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宋虽偏安于秦岭淮河以南,却是中国历史上经济文化繁荣、科技进步、对外开放程度较高的王朝。南宋与金国、西辽、大理、西夏、吐蕃及13世纪初兴起的大蒙古国为并存政权。游牧民族对宋朝先进生产关系的毁灭性打击,使一直处于上升阶段的东方先进文明,从此逐渐趋向衰落。 南宋(1127-1279年)是北宋靖康之耻后宋室在江南建立的政权,与北宋合称宋朝,共传五世九帝,享国一百五十三年。 1127年靖康之变时宋徽宗、宋钦宗被金国所俘,宋徽宗第九子康王赵构在南京应天府继承大宋皇位,为了延续宋朝皇统和法统,定国号仍为宋,史称南宋,后迁都临安。金国几度南征都未能消灭南宋,而南宋也有过数次北伐皆无功而返,南宋和金国形成对峙局面。后宋、金达成绍兴和议,双方以秦岭淮河为界。到南宋中后期奸相频出,朝政糜烂腐败,而处于漠北草原的蒙古人开始崛起,1206年铁木真建立大蒙古国,征服金国后开始大举入侵南宋,南宋军民拼死抵抗,直到1276年南宋都城临安被攻占,1279年崖山海战宋军战败,宋末帝赵昺随陆秀夫背着跳海而死,南宋灭亡。 1234年,金国被蒙古所灭。次年,蒙古人挥兵南下,但被宋军阻击在长江北岸。1267年,登上大汗宝座的忽必烈再次率精兵卷土重来。1273年,襄阳失守。1276年,蒙古军队攻占南宋都城杭州。此后,南宋残余势力陆秀夫、文天祥和张世杰等人连续拥立了两个幼小的皇帝(端宗、幼主),成立小朝廷,元军对小皇帝穷追不舍,不断逃亡至南方,经过香港,端宗因病逝世,而另立幼主,逃至新会至南海一带。文天祥在海丰兵败被俘,张世杰战船沉没。 1279年3月19日,走投无路的南宋残余势力在广东崖山被蒙古军队包围。四十三岁的陆秀夫见无法突围,便背着8岁的赵昺跳海自杀。随行十多万军民亦相继跳海自杀。十余万具尸体浮海。张世杰希望奉杨太后的名义再找宋朝赵氏后人为主,再图后举;但杨太后在听闻宋帝昺的死讯在后亦赴海自杀,张世杰将其葬在海边。不久张世杰在大风雨下溺死于平章山下,南宋的抵抗势力宣告瓦解。 至此,中国已经全部沦陷。蒙古能够占领整个中国,与其说是蒙古骑兵有强大的战斗力,倒不如说其实是宋朝与西夏、辽国、金国相互恶斗的结果。在面临外敌时,中国人不能团结一致,才导致蒙古人有机可趁,进而影响世界格局。这个惨重的历史教训,值得我们深思。

1、领土范围 宋、(国土为460万平方公里,与现在中国比没有新疆,甘肃,宁夏,内蒙,整个东北三省,青海和西藏,云贵和台湾。) 政和元年宋因五代之旧,建都开封,结束了自安史之乱以来的分裂局面,基本完成了统一。宋朝与辽国的疆界长期稳定在雁门山-大茂山-白沟一线。由于失去燕云十六州的屏障,朝廷只能在边界上广植柳树。在与西夏的作战方面,宋神宗力图开扩疆土,取得了绥、熙、河、洮、岷、兰等州。哲宗时又进一步取得了湟水流域,洮河上游与贵德一带的土地。崇宁三年(1104年)收复失地,置陇右都护府。建炎南渡之后,宋朝领土仅限于秦岭淮河以南、岷山以东地区。宣和三年(1121年)西安州、怀德军又被西夏所取。宋朝也在与大理交界处设立了黎、叙、泸、黔、邕等州。 2、行政区划 宋朝汲取了唐朝藩镇割据的教训,一级行政区划改为“路”。至道三年(997年)始定为十五路,包括京东、京西、河北、河东、陕西、淮南、江南、荆湖南、荆湖北、两浙、福建、西川、峡、广南东、广南西五路。咸平四年(1001年)分西川为利州、益州二路,分峡路为夔州、梓州二路。天禧四年(1020年)分江南路为江南东、西二路。熙宁五年(1072年)分京西路为南北二路,分淮南路为东西二路,分陕西为永兴军、秦凤二路。之后又将河北路分为东西二路,分京东为京东东、京东西二路。崇宁五年(1106年)又将开封府升为京畿路。 宣和四年(1122年)宋金盟约,约定灭辽后宋得燕山府路和云中府路。结果后来并未设置。建炎南渡后,宋朝设立两浙东、两浙西、江南东、江南西、淮南东、淮南西、荆湖南、荆湖北、重庆府、夔州、潼川府、京西南、成都府、利州、福建、广南东、广南西十六路。宋朝的行政区划设置与地方政治制度可谓重内轻外,中央高度集权。虽然避免了藩镇割据的局面,但导致地方防务贫弱,也让终宋一代外患不止。

