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后为刘邦建立大汉起到的作用
吕后(公元前241～公元前180)名雉，字娥姁，秦代单父(今山东省单县终兴镇)人，汉高祖刘邦结发之妻,公元前202年，刘邦称帝，封吕雉为皇后，为刘邦剪除异姓诸王侯中起了很大作用。她是刘邦定天下的得力助手。刘邦去世后，惠帝立，吕后掌权,惠帝死后，她先后选立刘恭，刘弘为帝。她死于公元前180年，时年62岁。是一位性格刚毅、有抱负、有韬略、有作为的政治家。 1、本性温顺 吕雉出嫁之时还有一个令她非常难办的问题：刘邦已经有了一个非婚生的儿子刘肥。不到二十岁的吕雉嫁给了大她十五岁的中年亭长刘邦，而且，这位亭长虽然没有正式结婚，却有了一位未婚生育的儿子。吕后在未掌握国家大权之前，确有她善良温顺的一面。据《史记·高祖本纪》记载：吕雉有了儿子、女儿之后，还要在田中干活。吕雉婚后还得亲自下田种地，显示了吕雉勤劳持家的一面。 2、刘邦落草为寇吕雉连累入狱 刘邦做了泗水亭长之后，要负责往郦山押送服劳役的人。一次押送郦山劳役，一路上不断有人逃亡。无奈之下，他干脆在丰县西边的大泽中将剩余还没有逃的人全放了，并且说：“公等皆去，吾亦从此逝矣。”(《史记·高祖本纪》)刘邦这一说一放，反倒感动了十几个不愿逃的人，愿意跟随刘邦。刘邦就带着这伙人跑到芒砀山(今河南永城)落草为寇了。 刘邦身为亭长，押送骊山劳工，竟然放走劳工、自己逃亡，这当然为秦法难容。常言道：跑了和尚跑不了庙。刘邦可以一走了之，吕雉却为此下了狱。监狱里的生活历来不好过，吕雉进了秦代沛县的监狱也好不到哪儿。监狱之中大问题之一是狱卒对吕雉不礼貌，吕雉在狱中为刘邦究竟受了什么罪史书没有记载;但是，沛县监狱中有一个叫任敖的狱卒，平日和泗水亭长刘邦的关系挺铁。任敖看见狱卒虐待吕雉，一怒之下打伤了那个虐待吕雉的狱卒。这一下子，沛县监狱的狱卒再也没有人敢于欺侮吕雉了。 3、颠沛流离后吕雉成了项羽的人质 汉二年四月，刘邦在还定三秦之后，率领五十六万大军打到了西楚都城彭城。此时的项羽正在齐地忙于平叛，刘邦趁虚而入打进了西楚国都彭城。刘邦此行的目的有两个：一是消灭项羽集团;二是要接走他的父亲、妻子、儿子、女儿。但是，刘邦到了彭城之后，并没有急着接亲人，反而在彭城忙于接收项羽从秦朝都城带走的美女、财宝。 项羽的主要谋士范增曾经给刘邦下过一个定论：“沛公居山东时，贪于财货，好美姬。”(《史记·项羽本纪》)贪财好色，刘邦打到彭城之后的表现验证了范增的评价。等到项羽杀回彭城，刘邦才急忙派人去接家属，但是，此时项羽也已派人去找刘邦的家属。刘邦的家属担心自己的生命安全，早在项羽来人之前已经躲起来了。结果，刘邦派来接家属的人没有找到刘邦的父亲和妻子，项羽派来找刘邦家属的人也没有找到刘邦的父亲和妻子。不仅如此，而且刘邦的父亲、妻子与刘邦的儿子、女儿还在忙乱中相互走失了。 刘邦的父亲、妻子从小路去找刘邦，结果正好遇上项羽的军队，成了项羽的俘虏，被迫成为人质。刘邦的儿子、女儿幸运地遇到逃亡中的刘邦，由于追兵紧急，刘邦的妻子吕后、儿女得到大臣们相助逃出了性命。 4、留守太太吕雉含垢忍辱 吕雉与刘邦其父太公却从此在项羽的军营中做了二十八个月的人质。刘邦虽然在做汉王之时已经宠幸上了戚夫人，但是，刘邦不解决吕雉的问题可以，但他不能不想办法解决其父做人质的问题。因此，刘邦与项羽在荥阳对峙了两年多之后，由于项羽军粮短缺，不得不同意刘邦汉五年十月提出的鸿沟议和。刘邦利用鸿沟议和的骗局，诱骗项羽放回了做了两年零四个月人质的刘公和吕雉，然后撤兵。 吕雉对楚汉战争的贡献是他为刘邦做了两年零四个月的人质。这是吕雉为刘邦做出的重大牺牲，也是吕后在刘邦死后执掌朝政的政治资本。历经磨难，回到老公身边的吕雉却发现刘邦身边早已有了宠幸的戚夫人。“吕后年长，常留守，希见上，益疏。”(《史记·吕太后本纪》)此时的吕后因为年龄长于戚夫人，常常作为留守，伴在刘邦身边的是那位年轻貌美的戚夫人。 由于在此之前吕后已经和刘邦长期分居，吕后作为人质被放回后仍然与刘邦分居，因此，吕后此时已经很难见到刘邦了。两人的关系也因此更加疏远。吕雉必然学会直面情敌。此时的吕雉有多大?我们可以粗略地估算一下。吕雉不足二十岁时嫁给刘邦，一年之后生汉惠帝刘盈，第四年刘邦起兵反秦离家出走，经过三年反秦，四年楚汉相争，到鸿沟议和之时，吕后才与刘邦重逢，离初婚已经十年。 因此，此时的吕后应当是不足三十岁。这十年夫妻，吕雉和刘邦共同生活了不到三年，刘邦就在芒砀山落草，接着是反秦三年，灭项四年。等到吕雉再回到刘邦身边，刘邦不但有了新宠，而且又有了另一个宠爱的儿子刘如意(刘邦和戚夫人所生)。不到三十岁的吕后此时只能默默地当一个“留守太太”。 历史上权势显赫的一代女主，在个人感情生活上并不如意。当人们抬头仰望着权倾天下的一代“女皇”时，谁能知道这位“女皇”有多少幸福感?刘邦宠幸戚夫人，恩恩爱爱;吕后从刘邦反秦开始，就与刘邦再无见面，七年后她才回到丈夫身边，但是，她已经是留守太太了。 5、吕皇后的显赫功绩 汉高祖十一年春，淮阴侯韩信谋反，吕后与萧何用计，诛杀韩信。同年三月，梁王彭越谋反，刘邦将其废为庶人、削职流放蜀地。途中遇吕后，彭诉说无罪，吕后答应为他说情，将其带回咸阳。她抱怨刘邦：“你把彭越放走，等于放虎归山。”刘邦遂将其处死，并夷其三族。刘邦称帝八年间，吕后协助刘邦，镇压叛逆、打击割据势力，对巩固汉朝统一政权起了重要作用，并为她日后掌权作了充分准备。 吕后当政内，创自刘邦的休养生息的黄老政治进一步得到推行。刘邦临终前，吕后问刘邦身后的安排。她问萧何相国后谁可继任，刘邦嘱曹参可继任，曹参后有王陵、陈平，但不能独任，周勃忠诚老实，文化不高，刘家天下如有危机，安刘氏天下的必是周勃，可任太尉。 吕后虽实际掌握大权，但她是遵守刘邦临终前所作的重要人士安排遗嘱的，相继重用萧何，曹参、王陵、陈平、周勃等开国功臣。而这些大臣们都以无为而治，从民之欲，从不劳民。在经济上，实行轻赋税。对工商实行自由政策。 在吕后统治时期，不论政治、法制、经济和思想文化各个领域，均全面为“文景之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汉高祖十二年(前195年)，刘邦驾崩。17岁的刘盈即帝位，吕雉为太后。刘盈年幼仁弱，大权操在吕太后手中; 为剪除异己，毒杀赵王如意、砍断戚夫人手足，挖眼烧耳，给她吃哑药使她变哑，并置之厕中，任其哀号，名为“人彘”。刘盈不满其母的残忍，弃理朝政。前188年，惠帝刘盈忧郁病逝，立(前)少帝刘恭，吕太后临朝称制，行使皇帝职权，为中国皇后专政的第一人。少帝因其生母为吕后所杀，有怨言。前184年，吕后遂杀少帝刘恭，立刘弘为(后)少帝，吕太后照旧临朝天下，所以刘弘不称元年。 吕太后为了强化自己的统治，在采取“无为而治”，巩固西汉政权的同时，首先打击诸侯王和政治上的反对派，重用其宠臣审食其。然后布置党羽，大封诸吕及所爱后宫美人之子为王侯。随后杀掉赵王刘友和梁王刘恢。右丞相王陵坚决反对封诸吕为王的政策，坚持高祖与大臣的盟约，“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吕太后不高兴，就让他担任皇帝的太傅，夺了他的丞相职权。王陵只得告病回家。然后又让审食其为左丞相，居中用事。陈平、周勃虽然不服，也只好顺从。审食其不处理左丞相职权范围内的事情，专门监督管理宫中的事务，像个郎中令，吕太后常与他决断大事，公卿大臣处理事务都要通过审食其才能决定。吕后这些做法遭到刘氏宗室和大臣的激烈反对。 公元前180年八月一日，吕太后病死，终年六十二，与汉高祖合葬长陵。吕后陵位于陕西咸阳市渭城区窑店乡三义村，在高祖长陵东南200米处。陵高32米，底边东西160米，南北131米，呈覆斗形。由于陵地建筑在渭水北岸的高原边缘，远望如同山丘，显得异常雄伟。 吕太后当政十五年，推行约法省禁、与民生息的政策，做了几件大事：叫各郡县推举优秀农民，予以勉励，减轻赋税，改秦税什收其伍为什伍税一;允许以往逃避山林、湖泊和迁徙他乡的农民回到家乡，并归还田宅，官吏不得因其过去有不法行为打骂或歧视;释放奴婢，回乡从事农耕，官吏不得干涉;裁减大批军官士卒，转业还乡，优先给以土地，妥善安置;大赦天下;废秦时因株连而夷三族罪和“妖言令”等苛法;对匈奴采取和亲政策，使边境安定。这些政策的实施，缓和了内外矛盾，刺激了生产发展，增强了汉王朝的国力。
