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中国数百年的士族门阀是怎样决定了魏晋南北朝的历史？
士族制度是一种按门第为标准的选官制度，是贯穿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最有时代特征的政治制度，是一种腐朽的政治制度。士族阶层是如何崛起的呢?士族集团的源起，便是从汉武帝“罢黜百家，首倡儒术”后，研习儒家经学的学者们，垄断了儒家孔孟一门经典学说的解释权，并在家族内部代代传袭，进而掌握了整个国家文化制度的话语权。东汉王朝时，这些儒家经学士大夫家族，经过两百余年的彼此联姻，互通声息，积累声望，垄断知识，终于进化为士族集团，从此在之后的近四百年呼风唤雨，占据历史舞台的中心地位。东汉桓帝灵帝时代，以察举制选拔官吏，高门世家和士人风评便实际决定了一个官员的升迁进退，汉灵帝被史家诟病的所谓“皇帝卖官”，无非是在高门士族把持人事荐举权的名义下，皇帝卡住高级官职任命权这个口子，逼他们任职时多交一笔钱上供罢了。士族集团把持历史话语权下，称这笔钱都被汉灵帝用来给自己修西园享乐了。可是参考西园军的建立，则他这笔钱很大部分其实是用来建立一支直于属皇帝、不受被高门士族影响的大将军何进管辖的新禁军，也即是加强皇权的一部分举措。只是随着汉灵帝的早逝，汝南袁氏的以袁绍、袁术兄弟为代表的士族集团，在汉末乱世时趁机起兵，一南一北分别裹挟一群诸侯，一度成为天下最强两大势力，眼看就要取汉室而代之，开创一个士族统治的王朝。幸好他们兄弟嫡庶有别，水火不容，同室操戈，让本为袁绍附庸势力的曹操逆势而动，相继击灭二袁，统一中国北方，并以法家申韩之术施政，提倡“唯才是举”打破士族对人才选拔的垄断，又实施屯田制和士族集团争夺人口，终于遏止士族集团的势力扩张于一时。但曹操死后，世家大族们还是由颍川陈氏的陈群首倡，建立了影响魏晋南北朝各代的九品中正制，世家门阀对官职任免的操控权更比东汉察举制更进一步，在实际上把持了国家政权。所谓九品中正制，即确定士族天生便有做官特权，又按其任官等级由国家分配给牛畜和荫户。士族们官职越高，门第就越高，其子弟能担任的官职也就越高，甚至哪怕儿童也注定可以得到好的肥缺;而出身寒微的人，即使再有才能也被官场摈斥，只能终身沉沦下僚。这就是所谓的“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士族集团的代表河内司马氏，其祖孙三代前赴后继，南北征战，司马懿征辽、司马师平淮、司马昭破蜀、司马炎灭吴，终于削平四方敌人，取代魏朝，统一天下，建立第一个属于士族自己的王朝，晋王朝，又给高门士族们增加了荫亲属与佃客的特权。即国家允许士族高官的远近亲属和佃客都依附于他们，这些荫亲佃客从此免向国家交租税、服徭役，而改向他们依附的士族门阀去交租服役。门第越高的士族，其被法律允许免税役的荫亲佃客便越多，甚至到了“百室合户，千丁共籍”的地步。因此这一制度的实质，便是承认高级士族按门第高低、势力大小，有权得到一部分国民作为自己的领民部曲，有权分割一部分国家税赋作为自己的私家税赋。除了没有自己的采邑封地以外，他们已经形同于春秋战国时期的贵族领主了。晋朝大臣刘毅讥讽晋武帝司马炎“不如桓灵”的轶事，常被认为是对“司马炎卖官鬻爵”的批判。其实不然，刘毅的一贯政见，是坚决反对、并主张废除九品中正制的，称“进者无功以表劝，退者无恶以成惩”、“惩劝不明，则风俗污浊”。他此言正是讽刺九品中正制下，官职任命皆被世家门阀把持，则“卖官钱入私门”是入了门阀们的私门，而不是和汉灵帝时一样入了皇帝的府库，所以司马炎在这点还不如汉灵帝——亏大了。司马炎是以不怒反笑，正因皆说中了他的心坎。只是门阀世族时代，皇权被抑制，和世家门阀共存也是必然。五胡乱华时期，胡族政权如羯人赵国、鲜卑燕国，为维护其统治需要，同样秉承西晋九品官人之制，维护高门士族特权。如羯赵杀人魔王石虎，不惜民力，大规模残酷徭役和兵役，虐杀黎民百姓以百万计，却能稳定统治竟得善终，便是因为他同时和高门士族合作愉快，如恢复九品官人旧制，优免关中七姓望族戍役，在诸郡国立五经博士等。士族集团在胡人统治下，保持了魏晋以来被选授官职的特权，虽幼童亦得美官，而无门第无权势之人，即使有才德也被摈斥出政治舞台，便能和暴虐的胡族统治者合作愉快，共同镇压底层百姓的反抗。北魏孝文帝元宏改革后，更让鲜卑贵族也汉化为门阀，和汉人高门混同为一。而南方的东晋，和后继的宋齐梁陈各朝，则特重谱系，朝廷专门设立谱局，选官用人时必先查考其谱籍，严厉打击庶族和寒门冒籍。关东士族如王、崔、卢、李、郑;关中士族如韦、裴、柳、薛、杨、杜;汉化鲜卑大姓如元、长孙、宇文、于、陆、源、窦;江南过江士族如王、谢、袁、萧;江南本地士族如朱、张、顾、陆……因此，在两晋南北朝的几百年里，不论各个胡汉王朝怎样如走马灯般更迭，这些高门大姓的世家大族，却能代代保持荣华富贵、常有功臣名人，始终占据帝国最高的政治地位。从晋武帝司马炎起，鉴于曹魏宗王无权而轻易被取代的教训，各朝皇帝就不约而同选择了分封自家皇族典兵之策，虽然此举造成了皇族接连不断的自相残杀，为外人乘虚取而代之，造成频繁的朝代更迭，以及五胡乱华这样的大动乱，也没有吓阻后来的皇帝们，朝朝代代依样画葫芦。——只因世家大族权重，若不想泰阿倒执，便必须以皇族宗王掌兵，来为皇室屏藩。虽然各朝帝王同时也在穷尽心智，不断采取举措打击和制衡士族门阀，和他们争抢政权、税赋、人口，但因为士族门阀垄断了绝大部分的知识、人才、财政、国计民生，因此无数雄才大略的英主明君，从魏武王曹操起，一直到唐高祖李渊为止，都难以真正解决这棘手难题。隋文帝杨坚废止中正官，开创科举制，其子隋明帝杨广又始建进士科，力图从世家大族手中完全夺回选官人事权，高门士族对此极为不满，竟称此举是「政烦于上，人乱于下」，所以导致了隋朝灭亡。唐太宗李世民、唐高宗李治、则天大圣皇帝武瞾、唐玄宗李隆基等数代英主持续完善科举制，大量增加科举入仕名额，提拔寒门士人身居高位，参决政事。唐太宗李世民政变夺位后，一边大量提拔重用了房玄龄、魏征、马周等关东寒士，让他们进入为中枢重臣，与高门士族相制衡，另一边则修《氏族志》，下令改以唐朝此时的官位高下，分为九等。重新确定士族门第，贬低崔卢王谢等山东和侨姓旧族，抬高关陇集团依托的关中士族和代北虏族，又将诸多建唐功臣和寒门大臣的门第也抬高进士族之列，最后确定天下士族二百九十三姓,一千六百五十一家。等于是以李唐皇室和关陇门阀为核心，同时包容建唐功臣、南北士族、各地寒士，以新的官职品级排定次序，扶植了一个全新士族集团，来取代繁衍三百余年的魏晋南北朝旧士族。同时李世民继续坚持推广和完善科举制，人才来源也涵盖于全国。所以当李世民看到新科进士们从端门列队而出，因此便留下了「天下英才尽入吾彀中」的自得。唐高宗李治即位后，先废杀皇后王氏，淑妃萧氏，又诛杀国舅长孙无忌，关东士族代表太原王氏、南方士族代表兰陵萧氏、关陇门阀代表长孙氏，皆遭重创。李治死后，皇后武则天取代唐王朝称帝，更以铁血与尸骨铺路锐意革新。她残酷打击以士族门阀和功臣集团为代表的各方政敌，株连甚广，并限制奴婢数量、保障奴婢人身、打击豪强地主，进而消灭了士族集团的部曲佃客制。武则天又发展和完善科举制度，创立殿试，首开武举，推重进士科，大量增加科举入仕名额，同时广开仕途，滥赏勋阶，大量提拔寒门小吏进入官场，身居高位，参决政事。随着唐朝中后期雕版印刷术的普及，才让世家大族垄断知识和人才变得困难。同时黄巢起义和五代兵乱又彻底摧毁了士族赖以生存的经济根基，即大地主庄田制，在那以后，到了宋朝，科举士大夫官僚在朝堂一家独大，士族和门阀终于成为彻底历史名词。1、士族阶层是如何崛起的呢?垄断步入仕途之路，把持官吏选用，世代高官厚禄，是士族在政治上的显著特征。正是由于两汉的选官制度，才导致这一政治局面的形成。两汉主要通过任子、察举、征辟等多种途径选拔和任用官吏。察举是最主要的选官方式，两汉官员多通过此步入仕途。察举制是由二千石以上的高官及诸侯王通过"贤良""孝廉""秀才"等多种不同标准，选择有"名望"有"德才"之人举荐给朝廷，通过一定的测评，然后委任官职。孝顺清廉者谓之孝廉，才学出众者谓之茂才异等，品行贤良行为方正者谓之贤良方正等等诸如此类。汉高祖开察举制之先河，在建立了汉王朝之后，他发现面对百废待兴的社会局面，可以马上得天下却不能马上治天下。于是其下诏要求各郡国向中央举荐具有治国理政之才的贤明人士，其后成为定制被规范和推广。在制度运行的前期，察举制确实发挥了不拘一格选人才的作用，较为广泛的选举各阶层参政。为汉王朝的强盛奠定了基础成就了它的广阔疆域，也选拔出一些例如晁错、董仲舒这样的贤臣。但是，由于察举制考察项目繁多，难有客观标准，同时权力又直接掌握在中央和地方的官僚手中，从而埋下了祸根，逐渐失去公允性。这条较为狭窄，但却稳定的单项上升途径成为地方豪强大族和官宦子弟进入汉统治体系的最佳通道，使得社会势力借此得到政治权势。关于任子制度，西汉政府规定："吏两千石以上，视事满三岁，得任同产若子一人为郎。"由此，西汉初年的高官权臣得以延续家世发展为官僚世家。东汉王朝集中代表了豪强地主的利益，因此安帝时任子制的范围又被进一步扩大"以公卿、校尉、尚书子弟一人为郎、舍人"。这样，在任子制度之下，一家中如有人得高官之位，其后代就可继续做官，延续数代，必成累世为官的士族大家。由皇帝直接征召"高才重名"者入仕和两千石以上官吏得自征辟僚属的征辟制虽在西汉选官制中的地位并不重要。但是到了东汉由于奖励不事"新"朝的名节之士，因而大盛。被征辟之人，可以不经任何考课任以官职，出现"或期年而掌州郡，或数年而至公卿"的局面。通过任子制度和控制察举、征辟，大官僚得以使自己的家族成为了世居高官的大族，并形成了层层叠叠的门生故吏网。历仕各朝，数世不衰，分布广泛，遍及全国，是这些大族的显著特征。由此看来，两汉的官吏任用制度是士族阶层产生的政治温床，也是士族阶层的关键性政治基础。2、士族阶层萌芽的经济基础士族在经济上的显著特征表现为拥有大量的土地和依附农民，通过田庄进行生产，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田庄成为士族赖以生存的最重要经济基础。西汉初年国家所有制和私人所有制两种土地所有形式并存。在连年的休养生息和减税政策之下，生产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出现了"文景之治"，一些地方势力通过兼并获得大量土地成为豪强地主。同时，由于统治者此时主要注重加强中央集权和打击削弱诸侯王势，对土地兼并问题并未足够重视。大量的土地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大地主所有制成为社会经济形式中举足轻重的部分。汉武帝时期，田庄已经初现端倪，在东汉更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根据《四民月令》的记载，在田庄中，各种农产品都可在集市上出售，如卖帛、敝絮、来粟、豆，皆在农闲时进行。西汉末东汉初，南阳阴氏家族占有土地"七百余项，舆马仆隶，比于邦君"。梁冀为东汉的外戚权臣，跋扈残暴，将东起荣阳，西至弘农，南通鲁阳，北达黄河、淇水近千里的大片上地占为私人林苑，加以封禁。因他人错杀了兔苑中的一只兔子，他竟残暴地将十几个人处死。梁冀倒台后，家中财物折合东汉政府年税收的一半。灵帝时，盖勋领汉阳太守，时郡饥荒，"先出家粮以率众，存活者千余人"。献帝时，"谦、谦弟温，相继为三公。一道岁大饥，散家粮以振穷饿，所活万余人"。这些人在饥荒年景尚有大量的家粮储谷，自然都是广占田地的大地主。豪强地主在西汉时期就已拥有雄厚的实力，"郑泰家富于财，有田四百顷，而食常不足，名闻山东"。足以见当时的豪强地主培植的势力之多。当田庄经济对中央集权形成构成一定威胁时，统治者也曾试图进行限制。建武十五年，光武帝刘秀下令度天下田，由于伤害了既得集团利益，"刺史，太守多为诈巧，不务实核"，度田最终归于失败。此后，东汉历代统治者只得对豪强地主经济采取妥协、宽纵态度，田庄经济因此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壮大。东汉中期以后，豪强地主中的卓越者，正是凭借田庄这一雄厚的经济依托，发展成为士族阶层，进一步巩固了政治地位。3、士族阶层萌芽的文化基础垄断思想文化，把控学术，传承家学，是士族阶层的又一重要特征。这一特征的形成，根源在于帝国对儒学的推崇以及其与选官制的密切结合。汉武帝时开始独尊儒术，置五经博士，确立了儒学的统治思想地位。由于儒生出身的官吏更能起到安定民心，教化百姓的作用，此后历代帝王都大力提倡儒学。从汉昭帝开始，皇太子必以名儒教授，居于三公九卿之位的重臣多以通经而得举。东汉光武帝刘秀正是在通经入仕的政治氛围和社会环境中成长起来的，起事前就曾到京师长安游学。东汉建立后，刘秀力图以儒家思想来安定社会秩序恢复生产，因此大加提倡儒学。东汉后期仅太学就有三万多学生，还有遍布全国的地方郡国学，名儒开办的私学动辄也有数千人。东汉开国功臣中多数为具有高度的经学知识又精通政务、律法的豪门出身者，这与西汉初年布衣将相的局面截然不同。这一时期，正如班固所说，五经乃"禄利之路"。汉代通过明经入仕的事例俯拾皆是，士子们由学而居官，由经学而步入仕途，儒学和政治结下不解之缘。地主阶级在通过经学取得利禄之后，为保门第不坠，注重对子孙的培养，形成了大批经学世家。荀淑八子，皆有才名，赞为八龙。弘农杨氏以《欧阳尚书》传家，形成文化世家。杨震、杨赐、杨彪，四代都为三公，其家族至东晋仍长盛不衰。汝南袁氏世传《孟氏易》，四世三公，门生故吏遍及朝野。袁绍正是出自这个家族，因此他振臂一呼就成为关东联军的盟主。东汉后期，已经初步形成以通经区别士庶的社会意识，即使家资巨万，如无学识不通经，仍会受到社会歧视。这种社会意识的养成，进一步提高了具有家学传统的大地主阶层的社会地位，加速了士族阶级的最后形成。豪强家族、文化家族、官僚家族，在这一时期相互转化，发展融合，发挥强大的竞争力。当乡里实力、文化底蕴、政治权力联系在一起之后，士族权威就彻底树立起来难以撼动。
