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汉赋 汉赋特点简介
每个朝代都具有自身特色的文化形式，唐朝有唐诗，汉朝有汉赋。 汉赋是在汉朝涌现出的一种有韵的散文，它的特点是散韵结合，专事铺叙。从赋的形式上看，在于“铺采摛文”；从赋的内容上说，侧重“体物写志”。汉赋的内容可分为5类：一是渲染宫殿城市；二是描写帝王游猎；三是叙述旅行经历；四是抒发不遇之情；五是杂谈禽兽草木。而以前二者为汉赋之代表。赋是汉代最流行的文体。在两汉400年间，一般文人多致力于这种文体的写作，因而盛极一时，后世往往把它看成是汉代文学的代表。 汉赋分为骚体赋、大赋、小赋。骚体赋代表作为贾谊的《吊屈原赋》、《鵩鸟赋》，它直接受屈原《九章》和《天问》的影响，保留着加“兮”的传统，其语言是四言和散句的结合，表现手法为抒情言志汉初六十年是骚体赋的时期。大赋又叫散体大赋，规模巨大，结构恢宏，气势磅礴，语汇华丽，往往是成千上万言的长篇巨制。西汉时的贾谊、枚乘、司马相如、扬雄，东汉时的班固、张衡等，都是大赋的行家.小赋扬弃了大赋篇幅冗长、辞藻堆砌、舍本逐末、缺乏情感的缺陷，在保留汉赋基本文采的基础上，创造出篇幅较小、文采清丽、讥讽时事、抒情咏物的短篇小赋，赵壹、蔡邕、祢衡等都是小赋的高手。
《方言》：第一部汉语方言比较词汇集
中华名族的语言博大精深，由于民族众多，地域辽阔，导致各地方言各有特色。关于方言的研究有很多，扬雄的《方言》是其中的代表作品。 《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简称《方言》，作者扬雄（公元前53—公元18年）。《方言》是汉代训诂学一部重要的工具书，也是中国第一部汉语方言比较词汇集。它的问世表明中国古代的汉语方言研究已经由先前的萌芽状态而渐渐地发展起来。《方言》被誉为中国方言学史上第一部“悬之日月而不刊”的著作，在世界的方言学史上也具有重要的地位。 这部书是他在收集了周代记录的方言资料和实际调查了当时方言的基础上整理出来的（因为书中所用的资料，有的来自《列子》、《庄子》、《吕氏春秋》等书），今存13卷（见东晋郭璞《方言注》(涵芬楼四部丛刊本)）共六百六十九条，一万一千九百多字。体例仿《尔雅》，所收词汇虽不标门类，但基本上是按内容分类编排的。 释词一般是先列举一些不同方言的同义词，然后用一个通行地区广泛的词来加以解释，以下大都还要说明某词属于某地方言。也有时先提出一个通名，然后说明在不同方言中的不同名称。秦朝以前，每年八月，政府派遣“輶轩使者”（乘坐轻车的使者）到各地搜集方言，并记录整理。这些材料由于战乱而散失。扬雄的老师严君平收集了1000多字，扬雄的亲戚也有了解。扬雄对此很感兴趣，自己有搜集整理了很长时间，经过27年，写成了这部书。时人赞叹说《方言》是“悬诸日月不刊之书”。 《方言》经东晋郭璞注释之后流传至今。今本《方言》计13卷，大体轮廓可能仿《尔雅》体例，但卷内条目似不及《尔雅》严格有条理。大体上，卷一、二、三是语词部分，其中有动词、形容词，也有名词；卷四释衣服；卷五释器皿、家具、农具等；卷六、七又是语词；卷八释动物名；卷九释车、船、兵器等；卷十也是语词；卷十一释昆虫；卷十二、十三大体与《尔雅》的“释言”相似，往往以一词释一词，而没有方言词汇比较方面的内容，与前10卷大不相同。何九盈先生怀疑最后2卷可能原来是分作4卷的（扬雄自己说全书是15卷），且扬雄生前并没有把《方言》写完，现在的后2卷原本只是写作提纲。后扬雄因病去世，没有来得及把这2卷中有关方言的对比写进各条之下，以致成了未最后完成的书稿。 《方言》以各地的活方言作为记录对象，不受文献记载和文字形义的限制，并注意综合时间和地域的不同去研究方言，这在研究方法上为后世树立了优良传统。后代学者为《方言》作注疏的著作有多种，其中影响较大的有《方言注》、《方言疏证》和《方言笺疏》等。 《方言》一书所涉及的方言区域，东起齐鲁，西至秦、陇、凉州，北起燕赵，南至沅湘九嶷，东北至北燕、朝鲜，西北至秦晋北鄙，东南至吴、越、东瓯，西南至梁、益、蜀、汉，中原地区则几近包罗无余。由此可以考见汉代方言分布的大致区域，绘制出大致的方言地图。《方言》还为提供了研究汉代社会生活某些方面情况的资料。但由于它在分类上缺乏严格的界限，编排体例不够科学，难以检索，这是此书的一个缺点。 《方言》提供了研究汉语发展史、汉语方言史、汉语词汇史、汉语音韵史的丰富资料。《方言》一书的价值更在于，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用个人力量进行中国方言词汇调查后而撰成的一部书，它的编纂在中国语言学史上是一种创举，收集材料和编写方法在当时已具有相当的科学性。