楚怀王因贪小失大客死他乡
战国时期，秦、齐、楚、燕、赵、魏、韩七国，其中，秦、齐、楚三国最强盛。秦国早想吞并楚国，一直没有轻易行动，就是因为齐楚两国关系犹如哥们儿。怀王十五年，为了拆散楚国和齐国的联盟。张仪到了楚国，首先找楚王的宠妃郑袖、公子子兰和大臣靳尚这几个人，送给他们许多金银珠宝，让他们去楚怀王那里吹枕边风，以达到和齐国断交的目的 这几人得了好处费，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心甘情愿当走狗，为敌国当帮凶，迷惑楚怀王。楚怀王果然上当，举行隆重仪式，接见张仪。张仪以秦王代表的身份，对楚怀王说：“咱们秦楚两国，山水相连，本应结盟友好，称霸天下，可你却同东海边上的齐国联合。我们大王对您的做法很不高兴。我们大臣建议说，如果您和齐国断交，秦国就送给您六百里的土地。” 人生在世，处处隐藏着诱惑，诱惑是某种事物、某种场景、某种意识形态触动了自己那根敏感的神经后，让自己的身心得到短暂快感的毒药。不用一兵一卒，白来六百里土地，真是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儿。楚怀王越想越高兴，下令大摆筵席，隆重庆贺。 屈原坚决主张齐楚联合共同对付秦国的。他听说张仪来到楚国，知道他准是来破坏齐楚联盟的。他担心楚王上当，就闯进了王宫。见了楚怀王，屈原大声说：“张仪的话，大王千万不能相信。楚国要是跟齐国绝交，秦国就会趁虚而入，欺负楚国的。”可是，楚怀王根本不把屈原的善意提醒当回事。屈原长叹一声，只好闷闷不乐离开了。 后来，楚怀王果然和齐国断绝了外交，又派使者到秦国，接受那六百里土地。楚国使者到了秦都咸阳住下。一个多月过去，张仪才在相府召见了他。使者提出六百里土地的要求，张仪故作吃惊，装模作样地问：“什么?什么六百里土地?哪儿来的六百里土地?”“不是你亲口说的，要送楚国六百里土地吗?”使者说。“那是你们听错了。”张仪冷笑一声，“我说的是六里，不是六百里。” 使者立即赶回楚国向楚怀王汇报。楚怀王下令出兵，对秦国进行报复。楚国出兵，没有准备，秦国却早有提防。结果，头一仗，楚国一触即溃，丧失了汉中六百了土地;再一仗，楚军仍然没有取胜。诱惑不过是你眼前的海市蜃楼，当你沉浸于得到小利而沾沾自喜的时候，祸患也就趁虚而入，侵入你的五脏六腑，必将为昙花一现的拥有付出沉重的代价。 于是，屈原奉命出使齐国重修齐楚旧好。此间，张仪又一次由秦至楚进行瓦解齐楚联盟的活动，使齐楚联盟未能成功。怀王二十四年，秦楚黄棘之盟，楚国彻底投入了秦的怀抱，屈原亦被逐出刺郢都，到了汉北。怀王三十年，屈原回到郢都。同年，秦约怀王武关相会，怀王遂被秦扣留，楚怀王仰天长叹：“张仪你这个‘大忽悠’可害苦了朕，诱惑真是一剂慢性毒药也!”最终，楚怀王客死秦国。顷襄王即位后，继续实施投降政策，屈原再次被逐出郢都，流放江南，辗转流离于沅，湘二水之间。 诱惑往往使人失去自我，一不小心就会掉入深渊中。诱惑如恶魔，撕扯着人们原本纯真的心灵;诱惑又如毒药，湮灭着人的灵魂;诱惑更如巨狮，吞噬着人的生命，最终是竹篮打水一场空，落得鸡飞蛋打的结局。
“十大将军省”排行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1955年开始的陆海空三军大授衔的总共1614名将帅中，原籍省份人数较多的前10位，我们称之为“十大将军省”。由于全国解放后行政区划变化的原因，一些将军的籍贯也存在“双重”之说，在这里按现有的行政区划来分别。比如，吴先恩中将，按解放前的行政区划，他的籍贯应该在湖北麻城，但解放后麻城的一部分划归到河南新县，所以，现在把吴先恩将军归在河南籍。还有全国直辖市重庆，过去一直归四川省管辖，只是到1997年才单独划分出来。但在研究将帅的习惯上，人们一般又没有单独把重庆籍开国将军列出来，因为新中国成立后快50年了，四川和重庆才分开。十大将军省是：江西、湖北、湖南、安徽、河南、四川、山东、福建、河北、陕西。 1、第一大将军省---江西(327人) 走出了肖华、陈奇涵、赖传珠等3位开国上将，梁兴初、吴克华、王恩茂等38位开国中将，谢振华、曾克林、丁盛等286位开国少将和晋升少将。该省将军占全国将帅总数的20.26%。江西籍将军主要分布在赣西南地区的莲花、永新、吉水、吉安、泰和、兴国、宁都、于都、瑞金一带。 2、第二大将军省---湖北(232人) 涌现了林彪1位开国元帅，徐海东、王树声2位开国大将，陈锡联、王平、韩先楚等14位开国上将，秦基伟、聂凤智、王近山等31位开国中将，王诚汉、谭友林、唐金龙等184位开国少将和晋升少将。该省将帅占全国将帅总数的14.37%。湖北籍将帅主要分布在鄂豫皖边界的大悟、红安、麻城、黄陂一带。 3、第三大将军省--湖南(202人) 涌现了彭德怀、贺龙、罗荣桓3位开国元帅，粟裕、黄克诚、陈赓、谭政、萧劲光、许光达等6位开国大将，萧克、王震、杨得志等19位开国上将，廖汉生、张震、刘志坚等45位开国中将，段苏权、钟伟、裴周玉等129位开国少将和晋升少将。该省将帅占全国将帅总数的12.52%，特别是中将以上高级将领居多，含金量很高，元帅占将近三分之一，大将超过一半，上将占33.30%，中将占25.4%。湖南籍将帅主要分布在湖南东部靠湘赣边界的平江、浏阳、醴陵、茶陵一带。 4、第四大将军省---安徽(130人) 走出了洪学智、李克农2位开国上将，徐立清、皮定均、陶勇等12位开国中将，肖全夫、宋承志、查玉升等116位开国少将和晋升少将。该省将军占全国将帅总数的8.05%。安徽省将军大多出自红四方面军，从地域上主要分布在皖西大别山地区的霍邱、六安、金寨县一带。 5、第五大将军省---河南(109人) 孕育了许世友1位开国上将，郑维山、钱钧、李雪三等9位开国中将，苏进、曹思明、尤太忠等99位开国少将和晋升少将。该省将军占全国将帅总数的6.75%。他们大多来自鄂豫皖边界地区的新县、商城、光山、固始一带。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这里曾是鄂豫皖苏区地域，大批中原儿女踊跃参加红军，从而成长了一批威名赫赫的开国将领。 6、第六大将军省---四川(含重庆共98人) 涌现了朱德、刘伯承、陈毅、聂荣臻等4位开国元帅，罗瑞卿1位开国大将，张爱萍、陈伯钧、傅钟等3位开国上将，毕占云、吴瑞林、贺诚等3位开国中将，任荣、胡炳云、陈其通等87位开国少将和晋升少将，该省将帅占全国将帅总数的6.07%。他们的含金量也很高，与湖南、湖北省一样，是拥有从元帅到少将各个级别的三个省份之一。四川籍将帅大多来自川东地区的宣汉、达县、平昌、通江、巴中、苍溪、阆中等县。 7、第七大将军省---山东(89人) 走出了孔庆德、刘兴元、孙继先等3位开国中将，李耀文、仲曦东、刘振华等86位开国少将和晋升少将。该省将军占全国将帅总数的5.51%。山东籍将军大多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八路，来自寿光、荣成、牟平、文登等49个市县。 8、第八大将军省---福建(84人) 走出了杨成武、叶飞、刘亚楼等3位开国上将，郭化若、罗元发、傅连暲等9位开国中将，王集成、孙克骥、叶青山等72位开国少将和晋升少将。该省将军占全国将帅总数的5.2%。福建闽西地区和江西赣南地区，在土地革命时期是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地域。福建籍的将军们大多是闽西暴动和中央苏区“扩红”时参加革命的老红军，他们大多来自闽西地区的长汀、武平、上杭、永定一带。 9、第九大将军省---河北(81人) 产生了孙毅、韩振纪2位开国中将，王蕴瑞、刘永源、王猛等79位开国少将和晋升少将，他们分别来自定州、大名、蠡县等48个市县，占全国将帅总数的5.01%。他们中有部分人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参加红军的，但大多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武装的老八路。 10、第十大将军省---陕西(64人) 孕育了李达、张宗逊、阎红彦等3位开国上将，孔从洲、张达志、阎揆要等5位开国中将，贺晋年、张松平、王扶之等56位开国少将和晋升少将，占全国将帅总数的3.96%。陕西籍将军来自保安、子长、米脂、长安等36个市县。 从上述数字可以看出，将帅原籍中，出元帅最多的省份是四川，有4人;出大将最多的省份是湖南，有6人;出上将最多的省份是湖南，有19人;出中将最多的省份是湖南，有45人。可谓川湘火辣，将帅云集!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号的含义及领土面积
