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上河图未解之谜
历史上对张择端创作《清明上河图》的年代，以及“上河”一词曾有过一些争论，对画中描绘的是清明时节，从金代以来，似无异议。明代的《味水轩日记》中记载，这幅画不但有宋徽宗的瘦金体题签、双龙小印，并且还有宋徽宗的题诗；诗中有“水在上河春”一句。1、 秋景之说 对春景之说首先怀疑者是开封市教师孔宪易先生。他在1981年《美术》杂志第二期上发表《清明上河图的“清明”质疑》一文，列举了八项理由，认定《清明上河图》上所绘是秋景。 一、画卷右首有驮负10篓木炭的驴子。北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记载：每年农历十月，汴京始“进暖炉炭，帏前皆置酒作暖会”，若说清明节前后进暖炉炭，违背宋人生活习俗。孟元老和张择端生活在同一时代，《东京梦华录》是研究北宋汴梁风土民俗的重要资料，所述史事当是可信的。 二、画面有一农家短篱内长满了像茄子一类的作物，更为有趣的是几名孩童赤身嬉戏追逐，这些都不可是清明时节的事物。 三、画面上的人物拿扇者有十多人，有扇风状，有遮阳状，常识告诉人们伏天用扇，初春用扇者极少见。 四、草帽、竹笠在画面上多处出现。“草帽、竹笠是御暑、御雨的东西，图中既不下雨，这肯定是御阳用的，根据当时汴梁的气候，清明节似无此必要，这是值得我们怀疑的。” 五、画面上酒肆多处，酒旗上写着“新酒”二字，而《东京梦华录》云：“中秋节前，诸店皆卖新酒……醉仙锦，市人争饮（见该书“中秋”条）。”宋代新谷下来要酿醪酒喜庆丰收，不然无新酒可言。 六、面上有一处招牌上写着“口暑饮子”这样的小茶水摊。“如果‘口暑饮子’中的‘暑’字不错的话，这足以说明它的季节。” 七、河岸及桥上有好几处小贩的货桌上都摆着切开的西瓜。宋时古都汴梁的早春乍暖还寒，不可能有西瓜一类鲜果。 八、画面乘轿、骑马者带着仆从的行列，土坟后面向城市一段。细细分析，这些人虽然有上坟扫墓的可能，倒不如说它是秋猎而归更恰当些，因为，上坟四季皆有可能，就插花而言，春秋二季都能解释得通。今从画面种种现象来看，说是秋季倒符合实际些。 2、颂辞之说 继孔宪易《清明上河图的“清明”质疑》一文后，上世纪80年代中期，邹身城先生在中国宋史研究会上提出论文《宋代形象史料<清明上河图>的社会意义》，认为“清明”既非节令，亦非地名。这里“清明”一词，本是画家张择端进献此画时所作的颂辞。故有人认为，这里的“清明”要从广义上去理解。《后汉书》有例证，是出云：“固幸得生‘清明之世’……”从语气看这个“清明”系指政治开明。画中题款“清明”语，本是张择端进献此画，请帝王们赏识所作的颂辞。金人在画面上留下的跋文说：“当日翰林呈画本，承产风物正堪传。”点明此画主题在于表现承平风物。考张择端行年，他于徽宗朝在翰林书画院供职，此画的第一位收藏人便是宋徽宗，证画家意在称颂盛世，讨最高统治者欢心。知道了这个背景，显然“清明”一词不是指节令。 3、真伪之说 关于《清明上河图》还有真伪之说，明、清时代就有一些传闻，清代长为人徐树丕《识小录》所记：说画中有四个人在掷骰子，其中两颗骰子是六点，还有一颗在旋转，这个掷骰子者张着嘴叫“六”状，希望再出一个六点。《清明上河图》所描绘的是汴梁景物，有一叫汤勤的裱褙匠认为：汴（开封）人呼“六”字用撮口音，画中人却张着嘴叫“六”，可见这是闽（福建）音，他怀疑此画是伪作，颜公庆的《消夏闲记》也有类似的记载。史书说这个汤勤还研究了画中麻雀的那双上脚爪，它踏在两片瓦角上，这怕是临摹者的败笔。汤勤斯人，名不见经不传，他所说是否真有道理？看来还需进一步研究。 4、含义之谜 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如此巨制一定是有寓意。那么《清明上河图》中的“清明”与“上河”是什么含义呢？ 《清明上河图》的专家学者通过对“清明”的考证得出三种观点：一，“清明节之意”；二，“清明坊之意”；三，即“清明盛世之意”。 持“清明节”观点的专家学者，有已故文物鉴定专家郑振铎先生，和书画鉴定专家徐邦达先生等。郑振铎先生甚至指出就是清明节这一天。 持“清明坊”观点的专家学者，是已故河南开封中学的孔宪易先生，1981年，孔宪易先生在《美术杂志》上发表了《清明上河图——质疑》的文章。孔宪易先生在文章中通过对木炭，石磙子、扇子、西瓜、服饰等考证研究，认为是画的秋景。清明之意是指“清明坊”。根据是当时东京城划分一百三十六坊，外城东郊区共划分三坊，第一坊就是“清明坊”。 持“清明盛世”观点的专家学者，有著名鉴定专家史树青先生，史树青先生指出：“清明非指清明节这一天，而是作为称颂太平盛世的寓意，清明即政治清明。”
宋朝蹴鞠：拜师要敬二郎神 赢球要谢主隆恩
在商业发达的北宋，各种行会都已出现，蹴鞠也不例外，民间已经有了组织叫做圆社，也叫齐云社，相当于足球俱乐部，并有了一套完备的人才培养、选拔、比赛机制。高俅这些高手，少不了是经过圆社“青训”的。 因为圆社的存在，宋代蹴鞠有很多规矩，其中，无论是拜师、评级比赛还是欢迎外籍球员，都得先拜祖师爷。拜的谁呢？清源妙道真君，俗称二郎神。 清源妙道真君最初出现于北宋，宋真宗赵恒封赤城王赵昱为清源妙道真君。而在明代小说《封神演义》中，清源妙道真君是杨戬。但无论赵昱还是杨戬，古代都没有他们会踢球的文字记录，所以有研究者推测，可能是二郎神的千变万化跟踢球神技有一比，所以将其推作祖师爷。 除了尊奉祖师爷，圆社对拜师也很重视。如果一个人没请过老师，不懂得场上规矩，背地里会被骂作“野圆”、“鬼圆”或“无爹鬼”，也没有资格参加山岳正赛，不入主流。想跟老师学球，要“备酒礼，办筵席礼物，赠与师父”，礼物可以是衣服、鞋袜，也可以直接给银钞。在当时，加入圆社学球是很费钱的事，“圆社中要无你钱我钱”，大大方方，“做子弟非财不行”。 