饺子：东汉医圣张仲景首先发明的
现如今广受群众喜爱的美食饺子，其实早在东汉时期就被发明出来了。 饺子原名“娇耳”，是我国医圣张仲景首先发明的。东汉末年，各地灾害严重，很多人身患疾病。南阳有个名医叫张机，字仲景，自幼苦学医书，博采众长，成为中医学的奠基人。张仲景不仅医术高明，什么疑难杂症都能手到病除，而且医德高尚，无论穷人和富人，他都认真施治，挽救了无数的性命。 张仲景在长沙为官时，常为百姓除疾医病。有一年当地瘟疫盛行，他在衙门口垒起大锅，舍药救人，深得长沙人民的爱戴。张仲景从长沙告老还乡后，走到家乡白河岸边，见很多穷苦百姓忍饥受寒，耳朵都冻烂了。他心里非常难受，决心救治他们。张仲景回到家，求医的人特别多，他忙的不可开交，但他心里总挂记着那些冻烂耳朵的穷百姓。他仿照在长沙的办法，叫弟子在南阳东关的一块空地上搭起医棚，架起大锅，在冬至那天开张，向穷人舍药治伤。 张仲景的药名叫“祛寒娇耳汤”，其做法是用羊肉、辣椒和一些祛寒药材在锅里煮熬，煮好后再把这些东西捞出来切碎，用面皮包成耳朵状的“娇耳”，下锅煮熟后 分给乞药的病人。每人两只娇耳，一碗汤。人们吃下祛寒汤后浑身发热，血液通畅，两耳变暖。吃了一段时间，病人的烂耳朵就好了。张仲景舍药一直持续到大年三十。大年出一，人们庆祝新年，也庆祝烂耳康复，就仿娇耳的样子做过年的食物，并在初一早上吃。人们称这种食物为“饺耳”、“饺子”或偏食，在冬至和年初一吃，以纪念张仲景开棚舍药和治愈病人的日子。 张仲景距今已近1800年，但他折“祛寒娇耳汤”的故事一直在民间广为流传。每逢冬至和大年初一，人们吃着饺子，心里仍记挂着张仲景的恩情。今天，我们用不着用娇耳朵来治冻烂的耳朵了，但饺子却已成了人们最常见、最爱吃的食品。
《七略》：第一部目录学著作
中国古代出了不少不同类目的著作，基本上在不同学科都有著作问世，比如在目录学上，第一部著作叫做《七略》。 中国第一部官修目录和第一部目录学著作。西汉经学家、天文学家、目录学家刘歆在公元前6～前5年间编成，为政府新校本图书的总目录。先是公元前26年汉成帝刘骜命光禄大夫刘向领导政府的校书工作：由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校定本既成，概由刘向写一叙录，随书奏上。刘向所写叙录单行录出后，汇编为《别录》 ,计有20卷。公元前6年刘向死。汉哀帝刘欣命刘歆继承父业，将新校本集中于天禄阁，综合编目成《七略》7卷。七略分为辑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七部。 西汉成帝河平三年（前26年），杰出的学者刘向、刘歆父子受命主持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整理群书的工作。在每一部书整理完毕时，刘向便撰写一篇叙录，记述这部书的作者、内容、学术价值及校雠过程。这些叙录后来汇集成了一部书，这就是我国第一部图书目录《别录》。刘向死后，刘歆继续整理群书，并把《别录》各叙录的内容加以简化，把著录的书分为六略，即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再在前面加上一个总论性质的“辑略”，编成了我国第一部分类目录《七略》。 《别录》、《七略》奠定了我国目录学的基础，也形成了我国目录学的特点，这个特点，就是清代章学诚《校雠通义》中所说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例如《七略》，它以六略三十八类的分类法，条分缕析先秦到西汉的各种文化学术流派；以辑略的形式，在整体上评述了各种文化学术的兴衰分合；以各书叙录，具体而微地介绍了各种学术文化著作的优劣真伪是非，不啻是一部先秦至西汉的学术文化史。 《七略》是一部分类目录，第一次展示了我国古代的图书分类方法，它以学术性质作为分类标准。在著录上确立了较为完全的著录方法，除编有内容提要外，还利用了“互见法”和“分析法”。《七略》创立出的分类法和著录法对我国图书馆目录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三统历》：第一部记载完整的历法
