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帝为什么会如此讨厌言官？
熟悉明史的人都清楚，在明代的政府架构中，有一个言官体系。言官由御史与给事中两部分组成，御史供职于都察院，是朝廷的耳目;在都察院之外，还有一个与六部(吏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户部)相对应的建言、评价与监察系统，叫六科，给事中就供职于六科。言官的官阶不高，但职责重要而神圣，其中首要职责是“规谏君主”，对皇帝与内阁有一定的制约作用。按说，嘉靖帝是不会太讨厌言官的，毕竟这是明朝以来的长期设置和习惯做法。到底是什么事情让他对言官体系有了极为强烈的反感与抵触呢?事情需要从嘉靖帝即位后说起。嘉靖帝继位之初，下诏废除了武宗时的弊政，诛杀了佞臣钱宁、江彬等，使朝政为之一新，但不久后爆发的“大议礼之争”(明朝最著名的政治事件)，让嘉靖帝感触很深、感慨极大。早在嘉靖皇帝由藩邸进京的时候，未即位的嘉靖皇帝与朝臣们就迎接的礼仪发生了争执，结果以朝臣的妥协告终，紧接着，嘉靖皇帝的生母进京，又发生了类似的事情，最后朝臣又做了让步。这两件事可是说是议礼之争的导火索，从嘉靖皇帝主观来讲，他从外藩即皇帝位，对朝廷的旧臣并不十分信任，而且他不希望以过继给孝宗皇帝当养子的身份来入继大统，因此他要求追封自己的亲生父亲为皇帝，这一点标榜尊崇先师孔子礼教的大臣们是无法同意的，众大臣表现的空前团结，反对的奏章压的世宗喘不过气来，就在世宗准备让步的时候，一个叫张璁的人站了出来，帮了嘉靖皇帝一个忙，他写了一篇文章，为嘉靖皇帝追封自己的父母找了许多理论依据，而且引经据典批驳了群臣的观点，嘉靖皇帝看后深受鼓舞，张璁也得以加官进爵，成为议礼派的首领(当时的反对大臣们称为护礼派)。朝中出现了议礼派与护礼派的对立，由于嘉靖皇帝的支持，议礼派的队伍也在不断扩大，双方的斗争也日趋激烈，经过几回合的你来我往，终于爆发了“血溅左顺门”事件。由于议礼派逐渐占据上风，护礼派群臣决定集体向皇帝进谏，于是包括九卿二十三人，翰林二十人，给事中二十一人，御使三十人等共二百余人的庞大队伍，集体跪在左顺门外，哭声，喊声震天，嘉靖皇帝派人将为首的几为大臣押入监狱，群臣情绪更加激愤，左顺门前出现骚动，世宗皇帝杀心顿起，将一百三十四人逮捕，八十六人待罪，一时间锦衣卫从四面八方围来，左顺门前血迹斑斑。左顺门事件以皇帝的胜利，护礼诸臣的失败告终，嘉靖帝终于如愿地将父亲追尊为睿宗，并将神主入太庙，跻在武宗朱厚照之上。这次事件致使许多正直的大臣或死或引退，而佞臣却乘机窃取了朝政大权，使弊政重兴。通过这件事，嘉靖皇帝不仅实现了追封自己父亲为皇帝的愿望，而且树立了新皇的威信，开始了他的专制统治。从此，嘉靖帝不再喜欢言官们的过多参与和直接谏言。明嘉靖十一年(1532年)，天空出现彗星，俗称扫帚星，嘉靖帝就下诏求直言，有位南京御史叫冯恩的，直言上疏，说天空出现了扫帚星，是不祥之兆，原因是朝廷出现了三颗扫帚星，这三颗不祥之星就是内阁大学士张璁、方献夫与右都御史汪宏，要想除去天上的扫帚星，必须先除朝廷的扫帚星。嘉靖帝看后勃然大怒，就下令将他逮捕关入诏狱，差一点死于廷杖，最后将他发配到广东雷州，六年后才遇赦回归乡里。1567年，嘉靖死去，明穆宗即位，他才得以平反昭雪，这时他已是年过七十的老人了冯恩直言带来了八年的牢狱与流放生活，同朝有位言官进谏却带来了长达十八年的牢狱之灾。此人名叫沈束(1514—1581)，浙江会稽人，嘉靖二十三年进士，任礼科给事中，时年31岁。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蒙古俺答率大军进犯大同，沈束上书嘉靖皇帝，指责严嵩，说：“今当事之臣，任意予夺，冒滥或悻蒙，忠勤反捐弃，这何以鼓励士气，激发军心?”其措词并不激烈，但触犯了嘉靖对俺答首鼠两端、战和不定的对策，于是，嘉靖将他交都察院与刑部定罪，都察院御史闻渊、屠侨说他上疏有点轻狂，并无其他心肠，嘉靖心中恼怒，剥夺了闻渊与屠侨的俸禄，将沈束投入诏狱。不久，刑部上奏说他只是奏事不实，并无大错，应该复职。大凡皇帝都有很强的刚愎心理，都要维护其“圣断”的正确性，不会承认有错，更不会自行纠错，嘉靖也是如此。“三司”越是为沈束说公道话，嘉靖对他的处罚就层层加码，越来越重，沈束受了廷杖之刑，关在诏狱之中。冯恩被投入诏狱后，他的妻子吴氏从松江府上海县来到京城，到大理寺击鼓鸣冤，他的儿子才十三岁，居然跪在午门外，要替父代死，这一举动也使得嘉靖左右为难。明代诏狱不管囚犯的饮食，一日三餐都要家属送去，沈束的妻子张氏也来到北京，还带着沈束还没有圆房的小妾潘氏，俩人寄居在北京的旅馆里，以纺纱织布供丈夫衣食，沈束坐牢十八年，妻妾俩人送牢饭十八年。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大权相严嵩撤职，沈束服刑从36岁到了54岁，张氏觉得冤案有了转机，就上书嘉靖皇帝，请求替夫服刑，法司也表同情，代为请示，但嘉靖不许。后来，一个偶然的际遇使得沈束得以出狱，原来嘉靖将他关入狱中，还命令狱卒将他每天的语言饮食报告给他，称之谓“监帖”，嘉靖四十四年，一天一只喜鹊在监狱窗口叫个不停，沈束漫不经心地说了一句：“难道罪人也有喜事吗?”狱卒将这句话当作“监帖”送到嘉靖面前，嘉靖听了心有所动，这时正值户部有个司务叫何以尚的，上疏救海瑞，嘉靖见疏大怒，将他关入诏狱，而将沈束释放了出来。沈束回到家中，其父已死，两月后，嘉靖也死去，他的小妾潘氏当初是为了给沈家生下子嗣而娶进门的，由张氏带到北京时年约二十，而沈束获释时，已经四十上下尚未圆房。嘉靖帝对事事进谏的言官极为仇恨，多次用廷杖对付持不同政见的言官。在“大礼议”事件中，他用廷杖对付静坐哭谏的言官，一次打死十七人，罢官流放的多达二百多人，但血案并没有遏制进谏之风。“大礼议”事件过后不到两年，又发生了言官弹劾武定侯郭勋与李福达狼狈为奸的事件，他用罢官流放来对付言官，被流放的官员多达四十余人，但这也没有遏制进谏之风。到了嘉靖中期，犯颜进谏者仍是前赴后继，难以遏止，其中最为出名的就是太仆卿杨最与御史杨爵。杨最不同意嘉靖给自己放假二年求长生不老之药，而被关入诏狱，还遭廷杖重打，六十廷杖还未打完，就当场毙命。还有一位御史叫杨爵，当杨最被廷杖当场打死时，他悲愤交加，一气呵成《隆治道疏》，痛析天下危乱之因，痛陈朝政时弊，嘉靖见后愈加恼怒，密令锦衣卫将他逮捕入狱，用酷刑审讯，朝臣敬其忠烈，主事周天佐、御史浦铉上疏营救，又遭重杖重击而死，直到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才被释放出来，这时他被关入狱中长达八年。把言官用廷杖打死或流放荒蛮地区，朝臣自有议论，史家还要秉笔直书，传给后人，皇帝毕竟要背恶名。嘉靖改用新的一招，就是用长期监禁来遏制言官，沈束成了这种恶政的牺牲品，他不明不白地关在狱中长达十八年。但是，长期监禁也没有遏制言路，没有使言官望而生畏，到了嘉靖晚年，还出现了一个准备好棺材以死进谏的官员，他就是大名鼎鼎的海瑞。嘉靖帝打压打击言官的行径有很多，就不一一叙述了。以上事例已经足够说明他讨厌言官到了何种地步。我们不论他的想法是否合情合理，起码他的行为很偏激、很过度。对本身具有良好作用的言官制度来说是极具毁灭性的损害。古人云，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就是说民意民生是统治者最需要最应当看重的因素。当一位国家领导者，堵塞民意诉求，禁止民意发表，民情就无法真正了解，民生就无法真正顾及。这样的国家就距离没落灭亡不远了。无数的历史事实都证明了这点。仅以明朝为例，嘉靖帝之后的几代皇帝，不就是在走上了下坡路吗?
