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宫廷乐舞《秦王破阵乐》
唐朝国势强盛，通过许多侧面可知一二，比如音乐、文学、建筑、军事等，在舞蹈方面也有展现，如唐朝宫廷乐舞《秦王破阵乐》就是典型例子。 《秦王破阵乐》即《秦王破阵舞》，又名《七德舞》是唐代著名的歌舞大曲，最初乃唐初的军歌，公元620年，秦王李世民打败了叛军刘武周，巩固了刚建立的唐政权。于是，他的将士们遂以旧曲填入新词，为李世民唱赞歌："受律辞元首，相将讨叛臣。咸歌《破阵乐》，共赏太平人。”"四海皇风被，千年德水清；戎衣更不著，今日告功成。”"主圣开昌历，臣忠奉大猷；君看偃革后，便是太平秋。” 唐太宗李世民登基后第一年——贞观元年（627年）正月初三，宴群臣，奏《秦王破阵乐》，这是此曲第一次在这样庄严、隆重的场合中演奏。 贞观七年，李世民绘制了《破阵乐图》，令音乐家、太常丞吕才加工编制了音乐，令李百药、虞世南、储亮、魏徵等制歌词，并命吕才依照舞图排练，遂成后世流传之《破阵乐》。经过宫廷艺术家的加工、整理，成了一个庞大的、富丽堂皇的大型乐舞。在原有的曲调中揉进了龟兹的音调，婉转而动听，高昂而且极富号召力。同时有大型的宫廷乐队伴奏，大鼓震天响，传声上百里，气势雄浑，感天动地。这个歌舞使百官看了都激动不已，兴奋异常。连外国的宾客都禁不住跟着手舞足蹈。中华民族鼎盛时期的象征，果然气势不凡。《破阵乐》从初唐到晚唐，一直流传了近300年。《破阵乐》随着唐朝的声势唐太宗李世民的威名扬名国外。
安史之乱：唐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
安史之乱也称天宝之乱，是唐玄宗末年至代宗初年(755年12月16日至763年2月17日)由安禄山与史思明向唐朝发动，同唐朝争夺统治权的内战，是唐由盛而衰的转折点，也造成唐代藩镇割据。由于发起反唐者乃是安禄山与史思明二人为主，故事件被冠以安史之名。 安史之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是各种社会矛盾的集中反映，主要包括统治阶级和人民的矛盾，统治者内部的矛盾，民族矛盾以及中央和地方割据势力的矛盾等等。 唐玄宗改元天宝后，志得意满，开始放纵享乐，从此少问国事。在纳杨玉环为贵妃后，更加沉溺酒色。唐玄宗任用有“口蜜腹剑”恶名的李林甫为宰相长达十八年，使得朝政败坏。李林甫死后又以杨国忠为相，此时期又开始出现了宦官干政的局面，高力士的权势炙手可热。唐玄宗好大喜功，为此边境将领经常挑起对异族的战事，以邀战功。又由于当时兵制由府兵制改为募兵制，使得节度使与军镇上的士兵结合在一起，就出现了边将专军的局面。其中以胡人安禄山最著。安禄山掌握重兵，在天宝十四年（755年）十一月趁唐朝政治腐败、军事空虚之机和史思明发动叛乱，次年十二月叛军攻入首都长安，史称“安史之乱”。唐玄宗逃到成都，太子李亨在灵武称帝，是为唐肃宗，唐玄宗被遥尊为太上皇。安禄山则自称大燕皇帝，年号圣武。经过8年时间这场叛乱才被平定。 安史之乱使得唐朝元气大伤，从此由盛转衰。此时均田制已经逐步瓦解，土地兼并现象日趋严重，租庸调制也无法实行。藩镇割据的形势已经形成。 唐代宗时，刘晏改革盐法，改善了国家的财政状况，唐德宗任用杨炎为宰相，于建中元年（780年）开始实行两税法，一年分夏、秋两季依土地征税。唐德宗还力图平藩，但是引起朱滔、李希烈、朱泚叛乱。结果发生奉天之难。战争持续了5年，最后虽然朱泚和李希烈等败死，但是唐朝却与其余藩镇妥协，条件是取消王号，朝廷承认他们在当地的统治权。从此割据局面进一步深化。
唐朝的三宫六院