古代汉族的历法史中出过许多流传后世影响数十年的历法，而史书上第一部记载完整的历法是三统历。 三统历是古代汉族历法之一，由西汉著名学者刘歆整理而成，于西汉绥和二年（公元前7年）开始实施，至东汉章帝元和二年（公元85年）为四分历取代。对后世历法产生了很大影响。 刘歆在太初历基础上，引入董仲舒天道循环的“三统说”思想，整理成三统历。西汉绥和二年（公元前7年）开始实施的历法。西汉末刘歆把董仲舒的“三统说”（即历史循环论，认为天之道周而复始，黑、白、赤三绕循环往复）塞进太初历，稍事补充，改名三统历。由于它汇通乐律、易数、五行等，以此解释历法中一些数据的来源，故而具有多元化视野。歆所撰《三统历谱》，不仅系统阐述了邓平的八十一分法，而且初充了很多原来简略的天文知识和上古以来天文文献的考证，为《汉书.律历志》历法部分的蓝本。其具体内容有造历的理论，节气、朔望、月食及五星等的常数和运算推步方法及基本恒星的距离等。包含了现代天文年历的基本内容，因而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天文年历的雏形。《汉书.律历志上》：“刘向总六历，列是非，作《五纪论》。向子歆究其微渺，作三统历及谱以说《春秋》，推法密要，故述焉。”《后汉书.律历志中》：“自太初元年，始用三统历”王先谦集解引清钱大昕：“三统与太初异名而同实。刘子骏用太初法推衍之以说《尚书》、《春秋》，又追日月五星同起牵牛之始，以为太极、上元，初非别立一术，则三统之名不自歆始也。” 依据三统历所讲的根数和原则推算气朔的条件，都已齐全。就推算气朔一方面来讲，其出发点在于规定一月的日数为29.4381日；其余日数，则反而是从这朔推出或迁就而得的。这个一朔望月的日数，一回归年的月数和日数都嫌太大些。 三统历是我国首先使用交点年和恒星月的历法。它的置闰方法是先定闰余，闰余是所求年前冬至距前朔得朔实（一月的日数）十九分之几分。二十四气名称顺序和《淮南子·天文训》所载的相同。并称从冬至起，奇数次的气，如大寒、雨水等为中气；偶数次的气，如小寒、立春等为节气。而在《三统历谱》中，则把雨水和惊蛰二气次序颠倒，清明和谷雨二气次序颠倒，其他各气次序没有改变。（这四个节气次序的改变，是由于刘歆本人的偏见，而不是当时人们遵行的历法）。
《淮南子》汉朝道家著作
古代哲学的发展和道家有着分不开的关系，《淮南子》这本书就是一部道家著作。另外，此书还记载了很多今人耳熟能详的神话故事，对后世影响较大。 《淮南子》（又名《淮南鸿烈》、《刘安子》），西汉皇族淮南王刘安及其门客集体编写的一部汉族哲学著作，道家作品。高诱在序中指出此书的思想内容：“其旨近老子淡泊无为，蹈虚守静，出入经道。言其大也，则焘天载地；说其细也，则沦于无垠；及古今治乱存亡祸福、世间诡异瑰奇之事。其义著，其文富，物事之类无所不载。然其大较，归之于道。”班固《汉书·艺文志》将其归入“杂家”，《四库全书总目》亦归入“杂家”，属于子部。 刘安的父亲刘长是汉高祖的庶子，封为淮南王，刘安作为长子，承袭父爵，故亦称淮南王。刘安撰作《淮南子》的目的，是针对初登基帝位的汉武帝刘彻，反对他所推行的政治改革。该书在继承先秦道家思想的基础上，糅合了阴阳、墨、法和一部分儒家思想，但主要的宗旨属于道家。“鸿”是广大的意思，“烈”是光明的意思（东汉高诱《淮南鸿烈解序》）。作者认为此书如道一样包括了广大而光明的通理。 《淮南子》原书内篇二十一卷，中篇八卷，外篇三十三卷，至今存世的只有内篇，现今出版版本，大多对内篇进行删减后再出版。“说林、说山、人闲诸篇多纪古事”。这部书的思想内容以道家思想为主，同时夹杂着先秦各家的学说，故《汉书·艺文志》将之列为杂家类。梁启超说：“《淮南鸿烈》为西汉道家言之渊府，其书博大而和有条贯，汉人著述中第一流也。”胡适说：“道家集古代思想的大成，而淮南书又集道家的大成。”刘文典写有《淮南鸿烈集解》。《淮南子》在阐明哲理时，旁涉奇物异类、鬼神灵怪，保存了一部分神话材料，像“女娲补天”、“后羿射日”、“共工怒触不周山”、“嫦娥奔月”、“大禹治水”“塞翁失马”等古代神话，主要靠本书得以流传。