汉节是国家权利象征：西汉周丘曾凭此筹3万大军
苏武牧羊是中华节操史上最出彩的故事，苏武誓不降敌，在北海牧羊，除了须发皆白以外，还有一个明显的标志：他所持的汉节上面的牦牛尾都掉光了。苏武死死抱着这根杆子不放，就是因为汉节是国家的象征，是他使命的源头。汉节是什么东西?它的主体是竹竿，长八尺，相当于现在的一米八，不算很长，上面有三层牦牛尾结成的装饰。它是皇帝授予使臣的，是国家权力的象征，不仅汉廷派往匈奴等处的使者持节，皇帝派往分封于各地的诸侯王的使者，同样要持节。使臣持节，简称就是“使节”。这“节”的威力有多大呢?举个例子吧。西汉景帝时期，七国叛乱，当时的吴王刘濞就制造了一批假冒的“节”，以打乱西汉的军事指挥体系。有一个叫周丘的谋士，跑到刘濞那里说：你给我一根汉节，我包你能得十万大军。刘濞就给了他一根汉节。周丘凭借这根伪造的汉节，到了下邳，居然能杀掉下邳守官，筹集了三万大军，然后又一路到北方的阳城，将军队规模扩大到十万。可惜等周丘把队伍发展壮大的时候，刘濞却已经兵败。周丘不得不率兵回到下邳，偏偏他运气不够好，背发疽而死。
唐朝甘露之变是怎么回事？甘露之变结果怎样
甘露之变指发生于唐文宗大和九年(835年)十一月的一次政变，宦官势力得胜，造成朝廷中许多官员被杀。公元835年(唐大和九年)，27岁唐文宗不甘为宦官控制，和李训、郑注策划诛杀宦官。夺回皇帝丧失的权力。11月21日，唐文宗以观露为名，将宦官头目仇士良骗至禁卫军的后院欲斩杀，被仇士良发觉，双方激烈战斗，结果李训、王涯、贾餗、舒元舆、王璠、郭行余、罗立言、李孝本、韩约等朝廷重要官员被宦官杀死，其家人也受到牵连而灭门，在这次事变后受株连被杀的一千多人。史称“甘露之变”。1、背景安史之乱后，唐朝宦官势力开始坐大，唐德宗委任宦官掌管禁军并且成为定制，从此宦官势力变得不可抑制。宝历二年(826年)十二月，唐敬宗被宦官刘克明杀害，另一宦官王守澄立文宗为帝。文宗向来不满宦官专权，大臣李训、郑注知道文宗有反抗之心，便与文宗密谋诛灭宦官。李、郑二人是因为王守澄的引荐而得以进入朝廷任高职，文宗认为与二人谋事不易引起宦官们的警觉。当时，外人仅知道李、郑二人倚仗宦官擅作威福，却不知道二人原来与文宗另有密谋。大和九年，文宗以李训之谋，杖杀曾参与杀害唐宪宗的宦官陈弘志，不久又以李、郑之谋赐王守澄死。虽然李、郑二人的共同目标是消除宦官专权，但二人开始争功，发展成势不两立的局面。九月李训升为宰相，同时把郑注派到外地任凤翔节度使，表面上是作为助援，内里却另有打算，如果清除宦官的计划成功，下一目标便是郑注。2、过程李训和郑注本来约定由郑注以协助王守澄的葬礼为名，带数百精兵前来，趁宦官们参加葬礼时一网打尽，但李训后来又不想郑注因此领功，便以自己亲信出任一些节度使和京中重要职位，暗中招募士卒，并提前行动。大和九年(835年)十一月廿一，文宗与百官在紫宸殿早朝，左金吾卫大将军韩约奏称左金吾仗院内石榴树夜生甘露，为祥瑞之兆。李训等人劝文宗亲自前往观看，文宗到含元殿，命宰相及中书、门下两省官员前去左仗视察，众人回报那不是真甘露。文宗刻意派仇士良等一众宦官前去查验，李训等人事先暗藏甲兵，以伏杀宦官。文宗也命王璠、郭行余分别领河东、邠宁军前来，但河东军来了，邠宁军却不敢上前。仇士良抵达后，看到韩约神色惊慌，又发现周围有伏兵，立即返回含元殿劫持文宗回内殿。李训见状，叫金吾军上前护驾。金吾军及其他举事兵卒虽然杀了少数宦官，却阻止不了宦官带走文宗。仇士良等人挟持文宗返回内殿后，派出神策军五百人砍杀众大臣，举事兵卒溃败。对甘露之变计划一无所知的宰相王涯出逃后被捕，在刑讯下供称此事为宰相们谋反，意在改立郑注为帝。李训逃出长安，但最终被捕杀。仇士良等人又密令凤翔监军诛杀在外地的郑注。文宗也被迫认同王涯的供词。此次事变中，死者数以千计，除李训、郑注外，李训党羽多人被捕杀，宰相舒元舆、王涯、贾等人被腰斩，“亲属无问亲疏皆死，孩稚无疑，妻女不死者没为官婢。”史称“甘露之变”。牵涉者的一些家属投奔昭义节度使刘从谏并得到接纳，暂时躲过一劫，但844年刘从谏的侄子和继承人刘稹被杀后，他们作为刘氏伯侄的亲信也一并遭到杀害。宦官认为文宗事前已知悉李训、郑注之谋，对文宗不满，文宗此后更受宦官压制，郁郁而终。3、影响“甘露之变”后，宦官一直牢固地掌握军政大权，君主的废立、生杀也是掌握在宦官手中，为中国历史的第二次宦官时代的开始。“天下事皆决于北司，宰相行文书而已”。宦官“迫胁天子，下视宰相，陵暴朝士如草芥”。此后很长一段时期，中书省、门下省官员入朝都与家人辞别，因为说不定何时就会被杀。唐文宗更受到宦官欺凌，一次问当值学士周墀：“朕可方前代何主?”周墀答：“陛下尧、舜之主也。”文宗叹道，“朕岂敢比尧舜，何如周赧汉献耳!”周墀：“彼亡国之主，岂可比圣德?”文宗说：“赧、献受制于强诸侯，今朕受制于家奴，以此言之，朕殆不如!”因泣下沾襟，墀伏地流涕，自是不复视朝。仇士良后来还干涉唐文宗的继承人问题并为此杀死唐文宗的杨贤妃、弟弟安王李溶、唐敬宗子陈王李成美。直到唐武宗年间，仇士良才失势而死。唐宣宗年间，遭甘露之变波及的王涯、贾等无辜者才得到平反，但宣宗同时也为仇士良平了反。唐朝的宦官势力，直到朱温在唐昭宗天复三年(903年)大杀宦官后，才终告消失，然而，唐朝不久也因朱温建后梁篡位而灭亡。
北洋水师陆战队：中国最早的现代化陆战部队
海军并不是单纯执行海上作战任务的军种。在今天，主要执行登陆作战任务的海军陆战队存在于数十个国家的海军中，美国海军陆战队甚至独立于海军之外，位列五大军种之一。而在19世纪的海军中，同样普遍存在有陆战队。北洋海军亦曾一度组建自己的陆战队，拥有相当的陆战能力，但相关的史料记载极为有限，各种论著对他们也鲜有提及。笔者所见，仅有姜鸣先生曾指出“北洋舰队具备两栖作战能力”，而陈悦先生近年的一些文章与著作对其论述较多，进行了开创性的工作，可惜尚未进行专门探讨。笔者是以撰写本文，试图结合世界近代海军史对北洋海军的陆战队进行论述，以便更加全面地认识北洋海军的组成与战术。 一、近代海军陆战队的滥觞 在西方海军中，军舰搭载陆战士兵作战的传统十分悠久。早在公元前的桨帆战船时代，士兵跳帮进行接舷战便是古希腊、古罗马等国海军中最流行的战术之一。在布匿战争中，罗马海军由于在战舰上使用了方便接舷的“乌鸦嘴”吊桥，大破劲敌迦太基海军。而随着海军装备与战术的发展，接舷战的意义逐渐减弱，但仍保留有一定的地位，陆战士兵也依然在军舰上拥有一席之地。 近代意义上的海军陆战队建立于1664年，是英国皇家海军所组建的“约克公爵和奥尔巴尼海军步兵团”(Duke of York and Albany’s Maritime Regiment of Foot)。1672年，“海军陆战队”(Marines)这个名词首次出现在官方档案中。在江南制造局翻译出版的《英国水师章程》中，他们被称为“小枪队”或“水师枪兵”。 陆战队在当时的英国海军中有着相当重要的地位。其成员都是招募来的士兵，宣誓效忠王室，因此被认为比多为强征入伍的水兵忠实可靠。“陆战队小分队是舰长唯一信得过的、能执行其意志的部队，不管是阅兵还是站岗都要依靠他们。”因此，当时英国海军中的许多大型军舰都搭载有一定数量的陆战队。譬如，著名的“胜利”号风帆战列舰于1778年开始服役时，舰上配有58名陆战队员(1名上尉、1名中士、1名下士和55名二等兵)。 陆战队所执行的任务十分广泛。第一，他们要在舰上站岗执勤，维持秩序，弹压哗变，身份相当于海军中的宪兵。第二，在交战中，他们将使用冷热兵器进行接舷战，或者在帆桁上居高临下地狙击敌方军官。第三，在需要进行陆上作战时，他们会组成一支精干的登陆部队。要说他们是海军中的多面手，毫不为过。 除了英国之外，欧美各国也相继组建陆战队，如俄国于1705年创建，美国(北美殖民地)于1775年创建。另外应该指出的是，除了专门的陆战队，海军往往还会抽调小队水兵上岸参与陆战，这样的部队与海军陆战队十分相似，中文记载中一般统称为“陆战队”。本文所论述的陆战队，也是这个广义的概念。 二、北洋海军陆战队的编制与装备 北洋海军在参照西方(主要是英国)海军规章进行种种建设的过程中，也组建了自己的陆战队。关于这一方面的资料极少，只有北洋海军的军服规范《北洋水师号衣图说》确切证明了他们的存在。该书将北洋海军的军服划分成官弁、洋枪队和水手夫役三类。所谓的洋枪队，也就是陆战队，区别于普通的水兵。陈悦先生指出：“陆战队士兵的制服样式和士官制服相似，既显示了舰上执法者的特殊地位，也区分了官兵的差别。”《图说》篇末写明光绪壬午(1882年)撰，因此可知陆战队的组建不晚于此时。 关于陆战队的具体编制情况尚不清楚。北洋海军各主力舰都有巡查一职，职责是“专司稽查船务及兵勇登岸各事宜”。考虑到西方海军中的陆战队有维持军舰秩序的职能，巡查或许就是各舰陆战队的统领。 但是，明治二十三年(1890年)日本军方编纂的《清国北洋海军实况一斑》表明，此时北洋海军军服制度已经发生了变化，专为洋枪队设计的制服不再出现。联系到两年前颁行的《北洋海军章程》中也没有洋枪队的设置，可以认为这个编制此时已经被取消了。 但是，这并不代表陆战队的功能也就此丧失了。《北洋海军章程》表明，北洋海军的水兵(包括水兵的后备军——练勇)均被要求能够熟练使用枪支、刀剑等陆战武器。譬如，从三等练勇递升到一等练勇，均需考核“洋枪、刀剑操法”。练勇挑补水手以及水手升职，考查科目中也都包括这两门技艺，就连副管旗这样的技术人员也须掌握。至于学生上练船实习，这些也是必修科目。由此可知，北洋海军的大多数人员都拥有一定的陆战技术，陆战队融合在整支舰队之中。为行文方便起见，笔者在下文中仍将执行陆战任务的北洋海军官兵称为“陆战队”。 关于陆战队的装备情况，可以从各舰配备的轻武器上得知。根据各舰的验收折和报销折可知，北洋海军的几艘外购主力舰在订造时都连带购买了相当数量的轻武器。如“定远”、“镇远”各配有“后膛连珠枪五百二十五杆”，“济远”则配有“后膛连珠枪一百三十六杆”。“经远”、“来远”则有“连珠手枪六十枝”，配有“枪子二万枚”。“致远”、“靖远”配备的武器种类更多，共有“马丁尼后门枪(引者按，即马提尼–亨利后膛步枪)八十枝、梅花手枪(引者按，即转轮手枪)三十枝、腰刀八十把、长矛八十枝”。 另外，还单独购买了一些枪械。光绪十二年(1886年)，北洋海军计划添置手枪，总查琅威理估计需要600支。次年初，李鸿章向驻外公使指示，“拟购力拂六出手枪(引者按，即德国Ludwig Loewe厂所制连珠手枪)六百杆，备各船领用。新订快船，勿购别项手枪。”不久，又电令：“各船现均改用毛瑟单响枪，连珠价昂，似宜缓购，恐不一律。”此后北洋海军曾领到六出手枪样品，验收结果良好，准备购买。但尽管丁汝昌向负责北洋海军军火收发的北洋军械局总办张士珩一再催促，却没有见到交货的记载。而可以确认的是，北洋海军于同年收领了200支毛瑟枪，分拨给“致远”、“靖远”、“超勇”、“扬威”四舰使用。