皇权至上是古代皇帝特有的一个文化产物，与之相并行的东西有很多，三宫六院就是其中一个体现。 老百姓习惯称皇帝的妻妾们为“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其实，在各朝各代，所谓“后宫三千佳丽”，是有严格等级界线和分寸的。以中国历史上最鼎盛的大唐王朝为例，就颇具代表性。根据唐制，母仪天下的皇后，是皇帝的唯一合法正妻，亦是后宫佳丽的领导。皇后以下，按照品级，依次是：贵妃一名，淑妃一名，德妃一名，贤妃一名，此档归为正一品，称为“夫人”。夫人以下，依次为：昭仪、昭容、昭媛各一名；修仪、修容、修媛各一名；充仪、充容、充媛各一名；此档归为正二品，称为“九嫔”。九嫔以下，才轮到婕妤九名-正三品；美人九名-正四品；才人九名-正五品；这二十七位，统称为“代世妇”。接下来还有：宝林二十七名-正六品；御女二十七名-正七品；彩女二十七名-正八品；以上这八十一位，统称为“代御妻”。统而言之，包括皇后在内的这一百二十二位，是后宫中有品有级的皇帝的正式妻妾。而其他的陪侍宫女，则谈不上什么名份，唯有侥幸怀上皇帝龙种的宫女，就另当别论了。
神龙政变是怎么回事
神龙政变是唐朝历史上的一个大事件，神龙元年（705年），太子李显、宰相张柬之、崔玄暐等大臣发动兵变，逼迫女帝武则天退位，使唐朝中宗复辟。政权更替，天下重回李唐怀抱。 神龙元年正月二十二日癸卯（705年2月20日），凤阁侍郎张柬之、鸾台侍郎崔玄暐、左羽林将军敬晖、右羽林将军桓彦范、司刑少卿袁恕己联络右羽林卫大将军李多祚、左羽林将军李兴宗等，力图拥立李显为君，故称武则天的男宠：麟台监张易之、司仆卿张昌宗谋反，率禁军诛杀张易之、张昌宗。随即包围长生殿，逼迫武则天退位。次日，武则天命太子李显为监国，第三天禅让于太子。第四天，李显正式即位，是为唐中宗。二月初四甲寅（3月3日），复国号为唐，武周朝终结，因为有改朝换代的因素，所以称之为革命。后来，唐中宗打击五大功臣的时候，先封他们为郡王，削夺他们的宰相权力。崔玄暐博陵郡王；张柬之封为汉阳郡王；敬晖平阳郡王；桓彦范扶阳郡王；袁恕己南阳郡王。所以这场政变，又称五王政变。 神龙政变标志着武则天政治生涯的结束。武周政权的更替，让李唐王朝提前复辟，政权重新回归李唐王室，也回到了男人统治的时代。一切立法制度重新回到高宗时期。神龙政变之后，武则天自己又向李显要求回归大唐皇后身份，也因此武则天没有成为众矢之的，避免了一般亡国之君的悲剧。
日本为何大量派出遣唐使？
遣唐使的目的在于向中国学习，吸取唐朝文化，因而很重视使团人员的选拔，特别是大使﹑副使﹑判官﹑录事等官员。如高向玄理﹑吉备真备曾长期在中国留学；不少成员是文章博士，山上忆良﹑小野篁﹑菅原道真更是有名的文学之士(后二人受命而未成行)。有两家父子先后被任命为使臣，也是由于具有教养和经验，利于向唐朝学习。随行的留学生，如阿倍仲麻吕(晁衡)与诗人李白﹑王维结下深厚友谊，归航受阻，留唐官至秘书监。橘逸势被唐人目为秀才。入唐的医师﹑乐师﹑画师﹐和各行业的工匠，也都在自己行业中具有根柢，受到唐人推重，同时也从唐人获益。遣唐使大量输入中国经史子集各类典籍，中国文化风靡日本封建社会上层，渗透到思想﹑文学﹑艺术﹑风俗习惯等各个方面。正仓院所藏大量唐代文物，是遣唐使输入的中国物质文化。遣唐使对唐的赠品，和唐朝的答礼，实际是两国之间互通有无的贸易。 在古代，日本是政教合一的政治体制，为了改变落后的现状并使 自己强大起来，必须学习借鉴唐朝先进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因此日本政府痛下决心向唐朝派遣自己的遣唐使 。为了促进日本国家 的文明开化和更好地控制日本国的社会秩序，作为日本政治的基础 和精神武器， 佛教兼集促进日本政治 、经济和文化等多重目的 。 对当 时的世界各国而言，对佛教的掌控能使本国摆脱旧有的传统政治体 制的束缚，使国内臣民变得顺从， 尊重统治阶级意旨，进而跻身于先 进国家的行列 。 从日本遣唐使派遣的背景和目的来看，大致可以将其分为四个阶段：1、公元630—659年为第一阶段时期为了服务于日本当时对唐 朝外交的双重政策，遣唐使最先必须学习唐朝先进的政治体制，担负起改革日本国内政治体制的使命，以帮助其改革本国内落后的政治体制， 并建立先进的唐朝式的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 。其次与唐朝相对立，为建立倭本制和保护在朝鲜半岛的既得利益，大力推进地域册封体制 。可见为推进日本国内的大化改新等诸项改革， 遣唐使既要吸收借鉴唐朝中央集权体制的先进经验，又要为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而探察与调和唐朝在朝鲜半岛的利益。