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蕃王朝与中土大唐王朝相爱相杀两百多年 吐蕃王朝与大唐王朝的真实关系是什么样的？
吐蕃是由古代藏族在青藏高原建立的政权，是西藏历史上第一个有明确史料记载的政权，延续两百多年。吐蕃最强的时候有多强大呢?吐蕃王朝与大唐王朝的真实关系是什么样的？唐朝立国以来，凭借强大的国力剿抚并用，分化、压制、收服了周边大多数异族政权。突厥、吐谷浑、高昌、百济、高句丽、回纥等相继衰落，无法与唐朝抗衡。只有吐蕃王朝，雄踞青藏高原两百多年，与唐朝时战时和相伴始终。今天就请朋友们随笔者走近唐朝时代的雪域高原，看看吐蕃何以成为唐朝最顽强的对手。公元5世纪末以来，地处雅隆河谷的吐蕃逐渐崛起，攻取了青藏高原大部。七世纪前期，一代雄主松赞干布成为吐蕃赞普，恩威并施削平内乱，迁都逻些开疆扩土，经济发展军力大增。羽翼丰满的吐蕃开始对周边游牧部族展开进攻。同时期的唐朝处于贞观之治，政通人和，百业复兴，四夷臣服，丝路畅通。公元634年，松赞干布遣使入长安觐见，唐太宗遣使回访，唐蕃间开始了”相爱相杀”的两个世纪。由于唐太宗婉拒吐蕃请婚，公元638年，松赞干布以吐谷浑挑拨唐蕃关系为借口，发兵攻打吐谷浑及党项、白兰诸部，又趁唐军不备进攻唐蕃边境的松州，大军压境，唐朝两个羁縻州投降吐蕃。唐太宗派名将侯君集率军反击，吐蕃遭遇唐军突袭死伤千余人。松赞干布趁机请和并再度求亲，为安抚吐蕃稳定西陲，唐太宗以宗室女文成公主和亲吐蕃。文成公主入藏，促进了佛教、汉学、中医、农学等唐朝文明在吐蕃的传播。自文成公主入藏到松赞干布去世后初年，唐蕃之间维持了近20年和平。松赞干布去世，噶氏家族辅佐其孙执政。吐蕃一面继续推进各项改革，另一面继续向外扩张。公元663年，吐蕃发动了对吐谷浑的总攻，吐谷浑可汗战败，率残部逃奔唐朝凉州。同年，吐蕃与弓月、疏勒两部合兵进攻于阗，被唐朝安西军逼退。唐蕃争夺河源和西域的拉锯战开幕。然而，此时的唐朝却内忧外患。高宗武后与元老重臣的权力之争白热化，高宗身体每况愈下，武后忙于稳固权力。唐朝与高句丽的战争持续了15年，西域地区西突厥诸部屡兴叛乱。唐朝被迫东西两线作战。长期内斗和大规模战争大大消耗了唐朝的军力财力，对付吐蕃扩张力不从心。公元669年，唐军攻灭高句丽，东线战场烽火暂歇。唐朝将主要精力转向河西、青海方向。如何安置吐谷浑余部并应对吐蕃东扩，唐朝内部意见不一。虽然确定了对吐蕃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但因自然灾害频发、唐军士卒疲惫、远征高原行军困难等因素，高宗君臣举棋不定。吐蕃则趁唐朝灾害频发内政不稳，出动数十万大军北上，攻陷西域十八州。安西四镇陷落，动摇了唐朝在西域的统治。唐朝被迫做出反应：“三箭定天山”的名将薛仁贵挂帅，率大军十万征讨吐蕃。由于副将郭待封贪功冒进，唐军在乌海遭到吐蕃20万大军包围袭击，辎重粮草丧失殆尽；余部退兵至大非川，被增兵至40万的吐蕃大军包围。吐蕃军以逸待劳人多势众，物资供应充裕；唐军多日行军人困马乏，新遭败绩士气低落，又因高原反应多生疾病，战斗力大降。双方主力交手，吐蕃军依仗天时地利，一举击溃唐军。薛仁贵被迫与吐蕃议和，率残部回朝。折戟大非川，是唐朝开国以来对周边部族战争的首次重大失利，唐军精锐大丧，元气大伤。此后唐朝被迫进行战略收缩，吐谷浑复国之火彻底熄灭。吐蕃控制了水草茂盛的河源地区，得到了进军河西和控制西域的跳板。面对吐蕃的步步紧逼，唐朝加强了河陇地区的布防，名将娄师德等先后率军在河陇、剑南击退了吐蕃的进犯，稳定了唐军防线，吐蕃与唐朝进入了长期对峙的时期。高宗去世，武则天大权独揽，开始对吐蕃的反攻。吐蕃连年征战开疆拓土，但消耗了大量人力物力，恶化了与唐朝的关系，赞普与权臣噶氏家族矛盾日益加深；吐谷浑等部族不堪沉重的赋役，纷纷弃蕃归唐。武则天以大将王孝杰为统帅，与反叛吐蕃的西突厥等部族联兵，出击西域收复安西四镇，并在凉州、西域开展屯田，加强了对丝路沿线的控制。此后双方在西域和河源地区反复交手，互有胜负。公元698年，吐蕃赞普赤都松赞以狩猎为名，一举铲除了专权48年的噶氏家族。噶氏残部及其治下的吐谷浑部落1400帐，为躲避吐蕃追剿于第二年投归唐朝。除掉了权臣噶氏家族，吐蕃安内攘外，实力恢复。同时期神龙政变爆发，武则天退位唐中宗复辟。公元710年，金城公主和亲，唐朝和吐蕃的关系暂时缓和。公元709年，唐中宗在大明宫梨园宴请了吐蕃迎婚使一行：在唐蕃两国的马球比赛中，中宗侄子临淄王李隆基出场，带领唐朝马球队转败为胜。这场比赛后不久，唐中宗去世，李隆基先后铲除了韦后、安乐公主和太平公主等政敌，开始打造文治武功的开元盛世。唐蕃关系犹如这场马球比赛，上演了战与和的逆转。金城公主出嫁时，吐蕃通过贿赂送亲使，从唐朝手中求取了九曲之地。此地水草肥美，且距离唐朝河西诸州较近，成为吐蕃东进的根据地。从公元714年起，围绕九曲之地的归属，唐蕃交战多次互有胜负，唐军打退吐蕃多次进攻，基本上稳定了河陇防线。开元前期，唐玄宗李隆基虚心纳谏，宰相姚崇等人不尚边功，吐蕃赞普多次请求会盟和好，加上金城公主的斡旋，公元733年唐蕃双方订立了和约，商贸往来增多，吐蕃派遣贵族子弟入长安求学，河湟一带烽火暂熄。好景不长，开元后期到天宝年间，唐玄宗日益好大喜功，边将趁机挑起战端，加上金城公主的去世，唐蕃之间很快再度战火纷飞。公元741年，吐蕃军攻取青海石堡，唐蕃双方围绕石堡开始了反复的争夺。多次击败吐蕃、契丹的名将、河西陇右节度使王忠嗣认为石堡地势险要，吐蕃倾力固守，夺之伤亡太大且不易长期驻守补给，得不偿失。晚年的玄宗听信李林甫等人的谗言，贬黜王忠嗣，以其部将哥舒翰继任陇右节度使，率军继续攻打石堡。战争的进展和结局不出王忠嗣所料：哥舒翰以数万唐军将士的性命为代价，6万人马耗费数日才攻下石堡，俘虏400余人。李白无不辛辣地讽刺道：“君不能学哥舒，横行青海夜带刀，西屠石堡取紫袍。”在付出巨大代价后，天宝末年唐军逐步从吐蕃手中夺回九曲之地，与此同时在西域和中亚也逐步占据优势。武则天执政时期，唐军虽然收复安西四镇，但吐蕃仍同西域诸部藕断丝连。为对抗唐朝安西、北庭都护府的军力，开元年间起，吐蕃与后突厥汗国和突骑施等部联结骚扰西域，并围绕葱岭以西的小勃律国展开了反复争夺。公元737年，吐蕃大军压境，原本亲唐的小勃律投降，葱岭以西20余国臣服吐蕃。10年后，唐朝名将高仙芝领步骑万余，精兵远征小勃律，攻取了吐蕃连方堡，俘虏了小勃律王夫妇，切断了吐蕃增援小勃律的唯一通道，并于三年后攻破亲吐蕃的曷师国，擒获吐蕃盟友突骑施可汗，威震西域和中亚。开元年间，云南诸蛮部彼此攻伐，南诏国崛起，利用唐蕃双方在云南的矛盾冲突，争取到唐朝支持，成功兼并了其他五诏。国王皮罗阁死后，唐朝开始压制南诏的扩张，加之唐朝云南地方官的暴行，南诏背离唐朝倒向吐蕃。在吐蕃支持下，南诏击败唐朝数万讨伐军，控制了云南大部。唐朝征讨南诏的失败，预示唐蕃关系将再度发生转折。总体来看，唐朝在遏制吐蕃、开拓疆域方面取得了显赫武功。然而外重内轻的兵力分布、对边将的管理失控、唐玄宗的昏聩和野心家的投机，最终酿成了惊天动地的安史之乱。曾经令吐蕃胆寒的名将高仙芝、哥舒翰相继遇害，唐朝河西、安西精锐边军东进平叛令边防空虚，吐蕃得以趁机大举东扩北上，逐步夺取了西域安西四镇和河西、陇右等地，甚至一度攻占长安。名将郭子仪联合回纥汗国的兵马发动反攻，唐朝才得以收复首都。占领西域和河西陇右，吐蕃也达到了自身扩张的极限：国内的宗教、权贵冲突和奴隶反抗此起彼伏，难以继续长期用兵。深处藩镇割据、宦官专权和党争旋涡中的唐朝，也急需缓和与吐蕃的关系。唐宪宗去世后，筋疲力尽的唐蕃双方于822年第八次会盟，激烈的对抗状态基本结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唐朝和吐蕃这对难兄难弟虽然和解，但各自国内的矛盾不断激化，最终在人民反抗的浪潮中分别走向灭亡。吐蕃王朝与大唐王朝的真实关系在古代附属国的问题上，我们经常翻一个错误——想当然耳，以为纳个贡、和个亲就是附属国关系了。实际上这个问题非常复杂，别说和亲、纳贡，就是受天朝册封都不一定算是附属国。我们先得弄明白什么叫附属国。其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一是通过武力征服，扶植傀儡政权的半殖民性质；二是通过自己强大压迫感，迫使别国成为自己的保护国。这两种形式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政治上丧失独立地位，军事上受制于人。以此来看，所谓中国历史上有20多个附属国，就纯属无稽之谈了！稍微剔除一下，真正称得上附属国的也就那么几个，朝鲜、琉球、越南算是附属国。而且我们要明白，附属国这个概念本来是帝国主义殖民政策下的产物， 你能说我唐宋明清是帝国主义？这太政治不正确了吧。我们不能一边炫耀天朝有多少附属国，又一边否认不是帝国主义，那就相互矛盾了。所以，这是经不起推敲的。中国历史上大多数所谓附属国，无论是纳贡还册封，本质上都是一种外交手段。我承认自己是附属国的地位，并且隔三差五送点土特产去，所谓纳贡，而你则需要表现出大国气象，赏赐我大量金银财宝。天朝需要受到尊重，外邦小国需要得到实际好处。所以你将这看成是一种交易手段也不为过。