《说文解字》：第一部按部首编排的字典
汉字内容博大精深，作为文字学首创之书，《说文解字》为后人研究古代典籍和文化提供了一把宝贵的钥匙。这本世界上最早的字典之一，至今仍然绽放着属于他的光芒。 《说文解字》，简称《说文》，东汉许慎著，创稿于汉和帝永元十二年(公元100年)，至汉安帝建光元年(公元121年)九月病笃中的许慎遣其子许冲进上。它是中国第一部按部首编排的字典，对文字学影响深远。 许慎根据文字的形体，创立540个部首，将9353字分别归入540部。540部又据形系联归并为14大类，字典正文就按这14大类分为14篇，卷末叙目别为一篇，全书共有15篇。许慎在《说文解字》中系统地阐述了汉字的造字规律——六书。 《说文解字》的体例是先列出小篆，如果古文和籀文不同，则在后面列出。然后解释这个字的本义，再解释字形与字义或字音之间的关系。《说文解字》中的部首排列是按照形体相似或者意义相近的原则排列的。 《说文解字》开创了部首检字的先河，后世的字典大多采用这个方式，段玉裁称这部书“此前古未有之书，许君之所独创”。历代对于《说文解字》都有许多学者研究，清朝时研究最为兴盛。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朱骏声的《说文通训定声》、桂馥的《说文解字义证》；王筠的《说文释例》、《说文句读》尤备推崇，四人也获尊称为“说文四大家”。 造字法上提出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的所谓“六书”学说，并在《说文解字 叙》里对“六书”做了全面的、权威性的解释。从此，“六书”成为专门之学。“六书”不能单纯的认为就是造字法，前四种象形、指示、会意、形声是造字法，而转注和假借则为用字法。 此书的主要贡献有： 1、首次阐发六书内容，并在说解中贯穿了六书原则，为汉字建立了理论体系。 2、首次从汉字系统中归纳出540部首，并创立了按部首排列的汉字字典编纂法。 3、保留下来的汉字小篆形体是极为宝贵的文字资料，为后代学者由隶变后的字形直接通向甲骨文、金文的桥梁。 《说文解字》改变了周、秦到汉字书的编纂方法，将所收字编成四言、七言韵语的形式，开创了部首编排法，共分为五百四十部。许氏总结了先前的“六书”理论，创造了系统解释文字之法，是先解释字义，再剖析形体构造，最后注明读音。剖析字形的方法，是以前字书中没有出现过的。《说文解字》对古文字、古文献和古史的研究多做出了重要贡献。
汉朝：中国史上最强王朝 国恒以弱丧，汉独以强亡
中国历代王朝的灭亡，除了内部矛盾激化外，还与外敌入侵密切相关。镐京被犬戎攻破时，不但周朝武力支柱之一的“宗周六师”被歼灭，连关中也被抢成白地。当周天子迁都洛邑时，已经从天下共主沦为中等诸侯。 晋朝之所以灭亡，除了内乱给匈奴、鲜卑等族机会外，还与他们大规模内迁、拉低关中河北地区人口比例有关。唐朝亡于藩镇。但是，吐蕃陈兵河西、威胁关中，南诏进攻四川、消耗财赋，回鹘战和不定、截留精兵，一样对唐朝之衰亡影响深远。 亡于蒙古前，宋朝已经与辽、夏、金等政权交战、对峙上百年，并在军事上投入了一半以上的国力。除此之外，还要缴纳为数不小的岁币。 如果没有西南土司长达数十年的叛乱，没有后金牵制明朝北方所有精锐，没有农民军肆虐中原大地，李自成根本不可能攻入北京城。甲午惨败戳穿了满清“同治中兴”的画皮，让李鸿章等人主持的洋务运动彻底破产，列强开始肆无忌惮的瓜分中国。 有这样一个朝代，他在灭亡前夕依然打遍周边无敌手，这就是有着“天下强汉”美誉的大汉帝国。 窦宪的北伐让漠北为之一空。新兴霸主鲜卑，一则忙于消化领土，二是慑于汉军兵锋，一直不敢南下劫掠。凭借前人余荫，曹操可以毫无顾虑的东征西讨，不用被北方势力牵制。至于南匈奴，已经完全丧胆，可以随意拿捏。平袁绍时，并州高干有勾结南匈奴的迹象。在战事结束后，曹操立刻将南匈奴划分成五部、分别委派贵族治理。 董卓之乱后，才女蔡文姬流落匈奴，被左贤王纳为妾侍。曹操听说后，派一个使者前去赎回。左贤王迫于曹操威势，乖乖放人。