2、公元665—669年为第二阶段时期因日本的地理位置和经济落 后等原因，日本国长期处于被东亚诸国孤立的境地 。为改变日本地理上孤立的现状和落后闭锁局面，在新罗一统半岛朝鲜之后 为了表示 自己与唐朝之亲和关系和改变自己所处的不利状况，日本曾先后两次派遣唐使前往唐朝。3、公元702—752年为第三阶段时期此时的唐朝无论是政治、经济， 还是文化及技术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正值鼎盛期。故此，为了将唐朝丰富多彩的物质生活资料带回日本岛国，并促进日本国内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繁荣，日本先后四次派遣了遣唐使来中土大唐，以全面广泛地借鉴吸收唐朝的先进文化和技术 。历史证明，日本当时的奈良文化也正是在这一时期达到了繁荣时期 。4、公元777—838年为第四阶段时期此时的唐朝日趋显出衰落的迹象。在察觉到唐朝此时动荡不安且不宜久留之后，日本僧人便立即向当时的日本天皇递交了国书，以建议尽可能地减少派遣遣唐使的数量与次数 所以， 相比较于其他的历史时期，日本此时期派遣的遣唐使无论是在次数还是在人数上都减少了很多 。 与之相配合，这一时期遣唐使的主要任务：一则是劝诱、迎回尚滞留在唐朝生活学习的日本学者和学问僧侣；二则是为了表达对以前在唐朝去世的日本国派出的使节和学习交流的文人的哀思，进行祭奠事宜。
《新修本草》：世界上最早出现的药典
《新修本草》是古代中药学著作之一，由苏敬（公元657－659年）主持编纂，李勣等二十二人修定，于唐显庆2－4年编著，世称《唐本草》。本书有本草20卷，目录1卷，又有药图25卷，图经7卷，计53卷。载药844种，比《本草经集注》增加114种。所增加的药物中，有一部分外来药品，如安息香、龙脑香、胡椒、诃黎勒等。分玉石、草、木、人、兽禽、虫、鱼、果、菜、米谷、有名未用回互类。其中还记载了用白锡、银箔、水银调配成的补牙用的填充剂，这也是世界医学史上最早的补牙的文献记载。 本书在编写中对《本经》褓存原貌，同时在学术上能采纳群众意见，做到“上禀神规，下询众议”。收集的资料范围比较广泛，“普颁天下，营求药物，羽毛鳞介，无远不臻；根茎花实，有名咸萃”。对药物的功用，详细探讨，多方考订，做到“详探秘要，博综方术。《本经》虽阙，有验必书；《别录》虽存，无稽必正。考其同异，择其去取”。从而改变辗转抄录的编书陋习，其学术性是较强的。本书有文、有图，图文对照，便于学者学习。这种编写方法，开创了药学著作的先例。所以唐朝政府规定为学医者必读之书。它对我国药学的发展起有推动作用，流传达300年之久，直到宋代的《开宝本草》问世后才代替了它在医药界的位置。在国外也有一定的影响。如公元713年日本就有此书的传抄本。日本《律令蜒喜式》记载：“凡医生皆读苏敬新修本草”。“凡读医经者，《太素》限四百六十日，《新修本草》三百一十日”。这也说明本书对日本医药事业影响之深远了。 本书原著已不全，现仅有本草部分残卷的影印本；但原书的主要内容，还可从《证类本草》、《本草纲目》中见到。现有复辑本问世，名之曰《唐·新修本草》。成书于唐显庆四年的本草学著作《新修本草》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由国家权力机关颁布的，具有法律效力的药学专著，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出现的药典。 在内容方面，《新修本草》也很突出。由于当时正处于唐朝全盛时期， 中外经济文化交流十分活跃，有不少外来药品通过贸易进入我国，如安息香、龙脑、胡椒、诃子、郁金、茴香、阿魏等。鸦片一物就是由波斯地区当贵重药物运进中原的。由于《新修本草》内容丰富，所以一经问世，立刻四散传播，最早由当时来中国求法的日本僧徒传过去，对日本医学界影响很大，不久又传到朝鲜等国。《新修本草》正文部分收录了850种药，比前代药学家陶弘景的《本草经集注》新增药物114种，对古书未载的内容加以补充，内容有误者，重加修订，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从正式颁布天下之後就作为临床用药的法律和学术依据，流传了400馀年，代表了中古时期中国中医药学发展的一个里程碑。
