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科技 封建王朝科技发展的高峰时期
1、天文、气象十四世纪中叶的《白猿献三光图》载有132幅云图，并与天气变化联系起来，绝大部分与现代气象学原理相一致。(欧洲到1879年才出版只有十六幅的云图。)1383年南坤舆万国全图京设京师观象台，1439年造浑天仪置北京(1900年被八国联军德国劫走，1921年索回，置南京紫金山天文台)。1442年，北京设观象台。1446年，建晷影堂(位于北京古观象台西南侧)。1607年，李之藻撰《浑盖通宪图说》刊行。1617年，张燮著《东西洋考》记载海洋占候等的详细资料。1634年，正式安装中国第一架天文望远镜：“筩”(yong)。1643年，出版《崇祯历书》。2、数学、物理1450年，吴敬撰《九章算法比类大全》。1524年，王文素著成54卷总计1500多问近50万字《新集通证古今算学宝鉴》。1584年，朱载堉著《律吕精义》出版。1592年，程大位撰《算法统宗》最早记载使用珠算方法开平方和开立方。1606年，徐光启与利玛窦开始合译《几何原本》。1613年，李之藻据西人克拉维斯《实用算术概论》和中国程大位《算法统宗》编译而成《同文算指》。1637年，宋应星在《论气•气声》中对声音的产生和传播作出了合乎科学的解释，认为声音是由于物体振动或急速运动冲击空气而产生的，并通过空气传播，同水波相类似。方以智在《物理小识》卷2中提出：“宙(时间)轮于宇(空间)，则宇中有宙，宙中有宇。”提出了时间和空间不能彼此独立存在的时空观。在《物理小识》卷1中正确地解释了蒙气差(即大气折射)现象。民间光学仪器制造家孙云球制造放大镜、显微镜等几十种光学仪器，并著《镜史》(已佚)。3、医学李时珍纪念邮票1406年，朱棣等主持收集编成《普济方》(载方六万一千七百三十九个，是中国现存最大的一部医方书)。1567年在宁国府太平县试行中国人痘接种方法预防天花。(种痘预防天花是人工免疫法的开端，十七世纪中国种痘技术已相当完善，并已推广到全国。中国种痘法于十七世纪初传入欧洲)。1596年李时珍著《本草纲目》在南京正式出版刊行，同期问世的还有《濒湖脉学》《奇经八脉考》等。1601年，杨继洲著《针灸大成》。1617年，陈实功收集了大量有效方剂。他注重实践，勇于革新，创造性地进行了截趾(指)、气管缝合等外科手术。著有《外科正宗》，书中对一些肿瘤也作了论述。1624年，张景岳撰《类经》刊行，同年，再编《类经图翼》和《类经附翼》。1640年，《景岳全书》64卷成书。1641年，吴有性撰《瘟疫论》。王夫之在《思问录•外篇》中提出了关于生物体的新陈代谢的观念，他说：“质日代而形如一，……肌肉之日生而旧者消也，人所未知也。人见形之不变而不知其质之已迁，……”4、农学1376年，俞宗本著《种树书》(记载了多种树木的嫁接方法，如桃、李、杏的近缘嫁接和桑、梨的远缘嫁接等)。1406年，朱橚《救荒本草》问世(收集四百一十四种可供食用的野生植物资料，载明产地、形态、性味及其可食部分和食法，并绘有精细图谱)。1547年，马一龙著《农说》(记载了水稻的精耕细耘、密植、育苗、移栽等的种植经验，是中国第一部运用哲学观点来阐述农业技术的著作)。1596年，屠本畯(jun)著中国现存最早的海洋生物专著《闽中海错疏》(记载了沿海一带以海生无脊椎动物和鱼类为主的二百多种水族生物的形态和生活习性等)。1608年，喻仁、喻杰合著《元亨疗马集》(著名的兽医学著作，内容包括对马、牛和骆驼的治疗经验，现今仍有实用价值)。1617年，赵蛹著《植品》(有关西红柿的种植技术等)。1628年，徐光启撰《农政全书》。5、地理1405-1431年郑和率大型远洋船队到达西洋。徐霞客三十余国;1425年《郑和航海图》编成。1536年，黄衷著《海语》(记录东南亚史地与中国南洋交通情况)。1565年，胡宗宪编《筹海图编》记录中日交通及抗倭事。1589年，出现最早的世界地图《坤舆万国全图》。1639年，顾炎武开始编著《肇域志》、《天下郡国利病书》。明末徐霞客开始著《徐霞客游记》。6、化学、冶炼及化工1521年，四川嘉州(今乐山)凿成深达数百米的石油竖井。1596年，《唐县志》记载以火爆法的采矿技术。1596年，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记载了二百七十六种无机药物的化学性质以及蒸馏、蒸发、升华、重结晶、沉淀、烧灼等技术。1637年，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记述冶炼技术时，把铅、铜、汞、硫等许多化学元素看作是基本的物质，而把与它们有关的反应所产生的物质看作是派生的物质，从而产生化学元素概念的萌芽。《天工开物》中记载了中国古代冶金技术的许多成就，如冶炼生铁和熟铁(低碳钢)的连续生产工艺，退火、正火、淬火、化学热处理等钢铁热处理工艺和固体渗碳工艺等。方以智在《物理小识》卷7中记载了炼焦炭的方法："煤则各处产之。臭者，烧熔而闭之。成石，再凿而入炉，曰礁。"欧洲到1771年才开始炼焦。全面发展科学的设想徐光启重视演绎推理，并特别把重点放在数学上，认为数学是其他一切自然科学和工程学的基础。徐光启在1629年即成立西局同年的七月二十六日，给崇祯帝上奏《条议历法修正岁差疏》中说“盖凡物有形有质，莫不资与度数故耳”，提出“分曹”料理，即分学科研究的思想，并论述数学和其他科学的关系，及数学在生产实践中作用。他认为数学是“从用之基”，提出“度数旁通十事”：治历、测量、音律、军事、理财、营建、机械、舆地、医药、计时。在他掌管的“历局”内开展以数学为根本，兼及气象学、水利工程、军事工程技术、建筑、机械力学、大地测量、医学、算学及音乐等学科的研究工作。历局有了科学研究机构的雏形。崇祯帝对此积极反应和支持，下旨批示“度数旁通，有关庶绩，一并分曹料理，该衙知道”。徐光启开创的“格物穷理之学”有李之藻、李天经、孙元化、王徵，其后又有方以智，王锡阐等发扬。
明朝军事 由早期施行的卫所制到后期招募民兵
对于明朝军队的卫所制度，历来众说纷纭，不过总是贬大于褒。因为其“古董”般的管理模式使得明军的作战能力极为低下，已经无法承受明朝中后期的大规模战争压力，因此，明朝君臣在后来便推出了营伍制来取代卫所制。但这种改革并非一蹴而就、对于明朝而言也并非百利而无一害。1、卫所制度在洪武皇帝“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以后，明军的规模达到了空前水平——“国初置卫四百九十一，所三百一十一”，合计军队数量约为三百一十多万，而在明朝初年，军队几乎没有缺额，所以这个数字是相当可靠的。也就是说，在刚刚平定天下、国家生产力尚未恢复、全国生产人口较少的情况下，明军的规模就达到了三百多万人，是后世明朝常备军的三到四倍，这对于当时的社会而言是无法承受的。但是贸然地裁军会让社会瞬间多出为数众多且无所事事的退役军人，不仅对社会稳定产生影响、更会威胁到建立未久的皇明政权，因此施行屯田卫戍制度成了不二之选。卫所制度，造就了明军作战能力低下的根本原因。从明初的屯军设计也能看出来：“军士三分守城、七分屯种”，根据土地的肥瘠程度，也会有其他分配军力的方案，但屯田士兵都远多于作战士兵。洪武皇帝也曾对五军都督府的将领说：“今海内宁谧、边境无虞，若使兵但坐食于农，农必受弊，非长治久安之术，其令天下卫所，督兵屯种，庶几兵农合一，国用以舒。”他一切的目的，都是满足生产。因此，卫所制下的明军作战能力羸弱是理所当然的——其设计之初的本意就是为了解决庞大的军事人口与尚未成长起来的生产人口之间的矛盾。事实证明，明初的卫所制达到了洪武皇帝的目的，各个卫所不仅能够自给自足，有的甚至还有盈余，比如边荒之地延绥镇“粮草数至盈十万”。