圆社对球场礼仪的规定也细致到了难以想象的程度。踢完球散场，子弟一定要请师辈饮酒。在场上踢球要谦让，如果看到旁边有观众，应该拿起球请他下场同玩。一帮人相约踢球，要同来同散，不许先走，“火发不救”，家里失火了都不行。当然这有点夸张，真要走，拿出些钱来送给场上的老人，给众人打声招呼“诸位自在慢踢”，也能走。 按照大宋规矩，皇家足球队的直接管理机构，叫做教坊，教坊则由宣徽院主管。专业足球队员一般配置24或32名，和杂技、歌舞、戏曲演员等一道，平时生活在左右军，属于军事编制，类似今天的部队文工团、体工大队。如果皇帝在锡庆院设宴，或者皇亲摆席、宰相请客，这些演员都得进行表演(《文献通考》)。神宗朝元丰改制，政府撤掉宣徽院，教坊移交太常寺管辖。再后来，南宋高宗朝、孝宗朝财政短缺，教坊一度被撤，皇家要举行足球赛，经常从私营俱乐部挑队员上场(《宋史》)。 皇家足球队员对礼仪的要求挺高，即使是临时选派的民间队员，都得接受教坊老师的专业培训。比如统一着装、赛前奏乐，赛后赢球还要谢主隆恩，身披皇帝赏赐的锦缎，拜谢吾皇万岁万万岁。今天不玩这一套，懂事的披上国旗，唱国歌，向祖国致敬；玩个性的直接扒掉上衣，绕绿茵场狂奔，拥抱队友，手指伸出表示胜利的“V”字。 太后、皇帝、皇后寿辰，也得搞足球比赛；册命亲王大臣、节日庆典、诸王赐会，也得搞比赛；至于每年春秋圣节，皇家举行三大宴，宴席程序如下：第一，皇帝升坐，宰相进酒，吹觱篥，伴奏……第十二，足球队上场表演。看来足球赛是压轴大戏。 接待外宾，还得搞足球比赛。高宗朝绍兴末期，宋政府和金国使者谈判，在杭州的招待晚宴上，共动用乐工300人、百戏演员70人、筑球队员32人、摇旗击鼓专业拉拉队员40人、相扑队员15人，其中筑球赛就是有球门的足球赛(《宋史》)，场面壮观，朱门酒肉，却令偏安一隅的市民心寒。 北宋有位有心人孟元老，曾记述了开封一场皇家足球赛盛况。左军队长叫苏述，带领队员10多人，均穿红棉袄上场。右军队长叫孟宣，带领队员10多人，均穿青棉袄上场。胜队的奖赏丰厚，比如银碗、锦缎；输家则大不幸，队长要挨鞭子，全体队员脸上涂满白粉，像奇怪的小丑，还得向胜队敬酒。 《辽史》记载，皇帝即位、过生日、册封皇后时，皆沿袭宋廷创意。比如，第一巡酒后，吹起觱篥；第六巡酒后，开始足球赛；第七巡酒后，开唱祝皇帝万寿无疆的歌舞戏，勇士们上场角抵、摔跤。
程朱理学：理学各派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学派之一
程朱理学亦称程朱道学，是宋明理学的主要派别之一，也是理学各派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学派之一。其由北宋河南人二程（程颢、程颐）兄弟开始创立，其间经过弟子杨时，再传罗从彦，三传李侗的传承，到南宋朱熹集为大成。 1、理一元论的唯心主义体系，认为理或天理是自然万物和人类社会的根本法则； 2、理一分殊，认为万事万物各有 一理，此为分殊。物、人各自之理都源于天理，此为理一； 3、存天理、灭人欲，天理构成人的本质，在人间体现为伦理道德“三纲五常”。“人欲”是超出维持人之生命的欲求和违背礼仪规范的行为，与天理相对立。 朱熹，南宋时期重要的理学家、教育家、史学家，一生著书立说儒学在宋朝得到的空前的复兴，在佛、道思想的影响下，产生了新的儒学思想—理学。理学以阐释义理、兼谈性命为主要内容，在建构儒家形而上学和本体论方面取得重大进展。其代表人物包括“北宋五子”（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朱熹和陆九渊}。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认为：“理”和“气”是并存的，密不可分，但有先后之分。理是万物之源。“天理”与“人欲”是对立的两方，人欲是一切罪恶之根源，应当去人欲、存天理。经过二程与朱熹的发展，理学发展成为一套完整的哲学体系，南宋末年理宗时成为官方哲学。之后，陆九渊又认为“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心即理也”。人们应当去人欲，存本心，到达清明寡欲的境界，陆九渊之思想经过之后明朝大儒王守仁的继承发展，成为新的哲学体系—心学，在明朝中叶以后占据了主导地位。除了理学与心学之外，宋朝晚期还出现了第三种学术势力—浙东事功学派，其由以吕祖谦为代表的金华学派、陈亮为代表的永康学派和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所组成。 从1977年至20世纪末。此间程朱理学研究真正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其中不仅与程朱理学相关的宋明理学断代哲学史的研究愈加深入，而且人物个案研究也得到了发展，大量的论文及专著问世，真可谓“百家争鸣，百花齐放”。 程朱理学在思想上对封建伦理纲常的强调，某种程度上束缚了人们的思想，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当时的审美和意识形态，许多艺术形式追求空灵、含蓄、自然、平淡。如，宋词一扫唐之鲜艳，追求细腻浸润、色调单纯的趣味；而宋代山水画则采用水墨淡彩，表现出人与自然无间的亲密交融和牧歌化的心情和思绪；在服饰风格上，这一点表现得更为明显，朝廷多次定制申饬“务从简朴”、“不得奢靡”，不少学者也纷纷提倡服饰要简介、朴实。袁采在《世苑》一书中对女性着装就提出“惟务洁净，不可异众”的要求。绍兴五年，宋高宗亦主张：“金翠为妇人服饰，不为靡货害物，而奢靡之习，实关风化。已戎中外及下令不许进宫门，今无一人犯者，尚恐市民之家未能尽革，宜申严禁，乃定销金及采捕金翠罪赏格。”