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研读唐史之人也许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士族不愿娶公主为妻。是公主太过高贵高攀不起还是另有原因,我们透过唐代正史、笔记的有关记载,可以了解这一点。1、唐代士族不愿娶公主为妻 《旧唐书》卷一四七《杜佑传》附《杜悰传》:“(宪宗为长女岐阳公主选驸马)令宰臣于卿士家选尚文雅之士可居清列者。初于文学后进中选择,皆辞疾不应“。 《东观奏记》卷上:“万寿公主,上(按:指宣宗)女,钟爱独异。将下嫁,命择郎婿。郑颢,相门子,首科及第,声名籍甚,时婚卢氏。宰臣白敏中奏选尚主,颢衔之,上未尝言。大中五年,敏中免相,为邠宁都统。行有日,奏上曰:’顷者,陛下爱女下嫁贵臣,郎婿郑颢赴楚州,会有日。行次郑州,臣堂贴追回,上副圣念。颢不乐国婚,衔臣入骨髓。臣在中书,颢元如臣何;一去玉阶,必媒孽臣短,死于种矣!’上曰:’联知此事久,卿何言之晚耶?’因命左右便殿中取一柽木小函子来,扃锁甚固。谓敏中曰:’此尽郑郎说卿文字,便以赐卿。若听颢言,不任卿如此矣!’“ 宪宗选尚公主,士族子弟“皆辞疾不应“;白敏中奏选相门之子郑颢尚主,结果,“不乐国婚“的郑颢对白敏中恨之入骨,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出唐代士族之家对于尚主事的态度。其实,不仅士族如此,甚至连隐士也不肯娶公主为妻,请看《明皇杂录》卷下的记载: “时玄宗欲令(张果)尚主,果未之知也,忽笔谓二人(按:指王迥质、萧华)曰:’娶妇得公主,甚可畏也。’迥质与华相顾,未谕其言。俄顷有中使至,谓果曰:’上以玉真公主早岁好道,欲降于先生。’果大笑,竟不承诏,二人方悟向来之言。“ 2、唐朝士族不愿娶公主为妻的原因 首先是由于服丧之礼的规定。在五服之中,斩衰是最重要的一种,齐衰次之。《新唐代》卷二十《礼乐十》规定:妻死,夫服“齐衰杖周“之礼(指居丧持杖周年)。但是如果妻子是公主,丈夫就必须为之服斩衰三年,唐文宗时,杜悰就曾遇到这一问题。《新唐书.杜佑传》所附《杜悰传》记载:“开成初, (杜悰)入为工部尚书、判度支。属岐阳公主薨,久而未谢。文宗怪之,问左右。户部侍郎李珏对曰:’近日驸马为公主服斩衰三年,所以士族之家不愿为国戚者,半为此也。杜悰未谢,拘此服纪也。’“李珏向文宗提出这种现象以后,文宗惊愕之余,下诏改制:“(文宗)诏曰:’制服轻重,必由典礼。如闻往者驸马为公主服三年,缘情之义,殊非故实,违经之制,今乃闻知。宜令行杖周,永为通制。’“至此,驸马为公主服斩衰三年的情况才得以改变。 其次,门第观使然。有唐一代,尤其是唐初至中唐,重视门第,这是不争的事实。笔者以为,唐人所谓门第之高,不仅仅指拥有显赫的权位,而且指具有优良的家族文化传统、家法门风以及令人钦羡的婚姻关系。对照上述几个标准,我们发现,在权位方面,李唐皇室贵不可言,但在文化传统、家法门风上,李氏家族则有所欠缺,不及传统高门望族尤其是山东士族,《汪签隋唐史论稿》曾论及这一问题。 李唐皇室源自突厥,而非汉族,对此,陈寅恪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篇《统治阶级之氏族及其升降》之中已有详细论述。正因为出自胡夷,所以在家族文化上,李唐皇室无法与以往的汉族高门大姓相提并论。此外,在婚恋问题上,李唐皇室也继承了胡夷之风,显得过于自由乃至放纵。笔者据《新唐书. 诸帝公主传》初步统计,唐代至少有26位公主改嫁,其中定安公主、齐国公主更是三嫁。太宗纳弟媳杨氏为妇,高宗以父亲宫中的才人武媚娘为皇后,玄宗强占儿媳杨玉环,武则天公开招面首,都是众人皆知的事实,宋代朱熹曾经说过:“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朱子语类》卷一三六《历代类》三)山东士族重视文化、门风,如时人称颂柳公绰:“仆射柳元公家行,为士林仪表。“(《因话录》卷二)从门第观角度来说,唐代传统士族看不起皇室的门第、鄙视皇室的文化传统、家法门风。 李唐皇室对待山东士族等传统高门的心情是复杂的,既排抑之,又钦羡之。他们在登上皇位之后不久,便急于抬高皇族门第,压低崔氏等山东高门,太宗命人修撰《氏族志》一事即为明证。《贞观政要》七《论礼乐》:“(太宗自称)我今定氏族者,诚欲崇树今朝冠冕,何因崔民干犹为第一等,只看卿等不贵我官爵耶!不论数代已前,只取今日官品、人才作等级,宜一量定,用为永则。“同时,李唐皇室又希望与具有良好文化传统、家法门风的士族结姻,但常常遭到士族的拒绝。山东士族看重婚姻,唐人柳芳说过:“山东之人质,故尚婚娅。“(《新唐书. 儒学传. 柳冲传》附传)他们本来就“耻与诸姓为婚“(《太平广记》卷一八四《七姓》),再加上鄙弃皇室的文化传统、家法门风,所以不愿与皇室联姻,既不愿意嫁女于皇室(参见《太平广记》卷一八四《卢氏杂说.庄恪太子妃》条), 也不愿娶公主为妻。 最后,不少公主不修妇礼,在社会上造成不良的甚至是恶劣的影响。唐朝公主豪侈、骄纵者有之,专横、淫荡者有之,妒悍、残暴者也有之,公主不修妇礼的情况不仅存在,而且并不少见,这在历朝历代中是一个比较奇特的现象,它与北朝以降的“胡风“也有着密切的联系。