抗战时期，毛泽东曾经多次阐述将来所要建立的“中华民主共和国”的含义，1948年12月30日，毛泽东为新华社写的1949年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明确宣布：“一九四九年将要召集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以完成人民革命任务为目标的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组成共和国的中央政府。” 1949年6月16日，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的《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组织条例》第三条第五款为“提出建立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政府之方案”。同年6月19日，新政协筹备会第四小组讨论时，清华大学教授张奚若对“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国号提出质疑，他表示国名太长，建议去掉“民主”两字，最后采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同年9月27日，政协一届全会通过决议正式定国号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且去掉国号后面“中华民国”的简称，自此之后，政协会议通过的大会文件，就完全去掉了“中华民国”这四个字，新中国成立后，“中华民国”在人们习惯性称呼中渐渐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了。 1、国号的含义 “中华”，即中国、华夏的意思。 “人民”是一个政治概念，相对于敌人而言，在当代中国，凡是拥护社会主义和祖国统一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范围，人民是指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 “共和”一词的英文单词republic，来自于拉丁文respublica，意思是“人民的公共事务”，共和一般都包含共同享有权力、共同治理的意思，只是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历史时期，共和的权力主体包含的范围不同。 现代意义上的共和，强调所有公民参与国家的法律制定，政策制定和执行，包括直接参与和间接参与，比如公民表决、代议制等。 2、领土面积 ①、陆地领土 中国大陆及其沿海岛屿、台湾及其附属各岛东沙群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南沙群岛以及其他一切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岛屿（包括钓鱼岛群岛、苏岩礁），陆地领土约960万平方千米。 ②、海洋国土 渤海全域和黄海、东海、南海的大部分及其可以管辖的专属经济区，共约470万平方千米，其中，南中国海九段线以内的所有海域面积约为300万平方千米，中国领空为领土和领海以上35千米的空域。东部和南部大陆海岸线长18400多公里，岛屿岸线14000多公里，内海和边海的水域面积约470多万平方公里。海域分布有大小岛屿7600个，其中台湾岛最大，约为35989.76平方公里，陆上国界线长达20000多公里，同14国接壤与6国海上相邻。 ③、国土面积 陆地国土面积为960万平方公里，约占世界陆地总面积的1/15，略相当于除前苏联之外的欧洲各国的总面积，仅次于俄罗斯联邦（1707.5万平方公里）和加拿大（997.1万平方公里），居世界第三位，东部地区占10.5%，中部地区占25.3%，西部地区占64.2%。 ④、土地资源 中国的山地面积有320万平方公里，高原250万平方公里，盆地180万平方公里，平原115万平方公里，丘陵95万平方公里（截至1997年）。
“中华民国”国号的由来及含义
“中华民国”这个国号是由孙中山先生最早提出的，1904年，孙中山在美国用英语发表《中国问题之真解决》演讲时，用了“中华民国”一词的英译：National Republic of China。 1、国号的由来 1906年12月2日，同盟会在东京召开纪念《民报》创刊一周年大会，孙中山先生在演讲时，第一次用汉语提出“中华民国”这个名称。次年，为宣传反清排满革命思想，大学问家兼大革命家章太炎在《民报》第十七号上发表《中华民国解》一文，“中华民国”这一名称从此为更多人们所了解，为了证明此国号名称之“名正言顺”，章太炎引经据典，广征博引，从历史文献中找到很多直接和间接材料，指出只有“中华民国”这个称号才是最好最恰当的国号，是独一无二的最佳选择。 所以，在选择和宣传“中华民国”这个称号的问题上，应当说孙中山和章太炎都立下了汗马功劳，一个是最早提出且从法理上给予论证，一个是从历史文献和文化渊源中寻找证据，使其进一步合法化并获得文化上的正统化。 也可能是由于这个原因，当年鲁迅于1936年写作《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一文中，曾经这样说过：“至于今，唯我们的‘中华民国’之称，尚系发源于先生（指章太炎）的《中华民国解》，为巨大的纪念而已，然而知道这一重公案者，恐怕也已经不多了。”这里的“发源”一词，鲁迅使用得十分恰当，并没有说是“最早”，而是着眼于其文化和历史的渊源考证意义。 1916年7月，孙中山在上海作题为《中华民国之意义》的演讲时说：“诸君知中华民国之意义乎？何以不曰‘中华共和国’，而必曰‘中华民国’，此‘民’字之意义，为仆研究十余年之结果而得之者。欧美之共和国创建远在吾国之前，二十世纪之国民，当含有创制之精神，不当自谓能效法于十八、九世纪成法而引以为自足。” 原来，孙中山根据自己多年对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政治体制的研究，认为共和国体虽然是当时盛行于欧美的代议政体，但仍有其弊病。他要在中国实施直接民权，强调人民是国家的主人这一点，所以要定名为“民国”而非“共和国”，而其英文的表述则为：National Republic of China。 显然，孙中山要坚持共和国的根本原则、即国家主权属于全体国民所有的人民主权原则，并希望借鉴瑞士、美国等国发展民主的经验，来补充代议制民主政体的不足：“更有进者，本党主张之民权主义，为直接民权。国民除选举权外，并有创制权、复决权及罢免权，庶足以制裁议会之专制，即于现行代议制之流弊，亦能为根本之刷新，由此，这‘中华民国’中的‘民’字绝对是核心内容，不可不用。” 1923年10月20日，孙中山在广州为全国青年联合会所作演讲中，再次提及这个问题：“‘中华民国’这个名词，是兄弟从前创称的，这个名词到底是什么东西呢？诸君自然知道‘中华民国’和‘中华帝国’不同，帝国是以皇帝一人为主，民国是以四万万人为主。” 