但这样的制度之下，大部分卫所军队未曾接受过军事训练或者训练强度不足，而且由于军士服役终生、且中下层军官大多世袭，所以部队老幼化严重、上升空间窄小，作战能力极为低下，充其量只能维护地方治安——虽然一开始目的只是如此，但后来却被用来投放在大规模战争中，比如永乐时期六次北征、三次攻打安南、向西北地区进兵，部队规模动辄数十万，都有大量的卫所部队在其中。卫所制度注定只是一时的，改革刻不容缓。前面提到，卫所制度的本意，在于兵农合一，解决国初生产力不足的问题，到了中后期国家生产力逐渐恢复，生产人口日益增多的情况下，卫所制度的存在就失去了意义，政府应当逐步、计划性地进行兵制改革，逐渐将卫所制度淘汰掉。这一点永乐皇帝十分清楚，因此在迁都北京以后，立即设立了京营，培养了二十余万常备军，在九边等地也逐渐以职业兵替代卫所军队。但是广袤的内地却依然存在着众多有田有籍却无人的“幽灵”卫所，军官占役严重、卫所军人逃往日益增多。不过因为一系列政治事件，使得这场改革被无限推延，直到局势越发不可收拾，卫所制才逐渐退出历史舞台。2、营伍制明英宗正统年间——也就是洪武之后第五位皇帝，改革才逐渐拉开序幕。土木堡之变后，明军京营损失殆尽，各地边防陷入危机，随后又有蒙古部落入侵北京，在卫所部队不堪用、不足用的情况下，明廷派遣御史前往内地募兵。后来战事不断，为了弥补军队数量的不足，募兵成了常态，时时补充，到了嘉靖时代便大规模展开，卫所制度彻底边缘化，募兵成为了明军主力。募兵称之为营伍兵，编制、待遇与卫所不同。营伍制下，将官分别为总兵、副将、参将、游击、千总、把总等，而卫所制为都指挥使、指挥佥事、千户、百户、总旗、小旗。一个卫为五千六百人左右，营伍制一营的兵力大约在两千两百五十人到四千五百人之间。卫所部队有土地耕种，而营伍兵有军饷可拿。募兵制施行以后，明军的战斗力得到了大幅提升，最为著名的莫过于东南地区的戚家军、俞家军，东北地区的关宁骑兵，西北地区的秦兵等。这些军人以壮龄参军、职业作战，并且凭军功可以拿赏金或升官，实现阶级跃迁，因此作战士气更为旺盛。营伍制的存在，使得明军得以与国内外反对势力展开作战，比如万历年间入朝征倭，部队虽然人数不多，但都是从辽东、宣府、延绥、浙江等地的作战劲旅中抽调，因此取得了对倭作战的胜利。如果此时明朝依然普遍使用卫所制，那么部队的战斗力根本无法应对长途远征以及持久作战。营伍制拉开了明朝军事改革的序幕，却没能一直走到最后——因为募兵制太费钱了！在明朝初年，国家财政尚且宽裕，外部战争烈度较小，因此营伍兵们的军饷规模也并不庞大。但是到了中后期，募兵成为主流，募兵费用也节节攀升，但国家的财政却日趋崩溃。小冰河期到来以后，农民起义相继爆发，多年来头疼的蒙古部落也疯狂向边塞进攻，女真部落在东北兴起，以掳掠、屠杀削弱华北、东北地区明朝势力。明廷只得募更多兵来应对，故而形成了“开流节源”的局面。比如明朝儒将谭纶曾对朝廷苦叹道：“中国长技，无如火器，欲练兵三万，比得鸟铳手三千人为冲锋”，但“计三万人，宜各月给银一两五钱，岁费四十五万，司农告匮，一难也被。”计算一下发现，相当于每名士兵十八两，这个程度已经吓坏了户部和兵部，而这还是隆庆年间的事情。到了崇祯年间，财政状况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每名士兵的年俸已经超过了四十两，士兵在军饷不足的情况下，哗变也成了常有的事情，这就直接影响了士兵的忠诚度和士气值。更为严重的，是募兵制下，部队的归属问题。明末的官兵私有化问题素来严重，比如各个边镇，有规模不小的家丁团体；而募兵制兴起以后，部队大多归将领所有，比如浙江的招兵，已经不再为部队挑选将领了，而是将领自行募兵，募得一百人授把总、募得三千人授总兵。如此一来，军队私人化问题就难以逆转，崇祯皇帝殉国后，南京京畿有江北四镇、荆襄有左良玉，拥兵近百万，但是这些士卒都是为将官个人效命的部队，他们的归宿也就和将官一样了——高杰在被刺杀以后，部队逐步溃散分裂；刘泽清、刘良佐两人投降满清，部队则成为了清军的前锋；黄得功部则死战殉国。这些部队最终的归宿，都与其将官一致，而从不接受朝廷命令。这自然与明朝军人生存的大环境有关，但将官个人权力膨胀则是重要因素之一。所以，任何改革，都必须是社会性、全面性的。明朝军事的改革的问题在于：一方面是太晚——没能在前期逐步找到一个适合自身国情的道路，而在战事爆发忽然大规模扩军，不曾考虑后果；另一方面，是经济制度的落后保证不了部队庞大的支出。同样的时代，明朝农民的税赋是日本的二十分之一、英国的四十分之一，但百姓却负担严重、国家赤字不断，社会急需一场全面的改革去打碎桎梏，一场军事改革是远远不够的。
明朝经济发达 明朝经济繁荣的主要原因有哪些？
明朝曾是世界上手工业与经济最繁荣的国家之一，16、17世纪间是我国经济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的时期，这个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工商业的繁荣，超过了以往的任何一个朝代。明朝的经济有多发达?明朝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由汉人所统治的王朝了。也正是因为如此，这个朝代呈现出了另一种独有的悲剧气氛，而我们也能够看到的是明朝在它的巅峰时期是有非常多的让人惊叹的东西的。比如说这个国家的经济水平，就是那种非常让人惊叹的东西，因为我们能够看到的是明朝在他发展到了巅峰之后，本身的经济实力在周边的国家来说可以说是最为强悍的。甚至是在明朝要灭亡的时候，它的经济实力仍然占据了世界经济水平的重大比重。在很多人看来，明朝经济的巅峰水平，甚至是已经有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初级阶段呢。那么全盛时期明朝的经济到底有多么发达呢?可以说，它的发达程度绝对超过了我们绝大多数人的想象，甚至是比现在很多一些贫穷落后的国家的生活都要好的多。明朝的经济水平在到了明朝末年的时候，可以说已经是达到了它的巅峰了，这个时候整个王朝都是有非常多的各种各样的工业人员从事着的各种各样的工业活动的。虽然说这个时候，明朝所从事工业的绝大多数都是一些手工业，但是这已经展现出了资本阶级萌芽的水平程度了，也是在这个时候，很多的历史学家都认为明朝绝对是中国资本主义开始萌芽的时候。而且在这个时候，在明朝的国家里面诞生了很多的新生事物，这也是因为随着明朝经济水平的开发，所以在各种沿海地区有很多和国外通商的人，这些通商的人通过与国外的人接触，将国外的一些先进的事物带回了国内。虽然说在当时还没有对于国家起到重要的改变作用，但是这已经展现出了明朝愿意对外交流的这种意愿呢。其实这也是非常正常的事情，因为当时明朝可以说已经是内外交困呢，面临着北方游牧民族的进攻，已经废弛了自己的武备力量太久的明朝根本没有什么太多的抵抗力量。而为了能够有更多的钱去打造武器，有更多的钱可以支撑起更加强大的军备，所以明朝不得不开放的沿海地区的禁令开始和外国通商用来赚取更多的利益。不得不说的是这对于整个朝廷来说是非常大的一个用处。因为这不仅仅是能够去赚取外人的钱，也能够打开明朝对外交流的通道。而且明朝中期最巅峰的时候，本身国家的治理也是非常的到位的，除非到了饥荒年代，不然整个国家里面都很难出现那种卖儿卖女，只为了求一口饭的人。而且由于各种手工业事务的开展，所以让整个国家有了更强大的能力可以去发展国民自己的生活水平。也正是因为如此，在这个时候，每个明朝的子民基本上都还能过得比较富裕，甚至是有一些闲钱可以去从事自己的娱乐活动，这在其他很多的朝代都是不可以想象的一件事情。明朝商贸的繁荣不是没有原因，首先就是发达的交通，交通贯穿了，自然便会带动物资的运输，从而，刺激商贸的发展。