因此，整个宋代的服饰风格趋以修长、纤细，朴素无华；在形态上不像唐代的华贵、夸张和开放；色彩质朴而洁净。 一种观点认为，宋明理学是压制君权的学说，朱子提出理高于势，要求皇帝正心诚意，正是建构了一个高于皇权的理的概念，并以此建立了一整套思想体系，使强权丧失了合理合法性。宋明理学，是中国哲学的一次伟大突破。宋明理学是对早期儒学的继承和发扬，而非退步和否定。褒扬理学的观念认为，理学家在人格修养上继承了孔孟等先人，并且将之发扬。另外，如英国科学家李约瑟认为，宋明理学是中国古代推动科学进步的关键。但另一方面，另一种观点认为，宋明理学是中国封建社会集权统治的最大的帮手，是阻止社会进步的力量。如清代思想家顾炎武等批判宋明理学空谈心性，而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哲学家如任继愈则倾向将宋明理学看成科学发展的对立面，另外日本战后著名汉学家如丸山真男和岛田虔次则把宋明理学视为使中国近代化过程遭受“挫折”的主要原因。
宋朝四大书院：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嵩阳书院、应天书院
书院制度是中国古代有别于官学的重要教育制度。我国历代创建的大小书院，有7000余所。但因时久境迁，世事沧桑，保留至今的书院极少。那么我国宋代四大书院有哪些？ 宋代四大书院：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嵩阳书院、应天书院 1、岳麓书院 始建于宋太祖开宝九年（公元976年），潭州太守朱洞采纳刘*的建议，由官府捐资兴建。祥符八年（公元1015年），宋真宗召见山长周式，并赐书“岳麓书院”四字门额。宋室南迁后，书院于高宗绍兴元年（公元1165年）湖南安抚史刘珙重建。宋代著名理学大师朱熹、张栻二人主持讲学期间，是岳麓书院全盛时期，学生达1000人。当时有民谣“道林三百众，书院一千徒”。并且称书院为“潇湘洙泗”，将它与孔子在家讲学的地方并称。恭帝德祐二年（公元1276年），元将阿里海牙兵毁书院，元世祖运载元二十三年（公元1286年）郡人学正刘必大才又重建。此后，数经兵灾，屡经修复，到清康熙（公元1662-1720）年间，书院又有大的复兴。康熙以“学达性天”赐给书院，乾隆（公元1736--1795）亦赐书“道南正脉”匾额。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改为高等学堂，后又改为高等师范，1918年湖南高等工业专门学校迁此。1926年，工专、商专与政法专校合并，改为湖南大学。现存建筑为清代所建，1981-1987年按原貌分期修复。书院前厅左右两壁石刻“忠孝廉节”四个大字，为朱熹所写。 从著名的朱（熹）张（栻）会讲到成为湖湘学派的重要基地；从宋代的理学到明代的王学；从朱熹、张、吴猎、王守仁、王夫之、罗典、王文清等巨儒的各种著述到毛泽东的老师、知名教育家、伦理学家杨昌济（岳麓书院著名学子之一）的真知灼见，可以清晰地看到岳麓书院学术思想发展的轨迹及其对湖南文化乃至其它方面发展的深刻影响。所以，古代岳麓书院既是江南一带的教育中心，又是一个学术中心。它在历史上的几度辉煌，颇受学人青睐，尤受皇室重视。 2、白鹿洞书院 白鹿洞书院位于江西庐山五老峰南山谷中。此处原为唐朝人李渤、李涉兄弟的隐居处，李渤曾养一白 鹿自随，人称白鹿先生。以后李渤为江州刺史，在隐居旧址创建台榭，号为白鹿洞。至南唐时这里建为“庐山国学”，北宋初扩为书院。1179年，朱熹为知南康军等事，曾在此主持教务和讲学，并奏请赐额及御书，书院于是声名大振。以后，陆象山、王阳明等人都曾在此讲学。 白鹿洞书院是我国古代传播文化、交流学术、培养士子的地方。自唐迄清，江西设立的书院极多，居全国首位。而“海内书院第一”的白鹿洞书院，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所完备的书院。 3、嵩阳书院 嵩阳书院原名嵩阳寺，位于登封市城北3公里峻极峰下，因坐落于嵩山之阳得名。1963年6月20日，由原河南省人民委员会公布为河南省文物保护单位。 创建于北魏太和八年(484)，隋大业年间(605～618)更名为嵩阳观。唐弘道元年(683)春、冬，高宗两访潘师正，以嵩阳观为行宫。五代后唐清泰元年至三年(934～936)进士庞士曾在嵩阳观聚德讲学，后周时改名太乙书院，宋至道年间(995～997)赐名“太室书院”，并赐九经子史，置校官，生徒数百人。宋景祐二年(1035)赐名嵩阳书院，并设院长掌理院务，拨学田百亩以供开支。名儒司马光、范仲淹、程颐、程颢等相继在此讲学，一时声名大振。金大定年间(1161～1189)书院更名承天宫，明重修后复改为嵩阳书院，并建二程祠。清康熙十三年(1674)知县叶封重修，清康熙十六年(1677)耿介又复兴书院并增建修补。耿介亲自执教，传经授业，成绩显著。嵩阳书院经金、元、明、清多次增补修建，规模逐渐形成，布局日趋严整。特别是清康熙年间(1662～1722)，先后修建了先贤祠、先师殿、三贤祠、丽泽堂、藏书楼、道统祠、博约斋、三益斋，并增设场垣。 4、应天书院 应天书院为五代后晋时的商丘人杨悫所开办。“ 学子不远千里而至”“ 远近学者皆归之。”北宋政权建立后，实行开科取士。因这里人才辈出，百余名学子科举中第者竟多达五、六十人。 宋真宗时，因追念太祖自立为帝，应天顺时，将宋太祖赵匡胤发迹之处宋州（今商丘）于1006年改为应天府，1009年，应天府知府把这一请求上报朝廷，宋真宗大为赞赏，立即批准，并使端明殿学士盛度著文评记其事，前参政事陈尧佐题写匾额，正式赐额为“应天府书院”。1014年又升为南京，处陪都地位。大中祥符二年，州人曹诚愿以学舍入官，并请戚舜宾主持。仁宗景祐二年（1035），应天府书院改为府学，晏殊又聘请因服丧而退居睢阳的范仲淹执教，任教期间，范仲淹撰写《南京书院提名记》。当时的应天府书院，是中州的一大学府，据《宋史》记载:“自五代以来，天下学校废，兴学自殊（晏殊）始。”从大中祥符以后的二十余年间，应天府书院的学生“相继登科，而魁甲英雄，仪羽台阁，盖翩翩焉，未见其止”。宋仁宗时，又于1043年将应天书院这一府学改为南京国子监，使之成为北宋的最高学府之一，相当于现在的社会科学院。 后该书院在曹诚等人尤其是应天知府、著名文学家晏殊的支持下，得以大的扩展。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等一批名人名师在此任教，更是人才辈出，显盛一时，后人还立有《范文正公讲院碑记》以兹纪念。
