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盐铁论》：西汉经济思想史的一部重要著作
汉武帝时期，推行了一系列振兴经济的政策，这些政策虽适应了王权发展的需要，但也给人民生活带来某些不便，特别是剥夺了地方富商的利益，因而盐铁官营这类问题就成了当时社会经济中的头等大事。 公元前81年（汉昭帝始元六年）旧历二月，朝廷从全国各地召集贤良文学60多人到京城长安，与以御史大夫桑弘羊为首的政府官员共同讨论民生疾苦问题，后人把这次会议称为盐铁会议。会上，双方对盐铁官营、酒类专卖、均输、平准、统一铸币等财经政策，以至屯田戍边、对匈奴和战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这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第一次规模较大的关于国家大政方针的辩论会。 在盐铁会议上，贤良文学全面抨击了汉武帝时制定的政治、经济政策。在经济方面要求“罢盐铁、酒榷、均输”。他们以儒家思想为武器，讲道德，说仁义，反对“言利”，认为实行盐铁等官营政策是“与民争利”，违背了古代圣贤“贵德而贱利，重义而轻财”的信条，败坏了古代淳朴的社会风尚，引诱人民走“背义而趋利”的道路。他们提出了战国以来法家的重本抑末说，认为官营工商业“非治国之本务”，主张“进本退末，广利农业”，指责官府经营工商业是“与商贾争市利”。贤良文学还提出“外不障海泽以便民用，内不禁刀币以通民施”的放任主张。他们的重本抑末说，实际上是要抑官营工商业，而为私人工商业争取利权，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的一种方式。 会议结果，废除了全国的酒类专卖和关内铁官。事过30年，桓宽根据这次会议的官方记录,加以“推衍”整理，增广条目，把双方互相责难的问题详尽地记述出来，写成《盐铁论》。 《盐铁论》是研究西汉经济史、政治史的重要史料。由于《史记》对桑弘羊的记述不够完备，《汉书》又未立专传。《盐铁论》因有桑弘羊的对话，可补此不足。《盐铁论》的议论从实际出发,针砭时弊,颇中要害；语言简洁流畅，浑朴质实。另外《盐铁论》采用对话体的写法，并且各篇之间互相联系，在古代散文作品中是很少见的。《盐铁论》这部著作，不仅保存了西汉中期较丰富的经济史料，也把桑弘羊这一封建社会杰出理财家的概略生平、思想和言论相当完整地保留了下来，成为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特别是西汉经济思想史的一部重要著作。
汉朝的人口有多少 人口分布有何特点
古代社会以农业为本，封建统治以人口为基。汉朝的人口有多少，又有何特点呢？ 西汉建立时人口在1500万到1800万之间，经过汉初的休养生息、轻徭薄赋，至元光元年（前134年）全国人口约3600万。汉武帝时期因大规模对外战争人口锐减至3200万，至于史书中的”户口减半“是因民众不堪重负逃税导致人口登记不实。汉昭帝、汉宣帝相继息兵养民，至地节元年（前67年）人口达4000万。 至元始二年（公元2年）在籍人口达59594978人，实际人口达6300万，垦田8270536顷，为两汉之最。 由于中国历史早期农业发展集中在黄河流域，故西汉人口密度分布极不均匀。以淮河、秦岭为界，北方人口约八成，南方人口不足两成。人口数超过500万的司、豫、冀、兖、青、徐五州均位于黄河中下游地带，这五州的人口总数占全国的55%。首都长安周围人口密度达每平方公里1000人左右。人口数量在200万以下的有交、凉、并、朔方四州。扬、荆、益三州的主要人口分布在成都平原、南阳盆地、太湖平原和宁绍平原。 新莽末年爆发绿林起义导致人口锐减，东汉建立后人口开始恢复。