辽朝后,即有意南下灭宋朝。金太宗以宋收留平州之变中的辽将张觉违反宋金双方前议为由,于1125年发动金灭宋之战。他派勃极烈完颜斜也为都元帅,分兵两路从山西、河北南下,最后会师北宋首都开封。在宋将李纲死守开封的情况下,双方宣布议和。1126年金太宗再以宋廷毁约为由,再派完颜宗望、完颜宗翰兵分二路攻破开封,于隔年俘虏宋徽宗、宋钦宗等宋朝皇室北归,史称靖康之祸,北宋灭亡。 然而宋康王赵构因机运逃过一劫,并于宋朝南京归德府(今河南商丘)称帝重建宋朝,是为宋高宗。史称南宋。而此时金朝为了统治广大新占领的汉地,先后建立张楚与刘齐等傀儡国以统治之,并且多次派完颜宗弼等金将率军南征南逃江南的宋高宗。然而南宋在宋将岳飞、韩世忠与张浚的努力下,屡次使南宋转危为安。最后金朝只好迫使南宋称臣,并且让西夏、高丽等国臣服以称霸东亚。 1135年金太宗去世,由金太祖的孙子完颜亶即位,即金熙宗。当时辅佐金廷的一些功臣被称为衍庆功臣,他们主要分成主战派与主和派。金熙宗于1137年废除刘齐,而后听从主和派完颜挞懒的建议与南宋主和派宋高宗与秦桧议和。由于割让河南、陕西地让主战派完颜宗弼不满,1140年让完颜宗弼率军攻下河南、陕西地。隔年完颜宗弼再度南征,但被岳飞与刘锜击败,岳飞于郾城之战后再度北伐逼近汴京。最后完颜宗弼与南宋主和派合谈,并且在岳飞被杀后签订绍兴和议,至此金宋边界完全确定。 金熙宗自幼受汉文化薰陶,登基后与完颜宗弼推动汉制改革,并且重用汉人。隔年派衍庆功臣的完颜宗磐、完颜宗干和完颜宗翰三人共同总管政府机构,“并领三省事”。金朝官制此时基本汉化,建立以尚书省为中心的三省制。1150年金熙宗受衍庆功臣与皇后的控制,本人被过度压抑,后期不理朝政,滥杀无辜,最后被右丞相海陵王完颜亮所杀,完颜亮称帝,史称海陵王。 金帝完颜亮为了攻伐南宋以统一中国地区,推行许多措施:他将首都迁至燕京,是为中都(今北京市),并且有意南迁汴京(今河南省开封市);将行政区划重新划分成十四路以便于管理;把驻扎上京会宁府(今黑龙江省阿城县南之白城)属于金太宗、衍庆功臣的完颜宗干与完颜宗翰管辖下的军队归金廷管制,为金朝的中央集权制打下基础。 然而金帝完颜亮对宗室猜忌甚深,金太宗的后代差不多全被完颜亮杀尽;并且耗费巨资,不顾部分大臣的反对,执意南征。1161年5月,金廷遣使赴宋要求重划国界,意在寻衅,南宋也开始积极备战。 隔年金帝完颜亮率大军由汴京兵分四路南征。东面军分成海路跟陆路两股,陆路军由金帝完颜亮亲自率领,自宿州(今安徽省宿州市)渡过淮水直攻和州(今安徽省和县),海路水军则直攻临安(今浙江省杭州市)。西路分别自关中、河南攻向四川及湖北一带。金东路军渡淮水,攻陷和州准备渡江。然而东路水军在胶西(今山东省胶县)被宋将李宝的水军歼灭。同时间西北契丹族叛变,镇守东京辽阳府的葛王完颜雍自立为帝,并移居燕京(今北京市),即金世宗。 金帝完颜亮遇到此情形仍然执著渡江,但是先遣部队在采石之战被宋将虞允文击败,船舰也被宋军烧毁。金帝完颜亮意图移师扬州强渡长江,但是部下大力反对,最后他们发动兵变杀死金帝完颜亮。宋军趁机收复淮南地区,此后金朝不再有灭宋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