孙中山认为，从中国的领土、人民和国家主权的同一性和历史连续性来看，“中华民国”是与“中华帝国”相联系和相比较而存在的，中华民国的领土、国家主权仍然是“中华帝国”原来的领土和国家主权，但这些过去属于皇帝个人，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是也；而“中华民国”的领土则是“普天之下，莫非民土”，“中华民国”的人民则是“率土之滨，莫非国民”了。最后，“中华帝国”的国家主权属于皇帝个人，而“中华民国”的国家主权已经属于全体国民，人民是国家的主人。 2、国号的含义 孙中山的伟大和有别于历史上的农民起义领导人就在于，他决心把不从根本上改变君主专制制度的纯粹改朝换代的革命，转变为建立共和制度、以从根本上将国家主权归还于全体国民所有的民主革命。因此，孙中山在辛亥革命成功之后，在维护与保持了中华文明和国家主权的历史连续性之后，也就获得了把“中华帝国”的国号改变成为“中华民国”国号的合法权利。 而且，从“中华帝国”到“中华民国”的改变，说明孙中山不但是一个维护继承中华文明和国家主权的爱国者，而且还是一个没有帝王野心，只为结束专制帝制、并创建民主共和制度的革命家。对于孙中山关于建立“中华民国”思想的深刻和伟大，其实不须论证，只要看看袁世凯的复辟帝制是如何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而迅速失败即可。 也因此，章太炎在《中华民国解》中对“中国”一词是这样解释的：“中国之名，别于四裔而言，印度亦称摩伽陀为中国，日本亦称山阳为中国，此本非汉土所独有者，就汉土言汉土，则中国之名，以先汉郡县为界。然印度、日本之言中国者，举中土以对边郡；汉土之言中国者，举领域以对异邦，此其名实相殊之处。” 而“中华”之称，既具庄严肃穆之状，又与历史上的“中华帝国”文脉相承，因此，“中华民国”就是最好最恰当的国号。总之，在解释为何使用“中华民国”这个称呼为“国号”方面，孙中山和章太炎各自做出了伟大的贡献，具体而言，孙中山着重解决的是为何要用“民国”而非“共和国”，是侧重于其革命性和民主性，而章太炎着重解决的是“中华”二字的文化渊源，是为新生的共和国寻求文化和传统意义上的支撑，显示其合法性和正统性。
中国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获得多少好处
1914年7月28日，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开战，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北洋政府先是“中立”，后来几经周折，终于在1917年8月14日，宣布“与德奥两国同时入于战争之状态”，与两国所签条约一律废止。对于中国参战的好处，早在战争爆发之初，梁士诒即有所预见，他对袁世凯说：“德奥以小敌大，战之结果，必难悻胜，在我见，正不妨明白对德绝交宣战，将来与和议中取得地位，与国家前途，深有裨補。” 1、参加一战，有利于中国改善国际地位 1915年5月，中国政府被迫签下“二十一条”，袁世凯问陆徵祥有什么补救办法，陆徵祥回答：“只有参战，到和会时再提出，请各国修改。” 袁世凯死后，主政的段祺瑞亦相信，“日本既已加入，我若不参加，日本对青岛势必染指掠夺”，而“德国虽系当今之强国，但众怒难犯，料其难以取胜，将来协约国取得胜利，中国将成局外之人，而我国参加，那将迥然成另一局面，到时中国也是战胜国之一，和会上有我一席之地, 必将提高中国之国际声誉。”除了争取国际地位外，段祺瑞还有一个动机，那就是借此抑制日本在华势力的发展。 中国参战后，即收回德、奥在天津、汉口的租界，撤销两国领事裁判权，同时获得协约国许诺：庚子赔款自1917年12月起暂缓五年偿还（俄国仅同意缓还1/3)，免加利息；德奥赔款永远撤销（占庚子赔款总数的20.91%，其中德国9000余万两，奥匈400万两）；改变《南京条约》“协定关税”条款规定的5%固定税率，允许中国提高5%关税；天津周围20里内允许中国暂时驻军，以防范德奥侨民。 2、除收回各种政治特权外，另可折合现金2.5亿元 中国没有出兵欧洲，但也实际援助了协约国，宣战以前，北洋政府即采取“明守中立，暗事参加”的“以工代兵”办法，派遣华工出国。“一战”期间，英法俄三国共招募华工30万人，为他们从事建筑、修路等体力工作，还有为数不少的华工被违约送上战场，在战火中修工事、运弹药、抬担架，沙俄甚至将华工“编为军队，作前线冲锋之用”，战争期间，有约5万华工死亡。 因有以上作为，中国在战后得以战胜国资格，参加巴黎和会，在和会上，中国代表据理力争，终没能使日本在和约上声明归还青岛，山东问题外，和约上还确认了废除德国领事裁判权、取消德国庚子赔款、赔偿中国战争损失等内容。一旦中国拒签，未来就要同德国单独媾和，到那时，中国未必还能获得这么多的权益。 在这种情况下，北洋政府倾向于签约，而保留山东条款，但是国内民意已然沸腾，爆发了五四运动，中国代表只得拒签了《凡尔赛和约》，不过，中国在巴黎和会上成为国际联盟的创始会员国。让人庆幸的是，学生们的游行活动并没有使中国外交陷于绝境，通过华盛顿会议，中日两国先后签订《解决山东悬案条例》《鲁案细目协定》，中国有条件地收回青岛。 1924年《中德协约》、1926年《中奥通商条约》签订，北洋政府不仅获得《凡尔赛和约》中有利于中国的条件，还从德国获得约8400万元的战争赔款。加上中国战时所获的德国船只，以及被免去的庚子赔款，中国总收益达2.5亿元。 总的来说，中国参加“一战”，不仅成功地融入世界格局，还以较小付出，收获了丰厚的回报，堪称是一次辉煌的外交胜利，唯“五四运动”之事，迄今仍有待后人深思。
中国在八年抗战期间伤亡人数
最近，在网上看到很多中国在抗战期间的资料文献，这其中有关中国八年抗战期间人口损失的数量问题，一直处于一种粗疏的笼统估计之中，出现过多种数据，互相之间歧异巨大。那么，抗战期间中国人口总体规模究竟怎样，我们能否通过利用战时、战后相关部门和机构的调统计资料，构建起中国抗战人口损失总体估计的数据呢？能否得出有关中国抗战人口损失相对有说服力的结果呢？ 1、据国民政府战后统计估算，抗战期间在国统区有1278万军民伤亡 对于中国在抗战中的人口伤亡情况，向来说法不一，早先的著作多持2000万的说法，何应钦称，中国直接间接死伤者在2000 万以上。胡绳《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也说：“战争中，中国军民伤亡人数在2100万以上”。而中国军事科学院编的《中国抗日战争》则说，“中国军队伤亡380余万人, 中国人民牺牲2000余万人, 中国军民伤亡总数达3500万人以上。”这个3500万的数字被沿用至今。 抗战爆发后两年，即1939年7月，国民政府就颁布了《抗战损失查报须知》，规定“人口伤亡查报办法”，“人口伤亡，除伤亡将士由军政部督同各部队调查外，概由各市县政府每遇敌军攻击或遇敌机轰炸后，由派员督同该管警察及保甲长，依照行政院颁发之《人口伤亡调查表》，逐户调查据实填载”，然后报行政院、省政府留存，对于该办法颁布前的人口损失，也要求各地“追查补报”。 因战时情势混乱，各地的伤亡调查工作很难展开，1945年10月，依照各地呈报的伤亡调查表，整理出的《人口伤亡报告表》上，显示平民伤亡仅516690人（重伤57851人、轻伤62272人、死亡396567人），显然与真实情况严重不符，所以内政部抗战损失调查委员会在统计战争伤亡人数时，只能进行估算。具体的估算方法是，在呈报伤亡调查表的各县中，选出昆山、南宁、邵阳等31县，将它们的“人口伤亡总数平均之，作为每次普通战斗人民伤亡之代表数”。 然后将战斗分为会战、重要战斗、小战斗三种，以“普通战斗代表数百分之十为小战斗之代表数，普通战斗代表数之十倍为每次重要战斗之代表数，普通战斗代表数之百倍为每次会战之代表数。”最后把“每省每种战斗之次数，分别乘以每种战斗之代表数，将所得次数相加后，再将后方各省实际报告本会之空袭伤亡数字分省加入”，得出民众伤亡总数。 