翻开《新唐书.诸帝公主传》,我们可以看到, 长广公主“豪侈自肆“;合浦公主“负所爱而骄......见(浮屠辩机)而悦之,具帐其庐,与之乱“;魏国宪穆公主“恣横不法,帝(按:指德宗)幽之禁中“;襄阳公主“纵恣,常微行市里。有薛枢、薛浑、李元本皆得私侍“;宜城公主“下嫁裴巽。巽有嬖姝,主恚,刵耳劓鼻,且断巽发“。在这帮不法公主当中,以太平公主、安乐公主二人最为突出,二人豪侈浪费,生活奢华,贪淫放纵,卖官鬻爵,干预朝政,排斥异己,声名狼籍,以至到唐宣宗时,还以此作为教导公主的反面教材:“(万寿公主)每进见,上常诲曰:’无轻待夫,无干预时事。’又降御札勖励,其末曰:’苟违吾戒,当有太平、安乐之祸。汝其勉之!’“(《唐语林》卷一)公主不修妇礼,甚至专横、淫荡、残暴,使士族之家望而生畏,怎敢攀龙附凤?唐宣宗曾经意识到这一点,他要求公主谨修妇礼,《幽闲鼓吹》记载: 宣宗嘱念万寿公主,盖武皇世有保护之功也。驸马郑尚书(颢)弟顗尝有疾,上使讯之。使回,上问公主视疾否,曰:“无。““何在?“曰:“在慈恩寺看戏场。“上大怒,且叹曰:“我怪士大夫不欲与我为亲,良有以也。“命召公主至。公主走辇至,则立于阶下,不视久之。主大惧,涕泣辞谢。上责曰:“岂有小郎病乃亲看他处乎?“立遣归宅。毕宣宗之世,妇礼以修饰。我们从宣宗的感叹声中可以窥知,公主不修妇礼,也是士族之家不愿与皇室结亲的重要原因之一。

教育乃一国之本,只有好的教育才能让国家长足的发展下去,因为年轻人是祖国的未来。现代主管教育的国家部门就是教育部,那么在古代是什么部门来主管教育呢?从唐代开始,国子监就是主管教育的部门,该制度一直沿用到清朝科举制被废除为止。 1、国子监是干什么的 国子监是唐朝政府主管的教育机关,驻长安城的务本坊。国子监制度并非固有,也并非不变。它在唐高祖至中宗时几次变更,最终在唐中宗神龙元年成熟稳定,并得以延续一千余年,至清。唐朝的大学,在唐玄宗时增加了一所广文馆,不过唐之大学一般指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书学,律学,算学。此六学皆隶国子监。其为唐政府主管的教育机关,驻长安城的务本坊。 2、唐代国子监制度的发展 国子监制度在唐高祖时为国子学,隶太常寺。至唐太宗贞观元年,公元627年,国子学从太常寺独立出来,为国子监。唐高宗时,先改国子监为司成馆,后又恢复为国子监。至唐武则天光宅元年,公元684年,再改国子监为成均监。武则天崩,唐中宗即皇帝位,遂又恢复为国子监。事在唐中宗神龙元年,公元705年。国子监制度终于成熟稳定,并得以延续一千余年,至清。清末废科举,遂立学部,出现了大学堂,于是国子监就只掌文庙辟雍典礼。唐也有二石经立国子监,一是唐玄宗所书并作序且作注的台石孝经,二是唐文宗支持所制之开成石经,以供生员学习。国子学是唐朝的最高学府,设国子博士5人,正五品上,设助教5人,从六品上。一般百姓子弟,不当有入国子学的念头。国子学所招生员,全是贵族。其以儒家经典为课业。太学也是唐朝的最高学府,设太学博士6人,正六品上,设助教6人,从七品上。太学所招生员,包括五品以上子孙,职事官五品期亲若三品曾孙,勋官三品以上有封之子。留学生多在太学读书,凡高丽,百济,新罗,日本,高昌,吐蕃,都曾经有生员于斯学习。四门学属于高等学府,设博士6人,正七品上,设助教6人,从八品上,设直讲4人。四门学所招生员,包括勋官三品以上无封之子,四品有封之子,七品以上之子。庶人之子,有奇才的,也可以入四门学。仍以儒家经典为课业。唐朝近乎300年,不同阶段所招生员不尽相等。唐太宗时,生员多达3260人,唐玄宗时,生员也多达2210人。 国子监的设立是科举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国子监下属的学府也为科举考试输送人才。接收外国留学生也算是唐朝的特色,唐朝的包容和开发也在此体现。

玄武门是隋唐京师长安城太极宫和大明宫的北门,隋唐长安城有两座玄武门,一座遗址在大明宫北面,另一座遗址在太极宫北。而唐代长安城共发生三次政变在大明宫玄武门。 说到大唐,免不了就要提到玄武门。玄武门这地儿不太平,唐代政变中先后有三次在大明宫“玄武门之变”。最著名的一次是秦王李世民发动的。所以,后来的人一提到“玄武门之变”,就是指李世民发动的这一次。这次政变也是一桩皇室兄弟间自相残杀的血案。 看到这儿您要问了,怎么政变都选在玄武门?是这地儿邪门儿?还是巧合?都不是。唐初的玄武门是长安太极宫城的北门,是保卫皇宫的禁卫军驻扎重地,也是出入内宫的必经之地。而太极宫是唐初的政治中心,唐高祖李渊和太宗李世民统治时期,主要在这里活动。太极宫的北门是玄武门,而南门是正门,又叫承天门。它正对长安城的中轴线天街和朱雀大街。门外与皇城之间,是一个宽达四百四十米的广场。唐王朝的许多重大朝外活动都在此举行,譬如改元、大赦、元旦、冬至大朝会,以及阅兵和受俘等时,皇帝都是登上承天门,文武百官群集广场,场面非常雄伟壮观。 所以玄武门不邪门儿,而是一个战略要地,一旦发动政变,谁占领这个宫门,谁就在军事上处于优势地位。每一桩血案,每一次宫廷政变都有一个或多个诱因。那么玄武门血案的诱因是什么?是什么导致了皇族兄弟间的残杀这得从皇子们的爹娘说起。 咱们先说李渊,他出身贵族,是隋文帝杨坚的外甥,杨坚是他的姨夫。