《鸡肋编》：宋朝一部八卦杂志
走南闯北见多识广的宋人庄绰，在他集行走语言和史料笔记于一体的著作《鸡肋编》中，以其轻松的笔触展示了我们的祖先摆乌龙阵、议论时政、侃知名人士八卦、起绰号的真功夫。 建中靖国初，韩忠彦和曾布同为宋徽宗的宰相。韩忠彦是前朝宰相韩琦的长子，身材魁梧高大但生性淡泊；曾布也有来头，他是唐宋八大家之一曾巩的同父异母弟弟，家学渊源。曾布身材矮小但个性棱角分明，力挺王安石新法。因为工作的关系，韩忠彦和曾布一同出镜的频率很高，他们一高一矮并列在一起的反差常常让人哑然失笑，于是，“龟鹤宰相”的冠名不胫而走。真是不能小觑民间智慧，“龟鹤”对曾布、韩忠彦来说无论从形象还是政见作为上都十分贴切。 当时的滕甫也长得丰姿伟岸，他是翰林院做学问的学士，为人随和宽厚一副冬烘像，他的雅号是“内翰夹袋子”。 北宋国际贸易来往颇多，东京(今开封)街头时不时会冒出金发碧眼的外国人。秦观的儿子秦湛长了一个大鼻子，面相妩媚却是个大舌头，被封为“娇波斯”。 在政府部门供职的黎东美和在京城开书铺的陈嘉言长相相似、特点相同，他们共享一个雅号“虾蟆”。两人所居的地方又都近水，被称为“虾蟆亭”、“虾蟆窝”。这还不算，还有歪诗人写了首很生动的诗:“佳名标上苑，窝窟近天清。道士行为气，梢工打作更。嘉言呼舍弟，东美是家兄。莫向南方去，将君煮作羹。”超级不敬，让人无可奈何却又恼怒不得。
宋词：中国词史上的顶峰
宋朝文学主要涵盖了宋代的词、诗、散文、话本小说、戏曲剧本等等，其中词的创作成就最高，诗、散文次之，话本小说又次之。宋代文学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特殊地位，它处在一个承前启后的阶段，即处在中国文学从“雅”到“俗”的转变时期。 词作为新兴的诗歌形式，从隋唐发轫，至宋代进入鼎盛时期。唐圭璋先生所编《全宋词》收词人千家以上，词作二万首。最近还陆续有所增补（如孔凡礼先生《全宋词补辑》等）。虽因词在开始时还未被承认为“正统”文学，亡佚很多，但目前搜集的成果就足以反映出宋词的繁荣兴盛和丰富多彩了。 前人论词，有“婉约”、“豪放”之说，历来聚讼纷纭。此说首见于明张綖所作《诗馀图谱》。其《凡例》后有按语说：“词体大略有二：一体婉约，一体豪放。婉约者欲其辞情酝籍，豪放者欲其气象恢弘。盖亦存乎其人，如秦少游之作，多是婉约，苏子瞻之作，多是豪放。大抵词体以婉约为正。”张綖关于婉约、豪放的界说，是从艺术风格着眼的，但又把它们看作词的两“体”，后人又引申为两“派”（如王士祯）。这就与宋词实际风格的多样性发生矛盾：宋词显然不止这两种风格，即以豪放派创始人苏轼的作品而言，真正豪放者也不过二三十首，争论即由此产生。 其实，在许多词学家的具体评论中，豪放、婉约两派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文学流派，也不是对艺术风格的单纯分类，更不是对具体作家作品的逐一鉴定，而是指宋词在内容题材、手法风格特别是体制声律方面的两大基本倾向，对传统词风或维护或革新的两种不同趋势。认识这种倾向和趋势对于宋词的深入研究是有重要意义的。大致说来，苏辛豪放词派即革新词派，与传统婉约词派的不同在于：在内容题材上，婉约派坚守词为“艳科”、“诗壮词媚”的樊篱，抒情则男欢女爱，伤春伤别，状物则风花雪月，绮罗香泽，豪放派扩大了词的题材，提高了词的意境。 苏轼手中，诸凡记游、怀古、赠答、送别，皆能入词，几乎达到“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艺概·词概》）的境地；南宋辛派词人，更把表现爱国精神作为词的主旨，标志着宋词的最高思想成就。在手法风格上，前者长于比兴，以清切婉丽为当行本色，后者善于直抒胸臆，以豪健奔放为主要特色。在体制声律上，前者强调合乐，如李清照《词论》要求词“协音律”、“可歌”，并批评苏轼“往往不协音律”，后者却重文不重声，不肯迁就声律而妨碍思想感情的自由表达，所谓“横放杰出，自是曲子中缚不住者”（《能改斋漫录》卷十六）。这是宋词中实际存在的两大倾向和趋势。 应该指出，北宋以来不少词评家把豪放、婉约说成“正格”、“别格”的观点，是错误的。署名陈师道的《后山诗话》说：“退之以文为诗，子瞻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之舞，并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四库总目提要》卷198也说，词应“以清切婉丽为宗”，苏辛一派词“寻源溯流，不能不谓之别格。然谓之不工则不可。”他们虽然承认苏辛词“工”，但又囿于传统成见，把它视为“非本色”、“别格”，对苏辛词派的革新意义没有足够的认识。但解放以来有的论者又把两派说成“主流”、“逆流”的观点，也是错误的。一般被认为婉约派的作家，情况复杂，但都取得不同程度的思想艺术成就，逆流说导致全盘否定，显然不符实际；豪放派作家不仅仍有一些婉约之作，而其豪放词往往吸收、融化婉约词的艺术手法，仍然保持词区别于诗的特性，并不被诗同化。我们为“大江东去”这种俯仰古今的巨大感慨所感动，也能体味“扬柳岸，晓风残月”的侧悱缠绵的羁旅者的心情；张元干《贺新郎·送胡邦衡谪新州》、岳飞《满江红》、张孝祥《六州歌头》、陈亮《念奴娇·登多景楼》乃至辛弃疾的许多佳篇，固然大声镗鞳（tangta，鼓鞞声），悲歌慷慨，充分体现了时代的精神，但周邦彦《兰陵王·柳》、史达祖《双双燕》、吴文英《莺啼序》、王沂孙《齐天乐·蝉》等体物精细的工笔之作中，也包蕴着回肠荡气的情操。春兰秋菊，各尽其妙，都能满足人们多方面的审美需要。在充分估计豪放词派革新意义的前提下，应该把两派统一起来。 宋词是中国词史上的顶峰，其影响笼罩以后的整个词坛。宋词实际上是宋代成就最高的抒情诗，使它取得了与“唐诗”、“元曲”等并称的光荣。