而这，还得感谢朱元璋，其坐上皇位后，就开始发展交通线路。当然，是以南京为中心。后来，朱棣迁都北京后，又以北京为枢纽修了六条线路，这样中国东西南北基本就贯通了。随着城市交通发达、农产品的商品化和手工业的发达，在全国已形成庞大的商业网络。当时的南京、北京是全国最大的商业城市;西安是西北重镇，南北大运河沿岸出现了清江浦、济宁州、临清州、天津卫、河西务等一大批新兴商业城市;在古老城市之间及周围，陆续出现了一批新兴的中小城市。然而，当权者这么做，出发点当然是为了自己，也就是为了“国库充盈”，所以，采取的方式必然是“垄断”的。而这，也带来了很大的弊端，就是“走私”的出现。当朱元璋和朱棣先后去世后，后来的皇帝们，对于日益猖獗的走私活动，压根就不知道如何治理。而走私，也变相刺激了部分商品贸易交流的频繁。朱元璋非常清楚，交通对于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性，甚至，为了修路不惜斩杀了一位大臣。当彝族女首领奢香夫人状告马晔时，朱元璋就笑着问：“我会有什么好处?”奢香夫人于是用“贵州修路”让朱元璋毫不迟疑地处决了他的开国大臣。这条长达五百六十公里的路，后来被人们称为“龙场九驿”。除此之外，朱元璋还会派出高级官员去修路，如：命令“景川侯曹震，往四川治道路”。之后，明朝的历任皇帝，也相当重视道路的建设，除了关内，关外也开始修路。在1409年，黑龙江、吉林地区，共修建了六条主要交通干线。明朝中后期，陆路交通已经相当发达了，所以，商贸运输也更加便捷，这样就带动了沿路城市的经济发展。而水路交通，也一样得到了发展，京杭大运河在明朝得到了充分利用。可以说，在整个封建社会，明朝可以说是治理京杭大运河最好的一个朝代。照理来说，陆路和水路交通这么发达，商贸发展不错，税收也不会少。但是，为什么商业赋税在明朝的税收中，一直占比例不高呢?这和明朝的官员薪酬制度有关，低工资的现状迫使官员们必须积极想办法挣到更多的利益。由于税收的多少会计入吏役的“业绩”收入，对于这些没有底薪的吏役而言，在积极征税同时，当然，更多的是谋自己的福利。勒索克扣只是家常便饭，而更多的是，对一些战略物资强行征税。这样的结果，就使得商业税的大部分都飞进了官员的口袋中，而国家却没有得到太多好处。商户虽然受到了严重的“压制”，但是，走私经济与江南的丝织品贸易以及京杭大运河的沿河贸易，它们的蓬勃发展，则说明了：这些被官员“吸血”严重的区域，它们则找到了自身发展的“窍门”，那就是“联合官员”。这样，商品经济进一步得到了发展，商人的势力一日强过一日，后来，变成了官吏要依赖商人。虽然，明朝中后期的一些皇帝，也打压过商人的势力，但是，并没有什么效果。到了万历时期，商人不但可以参加科举考试，而且，还在朝廷中培养了自己的代言人。官和商的“合作”得到了进一步加强，到了万历年间，整个朝廷可以说是“无官不商”了。魏忠贤和东林党的冲突，实则是皇权与商人势力的斗争，因为，东林党主要成员的出身，大多为中小商人家庭。到了明朝后期，官商可以说是已经把控了朝廷。商人势力的渗透，不仅仅对官场有影响，其实是更多影响了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在某种层面上，这种影响可以看成是晚明生活方式腐化的根本原因，也是导致明朝灭亡的原因之一。话说，明末的读书人可以用4个字来概括“不男不女”。这里有个“段子”，来描述当时读书人崇尚“女装”的风气。举人李乐逛街，忽然眼前一片“红光”，仔细一看，居然是身着红衣、紫衣的一群读书人，他们正结伴去参加虎丘书会。李乐是正统读书人，为此一夜未眠，后来，便写下“遍身女衣者，尽是读书人”。但是，像李乐这种信奉信仰的人太少了，他们无法扭转这个潮流。而商人则随着自己的势力越来越强，慢慢就成了领导风潮的先驱者了。奢侈用品，也越来越多，不仅超过了日常用品，连一般的农民，都会买上一二件奢侈品，否则，会被人笑话“不随潮流”。朱元璋大力发展交通，本是想“国富”，但是，却在无形中培育一个强大的群体。而这个群体的崛起，不仅让自己的力量，影响了社会的一些民风民俗，更是影响了一个国家的朝政和走向。
明朝经济 无论重工业还是轻工业都领先世界
1、农业明代中后期，农产品呈现粮食生产的专业化、商业化趋势。江南广东一大片原来产粮区由于大半甚至八九成都用来生产棉花甘蔗等经济作物而成为粮食进口区，其它一些地方则靠供给粮食成为商品粮食出口区。长江三角洲一带是当时桑、棉经济作物和手工业最发达的地步，常思患粮食不足……区域内调剂甚繁。但整个区域仍有不足，须由湖北，江西，安徽运入，所谓“半仰食于江、楚、庐、安之栗”。一般粮食作物的种植，主要有稻、麦、粟、梁、黍、菽等多种谷类;某些本来可以自给的区域，由于手工业的发展，非农业人口的剧增，或经济作物种植面积的不断扩大，使本地生产粮食不能满足需求，因而每年需从外地输入大量粮食。不少土地主缙绅也逐步将资金投向工商业，“富者缩资而趋末”，以徽商、晋商、闽商、粤商等为名号的商帮亦逐渐形成，并在一定地区和行业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农业人口转为工商业者的数量急增。2、工商业景泰蓝瓷器明朝无论是铁、造船、建筑，还是丝绸、纺织、瓷器、印刷等方面，在世界都是遥遥领先，产量占全世界的2/3以上，比农业产量在全世界的比例还要高得多。明朝民间的手工业不断壮大，而官营却不断萎缩。明朝以较短的时间完成了宋朝手工业从官营到私营的演变，而且变化得更为彻底。迄至明朝后期，除了盐业等少数几个行业还在实行以商人为主体的盐引制外，一些手工业都摆脱了官府的控制，成为民间手工业。晚明时中国民间私营经济力量远比同期西方强大，当英国商人手工场业主拥有几万英镑已算巨富时，明朝民间商人和资本家动用几百万两的银子进行贸易和生产已经是很寻常，郑芝龙海上贸易集团的经济实力达到每年收入数千万两白银，当时荷兰的东印度公司根本无法与之相抗衡。城市化在商业都市的发展规模、人口城市化状况和市场化程度方面：16世纪的欧洲城市规模较小，1519年至1558年时期，拥有2万至3万人口即可称为“大城市”。从城市规模和人口比例看，晚明中国的城市化程度反倒稍高一些。据伊懋可的数据，中国城市人口在明末占总人口的6%至7.5%。据曹树基的估计，1630年时中国城市化率已达到8%，略高于清代城市化率的7.4%，晚明城市人口约达1536万人。3、人口明代户口峰值出现在晚明，但对于具体时间与人口数，不同学者有不同说法。易中天认为明末人口六千余万;赵文林、谢淑君认为明朝于1626年达到人口峰值，实际人口大约一亿人左右;王育民认为万历年间明朝人口达到峰值，实际人口在1.3亿人至1.5亿人之间;何炳棣认为1600年实际人口达1.5亿 ;葛剑雄认为1600年明朝约有1.97亿人，并推测1655年明清之际人口谷底约为1.2亿人;曹树基认为1630年明朝达到人口峰值，实际人口大约有1.9251亿人，1644年实际人口约有1.5247亿人;而英国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则认为1600年明朝实际人口大约有1.6亿人。
明朝疆域 历史排名前三鼎盛时无人敢碰领土