节度使：唐代特色的地方军政长官
唐代的特色职位是节度使，许多人在历史书或者电视剧中都曾听过或看过这么一个职位。节度使是唐代开始设立的地方军政长官。因受职之时，朝廷赐以旌节而得名。 节度一词出现甚早，意为节制调度。唐代节度使渊源于魏晋以来的持节都督。北周及隋改称总管。唐代称都督。贞观以后，内地都督府并多省罢，唯军事活动频繁的地区尚存，以统州、县、镇戍。镇戍是经常性的防御据点，比较分散，兵力单弱，故每遇战事发生，必须由朝廷派遣行军总管统率出征或备御。规模较大的战役，又设置行军元帅或行军大总管统领诸总管。 唐睿宗景云二年（711年），贺拔延嗣为凉州都督充河西节度使，节度使开始成为正式的官职。《新唐书·百官志四》载：“节度使掌总军旅，颛诛杀。初授，具帑持兵仗诣兵部辞见，观察使亦如之。辞日，赐双旌双节。行则建节、树六纛，中官祖送，次一驿则上闻。入境，州县筑节楼，迎以鼓角，衙仗居前，旌幢居中，大将鸣珂，金钲鼓角居后，州县赍印迎于道左。” 唐玄宗开元年间，设立了碛西、北庭、河西、陇右、朔方、河东、范阳、平卢、剑南、岭南十个节度使，范阳（北京地区，即古幽州）节度使是节度使中兵力最大的。此时的节度使多由胡人担任，往往封郡王。朝廷任命节度使，要授予其双旌双节，“得以军事专杀，行则建节，府树六纛”。 唐高宗、武后时期，为了加强防御力量和改变临时征调的困难，这类屯戍军设置愈多，并逐渐制度化，形成有固定驻地和较大兵力的军、镇、守捉，各自置使。行军大总管也逐渐演变成统率诸军、镇、守捉的大军区军事长官，于是长驻专任的节度使应时出现。节度使成为固定职衔是从睿宗景云二年（711年)四月以贺拔延嗣为凉州都督充河西节度使开始的。 至玄宗开元、天宝间，北方逐渐形成平卢、范阳、河东、朔方、陇右、河西、安西四镇、北庭伊西8个节度使区，加上剑南、岭南共为10镇，始成为固定军区。节度使受命时赐双旌双节，得以军事专杀，行则建节，府树六纛（大旗），威仪极盛。节度使集军、民、财三政于一身，又常以一人兼统两至三镇，多者达四镇，威权之重，超过魏晋时期的持节都督，时称节镇。于是外重内轻，到天宝末酿成安史之乱。 节度使初置时，作为军事统帅，主要掌管军事、防御外敌，而没有管理州县民政的职责，后来渐渐总揽一区的军、民、财、政，所辖区内各州刺史均为其节制，并兼任驻在州之刺史。 安史之乱后，国中遍置节度使，多为安史之乱的叛将和平叛战事中崛起的军阀。各统一道或数州，军事民政，命官、徵税，皆得独立，父死子继，自以世袭，号为留后而不待朝命。朝廷无力讨伐，往往姑息了事，承认其地位，世称藩镇，迄于唐亡。
唐朝行政区划：“道州县”三级制
在较长时期内，唐朝采用了“道州县”三级制，但是“道”的实际权限相互间差异很大，变革繁多，而且其基础往往是节度使的实际权力膨胀，所以这一体系常被称为“虚三级”。而且唐朝疆域经历了显著的扩张到鼎盛到缩减的过程，后期逐渐趋向五代十国的分裂状态，行政区划的记载已经非常不完整。但是唐初始设的“道”的概念，仍然影响了之后的宋朝，并成为“路”的原形。 1、道 贞观元年（627年），太宗分天下为10道：关内、河南、河东、河北、山南、陇右、淮南、江南、剑南、岭南等十道，不过这些道没实际权力，唐代城市等级主要是总管府、都督府、节度使等，府以下为州、县。贞观十四年（640年），全国共设360州（府），下辖1557县。开元年间又将山南、江南各分东西，并增置京畿、都畿、黔中道，形成十五道的格局。道下设州、府，州、府下再设县，开元末年，全国共有州、府三百二十八座，县一千五百七十三座。 太宗初设各道大致范围： 关内：大致相当于今陕西中、北部，甘肃陇东以皮内蒙古河套等地。 河南：大致相当于今河南、山东二省黄河以南、江苏、安徽三省淮河以 北的地区。 河东：大致相当于今山西全省与河北西北部内外长城之间的地区。 河北：大致相当于今河北长城以南．河南及山东二省的黄河以北的大部分地区。 山南：大致相当于今四川东部，陕西、甘肃南部，河南西南部、湖北西部的地区。 