凉州地区羌汉杂居，“羌乱”一直时有发生,东汉政府一直在此驻扎重兵。 董卓能力不行，但是善长察言观色、结交豪杰。他在凉州刺史任上剿抚并用，不仅平定“羌乱”，还借机打造出一支忠于自己的私兵。董卓之后，马腾接任凉州刺史。因马腾是汉羌混血，所以深得羌人之心。不但能保证凉州安定，还能腾出手去和曹操争夺关中。其子马超武艺出众，被羌人视为神人，几十年后依然威名赫赫、不敢与之争锋。 乌桓是中国东北的少数民族，以骑射见长、游牧在幽州北部。东汉建立后，一直在汉朝、鲜卑之间摇摆不定。黄巾之乱后，幽州地区陷入混乱，乌桓称火打劫，刺史刘虞不能控制局面。公孙瓒督幽州军事后，以“白马义从”两千大破乌桓诸部，重新稳定幽州局势。袁绍死后,其子袁尚、袁熙投奔盘踞辽西的蹋顿。蹋顿是乌桓诸部共主，自恃实力强劲、有天险可以依托，不把曹操放在眼里。在郭嘉的建议下，曹操力排众议、抄小路绕到蹋顿背后。一战下来，乌桓举族二十万人投降。日后，曹操组建威震天下的“虎豹骑”，就是以投降的乌桓人为兵源。 汉武帝时期重新打通前往云贵的道路。但是，因为南中穷山恶水、烟瘴密布，所以迁徙过去的都是目无法纪、胆大包天的豪强。 夷陵之战后，刘备病死、蜀汉动荡，南中汉族豪强乘机与土著大姓联手叛乱。国内局势稳定后，诸葛亮率兵亲征。在歼灭叛军主力后，诸葛亮没有穷追不舍，而是转为招抚。诸葛亮的大度使得南中群豪心悦诚服、再没叛乱。 占城是中南半岛东部的古老民族，建国后即以汉朝交州为扩张对象。被痛打后立刻称臣纳贡，一旦实力恢复就马上北侵。汉末，中央政府无暇顾及南疆，交州刺史士燮以重视文教而出名。占城以为机会到了，立刻派兵北上。不曾想，士燮文武双全，不仅痛击占军、还追杀数十里。士燮这一反击让占城人老老实实了几十年。 国恒以弱丧，汉独以强亡。王夫之的这句话是对汉朝强盛最好点评。只可惜，东汉建立后一直面临着门阀士族与宦官太监的恶斗。
汉朝服饰有何特点
汉服是具有典型代表性的中国历史服饰之一，作为国人我们有必要了解一下。 汉服采用幅宽二尺二寸（50cm左右）的布帛剪裁而成[37] ，且分为领、襟、衽、衿、裾、袖、袂、带、韨等十部分。取两幅相等长度的布，分别对折，作为前襟后裾，缝合后背中缝。前襟无衽即为直领对襟衣。若再取一幅布，裁为两幅衽，缝在左右两襟上，则为斜领右衽衣。前襟后裾的中缝称为裻，即督脉、任脉，衽在任脉右侧，故称右衽。裾的长度分为腰中，膝上，足上。根据裾的长短，汉服有三种长度∶襦、裋、深衣。袖子与襟裾的接缝称为袼 ，袖口称为祛 。一套完整的汉服通常有三层：小衣（内衣）、中衣、大衣。 汉朝的衣服，主要的有袍、襜褕﹝直身的单衣﹞、襦﹝短衣﹞、裙。汉代因为织绣工业很发达，所以有钱人家就可以穿绫罗绸缎漂亮的衣服。一般人家穿的是短衣长裤，贫穷人家穿的是短褐﹝粗布做的短衣﹞。汉朝的妇女穿着有衣裙两件式，也有长袍，裙子的样式也多了，最有名的是“留仙裙”。1、男服： 礼服：汉朝的祭祀礼服，承袭了秦代的废除“六冕”，以一种冕服为祭天地明堂之礼服的办法。 冕冠服：为最尊贵的祭祀礼服，是天子及三公诸侯、卿大夫祭天地明堂之时穿着。 长冠服：为夫子和执事百官，用在祭宗庙及各种小祀，如五岳、四渎、山川、社稷等典礼穿者。 委貌冠服：相当于周代的冠弁服。为公卿诸候大夫行大射礼于辟雍的时候穿着。 皮弁冠服：此种冠服为大射礼时，执事者穿着，衣裳为缁麻衣，皂领袖、素裳。 朝服：自秦开始以袍作为朝服，汉代从皇帝至贱更小吏亦以袍作为朝服，也是主要常服。亦即是深衣制的袍服，不过因不同身份的人戴的冠不同而有不同之名称。汉代的朝服，服色是随着五时色，即春青、夏朱、秋白、冬黑。朝服均是衬以告缘领袖的中衣。 2、女服： 庙服：相当于周代的禕衣，是女子礼服中，地位最尊贵的一种。太皇太后、皇太后之入庙服，皇后之谒庙服，其服色是皂下。 蚕服：相当于周代约鞠衣。每年三月，皇后率领公卿诸侯夫人亲蚕礼时穿着。