宋朝(960年—1279年)是上承五代十国下启元朝的朝代,分北宋和南宋两个阶段,共历十八帝,享国三百十九年。 960年,后周诸将发动陈桥兵变,拥立赵匡胤为帝,建立宋朝。赵匡胤为避免晚唐藩镇割据和宦官专权乱象,采取重文抑武的施政方针,一方面加强了中央集权,另一方面剥夺武将兵权。宋太宗继位后统一全国,至宋真宗时期与辽国缔结澶渊之盟后逐渐步入治世。1125年金国大举南侵,导致了靖康之耻,宋室被迫南迁。赵构在南京应天府位,建立了南宋,绍兴和议后与金国以秦岭淮河为界,后期爆发宋元战争,1276年元朝攻占临安,崖山海战后,南宋灭亡。 宋朝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商品经济、文化教育、科学创新高度繁荣的时代,北宋咸平三年(1000年)中国GDP总量为265.5亿美元,占世界经济总量的22.7%,人均GDP为450美元,超过当时西欧的400美元。后世虽认为宋朝“积贫积弱”,但宋朝民间的富庶与社会经济的繁荣实远超过盛唐。 宋朝时出现了宋明理学,儒学得到复兴,科技发展迅速,政治开明,且没有严重的宦官专权和军阀割据,兵变、民乱次数与规模在中国历史上也相对较少。北宋因推广占城稻人口迅速增长,从太平兴国五年(980年)的3710万增至宣和六年(1124年)的12600万。 史学家陈寅恪曾言:“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而西方与日本史学界中认为宋朝是中国历史上的文艺复兴与经济革命的学者不在少数。 宋朝立国的三百余年,二度倾覆,皆缘外患,是唯独没有亡于内乱的王朝。

绍兴和议是南宋与金订立的和约。宋军在反击金的入侵中已取得一定的胜利,但宋高宗与宰相秦桧唯恐有碍对金议和,解除了韩世忠、张俊、岳飞三大将的兵权,甚至制造岳飞冤狱,使抗战派对投降议和活动无法进行反对。绍兴十一年(1141年)十一月,宋与金于书面达成《绍兴和议》,两国以淮水—大散关为界。宋割让从前被岳飞收复的唐州、邓州以及商州、秦州的大半,每年向金进贡银廿五万两,绢廿五万匹。 宋高宗希望把生母和生父的遗体接回,答应金杀岳飞【金因看到南宋不断强大的反抗力量,尤以岳飞等一批优秀将领为突出。希望借此机会除掉岳飞。同时,高宗也害怕岳飞真的收复北宋失地,会救回靖康之难被劫走的兄弟钦宗,危及自身帝位,因此答应金人杀岳飞的要求。】。十二月末除夕夜(1142年1月27日),赵构和秦桧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岳飞与其子岳云、部将张宪于临安(今杭州)。《绍兴和议》立刻实现,宋高宗生父徽宗的灵柩和生母韦氏本人被送回南宋。宋高宗以向金国纳贡称臣为代价,换回了东南半壁江山的统治权。1、绍兴和议的历史影响 随著和议达成,金亦放还宋徽宗灵柩和高宗生母韦贤妃归宋。离行时,宋钦宗挽住她的车轮,请她转告高宗,若能回去,他只要当个太乙宫主就满足了。韦贤妃哭著说,如果你不回来,我宁愿眼睛瞎掉算了。但宋高宗可能考虑到自己不能生育,接钦宗回来皇位必定回到钦宗或其後代,所以後来宋钦宗到死也没回到宋境。 《绍兴和议》后,宋、金之间维持了近二十年的和平,期间双方虽然偶有冲突,但冲突之规模不大,直到1161年金海陵王完颜亮撕毁和约伐宋。 《绍兴和议》使宋朝永久失去了原来北宋的山西和关中养马的马场,从此岳家军的背嵬战士万骑马军成为南宋一朝的绝唱,宋朝直至覆灭,都只能靠步兵和北方游牧民族的精骑对阵。后来南宋的「隆兴北伐」和「开禧北伐」,以步兵逆击金国精骑大败而归,原因之一就是这个《绍兴和议》导致南宋骑兵力量可以忽略不计,无法和绍兴年间的南宋军队相提并论。 《绍兴和议》确定了完颜昌提出的、秦桧大力提倡的“南自南,北自北”,即原籍在《绍兴和议》规定的南宋境内的汉人归南宋,原籍在《绍兴和议》规定的金国境内的汉人归金国。从此北方汉人不但完全在名义上成为金国臣民,而且不能南逃,否则将被遣返。这造成了北方汉人没有选择地成了宋的敌国子民,以致宋朝实力的一进一出: 南宋初年的名将,包括中兴四将中的岳飞、韩世忠、刘光世以及刘錡、吴玠、杨沂中均为华北汉人。从小接受的是忠于宋朝的教育,忠心保卫的是宋朝,在抗金多年以后,终于有击败完颜宗弼等金国主战派并收复失地的实力。