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文化 思想已经形成多元化的局面
经由魏晋时儒学独尊的地位被破除后，到了南北朝时期的思想已经形成多元化的思想。在诸多的思想流派中，出现了以法治国、务实求治的主张和“无君论”等有价值的观点，也产生了消极颓废、遁世游仙的思想，影响最大的是玄学思想。南北朝时代，在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了不同于两晋时期的新形势，玄学思潮归于沉寂，佛道二教继续发展。佛教大量译经，广泛流行，渗透到政治、经济、社会、民俗及文化的各个层面。儒学面临严峻挑战。由于佛教的急剧膨胀，使原来儒、玄、佛、道的相互关系及其历史格局发生新的变化。儒家学者在思想、文化上的批评焦点，由老庄玄学转向佛教，出现了大批反佛思想家。1、文学南北朝时期的文学发展迅速，其中南朝风格偏向华丽纤巧，而北朝风格偏向豪放粗犷。南朝文学代表是骈文，讲究格律、词藻、用典，内容多脱离实际生活，抒发一些富贵闲愁，以庾信、应扬的文章为代表。而北朝代表人物是北地三才，即邢邵、魏收、温子升。叙事长诗以南朝的《孔雀东南飞》和北朝的《木兰诗》为代表。民歌方面，由与南北文化不同，呈现出不同的色彩和情调。《乐府诗集》即有“豔曲兴於南朝，胡音生於北俗”的说法。在文学研究方面，刘勰的《文心雕龙》成为中国第一部系统文艺理论巨著。南朝梁武帝的长子萧统组织文人编选的《昭明文选》是中国现存的最早一部诗文总集。这两部巨著都对后来中国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同时，道教影响了中国艺术及科学。例如《游仙诗》等文学，描述神仙飘逸之妙或藉由神仙之说抒发情怀。道教名士陶弘景、陆修静均擅长神仙文学 。2、史学南北朝继承了汉代以来设官修史之制。宋设著作官(宋齐梁陈时官名及分职屡有更改)，负责撰修国史(本王朝史)及帝王起居注。齐始有国史与前朝史之分。北魏亦设著作官及起居令史，使修史官与起居官逐渐分职。北齐始设史馆(或称史阁)，为专门修史机构，影响中国日后的官方修史制度。西魏、北周亦设著作官制度。南北诸朝又有大臣监修史书 。此外，南朝梁时始行编修武帝、梁元帝的“实录”，是为唐代开始一朝接一朝修实录的滥觞 。纪传体断代史书在南北朝史学仍占一席位。官修的有如沈约《宋书》、萧子显《齐书》、魏收《魏书》 ，私修的有如范晔《后汉书》 。反映社会各种状况的史书，亦在南北朝盛行。如范晔《后汉书》、沈约《宋书》当中新增“独行”、“逸民”(或“隐逸”)、“列女”等类传记各种人物面貌;宗教史籍有慧皎《高僧传》 ;记述寺院建筑的有杨炫之《洛阳伽蓝记》 ;地理类著作方面，以郦道元《水经注》为南北朝集大成之作。少数民族历史亦因五胡各族建割据政权而深受重视，成就较高的有崔鸿《十六国春秋》 。谱学(或叫谱牒学、家谱学)在南北朝门阀政治影响下而大盛一时。各豪族郡望为求巩固社会地位和政治权利，乃撰修家牒，以彰显自身血统、门第及婚宦。继家谱出现后，又有了家谱学的研究，当时便出现“统谱”、“百家谱”等书籍 。南北朝的注史之学，具代表性的有如裴松之《三国志注》。裴注着重资料搜集、补充史事，不再局限于对音训及解释史文，对中国的注史方法产生有相当影响。裴松之对史料相互考异，日后史家有所继承，如司马光撰《资治通鉴考异》。裴注里又有对前代史家的评论，这推动了中国史学批评的发展 。3、宗教六国晚期出现改革道教的寇谦之，他受东晋灵宝派的影响，制作《云中音诵新科之诫》等经八十余卷，在精义经理方面无所创新，却明确声称要清理道教，除去五斗米道的三张(张陵、张衡、张鲁)伪法、租米钱税及男女合气之术，严格斋戒礼拜，使道教组织更为严密，道规教仪更为完备。南北朝时期的佛教于北魏开始流行。人们对菩萨的信仰十分流行。随著佛教的传播，发展佛像、壁画、石窟寺院等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其中敦煌千佛洞、云岗石窟、龙门石窟、麦积山石窟成为中国造像艺术宝库之中的瑰宝。此后佛教又加入密宗、禅宗等新教派，逐渐中土化。4、艺术南北朝时艺术兴盛，南方以绘画为主，北方以雕刻塑像为主 。画论、画史在此时期已建立，如谢赫的《画品》，提出绘画品鉴的六法，而其中的“气韵生动” 说更被历代画评家奉为最高水准。在佛像石窟雕像上，北朝石窟造像，著名的有云冈石窟、龙门石窟、敦煌莫高窟、麦积山石窟、天龙山石窟等。石窟艺术最雄伟的是云冈20辜的座像。佛像容貌丰满，两肩宽厚，衣褶线条紧贴身躯而雕，庄严中寓有慈祥，表现出佛的胸怀气度。彩塑最好的是敦煌莫高窟第259窟的造像，含蓄微笑的神态，给人以恬静的美感。洛阳永宁寺塔基出土的北魏泥塑残像最为精致，面目传神。随著山水诗的出现，长期以来的以表现人物为主的绘画传统开始转变，山水景色也成为绘画的内容。南朝还有不少以人物画著称的画家，也有人在团扇上画出“咫尺之内而瞻万里之遥”的山水。南齐谢赫撰著了研究绘画理论的《古画品录》，而他所总结的“六法”，已不仅限于人物画，对后世有很大影响。南朝陵墓雕刻方面，历代帝王、贵族陵墓前有神道石柱、石碑、石兽等。石兽又称避邪，由狮子造型演变而来，有驱邪、求福或升天之含意。其中已齐武帝陵前的天禄(双角石兽)、齐景帝陵前的麒麟最具代表。风格承袭汉代石兽雕刻，善于利用整块石材，以洗练的手法表现雄伟的气势。魏晋南北朝是楷书发展的青年期，其中南北朝的碑刻是楷书的宝库。北朝碑刻即所谓的魏碑书法，魄力雄浑，气象浑穆，体态多变，著名的有《龙门二十品》、《张猛龙帖》、《郑文公碑》、《石门铭》等，以及众多的墓志铭文。南朝有名的碑如《爨龙颜碑》、《瘗鹤铭》等 。
南北朝疆域 南朝领土与北朝领土
南朝领土南朝疆域方面，南朝宋继承东晋疆域，基本上为二十二州上下。河南地于太初四年(422年)之后逐渐被北魏并吞，改以淮水为界。南朝齐基本上同南朝宋为为二十二州上下，可是相继失去雍州沔北及淮南豫州之地。南朝梁时州郡设置和疆域变化很大，因北伐获得淮北之地，一度达河南地。又开拓闽、越、平俚洞，破牂柯。到539年共有大小不一的一百零七个州。侯景之乱后，北齐占领江北淮南之地，西魏占领汉中巴蜀。西魏又受萧詧之托，率军夺下南朝梁江陵以北之地，建立附庸国西梁。南朝陈成立后国土不多，至569年开始陆续收复淮南及部份淮北之地，并且一度夺下北齐长江以北之地(573年—577年) 。到陈末时受北周入侵使得国土减少，仅剩长江以南至交广地区。北朝领土北朝疆域方面，北魏自代北之地崛起，至439年统一华北而结束十六国时期。其屡次入侵刘宋，占领山东、河南与淮北地。又取南朝齐淮南地及南朝梁汉中、剑阁一带。至此疆域北至漠南草原，西抵西域东部，东达辽西，南达江汉流域。在扩充领土期间，州郡多因时制宜，到487年开始整顿。到北魏孝明帝之后领土减少，州郡滥置 。魏分东西后东魏有八十州，西魏有三十三州。北齐建立后，开始整顿政区规划，废除三州、一百五十三郡及五百八十九县。北齐江淮之地后被南朝陈占领。西魏屡次攻占南朝梁巴蜀之地与江汉之地。北周武帝灭北齐，取南朝陈江淮之地，领土大大扩充。南北朝都城宋、齐、梁、陈：建康(在今江苏省南京市)西梁：江陵(在今湖北省荆州市荆州区)代：盛乐(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和林格尔县)北魏：平城(在今山西省大同市)→洛阳东魏、北齐：邺(在今河南省安阳市北)、晋阳(在今山西省太原市晋源区)西魏、北周：长安(在今陕西省西安市)
南北朝军事 军事制度的不断变化
在南北朝时期，朝代常因为军权流入权臣手中而更替。南朝的军事制度大至延续东晋募兵制。北朝在军事制度方面，在北魏初期采行兵民合一的部族兵制，统一华北后逐渐成为世兵制。北朝后期出现府兵制，成为隋唐兵制的基础。南朝兵种以步兵和水军为主，骑兵较少。兵源原本来自世兵制。但是因为战争的消耗、士兵的逃亡和被私家分割，部分兵户变为民户，兵源趋于枯竭，于是改以募兵制为主。南朝军队区分为中军(亦称台军)及外军。中军直属中央，平时驻守京城，有事出征。在南朝宋时，宋武帝刘裕加强皇宫兵力，以图扭转东晋以来外强内弱的局面。然而，由于宗室自相残杀而失败，历朝屡次有篡位之事发生。外军则归各地都督管制。都督多兼刺史，而且常与中央抗衡 。北朝方面，北魏军队在初期以鲜卑骑兵为主力，其补给是由各部自行掠取。在统一华北过程中，汉族逐渐加入军队。当攻城战增加后变为步、骑兵混合。之后步兵成为主力兵种。北魏统一北方后，军队分为中军、镇戍兵和州郡兵。中军在平时守卫京城，有事则成为对外作战的主力。镇戍兵是为保卫边防而设置的。镇相当于州、戍相当于郡。初时仅设于北部边境，后来扩展到南部边境。州郡兵，是维持诸州治安的军队，有时也充作镇戍兵或是随军出征。北魏后期也逐渐形成固定的兵户 。
南北朝政治 从世族政治到确立三省制度