由此可见，北洋海军各主力军舰都配备了不少轻武器，足够武装数十乃至数百名舰员。这样多的轻武器，与水兵普遍掌握陆战技术的情况是吻合的。北洋海军编制中有所谓的“洋枪匠”，应该就是负责修理各舰枪械的人员。 以上的轻武器中包括有刀矛这样的冷兵器，这其实并不是装备落后的表现。由于陆战队有可能进行接舷战，短兵相接的机会比较多，冷兵器仍有一定价值。因此，长矛在英国海军中一直使用到了1905年;而1940年英国驱逐舰“哥萨克”号袭击德国补给船“阿尔特马克”号以援救本国战俘时，有一名水兵还使用了军刀。 除此之外，陆战队在登陆战斗中还有可能使用一些相对重型的武器。譬如，“致远”、“靖远”两舰的格林炮和霍智纪士(今译哈乞开斯)炮配有“炮车”即陆用的轮架，可以通过换装炮架登陆作战[19]，其他一些军舰的小口径速射炮也有这种情况。另外，“定远”、“镇远”、“经远”、“来远”装备有75mm克虏伯舢板炮(当时称舢板七生半炮)，主要供陆战使用，也可以通过换装炮架在军舰或小艇上使用。在几次实战中，陆战队也确实动用了舰炮进行火力支援。 三、北洋海军的陆战训练 在北洋海军中，陆战训练的地位可以说不逊于海战训练。上文已经提到，北洋海军的大多数人员都被要求掌握陆战技术。而在现实训练中，陆战科目的比重也相当大。中法战争期间丁汝昌的两份函稿表明，当时在舰操炮和登岸操枪的比例大致是一比一。“在旅各船，每日上午操大小各炮，下午登岸操枪，逐日一船轮流打靶。”“迩日旅顺各船，每日上午操炮，下午操演后，抽暇端枪架[一]。” 尤为可贵的是，北洋海军的陆战训练有影像资料可供佐证。目前可以看到两张在刘公岛上拍摄的照片：其中一张，一排水兵匍匐持枪，后面一排则弯腰准备卧倒，还有几名手持手枪、军刀的士官督察;另一张，水兵成两排端枪瞄准，前排蹲跪，后排站立，还可看到水兵腰间都佩着刺刀。从这些照片中，可以看到水兵们当时所练习的步兵战术动作。 由于陆战训练的重要地位，北洋海军在仅有的两次阅操中都演练了陆路枪炮阵法。光绪十七年(1891年)四月，李鸿章与帮办海军事务大臣张曜奉命校阅北洋海军。在威海卫，陆战队进行了操演，得到了李鸿章的高度评价：“各兵舰小队登岸操演陆路枪炮阵法，精严快利，旋转如风，为各处洋操之远冠。” 光绪二十年(1894年)四月，李鸿章与帮办海军事务大臣定安再次校阅北洋海军，陆战队又一次博得了好评：“十七日，在威海卫调集北洋兵舰小队登岸操演陆路枪炮阵法，灵变纯熟，快利无前，各处洋操，实无其匹。” 和平时期的演练，难免有花拳绣腿的成分，而褒奖赞扬的言语，也不免有夸大其辞之处。但是，北洋海军的陆战队能两次赢得超越其他陆军部队的评价，实属难得。可以认为，北洋海军不仅本身是当时中国近代化程度最高、实力最强的舰队，它的陆战能力在国内也属一流水准。这种实力，在几次实战中有所表现。 四、北洋海军的陆战经历 光绪十四年(1888年)六月，台湾吕家望社“生番”起事，联合附近民众4000余人，围攻驻扎埤南的提督张兆连部。张部仅有300余人，处境危急。台湾巡抚刘铭传闻讯，命令提督李定明与总兵万国本、陶茂森率军分由水陆驰援。另外，刘还请求李鸿章“速派快船两只来台，前往查办解围”。李随即指派丁汝昌率领“致远”、“靖远”两舰前去。 刘铭传请求北洋军舰增援，原是“专为送信、探事”，打算将它们当作通报舰使用。这种任务对于两艘新锐巡洋舰，实在是有些大材小用。两舰到达后，清军已经转守为攻，但是尚未攻克吕家望。刘铭传此时或许已对北洋海军的陆战能力了解了更多，于是命令丁汝昌“将两船快炮，各起船架会剿”。八月初五日，“致远”抵达埤南，将两门快炮(即速射炮)卸下支援陆军。而据池仲祐《海军大事记》所载，“靖远”也参加了陆战，两舰共出动60名“枪队”和两门6磅炮，带队的是两舰的帮带大副刘冠雄和陈金揆。十六日，吕家望被攻破。战斗中，“致”、“靖”两舰阵亡副头目1名，水兵伤8人。 北洋两舰此次“剿番”，姑且不论其性质如何，从军事的角度上看，可以说是陆战队的一次成功运用，充分发挥了军舰的机动性和水兵的陆战功能。战斗中，“快炮骤轰，声震陵谷”，有力支援了陆军的进攻。这次作战，已经颇有几分列强海军的影子。 和登陆作战相比，接舷作战是陆战队较少使用的战术。由现有史料可知，北洋海军军舰在黄海海战中曾经发动过一次未遂的接舷战。海战初期，掉队的日舰“比睿”企图穿越中方舰队阵形，结果遭到“定远”、“经远”等多艘中国军舰打击。按日方记载，“敌舰害怕这样会互相自伤，于是停止了发炮，似企图俘虏我舰……敌舰(引者按，指“经远”舰)的甲板上，排列着携带步枪的突击队，欲靠近我比睿舰。”至于日方史料称“经远”舰甲板上的“突击队”有400余名，这个数字甚至超过了其舰员定额，显然是被极度夸大了的，不足采信。 在此情况下，“比睿”也做了迎接接舷战的准备，“分配操纵大炮的人也都跑到上面，手握步枪，上好刺刀，伏卧以待对方冲锋。这是从今日英国学来而在日本应用的。”但是，接舷战最终没有打响。由于“比睿”以小口径速射炮全力射击，在5分钟内发射了1500余发炮弹，“经远”无法靠近接舷。甲午战后在吴港树立的“军舰比睿战殁者之碑”的碑文对此事大肆渲染，称：“时一舰站列袭击手将近我，舰长樱井少佐大喝疾呼，使机炮手急射弹丸，命中敌百数十人，不复留只影。”日本人事后对此的陈述似乎很轻松，但当时“比睿”的确有被生俘的可能。日本联合舰队司令伊东祐亨在海战后的报告中也承认：“比睿为华舰所隔，几为所俘。” 日方事先对海战中可能发生的接舷战也有所准备。“海军事先下达了准备近战的命令。”海战前，“高千穗”舰的一名炮台军官也对同僚说：“此战胜败不可测，愿与君共约，万一不幸吾舰被毁，行将沉没时，则直拼命冲撞，拔刀跃上敌舰，奋力斩杀。”并建议对方带上家传的日本刀准备白刃战。但是，由于在海战中火力占优，日方一直没有主动发起接舷战。 由于北洋海军在黄海海战后丧失了制海权，陆战队在甲午战争中的表现机会很少。笔者目前见到的明确作战活动记载，仅有两次而已。 其一是威海卫保卫战中“海军炮兵”的参战。据《中东战纪本末》记载，光绪二十一年元旦(1895年1月26日)早晨，“日本陆军约一万二千人与水师相约并发，直逼威海之西……守护威海城之刘军门(引者按，当指巩军统领刘超佩，惟刘时为总兵，不当称军门)得电，即饬海军炮兵六百名，携格林炮十二尊、快炮六尊，星驰而至”，配合来援陆军将日军击退。《甲午战事记》也称：“二十一年乙未元旦，日军由南岸东水陆并进，直迫威海之西。我陆军先期已退。唯靖远并两炮舰及雷艇，驶近南帮迎击，又调海军炮兵六百人，随后策应，日兵始退。”《光绪大事汇鉴》则称日军“是日(1月26日)并以陆军万二千人自荣成助攻，宗骞(引者按，即绥巩军统领戴宗骞)麾兵拒战，日人退深林中负险死斗，我海军炮兵以格林炮自后击之，日人始退。”以上记载，颇有失实之处，这场战斗很难坐实。但这些记载中多次提到的这支“海军炮兵”，倒不至于是生造出来的。这至少说明，北洋海军在威海卫保卫战时专门抽调了部分水兵与舰炮，编组了一支海军炮队，配合陆军作战。这种做法，是海军在港口防御战中经常采用的。 另一次是威海卫保卫战中陆战队的逆登陆作战。当日军攻陷龙庙嘴、鹿角嘴等炮台，利用岸炮轰击谢家所、赵北嘴两炮台时，发现“敌水兵三百余人正在登陆，其目的大概是要收复陆路炮台”。此次战斗，陆战队表现出了极高的战斗意志，和清朝陆军在甲午战争中的通常表现有很大差别。日军称“登陆水兵气势嚣张，似都有拚死的决心”，“敌军拚死前进，开枪顽强应战”。但是，陆战队苦战之后终于不支，被日军压制到海边，大部战死，少数士兵游向已舰。有的士兵不愿被俘，于是引刀自尽;有的士兵在海中遭到狙击，以致“二间(引者按，1间约合1.8米)平方的海水完全变成了红色，像蜀锦一样好看”。 关于这场战斗，中方史料亦有对证。《甲午战事记》称：“丁汝昌督派精勇，由岛渡海闯登炮台，击毙日兵十余人，并夺两日旗而旋，我兵未伤一人也。”尽管过程描写较夸张，“渡海闯登炮台”本身却是真实的。另外，《光绪大事汇鉴》称戴宗骞“募死士力战夺还南山嘴炮台二(引者按，即鹿角嘴、赵北嘴两炮台)，龙王祠台(引者按，即龙庙嘴炮台)不克，而士卒死亡相藉”。《戴宗骞传》亦云戴“乃结敢死士，夺还二台，惟龙庙嘴未复。日军大集，二台仍不守”。所指的应当也是这场战斗。但戴的位置当时在南帮，不太可能指挥逆登陆行动，而且水兵也非其部下。参照日方记载，丁汝昌派兵从刘公岛出击的说法更为可信。 五、与同时期日本海军陆战队的比较 和北洋海军同样师法英国的日本海军亦有陆战队的编制，最初称为“海兵队”，后改称陆战队。“日本之海兵队如同海军本体，是于明治初期，在向英国雇用之军人的手中创造的……因为是维新战争后不久的关系，日本当时采取的是重视内政政策，明治七(1874)年之出兵台湾，被派遣的也是陆军旅团，明治十(1877)年之西南战争时也未轮到出场，遂起不需要海兵队之论，到翌年就遭全废而被编入海军成为陆战队。” 与陆军相似，日本海军陆战队按人数多寡，编成大、中、小队。按作战任务划分，则包括使用步枪的“铳队”和使用野炮的“炮队”。明治十九年(1886年)，《陆战队概则》制订，“便于海陆公同之战务”，标志着陆战队的进一步规范化。 在甲午战前及期间，日本海军陆战队相当活跃。如战前日本出兵朝鲜的第一股兵力，就是护卫驻朝公使大鸟圭介前往汉城的400余名陆战队员。战争中，陆战队也多次进行登陆行动。日军在花园口登陆时，首先由“千代田”舰的一个陆战队小队上岸侦察。日军在荣成湾登陆时，亦先由“八重山”、“爱宕”、“摩耶”三舰出动小艇运送陆战队上岸侦察。威海卫之战时，陆战队曾多次利用攻占的清军炮台轰击北洋海军舰只。日军甚至曾计划以“筑紫”等7艘军舰组织陆战队，“抓住时机登陆，占领刘公岛”。日军入侵澎湖、台湾时，陆战队更是频繁参战。 由此可见，和北洋海军的陆战队相比，同时期日本海军陆战队的建设水平显然更高一层，有着较为独立的建制和专门的规章，在战争中发挥的作用也更大。甲午战后，它的规模更是不断扩大，在八国联军战争、日俄战争、一战、一二八事变、全面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中都曾参战，成为日本对外扩张的利器之一。 结语 北洋海军的陆战队，是这支舰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提供了必要的两栖战力，使舰队机能更加全面。尽管它从一开始只是舰队的附庸，后来更融化在水兵之中，无法称为真正的海军陆战队，但在几次实战中，它确实较好地履行了这个兵种的职能。 清末海军重建时，建设独立的海军陆战队终于提上了议事日程。宣统二年(1910年)，筹办海军大臣载洵奏称：“查英国有海军警备队之制，平时保卫本国海疆，以补陆军所不逮;战时占据要地，以助海军之进攻;而整饬舰队纪律等事，亦归管理。中国从前办理海军，尚缺此项制度，现拟采用其制。”清廷准奏，随即在烟台组建海军警卫队，该部成为民国初年建立的海军陆战队的前身。中国海军陆战队的历史，从此正式开始。
宋朝历史上的提刑官是个什么官?