1279年灭宋的元镇国大将军张弘范和他的父亲张柔是河北的金国汉人,从未接受忠于宋朝的教育,一路击败南宋优势兵力,崖山海战灭宋后张弘范在崖山写下「镇国大将军张弘范灭宋于此」十二字。 绍兴和议是南宋与金订立的屈辱和约之一。南宋绍兴十年、金天眷三年(1140年),本来宋军在反击金军的南下中,取得了顺昌、郾城、颍昌等役的胜利,然而宋高宗与宰相秦桧却惟恐有碍对金的和议,下令撤军。完颜宗弼(金兀术)则率重兵进军淮南,形成大军压境之势。绍兴十一年(1141年),宋将刘錡等在柘皋(今安徽巢县西北)大败金兵。金兵也在濠州(今安徽凤阳)回击了宋兵。为了彻底求和,宋廷以论功行赏为名,把韩世忠、张俊、岳飞三位大将召赴临安,分别委以枢密使和枢密副使的虚衔,解除了兵权。秦桧甚至拉拢张俊,进一步打击坚决抗金的韩世忠和岳飞,制造了臭名昭著的岳飞冤狱。这年十月,宋派魏良臣赴金,提出和议;十一月,金派萧毅,邢具瞻为审议使,随魏良臣来宋,提出和议条件。最後双方达成了和议,内容大体如下: (1)宋向金称臣,金册封宋康王赵构为皇帝; (2)东以淮河中流为界,西以大散关(在今陕西宝鸡西南)为界,南属宋,北属金,割唐州(今河南唐河)、邓州(今河南邓县),以及商州(今陕西商县)、秦州(今甘肃天水)的大半予金; (3)宋每年向金纳贡银、绢各二十五万两、匹,从绍兴十二年开始,每年春季送至泗州交纳。 南宋於这个耻辱的条约中断送了在这之前的抗金硕果,与金形成了南北对峙的局面。而南宋以耻辱所换取的「和平」,亦只维持了短短的二十年。

宋太祖建国初年,为加强皇权和军事阶层的稳定,决定加强中央集权,防止将领剥夺权利。建隆二年三月,宋太祖削去都点检这个重要的禁军职位。同年七月,宋太祖通过杯酒释兵权解除武官的军权,禁军的领导机构改为殿前司和侍卫司,分别由殿前都指挥使、步军都指挥使和马军都指挥使(三帅)统领。但是,三帅无发兵之权。宋朝在中央设立枢密院来负责军务。枢密院直接对皇帝负责,其他任何官员都不得过问。而枢密院虽能发兵,却不能直接统军,这样就导致统兵权与调兵权的分离。同时,宋朝经常更换统兵将领,以防止军队中出现个人势力,战争时战区司令皆由文官或太监担任,而且改变战略必须经过皇帝同意,对宋朝战力有负面影响。宋朝的建国兵力部署“守内虚外”,但在熙宁年后首都驻军减少。 宋朝实行自愿性的募兵制并且将灾年招募流民、饥民当兵,作为一项传统的国策,有社会福利性质,起到稳定政权作用。军队分为四种,即禁军、厢军、乡兵、藩兵。禁军是中央军,也是宋朝军队的主力。厢军是各州的镇兵,由地方长官控制。乡兵则是按机关抽调的壮丁。藩兵是防守在边境的非汉民族军队。 北宋中期以后对辽、西夏等国的战争,使得军事费用增加,对统兵将帅限制太多“权任轻而法制密”,将不专兵,动相牵掣,“元戎不知其将校之能否,将校不知三军之勇怯,各不相管辖,以谦让自任。”和军纪不明使宋军严重缺乏训练,终日“游戏于廛市间,以鬻巧诱画为业,衣服举措不类军兵”“卫兵入宿不自持被而使人持之;禁兵给粮不自荷而雇人荷之。”。张演评说:“宋朝之待武臣也,厚其禄而薄其礼。”王夫之指出:“宋所忌者,宣力之武臣耳,非偷生邀宠之文士也。”南宋军队的主力为屯驻大兵以及三衙。屯驻大兵战斗力较强,多属私人召募部队,如岳家军,有“撼山易,撼岳家军难”之说。这时朝廷控制军队的能力已经弱化,枢密院的权责也逐渐缩小。绍兴十一年,韩世忠﹑岳飞等将领的兵权相继被削减。

后周恭帝继位后,命赵匡胤为归德节度使,军队驻扎在宋州(河南商丘)。960年,后周大将赵匡胤在陈桥黄袍加身,建立宋朝,定都汴梁,后改为东京(开封),并设陪都西京(洛阳)。宋太祖所面临的另外一项事业就是统一全国。赵匡胤在与赵普雪夜商讨后,决定以先南后北为统一全国之步骤。 赵匡胤首先行假途灭虢之计,灭亡了南平和楚。之后又灭亡后蜀、南汉、南唐三国。太祖一心希望统一全国,还设立封桩库来储蓄钱财布匹,希望日后能够从辽国手中赎买燕云十六州。开宝九年(976年)八月,太祖再次进行北伐。但十月十九日太祖忽然去世,留下“烛影斧声”的历史疑案。其弟赵光义即位后忙于整顿朝政,统一事业暂告停止。 赵光义即位之事颇有疑云,是为“烛影斧声”事件,民间也一直传说赵匡胤是被赵光义害死的。为确保政权的合法性,赵光义抛出其母杜太后遗命之说,即“金匮之盟”。