就连最为人津津乐道的册封，其实也是很水的。外邦小国自己选好了国王，然后跑来让你天朝盖个章，虽然也叫册封，其本质就是通知你一声而已。跟英女王册封印度总督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大多数时候，中国皇帝并不了解这个新国王是个怎样的人，盖章册封依然是外交手段的延续而已，以示友好。它并不具有实际册封的内涵。事实上，松赞干布时期的吐蕃王朝实力就非常强大，其势力范围向西到达了今天的克什米尔地区，东至四川盆地西缘，南至尼泊尔境内，向北至青海境内。他们完全可以与大唐相抗衡，大有挑战天朝之势，完全不存在附属国一说。松赞干布看到突厥可汗和吐谷浑王都娶了唐朝公主，觉得自己未受到重视，便要求大唐也嫁一个公主给她。唐太宗没同意。松赞干布便借此机会，率领大军痛打一顿大唐庇护的吐谷浑，然后又相继攻克攻党项、白兰羌。然后又出兵到唐朝国界，进一步威胁大唐，据吐蕃史书《世系明鉴》记载，“赞普致书唐主曰：若不许嫁公主，当亲提五万兵，夺尔唐国，杀尔，夺取公主”。当然，历史上松赞干布是否说出如此大言不惭的话，我是持怀疑态度的。至少有夸大之嫌。唐太宗不想发动战事，希望息事宁人，便遂了他的愿。将李氏宗亲的一个女儿封为公主，并远嫁吐蕃，这个公主就是文成公主。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唐朝嫁公主到吐蕃是无奈之举。文成公主嫁到吐蕃十年，唐、蕃两国还算保持着基本友好，没有用兵。但十年之后，松赞干布去世了，此后吐蕃便不断与大唐发生冲突。那时文成公主还在世，她也只能眼睁睁看着“夫家国”与“娘家国”打的头破血流。吐蕃女人是没有地位的，文成公主说不上话，无可奈何……后来，唐中宗李显又把才十二三岁的养女金城公主嫁到吐蕃，却依然没能止住吐蕃与大唐的军事冲突。公元763年，吐蕃竟然趁着唐朝内乱，兵临长安城下，吓得代宗仓皇逃到陕州避难。吐蕃人将广武王李承宏立为傀儡皇帝。后来郭子仪率唐朝大军打来，吐蕃人立刻撤退走了，前后占据长安城共计15天。你看，吐蕃和大唐本是这样一个关系，我实在看不出哪里有一点附属国的迹象。你何时见过这么牛气冲天的附属国？吐蕃与大唐的真实关系就是——新土豪乱拳痛揍老财主的关系，他们大多数时候都是处于敌对状态和冲突之中的。
少康中兴 少康是如何复兴夏朝的？
少康为夏王朝第六世国王，相的遗腹子。推翻了入主夏国四十多年的有穷氏政权，史称“少康中兴”。少康是一位有作为的国王。第三代夏王太康被东方一个诸侯国有穷氏(今山东西部)后羿所伐，后羿取代了夏之政权。后来后羿的宠臣寒浞发动政变，血洗后羿一族。而太康抑郁而终，弟仲康继位成第四代夏王，寒浞对太康一家穷追不舍。于是仲康逃难时死，儿子相(第五代夏王)也被杀死，相的妻子是有仍国(山东济南)诸侯的女儿后缗氏，有身孕，逃回有仍国，生下了少康，当上牧正，负责管理畜牧。寒浞不肯放过夏朝王族，寒浞之子浇派人杀少康。后来少康避难，逃往有虞国(今河南省有虞县)，担任有虞氏庖正(掌厨)，国王虞思把女儿“二桃”嫁给了少康，并积极厚植势力，有田一成(方十里)，有众一旅(五百人)，又得有虞国诸侯伯思相助。一日少康发起义师，联络夏朝遗臣伯靡，派女艾刺探浇的军情，伯靡挥军直攻有穹国都穹石，寒浞自杀未遂，被人民绑住拖到伯靡面前。伯靡历数寒浞各项罪状，将他的肉一片一片割下，凌迟至死。接着少康命女艾攻打浇，季杼则奉命攻打豷。功成之后，少康命人将豷剁成肉酱，奡被设鼎烹杀。少康重新取回夏朝的政权，成为第六代夏王。在位期间，少康勤政爱民，专心农业水利，史称为“少康中兴”。少康中兴乃中国史上首个出现“中兴”二字的时代。少康以后，夏朝进入平稳发展阶段，版图曾扩展至东海之滨。
商周时代的服饰有何特征
周朝以封建制度建国，以严密的阶级制度来巩固帝国，制定一套非常详尽周密的礼仪来规范社会，来安定天下。服装是每个人阶级的标志，因此服装制度是立政的基础之一，规定是非常严格的。周代服饰大致沿袭商代服制而略有变化。衣服的样式比商代略为宽松。衣袖有大小两种样式，领子通用交领右衽。不使用钮扣，一般腰间系带，有的在腰上还挂有玉制饰物。裙或裤的长度短的及膝，长的及地。1、周朝服饰制度冠服制度：西周最大的贡献以及对于后世的影响就是礼服制度（也叫冠服制度）的完善。西周时期的礼服制度也是上衣下裳款式，只不过头要戴冠（那时的各种冠已发展完善，并延续后世），衣裳要有等级，要有章纹，出现敝膝，组玉等相关礼服配件，这样完善的礼服系统一直延续到明。当时礼服的主要等级，有冕服弁服，之所以这样叫，取决于相关配套的冠的款式，比如戴冕就是冕服，戴弁就是弁服，他们仍旧是上衣下裳制，只不过是冠与章纹，配件等级的不同而已。冕服弁服作为礼服的高等级别，一直延续到明。只不过那时天子，诸侯王，公卿，大夫都可以都可以穿冕服，后来中央集权的加强，只天子，诸侯王能穿了。那时的女子礼服，王后已经开始穿翟衣，当时王后有六种翟衣类礼服。上衣下裳：那时的常服还是上衣下裳为主流，款式不变。只不过袖日趋发展变大，形成大袖，祛袂款式。衣裳也逐渐变宽。发型：当时西周的男子无论各地大部分都已将辫盘到头顶，而无再有商时披头散发的习惯，当然一些偏国除外，不过束发已成为全国统一推行的标准，对于汉民族男子千百年来的发式，起到了奠定作用。冠帽巾：那时的冠已发展齐全完善，基本后世的冠在当时都可以看到，有鹊尾冠，尚冠，长冠，筒冠，冕，弁等。帽类在当时也有了雏形。2、商周时代的服饰商周时代的服饰，主要是上身穿「衣」，衣领开向右边；下身穿「裳」，裳就是裙；在腰部束着一条宽边的腰带，肚围前再加一条像裙一样的「韍」，用来遮蔽膝盖，所以又叫做「蔽膝」。春秋战国的衣服，是直筒式的长衫，把衣、裳连在一起包住身子，这种衣服叫「深衣」。还有一种「单衣」，是没有里子的宽大衣服。他们头上还戴「帻」；帻是用来包住头发的头巾，不让它们披散下来。这个时期，游牧民族所穿的短衣、长裤、靴子，也传进，这种帅气的服装穿着起来，行动的确是方便多了。3、男服服饰冕服：礼服中最专贵的一种，给帝王穿着，冕服均在祭典中穿着，是主要的祭服。其服式主要由冠、衣、裳、蔽膝等要件所组成。冕服的主体是玄衣、衣裳上面绘绣有章纹，而在最隆重的典礼时，穿九章纹冕服。衣裳之下，衬以白纱中单，即白色的衬衣，古代衬衣通常是白色。下身前有蔽膝，天子的蔽膝为朱色，诸侯为黄朱色。鞋是双底的，以皮革和木做底，鞋底较高，周代天子，在隆重典礼时穿赤色的。弁服：其隆重性仅次于冕服，衣裳的形式与冕服相似，最大不同是不加章。弁服可分为爵弁，韦弁、冠弁等几种，它们主要的区别在于所戴的冠和衣裳的颜色。玄端：为天子的常服，诸侯及其臣的朝服。深衣：古代凡是服礼都是上衣下裳不相连，惟此种衣裳是上下相连，分开裁但是上下缝合，因为「被体深邃」，所以称为「深衣」。4、女服服饰鞠衣：为王后率领民妇礼祭蚕神、告桑的礼服，也是诸侯之妻帮助君王礼祭宗庙的祭服。展衣：又称襢衣，为王后礼见君王及大宴宾客的礼服，也是卿大夫之妻帮助君王礼祭宗庙的祭服。禄衣：为王后燕居时的常服，也是士之妻帮助丈夫助祭的祭服。纯衣：为贵族之女的嫁衣。5、商周贵族服饰商周贵族服饰窄袖织纹衣、蔽膝穿戴展示图。这个时期的织物颜色，以暖色为多，尤其以黄红为主，间有棕色和褐色，但并不等于不存在篮、绿等冷色。只是以朱砂和石黄制成的红黄二色，比其他颜色更鲜艳，渗透力也较强，所以经久不变并一直保存至今。经现代科技分析，商周时期的染织方法往往染绘并用，尤其是红、黄等正色，常在织物织好之后，再用画笔添绘。商周时期，服饰形式主要采用上衣下裳制，衣用正色，即青、赤、黄、白、黑等五种原色；裳用间色，即以正色相调配而成的混合色。服装以小袖为多，衣长通常在膝盖部位，腰间则用条带系束。
陕甘宁抗日根据地 红军长征后革命的大本营
陕甘宁抗日根据地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陕西、甘肃和宁夏三省交界地区建立的抗日根据地，也称陕甘宁边区。它的基础是原陕甘宁革命根据地。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党领导的清涧起义、渭南起义和旬邑起义失败后，陕西省委派刘志丹和谢子长到陕北开展武装斗争，先后建立陕甘边和陕北两块革命根据地。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同陕甘红军会师，取得了直罗镇战役的胜利，粉碎了敌人对陕甘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极大地巩固了革命根据地。1936年10月，红二、四方面军长征到达陕北，与中央红军胜利会师，陕甘宁革命根据地从此成为中国革命的大本营。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根据同国民党谈判达成的协议，按照团结抗日的原则，对陕甘宁革命根据地进行更名改制。1937年9月6日，原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苏维埃政府正式改称陕甘宁边区政府，首府延安，林伯渠任主席，张国焘任副主席。国民政府划定陕甘宁边区政府管辖范围为23个县，即陕西肤施、甘泉、？