依照以上方法，抗战损失调查委员会估算，民众重伤979003人、轻伤2240685人、死亡5390164人，合计8609852人，再加上军政部所报军人伤亡3405461人，总共是12015312人，委员会对这个结果并不自信，说“内中估计方法是否合理，数字是否适当，仍请专家多方研究指正。” 1947年2月，行政院实际公布的《关于抗战损失和日本赔偿问题报告》，参照了各省战后相继呈报的伤亡统计，其所披露的数字，与抗战损失调查委员会的估算略有不同。这份报告显示，军人伤亡3650405人、平民伤亡9134569人，合计12784974人。这个数字并不反映全国的人口伤亡情况，“系以东北各省市及台湾以外之中国领土为限，共军占据区域亦未计列在内。” 2、据学界研究修正，军民最少伤亡2288万，总数可能超4500万 至抗战胜利前的1945年3月，所谓的“共军占据区”约956960平方公里，人口9550万，抗战期间，各个根据地政权也进行过一些局部的人口伤亡调查，但和国统区一样，没有办法深入开展。 1945年7月，中共成立了中国解放区临时救济委员会，负责解放区抗战损失调查、灾民救济等工作。1946年6月，董必武致函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署长蒋廷黻，称“晋察冀、山东、冀热辽、晋绥、晋冀鲁豫、苏皖、中原等七个解放区不全面的材料的初步统计，在抗战八年中计：被敌伪杀死或被虐待伤病致死者三百二十万人，被敌俘捕者二百七十六万人，现有鳏寡孤独残废二百九十六万人”，也就是说，解放区的伤亡大约是892万人。 平民以外，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游击队，在抗战中290467人受伤，160603人死亡，45989人被俘，87208人失踪，共计584267人。至于东北、台湾和华侨的人口损失，依据学者袁成毅的研究，在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军伤亡、一二八淞沪会战和长城抗战的伤亡总数为63446人。在战争中，参加日军的台湾兵有53393人死亡或生死不明, 再加上受伤致残者2000人, 共55000人。此外日军制造“无人区”造成27万人死亡，发动细菌战造成27万人死亡，香港同胞在内的华侨伤亡有5332人。 以上几项数字，再加上国、共公布的军民伤亡情况，合计22888801人，为“较为可靠统计的最低限度的数目”。袁成毅据此认为，“考虑到1947年国民政府所公布的数据里国统区损失统计的保守性……中国军事科学院公布的3500万的说法绝对不是一个夸大的数据。” 为了得出更精确的人口损失情况，卞修跃进行了逐省调查，如查证四川省（含重庆大轰炸死亡人数）死亡22500人，受伤26000人，他还对劳工、伪军等以往被忽略的群体进行了伤亡统计，依照他的研究，中国有20620939人直接死于战争，14184954人被杀伤，5351073人被俘或失踪，以上总计40198559人。如果再加上河南饥荒等间接死于战争者，中国在抗战中可信的伤亡将超过4500万人。
五胡十六国时期的五个少数民族
五胡十六国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段时期，该时期自304年刘渊及李雄分别建立汉国（后称前赵）及成汉起至439年北魏拓跋焘（太武帝）灭北凉为止，范围大致上涵盖华北、蜀地、辽东，最远可达漠北及西域。在入主中原众多民族中，以匈奴、羯、鲜卑、羌和氐五个胡人的游牧部落联盟为主，统称五胡，他们在这个范围内相继建立许多国家。 1、匈奴 匈奴是个历史悠久的北方民族，祖居在欧亚大陆的西伯利亚地区，他们披发左衽，是古代蒙古大漠，草原的游牧民族，大部分生活在戈壁大沙漠，中国古籍中的匈奴是秦汉时称雄中原以北的强大游牧民族。公元前215年，秦始皇在位年间，被逐出黄河河套地区，历经东汉时分裂，南匈奴进入中原内附，北匈奴便迁往了欧洲，建立了匈奴汗国，从而导致了日耳曼民族的大迁移，间接的灭亡了西罗马帝国，隋唐以后，不再有记载，消失在中国的古籍中。 南匈奴则逐渐归附汉帝国，两晋时期，内迁中原的南匈奴在五胡十六国时期在中原建立前赵、北凉和夏等国家，经过战乱，南匈奴也逐步融合到了汉民族之中。匈奴人的最近后裔是蒙古族，目前蒙古国仍有8%的男性（16万人）带有匈奴人的Y染色体。 2、羯 中国古代北方的少数民族，被误认为是匈奴人的一部分，源于小月氏，曾附属匈奴人。魏晋时散居上党郡（今山西潞城附近各县）与汉人杂处，从事农业，受汉族地主奴役，被称为“羯胡”，信奉“胡天”。晋朝时期，羯人石勒建立后赵政权，为五胡十六国之一，如：羯胡（旧时用以泛称来自北方的外族）。后赵被冉魏灭亡后，羯族作为整个东亚历史上最残暴的民族被屠杀殆尽，仅剩下一万余人投降了东晋，但没多久东晋爆发一场内乱，这仅剩的一只羯族人趁乱攻下了几个城池，又开始了后赵时期的食人残暴统治，最终被晋兵灭族。 由于冉魏政权驱逐少数民族，再者因为五胡作乱大肆杀害汉人，而大杀羯人及其他少数民族（史载杀死20多万人），引发了少数民族的联合攻击，公元352年，鲜卑族首领慕容氏从东北攻入冀州，冉闵兵败被杀，冉魏政权仅两年多就被灭亡了，但是冉魏政权时间虽短，对中国历史影响甚巨，它通过规模空前的血腥的民族复仇震慑了胡人，自此以后胡人不敢再大规模屠杀汉人。 3、鲜卑 鲜卑族是继匈奴之后在蒙古高原崛起的古代游牧民族，属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兴起于大兴安岭，为魏晋南北朝对中国影响最大的游牧民族，起源于东胡族，分布在中国北方。秦汉之际，东胡被匈奴冒顿单于打败，分为两部，分别退保乌桓山和鲜卑山，均以山名作为族名，形成乌桓族和鲜卑族，受匈奴奴役，所以鲜卑族的风俗习惯同乌桓、匈奴相似。 十六国时期，鲜卑各部落趁中原混乱不堪，先后建立国家，385年，拓跋部建立北魏，并在439年统一北方；493年，北魏孝文帝拓跋宏迁都洛阳，大举汉化；534年，北魏分裂为东魏和西魏；557年，北周取代西魏，鲜卑族共建立十个国家。另外，在青海、甘肃一带，还有由鲜卑慕容部分化出来的吐谷浑政权，直到663年才被吐蕃吞并。 鲜卑族建立政权后，部落大都解体，人民多转向定居农业生产，随着封建化进程的加深，同各民族的融合加快，到了隋唐时期，鲜卑作为民族实体和政权实体融入到其他民族中，逐渐消亡。但是鲜卑消失的主因是人口枯竭，当年鲜卑族的汉化政策总体而言并不是特别成功，一些鲜卑族先是汉化后来又胡化，吉林大学古DNA实验室的研究，证实现代锡伯族很可能是拓跋鲜卑后裔。 4、羌 羌（读qiāng），狭义为羌族，中国少数民族羌族，广义为中国古代西部游牧民族泛称，主要聚居在四川省阿坝州的茂县、汶川县、松潘县及绵阳市北川羌族自治县境内。羌，属他称，即当时中原部落对西部（陕西、甘肃、宁夏、新疆、青海、西藏、四川）游牧民族的泛称，所以可以肯定地说，氐羌族群绝不是一个民族，而是许多不同的民族的统称，他们有不同的语言、服饰、习俗等，唯一的共同点可能就只是“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方式。 相传商初羌人已向商朝称臣纳贡，殷甲骨卜辞中有“羌方”，是商西强国，常遭到商人的征讨，卜辞中有役使“羌”或“多羌”以及大量以“羌”为祭祀人牲的记载，有的学者认为这些卜辞所说的“羌”是泛指商人俘获的西部各族人，商末，羌人曾参加周武王伐纣的战争。 东汉后期，大部分羌族人口已纳入中原王朝的统治，但羌人时叛时降，反复不定，东汉末年权臣董卓就是在陇西羌胡之地发迹。五胡十六国时期，羌人姚苌利用前秦淝水之战兵败后，关中空虚之际，于384年自称万年秦王，386年姚苌称帝于长安，建立了十六国中的后秦。 5、氐 氐（拼音：dī）是中国古族名，原在中国北部和西部的广大地区游牧，从东汉起陆续内迁，主要居住在今陕西、甘肃、四川等广大地区，从事畜牧、农业，魏晋时期，氐族大量接受汉族文化和生产技术，历史上曾建立过仇池、前秦、后凉等国。公元304年，氐族的酋长李雄便趁着西晋内乱之际，发兵攻打成都进而称帝，建立了所谓成汉，李雄并以刘备的曾孙刘玄为安乐公，继任刘禅的爵位。 