赵光义稳固统治皇位后,继续国家统一事业,先是割据福建漳、泉两府的陈洪进及吴越钱氏归降,其后再灭亡北汉。太平兴国四年(979年)五月,赵光义不顾大臣反对,趁灭亡北汉的余威,从太原出发进行北伐辽国,起初一度收复易州和涿州。 后来赵光义先后逼死太祖之子赵德昭和赵德芳,又贬黜赵廷美到房州,两年后赵廷美就死于谪所。赵光义长子赵元佐也因为同情赵廷美而被废,另一子赵元僖暴死,最后襄王赵元侃被立为太子,改名恒。至道三年(997年),赵光义驾崩,李皇后和宦官王继恩等企图立元佐为帝。幸亏宰相吕端处置得当,赵恒才顺利即位,庙号真宗。宋朝也开始进入全盛时期。 赵光义本人附庸风雅,喜好诗赋,政府也因此特别重视文化事业,宋朝重教之风因此而开。赵光义还喜好书法,善草、隶、行、篆、八分、飞白六种字体,尤其是飞白体。连宋朝的货币淳化元宝上的字也是他的亲题。

襄阳之战是元朝统治者消灭南宋政权的一次重要战役,是中国历史上宋元封建王朝更迭的关键一战。这次战役从南宋咸淳三年(1267年)蒙将阿术进攻襄阳的安阳滩之战开始,中经宋吕文焕反包围战,张贵张顺援襄之战,龙尾洲之战和樊城之战,终因孤城无援,咸淳九年(1273年)吕文焕力竭降元,历时近6年。 早在窝阔台灭金的过程中,蒙古贵族就已展开了对南宋的侵掠。但由于江南人民的奋起反抗,直到1271年元朝建号时,南宋王朝依然偏安在江南。不过,这时的南宋小朝廷已经日益衰朽,兵疲财溃,势在灭亡了。襄樊之战是南宋与蒙古之间的一场决定生死存亡的重要战争,也是元朝统治者灭亡南宋统一中国的一次重要战役,对南宋而言,襄樊失守,长江中上游门户洞开,南宋的防御体系被突破,长江天险已经不能阻挡元军的前进;对元朝而言,占领襄樊,元军乘胜自两湖长驱南下,加速了元朝统一中国的进程。要完整认识这段历史,就应寻根溯源,从战争入手,深入分析其胜败原因,以之为鉴明得失。1、襄樊之战的背景 1234年当蒙古借助南宋的力量灭亡金朝后,并没有按照原来的协议把黄河以南的土地交给南宋。同年南宋军队发起了所谓的“端平入洛”之战,北上收复汴京等地,宋军在军事上未做充分准备,粮食又不继,狼狈败回,这次战争揭开了蒙古与南宋战争的序幕。接着蒙古军队横扫大西南,当吐蕃、大理相继归附蒙古之后,除东边的大海外,蒙古已从南、北、西三面对南宋构成战略包围。 此时蒙古统治者认为攻宋时机已经成熟,1258年蒙古大汗蒙哥兵分三路攻宋。在1259年,蒙哥在进攻合州钓鱼城时被宋军炮石击中,死于军中。蒙军败退。此时忽必烈军事上也陷入了困境,同时为了北归争夺汗位也无意南征。而此时南宋宰相贾似道督大军援鄂,不敢战,使人求和,许称臣,划江为界。忽必烈借机罢兵北归。南宋与蒙古在江淮一带保持对峙局面。忽必烈时期,对宋战争的进攻重点改为襄樊,实现了由川蜀战场向荆襄战场的转变。南宋襄樊地处南阳盆地南端,襄阳和樊城南北夹汉水互为依存,跨连荆豫,控扼南北。所谓“西临关陕,可以召将士;北距三都,可以遣救援”。地势十分险要,自古以来为兵家必争之地,也是南宋抵抗蒙古军队的边陲重镇。咸淳三年(1267年)南宋降将刘整进策说:“自古帝王,非四海一家,不算正统。”刘整还向忽必烈进献攻灭南宋策略,先攻襄阳,撤其捍蔽,他认为南宋如果“无襄则无淮,无淮则江南唾手可得”,刘整的“攻宋方略,宜先从事襄阳”的建议为忽必烈所采纳,宋元战争进入了元军对南宋战略进攻的新阶段。2、襄樊之战过程及结果 1261年潼川安抚使、知泸州军州事刘整以泸州十五郡叛宋降于蒙古,忽必烈以刘整为督元帅。1262年兀良合台子阿术统领南征蒙、汉诸军。在忽必烈结束汗位之争,稳定内部之后,又把注意力集中到南方。忽必烈根据刘整的建议,开始实施对襄阳的战略包围。王夫之有一段分析,有助于衡估襄、樊的军事地理价值:“江东之险在楚,楚之险在江与汉之上游。恃大江者非恃,弃上游者弃其所依”。正如元将郭侃所说:“宋据东南,以吴越为家,其要地荆襄而已。今日之计,当先取襄阳。而直趋临安,疾雷不及掩耳,江淮、巴蜀,不攻自平。”元军从至元五年(公元1268年)起全力以赴攻襄、樊,动员了十万以上的兵力,每年在襄、樊消耗的军费约为全部财政收入的一半。其主要战略部署分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建立陆路据点,作为攻宋的根据地。