南北朝初期仍是世族政治，社会阶层分为世族、齐民编户、依附人及奴隶 。世族拥有大量不需付税的依附人从事生产与作战，影响朝廷的税收。虽然南朝皇帝仍然需要主流世族的拥护，不过也扶持寒门以平衡政治势力，并且在南朝梁时萌芽出科举制度 。南朝世族因为长期安逸而逐渐衰退，在侯景之乱後彻底崩溃。北朝胡族缺乏政治的经验，所以重用汉人世族，引起双方的文化采借，久之形成文化混合，以北魏孝文帝的汉化运动最盛[56]。混合的过程产生激烈的思想冲突、政治斗争或种族冲突，例如六镇民变、宇文泰的鲜卑化政策 。北齐提倡排汉文化 。北周建立关中本位政策，融合鲜卑及汉文化以消除胡汉隔阂 。在隋朝统一天下後，合并关东与江南人而形成新汉族，开创出具开放性和包容性的隋唐文化。政府部门南朝宋之后设有门下省，至此确定了三省制度。门下省负责献计策和劝谏皇帝，参与机密之事，又成为大权掌握的机构。行政区划南朝政承袭东晋，实行州郡县三级制。而侨州郡县及双头州郡也因为土断而变成一般州郡。自东汉末期实施的州郡县三级制，到隋平陈后改为州县二级制而结束。南朝的州设刺史，郡设太守，只有丹阳郡因为是首都所在地而设尹。县设令、长。自宋以后，令多於长。与郡同级的有王国和公国，设内史和相。还有特为习称蛮民及僚族、俚族等少数民族设置左郡、左县和僚郡、俚郡。例如有南陈左郡、东宕渠僚郡等。当时州郡县有等级之分，大致上以距离首都远近为品级高低之分，诸州佐吏则按州的等级设置官员。扬、荆二州还有“二陕”之称呼。 北魏在北魏孝文帝以后，官制模仿南朝，至唐代仍沿用。北周时按周礼，设置六官，即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六府，是隋唐之后六部体制的源头。北朝政区承袭十六国，如同南朝一样为州郡县三级制。然而州辖区不大，州刺史可越郡级直接管理县，使得郡级逐渐虚级化，到583年隋朝正式定为州县两级制。北魏也设有侨州郡县和双头州郡(如南雍州)，并将州郡县按人口数分等级。为了防范新附或异姓叛变，于406年将各级行政长官分立三位，其中州刺史方面须一位为宗室。北魏原设有负责地方军政的行台及管理数州军事的都督。到北齐定为行台制，北周则为总管制，都是负责数个州郡军事与行政的政区单位。北齐因为州辖区越分越细，于是设置行台兼管数州民政及军事 。西魏则改称都督为总管，性质同北齐行台。北周时，总管一般兼任驻州刺史，并以所驻之州为名。北魏还特为鲜卑本族或其他民族(汉人除外)设置领民酋长来管理该族，地位只次于州刺史。又延续十六国政区，设有管理州境内其他民族的护军。其地位等同郡守，至457年废除。还有镇戍制，于重要的军事要地设镇。镇由镇将管理，下置戍，由戍主管理。其中又以巩固首都平城的六镇最重要 ，至孝文帝迁都后势微。六镇民变后，北朝的镇戍专管军事，不再具政区性质。
南北朝历史 南北分裂、南北对峙的阶段
304年之后，中国历史进入南北分裂、南北对峙的阶段。在南方，虽然先后有宋、齐、梁、陈四个政权的更迭，但这中间除梁元帝以江陵作都3年外，其余的时间，南方各朝的京城始终建在建康(今南京)。刘宋(420-479年)是其中疆域最大、最强、统治年代最长的一个政权，历4代8帝，共60年。齐(479-502年)国祚短暂，只有24年，但由于争杀频繁，竟历3代7帝，平均3年一帝，是中国历史上帝王更换极快的一朝。梁(502-557年)历3代4帝，共56年，其中武帝萧衍个人享国时间最久，几近半个世纪。陈(557-589年)首尾凡33年，历3代5帝。陈承衰梁之弊，是版图狭窄、人口孤弱、力量单薄的王朝，加之统治者又极度腐败，最终丧亡于北方强敌之手。历史上把宋、齐、梁、陈这南方四朝称之为南朝。 南朝的历史是门阀士族由盛而衰的历史，南朝的皇权比较强大，门阀士族社会地位虽然高贵，却已不能完全左右政局。随着江南开发的不断深入，土著汉人在政治上逐渐上升，步入官僚行列，为皇帝所倚重。从梁陈之际开始，南方内地的土豪，也成为割据的一方势力。
明朝著名思想家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所包含的思想
王守仁即王阳明，生于公元1472年，字伯安，世称阳明先生。他的一生博闻多识，著作繁多，是有名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其最有名的成就莫过于集陆王心学之大成于一身。王守仁乃浙江绍兴府人士，出生于家境显赫之家，自幼便熟读诗书展示出非凡的智慧。其父母为其有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便从余姚搬迁至山水之乡的绍兴。王守仁也没有辜负父母的期望，十二岁初入私塾便能与老师辩论天下大事，畅谈国家时政，感怀人事。在私塾期间发奋刻苦，随后更是第一次会试便中举人虽几次与状元之位擦肩而过，但在二十七岁那年高中进士，任刑部主事，后官至为两广总督，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朝廷中流砥柱。本该是胸怀天下，励志图志之时却接连遭到朝廷的贬斥。虽晚年复起，但迟迟暮年有心却无力再为朝廷出谋划策。因仕途受阻，王守仁便开始一心悟道，领悟儒家心学之道，广收教徒进行讲学。他主张“致良知”、“知行合一”且反对朱熹的格物致知论，认为格物致知剥夺了人的天性且过于繁琐。纵观阳明先生的一生，于国，他问为朝廷出谋划策，以国家兴衰天下兴亡为己任;于学，他继承发展心学，使得心学成为明朝的主流学说之一，更是使心学一派远传海外;于己，他的一生笔耕不缀，文学著作众多且文采斐然，并将心学的奥秘融入自己书法之中，已然无愧于心。1、王守仁思想被后世尊称为阳明先生和王文成公的王守仁，他将前人关于心学的学说进行了进一步的整合发展并结合了禅学的精华部分，从而产生了心学，一个比前两者更加细致完整的学说。这一学说是相对于朱熹的理学而存在的。王守仁心学的中心思想便是“致良知”和“知行合一”这两部分内容。“致良知”就是指一个人可以不必在意外物，只要能够遵从自己的内心的道德标准即可。“良知”不仅仅是指自身内心的思想道德，更是指天理。王守仁认为每一个人又都良知的存在，理就存在每一个人的心中。而“知行合一”则是指知要与行相互依存，两者不可分离。“知”是指认知，知善知恶知万物。“行”则是一个人在“知”的基础上保留善去除恶。简单来说就是如果一个人的内心之中有关于某一种事物善恶的认知，那么他就会遵循自己内心的认知，将行动付诸实践。假如一个人并没有将其的心中的认知付诸于行动，那么简单来说就是他并没有达到王守仁所说的“知行合一”。从该方面上可以表明知在行中，行中有知。而“致良知”则是“知行合一”的前提条件，“知行合一”又是“致良知”的准则，两者不能相互独立而存在的。王守仁思想的独特之处在于有没分离知与行两者的关系，认为只要两者相结合才会是一个完整的存在，这也是其思想成为明代主流思想之一的重要因素。即使是在现今的社会里，心学对我们认识自我还是存在着一定的借鉴意义。2、王守仁 知行合一被后人敬称为王文成公、阳明先生的一代大儒王守仁，在前人的基础上继承和发展心学，他一生对心学这一明代主流思想的贡献良多，是心学的集大成者。心学除却“致良知”，“心即理也”等一系列精华思想外，更有“知行合一”这极具深刻含义的理论。在王守仁的认知中，从来没有将“知行合一”这一精华思想中的“知”和“行”分开过，一直从根本上认为知和行是一体的，而不是相互独立的存在，有认知就会有行动。这一思想观点在现今看来更是有着极大地借鉴意义，在其著作《传习录》中有一句：“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可能这句话在我们现在看来有些过于深奥了，那么可以举一个浅显的例子来说明何谓“知行合一”。我们都知道尊老爱幼这一传统美德，如果你的心里有尊老爱幼这样的想法就会采取一定的行动去将心里的想法付诸实践。但是为什么有的人就算心里有尊老爱幼的想法，但也不会去现实生活中去实践它呢？那是因为他没有从真正意义上做到“知行合一”，他只有认知却不采取行动。“知行合一”就是指知在行里，行中有知，知行两者密不可分相互联结着。“知行合一”是王守仁心学与朱熹理学最大的不同点，王守仁认为朱熹的理学对知与行这一概念进行了分裂，他的学说使得广大儒学生的认知与行动时相互分离的，是导致明代儒学支离破碎的重要因素。3、王夫之和王守仁谁更有成就王夫之和王守仁都是明代的著名人物，王守仁是明朝后期的人物，在当时的社会上影响极大。而王夫之是明末清初的重要思想家和文学家，他在当时的社会上也有极大的影响力，是知名的大儒。王夫之的影响体现在他的思想上，他是著名的哲学家，对于当时社会存在的各种思想进行纠正和批判。他的思想在当时影响了很多人，也让人们对于传统思想有了重新的认识，他提出的很多开创性的观点是现在人还在研究的重点。而王守仁是一个思想家、文学家、军事家，他的成就非常高，甚至可以说到了开宗立派的地步。在他的影响下形成了一个红药的思想流派，甚至足以影响到当时社会的变化，因为受到他的影响，形成了著名的东林党，在当时的社会中，很多知名的人物或者朝中大臣都是他的信徒。而王守仁的哲学思想更加成熟和系统，他开创的心学对后世的影响更为巨大。同时他还是一位著名的军事家，曾经自己组织过义军打败了叛乱的藩王，在剿匪作战中也十分出色的完成了任务，甚至到了土匪听到他的名声就自动出来投降的地步。两个人都是成就非凡，但是如果相比较的话，还是王守仁先生的成就更大，因为王守仁是位全才，并且还是开宗立派的圣人，可以后古代先贤媲美的人物，相比之下王夫之先生还没有达到这样的高度。
明朝货币演变 明代纸币为什么会崩溃？