光武帝中元二年（57年）全国有户4279634，口21007820；汉明帝永平十八年（75年）全国有户5860573，口34125021；汉章帝章和二年（88年）全国有户7456784，口43356367；汉和帝元兴元年（105年）全国有户9237112，口53256229，垦田面积达7320170，为东汉之最。至汉桓帝永寿三年（157年）全国有户10677960，口56476856，为官方统计的人口峰值。不过古今学者考虑到当时被豪强地主霸占或荫庇的大批徒附、宗族、宾客、部曲、奴仆等人群以及迁居汉地的匈奴、羌族、氐族、百越等大多未纳入户口统计，故认为东汉人口峰值达6500万。 东汉的人口分布又有变化。中原人口为躲避战火向长江流域迁徙，南方人口升至全国四成。口数超过500万的有豫、荆、扬、益四州。荆益两州的人口都增加了一倍，扬州人口也增加了四分之一。南方人口增长的同时，北方大部分郡国人口减少。之后经过东汉末年的军阀混战，到三国初仅余2224万~2361万人左右，仅有东汉人口峰值的40%。
苏武牧羊：久居匈奴而持节不屈
疾风知劲草、国乱显忠臣，只有在逆境时方能显出一个人的气节，尤其是你代表着国家出使外国的时候。苏武就是这样一个让后人敬佩的人。苏武牧羊的故事流传千年，经久不衰。 1、被逼臣服 苏武是代郡太守，华夏志士，苏建之子。早年以父荫为郎，稍迁至栘中厩监。天汉元年(前100)拜中郎将。当时中原地区的汉朝和西北少数民族政权匈奴的关系时好时坏。公元前100年，匈奴政权新单于即位，尊大汉为丈人，汉武帝为了表示友好，派遣苏武率领一百多人出使匈奴，持旄节护送扣留在汉的匈奴使者回国，顺便送给单于很丰厚的礼物，以答谢单于。不料，就在苏武完成了出使任务，准备返回自己的国家时，匈奴上层发生了内乱，苏武一行受到牵连，被扣留下来，并被要求背叛汉朝，臣服单于。 2、惨遭流放 最初，单于派卫律向苏武游说，许以丰厚的奉禄和高官，苏武严辞拒绝了。匈奴见劝说没有用，就决定用酷刑。当时正值严冬，天上下着鹅毛大雪。单于命人把苏武关进一个露天的大地穴，断绝提供食品和水，希望这样可以改变苏武的信念。时间一天天过去，苏武在地窖里受尽了折磨。渴了，他就吃一把雪，饿了，就嚼身上穿的羊皮袄，冷了，就缩在角里与皮袄取暖。过了好些天，单于见濒临死亡的苏武仍然没有屈服的表示，只好把苏武放出来了。单于知道无论软的，还是硬的，劝说苏武投降都没有希望，但越发敬重苏武的气节，不忍心杀苏武，又不想让他返回自己的国家，于是决定把苏武流放到西伯利亚的贝加尔湖一带，让他去牧羊。临行前，单于召见苏武说：“既然你不投降，那我就让你去放羊，什么时候这些羊生了羊羔，我就让你回到中原去。” 与他的同伴分开后，苏武被流放到了人迹罕至的贝加尔湖边。他发现这些羊全是公羊。在这里，单凭个人的能力是无论如何也逃不掉的。唯一与苏武作伴的，是那根代表汉朝的使节和一小群羊。苏武每天拿着这根使节放羊，心想总有一天能够拿着回到自己的国家。渴了，他就吃一把雪，饿了，就挖野鼠收集的野果充饥，冷了，就与羊取暖。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使节上挂着的旄牛尾装饰物都掉光了，苏武的头发和胡须也都变花白了。 3、回国经历 在贝加尔湖，苏武牧羊长达十九年之久。十几年来，当初下了命令囚禁他的匈奴单于已去世了，汉武帝也死了，汉武帝的儿子汉昭帝继任皇位。公元前85年，匈奴起了内乱，单于没有力量再跟汉朝打仗，又打发使者要求和好了。汉昭帝派出使者来到匈奴，要求放回苏武、常惠等人。匈奴骗使者说苏武已经死了。 第二次，汉朝又派使者到匈奴去。常惠买通了单于的手下人，私底下跟使者见面。使者明白了底细，就严厉地责备单于说：“我们皇上在上林园射下了一只大雁，大雁的脚上拴着一条绸子，是苏武亲笔写的一封信。他说他在北海放羊。您怎么可以骗人呢?”单于听了吓了一大跳，说：“苏武的忠义感动飞鸟了!”他向使者道歉，答应一定送回苏武。 当初苏武出使时，随从的人有一百多，这次跟着他回来的只剩了常惠等几个人了；苏武出使时刚四十岁，在匈奴受难十九年，在昭帝始元六年，即公元前81年，苏武终于回到了长安，回长安后百姓都出门迎接，称赞他是个有气节的大丈夫。第二年，上官桀、上官安父子和桑弘羊被人控告谋反，苏武和上官父子、桑弘羊原来关系很好，加上他的儿子也参与其中，苏武被罢官。昭帝死后，苏武因为参与了拥立汉宣帝，被赐爵关内侯。