《史记》：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谈到史学杰出代表作，必谈及《史记》。此书一出，对后世影响深远，意义非凡。 《史记》是西汉著名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一部纪传体史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被列为“二十四史”之首，记载了上至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元狩元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与后来的《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 《史记》对后世史学和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其首创的纪传体编史方法为后来历代“正史”所传承。同时，《史记》还被认为是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刘向等人认为此书“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与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并称“史学双壁”。 《史记》全书包括十二本纪（记历代帝王政绩）、三十世家（记诸侯国和汉代诸侯、勋贵兴亡）、七十列传（记重要人物的言行事迹，主要叙人臣，其中最后一篇为自序）、十表（大事年表）、八书（记各种典章制度记礼、乐、音律、历法、天文、封禅、水利、财用），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余字。 《史记》建立了杰出的通史体裁,建立了史学的独立地位,建立了史传的文学传统。另外对古代的小说、戏剧、传记文学、散文，都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史记》作为中国第一部以描写人物为中心的大规模作品，为后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基础和多种可能性。《史记》为中国文学建立了一批重要的人物原型。在后代的小说、戏剧中，所写的帝王、英雄、侠客、官吏等各种人物形象，有不少是从《史记》的人物形象演化出来的。在武侠小说方面，除了人物类型，它的体裁和叙事方式也受到《史记》的显著影响。后世小说多以《史记》为取材之源。其中比较典型的有冯梦龙的《东周列国志》、孙皓晖的《大秦帝国》和寒川子的《战国纵横》。戏剧方面，由于《史记》的故事具有强烈的戏剧性，人物性格鲜明，矛盾冲突尖锐，因而自然而然成为后代戏剧取材的宝库。在传记文学方面，由于《史记》的纪传体为后代史书所继承，由此产生了大量的历史人物传记。
《汜胜之书》：汉代的农学名著
汉族劳动人民在数千年的劳动生产中积累了丰富的耕作经验，这些宝贵经验需要有人去总结和完善，以便流传后世。《汜胜之书》就是这么一本农学著作，它对中国农业生产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汉书·艺文志》著录作“《氾胜之》十八篇”，《氾胜之书》是后世的通称。作者氾胜之，汉成帝时人，曾为议郎，在今陕西关中平原地区教民耕种，获得丰收。该书是他对西汉黄河流域的农业生产经验和操作技术的总结，主要内容包括耕作的基本原则、播种日期的选择、种子处理、个别作物的栽培、收获、留种和贮藏技术﹑区种法等。就现存文字来看﹐以对个别作物的栽培技术的记载较为详细。这些作物有禾﹑黍﹑麦﹑稻﹑稗﹑大豆﹑小豆﹑枲﹑麻﹑瓜﹑瓠﹑芋﹑桑等十三种。区种法（即区田法）在该书中占有重要地位。此外，书中提到的溲种法﹑耕田法﹑种麦法﹑种瓜法﹑种瓠法﹑穗选法﹑调节稻田水温法﹑桑苗截乾法等，都不同程度地体现了科学的精神。氾书早佚，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多所徵引。清人辑佚本以洪颐所辑为优。今人石声汉撰有《氾胜之书今释》﹑万国鼎撰有《氾胜之书辑释》。《氾胜之书》所反映的农业生产技术包括以下几方面：1、应用综合栽培技术西汉时期，人们已经认识到农作物的生产是多种因素的综合，是各种栽培技术的综合。在整个作物栽培过程中，要注意六个不可分割的基本环节：趣时，和土，务粪、泽，早锄，早获. 趣时 ，即不误农时，栽培作物要不早不晚，与气候时令同步。