明朝纸币为什么会崩溃？相较于宋、金、元三个发行纸币的朝代都在王朝末年才发生纸币崩溃的现象，明朝纸币的崩溃发生在王朝经济稳定国力强盛的时代，这个事实令人感到困惑。我在这里把这个问题提出来重新检讨，希望与读者们一起来找出比较可能的原因。1、明朝的纸币从洪武朝开始发行，到正统朝崩溃，明朝的纸币只流通了六十多年。相较于宋、金、元三个使用纸币的朝代，明朝纸币的寿命是最短的。朱元璋(1328-1398)建立大明王朝(1368-1644)，他谨慎参考前代的纸币经验，在即位七年之后才决定发行纸币，来年正式印造大明宝钞，想不到宝钞的流通在他死后三十多年就悄悄收场，而且收场时明朝的政经局面风平浪静，当时人似乎毫无感觉，这种现象实在是耐人寻味。朱元璋在洪武元年(1368)铸造王朝的铜钱，名为洪武通宝，分为一钱(十文)、二钱、三钱、五钱、一两(十钱即一百文)等五种。洪武八年发行纸币，名为大明宝钞，署洪武年号，分为一贯、五百文、四百文、三百文、二百文、一百文等六种。他规定宝钞一贯等于白银一两，铜钱一千文;黄金一两等于宝钞四贯。民间可以拿金银去跟政府换取宝钞，但政府不用金银跟人民兑换宝钞。市场交易只能使用宝钞与铜钱，不准使用金银。洪武二十二年四月朱元璋下令印造小面额的宝钞，从十文到五十文，可能是要补充铜钱的不足。洪武二十七年八月他更下令禁用铜钱，强制民间铜钱在半个月内上缴官府换取小钞，想要让通货完全纸币化。这个命令应该维持不久，也无法贯彻。直到正统年间大明宝钞退出通货市场为止，明朝政府所推行的，是以大明宝钞为主币，铜钱为辅币，两种通货供应市场交易的货币制度。2、纸币崩溃的原因历来大家对于宋金元三朝纸币崩溃的原因，都认为是王朝末期财政收支发生困难，政府滥发纸币来挹注财政缺口，导致恶性通货膨胀和纸币制度的崩溃。这样的看法应该是符合历史事实的。但是把这样的看法也应用到明朝纸币的崩溃，与事实却格格不入。把纸币发行量与物价机械式地关联在一起，这是货币数量说的基本精神。且不去涉入当今理论的复杂内涵，让我们回归到最朴素的货币数量说，也就是DavidHume提出而由IrvingFisher归纳出来的简单等式：MV=PTM(Money)代表明朝宝钞发行的数量，V(Velocity)代表宝钞流通的速率，P(Price)代表物价，T(Transaction)代表商品的交易总量。根据上面的等式，如果V与T维持不变，当M增加时，P也就跟着增加。抱定M和P的机械式的关系，而忽略其它的可能因素，明朝的官僚们的纸币态度既然如此，稳定钞值的对策当然不外是减少M，即宝钞的发行数量。明朝政府一方面以减少支放，甚至停印宝钞的办法，另一方面，又以扩大宝钞支付租税的办法，来紧缩宝钞的发行量。诡异的是，尽管政府努力控制和减少宝钞的发行量，宝钞还是继续贬值的趋势，无法挽回。显然这里另有文章，需要深究。让我们回到上面的简单等式。首先我们来注意V，也就是宝钞的流通速率。在一个既定的期间内，假设大明宝钞的发行总量M不变，而商品交易的总量T也不变，当宝钞的流通速率V增加时，物价P也会跟着增加。勤俭谨慎的明太祖朱元璋，从洪武八年发行大明宝钞起，就很注意钞价的稳定，除了颁行严刑峻罚以遏止违法的交易之外，他也努力控制宝钞的发行量。但是宝钞的价格还是下跌，无法稳住。朱元璋和洪武朝的官僚们注意到宝钞发行数量与物价的正向相关，并没有错。只是这样的注意还不够，因为除了发行量之外，宝钞的市场流通总量还受到流通速率的影响。发行总量M并不等于流通总量MV，也就是单单考虑M还不够;还要考虑V。这一点洪武朝以及后来的各朝政府都忽略了，甚至迄今为止学界也忽略了。大明宝钞贬值的关键，就出在V太大，也就是流通速率太大。相对于其它朝代，在明朝，宝钞的流通速率V很大。假设在给定的一个时期中，商品交易总量不变，货币发行量也不变，但是因为流通速率增加，货币流通总量MV跟着增加，结果是物价P提升，单位货币M的购买力跟着降低。就是这个V增加的效应，尽管政府努力控制宝钞的发行量，宝钞的实际流通量还是很大，结果造成物价的上涨与钞价的下跌。面对宝钞不断地贬值，从洪武朝到正统朝，各朝政府无不努力节制宝钞的发行，扩大宝钞的税收，藉以减少市面的流通量，达到稳定或提升钞价的效果。事实的发展刚刚相反，钞价还是持续下跌，甚至在市面上已经不易看到宝钞流通的情况下，钞值还是无法恢复。宣德与正统两朝，我们看到政府确实用尽办法，停造新钞，扩大宝钞支付的税收或各种犯罪的罚款折钞的规定，减少官俸的宝钞支付或各种使用宝钞的开支，等等，宝钞最后还是出现恶性通膨的现象，以致于退出市场流通。这又是怎么一回事？显然，上述的货币数量说的等式无法应用到这个量缩价跌同时出现的矛盾现象。解开这个矛盾，也许我们需要用别的角度来看问题。让我在这里尝试用通货竞争和通货替代的理念来解释。明朝的货币制度是以宝钞作为主币，铜钱作为辅币，提供给市场流通。如果除了宝钞之外，市场别无币种可做交易媒介，那么尽管人民对不兑换宝钞的价值存有疑虑，他们还是要使用它来做买卖，而只要宝钞保有作为支付手段的使用价值，钞价还是可以维持在一个大家还能接受的信用价值范围内，何况它是政府与人民交易的法定工具，以及税赋的支付手段。问题出在如果有其它币种来加入市场流通，结果就会出现通货之间的竞争与替代的现象。除了布帛谷物之外，加入流通的最重要币种就是白银。明朝政府没有铸造银币，白银是以金属商品兼做支付手段的方式，长期以来在民间市场流通。由于白银是一种金属货币，币值有白银的商品价格作为基础，名目币值不会偏离太远，人民的接受度相对稳定。当白银与宝钞发生通货竞争时，白银的货币优势立即显现出来。除了携带比较不方便之外，不管作为支付工具、计价单位或价值的宝藏手段，白银都比宝钞可靠。一旦民间持有的白银变成通货投入市场交易，宝钞的通货地位必然亟亟可危，难以与之竞争。明朝政府一再地以严刑峻罚来禁止人民使用白银于市场交易，完全合理。可惜政府的禁制收效不大，政治意图敌不够经济理性。宝钞面对白银的入侵，节节贬值败退，最后还是被迫退出市场流通。明朝政府每当看到宝钞贬值，在类似货币数量说的僵固观念下，就以为宝钞发行太多之故，因而努力收回宝钞，采取所谓的与宝钞通胀走势方向相反的逆风操作的货币政策。在宝钞与白银互相竞争的货币市场上，这种政策适足以加速宝钞的泡沫化和最终崩溃。道理很简单。假设在某一给定的时期，货币需求不变，宝钞与白银的兑换率是1：1，也就是宝钞一贯的价格等于白银一两，如官价所设定者。假设当时投入市场流通的宝钞总量有100贯，白银总量也有100两。宝钞与白银的名目货币量各为100，实值货币量也各为100。货币总需求为200，宝钞的市场占有率是50%。当宝钞贬值一半，即2贯兑换1两白银时，如果宝钞的名目货币量维持100贯不变，它的实值货币量会降低为25%。市场所需求者为实值，不是名目货币量。宝钞的实值通货占有率减低到原有的一半，即从50%降到25%，在白银通货供给弹性极大(人民拥有足够的随时可转换成通货的白银)的前提下，宝钞所缩减的份额，马上被白银取代，结果宝钞与白银的实质货币市场占有率变成25%：75%，也就是两者的市场份额是1/4：3/4。如果宝钞再贬值一半，即4贯兑换1两白银，而名目货币量还是100贯不变，那么宝钞的实值货币市场占有率会缩减成12.5%，而白银会扩张成87.5%，也就是两者的市场份额变成1/8：7/8。如果宝钞继续贬值而名目货币量不变，它在货币市场的份额会继续萎缩，直到完全退出市场流通，完全被白银取代。货币像语言一样，越多人用就越有用，越少人用就越没用。使用率反映货币的流动性(liquidity)，而流动性的大小决定货币的价值。当宝钞在通货市场的份额减少，它的流动性跟着降低，贬值是必然的结果。明朝政府始终紧抱着退缩的宝钞政策，面对贬值的压力，政府就尽量不再投入新钞。更有甚者，明朝政府还加强宝钞的回收，让宝钞的市场份额萎缩得更厉害，宝钞的流动性加速降低，宝钞贬值得更快。从宣德朝起，明朝政府比前朝更加大力地回收宝钞，而宝钞的贬值趋势更加迅速，让它加速走向崩溃，最后在正统朝时完全给白银替代掉。简单地说，大明宝钞发行时就设定是纯信用的不兑换纸币，人民难以接受，贬值的命运无可避免。明朝政府面对贬值一直采取减少宝钞发行量的逆风操作方式，结果加速贬值的趋势，让白银源源不断地进入货币市场，取代宝钞的通货功能。大明宝钞发行大概六十年就崩溃，比起宋金元三朝的纸币都来得短命，可以说是中国纸币史的一个特例。而它在王朝经济力上升的时代崩溃掉，更是一个特例。中国第一个纸币周期在明朝的盛世划下句点。明朝纸币的崩溃，肇因于政府的政策犯了两个错误。第一个错误是不兑换纸币政策，第二个错误是保守退缩的纸币发行政策。不兑换纸币政策让人民对大明宝钞的价值心存怀疑，注定它会随时间走向贬值的命运。保守退缩的纸币发行政策加速宝钞的贬值，面对白银的竞争，大明宝钞不断地缩减它在货币市场上的实质占有率，最后被白银完全取代。从正统朝起，中国经济踏上了四个多世纪的白银与铜钱并行流通的双元金属货币的途径。在中国传统经济的发展上，明朝纸币的崩溃带给我们某些值得反省的经济意涵。(一)在明清银铜双元币制下，政府发行铜钱，白银则任由民间发行流通。这种币制可以随时随地调整两种通货之间的汇率，让两种通货的数量混合自动地伸缩以满足市场需求，其结果是它会有效地适应明清中国各地经济发展差异的现实，让该差异稳定地长期持续下去。例如，先进地区多用白银，落后地区多用铜钱，这种现象继续到清朝末年。银铜双元币制的运作有助于稳定中国各地有如光谱差异般的传统经济，却无助于全国的经济整合。(二)银铜双元币制是一种金属货币制，币材的供给受制于原料的开采或进出口，充满不确定性。另一方面，银铜本身是商品，商品市场的供需情境不同于货币市场的供需情境，商品价格与货币价格无法同步协作的结果干扰着银铜货币价格的稳定，放大两者之间通货比价的不确定性。这些不确定性给市场经济发展带来负面的影响。一般观察认为明清的经济长期存在通货紧缩的状况，通货紧缩当然不利于市场经济的发展，严重时甚至会造成萧条倒退。(三)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人类经济发展路径是一个市场经济部门逐渐穿透、侵蚀、取代非市场经济部门的过程。信用货币是市场经济蓬勃发展的产物。中国的纸币出现在市场经济还只是一个附属的补充性的经济部门的时代，它无法进一步地巩固发展，反而被银铜双元金属货币取代，反映出传统市场经济部门长期处于狭小的附属领域，没有进一步地穿透、侵蚀和取代非市场经济部门，去发展成为支配性的经济运作方式。换句话说，它长期处于20世纪50年代中国学者们提出的资本主义萌芽的阶段，出现纸币似乎是一种反常现象。但是，存在的就是合理的;这样的思维如果不适合于看待现在与未来，它却适合于看待过去。出现纸币的事实意味着中国传统货币经济有其尚待厘清的发展逻辑，也意味着目前流行的货币经济史观有待重新检讨。中国第一个纸币周期是一个举世独特的货币实验，在传统的经济环境中发生完成。它曾经让MarcoPolo(1254-1324)时代的欧洲人闻之震惊而不敢置信，而它竟然在明朝国力强盛的时候宣告结束，今天我们仍然难以置信。就像暖春未到，长冬尚在的时候绽放出来的一朵小花，它瑟瑟缩缩地点缀着一个强调统制和习惯的经济体，没有给中国传统的市场经济发展增添多少活力和光彩。傅衣凌曾经敏锐地观察到中国传统经济资本主义发展的特点是既早熟而又不成熟，从宋初到明初的纸币经验刚好也是一个印证。