宋代是在中国几千年历史长河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它对中国古代文化和制度建设所作出的贡献，是其他大多数封建王朝所无法比拟的。然而，在所有的文化制度之中，对后世产生影响最大的，当属其所创立的提刑官。那么，提刑官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官呢?根据史料的记载，提刑官的全名是提点刑狱司(简称提刑司)长官，又叫提点刑狱公事，是宋代特有的一种官职名称，类似于今天法医的概念。提点刑狱公事最早是在北宋太宗朝开始设立，到真宗朝逐渐制度化，设置了提刑司的衙门。提刑司的长官就是提点刑狱公事。由于提刑司多设在占据交通要道的州府，“提刑官”则每年定期到所辖的州县巡查。“提刑官”的职能，除了监察地方官吏之外，主要是督察、审核所辖州县官府审理、上报的案件，并负责审问州县官府的囚犯，对于地方官判案拖延时日、不能如期捕获盗犯的渎职行为进行弹劾。宋代杖刑以下的犯罪，知县可判决;徒刑以上的犯罪，由知州判决，而“提刑官”主要负监督之责;州县的死刑犯一般要经过“提刑官”的核准，提刑司成为地方诉讼案件的最高审理机构。“提刑官”还负责审理疑难案件，平反冤狱，以及接受民众的上诉。
宏伟的大明宫是怎么被毁坏的？
与古罗马市政厅和著名的庞贝古城相比，大明宫遗址的规模要大好多。大明宫曾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宫殿群，占地4800多亩，是今天仍幸存于世的紫禁城的3.5倍，大小相当于3个法国凡尔赛宫、12个俄国克里姆林宫、13个法国卢浮宫。一、开建公元626年6月，李世民策动了“玄武门之变”，猎杀了其兄李建成、李元吉，登上帝位，即唐太宗。公元632年夏，李世民决心为太上皇李渊营造一所新的避暑行宫。635年春，大批工匠汇集于长安城的东北，开始大兴土木。因址于龙首原的高坡上，地势高爽。李世民希望，新宫可成全自己的一片孝心。新宫殿被命名为“大明”，这就是日后享誉天下的大明宫最早的缘起。公元635年5月，大明宫刚刚开建不到半年，李渊怆然离世，大明宫的营建戛然而止。没有人想到，这一停歇就是27年。二、辉煌公元649年夏，终南山的翠微宫，53岁的唐太宗病入膏肓。太子李治在伺候照料期间，看见了风姿卓越的才人武瞾。涉世未深的太子被武瞾的美貌深深地打动了。公元645年秋，在唐太宗李世民去世整整5年之后，唐高宗李治来到了武瞾出家的感业寺。他无法忘记这个曾经属于父亲的女人。第二年，武瞾正式成为大唐的皇后。史书记载，高宗患病，潮湿的太极宫无法居住，重建高爽的大明宫势在必行。很多学者认为，大明宫的重建还有原因，至高宗时代，将近半个世纪的积累，大唐的威望日隆，声名远播的帝国急需一座与之匹配的皇宫。公元662年，高宗下令在建大明宫。据载，为迅速建成大明宫，国库短时间内拨出十五个州的赋税收入，又停发了各级官员一个月的俸禄，皇帝迁入大明宫的迫切心情确实超乎寻常。其实，皇后武瞾在大明宫的重建上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武瞾进宫前，李治最宠爱的女人是王皇后和萧淑妃。在武瞾的精心策划下，王皇后和萧淑妃先被废为庶人，后被永远囚禁起来，最后“各杖一百，断去手足，投酒缸中，数日而死”。宋代史书《资治通鉴》上记载，皇后武瞾梦中经常出现“王、萧二庶人披发沥血的惨状”，不愿忍受噩梦折磨的武瞾急于离开太极宫。所以，龙首塬上一夜之间聚集了数以万计的工匠。公元663年4月22日，帝国的权利中枢从太极宫开始转移至大明宫。史书记载，高宗时期，大唐的疆土冬至日本海，西达咸海，南抵越南，北越贝加尔湖，东西九千五百一十一里，南北一万六千九百一十八里。一切度预示着，一个辉煌的时代已经到来。李华在《含元殿赋》中这样解释大明宫的含义，“如日之升，则曰大明”。这是一个踌躇满志、信心百倍的时代，大度而不浮华，雄浑而不雕饰，大明宫含元殿是这个时代最好的写照。公元683年，唐高宗病逝于东都洛阳，皇后武瞾独揽大权。公元690年，67岁的武瞾在洛阳称帝，并从此居留洛阳长达20年。公元701年，在离开长安20年之后，武则天决定重返长安。这时的女皇已经整整78岁。在大唐帝国，女人的地位远非今天的人们能够想象，尤其是宫廷佳丽和贵族女子，她们的生活几乎和男人无异。唐代女人用有很大程度的婚姻自由，离婚和再嫁也非常普遍。这一切，都和女皇武则天息息相关，在女皇当政的时代，女人的服饰开放而又华丽。遮挡脸部的面纱消失了，美丽的容颜完全暴露在阳光下。从大明宫开始，长安开始流行一种无领的女装，里面竟然没有内衣，袒胸于外。裙带当风，纱罗飘舞，这是一个风流倜傥、朝气奔放的时代。公元705年11月，武则天从容地闭上了她风流天下的双眸，大唐江山重新回到李氏家族手中。公元710年，大明宫玄武门又一次爆发了政变，策划者是李隆基，相王李旦的儿子，武则天的孙子，这就是赫赫有名的唐玄宗。公元七世纪，长安是真正的国际大都会，而大明宫，是这个大都会的核心。在唐玄宗的统治下，大唐的繁荣开始达到顶峰。唐玄宗取得的成就，不但超过了了历史上任何一个皇帝，后来的帝王再也无人能够超越。这是一个充满阳刚之气的时代，振奋人心、蓬勃向上，自信而开放，声威远播四海，开元时期，文治武功可谓达到了顶峰。唐王朝直辖321州，边疆州800，海内富庶，行者万里，不恃兵器。极盛时期。自长安12000里才达到国境。三、衰落杨贵妃本是唐玄宗的儿子李瑁的妃子，年老的皇帝对自己的儿媳妇一见钟情。这个风姿卓越、善解人意的女人像天赐的尤物，飘然降落在玄宗面前。史载，公元745年，唐玄宗立杨玉环为贵妃。从此，唐玄宗的生活彻底改变了。皇帝沉迷在他擅长的爱情和音乐当中，不理政事，国家大权相继落入李林甫和杨国忠手中。帝国在达到史无前例的繁荣之时，开始走向浮华衰败。公元750年，大唐西部的边防军与阿拉伯军队爆发了一场战争。3万唐军受到15万阿拉伯联军的包围，战争进行的非常惨烈。唐军统帅高仙芝只带领几百人突围，一万多唐军被俘虏，其余的悉数战死。此役极大地影响了世界历史的进程。被俘虏的唐军中有不少工匠，造纸和火药技术从此传入了阿拉伯，许多中国独有的技术从阿拉伯开始西传。此役后，大唐军队再未到过波斯地区，帝国的影响力逐年消弱。大唐帝国，危机重重。公元736年，安禄山因罪被押往长安，后被唐玄宗赦免，并获得了皇帝无上信任，认杨贵妃为母。750年，安禄山被封为郡王。仅仅几年时间，安禄山成为大唐最有权势的封疆大吏。安禄山一人兼任三方节度使，兵力达到20万左右。当时，由于太平已久，整个帝国的兵力也不过57万人。是年11月，安禄山造反，15万大军从北京南下，直逼大唐的东都洛阳， 12月13日，在几未遭到任何抵抗的情况下，安禄山进入洛阳城。当叛军直趋京城时，玄宗正与他心爱的女人杨贵妃纵酒放歌。公元756年6月初，潼关陷落，长安已在叛军的视野之内。6月12日黎明，年老的皇帝决定出逃四川。安禄山的军队进入长安城。长安陷入血雨腥风当中，许多没有来得及出逃的皇室被残忍地杀死，乱军和土匪涌入大明宫，趁乱打劫。史书记载，大明宫的左藏库和大盈库被烧，财物被抢一空，有人甚至将毛驴赶进了宫殿。从长安逃亡蜀地的路上，一个叫马嵬的驿站。皇家卫队发动兵变，杨贵妃被迫在一个佛堂前的梨树下自缢而死。而此时的玄宗再也拯救不了他心爱的女人。762年4月，李隆基在孤独中死去。次年，持续了八年之久的安史之乱终于落下了帷幕。但是，帝国的噩梦并未结束。大明宫的皇帝一次次在噩梦中惊醒，大唐的江山，风雨飘摇。四、毁灭763年，吐蕃军队攻入长安，唐代宗又一次选择了出逃。吐蕃人在长安城中大肆掠夺，焚毁房舍。史书记载，大明宫中的皇家府库遭到了洗劫。783年，来自甘肃的藩镇军队哗变，攻入大明宫，唐德宗从大明宫北门出逃。公元815年6月3日凌晨，节度使派出的刺客暗杀了宰相武元衡，御史中丞裴度重伤。这是唐朝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惊天大案，恐怖气氛笼罩着长安城。唐宪宗启用重伤的裴度为宰相，打击藩镇。经过唐宪宗君臣的努力，四分五裂的帝国一度出现了中兴的迹象。但是，晚年的唐宪宗逐渐沉迷于道教之中，以致无法自拔，最终因食用道士的丹药而中毒身亡。据史书记载，至少五位大唐的帝王死于丹药中毒。公元835年11月21日，两个宦官首领指使神策军闯入中书和门下省，逢人即杀，六百多名帝国的高官死于非命。这就是大唐历史上著名的“甘露之变”。中唐以后，内侍省的宦官不禁掌握着皇家的禁军，而且经常把持朝政。他们不仅可以废立皇帝，就连皇帝的性命也控制在他们的手里。在大唐的历史上，至少有三位皇帝被宦官杀死。公元875年，年仅14岁的李俨继位，认宦官田令孜为阿父，这就是唐僖宗。同年，山东人黄巢起义，数十万农民军开始在大唐土地上来回驰骋。公元880年，当黄巢的起义军向长安挺近的时候，唐僖宗正主持一场耸人听闻的赌局，让四个高级官员用击马球的方式来决定任职的地方，获胜者有权选择最为富庶之地。这就是历史上臭名昭著的“击球赌三川”事件。不久，唐僖宗就走上了逃亡之路，成为大唐开国以来第四位逃离京城的皇帝。长安城一片大乱，军士及百姓争先恐后闯入皇家府库盗取金帛。大明宫又一次陷入血雨腥风当中。黄巢年轻时曾来过长安，屡次应试不中之后，写下了：“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对于黄巢而言，长安就是理想的彼岸，这个彼岸的焦点就是大明宫。12月13日，黄巢在含元殿称帝。只是，这黄金甲给长安城带来的不是希望，而是无比巨大的灾难。农民军大肆抢劫，洗劫了这个世界上最富裕的城市。公元883年4月，当黄巢退出长安时，《旧唐书记载》，官军涌入城内，“争货相攻，纵火焚烧，宫室里坊，十焚六七。”公元885年，游牧民族的沙陀军又入长安。大明宫在这次战乱中破坏惨重，含元殿、麟德殿均被焚毁。公元885年3月，唐僖宗重返长安。然而，大明宫已经破毁不堪，荆棘满城、孤兔纵横......屡遭蹂躏的大明宫再也无法居住，僖宗只能迁入太极宫。从建成之日算起，222年之后，大明宫结束了大唐权利中枢的历史使命。公元896年，一个节度使攻入长安，大明宫又遭焚毁。公元901年，节度使与宦官争权，大明宫被烧，几成废墟。五、大明宫现状公元904年，节度使朱温夹持唐昭宗迁都洛阳，一同迁移的还有长安的居民。朱温下令毁掉长安的民房和宫殿，大明宫遭到毁灭性的打击，至此彻底沦为废墟。公元907年，唐哀帝被迫让位于节度使朱温，唐帝国正式灭亡。长安，这个曾经包容万千的城市，历经了千万杀戮后，已经被肢解得支离破碎。作为唐王朝的中枢，大明宫的命运和唐王朝的命运是紧紧相连的，当大明宫变成废墟的时候，唐帝国也接近了灭亡的尾声。......公元2007年，在唐帝国消亡之后整整1100年之后，一个宏伟的蓝图在西安开始描绘。几年之后，在大明宫的遗址上，一个大型的国家公园将诞生，带我们梦回唐朝，领略大明宫的辉煌之美。在西安火车站正北面——道北，现在看来在很平常的街道边，开车路过，一转眼就看到的是敞开的大明宫——“本土色彩”的大明宫......。