印刷术的改良者毕升是如何发现活字印刷
我国“四大发明”中的活字印刷术就是毕生发明的。什么是活字印刷术呢？就是在胶泥片上刻好字，一个印上只刻一个字，用火烧硬后，就成了活字，可以重复使用，非常方便。毕生又作毕昇，这样一位给后世做出了极大贡献的人是哪个朝代的呢？毕生是北宋年间的一位布衣，布衣就是用来称呼普普通通的老百姓用的。宋代初期，他是一名书肆刻工，到了宋庆历年间，他的经历变多了，经验也累积到了一个地步，所以他动了个脑筋，根据实践经验发明了“活字印刷术”。毕生去世的时候他的发明并未被发扬光大，也没有被推广，但是在生前他把自己的发明毫无保留的告诉他的师弟们，师弟们不禁纷纷赞叹他的鬼斧神工。毕生是北宋人，在那么岁月的长河中，在那么遥远的古时，他想到了印刷，为后世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是多么的了不起！同时，印刷这项技能在我国北宋时期便被发明出来，作为一个中国人，也是无比的自豪！毕生生于北宋仁宗庆历年间，1990年他的墓碑在湖北英山县被发现，为了纪念这位北宋时期的伟人，后人为他修葺了墓葬，也建了一座森林公园，还有一条毕升大道。若您是湖北人，一定要去看看这样一位伟人的古迹，瞻仰一下北宋年间出现并流传、演变至今的智慧。毕升发明活字印刷毕升是我国北宋时期的一位印刷匠，然而他与众不同的地方就是发明了我国“四大发明”之一的“活字印刷术”，大大节省了印刷的时间，提高了效率，为后世做出来许多贡献，其实毕升发明活字印刷术是一段很有趣的故事，毕升就是突然来的灵感发明了活字印刷术。当时，师弟们知道毕升发明了活字印刷术，大幅度的提高了印刷的效率，纷纷前来参拜学习，毕升也毫无保留的教授给自己的师弟们。他一边讲解，一边演示如何进行活字印刷，先将细腻胶泥做成小型方块，一个一个的刻上凸面反手字，用火烧硬之后按照韵母的顺序排放在小木格里。然后在一块铁板上铺上用松香、蜡和纸灰做成的粘合剂，按照字句段落将把刻上字的胶泥依次排放，再在四周围上铁框，加热后等待待粘合剂稍微冷却一点的时候，用平板慢慢压平，等完全冷却后就可以印了。印完后再把印版用火烘热，粘合剂熔化后拆下活字便可重复使用。师弟们一边称赞毕升的聪明才智，一边问出了一个困扰很久的问题，毕升是怎么想到这个点子的呢？毕升回答说，有一次，他看到自己的儿子在玩过家家，用泥巴做成了桌椅板凳，锅碗瓢盆，烤好成型后便可以随意摆放，才让他有了活字印刷这个成型的想法。师弟们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是一个机缘灵感，使得自己的师兄毕升发明了如此伟大的一项技术，也让后世为之自豪的技术。毕升靠着这乍现的灵光，使我国成为第一个拥有印刷术的国家，而这项技术十九世纪才传入欧洲。
医圣张仲景：名垂千古的医者 所著《伤寒杂病论》是中国医学史上影响最大的著作之一
张仲景是东汉末年著名医学家，被后人尊称为医圣。张仲景广泛收集医方，写出了传世巨著《伤寒杂病论》。它确立的辨证论治原则，是中医临床的基本原则，是中医的灵魂所在。而比起好些名医的世家传承，甚至草根身世来，医圣张仲景，却是个绝对的另类，他的家庭，是当时东汉王朝的官僚世家，虽说比起名门显贵有差距，生活却还优越，家里的藏书尤其多，家风传承很好。作为这种家族的子弟，在那个已经基本看出身的东汉中后期，更是生在了蜜罐里，基本是到点出山做官，享受优厚生活。可是张仲景很快就发现，这样的生活，不是他想要的。哪怕是在家读书时，家里的浩繁藏书里，有一类图书，就像磁铁一样吸引着他——医书。哪怕读经史子集时，里面的医学故事，也常令他拍案叫绝。这个旁人看来陌生的领域，于他却有着无比的吸引力！而也在看过了身边太多事情后，张仲景越发认定，自己一定要走上这条路。那个年代，正是东汉瘟疫肆虐的年代，从东汉中期起，鼠疫就像恶魔一样，常年在中华大地上徘徊，甚至就连锦衣玉食的东汉皇宫，皇子皇孙们染瘟疫而死，都是常见的事情，民间的情况，更是严重到恐怖，就以张仲景晚年回忆说，自己的家族，大约同辈的亲人们，有七成都死于伤寒瘟疫，各地的情况，甚至到了“室室有号泣之哀”的地步，悲情的场面，从小就耳濡目染。比起这般悲情的场面，作为一个官宦子弟，他看到的官场圈子，场面却是更悲情，官僚们要么互相倾轧，要么就是成天空谈无用的学问，毫无治民的经验，少年的时候，眼中还无比神圣的官场，随着年岁越长，却发现越发可笑。难道作为一个官宦子弟，自己以后要走的路也是这样？不！绝不！也正是在看过了太多类似的场景，小小年纪的张仲景，心中对医学的热情，终于烈火一般燃烧起来。十岁的时候，就拜了当地名医张伯祖为师，开始了学医之路。如果说先前的张仲景，好似少林寺里看守藏经阁的少年，早就把各种典籍一一涉猎，那么在拜张伯祖门下时，他开始的，就是更加艰辛的修炼之路。这位张伯祖先生，当时就是南阳头号医生，更是治疗伤寒瘟疫的高手，年纪轻轻的张仲景，不但在他门下学文化，更要一次次给他打下手，亲眼看着他诊治各种伤寒病人，年岁大点的时候，还要亲自上手帮忙，就这样二十年时间，多次亲身实践。这段经历，看起来轻描淡写，但只要稍微脑补一下医学常识，就知道这一条路，简直就是每天在敲死亡的大门，伤寒瘟疫的传播速度，了解一下世界上几次重大的瘟疫，就知道有多恐怖。以张仲景自己的话说，曾经在一天之内，见识过十多种不同的伤寒病例，而且接触到病人的患者家属，也都无一例外感染。每一次的抢救，几乎就是与死神擦肩。幸运的是，张仲景熬了过来。他在这个领域里，越发展现出卓越的天才，甚至到了三十岁时，已然是在洛阳都十分知名的医生。当然在大家眼里，作为一个官宦子弟，他的医生身份，也不过是在玩票而已，由于有过不少成功治疗的经历，他和诸如刘表这些名流人物，也都有了良好友谊，凭着这好人脉，他三十岁左右的时候进入了官场，到了建安年间，更是官升一步，荣任长沙太守。在好些人看来，这位年轻时候的医学票友，现在已经是一个标准的官僚了。但谁都没有想到，这一场任命，竟然会是这位医学爱好者，人生重要的分水岭在东汉那个年代里，官场的一个硬规矩，就是“既官勿医”，既然要做一个官员，那就断了亲自行医的念头，这就是东汉王朝的体面。可是，张仲景为官的年月，却是个特殊的时期：建安时代。说到这个时代，文学爱好者们很熟悉的，就是著名的建安文学，但是当时老百姓们最熟悉的，却不是离他们很远的文学，却正是近在咫尺的瘟疫，就是在建安年间，早就肆虐多年的瘟疫，已经到了空前恐怖席卷的阶段，张仲景在任的长沙，更是出名的重灾区。以张仲景自己的话说，很多当地的乡镇，由于疾病肆虐，已经变成了空城。面对空荡荡的城镇，张仲景终于下了决心：规矩！不要了！他正式在府衙打开了门，规定每月初一和十五两天，端端正正的在大堂里，为当地百姓诊治。每到这时候，昔日的官员张仲景，就变成了医生张仲景，多年修炼的医学才能，更是完美的施展，哪怕遇到无法诊治的病，他也会不辞劳苦找到医法，甚至放下官员的架子，主动登门求教！于是，就好像残酷的车轮战一样，医生张仲景，以惊人的毅力，完成着这个艰巨的治疗工作，而他的治疗经验，也是越发丰富，眼看着治理伤寒，信心越发的足，可是宦海浮沉，却越发的心寒，此时的大汉王朝，已经是末世，瘟疫如此严重，救灾却十分低调，各级的官员人浮于事，百姓的死活根本不放在心上。可以攻克得了瘟疫的张仲景，却苦于医药缺乏，得不到上层的支持，依然眼睁睁看着大批病人死去。这种无能为力的痛苦，彻底刺痛！终于，到了五十五岁那年，张仲景终于认定，指望自己来救瘟疫，是救不过来的，指望朝廷，更是不靠谱的，唯一的办法，只有继续离经叛道：官也不做了，带着全家去岭南隐居，为了一件比坐堂瞧病还要重大的事：写书！他要写一本书，一本包括了所有伤寒杂症治疗方法的书，里面要写明白各种症状，明白的让老百姓都一看就懂，更要有各种靠谱的治疗方法，不但要有疗效，更要有细化区分的针对治疗。为了这个理想，他开始了人生最艰辛的阶段，在岭南忍着寒苦生活，过着离乡背井的日子，躲避着战乱肆虐，一笔一笔，写下这个理想。虽然直到公元285年，他的灵柩才得以返回故土，但他成功了，这本书，就是《伤寒杂病论》。在西晋年间，西晋人王叔和将这部书整理后，终于流传天下，之后历经汉唐宋各代，书中有关治疗瘟疫的宝贵经验，得以代代流传。在恐怖的伤寒瘟疫面前，这本历经心血的图书，虽然有好些内容散失，但核心的思想保存了下来，并在之后中国一次次瘟疫灾难中得以验证。它好像一盏明灯，给中国人照亮了一条战胜瘟疫的路。如果没有这本书，我们可以想象欧洲黑死病的恐怖惨状，而同时代的中国，因为这本书，炎黄子孙才多了一把抗击瘟疫的盾牌！张仲景以扁鹊为标杆，主张医者就应发挥前代名家的优良传统，他在著作开始就对扁鹊的经历和为人进行赞扬。当初扁鹊去给患有假死症的虢国太子看病，治愈之后，人们称他能起死回生，扁鹊十分谦虚，并不以此作为自我吹捧的资本。由于战国时，战乱不休，人们常常有各种不同病症，扁鹊只求能治好病，并不局限于自己的专长，妇科、儿科等医生他都做过。对于扁鹊大度无私、以病人为重的品质，张仲景十分敬慕，他在为人治病的过程中，往往比照扁鹊，注重自己的医德修养。在基本的修养之外，张仲景主张医者必须尊重自己的职业，以为病人诊治为重。当时有不少医家热衷功利，不重视医术，张仲景对此加以批评，称一旦遇上病患，必然会耽误病情，引发严重后果。正是因为目睹了无数人患病而逝，无人可以救治，张仲景才决心投入行医事业中，并将经验汇集成书。在著述里，张仲景毫无卖弄、夸耀之意，全都是以平实易懂的语言，对疾病情况和治疗方法进行论述，方便人们进行阅读和参考。据说，张仲景担任官职时，每逢月初、月中，就会在官衙里摆好案几，为百姓治病，这便是后世“坐堂”的由来。张仲景反对保守不前的态度，认为要了更多疾病知识，医者在深入研习前贤著作，知晓其实质的同时，也不能因循守旧，不加改动就运用。在张仲景看来，要注重推断、演绎和创新，根据实际病症决定怎样诊治，切勿固守旧有的治疗方式，要因时而变。在治病过程中，张仲景强调，医者必须认真负责，以人命为重。有时候，诊治效果怎样，不仅单纯取决于医者专业水平，更同医家的医治态度和作风有关。作为医者，对待病人就应该仔细谨慎，详审明察，不能粗心大意，忽略病人状况。东汉时巫祝盛行，而张仲景对此坚决反对，并劝说人们不要迷信巫神，对于有些病人行止怪异、情绪变化无常，这都是疾病引起的，而不是什么巫怪作祟。张仲景正是在看到很多病人因为受到巫师的蒙骗而白白送命，于是对此格外注意，还常常提醒病人。身为医者，张仲景谨慎细心，并已在医学上不断进取作为自己的目标。他从年少时期，就热爱医学，并且以先贤的言论激励自己，坚持研习医学，不断取得成就。张仲景不仅取得了难以企及的成就，而且有着高尚的品性。他始终将前辈视为标杆，在从医道路上始终端正严肃，不慕功名，以救治人命作为自己的最高目标，不论是借鉴古人经验，还是不断学习、研习新的医术，他都是为了使当时饱经苦难的人们减缓疾病带来的疼痛。他贬斥巫神，号召人们不要轻易听信巫邪的鼓吹，凡有不适要及时医治，也体现了他对行医求真切实的态度。东汉末年，人们经受了战乱、疾疫、灾难的摧残，虽然有数不胜数的人因此死去，但是同样有像张仲景这样的医者，立志救人于危难之中。他的事迹和遗留的著作，不但受到东汉时人的赞誉，也一直被后人所尊敬和感念。
魏太武帝拓跋焘： 一生光明磊落 本是难得的明君 从英武到残暴
魏太武帝拓跋焘是北魏王朝第三位皇帝，雄才大略，聪明雄断。在位期间一举统一了中国北方，使西晋末年以来北方地区的割据混乱局面得以结束，为北方社会经济文化的恢复和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当时也是大魏武功鼎盛的时期。其卓越的军事才能，在中国历史也极为罕见。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字佛狸，鲜卑族。422年，被立为太子，423年登基，改元始光。拓跋焘在位期间，亲率大军灭亡胡夏，北燕，北凉等诸多政权，统一北方。北伐柔然，使之“不敢复南”;南败刘宋，占据河南之地。452年，被中常侍宗爱杀害。在位29年，谥太武皇帝，庙号世祖。拓跋焘率军讲求战法，指挥灵活，为南北朝时期杰出的骑兵统帅。拓跋焘即位后，雄心勃勃，南征北战，主要是通过战争手段来解决对立政权间的矛盾。但拓跋焘不是一个鲁莽的武夫，而是—个善于审时度势的有策略思想的政治家，军事家。他在采取战争手段的同时，根据形势，也力争通过通使、贡赐、联姻，缓和与敌对政权间的矛盾，建立友好关系。拓跋焘统治的30年间，后魏和柔然、刘宋、胡夏，北燕、北凉，互通使节，相互贡赐财物的事实不胜枚举。相互联姻，也不乏其例。如神元年，拓跋焘把俘虏的夏国主赫连昌迎至首都平城，不仅供奉丰厚，封爵为王，并以其妹始平公主妻之。在此之前，拓跋焘已纳夏主昌的三个妹妹为贵圮，并立其一妹为皇后。延和二年，拓跋焘派使臣册封北凉主沮渠牧键为王，并以妹武威公主妻之，纳北凉主之妹为昭仪。延和三年，拓跋焘以海西公主嫁柔然汗吴提，并纳其妹为夫人。太平真君十一年，拓跋焘率军伐宋，直抵瓜步。在胜利形势下，他主动遣使求和、请婚。他以其孙示宋使曰：“吾远来至此，非欲为功名，实欲继好息民，永结缘援。宋若能以女妻此孙，我以女妻武陵王，自今匹马不复南顾。”表示了他要通过联姻，建立友好关系的愿望。当然拓跋焘采用联姻、通使、贡赐等手段的动机，并不是很纯正的。但在战乱年代，即使是短期的和平，对恢复社会生产，减轻人民痛苦都是有好处的。拓跋焘为了完成统一大业，能有效地使用战争和和平手段，足见他是拓跋焘对经济，思想文化建设也很重视。