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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真正的旷世奇才---范蠡

中国历史的长河浩瀚多彩，长达500多年的春秋战国更是一个风起云涌，英才辈出的时期：老子、孔子、孟子、庄子、孙子、墨子、韩非子等思想家，百家争鸣。兵家名将也不乏伍子胥、白起、李牧、廉颇、王翦等士，而政客中管仲、晏婴、蔺相如、李悝、商鞅等也都政绩卓著。在这些闪烁的群星中，有一个很特殊的人，他前半生从政，辅佐一个濒临灭亡的国家成为春秋五霸之一，在政治生涯走到顶峰时又适时隐退，改走从商之路，从商19年中三度富甲天下，财富过千金，在国家危难，百姓流离时又散尽家财，救济苍生，后被世人奉为文财神。这个人就是中国最早的商业学家、经济学家，同时也是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被誉为一代商圣的范蠡。可惜的是，对于这样一个为官即至卿相，经商速达千金的旷世奇才，历史对其描绘的笔墨却并不多。虽然范蠡所处的是距今两千多年前的时代，社会环境、经济环境，甚至是价值取向和当今社会都不尽相同，但是其身上的很多特质与精辟独到的思想，还是值得我们今天的企业家与职业经理人学习的。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近范蠡，了解一代商圣的传奇人生与其行于道而高于技的商道理念。一、德为立身图强之本范蠡生于公元前536年，楚国宛地三户人，幼时家境贫寒，但范蠡从小就酷爱读书，十几岁就学富五车，更难得的还不是其渊博的学识，而是他独到的思维见解，可迅速洞察事物本质，宠辱不惊，泰然处事的能力。范蠡青年时，在周围人看来却是思想疯癫的人，因为范蠡常和大众的观点不同，有时语出惊人，使人目瞪口呆，因此，和他接触的人都说他是疯子。其实他有时是不屑与某人交谈，更多的时候则是其准确地抓住了问题的本质，思考的更深刻与透彻，别人没法理解而已。无论从商还是从政，这种迅速洞悉事物本质并准确果断地做出决策的能力都非常重要，也是一个成功领导者所必备的素质之一。范蠡在20岁时遇到文种，两个人一见如故，相约要建立功业，做一番大事。范蠡与文种都是楚国人，但是，当时楚国已经是列国中的霸主，国君傲慢自大，皇亲贵族结党专权，政治混乱，于是范蠡和文种投奔越国为官。初到越国，范蠡和文种并未受到越王的重用，不久，势力相对弱小的越国被吴国打败，越王勾践兵败会稽山。国乱显忠臣，很多越国大臣在越国战败后另投他处或叛离投吴，而范蠡与文种对越王不离不弃，因此得到勾践的重用，范蠡更自愿随勾践赴吴国为奴。吴王夫差知道范蠡是个大才，几次劝范蠡离开勾践，封赐显爵，范蠡不为所动。为奴的三年时间里，范蠡同勾践夫妻一起耕作劳动，粗食、卧薪，并且不忘和勾践的君臣之别，时刻敬主、护主，三年如一，不离不弃，让吴王即赞许又羡慕。一次吴王在范蠡经过的路上扔了一块黄金，范蠡经过时丝毫没有犹豫就跨过黄金，径直离去，从此吴王才打消了劝范蠡降吴的念头。其实范蠡忠诚的不仅是勾践，更是在履行对自己人格的承诺。在现代社会中，像范蠡那样笃信诺言，处顺境不骄，于逆境不疑的为人品格已经弥足珍贵。