元祐更化：司马光为什么推翻王安石变法？
元祐更化又称元祐党争，是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在元祐年间（1086～1093）推翻王安石变法的事件。 宣仁太后是前此宫廷中反对变法的后台，掌权后遂援引司马光、文彦博等保守派到政府中，各种反变法的力量聚集在一起。司马光打着“以母改子”的旗号，反对新法。他把变法的责任都推给王安石，攻击“王安石不达政体，专用私见，变乱旧章，误先帝任使”；接着全盘否定了新法，诬蔑新法“舍是取非，兴害除利”，“名为爱民，其实病民，名为益国，其实伤国”。新法大部废除，许多旧法，一一恢复。如差役法，知开封府蔡京依司马光的限令，在五天之内全部恢复，对社会的危害较熙宁以前还要严重。通过变法而积聚起来的钱财，也在反变法派执政的几年当中“非理耗散殆尽”。 与此同时，还不遗余力地打击变法派。章惇曾对司马光恢复差役法的主张一一进行批驳，反变法派动员全部台谏力量，对章惇屡加击逐，直至被迫赋闲。列为王安石等人亲党的变法派官员，全被贬黜，其中蔡确写《车盖亭诗》，以为皆涉讥讪，贬死于新州。变法派人人怀自危，惶惶不安，吕惠卿在谪籍不敢喝口冷水，唯恐因此得病，而被反对派抓住把柄。 对西夏，则继承了熙宁以前的妥协政策，把已收复的安疆、葭芦、浮图、米脂四寨割让给西夏，以偷安一时。这些倒行逆施，激起社会上广泛不满。 头脑较为清醒的人们曾劝告司马光，要为年幼的宋哲宗设身处地，异日若有人教以“父子义”，唆使哲宗反对今天的“以母改子”，后果不堪设想。司马光说：“天若祚宗社，必无此事！”司马光及其后继者无视小皇帝，因而愈益激起哲宗的不满。哲宗亲政后说，他在垂帘听政期间“只见臀背”，斥责反对派全不懂君臣之义。宣仁太后一死，复辟旧制的反变法派随之垮台，并受到倍加沉重的打击。
为什么说宋朝的灭亡是“中华文明的中断”？
我们需要解释一个问题：既然早在11~13世纪的宋王朝，中国就已经产生了近代化，那为什么到了19世纪下半叶，中国的近代转型还要显得那么艰辛、一波三折？这么重大的问题当然不适宜用单一的原因来解释，不过如果要找出最深刻的历史原因，我认为，那便是“唐宋变革”所代表的近代化进程在南宋灭亡之后被中断了，历史发生了某种程度的倒退。 敏锐的明末思想家黄宗羲与王夫之都察觉到，宋朝的覆灭不可跟其他王朝的更迭相提并论。黄宗羲说：“夫古今之变，至秦而一尽，至元而又一尽，经此二尽之后，古圣王之所恻隐爱人而经营者荡然无具。”王夫之说：“二汉、唐之亡，皆自亡也。宋亡，则举黄帝、尧、舜以来道法相传之天下而亡之也。”宋朝之亡，不仅仅是一个王朝的覆灭，更是一次超越了一般性改朝换代的历史性巨大变故。用那个时代的话语来说，叫做“亡天下”；用今天的话语来说，大妨称为“文明的中断”。 为什么说宋朝的灭亡是“文明的中断”呢？请允许我先引用周良霄《元代史》序文中的一段话：宋亡之后，元王朝统一中国，并在政治社会领域带来了某些落后的影响，“它们对宋代而言，实质上是一种逆转。这种逆转不单在元朝一代起作用，并且还作为一种历史的因袭，为后来的明朝所继承。……明代的政治制度，基本上承袭元朝，而元朝的这一套制度则是蒙古与金制的拼凑。从严格的角度讲，以北宋为代表的中原汉族王朝的政治制度，到南宋灭亡，即陷于中断。” 元王朝从草原带入的制度及其影响，深刻地重塑了宋后中国的历史。我们择其大者，介绍如下家产制”的回潮。本来宋人已有“天下为公”的政治自觉，就如一位宋臣告诉宋高宗：“天下者，中国之天下，祖宗之天下，群臣、万姓、三军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天下非君主私有，而为天下人共有。而来自草原的统治者则将他们所征服的土地、人口与财富都当成“黄金家族”的私产，推行中世纪式的“投下分封制”，“投下户”即是草原贵族的属民，有如魏晋—隋唐时代门阀世族的部曲农奴。1、家臣制”的兴起宋人相信君臣之间乃是一种公共关系：“君虽得以令臣，而不可违于理而妄作；臣虽所以共君，而不可贰于道而曲从”。君臣之间，“各有职业，不可相侵”。入元之后，这种公共性的君臣关系被私人性的主奴关系代替，臣成了君之奴仆，许多大臣甚至需要入宫服役。在主奴关系下，君对于臣，当然也是生杀予夺，想廷杖就廷杖，就如惩罚自己的奴隶，一位明朝的观察者说：“三代以下待臣之礼，至胜国（元朝）极轻。”2、“诸色户计”的诞生我们知道，宋代实行募兵制，人民已基本上不用服兵役，劳役亦不多见，差役也开始折钱结算。入元之后，征服者却按草原旧制，推行全民当差服役的“诸色户计”制度：将全体居民按职业划为民户、军户、站户、匠户、盐户、儒户、医户、乐户等等，职业一经划定，即不许更易，世代相承，并承担相应的赋役。3、“驱口制”的出现宋朝基本上已废除了奴隶制，但元朝征服者又从草原带入“驱口”制度，使奴隶制死灰复燃。所谓“驱口”，意为“供驱使的人口”，即在战争中被俘虏之后、被征服者强迫为奴﹑供人驱使的人口。