明朝第一大才子杨慎 和嘉靖皇帝斗了一辈子 也是被嘉靖帝记恨一辈子的戍仙人
杨慎是明朝著名文学家，他记诵之博，著述之富，论古考证之广，在明一代，公认为第一。同时，诗词文曲，他无所不精，是实实在在的明代第一大才子。1488年12月8日，京城一座官宅里出生了一个小男孩儿，当官的祖父和父亲高兴之余，想想官海浮沉，不仅从心底为他祈祷：孩子啊，将来，不管是做人做事，为官治学，都要谨慎从事啊!于是为他起名杨慎，字用修，号升庵。含着金钥匙出生的杨慎，遗传基因超强。父亲杨廷和自幼聪明， 12岁中举人，19岁中进士，后仕途平顺，是吏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四朝元老，多年为官，朝中重臣。母亲出生名门，知书达理，喜好诗词，在他幼年时常教他诵读诗词。智商学历双高的父亲和情趣高雅的母亲给小杨慎带来了良好的家庭教育。天资聪颖的他，小小年纪便显示出了不同与众的禀赋。据说他襁褓之中啼哭时，只要父母诵读《论语》《中庸》等书，即停哭而入睡。早慧的他，1岁半刚会说话，就能熟背《中庸》，2岁半识字后可一目十行，日记数卷。11岁能诗,12岁拟作《古战场文》、《过秦论》，人皆惊叹不已。入京作《黄叶》诗，为李东阳所赞赏。杨慎勤奋好学，博览群书，广泛涉猎，无书不读。小小年纪便才学出众，博学之名远扬。20岁时参加会考，本来已经被主考官列为第1名，但是因为烛花意外掉落在试卷上，上面的试卷被烧毁，他不得不落榜。三年后，少年学霸，青年才俊的他再次参加会考，一举中的，考上了状元。家族里的第三个进士诞生了!想想，祖父，父亲皆当官，父亲又是朝中重臣，而自己又中了状元，这在当时，怎么也是独门新闻啊!而且很可能因其家庭原因而被私下争议为“萝卜招考”“潜规则考生”等等，但奇怪的是，杨慎中状元，竟然没有引发任何争议。因为他少年时期，学霸之名就远扬，有绰号“无书不读”，才高八斗，博学多才之名，京城人尽皆知，他不中状元，人们才奇怪呢!嘿，家世显赫，天资聪敏，少年学霸，学府才俊，一路顺风，不服不行啊!更美的是，中了状元之后的他，很快洞房花烛夜，又娶了官宦人家的女儿王氏，夫妻俩相敬如宾，感情甚好。也许上帝给每个人的平顺都是有定数的。而立之年，妻子王氏因病去世，这给了一帆风顺的杨慎一个不小的打击。他陷于丧妻痛苦，不能自拔。但很快就有人上门给他说亲续弦了。父亲同事，尚书黄珂之女黄娥，长相清丽，性情温柔，更重要的是，她非常有才。博通经史能诗文，琴棋书画无不能。《明史》专门有她的传记，后世更将她与李清照相比。就这样一位才貌双全的美女，竟然一直是杨慎的铁杆粉丝，她很崇拜这个偶像。看到偶像因丧妻而萎靡不振，她情愿下嫁杨慎作继室。婚后，两人感情甚笃，夫妇二人谈古论今，品月评花，词曲唱和，琴瑟和谐，好不幸福美满!杨慎很快从萎靡中振作起来，接受朝庭职务，干起事业来。1521年，武宗朱厚照驾崩，无子继位。按照“兄终弟及”的祖训，由正德皇帝的堂弟朱厚熜继位，是为嘉靖帝。年轻有为的杨慎，被授翰林院修撰。书生意气，锋芒毕露的他，抱有天真的“致君尧舜上”的理想 ，怀着为天下生民立命，开万世太平的热望，开始了责任心驱使下的雄心万丈的工作。一入职，他就遇到了一件在当时闹得挺红火的棘手事儿，为此，甲乙双方展开了旷日持久的争议大论战。甲方以皇上和宠幸大臣张璁、桂萼为首, 乙方是以杨廷和、杨慎父子为首的朝廷重臣，他们辩论的焦点是，朱厚熜父亲“尊号的称呼问题”，这场持续久时的大辩论，就是明朝历史上有名的“大礼仪”事件。因为朱厚照无子，他死后，一位堂弟继位，按照古代的规定，即位新帝不能再称自己的父母为爹娘了，而应该尊死去皇上的爹娘为爹娘。这什么狗屁礼义，当个皇上，自己的爹娘不但无名无分，还只能排老二!这样的皇上，我不当了，我要回原来的封地去。十五岁的少年皇上，来了脾气，宁愿不当这尊贵天下的皇上，也不能让自己的爹娘因自己而不显贵。再说了，儿子干得好，不就是为了光宗耀祖吗?这皇上一当，怎么连自己的亲生爹娘还要叫“本生皇考恭穆献皇帝”?这不是以后要叫别人的爹娘为爹娘，自己的亲生爹娘为“本生爹娘”?拗口，难受!但皇上，估计没人不爱当的。小皇帝也只是说说气话而已。辩论争斗过程一波三折，无非是你胜一局，我胜一局，双方胶着状态持续上一阵，然后再分别开骂，大打出手，这其间，杨慎的表现真可谓是干劲足，口才好，理论水平又很高，常常让那小皇上无话可说，哑口无言，无可奈何。总之，最后的结局是，皇帝小子很不高兴，后果很严重。年轻气盛，年幼无知的少年皇上，最后运用权力和暴力，将带头的杨慎和百十位大臣当朝廷杖，有十几位年老体弱的竟然当场被打死了。杨慎则被打两次，一轮打过后的第十天，又一轮回笼棒打，真正是屁股开花，皮开肉绽，打完后，直接将他发配到了云南永昌。我同你说理，你却用武力!可怜，大才子杨慎，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却在权术上败给了一个少年天子，大好畅亮的仕途刚刚登场，便被潦草逼出历史舞台。大喜大悲，大起大落，仕途困顿之际，一份江渚边的青山，夕阳，等着他“惯看秋月春风”。从前的车马很慢。京城距离云南，万里之遥，千山万水，其间跋涉之苦,可想而知。而杨慎因身受杖刑，不能骑马坐轿，只能趴在轱辘车上行进。同时他还要费尽心思地躲避政敌一路的追杀。一路地颠簸流离，辛苦万状，真是苦不堪言，身不堪受!好在贤妻黄蛾，闻讯而来，一路随行。多亏了她的照顾和扶持，身虽疼痛不堪，心却甜美万分的杨慎，总算是活着到了云南。安顿好丈夫后，妻子又返回四川老家，替他去照料杨慎的父母。从此，这一对曾经无比幸福的夫妻，开始了天各一方，终身分居的两地生活。两地虽苦，心却相通。妻子黄娥，能诗擅赋，精神丰富，志趣高雅，又加距离产生美，相见不如怀念，异地而居的两个人，思念在心底，鸿雁传书，互写了许多诗文曲赋。靠书信往来的他们，年愈久而情愈密，精神尺码相同的灵魂伴侣，是无人可替代的。为此，杨慎写诗赞妻子“玉堂金马，曾同富贵;竹篱茅舍，也共尘埃”。而黄娥，也在盼望丈夫：曰归曰归愁岁暮，其雨其雨怨朝阳。相闻空有刀环约，何日金鸡下夜郎?懒把音书寄日边，别离经岁又经年。郎君自是无归计，何处春山不杜鹃。她在他的心中，早已超越亡妻，成为杨慎心中的唯一。夫妻二人合著的《杨升庵夫妇散曲》被誉为“曲中李易安”，而黄娥的作品被后人收录成辑，有《杨升庵夫人词曲》《杨夫人乐府》传世。子曰：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流放云南后，对仕途失望透顶的杨慎，不再心存幻想，也不敢再抱有复出的愿望，因为那个朱厚熜是个“很记仇”的人，他一生大赦天下几次,却唯独对杨慎恨意难平，最终都没有给他赦免，还他自由。不仅如此， 每隔一段时间，他还要向朝中大臣问问杨慎的情况，幸好，朝中同僚，感于杨慎品高憨直，同情他的人很多，大家也都了解皇上的德性，于是每逢他问起杨慎的情况，朝中总会有人帮他打掩护。“哎呀，那个家伙，现在老惨啦，后悔的要死，终日以泪洗面，日子过得很难啊!”见不得杨慎好的朱厚熜，就会高兴地嘎嘎大笑，满意万分，变态离去。想想，杨慎可真是有好人缘，常言“失势众人推”，如果遇上一两个和皇帝同样心理变态的小人，说上一两句咸淡不均的话，怕是有十个杨慎，都死在云南了。上天给你一地鸡毛，你却用它扎了一把漂亮的鸡毛掸子，还把周围掸拭的干干净净。这句话用来形容杨慎在云南的生活，一点都不错。当时的云南是蛮荒之地，土匪横行。流放期间，饮冰十年却热血难凉的杨慎,带领家奴仆从百余人，帮助地方官出谋划策，平定了乱贼。还指导当地人民如何从事生产，把当时京城周边的一些先进的耕作方法和医疗技术教给当地人民，大大提高了当地人民生产和生活水平。尚未开化的流放之地，当年鲜有风景名胜，再加上交通不便，语言不通， 交流不畅，困顿于此的杨慎，知道仕途无路，但书山有路。身处窘境的杨慎，唯有发挥天生的禀赋，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没想到，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有心辅佐君王被廷杖，无意治学著作丰。专心地读书写作，竟然给他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名声和成就。杨慎在前七子倡导“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复古风气较为流行的当时，广泛吸收六朝、初唐诗歌的一些长处，形成自己别开生面，自成一体的诗歌风格。如平铺直叙，明白晓畅又清新自然的诗作——《出郊》高田如楼梯，平田如棋局。白鹭忽飞来，点破秧针绿。