谁最先尊称孙中山为国父？
尊孙中山为“国父”，是蒋介石1925年3月30日在东征途中兴宁城提出的。当时，他在兴宁城北门外召开了追悼孙中山及东征阵亡将士大会。尊孙中山为“国父”，是蒋介石1925年3月30日在东征途中兴宁城提出的。当时，他在兴宁城北门外召开了追悼孙中山及东征阵亡将士大会。会上，蒋发表演说，尊孙中山为“国父”。他说：“我们总理为中华民国国父。”蒋在孙中山死后，自称是孙中山的忠诚门徒和弟子，并尊称孙中山为“国父”，这是一种尊上隆礼的表现。由于这个称呼既亲切又富有人情味，故广为民众所接受，至1940年4月1日终于成为定制。1940年3月21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第143次会议决议：尊称本党总理为国父，以表尊崇。根据该决议，国民政府以孙中山先生倡导国民革命，首创中华民国，更新政体，永奠邦基，谋世界之大同，求国际之平等，光被四表，功高万世，于4月1日明令全国自是日起，尊称总理孙中山为“中华民国国父”。命令发布后，各地党政机关、民众团体普遍感到在一些不同的场合有些无所适从，不知道究竟是称孙中山先生为总理好呢，还是称“国父”好呢?基于此，5月29日，国民政府又发布明令，规定在政府机关、民众团体应一律改称国父，在国民党党内称国父或总理均可，民间已印就之图书文字，不必强令改易。自此，孙中山“国父”的历史地位得以正式确立。
细说八路军番号：到底什么时候被称作八路军
关于抗战初期红军改编为八路军的过程，很多文章和专著进行了颇为详细的介绍。但是，仍有一些问题不断被人们所讨论和关注，如八路军番号的由来，下辖三个师的番号为何没连在一起?改编不到一个月，为何又将八路军改称第十八集团军?既然名称变了，中共为何要坚持叫八路军?国共围绕八路军番号进行了怎样的斗争?中共又是在哪些情况下使用“第十八集团军”番号的?弄清这些问题的由来，可以加深对这段历史的了解。1、“八路军”原是粤军部队番号，被撤销建制后授给了红军;第一一五、一二○、一二九师原属东北军部队，被整编后建制消失，番号后授给了八路军三个师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根据国共两党达成的协议，中央军委于1937年8月25日发布命令，将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军。那么，什么是“路军”?八路军番号是怎么来的呢? “路军”，又称“路”，本是作战中临时编组的战役、战术指挥层次，一般在战后即取消。但是，国民党军在十年内战中把它作为一级作战指挥层次一直保留了下来，级别相当于军或略大于军，拟替代军的指挥功能。由于国民党军派系甚多，不能同时完成军队的整编任务，加上编制方案十分杂乱，使用过程中“路军”替代军又造成了许多不便，使得大多数军的番号仍然得以保留。1930年中原大战中又调整、恢复和增编了一些军的番号，“路军”和军同时并存，使本来就很杂乱的国民党军的编制更加复杂和混乱。 第八路军，由北伐战争中留守广东的粤军部队编成，李济深、陈济棠先后任总指挥。新军阀混战期间，第八路军的番号一直归属粤军。1936年6月，为抵制蒋介石中央军势力进入两广，陈济棠联合桂系李宗仁、白崇禧发动反蒋的“两广事变”。7月，“两广事变”解决后，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撤销了第八路军。改编红军时，国民政府军政部部长何应钦把此番号给了共产党。 那么，八路军下辖三个师的番号又是从哪里来的呢?而且三个师的番号并没有连在一起(一般来说，一个作战单元，不管是路军、军，还是师、旅，其下属部队番号是连在一起的，以便于识别和管理)，原因何在? 八路军下辖的第一一五、一二○、一二九师，原属东北军番号。“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东北军被调到豫鄂皖三省，这三个师协同其他东北军部队奉蒋介石之令，参加了对鄂豫皖苏区红军的“围剿”、对鄂豫皖地区红军游击队的持续“清剿”及对退出鄂豫皖苏区转入长征的红二十五军的追击和堵截。调到西北后，又参加了对陕甘苏区和红十五军团的第三次“围剿”、直罗镇战役、阻止三大红军会师的作战以及山城堡战役、宁夏陇东战役(即红一方面军西征)等作战。可以说，这三个师一直是红军的死对头。 第一一五师，此番号原属东北军第六十七军(辖第一○七、一○八、一一五、一一七师)。西安事变后，蒋介石为避免东北军再度与红军、杨虎城的十七路军连成一片，对抗南京政府，于1937年3月将一一五师调到安徽涡阳一带。6月，由刘峙主持在河南开封召开豫皖苏三省整军会议，对东北军进行整训、缩编，由每军四师的甲种军编制缩编成每军二师、每师二旅的乙种军编制(仅骑兵军保留三个师)，总兵力削减三分之一。六十七军缩编为第一○七、一○八两个师，每师辖两旅四团，第一一五、一一七师番号被取消。国共谈判改编红军时，何应钦把一一五师番号给了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 第一二○师，此番号原属东北军第五十七军(辖第一○九、一一一、一一二、一二○师)。1937年6月，东北军第五十七军被缩编为第一一一、一一二两个师，每师辖两旅四团，第一○九、一二○师番号被取消。国共谈判改编红军时，一二○师番号给了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 第一二九师，此番号原属东北军第五十三军(辖第一一六、一一九、一二九、一三○师)。1937年6月，第五十三军在河北保定被缩编为第一一六、一三○两个师，每师辖两旅四团，第一一九、一二九师番号被取消。国共谈判改编红军时，一二九师番号给了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2、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因应抗日战争的需要，按全国陆海空军战斗序列，把八路军改称第十八集团军 就在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后不久，1937年9月1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又下达命令：将八路军改称第十八集团军，八路军总部改称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朱德任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彭德怀任副总司令。9月14日，朱德、彭德怀发布了八路军改称第十八集团军的通令。这又是为什么呢? 这需要了解一下集团军的沿革及编成。北伐战争后期，国民党军共编了四个集团军，分别是第一(中央军)、第二(西北军)、第三(晋阎系)、第四(桂系)集团军。此时的集团军，在编制上没有统一的规定，一个集团军就是一个大的派系及支持这个大派系的数个小派别，可辖几十个军或师。抗日战争时期的集团军则与之不同，它是介于战区和军之间的战役兵团指挥机构，是按作战需要设置的，一般辖2至3个军，甚至有辖4个以上军的，也有辖1个军的，还有辖数个师的特殊编成形式(如第十八集团军)，是战役作战的基本单位。 也就是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是因应抗日战争的需要，按全国陆海空军战斗序列，把各“路军”统一改称为“集团军”的，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因此被改称为第十八集团军。 八路军在抗日战场上英勇作战、大放异彩，使“八路军”名称深入人心;中国共产党为坚持用“八路军”名称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虽然八路军改称第十八集团军了，但有个奇特的现象，中国共产党方面除了在对外交往和发布战时命令文书时自称第十八集团军之外，绝大多数场合仍以八路军自称，包括内部行文和领导讲话，莫不如此。全国民众，甚至日军，也很少提第十八集团军这个番号，仍然称华北中共武装为八路军。这是什么原因呢? 第一，八路军是中共武装得到南京国民政府正式承认的最初名称。此前，中共武装被国民党当局冠以“赤匪”等称呼，没有正式名分。为了教育说服红军将士接受国民党政府改编，中国共产党做了大量工作，前期思想政治教育搞得很扎实，“八路军”名称在开赴山西抗日前线前，已被中国共产党方面广泛接受。随后取得的一系列胜利更使八路军官兵珍爱这一光荣称号。 第二，八路军各师刚奔赴抗击日军的战场，就接连取得平型关战役、夜袭阳明堡机场、雁门关伏击战等胜利，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这与国民党军的连战连败形成了鲜明对比，大大振奋了海内外华人的信心，坚定了大家抗战到底的决心，八路军名称随着这些胜利名扬海内外，为百姓所熟知，并口口相传，自然就叫习惯了。这也是人民群众一直喜欢“八路军”名称的根本原因，因为它代表着胜利，代表着希望。日军则因为遭遇到了真正的对手，同样对“八路军”印象深刻。在日军眼里，“八路”几乎就是共产党的代名词。 