和土 ，即使土壤疏松，有良好的结构。土壤好，庄稼就长得好；土壤不好，庄稼当然就长得差。务粪、泽 ，就是注意及时施肥和灌溉。早锄、早获 ，就是及时锄草，及时收获。2、不同作物必须有不同的栽培方法，不能千篇一律。《氾胜之书》讲了粮食、衣着原料、饲料等12种作物的栽培方法，自整地、播种直到收获的各个环节，每种作物的栽培方法都不相同，甚至差别很大，这是因为作物生长期有长短，成熟有早晚，有的需要水多，有的耐旱，有的春种秋收，有的秋种夏收，有的抽穗结实，有的在地下结果。作物的生长方式不同，因此栽培技术自然也不同。比如冬小麦和水稻的栽培方法就不一样。首先是播种时间不同，在关中地区，冬小麦在夏至后70天播种，水稻是冬至后110天播种。其次是麦、稻的需水量相差很大。如果秋天有雨，地里墒（shāng，指土壤含有适合种子发芽和作物生长的湿度）量好，麦地就不用浇水；水稻则不同，从播种到成熟，都不可缺水。由于稻田里水的温度对水稻生产有很大的影响，因此需要采取措施控制水温。氾胜之的办法是在田埂的进、出水口上。当需要水温高一些时，就把进、出水口上下相对地开在一条直线上，使水局部地在这一直线上通过，就可以避免整块田的水温下降；当需要降低水温时，就把进、出水口错开，这样，新进来的低温水在流经整块稻田的过程中带走热量，使稻田里的水温降低。第三，麦、稻中耕除草的方法也不同。3、区种法的发明区种法是一种高产栽培方法，主要是依靠肥料的力量，不一定非要好田。即使在高山、丘陵上，在城郊的陡坡、土堆、城墙上都可以作成区田。《氾胜之书》依据不同的地形，采用了两种区田布置方法：一是带状区种法，二是方形区种法。两种布置方式都要求等距、密植、全苗、施肥充足，浇水及时，以及精密的田间管理。这样小麦亩产可达4187斤，这个数字显然夸大了，但它却给后世指出了精耕细作、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方向。4、整地改土技术通过整地达到和土保墒，改良土壤的目的，这是氾胜之在继承前人经验的基础上作出的新贡献。要求整地要提前进行，春种地要进行秋耕和春耕，秋种地要进行夏耕，使整个耕作层有良好的土壤结构。为了防旱保墒，要特别注意选择耕地的时间，避免秋冬干耕，春冻未解就早耕，冬季要积雪保雪。《氾胜之书》还提到耕完之后，要让耕地长草，然后再耕一次，将草埋在地下。这种作法正是应用绿肥的开端。既利用了有机质，又消灭了杂草，这是我国利用绿肥改良土壤的独特技术。5、选种留种技术氾胜之已认识到 母强子良，母弱子病 的种苗关系。有好种才有好苗，有好苗才能高产。为了获得良种，必须选种。选种的标准是生长健壮，穗形相同，子粒饱满，成熟一致。选种的时间是在作物成熟后、收获以前，到田间去选。选好的种子不能跟非种子混杂，要单收、单打、单藏。收藏种子要防止霉烂，防止虫害。因此在收藏前要把种子晒干扬净。特别是要保存过夏天的麦种，更要用药防虫。6、施肥技术施肥技术在我国发展很早，据说殷商时已有施肥的记录。然而明确认识施肥是为了供给作物生长的养分，改善作物所需要的土壤条件，又将肥料分作基肥、种肥、追肥和特殊的溲种法等，这都是秦汉时才有，由氾胜之作了总结。7、中耕除草与嫁接技术氾胜之讲，中耕除草有四个作用：间苗、防冻、保墒、增产。以小麦为例，当麦苗显出黄色时，那表明太密了，要通过中耕除草把麦苗锄稀些。秋锄后，要用耙耧把土壅在麦根上，这样可以保墒、保温、防冻。麦苗反青时要锄一次。榆树结荚时，地面干成白色，又要锄一次。小麦经过三四次中耕除草，会使产量成倍地增加。8、轮作、间作与混作氾胜之记述了西汉农作物的轮作、间作与混作技术。如谷子收获以后种麦；瓜田里种韭菜、小豆；黍与桑堪混播，桑苗生长不受妨碍，还能多收一季黍。这些技术的采用，提高了土地利用率，达到了增产增收的目的。
东汉佛教传入中国