早在1261年夏,忽必烈根据刘整建议,遣使以玉带贿赂南宋荆湖制置使吕文德,请求在襄樊城外置榷场,吕文德应允。蒙古使者以防止盗贼、保护货物为名,要求在襄樊外围筑造土墙,目光短浅的吕文德竟然同意。于是蒙古人在襄樊东南的鹿门山修筑土墙,内建堡垒,建立了包围襄樊的第一个据点。咸淳四年(1268年),蒙将阿术在襄樊东南鹿门堡和东北白河城修筑堡垒,切断了援襄宋军之路。咸淳六年(1270年),蒙将史天泽在襄樊西部的万山包百丈山筑长围,又在南面的岘山、虎头山筑城,连接诸堡,完全切断了襄阳与西北、东南的联系,并建立起长期围困襄樊的据点,使襄阳与外界的联系完全中断,襄樊成为一座孤城,至此,元军完成了对襄阳的全面包围。

宋太祖赵匡胤(927年3月21日-976年11月14日),字元朗,小名香孩儿、赵九重。祖籍涿郡(今河北省涿州市),生于洛阳夹马营。五代至北宋初年军事家、武术家,宋朝开国皇帝。护圣都指挥使赵弘殷(宋宣祖)之子,母为杜氏(昭宪太后)。 赵匡胤于后汉隐帝时投奔郭威。后周建立后,赵匡胤始入宦途,受柴荣(后周世宗)器重,于征伐南唐时屡建战功。柴荣病重时,任命赵匡胤为殿前都点检,掌管殿前禁军。周恭帝即位后不久,赵匡胤受命抵御北汉及契丹联军。大军出征后不久,于京城汴梁东北二十公里的陈桥驿发生哗变,拥立赵匡胤为帝,史称“陈桥兵变”。大军回京后,恭帝被迫禅位,赵匡胤登基,改元建隆,国号“宋”,史称“宋朝”、“北宋”。本文要说的是赵匡胤称帝之后下河东的故事 宋太祖赵匡胤下河东的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因此也衍生出很多与之有关的民间文学作品。无论是电视剧、小说,还是唱曲戏剧,都以其为原型创作出很多优秀的作品,其中最为出名的是戏剧曲目《下河东》。而在晋剧、大平调、秦腔等各个地域特有的曲目形式中,秦腔版的《下河东》最为著名。 故事讲的是,称帝后的赵匡胤为了拓展领土,加强统治,而各方征讨。在征伐北汉时,他命欧阳芳为元帅,呼延寿延为先锋。但是,欧阳芳暗地里私通白龙,并反诬呼延寿延,以元帅的名义将其处死。忠将死去,奸臣尚在,外乱内患的大宋营军做着艰难的战斗。此时的赵匡胤,久战不下,连连失败,被困于河东,身心俱疲。十五年后,呼延寿延的儿子呼延赞和女儿呼延秀英都以长大成人,技艺学成。于是,他们决定杀死白龙、欧阳芳,为父报仇。后来,在石龙石信的劝说下,他们归顺了赵匡胤的大宋军队,齐心协力铲除了奸贼欧阳芳,河东就此平定。 整个故事在时间的维度上拉的很长,十五年之久,两代人的故事。平白直述地用文字写出来,到底不能在人的心里掀起波澜。所以,聪明的先人,选择把故事唱出来,一句一泣,催人泪下。忠心耿耿的将士被诬陷而杀害,让我们叹息连连,悲痛不已。后来,儿女为蒙冤的父亲报仇,甚至暂时放下自己的深仇大恨为国家效力,又让我们为他们的孝心和忠心深感敬畏。多少都给赵匡胤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

辽朝由于常年的游猎生活方式,这个朝代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制度,捺钵,这个政治制度,为辽国疆域面积和民族文化习俗,其实任何一个时代的历史都不应该被后人所忘记。 1、“捺钵”起源 “捺钵”是契丹语音译而来,也翻译成“纳拨、纳宝”等词。这个词语首见于《辽史》,它在契丹语中的意思为“行宫”或“行在”,其实就是特指辽国皇帝出行之时所居住之地,就为辽国的政治中心。《辽史·营卫志》对于这一词也做了详尽解释:“秋冬违寒,春夏避暑,随水草就畋鱼,岁以为常。四时各有行在之所,谓之‘捺钵’”史书中的这一解释,已经揭示了正是由于契丹的民族特色和地域特色,才造就了这一政治制度。 契丹族,是一个生活在中国古代北方草原上的到游牧民族,他们由最初的鲜卑族一支演变而来。立国之前,契丹族以狩猎经济为主,生活在辽河上游一带,这里有高山、平原、森林、草原,为他们的狩猎经济提供了丰富的物产。契丹人游徙转场,逐丰茂水草而居,其实就是为了补充他们的狩猎物资,所以辽国的立国之本,是建立在狩猎经济之上的,这也是辽国立国后长盛不衰的最重要的经济基础,甚至可以与中原汉人的农耕经济相提并论。 