他多次往返川滇之间，有描写往返川滇途中的感慨：《宿金沙江》岂意飘零瘴海头，嘉陵回首转悠悠。江声月色那堪说，肠断金沙万里楼。他也有一些诗作表现了对人民疾苦的关怀。如托老农之语，表现了农民遇丰年，却因军饷沉重，仍然不得温饱的贫苦生活的诗作。 《观刈稻纪谚》乐土宁无咏,丰年亦有歌。惟愁军饷急,松茂正干戈。古稀之年，他回到四川老家，得到当地官员允许，想终老于此。没想到，京城来的四个人却把他押回了云南。自此，他再也没回到过故乡。临终前，做诗，表憾恨，深为感人。《六月十四日病中感怀》七十余生已白头，明明律例许归休。归休已作巴江叟，重到翻为滇海囚。他还广为采集“桑间濮上”民歌的长处，以丰富自己诗作。如《送余学官归罗江》，用绵州民歌，后缀四句送行语，构思新颖，清新别致。《送余学官归罗江》豆子山，打瓦鼓，阳平关，撒白雨。白雨下，娶龙女，织得绢，二丈五。一半属罗江，一半属玄武。我诵绵州歌，思乡心独苦。送君归，罗江浦。杨慎对诗、文、词、赋、散曲、杂剧、弹词都有涉猎。他一生所写的诗，现存约2300首，所写的内容极为广泛。他的词和散曲，写得清新绮丽,意境优美,他的散文古朴高逸，笔力奔放。文则记叙细微，真挚动人。他的长篇弹唱叙史作品《二十一史弹词》，叙三代至元及明历史，文笔畅达、语词流利，广为传诵。其中《临江仙》是《说秦汉》的开场词，成为我们人人会唱的《三国演义》主题曲。杨慎考论经史、诗文、书画，以及研究训诂、文学、音韵、名物的杂著，数量很多，涉及面极广。如《丹铅总录》、《升庵诗话》、《词品》、《书品》、《画品》、《大书索引》、《金石古文》、《风雅逸篇》、《古今风谣》等等。还有《全蜀艺文志》、《云南山川志》、《滇载记》等地方志及史料。这些著述往往有独到之见，或可补史阙，或提供线索，有相当学术价值。除诗文外，杂著多至 100余种。由万历间四川巡抚张士佩所编订，收入《升庵集》。四川省图书馆所编《杨升庵著述目录》多达 298种。《明史》云：“明代记诵之博，著作之富，推慎为第一。”起点高，学历高，高理政水平，高治学水平的这个学神，虽然终其一生都没有得到赦免。但在那个曾经苦甲天下，物质匮乏，天高皇帝远的流放之地，他的精神得到了自由，写出了许多诗文著作，成就了他博学多才，著作等身的学界大腕之名。难道真是天意从来高难问，文章憎命达?天意君须会，人间要好诗?多年的官海浮沉，多年的权力纷争，在政治权力的游戏中绝对不会有永远的胜利者。所有的荣华富贵，恩怨荣辱，最终都会化为尘土，归于笑谈，而那青山却依然在，夕阳日日红。既然如此，何必你争我夺，徒增笑耳?放手吧，放弃一切名利荣辱。惯看秋月春风，把酒问盏，笑谈千年古今……也许，上帝要让人写一首脍炙人口，流传千古的名篇佳作时，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现在他对杨慎先生所有的“苦测评”都已通过，那么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于是，一首洞穿历史，笑看风云的气势恢宏之作，在流放期间，从杨慎笔下横空出世：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而这首名传中外，妇孺皆知的词，广为流传的功劳，却要归功于清初著名的文学评论家毛宗岗先生，他效仿金圣叹删减《水浒传》的做法，对原本《三国演义》做了重大的变动。他把杨慎的这首《临江仙》做了开篇词，却没有注明署名。名言“话说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是他自己说的，也没有注明，毕竟那时的人，没有太多的著作权意识。好在历史并不真的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有目共睹的后人，还是给杨慎和毛宗岗注了署名，俩人终于有了著作权和署名权。人生百年，梦寐居半，愁病居半，襁褓垂老之日又居半，所仅存者，十之一二耳。云南这一去，就是36年。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君不见，当年才俊，憔悴已成翁。1559年8月，出自一门七进士的宰相之家，诗文自成一家的明代文学家，杨慎，死于云南贬谪地。老子明世宗不待见的人，儿孙却明白他的价值。明穆宗追赠杨慎为“光禄寺少卿”，明熹宗时追谥杨慎为“文宪”。也许，他们都没想到的是，这位才子的声名和文学成就，远远超过了当年天下第一的皇上，粪土当年万户侯。“立德、立言，立功，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诚如此言。
名医李时珍著作本草纲目这部医书的初衷是什么
李时珍的父亲和爷爷是当地的名医，李时珍便从小对医术有深厚的兴趣，但是由于当时医生是个很低贱的职业，不被他人尊重，李时珍的父亲便希望李时珍能够考中科举当个小官也好，能够光耀门楣，不被他人看不起。虽然李时珍按照其父的要求在学习四书五经等，但是他却对做官没有兴趣，一直在偷学医术，最后李时珍向其父表明自己的心意得到了认同，便光明正大的开始学医，当年的李时珍正好二十岁。李时珍在他父亲的指导下阅读了大量书籍，增长了更多实践经验，大大提升了他的医学水平，李时珍也正因为这样才发现众多关于本草记载书籍的缺陷和错误，开始想要重修本草书籍。李时珍的医术越来越高明，因此得到百姓的支持和认同，一次李时珍治疗好了楚王府世子的疾病，仅用三服药便让他人都束手无策的疾病治愈，得到楚王的欣赏。因此名声大震，后推荐进宫。李时珍在宫中虽然只呆了一年，但是其医术还是得到皇帝的肯定的，有一次皇帝为了考验其医术让他仅用一根线给皇后看病，但是却不是将线的另一端绑在皇后的手上，第一次是绑在非生命的物体，第二次是皇上的脉搏上，均被李时珍发现不对。李时珍因此得到皇上的赞叹，称其医术了得。1、李时珍的成就李时珍为了完成《本草纲目》，翻山越岭，不畏艰辛，访遍许多地方的人，不论是农民、工人、还是马夫均是李时珍的老师，正因为他扎实的医学基础，谦逊的品质还有坚持不懈的精神才能完成这一巨作，堪称东方瑰宝。李时珍有编修《本草纲目》这本书的念头，是从他学医有一定基础的时候开始的，那时候的李时珍在他父亲的指导下，阅读了大量有关医学的书籍，不仅如此还注重实践经验的积累，认为只有医治更多的人，才能知道更多的疾病，才能造福更多人。在阅读各种本草书籍的过程中，李时珍注意到很多关于本草的介绍只有注明药草的名字，但是没有记载药草的外观和性能，李时珍认为这样并不能帮助更多医学者和患者。加上当时药材混乱，书籍又记载不清，导致一位药铺店员抓错药给病患，致使病患死亡。李时珍便开始有了编修一本完整的本草书籍的念头，为了可以造福更多人也能帮助更多医生学习以便更有效的治愈病患。于是三十来岁的李时珍便开始背起背篓，穿着草鞋，带上纸笔和弟子开始他长途跋涉的实地考察生活。李时珍在路途中经常翻山越岭，进入深山雨林，不仅路途艰辛还常露宿野外，但是李时珍一直没有放弃，认为现在的辛苦换成为百姓造福是非常值得的。因此他不仅修改了之前错误的本草记载，还加入很多新发现新元素，为世界的医学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2、李时珍活了多少岁李时珍于公元1518年出生在医学世家，早年被父亲教导读书考科举，但是一直无心名利，一直希望成为像父亲李言闻一样是个悬壶济世之人，帮助苍生才是他的追求所在，后来得到父亲的支持开始学医的道路。此后李时珍便一直跟随父亲学医，不仅阅读大量医书，还很注重实践与知识的结合，在他父亲的帮助下，李时珍的医术进步很大，李时珍也因此发现关于本草的书籍中有很多缺失和漏洞，开始立下编写完整的本草书籍。公元1551年，李时珍因为医术高明，被楚王招聘，李时珍想着去能够帮助自己重修本草，便进了王府，在王府任职期间医治好了不少杂症，包括世子。加上这段时间朝廷广纳医术高明之人，于是李时珍便被推荐进宫。李时珍在宫中为太医仅任了一年便辞官回乡了，因为在宫中并未得到重用，意见也被驳回，为同仁讥笑，加上李时珍对名利没有追求。虽然如此，李时珍在宫中还是大开眼见，阅读到许多珍藏的医书，和见到了许多罕见药材，为他日后编修本草很有帮助。公元1552年，李时珍便开始了他为期二十七年的考察时间，四处游历，不畏艰险穿梭于深山老林中，考察书中记载是否真实，亲尝百草辨区别，为人谦逊，所问之人均是他老师，虚心求教。公元1578年，李时珍六十一岁的时候终于完成了这惊世巨作，为世界做出了这巨大贡献。公元1593年，七十五岁的李时珍逝世，一辈子与医学打交道，为百姓考虑，给世界带来贡献的李时珍与世长辞。但是他的精神和贡献一直被后世流传，名声永垂青史。3、对李时珍的评价李时珍是历史上杰出的名医，是大明时期的圣医，李时珍的一生都贡献给了医学研究，他对医术的态度是非常认真严谨的，他认为药材的可贵之处是可以治愈，但是也能害人，因此要仔细观察记载，不可有一分的差池。李时珍也被世人称为“药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的编修中，耗时长达近三十年的时间，行遍万里路，询问了无数个人，亲尝了百草，才编修完这样一部造福人类的巨作。李时珍用了他毕生的精力完成了这样一件事，期间即使是翻山越岭，出入深山老林，李时珍都没有因为路途艰难而放弃，当时李时珍的年龄也不小了，迈着年弱的双脚，他永不放弃的精神感染着身边的每一个人，包括他的弟子和儿子。李时珍凭借其不畏艰苦的精神完成了这样一部完整的关于本草也关于化学的著作，其缜密的思维将本草进行严密的科学分类，是当时中国几千年来药物学的总结，不仅丰富了本草的知识，还纠正了过往的错误。李时珍作为一名医术高超，学术知识丰富的医生，放弃了达官显贵的生活，不追求名利，不贪慕虚荣，一心只为解救百姓于水深火热之中。其中李时珍曾在楚王府为官，治好了楚王儿子的疾病，李时珍拒绝了楚王的重金酬谢，只认为救助他人乃是医者之责。如此高尚的医者李时珍，从他对医学的执着谨慎再到为人处世的宽厚仁爱，不为名利，只为苍生的大爱精神为我们称颂。