佛教如今在中国十分兴盛，各地庙宇众多，僧众信徒广泛，追根溯源来看，佛教传入中国实在东汉时期的永平十年。 在曹魏鱼豢所撰的《魏略·西戎传》说：“昔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二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意思是说，在汉哀帝元寿元年时，有一位名叫景卢的博士弟子，从月氏王派遣来的使者伊存那里，听到了口授的佛经。“浮屠”即佛的另一译音。若从文字记载来看，佛教传入我国至迟在西汉末年，但之前很可能性已经传入。 现在，一般以东汉明帝永平十年（公元64年）为佛教传入我国的标志。史料记载，当时汉明帝夜梦金人飞行于殿庭，第二天上朝便问群臣到底是何征兆。太史傅毅回答说是西方的神——佛。皇帝听了，认为供佛吉祥，就派遣中郎将蔡愔、秦景，博士王遵等十八人去西域访求佛道。 公元67年，蔡愔等于大月氏国遇到迦叶摩腾（又叫摄摩腾）、竺法兰两位法师，就请他们回国弘法。一行人就用白马驮着佛像、佛经，返回首都洛阳。汉明帝特意建立精舍安置两位法师，精舍即是白马寺。当时“寺”是官署名称，如大理寺、太常寺等。白马寺是指一处安排接待外国宗教人士的机构，后来寺就才慢慢成了僧人所居之处。迦叶摩腾、竺法兰到达洛阳后，就开始译经、度僧。 由于迦叶摩腾与竺法兰是外国人，于汉语不甚精通，翻译时表达义理也就不太精准，而且数量极少。只摘录几十段佛语，辑于一册，即是《四十二章经》。但就是这部经是否出于东汉时，学术界还有争论。 另外，迦叶摩腾与竺法兰一开始就被皇家供养在庭院中，所以佛陀规定的僧团必须托钵乞食，住在阿兰若处等极重要的规矩，就没能在中国实行。又因为当时同时发心随两位法师出家的人太多，一时间没有那么多染衣，于是从一开始汉传佛教的僧众就没能统一着染衣。以至发展一段时间后，就都穿了长袍。所以，我们汉传佛教最初的缘起就有其先天性不足：因皇家求世间福报而进入，最能表法的托钵、披衣制一开始就没确立。经典极少，翻译亦存在缺陷。 从明帝起直至汉末，佛教基本只在上层社会小规模内传播，而且绝大多数人把它当成了求福之法，而未了解到它是能令人了生脱死的实修之宝。这种情况在外国僧人不断进入，大量佛经被不断翻译出来后，才渐渐有点儿改变。同时，佛教也从皇家上层渐渐渗透至民间，建寺供养者也多起来。 至东汉末桓、灵二帝的时代（147—189年），西域僧人相继来到中国，如安世高、安玄从安息国来，支娄迦谶、支曜从月氏国来，竺佛朔从天竺国来，康孟详从康居来。由此译经事业渐盛，佛教的普及范围也渐广。 东汉末期的佛典翻译事业，主要开始于安世高。安世高本名“清”，是安息国的太子，博学多识，信仰佛教。当轮到他即位的时候，他却让位给叔父出家修道去了。他精研阿毗昙，兼习禅定，游化西域各地，闻名一方。东汉桓帝时进入我国，在华的二十余年间，翻译出了《安般守意经》、《阴持入经》、《大十二门经》、《小十二门经》和《百六十品经》等三十多部典籍。他所译皆属于小乘教义，以关于禅法的典籍为主，亦涉及抉择五蕴百法的阿毗昙学。如《安般守意经》是说以数息修习止观的经典，《阿毗昙五法经》是说明法相名相的。其他典籍则大多出于《阿含经》中。 支娄迦谶（简称支谶）来我国的时间稍迟于安世高，他通晓汉语，能独自翻译。在汉灵帝在位年间，译出经典十余部，包括《般若道行经》、《般舟三昧经》、《首楞严三昧经》等。支谶所译典籍基本全部属于大乘，恰恰与安世高相反。他译的《宝积经》、《阿閦佛国经》、《般舟三昧经》实际上是《大宝积经》的一部分。《般若道行经》则是大品般若经的主要部分。《兜沙经》其实是《华严经》的序品。 支谶所译《般若道行经》是阐述大乘缘起性空道理的，这部经的翻译对于中国大乘佛教的发展，般若性空思想的传播意义重大。但因支谶翻译过程中，为利于当时人的理解，借用了道家典籍中“无”、“道”等概念。这埋下了汉传佛教从一开始，理解般若就偏于“空”一边，而难证中道。 与安世高、支谶两大译师同时的竺佛朔、安玄、支曜、康孟详等人，也都各有传译。竺佛朔（一作竺朔佛）帮助支谶译出了《道行般若经》及《般舟三昧经》。安玄与中国本地僧人严佛调合作，翻译出了《法镜经》。支曜译出了《成具光明经》，又叫《成具光明定意经》。康孟详译出了《中本起经》，又叫《太子中本起经》。 东汉末大约七十年间，各译师翻译的经典涉及大小乘，包括止观、阿毗昙、佛传、般若几方面。在初期的佛典翻译当中，一般常用“文”、“质”两个字作译文的评语。“文”是指翻译时以文辞优美、适合本土习惯为主，“质”是指以传达原意精准为主。安世高、支谶等译师，大多采用质朴的直译，文采比后代优秀论师差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