契丹建国以后,由于农耕经济的发展,狩猎经济已经退居次要地位,但是统治者始终没有忽略狩猎为传统习惯。虽说这时候的狩猎活动已经逐步演变成为契丹人的平日里的一项娱乐活动,但是在《辽史·太宗纪下》记载,自从契丹建国之后,太宗实行四时捺钵制,通过这一制度,可以保证契丹人的尚武精神不被丢失。总的来说,捺钵制度的实行,是基于契丹游牧民族的本身特点所形成的,它既能够传承祖先的狩猎传统,又能够加强本民族的尚武精神,同时通过不断的迁徙,加强了对各个地区的监督,保证了国家统治的稳定。这一制度的形成与定型,对于辽国而言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2、四时捺钵特点 既然捺钵制度以“四时各有行在之所”为特点,才有着“春夏秋冬四捺钵”之称。相信有不少读者好奇,辽朝的皇帝在春夏秋冬这4个季节里,究竟会在哪些地点驻扎?又会在这些不同的季节进行什么样的活动呢?其实在辽朝早期,由于捺钵制度从未定型,所以最初的时候并没有固定的地点和活动。直到圣宗时期,四时捺钵制基本已经确立了4个季节捺钵的主要地点和活动。 春季捺钵的地点主要有四处,鸭子河、挞鲁河、鱼儿泺、鸳鸯泺等地,因为与河水有着紧密联系,所以春捺钵也被称之为“春水”。每年正月上旬,辽国皇帝从上京出发,到达前文中的这几处地方以后,由于河水还未解冻,便在河面上扎起帐篷,皇帝坐在冰面上“凿冰钩鱼”;河中冰块解冻之后,正是鹅雁北归之时,于是皇帝放飞“万鹰之神”海东青捕鹅。随后再用捕获的第1条鱼和第1只鹅,举行头鱼宴、头鹅宴,这也是契丹人非常重要的婚庆活动。除此之外,皇帝还要利用春捺钵接见属部首领,考察各属国国情,探讨政治制度。从这一点就能够看出,捺钵作为一项政治制度的重要性。 夏季捺钵的地点更为广泛,每年基本没有固定场所,皇帝去的最多的是吐儿山,《辽史》中记载,道宗皇帝每年先到黑山祭拜圣宗,观赏金莲,最后前往幸子河避暑。到达夏捺钵的避暑之地,于山中支起行宫,接下来就是非常重要的南、北臣僚会议,通过这次会议,皇帝将与这些南面北面的大臣共同商讨军国大政。等到会议结束,皇帝与众臣游猎张鹰,讲武演习。利用这个夏季,皇帝祭祀、消夏、游猎、会议,其工作内容和娱乐活动也安排的格外充实。 秋季捺钵的地点通常为伏虎林,时间为7月中旬,这一时期的主要活动内容为进山秋猎鹿与虎,所以秋捺钵也被称为“秋山”。据史书记载,伏虎林坐落在永州西北50里处,这座森林里面常发生猛虎伤人、伤畜牧之事,所以辽朝皇帝带领着猎手,在这里捕虎射鹿,既解除了百姓的后顾之忧,又能够通过此次入山捕猎活动大会属部。因秋捺钵时间较为短暂,所体现的政治功能并不明显。 冬捺钵可是一年之中辽朝皇帝的牙帐居住最久的地方,它的具体地点为坐落在永州东南三十里处的广平淀。这里地形平坦,冬月里的时候气候稍微暖和,辽国皇帝便在这里校练讲武,接受南宋诸国礼贡,与南北大厂臣商讨国事。相比较于前三个季节的捺钵,冬捺钵的行宫又有一个非常特殊的地方,它是聊过用来接待各国使节礼贡的重要地点,这从侧面表现出,冬季辽国的狩猎经济并不发达,同时也彰显了辽国强大的军事实力。 辽国这项特殊的迁徙流动政治制度,对于整个契丹族而言,有着非比寻常的价值。在四时捺钵制度的影响下,辽朝皇帝四季迁徙的行宫,是辽国的政治中心、军事基地、生产单位,同时又增强了契丹人超乎寻常的战斗力和竞争力。辽国人逐水草而居,在200多年的时间里从未改变,即便是在看着农耕文化的影响下,他们仍然用这一项出的政治制度,保留了游牧民族草原文化的特点。 纵观整个北方少数民族,能像契丹人这样形成一套理论化系统化法制化的政治制度,。其实任何一个时代的历史都不应该被后人所忘记,这次不妨就了解一下辽代的“四时捺钵”制度。辽之后的任何一个王朝都难以超越辽朝。