隋炀帝即位后,十分器重李渊。李渊也不含糊,做过刺史,在隋炀帝即位之初做了荥阳、楼烦两个郡的太守,这两个地方,一个在今天的河南荥阳,一个在今天的山西静乐县,后来,李渊还担任过殿内少监、卫尉少卿。 大业九年(公元613年),隋炀帝征伐高丽时,李渊在怀远镇督运粮草。这个时期,李渊奉命镇守弘化郡,就是今天的甘肃庆阳县。在这个地方,李渊广交天下豪杰,引起隋炀帝的猜疑。于是,公元615年,李渊被调任山西、河东,到达龙门时,遇上了毋端儿农民起义,李渊领兵击败了起义军,收编万余人,实力大增。第二年,他升为右骁卫将军,任太原道安抚大使,从此落脚太原,经营后来的起家之地。 到了大业十四年(公元到618年)五月,隋炀帝的右屯卫将军宇文化及在江都兵变,勒死了隋炀帝。然后立当时的秦王杨浩为帝,自己做大丞相。随后领兵十万北上,但被李密打败,宇文化及败走魏县(今河北大名东),毒死杨浩,自己称帝,建立郑国,第二年,过了一把皇帝瘾的宇文化及在聊城被窦建德杀死。 隋炀帝一死,李渊在618年(武德元年)逼隋恭帝杨侑禅位,称帝建立唐朝,改年号为武德,定都长安。在建立唐朝一统江山的险恶斗争中,李渊的子女一直跟随他一同战斗。李渊和皇后窦氏共生了四子一女。长子李建成,次子李世民,三子李元霸,四子李元吉,女儿是平阳公主。四个儿子当中,三子李元霸不幸早早地夭折了。 李渊的夫人皇后窦氏也出身名门。窦氏的父亲窦毅在北周是上柱国,上柱国相当于大将军,是军事武装的高级统帅。而窦氏的母亲是北周武帝的姐姐襄阳长公主,所以窦氏也是武帝的外甥女。这个窦氏不得了。在隋文帝杨坚取代北周时,窦氏曾恨恨地说:“我恨自己不是男子,无法为舅舅家扫除祸患。”吓得父亲赶紧捂住她的嘴:“别胡说!这是灭门之罪!” 后来,窦氏大了要出嫁,知女莫若父,窦毅很清楚自个儿这千金不是个等闲之辈。什么样儿的男人才配得上她呢?琢磨来琢磨去,窦毅想了个辙——比武招亲。他让人在门屏上画了两只孔雀,凡是两箭各射中一只孔雀眼睛的,就招为女婿。参赛人员不少,李渊也在。前边有几十人都没有射中,到李渊这儿两箭都射中了。窦毅很欣慰,便让女儿嫁给了李渊。 这桩婚事蛮不错,李渊和窦氏堪称绝配。窦氏既聪明又有远见。有一回,隋炀帝看到李渊皱纹满脸,便随口开玩笑说李渊是“阿婆”。意思就是说李渊像个老太婆。李渊揣了一肚子闷气回到家,把事儿跟窦氏一说,窦氏喜滋滋道:“这是吉兆啊,你继承的是唐国公,‘唐’便是‘堂’,‘阿婆面’就是指‘堂主’啊!”窦氏指的是李渊将来要做皇帝,取代隋炀帝。而且,这说明隋炀帝对李渊不存戒备,谁会担心一个老太婆造反呢?窦氏这个文字游戏让李渊很开心。 还有一回,李渊得了不少骏马,窦氏劝他将马献给隋炀帝,说皇上喜欢鹰和马,您是知道的,现在应该把骏马献给皇上,不该自己留着,招人闲言诬陷。李渊有点儿抠,舍不得这些骏马,后来果真被隋炀帝责问。窦氏在45岁时去世,李渊琢磨亡妻的话,越琢磨越觉得有道理,于是就经常给隋炀帝送骏马送鹰犬,隋炀帝果然非常高兴,很快升李渊为将军。李渊流着泪对儿子们说:“我如果早点听你们母亲的话,早就当上将军了。” 想想看,这样的父母,这样的家庭,造就出来的孩子会是省油的灯吗?太子李建成和秦王李世民,包括李元吉,都有巨大的抱负和能力。说句公道话,李渊的这三个儿子,都具有继承皇位,治理国家的能力。但咱也知道一道理,凡事都有好坏两面,三个儿子都是能人,可一山不容二虎,除非一公一母,何况三虎?为了皇位,三兄弟死掐是在所难免的。这是玄武门血案的诱因之一。 另一个诱因则在李渊身上。李建成和李世民这两个儿子,都是他的最爱。李世民,在武德二年(公元619年)七月率军攻打王世充的时候,才22岁。别看年纪轻,却能知人善任,有雄才有胆略,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大破王世充、生擒窦建德,平定河南、河北。为统一大唐江山立下赫赫战功。而李建成也相当精明强干,由于他的身份是太子,主要协助李渊处理京城内的政事,才干主要显示在处理政务上,功绩也不小。 单论战功,李世民是明显大于太子李建成的,在军政各界威望很高。李世民当然不甘心只当一个区区的秦王,他的内心对皇位充满了渴望。李渊心里明镜似的,态度却实在叫人无奈。这位当爹的选择了中立。中立,看着是爱好和平,实际上就是袖手旁观,站一边冷眼看别人掐架。 这里有一个插曲。唐旧史里记载,说在晋阳起兵时,李渊曾向李世民许诺:“若事成,则天下皆汝所致。当以汝为太子。”大白话就是:如果战斗胜利,天下是你打下来的,我就废了太子李建成,封你为太子。客观地说,这个记载基本上不靠谱。当初密谋起兵,连胜负都无法预料,怎么就把废立太子的事儿提到会议上来了? 因此,李渊没给过李世民任何允诺,但他知道儿子的欲望。明摆着,秦王功勋卓著,才能出众。要不是必须按照嫡长子继位制安排继承人,李世民继承皇位也是名正言顺的。可偏偏李建成“游泳”游得快,率先来到这世上,被立为太子。你李世民再强,仗打得再牛,也只能当秦王,一等的亲王爵,你要觊觎皇位就叫贪婪,就叫狼子野心。为了满足孩子的野心,也为了抢救两兄弟日益恶化的关系,李渊别出心裁,给李世民搞了个“天策上将”封号,这个头衔,不过就是一个独立的向皇帝负责的军事策略参谋官,是一种拥有武将品阶的文官。仨锦旗改一被面儿,光环巨亮不值什么,与太子的封号相比,压根儿就不在一个档次。 李渊这一手并没有从根本上安抚李世民。为了缩短太子和李世民在军功上的差距,在武德七年(公元624年)的时候,李渊特意派李建成去讨伐引突厥入侵大唐的刘黑闼。