~县、延川、延长、安塞、安定、保安、靖边、定边、淳化、旬邑、吴堡、清涧、绥德、米脂、葭县，甘肃的正宁、宁县、庆阳、合水、环县、镇原。此外，宁夏的花马池，陕西的神府区、关中的部分地区，均归边区政府直接管辖。它北起陕西北部的府谷、横山，南达陕西中部的淳化、旬邑，西至甘肃固原、宁夏的豫旺堡，东临黄河，南北长900里，东西宽800里，面积约18万平方公里，人口约150万。陕甘宁边区作为中共中央所在地，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政治指导中心，是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抗日武装的战略总后方，具有特殊而重要的战略地位。林伯渠说：“因为边区跨有陕西、甘肃、宁夏三省的各一部，西接甘肃、宁夏，北接绥远，东邻山西，所以一方面成为保卫西北的北门锁钥，另一方面又成为坚持华北抗战的重要后方。”加上陕甘宁边区始终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的和平环境中，使党中央有条件集中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在这里，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对抗日战争具有重大影响的洛川会议、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等一系列重要会议，研究制订了抗日战争的总路线和总战略以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的基本方针和政策，中央军委制定了无数的作战指示和命令。中共中央的许多决策和重大方针政策都是首先在陕甘宁边区试行，以取得经验，然后向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和全国推广。延安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指导中国革命。毛泽东集全党智慧撰写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等一系列重要著作，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全面抗战的路线和战略、策略，科学地揭示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规律，成为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思想武器。陕甘宁边区和延安因此被誉为“抗日的灯塔”和“革命的圣地”。中共中央十分重视陕甘宁边区的巩固和建设，提出要把边区建设成为全国抗日民主的模范区。实行民主政治，是陕甘宁边区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从1937年5月起，边区进行不分阶级、不分党派、不分宗教信仰、男女平等、民族平等的民主选举，到10月相继完成了乡、区、县的选举，成立各级议会和民主政府，奠定了边区抗日民主政权的基础。1939年1月边区第一届参议会在延安召开，民主选举产生了边区参议会和边区政府，通过了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的施政纲领，选举高岗为边区参议会议长，林伯渠为边区政府主席。1941年4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纲领经毛泽东反复修改，规定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基本纲领。11月，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召开第一次会议。按照“三三制”原则，开明绅士李鼎铭被选为边区政府副主席。根据他的建议，中共中央于12月实行精兵简政，减轻了人民负担，解决了机构庞大和受到战争破坏的社会经济缺乏足够承受力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密切了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并为培训干部、积蓄力量提供了条件。中共中央十分重视加强边区党的建设，重视对党员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并从1942年春开始开展了全党的普遍整风运动，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作风。陕甘宁边区政府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大力发展经济。边区经济建设的根本问题是发展生产，开辟财源，保障军队和党政机关的供给，改善人民生活，支持长期抗战。为此，边区政府采取许多措施，实行减租减息政策，调节了根据地内的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团结了各个阶级、阶层，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了根据地的经济发展。在抗日战争最困难的相持阶段，为了战胜日、伪军封锁造成的严重经济困难，中共中央发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强调走生产自救的道路。大生产运动首先在陕甘宁边区展开，使边区的各种经济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为巩固抗日民主政权，支持敌后长期战争，争取抗战胜利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还大力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先后在陕甘宁边区开办了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陕北公学、青年干部培训班、鲁迅艺术学院、马列学院、中共中央党校、中国女子大学、卫生学校等，为军队和地方培训了大批干部，活跃了延安军民的文化生活，极大地振奋了中国军民的抗战热情，对增强抗战力量发挥了重大作用。陕甘宁边区的武装力量，包括八路军留守部队、边区保安队和自卫军三部分。1938年二三月间，日军调动兵力，分数路向陕甘宁边区黄河防线进逼。八路军留守部队、边区保安队在第120师和第115师的有力配合下，打退了来犯敌军。3月至5月，边区部队又在神府、离石等地，给予企图渡河的日军以沉重打击，迫使敌人不敢贸然西进，保卫了河防安全。在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国民党不断制造反共摩擦。边区军民坚持自卫、胜利、休战的三原则精神，全力反击顽军，不仅挫败了国民党的军事行动，使其在政治上陷于被动，而且还扩大了边区范围和共产党的影响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陕甘宁边区军民艰苦奋斗，把边区建设成为一个政治上进步、经济上发展的全国模范抗日根据地。陕甘宁边区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中心，是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游击队的总后方，是抗日根据地的试验区和示范区，是一致对外、团结抗日的模范，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榜样，也是解放战争的坚强支柱。1949年10月26日，毛泽东致电延安和陕甘宁边区人民：“延安和陕甘宁边区，从一九三六年到一九四八年，曾经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曾经是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总后方。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人民对于全国人民是有伟大贡献的
五代十国桑维翰的历史评价 万古之罪下的治国有道