南唐二陵位于南京江宁区祖堂山南麓,包括李昪及其皇后的钦陵和李璟及其皇后钟氏的顺陵。于1950-1951年由南京博物院组织发掘,是中国五代十国时期规模最大的帝王陵墓。 钦陵和顺陵的墓室规制基本相同,沿墓道而进,有前、中、后三室,室顶和四面全用青砖叠砌成穹窿状,各室之间有短过道相连。中室放置棺椁,装饰比较讲究。钦陵的中室和东西便房柱都用石灰粉饰,上面绘满艳丽的牡丹花纹,四壁涂以朱彩。北面壁顶上还横着双龙夺珠和头戴盔胄、身披细甲、手持长剑、足踏祥云的大型武士浮雕像。今浮雕像还残留有敷金涂彩的痕迹。由此可见,当年地宫建筑十分豪华。顺陵虽与钦陵形制略同,但墓内的结构装饰和绘画艺术已失去南唐初年雄伟富丽的气魄,反映了这位没落君主"手卷真珠上玉钩,依前吞恨锁重楼,风里落花谁是主,思悠悠"的政治生涯。 二陵发掘后,就地保护。1956年维修加固。1962年,在二陵墓室地下修建排水道。1981年起,对墓室进行维修加固,采取防潮措施,划定保护范围,整治周围环境。陵园区内,广植树木,修建陵门、石桥、碑亭、陈列室等辅助设施。1984年,建立南唐二陵文物保管所。1988年,南唐二陵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钦陵 钦陵是五代南唐先主李升的陵墓,坐落在南京市南郊祖堂山西南麓。钦陵建于南唐保大元年(943),封土堆直径约30米,高约5米。陵南向,全长21.48米,宽10.45米,高5.3米。有前、中、后 3室,两侧侧室各 5间,平面皆呈长方形。前室长4.50米,宽3.85米;中室长 4.56米,宽 4.45米;后室长6.03米,宽5.90米,皆砖石仿木结构。前中两室青砖砌筑,后室青石砌筑,穹窿顶结构。中室北壁中部上方有青石横额,浮雕双龙戏珠,下方左右柱壁各置一尊足踩祥云、披甲持剑的石刻浮雕武士像,相貌威严,神态逼真,令人望而生畏。原像均敷金涂彩。墓门和3个主室的壁上砌凿倚柱、阑额、立枋、斗栱等装饰,上墁泥浆,石灰粉刷,并绘制彩画。彩画有朱红、赤黄、赭、石青、石绿等颜色,用工笔描绘缠枝牡丹、宝相花、海石榴花及柿蒂纹、仰覆莲纹等花卉纹饰。后室顶部绘彩色天象图,地面石板上刻凿象征江河行地蜿蜒浅槽,中部有 6块石板组成棺床。棺床座侧浮雕舞龙 8条,并刻缠枝海石榴花纹。 钦陵的地下宫殿全长21米,分三进,中间通道有三个主室,两侧共有10个侧室,均雕梁画栋。前两进为砖砌仿木结构;后进全以青条石建筑,规模最大。石门楣上浮雕的双龙戏珠,神采飞动。门两侧石壁浮雕的武士虽然披甲戴盔,足登祥云,却过于肥腴,一副懒散的样子。这些浮雕刚出土时,涂金彩绘还光彩熠熠。石棺周围浮雕着龙纹,是安放先主和宋氏皇后棺木的地方。墓室顶部绘有日月星辰,地面青石板上凿刻着江河大地。 2、顺陵 顺陵建于北宋建陵二年 (961),全长 21.90米,宽10.12米,高5.42米。布局与结构和钦陵雷同而较为简朴。全部是砖结构,没有天象和河川图象,也没有石刻浮雕等装饰。二陵遗物,有哀册玉片、各种宫廷人物形象的陶俑和漆木、铜铁、陶瓷器。哀册玉片是判定墓主的主要依据,陶瓷片可作为研究五代瓷的标本。 顺陵是五代南唐李璟的陵墓,它位于钦陵西侧约百米处。陵墓规制略简。李景颇具文学才华,他的词绮艳婉约,如“细雨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寒”等佳句至今为人称颂。南唐二陵是在1950年才发现的,因年代久远,地面建筑早已不存。地宫虽在宋代就有人盗掘过,但仍出土了陶俑、瓷器、玉哀册等600多件珍贵文物。

《花间集》是中国五代十国时期编纂的一部词集,也是汉族文学史上的第一部文人词选集,全书集中而典型地反映了汉民族早期词史上文人词创作的主体取向、审美情趣、体貌风格和艺术成就。 《花间集》是后蜀人赵崇祚编辑的一部词集。集中收录晚唐至五代18位词人的作品,共500首,分10卷。18位词人除温庭筠、皇甫松、和凝三位与蜀无涉外,其余15位皆活跃于五代十国的后蜀。或生于蜀中,或宦旅蜀中,他们是韦庄、薛昭蕴、牛峤、张泌、毛文锡、顾敻、牛希济、欧阳炯、孙光宪、魏承班、鹿虔扆、阎选、尹鹗、毛熙震、李珣。这批后蜀词人刻意模仿温庭筠艳丽香软的词风,以描绘闺中妇女日常生活情态为特点,互相唱和,形成了花间词派。填词风气,在晚唐五代已十分普遍。唐代文人为避乱纷纷入蜀,填词风气也由中原带入后蜀。唐末五代填词风气最盛、成就最高的地方首称后蜀,次称南唐。 《花间集》共10卷﹐选录唐末五代词500首。编者赵崇祚﹐字弘基。生平事迹不详。据欧阳炯《花间集序》﹐此集当成书于后蜀广政三年(940)﹐其时赵崇祚为卫尉少卿。在1900年敦煌石室藏《云谣集》发现之前﹐《花间集》被认为是最早的汉族词选集。《花间集》得名于集中作品内容多写上层贵妇美人日常生活和装饰容貌,女人素以花比,写女人之媚的词集故称“花间”。