明朝历史 汉唐之后黄金时期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
1、大明开国元末农民起义、明朝统一战争、西吴元朝末年蒙古统治者残暴，人民受到空前压迫。1351年，元廷征调农民和兵士十几万人治理黄河水患。“治河”和“变钞”导致红巾军起义爆发。推翻元朝，建立明朝的明太祖高皇帝朱元璋。1351年5月，韩山童、刘福通领导红巾军起义爆发。次年，郭子兴响应，聚众起义，攻占濠州 。平民出身的朱元璋受汤和邀请投奔郭子兴，屡立战功，备受郭子兴器重和信任，并娶郭子兴养女马氏为妻。不久，朱元璋离开濠州，发展自己的势力。1355年，刘福通立韩林儿为帝，国号宋，年号龙凤，称小明王，以亳州为都城。郭子兴病故后朱元璋统率郭部，小明王任其为左副元帅。1356年，朱元璋占领集庆路，改名为应天府，并攻下周围战略要地，获取一块立足之地。朱元璋采纳朱升“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建议。1360年，鄱阳湖水战使陈友谅势力遭到巨大打击。1361年，小明王封朱元璋为吴国公。1363年，陈友谅败亡。1364年，朱元璋称王，史称“西吴”，与占平江府的东吴王张士诚相区别。1366年小明王、刘福通被廖永忠沉于瓜步江中溺死。1367年，攻下平江，张士诚自尽，后又灭浙江的方国珍。1368年正月初四，朱元璋以应天府(南京)为京师，国号大明，年号洪武，朱元璋称帝。后进行北伐和西征，同年以“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的口号命徐达、常遇春等将北伐，攻占大都(即北京)，元顺帝北逃，彻底结束蒙古在中原的统治，中国再次回归由汉族建立的王朝统治之下。之后朱元璋又相继消灭四川的明升和云南的梁王把匝剌瓦尔密、辽东的纳哈出。又八次派兵深入漠北，大破北元，天下至此初定。2、洪武之治、建文改制、靖难之役清朝康熙皇帝评价朱元璋“治隆唐宋”。朱元璋即位后采取轻徭薄赋，恢复社会生产，确立里甲制，配合赋役黄册户籍登记簿册和鱼鳞图册的施行，落实赋税劳役的征收及地方治安的维持。整顿吏治，惩治贪官污吏，促使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史称洪武之治。同时朱元璋多次派军北伐蒙古，取得多次胜利，最终在捕鱼儿海之役平定北元，消除外患。朱元璋平定天下后，大封功臣，也对功臣有所猜忌，恐其居功枉法，图谋不轨。而有的功臣也越过礼法，为非作歹。朱元璋借此兴胡惟庸案和蓝玉案，清理权贵和不法功勋。1380年朱元璋以擅权枉法之罪名杀胡惟庸，又杀御史大夫陈宁、御史中丞涂节等人。1390年有人告发李善长与胡惟庸关系密切，李善长因此被赐死，家属七十余人坐死，总计株连者达三万余人，史称胡惟庸案。此后，朱元璋又借大将军蓝玉张狂跋扈之名大加诛杀，连坐被族诛的有一万五千余人。加上空印案与郭桓案合称明初四大案。朱元璋通过打击功臣、设立锦衣卫加强特务监视等一系列手段来加强皇权。1398年朱元璋驾崩，由于太子朱标早死，由皇太孙朱允炆即位，年号建文，即明惠宗。明惠宗为巩固皇权，与亲信大臣齐泰、黄子澄等密谋削藩。周王、代王、齐王、湘王等先后或被废为庶人，或被逼自杀。同时以边防为名调离燕王朱棣的精兵，欲铲除朱棣，朱棣在姚广孝的建议下以“清君侧，靖内难”的名义起兵，最后率军南下，攻占南京，史称靖难之役。后明惠宗在宫城大火中下落不明，朱棣即位，改元永乐。3、永乐盛世、仁宣之治明成祖朱棣1405年，朱棣将北平改名北京，称行在，设立北平国子监等衙门。1416年，朱棣公布迁都的想法，隔年开始大规模营造北京，1420年完工，隔年迁都。永乐时期武功昌盛，天下大治，收复安南设交趾布政司，朱棣又亲自率兵五征漠北攻打北元分裂后的鞑靼与瓦剌。朱棣册封瓦剌三王，使与鞑靼对立，见瓦剌中兴之势，又助鞑靼讨伐瓦剌，不使任何一方独大。[80]同时授予兀良哈蒙古的朵颜、泰宁和福余三个卫所自治权。朱棣还于1406年和1422年对兀良哈蒙古进行镇压，以维持这一地区的稳定。朱棣安抚东北女真各部，在归附的建州女真 、海西女真设置卫所，并派亦失哈安抚黑龙江下游的野人女真。1407年亦失哈在混同江庙街的对岸塔林设奴儿干都司，扩大明朝东疆，亦失哈并于1413年视察库页岛，宣示明朝对此地的主权。[84]朱棣实行积极的外交策略，自1405年开始派郑和下西洋，与各国进行政治经济来往，增长财政收入的同时将朝贡制度推向巅峰。其舰队规模空前庞大，最远到达东非索马里地区，扩大明朝对南洋、西洋各国的影响力。文治方面，朱棣令编修百科全书《永乐大典》，解缙率三千文人在三年时间内即告完成。《永乐大典》有22877卷，又凡例、目录60卷，11095册，引书达七八千种，字数约有三亿七千多万，且无删节。朱棣对异议者强力镇压，诸明仁宗朱高炽如黄子澄、齐泰等建文旧臣等都被杀。其中以方孝孺的诛十族和景清的“瓜蔓抄”最为惨烈。还恢复了明太祖时期后来被废除的锦衣卫，另外他还设置了另外一个特务组织——东厂。厂卫制度确立。朱棣驾崩后，其长子朱高炽即位，即明仁宗，年号洪熙。仁宗年龄已经偏高，即位仅一年就驾崩。其统治偏向保守固本，注重休养生息。任用“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等贤臣辅佐朝政，停止郑和下西洋和对外战争以积蓄民力，鼓励生产，宽行省狱，力行节俭。仁宗驾崩后长子朱瞻基即位，是为明宣宗，年号宣德。宣宗实行德政治国，并且先后派遣郑和、王景弘下西洋，使国力达到极盛，史称“仁宣之治”。宣宗同样擅长书画，有画作传世。但其执政期间并非毫无弊端，由于宣宗喜好养蟋蟀 ，许多官吏因此竞相拍马，被称为“促织天子”。同时宣宗设立内书堂教宦官读书，为明英宗时期的太监乱政埋下隐患。4、土木之变与北京保卫战领导北京保卫战取得胜利的于谦1435年，九岁的朱祁镇继位，即明英宗，年号正统。此时太监王振开始干涉朝政，1442年遏制王振权势的张太皇太后去世后王振大肆揽权。元老重臣“三杨”死后，王振更专横跋扈，将明太祖留下的禁止宦官干政的敕命铁牌撤下，举朝称其为“翁父”，英宗对他信任有加。王振擅权七年，家产计有金银六十余库。1435年蒙古西部的瓦剌逐渐强盛常寇边。1449年瓦剌首领也先率军南下伐明。王振怂使英宗集结二十万京营御驾亲征。大军离燕京后，兵士乏粮劳顿，八月初大军才至大同，王振得报前线各路溃败，惧不敢战，又令返回。回师至土木堡 ，被瓦剌军追上，士兵死伤过半，随从大臣有五十余人阵亡。英宗突围不成被俘，王振为将军樊忠所怒杀，称土木之变，是明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兵部侍郎于谦拥戴英宗弟弟朱祁钰即位，即明代宗，年号景泰。于谦升任兵部尚书，决定坚守北京，整顿边防积极备战，随后南直隶、河南、山东等地勤王部队陆续赶到。同年十月，瓦剌军直逼北京城下，也先安置明英宗于德胜门外土关。于谦率领各路明军奋勇抗击，屡次大破瓦剌军，也先率军撤退。明朝取得北京保卫战的胜利，于谦力排众议，加紧巩固国防，拒绝求和，并于次年击退瓦剌多次侵犯。5、夺门之变与石曹之乱1450年也先释放英宗。然而代宗因为皇权问题不愿遣使迎驾，后又把英宗困于南宫(重华宫)软禁，并废皇太子朱见深，立自己的儿子朱见济为太子。不久见济病死，代宗迟迟不肯再立朱见深为太子，俨然有夺正之态，英宗、代宗因而严重对立。1457年石亨、徐有贞、曹吉祥等人联明英宗朱祁镇盟，欲拥戴英宗复辟。趁着明代宗重病之际发动政变。徐有贞率军攻入紫禁城，石亨等人占领东华门，立明英宗于奉天殿，改元天顺。他们贬明代宗为郕王，并且逮处死于谦及大学士王文，史称夺门之变。明英宗复辟后，略有新政，废除自明太祖恢复的殉葬。之后因内部政变流放徐有贞，因曹石之乱诛杀石亨、曹吉祥等人，任命李贤等贤臣治国。1464年英宗驾崩，朱见深即位，即明宪宗，年号成化。宪宗为于谦平反，恢复代宗帝号，时人多称快，又能体谅民情，励精图治，宛若明君之资。琉球、哈密、暹罗、土鲁番、撒马儿罕等国纷纷入贡。但其本人口吃内向，因此很少廷见大臣，宠爱亦妻亦母的万贵妃，宠信宦官汪直、梁芳等人，晚年好方术，以至奸佞当权，西厂横恣，朝纲败坏，民不聊生。宪宗直接颁诏封官，是为传奉官，造成舞弊成风，直到孝宗才全被裁撤。6、弘治中兴与武宗时期弘治中兴、武宗南巡1487年明宪宗驾崩，其子朱祐樘继位，即明孝宗中兴明朝的弘治帝朱佑樘，年号弘治。孝宗在位期间“更新庶政，言路大开”，使自英宗以来的陋习得以去除，被誉为“中兴令主”。孝宗先是将成化年间的一批奸佞冗官尽数罢免，逮捕治罪，并选贤任能以委重任。孝宗勤于政事，每日两次视朝。明孝宗对宦官严加节制，锦衣卫与东厂也谨慎行事，法治宽刑。孝宗力行节俭，不大兴土木，减免税赋。明史称孝宗为“恭俭有制，勤政爱民”，在其治理下，弘治一朝期间政治清明，百姓安居乐业，史称弘治中兴。1505年孝宗去世，其子朱厚照即位，为明武宗，年号正德。武宗即位后清代野史常说他极好逸乐，导致正德年间战事频生，外有鞑靼达延汗进犯、内有叛乱和民变等重大事件。1520年武宗借出征江西宁王叛乱为由而南下游玩，以大将军朱寿为名前往南京，亲自俘虏已被王守仁击败的宁王。