《东观汉记》：东汉纪传体断代史巨著
史书的修纂十分不易，往往需要一群人的通力协作，甚至是几代人的持续创作才能完成，而完成后的保存与流传也是个问题。《东观汉记》就是这么一部经过几代人编写完成的具有一定影响力的纪传体史书。 汉明帝刘庄命班固、陈宗、尹敏、孟异等共撰《世祖本纪》。班固等人又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孙述事迹，作列传、载记二十八篇奏上。这是该书的草创时期，著书处所在兰台和仁寿闼。安帝时，刘珍、李尤、刘騊駼等奉命续撰纪、表、名臣、节士、儒林、外戚等传，起自光武帝建武年间，终于安帝永初时期，书始名《汉记》，写作地点从此徙至南宫东观。此后伏无忌、黄景等又承命撰诸王、王子、功臣、恩泽侯表和南单于、西羌传，以及地理志。桓帝时，又命边韶、崔寔、朱穆、曹寿撰孝穆（刘开）、孝崇（刘翼）二皇传和顺烈皇后传，外戚传中增入安思皇后等皇后，儒林传增入崔篆诸人。崔寔又与延笃作百官表和汉顺帝朝功臣孙程、郭镇及郑众、蔡伦等传。至此，共撰成一百一十四篇，始具规模。灵帝时，马日磾、蔡邕、杨彪、卢植、韩说等又补作纪、志、传数十篇，下限延伸到灵帝。 《东观汉记》是一部记载东汉历史的纪传体断代史巨著，记录了东汉从光武帝至灵帝一百余年的历史。全书由班固、刘珍、蔡邕、杨彪等人编撰，历经自汉明帝至汉献帝几乎一朝时间尚未最终完成。《隋书·经籍志》所录《东观汉记》有一百四十三卷，经唐宋至元朝逐渐散佚，今天所见为清代及现代人辑本。 《东观汉记》一书之所以得名，有一个逐渐形成的过程。在编撰之初，图籍盛于兰台，因此班固等修史主要于此。班固等虽作《世祖本纪》及《列传》二十八篇，但并未汇成一编，当然也不可能有一个正式的书名。汉章帝、汉和帝时期起，国家藏书之地由兰台徙至南宫东观，《东观汉记》的撰修地点也从兰台移到了东观，直至东汉末年。但是既便如此，《东观汉记》在当时也未见“东观”命名，只以《汉记》为名，至东汉末年，从应劭《风俗通义》等书的引用来看，依然以《汉记》相称，直至三国两晋时期，包括《三国志》中的记载亦未见《东观》之称。究竟何时开始使用《东观》之名，史籍未见记载，但南朝刘勰《文心雕龙·传篇》中，已经把《东观汉记》简称为《东观》；此外，刘孝标作《世说新语注》，于《言语篇》引《东观汉记》马援事做注；北魏郦道元《水经注》中是三次引征《东观汉记》，一次引征《东观记》。刘勰、刘孝标和郦道元三人处于同一时代，即公元六纪上半期，所以《东观汉记》的得名当在此之前。 范晔《后汉书》问世前，该书影响较大，与《史记》、《汉书》并称“三史”，人多诵习。范书流行后，才逐渐被人忽视。据《隋书·经籍志》著录，全书一百四十三卷。《旧唐书·经籍志》著录为一百二十七卷，可见唐代官方收藏本已减少十六卷。《宋史·艺文志》著录为八卷，已散佚殆尽。
闻名世界的丝绸之路
汉朝有许多传世闻名的瑰宝，有瑰丽的艺术品，有完善的政策制度，还有今人最耳熟能详的——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通常是指欧亚大陆北部的商路，与南方的茶马古道形成对比，西汉汉武帝时张骞从长安带队出使西域，联合大月氏人，共同抗击匈奴。首次开拓丝绸之路，被称为“凿空之旅”。此后，汉朝频繁的派出使节出使西方，汉武帝时期最远的汉使到了犁轩（今埃及亚利山大港），罗马人征服叙利亚的塞琉西帝国和埃及的托勒密王朝后，通过安息帝国、贵霜帝国和阿克苏姆帝国取得从丝绸之路上传来的中国丝绸。