古代数学著作有很多,标志着数学发展一直在不断取得突破,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古代数学造诣是领先世界的。《缉古算经》是汉族古代数学著作之一,由王孝通编撰。 王孝通是唐代初期数学家。根据《旧唐书》、《新唐书》以及《唐会要》的记载,王孝通出身于平民,唐高祖武德年间(公元623年前后)担任算学博士,奉命与吏部郎中祖孝孙校勘傅仁钧制订的《戊寅历》,提出异议30余条,被提升为太史丞。王孝通把毕生的精力都用在数学的研究方面。称得上是这一时期最伟大的数学家。他的最大贡献是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写作了《缉古算术》。王孝通撰《缉古算经》唐武德八年(625)五月,王孝通撰《缉古算经》在长安成书,这是中国现存最早解三次方程的著作。 王孝通所著《缉古算术》,被用作国子监算学馆数学教材,奉为数学经典,故后人称为《缉古算经》。全书一卷(新、旧《唐书》称四卷,但由于一卷的题数与王孝通自述相符,因此可能在卷次分法上有所不同)共二十题。 在中国数学史上,《缉古算经》是中国现存最早介绍开带从立方法的算书,它集中体现了中国古代汉族数学家早在公元七世纪在建立和求解三次方程等方面所取得的重要成就。在西方,虽然很早就已知道三次方程,但最初解三次方程是利用圆锥曲线的图解法,一直到十三世纪意大利数学家菲波那契才有了三次方程的数值解法,这比王孝通晚了六百多年。王孝通对自己的研究成果十分得意。他在《上缉古算经表》中批评时人称之精妙的《缀术》曾不觉方邑进行之术全错不通,刍甍方亭之问于理未尽",由于《缀术》已经失传,王孝通的说法是否正确,已无从查考,但想来恐有失偏颇。他还宣称,"请访能算之人考论得失,如有排其一字,臣欲谢以千金",这又未免有些过于自信。以后,宋元数学家创立了天元术、四元术和高次方程数值解法等,取得了更加辉煌的成就。

说唐朝是个开放的王朝,为实至名归。甚至在用人用兵上,都有不少的少数民族名将,甚至还有向异族借兵征伐敌对势力的先例。唐朝军队是一支融合了各少数民族的“混合部队”,除突厥,契丹,高丽等少数民族外,甚至还夹杂着大量波斯人。 最明显的就是唐中后期,玄宗事情,唐王朝大肆扩张,其中少数民族将领更是发挥了生力军的作用,著名的有西北边疆的高仙芝,高句丽人,还有长期在前线和吐蕃对抗的突厥族名将哥舒翰,将盛唐破坏的资历破碎的胡人安禄山与史思明,和郭子仪一起再造大唐的契丹人李光弼,以及后来那个对大唐念念不忘最后建立后唐的沙陀名将李克用,李存勖父子,这些都是知名的胡将,由此可见唐军中胡人从军已经成为一道绮丽的景色, 唐朝之所以伟大并不单纯是汉人的功劳!唐朝军队是一支融合了各少数民族的“混合部队”,除突厥,契丹,高丽等少数民族外,甚至还夹杂着大量波斯人(波斯帝国被“黑衣大食”所灭后,一位波斯王子逃亡到唐朝寻求政治避难得到唐太宗恩准,被亡了国的大量波斯人涌现到中国,据记载当时长安的酒馆的“胡姬”随处可见!唐代诗人也经常拿这个当素材!他们和汉人相融合逐渐形成一个新的民族“回族”),阿拉伯曾向唐朝要求交出波斯王子被唐太宗严词拒绝,从此阿拉伯就和唐朝结下了粱子,后来一直暗地里支持吐蕃对付唐朝,甚至直接出兵助战!唐朝曾数次大败吐蕃和大食(阿拉伯)联军!唐朝军队中雇佣军数量也占据了近五分之一,所以也涌现出了许多杰出的少数民族将领!唐代,留居中国的外族人空前之多,将相、官员、富商中外族人也很多。唐朝的宰相,有29 人是外族人。大臣和大将中,突厥人有阿史那社尔、阿史那思摩、执失思力、阿史那承庆、阿史那弥射、斛瑟罗等;沙陀人有沙叱阿博、沙叱忠义,而李国昌,李克用竟然封王;回纥人有契必何力、浑释之、李思义,而仆固怀恩、浑瑊、李光颜、王庭凑竟成为有大功于唐朝的名将;奚人和契丹人中有张孝忠、李宝臣、李唯岳、史宪臣、孙万荣、孙孝哲、李楷洛,而李光弼竟成为与郭子仪齐名的再造唐室的统帅;高丽、百济、新罗人有泉男生、高仙芝、王思礼、李思道、黑齿常之、金人问、李元佑等;中亚九国有康国人康待宝、康日知;安国人李国臣、骆光先、安禄山;何国人何稠、何潘仁;天竺(印度)人瞿昙谦、瞿昙悉达;日本人也很多,最著名的是官至左散骑常侍、北海郡公的阿部仲麻吕,凡此等等,不胜枚举,其中的名将有: 李思摩(阿史那思摩,“颉利”可汗的兄弟,突厥) 阿史那社尔(突厥贵族) 执失思力(突厥) 斛瑟罗 (突厥) 阿史那弥射(突厥) 哥舒翰(突厥) 安禄山(叛唐) 史思明(叛唐) 黑齿常之(朝鲜) 高仙芝(朝鲜) 李光弼(契丹) 契必何力(回纥) 仆固怀恩(铁勒) 阿跌光进(浑瑊) 李克用(朱耶氏)(沙延驼) 李存勖(李克用之子) 李怀光(渤海靺鞨人) 李国昌(沙陀人) 阿部仲麻吕(日本人,汉名"晁衡") 唐太宗时期突厥人以及少数民族的任职官员占据了整个朝廷的们五分之一!唐的驸马左骁卫大将军毕国公阿史那社尔相当于唐太宗的贴身侍卫,甚至可以提刀面见唐太宗!而唐太宗病故时将军竟自殉以“卫太宗皇陵”,要知道他的国家可是被唐太宗给消灭了的!还有魏征,尉迟恭等等不胜枚举,他们以前也是太宗的死敌!历史上能让亡了国的仇人能如此忠心耿耿效力于本方的也只有李世民一人能做到!