他说：“财者，军国之本”。他懂得物质财富是关系到战争胜负，政权存亡的大事。《魏书》记载：“世祖继位，开拓四海，以五方之民各有其性，故倍其教不改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纳其方贡以充仓廪，收其货物以实库藏，又于岁时取鸟兽之登于俎用者以牣膳府。“他根据其统治区民族众多，生产方式不一等情况，坚持实行不改变各族人民传统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的政策。既重视汉族人民农业生产，也重视少数民族的畜牧射猎习惯。通过发展农牧业生产，征收人民租调，接受各族朝贡和通过战争掠夺等手段来增加物质财富，保证军国费用。拓跋焘特别重视军队建设。蒙古大草原的游牧射猎生活，锻炼了鲜卑人健壮的体魄，剽悍的性格和高超的骑射技艺。军队，特别是骑兵，是北魏克敌致胜的重要工具。拓跋焘为了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屡下诏令，申明纪律。他对战争中“尽忠竭节”，“蹈锋履难”的将士，或升官进爵，或赏赐以人口、牲畜及金银、古玩、缯帛等物质;对违犯军纪者，则给予严惩，虽亲贵重臣，也不宽贷。如鲜卑贵族丘堆，魏太宗时以军功封侯，拓跋焘时封公。神元年，他与司空奚厅奉命率军退出夏国王之弟赫连定时，当他听到奚厅兵败被俘消息，竞弃兵而走。拓跋焘下令将临危脱逃的丘堆斩首。太平真君五年，中山王辰、内都座大官薛辨、尚书奚眷等八将，“坐击柔然后期，靳于都南”。尚书令刘洁，因矫诏改易讨伐柔然诸将的会期，致“柔然远遁，追之不及”，加之犯受贿等罪，拓跋焘下令“夷其三族”。太平真君八年，扶风公元处真等八将，在镇压吴盖起义的战争中，“盗没军资，所在掳掠，赃各千万，井斩之”。拓跋焘很好地使用了其掌握韵赏罚之权，整肃了军纪。另外，拓跋焘本人，在战争中身先士卒，冲锋陷阵的英勇精神，对激励将士奋勇杀敌，保证战斗胜利也起了积极作用。如始光四年，拓跋焘亲率三万轻骑，突击夏国都城统万。他与将士一道，顶着风沙，强忍饥渴，和夏军恶战于统万城外。他曾因马蹶而坠地，上马后仍继续战斗，速杀夏将十余人。后又“身中流矢”，但他仍然“奋击不辍”。由于拓跋焘领导的军队纪律严明，在战斗中又能身先士卒，“是以人思效命，所向无前。”太延五年，太武帝拓跋焘采纳高允“广田积谷”的建议汉，下令“悉除田禁，以赋百姓”。太平真君五年，他采纳古弼建议，削减上谷苑囿之半为民田。太平真君末年，太子拓跋晃监国，推行有牛和无牛人户换工种田做法，“垦田大为增辟”。农业随着耕田数量扩大而大大增产。始光三年，拓跋焘诏罢众多的杂营户隶属郡县，增加了纳税人户。另外，拓跋焘屡下“宜宽租赋，与民休息”的诏令。他还奖励“劝农平赋”的守宰，严惩贪官污吏。以上做法，减轻了人民负担，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后魏前期，畜牧业在社会经济中仍占重要地位。它是财富和战马的主要来源。畜牧业形势好坏，不仅关系到财政形势，并将直接影响到以骑兵为主力的军队的素质。因此，拓跋焘对畜牧业的发展是十分重视的。神二年打败柔然、高车之后，拓跋焘“徙柔然、高车降附之民于漠南，东至濡源，西至五原、阴山，使其耕牧而收其贡赋。……自是魏之民间，马牛羊其毡皮为之价贱。”神中，“世祖之平统万，定秦陇，以河西水草善，乃以为牧地。畜产滋息，马至二百余万匹，橐驼将半之，牛羊则无数。”这些记载，反映了拓跋焘对畜牧业的重视，及当时畜牧业的繁荣状况。拓跋焘把节约开支，减少浪费也当作保证军国赞用的重要措施。史载他“性清俭率素，服御饮膳，取给而已，不好珍丽，食不二味，所幸昭仪、贵人，衣不兼彩”。凡“赏赐，皆是死事勋绩之家，亲戚爱宠未曾横有所及。”拓跋焘反对更竣京城，修饰宫殿，反对佛教，严惩贪官污吏，常常是从爱惜民力、物力着眼的。拓跋焘的一系列节约开支作法，无疑对保证军国用费，减轻人民负担起了积极作用。拓跋焘在执政的实践中，逐渐认识到，要维护和巩固自己的统治，不仅需要武功，而且需要“文教”，即通过宣扬礼、乐、法度来化民。他在神四年取得败柔然，降高车、灭夏图的军事胜利后，就提出安“偃武修文”。偃武，他做不到;修文，确实是重视起来了。他尊崇孔子，提倡儒学，大量吸收汉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参政，目的是要用儒家学说统治人民的思想，利用汉族知识分子的知识和经验治国安邦。若说北魏鲜卑帝国最有本事的帝王，一定得是太武帝拓跋焘了。但凡谥号带“武”的，多是雄主，譬如汉武帝，一生致力开疆拓土。而我们这位太武帝的武功，似乎与前人也大有相当之势。当然，我们还是先翻开太武帝的“从业”履历一看：拓跋焘为明元帝拓跋嗣之子，这明元帝，前文已经提过，因父母失和家庭破裂，患上了忧郁症，没当几年皇帝就早逝了。如是，十五岁的拓跋焘就势登基了。拓跋焘即位的时候，北魏帝国政局其实是不太稳定的。譬如，帝国北面有个叫做柔然的野蛮部落，一直就是心腹大患，也趁着新主初立，引兵来犯了。强敌来犯，怎么办?打呗!这拓跋焘年纪虽小，倒也沉着冷静，整了整衣冠，御驾亲征了。这一战，可谓拓跋焘的成名之战，柔然军主力几乎全歼。踩着柔然的肩膀，拓跋焘一跃而起，朝着雄主的名头狂奔而去。至此，一发不可收拾，在此后二十多年的执政生涯里，拓跋焘不是在打仗就是在去打仗的路上，而北方诸国，如夏、北燕、北凉等国，依次成了拓跋焘铁蹄下的炮灰。统一了北方，拓跋焘自然将矛头指向了南方。当时南朝在宋文帝治下，军事、经济、民生也得到长足的发展，史称“元嘉之治”。如此，两大帝国的碰面就在所难免了。当然，碰面绝非只是握握手见面说声“嗨”再见说声“拜”那种，兵戈相向是必然的。这注定是场残酷的厮杀，两国大概经过了三场大规模的你死我活的PK，南朝宋终于熬不住了，一溃千里。而宋帝国原在江北的一些根据地，尽落入北魏之手。但对于这些城池，拓跋焘似乎也无心打理。但也终究得处理吧。于是，拓跋焘下达指令：能带走的，都带走，不能带走的，活物杀掉，房屋烧掉。烧光、杀光、抢光，这应该就是太武帝版的“三光政策”吧。一番耀武扬威之后，原南朝宋治下的江北地区，成了白骨遍地的“无人区”。“千里无鸡鸣”、“念是断肠人”，大概有如此景。宋帝国至此元气大伤。这都是太武帝的战绩，尽管其间包着层层裹裹让人作呕的血腥。但血腥的事，还没完。北魏是鲜卑人建立的帝国，治下的鲜卑人和汉人自然是有矛盾的。拓跋焘是个雄主，自然也有一定手段，对一些汉人也摆出怀柔拉拢的姿态，但多是知识分子。但对于其他处于社会底层的汉族人民，多采取歧视性的高压政策。于是，一些地方起义也时起彼伏，但在“英明神武”的太武帝面前，却始终折腾不出多大动静，被镇压了，涉嫌参与起义的，无论军民，悉数杀死。除此，太武帝对地方宗教也采取高强度的压制政策。譬如佛教，当时在北魏颇为流行。这劝人向善的法事，似乎同拓跋焘一生嗜杀的风格相冲。怎么办?强制取缔。当然，取缔的原因，倒也不全是佛家向善的理念，主要原因应该还有二一、佛家宣讲神鬼之事，淡化了皇家权威;二、北魏佛教徒规模众多，致使国家可控制的户籍人口减少，对劳动生产起到负面影响。事也凑巧，在太武帝起意之时，恰在一些寺庙里发现了起义军私藏的刀械。这下，不是宗家问题了，而是关系到北魏国的安全。至此，太武帝下诏灭佛，宣布佛教为邪教，并在各地焚毁所有的佛像和佛经，关闭寺院，禁止佛教在北魏的传播。至于佛教徒，强制还俗，若遇抵抗者，坑杀。太平真君十一年盛夏的一天，一辆囚车来一个白发苍苍的犯人，停在北魏都城南面的刑场上。这位备受凌辱的白发囚犯，就是身经道武帝、明元帝、和太武帝三朝，为拓跋焘运筹帷幄，官高位尊的汉族士人崔浩。和崔浩一同处死的，还有他的全家和同宗的亲属。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这几家当时著名的大族也被牵连，死了许多人。又有谁能料到，这样一个为几代皇帝所信任的重臣，会遭到如此惨祸!拓跋焘虽然为北魏的武功文治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但长期的军旅征伐生活及残酷的政治斗争，也养成了残忍的性格，过于杀戮。这种情况到了晚年尤甚。在统一北国，励精图治的过程中，他重用汉族士人，倾心汉化，但毕竟他与汉族士大夫之间的民族界限并没有完全解除。汉族士人王慧龙，原来西晋以来的世家显贵，来到北魏以后，崔浩的弟弟羡慕王家的门第，把女儿嫁给了他。有人说，王慧龙并不是真正地王家，但崔浩第一次见到王慧龙，就不禁赞叹道：“不错，这是真正的王家后代!”原来，王家人在生理上有个特征，世代都出酒槽鼻江东称他这一族叫“齇王”。王慧龙不仅有酒糟鼻，而且鼻子特别大，崔浩曾多次在王公贵族面前称赞王慧龙是“真正的贵种”。鲜卑贵族公孙嵩听后，很不高兴，便告到拓跋焘那儿，说崔浩如此称赞南边的汉人，是有意讪笑我们鲜卑拓跋族。拓跋焘听后也大为恼怒，将崔浩召来训斥了一顿，强迫崔浩免冠谢罪才算了事。拓跋焘是不能容忍除了他以外，还有别的“贵种”的。到了太平真君十一年，拓跋焘终于借着修北魏国史一案，惩处了三朝老臣崔浩等一批汉族重臣名士。原来，崔浩和高允等人奉拓跋焘之命纂修国史。崔浩主张据实直书，史书修好了，又刻石立在大路边，让人们观看，一些“直书”暴露了拓跋族先祖的秘事。一时间皇室秘闻成了路上来往行人的谈话资料，惹的鲜卑贵族大为恼怒，纷纷到拓跋焘面前控告崔浩，说这是故意张扬北魏丑事，丢鲜卑族人的脸。拓跋焘也很气愤，因而便兴起了一场大狱，下诏族诛崔浩，连与崔浩同宗和姻亲关系的士族，都受株连遭到灭族之灾;参与国史编修的宗钦、段承根等名士也被处斩。只有高允因得到太子晃的多次求情，才被赦免。虽然此后不久，拓跋焘追忆崔浩的智谋与功劳时感叹道：崔浩可惜了!但是悔之晚矣了。拓跋焘对于其他的少数族人，基本也是采取高压和歧视的政策。太平真君十二年拓跋焘南征刘宋，围攻盱眙，写信给刘宋守将臧质说：“我调来攻城的士兵，都不是我们鲜卑人。城东北面是丁零人和胡人，城南面是氐人和羌人。你们打死丁零人，正好可以减少我常山赵郡的叛贼;打死胡人，可以减少我并州的叛贼;打死氐人和羌人，可以减少我关中的叛贼。你们若是打死这些人，对我并没有坏处。”由于拓跋焘的这种民族压迫的政策，被征服的少数人不是被充当北魏征伐战争中炮灰，就是强行迁离祖居地，为北魏从事畜牧和农耕生产。因而民族矛盾不断激化。太平真君六年卢水胡人盖吴在杏城起义，揭开了拓跋焘末年各族人民起义的序幕。当时民间盛传谶语“灭魏者吴”。盖吴西攻长安时，河东郡少数族三千余人，由薛永宗率领起义，与盖吴遥相呼应。拓跋焘派了六万骑兵分三路进攻起义军，都被起义军打败。第二年的春天，拓跋焘又亲自率领军队前往镇压，途中见到稍有与盖吴通谋之嫌疑的人便不分青红皂白，格杀勿论。到长安之时，拓跋焘偶然到一个佛寺中，发现寺院中藏有兵器，便怀疑寺中的僧人与盖吴暗中相通，下令将全寺的僧众全部诛杀。并由此下令全国：“各镇诸军以及刺史，只要见到有附图形象以及佛经，都要全部焚毁，和尚不管老少，都要全部坑杀。”最后，盖吴起义虽然失败了，但边囧、梁会在上邽、王元达在略阳郡领导的起义又随之而起，使拓跋焘穷于应付。拓跋焘晚年，用太子拓跋晃为副手，总摄国政。拓跋晃聪明干练、为政精察，将国家大事处理的井井有条。但拓跋晃与拓跋焘宠幸的一个宦官宗爱以前就不和，宗爱见拓跋晃日得拓跋焘的信任，害怕以后拓跋晃登上帝位后对自己不利，便常常在拓跋焘面前说太子为了早日登基，密谋杀父。拓跋焘虽然信任太子，但是这种性命攸关的事，岂可马虎，一怒之下，便将拓跋晃手下的十几个帮助处理政务的大臣全部处斩。害的拓跋晃一惊之下，一日夕恐惶，卧病不起正平元年六月病死。拓跋晃死后不久，拓跋焘査知并无叛乱之事，知道太子无罪，很为他的早逝悲伤，追谥拓跋晃为景穆太子，又封儿子溶为高阳王，对他格外钟爱。宗爱见拓跋焘对这件事非常后悔，害怕他归罪自己，变暗中设计，趁拓跋焘酒醉独卧永安宫之时，将其勒杀。可叹英武果毅的拓跋焘，一生叱咤风云，最后竟因宠信小人，在正当他壮年之时，不明不白地死在宦官手中。谥号太武皇帝，葬于云中金陵，庙号世祖。
房玄龄：谋划玄武门之变的第一功臣 大唐贞观之治主要的缔造者 为大唐王朝的兴盛和发展鞠躬尽瘁