西汉末年，丝绸之路一度断绝，东汉时的班超又重新打通隔绝58年西域，罗马帝国也首次顺着丝路来到当时东汉首都洛阳。在通过这条漫漫长路进行贸易的货物中，中国的丝绸最具代表性，“丝绸之路”因此得名。丝绸之路不仅是古代亚欧互通有无的商贸大道，还是促进亚欧各国和中国的友好往来、沟通东西方文化的友谊之路。历史上一些著名人物，如，出使西域的张骞，投笔从戎的班超，永平求法的佛教东渡，西天取经的玄奘，他们的一些故事都与这条路有关。这条长约7000公里的漫漫长路是经过三百多年几代人的努力而形成，历代多有维护及延用。 随着时代发展，丝绸之路成为古代中国与西方所有政治经济文化往来通道的统称。有西汉张骞开通西域的官方通道“西北丝绸之路”；有北向蒙古高原，再西行天山北麓进入中亚的“草原丝绸之路”；有西安到成都再到印度的山道崎岖的“西南丝绸之路”；还有从广州、泉州、杭州、扬州等沿海城市出发，从南洋到阿拉伯海，甚至远达非洲东海岸的海上贸易的“海上丝绸之路”等。
《蹴鞠二十五篇》：世界上第一部体育专业书籍
足球的起因可能是为了锻炼腿部力量，中国的蹴鞠如今也是众人皆知。但很多人不知道，蹴鞠其实还是一种属于军事上训练的活动。 在汉代，人们认识到足球活动可以增强体力，培养勇敢耐劳精神，蹴鞠是军事训练的一种很好的手段。汉代曾有人写了一部《蹴鞠二十五篇》，这是我国最早的一部体育专业书籍，也是世界上的第一部体育专业书籍，班固在写《汉书·艺文志》时，把《蹴鞠二十五篇》列为兵书。汉代的兵书共有四类，一类是讲战略战术的兵权谋家，一类是讲军事指挥的兵形势家，一类是讲含有迷信色彩的兵阴阳家，一类是讲军事训练的兵技巧家。《蹴鞠二十五篇》就是属于军事训练的兵技巧类。汉代的足球由娱乐活动变成为军事训练的手段，这不光是性质的改变，在方法上也有极大的变革。《蹴鞠二十五篇》早已失传了。现在，我们只能从汉人的诗文中，寻求汉代足球方法的一鳞半爪，从东汉人李尤的《鞠城铭》中颇能窥见汉代足球运动的面貌。鞠城就是球场，汉代的足球场建筑都是很正规的：球场四周围有矮墙，球门象座小房子，正面育看台，有阶梯，就象一座小城。《鞠城铭》就是刻在鞠城墙上的铭文；全文不长，一共十二句。翻译成现代的口语就是：圆的足球方的场墙，这是仿象阴阳的道理天圆地方。两边各有六个球门，一队有十二个人上场。比赛时裁判长和副裁判，要坚决执行球赛的法章。不怀偏袒的私心。不因亲疏而异样，完全是公平合理，谁也无埋怨的话可讲。球赛尚然如此，执掌政权更该这样。从这几句铭文中，可以使我们知道，汉代的足球已是分队比赛，每边有六个球门，上场队员是十二个，比赛时有正副裁判执法，有明确的球规可循。这样的踢球方法，可以说已具备了现代足球运动的比赛规模了。
五铢钱：我国历史上铸行数量最多、时间最长最为成功的长寿钱
秦有秦半两，汉有汉五铢。何为“汉五铢”呢？ 秦朝灭亡后，西汉初期仍使用秦制半两钱，由于允许民间私铸，钱制较乱，以致出现重仅一克的荚钱。民间还出现剪边半两，也就是一些投机商将秦制的半两，用剪刀剪下一圈，七到八个半两，就可剪下一个半两的青铜，用剪下的铜再铸半两，这样以来，导致货币失衡，给当时的经济造成一度的混乱，以至于后世出现剪边半两很多，吕后发现问题后，积极主张币制改革，并且亲自参与了钱币的设计，为了防止剪边，在方孔圆钱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围边，定五铢为计重单位，汉五铢从此诞生。 鉴于币制混乱和铸币失控后引起的吴楚叛乱等严重后果，汉武帝在统治期间先后进行了六次币制改革，才使汉初以来一直未能解决的货币问题得到了比较彻底的解决。汉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行三铢钱，重如其文。这是恢复铜铸币名义价值与法定重量相一致的一个措施。但是由于三铢钱与四钱重的半两钱等价使用，于是又导致盗铸盛行，因此到了建元五年春“废三铢钱，行用半两钱”。