第三，中国共产党很珍惜“八路军”这个名称，与国民党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抗战前夕，蒋介石在庐山训练班提出了要“在抗日战争中削弱共产党力量五分之二”。抗战爆发后，国民党对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武装力量尤其是八路军，采取了种种限制措施。在八路军的战场部署上，“只指定五台山东北边的小块地方(如涞源、蔚县)为我们的防区，企图在那个山圪里叫日本人把我们包围消灭”。为限制八路军，国民党在《共党问题处置办法》中提出：“第十八集团军既经改编为国军，其军令、军政，应统一于中央”;“为统一指挥机关之名称，所有以前各路名称不属于战斗序列者，均经通令取消，第八路军名义亦经同时取消，不得再行沿用”。并造谣说“八路军游而不击”“八路军不听命令”“八路军发展实力”，甚至公开宣称“我们的敌人并不是日本，而是八路军”，为取消八路军名称制造舆论。 中国共产党为了坚持用“八路军”的名称，同国民党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1939年1月2日，毛泽东在为八路军总政治部主办的《八路军军政杂志》写的发刊词中指出：八路军在一年半抗战中，执行了“基本的游击战术，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正确的战略方针，坚持了与发展了华北的游击战争，创立了许多敌后抗日根据地，缩小了敌人的占领地，钳制了大量的敌军，配合了正面主力军的抗战，延缓了敌人进攻西北的行动，振奋了全国的人心，打破了认为“在敌后坚持抗战不可能”的那些民族失败主义者与悲观主义者的错误观点。还指出，“八路军为保卫祖国而牺牲奋斗的忠诚与不可战胜的事实，是明显地摆在全国全世界的面前，除了反动派、亲日派及某些顽固分子之外，是无法否认的”。以事实驳斥了国民党反共反八路军的反动谬论。1939年2月，《中央关于华北等地摩擦问题的指示》指出：“八路军名称为敌人所畏，为国人所爱，绝不应轻易更改。”此后，中共和八路军将领曾公开致电国民党与蒋介石等，反对和驳斥国民党顽固派对八路军的诬蔑。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毛泽东在对新华社记者发表的谈话中指出：国民党不仅“消灭皖南的新四军”，“宣布新四军‘叛变’，取消该军番号”，还企图“寻找借口，宣布八路军‘叛变’，取消八路军番号，通缉朱彭”。在中共七大上，周恩来更是一针见血地揭露了蒋介石的阴谋，指出：“不许再叫八路军，只能叫十八集团军。什么意思呢?八路军是平时的军队编制，就是说平常的时候也是有的，而十八集团军是抗战时期的军队编制，既然是战时编制，那么战后就可以取消了!文章在此。但是华北的老百姓回答了他：还是八路军这个名字便当，十八集团军字多不好念。蒋介石订这一条就是他准备取消八路军的一个步骤。”因此，中共有理、有利、有节地坚持使用八路军的名称。这说明，中国共产党在坚持用“八路军”名称问题上与国民党进行的斗争，不只是一个番号问题之争，而是关系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和中国革命前途命运的原则问题。 在正式场合尤其是和国民党交往交涉中，中国共产党多使用“第十八集团军”的番号;新闻媒体也用“第十八集团军”指称八路军 八年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在对内对外交往中，尤其是和国民党打交道、发布作战文书命令时，多使用“第十八集团军”的番号。1938年1月25日，朱德、彭德怀发布了《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关于战术原则的训令》;1938年2月1日，朱德、彭德怀与任弼时、傅钟联合发布了《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与野战政治部关于整军的训令》。1939年2月15日、3月2日，又以“第十八集团军政治部”的名义先后发布了《关于加强干部教育的训令》和《关于日军工作和青年工作的指示》等。有时，也使用“第十八集团军总部”的名义发布命令。1939年3月15日，发布了《关于开展生产运动的训令》;1940年3月2日，发布了《关于扩兵工作的指示》等。在涉及日军方面，有1941年9月15日发布的《第十八集团军政治部关于日军俘虏优待办法的规定》，1942年3月29日发布的《第十八集团军关于揭发和打击敌寇毒化政策的指示》等。 从1939年底开始，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为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局，1939年12月25日，朱德、彭德怀以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正、副总司令的名义，联合第一一五师师长林彪、第一二○师师长贺龙、第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及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陕甘宁边区参议会议长高岗、第十八集团军后方留守处主任萧劲光，通电全国，反对枪口对内，进攻边区。1940年1月15日，朱德、彭德怀又一次以第十八集团军正、副总司令的名义，联合第十八集团军所有下属正、副军政主官，致电国民党林森、蒋介石，驳斥了“八路军游而不击”的谬论，宣扬了八路军、新四军在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历千辛，冒万苦，忍辱负重……抗日第一，为国家民族负责”的光辉形象。 皖南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展开了全面的政治反击，在1941年1月18日《中共中央发言人对皖南事变发表的谈话》、1941年3月2日《共产党参政员董必武、邓颖超致国民参政会公函》中，均使用了比较正式的“第十八集团军”名称。印度援华医生柯棣华病逝后，周恩来于1943年3月22日给柯棣华家属发去的慰问信里也用了“第十八集团军”的名称：“亲爱的朋友，我谨代表第十八集团军和中国共产党，为柯棣华大夫的逝世，向你们致最深挚的悲悼。”1943年夏，国民党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7月6日，朱德再次以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名义致电蒋介石，呼吁团结，避免内战。 1944年，国共之间围绕国际援华物资的分配、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地位等问题进行了多次谈判，双方往来电报中，也多次使用了“第十八集团军”的正式名称。5月15日，毛泽东关于向国民党提出的20条谈判意见给林伯渠的电报，要求“政府在物质上充分援助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6月3日，毛泽东关于同意林伯渠等对时局的估计和谈判意见的复电，起头就是“重庆十八集团军办事处林伯渠同志”。6月5日，国民党以林伯渠的意见为基础，对中共问题政治解决做出提示案，关于军事问题有如下表述：“第十八集团军及其在各地之一切部队，合共编为四个军，十个师，其番号以命令定之。”9月15日，林伯渠在三届三次国民参政会上关于国共谈判作报告，要求国民政府“停止特务人员对于共产党、十八集团军、新四军及抗日民主地区的破坏活动”。 在新闻媒体报道中，也多用“第十八集团军”的名称。1944年7月22日，《解放日报》一则新闻开头如下：“新华社延安廿一日电：本月十五日日寇‘中国派遣军’当局否认曾在华使用毒气。本日，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同志发表声明驳斥之，并向全世界人士控诉日寇几年来在我敌后根据地滥放毒气，毒害我抗日军民之罪行。” 1944年8月12日，周恩来关于国共谈判问题答新华社记者问，用“十八集团军”指称八路军，如“关于盟国援助问题，请政府对同盟国援助中国之武器、弹药、药品、金钱，应按正当比例分配于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此外，尚有请政府通令取消‘奸党’‘奸军’‘奸区’等诬蔑与侮辱中共、十八集团军、新四军与各抗日根据地的称号，停止特务人员对中共、十八集团军、新四军与各抗日根据地的破坏活动”。国统区媒体也用“十八集团军”指称八路军。皖南事变后，国共关系紧张，1941年5月21日《大公报》发表社评《为晋南战事作一种呼吁》：“在国家民族的大义名分之下，十八集团军应该立即参加晋南战役……十八集团军若这样做，不但敌谣全消，忠勇大彰，而坚持团结的信条也完全做到而实践了。” 中共对“第十八集团军”的名称一直用到了抗战胜利。1945年8月13日至16日，毛泽东亲自起草了《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给蒋介石的两个电报》，就蒋介石命令共产党军队在日军投降时“原地驻防待命”及准备打内战，针锋相对地提出解放区所有武装部队均有权接受日军投降，还提出了中国共产党的六项主张，教育全国人民警惕蒋介石的内战阴谋。8月15日，朱德还以中国解放区抗日军总司令的名义发布了《关于责令冈村宁次投降的命令》。 总之，中国共产党在内部行文中，多使用“八路军”的名称，在正式场合尤其是对外交往中使用“第十八集团军”的名称较为多一些，以利用合法番号，充分捍卫自己的利益，体现了斗争的坚决性、灵活性。不过，“八路军”这个名称在整个抗日战争中一直坚持使用，从未停止过。至今，“八路军”仍是一个响亮的名称，妇孺皆知，声震中外，不能不说是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