1、关于桑维翰简介桑维翰字国侨，是五代十国时期的一名大臣。桑维翰是洛阳人，出身于898年，死于947年，享年49岁。桑维翰简介中提到他长相丑陋，而且身材短小，但是他对自己没有足够的认识。在他的心里，认为自己拥有七尺之长，而且颇具优势，所以他想做公辅。可惜纵使他自信心十足，也抵不过现实的残酷。桑维翰曾参加过科举考试，但是因主考官不喜欢桑维翰的姓氏，认为他的姓与“丧”同音，所以一直得不到录用。后来还是因为其父亲的关系，他的父亲向张全义极力推荐，桑维翰才能在27岁的时候取得进士的功名。而桑维翰在进士及第后，投奔到了石敬瑭的门下。后来支持石敬瑭与契丹勾结灭唐之事，同时为石敬瑭办理各项事宜，使得石敬瑭顺利地灭了唐朝，从而建立了一个新的国家。而正是他的参与，为石敬瑭灭唐建晋立下了汗马功劳，所以桑维翰颇得石敬瑭的重用。而桑维翰在得到重用的时候可谓是权倾朝野，目中无人，这也让许多人颇有异议。在其当政期间，也为晋国做出了自己的努力，他从多方面进行提议。建议朝廷重视农业与商业的发展，以农业的收入来填满仓库，以商业的发展来丰富货物，增加财源。但是桑维翰以为自己的权势很大，便广收贿赂，后来被人弹劾，最后连官职都被罢免了。到了后期由于朝廷的决策失误，使得晋国被契丹歼灭，而桑维翰也被一名晋国称降的将领杀死了。2、桑维翰的历史评价在历史上，对于桑维翰的历史评价有褒有贬。桑维翰作为一个与石敬瑭一起勾结契丹，致使唐灭朝的叛徒，受到许多人的谴责。对于他的行为有许多的评价，欧阳修就说过晋国是在契丹的帮助下建立的，而晋国的结束也是由于契丹的进兵。而晋国孤城被围，得不到其他人的救援，最后只能被契丹灭掉。也有人说过为国家出谋划策，但是给天下带来祸患的人，是天下的罪人。而桑维翰就被有些人称为万古罪人，连千古罪人都不能形容他的祸害，可见这些人对他的卖国行为是持有很大的反对态度。现在大多数人都将桑维翰作为一个反面人物来评定，说他是一个卖国贼，是一个民族的败类。他们认为是桑维翰的推动使得石敬瑭反唐建晋，他是这次事件的主要策划者，就算是他想展现自己的才能，也不能采取这样极端的方法。同时有些人对桑维翰的治国之道抱有欣赏的态度，一些人认为桑维翰的做法只是想振兴晋国，而且他的政治才能也是较为不错的，毕竟也有一些值得别人称赞的地方。就像他为了使晋国变得更加富庶，提倡重视农业、商业的发展，让农业上的丰收来填满各家各户的仓库，让商品的流通来丰富货物的种类，进而推动国家的发展。所以从桑维翰的历史评价来看，桑维翰的过失要远远的大于功劳，毕竟在大多数人的心目中，卖国是不可饶恕的罪行。
三国群雄为何不敢公然做皇帝？是被时局所拘束
在汉末群雄割据的局面中，诸侯之间，有一条禁忌，虽然谁都觊觎皇帝这个称号，可谁也不敢公然犯规，尝试一下做皇帝的滋味，只有这个袁术，染指了一下，当了几天皇帝，谁知犯下致命的错误，结果失败得最惨，这也是所有那些一叶障目，利令智昏，而且自以为是的人物，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作出错误的决策，而以失败告终的不足为奇的例子。当时，那些军阀心里都明白，什么事都可以做，就是不能做皇帝，势力强大如曹操者，而且已经挟天子从洛阳到了许都以令诸侯，汉献帝成了他手中的一个傀儡，也不敢生这个替而代之的念头，孙权有一次上表，建议他干脆称帝算了，他说，这小子是想让我坐在火炉上烤呢！所以他一生未曾染指帝座，直到他儿子曹丕，才把献帝废掉。蠢货袁术，因为得了孙坚质押的玉玺，就如俗话讲的，开始头脑膨胀，发起高烧来了，蠢人之所以蠢，就在于他不觉得自己蠢，于是，糊涂加上野心的驱使，就在淮南建立袁记小朝廷了，称帝建号，立子封妃，龙车凤辇，祀南北郊，那些拙劣的表演，令人作呕，也招天下人恨。他的部下劝他不要僭称帝号，但他一心想当皇帝，什么也听不进去了，已经失去最后一点自知之明。这也是名人很容易犯的自负悲剧，脑细胞退化，对新鲜事物失敏，可自我感觉仍然可怕地良好，加之不甘寂寞，便有种种失态的举止，发霉的语言，横生事端，倒行逆施，终于不可逆转地走向自己的对立面，你当什么不好，偏要当皇帝，俗话叫“作死”或者“找死”者，即是此意了。如果说，一个人希望得到他不应该得到的东西，也就是存有非分之想的话，叫做“野心”，那么无妨认为这种野心是人皆有之的了，曹操未必不想当皇帝，刘备亦如此，孙策、孙权，概不例外，他们的野心比袁术更甚，只不过能够通达识时，不敢做那个皇帝梦，知己知彼，不轻举妄动罢了。因为汉献帝是一张牌，谁抓在手里，就可以利用他的剩余价值，但谁要自己称帝，就等于竖一个靶子，让众人当目标瞄准射击了，所以，袁术的下场，并不比乃兄袁绍更好些，这一对四世三公的高干子弟，是《三国演义》这部书最早退出历史舞台的丑角，袁术一出场，是以断孙文台的粮草开始，最后，他没想到，自己也死于断粮断水之中，这自然是活该的报应了。袁术和袁绍，可称为一对难兄难弟，而术比起绍，更是一蟹不如一蟹，在这场成则为王败则寇的争霸战中，不堪一击的袁术，第一，输得很快;第二，输得很惨。看起来，名门之后，只是牌子响亮，不动正格的话，端起个架子，还可以唬一唬人，真到了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的时候，就要大出洋相了，后将军南阳太守袁公路，在各路诸侯的争斗中，表现得最为草包，要是在京剧舞台上，他的鼻子大概应该抹一块白粉的。袁术据寿春时，户口数百万，本可以干一番事业，可他“奢淫肆欲，征敛无度，百姓苦之”，与其兄袁绍“有隙，又与刘表不平而北连公孙瓒;绍与瓒不和而南连刘表，其兄弟携贰，舍近交远如此”。僭号称帝以后，“荒侈滋甚，后宫数百皆服绮罗，余粱肉，而士卒冻馁，江淮闲空尽，人民相食”(陈寿：《三国志》)。《资治通鉴》说：“中平以来，天下乱离，民弃农业，诸军并起，率乏粮谷，无终岁之计，饥则寇掠，饱则弃余，瓦解流离，无敌自破者，不可胜数。袁绍在河北，军人仰食桑椹，袁术在江淮，取给蒲蠃，民多相食，州里萧条。”对这两兄弟，尤其是后一位，对于百姓的摧残，是不以为然的。每个时代，在其风起云涌，变幻莫测之际，总有一些“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的野心家、失意政客、无耻文人，和一些压根儿就是低能儿、白痴，坐没坐相，站没站相的痞子之类，因缘际会，于潮流中被推到了峰顶，居然人模狗样地也神气起来，所谓“沐猴而冠”，就指的是这些一下子站在舞台脚灯前的新贵们，这大概就叫历史的误会了。有的人连句整话也说不好，智商甚低，可唯辟作威，唯辟作福，有的人做一名衙役，鸣锣开道，也许称职，却位居三司，封疆一方，吆五喝六。还有的，灾荒之年，让没粮吃的老百姓“何不食肉糜”的白痴，居然做了皇帝。因此，在这些昏庸之辈的统治下，可想而知，大家会有什么样的好日子了。但是也别小看袁术之类，干正经事绝对没有能耐，搞个鬼，捣个乱，下个绊，背后捅谁一刀，却是十分在行。讨伐董卓的联军司令部组成以后，袁绍推荐他负责后勤保障，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切断了先头部队的粮草，结果弄得孙坚大败而归，差点丢了脑袋。第二件事，华雄搦战，关羽请缨时，他听说只不过一个马弓手，马上大喝道：“汝欺吾众诸侯无大将耶？量一弓手，安敢乱言，与我打出！”所谓好事不成，坏事做绝，就是这类人的基本德性，国家有这种人，那就是“庆父不死”的局面，社会有这种人，休想有安定平和的日子，一个单位，一个团体，有这种人，那必然是一块臭肉坏了一锅汤。但要让他真刀真枪上阵的话，那可就洋相百出了。就看他和吕布交手出场的样子，“身披金甲，腕悬两刀”，那阵势，完全是一个丑角形象。难怪李渔评点《三国演义》时，也觉得他这身打扮好笑，讽刺为“形容呆腔甚好”。刀吊在手腕上，是武器还是装饰？这不三不四的样子，当然只有挨打的份。结果，战不三合，术军大乱，中途又碰上了关羽，只好败退回淮南去了。自古至今，越是这种狗屁不是的家伙，在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时机，还越是容易得意。正因为汉末大乱，袁术所以才能够牧领一方，称王称霸。但这类货色的通病，就是缺乏自知之明，不晓得自己吃几碗干饭，以为手里有孙策抵押的传国玉玺，便是九五之尊了，而且三宫六院像煞有介事地立了个小朝廷，这玩笑不免开得太过分了。然而也不奇怪，因为这种人一旦爬上了高位，最容易利令智昏，忘乎所以。除了吕布那个头脑简单的家伙，相信袁术会成为天子，还把女儿许嫁给他的儿子，攀个儿女亲家外，无人不认为袁术称帝之举，是冒天下之大不韪，董卓权倾一朝，也只敢自封相国，曹操位极人臣，一辈子也没奢望做皇帝，袁术充其量，是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小角色，赖祖宗余荫的世家子弟罢了。曹操对他的评价是，“冢中枯骨，吾早晚必擒之”，一个在别人眼里，不过死尸一样的人，竟过了几天自封的皇帝瘾，可见其头脑膨胀到何等地步！也就两年不到光景，袁术终于混不下去了，只好把玉玺和帝号送给他那位宝贝老兄袁绍。曹操哪里肯放过他，派刘备、朱灵围堵追击，最后弹尽粮绝，只剩下千把人，坐以待毙。“家人无食，多有饿死者，术嫌饭粗，不能下咽，乃命庖人取蜜水止渴。庖人曰：‘止有血水，安有蜜水！’术坐于床上，大叫一声，倒于地下，吐血斗余而死。”这些趁历史留下的短暂缝隙，突然挤出来头角峥嵘的人，以草包起，以草包终，除了为后世增添笑柄外，还能留下什么呢？
如何评价商鞅变法 商鞅变法成功的原因是什么