甚至按照现在的一些价值观来看范蠡的表现只是一种愚忠，其实不然，范蠡的这种品德不仅换来了伙伴的信任，也换来了对手的崇敬，具有这样人格魅力的人，在有聪颖的智慧，怎么可能不成大事呢？我们今天的企业中，不乏因为个人德行的缺失而制约了企业发展的领导者。蒙牛集团老总牛根生先生将企业经营的核心根本表述的很精辟：小胜靠智，大胜靠德。在今天这个急功近利的社会中，能深刻感悟此中道理并亲身例行者，想来不会有很多。而那样去做了的人，虽然暂时可能会被社会的主流思想所嘲笑，甚至吃一些小亏，但是，最终大成的，还是这些以德为本的人。二、儒、道相济的思维哲学儒家的思想推崇仁、义、礼、智、信，方正的治国大道，是春秋战国及以后各个历史时期处事、治国的主流思想，甚至一直沿袭至今。道家思想则追求道法自然，虚静无为，受这种观念的影响，道家思想者中很少有人从政，因此，在当时基本没有以道家思想领导与管理国家的领袖阶层。而范蠡有一个开放睿智的头脑与宽广的胸怀，其兼具儒、道两家之长，更广纳百家之思，又不囿于其中，跳出百家，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体系。这样的思想特点构成了独特的，即有儒家的礼信才德与直勇，又有道家，应天时，融入自然，顺应环境，借助环境，至韧至柔的特性。同时，以开放的心态吸收借鉴法家、墨家、阴阳家等诸子的治国统军之法，使范蠡之思、之行，坚时如磐石，韧时似皮革，而柔时又似湍流入溪，无影无形。　在从政时范蠡就体现出一种儒道相济的思想与人格特性，也唯有这样的特性才能带领极衰的越国走出困境。在当今社会，作为一个处于市场环境复杂，企业生存艰难时期的企业管理者，正应该具备儒、道相济的思维，才能带领企业于逆境中不挫，顺境中不骄，客观机敏地应对宠辱，并发现其背后的机会。在吴国为奴时，范蠡与勾践卑膝求全，吴王夫差要出门时，勾践趴在地上让夫差踩着自己的背上马，夫差生病时勾践舔舐他的粪便为其诊病，终于感动了吴王，三年后放勾践君臣归国，这些委曲求全的计谋都是范蠡为勾践所出。春秋时期不乏儒家推崇的，具有“士"精神的政客，但能够适应环境，委曲求全，想出范蠡这样办法的人几乎没有。由于范蠡的奇谋，勾践也成为了历史中唯一一位能够忍受巨大屈辱与折磨，在逆境中坚韧生存，怀大志，卧薪尝胆，最终灭敌复国的君王。勾践被吴王释放回国后，此时的越国处于百废待兴，国内饥荒不断，瘟疫肆虐，民不聊生，外部吴国时时监控打压越国，四周又有其它诸侯虎视。这样的环境下，生存都成问题，如何迅速走出困境，强大起来，雪耻复国呢？此时范蠡才真正展现出其卓越的领导与管理才能。范蠡与文种规划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灭吴九术"等兴国灭吴的策略规划。越国作为战败国，是不允许有国防的，包括不能建城墙、不能组建军队、不能打造武器等。范蠡想出一些妥协的办法：建造只有三面的城墙，面对吴国的一侧不建设城墙，并告知吴国，建设城墙是为了防止匪寇与其他诸侯国的侵扰，但面对吴国一侧永不建城墙；不让组建军队就秘密组建“民兵"，私密进行训练，各户家中藏有武器，遇到战事时这些百姓随时可以参战；不让打造武器，就把炼造场所搬到深山中，与外界隔绝，以密道往来运输。勾践回国后，转年就要攻打吴国雪耻，被范蠡拦住，范蠡认为：现在天时、地利、人事，条件都不成熟。