汉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又从新铸造三铢钱并造皮币和白金（银）币，还颁布了盗铸金钱者死罪令。汉武帝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开始又进行了第四次币制改革。这次改革仅是“废三铢钱，改铸五铢钱”。五铢钱的形制都有一定的规定，这种小铜钱外圆内方，象征着天地乾坤。在下面用篆字铸出“五铢”二字。“铢”是古代一种重量单位，一两的二十四分之一为一铢。钱文“五铢”从此启用，五铢钱轻重适中，合乎古代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与价格水平对货币单位的要求，因而在汉武帝以后的西汉、东汉、蜀、魏、晋、南齐、梁、陈、北魏、隋均有过铸造，历时长达739年，是我国历史上铸行数量最多、时间最长最为成功的长寿钱。 五铢钱是我国钱币史上使用时间最长的货币，也是用重量作为货币单位的钱币，在我国五千年的货币发展史上起到了深远的影响。五铢钱奠定了中国硬通货铸币圆形方孔的传统。
《神农本草经》：中医四大经典著作之一
上古神农尝百草的传说世人皆知，但从那时起到后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医药学经验成果并未被整理成册，直到东汉时期，除了这本《神农本草经》。 《神农本草经》又称《本草经》或《本经》，中医四大经典著作之一，作为现存最早的中药学著作约起源于神农氏，代代口耳相传，于东汉时期集结整理成书，成书非一时，作者亦非一人，秦汉时期众多医学家搜集、总结、整理当时药物学经验成果的专著，是对中国中医药的第一次系统总结。其中规定的大部分中药学理论和配伍规则以及提出的“七情和合”原则在几千年的用药实践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是中医药药物学理论发展的源头。 《神农本草经》全书分三卷，载药365种，以三品分类法，分上、中、下三品，文字简练古朴，成为中药理论精髓。其集结成书年代自古就有不同考论，或谓成于秦汉时期，或谓成于战国时期。原书早佚，现行本为后世从历代本草书中集辑的。 该书最早著录于《隋书·经籍志》，载“神农本草，四卷，雷公集注”；《旧唐书·经籍志》《唐书·艺文志》均录：“神农本草，三卷”；宋《通志·艺文略》：录“神农本草，八卷，陶隐居集注。”；明《国史·经籍志》录：“神农本草经，三卷”；《清史稿·艺文志》录：“神农本草经，三卷”。历代有多种传本和注本，现存最早的辑本为明卢复辑《神农本经》（1616年），流传较广的是清孙星衍、孙冯翼辑《神农本草经》（1799年），以及清顾观光辑《神农本草经》（1844年）、日本森立之辑《神农本草经》（1854年）。 书中药味365种，当中植物药252种，动物药67种，矿物药46种。根据药物的性能和使用目的的不同分为上、中、下三品。称为“三品分类法”，以应“天地人”三才。上品一百二十种，无毒。大多属于滋补强壮之品，如人参、甘草、地黄、大枣等，可以久服。中品一百二十种，无毒或有毒，其中有的能补虚扶弱，如百合、当归、龙眼、鹿茸等；有的能祛邪抗病，如黄连、麻黄、白芷、黄芩等。下品一百二十五种，有毒者多，能祛邪破积，如大黄、乌头、甘遂、巴豆等，不可久服。这是我国药物学最早分类法，为历代沿用。当中药物经过长期临床实践和现代科学研究，证明所载药物药效绝大部分是正确的。 《神农本草经》系统地总结了古代医家等各方面的用药经验，对已经掌握的药物知识进行了一次全面而系统的整理。全书共计收录了365种药物，正好与一年365日相合，这倒并非巧合，而是作者有意为之的结果。事实上，当时掌握的药物数量已经远超此数，但由于受到术数思想的影响，所以从中选取了365种药物，“法三百六十五度，一度应一日，以成一岁”。 