商鞅变法顺应了社会潮流的发展，所以商鞅变法最终得以成功，变法的成果深入人心。在探讨商鞅变法内容、作用和意义时，必不可少谈论之处就是商鞅变法的背景。1、商鞅变法的背景首先，是大的社会背景。在战国时代下，每个诸侯国为了自己国家的利益，不停地联合其它诸侯国发生战争。如果一个国家的战斗力不强，综合国力不显著的话，有可能就会成为众矢之的。别的国家派兵攻打实力较为微弱的国家，夺取城邑和土地，以扩充本国的疆土面积。为了提高本国的综合国力，变法必须要实行。其次，其它国家通过变法运动，提高了综合国力，对其它诸侯国有了借鉴的意义。秦国秦孝公看见魏国通过李悝变法，推动了魏国经济和军事上的发展。秦孝公总结了经验，发现变法是唯一一条在短时间内，能提高国家战斗力的方法。于是，秦孝公便开始面朝社会征集人才，希望出现一位有志之士，带领秦国走上变法之路。最后，法家思想深入人心，推动了秦国商鞅变法。战国时代背景下，各诸侯国都通过武力扩张来实现本国面积的最大化，随之，法家观念深入人心。加上，李悝等变法人士都是赞成法家思想者，所以，法家思想在战国时期成为了一枝独秀。商鞅是法家思想的推崇者，针对此情况，秦孝公任用了商鞅让他在秦国进行了变法，所以，商鞅才能顺利推行变法内容。2、商鞅变法的主要内容商鞅变法提高了秦国的综合国力，秦孝公时期，商鞅受到秦孝公的重视，在秦国开始了变法运动。商鞅在秦国推行变法运动，共分为两个阶段实行。在农业上，商鞅推行重农抑商政策，鼓励广大农民开垦荒地，大面积的种植粮食，除此之外，商鞅废除了井田制，这一做法，极大的鼓舞了广大农民生产积极性。在军事方面，商鞅主张奖励军功这一做法。在军队中，对于屡立战功的士兵，给予丰厚的奖赏，以此来提高士兵们的作战积极性。在文化方面，商鞅焚烧了儒家经典著作，压抑了秦国先进分子的思想潮流，这一做法虽然有利于统治者加强统治，但是从另一方面压抑了进步思想的萌芽。除此之外，商鞅实行了郡县制，郡县制的颁布意味着商鞅废除了分封制，使秦孝公的统治权得到了很大的提高，而且郡县制的实行，也让秦孝公便于管理。商鞅废除了世卿世禄制度，这一做法提高了士族阶层的信心，但是损害了贵族阶层的利益。商鞅统一了度量衡，这一做法，推动了社会进步。在法律上，商鞅学习了魏国李悝变法，他借用了李悝《法经》一书，商鞅根据秦国的国情，制定了相关的法律条例。商鞅为了在秦国推行法律的施行，三令五申秦国每个人都要遵守相关条例，在这基础之上，推行了连坐制度。商鞅变法从秦国各个方面入手，推动了秦国社会发展和法治化进程。3、商鞅变法成功的原因战国时代，各诸侯国为了巩固本国政权，纷纷启用人才，进行变法运动。魏国李悝变法的成功，引起了秦孝公极大的兴趣。秦孝公认为只有通过变法运动，才能使秦国变得更加强大，于是在秦国广纳贤才，希望能寻觅一位变法人士。商鞅来到秦国后，受到了秦孝公的支持，在秦孝公的推动下，商鞅开始了大规模的变法运动。由于统治阶层的推行，使商鞅变法得以成功推行。秦孝公下令让商鞅在秦国实行变法运动，所以，对商鞅而言，改革的阻力大大减小了，有了秦孝公的支持与推动，商鞅变法得以在秦国顺利实行。商鞅变法顺应了时代潮流，这也是商鞅变法成功的第二个原因。战国时代背景下，国家的强大不仅是国土面积宽广，国家只有富强，军事战斗力足够强大，才不会被其它诸侯国所吞并。各诸侯国都想通过变法，使自己国家走上强大之路，商鞅在秦国变法，顺应了时代发展的潮流，得到了秦国人民的支持。商鞅自身坚持不懈的推动变法进程，让变法得以深入人心。作为一名改革者，必须要有一颗持之以恒、坚持不懈的决心和信心。商鞅在变法中，损害了贵族阶层的利益，他们对商鞅也进行了反抗和阻拦，但是贵族阶层的做法并没有让商鞅终止变法，反而，商鞅又深入了变法进程，使商鞅变法深入人心。商鞅在秦国推行的两次变法，让秦国走上富强之路。4、如何评价商鞅变法对于秦国而言，商鞅变法是一次转折点，它促使了秦国由弱变强。在历史上，商鞅变法具有里程碑似的意义，它加快了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制社会的转型。从表面来看，商鞅变法改变了秦国积贫积弱的现状。在农业上，商鞅推行重农抑商政策，鼓励广大农民开垦荒地，大面积的种植粮食，除此之外，商鞅废除了井田制，这一做法，极大的鼓舞了广大农民生产积极性。在军事方面，商鞅主张奖励军功这一做法。在军队中，对于屡立战功的士兵，给予丰厚的奖赏，以此来提高士兵们的作战积极性。从这两方面来说，商鞅变法提高了秦国的生产力和生产水平。商鞅变法推进了社会发展的进程。为了巩固统治者的权力，商鞅实行了郡县制，郡县制的颁布意味着商鞅废除了分封制，使秦孝公的统治权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商鞅废除了世卿世禄制度，这一做法提高了士族阶层的信心，这一做法，推动了社会进步。为了巩固秦国的秩序和统治者的利益，在法律上，商鞅学习了魏国李悝变法，他借用了李悝《法经》一书，商鞅根据秦国的国情，制定了相关的法律条例，这些措施都大大推动了秦国社会的发展进程。商鞅变法加快了秦国的兼并速度。秦孝公时期，商鞅变法将秦国的综合国力提高到一个新台阶，在这基础之上，秦惠文王上位后，以秦国为核心，从东西南北四个方面扩充疆土，使秦国的国土面积有了显著的增加。但是，商鞅变法也带来了负面影响。商鞅贯彻李悝的重农抑商措施，鼓励百姓多多开垦荒地，发展农业和手工业，压抑了商业的发展。在文化方面，商鞅焚烧了儒家经典著作，压抑了秦国先进分子的思想潮流，这一做法虽然有利于统治者加强统治，但是从另一方面阻碍了进步思想的发展。
如何评价东晋北伐 解析东晋北伐为什么会失败
在东晋时期曾经出现过很多次北伐战争，尽管那个时候历代都出现了王室中人安于现状，在江南地区自得其乐的现象，可是东晋历史上也不乏会出现忠心爱国之辈，他们将收复中原地区、扩大东晋领土作为自己终身努力的责任，所以才会出现一次又一次的北伐战争。但是也有很多人好奇东晋北伐最远打到了哪里，毕竟这么多次的北伐战争大多数都是失败了的1、东晋北伐最远打到了哪里呢？虽然东晋时期的北伐战争终究是没能达到恢复中原地区、完成统一大业的任务，但是在历史上北伐战争还是取得了一些成效和战果的，如果要问起东晋北伐最远的一次打到了哪里，可能就要说起刘裕北伐了。他从一个嗜赌如命的普通人成长为一个爱国家有智谋的将领，其中经历的辛酸可想而知，在他进行北伐的时候屡次和对方进入对峙的局面，后来他用自己设计的武器拿下了燕都城，之后本来是想继续攻占河洛地区，但是因为孙恩的残余部队被打败，他不得不撤退回京，并且获取了长江中下游刘毅等人的势力，让南方出现了难得的统一局面。在这次北伐战争中虽然也有过失利的局面，但是黄河以南的地区都归入了东晋的国土之中。也就是说这次北伐战中打到了黄河地区，算是所有东晋北伐中打到的最远的地方了。在黄河以南地区划分到东晋的版图中后使江淮地区的势力得到了有效的报章，并且为北部地区提供了有效的屏障，是所有北伐战争中意义最为重大的一次。东晋北伐为什么会失败东晋时期中原地区大部分都已经被胡人占领，虽然有些皇室众人愿意安于现状不再奢望统一，但是仍然出现了许多的杰出人才，他们始终将恢复国家领土的统一作为自己一生奋斗的目标，并且抓住了一切的机会想要实现这个愿望，所以历史上才会出现一次次的北伐战争。然而很多人都非常的好奇东晋北伐为什么会失败，这毕竟不是一次两次的小型战争2、东晋北伐为什么会失败呢？东晋北伐战争失败的原因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说起，第一个原因可能就是因为东晋内部也是战争不断的，这种内战频繁发生的现象注定了东晋北伐的大多数失败。东晋在江南还是比较安稳的，许多国家方面较大的权力度放在了重要的大臣或者善战的将领手中，促使国家内部不断的出现争斗，例如曾经发生过的苏峻之乱等等，这些内战影响到了北伐作战的根本。而且这些历代进行北伐的将领中有很多人都有着不同的政治野心和思维。所以出现了刘裕这样野心勃勃而且斤斤计较的人。也正是因为这类人十分计较自己的得失，最终造成恶劣的影响。另外东晋北伐战争失败的原因也在于当时北方的胡人们能力太过于强大，虽然当时的大部分朝政都处于分割的状态，但是北方的势力还是大多数在胡人手中，以至于他们的实力是非常强悍的。再加上胡人本就十分的彪悍不惧惨死，致使他们十分难以被消灭。3、东晋北伐的评价东晋时期曾经涌现出许多的爱国人士，这些人对于胡人占据中原地区十分的不服气，而且认为自己有能力、也有这个责任将这些地区收复回来，于是便出现了一次次的北伐战争。尽管其中许多次的北伐都出现了失败的结局，但是不能否认的是这些人在历史上留下了非常值得人深思和崇拜的精神。几乎每一次的北伐都会出现不同的地方，这也让人们对与东晋北伐的评价都是抱有好奇和失望夹杂的心理，那么人们对东晋北伐的评价是怎样的呢？提起人们对东晋北伐的评价，首先还要了解清楚东晋北伐的最大的成就和成功在哪里，刘裕曾经先后两次进行北伐，他是一个私心非常重的人，他曾经公开的说过自己的成就就是靠自己的双脚走出来的，而且非常明确的表示他是奔着名利而去的，但是这次战争的结果却是历史上最为重要的一次战争。他所取得的成绩却是是无人能及的，可是在第二次战争中，却在任命镇守将领的时候出现了问题，他的安排让很多人都举得十分的迷惑。最终也是因为这个问题造成了他的失败。另外人们在评价东晋北伐的时候也应该注重吸取其中的教训，当时桓温的北伐战争中就吸取了许多之前的教训，开始将目光转移到后勤反面去，重视了粮草、武器等方面的补给，并且为此特意要打通一条水道，但是可惜的是并没有成功而已。桓温也是因为私心太重才没有想到一些长远的利弊，注定了最后不能取得较大的成果。