陇右：大致相当于今甘肃陇山、六盘山以西，青海省青海湖以东及新疆东部的地区。 淮南：大致相当于今安徽、江苏二省淮水以南、以及湖北东部长江以北的地区。 江南：大致相当于今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四省，江苏、 安徽的长江以南、湖北、四川江南的一部分及贵 州东北部的地区。 剑南：大致相当于今四川中部和云南北端。 岭南：大致相当于今 广东、广西二省和越南东北部的地区。 玄宗时增设的几个道大致范围： 江南东道：今浙江、福建二省及江苏长江以南地区。 江南西道：今江西、湖南二省，安徽南部．湖北东部长江以南地区。 黔中道：今贵州全部及其与四川、湖南、广西接壤之地，湖北西南端。 山南东道：将原山南道以四川与陕西两省东境作为分界线划分，以东为山南东道。 山南西道：将原山南道以四川与陕西两省东境作为分界线划分，以西为山南西道。 京畿道：分关内道长安附近诸州增设京畿道。 都畿道：河南道洛阳附近诸州增设都畿道。 唐道下辖府、州，府、州下领县。639年（贞观十三年），10道统领府、州358，县1551；开元末年（740年），15道统领府、州328，县1573。此时，唐朝的疆域已超过汉武帝全盛时期。2、 府 在唐代的行政区划中，不但有唐太宗新开的“道”，还有唐玄宗新开的“府”。最早设府是在713年（开元元年），玄宗升国都雍州为京兆府，升陪都洛州为河南府。以后，设置和改置的府增多，成为唐朝行政区划中的一个重要的单位。综观唐代诸府大致可分为三类： （1）诸京都（包括陆续新建的陪都）和皇帝驻跸之地改置为府，以示不同于常州，如并州改置为太原府，荆州改置为江陵府。终唐之世，此类府有10个：京兆府（原雍州）、兴德府（原华州）、凤翔府（原歧州）、河南府（原洛州）、兴唐府（原陕州）、河中府（原蒲州）、兴元府（原梁州）、成都府（原益州）、太原府（原并州）、江陵府（原荆州）。 （2）在内地重要地区置都督府。都督制起自曹魏，当初专理军事，不涉民政；晋始兼任刺史；北周时改都督为总管；627年（唐武德七年）改称都督，兼理军民，都督府始成行政区划之一级，如扬州都督府、益州都督府。710年（景云初年），唐有都督府24，分辖国内各州，惟畿内诸州不隶。但不久即以权重而废。 （3）边地置都护府。都护之名起自西汉，当时在西域设有都护。唐太宗平定高昌后，始设安西都护府，其后渐次增置，至唐中宗时共有6都护府：安西都护府、安北都护府、单于都护府、安东都护府、安南都护府、北庭都护府。 3、节度使 其名起于魏晋，但仅是一个官衔名称，并无管辖区域。711年（景云二年），唐以凉州都督充任河西节度使，此名称才确定，并列入正式边疆官制。至唐玄宗开元和天宝之间，已增至10个节度使：河西节度使、范阳节度使、陇右节度使、剑南节度使、安西节度使、朔方节度使、河东节度使、北庭节度使、平卢节度使、岭南节度使。它们都分布于边地。安史之乱以后，节度使制被滥用于内地，使这种原为边关的军事制度变成为内地实际的行政区划单位，而且大者连州十数，小者亦兼三、四。据《旧唐书·地理志》记载，756—761年（唐肃宗时）节度使已有44；又据李吉甫《元和郡县志》所载，在806—820年（宪宗元和年间）唐全国有节度使47。所以唐初的行政区划单位——道，在此时（安史之乱后）已徒有虚名了。 纵观唐朝的行政区划制度，应该说这是中国行政区划沿革史中的一个大变革时期。唐太宗创立了“道”，唐玄宗把“府”引进行政区划中来，唐睿宗又把节度使变成正式建制；使唐代的行政区划基本上成为三级制，主要是道—府（州）—县。后期的道—节度使—府（州）—县制，由于道已为虚设，实际上还是三级制。
羁縻统治：唐朝的羁縻府州制度