《神农本草经》不止进行了药物的搜集工作，还有意识地对所收药物进行了分门别类工作，将365种药物按照上、中、下分为三类，这被称为“三品分类法”。分类的依据主要是药物的性能功效。 《本经·序录》中即言：“上药一百二十种为君，主养命以应天，无毒，久服不伤人，”如人参、甘草、地黄、大枣等；“中药一百二十种为臣，主养性以应人，无毒有毒，斟酌其宜。”，需判别药性来使用，如百合、当归、龙眼、黄连、麻黄、白芷、黄芩等；“下药一百二十五种为佐使，主治病以应地，多毒，不可久服。”，如大黄、乌头、甘遂、巴豆等。 《神农本草经》中也蕴含着丰富而深刻的药物理论，由此奠定了药物学的理论构架。此部分内容主要见于序录部分，相当于全书总论，虽然文字并不长，只有十三条，但已经涵盖了药物学的各个方面。 以药物配伍为例，《神农本草经》中提出了君臣佐使的组方原则。所谓君臣佐使，本为社会中的不同阶层成员，有不同的职能与等级，药物学将其借用来说明药物在配伍中的不同角色，如上品药为君药，中品药为臣药，而下品药为佐使药。在组方时，应该充分考虑药物的特性，方中既要有君药、臣药，还要有起协助作用的佐使之药。其比例可按照一君、二臣、三佐、五使或一君、三臣、九佐使的原则来处理。 在药物配伍中，两味或两味以上的药物用在一个方剂中，相互之间会产生不同的反应：有的药物共同使用能发挥更大的功效，有的两药相遇一方会减小另一方的药性；有的药可以制约另一种药物的毒性；有的两种药品本身均无毒，但如果两药相遇则会产生很大的毒性，不能同用等。《神农本草经》中共总结了七种关系，包括单行、相须、相使、相畏、相恶、相反、相杀等，认为对此“七情”要“合和视之”，这便是“七情合和”的配伍原则。 《神农本草经》中对于所收录的各种药物的功效和主治疾病都进行了简要的记载与描述，这无疑是早期临床药学宝贵经验的总结。长期临床实践和现代研究都证明《神农本草经》中对于所载药物的功效认识大部分是正确的，其中许多药物至今仍然在临床广泛应用，比如人参补益、黄连止痢、麻黄定喘、常山截疟、大黄泻下等。而且各种药物主治疾病的种类也非常广泛，约有170余种，包括了内、外、妇、儿、五官等科疾病。此外，《神农本草经》中对于药物的性味、产地与采制、炮制方法，乃至用药原则和服药方法等都有涉及，极大地丰富了药物学的知识体系。
《太平经》：东汉时期的道教著作
道教在我国历史悠久，传播广泛，其历史上不乏经典著作，《太平经》就是其中影响较大的一本。原书本为170卷，但今本仅存57卷。 《太平经》是黄老道的主要经典。关于该书作者，今已不可考。《太平经》作为道教的著作，是以老子等黄老列庄的道家思想为核心的。但是它成书于东汉中晚期，所以书中的思想也受到当时的汉代谶纬神学的影响。《太平经》是道家从老庄思想演化为宗教的重要文献，主要是把阴阳五行和老庄结合，同时又披上了神话的外衣。 《太平经》的思想基本上保持了老子的观点。在对万物的认识方面。继承先秦两汉道家元气论的哲学思想，认为世界的本原是“元气”，事物都是由“元气”变化生成的，同时还提出“太阳、太阴、中和”的“三合相通”观点。在政治和社会道德方面，政治上主张平均财富。修持上主张反本。将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结合，社会道德上提倡“忠孝”。同时，它还进一步提出“天人合一”的唯心主义观点一，《太平经》内容驳杂．涉及天地、阴阳、五行、十支、灾异、神仙等，对道教教义的发展有深远的影响，在道教思想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 又名《太平清领书》。据中国《后汉书·襄楷传》称：汉顺帝时，琅玡人宫崇诣阙，献其师于吉所得神书，号曰《太平清领书》。此神书即《太平经》，系东汉原始道教黄老道重要经典。原书分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10部，每部17卷，共170卷。