如何看待大运河的 隋朝开凿大运河的利与弊
隋朝开凿大运河的时间是在公元前605年，隋炀帝开凿大运河是利用已有的经济条件开凿了一条贯穿南北的大运河。那么隋朝开1、为什么要开凿大运河隋炀帝开凿这条大运河，是因为当时的江南经济发展较快，虽然当时的北方经济发展也较快，可是两地和边防军需要的粮食非常多，需要江淮地区的大量供应，而北方的经济无法满足自身的需要，于是开凿运河，从江南地区运送粮食就成了必然趋势，在这种情况下，朝廷不得不做出开凿运河的决策，于是隋炀帝征用了几百万人民工为其开凿运河，他开凿这条大运河是为了加强南北两地的交通和巩固隋朝政府对国家政权的集中统治。他在征民为他开凿大运河过程中，他先用几百万人的挖通沟渠，并使沟渠和黄河淮河连接在一起，后来，他又在同一年中，再次征用了十万民工疏通沟渠，并和淮河的长江连接在一起，使之构成大运河的下半部分。然后隋炀帝又在三年之后，再次征用民工，不过这次征用的是河北民工，再次挖通当时国家的永济渠，并和当时隋朝的涿郡相连，此次所挖的沟渠构成了大运河的上半部分。在大运河的上下部分都挖好之后，他又让人在两年之后疏通江南的河道，直接和余杭也就是现今的杭州进行相连，直到此大运河彻底被建造好。隋朝开凿大运河的故事虽然耗费大量的人力和物力，更是耗时长达六年，但是大运河给国家带来的积极影响也是非常巨大的。2、隋朝开凿大运河的利与弊隋朝皇帝隋炀帝杨广是一个历史上有名的暴君，然而就是这个暴君，开凿出了一条影响深远的大运河，那么隋朝开凿大运河的利与弊分别是什么呢？其实隋朝开凿大运河的利与弊，在不同对象上，是有着不同体现的，比如在隋炀帝的身上，对他有利的一面自然就是中央权力的进一步强化。随着大运河的出现，南北两地至少在路程上省下的时间是非常多的，这对隋炀帝来说可以更好的掌控南方，弊端就是造成了国家的灭亡，修完大运河国库基本上就已经被掏空了，当国家起内乱的时候，已经没有钱派兵来平息战乱了，更何况这个时候的隋朝，随着隋炀帝的暴政已经没有民心了，这是最终隋朝灭亡的主要原因。而在当时百姓身上，大运河的开凿弊端自然就不用说了，造成的结果就是百姓的家破人亡，大运河总共在民间征收了三百六十多万百姓，最后死伤的高达二百五十万，而对于当时的百姓来说利处他们是完全没有体会到的。在后人身上体现出来的和当时的人们却恰恰相反，有这样一句叫做“前人种树，后人乘凉”的话，对后人而言，体会到的几乎都是大运河有利的一面。首先大运河的开凿，在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南北交通上的重要路线，对之后南北方文化方面的交流起到了重要作用，其次它向全世界展现了中国古代人民的智慧、文化，而弊端几乎可以说是没有的。隋朝开通大运河的利与弊是因人而异的，但是至少从现如今的角度来看，是利大于弊的。3、开凿大运河的原因和条件大运河是由三个运河组成的，他们分别是京杭大运河、隋唐大运河、浙东大运河，那么开凿大运河的原因和条件分别是什么呢？根据资料所记载，京杭大运河之所以被开凿是因为在春秋战国时期，当时的吴王夫差为称霸中原，已经连续击败了好几个国家，只剩下当时的齐国还没有攻打，夫差怎么能允许他阻挡自己前进的脚步，所以他就利用当时有利的地理位置，从而开凿了京杭大运河以此来达到他运送军队北伐齐国的目的。4、隋唐大运河被开凿的原因有三点：第一点：隋炀帝想利用大运河坐船到江南巡游;第二点：加强南北的交通运输，更好的巩固中央政权的统治地位;第三点：抑制江南经济的发展，提高其他地区的经济发展;第三点：促进各地区文化交流和融合。5、隋唐大运河能得以开凿成功的条件是：第一：南朝以来，江南的经济发展迅速，可是隋朝的政治中心却在北方，所以开通运河是大势所趋的。第二：前人留下的丰厚的财富。第三：隋朝统一，政治逐渐的稳定起来。因此隋唐大运河在这些原因和条件下被开凿是必然的趋势。浙东大运河被开凿的原因和条件较之前两个要简单的多，它之所以被开凿是因为它的地理条件比较优越，有很多的方便之处，而且开凿也比较容易。开凿大运河的原因和条件在不同时期是不同的，但是无论是是怎样的原因和条件，对于现今的世界来说，他们的开凿都是宝贵的文化遗产。6、开凿大运河的意义大运河是中国重要的遗产之一，它是中国东部平原上的一项非常伟大的建设，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创造的一项伟大的水利工程，大运河被建于公元前468年，其中包括隋唐的大运河、京杭大运河和浙东大运河三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开凿大运河的影响在不同时期也是不一样的。那么开凿大运河的意义是什么呢？大运河在刚开始被开凿最主要的是因为统治者想要加强自己的中央集权统治，春秋战国时期开凿大运河也是当时的夫差想要实现一统中原的梦想。可是开凿大运河却远不止这些意义。根据资料显示，大运河是中国古代南北交通的重要道路，开凿大运河的意义可以简单概括为以下五点：1、促进了南北交通运输和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并极大的加强了政府对国家政权的集中统治;2、它加强了历史上各个地区的经济建设，促进了经济发展，使得当时人民的生活水平有所提到;3、加强了各个地方文化交流和融合，使人与人之间能够更好的通过和相处;4、促进了运输业的发展，使南北粮草的运输更加的方便;5、对后世的经济发展也起了巨大的作用，为后世人民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总的来说，开凿大运河的意义无论是在中国古代还是在现如今的社会都是非常重大的，它不仅使政府可以更好的统治国家，还促进了各个地区经济文化的交流和水上交通运输的发展。
庆历新政：宋朝历史上最关键的一次改革 虽然收获甚小 但却拉开了变法的序幕
庆历新政是指中国北宋宋仁宗在庆历年间进行的改革，庆历新政如昙花一现，对宋朝的积贫积弱局面没有任何改观，但是它代表了中下层地主阶级的利益，反映了广大人民的需求，庆历新政虽然失败了，但改革的精神和内容影响了此后出现的王安石变法。北宋熙宁年间，王安石变法轰轰烈烈地展开，变法的措施、改革派与守旧派的激烈党争，引起后来史学界的不断争论。其实在王安石变法的26年前，也就是公元1043年，一场以整顿吏治为中心的政治改革——庆历新政，是一次指向更为明确、方法更为彻底的变法。如果庆历新政成功，那么，多年后，北宋就不会面对靖康之耻，而是痛扁辽国，把犯我者赶回北方老窝。北宋自真宗与辽国签订澶渊之盟后，每年需向辽纳岁币10万两，绢20万匹；加上西夏时常骚扰，大宋不得不连年增加兵员，甚至强征农民；而辽国趁火打劫，将岁币增加至20万两、绢30万匹。多年的穷兵黩武与纳银献物，使得北宋国库空虚，人民积怨颇深，于是，接二连三的士兵与饥民起事，袭卷各州。如此的兵变与民变“一年多如一年，一伙强于一伙”，内忧外患，一场变革已经势在必行。公元1043年，为了应对危局，宋仁宗做出人事调整，提拔在对西夏战争中表现卓越的范仲淹为参知政事，韩琦、富弼为枢密副使，执宰班子焕然一新。仁宗励精图治，急吼吼地想要改变当时困窘的局面，不仅多次诏见范仲淹等人，还特别颁布手诏，点名要求这三人拿出可以实行的“当世急务”。九月，范仲淹呈上《答手诏条陈十事》，由此拉开一场由他主持的政治改革——庆1、历新政的序幕。北宋经过近百年的发展，吏治上的许多弊端已经凸显出来，范仲淹针对这些问题，在《答手诏条陈十事》中提出解决办法。譬如宋代官员的“磨勘制度”，文官以三年、武官以五年为期，将政绩送到中央考课院磨勘，如果没有大的过失，就可以例行升迁。换句话说，只要你不犯错，就算天天坐在办公桌边喝茶，过个三年五载也照样能升官。这样的制度能指望机构有多高的办事效率？范仲淹列出“明黜陟”，采取延长磨勘年限，择优破格升迁的办法。宋代冗官繁多，还“有赖”于恩荫任子制度。当时，不管是皇帝生日，还是南郊大礼，甚至官员退休，按照这个恩荫制，都可以为子孙及门客谋求一官半职。即便是襁褓里的娃娃，说不定已经步入仕途。针对这种情况，范仲淹提出“抑侥幸”，出台了新荫补法，作出许多限制性规定，比如皇帝生日不再荫补；长子以外的官员子孙必须年满15岁才有荫补资格；荫补子弟必须通过礼部考试才能入仕为官。这在很大程度上遏制了官员数量疯涨的状况。在地方长官的选任上，范仲淹也出台了对应的政策——“择官长”。要求官员的升迁必须严格依照政绩，年老、多病、贪污、不才等不合格官员一律罢免。范仲淹还派出各路转运按察使巡察各地，考核吏治。在选择转运按察使时，范仲淹极为严格，发现不合格的当即一笔圈掉，连一旁的富弼都看不下去了，提醒范仲淹：“你这一笔倒容易，被勾取的一家都要哭了！”范仲淹正色回答：“一家哭总比一个地方的百姓哭要好！”值得一提的是，除了吏治改革，《条陈十事》里还有一项科举学校制度的改革，即“精贡举”，通过多种举措，便科举与学校教育结合，选拔更多合格的统治人才。朝廷明令全国州县立学，一时之间，各地学校犹如雨后春笋一般拔地而起，中央兴建起太学，成为最高学府。全国教育进入到全新的发展期，被称为“庆历兴学”。