领土范围《明史•志第十六》：“计明初封略，东起朝鲜，西据吐蕃，南包安南，北距大碛，东西一万一千七百五十里，南北一万零九百四里。自成祖弃大宁，徙东胜，宣宗迁开平於独石，世宗时复弃哈密、河套，则东起辽海，西至嘉峪，南至琼、崖，北抵云、朔，东西万余里，南北万里。其声教所讫，岁时纳贽，而非命吏置籍，侯尉羁属者，不在此数。呜呼盛矣！“1、北方明初在与蒙古边境一带设置四十余个卫所为边防前线，包括东胜卫、开平卫、大宁卫等皆为明朝边防重地，其走向大致为阴山、大青山、西拉木伦河一线。永乐以后，由于天气转寒，农耕不济，致使边境逐渐南移。明中期，随着蒙古复振，边境再次内迁，并修建长城以防御蒙古，在长城沿线设九边重镇加强防御，长城也成为当时农耕区与游牧区的界线。2、东北东北邻国高丽于元明之际大肆扩张领土，通过招谕、剿杀、驱赶女真部落，使本国疆域不断向北推进，1393年朱元璋内迁铁岭卫，默许取代高丽的李氏朝鲜占据鸭绿江以东、图们江以南的地区。3、西北明初于西北先后设有哈密、沙州、安定、阿端、曲先、赤斤蒙古、罕东左等卫，明朝西北疆界抵达今新疆东部哈密。成化八年(1472年)哈密卫被吐鲁番攻陷，后于成化十八年(1482年)兴复。 弘治年间三失三复，嘉靖七年(1528年)后嘉峪关以西皆为吐鲁番所据 。4、西南1370年，吐蕃宣慰使何锁南普等率吐蕃诸部归降，后于青藏地区设乌思藏、朵甘卫指挥使司，采取广行招谕、多封众建、因俗以治的治藏政策。 在完成藏区的统一后，明太祖要求藏民输马作赋、承担徭役，或蒸造乌茶、输纳租米，强调“民之有庸，土之有赋，必不可少”。1407年，明成祖派遣刘昭、何铭等人前往藏区设置驿站，1414年，又遣中官杨三宝往藏区招谕各土官恢复驿站，经多年努力终使往来西番的驿道安全畅通。1382年，明军平定云南全境，除正式府州外另设有三宣六慰，永乐年间増设底兀刺、大古刺、底马撒三个宣慰司，统治范围包括今缅甸、老挝大部及泰国西北部抵达孟加拉湾，中后期这些地区多因鞭长莫及所弃或为周边国家所并。1406年，明军进攻安南，南限达到日南州一带。次年设置交趾布政使司，安南正式成为明朝的一个行政区，下设府十五、州四十一、县二百零八，共得三百一十二万人民。后因当地势力反抗激烈，1427年明朝罢交趾布政使司，放弃安南。安南再次脱离中国独立，建立后黎朝。5、东南1553年葡萄牙租借澳门，获得停泊船只权，1557年取得居留权，葡萄牙人要向明政府交付租金，明朝依然拥有澳门主权。1624年荷兰殖民者进入台湾南部，筑热兰遮城。1626年西班牙殖民者进入台湾北部。1642年荷兰赶走西班牙，占领台湾大部。1661年，郑成功进攻台湾，次年驱逐荷兰人，攻占台湾。洪武九年(1376年)改行省为承宣布政使司，但习惯上仍称“省”。1370年于各省设置一都卫，1375年改为都指挥使司。1427年弃安南后，明朝在全国设置两京十三布政使司，包括北直隶、陕西、山西、山东、河南(以上为北五省)、南直隶、浙江、江西、湖广、四川(以上为中五省)、广东、福建、广西、贵州、云南(以上为南五省)。共设置16都司、5行都司、2留守司。其中十三个是与布政使司同名的都司，其它三个是万全都司、大宁都司和辽东都司。五行都司是陕西(治甘州卫，今张掖)、四川(治建昌卫，今西昌)、湖广(治郧阳卫，今湖北郧县)、福建(治建宁府，今建瓯市)、山西(治大同府)。两留守司是洪武年间设置的中都留守司(今凤阳)和嘉靖年间置于承天府(今湖北钟祥)的兴都留守司。此外，在政教合一的青藏地区设有乌思藏都司、朵甘都司;在东北女真部落设奴儿干都司，下辖131卫，至万历年间增至384卫;另有置于嘉峪关以西地区的西北八卫，以上均属羁縻卫所，与内地的都司、行都司性质不同。明朝最后有140府，193州，1138县，493卫，359所。
明朝国号 明朝的正式国号是“大明”
朱元璋初定天下，建国号意在大中，既而祈天，乃得大明，表示承袭自韩山童、韩林儿父子的“大小明王”之号，又称皇明，史称明朝、明代，清朝时称之为前明。1、明教大明国号来源有多种说法，一般认为与宗教有关，吴晗等人认为，大明国号的源头是明教，明教也称摩尼教，是公元三世纪的时候波斯⼈摩尼创立的，因此也叫摩尼教。其教义是认为世界上存在这两种对立的力量，即光明和黑暗，分别代表善和恶。公元六九四年，摩尼教传入中⼟土，被称之为明教，明教⼜吸收了佛教、祆教、基督教等教的教义。经过五百多年的民间传播发展，在中原有了广泛信众，宣扬弥勒降生，明王出世。此说后来被金庸等作家采用，而胡阿祥等认为此国号出自白莲教，而源头则是佛教。朱元璋手下有一部分明教徒，用“明”作国号以示正统地位，也同时应和明教中的“明王出世”预言。2、五⾏之说中国古代⼈非常相信五行学说，尤其是五行相克的理论。在当时，北方是⽔德，南⽅是火德，蒙古⼈是以水德取胜，南方的朱元璋是以明喻火，以明朝取代元朝。又因皇室姓朱，称朱明，朱明⼀说，正好与之映衬。对儒生来说，虽然他们不信明教，但认为明代表光明，分开即是日月，与古代的祭祀礼制相符。而且，明朝发自南方，用阴阳五行来说，南方为火，北方为水。当时蒙古政权发自北方，正好因应阴阳五行相克的道理。1644年北京陷落后，南方各地先后拥立明朝宗室建立朝廷，沿用大明国号，别称南明或后明，清人称之为伪明，奉大明正朔的郑芝龙在东南沿海建立了明郑势力，后其子郑成功及其孙郑经在台湾建立的政权又称为明郑时期。3、儒学经典之《易经·乾卦》、《诗经·大雅·大明》大明⼀词在儒家经典《易经·乾卦》和《诗经·大雅·大明》中早就已经出现了。《易经·乾卦》：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上天是万物的开始，是宇宙的动力之源，因⽽太阳周⽽复始，运行天空，散发光明，上下四方之位乃定。其中元朝的国号“大元”就是取自“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这句话。明朝的国号“大明”就是取自“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这句话。《诗经·大雅·大明》：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天难忱斯，不易维王。天位殷适，使不挟四方。挚仲氏任，自彼殷商，来嫁于周，曰嫔于京。乃及王季，维德之行。大任有身，生此文王。维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怀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国。天监在下，有命既集。文王初载，天作之合。在洽之阳，在渭之涘。文王嘉止，大邦有子。大邦有子，伣天之妹。文定厥祥，亲迎于渭。造舟为梁，不显其光。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缵女维莘。长子维行，笃生武王。保右命尔，燮伐大商。殷商之旅，其会如林。矢于牧野，维予侯兴。上帝临女，无贰尔心。牧野洋洋，檀车煌煌，驷騵彭彭。维师尚父，时维鹰扬。凉彼武王，肆伐大商，会朝清明。这是歌颂周文王和周武王的从西岐崛起，兴周反商，最后武王在牧野之战，彻底推翻暴揍，而建立周朝的功德，其含义与大明推翻元蒙暴政之功业相同。明太祖尊崇儒学和中华文化，取大明国号，意在终结元朝一元复始之意，从儒学经典中的意义来看，这种来源更符合情理。
商汤灭夏的鸣条之战 商汤是如何获胜的？