对于大多数民族来说，统治者有自己统治的方式，对于少数民族，也有自己的一套管理措施。唐朝时期，主要运用羁縻府州来进行少数民族统治。 羁縻府州是唐代周边少数民族地区设置的一种带有自治性质的地方行政机构。由少数民族首领充任刺史或都督，并允许世袭其职。还有财政上的自主权，但必须接受唐代在地方设置的最高行政机构都护府的监领。体现了唐代对少数民族采取笼络政策和松散管理方针，有利于民族之间的和平相处和自然融合。 唐宋时在周边少数民族内附部落中设置的地方行政单位。唐时包含羁縻都护府、都督府、州、县四级，共约八百多个。由中央任命各族首领为都护、都督、刺史、县令，世袭，受都护府、边州都督府或节镇统辖。羁縻府州户籍一般不上报户部，也不承担赋税。仅部分临时向唐天子有所贡献，与正州交纳赋税不同。宋代在西南部分地区也因袭此制，设置了羁縻州、县、峒。明代在边境部分地区设置羁縻卫所，性质与唐宋羁縻府州相似。 唐太宗李世民设立了相对完善的以都护府、都督府为特点的边疆管理体系。针对众多的边疆民族 ，唐王朝确立了羁縻府州制度，以各边疆民族部落的分布范围作为羁縻府、州行政区划的基础，广置都督府和州、县；以边疆民族的首领为都督、刺史，管理府州的具体事务 ，并可以世袭；羁縻府州辖有的边疆民族百姓不向唐王朝缴纳赋税，户口也不上报户部 ，但各边疆民族的部落首领要向唐王朝缴纳贡赋，在众多的羁縻府州基础上设立都护府，由都护府直接管理，再统于唐王朝中央政府。唐王朝设置的羁縻府州遍布于东西南北 各边疆民族地区，主要分布在关内道(包括北自贝加尔湖以北地区南到陕西关中的广大地区)、河北道(包括辽阔的东北边疆地区以南至今河南省北部地区)、陇右道(西起咸海，东到甘肃省的广大地区)、剑南道(北自陕西南部，南到云南省南部地区)、岭南道(西 起云南省东部，东到福建省，南到越南中南部地区)，涉及的边疆民族主要是突厥、回纥、党项、吐谷浑、奚、契丹、靺鞨、室韦、高句丽、西域诸族，羌，西南诸族、岭南诸族等，见于记载的羁縻府州有856个。这些羁縻府州主要统辖于单于、安北、安 西、北庭、安东、安南六大都护府，其中安西、北庭都护府管辖西域各羁縻府州；安北、单于都护府管辖北疆的各羁縻府州；安东都护府管辖东北边疆的羁縻府州；安南都护府则辖有南疆各羁縻府州。都护府一般设置大都护、副大都护等官职，职责是管理辖下的边疆民族，具有抚慰、征讨、叙功、罚过的职权。
《唐律疏议》：中国法系代表作
中国有令人骄傲的历史，令人自豪的发明，令人陶醉的音乐，令人震撼的建筑，同时也有令人惊叹的法律，如东亚最早的成文法之一：《唐律疏议》。 《唐律疏议》又称《永徽律疏》，是唐高宗永徽年间完成的一部极为重要的法典。高宗永徽二年(公元651年)，长孙无忌、李绩等在《贞观律》基础上修订，如将原《贞观律》名例篇中的“言理切害”，更为“情理切害”，并作郑重说明：“旧律云言理切害，今改为情理切害者，盖欲原其本情，广思慎罚故也。”最终，奏上新撰律12卷，是为《永徽律》。鉴于当时中央、地方在审判中对法律条文理解不一，每年科举考试中明法科考试也无统一的权威标准的情况，唐高宗在永徽三年下令召集律学通才和一些重要臣僚对《永徽律》进行逐条逐句的解释，“条义疏奏以闻”，继承汉晋以来，特别是晋代张斐、杜预注释律文的已有成果，历时1年，撰《律疏》30卷奏上，与《永徽律》合编在一起，于永徽四年十月（公元653年）经高宗批准，将疏议分附于律文之后颁行。计分12篇，共30卷，称为《永徽律疏》。至元代后，人们以疏文皆以“议律”字始，故又称为《唐律疏议》。由于疏议对全篇律文所作权威性的统一法律解释，给实际司法审判带来便利，以至《旧唐书·刑法志》说当时的“断狱者，皆引疏分析之”。疏议的作用至重，学者杨鸿烈在《中国法律发达史》一书中认为，“这部永徽律全得疏议才流传至今”。 《唐律疏议》总结以往各王朝的立法经验及其司法实践，折中损益，使之系统化和周密化，故其立法比较审慎，内容比较周详，条目比较简明，解释比较确当。其立法理论依据儒家学说，并以封建伦理道德为其法律思想基础，因此是维护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调整各方面社会关系的主要工具。为以后历代刑律的蓝本。通过唐朝与周边各国频繁通使和文化交流，《唐律疏议》对古代亚洲各国法典亦产生重大影响。古代日本、朝鲜、越南等国的立法，大都摹访《唐律》。国际法制史学者将《唐律疏议》与欧洲的《罗马法》相提并论，并视之为古代“中国(华)法系”的代表著作。 《永徽律疏》是中国现存第一部内容完整的法典，也是中国古代法典的楷模和中华法系的代表作，在世界法制史上具有很高的声誉和地位，可以说是世界中世纪法典的杰作。