晋与十六国以前，氐人大体未分布至关东；十六国时期，后赵﹑前秦等出于被动与主动，都多次将氐人徙于关东河北等地，因而氐族与他族交错杂处的地区空前扩大。西晋初年，关中氐﹑羌渐为编户，赋役繁苛，常激起反抗，而地方官吏，干赏啖利，妄加讨戮。 晋惠帝时，晋室分裂，诸王作乱，元康六年(296)，匈奴﹑卢水胡，雍﹑秦二州氐羌奋起反晋，立氐人齐万年为帝，西北震动，氐羌直逼长安，至元康九年(299)齐万年被俘，坚持两年半而败，然而晋朝也受到严重打击，不久即进入“五胡十六国”时期。在五胡十六国时期的十六国中，氐族贵族曾建立前秦与后凉。 晋永和六年(350)，略阳临渭(今甘肃秦安)氐帅蒲洪称三秦王，改姓苻氏，不久遇刺死，子健嗣，趁后赵既灭，冉魏大乱，苻健进据长安，于永和七年(351)称天王，国号秦，次年称帝，是为前秦。至苻坚继位(357～385在位)，任用汉人王猛，先后灭前燕，克晋汉中，取成都，又灭拓跋氏代，灭前凉，平西域诸国，一度统一了中国北部，成为十六国中疆域最大者。 晋太元八年(383)，苻坚大举攻东晋，结果惨败于淝水，太元十年(385)被羌酋姚苌所杀，前秦基本上瓦解。淝水之战前一年，苻坚遣骠骑将军略阳氐人吕光平西域，苻坚惨败于淝水之次年，吕光已平西域30余国，归而据凉州，都姑臧(今甘肃武威)，先称酒泉公，继称三河王，晋太元二十一年(396)进号天王，国号凉，史称后凉，传两代，公元403年灭于后秦。此外，在今甘肃南部和四川西北部还有另一个氐族政权──仇池。 自汉献帝建安(196～219)中，氐帅杨驹徙居于仇池(今甘肃成县西)以来，其后裔一直是这一带氐族的统治者，晋元康六年(296)氐酋杨茂搜率部于仇池称王，其后裔虽多次迁徙，并更易其名称，但始终领有这一区域，最后为隋文帝所灭，共传衍286年，若从杨驹计算，有近400年的历史。
中俄《尼布楚条约》实际上是个不平等条约
1689年9月7日，中俄签订了《尼布楚议界条约》，史书载，该条约承认了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包括库页岛在内的广大地区是中国领土，客观上，在一定时期内遏止了沙俄东扩。条约里对疆界划分与两国人民归属的称谓，使用的是“中国”与“中国人”，这是“中国”作为主权国家的专称，第一次出现在国际条里。 从1685年6月25日，清军攻陷雅克萨，活捉督军头目托尔布欣的时起，直到1686年7月18日，再次进攻雅克萨，围城半载，致使俄军丧失全部战斗力，至此，大清在外交上处于主动地位，早在第一次雅克萨大战之前，康熙就派人给沙皇捎信，提出举行边界和谈。 雅克萨第二次被清军围困时，即1685年12月26日，沙皇定下了向对华谈判的基本方针，并选定戈洛文为俄国谈判代表，俄方的谈判底线是：中俄以雅克萨为界，并在黑龙江和贝斯特拉亚与精奇里江渔猎，中国若不同意，即可与中国开战。中俄双方的当时的战略，是尽量避免流血解决，争取通过和谈解决边界争端，但决不放弃武力应变。 1686年1月，俄方谈判外交使团组成，2月5日从莫斯科启程，卫兵多达500人，270车弹药粮草，在路过托博尔斯克时，又增哥萨克骑兵、步兵、火枪手、龙骑兵1400人以上，总人数超过2000人，四分之三为军事人员。 据《清实录》记载，1688年4月，中国也组成了对俄谈判小组名单，由领侍卫大臣索额图、都统公舅舅佟国刚、尚书阿喇尼、左都御史马齐、护军统领马喇等人组成，随其出发，前往尼布楚的卫戍人员，有八旗前锋兵200人，护军400人，火器营兵200人。 康熙钦定，其“忠贞可靠和足资信赖”的宫中耶稣会士，葡萄牙裔的徐日升（Thomas Pereira，1645-1708）和法裔的张诚（Jean-François Gerbillon，1654-1707）随团前往。5月30日，康熙喻示谈判底线： 第一，尼布楚、雅克萨、黑龙江上下，及通此江的一江一河，皆为中国之地，不能拱手送给俄国人。 第二，俄国必须遣返将叛逃的达斡尔族首领根特布尔。 据张诚日记描述，1689年7月31日，中国使团先于俄国人抵达尼布楚对面，先行抵达的中国水军将舰船停泊江边，水兵在岸上安营扎寨，计有3000余人，与中国外交使团同时抵达的陆军约有1400人，加上索额图的亲兵800人和夫役，差不多有9000-10000人，还有骆驼3000-4000头，马15000匹等，可谓浩浩荡荡，煞有阵势。 8月18日，戈洛文率领俄国使团抵达尼布楚，第二天，戈洛文差人面见索额图，要求，第一，谈判的地点由俄方拟定，第二，谈判时，双方所配备的警卫人员各不得超过300人，20日，中方代表同意俄方选定地点和警卫人数，但强调，警卫人员除除佩刀之外，不得携带任何武器，中俄达成协议，中俄代表各自携带260名佩刀警卫入场，双方士兵相互搜查，防止暗藏其他兵器，之后他们后退一定距离布列岗哨。 但后来，戈洛文自己在《出使报告》中承认，俄方派出的警卫中有哥萨克火枪兵，他们虽然未持枪支，却身藏数枚杀伤力极强的手榴弹，戈洛文还命令，留在尼布楚城里的士兵，在谈判期间，每日子弹上膛，刺刀出鞘，严阵以待。 8月22日，中俄尼布楚划界谈判，在两座紧连在一起的大帐篷里开始，这座帐篷距离双方的驻地距离均等，为5华里，第一天谈判，开局便火药味十足，戈洛文谴责中国突然发兵俄罗斯，挑起边境事端，中方钦差大臣索额图，则历数俄国入侵中国的犯罪行径，正告戈洛文，雅克萨、贝加尔湖以东以及蒙古等全部领土，自古属于中国，双方第一天，都未亮出底牌，而是反复旁敲侧击，相互深浅，探查签约底线。 8月23日，两国代表继续会晤，戈洛文提出以黑龙江为界，河北划归俄国，河南归属于中国，索额图驳斥他说，黑龙江两岸皆为中国领土，俄国强占领了中国土地，他要求俄国归还尼布楚和雅克萨等地，他强调，中俄的疆界应在贝加尔湖，戈洛文听罢，指责中方缺乏诚意，随后又提出以牛满河划界，让中国赔偿攻击雅克萨而给俄方造成的损失，将全部俘虏和叛变人员交予俄方。 中方听罢，虽然表示不能接受，索额图看到俄方有所退让，就告诉戈洛文，中国可以接受将边界划在尼布楚，索额图缺乏国际谈判经验，竟然一下子将康熙的底牌过早地亮出，戈洛文心中便有了底，接着，他一面对中国以尼布楚划界提议冷嘲热讽，一面抛出更无耻的“精奇里河为界，黑龙江左岸至该河属于俄国，右岸归中国”的议案，再次试探中方。而索额图此刻已无退路，不觉心中愤懑，最后他忍无可忍，沉着脸退了场，他回到驻地后，高声斥责俄方“待人不善，难以圆满打交道”，遂令拆除部分帐篷，做准备撤离状。 24日，两国谈判的气氛进一步恶化，戈洛文继续自己的外交攻势，他见中方发对他的划界方案，他一边继续反对中方的建议，一边采取欲擒故纵法，宣称休会，希望两国代表签署“散会声明书”，但遭到中方拒绝后，戈洛文又下令增派300名俄国火枪手，加强尼布楚城防，同时送信给雅克萨哥萨克，命其备战并抢收的庄稼。 25日和26日，索额图派耶稣会士张诚26日见戈洛文，告知中方再次让步，即以石勒喀河的格尔必齐河为界，27日，徐日升也见了戈洛文，俄国人表示，即使中方如此让步，俄国人依旧不愿放弃雅克萨，徐日升气得泪盈满眶，拂袖而去。当日，索额图下令对岸沿江待命的清军渡河，一面封锁尼布楚，一面出兵500人重新包围雅克萨，且毁掉哥萨克城外的庄稼，这时，尼布楚周围的布里亚特和温科特等族居民，不堪忍受沙皇的统治，爆发了抵抗俄军的起义，并要求与清朝使团联合进攻尼布楚。 索额图的军事调遣和地方部族起义，终于让戈洛文坐不住了，他既担心与中国再发生战争，更害怕谈判破裂，回莫斯科交不了差，27日当夜，俄国使者代表再来中国营地探查虚实，28日，张诚应戈洛文之邀，前往尼布楚城内与俄方主要代表见面，俄方表示，他们基本同意中方的划界建议。自8月30日至9月2之间，中俄谈判代表依旧不见面，双边信息由各自的助理转达，中俄代表经过及其曲折的会下沟通，多番讨价还价，明争暗斗，中方数次让步，最终于9月7日签署了《尼布楚议界条约》。这个条约的签订，是中方做了无原则退让的产物，索额图把贝加尔湖以东，原属中国的尼布楚富庶地区拱手送给了俄国，造成了重大国土损失。 该条约还明确将北诺斯山与南支之间北到北冰洋、东到白令海峡，包括勘察加半岛和整个乌第河流域在内的广袤疆域，定为待议地区，其面积不小于300万平方公里，甚至更大，但是世界政治格局巨变，时至至今，不仅从未再议，而且也永远无法再议，所以，中俄尼布楚条约，是一部失地条约。