不同朝代有不同的制度,那么要让后人了解、比较这些制度,就必须有人把他们作一个详尽的记录。史学家杜佑编写的《通典》就是一部杰出的典章制度专史。 《通典》是唐代政治家、史学家杜佑所撰,共二百卷。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体例完备的政书,“十通”之一。记述唐天宝以前历代经济、政治、礼法、兵刑等典章制度及地志、民族的专书。唐杜佑撰,共二百卷,内分九门,子目一千五百余条,约一百九十万字。 《通典》在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是典章制度专史的开创之作。杜佑以前的典章制度史,基本集中于纪传体史书中的书志部分。在史实容量和撰述体例上都有诸多的限制,无力承担完整记述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发展变化历史的任务。而《通典(全5册)》把这一体裁独立出来,为这一体裁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天地。从此典制史成为传统史学中的一个重要门类。 它专叙历代典章制度的沿革变迁,从远古时代的黄帝起,到唐玄宗天宝末年止(肃宗、代宗以后的变革,有时也附载于注中),分为九类,以食货居首,次以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每类又各分子目。对于历代典章制度,都详细地叙述了它们的源流,有时不但列入前人有关的议论,而且用说、议、评、论的方式,提出自己的见解和主张。

《资治通鉴》大家都很熟悉了,但是有“小《资治通鉴》”之称的《长短经》大家恐怕就不太清楚了。作为一本集历代政治权谋与驭人术大成之作,此书一直以来都有着极重要的研究价值。 《长短经》又称《反经》,是一本实用性韬略奇书,由唐代赵蕤所著。它以唐以前的汉族历史为论证素材,集诸子百家学说于一体,融合儒、道、兵、法、阴阳、农等诸家思想,所讲内容涉及政治、外交、军事等各种领域,并且还能自成一家,形成一部逻辑体系严密、涵盖文韬武略的谋略全书。为历代有政绩的帝王将相所共悉,被尊奉为小《资治通鉴》,是丰富、深厚的汉族传统文化中的瑰宝。 《长短经》是唐代道家末枝纵横家赵蕤编写的一本纵横学著作,亦称为历代有政绩的帝王将相所共悉,被尊奉为小《资治通鉴》。作者赵蕤也因此显名于世,时人称“赵蕤术数,李白文章”。全书共9卷64篇,内容上起尧舜,下迄隋唐,围绕权谋政治和知人善任这两个重心,探讨经邦济世的长短纵横之术,品评前哲先贤的智勇奇谋,引经据典,雄辩滔滔,可谓集历代政治权谋与驭人术大成之作。 《长短经》全书集诸子百家学说,叙历代更迭史实,核心是“论王霸机权,正变长短之术”,作者揉合儒、道、兵、法诸家思想,汇集王霸谋略,形成这么一部文韬武略的谋略全书。原书涉及君臣德行、任人用长,钓情察势、霸略权变等内容,夹叙夹议,史论结合。对那些胸怀大志,追求卓越的现代人来讲,无论奉上御下、结盟御敌,还是公关游说,为人处世等均有极强的借鉴意义 《长短经》的整体框架以谋略为经,历史为纬,交错纵横,蔚然成章,加上译注者深厚的古今汉语功底,使《长短经》行文有如流水、通俗易懂。书中所引的前代著述经史子集几乎无所不包,所引书目中更有今已散佚的著述,如《玉钤经》、吴人张微的《墨记》等。《长短经》集政治学、谋略学、人才学、社会学为一体,以振聋发聩的商论和令人警策的历史教训,为现实生活中的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和实业家提供了卓有成效的谋略武器并展现了无限生机。书中充满了富于洞察力且实用的建议,深入浅出、言简意赅、发人深省。《长短经》这本书兼具了文学、史料、镜鉴三重价值。读《长短经》,以古为镜,慎察既往,以戒今失。春风得意时不会得意忘形,乐极生悲。穷途末路处也许正是柳暗花明时,得失之间,坦然淡定。毛泽东也说《资治通鉴》是权谋,是阳谋,《长短经》是阴谋,是诡谋。不管评价是褒是贬,《长短经》的确深入地剖析了君臣谋略的利害得失,不失为官场学扬名立万的顶级范本。

玄武门之变是中国唐朝武德九年六月初四庚申日(626年7月2日)由唐高祖李渊次子秦王李世民为首的秦王府集团在唐朝首都长安城(今陕西省西安市)大内皇宫的北宫门——玄武门附近发动的一次流血政变。李世民杀死自己的长兄皇太子李建成和四弟齐王李元吉及二人诸子,成为皇太子并掌握实权,旋于同年八月初九甲子日(9月4日)继承皇帝位,是为唐太宗。 唐高祖即位以后,封李建成为太子,李世民为秦王,李元吉为齐王。三个人当中,数李世民功劳最大。太原起兵,原是他的主意;在以后几次战斗中,他立的战功也最多。李建成的战功不如李世民,只是因为他是高祖的大儿子,才取得太子的地位。 李世民不但有勇有谋,而且手下有一批人才。在秦王府中,文的有房玄龄、杜如晦等,号称十八学士;武的有尉迟敬德、秦叔宝、程咬金等著名勇将。太子建成自己知道威信比不上李世民,心里妒忌,就和弟弟齐王元吉联合,一起排挤李世民。 建成、元吉知道唐高祖宠爱一些妃子,就经常在这些宠妃面前拍马送礼,讨她们的欢喜。李世民就没有这样做。李世民平定东都之后,有的妃子私下向李世民索取隋宫里的珍宝,还为她们的亲戚谋官做,都被李世民拒绝了。于是,宠妃们常常在高祖面前说太子的好话,讲秦王的短处。唐高祖听信宠妃的话,跟李世民渐渐疏远起来。 李世民多次立功,建成和元吉更加忌恨,千方百计想除掉李世民。有一次,建成请李世民到东宫去喝酒。世民喝了几盅,忽然感到肚子痛。别人把他扶回家里,他一阵疼痛,竟呕出血来。李世民心里明白,一定是建成在酒里下了毒,赶快请医服药,总算慢慢好了。 建成、元吉想害李世民,但是又怕世民手下勇将多,真的动起手来,占不到便宜,就想先把这些勇将收买过来。