房玄龄是唐朝初年名相，是大唐“贞观之治”的主要缔造者，被视为古代宰相的典范，中国古代十大贤相之一。他的卓越之处在于他帮李世民料理朝政，能让贞观精英们各尽其才，各得其所。除此之外，他还是一个无私忘我的人，一个将毕生精力奉献给大唐王朝的人。房玄龄，名乔，字玄龄。他自小聪明，博览经史，善著文章，书法超群，有“倚马立成”之才。房玄龄的祖籍是邢台清河郡，邢台的清河县自古为房氏最重要的福荫之地，后世因清河房氏出了几位宰相，而赞叹曰：“清河世泽，凌阁家声，天下房氏，无出清河。”实际上，房玄龄出生于济南章丘，成长于齐州临淄，死后陪葬于唐太宗昭陵。炀帝大业十三年，李渊在太原起兵，李世民被派到渭北攻打隋军。就是在这个时期，临近不惑之年的房玄龄看到隋朝已成穷途末日，审时度势他投奔了李世民。文学家温彦博早闻房玄龄才名，当时他正在李世民麾中，便把他强力推荐给李世民。李世民对房玄龄一见如故，立刻予以重用，委任他为渭北道主管军事机要文书起草的行台记室参军，视为自己的军师。从此，房玄龄成为李世民的左右手，跟随李世民三十多年，李世民继位皇帝位后，他终成为唐太宗贞观一朝的贤相，闻名于后世。《新唐书•房玄龄传》中记载，李世民评价房玄龄时曾说：“汉光武得邓禹，门人益亲。今我有玄龄，犹如邓禹。”1、策划玄武门之变，拥立李世民登基李渊建立唐王朝之后，将长子李建成立为太子，次子秦王李世民因为战功显赫，特加封号“天策上将”，位在一切王公之上。李世民的“天策府”可以自任官吏，实际上已形成一个独立的王国。李建成对李世民的“勋德尤盛”产生了极大忧虑，大有养虎为患的感觉。李世民不断壮大自己的势力，也加速了这种斗争的激化。一日，李世民从太子建成处宴饮回去，发生“心中暴痛，吐血数升”的中毒现象。 当李建成和李世民之间的关系激化后，房玄龄在这场斗争中充当了一个重要的角色，他早就有辅佐李世民做天下雄主的想法。房玄龄找到李世民的妻兄长孙无忌商量说：“现在嫌隙已成，危机即发，大乱一起，必将危及整个国家的统治。”他建议“遵周公之事，外宁华夏，内安亲社”。意即效法周公锄掉管、蔡那样，除掉李建成和他的同党李元吉。经过细致谋划，公元626年6月 4日，李世民发动了“玄武门之变”，李建成、李元吉被杀。8月，唐高祖李渊禅位而为太上皇，李世民登上帝位，是为唐太宗。627年初，改元贞观。唐太宗即位后，召集诸大臣评功行赏，太宗认为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尉迟敬德和侯君集应当论功第一，房玄龄进爵为邢国公。他与初唐其他23位开国功臣画像一起并供奉于“凌烟阁”。这一封赏遭到了太宗叔父淮安王李神通的反对，他对太宗说：“义旗初起，臣率兵先至。而今房玄龄和杜如晦，不过是刀笔之吏，竟然评功第一，臣窃不服。”太宗反驳说，房玄龄有“筹谋帷幄，定社稷之功”，比得上汉朝的萧何，理当评为首功。房玄龄以一介书生建功立业画像入“凌烟阁”，受历代文人墨客的推崇。晚唐诗人李贺在诗《南园》中感叹：“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2、网罗天下英才，以图帝王大业房玄龄早在李世民当秦王的时候就帮他做好打理天下的准备，这种准备首先是人才的储备。房玄龄有意结交许多有才能的谋臣猛将，“潜相申结，各致死力”，为李世民收罗了一批文武之材，聚集了许多著名文士，号称“秦府十八学士”，而房玄龄为十八学士之首，结成了一派很强大的势力。与房玄龄齐名的杜如晦，就是因为房玄龄的尽力保护，而留在李世民幕中，后终成为李世民股肱之臣的。《旧唐书•杜如晦传》记载，原来杜如晦仅仅是李世民的训练士兵的兵曹参军，后来要被调出。房玄龄对李世民说：“府中英俊被调出的越来越多，别人都不可惜。只有杜如晦聪明识大体，是个安天下的大人才。殿下若想经营四方，取得天下，非此人不可。”李世民听后十分震惊，连忙留住杜如晦不放，还立即把杜如晦安排到身边视为心腹人员。杜如晦的长处是善于判断，史称“时军国多事，剖断如流，深为时辈所服”。《旧唐书》赞曰：“文含经纬，谋深夹辅。笙磐同音，唯房与杜。”玄龄善于谋划，如晦善于决断，由此成就了“房谋杜断”的佳话。后世以房玄龄和杜如晦为良相的典范。房玄龄在秦王府十余年，忠心耿耿，俨然就是秦王李世民的大管家，为李世民成就一番伟业打下坚实的基础。史称他：“在秦府十余年，常典管记，每军书表奏，驻马立成，文约理瞻，初无稿草。”房玄龄智能高超、功勋卓越、地位显赫，他辅佐太宗二十载稳任首宰。但他虚怀若谷、敏行慎吉、自甘卑下、常行让贤。“群星捧月月隐平，治世夜空灿月明”，是对他特有的名臣气度、良相风格的赞言。3、踏踏实实做人，兢兢业业打工唐太宗登基后封房玄龄为邢国公，官任中书令、尚书左仆射、司空等职。公元630年，房玄龄任尚书左仆射，行宰相之职，总领百司。此后将近二十年，房玄龄一直连任相职，至公元648年病故。唐太宗遇有什么大事或难以解决的事都要随时询问他。贞观七年，唐太宗将任命一名代表中央去地方检察不法的关内道的黜陟使，他拿不定主意便亲自向房玄龄请教。贞观二十一年，唐太宗要任命李纬为民部尚书，也派人去征求房玄龄的意见，房玄龄没有表示肯定意见，“但云李纬好髭须”，唐太宗便因此作罢。可见房玄龄在贞观一朝他的话语所受重视的程度。房玄龄长期连任相职，一直兢兢业业，不敢丝毫懈怠。他办事认真，虽一物一事也不疏忽。史书上称他：“总管政府各个部门，日日夜夜谨慎小心，尽力竭节，不欲一物失所。”房玄龄踏踏实实做人，对唐太宗十分忠诚，唐太宗对房玄龄也是十分信任，把用人大权完全交付给他。房玄龄根据唐太宗“量才授职”、“任官惟贤”、“务省官员”的原则，对所有中央官员重新进行了审核优选，最后只留下精干人员共六百四十员，房玄龄知人善任，常常向太宗推荐新发现的人才，委以重任。房玄龄善于发挥别人的长处，“闻人有善，若已有之”。房玄龄常常和唐太宗预先作出谋划，等待杜如晦作出判断，用房玄龄的话说：“非如晦莫能筹之”。结果杜如晦来到时，往往都能和房玄龄的主张默契，心有灵犀。史家称说：“房知杜之能断大事，杜知房之善建嘉谋”，彼此相辅相成。房玄龄制定典章制度，使唐律比前朝显为宽松，律条也臻完备，奠定了中国现存最古、最完整的封建刑事法典《唐律疏议》，对后世影响极大。他监修国史，主持了对经籍图书的搜集整理，从贞观三年便着手对两晋、北齐、北周和梁、陈、隋六朝史的编纂，房玄龄是齐、周、梁、陈、隋五朝史的总监，监修《晋书》。五朝史修成于贞观十年，《晋书》最后完稿于贞观二十年。房玄龄还担任了唐国史和实录的主编和监修。太宗贞观四年，为了适应科举考试的需要，太宗决定组织人力校刊统一的《五经定本》，最后由房玄龄召集诸儒“讨论得失”，最后统一颁定。在修本朝史时，房玄龄主张秉公直书，不得曲阿。《贞观政要》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贞观十四年，太宗要想看一看修的国史，对房玄龄说：“为什么自古来当代国史，皆不令帝王亲见之?”房玄龄答道：“国史既善恶必书，可能书写到人主的非法之处，理当不让皇帝亲见。”唐太宗解释说：他想看国史别无他意，只是为了鉴戒自己。房玄龄和魏征才同意他看了。4、缔造贞观之治，声誉彪炳青史在太宗执政的贞观年间，在君臣的共同努力之下，出现了一个政治清明、经济发展、社会安定、武功兴盛的治世，史称“贞观之治”。缔造“贞观之治”最重要的人自是离不开房玄龄。作为宰相，房玄龄开国有功，却从不突出自己。王圭、魏征以谏诤闻名，他就竭尽全力给他们提供机会;李靖、李世善于带兵，他就在后方做好后勤支持。无论多么复杂的争执最后到通达睿智的房玄龄手里，都会揉捏成方向一致、和衷共济的“合力”。因而群臣对房玄龄评价亦很高，魏征曾对唐太宗评价房玄龄说：“孜孜奉国，知无不为，臣不如玄龄。”房玄龄用人不拘一格，从来对人不求全责备，也从不以己之长比人之短，而是随其才能量人录用，不以出身贵贱为限。房玄龄用人还表现在宁缺毋滥上。对于一些重要岗位，找不到合适的人，他就自己先承担起来。史称，有一个时期，管理财政的度支部门缺少合适的人选，房玄龄“宁虚其位，而不以与人”，因为这是“关天下利害”，“民力所系”的要害部门，是决不可交付给“聚敛之臣”的，他自己亲自当起大唐帝国的“大管家”。这种“宁受吝权之讥，而不忍冒昧以与下”的精神，可谓用心良苦。史书记载：贞观年间“官吏多自清谨。制驭王公、妃主之家，大姓豪猾之伍，皆畏威屏迹，无敢侵欺细人。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又频致丰稔，米斗三四钱，行旅自京师至于岭表，自山东至于沧海，皆不粮，取给于路。入山东村落，行客经过者，必厚加供待，或发时有赠遗。此皆古昔未有也。”贞观王朝是中国历史上绝少贪污的王朝，说没有也许太绝对了，这自是李世民最最值得称道的政绩。在李世民统治下的中国，皇帝率先垂范，官员一心为公，吏佐各安本分，滥用职权和贪污渎职的现象降到了历史上的最低点。这个政绩自然离不了房玄龄鞠躬尽瘁呕心沥血的付出。贞观十七年，唐太宗问大臣：“自古那些开创一代帝国的帝王都是雄才大略，可是到了他们的子孙那里，却是很多都发生了乱政现象，这是为什么呢?”房玄龄答道：“那是因为幼主生长深宫，少居富贵，未识人间情伪和理国安危的缘故。”以此来警戒唐太宗不要过于宠爱子孙。太宗亲征辽东时，命玄龄在京城留守，亲手写诏书说：“你担负萧何一样的重任，我没有后顾之忧了。”贞观二十二年，唐太宗打算再次东征高丽。这时房玄龄已经重病缠身，唐太宗出征前，他仍然不顾重病，书写谏表，上呈太宗。他对儿子们说：“当今天下安静，各得其所，唯东讨高丽，将要成为国家大患。吾知而不言，会衔恨入土，死不瞑目的。”此表写得十分诚挚恳切，使唐太宗十分感动，叹息道：“此人危笃至此，尚能忧我国家，实在难得。”客观地说，房玄龄并没有一项拿得出手的“突出政绩”。然而天下人都知道，这个国家少不了他。贞观时代是一个有个性的时代，魏征的直谏，长孙武忌的高傲，徐懋功的玲珑，他们个个都功勋卓著，个性张扬。而只有房玄龄不显山不露水，俨然四平八稳，如同一个面团，但整个朝廷离不开他，李世民更离不开他。别的人走了朝廷可以照常运转，而没有了他，朝廷将立马陷入一团混乱之中。他摸透了每一个人的脾气，调合成万众一心同舟共济的强大力量。仿佛，他天生就是来给李世民来做宰相的。房玄龄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大爱无疆，一个人平衡了朝野。在贞观之治的丰碑上，仿佛处处都沾染了他的气质，留下了他的印记。
狄仁杰：让唐朝续命二百多年 狄仁杰除了会断案还有哪些本事？
狄仁杰是唐朝武周时期政治家，狄仁杰一生为官，两次做宰相，终身清廉，为民请命，剿匪除恶，惩治腐败，铲除贪官，辅助武则天建立起盛唐大业。他为治理国家和许多地方立下过汗马功劳，却命运多舛，屡屡遭受别有用心的朝廷官员或同僚的陷害与打击，几起几落，甚至于数次危及到人身安全;但他为了大局利益，敢于在朝廷上犯颜直谏，置自己的生死于度外。狄仁杰在上承贞观之治，下启开元盛世的武则天时代，作出了卓越的贡献。1、学成文武艺，货于李唐家狄仁杰是个书痴。狄仁杰小时候，就已经有了神童之名。他的聪明，不仅因为家族的良好基因，更因为他刻苦努力，从小就痴迷于书籍，读起书来废寝忘食、心无旁骛。有一次，狄府发生一起命案，狄家门客被离奇杀害。县吏前来调查，左邻右舍都跑过来，把命案现场围得水泄不通，一个个争着向县吏提供线索，闹闹嚷嚷的。唯独少年狄仁杰，一个人捧着一卷书，在半开着窗子的书房里，正看得入迷。县吏上前盘问，狄仁杰理都不理，完全就当没听见，气得县吏猛拍窗户，大叫：“你聋了吗？问你话呢！”狄仁杰这才慢慢抬起头来，一张稚气的脸上，写着满脸不高兴，怒斥道：“你吵什么吵？！没看见我正和古代的圣贤，进行心灵对话吗？我没工夫和你们这些凡夫俗子说话！”一席话顶得县吏目瞪口呆，半晌说不出话来。从此，狄仁杰“书痴神童”的名声，传遍乡里。少年时的狄仁杰，涉猎广博，博闻强记，经史子集无有不读，医卜星相无有不知，乃至兵法、农学、释老之书，均有钻研。高僧海涛法师曾见过狄仁杰，仔细看了他的面相，也不免大惊：“这孩子日后一定能位极人臣，百姓有幸，苍生有幸！不过可惜我年纪大了，看不到了。”也正如海涛法师所料，狄仁杰终将成为大唐一代名臣。毕竟世界只会亏待投机取巧的人，但从来不会亏待用心下工夫的人。后来学有所成的狄仁杰，毕生的精力都效忠了李唐王朝，虽然身处武则天的大周朝堂。2、神医妙手，医人医社稷狄仁杰不是神探，但历史记载，他可算得上是妥妥的神医。狄仁杰有一次赶赴京城，路过华州街市，马上遥望见人群密密麻麻聚集在一起，正嚷着看热闹。走近了些，发现人群之中立着一支长杆，杆上挂着个牌子，上面写道：能疗此儿，酬绢千匹。狄仁杰翻身下马，挤进人群，发现一华服少年，正奄奄一息，躺在招牌下面。这少年鼻子上长了个大瘤子，大如拳头。只要一碰到瘤子，少年就会刺骨剧痛，双目翻白，呼吸困难。少年父母带着他四处寻医问药，依然无人可治，被各路名医拒之门外，无奈之下，只能在集市中向众人求助。狄仁杰见无人出列，又见少年病情危重，不能见死不救，便朗声上前：“我能救这孩子。”狄仁杰让少年父母扶稳了他，取出一根三寸长钢针，轻轻扎入少年后脑穴位，片刻之后，将针拔出，瘤子竟然自行脱落。少年父母喜极而泣，倒头便拜，让人拉了千匹绢，堆放在狄仁杰身边，坚持要让他收下。狄仁杰笑道：“我只是担心这孩子有生命危险，随便处理一下，不必如此。何况，我也不是靠行医谋生的。”说罢，挤出人群，翻身上马，径直而去。古人云：“不为良相，便为良医。”良相治国，良医治人，都是造福百姓的大事业，非有大境界者不能为之。既是良医，也是良相的狄仁杰，既医人，也医江山社稷。如果没有他，可能就没有我们今天知道的大唐盛世。3、狄仁杰“神探“护江山狄仁杰之所以被误认为是“神探”，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在大理寺干过。但和电视剧电影里不一样，大理寺不是刑警大队，是审判机关，类似于现在的最高法院。所以，狄仁杰是法官，只负责审案子，现场勘查、调查取证、抓捕犯罪嫌疑人，狄仁杰他是不管的。而且他审判的案子，多半也是兄弟争产、寡妇改嫁之类的民事纠纷，杂事破事一大堆，一般人去审，可能头都要爆炸了。狄仁杰入职大理寺一年后，大理寺的绩效报告，呈到了宰相刘仁轨那里。刘仁轨仔细审查报告，一看惊呆了，资历这么浅的狄仁杰，竟然被评为“中上考”，位列第四，几乎没有新人能得到这么高的评价。刘仁轨大怒，以为这里面肯定有腐败，赶紧把狄仁杰的顶头上司大理寺卿找来，要求他重新评估。但大理寺卿汇报说：大理寺历年旧案堆积如山，狄仁杰一上任，就加班加点工作，一年之内审结了一万七千人的案子！而且没有人喊冤说不公！刘仁轨听罢汇报，大喜过望，亲自提笔，将狄仁杰列为“上下考”，提到了第三。但狄仁杰的才华，不仅仅在审案上面。狄仁杰外交、军事、内政，哪一点都是天赋满满啊。在唐高宗、武则天统治时期，除了偶有挫折，总体上仕途顺风顺水，最后还做到了宰相的位置。正是狄仁杰这样的一班能臣廉吏，在武则天时代上下周旋，维护了江山的完整，天下太平。也正是如此，才有后来的平稳过度。否则，很可能在武则天和李家后人的较量中，山河早已支离破碎，还哪有后来几百年的大唐盛世。4、狄公之贤，北斗以南狄仁杰仗义，所以不背叛李唐说起古代官场的高官，很多人想到的，要么是脑满肠肥的人精，要么是工于心计的野心家，无论哪一种，都和仗义这个词，沾不上边。