1、战略包围，等待时机商汤首先任用了伊尹和仲虺为左右相，提拔重用了出身地位低下而有才干的人，他出兵攻灭了葛、韦、顾、昆吾等夏朝属国。商汤越战越强，“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夏桀陷于孤立的境地。在完成对夏桀的战略包围后，商汤对最后决战仍持十分慎重的态度。几经试探和权衡方才作出决定。俗话道，“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立国近400年的夏王朝，即便已面临灭亡之时，但仍具有相当的实力。当商汤在伊尹的建议下停止向夏桀纳贡以试探其反应时，夏桀即调动九夷之师，准备讨伐商汤。商汤视情马上“谢罪请服，复入职贡”，稳住夏桀，继续积蓄力量，等待时机。不久传来了夏桀诛杀重臣、众叛亲离的消息。商汤乃再行停止向夏桀的贡奉。这次，夏桀的指挥棒完全失灵了，九夷之师不起，有緍氏公开反抗。各诸侯谁也不听他的指挥，商汤见灭夏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果断下令起兵。2、兴兵伐夏大约在公元前1766年，商汤正式兴兵伐夏。在战前他隆重举行了誓师活动，一一历举夏桀破坏生产，残酷盘剥压迫民众的罪行。申明自己是秉承天意征伐夏桀，目的是为了拯民于水火之中。商汤还宣布了严格的战场纪律。这番誓师，极大地振奋了士气。战前誓师后，商汤简选良车70乘，“必死”6000人，联合各方国的军队，采取战略大迂回，绕道到夏都以西，出其不意，攻其无备，突袭夏都。夏桀仓促应战，西出拒汤，同商汤军队在鸣条(今河南洛阳附近)一带展开战略决战。在决战中，商汤军队奋勇作战，一举击败了夏桀的主力部队，夏桀败退归依于属国三朡(今山东定陶东一带)。商汤发扬速战速决、连续作战的作风，乘胜追击，攻灭了三朡。夏桀穷途末路，率少数残部仓皇逃奔南巢(今安微寿县南)后被商军追上俘获，放逐在这里，不久病死于此地。夏王朝宣告灭亡。商汤回师西亳(今河南偃师西)，召开了众多诸侯参加的“景亳之命”大会，得到3000诸侯的拥护，取得了天下其主的地位。3、商汤灭夏结果商汤赶走了夏桀，拆毁了夏朝祭礼祖先的太庙，放火焚烧了夏朝的祭器;并且继续肃清夏朝的残余势力，把夏朝的许多老百姓抓去当奴隶。这样，从公元前二十一世纪开始建立的夏朝，经历了四百多年，灭亡了。就这样，大约在公元前十六世纪，即距今三千七百多年以前，在夏王朝的废墟之上，商汤正式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二个奴隶制国家——商朝。
商朝政治 职官有中朝任职的内服官和被封于王
1、官制商王朝的职官有中朝任职的内服官和被封于王畿以外的外服官之别。内服官中又分外廷政务官和内廷事务官。最高的政务官，是协助商王决策的“相”，又称“阿”、“保”、“尹”。王朝高级官吏统称卿士。三公，则是因人而设的一种尊贵职称、并不常设。另外有：掌占卜、祭祀、记载的史，掌占卜的卜、掌祈祷鬼神的祝，掌记载和保管典籍的作册(又称守藏史、内史)，武官之长的师长，乐工之长的太师、少师。内廷事务官是专为王室服务的官员，主要是总管的宰和亲信的臣。臣管理王室各项具体事务，有百工之长的司工，掌粮食收藏的啬，掌畜牧的牧正，掌狩猎的兽正，掌酒的酒正，掌王车的车正，为商王御车的服(又称仆、御)，侍卫武官亚，卫士亚旅，掌教育贵族子弟的国老，掌外地籍田的畋老。外服官主要有方国首领的侯、伯，有为王朝服役的男、有守卫边境的卫。商代在实行贡纳制度的同时，还有劳役租“助”，就是要求农人助耕公田(籍田)，收获皆为统治者所得，其比例约占农人收获的十分之一。殷纣王加征赋税，用以充实鹿台和巨桥。商朝的政治理念是神权观念笼罩下的政治思想，商代统治者“尚鬼”、“尊神”。所奉行的最高政治原则，就是依据上帝鬼神的意志治理国家。2、法律商朝的法制指导思想在夏朝奉“天”罚罪法制观的基础上有进一步发展，更加强调“神”尤其是祖先神的作用。在这种天命观的影响下，商人十分迷信鬼神。商王自称是上帝的儿子，即“下帝”也称天子。因此，执行占卜的神职人员——巫，史等，在商朝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在王权神授观下，商朝的法律也都是一“天”与“神”的名义制定的。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尔尚辅予一人，致天之罚，予其大赉汝！尔无不信，朕不食语。尔不从誓言，予则孥汝，罔有攸赦。”以天的名义对夏进行讨伐。《荀子•正名》中有“刑名从商”，这一论断从一侧面反映出商朝法制应该比较成熟了。《左传•昭公六年》载“商有乱政，而作汤刑”与夏朝一样，它也是后继者为了纪念汤，而以汤来命名他们的法典。除了《汤刑》外，还有《甘誓》 《盘庚》 《伊训》等篇章也都是商朝具有效力的法律文件。3、土地商殷时期的每一个别的公社农民只有通过其所属的公社才能领得自己的份地。正因为份地所有权在法律上属于国王，所以每一个公社农民的剩余劳动也就属于这个最高统一体。由于公社所有制一般分为“公田”和“私田”，所以在这种公社中，公社农民的剩余劳动是以耕种“公田”的形式而出现的。《孟子•滕文公上》所说的“惟助为有公田”、“同养公田”的“公田”，是由原始公社中的“共有地”演变而来，“同养公田”就是说公社的“公田”由公社农民来集体耕种。4、赋税“公田”上的收获物就作为交给奴隶主贵族的一种赋税。这就是孟子所说的“殷人七十而助”的“助法”。这种助法，按照孟子的看法，就是画地面为井字形，分为九区;八区分配于八家之民，称曰“私田”;其中之一区，八家合力耕作，谓之“公田”。所以，孟子说：“助者，藉也”。中国古代文献中的“藉”字应作“耤”，后来误作“籍”。“耤”即“借”字，“耤”(强迫)公社农民的力量来为自己耕种叫做“耤”，字从“耒”即表示其与农事有关。所以赵岐《孟子注》云：“藉，借也，借民力而耕公田之谓也。”郑玄注《礼记•王制》中的“公田藉而不税”时也说：“藉之言借也，借民力治公田，美恶取于此，不税民之所自治也。”5、国都商朝五六百年间曾多次迁都，都城中的多个都在河南境内。在河南的安阳市发现了殷墟，其他地方也发现商朝文化遗存。关于商朝的信息多来自于其后面的周朝，汉朝司马迁的《史记》，以及商朝金文和安阳甲骨文的记载。其中，甲骨文和金文的记载是已经发现的中国最早的成系统的文字符号。安阳的殷墟遗址于20世纪上半叶被发现后，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几乎完全印证了司马迁《史记》中所记载的商王世系，殷墟发掘，确证了中国商王朝的存在。殷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文献可考、并为考古学和甲骨文所证实的都城遗址。在以前被普遍看作蛮夷之地的非中原地区，如成都、广汉为中心的三星堆文化，湖南宁乡的炭河里遗址等出土的文物也证明，在商时期的长江流域也存在发达的文明。
商朝文化 商朝服饰、音乐和宗教
1、服饰商代服饰不论尊卑和男女都是采用上下两段的形制，上着衣，下穿裳，后世称服装为“衣裳”，便是源自于此。其服饰的腰身和衣袖基本上设计为紧窄的样式，长度齐膝，便于活动。古代华夏族上衣下裳，束发右衽的装束特点，就是在商代形成的。虽然商代服饰的基本形制趋同，但实际上商朝的服饰还是具有相当严格的等级制度的，比较高级的染织品、刺绣品及装饰品都由奴隶主阶级享用，而底层的民众只能穿麻布以及与麻布同类的葛布制成的编织物。除形制以外，商朝服饰严格的等级制度还体现在颜色的使用上。贵族的礼服，上衣多采用青、赤、黄等纯正之色，下裳多用间色，如缁、赭、绿等经过数次浸染的颜色，并且衣领，衣袖处还有镶边，日常家居则常穿缟衣，绿衣和缁衣。平民百姓的衣服就没有这么丰富多彩了。殷商时期的装饰纹样造型，强调夸张和变形，结构以几何框架为依据作中轴对称，将图案严紧地适合在几何框架之内，特别夸张动物的头、角、眼、鼻、口、爪等部位，以直线为主，弧线为辅的轮廓线表现出一种整体划一，严峻狞厉的美学风貌，象征着奴隶主阶级政权的威严和神秘，这是奴隶社会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时代风格。提及服饰文化，不光有服还有饰，服和饰通常是搭配出现的。从殷代的出土玉石人形象可见殷代男女贵族身上还有佩玉的习惯，统治者甚至制定了一整套的玉佩制度，用以区别阶级和等级。商人玉佩的形式，一般是把玉雕琢成各种小动物形象，最常见的是一种玉鱼。