建成私下派人送了一封信给秦王手下的勇将尉迟敬德,表示要跟尉迟敬德交个朋友,还给尉迟敬德送去一车金银。尉迟敬德跟建成的使者说:“我是秦王的部下。如果私下跟太子来往,对秦王三心二意,我就成了个贪利忘义的小人。这样的人对太子又有什么用呢。”说着,他把一车金银原封不动地退了。 建成受到尉迟敬德的拒绝,气得要命。当天夜里,元吉派了个刺客到尉迟敬德家去行刺。尉迟敬德早就料到建成他们不会放过他。一到晚上,故意把大门打开。刺客溜进院子,隔着窗户偷看,只见尉迟敬德斜靠在床上,身边放着长矛。刺客本来知道他的名气,怕他早有防备,没敢动手,偷偷地溜回去了。 建成、元吉一计不成,又生一计。那时候,突厥进犯中原,建成向唐高祖建议,让元吉代替李世民带兵北征。唐高祖任命元吉做主帅后,元吉又请求把尉迟敬德、秦叔宝、程咬金三员大将和秦王府的精兵都划归元吉指挥。他们打算把这些将士调开以后,就可以放手杀害世民。 有人把这个秘密计划报告了李世民。世民感到形势紧急,连忙找他舅子长孙无忌和尉迟敬德商量。两人都劝李世民先发制人。李世民说:“兄弟互相残杀,总不是件体面的事。还是等他们动了手,我们再来对付他们。”尉迟敬德、长孙无忌都着急起来,说如果世民再不动手,他们也不愿留在秦王府白白等死。李世民看他的部下十分坚决,就下了决心。 当天夜里,李世民进宫向唐高祖告了一状,诉说太子跟元吉怎么谋害他。唐高祖答应等明天一早,叫兄弟三人一起进宫,由他亲自查问。第二天早上,李世民叫长孙无忌和尉迟敬德带了一支精兵,埋伏在皇宫北面的玄武门,只等建成、元吉进宫。没多久,建成、元吉骑着马朝玄武门来了,他们到了玄武门边,觉得周围的气氛有点反常,心里犯了疑。两人拨转马头,准备回去。 李世民从玄武门里骑着马赶了出来,高喊说:“殿下,别走!” 元吉转过身来,拿起身边的弓箭,就想射杀世民,但是心里一慌张,连弓弦都拉不开来。李世民眼明手快,射出一支箭,把建成先射死了;紧接着,尉迟敬德带了七十名骑兵一起冲了出来,尉迟敬德一箭,把元吉也射下马来。 东宫和齐王府的将士听到玄武门出了事,全部出动,猛攻秦王府的兵士。李世民一面指挥将士抵抗,一面派尉迟敬德进宫。 唐高祖正在皇宫里等着三人去朝见,尉迟敬德手拿长矛气吁吁地冲进宫来,说:“太子和齐王发动叛乱,秦王已经把他们杀了。秦王怕惊动陛下,特地派我来保驾。” 高祖这才知道外面出了事,吓得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宰相萧瑀等说:“建成、元吉本来没有什么功劳,两人妒忌秦王,施用奸计。现在秦王既然已经把他们消灭,这是好事。陛下把国事交给秦王,就没事了。” 到了这步田地,唐高祖要反对也没用了,只好听左右大臣的话,宣布建成、元吉罪状,命令各府将士一律归秦王指挥。过了两个月,唐高祖让位给秦王,自己做太上皇。李世民即位,就是唐太宗。

唐朝政治、经济以及文化都很发达,唐朝也是中国古代最开放的国度,特别是性开放程度非常之高,其具体有三大表现:1、狎妓淫乐成风,市妓十分发达 唐代是中国古代妓业繁荣期,宫妓盛行不衰,地方官妓崛起,家妓普及,市妓发达。朝野上下狎妓淫乐之风盛行,“犹自笙歌彻晓闻”。 唐代宫妓之盛,绝不亚于隋朝,并正式形成教坊妓制度。唐太宗之初宫女是三千人,至唐玄宗时却有“先帝侍女八千人”、“后宫佳丽三千人”之说。玄宗时长安内外共容纳在册教坊妓一万一千四百零九人。其中以宜春院的宫妓级别最高,因为她们常为皇帝表演,被称作“内人”。 上之所好,下之所趣。在李唐最高统治者的影响下,社会上淫佚成风。无论是官府迎来送往、宴宾典礼,还是官员们聚会吟诗、游山玩水,都少不了以妓乐助兴,于是官妓迅速崛起。故北宋张瑞义《贵耳集》说:“唐人尚文好狎”。官妓隶属于各级官府,又称“官使妇人”、“官使女子”等,至中唐时已普及到州、府、郡乃至县级衙门。崔颢《得体歌》诗序曰:“先是民间戏唱得体歌,及新潭成,陕且尉崔成甫乃翻此调为得宝歌,集两县官伎女子唱之。” 官僚贵族们普遍蓄养家妓。白居易“黄金不惜买蛾眉,拣得如花三四枝”之诗句,便是对唐代这一世风之真实写照,而且白居易也亲自身体力行,晚年在自家蓄妓过百,终日日个不休。朝廷还依据官员品级对蓄养家妓规模作过规定。中宗曾令:“三品已上,听有女乐一部;五品已上,女乐不过三人。”唐玄宗则下诏:“五品已上正员清官、诸道节度使及太守等。并听当家畜丝竹,以展欢娱。”如此荒唐之诏,便使官吏们可以堂而皇之地蓄妓淫乐。 唐代的市妓十分发达,规模可观。如长安的平康坊,时有“风流薮泽”之艳称。从史料及唐诗中可以看出,唐代的官吏、文人、学子大都不拘泥于礼法,经常出没于妓馆青楼,还常用艳诗新词来描绘自己狎妓之风流韵事。连许多大名鼎鼎的文人墨客也是那烟花柳巷之常客。2、性自由度空前,婚外性行为普遍 从史书和当时的一些文学作品中都不难发现,唐代民间男女自由恋爱、自由结合的事较常见,这应该是社会的一大进步。“娼家越水边,摇艇入江烟,既觅同心侣,复采同心莲。”“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东边日头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这些诗歌都写出了女性自由的爱情生活。 唐人对女子婚前贞操并不十分计较,失身而又另嫁也视为常事。婚前性行为、婚外恋较为普遍。如当时的才女晁采与邻生文茂时常以诗通情,并乘机欢合,晁母得知后并不过分谴责,而是叹曰:“才子佳人,自应有此。”于是为他们完婚。女子与情人私奔之事也时有发生,如台州女子肖惟香与进士王玄宴相恋,私奔琅琊,住在旅舍中。 唐人对婚外性行为并不认为是奇耻大辱,反而当作风流韵事。维扬大商人之妻孟氏在家中吟诗,一少年入门而言:浮生如寄,年少几何,岂如偷顷刻之欢。于是孟氏就和他私合。