今道藏本仅残存57卷，另有唐人闾丘方远节录的《太平经钞》10卷，敦煌遗书《太平经目录》一卷。《太平经》的主要内容有四个方面： （一）继承老子之道和传统的天神信仰，重新构筑了早期道教的神学思想体系，即天人合一的神学思想，提出了神仙不死，身中神，求长生等观念。 （二）为帝王治太平提出一套统治术，以阴阳五行学说为理论基础，以“无为而无不为”的老子学说为治国方针。 （三）关于教徒的修养方法，提出辟谷、食气、服药、养性、返神、房中、针灸、占卜、堪舆、禁忌等等方术，同时，还重视符咒，宣扬服符能驱邪求福，治病长生，要求信徒坚持斋戒、首过、祈禳、叩拜及诵经等活动。 （四）提出善恶报应观念，认为人类如果作恶太多，则天地必降灾异，殃及后人。由此，正告世人行善积德，信修正道，方可断除灾异而得度成仙。 该书内容庞杂，非一人一时之作，专以奉天地顺五行为本，认为治国者有它，可以长生，其中多「巫觋杂语」，但也不乏反映贫苦民众疾苦与要求的思想，并对当时的社会政治问题发表了评论。该书对於张角传播其太平道，组织黄巾起义起了理论指导作用，张陵创五斗米道也利用了它，其对后世道教及道教思想的发展亦有重大影响。
《伤寒杂病论》：中国医学方书的鼻祖
汉朝出版的各类著作相当繁多，且在各界均占有重要地位，其中尤以《伤寒杂病论》为典型。 《伤寒杂病论》是中国传统医学著作之一，历代医家对之推崇备至，赞誉有加，至今是中国中医院校开设的主要基础课程之一，中医学习的源泉。《伤寒杂病论》系统地分析了伤寒的原因、症状、发展阶段和处理方法，创造性地确立了对伤寒病的“六经分类”的辨证施治原则，奠定了理、法、方、药的理论基础。 公元3世纪初，张仲景博览群书，广采众方，凝聚毕生心血，写就《伤寒杂病论》一书。中医所说的伤寒实际上是一切外感病的总称，它包括瘟疫这种传染病。该书成书约在公元200年～210年左右。在这部著作中，张仲景创造了三个世界第一：首次记载了人工呼吸、药物灌肠和胆道蛔虫治疗方法。 《伤寒杂病论》成书近2000年的时间里，一直拥有很强的生命力，它被公认为中国医学方书的鼻祖，并被学术界誉为讲究辨证论治而又自成一家的最有影响的临床经典著作。书中所列药方，大都配伍精当，有不少已经现代科学证实，后世医家按法施用，每能取得很好疗效。历史上曾有四五百位学者对其理论方药进行探索，留下了近千种专著、专论，从而形成了中医学术史上甚为辉煌独特的伤寒学派。 《伤寒杂病论》不仅成为我国历代医家必读之书，而且还广泛流传到海外，如日本、朝鲜、越南、蒙古等国。特别在日本，历史上曾有专宗张仲景的古方派，直到今天，日本中医界还喜欢用张仲景方，在日本一些著名的中药制药工厂中，伤寒方一般占到60%以上。可见《伤寒杂病论》在日本中医界有着深远的影响，在整个世界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伤寒杂病论》中还精选了三百多方，这些方剂的药物配伍比较精炼，主治明确。如麻黄汤、桂枝汤、柴胡汤、白虎汤、青龙汤、麻杏石甘汤。这些著名方剂，经过千百年临床实践的检验，都证实有较高的疗效，并为中医方剂学提供了发展的依据。后来不少药方都是从它发展变化而来。名医华佗读了这本书，啧啧赞叹说：“此真活人书也”。历代有关注释、阐发此书的著作很多。特别是注释、阐发《伤寒论》的著作，竟达三四百种之多。
《九章算术》：古代第一部数学专著