但狄仁杰，却是个仗义人，也是勾心斗角的官场里，一股难得的清流。在并州当法曹参军的时候，狄仁杰有个同僚叫郑崇质。郑崇质母亲年事已高，行动不便，还经常生病，生活起居都需要人照顾。狄仁杰知道以后，二话不说，主动帮郑崇质承担起大部分工作，好让他有时间多陪母亲。几年之后，朝廷下令，让郑崇质出使西域。这一下可难倒了郑崇质，不去吧，抗命不遵，这是杀头之罪；去吧，家中老母没人照顾，一去就是一年半载，家中老母只有活活饿死的份。何况西域既有流沙猛兽、又有胡族土匪，出使西域，往往凶多吉少。正在犯难之际，狄仁杰竟然跑到长官那里，主动请缨代郑崇质出使西域。如此义举，连长官都感动得热泪盈眶，连说：“狄公之贤，北斗以南，一人而已。”武则天曾经滥用酷吏。酷吏杀人上瘾，到处诬陷忠良谋反，总想搞点大新闻，在武则天面前做做政绩，好邀功请赏。很不幸，狄仁杰就被诬陷过，还下了监狱，被酷吏拷打得死去活来。酷吏对狄仁杰说：“如果你想免除死罪，这里有一条路可供你选。只要你肯攀连杨执柔，不仅能免死，出狱后说不定还能升官。”狄仁杰问：“怎么攀连他？”酷吏点拨他说：“你在礼部的时候，当时他也在礼部，明白吗？”狄仁杰大怒：“皇天后土在上，你竟然让我狄仁杰做这种卑鄙的事！”说完，以头撞柱，血流满面，吓得酷吏赶紧开溜。如果说能力，是他安身立命的资本，那么仗义，会让他名扬千古、传之不朽。中国古代历史上，能人多如狗，贤臣满地走，但能力和道德都这么突出的人，就屈指可数了。他狄仁杰恰巧就算一个。也正是狄仁杰的这份仗义，让他始终坚持一个信念：江山的李家的，武则天只是外人。5、曲线救下李唐江山狄仁杰聪明，既能保自己的命，也能保李唐的命武则天掌握了朝政大权，最后竟然踢开两个儿子，自己登基，当上了女皇帝。一个女人当皇帝，这在当时，可是破天荒的事。多少脑袋迂腐的官员，不懂得变通，明里暗里硬要反对，当然免不了人头落地，朝堂一下子血流成河。狄仁杰很聪明，他明白两件事：第一，武则天对老百姓很好，反对她闹起内乱，受苦的还是百姓；第二，她百年之后，只要把皇位传给她儿子，这天下还是李唐的江山。所以，反对武则天，没必要。他准备曲线救国，救下李唐江山。狄仁杰闷头为武则天做事，越来越受她信任。她尊称狄仁杰为“国老”，她对其他大臣都特别严厉，在位期间辣手杀掉14位宰相，还流放了9个，唯独对狄仁杰，非常宽厚。有一次，狄仁杰随武则天一同出游，忽然间，狄仁杰的马受到惊吓，向前狂奔起来。武则天赶紧吩咐太子：“快去把狄国老的马追回来！”于是，享受到太子牵马待遇的人，只有狄仁杰一人。狄仁杰觐见武则天，武则天也不让他下拜，还说：“看到国老下拜，朕的身子也会痛。”特许狄仁杰不必跪拜。甚至有传言狄仁杰和武则天，有男女之间的暧昧。纵然如此，狄仁杰最后还是背叛了武则天，效忠了李唐。武则天一生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坐上宝座时，已经是孤家寡人，身边从没有一个知心朋友。但好歹狄仁杰，还算得上她的半个朋友。也正是如此，她没有斗过狄仁杰。既然是朋友，那么狄仁杰说的话，就越来越起作用。武则天晚年一度想立武家侄子当皇储，询问狄仁杰的意见。狄仁杰说：“姑侄之间，固然亲近，但和母子情比起来，恐怕还是要疏远一点。陛下为何相信侄子，却不相信自己的儿子？”这一席话，说动了武则天，不再考虑传位武家人。李唐江山因为狄仁杰，又多延续了两百年。狄仁杰的救唐计划，就此圆满成功。林语堂曾评价狄仁杰说：“他的冷静，他的耐性，他的智慧，他的眼光，都不弱于武后。他正是武后的克星。”如果说武则天是大唐最聪明的女人，那么狄仁杰，就是大唐最聪明的男人。可惜的是，这份聪明和武则天无关。6、千年不褪的人格魅力狄仁杰的形象，演变到如今，已经有很多个版本。有时候，他是胖胖的中老年人，运筹帷幄，神机妙算，经常问身边的李元芳：“元芳，你怎么看？”有时候，他是意气风发的大帅哥，飞檐走壁，武功高强，还经常要上天铲除祸害，下海打打水怪。虽然和历史上的形象相去甚远，但即便被当做“神探狄仁杰”，被大众记得，被百姓喜爱，又何尝不可？历史上的王侯将相都化成了尘土，变成一个个陌生名字，永远沉睡在史籍之中。唯有狄仁杰，凭着千年不褪色的人格魅力，还活跃在荧屏影院之中。
蒙恬：抗击匈奴修万里长城 丰功伟绩下枉死小人之手 手握三十万大军却从未起兵反抗
蒙恬是秦朝时期名将，出身名将世家，深得秦始皇宠信。秦统一六国后，率领三十万大军北击匈奴，收复河南之地，威震匈奴，誉为“中华第一勇士”。秦二世胡亥夺位后，蒙恬被迫吃毒药自杀，其家族则被灭门，成为胡亥夺权的陪葬品、牺牲品。司马迁在《史记》里专门为蒙恬写了列传，却没有为他的祖父和父亲专门写列传。但是如果要论起战功的话，蒙恬的战功是无法和他的父亲以及祖父相比的。因为在秦始皇统一六国的时候，蒙恬并没有做出什么贡献。那么是什么让蒙恬走进了人们的视野里，又让司马懿前专门为他做了列传呢？蒙恬能够永垂青史，主要是因为秦始皇统一中原之后，匈奴作乱，秦始皇派蒙恬和匈奴作战，这才给了蒙恬一个名留青史的机会。但是，秦始皇派蒙恬去击退匈奴的原因并不是因为匈奴对中原地区的骚扰和侵犯，而是因为迷信。《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记载：公元215年的时候，有一个叫卢生的燕国人向秦始皇进献了一本图书，这本书上说：“亡秦者，胡也”，也就是说最终会是匈奴灭亡了秦国。秦始皇是一个相当迷信的人，从他相信那些方士能够为他寻得长生不老之药就能够看出来。又或者他也知道自己的统治手段比较残暴，而且那个时候的秦始皇已经不算是很年轻了。于是就给了蒙恬三十万大军，让他和匈奴作战。而蒙恬也没有辜负秦始皇的期望，顺利的收复了被匈奴侵占的黄河以南地区，成功地打败了匈奴。为了能够完成秦始皇的托付，蒙恬在边关镇守抗击匈奴，一呆就是十几年。除了抗击匈奴以外，也还有另外一个传说，那就是过去古代书写用的毛笔，就是蒙恬发明的。当然这个只是传说，真实性有待考证。蒙恬的家庭背景是很好的，武将世家。虽然蒙家的祖上是齐国，但是蒙恬的祖父和父亲都在秦国做官，而且都是赫赫有名的将军，在秦始皇统一六国之时，二人都为他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蒙氏家族的地位和荣耀，在秦国很少有家族能够和其比肩。这样显赫的家庭，为蒙恬以后的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蒙恬的祖父，在秦昭公还在位的时候，就已经是上卿了。并且多次被秦昭公封将军，领兵替他征战别国。先是领兵征战韩国，先是拿下了成皋、荥阳等地，并将其设置为三川郡，而后又占领了韩国的13座城池。随后又攻打了赵国，先占领了太原，随后又拿下了赵国的37座城池，将其设立为已经攻占下的太原的郡。在攻打魏国的时候遭遇了一次失败，因为在进攻魏国的时候，遭遇了来自魏国，韩国，楚国，赵国和卫国五个国家的联合对抗。蒙恬的祖父很是不甘心，等到信陵君去世的时候趁机再次攻打魏国，占领了长平等地，一共侵占了20座城池，一雪前耻，报了上次的仇。而蒙恬的父亲，虽然不如他的祖父，但是也非常厉害。他率领士兵攻打齐国，占领了九座城池。和王翦一起攻打楚国，活捉了楚王，并最终灭掉了楚国。而且还杀掉了楚国的大将项燕。项燕是什么人呢？他是项羽叔叔的父亲。而也就是在进攻楚国的时候，蒙恬才开始在人们的视野中出现。由于蒙恬出身武将世家，父亲和祖父又是有名的将军，因此秦始皇便让蒙恬跟在王翦的儿子王贲身边一起去攻打齐国。没想到二人直接就活捉了齐王并灭掉了齐国，蒙恬因此而入了秦始皇的眼，被封为内史。蒙恬之所以名垂千古主要是因为他在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所做的贡献。为了抗击匈奴，他镇守边关十几年，并且为了保护中原地区不被匈奴所侵犯，他还采取了相关的措施。首先，以黄河为天然屏障，沿着黄河修建了44座城，并且派兵驻扎。另外一个举措，就是耗费了巨大的人力和财力，修建了万里长城。还有一个举措，就是蒙恬修建了一条从咸阳到九原的，长一千多公里的“高速公路”。为什么修建这样一条路呢？一方面是为了方便秦始皇出行，另一方面是为了方便秦国向周边增兵。同时，这也促进了北方的经济与文化的交流。而蒙恬，也正是因为蒙恬抗击匈奴的功劳，才会被司马迁记入《史记》之中，并专门为他作了一个列传。不过按照我个人观点来看，其实蒙恬的父亲与祖父也是有资格被专门作列传的，可能这就是由于汉朝对于抗击匈奴的重视吧。秦始皇这个人，多疑，猜忌心重，这样的皇帝是很难有非常信任的臣子的，蒙恬就是这个例外。由何可以证明。首先，秦始皇派了三十万大军给了蒙恬，并且让他统领了十多年，一直在边关抗击匈奴。而蒙恬的弟弟蒙毅，《史记•蒙恬列传》中记载：“位至上卿，出则参乘，入则御前”，“恬任外事而毅常为内谋”。一个在外领军征战，一个在内被皇帝重用，这样的人是极其容易被君王忌惮的。但是秦始皇如此的做法充分表明了他对蒙恬的信任。第二点，秦始皇在咸阳处死了四百多名儒生，他的儿子扶苏不认同他的这种做法，多次向秦始皇进言表示反对，结果最终惹怒了秦始皇，将他罚去给蒙恬做监军。未来的帝位继承人 去给自己的臣下做监军，难道不是为了监视蒙恬，是对他不信任的表现吗？但事实真是如此吗？其实不然，这正体现了秦始皇对蒙恬是信任的。让扶苏给蒙恬当监军，并不是为了监视他，而是让蒙恬教导他，锻炼他。军队，是最能锻炼一个人意志力的地方，在军队里，扶苏可以学到很多以前不曾接触到的东西。而且，蒙恬手里握着兵权，扶苏与他关系越亲密，对于扶苏就越有利。如果不是对蒙恬非常信任的话，怎么会放心把扶苏交给他培养呢？而且在《史记•李斯列传》中记载，在秦始皇病重期间，“令赵高为书赐公子扶苏曰：‘以兵属蒙恬，与丧会咸阳而葬。”这几乎就可以看作是托孤了。秦始皇为什么对蒙恬会如此信任呢？我认为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第一就是蒙氏从蒙恬的祖父开始就对秦一直是忠心耿耿，蒙氏一族可是说是秦国的开国功臣了。第二就是虽然得到重用，手上也握有权力，但是蒙恬和他的弟弟从来不居功自傲，对秦始皇忠诚无比。最后一点，那就是蒙恬这个人，并不只是一介武夫而已，他还相当的有谋略。对于蒙恬，赵高的评价是，才智，手段，能力，声望都不是李斯所能够与之相比的，这个评价得到了李斯本人的认同。而且在胡亥和赵高等人夺取政权之后，立刻就下假诏赐死扶苏和蒙恬。扶苏在接到赐死的诏书的时候，连怀疑都没有怀疑过，根本就没有想一想，对自己这么疼爱器重的父亲怎么可能赐死自己，只是哭着闹着要立刻自杀蒙恬的反应则要快得多，几乎是在第一时间他就感觉到了其中有猫腻，于是立刻拦住了要自杀的扶苏，告诉他这份赐死诏书有很大可能性是假的。先鉴定了诏书的真假，再自尽不迟。并且他并不是无端的猜测，而是根据事实做出的精准判断：“陛下居外，未立太子，使臣将三十万众守边，公子为监，此天下重任也。”这说明秦始皇对扶苏非常重视，一直也都是按照继承人的模式来培养他的。既然扶苏是秦始皇心目中的继承人，那么秦始皇怎么可能会在自己去世之前就要赐死扶苏？如果蒙恬只是一个只知道舞刀弄枪的蛮夫，哪里能够立刻做出这精准的判断呢？一切精准的判断都来自于平时的细心观察和认真思考分析。那么蒙恬的这种智慧和聪颖是天生的吗？显然不是，是和很多聪明的人一样后天培养出来的。蒙恬出身于武将世家，这样的家族对于如何培养优秀的后代，自然有一套自己的理论和方法。而这样家族出来的孩子，自小所受到的教育也要比别的普通家庭出身的孩子要优秀很多。虽然蒙氏家族可称作是秦国的开国功臣，但是就仿佛是定律一样 开国功臣都逃不脱悲惨的命运，蒙恬以及他的整个家族都不得善终。蒙氏家族之所以遭到这样的惨烈对待，主要是因为赵高的报复和胡亥对自己地位的巩固。胡亥对蒙家忌惮，除之才能后快是因为胡亥的皇位本来就不是通过正当的手段得来的。因为蒙恬的手上掌握着军队，一旦他要为扶苏夺位，这对于胡亥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威胁。至于赵高，他对蒙家人真可谓是恨之入骨，胡亥扶持赵高上位的时候，赵高差一点就被蒙恬的弟弟蒙毅给杀了，这让赵高对蒙家人怨恨不已，一直在找机会想要报复回去。胡亥的夺权正好给了赵高这个机会，在说服李斯的时候，赵高用的就是李斯各种不如蒙恬的这一套说辞。虽然李斯嘴上承认，但是心里肯定会非常不高兴的，如果能给他这个机会，把这个比自己各方面都强的人给打败，那么李斯自然是愿意的。所以李斯最终还是帮了胡亥。并且在扶苏自杀之后，蒙恬对于胡亥已经没有了威胁，胡亥原本是想要放过蒙恬的。但是赵高对此表现出了极其强烈的反对。再加上胡亥对活着的蒙恬原本也就非常忌惮，有哪一个皇帝对不忠于自己，又手握重兵的臣子不心生畏惧呢？所以赵高一反对，胡亥也就立刻改了放过蒙恬的想法。可以说，蒙恬的死是一个必然的结果，像他这样的臣子，有这样的结局几乎是一个历史的必然。只是可惜了整个蒙氏家族都成为了权力斗争的牺牲品。蒙毅被胡亥下令斩杀，蒙恬被迫服毒自尽，蒙氏家族的其他人全部都被杀死，蒙氏一族遭到了灭门的惨祸。纵观整个历史，有蒙恬和蒙氏家族这样类似遭遇的忠臣良将非常多。对于统治者来讲，他们最重要的就是手里的权力，为了这些权利，什么都可以牺牲，什么都可以放弃，只要他们认为有一丝一毫的可能性会危及到他们手中权力的稳定，这些不安稳因素就要立刻被除掉，不择一切手段。于他们来讲，不过是区区几条人命而已，算不得什么。
李卫：受到雍正的信任和重用 乾隆继位之后是如何对待雍正的心腹李卫的？