长山赵玉之女一日独游林薮,见一锦衣军官十分英武,便说:我若得此夫,死亦无恨。军官说:暂为夫可乎?赵氏说:暂为夫亦怀君恩。于是二人在林中欢合而别。我日,我若是此军官,死亦无恨。谁来做赵女? 唐代的传奇小说中有不少是写男女追求爱情、自由结合的故事。令人发笑的是,唐人竟然把牛郎和织女的故事也加以改编,说织女丢下牛郎,夜夜到人间和情人幽会。情人问她怎么忍心丢下牛郎独自下凡,织女却说:关他何事?何况河汉相隔,他也不会知道。这个故事虽然纯属虚构,但却反映出当时唐人的性开放观念。 另据敦煌资料显示,当年的敦煌少女可以亲自选夫、问夫,直到满意为止。据文献记载,男女在结婚前还可以试婚,试婚时要签一份协议。3、女性不重贞洁,寡妇可再嫁 唐代是一个妇德严重失范的朝代,女性亦可不重贞节,不守贞操,并获得一定程度的性自由。女子离婚或丧夫后再嫁,是唐代的普遍风气,不受社会舆论谴责。据《新唐书·公主传》载,唐代公主再嫁的达二十三人:计有高祖女四,太宗女六,中宗女二,睿宗女二,元宗女八,肃宗女一。其中三次嫁人的有四人。这说明当时的朝廷对此不以为怪。 此风不仅存在于朝廷帝王之家,官僚贵族的女儿改嫁的也很多,庶民的妻子,夫死后亦可改嫁。有的甚至提出离婚,还有夫妻不合协议离婚的。 门第显赫的仕宦之家也不忌讳娶再醮之女。宰相宋璟之子娶了寡妇薛氏。严挺之的妻子离婚后嫁给刺史王琰,后来王犯罪,严还救了他。韦济之妻李氏夫死以后,主动投奔王缙,王纳为妻室。就是一代大儒韩愈,女儿先嫁其门人李汉,离婚后又嫁樊仲懿,可见读书人家也不禁止女儿再嫁。

中医药学能有今天的成就,与历代学者的研究是分不开的,中医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同样是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甚至连专门记录外来药物的书也有,此书就是唐朝的《海药本草》。 《海药本草》为古代汉医专著,专门记述由海外传入中国的药物著作,唐李珣撰。本书杂记南海郡县药物的产地及功能主治,原书六卷,至南宋末年亡佚,所叙述的药物散见于《证类本草》及《本草纲目》等书。今存佚文中,有药物124种(一说131种、一说128种),其中16种药物为首载,如车渠、金线矾、波斯白矾、瓶香、钗子股等。该书将药物分为玉石、草、木、兽、鱼虫、果等6类,详论药物形态、产地、品质优劣、真伪鉴别、采收、炮制、性味、主治、附方、用法、禁忌等。 《海药本草》的主要成就有: 1、广收海药,稽其原委。该书注明外国产地的药物达96种,如金线矾“生波斯国”、人参“出新罗国所贡”。 2、旁征博引,内容详细。虽佚文仅存药百余种,但引用之书多达40余部,如汉书、唐志山海经等。对药物描述颇为详细,如荜茇味辛温,又主老冷心痛、水泻、虚痢、醋心、产后泄痢。 3、记载岭南药物。该书增加前人未载的岭南药物9种,如海红豆、海蚕沙等,详述岭南药物性味、功用畏忌,如冲洞根“味辛温”、补骨脂“恶甘草”。

安史之乱爆发后,唐朝由盛转衰,开元盛世成了一去不复返的历史。但是唐帝国并没有由此灭亡,而是苦苦支撑了152年,这个时间并不短暂。也许有很多人认为安史之乱以后,唐朝就已经奄奄一息,其实远远不是,唐朝后期的皇帝有好几位都做过恢复大唐帝国昔日风采的努力,只是最终没有能挽救这个帝国罢了。那么他们是如何为唐朝“续命”一百五十年的呢?1、经济方面,唐朝仍然控制住大头 安史之乱爆发以后,唐玄宗带着自己的女人杨玉环就往四川地区跑,结果是河南、陕西基本沦陷。但是安禄山基本只是控制了条线而已,大部分地区还在唐朝自己人手里。安禄山叛乱也仅仅是一场内部的叛乱,既不是外敌大举入侵,也不是农民发动的大规模起义,随后唐朝的各路军队进行了一系列的反击,叛军最终放下武器向朝廷投降。但是这个投降只是名义上的,实际上底盘和军队都是他自己的,同时他们也不向朝廷缴纳任何赋税。只是接受了朝廷的册封,而自己内部又是一个半独立的王国。其中河北地区和辽东地区是一直就不给中央一分钱,而山东、中原和岭南一带是时而交时而不交,对于朝廷忠心耿耿的只有四川和江南地区。 不要小看这两个地区,四川地区是唐朝的后方保证,一旦出现危险情况,唐朝皇帝立刻进入四川盆地避难,守住了剑阁关谁也进不来,自己最差也是一个刘备。而江南则是唐朝的生死命脉,可以说唐朝全靠着江南地区养活了。隋朝末期隋炀帝在江南不肯走,就是因为北方已经成了各路起义军控制的地盘,自己可以依靠江南东山再起。崇祯皇帝如果及时的撤到了南方,就不会有后来那么多的悲惨之事,最差的结局也是一个南北朝。江南地区是北方地区失控以后,中原政权的唯一选择。虽然唐朝没有迁都金陵,当然唐朝还没有差到那个地步,但是唐朝中央政权的存在确实是依靠江南在给它不断地输血。其中这还要得益于隋炀帝修的大运河,可以使江南的财富远远不断地进入黄河,再改道进入长安。虽然当时的人们咒骂隋炀帝,但是他的功劳也是显而易见的。2、军事方面,唐朝也在重振雄风 唐朝的节度使权利太大一直是唐朝中央政权一个很大的外部威胁,从府兵制改为募兵制以后,唐朝军队的战斗力在不断地提高,但是国防投入也大得多。不过此时唐朝中央政权的财力十分有限,没有足够的力量重新建立庞大的军团。在平定的安史之乱以后,那些新崛起的藩镇势力发现唐朝中央政权还有一定的势力,而仅仅依靠一两个藩镇实在搬不动中央政权。不过中央政权也同样没有足够的力量完全搞定他们。于是双方回到了一个很默契的状态,说的简单了就是谁挑头,唐朝中央政权就打谁。至于那些沉默者,唐朝只能默认他们半独立的事实。 唐朝中央政权也想恢复昔日的风采,他们建立了神策军这支强大的武装,这支武装曾经打败了吐蕃和南诏的联军,挽救了唐朝的统治。唐德宗上台以后就想削藩,但是他的动静搞得太大了,藩镇势力又不傻。结果出现了五大藩镇联合叛乱的局面,唐德宗狼狈逃往汉中。到了唐宪宗时期,唐朝可算是翻盘了,财政打理的井井有条,军事上又有名将支撑,首先灭了越来越放肆的淮西藩镇,保证了唐朝江南水运的通畅。从全国来看,基本上实现了对藩镇势力的全面控制,如果有更多的时间,唐朝可以做的更好。但是随着唐宪宗被谋害身亡,一切的努力都付之东流,藩镇重新抬头,再次以后唐朝再也没有对它们进行过有效的控制。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唐朝的灭亡,如果说唐宪宗的努力是唐朝恢复帝国昔日荣光最后一次努力,那么到了唐朝末期的诸位皇帝就完全是在略尽人事了。