汉朝在许多行业和领域都有不俗的成就，比如在数学方面，就有《九章算术》这本堪称杰作的书籍问世。 《九章算术》是中国古代的数学专著，是“算经十书”(汉唐之间出现的十部古算书)中最重要的一种。魏晋时刘徽为《九章算术》作注时说:“周公制礼而有九数，九数之流则《九章》是矣”，又说“汉北平侯张苍、大司农中丞耿寿昌皆以善算命世。苍等因旧文之遗残，各称删补，故校其目则与古或异，而所论多近语也”。 根据研究，西汉的张苍、耿寿昌曾经做过增补。最后成书最迟在东汉前期，但是其基本内容在西汉后期已经基本定型。《汉书艺文志》(班固根据刘歆《七略》写成者)中着录的数学书仅有《许商算术》、《杜忠算术》两种，并无《九章算术》，可见《九章算术》的出现要晚于《七略》。《后汉书马援传》载其侄孙马续“博览群书，善《九章算术》”，马续是公元1世纪最后二、三十年时人。再根据《九章算术》中可供判定年代的官名、地名等来推断，现传本《九章算术》的成书年代大约是在公元1世纪的下半叶。九章算术将书中的所有数学问题分为九大类，其作者已不可考。一般认为它是经历代各家的增补修订，而逐渐成为现今定本的，现今流传的大多是在三国时期魏元帝景元四年（263年），刘徽为《九章》所作的注本。 它是中国古代第一部数学专著，是《算经十书》中最重要的一种，成于公元一世纪左右。该书内容十分丰富，系统总结了战国、秦、汉时期的数学成就。同时，《九章算术》在数学上还有其独到的成就，不仅最早提到分数问题，也首先记录了盈不足等问题，《方程》章还在世界数学史上首次阐述了负数及其加减运算法则，书中列有分数四则运算、今有术（西方称三率法）、开平方与开立方（包括二次方程数值解法）、盈不足术（西方称双设法）、各种面积和体积公式、线性方程组解法、正负数运算的加减法则、勾股形解法（特别是勾股定理和求勾股数的方法）等筹算方法，形成了一个以筹算为中心、与古希腊数学完全不同的独立体系。它是一本综合性的历史著作，是当时世界上最简练有效的应用数学，它的出现标志中国古代数学形成了完整的体系。
《五十二病方》：中国最古老的汉医方书
中医历史悠久，内容博大精深，今人常常有感于此：一些西医无法解决的疾病，竟被中医药方给治好了。中医流传千年，其内容经过反复论证实践，自然是会药到病除的。那么中国最古老的汉医方书是什么呢？ 帛书《五十二病方》是现知中国最古的汉医方书，全书为九千九百十一字，抄录于一高约24厘米、长450厘米长卷之后5/6部分，卷首列有目录，目录后有“凡五十二”字样，每种疾病均作为篇目标题，与后世医方书之体例相同。 现存医方总数283个，用药达247种，书中提到的病名有103个，所治包括内、外、妇、儿、五官各科疾病。此书所载绝大多数为外科病，其次为内科疾病，还有少量妇儿科疾病。书中除外用内服法外，尚有灸、砭、熨、薰等多种外治法。 帛书《五十二病方》，现存一万余字，全书分52题，每题都是治疗一类疾病的方法，少则一方、二方，多则二十余方。现存医方总数283个，用药达247种，书中提到的病名有103个，所治包括内、外、妇、儿、五官各科疾病。内科病的治疗在全书中所占比重不大，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治疗内科病的水平。如该书对“癃”即淋病的治疗，处方合理，且大多为现今临床所沿用。尤其是血淋、石淋、膏淋、女子淋的分证治疗，可以说是对淋病进行辨证论治的雏型。全书以外科病所占比重为最大，也最为突出。该书在论述疽病的治疗时，已初步运用了辨证论治的原则，其处方讲究加减化裁，注意对证用药。例如：“睢（疽）病，冶白莶（蔹）、黄蓍（耆）、芍乐（药）、桂、姜、椒、朱（茱）臾（萸），凡七物。骨睢（疽）倍白签（蔹），（肉〕睢（疽）（倍）黄蓍（耆），肾睢（疽）倍芍药，其余各一。并以三指大最（撮）一入怀酒中，日五六饮之，……。”这就是说，一般疽病用白蔹、黄耆、芍药、桂、姜、椒、茱萸等七味药物通治，但必须注意辨证，症状不同，则用药的分量亦各有区别。 《五十二病方》在论述痔疮的治疗时，除了运用各种药物疗法外，还记载了精彩的手术疗法。其它所载治法多种多样，除了以内服汤药为主之外、还有大量的外治法，如敷贴法、烟熏或蒸气熏法、熨法、砭法、灸法、按摩疗法、角法（火罐疗法）等。治疗手段的多样化，也是当时医疗水平提高的标志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