元朝的宫廷、贵族、官府都占有大批“驱口”，他们都是人身依附于官方或贵族私人的奴隶。4、“匠籍制”的推行宋朝的官营手工业多实行“和雇制”与“差雇制”，“和雇”是指从劳动力市场上招聘工匠，作为雇主的政府与工匠是平等且自由结合的雇佣关系；“差雇”则带有强调征调性质，但政府还是需要按市场价向工匠支付工值。元朝却将全国工匠编入匠籍，强制他们以无偿服役的方式到官营手工场劳动。 5、“路引制”的恢复汉唐时，人民如果要出远门，必须先向官方申请通行证，叫做“过所”。宋人则拥有迁徙之自由，不再需要什么“过所”。但元朝又实行“路引制”来限制人口的流动性，元会典中有一项立法，叫做“路人验引放行”：“凡行路之人，先于见住处司县官司具状召保，给公凭，方许他处勾当。……经过关津渡口，验此放行，经司县呈押；如无司县，于尉司或巡检呈押；无公引者，并不得安下。遇宿止，店户亦验引，明附店历。……违者，止理见发之家，笞二十七下。”商民出门远行、投宿，必须持有官方开具的“文引”，类似于介绍信，才准许放行、住店。6、“籍没制”的泛滥籍没，即官府将罪犯的家属、奴婢、财产没收入官。秦汉时，籍没制颇盛，但至宋代时，籍没的刑罚已经很少适用，并严格控制适用，如宋孝宗的一项立法规定：“自今如有依法合行籍没财产人，并须具情犯申提刑司审覆，得报，方许籍没。仍令本司常切觉察，如有违庆，按勃以闻，许人户越诉。”入元后，籍没制度又泛滥起来，如忽必烈的一道诏书说：“凡有官守不勤于职者，勿问汉人、回回，皆论诛之，且没其家。”这当然是财产权观念发生退化的体现。 肉刑与酷刑的制度化。自汉文帝废除肉刑之后，黥（刺面）、劓（割鼻）、刖（斩足）、宫（割势）等肉刑已基本上不用，宋代承五代之旧，保留刺面之刑，但劓、刖、宫一直不敢恢复。元朝则将肉刑入律，如“盗牛马者劓”。陵迟等惨烈的酷刑，在宋代只是法外刑，极少应用，在元朝则正式编入法典，代替绞刑成为元代死刑的两种执行方式之一，陵迟开始泛滥化，致使中国法制出现野蛮化的趋势。
两宋理学：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的又一座高峰
两宋儒学，又称道学、理学、性理学和新儒学，是继先秦百家、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之后，于公元11-12世纪崛起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的又一座高峰。这一思潮，集前人思想精华，汇经、玄、佛、老于一体，以孔孟儒学为主干，经300年雕琢，形成了一个内容包罗万象、形式严密完整的理论体系；并且造就了以濂学、关学、洛学、闽学为主流，以周、邵、张、二程、朱、陆等为代表的一代学派学者群。由于这一思潮将孔孟之道重铸成博大精深的学说，又使其贴近现实、易于实践，因而自宋起被历代立为正统思想，统领学术，规范人伦，指导社会，在当时和以后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被视为影响中华文明700年的正宗道统之学。 1、宋代儒学的主题和流派 宋儒学是两宋社会经济关系、政治关系的思想反映，是对这个历史时期现实问题的积极回答，作为一种时代精神，它以儒家思想为主干，吸收佛学、道教，形成了特殊的理论命题，在内容和形式上都表现出不同于前代的鲜明特征。2、宋儒学的中心问题 宋儒学探讨的中心问题是性理问题，其实质是伦理道德，即把儒学历来倡导的仁、义、礼、智、信五常，上升到至高无上的绝对地位，用以教化百姓、规范行为，为维护封建社会秩序服务。 性，在古代思想中主要指人性，有时也指物性。自孟子始，性与善联系起来，孟子认为性是人生来具有的纯善本性。荀子有性恶论，反对性善说。后人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性善恶混论和性善情恶论，用以解释人的行为有善亦有恶的事实。程颢、程颐将伦理道德再提高到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上，成为人的本质，甚至也是宇宙万物的本质。宋儒学各家，基本上都在这一意义上讨论做人问题、治国问题等。 理，指义、法则、规律，在宋儒思想中，与天理 同义，有天道、本原的意思。宋儒讲天理，强调两点：其一，世界根于一原，万理只是一理，一物之理即万物之理。人生之理与宇宙万物之理归于同一个理。其二，人伦者，天理也，把仁、义、礼、智、信的道德观念上升为人伦之根本、世界之根本。因此，宋儒言理，意在言性。 宋儒学中，也有言心即理 ，但所言之心 ，是指伦理道德之心，与伦理道德之性没有根本区别，所论道理，还是要人们提高道德境界、遵从三纲五常。3、宋儒学的主要流派 宋儒学的形成和崛起，非一两个人独创，而是这个时期的社会思潮，尤其在鼓励直言、改革科举和教育的政策下，自由议论和书院授学成为学术界风尚。师门林立，学派纷呈，正是这一时尚的必然结果。 北宋庆历以后，宋儒学正式登上思想舞台。北宋先后有王安石新学，周敦颐濂学，邵雍象数学，张载关学，二程（颢、颐）洛学，司马光朔学，苏轼、苏辙蜀学等；南宋有朱熹闽学，吕祖谦婺学，陆九渊心学，陈亮、叶适事功学等。 理学，是贯穿两宋的哲学思潮。这一思潮，视理为宇宙万物的根本，认为理主万物，理一分殊，强调性即理也。在心唤做性，在事唤做理。治学主张 即物穷理的修养。这一思潮的学派主要有北宋周敦颐濂学、张载关学、二程（颢、颐）洛学和南宋朱熹闽学，构成了宋儒学的主体部分。 心学，是南宋陆九渊所创哲学思潮，它不赞成理学的某些观点，但在本质上与理学并无不同。心学视心为宇宙万物的本源，主张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心即理也。
建炎南渡：北宋的灭亡，赵构在逃亡中建立南宋