殷商时期，服饰能够出现这样的等级差别，与当时相对于原始经济而言的繁荣和技术进步密切相连。正是由于当时的经济有了一定的发展，才有可能为社会提供众多的服饰资料，统治阶级才能择其优者自用，而弃其劣者予贫民;才能够在服饰材料的质地、颜色、图案上分等论级，这就给后代的等级制度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并在后世正式确立了章服制度。商朝服饰至少有十二种形态：(一)交领右衽短衣，有华饰，衣长及臀，袖长及腕，窄袖口，配以带褶短裙，宽腰带，裹腿，翘尖鞋。是为高级权贵衣着。人像“身着大领衣，衣长盖臀，右衽，腰束宽带，下身外着裙，长似过膝。胫扎裹腿，足穿翘尖之鞋。衣之领口、襟缘、下缘、袖口缘有似刺绣之花边，腰带上亦有刺绣之缘。裙似百褶，亦有绣纹。衣饰回纹、方胜纹等。(二)交领右衽素长衣，长袖，窄袖口，前襟过膝，后裾齐足。配以宽裤，宽腰带，鞋履，腹悬一斧式蔽膝，头戴高巾帽。是为中小贵族或亲信近侍所服。此类带后裾的交领长衣，即“深衣”的先例。短发后梳至颈部往内卷，头顶中央至背脊臀部一线有扉棱饰品。穿紧身长袖花衣，衣长及足。着革制低帮平底翘头履。(三)交领长袖有华饰大衣，衣长及足踝。配以宽腰带，上窄下宽形蔽膝，鞋履，头戴頍形冠卷。是为高级贵妇之服。头编一长辫，辫根在右耳后侧，上盘头顶，下绕经左耳后，辫稍回接辫根。戴一“頍”形冠，冠前有横式筒状卷饰，冠顶露发，冠之左右有对穿小孔，靠前也有一小孔，为插笄固冠之用。《礼记•玉藻》云：“缟冠玄武，子姓之冠也。”郑注：“武，冠卷也。”这里说的子姓殷人之冠，指此类带有横筒状卷饰之冠。穿交领窄长袖衣，衣长及足踝，束宽腰带，左腰插一卷云形宽柄器，腹前悬一过膝长的条形“蔽膝”，着鞋。(四)肩背部披格子长条巾，交迭胸前作右衽装束，下穿格子条纹长裙，腹下悬一斧式“蔽膝”。头戴格子条纹布帽冠蒙覆其发。为贵族服饰。双手拱置细腰前，双肩披格子长条巾，交迭胸前作右衽装束，下穿格子条纹长裙，腹下悬一斧式“蔽膝”。头戴布质格子条纹帽冠，齐齐罩覆额头发际及后脑，冠顶四周有缀物固冠。这类帽冠可能类于礼书中说的“缁布冠”。(五)直领对襟有华饰短衣，长袖，衣长及臀。配花长裤，鞋履，头带頍形冠。是为贵族衣装。双手后支地，头上仰。戴圆箍形“頍”，直领对襟衣，衣饰云纹和目雷纹。下着分裆裤，腹胯间有一大牛面纹。足穿高帮鞋。(六)对襟长袍，宽长袖，衣长及足(第33例)。为贵族衣装。头顶左右双髻，双手拱抱腰前，作鞠躬状，穿对襟长袍，宽长袖，衣长及足，足似穿高帮鞋。(七)对襟华饰长袖短衣，束腰，花长裤，配花鞋。头发用某种胶类固定成高高耸起型，发梢外勾。为中下层贵族或近臣亲信形象。发式高高耸起，发梢外勾，可能是用某种胶类固定成型。穿对襟华饰长袖短衣，束腰，花长裤，着花鞋，为布帛制品。(八)高后领敞襟长袖花短衣。是为亲信贵族之衣。头上截留短发一周，着衣，长袖窄口，敞襟，后领较高，衣下缘垂及臀部，背部衣饰云纹。着鞋。(九)圆领长袖花短衣。配紧身花裤，帽冠。是为中上层贵族衣装。发式高耸呈尖状，十分奇特，沈从文先生认为其发可能用某种胶类胶固成型。头上戴有高冠，冠向后背，且向下卷，周边有扉棱突出。头之后脑部有向上弯曲之突出如虿尾的发髻。长袖窄袖口衣，下着紧身裤，遍饰云纹，臀部有一⊕纹。曲臂，手置胸前，跣足。头发上束成前后双髻，前髻高而向后下卷，后髻略小而突起。冠型高耸，周边有突棱，冠向后卷，身着长袖窄袖口衣，紧身裤，遍饰云纹，臀部也有一⊕纹，又戴一臂环。华冠周边有突棱，冠前后作直角式，与上例异，紧身衣裤饰云纹，臀部也有一⊕纹服饰与上例同，而其华冠比上例高出一倍左右。头戴冠，冠型前高后卑，前面和上侧有扉棱，后侧平滑，冠身不透空。衣饰云纹。(十)圆领窄长袖花大衣，衣长及小腿。是为中下层贵族衣装。头顶心梳编一短辫，垂及脑后。穿窄长袖衣，圆领稍高，衣长及小腿。衣饰蛇纹和云纹。跣足。(十一)圆领细长袖连袴衣，下摆垂地，束腰索，衣式简而无华。是为罪隶服。可分两类：一类头顶秃光，臂被缚于背后，为男性罪隶;另一类头上盘发或束单髻，有的戴额带，臂被缚于前，双手均桎梏于拲中，是为女性罪隶。身着圆领窄长袖连袴衣，下摆垂地，腰束索，臂被缚于背后。(男)头顶收发束单髻，浑身一丝不挂，跣足，双手被枷于腹前(女)。(十二)赤身露体或仅于腹前束一窄蔽膝，以及头部戴圆箍形“頍”，或戴一扁平圆冠。乃卑民家奴形象。头戴一圆箍形“頍”。仅腹前悬一“蔽膝”。2、音乐自商代起，中国音乐进入了信史时代。民间的音乐和宫廷的音乐，都有长足的进步。由于农、牧、手工业的发展，青铜冶铸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从而使乐器的制作水平飞跃，大量精美豪华的乐器出现了。乐舞是宫廷音乐的主要形式。可考证的有《桑林》、《大护》，相传为商汤的乐舞，为大臣伊尹所作。从事音乐专业工作的，主要有“巫”、音乐奴隶和“瞽”三种人。有关商朝的民间音乐的材料很少，《周易•归妹上六》和《易•屯六二》就是商代的民歌。3、宗教据商代的甲骨资料来看，殷商时代的万物崇拜依旧盛行，信仰对象包含大自然的各方面，例如：河神、山神、日月星辰、地神等对象。但这些自然神祇仍属于万物崇拜，变化有限，比较特殊的，是商人心中的“帝”信仰。“帝”是商人心中的最大神，地位最高、权力最大，也是社会秩序的主宰。这种“一元”(帝)“多神”(自然神祇)的信仰模式，与现实世界的“王权政治”相仿。简单来说，人世有君王统治百姓，在自然界有“帝”统治自然神祇，但“帝”的能力和权威更凌驾世间君王之上，他是一切万物的主宰。商人问卜的对象有三大类，即天神、地祇、人鬼。在这三类之中，权威最大的即是“帝”，“帝”所具有的能力主要有三种，第一是对自然气候的控制，这些问卜主要是关系到农业生产的丰欠。第二是主宰人世间的祸福奖惩。第三是决定战争的胜负和政权的兴衰，由于商代仍属部族式的社会形态，仍需以战争手段征服诸边各部落，商王往往向“帝”问卜战争的胜败，看看“帝若”，还是“帝不若”。由此来看，商人日常生活中，几乎莫不祷于“帝”，在如此的宗教心理之下，也就不难理解，商人何以会有“好祀”、“重祀”之风了。4、艺术商代的陶器有各种颜色，有些为轮制，有些则使用泥条盤筑法，陶器上常压印花纹。所知最早的中国釉料出现于商朝。此时期还有大理石及石灰石雕刻的真实与神话动物。由商代的都市可看出，当时已具中国建筑的基本形式，值得注意的聚落包括二里头、郑州、殷等，这些地点在不同时期均曾为首都。商代晚期的统治者均热衷于建立奢华的宫殿。
商朝时期盘庚迁殷的故事 盘庚迁殷成功了吗
1、盘庚迁殷的故事盘庚是商朝的第二十位君主，也是一位才能比较出众的政治家。他刚刚继位的时候，商朝的内部局势十分混乱，爆发了所谓的“九世之乱”，列王之间为了争夺商朝的王位你死我活。为了躲避天灾人祸，盘庚决定把读成迁到殷。但是原来的都城奄，商族人民已经居住了很长时间，因此无论是那里的贵族还是子民，都不愿意迁都。因此盘庚就向他们讲了迁都的几个好处，比如殷更适合农作物的生长，可以避免来自内部和外部的骚扰等。但是贵族和子民依然不愿意迁都，甚至有些贵族还煽动平民起来造反，对抗盘庚迁都的决定。盘庚也不含糊，打出了“先王”和“天命”的口号，一边用强势镇压贵族，一边赢取民心。他把反对他这一决定的贵族都叫到自己跟前，说，我决定迁都，都是为了国家和人民的福祉考虑，你们想要让我改变主意，那是不可能的。不顾贵族的反对，盘庚毅然决定迁都。在迁都前，他还对贵族们说，如果你们在迁都的过程中捣乱，我是不会放过你们的。我一定会把你们都斩尽杀绝，不会让这种坏的思想，在新都滋长发芽。贵族们虽然不甘愿迁都，但在盘庚强硬的措施下，他们不得不跟着他一起迁到了殷。到了殷之后，盘庚又对贵族们说，我不管你们和王室是否有血缘关系，你们如果捣乱，我还是会把你们全部都杀光的。通过盘庚强硬的手段，贵族的势力得到了镇压，商朝的王权得到了巩固，保证了商朝中期的繁荣和稳定。