清朝士兵衣服上“兵”和“勇”的区别
有关清朝的书籍、文章或影视剧上经常可以看到“兵”和“勇”二字，但很多人对这两种标志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史载，“兵”是清代国家的常备武装力量，包括八旗军和绿营军，八旗军分为满八旗、蒙八旗和汉八旗，这些都是大清的正规军，直接隶属皇帝，八旗兵为世兵制，在16岁以上的八旗男性子弟中挑选。“余丁”和不满16岁的“幼丁”，可以挑补为养育兵，即预备兵。 绿营军则是为弥补满军的不足而建立的汉人组成的汉兵，是清入关后改编和新招的汉人部队，这种军队以绿旗为标志，以营为建制单位，故称绿营兵，也叫绿旗兵，简称营兵。 八旗军同绿营兵虽然使命相同，都是保家卫国，但主次不同，朝廷倚重不同，按朝廷的定制，八旗兵大部分卫戍京师，为国家精锐部队，掌管京师安全。绿营兵则遍布全国各地，数量要比八旗兵多几倍乃至几十倍，通常影视剧上浩浩荡荡的清代大军都是绿营兵。 满清入关以后，绿营兵日渐取代八旗兵的主要地位，清朝建立不久的康熙年间，力图以和为贵，于是军备废弛，萎靡不振，八旗兵丁一劳永逸，长期处于养尊处优的地位，以至于三藩起事临阵磨枪亦难振军威，故镇压三藩之功实属绿营兵。 雍正登基后，立志彰显满军尚武精神，乃三令五申“八旗为满洲根本”，大动干戈，整军治军，终于使得士气大振，维护了当时的国家统治。“勇”与“兵”相比，就是后娘养的了，雍正、乾隆朝后遇有战事，若八旗兵和绿营兵不足用，则就地取材，临时招募乡勇组成军队，战事完了后立即解散，不是国家正式的军队。直到清末太平天国时，曾国藩才改非正式的乡勇为练勇(即湘军)，定兵制，发饷粮，称为勇营。 从此，“勇”基本代替了“兵”，成为国家的主要军事力量，勇营的特点是拿国家饷的私募武装，所谓“兵为将有”，士兵和军官只忠于自己的长官，不直接效忠皇帝，如此满清怎么会长存？
历史上匈奴人的起源及来历
中国的匈奴是古代蒙古大漠和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大部分生活在戈壁大漠，最初在蒙古高原建立国家，公元前215年秦始皇时期，被逐出黄河河套地区；东汉时分裂，南匈奴进入中原内附，北匈奴从漠北西迁，中间经历了约三百年。 根据现有的历史记载和考古资料证实，匈奴早在公元前7—8世纪就已经生息繁衍在中国北方的广大地区，建立起氏族和部落联盟了，匈奴的发源地在草木茂盛多禽兽的阴山河套地区，最初的经济政治中心位于今天内蒙古自治区的河套及大青山一带，“…地南接燕赵，北暨沙漠，东连九夷，西距六戎”，在这片广大的沙漠上，少水草，气候干燥、严寒，所谓“…胡、貉之地，积阴之处也，木皮三寸，冰厚六尺…”，“地涸泽（硷）卤，不生五谷”，惟有“…阴山，东西千余里，草木茂盛多禽兽，本冒顿单于依阻其中，制作弓矢…是其苑囿也”，这里依山傍水，气候适宜，黄河两岸沃野千里，是畜牧和狩猎的好地方。 所以阴山一带是匈奴社会经济发展的摇篮之地，水草丰富，不仅适宜于畜牧经济的发展，而且也适于农业的种植，因气候严寒、人民又迁移无常，这样大大的锻炼了匈奴人民的性格，能吃苦耐劳、善于骑马射箭，匈奴的自然环境特点对匈奴社会的发展起了一些影响，而黄河以南的所谓“河南地”，离秦国都城长安，最近处为七百里，与内地联系比较方便，匈奴凭借这些有利条件，以辛勤的劳动发展了游牧经济，同时利用各诸侯国逐鹿中原，无暇北顾的时机，在今天内蒙古河套及大青山一带发展和壮大起来。对于匈奴的来历，坊间有多种关于匈奴人起源的说法： 第一种“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根据史记《匈奴列传》的第一句话，有人认为匈奴人是夏商交替之际，夏的后裔北上逃亡所形成的民族。按《史记》，匈奴人的先祖是夏王朝遗民，西迁过程中融合了月氏、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的白种人。 第二种“唐虞以上有山戎、猃狁、荤粥，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这是《匈奴列传》中的第二句，却指向了和第一句截然相反的观点，即匈奴人本来就是北方山戎、猃狁、荤粥各游牧部族的统称。 第三种观点，在《鬼方昆夷猃狁考》中认为，商周间称为鬼方、混夷、獯鬻、狁，入春秋后称为戎、狄，战国时称为胡、匈奴者，其实都是对匈奴这个族群不同时代的不同称呼而已，不少知名学者赞同王国维的观点，以梁启超为代表，如果按这种说法，鬼方、混夷、獯鬻、狁、戎、狄、胡都是匈奴的别称，那么，抗击匈奴的历史得大大提前到殷商时代。 第四种观点则是几乎把史书中记载的先秦时期的众多北方游牧部族都划在了匈奴范围里，比如东胡、义渠、林胡、楼烦等等。按照这种观点，那么战国时大破东胡的燕国将领秦开、胡服骑射后与林胡楼烦交手无败绩的赵武灵王、大败义渠的秦惠文王以及他私通并诱杀义渠王的老婆宣太后、利用他妈设美人计最终灭掉义渠的秦昭襄王，都算是抗击匈奴的好手了（战国风云之美人心计系列里都讲过秦惠文王、昭襄王、宣太后以及赵武灵王的事儿，读者可以翻出来重温一下）。 第五种观点则认为，上述所有北方游牧部族都和匈奴无关，匈奴是西边来的游牧民族，战国末期之前匈奴还没有迁徙到华夏北方，所以什么戎狄啊、胡啊，都跟匈奴没关系，秦汉以后匈奴壮大，兼并了一些部族，那是后来才发生的事。 战国末叶，匈奴与东胡并强，常常扰掠秦、赵、燕三国北部边境，三国相继筑造长城以拒匈奴与东胡，当秦始皇统一中原时，匈奴头曼部已经成为北方草原的一股强大势力。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命大将蒙恬率领三十万大军北击匈奴，攻占了河南地（今天内蒙古河套南伊盟一带），乘胜渡过黄河据守阳山（今天临河县西北狼山）和北假（今天河套以北，大青山以南地区），在秦军的进攻面前，单于头曼无法招架不得不放弃河套地区及其政治中心头曼城向北退却七百余里，秦以河为塞筑四十四个县城迁移内地人民到河套地区屯垦，同时把原来三国的长城重新修整并连接起来，西起临洮（今天甘肃岷县）、东到辽东，号称“万里长城”。 公元前210年，秦始皇架崩，诸侯叛秦，中原大乱，匈奴趁机南下，越过长城重新占据河套地区和阴山一带，至公元前209年，冒顿杀其父头曼，废除单于推举制度，自立为单于，从此匈奴遂由族名兼为单于国名。 公元前209年—公元前174年，冒顿在位，控弦之士三十多万，南并楼烦、白羊王，东灭东胡，西走月氏，北服浑庾、屈射、丁零、鬲昆、新犁各族，老上单于冒顿，又从伊犁河流域驱逐月氏人，乌孙人迁徙居住在伊犁河流域，实为匈奴属国，又役属西域城郭诸国，于是匈奴的疆域东至辽河，西至葱岭，北抵贝加尔湖，南达长城，在中国历史上，在北部草原游牧各部中，第一次出现了统一的游牧军事政权，政权的建立也标志着匈奴民族的形成。
人们对龙的崇拜源于上古时期