唐律的内容承前启后，在总结前人的立法成果和经验的基础上形成，并且开创了中国古代法典中法律与历史结合的先河。 在中国法制史上，唐律居于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无论是立法思想、原则、篇章体例，还是法律内容，都承袭了以往各代立法的成果，是前朝立法之集大成者，同时又有所发展和创新，使唐律熔封建法典之共性与自身发展完善之特性于一体，以“一准乎理，而得古今之平”著称于世，成为完备的封建法律形态。《唐律疏议》总结了汉魏晋以来立法和注律的经验，不仅对主要的法律原则和制度作了精确的解释与说明，而且尽可能引用儒家经典作为律文的理论根据。《唐律疏议》的完成，标志着中国古代立法达到了最高水平。 作为中国封建法制的最高成就，《唐律疏议》全面体现了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水平、风格和基本特征，成为中华法系的代表性法典，对后世及周边国家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同时，因此前的《贞观律》等至今都已轶失，所以，《唐律疏议》成为中国历史上迄今保存下来的最完整、最早、最具有社会影响的古代成文法典。在中国古代立法史上占有最为重要的地位。
唐朝的货币
唐王朝建立后，迅速出台了自己的铸币政策。武德四年（621年）七月，“废五铢钱，行开元通宝钱，径八分，重二铢四絫，积十文重一两，一千文重六斤四两”。确立了国家铸币的法币地位。同时，又继承魏晋南北朝时期以绢帛为货币的传统，实行了“钱帛兼行”的货币制度——钱即铜钱，帛则是丝织物的总称，包括锦、绣、绫、罗、绢、絁、绮、缣、紬等，实际上是一种以实物货币和金属货币兼而行之的多元的货币制度。 唐政府不断出台严厉打击私铸和滥铸等的法令，并禁断使用恶钱，但是由于铜钱供应量严重短缺，币值不断上升坚挺，私铸和滥铸有暴利可图，所以成效并不理想。 两税法实行以后社会发展中长期存在的一大矛盾，突出表现为钱重物轻即所谓“钱荒”问题的不断恶化。 唐代大城市中出现了柜枋和飞钱。柜枋经营钱物寄付，在柜枋存钱的客户可以凭书贴（类似于支票）寄付钱财。这些都说明了商业在唐朝中期的繁荣。唐末，因为黄巢之乱和藩镇战争，户数锐减，社会经济规模再也未能达到开元盛世的水平。 “开通玄宝”是唐代最后一种钱，直径2.2厘米，大小和乾元重宝小平钱相似，钱文隶书，光背无文。据史书记载为桂阳钱监所铸，数量极少。因其钱文为“玄宝”，一般认为是功德钱，是为讨信佛的唐懿宗欢喜所铸。 开元通宝是唐朝时期的主要流通货币，铸行了近三百年，时间长，数量大，版别也较多，但绝大多数为小平钱，大钱非常罕见，也有争论。据《新唐书·食货志》记载：唐德宗建中初，掌判度支(财政官员)赵赞采连州(今广东连县)白铜钱大钱，一当十，以权轻重。这里说的当十大钱，未见过实物。陕西去年曾发现一种开元通宝大钱，径长3厘米，不是新出土的，铜质非今日所见之白铜。在《历代古钱图说》中有一种唐代开元大钱拓本，钱径4.2厘米，钱文笔画清秀，隶书体，不知是否为史料中所说的白铜大钱。关于开元大钱应进一步研究。
唐朝历史上的的天子九迁
唐朝国力强盛，巅峰时期万国来朝，中外文化交流频繁，百姓安居乐业，但时过境迁，中后期的唐朝日渐衰落，国都难保，因此出现了天子九迁的情况。 1、天宝十五年（750年）七月，安禄山攻陷长安，玄宗李隆基自长安逃亡蜀中。安史之乱发生后，756年，唐玄宗在不明前线军情的情况下，一再催促胡将歌书舒翰向叛军进攻，结果导致其部在灵宝陷入安禄山叛军埋伏，几乎全军覆没。消息传到长安，在杨国忠建议下，6月13日，玄宗携杨贵妃、杨国忠等后宫和少数大臣逃出长安奔向成都，第二天早朝百官才发现皇帝已经将他们抛弃。 2、广德元年（763年），吐蕃乘大唐平安史之乱无暇西顾之机，攻占河、陇广大地区。程元振隐情不报，至是年十月，吐蕃攻到奉天（今陕西乾县）、武功，京师震骇，代宗以子仪为关内副元帅，出镇咸阳（今咸阳东北）抵御。未及集兵，吐蕃率吐谷浑、党项、氐、羌等20万众渡渭水逼近长安。李光弼兵10万惧而不敌，代宗李豫弃长安出走陕州（今河南省三门峡市），吐蕃立傀儡皇帝李承宏（金城公主之侄），停留15日，引兵西退。 