2、盘庚迁殷的时间由于商朝距今年代已经十分久远，而且在汉朝以前，中国还没有记载历史的习惯，而且那个时候还没有采用年号纪年，因此对于时间是个极其模糊的概念。虽然那个时候，汉字已经十分昌盛，但因为天灾人祸和战争等多方面因素，导致了史料的缺失。因此对于盘庚迁殷具体发生在什么时候，已经没有明确的资料可以证明。但是根据现存的资料，可以大致推断盘庚迁殷的时间大约距今3300多年。目前，唯一考证这件事的，是《尚书•无逸》和《竹书纪年》两本史书。根据其中的记载，以及商朝的总年数，可以得出三个结论，即盘庚迁殷的时间是在商朝建立后的第275年、273年、253年。现在史学界已经可以基本确定商朝灭亡的时间，也就是周武王灭商，发生在公元前1046年。如果采用第一种说法，即275年，可以得出盘庚迁殷大约发生在公元前1320年。如果是第二种说法，则在公元前1318年。如果是第三种说法，就是公元前1298年。由此可见，盘庚迁殷大致发生于公元前1300年左右。另外，史学家已经考证商朝的中兴之主武丁即位的第一年为公元前1250年，在盘庚和武丁之间，还有小辛、小乙两位君王，如果考虑到盘庚和小辛、小乙三位君主在位时间的合理性，第三种说法比较可信。3、盘庚迁殷的历史影响盘庚迁殷的历史影响在于这次迁都，使衰落的商朝避开了亳都的天灾人祸，为商朝的中兴奠定了基础。此后直到商朝灭亡，再也没有迁都，因此商朝也被成为殷商。根据史料记载，在盘庚刚刚继位时，经常发生黄河绝提，黄河因此泛滥，河水甚至一度涌入了商朝的原国都亳。除开天灾方面的原因，此时的商朝正陷入了一场长达百年的混乱，这场混乱由商王仲丁去世后，一直延续到盘庚即位之初。史称“九世之乱”。盘庚在即位之前，已经把商朝当时存在的社会弊病看在眼里，因此他一即位，就作出了迁都的决定。从成汤建立商朝，直到盘庚，总计经历过五次迁都。盘庚迁殷之后，将都城固定在了殷城，此后两百多年的时间里，商朝就再也没有迁都过。在新的都城里，盘庚实行了成汤时期的德政，使商朝的政治和经济重新出现了勃勃生机。在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商朝的政治局势都比较稳定。在这个大前提下，商朝的文化也出现了蓬勃发展的趋势。盘庚迁殷的历史，影响了此后两百余年的商朝历史，在盘庚迁殷之后没多久，另一位商朝的明君武丁的出现，开辟了商朝历史上的中兴时期。此后，殷都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大最繁荣的都城，屹立在世界的东方。从盘庚迁殷，直到商纣王时期商朝灭亡，殷都一直成为了商朝的国都，也正是由于此后商朝长期定都在殷，所以后人也将商朝称为殷商。
商朝历史 商族传说、商朝的建立
1、商族传说传说商族是高辛氏(帝喾)的后裔，居黄河下游，有着悠久的历史。舜时，商族出了一位杰出的军事首领——契。后来商人把他称作“玄王”，作为始祖，并编出了“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茫茫”的颂歌来赞美他。太康失国时，契的孙子相土开始向东方发展，“相土烈烈，海外有截”。到夏朝中期，契六世孙冥“勤其官而水死”，商人“郊”祀之。冥子王亥“作服牛”，向河北发展。到契第十四代孙汤时，商已成为东方一个比较强大的方国，“云王勤商，十有四世而兴”。2、汤武革命夏自少康中兴后，传到帝孔甲时，夏王朝已统治中原地区数百年，由于统治日趋腐化，而渐渐走向衰落。史称孔甲“好方鬼神，事淫乱，夏后氏德衰，诸侯衅之”，“孔甲乱夏，四世而陨”。孔甲下传四世，履癸继位，他就是夏王朝的最后一个国王——桀。相传夏桀非常残暴，百姓已不堪忍受。“桀不务德而武伤百姓，百姓弗堪。”为摆脱孔甲以来的日益衰败的局面，桀加强了对内的统治，坚决镇压异己力量，据说他斩杀黎民如砍伐草木一般。但高压手段并未达到其目的，而是加剧了人民对他的痛恨，人民甚至发誓要与之同归于尽。桀在加强对内控制的同时，为了转移人们的不满和掠夺财富、奴隶与美女而不断对外进行征伐。他先伐有施氏，有施氏被迫将妹喜献于桀。又征岷山氏，岷山氏被迫“进女于桀二人”。夏桀的这些行为当然要引起各部落的不满和反抗，“诸侯畔夏”亦就不可避免了。显然，到夏桀之时，夏王朝的统治已处于严重的内外交困之中。与此同时，兴起于东方的商族则有较大发展，并逐渐强盛起来，在商汤的领导下已积蓄了灭夏的实力。汤即天乙，姓“子”，甲骨文称大乙，后世习惯上称之为成汤，是一位很有修养的商族首领，他在成商部族首领后，看到夏王朝日益腐朽，夏的暴政已引起众叛亲离，便着手建立新的王朝。首先，以德立威，厉兵秣马，使临近部落纷纷归附。商族在灭夏前尚处于氏族社会末期。此时商族内部的不平等、奴役和剥削等现象亦早已产生，但相对于夏王朝的统治来说要宽松、缓和得多。汤亦注意取得国内的拥护和支持。“汤以宽治民，而除去邪”，“夙兴夜寐，以致职明。轻赋薄敛，以宽民氓。布德施惠，以振穷困。吊死问疾，以养孤孀。百姓亲附，政令流行”。成汤的勤政薄敛体恤民情等举措，对笼络人心，巩固统治，积蓄灭夏力量起到了十分显著的作用。他的行为不仅得到本族人的拥护，也使得夏人及其他方国人民十分向往。因此，也就有了“汤修德，诸侯皆归商”的局面。商汤的活动自然引起了夏桀的注意。此时商的力量虽已有较大发展，但相对于夏仍然弱小，不得不暂时臣服于夏。夏桀出于猜忌将商汤召来并囚之于夏台。其次，用伊尹的计策，离间夏桀与其同盟者九夷族的关系，使力量对比渐渐转向于己有利。《说苑•权谋篇》对此有较详细的描述：“汤欲伐桀，伊尹曰：请阻乏贡职以观其动。桀怒，起九夷之师以伐之。伊尹曰：未可，彼尚犹能起九夷之师，是罪在我也。汤乃谢罪请服，复入贡职。明年，又不贡职，桀怒，起九夷之师，九夷之师不起。伊尹曰：可矣。汤乃兴师，伐而残之，迁桀南巢氏焉。”至此，除了少数部族如昆吾等尚听从夏王的指挥外，桀已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形势已转变的对商汤极为有利。完成这些准备后，商开始对夏用兵。汤在兴兵伐桀的誓师大会上，历数夏桀的罪恶及人民对桀的痛恨，假借上天的旨意指出灭夏战争的正义性和必要性，指出灭夏是上天的命令而不可违背，有功者将受到奖赏，不从者要受到严厉惩罚。这就是保存至今的《尚书•汤誓篇》。商汤从亳起兵，矛锋直指夏都。在与夏桀决战之前，先灭掉了此时仍然听从夏王指挥的个别方国部落。《诗•商颂•长发》：“韦、顾即伐，昆吾夏桀”郑玄如是注释：“韦，彭姓也。顾、昆吾皆己姓也。三国党于桀恶，汤先伐韦、顾，克之。昆吾、夏桀则同时诛也。”说明汤之所以伐韦、顾、昆吾三国，是因为它们仍在助桀与商为敌，即“三国党于桀恶”。三国之中最后灭亡的是昆吾，“当是时，夏桀为虐政淫荒，而诸侯昆吾氏为乱。汤乃兴师率诸侯，伊尹从汤，汤自把钺以代昆吾，遂伐桀”。至此，夏桀羽翼已被全部剪除。然而，此时夏桀对商汤的进攻并未做认真防备，“桀亡待汤之备”。因此，当商汤的军队到来时，“未接刃而桀走”。夏军逃至鸣条，一战被商军击溃，夏桀逃奔南巢而死。“汤乃践大子位，代夏朝天下”。至此，商汤完成灭夏重任，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二个奴隶制王朝——商。向夏王朝首都发起进攻。双方战于鸣条(山西夏县之西，河南封丘东)，夏师败绩。灭夏后，汤回师亳邑，大会诸侯，正式建立了商王朝，定都于亳。商朝的建立，大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使古代文明的进步获得转机。商朝建立以后，为了抵御自然灾害，屡次迁都，经济水平十分低下。但商汤吸取夏朝灭亡的教训，广施仁政，深得民心，商朝政权得到了初步巩固。商朝的农业、手工业迅速发展起来。