李卫是清朝名臣，是雍正时期的第一重臣。为官清廉，不畏权贵，深受雍正皇帝赏识。李卫在雍正时期风生水起 乾隆继位之后他的结局如何?乾隆为何烧毁李卫的神像?历朝历代都有卖官鬻爵的丑恶现象，那些花钱上位的官员，后来大多成了贪官污吏，这很好理解，因为他们花钱买官的目的，就是为了大捞一把。但清朝出了个例外，这就是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深受雍正赏识和重用，成为雍正心腹，被其称为“国之卫器”的李卫。据《清史稿•李卫传》《清高宗实录》等史料记载，生于江苏丰县的李卫至少是个富二代，家里很有钱。中国人历来都有望子成龙的传统，家里再穷也要想尽办法让子女上学读书，李卫这种有钱人家，就更不用说了，读到月球也供得起，然而李卫却不是读书的料，上了一段时间的学，什么也没学到，还觉得上学比吃黄连还苦，比坐牢还难受，后来干脆不上了。这个“目不识丁”的家伙，却赢在了起跑线上——公元1717年，30岁的李卫花了一笔巨款，买了一个员外郎的官职，实授兵部员外郎，从五品，人生起点竟然比进士还高，因为进士的第一份工作，多半是翰林院检讨，从七品。这家伙虽然没文化，运气却出奇地好——康熙末年，“九子夺嫡”事件爆发，康熙的二十四个儿子，参与夺嫡的有九个，其中就有四阿哥胤禛，最终四阿哥胜出，康熙去世后继位，是为雍正皇帝，而在这之前，李卫就是四阿哥的人。如果说站队正确是第二个起跑线的话，那么第二个起跑线，他也赢了。李卫虽然没文化，但智商绝不欠费，头脑灵活，甚至可以说出奇地精明能干，而且善于并敢于出“奇招”。比如在康熙朝户部任小职员时，当时分管户部的一位亲王乱收费，每收一千两钱粮都要加收十两，美其名曰“收平余”，李卫说领导这样不行哦，您不能这么干哦，谏阻多次都无济于事。李卫便毛了，也不管他是亲王还是什么王，更不管得罪对方的后果，弄来一个柜子放在走廊上显眼的地方，让人帮他在上面写上“某王赢钱”字样，“某王”见了既难堪又恼火，自然不敢再收了。当时的雍正也是亲王，同样是亲王，李卫的这个举动，却令他刮目相看，也许从那时起，雍正就觉得“这小子不错”了，所以后来他继位后，立即任命李卫为云南盐驿道，让他去那里主管盐政。当时的盐业是赋税的重要来源，也是贪污腐败的重灾区，这样的钱袋子，雍正是不会让一般人去管的，必须得是他信得过的人。李卫没有辜负这种信任，把这个钱袋子，替雍正管得好好的，由于政绩卓著，很快就被提升为云南布政使，并兼管盐务。雍正让李卫到云南，原本是想让他到基层去“实习”和锻炼，至此算是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了，可以让他挑更重的担子了，于是从此以后，李卫就在一路高升的路上停不下来了，从雍正三年的浙江巡抚，到雍正四年的兼任两浙盐政使，到雍正五年的浙江总督，短时间内一跃而为朝廷一品大员、封疆大吏，上升速度之快，简直让人头晕。雍正皇帝对他超乎寻常的器重，主要原因当然不是因为他是“自己人”，目不识丁的李卫之所以能成为皇帝大人最为倚重的大臣之一，自有他的“绝招”。一是他为人正直，敢说敢为;二是清正廉洁，虽然最初的官职是花钱买来的，他却从未想过捞回本钱然后再大捞一把，而是真正想当个好官、能吏。三是对雍正皇帝忠心耿耿，从来不做对他不利的事情，而对雍正交代的每一件事情，都尽职尽责地去完成，而且都很令雍正满意。这样的员工，哪个领导不喜欢并重用呢?雍正称他为“督抚模范”，也就毫不奇怪了。从李卫的任职经历看得出来，很多时候雍正都是把盐政这个重要的工作交给他主管或兼管的，这跟他在云南初掌盐政就积累了丰富的相关经验有关。在浙江任上，李卫不但在管理盐政、查缉私盐方面成就突出，还自筹资金修筑海塘，并且善于捕盗，而且于雍正七年一举侦破了甘凤池的反清复明案。早在康熙时期，武艺高强的甘凤池就是反对朝廷的“朱三太子案”的参与者，没想到逍遥这么多年后，栽在了李卫手里。然而，也许是为人太过刚正的缘故，李卫办起事情来从不讲情面，而且嫉恶如仇，触及到不少官员的利益，得罪了不少官员，一些人竟上疏弹劾他“恃能放纵，操守亦不纯”，雍正只好提醒他——你小子要谨慎啊。实际上，李卫的不讲情面和嫉恶如仇，正是雍正所欣赏和需要的，但太简单粗暴，在险恶的官场是不好混的，所以雍正叫他“汝宜勤修涵养，勉为全人，方不负知遇”。后来担任直隶总督时，又有人向雍正反映李卫“任性使气，动辄肆詈”，雍正又马上告诫他“丈夫立身行己，此等小节不能操持，尚何进德修业之可期?当时自检点，从容涵养”。这可有点难为他了——既要他刚直不阿，又要他有涵养、做个全人，请问皇帝大人，你自己能做到吗?至于李卫是否听了雍正的话，是否达到了他的要求，这就很难说了，最大的可能是，李卫干脆来了个“置之不理”，该咋整咋整，所以后来才导致了乾隆皇帝的厌恶。实际上，雍正去世、乾隆继位后，李卫依然受到重用，还因其能秉公执法，而获乾隆赐“四团龙补服”。别看只是一件衣服，这种衣服，却不是一般人能得到的，是皇帝奖励勋臣的服装，在长达276年的有清一代，获赐这件衣服的，仅有区区73人，因军功和皇族地位获赐的占了绝大多数，因秉公执法而获得的，李卫是仅有的一例。然而，李卫病逝后，之前专门给他安排过御医的乾隆，不知为何突然非常厌恶地如此评价：“李卫于督抚中并非公正纯臣，在浙江无功德于民，闻其仰借皇考恩眷，颇多任性骄纵之处。设使此时尚在，犹当究治其愆!”这说明李卫并非那么高大上，他终究没有做到雍正希望他做到的那种“全人”，而在乾隆眼里更是不堪，连“公正”都没做到，在乾隆看来，他在浙江期间也没做过对老百姓有利的事情，还仗着他老爸的恩宠而任性骄纵，甚至表示如果他还在人世，非治他罪不可!这就有点搞笑了——既然他那么不是东西，你为毛还赐给他那么一件衣服?要知道，这种“恩眷”，你老爸都未给过他哦!看来乾隆对李卫的厌恶，是发自内心的，所以后来当他来到杭州西湖，在花神庙里看到李卫及其妻妾的神像，顿时勃然大怒：“李卫仰借皇考恩眷，任性骄纵，初非公正纯臣。讬名立庙，甚为可异!”命人撤走一把火烧了。而浙江人民之所以自发地给李卫及其妻妾立像，正是为了感念他在浙江任职期间为民做了不少好事。俗话说公道自在人心，评价一个父母官的好坏，他治下的百姓最有发言权。李卫是贤臣，他对清朝雍正时期所做的贡献不可小觑。乾隆对他的态度从好到坏，也是在李卫死后，然而乾隆没有意识到李卫的价值，反而将他的缺点放大，个人的观点强烈，这不是一个正确的看人方法。值得欣慰的是，以现在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来看，乾隆必然会遭受越来越多的非议，像李卫这样真正干实事的人，将会受到历史越来越公正的代价。
胡宗宪：大明最具争议的抗倭名将 最终背负着污名自尽
胡宗宪是大明朝的东南屏障，家族世代锦衣卫出身，为官二十五年，忠心为国，抗倭有力。他在三百多年前就为我们做出了抗日的表率，展现出了我大中华的民族气节与智慧，维护了大明海疆的稳定。但是他交结权贵、趋炎附势、挥霍无度，也使他的人品备受争议。胡宗宪，字汝贞，号梅林，祖籍安徽绩溪，生于明武宗正德七年，其家族世袭锦衣卫一职。嘉靖十七年，胡宗宪考中进士，任职青州府益都县令。嘉靖三十三年，胡宗宪升任浙江巡按监察御史。当时，汪直、徐海等海贼聚众为乱，怂恿倭寇骚扰东南沿海，这些倭寇烧杀掠抢，无恶不作，沿海百姓不堪其苦，饱受煎熬。胡宗宪下决心要平定倭寇，斩杀汪直、徐海等贼首。可是当地的驻军纪律松弛，军心涣散，胡宗宪上任伊始，首先从军纪着手，以严罚重赏等手段进行大力整顿。有一天，胡宗宪的幕僚徐渭在酒楼饮酒，发现有几个士兵在楼下喝了酒不肯付账，于是“密以数字驰公”，悄悄“发短信”给胡宗宪。胡宗宪大怒，将几个喝酒不给酒钱的士兵全部斩杀，全军将士吓得两腿发抖，大为惊骇。《明史》记载：嘉靖三十四年正月，倭寇进犯乍浦、海宁、崇海等地，杀害官兵多人，胡宗宪认为巡抚、指挥、参将、把总等人指挥不利，临阵脱逃，请求皇帝治失事诸人之罪。有个叫吴成器的武官，与贼大小数十战，皆捷，身先士卒，进止有方略，所部无秋毫犯。士民率于其战处立祠祀之。胡宗宪向朝廷举荐，提拔吴成器为绍兴府通判。正因为胡宗宪赏罚分明，几年之间，军心为之大振。在平定倭乱大大小小的战斗中，胡宗宪本人身先士卒。倭寇围困杭州时，胡宗宪表现出了统帅临危不乱的非凡气度。“亲登城监视，俯身堞外，三司皆股栗，惧为流矢所加，宗宪恬然视之。”嘉靖三十五年，胡宗宪派戚继光、俞大猷等将领痛击倭寇的同时，遣使招抚汪直。施反间计，使得汪直、徐海内部大乱，自相残杀。当年四月，徐海所部大败，多名匪首被擒获斩杀，徐海投水自尽。汪直迫于压力，后来向明廷投降。自此，汪直、徐海为首的倭乱被平定。嘉靖四十四年，也就是胡宗宪辞官后的第二年，协助胡宗宪抗倭的罗龙文犯罪被抄家，搜出了胡宗宪遭遇弹劾时，委托罗龙文写给严世蕃的一封信，同时还有一道草拟的圣旨。明世宗勃然大怒，当年十月，将胡宗宪逮捕入狱。胡宗宪在狱中写《辩诬疏》百般辩解，明世宗却不为所动。同年十一月初三，胡宗宪写下诗句：宝剑埋冤狱，忠魂绕白云。不久死于狱中，时年五十四岁。明穆宗隆庆六年，朝廷为胡宗宪平反昭雪，万历初年被追谥“襄懋”。胡宗宪一方面治军有方，抗倭有功，倍受世人称道，一方面又因结交权贵、挥霍无度而饱受史家逅病，是个极具争议的人物。胡宗宪是进士出身， 嘉靖十九年，任山东青州府益都县县令，曾组织全县百姓扑灭百年不遇的蝗灾。又劝降盘踞当地多年的强盗，并将其中一部分收编为义军。后擢升为巡按御史。当时朝廷令大同的军队移防，引起士卒聚众哗变。胡宗宪一人一马进入军营抚慰劝解，并告诉他们不用移防，成功将可能发生的兵变消灭于萌芽阶段。官兵移防是朝廷下令，而胡宗宪为平息哗变敢于做出与朝廷政策相悖的承诺，可见其只顾结果而不管过程的性格特点。嘉靖三十三年，倭患严重，朝廷命浙江总督张经、巡抚李天宠主管抗倭事务。而负责督查军务的是严嵩的义子赵文华。赵文华仗着干爹的势力，骄纵贪婪，索要贿赂，哪知张经根本不买他的帐。正当赵文华倍感窝火之时，担任浙江巡按监察御史的胡宗宪却有了自己的盘算。上任之前，他便立下宏志：不擒获汪直、徐海，安定东南，誓不回京!然而，要想抗倭成功，完成自己的政治理想，首要却是处理好与严嵩一党的关系，使他们不会对自己掣肘。张经、李天宠虽有才有节操，却为人桀骜，过于清高，缺乏权变。抗倭事业在他们手中，一定走不远。而他，比张经他们要更适合干这件事。于是，他对赵文华曲意逢迎，刻意结交。碰了一鼻子灰的赵文华在胡宗宪这儿找回了被人捧的感觉。便想着法儿让胡宗宪胡顶替张经的位置。同年，张经指挥了王江泾大捷，斩杀倭寇近两千人。本该封赏，没想到被赵文华伙同胡宗宪诬陷，王江泾大捷的功劳归了赵文华和胡宗宪，而自己却锒铛入狱。随后，赵文华又诬陷李天宠，上表推荐胡宗宪为右佥都御史，代替李天宠。当时，苏松巡抚曹邦辅在浒墅大败倭寇，赵文华赶到时，战斗已结束。抢功不成，深以为恨，遂进剿驻扎在陶宅的残留倭寇。胡宗宪和他一起，率领精兵四千，约曹邦辅前后夹击。倭寇困兽犹斗，明军大败。倭寇乘胜又进犯浙江东边州县，杀了不少官员。简直就是偷鸡不成蚀把米。赵文华回到京城后，将所有失败都归罪于总督杨宜，而盛赞胡宗宪。朝廷遂升迁胡宗宪为兵部右侍郎，代替杨宜。汪直，胡宗宪老乡，人称老船主，倭寇中的大头领。当时朝廷规定“片帆不得下海”，身为海盗的他，想借倭寇之威，逼迫朝廷开港通市，并非是想以劫掠为生。因此在史料中可看到他多次配合官府击杀其他倭寇。胡宗宪想要向其招安，将被关在监牢里的汪直母亲和妻子等释放，并派幕僚蒋洲前去劝降汪直。汪直颇为心动。便留下蒋洲充作人质，派其养子毛海峰等人去见胡宗宪。胡宗宪很是厚待毛海峰，令其立功后，上表朝廷，给了他很多奖赏，放其归去。毛海峰大喜，将另一股倭寇徐海等要进犯的消息告知胡宗宪。胡宗宪得此消息，精心策划，很快消灭了以徐海为首的倭寇。汪直在胡宗宪的一系列示好动作下，最终带领手下归降。但在来见胡宗宪前，汪直为自保，请其派一名高官至营中为人质。胡宗宪就令夏正随毛海峰进入倭寇营中。汪直见此，心下大安，遂偕同心腹前来相见。胡宗宪也很高兴，令其到杭州去见浙江巡按使王本固，不想王本固直接将汪直抓捕入狱。胡宗宪连忙给朝廷上书，请求免其死罪，令其戍卫海上，以遏制其他倭寇。这本是引虎驱狼之计，奈何王本固这个猪队友力争处死汪直，而外界亦怀疑胡宗宪收受倭寇的贿赂，所以才为其求情。胡宗宪畏惧人言，遂同意处死汪直，结果汪直被杀。毛海峰得知后，恨胡宗宪负约，肢解了夏正，在舟山、岑港据险而守。官军四面围攻，众倭寇拼死争斗，最终突围而去。徐海本是汪直手下，因抢劫民船被汪直呵斥，遂带人出走，渐渐发展成了嘉靖朝第二大倭寇团伙。嘉靖三十五年，徐海伙同大隅、萨摩两岛的倭寇分别进犯瓜州、上海、慈溪，而自己带领一万多人，与陈东、麻叶进攻乍浦。胡宗宪与巡抚阮鹗互为犄角，与之对抗，先胜后败。胡宗宪眼看这股倭寇战斗力强悍，无法力敌。于是在几个倭寇头领之间巧用离间计，引得倭寇人人自危，相互提防。最终，徐海先抓麻叶，后擒陈东，都献给胡宗宪以邀功，而胡宗宪则设计令陈东、麻叶的手下攻击徐海部，最终逼得徐海投水自杀。胡宗宪将陈东、麻叶等倭寇头领及徐海的首级献给了朝廷，剿灭残余倭寇。至此，两浙的倭寇算是基本被消灭。徐海妻妾很多，其中以王翠翘因样貌、文采皆好而最为得宠。胡宗宪为促使徐海投降，曾送了她很多礼物，向她保证不伤害徐海，还许诺她为诰命夫人。为此，王翠翘极力劝说徐海接受招安。及至徐海自杀后，王翠翘欲做尼姑不成，反被胡宗宪强配他人，最终自责加悔恨，投海自杀。此事不知真假，但后世有好几本相关的小说，想来并不是完全空穴来风。汪直被杀后，倭寇因无人统一约束，反而更加肆无忌惮。第二年又大举进犯。朝廷将他手下的大将俞大猷等人的官职剥夺，严厉要求胡宗宪定期剿灭倭寇，颇有问罪之意。当时，赵文华已死，胡宗宪失了内援，想要继续抗倭，就得保住官位。正巧一年内两次寻得白鹿，便连同徐渭作的《进白鹿赋》献给了嘉靖皇帝。嘉靖这个道士皇帝自然大喜，升其为兵部尚书，兼节制巡抚。继而岑港的倭寇又移驻至柯梅，官军屡攻不克。于是李瑚弹劾胡宗宪，称此事是由于胡宗宪诱杀汪直而起。王本固和给事中刘尧诲也弹劾他使军队疲于奔命而放纵倭寇，奏请追回对他的赏赐。