三年后，勾践再次提出罚吴，范蠡再次阻止，范蠡认为现在地利条件有了——周围虎视的国家都已经和越国建立了邦交，水患也已经清除，但是此时天时与人事还没到机会。7年后，勾践再次提出罚吴，依然被范蠡拦下，范蠡认为，经过7年的休养生息，越国兵强马壮，士气高涨，反观吴国，连年征战，虽然依然强大，但是已显疲态，士兵疲乏，百姓厌战，此时人事已经具备条件，但是现在还缺少天时。10年后，吴国与晋国争霸，发重兵与晋国会盟，吴国空虚，此时范蠡找到勾践，告诉勾践：天时、地利、人事都已齐备，可以出兵了。出兵后，越军一举攻破吴国国都姑苏，吴王回兵后向越国讲和，勾践想一鼓作气踏平吴国，但范蠡清醒的看出，此时虽然占领了吴国的都城，但是吴国的精兵良将都被夫差带在身边，因此，并没有伤到元气，硬拼的话即使获胜，也将是两败俱伤。而经历此次打击，已触发了吴国国力开始盛极而衰的转折，不应急于一时，而是应该顺天时，等待彻底摧毁吴国的机会。如同孙子在《孙子兵法》“形篇"中所讲：“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不可胜在已，可胜在敌。故善战者能为不可胜，不能使敌之必可胜。故曰：胜可知而不可为。"，范蠡就是在等待这个敌人可以被彻底战胜的机会，于是，双方讲和，越国退兵，待到10年后，吴国外患不断，国内又遭遇罕见天灾，越国乘机发倾国之兵，彻底覆灭了吴国。从范蠡为人、处世、治国、罚兵，都可以看出，其深谙道法又不拘泥其中，思维开放、灵活，有刚有柔，是典型的儒、道相济型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三、晓利害，知进退吴王夫差在彻底失败后，勾践不忍心杀他，要给他一块封地，让夫差做属臣，夫差则无法接受失败与屈辱，羞愤自尽。这又验证了那句话：活着才是赢家，当台风过后，小草有资格嘲笑倒在身边的参天大树。勾践与范蠡的胜利也可以理解为是道家思想的胜利。吴国被彻底灭亡后，勾践举行庆功宴会，分封功臣，范蠡官至上将军，仅于勾践一人之下，百官之上。此时范蠡在巨大的成绩面前没有被冲昏头脑，而是冷静的分析了局势：现在能对越国构成威胁的吴国已经灭亡，其他诸侯国不是离的比较远，就是周围的小国实力很弱，根本对越国构不成威胁。也就是说，天下已经太平，这个时候本来功高盖主就是很危险的，容易让君王感觉受到威胁，加之多年的相处，范蠡发现了勾践是一个可共患难，不可同富贵的人，自己官居极品，树大必然招风。范蠡清醒的认清“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道理，在政治生涯达到顶峰的时候急流勇退，向勾践辞官，勾践以平分国家为条件来挽留范蠡，几天后，范蠡携妻儿悄然离去。范蠡在离开越国的时候曾留给文种一封信，信中陈述敌国破，谋臣亡的道理，劝文种也马上离开，可惜文种在高官厚禄面前没有做出明智的选择，范蠡走后不久，功劳仅次于范蠡的文种被勾践无故杀死。文种是一个典型的儒派，认为食君禄，报君恩，建功业，享封赏，是理所当然的事，没有从更多的角度思考问题，也没有看透事物发展的规律，最终招致杀身大祸。而范蠡凭借冷静的头脑，敏锐的眼光，从事物发展的规律，人性的特点等多角度，洞察了一切，逃脱了虎口。如果吕不韦和李斯如范蠡一样，可以看清利害，不被利益冲昏头脑，也许不会落得身首异处。