出现了黍、稷、稻、麦等粮食作物和桑、麻、瓜果等经济作物，经济发展加快，私有制度进一步完成，商朝走向了奴隶制度占主要地位的时代。历史上把这一段时期称作“商汤革命”时期。3、王朝成就在商汤灭夏，建立商朝之前，商部落是一个以畜牧业为主的部落，在黄河下游一带繁衍。商朝确立统治，就在亳建都;后来在盘庚时迁都到殷(今安阳小屯村)，所以商朝一直也称作殷商。商朝的势力范围也大大超过了夏朝。考古学家从安阳的小屯村发现了大量的甲骨文，说明殷商时代文字已经得到充分广泛的应用，发展得也比较成熟;汉字的结构在甲骨文中已经基本形成。通过对甲骨文的研究，使我们对商朝的了解更为详细可靠。商朝对于天文天象的记载、对于干支记时法的运用等在甲骨文上有所反映。商朝的农业和畜牧、养殖业发展都比较快，尤其是手工业，青铜器的冶炼与制造都相当成熟，各种常用的器具和礼器、酒器十分精美。著名的司母戊大方鼎重达875公斤，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4、都城变迁统治阶级贪婪本性，决定了王室内部为权力和利益斗争的局面不可避免。《史记•殷本纪》中记载;“自中丁以来，废适而更立诸弟子，弟子或争相代立，比九世乱，于是诸侯莫朝”。从仲丁算起，经九世正好到盘庚时期，说明这一期间商王室内部为争夺王位，内乱不止，致使外患不断。这期间，商王朝曾多次迁都。《竹书纪年》记载，商王仲丁“自亳迁于嚣”、河甲“自嚣迁于相”、祖乙迁邢(今邢台市)、南庚“自邢迁于奄”、盘庚“自奄迁于北蒙，曰殷”。关于商朝的另一个都城——耿都。公元前1525年，祖乙不满相都(今内黄)把国都迁到了耿地(今山西河津)，一年后，祖乙就因河患复迁都邢(今河北邢台)。因其为都仅仅一年，史学界就把祖乙迁耿略去不谈。从文献记载可以知道，商代已经建立起比较完备的国家机构，有各种职官、常备的武装(左中右三师)，有典章制度、刑法法规等等。但上述这几个都城，它们与文献中记载的名字是甚么关系，学术界还有不同看法，只有安阳殷墟是盘庚以后诸王世的都城，看法比较一致。对商代历史上多次迁都的原因，史学家们有不同的看法。但从《尚书•盘庚篇》中看到，迁都与内部的政治斗争有一定关系。如盘庚虽然声称“视民利用迁”(为人民的利益而决定迁都)，但对那些不听命令的人，他发出了“我乃劓殄灭之，无遗育，无俾易种于兹新邑”(我要将他们斩尽杀绝，不让孽种留在新邑)的威胁，反映了内部争斗的激烈。盘庚迁殷以后，王室内部的矛盾得到缓解，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盘庚被称为“中兴”之主，并为武丁盛世的到来，打下了基础。5、武丁中兴武丁是盘庚之弟小乙之子，即盘庚之侄，死后谥为高宗，所以他又被称为殷高宗。他年幼时，小乙曾让他到民间生活了一段时间，深知民众生活的艰难困苦。他即位以后，兢兢业业、不敢荒宁，励精图治，决意振兴大业。他四出征伐，对鬼方、土方、羌方、人方、虎方等方国进行征讨，战争的规模不小，往往动用数千兵力，最大的一次发兵一万三千人。在这些征战中，商王征服了许多小国，扩大了领土，也捉获了大量俘虏。武丁时期的文化遗存相当丰富，宫殿、墓葬、作坊等遗存都有发现。代表当时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青铜业，有了突破性进展，如铜、铅、锡三元合金出现了;分铸技术已被广泛运用;青铜器生产数量大增，还出现了司母戊大方鼎、偶方彝、三联甗这样的重器。武丁之世在青铜业方面取得的成就，表明中国青铜时代进入繁荣时期。此外，在纺织、医学、交通、天文等方面，也都取得不小成就。武丁开创的盛世局面，为商代晚期社会生产的发展乃至西周文明的繁盛，打下了很好的基础。6、王朝灭亡武丁死后，他开创的太平盛世，没能长久延续下去。祖庚、祖甲以后诸王，特别是帝乙帝辛时期，国内矛盾十分尖锐，东南方的诸侯起来反叛。面对这种情况，商王帝辛(纣)少年英勇，派部下向东征讨莱夷，自己攻打南方九苗，将商的势力延伸到了东海和长江流域，但是其连年的征战，极大消耗了国力，进一步激化了国内矛盾，国内兵力空虚，使其对西北的控制下降，给了周以可趁之机。在周武王时，周起兵攻商，商王帝辛(纣)仓促间只能以奴隶为军抵御周人，结果，商王的军队毫无斗志，“前徒倒戈”，牧野一战，“血流浮杵”，国内商军尽墨，帝辛逃到鹿台自焚而死。商王朝就此灭亡，周王朝建立。7、商人后裔商朝灭亡，殷商的王族箕子不愿臣服于周，于是率领部分殷民北迁，建立朝鲜国，史称箕氏朝鲜。西汉初期，燕王卢绾部将卫满灭掉箕氏朝鲜。另外朝鲜半岛的辰国就是商族国家。周武王分封诸侯时，仍然封纣王的儿子武庚于殷，以奉其宗祀。武王死后，武庚叛乱，被周公平叛杀死。另封纣王的庶兄，当年曾降周的微子启于商丘，国号宋，以奉商朝的宗祀，殷商遗民一分为二，成为后来的卫、宋两国。宋国在战国时(前286年)亡于齐，卫国在秦二世时被秦朝吞并。在辽东，又有商朝宗室箕子开国朝鲜，后亡于燕人卫满。
商朝军事 商朝的军队数量、军队编制及对外战争
1、军队人数商朝人口约500万至700万，士兵约12至15万。2、军队建制商朝的军事制度在甲骨卜辞中有较多的记载。如“□方出，王自征”(《柏根氏旧藏甲骨卜辞》.25)、“□王自征人方”(《殷契粹编》.1185)等卜辞表明，商王是最高军事统帅，有时亲自出征。王室妇女，如商王武丁的配偶妇好，也曾率军出征。高级军事领导职务由贵族大臣和方国首领担任，他们平时治民，战时领兵。甲骨文中常有“□”、“□”、“射”、“戍”等名号出现，可能表明当时军队成员已有不同的职守。士卒由贵族和平民充当，平时要练习射、御;并以田猎的形式进行演习。“王登人五千征土方”(《殷墟书契后编》上.31.5)等卜辞说明，战时常根据需要进行“登人”(征兵)，一次征发1000、3000或5000人，也有超过1万人的。兵以庶民为主，奴隶多担任杂役。商朝除王室拥有强大的军队外，各宗族或各方国也都掌握相当数量的军队。“王其令五族戍□”(《殷契粹编》.1149)、“令多子族从犬侯寇周，叶王事”(《殷墟书契续编》.5.2.2)等卜辞表明，这些宗族或方国的军队须听从商王的调遣。商朝军队有步卒和车兵，作战方式以车战为主。战车一般由两匹马驾挽，车上有甲士3人，居中者驾车，居左者持弓，居右者执戈。车下随行徒若干人。甲骨文中也曾出现过“步伐”的记载，可能表明当时有独立的步兵队伍。“王作三师右中左”(《殷契粹编》.597)等卜辞说明，当时军队的最大编制单位可能是师。“登百射”(《甲骨文合集》.5760)、“左右中人三百”(《殷墟书契前编》.3.31.2)、“王令三百射”(《殷墟文字乙编》.4615)等卜辞说明，当时军队的组织可能以100人为基层单位，300人为中级单位，并有右、中、左的区分。3、武器配备商朝军队的武器装具，据考古发掘和甲骨文记载，主要有战车、弓、箭、戈、矛、刀、斧、钺、干盾、矢镞、头盔、甲胄等，其中戈、矛、刀、斧、矢镞、头盔等是用青铜铸造的。河南安阳侯家庄1004号商王陵墓内有大量武器出土，其中有70捆矛，每捆10个，说明商朝对於武器的存放可能有一定的制度。4、对外战争约前16世纪，商中丁攻蓝夷之战河约前14世纪，商河亶甲攻蓝夷班方之战约前14世纪，末商阳甲西征之战约前13世纪，武丁攻周边各国的战争，武丁对西北游牧民族的战争约前12世纪，廪辛、康丁攻危方之战廪辛、康丁抗击羌方之战约前12世纪，武乙攻召方之战，武乙攻人方之战约前12世纪，周季历灭程之战，周季历攻燕京戎之战，周季历攻余无戎之战，周季历攻始呼戎之战，周季历攻翳徒戎之战约前11世纪，帝辛攻东夷之战，周文王攻犬戎之战，周灭崇之战，周文王灭密须之战，商王周文王攻耆之战，周文王灭邗之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