1、建炎南渡 金国在靖康之难中俘虏了众多的宋朝宗室，康王赵构算是其中的一位漏网之鱼。靖康二年（1127年），赵构从河北南下到陪都南京应天府（河南商丘）即位为宋高宗，改元建炎。之后，宋高宗一路从淮河、长江，到杭州恢复宋朝，升杭州为临安府。绍兴元年（1131年）正式定都临安，名为“行在”（陪都），实为首都。金朝也一路南扑，直逼临安，宋高宗无路可逃，只得入海逃避，在温州沿海漂泊了四个月之久。由于南方天候潮湿河道纵横，加上南宋军民的英勇抗战，金主帅完颜兀术决定撤兵北上。在北撤到镇江时，被宋将韩世忠断掉后路，结果被逼入黄天荡。宋军以八千人之兵力围困金兵十万，双方相持四十八日，最后金军用火攻才打开缺口，得以撤退，金军又在建康被岳飞打败，从此再不敢渡江。 2、宋金战争 在南宋“中兴四将”中，最著名的就是岳飞。他通过北伐夺取了金朝扶植的伪齐政权控制的土地。一直打到距开封仅四十五里的朱仙镇。北方义军也纷纷响应岳飞。以至于金人叹“撼山易，撼岳家军难”，并一度打算放弃开封，渡河北逃。但此时宋高宗连下十二道金牌催促岳飞班师，北伐之功毁于一旦。最后，岳飞以莫须有之罪名被害。绍兴十一年（1141年）十一月，宋与金达成《绍兴和议》，两国以淮水—大散关为界 。宋每年向金进贡银廿五万两，绢廿五万匹。后借口“莫须有”的罪名杀害了岳飞，绍兴和议后，宋高宗生父宋徽宗的灵柩和生母韦氏本人被送回南宋。 宋高宗任用秦桧为相，他上台后，迫害与自己政见不同的官员，联姻外戚，结交内臣。宋高宗对于秦桧的行为也只是默许。后期由于秦桧权势太大，引来宋高宗的警觉。例如宋高宗亲下命令，使秦桧的孙儿失去状元。秦桧的权势日渐下降。绍兴二十五年（1155年），秦桧病重，他又策划让其子接替相位，被宋高宗否决，不久就一命呜呼 。 秦桧去世后，宋高宗一方面打击其余党，一方面重用投降派官员。宋高宗没有生育能力，因此他从太祖赵匡胤的两名后裔赵瑗和赵璩中选择继承人。最后赵瑗胜出。绍兴卅二年（1162年），赵瑗被立为太子，并改名赵昚。绍兴卅一年（1161年），金海陵王完颜亮南侵，被虞允文在采石击退。此事让宋高宗萌生退意。绍兴卅二年六月，五十六岁的高宗下诏退位，太子赵昚即位，是为宋孝宗。他自己则称太上皇，居德寿宫，高宗成为太上皇后，纵情享乐，花费巨大。淳熙十四年（1187年）十月八日，高宗去世，终年八十一岁。
宋朝军力孱弱，为什么说罪不在赵匡胤？
北宋的经济、文化、科技、商业等都相当发达，可以说是中国古代的高峰。其城市之繁荣，在当时的世界上是首屈一指的。但是，宋朝的军事力量之弱，实在令人惊诧，最后导致整个中国被外族完全占领。为什么会是这样？有些人简单地归之于赵匡胤的杯酒释兵权，误以为把兵权从将领那里拿过来由皇帝或文人控制，当然是要打败仗的。 其实，这是历史的误读，杯酒释兵权和宋朝军事国防强弱关无直接关联。在赵匡胤当皇帝时，宋朝的军力是很盛的，他的各种政治军事举措也不是后来军力下降的原因。赵匡胤二十三岁投郭威（后来的周太祖）为兵卒，十年后就成为周朝最精锐的部队禁军的最高将领殿前都检点，这十年的军事生涯是十分成功的，因不在本文题内，不赘述。 他黄袍加身当了皇帝后，第二年春天就把任殿前都检点的慕容延钊派出当节度使，此后不再设对皇位有威胁的殿前都检点，同时任命关系更亲密的石守信管禁军。夏天，又演出了杯酒释兵权一幕，取消了石守信管理禁军的权力。从此禁军改由皇帝通过三个独立的部门管理，不再由单一个将领主管，这样兵力最强的禁军不再可能成为私人武装。 赵匡胤是靠禁军的力量当上皇帝的，为了防止这一幕重演，收回禁军的控制权，是很自然的。剥夺一些将领控制禁军的权力，只是防止他们夺权，让他们离开了这个特殊的位置，但还可能得到重用。所以，不能认为杯酒释兵权就会对军事力量强弱有明显的影响。把将军从具有威胁政局的、权力过大的要害位置撤下来，不但有利于国家稳定，对将军自身也未必有坏处。 宋朝军力孱弱的原因至少可以归之于以下几点：一是宋朝皇帝一味对领兵的将领猜忌压制，二是军纪松弛，三是整个官场贪赃枉法。这些都和赵匡胤无直接关系。1、赵匡胤没有对领兵将领的猜忌压制 赵匡胤在位的十七年，以相当大力量从事统一中国的战争。南征北讨，还有和辽（契丹）的冲突，绝大多数都取胜，少量虽未达战略目的，但也未败，这是个相当辉煌的记录。如果赵匡胤对将领们猜忌，是很难达不到这样的胜绩的，正相反，赵匡胤在用将上基本上作到了用人不疑。赵匡胤当皇帝后，在南征北讨的战争中，所用的大将列表如下： 960年征讨李筠叛乱，主将为石守信、慕容延钊； 960年征讨李重进叛乱，主将为石守信；(961年，先免去慕容延钊殿前都检点职务，接着解除了石守信统帅禁军权，即杯酒释兵权。) 963年征南平，主将为慕容延钊； 963年征武平，主将为慕容延钊； 964年征后蜀，主将为王全斌、刘光义； 970年征南汉，主将为潘美； 974年征南唐，主将为曹彬。南唐在割据势力中是较强的，赵匡胤很重视，把众将召集至开封，布署了五路大军：曹彬的荆湖水军、潘美的步骑军、京师水师、吴越王钱俶的吴越军以及黄州刺史王明的部队，从北西东三面进攻。以曹彬为主帅，五路大军全由曹彬节制。至976年结束。 968年、976年第一、第三次征北汉，主将分别为李继勋、党进。 为了取得战争的胜利，赵匡胤是敢于放手发挥所任命的将领们的才干的。在征南唐时，他赐主将曹彬尚方宝剑，有不服从命令者，格杀勿论。（尚方宝剑是专门为皇帝制造的佩剑，在小说戏曲中常有皇帝赐亲信大臣尚方宝剑及先斩后奏之权，实际上，在历史记载中，这样的事极少见。）可见赵匡胤并非人们所想象的那种任命了大将，又处处猜疑，千方百计提防控制的皇帝。 在建立宋朝后，赵匡胤及大臣们所定的统一国策是先南后北最后收复燕云十六州。直到976灭南唐，宋军的主力都在南方。对契丹只是守边而已。即使这样，宋军和契丹对抗中也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战绩。 