我们今天的企业领导者不缺乏逆境中奋起的精神，但是往往冲过艰难险阻，却倒在了胜利与荣誉面前。尤其一个企业发展到了一个相对的规模后，领导者头脑是否冷静，目光是否敏锐就变得十分重要，更重要的是在荣耀与利益面前是否能说服自己，晓厉害，知进退，有所为之后冷静的分析，应该何所不为，“不为"往往是成就企业基业长青的重要因素。四、诚、信、仁、义，成就一方巨贾范蠡携妻儿与弟子、门客悄悄来到齐国，化名鸱夷子皮，范蠡自此隐姓埋名，开始他另一段同样辉煌的人生旅程。在齐国范蠡购买了一些靠海边的土地，开垦种田，兼营渔业捕捞、开盐田等。范蠡与妻儿一起下地耕作，同穿布衣，进粗食。范蠡一反商家精苛细算，盘剥敛财的做法，对待雇工十分慷慨、亲和。遇到灾年减产，就减免地租，同时，开粥场赈济灾民。在年初，和一些农民、商人签订商品收购合约，到年底如果商品价格上涨，范蠡按照市场现价收购，如果价格下跌，就严格履行合约价格，由此，各国商人都愿意和范蠡做生意，工匠与农民也愿意为范蠡作工，虽然表面看来这样做吃些亏，但是却拥有了大量优质稳定的合作伙伴，使总成本降低很多。一次范蠡资金周转不灵，向一个富户借了10万钱，一年后，这个富户带着各家的借据出门讨债，不慎包裹掉到江中，几十万钱的借据和路费都没了，恰好走到范蠡家，于是投奔范蠡，在没有借据的情况下，范蠡不仅连本带息还了钱，还额外赠送一笔路费给这名富户，由此，范蠡的仁信之名广播天下。之后范蠡为了扩大生意，三次短缺资金，各富户均主动送钱上门，帮助范蠡度过了危机，抓住了机会。　短短几年时间，范蠡就成为齐国首富，家资巨万。据说在齐国闹灾时，灾民听闻其乐善好施，千里之外都来投奔，领取施舍，被后人颂称为“富行其德者"。消息传到齐国国君的耳中，齐王请范蠡进宫，拜其为相国。为相期间，范蠡大力发展经济，促进齐国与其他诸侯国之间的贸易往来，冲抵灾年对齐国物资短缺的困扰，也奠定了齐国经济与文化繁荣的基础。三年之后，齐国国富民强，百姓奉范蠡为神明，朝野中也是颂德声一片。就在此时，范蠡再次辞官：““居官致卿相，治家达千金，这对于一介布衣来讲，已经到了极致。久受尊名，恐怕不祥"。于是，范蠡挂印封金，尽散家财，分赠给好友与贫苦的百姓，随后带着妻儿飘然离开齐国。可以说范蠡是功成身退的典范，他清楚凡事物极必反，好事到了极致将向相反的方向发展，与其等待势的反转，不如适时主动身。这个道理说来简单，但是在巨大的名利面前有几个人能做到呢？因为，一旦获得成功，人的自信心也会增加，很少能做到主动后退。我们现在的企业家也很少有急流勇退者，似乎商道就是一条不许回头的路，而企业的发展有时需要的恰恰是回头与反思。退是为了更好的进，反思是为了更加明智，就如范蠡的急流勇退，这不是道家的消极思想，而是行止于知的睿智。凡事盛极必衰，在顶峰的时候主动退下来是为了有机会攀登其他的山峰，而不是重重的摔下来，粉身碎骨，万劫不复。范蠡举家迁至齐国西北的陶地，再次改姓更名——朱公，又以一介布衣之身，空空双手之本，再次开创家业。范蠡认为，陶的地理位置得天独厚，东邻齐、鲁，南通楚、越，西达秦、郑，北连晋、燕，是天下的中心，非常适合经商，果然，不久此地就在范蠡的推动下，成为春秋末期东周的经济枢纽，贸易之都。