除“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外，还有“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共十条，官员精简，开支减少，百姓蒙恩惠，这是好政策呀！宋仁宗喜闻乐见，下令实施，通过政令、立法，雷2、厉风行地将大部分政策落实。这场围绕整顿吏治的革新运动铺天盖地地在全国实施后，遇到了一大难题：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许多出发点很好的政策，上行却无法下效，实行起来难度太大。比如“择官长”，本来监察官员是好主意，可基层干部像一张密密麻麻的关系网，把哪个拎出来都绝非易事。除此以外，新政的实施，还面临另一个更大的阻挠。新政实行后，靠恩荫当官、“躺着”升迁等等便利，都不同程度增加了难度，无疑损害了官僚集团的利益，于是乎新政很快遭遇到强大的阻力。反对派挥舞着“朋党”的大棒倾袭而来，凡是支持范仲俺改革的人，都被他们视为改革派，都要暗察细访，纠出毛病一一弹劾。不能不说，反对派利用的“朋党”是一把利器。宋仁宗一听到“朋党”之声就心有担忧，他直接问范仲淹：“自古小人结为朋党，也有君子之党吗？”毫无私念的范仲淹回答：“朝廷有正有邪，倘若结党而做好事，对国家有何害处呢？”一身正气的范仲淹一心为国，忘记了当皇帝的最忌讳臣子们结党营私，哪管你是君子还是小人？不久后，欧阳修向皇帝进献一篇《朋党论》。这篇文章洋洋洒洒，偏偏说君子有朋、朋党可用，句句直戳宋仁宗的小心脏，最后，还以一句“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结尾。从文学角度来看，《朋党论》堪称一篇好文章，观点新颖、明确，论据充分。可问题是，它戳到皇帝的痛点，还把改革派以外的人，自动划为“小人”，给改革竖立起更多的敌人。本来对范仲淹等人十分信任的宋仁宗，有点坐不住了，恰巧这时，压倒信任的最后一根稻草“及时”出现。反对派中有个叫夏竦的人，表现最为“积极”。在调整执政班子时，宋仁宗最先任命的枢密使就是夏竦，但遭到包括欧阳修在内的台谏官的激烈论劾，指出他“邪倾险陂”，在对夏战争中“畏懦苟且”，台谏官甚至拉着宋仁宗的袍裾要求他改变任命。最终，宋仁宗将夏竦改判亳州。本来要风风光光到京城当军队一把手的，转眼就被赶到亳州成了小小的地方官，夏竦感觉受到奇耻大辱，决定打击报复以范仲淹为首的改革派。无奈，范仲淹威望高人品好，鸡蛋里挑不出骨头，想下套着实不容易，夏悚只好“另辟蹊径”。夏竦没当成枢密使，令支持范仲淹的石介相当振奋，写了一篇《庆历圣德颂》，毫不留情地把夏竦的离开说成是“大奸之去”。夏竦就以石介这里为切入口。他截获石介写给富弼的信，指使下人模仿石介的笔迹，将信中“行伊、周之事”篡改为“行伊、霍之事”，把忠心辅佐的贤臣周公改成废立国君的权臣霍光。宋仁宗看到后，一脸不悦，有口难辩的范仲淹、富弼等人惶恐不安，只好请求外放，宋仁宗很快同意。刚刚进行一年的庆历新政因为范仲淹的离开，随即陷入僵局。范仲淹等中心人物的离开，让新政陷入困境。宋仁宗对朋党心怀疑虑，进一步把范仲淹、欧阳修等改革人才的引荐者——晏殊罢了相。随后，台谏官中的改革派也纷纷被踢出去。朝廷中，改革派的领袖与追随者都被排挤掉了，但反对派并不罢手。有一次酒宴，与会者都是范仲淹引荐的一时才俊。酒过三巡，这些才子们多少有点飘飘然，有人吟出一句“醉卧北极遣帝扶，周公孔子驱为奴”的诗句。反对派打听到这事，立即指使御史弹劾这帮聚会之人，因为诗句诽谤周、孔，有大不敬之罪。宋仁宗心领神会借题发挥，下令将全部与会者逮捕，令开封府严加审讯。如此一来，改革派算是被“一网打尽”了。接下来，宋仁宗终于喊出了心声——“至治之世，不为朋党”，庆历五年正月，范仲淹与富弼同时被免，出任知州。韩琦为富弼辩护，也被罢去枢密副使之职。随后，新政所推行的改革措施偃旗息鼓全部废罢。庆历新政改革虽然推行仅仅一年零四个月，但效果显著，不仅各地叛乱逐一平息，解决了当时北宋统治上的燃眉之急，还使国家出现了柳暗花明的转机。可惜的是，这场轰轰烈烈的革新没能持续下去，在宋仁宗和反对派的联手打压下，草草收场。虽然这场虎头蛇尾的改革以失败告终，但范仲淹忧国忧民、锐意进取的精神让世人钦佩，使“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他成为一代名臣，名垂青史。范仲淹未至宰相官位，但去世后获得“文正”的谥号，这成为千百年来多少宰相梦寐以求地愿望。
清朝著名的洋务运动时期有什么历史背景
1、洋务运动的背景洋务运动是在西方列强的侵略下出现的一场运动，所以洋务运动的背景就涉及到了两个方面——国内和国外。首先来分析一下洋务运动的背景中的国内背景。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后，清政府内部看到了自身的问题，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他们开始反思，开始结合先进的学者提出的一系列主张，如“师夷长技以制夷”等进行改进。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因为清政府用领土主权和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例来跟西方列强谈条件，同时农民战争进入低谷，所以国内出现了短暂的“稳定”局面。也就是常说的“中为和好”的“和局”。就李鸿章、曾国藩等执掌大权的洋务派人士而言，他们在“和局”期间，并没有放松对农民运动的警惕，甚至借助西方列强的侵略用以剿灭当时轰动一时的农民运动“太平天国”。简单来说，国内的背景就是洋务派打着“自强”、“求富”的旗号，在国内环境“和局”的状况下，谋求中兴，并且打压太平天国。洋务运动的国际背景是从十三世纪开始，西方资本主义开始萌芽，农业以及手工业者经过长期的劳动，积累经验，从而改进了生产工具。纺织业和冶金业等开始出现机器生产，经济的发展促进了社会等级的分化。在新航路开辟以后，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等一系列的资产阶级的改革，推动了西方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在洋务运动发生时，西方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已经初步完成。世界局势开始向整体化迈进，属于守旧行列的中国则是被动的卷进了整体化的局势中。2、洋务运动的口号在19世纪60年代初期，以曾国藩、李鸿章和左宗棠等人为代表的封建统治阶级人士，开始对中国现状有了危机意识，他们开始动用自身的权力试图挽救清朝统治，用以巩固自身利益，他们被称为洋务派，其展开的一系列活动也被称之为“洋务运动”。关于这场救亡图存运动，洋务派打出了两张大旗，分别是“自强”和“求富”，并且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具体来说，洋务运动的口号分为两个时期，前期的口号是“自强”，在他们看来，西方列强之所以强大，是他们的武器强大，晚清政府的军队大多使用的是冷兵器，而西方侵略者则是坚船利炮。所以他们祭出了“自强”这张大旗，用以号召人们学习西方的器物已达到自救的目的。在“自强”的号召下，洋务派建立了一系列的军工企业，但是面对生产制造所需要的高费用，他们无力承担，所以在后期，他们又进一步的提出来“求富”这一口号。企图通过“求富”来引领更过的民族资本家加入到机器制造的行业，发展民族资本主义，赚取更过的资金用以购买军工制造所需要的原材料，以及运输费用。说到洋务运动的口号，很多人首先想到了恐怕是“师夷长技以制夷”，但是这并不是洋务运动的口号，他是魏源的思想，先进的洋务派在打出了“自强”和“求富”的口号之后，主张借鉴了魏源的思想，用以吸引更多的有识之士共同参与。3、洋务运动的历史作用在公元1861年至公元1895年，以李鸿章、张之洞等人为代表的洋务派爆发了一场空前绝后的洋务运动。该运动以“师夷长技，中体西用”为指导思想，它的主要目的是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以便维护清王朝的统治。那么，洋务运动的历史作用是什么？洋务运动发生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当时的清王朝面临着内忧外患的残酷局面。洋务派的一部分人在朝廷担当要职，他们经常同外国资本主义列强打交道，因此思想比较开明，能够很快的接受国外的一些先进知识和技术。19世纪60年代他们开始打着“自强”和“求富”的旗号，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模仿西方制造武器。值得一提的是，在朝廷官员曾国藩、左宗棠等人的带领下他们创建了很多大大小小的近代企业，譬如：安庆内军械所、湖北织布局等。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清王朝早期工业和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1962年，直隶总督、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创设洋炮局，他与曾国藩等人积极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当时的和硕恭亲王爱新觉罗•奕看到这一场景，认为清王朝懂得西方技术的人很是稀缺，决定专门派人员到国外学习。洋务派也组织人翻译了一系列西方书籍，供人们学习。这一举措既传播了先进的知识、打开了人们的视野，又直接促进了中国教育的发展，也是中国近代教育的开端。甲午中日战争后，洋务运动宣告失败。不可否认的是，洋务运动引起了人们价值观念的改变，使中国历朝历代传统的重农抑商思想得到了很大的冲击。