嘉靖皇帝念他擒获汪直有功，仍下令其官职如故。倭寇之所以移驻柯梅，是为逃跑做准备。等船做好后，胡宗宪也不阻拦，任其逃至福建的浯屿岛。倭寇大肆劫掠福建沿海州县。福建百姓都说是胡宗宪嫁祸。御史李瑚再次上书弹劾胡宗宪。李瑚与俞大猷都是福建人，胡宗宪以为是俞大猷将军队的消息告诉了李瑚，心下恼怒，弹劾俞大猷攻敌不力，俞大猷因此被逮捕下狱。嘉靖三十八年，倭寇在温州、台州大肆抢掠，另一股倭寇又进犯滨海各县。给事中罗嘉宾、御史庞尚鹏奉召前去勘察。都上书皇帝，称胡宗宪养寇自重，应当严惩。皇帝没有表态。第二年加封他为太子太保。胡宗宪为人多权术，好功名。因赵文华而搭上严嵩父子，送给他们的金银财物、丝绸布帛甚至美女奴仆、奇珍异宝数不胜数。赵文华死后，越发送的勤。换来的是他在中国东南几近于一手遮天的权力。他的性格如战国四公子一般，好养门客。手下不单有徐渭这等名士，亦有三教九流，一技之长之人，并且对待他们都很好，所以也能得到他们的效力。胡宗宪创编了均徭法，在法定基础上又增加了百姓的赋税，民生困苦凋敝，又侵吞国库银两，聚敛搜刮富人的财富也是无法估量，当时人称“总督银山”。及至罗嘉宾、庞尚鹏归朝，弹劾他贪污国库巨款并毁坏账目。胡宗宪上书为自己辩解:“臣为国消灭倭寇，无论是用间谍还是诱饵，没有小恩小惠，怎能成功?”嘉靖帝也同意他的说法，下诏抚慰。胡宗宪随即上书，请朝廷允许其节制巡抚及兼任江都御史。嘉靖皇帝便晋升其为兵部尚书，许其所请。胡宗宪颇有胆略。每次临阵，戎服督仗，从不畏缩。及至官位越高，威权越重，凡是大臣见他，都得从偏门进入，并且跪拜行礼。胡宗宪每次都不谦辞，大臣稍有违逆，便厉声呵斥。因此恨他的人也越来越多。等到严嵩倒台，被标为严党的他，自然成为攻击对象。不多久，南京给事中陆凤仪弹劾胡宗宪是严嵩党羽，并犯有奸欺贪淫等十大罪，嘉靖皇帝说：“胡宗宪并不是严嵩一党。我提拔使用了八九年，没有人有异议。自从屡次贡献祥瑞，被群邪攻击而遭此罪。而且当初商定擒获汪直就给予其五等封，如果今日加罪于他，以后谁还愿意为我做事?把他放了，罢官就行。”很久以后，胡宗宪乘着万寿节向嘉靖帝献上秘术，皇帝很高兴，决定重新起用他。正巧御史汪汝正奉旨查抄罗文龙家，发现有胡宗宪的手书，便陈给了皇帝。这是胡宗宪被弹劾时自己拟写的圣旨内容，托罗文龙给严世蕃。假造圣旨，这罪可不小，胡宗宪被逮捕下狱。他在狱中上表，述说自己抗击倭寇之功劳，称因献祥瑞得罪言官，并攻讦汪汝正收受贿赂。皇帝最终还是怜悯他，并未下令杀他。不想胡宗宪在狱中写下 “宝剑埋冤狱，忠魂绕白云”的诗句后，愤然自杀。胡宗宪有理想、有能力、有胆魄，本是治国能臣，戚继光、俞大猷正是因为他的提拔，才得以施展才能，消灭倭寇。但他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最终因党争入狱，此时回想起张经，不知心中可会闪现一丝悔恨？
洋务运动的结果如何 洋务运动的历史地位
洋务运动的主要措施包括四个方面：创办军工企业、创建近代民用企业、组建海防军队和创建新式学堂等。在创办军工企业方面，洋务派打出了“自强”的旗帜，用以号召民众。他们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采取大机器制造，生产出了物品同样也应用于对清政府自己军队的建设。民用企业的创办出现在洋务运动的后期，此时的洋务派打出的旗号是“求富”。在此期间，洋务派采用官商合作、官督民办等方式建立了一系列的民用企业，其中最主要的是纺织业的建立。关于海防筹划，其中最主要的是海军的建立，19世纪70年代，清政府开着正式着手建立海军。历史十年的时间，中国近代海军初步建成，一定有三支水师，其中最著名的是北洋舰队，这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支海军。创办新式学堂是洋务运动中一项跨时代的壮举，它打破了中国传统的私塾和书院教育，开始分门别类的设立学院，这一举动是为了应对中外交涉而开创的。在那样的社会背景下，清政府急需会说外语的新式人才，当然还有懂得大机器操作的人。因此洋务派开始在华夏的土地上开办跟科技和军事有关的新式学堂，还有就是派遣留学生，新式学堂为以后的经济、政治和经济发展培养了大批的先进人才。洋务运动的主要措施除了以上四个主要方面之外，还有其他几个。洋务运动的主要措施还包括修建铁路、开通电报和创办报社。1、洋务运动的结果如何洋务运动是晚清时期政府的一场自救、自强的运动。这场运动影响非常大，范围也非常广。那么洋务运动的结果如何呢？关于洋务运动的结果如何这个问题，从北洋水师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全军覆没就可以看出洋务运动是以失败告终的。在洋务运动的开展过程中，兴办了一大批的军工、民用企业，同时还开办了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这一系列的事情是非常有意义的，它使得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有了一定的发展，但是这些都无法挽回它以失败收场的结局。洋务派在洋务运动的开展过程中，其主要目的还是维护晚清政府的统治，所以并没有从根本上进行改革，也就是说没有从根本上动摇封建统治，从而使得虽然诞生了新的生产力，却无法适应上层建筑，所以只能一步步走向凋零。洋务运动就是一场以“自强”和“求富”为目的的自救运动，而洋务派也是晚清统治者内部分化出的一部分势力，所以它在产生之初就注定了其失败的结果。完全的依靠西方的先进技术，没有自身的创新，这是洋务运动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失败点，就根本而言，西方资本主义列强是不会真心希望中国强大的，这跟自身的利益是相违背的，但是洋务派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他们只是盲从的学习西方先进的技术，这样的先进其实是相对而言的，对已落后的中国来说，西方被淘汰的技术也是先进的，而中国学习的西方先进技术则已经是西方所淘汰的技术，这也就是所谓的创新力量。简单来说，虽然洋务运动发展了近代资本主义，但是它的结果依旧是失败的。2、洋务运动的政治派别洋务运动是近代史上所发生的一次自称自救的运动，在咸丰十年底开始的，本次运动持续了三十五年之久。洋务运动的政治派别分为洋务运动派和守旧派。这两个派系的主要区别是洋务派推旧迎新，主张和学习西方文化，洋务派是个很大的集体，他们主张学习西方国家的自强之道，洋务派主张要想国家富强就得让军队富强起来，所以洋务派利用西方先进的生产技术，来让军队强大起来，借助资本主义来发展工业的方法来维护封建统治，其中左宗棠就很好的引进西方的技术。洋务派还很好的培养了一批留学生，也因此很好的翻译了许多外国技术书籍。不过也有一部分人偏离了最终思想，一味的崇洋媚外，把学习变了性质，他们成为了洋物奴隶。左宗棠为首的洋务派就很好的展显，他们创办船厂，机器厂，很好的填补了军队对武器缺失。守旧派是顽固派，他们一味的坚持拒绝西方文化，拒绝一切新鲜事物，把自己存放在封建思想不愿接受新的事情。守旧派主张祖宗定下来的规矩是不可以改变的，高唱立国之道，尚礼仪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术。守旧派还主张：以忠信为甲胄，礼仪为干橹。它的意思就是用忠诚和诚信作为防御，用道德秩序做武器。就这样洋务运动的政治就产生了两种派系，因此也就发生了政治意见。3、洋务运动失败的标志洋务运动失败的标志其实是在甲午中日战争中北洋舰队的全军覆没。那么为什么北洋舰队的全军覆没标志着洋务运动的失败呢？其实原因非常简单。洋务运动的目的就是自强和求富，在自强这一方面主要主要是依靠学习西方的器物来完成的，也就说说仿照西方的洋枪洋炮以及军队的构建来建立中国人自己的军队，其实也就是晚清政府的护卫队。在这样的军队建设中，晚清统治者也建立了自己的水军，就是以北洋舰队为核心的三支水师。这三支水师在建立之后的战争中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但是只有仿照，没有创新的事物也就注定了它不会长久，尽管北洋、福建等三支水师以及陆上战队取得了很多的胜利，但是当真正面对的是不断升级的西方的坚船利炮时，他们的弊端就开始显现。北洋舰队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使得晚清政府损失惨重，不仅北洋舰队全军覆灭，而且政府再一次被迫签订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洋务派对于洋务运动所开展的一系列的的活动都寄予了厚望，希望能够通过洋务运动来挽救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局面，但是显然是失败的。面对真正的坚船利炮，所谓的仿造版脆弱的不堪一击。在甲午战中，北洋舰队面对敌人顽抗的奋战，奈何武器太过劣质，所以最终全军覆没。希望没了，洋务运动也就失败了，所以甲午战争中北洋舰队全军覆没一直被人们认为是洋务运动失败的标志。4、洋务运动改革的反思关于洋务运动改革的反思，就是通过考虑的导致洋务运动失败的原因，然后从中吸取教训，获得经验。首先，洋务运动是一场自救运动，是作为封建统治者的清王朝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而展开的。所以导致它失败的原因如下：一、洋务运动并没有动摇封建统治的根基，它具有一定的封建性。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是”中学西用”，也就是说洋务派想要在不改变中国封建统治的基础上达到维护自身利益的目的。二、洋务运动中的“洋务”两个字主要指的是西方的大机器生产，也就是说它依靠的是外国的技术，这使得洋务运动在技术层面具有很强的依赖性。就自身利益考虑，西方列强也不会希望中国真正的富强起来，所以洋务派的一系列活动只会加剧外国对中国的侵略。三、千百年来都没有根治的封建统治内部的毒瘤，也就是统治者内部的腐败，不可能因为学习西方的机器制造就彻底根治，相反，因为采用大机器制造，发展了民族资本主义，反而使得封建统治内部的贪官污吏有机可乘。也就是说洋务派在企业管理方面具有腐朽性。以上就是对洋务运动改革的反思，从中不难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在不改变中国的传统的封建制度的基础上，想要走资本主义路线，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从而走上富强之路是行不通的。当然在革除封建统治的同时，还应当注重创新意识的培养。5、洋务运动历史地位关于洋务运动历史地位，主要是从它对社会发展方面做出了贡献来看的，其中也包括它的出现所导致的社会环境的改变等。19世纪60年代由洋务派引导来开展的洋务运动，就实际意义上来说是一场为了保住清政府统治的救亡运动。在洋务运动中，清政府打破了以往的教育模式和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转而由洋务派引导社会大众开办军事企业和民用企业，同时还修建了铁路，建立水师等。在创办军工民用企业的过程中，成功的解放了一部分生产力，产生了雇佣关系，民族资本主义开始出现，并且有了一定的发展。派遣留学生，创办新式学堂则使得中国开始睁眼看世界，而不是依旧沉迷在“天朝上国”的美梦中，但是这并不足以撼动封建主义在中国的根基。大部分的中国人也就是守旧派依旧不愿学习西方先进的技术、文化和思想，他们反对一切新的东西，认为这才是导致中国不断战败，签订不平等条款的原因。这些是在评价洋务运动历史地位所不得不考虑的方面，洋务运动作为一场面对民族危机而展开的自救运动，目的在于维护清政府的统治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成功的改变了中国的国防、军事和工业的落后状况，有力的推动了中国的近代化发展，使得中国不再闭关锁国，盲目自大，而是愿意打开国门，向西方学习，尽管这样的学习局限在器物方面，但是也是很大的一个进步，中国开始尝试着融入世界这个大家庭，对中国的近现代历史产生了及其深远的影响。所以说洋务运动虽然失败了，但是洋务运动历史地位还是很高的，他给中国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杨业：年少得志人称无敌 雁门关一战声名远扬 被俘后绝食殉国