3、建中三年（782年），节度使李希烈叛乱，建中四年（783年）八月发兵三万，围攻襄城（今河南襄城）。德宗从西北抽调泾原（治所在今甘肃泾川县北）的兵马去救援襄城。十月，泾原节度使姚令言带了五千人马途经京城长安。适逢天降大雨，泾原兵士全身都湿透了，冻得发抖。而唐朝廷派京兆尹王翔犒赏军队。王翔带给军队的尽是粗米咸菜。泾原兵士大怒，产生了哗变，鼓噪攻入长安城。姚令言正要入朝辞行，听说部下哗变后，急忙赶来劝解士兵说：“诸君失计！东征立功，何患不富贵，乃为族灭之计乎！”德宗也急忙派宦官带着二十车钱帛去慰劳兵士，想亡羊补牢，稳定局势。然而，激怒的泾原兵士已经完全失去了理智，不但杀死了宦官，还用兵器胁迫姚令言向西进兵。乱军入城后，立即开始冲击皇宫，皇宫的禁卫军无法抵抗，德宗仓皇逃往奉天，叛军迎朱泚为主，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泾师之变”。 4、广明元年十二月（881年），黄巢起义军攻入长安，僖宗南逃成都。880年，黄巢军到达潼关，未经过大的战斗，唐军便“喧噪烧营而溃”，长安危在旦夕。僖宗得知后异常恐慌，君臣相对哭泣，束手无策，大宦官田令畋挟持僖宗和部分后宫狼狈逃出长安，后来黄巢军攻占长安。 5、光启元年（885年），僖宗宠信的宦官田令孜因企图从河中节度使王重荣手中夺得池盐之利而与之交恶，田便联合邠宁节度使朱玫和凤翔节度使李昌符向王重荣开战。王重宗则求救于太原李克用，二人联手大败朱玫和李昌符，进逼长安。神策军溃散，僖宗于光启元年十二月逃亡到凤翔（今陕西宝鸡），长安城遭受诸道兵马的抢掠剽剥。 6、景福二年（893），昭宗以藩臣跋扈，天子孤弱，同大臣商议，决定改组禁军，由唐朝宗室诸王充当禁军首领，任用覃王李允为京西招讨使，神策都指挥使李副之。当时凤翔节度使李茂贞干预朝政，昭宗任命宰相杜让能与神策中尉西门重遂等商议出兵讨代之。全军五十四都屯守长安以西的兴平抗击叛军。但这支神策新军毫无战斗力，不战而溃，李茂贞乘胜进犯京师。昭宗不得己，处死神策中尉西门重遂，李茂贞才退回凤翔。乾宁元年（894年），凤翔节度使李茂贞勾结邠宁节度使王行瑜、华州节度使韩建共同出兵攻打长安，逼迫昭宗将宰相韦昭度、李磎处死。当时邠州节度使王行瑜党羽想劫唐昭宗到邠州，凤翔节度使李茂贞党羽想劫唐昭宗到凤翔，长安城内一片混乱，唐昭宗出城逃奔终南山石门。太原节度使李克用闻讯发兵南下，杀了邠宁节度使王行瑜。李茂贞知道打不过李克用的沙陀军队，便杀掉养子李继鹏，向昭宗谢罪，以此来息事宁人。李克用领兵回太原时说：“不杀李茂贞，京师一带便无宁日！” 7、乾宁二年（895年），河中节度使王重盈死后，其子王珙与其兄王重荣之子王珂争夺节度使之位。实力强大的河东节度使李克用支持王珂，昭宗便将节度使给了王珂。李茂贞支持王珙，由此大为不满，乾宁三年发兵攻入长安，昭宗仓促离开长安，打算逃去太原投奔李克用，不料途中被华州节度使韩建劫持。韩建恐吓昭宗说：“车驾渡河，无复还期。”之后，昭宗完全失去了人身自由，被强行滞留在华州两年有余。 8、天复元年冬（901年），朝官与宦官的矛盾尖锐化，宰相崔胤召朱温入关，谋诛宦官；这正中朱温下怀，他立即带兵出发，到河东时，先上书请昭宗去东都洛阳。宦官韩全诲等人闻讯后大惊，干脆先下手为强，劫持昭宗及其家属到凤翔投靠李茂贞。朱温率兵入关中后，首先打败华州节度使韩建，取得华州，随后进入长安城。天复二年（902年），朱温带兵围困凤翔，与凤翔李茂贞为争夺昭宗展开了激战。 9、天复四年（904年），朱温逼迫昭宗和百官离开长安和关中，并将他们迁往洛阳。凤翔孤立无援，城中粮食断绝，又遇严寒大雪，城中军民大量冻饿而死。昭宗也不得不在行宫自磨粮食，每天磨豆麦喝粥，以求生存。凤翔百姓更惨，吃人的现象普遍发生。天复三年（903年）正月，李茂贞实在没法再守下去了，将韩全诲等二十多名宦官斩杀，将他们的首级送给城外的朱温，同时将昭宗也交给了朱温。天复四年正月，朱温将昭宗迁到由他控制的重建的东都洛阳。在途中杀害了所有剩下来的皇帝侍从。八月，朱温密令朱友恭、氏叔琮等人弑杀昭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