清朝的什么人可以当清朝御前侍卫 御前侍卫都带刀，难道皇帝不怕被刺杀吗？
古代封建社会皇帝作为最高统治者其人身安全的保障，可以说是最高的，也因此诞生了许多安保的组织，今天我们就来说说清朝御前侍卫，什么人可以当，带刀上朝，难道皇帝不怕被刺杀吗？康熙年间，有一个叫曹寅的人，他年轻的时候因为家族关系，进入皇宫做了銮仪卫。因为经常跟皇帝见面，所以产生了一定感情。后来，他被下放到地方做官，得到了皇帝的大力扶持，康熙先后六次南巡，其中有四次都住在曹寅的家里，让曹家声望一下子提高了好多。按照清朝的规矩，只有四品以上的地方官员，才有资格给皇帝写奏折，汇报自己的情况。而曹寅因为跟皇帝的特殊关系，在做五品官的时候，就经常给皇帝写奏折，其数量甚至比一些封疆大吏还多。康熙不仅没有厌烦，反而经常鼓励曹寅，多写一些自己的情况。后来，曹寅认为卖黄铜可以赚钱，他直接跟皇帝提出申请，希望从朝廷先借用了十万两银子做生意。这份奏折被送上去后，皇帝非常痛快答应了下来。过了一段时间，曹寅因为市场环境大变，亏损了很多钱，他随便找了一个理由，跟皇帝推脱说自己不相干了。这件事儿，康熙根本就没有放在心上，连亏损的钱都没有让他弥补。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曹寅回京述职不小心患病，康熙派人快马加鞭，星夜兼程给他送去了一副良药，而且还亲自用满文写了一份服药说明。从种种迹象来看，经常出现在皇帝身边的御前侍卫，确实更容易得到皇帝的青睐。那么，清朝初期什么人可以当御前侍卫?1、第一种是在战场上建立功勋的人清太祖当年扩张的时候，手下有很多能征善战的将领。这些人如果能在战场上立功的话，有机会被努尔哈赤提拔到身边培养。在这期间，侍卫一般都会尽可能的表现自己，进一步得到君主的重视。皇太极时期，虽然否定了努尔哈赤之前提拔功臣做侍卫的做法。但实际上在他身边做侍卫的人，跟之前基本一样，没有出现太大变化。2、第二种通过科举考试选拔出来的武官。清军入关以后，逐渐控制了国内的局面，基本恢复了和平的状态。因此，能在战场上立功的人大幅度减少，于是在科举考试中脱颖而出的人，很容易就成了皇帝选拔的首选。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就有一个武进士，被朝廷选中成了皇帝身边的侍卫，雍正年间进一步完善了这种选拔侍卫的方式。雍正五年(1727年)以后，每年都有二十人左右，通过科举成为皇帝身边的侍卫。3、第三种，爱新觉罗宗室。清朝执掌天下后，王公贵族们都过上了奢靡的生活，他们大量娶妻纳妾，陆续生下了很多子嗣。其中，只有一小部分人可以继承家族的地位和权力，更多的人成了闲散人员。康熙皇帝后来为了解决这些闲散人员的就业问题，特别下令允许他们进宫做侍卫，为他们提供表现的机会。此时，爱新觉罗宗室进入皇宫任职相对容易，完全没有年限和数量上的限制。不过，康熙实施的这种措施，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爱新觉罗宗室的升迁问题。在很多人的印象中，御前侍卫这个职位都应该是一顶一的武林高手，然而在清宫剧中御前侍卫却很少以武力示人，反倒是积极的参与国家大事的讨论，最终成为了军机大臣、大学士。比如明珠、和坤、福康安、傅恒、索额图等等。侍卫这个制度古来有之，最早出现于周礼。这个在每个朝代的称呼也是不一样的，有士庶子、郎中、执御器械、怯薛歹、锦衣卫等。称呼的不同也反映了各个朝代不同的政事特点，清朝的侍卫是侍从护卫的缩写，侍从是第一位的，护卫在后面。据专家考证，清朝的侍卫制度起源于朝鲜。女真人曾依附于朝鲜王朝，爱新觉罗氏先祖就长期在这里面任职。在女真人逐渐强大起来之后，这些侍卫制度也被他们学去了。清朝的侍卫制度在皇太极时代逐渐形成制度化。联姻和入侍是部落间合纵连横的两大方式。入质的一方借此与统治者形成共同体，这样可以保持身份的尊贵，所以在后金时代的侍卫与汗王的关系密切，他们通常称汗王为父汗或者是汉父。自八旗入关后，清朝的统治者“定内外文武官制”时，效法周礼，又融合了蒙古的怯薛、明朝的藩王护卫制度，正式形成了三旗侍卫体制，就是从上三旗中挑选侍卫。随着清朝统治的不断稳定，侍卫这个职位逐渐成为对新旧世家的一种恩赏与拉拢。侍卫处是清朝侍卫系统的最高机关。领侍卫中大臣的地位最高，是正一品，上三旗中每旗各两人。内大臣是从一品，也是上三旗各两人。散秩大臣是从二品，领三品俸禄。因为属于荣誉性职位，没有具体的编制。作为天子的近御人员，清朝的侍卫制度不光只对皇帝的安全负责，主要的是他为巩固清王朝统治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侍卫制度的出现让满洲八旗权贵子弟不必经过十年寒窗苦读即可承袭政治特权。侍卫为皇帝所信任，皇帝为了控制官僚体系，侍常被派驻各地体察下情、监督大臣。领差大臣前往各地办案时，通常有御前侍卫随往差委。侍卫名义上归钦差大臣差遣，实际上却是代表皇帝行使监督之权。除了控制官僚体系外，侍卫在军事领域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侍卫地位很高，遇到紧急事务能直接奏报皇帝，清军作战常以侍卫为领队，比如清初的索尼、清中期的傅恒、福康安等大将都是侍卫出身。清朝吸取明朝太监专政的恶果，清军出征没有太监监军，由侍卫取而代之。侍卫制度在清朝的人才储备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功勋子弟和武进士可以侍卫岗位上得到更好的学习和历练的机会，同时方便皇帝观察和选拔人才。这点类似于科举制度中，考中进士后学习为官之道然后外放一方大员。清朝，专门设置了御前侍卫的侍卫制度，最初是清太祖努尔哈赤设立的，当时还没有入主中原，而随着清王朝皇权的逐渐加强巩固，侍卫制度不断补充完善。到了康熙时期，特设御前大臣和御前侍卫、乾清门侍卫职务，这些侍卫的人员基本都是皇帝亲自选的，不假他人之手，皇帝都有着极强的猜忌心和疑心，这是几乎所有皇帝的通病。可为什么有些御前侍卫被允许带刀呢，他们又被称为带刀侍卫，就这样行走在宫中，跟随在皇帝前后，难道皇帝不会害怕侍卫刺杀吗?其实还真不用怕，因为清朝的特殊制度决定了不会发生这样的事，能够被选作侍卫的人基本是满洲、蒙古王公勋戚子弟、宗室子弟，还有一些是皇帝赏识的一些侍卫，而御前侍卫中被允许带刀的则是拥有特权的人，起码是四品，而四品又是根据他们的出身影响，所以能够做到四品的人大多都是皇帝的亲信，知根知底。清朝是满人建立的王朝，就算明朝有些遗留百姓想要刺杀皇帝，但他们根本无法收买满人侍卫，最起码两个族之间是没有太多交际的，民间传说雍正皇帝被吕四娘刺杀，她设计潜入乾清宫，刺杀雍正，削下头颅，提首级而去，但这只当是野史传说而已。选拔御前侍卫的具体标准是非常严格的，皇帝亲自从上三旗中挑选，这上三旗是八旗之中的上等贵族，而且他们还需要通过武艺测验，或者是武举出身的胜利者，只能是武艺高超的人才能够被选中当皇帝的贴身侍卫。保护皇帝需要高超的武艺，但毕竟是皇帝，还需要讲究面子仪式，所以针对御前侍卫的考核还有相貌文采等。根据史料记载，皇太极的御前侍卫组成亲兵，还有其他一些侍卫，竟然可以与明军大战，攻克了锦州城外的九处台堡，由此看出，御前侍卫的战斗力有多么强。皇帝还会选自己信任的侍卫，即便那人的能力不是最突出的，但深得皇帝信任就可以做御前侍卫，比如康熙身边的纳兰明珠，他是康熙的表叔，对康熙忠心耿耿，所以他从御前侍卫做到了大学士。御前侍卫本来就是从贵族宗室中挑选出来的，皇室自然也不会委屈了他们，他们可以享受较高的福利待遇，拥有较高品级。能够被皇帝选为侍卫，在他们看来是莫大的荣耀，可以光耀门楣，而且以后在朝中的升迁也会比较快，乾隆时期，著名的和珅就是从侍卫用了七年的时间做到户部侍郎，所以这些御前侍卫还是深得皇帝的信任和欢心的。朝中做个九品小官，还不如做皇帝的御前侍卫，他们有品级且大都在正三品到正六品之间，还可以接近皇帝，幸运的话，他们还可以被赐黄马褂，在《教泽碑》记载着，清朝武进士何礼，经过选拔，成为皇帝的御前侍卫，被赐花翎，穿黄马褂，家中更是有一副“御前侍卫府”的牌匾流传至今，这对满朝文武官员都是一件无比荣耀的事。御前侍卫享受着如此高的待遇，又是皇帝的信任之人，他们怎么会糊涂地去刺杀皇帝呢?要知道刺杀失败后，那可是杀头大罪，甚至是满门抄斩，所以他们基本都不会刺杀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