五、大道自然，顺势而为范蠡借助地理位置的优势从事早期的各国贸易，范蠡对经营贸易的理解是：越国盛产蚕桑、齐国广耕锄、秦国多冶炼、赵国善土木，各国有各国的特产与需求，经商就是促成各国间的商品交流，互通有无，在使各国受益的同时，我们自然得利"。同时，范蠡还经营农业、养殖等，并且总结出了很多经营方略，其精髓特点为：顺应自然环境与趋势，预测事物发展规律，而后，借其力，驱其势。范蠡认为，天时决定农业，天时变化是有规律的，所以谷物收成的好坏也是有规律可循的。他根据五行更替总结出了丰年与灾年出现的大概规律。在一个农业社会，粮食价格的波动必然引起其它各类相关商品价格的波动，那时的贸易也以农产品为主，顺应这种变化规律来进行贸易，等于抓住了市场的关键环节，获利自然丰厚。范蠡总结了按照时节、气候、民情、风俗等自然特点进行灵活差异的经营。经营策略是“人弃我取、人取我与，顺其自然、待机而动"。他提出：“水则资车，旱则资舟" 意思就是在发生水灾时做车的生意，在旱灾时做船的生意。因为，当水灾时，大家多用船作为交通工具，这样必然导致船舶的稀缺，价格上涨，而没有用武之地的旱路交通工具车辆，则大量积压，价格便宜，这时乘便宜大量购入车辆，待水灾过去，车辆必然稀缺，价格就会上涨。在两千多年前，范蠡就根据市场的供求关系来判断价格的涨落，他提出“论其有余与不足，便知贵贱。"，也就是发现市场是供过于求还是供不应求，据此调整下一步的经营策略。他还发现价格涨落和自然规律是相同的，即商品的波动规律与幅度极限。一种商品价格上涨到极点后就会下落，价格下跌到极点后就会上涨，出现其所谓的“一贵一贱，极而复反"的规律。这和现代经济学原理的论点完全一致。范蠡根据这一理论提出一套购买与销售的原则与方法：在物价便宜时，要大量收进，他说“贱取如珠玉"，即像重视珠玉那样对待降价的物品，尽量卖进，在像收藏珠宝一样精心的把货物存贮起来。等到该商品价格上涨之后，范蠡认为，应该 “贵出如粪土"，像抛弃粪土那样毫不吝惜地将货物全部卖掉，不要期待价格会不断上涨，因为，价格的涨跌是要往复的。这些理论在今天看来并不深奥精妙，不过是一些自然规律与经济规律，但是却非常有效，我们往往在华丽的技术与纷繁的诱惑中迷失了这些最基本的认知——追涨杀跌，在简单的自然规律面前左冲右突，而清醒的人则抓住规律，轻松赚钱。范蠡能在那个文明尚且不发达，更谈不上经济发达的农业社会时期就综合天时变化、农业生产、社会需求等因素综合考量，不能不让我们叹服。六、天下己任，道义于肩有一句话叫做“无商不奸"，虽然说法有些片面，但还是有一定道理的。由古至今，商人都在追求利益的最大化，为此采用各种手段：投机取巧、哄抬物价、小秤入大秤出等技巧，甚至是违背道德的手段。而范蠡不仅做到了“君子生财，取之有道"，更有一股侠商的气概。范蠡认为：商人能够牟利的根本是百姓，也就是今天所说的消费者，对待百姓要存感激之心，予以其回报，这样百姓才更愿意与你打交道。这和彼得?德鲁克的观点：企业必须为社会创造价值，社会才会回报给企业以利润的观点不谋而合。道家创始人老子也有同样的观点：“天地不为自生，故能长生"。范蠡虽然是一个生意人，但从不急功近利，对于经营的利润只求成本的10%，不再多取，遇到灾年等特殊情况，这个利润比例还会降低，甚至赔钱救济灾民。在那个历史时期，商品10%的利润率是非常低的，因为，那时运输极其不方便，战乱、匪寇导致经营风险很大，做生意的人很少，属于绝对的买方市场，而且，从当时的经济发达情况分析，那时还没出现利润率精确的计算方法，因此，范蠡赚取10%的利润应该是毛利率，而非净利润。