班师回京途中，于南直隶清江浦泛舟取乐时落水染病，1521年于豹房驾崩。 因死后无子使孝宗一脉绝嗣。7、嘉靖时期大礼议、嘉靖中兴、壬寅宫变、南倭北虏、世宗崇道明武宗驾崩后，明孝宗之侄、兴献王之子朱厚熜入嗣大统，是为世宗。登基前后，因时任内阁首辅杨廷和、礼部尚书毛澄等权臣引宋濮安事强令世宗皇帝尊亲生父母为皇叔父母，导致大礼议之争。最终世宗扫灭宦官和权臣势力，总揽朝纲。1534年后世宗明世宗朱厚骢即嘉靖皇帝即不视朝，但仍悉知帝国事务，事无巨细仍出于世宗决断。世宗信奉道教，信用方士，在宫中日夜祈祷。先是将道士邵元节入京，封为真人及礼部尚书。邵死后又大宠方士陶仲文。1542年十月，乾清宫发生杨金英、邢翠莲等宫女十余人与宁嫔王氏趁世宗熟睡之际企图将其勒死，史称壬寅宫变。此事后，直至世宗驾崩前一晚，世宗迁离大内移居西内。嘉靖一朝，国家外患不断。北方鞑靼趁明朝衰弱而入据河套。1550年鞑靼首领俺答进犯大同，宣大总兵仇鸾重金收买俺答，让其转向其他目标。结果俺答转而直攻北京，在北京城郊大肆抢掠后西去，明朝军队在追击过程中战败，此为庚戌之变。东南沿海由日本浪人与中国海盗组成的倭寇与沿海居民合作走私，先并且后袭扰山东、浙江、福建与广东等地区。戚继光与俞大猷平定浙闽粤等地的倭寇，为隆庆开关奠定基础。另葡萄牙人于1557年移民澳门，但及至明亡，葡萄牙人及澳门始终为广东布政司香山县管辖。1566年明世宗驾崩，皇太子朱载垕即位，即明穆宗，年号隆庆，翌年为隆庆元年。8、改革与中兴隆庆新政、张居正改革、万历中兴张居正明穆宗即位后启用在藩邸的老师高拱、张居正。隆庆初年，位处执政之首的世宗旧臣徐阶策动朝官弹劾高拱，高拱辞官回乡。高拱亦不甘示弱，一年后策动朝官弹劾徐阶。徐阶也被迫正式退休。朝廷的实际政务渐渐落到了张居正的手上。隆庆末年，高拱回朝出任内阁首辅。隆庆朝名臣名将荟萃，陆上与蒙古达成和议，史称俺答封贡;海上开放民间贸易，史称隆庆开关;因为这两项措施，明朝又重现中兴气象，史称隆庆新政。1572年，明穆宗因中风突然驾崩，年仅九岁的皇太子朱翊钧继位，改元万历。由于年幼由太后摄政，重臣高拱因与太后信任的宦官冯保对抗而被罢官，张居正则得到冯保的鼎力支持。张居正辅政十年，推行改革，在内政方面，推行考成法，裁撤政府机构中的冗官冗员，整顿邮传和铨政。经济上，清丈全国土地，抑制豪强地主，改革赋役制度，推行一条鞭法，减轻农民负担。军事上，加强武备整顿，平定西南骚乱，重用抗倭名将戚继光总督蓟、昌、保三镇练兵镇守长城，使边境安然。张居正还启用潘季驯治理黄河，变水患为水利。同时张居正严惩贪官污吏，裁汰冗员。张居正整顿朝正，改革体制，史称万历中兴。1577年秋，张居正父亲去世，按常理他需要丁忧，但张居正以为改革事业未竟，不愿丁忧。他的政敌借此大做文章，史称夺情之争。最后在明神宗和两太后的力挺下张居正被夺情起复 ，使得其改革并未被中断。但是，这成为了他的政敌之借口。同时张居正利用职权让亲子通过科举进入翰林院。张居正死后被反对改革的政敌清算。张府家属被囚禁于内，饿死十余口，生前官爵也被剥夺。9、东林党争与国本之争张居正死后初期，明神宗尚能保持对朝政万历皇帝的兴趣，在位期间有东林党争、国本之争等重大事件，对外有朝鲜之役与萨尔浒之战。万历一朝成为明朝由盛转衰的转折期。国本之争主要围绕着皇长子朱常洛与福王朱常洵。明神宗迟迟不立太子，令群臣忧心如焚。直到1601年，朱常洛才被封为太子，朱常洵被封为福王。但是福王迟迟不离京就任藩王。直到梃击案发生，舆论对郑贵妃不利后，福王才离京就藩。明神宗于国本之争对大臣极度不满，自1587年后，就开始连续不上朝作为报复，仅处理一些重要事件。自1588年后，早朝也经常看不到他，整日在深宫中不理政事。东林党源于顾宪成组办的东林书院。东林党争起因是内阁缺人，顾宪成极力主张颇有政绩的淮扬巡抚李三才入阁，结果被反对李三才入阁的势力抹黑漫骂，东林党因此兴起，朝中其它各党便集中火力攻击东林党。阉党专权后，东林党更受到严重打击，直到崇祯年间东林党才重新被启用。10、万历怠政由于明神宗不理朝政，缺官现象非常严重。1602年，南北两京共缺尚书三名，侍郎十名;各地缺巡抚三名，布政使、按察使等六十六名，知府二十五名。明神宗委顿于上，百官党争于下，明廷完全陷入空转之中。官僚队伍中党派林立，互相倾轧，如东林党、宣党、昆党、齐党、浙党等名目众多，但其所议议题却不是如何改良朝政，只是人事布局而已。 在东北，由于深受明神宗信任的辽东总兵李成梁后期腐化堕落，大肆谎报军情，骗取军功封赏，军事打击目标上偏袒努尔哈赤势力，致使明末边患严重，并最终导致清朝入主中国。因此《明史》言：“论者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在军事方面，万历朝以万历三大征最为功勋卓著，三战皆胜以巩固明朝边疆、守护朝鲜王朝，但也消耗了明朝国库存银。1617年，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反明，两年后在萨尔浒之战中大败明军，明朝对后金从此转为战略防御。1620年，明神宗驾崩。其长子朱常洛登基，为明光宗，明光宗仅在位一个月，八月二十九日，又因服用李可灼的红丸，九月一日五更时猝死。明熹宗继位，改元天启。11、阉党专权明熹宗天启帝朱由校明熹宗早期大量启用东林党人，加剧东林党争，明熹宗因此对朝政失去耐心，魏忠贤趁机干预政治，拉拢齐楚浙党，号为阉党。1624年后，阉党把握朝政，魏忠贤擅权跋扈，爪牙遍布全国，并大肆打击东林党，借“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为由，唆使其党羽伪造《东林党点将录》上报朝廷，1625年明熹宗下诏，烧毁全国书院。大量东林党人入狱，甚至处死，天启年间的朝政混乱导致内忧外患加剧。1626年北京西南隅的工部王恭厂火药库发生王恭厂大爆炸，造成2万多人死伤。当时东北方的后金逐步占领辽东地区。1626年，努尔哈赤率军攻打宁远，明军在袁崇焕的指挥下凭借坚城固守抗敌，最终击败后金军，并击伤努尔哈赤，史称“宁远大捷”。不久后，努尔哈赤死去，其子皇太极即位。12、崇祯治乱1627年明熹宗不慎落水病重，不久因霍维华之药而驾崩，信王朱由检继位，即明思宗，年号崇祯。崇祯即位后，锐意铲除阉党改革朝政。他下令停建生祠，逼奉圣夫人客氏移居宫外，最后押到浣衣局处死。下令魏忠贤去凤阳守陵，魏忠贤于途中与党羽李朝钦一起自缢，明思宗将其首级悬于河间老家，阉党其它分子也被贬黜或处死。然而崇祯用人多疑、刚愎自用、举棋不定导致局势愈加糜烂。自杀殉国的明思宗烈皇帝朱由检1629年皇太极改采绕道长城以入侵北京，袁崇焕紧急回军与皇太极对峙于北京广渠门。经六部九卿会审，最后杀袁崇焕，史称己巳之变。其后皇太极多番远征蒙古，终于在六年后彻底击败林丹汗，次年在盛京称帝，改国号为大清，并五次经长城入侵明朝北直隶、山东等地区，史称清兵入塞。当时北直隶连年灾荒疫疾，民不聊生。辽西局势亦日益恶化，清军多次与明军作战，最后于1640年占领锦州等地，明军主力洪承畴等人投降，明朝势力退缩至山海关。明中期之后时常发生农民起事，崇祯时期朝政混乱与官员贪污昏庸;与后金的战争带来大量辽饷的需求以及清兵的掠夺;以及因为小冰期气候变冷，农业减产带来全国性饥荒，这些都加重明朝百姓的负担。1627年，陕西澄城饥民暴动，拉开明末民变的序幕，随后王自用、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等农民起事，最后发展成雄踞陕西、河南的李自成与先后占领湖广、四川的张献忠。1644年李自成建国大顺，三月，李自成率军北伐攻陷大同、宣府、居庸关，最后攻克北京。崇祯在煤山自缢，明朝作为统一国家的历史结束。13、南明与明郑清军入关、南明、满清大屠杀、明郑时期、郑成功收复台湾、清收复台湾之战逼死坡“明永历帝殉国处”石碑北京沦陷后，史可法等人在南京拥立福王朱由崧，建立弘光政权，即弘光帝，弘光帝死后，鲁王朱以海于浙江绍兴监国;而唐王朱聿键在郑芝龙等人的拥立下，于福建福州称帝，即隆武帝。而两个南明政权为争夺正统地位互相攻伐。1651年在舟山群岛沦陷后，鲁王朱以海在张名振、张煌言陪同下，赴厦门依靠郑成功，不久病死在金门。隆武帝屡议出师北伐，因得不到郑芝龙的支持而无疾而终。1646年，清军攻占浙江与福建，鲁王逃亡海外，隆武帝于汀州逃往江西时被俘，绝食殉国，郑芝龙向清军投降，然而由于其子郑成功反清而被清廷囚禁。朱聿键之弟朱聿鐭在广州受苏观生及顾元镜拥立，即绍武帝，于同年年底被清将李成栋攻灭。同时间桂王朱由榔于广东肇庆称帝，即永历帝。在台湾抗清的郑成功6年永历政权获得瞿式耜、张献忠余部李定国、孙可望等势力以及福建郑成功势力的支持下展开反攻。同时各地降清的原明军将领先后反正，如1648年江西金声桓、广东李成栋、广西耿献忠与杨有光率部反正，一时之间南明收服华南各省。然而于同年，清将尚可喜率军再度入侵，先后占领湖南、广东等地。两年后，李定国、孙可望与郑成功发动第二次反攻，其中郑成功一度包围南京，但最后因内部孙可望叛变及反清势力鞭长莫及与之间的貌合神离最终导致节节败退。1661年清军三路攻入云南，永历帝流亡缅甸首都曼德勒，被缅甸王莽达收留。后吴三桂攻入缅甸，莽达之弟莽白乘机发动政变，杀死其兄后于8月12日发动咒水之难，杀尽朱由榔侍从近卫，朱由榔最后被吴三桂所杀，南明亡。李自成余部在湖南抗清失败后，转移到川、鄂山区进行活动，在夔州府以东地区继续抗清，称为夔东十三家军。1662年清军开始攻打，到1664年首领李来亨被杀而亡。郑成功在南京之战失败后退回金厦，于1661年率军攻占荷兰占据的台湾，定都东宁。其子郑经曾参与三藩之乱，率军参与反攻失利。1683年，康熙帝命施琅进攻明郑。施琅大败刘国轩攻克澎湖，给台湾造成战略威胁，最终郑克塽剃发降清，明朝宁靖王朱术桂携五妃自杀殉国，最后一股抗清势力覆灭。