中国历史上的著名画作繁多,每一件都是中华宝库中的瑰宝。历史上有专门收集诗歌的著作,有收集音乐的著作,当然也有收集绘画的著作。比如中国第一部绘画通史著作——《历代名画记》。全书10卷﹐可分为3部分﹕①对绘画历史发展的评述与绘画理论的阐述﹐即原书卷一全部与卷二前2节。其中“叙画之源流”一节论述绘画之起源及其与政治﹑教育的关系。“叙画之兴废”一节叙述历代皇室贵族藏画的聚散兴废。“论画六法”一节阐述谢赫“六法”﹐并指出“上古”﹑“中古”与“近代”画风的不同。“论顾陆张吴用笔”一节则对顾恺之﹑陆探微﹑张僧繇﹑吴道子4位画家笔法风格详加剖析﹐著重论述了吴道子的艺术造诣。②有关鉴识收藏方面的叙述﹐即原书卷二後 3节与卷三。其中﹐“论画体工用拓写”一节提出品评作品的 5个等级﹕自然﹑神﹑妙﹑精﹑谨细﹐并论及绘画材料的选样与加工摹制。“叙自古跋尾押署”一节记述古来跋尾押署的体制﹐兼及一些重要的鉴识人与装裱手。“叙自古公私印记”一节著录古今重要收藏家的用印。“论装背裱轴”一节是有关装裱历史﹑装裱技术与装裱体制的记叙。“记两京外州寺观壁画”一节著录了当时长安﹑洛阳等地寺庙壁画的作者﹑题材﹑与位置﹑与艺术特点。“述古之秘画珍图”一节是古来相传的一些作品图名的著录。③原书卷四至卷十﹐系370 馀名画家传记﹐始自传说时代﹐终于唐代会昌元年(841)﹐大体按时代先後排列。或一人一传﹐或父子师徒合传﹐内容有详有略﹐大略包括画家姓名﹑籍里﹑事迹﹑擅长﹑享年﹑著述﹑前人评论及作品著录﹐并有张彦远所列的品级及所作的评论。 在“叙画之源流”一节中,他指出了绘画艺术是一重要的文化现象,绘画是形象的教育工具。“叙师资传授南北时代”一节中,从师资传授的关系追溯画家们的一脉相传的承继关系,强调绘画艺术的传统性,而同时又指出“衣服、车舆、风土、人情,年代各异,南北有殊”,要认真对待内容上的现实性。在“论画六法”及“论画体工用搨写”两节中发挥了他对于谢赫“六法论”的精辟的见解,他认为对象的生动的神韵是刻画形似的目的,他反对琐碎的描绘:“夫画物特忌形貌采章历历其足,甚谨甚细而外露巧密。所以不患不了,而患于了,既知其了亦何必了,此非不了也,若不识其了,是真不了也。”他很赞美南北朝画家们刻画形似产生一定的美的效果,并同时创造一定的风格,“论顾陆张吴用笔”一节中张彦远讨论了以造型为目的的线纹的节奏感和线纹在中国绘画中形成画家独特风格时的决定性作用。“论画山水树石”一节对于在唐代方始成为一种绘画体裁的山水画的演变有精辟的论述,在这一节中他所说的山水画在南北朝和隋唐之际的风格特点以及他在其它章节中谈到的关于前代绘画表现的特点,当今天我们利用现存实例加以比较时,可证明他的评述是很准确的。 《历代名画记》中画家传记及有关的资料的一部分在全书占篇幅较多。所记画家包括从远古的时代开始而截止到作者的生活年代(唐武宗会昌元年,公元八四一年)。其中最重要的是魏晋南北朝隋唐的一段,本书中保存的资料中包括史书的记载,南朝人士的评论,画家自己的著作和唐代尚在的画迹,这些资料成为后世研究古代绘画史的仅有的根据。但其中也有严重的缺点,即较缺少北朝绘画的史料,因而造成后世唯有南朝才发展了绘画艺术的不恰当的概念。 关于鉴藏的部分,叙述了书画鉴藏工作的历史发展,唐代鉴藏的情况(如购买的市价、仗势豪夺的行为等)以及在鉴识工作中有重要意义的印鉴的辨识验证,收藏工作中的装褙裱轴,复制临摹等,可见中国传统的书画鉴识的工作在唐代已具有一定的科学水平,《历代名画记》中的评述是正式予以整理及记录的开始。 《历代名画记》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的完整的关于绘画艺术的通史。在他这部书出现以前,根据他所提出来的材料知道已经有过以下这些著作:后魏孙畅之有《述画记》,梁武帝、齐谢赫、陈姚最、隋沙门彦棕、唐李嗣真、刘整、顾况都有过画评,裴孝源有《贞观公私画录》,窦蒙有《画拾遗录》,这些书大多都还在,但张彦远认为“率皆浅薄漏略,不越数纸”。此外﹐作者更能从绘画创作欣赏的全过程著眼﹐把著录﹑鉴藏﹑流传﹑名价以至装裱也纳入了研究画史的必要组成部分﹐对于中国画史的研究提出了完整的体系。该书长期以来被认为是中国第 1部系统完整的绘画通史﹐亦具有当时绘画“百科全书”的性质﹐在中国绘画史学的发展中﹐具有无可比拟的承先启後的里程碑的意义。 本书编入了极为丰富的绘画史料﹐其资料来源除前代绘画史籍外﹐还包括大量的史书﹑小说杂著﹑文集。史书如《世本》﹑《续晋阳秋》﹑《後魏书》等﹔小说杂著如《说苑》﹑《两京杂记》﹑《续齐谐记》等﹔文集如《王廙集》﹑《谢庄集》等﹔绘画史籍如孙畅之《述画记》﹑彦悰《後画录》﹑顾况《画评》﹑窦蒙《画拾遗录》等﹔虽系摘录﹑引用﹐但在不少原书已经散佚的情况下﹐该书不仅为後人提供了汇集整理前人史料的范例﹐也保存了许多重要的绘画史料。 在绘画理论上﹐该书既承继了前人的认识﹐有所阐述发挥﹐如“论画六法”﹔又总结了新的经验﹐探讨了新的问题。如提出绘画的功能不仅是用以“鉴戒贤愚”﹐而且还用以“怡悦情性”﹐指出“书画用笔同法”﹔提倡“自然”﹐以“自然﹑神﹑妙﹑精﹑谨细”等来排列画艺高低的品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