赵匡胤十分重视边防，任命优秀将领如李汉超、郭进等为边防地方长官，允许他们便宜行事，甚至为了边防可以动用地方财政收入，（在晚唐五代，各地的节度使不但有军权、行政权，还可控制地方财政收入，这就很容易形成军阀割据，赵匡胤称帝后，即将地方财权收归中央，但是，边防地区例外。）若有功，则赏赐极厚，这样，主管边防的将军们当然会打起精神，认真对付契丹。所以，在守边与辽对抗中宋占上风，并不奇怪。 在和辽作战中，宋也占上风。969年第二次攻北汉，契丹来援（北汉处于山西中北部，是个称辽国皇帝为父皇帝的地方割据政权），赵匡胤配给守将何继筠精骑数千，战胜辽军，斩首千级。 970年，边军六万入侵定州（现河北正定附近）守将田钦祚以三千人防御，取胜，辽军败退。 可见在赵匡胤时，皇帝和前方及守边的将领间的关系还是正常的，军力也盛。 可见有宋一代对战将的过分猜忌不能溯源到赵匡胤，那是宋太宗赵光义时开始的。 2、赵匡胤时军纪并不差 后来的宋朝的军纪甚差，不服从军令打败仗，不受重罚。而在赵匡胤时并不是这样。在赵匡胤时的战争记录中，没有败仗，所以，无法判定如果打了败仗后如何处置主将，但其军纪很严，是没有疑问的。 如960年征李筠叛乱时，北汉援李筠。“（宋）晋州兵马钤辖荆罕儒袭北汉汾州，死之。龙捷指挥石进二十九人坐不救弃市。”也就是说宋将荆罕儒和北汉军作战中阵亡，其部下二十九人就因作战不力而被赵匡胤处死。 征后蜀的主将王全斌，立有大功，不但没奖反降职责罚，就是因其贪残杀降。征南唐时授曹彬尚方宝剑，就是为了维护纪律。可见后来宋军军纪差，不能怪到赵匡胤身上。从赵光义始，就有了大将不按既定布署作战，致使大败，而不受罚，以及因却于作战或不守军纪后果极坏只受小惩的现象。以后军纪就越来越差。3、赵匡胤严厉治贪腐 在人们心目中，宋朝官员的形象很像是领着很高的俸禄，还贪赃枉法腐化堕落的寄生虫，特别是文官。在赵光义以后又是以文官辖制武将，在贪腐的文官的箝制下，不论武将贪腐与否，军队都不会有强战斗力。但在赵匡胤时，对于贪脏枉法的惩治还是很严厉的。在《宋史·卷1~3太祖本纪》中记载了因经济犯罪而处死的十多个例子。 例如，职务较高的文官如“光禄少卿郭玘坐赃弃市”（963年），“监察御史闾丘舜卿坐前任盗用官钱弃市”（971年）等，高级武官如“右千牛卫大将军桑进兴坐赃弃市”（967年）等。这些都记录在赵匡胤的本纪中，可见这些人处死刑，是和赵匡胤直接相关的，此外在《续资治通鉴长编》中还记载有大量太祖朝惩治贪赃枉法的事例。（坐赃~犯贪赃罪） 到了赵光义时，虽还有死刑，但也有处置不公宽宥重犯的事。下一代真宗时对官位较高的贪官判死刑的事就见不到记载了，只判‘杖流’而已。再到下一代仁宗时，本纪中连这样的刑法的记录也没有了。宋朝时犯人脸上是要刺字（黥，也称墨刑），宋神宗时以‘刑不上大夫’为由，这个也免了。 可见宋朝的庇奸养贪，姑息成风在赵匡胤之后越来越严重。这样的风气下能有强军，那才是怪事。但这不是赵匡胤的责任。宋朝后来的国防军事确是差劲，但这不应归罪于赵匡胤，他的弟弟宋太宗赵光义对此应负相当大责任。
宋辽澶渊之盟：宋辽双方大致保持了百余年的和平
1004年秋（宋真宗景德元年），辽萧太后与辽圣宗亲率大军南下，深入宋境。有的大臣主张避敌南逃，宋真宗也想南逃，因宰相寇准的力劝，才至澶州督战。宋军坚守辽军背后的城镇，又在澶州城下射杀辽将萧挞览（一作凛）。辽害怕腹背受敌，提出和议。宋真宗畏敌，历来主张议和，先通过降辽旧将王继忠与对方暗通关节，后派曹利用前往辽营谈判，于十二月间（1005年1月）与辽订立和约，规定宋每年送给辽岁币银10万两、绢20万匹。因澶州在宋朝亦称澶渊郡，故史称“澶渊之盟”。 此后宋、辽之间百馀年间不再有大规模的战事，礼尚往来，通使殷勤，双方互使共达三百八十次之多，辽朝边地发生饥荒，宋朝也会派人在边境赈济，宋真宗崩逝消息传来，辽圣宗“集蕃汉大臣举哀，后妃以下皆为沾涕”。1、澶渊之盟的积极作用： 一、结束了宋辽之间长达四十余年的战争，“生育繁息，牛羊被野，戴白之人（白发长者），不识于戈”，此后宋辽边境长期处于相对和平的状态。 二、宋朝节省了巨额战争开支，岁币（30万）的支出不及用兵的费用（3000万）百分之一，避免了重兵长年戍边的造成的过量徭役和朝廷赋税压力，以极少的代价换取了战争所难以获取的效果（非教科书所云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失去的钱宋又可以通过外贸赚回）。 三、促进了宋辽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有利于中华民族的经济发展、文化繁荣、民族融合。2、澶渊之盟的消极作用： 王安石和富弼认为澶渊之盟之后，宋朝真宗、仁宗、英宗三朝“忘战去兵”，禁军河北军和京师军“武备皆废”，只剩下陕西军可用；马知节、曹玮、王德用等武臣被排挤，文臣掌握了西府的支配权，王钦若和陈尧叟深获宠幸，以至于导致庆历增币。3、澶渊之盟的评价： 澶渊之盟是宋真宗在有利的军事形势下接受求和的结果。对宋而言，一方面幽云十六州的大部分土地未能收回，另一方面要输金纳绢以求辽朝不再南侵，此后辽更是不断需索，以金钱换取和平使北宋不再居安思危。对辽国而言，却是在不利的军事情势下占了大便宜，得到了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最重要的是，澶渊之盟以后，宋辽双方大致保持了百余年之和平，这对两国之间的贸易关系、民间交往和各民族之间的融合是非常有利的。为中原与北部边疆经济文化的交流创造了条件。 蒋复璁曾说及宋辽澶渊之盟“影响了中国思想界及中国整个历史”。黄仁宇说：“所以澶渊之盟是一种地缘政治的产物，表示这两种带竞争性的体制在地域上一度保持到力量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