自上古时代的神话中，人们最为崇拜的就是“龙”了，据史料记载：龙崇拜源于原始历法的龙星记时制度，龙的原型即四像中的东方苍龙群星，龙星周天运行，春、夏、秋、冬四时分居东、西、南、北四方，正与农时周期相始终，因而成为古人了解时间和岁时的主要依据，并成为天道自然的体现，成为古人万民共瞻的神圣象征，商周二代作为王者标志的龙旗上描绘的就是龙星，龙星之被命名为“龙”（虫），则与龙星被作为昆虫惊蛰的标志有关。 龙之为物神矣！神龙在华夏先民的信仰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古史传说中的神王如伏羲、女娲、神农、黄帝等很多都是人首龙身的“龙体”，神话传说中常见神龙变幻莫测的踪迹，古代器物中更是在在可睹其夭矫蜿蜒的身影，人间的典章制度也留下了龙的神秘印记。 在中国传统政治话语中，龙是至高无上的权力的象征，与天子权力相关的一切都被饰以龙章、冠以龙名，比如龙衮、龙旗、龙位、龙颜、龙威之类，最高统治者俨然就是“真龙天子”，对于龙的崇信和敬畏，早已潜移默化变成了华夏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和族类认同感，流淌在每一个华夏子孙的血液里，成为我们民族世代相承、绵绵不绝的精神血脉和文化基因，以至于我们甚至以“龙的传人”自居。可以说，龙的神话与信仰，作为一个华夏民族自我认同的宏大叙事和伟大传统，深深地塑造了华夏民族的民族性格和历史命运，因此，透彻地理解龙崇拜和神话的来龙去脉，对于华夏民族的自我理解至关重要。 迄今为止，龙崇拜的文化渊源仍是一个令人迷惑的问题，甚至连与此相关的一些基本问题都没有解决，比如：龙是什么？是一种曾经存在过的真实之物，抑或仅仅是古人凭空捏造的想象之物？如果是真实之物，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动物？如果是想象之物，那么古人何以要捏造这样一个莫须有的神物？是纯属无知的狂想，抑或有深意存焉？他们想象的依据和宗旨何在？文献关于龙的记载千头万绪，这些是同一种文化传统的繁化分衍？还是不同文化传统的殊途同归？抑或并行不悖，各有源流，不能混为一团？由于古代文献中关于龙的话语纷繁歧互，更由于古往今来学者们关于龙的言说和解释众声嘈杂。因此，在着手从古代文献记载中稽考龙的真相之前，首先必须立稳脚跟，明确宗旨，准确把握龙崇拜的实质，才不致于迷失于文献错综复杂的头绪之中。 近世以来，随着考古学的发达，出土古物中龙的形象层出不穷，千姿百态，使龙的研究变得益发令人眼花缭乱。中国考古学从诞生之日起就以证明古史为宗旨，因此，出土的龙形图像和器物也被用来参证文献中关于龙的记载，随着“龙”器物络绎不绝地重建天光，对于龙崇拜和神话的文化渊源的研究，越来越倚重于美术和器物考古学的成果，文献学的考证反倒流为辅助手段。 但是，那些器物和图像要能跟文献记载相参互证，必须首先经过识别和解读，才能与文献记载“对号入座”。可是，那些出土的动物图像中，哪些是龙？哪些不是龙？仅仅因为它们具有长而弯曲的身形或者爬虫的形态，就断定其为龙吗？迄今为止，考古学家几乎在从新石器时代早期开始的所有文化层中都发现了龙形器物和图像，而这些龙形器物和图像又分布在从北方草原文化到南方稻作文化几乎遍布中国疆域的所有文化区内。 相对于考古文化漫长的年代和广大的地域，传世文献毕竟仅仅是一个相当短促的历史时期和相当狭小的文化地域中的产物，两者在时间和空间两方面都无法对位。既然在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之间存在着如此巨大的时空错位，那么，凭什么说出现在上下几千年、分布于天南地北的千姿百态的“龙”，就是先秦汉语文献中记载和描述的龙呢？ 上古时代星布四方的华夏先民诸族群能够形成一种统一的至少是相通的龙崇拜吗？谁敢说今人视为龙的古物图像在古人眼里也被视为龙，就是古代文献中所谓的龙，而不会是另一种完全不同的象征物？只要这些问题依然被置而不论，出土器物就非但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反倒适足以令研究者左盼右顾，无所适从。这意味着，出土器物愈是丰富，愈是要求准确而全面地理解和释读文献中关于龙的记载，文献记载的准确解读是利用出土器物和图像佐证文献的前提。 龙的信仰和神话是一种观念，而我们首先是从传世文献中认识这种观念的，只有通过对文献的解读准确地把握这种观念的实质，我们才知道在那些纷繁复杂的出土器物和图像中，那些才是与这种观念相关的、因而才是能够用来佐证这种观念的实物材料。 对于古老的历史，文献是主要的记忆手段，因此，研究像龙这样源远流长、影响深远的历史记忆，必须基于文献又回到文献（包括出土文献），那种轻视文献甚至摈弃文献而单纯倚重考古器物资料的研究取向，或许能够重建一个实证的过硬的考古文化景观，但是，那个全然建立于坛坛罐罐、残砖断瓦之上的景观又与一个民族的历史记忆何干？一个完全撇开文献传统而建立起来的所谓文化图景，又如何能增进我们对那些流传于简册和口碑中的古老信仰和观念（比如龙的信仰和神话）的理解？龙的信仰和神话一直是神话学和民俗学研究中的一个热门话题，而神话学和民俗学研究对田野民俗志和民族志的应用，使问题变得愈加复杂。 除了汉民族之外，世界上其他许多民族的信仰、神话和民俗中都有和汉语的“龙”相类似的神异动物，这些神异动物在许多方面与龙不谋而合，但在许多方面又与龙大相径庭。更重要的是，每个民族关于其独具的神异动物的信仰都有其独特的文化、宗教和民俗语境，从而导致不同民族的这类神异动物貌合而神离，其文化和精神内涵迥异其趣。 但是，比较神话学和比较民俗学研究却往往完全忽视这种文化背景上的差异，瞒天过海，天马行空，想当然地把其他民族与“龙”相类似的动物认同为龙，翻译为“龙”，然后把这些各有千秋的所谓“龙”和神话与汉语古典文献中的龙生硬牵合，横生枝节，古代文献中关于“龙”的记载的真面目愈发被涂抹得面目全非、恍惚难辨。 例如，欧洲神话和童话中常见的“dragon”，和东方神龙一样，也是一种变幻莫测、匪夷所思的神异动物，但是，西方的“dragon”不能兴云作雨，反倒常常喷火吐焰，却与东方的龙势若冰炭，更重要的是，东方的龙是造福人间、令人敬仰的吉祥之物，而西方的“dragon”却是作恶多端、令人生畏的恐怖怪兽，两者一为水，一为火，一为神，一为魔，貌虽合而神实离，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但是，研究者对两者之间的巨大区别视而不见，直把“dragon”比作龙，径将“dragon”译为“龙”，甚而至于有的学者竟据此推断中国的龙崇拜是源于西方。华夏民族的神圣象征和图腾竟然是从西方借来的，于情于理，谁其能信？古人把佛典中行云布雨之神译为“龙王”，今人望文生义地把它和龙混为一谈，犯的也是同样的指鹿为马的毛病。 诸如此类置文化背景和文献语境于不顾，生拉硬扯、凭空牵合的毛病，在关于龙崇拜的民俗学和神话学研究中可以说屡见不鲜。用田野民俗志和民族志的材料，作为活生生的“第三重证据”，和被视为“第二重证据”的考古学材料一样，用得好，可以别开生面，给文献研究带来意想不到的启迪，而如果漠视文化脉络和语境的可比性，一味生搬硬套，非但无助于文献的解读和理解，反倒适得其反，越说离题越远。 龙作为一种神圣生物，仅仅是一种文化意象，是意识形态，而非自然现象，是古人缘于制度和习俗的虚构，而非基于对自然生物的真实写照，因此，其来龙去脉只能求之于古代制度和习俗，而不应求之于自然世界。但有一班半瓶醋的所谓学者，既缺乏通达的人文素养，又缺乏健全的科学理性，对自然科学知识也是一知半解，把人文现象和自然现象混为一谈，纷纷从化石考古学、古地质学、古生物学、动物学等现代自然科学入手探究龙的原型，或以龙为鳄鱼，或以龙为巨蟒，或以龙为蜥蜴，或以龙为长颈鹿，甚而至于以龙为早已灭绝的侏罗纪巨兽恐龙，还有的干脆说龙就是人的阳具，各种非常奇怪之论，争奇斗艳，层出不穷。 然而，与人类生活漠不相关的蟒蛇、蜥蜴缘何能够成为先民崇祀、敬仰的对象并被世代流传而为神话？人类又缘何认识早已灭绝的侏罗纪动物恐龙？诸如此类的所谓研究，尽管标榜科学的旗号，却全然不顾最基本的科学常识和人情世故，直把科学变成戏法，研究变成猜谜，一无足取，置之不理可也。总之，对于文献记载、出土龙形器物和图像以及田野民俗志和民族志的误解和滥用交织在一起，导致了迄今关于龙崇拜和神话的研究依然云山雾罩，研究者陷于重重迷障之中无以自拔，而龙的真相依然是晦暗不明。 龙崇拜研究饰伪丛生的症结在于，研究者从一开始就对龙的文化脉络和整体语境缺乏清醒把握，从而在研究过程中瞎子摸象。因此，在着手探讨龙崇拜的文化原型之前，首先应该明确研究的对象的文脉和语境。我们所感兴趣的，不是后人种种关于龙的说辞，也不是异族他乡的种种所谓龙崇拜，而是作为华夏先民崇拜对象的龙，被华夏先民视为吉祥、奉为神物、乃至标榜为民族象征（图腾）的龙，即早期汉语典籍中被崇信的龙。龙，作为华夏族群古老的历史记忆和自我认同的象征，这才是传统意识和民众俗信中龙的精神原型，而考索此种精神原型的来龙去脉，才是龙研究的宗旨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