明朝政治 皇帝与内阁共同管理国家事物
1、内阁1380年朱元璋罢中书省，废丞相，亲理政务，但是力不从心，故设立四辅官来辅佐政事，但这项制度效能不彰，1382年七月被废。十一月，仿宋制，置华盖殿、武英殿、文渊阁、东阁诸大学士，又设文华殿大学士，以辅导太子，品秩皆为正五品。朱棣登基后，特派解缙、胡广、杨荣等入午门值文渊阁，参预机务，由此成立内阁。内阁只为皇帝的顾问，奏章的批答为皇帝的专责。内阁大学士一职多以硕德宿儒或朝中大臣担任，只照皇帝意旨写出，称“传旨当笔”。明仁宗增置谨身殿大学士。宣宗时期，由于杨溥、杨士奇、杨荣等三杨入阁，宣宗批准内阁在奏章上以条旨陈述己见，称为“票拟”制度。明初，内阁无实权。之后内阁地位逐渐升高，权限逐渐增大，到明世宗时，内阁终跃至六部之上。嘉靖以后，朝位班次，俱列六部之上。自此，内阁成了中央最高的的决策机构。2、六部明朝在中央和南京各设置吏、户、礼、工、刑、兵六部，与前代相比，明朝最初在每部增加尚书侍郎各一。胡惟庸案之后，朱元璋废丞相之职，六部因此地位得到了提高。每部只设一个尚书，两个侍郎，原有的各科尚书降为郎中。各部尚书和侍郎的官阶也上升。其中以吏部最为重要，户部人员最多。礼部与工部地位较低，而在南京六部除兵部 、户部外，其他四部基本没有没有实权，是被排挤出中央的官员的“养老之地”。3、监察机构朱元璋为吴王时，始置御史台，设左、右御史大夫各一名。1380年，罢御史台。1382年更置都察院，设监察都御史八人。分监察御史为浙江、河南、山东、北平、山西、陕西、湖广、福建、江西、广东、广西、四川十二道，各道置御史三到五名，称为十二道监察御史。监察御史都驻在京师，有事带印出巡，事毕回京缴印。1403年，改北平道为北京道。1420年，罢北京道，增设贵州、云南、交趾三道。1425年，称行在都察院。1435年，罢交趾道，始定为十三道。正统年间去“行在”字。六科六科，负责侍从、规谏、补阙、拾遗、稽察六部百司之事。洪武六年，设给事中十二人，秩正七品，始分为六科，每科二人。洪武二十四年，更定科员，每科都给事中一人，正八品。六科官职品级虽低，然职权很高。他们有“封驳权”，可以不赞成皇帝的意旨。该制度发挥了一定的改善朝政作用。4、五寺五寺包括大理寺、太常寺、光禄寺、太仆寺和鸿胪寺。大理寺与刑部和都察院合为三法司，其职权与今日之最高法院相似。大理寺的首长称为大理寺卿，九卿之一。其余四寺卿职权较低。太常寺负责祭祀礼乐，隶属于礼部;太仆寺管理马匹，隶属于兵部;光禄寺负责寿宴、进贡等，隶属于礼部;鸿胪寺负责朝会、宾客(外吏朝觐，诸蕃入贡)、吉凶仪礼。5、厂卫机构明朝主要的情报机构包括锦衣卫、东厂和西厂，武宗时期还一度设有内行厂。锦衣卫负责侦查国内外情报，直接对皇上负责，拥有可以逮捕任何人，并进行秘密审讯的权利。东厂主要职责就是监视政府官员、社会名流、学者等各种政治力量，并有权将监视结果直接向皇帝汇报。依据监视得到的情报，对于那些地位较低的政治反对派，东厂可以直接逮捕、审讯;而对于担任政府高级官员或者有皇室贵族身份的反对派，东厂在得到皇帝的授权后也能够对其执行逮捕、审讯。西厂设立于宪宗时期，首领为汪直。1482年后被废。其后又被武宗短暂恢复。内厂设于武宗时期，任务是牵制锦衣卫、东厂和西厂的权利，防止它们三个机构相互勾结权利的扩展，是武宗为政的另一种手段。首领为宦官刘谨，刘谨伏诛后，内厂与西厂同时被废，仅留东厂。6、其它机构太师、太傅、太保为三公，明仁宗之后，三公皆为虚衔，为勋戚文武大臣加官、赠官。太子太师、太子太傅、太子太保，只有朱棣以姚广孝专为太子太师，留辅太子，自是以后，终明一代皆为虚衔。他们名为辅导太子，但实际上辅导太子的机构是詹事府。詹事府下设两坊、一局、一厅。此外还有太医院，太医院附属有生药库和惠民药局。二十四衙门(十二监、四司、八局，由宦官所担任)。亲军上直二十六卫，除锦衣卫设有南北两个镇抚司，其他二十五卫各设有一个镇抚司，已上俱不属五军都督府管辖。女官，洪武五年，定为六局一司。永乐后，职尽移于宦官，只保留少数女官。法律《大明律》第一次提出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明孝宗的修律，更将“不因言杀人”写入律法。大明律是西方启蒙运动时期备受推崇的法律奠基，近代的欧美法系和大陆法系，都从《大明律》中受益颇多。
明朝文化 市井文化高度发展小说成就极高
1、思想王阳明哲学思想上，王阳明继承陆九渊的“心学”并发扬光大，他的思想强调“致良知”及“知行合一”，肯定人的主体性地位，将“人”的主动性放在学说的重心。而王阳明的弟子王艮更进一部的强化此方面的论述，提出“百姓日用即道”，肯定平民百姓日常生活的意义，而李贽则更肯定“人欲”的价值，认为人的道德观念系源自于对日常生活的需求，表现追求个体价值的思想。因西学东渐使科学精神与实学风尚也开始流行。明末伴随着朝代的更替与异族的侵略，哲学家开始更多思考现实问题与政治改良，如王船山、黄梨洲、顾亭林等。晚明书院的兴盛冲击了官学的地位，许多知识分子利用在书院讲学之际借机批评时政，如曾讲学于东林书院的顾宪成及高攀龙，就常讽刺时政，也使东林书院成为与当权派对抗的中心，进而导致东林党争。当时学者也会借用寺庙周边的空地举行“讲会”，倡导新的思想价值与人生观。明代书院的自由探讨辩论学风，是当时最开明进步的学术交融方式，在古老的中国书院里，不同流派的思想可以在此平等交流。明朝人视学阀为耻，将以权力压制民意视为卑劣，即使是高高在上的皇帝，权倾朝野的大首辅也不例外。2、文学明代文学以小说达到的艺术成就最高，创作了大量的以历史、神怪、公案、言情和市民日常生活为题材的长篇章回小说和短篇的话本、拟话本。一些文人加工改写了宋元话本，还创作拟话本。“三言”、“二拍”就是这种话本和拟话本的代表作。冯梦龙中国小说史上的四大名著中的三部——《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与小说《金瓶梅》就是出于明朝。冯梦龙加工编辑的三部白话短篇小说集“三言”(即《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每部四十篇，共一百二十篇，主要是描写青年爱情故事以及平民市井生活，最著名的如《杜十娘怒沉百宝箱》、《金玉奴棒打薄情郎》、《转运汉巧遇洞庭红》等;与“三言”类似每部四十篇的短篇小说集还有凌蒙初编著的“二拍”以及1987年才被发现的《型世言》(陆人龙编著)。传统雅文学的发展在明代继续发展，著名文人有刘基、宋濂、高启、方孝孺、唐寅、归有光、徐渭、王世贞、袁宏道、钱谦益、张岱、吴伟业等人。散曲家则有王磐、冯维敏、薛论道、陈译、康海等人。万历时期，猛烈反对前后七子的拟古主义，有以公安袁宗道、袁宏道与袁中道为代表的公安派。他们认为文学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有各个不同的时代，即有各种不同的文学。竟陵钟惺、谭元春为代表的竟陵派主张独抒性灵，并且乞灵于古人，目的为“引古人之精神以接后人之心目，使其心目有所止焉，如是而已矣”。3、戏曲元末杂剧一度中衰。明中叶后，随着城镇经济的繁荣，为群众所喜闻乐见的戏曲又出现了新的发展，产生了许多具有进步意义的作品。明代剧作中最负盛名的是《牡丹亭》。在明代，流行的戏曲唱腔中，主要有弋阳腔和昆山腔(昆腔)。昆腔本局限于吴中。嘉靖年间，著名音乐家魏良辅对昆腔进行改革，使它既集中表现了南曲的清柔婉转的特点，又保存了部分北曲激昂慷慨的声腔，成了当时最有影响的一种戏曲音乐。4、书法明朝朝廷极力推崇书法，明朝书法以行书和草书为主。明初书法陷于台阁体泥沼，沈度学粲兄弟推波助澜将工稳的小楷推向极致，“凡金版玉册，用之朝廷，藏秘府，颁属国，必命之书“。二沈书法被推为科举楷则，于是台阁体盛行。明中期吴中四家崛起，书法开始朝尚态方向发展。祝允明、文征明、王宠与唐寅是这个时期的代表，书法开始迈入倡导个性化的新境域。晚明书坛兴起一股批判思潮，书法上追求大尺幅，震荡的视觉效果，有名的有张瑞图、黄道周、王铎与倪元瑞等。诗文明代诗文数量却浩如烟海，不仅作家众多，而且各成流派。永乐至正统年间，文坛上出现了以内阁大学士杨士奇、杨荣、杨溥为首的“台阁体”诗派。明中叶，在反对台阁体冗沓文风的斗争中，先有弘治、正德年间的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崛起，继而又有嘉靖、万历间李攀龙、王世贞为首的“后七子”雄踞文坛。他们以复古为号召，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当前、后七子复古运动兴起时，文坛上又相继迭起“唐宋派”和“公安派”。5、绘画明初，宫廷画家居画坛主流。15世纪中叶，江南沈周、文征明、唐寅、仇英“吴门四大家”崛起。他们广泛吸取了唐、五代、宋、元诸派之长，形成了各具特殊风格的绘画艺术，又被后世称为“明四家”。嘉靖时，杰出画家徐渭，自辟蹊径，创泼墨花卉。万历年，吴门画家张宏开启实景山水写生之先河，在继承吴门画派风格和特色的基础上加以创新，画面清新典雅，意境空灵清旷。明末还有人物画家吴彬、丁云鹏、陈洪绶、崔子忠、曾鲸，花鸟画家陈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