四菜一汤标准来自明朝：朱元璋亲为官员定规矩
朱元璋绝对是个铁腕皇帝，与历史上众多心狠手辣的皇帝相比，他都有过之而无不及。不过，倘要说他就靠这个“狠”字来经营他的大明江山那就错了，因为他柔的一手同样也很了不起。 1、 四菜一汤设宴劝诫 由于长年的战乱和灾荒，明王朝建立时，百姓生活到了困苦不堪的地步。而一大帮追随他出生入死南征北战的功臣们，自然会尽情享乐一下，产生一些骄纵之气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可是，从社会最底层上来的朱元璋深深知道民间的疾苦，也知道那些东西意味着什么。 一天，他下旨宴请文武群臣，为皇后祝寿。臣子们非常高兴，以为又可以重温战争年代那个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猜拳行令，一醉方休的快乐时光呢!可是让他们做梦也想不到的是，这个宴会有些特别——第一道菜上的竟是炒萝卜;第二道菜是炒韭菜;第三道是两大碗青菜;最后一道是葱花豆腐汤。朱元璋逐一大赞每道菜的好处：“萝卜上了街，药店无买卖”;“韭菜青又青，长治久安定人心”;“两碗青菜一样香，两袖清风喜洋洋”;“小葱豆腐青又白，公正廉洁如日月”。群臣听了，顿时恍然大悟。 朱元璋又当众宣布：“今后众卿请客，最多只能‘四菜一汤’，这次皇后的寿筵即是榜样，谁若违反，严惩不贷。”2、为官清浊以井劝谕 历史上，对于外放官员，大都会有这样一个程序——任前，皇帝要教导一番;任中，要回京述职，明王朝也不例外。 一次，朱元璋要派一批新任官员到地方任职，他没有像以往那样训导，而是将他们叫到皇宫的一口井旁，指着那口井说道：“官有清浊之分。做清官，靠俸禄过日子，就像守着一口井。井水虽不满，但可养活一家老小。但如果不满足这样，非要从外面取水灌入井内，满了就要加高井台，一旦井台有问题，就会殃及你的乌纱帽，甚至是身家性命。” 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谈话，记在《朱元璋传》里，它堪称是苦口婆心循循善诱的经典之作。 3、五更吹号时时警戒 朱元璋还创造了一种别出心裁的教训和督导方式，就是安排专人于每天夜深人静的五更时分，在谯楼上奋力吹响嘹亮的号角，随即大声唱道：“为君难，为臣又难，难也难。创业难，守成更难，难也难。保家难，保身又难，难也难!”天天如此，哪怕你再是猪脑子，再记不住事，也会悠悠万事，唯此为大的。于此一般，即可见朱元璋这个警钟长鸣多么令人叹为观止! 他还于日理万机之际，耗费大量心血亲手编纂《大诰》一书，其中都是一个个他亲自审讯和判决的活生生的案例，并下令发放全国，让每个官员认真学习。
历史上真实的杨子荣结局是什么？
1、杨子荣简介杨子荣(1917.1.28-1947.2.23)，原名杨宗贵，山东牟平县嵎岬河村人。1945年参加八路军，历任战士、班长、团侦察排长等职。参军只有一年多时间。从1946年2月进驻海林剿匪，他参加大小战斗上百次，多次立功受奖，并被评为“侦察英雄”、“战斗模范”。1947年，一举将“座山雕”及其联络部长刘兆成、秘书官李义堂等25个土匪全部活捉，创造了深入匪巢以少胜多的战斗范例。在继续追剿丁焕章、郑三炮等匪首的战斗中英勇牺牲，时年仅30岁。2009年9月10日杨子荣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2、孩童时代杨子荣，原名杨宗贵，1917年出生在山东省牟平县(今烟台市牟平区)城南一个叫峡河的小山村。父亲杨世恩是个泥瓦匠，母亲宋学芝是个刚强的农村妇女。杨子荣4岁那年，父母曾带着一家老少去东北安东(今辽宁丹东)谋生。除了父亲和姐姐外，母亲又领着其他孩子回了老家。在老家，母亲省吃俭用地供杨子荣上了几年私塾。1929年，胶东地区军阀混战，民不聊生，12岁的杨子荣在母亲的安排下，去安东投靠父亲。开始父亲让他去上学。两年后，杨子荣到姐姐做工的缫丝厂干活，以挣钱补贴家用。但是好景不长。杨子荣三年学徒期刚满，厂子裁人，杨子荣被裁。后来杨子荣就到码头搬木头、扛大包，到鸭绿江江边放木排、当船工。3、青年时代1938年底，他在鞍山千山采矿区当矿工。矿区不仅危险还要受日本监工的打骂，在一次看到日本监工打自己的工友时，夺过监工的皮鞭，为自己的工友出了气，这样他就无法在矿山呆下去了。1943年，在工友的帮助下，杨子荣逃离了矿山，回到了老家牟平。4、革命岁月1945年8月，他参加八路军解放牟平城的战斗。同年秋，29岁的杨子荣报名参加八路军，编入胶东海军支队。10月下旬，胶东海军支队赴牡丹江地区剿匪，11月，杨子荣加入中国共产党。部队改编后，杨子荣编在牡丹江军区二团三营七连一排一班。首长见他是个“年龄不轻，军龄不长”的老兵，便分配他到伙房当炊事员。牡丹江地区匪患严重。首长派杨子荣等30多人，化装成便衣，先行到达海林镇。杨子荣进入有百余人枪的地主武装孙江司令部，敦促其放下武器，拒降者，就地缴械。1946年2月2日，海林镇解放。1946年3月20日早晨，三营在杏树沟追击李开江部，李匪据险顽抗。杨子荣带领一班人迂回到敌人阵地侧后，他示意副班长和战士隐蔽好，独自一人跃出掩体，威逼400余名敌人放下武器，迫使匪首李开江、张德振投降。杨子荣被评为团战斗模范。大股匪徒歼灭后，小股残匪流窜于深山老林中。部队首长组建武装侦察小分队(团侦查排)，消灭残匪。小分队负责人由既熟悉当地情况,又有独立指挥作战能力的杨子荣担任.小分队组建后,首先生擒了所谓许家四虎(许福、许禄、许祯、许祥)，消灭了“九彪”李发林、马希山等惯匪，其后杨子荣带领四名战士，化妆成敌人，深入林海雪原，摸清敌情。1947年2月6日晚，他只身打入虎穴，里应外合，活捉国民党保安旅长、牡丹江一带匪首“座山雕”。东北军区司令部给杨子荣记了三等功，授予他“特级侦察英雄”的光荣称号。5、中弹牺牲1947年2月23日，杨子荣在追歼顽匪郑三炮、丁焕章时，因严寒，其手枪枪栓冻结，不能击发，被敌弹击中，不幸牺牲，时年30岁。杨子荣生前所领导的侦查排，命名为“杨子荣排”。6、劝降400土匪杏树底村是位于牡丹江北部的一个山村，这里集结了从各处逃窜来的土匪400多人，他们凭借村子的有利地形和村周围高大的土墙、坚固的工事，与我剿匪部队对峙，企图负隅顽抗。1946年3月22日，攻打杏树底残匪的战斗打响，杨子荣带领尖刀班冲在最前面。但由于敌人火力太猛，组织了多次进攻，都没有成功。为了尽早结束战斗，减少部队伤亡，指挥部命令炮火支援。几炮打过去，敌方阵地和村子里立刻浓烟滚滚，也隐约听到村子里妇女小孩的哭喊。如果再打下去，虽然能把土匪消灭掉，但村里的老百姓也将遭受更大的损失。在炮击的间隙，杨子荣一个箭步从沟里钻出来，就挥舞着白毛巾，直奔村里，去劝降土匪。在杨子荣的宣传鼓动下，许多土匪开始动摇，村里的群众也纷纷劝说土匪赶快投降，别让乡亲们也跟着遭殃。这时，几个土匪头目出来了。为首的分别是从青背村、北甸子逃来的残匪许大虎、王洪宾，和家住本村的郭春富、康祥斌。许、王二人色厉内荏，叫嚣着谁投降就枪毙谁;郭、康二人因家在本村，不能不顾村里乡亲们的死活，经杨子荣和乡亲们的一番劝说，有了投降的意思。双方为此发生争执，互不相让。最终，还是郭、康人多势众，占了上峰。杨子荣乘机做工作，土匪们纷纷把枪扔到杨子荣的身边。许、王看看大势已去，也把枪扔到了地上。就这样，一场血战被杨子荣的勇敢举动化解了。7、智擒匪首经过近一年的剿匪战斗，大股土匪已基本被消灭，但二三十人一伙的小股土匪仍有不少，外号叫“座山雕”的土匪就是其中之一。“座山雕”本名张乐山，原籍山东昌潍，两岁时随堂兄到牡丹江，15岁进山当土匪，18岁便当上了匪首，有50多年的土匪生涯，历经清末、北洋军阀、伪满三个时期，内部人称“三爷”。按照以往的经验，对这种小股土匪，用大部队围剿是行不通的。团里决定，由杨子荣带领5名侦察员，组成一支剿匪小分队，扮成土匪模样，进山搜寻“座山雕”的匪窝，并待机剿灭。同时，派出部队跟踪配合。1947年1月26日，农历正月初五，杨子荣一行6人接到命令后进山剿匪。在一个叫蛤蟆塘的地方，找到一座工棚，工棚里住着十几个人。杨子荣先是用土匪手势和黑话试探，意思是自己遇了难，走投无路，想请人帮忙牵线，投奔个山头。一个自称姓孟的工头搭了腔，答应领他们去一个地方，把他们带到了20里外的一个空木棚子，交待了几句后就走了。杨子荣他们在工棚里一连等了两三天，也不见孟工头的影儿。正在着急的时候，孟工头回来了，这回他把杨子荣一个人领到了附近的一个屯子，并在屯长家里见了两个人。两人先是一番土匪黑话试探，见杨子荣对答如流，才亮出了真实身份。一位自称姓刘，是“座山雕”的副官，另一位被称为连长，两人表示同意引荐杨子荣等人上山。两天后，两人如约来到杨子荣他们住的工棚。杨子荣让战士把两个土匪给绑了，并假意解释说：现在不知道是否是自己人，只好先委屈一下，到了山上再说。两个土匪觉得到了山上自会见分晓，也没太在意，就领着杨子荣他们直奔“威虎山”。“座山雕”一路上设了三道哨卡，当初要是派大部队清剿，不论惊动了哪一道哨卡，土匪都能逃得无影无踪。杨子荣他们每过一道哨卡，都由两个土匪上前搭话，然后，把岗哨也一块绑了，一同押上山。过了第三道哨卡不远，就到了“座山雕”的老巢——一座被当地人称做“马架房子”的木棚。杨子荣命令各自占据有利位置，枪口对准土匪。棚子里一共7个土匪，其中一个白头发、黑脸膛、长着一副鹰钩鼻子、留着一把山羊胡子的瘦小老头就是臭名远扬的“座山雕”。杨子荣命令战士把“座山雕”和其他几个土匪一起绑了，没费一枪一弹，端了土匪的老窝，活捉了“座山雕”和土匪13人。8、个人成就1946年，杨子荣带领一班人追击李开江部，最后威逼400余名敌人放下武器，迫使匪首李开江、张德振投降，杨子荣因此被评为团战斗模范。9、被誉为“特级侦察英雄”1947年2月23日，在追剿丁焕章、郑三炮等匪首的战斗中，杨子荣英勇牺牲，为表彰杨子荣的英雄事迹，东北军区司令部授予他“特级侦察英雄”“战斗英雄”的光荣称号，其生前所在的排被命名为“杨子荣排”。10、被评为“英雄模范人物”2009年9月10日，杨子荣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11、人物评价2007年在《百家讲坛》节目中张望朝说“杨子荣是一个英雄，英俊，神勇，就是打进土匪窝里也是别人怕他，他一点都不会怕别人。杨子荣的革命理念很朴素，很人道。对付土匪，他主要是“抓”，而不是“杀”，反映出了杨子荣大智大勇的不凡之处。”1969年美国艺术代表团团长詹姆斯，在中南海观看样板戏《智取威虎山》后，詹姆斯深深的为杨子荣的传奇故事所折服，他说“杨子荣就是西方的英雄佐罗，他应受到所有人的敬仰与崇拜。”2014年在《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时代偶像》节目中于丹说“杨子荣是一个英雄，而且还是一个凯旋的英雄。”