这些词作都是文人贵族为歌台舞榭享乐生活需要而写。绮筵公子、绣幌佳人眉眼传情,当筵唱歌,辞藻极尽软媚香艳之能事。 《花间集》是我国第一部词集。花间派是我国第一个词派。《花间集》内容上虽不无缺点,然而在词史上却是一块里程碑,标志着词体已正式登上文坛,要分香于诗国了。《花间集》介于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唐诗宋词两大峰巅期的中间,对宋词的繁荣及以后词的发展有着重大影响,文学艺术上的价值、作用、贡献和地位是不可忽视和否认的。就内容来讲,除了恋情外,还有史事古迹、风物人情、边塞旧事、山水花鸟等。《花间集》集中而典型地反映了我国早期词史上文人词创作的主体取向、审美情趣、体貌风格和艺术成就,真实地体现了早期词由民间状态向文人创作转换、发展过程的全貌。花间词规范了“词”的文学体裁和美学特征,最终确立了“词”的文学地位,并对宋元明清词人的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

今人说起唐史,首推《新唐书》,少提及《旧唐书》。虽说《旧唐书》在某些方面确实存在缺陷,但其自身的史料借鉴价值还是很高的,这给后人研究唐朝历史提供了便利。 《旧唐书》共200卷,包括《本纪》20卷、《志》30卷、《列传》150卷,原名《唐书》,宋祁、欧阳修等所编著《新唐书》问世后,才改称《旧唐书》,成书于后晋开运二年(945年)。《旧唐书》的修撰离唐朝灭亡时间不远,资料来源比较丰富。 《旧唐书》在如实保存史料方面,有着它巨大的功劳。为什么这样说呢?首先是在《旧唐书》里,保存了唐朝的第一手史料。唐朝三百年历史中,屡经战乱,原始史料经过几次大的浩劫,尤其是安史之乱和唐末军阀混战,致使“向时遗籍,尺简无存”。幸而有肃宗时韦述编纂的国史,到后晋时,便成为修撰唐史的主要依据,肃宗以后,史料留存更少。特别是唐武宗以后的宣、懿、僖、昭、哀五代,连“实录”也都没有存下,只因有张昭远和贾纬等人在“丧乱之际”,杂采各家传闻和小说编出的《唐年补录》和《唐末三朝闻见录》诸书,使史实略有所补。编撰《旧唐书》时离唐亡仅三十多年,许多史料直接从唐人得来。《旧唐书》使这些难得的史料保存了下来。这是它的一大好处。例如某些传里的“今上践祚”、“上即位”、“上初嗣位”等语句,便明显是从当时国史和实录直录下来的痕迹。唯其直录当时人的记录,史料价值就尤其可贵。有些列传,还采用了唐朝当时人写的“行状”、“家传”。这些家传,常常是唐代的名家所书,不仅如实保留了史料,而且在文笔上也很有特色。、《旧唐书》的纪传里,还大段大段地引录唐朝君臣的诏令、手札、奏章,这些原始资料后来有的已荡然无存,却赖《旧唐书》的收录而得以保留。正由于《旧唐书》有上述这些长处,司马光等在修《资治通鉴》时,隋唐部分便大量采用了其中的材料。 另一方面,唐朝是我国一个强盛的朝代,多民族统一国家有所发展。在《旧唐书》里记录了大量的我国少数民族的史料,以及他们和中原的唐王朝相互交往的亲密关系。比如,文成公主和松赞干布婚姻的记实,金城公主入藏的史迹,,以及突厥、回纥、吐蕃、契丹等北方、西北、东北、西南许多民族的历史记录,都在《旧唐书》里有较多的记载。在唐朝和邻国日本、朝鲜、印度的关系史方面,《旧唐书》记载也较为详细。其分量比起别的同类正史来要多得多,史实也较可靠。 尽管《旧唐书》存在着缺陷,但其同时也具有了不可抹杀的价值。它保存了丰富的史料,记事比较详细,便于读者了解历史事件的过程和具体情况,因而受到重视。《旧唐书》还保存了不少很有价值的文章。如《吕才传》、《卢藏用传》分别登载了两人反迷信的重要文章;《贾耽传》登载了他进奏所编地理图志的表奏。这些都是中国思想史和地理学史的重要文献。《旧唐书》记述唐代少数民族以及外国的情况,超过以前各史,保存了唐代民族政策与对外关系的史料。由于《旧唐书》的这些优点,所以它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新唐书》修成后,《旧唐书》就不再传世。直到明朝嘉靖年间,闻人诠多方搜求,重新刊刻,才又流行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