杨业是北宋名将，骁勇善战，戎马一生。为了抵御辽国入侵，保卫百姓安居乐业，收复被后晋石敬瑭出卖的幽云十六州，英勇奋战，捐躯疆场。他的丰功伟烈、浩气英风不仅永留青史，流芳百世，而且家喻户晓，广为流传。986年6月的一天，黄昏之时，在晋北之地的残阳夕照下，暮云更显寂寥。这时，夕阳余晖洒向了朔州的一处战场。在这里，一位北宋的将军无心于这醉人的夕阳。一番激战后，他带着残兵来到了名叫陈家谷的地方。当他满怀欣喜来到这里时，却发现早前约好的援兵无一人到来。无奈与悲壮涌上心头，而他只能仰天长啸。此时，敌军已越来越近。突围无望的他只得发起最后的冲锋，在敌阵中他手刃数十百人。但因寡不敌众、负伤甚多，这位将军最终落马被俘。敌军首领亲自来劝降，这幕熟悉的场景一如昨日。七年前，太原城里，他就是这样归降现在所效命的赵宋一朝。可这一次，他选择了坚守自己的道义。三日之后，宋太宗接到了云州观察使绝食而死的消息。此役之后，为了纪念这位名将及其后人，民间创作了脍炙人口的《杨家将》，而他便是那杨令公的原型——杨业。杨业，并州太原人，初名重贵。后来在小说、戏文的演绎下，又有了杨继业、杨令公等称呼。年少时期的杨业不喜欢读书，但非常喜欢骑马射箭，尚义任侠。所以每次打猎，他获得的猎物总是比别人多很多。年少的他立志成为将军，在一次的打猎中他曾对别人说：将来他领兵打仗的话，也要像鹰和犬追逐野兔、野鸡一样。其勇猛与果敢 ，由此可见一斑。公元951年，后周皇帝郭威灭了后汉。同年，刘崇建立了北汉。政权并立，注定是一场你死我活的厮杀。弱冠之年便开始追随刘崇的杨业，自然成为了北汉的得力战将。此时的他如年少时的豪言壮语一样：在战场上立下了赫赫战功，并累迁至建雄军节度使。杨业骁勇善战、屡立战功，不断的胜利也让国人为他冠以"无敌"之名。在南征北战的过程中，后周内部悄然发生了变化。960年，赵匡胤黄袍加身结束了后周政权，建立北宋。建国之后，宋太祖继续后周的事业——平定天下。在"先南后北"的政策指导下，北宋率先平定南方，尔后集中力量对付北汉。但早期的讨伐北汉的战役连连失利，直到979年，宋太宗决定再次发兵征讨。基于历次的失败，赵宋为这一次讨伐北汉做足了准备。基于之前的经验，北宋认为之所以屡战屡败，是因为北汉有辽国的支援。于是这一次，宋军决定好好的打击援军。当年三月，辽军行至白马岭，与宋军隔河形成了对峙的局势。辽军认为局势有利，抢先渡河，不料却遭到宋军的突然袭击，大败而去。宋朝趁势展开进攻，先后攻下盂县、隆州、岚州等地后，直逼太原。在无外援陷入重围的情况下，刘继源只好投降。这时候的杨业还奋战在前线，"杀伤宋师甚众"。但此时的北汉已亡，在刘继源的劝说之下，他只好投降宋廷。杨业招降后，宋太宗很高兴，认为自己得到了一名"老于边事"的悍将。当时还在前线的时候，杨业便被授予了右令军卫大将军。还朝后，宋太宗又授予其郑州防御使。一个降将能得到如此待遇，足可见杨业自身过人的能力。当然，这也与北宋缺少驻防北境的将领不无关系。宋太宗果然没有看错眼。980年，即杨业归降之后的第二年，辽国进攻雁门。此时驻防的是代州刺史杨业和河东三交口都部署潘美。这一仗可谓是精彩绝伦：杨业当时率麾下数百骑兵抄小路，与雁门关守军两面夹击。此役辽军大败，辽国驸马萧咄李被斩杀于辽军阵中。经此一役，辽军看到杨业的旗帜便引兵撤离。这一仗杨业立了大功，并升任为领云州观察使。但他的军功却引起很多人的不满，以至于戍边的主将多有上书告发其短处。不过宋太宗对此毫不在意，几乎所有奏折都被他封存交给了杨业。雁门一役后第6年，潘、杨二人再一次合作。但这一次潘、杨二人没能重现雁门一役的肝胆相照，杨业也因此抱憾而终。986年正月，宋朝厉兵秣马，兵分三路决定伐辽。东路归曹彬指挥，中路归田重进指挥，西路军以潘美为主将，杨业为副将。曹彬不愧是名将，一路势如破竹。其它两路宋军也攻克多地，形势一片大好。就在此时，危机显露。当时曹彬部一路攻城略地，但速度明显过快，后勤运输跟不上。当得知占领涿州之后，宋太宗却大惊失色。果不其然，曹彬部队的粮道很快被切断。不得已，他只能撤退。这一撤退，打乱了原先定好的计划。宋太宗命令曹彬不要前进，应与米信汇合。但部下听说其它两路军连连胜利，为了争功，纷纷要求出战。就在曹彬的部下重回涿州的时候，辽圣宗亲赴前线督战。在当年4月的岐沟关一战中，宋军遭到辽军突袭，几番交战后宋军的粮草很快消耗殆尽。见势不妙，曹彬引兵退却，在之后的渡河过程中死伤惨重。东路军的溃败，直接连累了其他两路部队的攻势，以至于前期的优势转瞬即逝。既然败迹已定，那剩下的只能是如何让云、朔、寰、应四州百姓内迁和军队撤退的问题了。如此大规模的撤离，是很需要技术。为此，杨业提出了一条建议：云州的百姓应该最先撤退，然后宋军攻打应州，让云州至朔州一带的百姓从东南石碣谷撤离。与此同时将精兵埋伏在谷中央，派弓箭手守住谷口，以保证百姓安全撤离。但是这一建议马上遭到了监军王侁的否决。按照他的意见，应该是出了雁门关之后，与辽军决战，同时污蔑杨业贪生怕死。杨业表示自己并不是贪生怕死，而是因为这一去必然会失败。谁知这时候王侁发了狠话："你不是号称"无敌"吗？今停军不前莫非有异心？"话说到这个份上，杨业再多争辩也无用。于是他只好表明自己"当为诸公先"的必死决心。临走前，杨业自知此次有去无回。但为了给部下存留一丝丝希望，他还是在临走前与潘美约好在陈家谷埋好伏兵。待自己领兵撤退到此地时，从两面夹击辽军。在临阵出兵的时候，这员久经沙场的老将留下了无奈的热泪。即便这般，杨业依旧带着自己的部下走进那道山谷中。就这样于986年6月的一天，陈家谷战役爆发。当天上午10时左右，王侁听闻杨业在追击辽军，便认为他已经获胜，于是下令追击。但孰能料到，这是辽军主将耶律斜佯装败退的计谋。由于王侁是监军，潘美也只能服从。当他得知杨业身处险境时，却又立马领兵撤离。可是，还在领兵浴血奋战的杨业无从知晓这一切。战至傍晚，杨业终于到了谷口。本以为能率领所剩百余部下脱险的他，看到却是空无一人的谷口。彼时的杨业心中或忧愤、或无奈亦或更多是愧对于自己无谓牺牲的部下。在数百年过后，我们已经无从得知杨业的心境究竟如何。但我们知道的是，杨业率及其他所剩的部下没有选择投降；而是发起了最后一次冲锋，慷慨赴死。在辽军的包围中，杨业厮杀多时。终因战马受了重伤，渐渐独木难支。辽将见此向他射了一箭，杨业应声落马被辽军俘获。此时的他身中数十刀，放眼整个战场宋军仅余杨业一人，就连他的儿子杨延玉也不幸阵亡。辽国俘获了杨业，自然是异常兴奋，于是耶律斜轸来劝降。杨业却说了这样一番话："宋朝皇帝待我不薄，我要以讨贼保卫边疆来报答皇恩，哪知被奸人所害，导致惨败，哪还有面目活在世上呢？"。三日后，一代名将绝食而亡。宋太宗听闻后震惊不已，他立马将潘美削秩三等，王侁、刘文裕削去官籍发配地方。同时，追赠杨业为检校太尉、大同节度使。杨业的最后一役是如此的悲壮，但他的故事却被后人所传颂。他知恩图报、报效国家的那种决心却与日月齐光。中华民族之所以生生不息，就是因为有无数这样的人在努力着。中国也因为有这样的人存在而走向强大。
扬州之战：大明王朝最后的热血 誓死不降的史可法最终引发了扬州十日 扬州居民几乎全部惨遭屠杀
扬州之战发生于公元1645年，在清灭南明弘光政权之战中，南明弘光朝兵部尚书史可法督率扬州军民抗御清军围攻的城池守卫战。清军占领扬州以后，多铎以不听招降为由，下令屠城。扬州居民除少数破城前逃出和个别在清军入城后隐蔽较深幸免于难者以外，几乎全部惨遭屠杀。浩荡中华五千年，有十几个朝代都曾经在我们的历史中存在过，而其中我们接触最多的就要数离我们最近的清朝了。要说清军入关，这其中就有很多故事了。当时的明朝已经处于摇摇欲坠的状态，所以清军入关之后，可以说逢战必胜。虽说到了扬州之后遭遇明军的拼死抵抗，然而由于明朝大势已去，虽有抵抗，但终究未能敌过清军的强大势力。之后进入扬州的清军，还在这里制造了著名的扬州十日事件。如果要提到这个著名的扬州十日事件，就不得不说那次著名的扬州之战了。在1645年，清军兵分两路，准备围攻扬州。当时管理扬州的大臣史可法见情况危急，便向大明朝廷报告了这个消息，却未曾从上级那里得到任何回应。尽管如此，史可法也没有放弃抵抗清军，虽然城内的军队人数有限，但是史可法仍旧带领他们抗争到底，最后以身殉国来报答大明对他栽培之恩。在清军围困扬州多日之后，为了避免自己不必要的伤亡，他们派使者去劝史可法投降，并且以优厚的待遇款待，然而史可法却认为自己身为明朝的大臣，不应该就此向清军妥协，于是坚决拒绝。在这之后，虽然两军并未再次开战，但城中被围困多日的士兵早已民心涣散，大明朝的威望不复存在，于是没过几日，扬州城就被攻破，但是史将军仍旧不愿背弃内心的信仰，于是最后英勇就义证明自己。并且在史可法临终之前，他还对清军的领导者说，我身为大明重臣，怎么可能苟且偷生，为了自己的性命而牺牲朝廷的利益呢?我和扬州一荣共荣，一损俱损，我也是不会为此等小利而放弃自己的原则的。他的这番话彻底惹恼了清军的首领，于是在扬州城被攻破以后。他并没有放过城中的俘虏，而是下令进行惨无人道的虐杀，这场屠杀连续进行了十多日才结束。历经繁华的扬州城就这样化为了废墟，不复存在了。明朝末年，自然灾害频发，民不聊生，国内矛盾尖锐。北方的女真部落的统一和壮大，成为了大明北境的大患。北京城的沦陷，崇祯自缢，昭示着这个内忧外患的王朝走向了覆灭之路。大明王朝没落之际，涌现出了一批忠臣良将，他们意欲重整山河，平定动乱，史可法就是其中一位。攻陷北京城的李自成农民起义军，很快被清军击败，清军即将南下。南明小朝廷，看中了在镇压农民起义过程中多有战功的史可法，将镇守扬州的重任交给了史可法。“山雨欲来风满楼”，史可法成为了江河日下的南明政权最后的屏障。此时的扬州城面对着起义军和清朝的威胁，史可法错误的分析了当下局势。以传统士大夫的观念做出了：内乱的起义军威胁大于外族入侵的清军的错误判断。顽固的忠君思想影响下，史可法上疏朝廷，提出了“联虏平寇”的方略。主张配合清军，先击败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再收复河山。史可法统领的以扬州为中心的淮泗诸地，守将各自为政，争权夺利；军队烧杀抢掠，百姓视明军如同草寇。江北许多明军祸乱百姓如虎，听说清军南下，畏之如猫，一心南逃。史可法面对不听调遣的江北诸将，采用和善的态度，试图通晓大义，一同抗清。但许多将领表面服从调遣，内心却开始轻视史可法。史可法并未取得军队实际指挥权，同时失去了威望。李自成的起义军不敌清军，节节败退。史可法上疏南明政权，北方诸地人才需要宽恕，不能把北京沦陷的罪过归于北方百姓。否则，旷日持久，北方民心尽失，收复失地将遥遥无期。朝廷采用了史可法的建议，这一建议对于稳定局势，支持北方抗清武装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此时的大明北方一片乱象，有清军统治区、起义军统治区、割据军阀武装和地方山贼流寇。各方势力犬牙交错，混乱不堪。幕僚向史可法进言劝他率军收复山东、河北等地，史可法觉得无力对抗清军，没有采纳。幕僚又进言史可法收复河南等地，史可法觉得这些地方多流寇盗贼，收复了对朝廷没有好处。最后，幕僚建议史可法驻守徐州，防止清军南下的同时，徐图北伐。可文人出身的史可法，性格懦弱的一面此时暴露无遗，迟迟不敢下定决心抵抗清军。最后，退回了扬州，认为固守扬州才是最好的办法，白白错失了大明收复北方的最后机会。退守扬州的史可法面对清军，就犹如那困兽之斗，孤城一座，如何久守？城中的百姓，平日多受乱军欺辱，听说清军将要攻打扬州，纷纷南下逃乱，明朝失民心的程度可见一斑。百姓也就罢了，平日耀武扬威，鱼肉乡里的南明军队，也在清军到来之前逃走大半。史可法治军才能，不敢恭维，“乱适当用重典”，一味的宽仁适得其反。清军兵临扬州城下，扬州只有少数兵马守城。“檄各镇援兵，无一至者”。《明史》记载了史可法的可悲之处，统领江北诸军，却难以掌控任何一军，这何尝不是大明的可悲之处？多铎劝降史可法，史可法言辞拒绝，表示宁为玉碎。清军猛攻之下，扬州这座孤城沦陷，史可法被杀，后来被册封了“忠正”谥号。攻破扬州的清军彻底毁坏了这座名城，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江左名城，沦为了真正的人间炼狱，残暴、混乱、暴戾、贪婪等人性的阴暗面被无限放大。整整十天，扬州百姓死伤达到数十万之众，尸体相叠，如同小山，扬州几乎成为空城。这段屈辱的屠杀，被记入了史册，称为“扬州十日”。扬州失守，明朝没落占主要原因。但如此简单的沦陷，史可法个人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曾有很多中兴大明的微弱机会，但他一个都没选，造就了扬州必败的局面。外敌与内乱，合清灭顺，是其最大的政治败笔；统御江北，各军混乱不堪，开战之前逃走大半，是其治军败笔；面对收复北方的良机，退守扬州，是其决策败笔。史可法失去的不只是一座扬州城，还有他统御的徐州之地，和北方抗清兴明势力的期许。徐州之失，南明政权彻底龟缩江南，再也不是那个天下公认，万民心中正统的大明王朝了。江北之地丢失之前，清王朝在北方实际控制区域相当有限，中原及西北大片领土存在众多反清势力，之后，清军很快一一平定。其中关键在于各地武装没有了政权合法性，抗清兴明，明都没了，还怎么抗清？扬州一战，是局危棋，但也是决定南明政权能否存在的最后一局棋。赢了南北对峙，仍是北强南弱，但已可对峙；输了清军顺流而下，一战灭明。但南明方面，上至统帅史可法，下至江北诸军的表现差强人意。扬州百姓见南明军队如遇虎狼更是南明政权陨落的最大征兆。“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样的明王朝，已经不值得天下万民尊崇了。“史可法节秉清刚，心存干济，危颠难救，正直不回。”史可法个人作风，政治才干毋庸置疑，可以称为治世之能臣，但确实不是可以挽救大厦将倾的南明政权的统军者。“兵者诡道也”，太过刚正谨慎的史可法缺少变通的能力，在乱世谋存尚不容易，更何况是率军以少胜多，以威震乱？“数点梅花亡国泪，二分明月故臣心。”史可法未能挽救南明政权关键在于南明气数已尽，其次原因是史可法统军能力相对平庸，过于排斥农民起义军，地主阶级文人的典型形象。但史可法宁死不降的气节以及为国鞠躬尽瘁的态度是值得称赞的，南明之灭不在于有史可法其人，而在如史可法者太少。“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复哀后人也。”大明王朝的没落不在北方女真兴起，而是数代积弊已深，民心尽失的结果。以史为鉴，兴国强邦，才是抵御外敌的自强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