投降保留佩剑是惯例：日本投降时为何被解除佩剑？
69年前，日本的裕仁天皇向全国广播了接受波茨坦公告、实行无条件投降的诏书。惨无人道的侵略战争持续了15年，念完诏书不过5分钟，日本欠世界的道歉，69年了，却越发遥遥无期。 在600余字的《终战诏书》中，并没有“投降”二字。正是战败时留下的这个“心眼”，使得今天的日本政府仍有理由称呼这一天为“终战日”。然而无论是日本人还是愤怒的亚洲人民，心里其实很清楚，有一个槛一直没有过去。 1、日本人的记忆是空白吗? 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曾注意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战后德国的工业家和金融家的履历表中，总会对战争时期的经历毫无隐瞒，不管是曾参加战役还是做过俘虏，都一一列出。但是在日本人的履历中，从1937年到1945年之间永远都是留白，“好像这段日子不曾存在”。 李光耀的观察很敏锐，当然，日本人的那段日子也真实的存在过。比如今天，3个日本内阁成员，日本总务大臣新藤义孝、国家公安委员长古屋圭司、行政改革担当相稻田朋美参拜了靖国神社，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则向这个供奉了14名甲级战犯的地方，捐赠了“玉串料”——这个听起来莫名其妙的词，跟“香火钱”差不多一个意思。 每年的这一天，因为那段“不曾存在”的日子，日本都会有大规模的纪念活动，并被亚洲其他国家所抨击。死不悔改。 至于他们为何如此，在名著《菊与刀》中，鲁思·本尼迪克特早已探讨过——在这个以“耻感文化”为主要强制力的地方，日本人即使当众认错甚至忏悔也不会解脱，反而是只要所作所为没被暴露，就不必懊丧。 你很容易联想到德国。直到今日，德国政府依然有专人在全世界收集纳粹罪证，无论多迟，道歉或是补偿终究会到达。前总理勃兰特在犹太人死难者纪念碑前的惊世一跪，获得了无数犹太人的原谅，而南京的30万亡魂，被强掳去做慰安妇的同胞，依然什么都没得到。 用尽一切办法遮住自己的“耻”，而非忏悔或是道歉，理解这一点，才能理解过去60多年的这一天，日本的所作所为。 没穿新装的皇帝更为理直气壮，而希望制造空白记忆的日本，往历史的画布上泼了更多的墨汁。2、日本军官不能佩剑投降 日本人一手持菊，一手握刀的形象，经过美国学者的分析，早已深入人心。 二战时，人称“蛮牛哈尔西”的美国海军五星上将哈尔西，在其传记中有一段很有趣的记忆。日本投降时，麦克阿瑟决定让日本军官保留佩剑，因为美国南北战争结束时，格兰特将军对战败的罗伯特李就曾以此相待。 结果，一向直来直去的哈尔西抗议说：“那是因为格兰特的对手是一群绅士”。据他回忆，麦克阿瑟听完后焦躁地走来走去，只好承认“你说得对你说得对”，于是把日军军官的佩剑都没收了。 让心里永远有刀的人，佩戴一把真正的剑，的确是危险的。事实是，即使不给他们佩剑，那股欲望也随时在找武器。今年7月1日，日本自卫队成立60周年后，日本内阁会议和国家安全保障会议通过了旨在解禁集体自卫权的相关决议。 而正是日本的海上自卫队，在每年远洋航海前，都会身穿制服集体参拜靖国神社，“自卫”之心，昭然若揭。无论如何用“菊”掩饰，刀尖都难以遮掩。 今年7月，在亚洲几乎找不到朋友的安倍晋三，选择去澳洲找朋友。时隔29年，日本的首相到了巴布亚新几内亚，他手中的鲜花献到了这里的日军阵亡者碑前，并称正是因为有这些“一心愿为祖国牺牲的宝贵生命，才有了现在的日本”。 安倍讲的也没错，正是这些冲在前线的军国士兵，才使得今天的日本必须面对战败国的历史。他们没有佩剑的资格，很可惜，今天到靖国神社的日本人，也没有，他们的首相和右翼政客，依然在费尽心思歌颂战争。 明年就是日本投降70周年，按照中国人的说法，即将到达“古稀之年”，早已过了而立、不惑、知天命和耳顺的阶段，若是再不诚心悔过，那当真是古来稀了。 希望等待不会又是旷日经年。
喜欢木工的明熹宗是怎样自毁明朝基业的？
提及明熹宗朱由校，很多熟知明史的人都知道他是历代帝王中极有特色的一个皇帝。他心灵手巧，既是个“木匠天才”，喜欢刀锯斧凿油漆的工作，“朝夕营造”，“每营造得意，即膳饮可忘，寒暑罔觉”;又是个建筑爱好者，他曾亲自在庭院中造了一座小宫殿，形式仿乾清宫，高不过三四尺，却曲折微妙，巧夺天工。可以说，正是明熹宗朱由校的几大爱好，导致了他玩物丧志、不理朝政，放任魏忠贤之流宦官干政乱政，导致了明朝的日渐败落与灭亡。若要分析明熹宗的过失，以笔者看来，主要有二： 其一，明熹宗错将爱好当作正业而误国。明熹宗第一大爱好，是对制造木器有极浓厚的兴趣。凡刀锯斧凿、丹青髹漆之类的木匠活，他都要亲自操作，他手造的漆器、床、梳匣等，均装饰五彩，精巧绝伦，出人意料。史书上记载：明代天启年间，匠人所造的床，极其笨重，十几个人才能移动，用料多，样式也极普通。熹宗便自己琢磨，设计图样，亲自锯木钉板，一年多工夫便造出一张床来，床板可以折叠，携带移动都很方便，床架上还雕镂有各种花纹，美观大方，为当时的工匠所叹服。明熹宗还善用木材做小玩具，他做的小木人，男女老少，俱有神态，五官四肢，无不备具，动作亦很惟妙惟肖。熹宗还派内监拿到市面上去出售，市人都以重价购买，熹宗更加高兴，往往干到半夜也不休息，常令身边太监做他的助手。熹宗的漆工活也很在行，从配料到上漆，他都自己动手，并喜欢创造新花样，让身旁太监们欣赏评论。熹宗还喜欢在木制器物上发挥自己的雕镂技艺，在他制作的十座护灯小屏上，雕刻着《寒雀争梅图》，形象逼真。《明宫杂咏》上有诗吟道：“御制十灯屏，司农不患贫。沈香刻寒雀，论价十万缗。”熹宗雕琢玉石，也颇精工，他常用玉石雕刻各种印章，赐给身边的大臣、宫监。明熹宗第二大爱好，是喜欢看傀儡戏。当时的梨园弟子用轻木雕镂成海外四夷、蛮山仙圣及将军士卒等形象。熹宗情绪高时，也施展自己的手艺，他做的木像男女不一，约高二尺，有双臂但无腿足，均涂上五色油漆，彩画如生，每个小木人下面的平底处安一拘卯，用长三尺多的竹板支撑着。另外还有一个用大木头凿钉成的长宽各一丈的方木池，里面添水七分满，水内放有活鱼、蟹虾、萍藻之类的海货，使之浮于水面。再用凳子支起小方木池，周围用纱围成屏幕，竹板在围屏下，游移转动，这样就形成了水傀儡的戏台。在屏幕的后面，有一艺人随剧情将小木人用竹片托浮水上，游斗玩耍，鼓声喧天。当时宫中常演的剧目有《东方朔偷桃》、《三保太监下西洋》、《八仙过海》、《孙行者大闹龙宫》等，均装束新奇，扮演巧妙，活灵活现。熹宗做得是如醉如痴，看得也是如醉如痴。明熹宗第三大爱好是，醉心于建筑。除了上文提到的他曾在庭院中做小宫殿，曲折微妙，巧夺天工外，他还曾做沉香假山一座，池台林馆，雕琢细致，堪称当时一绝。熹宗喜欢踢球，常与太监在长乐宫打球，熹宗觉着玩起来不过瘾，就亲手设计，建造了五所蹴园堂。熹宗酷爱木工器作和建筑，还表现在对朝廷建筑工程的关心上，天启五年(1625年)到天启七年(1627年)间，明朝对太和殿、中和殿和保和殿进行了规模巨大的重造工程，从起柱、上梁到插剑悬牌，整个工程中熹宗都亲临现场。熹宗心灵手巧，亲手制作的娱乐工具颇为精巧。他用大缸盛满水，水面盖上圆桶，在缸下钻孔，通于桶底形成水喷，再放置许多小木球于喷水处，启闭灌输，水打木球，木球盘旋，久而不息，熹宗与妃嫔在一起观赏喝彩赞美。熹宗好盖房屋，喜弄机巧，常常是房屋造成后，高兴得手舞足蹈，反复欣赏，等高兴劲过后，又立即毁掉，重新造新样制作，从不感到厌倦，兴致高时，往往脱掉外衣操作，“膳饮可忘，寒暑罔觉。”把治国平天下的事，早就抛到脑后，无暇过问。其二，明熹宗放纵宦官滥为乱政而损国。魏忠贤(1568年----1627年)，原姓魏，进宫后改名李进忠，后又改回原姓魏，皇帝赐名忠贤。出身于市井无赖，后为赌债所逼遂自阉入宫做太监，在宫中结交太子宫太监王安，得其佑庇。后又结识皇长孙朱由校奶妈客氏，与之对食。对皇长孙，则极尽谄媚事，引诱其宴游，甚得其欢心。泰昌元年(公元1620年)，朱由校即位，是为熹宗，国号天启。魏也升为司礼秉笔太监。对魏忠贤的奸诈狠毒虎狼之心，明熹宗不仅毫不提防，反而放任自流，无疑是助纣为虐。据载，奸臣魏忠贤每每看到明熹宗醉心“爱好”，欣喜不已。他常趁熹宗引绳削墨，兴趣最浓时，拿上公文请熹宗批示，熹宗觉着影响了自己的兴致，便随口说道：“我已经知道了，你尽心照章办理就是了。”因此，大权就怎样被魏忠贤一点点掌握。按说，明朝旧例，凡廷臣奏本，必由皇帝御笔亲批;若是例行文书，由司礼监代拟批词，也必须写上遵阁票字样，或奉旨更改，用朱笔批，号为批红。然熹宗因潜心于制作木器房屋，无暇它顾，便把上述公务一概交给了魏忠贤。这给了魏忠贤“拉大旗作虎皮”的机会，使得他能够假借理政执政之手，排斥异己，专权误国。面对危机，熹宗却耳无所闻、目无所见。可叹他虽是一名出色的匠工，却毫无构建江山社稷之宏图大志，反使大明王朝在他这双巧手上摇摇欲坠，真是可悲之极。由此看来，爱好这把双刃剑，不仅把明熹宗伤得千疮百孔、颜面尽失，更把大明王朝害得元气大伤、一蹶不振。纵观天启帝的一生，他的过错是显而易见：由于玩物丧志、社稷不顾，尤其是纵容奶娘客氏，重用宦官魏忠贤，任他二人胡作非为，在朝则陷害忠良，在后宫则荼毒妃嫔，却从未加以规制，使得朝廷正人君子殆尽，国家政治黑暗已极，大明江山岌岌可危。喜欢土木的明熹宗却自毁明朝基业的悲剧性下场，无疑给后人敲响了警钟，告诫我们任何时候都不可不务正业、玩物丧志，都不能忘记职责、疏于朝政，让心怀叵测或阴谋诡计之人有可乘之机，为非作歹，专权朝野，祸害国家，残害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