这样低的利润率却能使范蠡迅速成为巨贾，主要是其交易数额巨大，其次，资金从不闲置，迅速周转，范蠡经营的商品从未积压过，因为其为人信誉好，为商磊落，更关键的是其商品价格比别人的要低很多。能做到价格低于同行，不仅是降低利润率，更有赖于范蠡的经营理念：“人弃我取、人取我予"的经营思路，在某种商品过剩，价格很便宜时大量购入，同时，抛售那些稀缺，受人追捧的商品。范蠡一生为避名利而三次迁徒，但名利反倒一直跟随他，这其中的辩证哲学值得我们今天的企业家深思。司马迁在《史记》中曾经盛赞范蠡：“范蠡三徙，成名于天下"。范蠡一生中两次官至极品，三次富过千金，每次富达千金又都施济天下，但不久后又迅速再至千金。从政时，范蠡奉行了一个臣子的忠义，为商时，又尽了一个商人的良心。范蠡真可谓是一个宏略于胸，又悲悯天下的智者。到了古稀之年，家资富可敌国，儿孙满堂，88岁时无病而终，后人尊名陶朱公。范蠡留给后人了多部治国之策与兵法，经商方面著有《致富奇书》、《陶朱公术》。司马迁用16个字精确地对范蠡进行了概括：“忠以为国；智以保身；商以致富，成名天下"。　　　相较起范蠡，同样富甲天下，也有“商圣"美名的红顶商人胡雪岩，就没有范蠡那么明智，结局也大不相同。胡雪岩人生顶峰时，家产近3000万两白银，可谓富可敌国，生意遍布全国，官至二品，御赐黄马褂。胡雪岩的为人处事与经营之道深受儒家的影响，但是却少了份道家的哲思，没有意识到物极必反，否极泰来的自然规律，在事业顶峰，甚至已经出现危机时，不是急流勇退，固守前功，而是逆势而为。其在上海开办蚕丝厂，斥资2000万两白银，高价尽收国内蚕丝数百万担，妄图垄断中国对外的丝业贸易，而后在高价抛售，此举激怒外商，联合拒购华丝。次年，胡雪岩手中大量的蚕丝被迫贱卖，亏耗超过1000万两白银，家资去半。胡雪岩生意失败的消息迅速传开，官商百姓都到胡雪岩开办的钱庄提款挤兑，致使资金链断裂，各地商号倒闭，接着，朝廷下令革职查抄胡雪岩。最终一代传奇商人在失意，贫困中抑郁而终。反观范蠡，从唐代诗人李白在《悲行歌》中对范蠡的赞赏：“范子何曾爱五湖，功成名遂身自退。"还有元代诗人王昙在《留侯祠》中的描写：“君不见五湖范蠡载西施，一舸鸱夷去已还。"。就能看出，范蠡无论从商还是从政，都显得那么睿智，无论是做人还是做事，又都那样洒脱。七、为商大道：简朴而自然从上面对范蠡的描述我们看得出，从政方面，复兴一国，覆灭一国，这样的惊天地之事，同时期的“兵圣"孙武没做到，集儒、道、法多家之长的范蠡做到了，而同为吴、越极地显臣的文种与伍子胥却被赐死。其实范蠡无论是从政还是经商，其技巧层面的东西并非多么高明精妙，助其成功的往往是一些最简单，最质朴的，人人都懂得的道理，但当我们掌握了越多的技能后，这些质朴自然的东西反倒被掩盖或遗忘了，而恰恰这些东西是我们绝大多数人欠缺的大道，用在经商上，就是为商大道。

秦始皇修万里长城的真正原因

长城是世界建筑史上的杰作，它盘踞在重峦叠嶂之间，蜿蜒在沙漠之上，气势磅礴，坚固雄伟，被视为世界七大奇迹之一。曾有权威人士做过统计，修筑长城所用的砖石，如果用来修建一道厚1米、高5米的长墙，这道长墙足以环绕地球一周；而如果用来铺筑宽5米、厚35厘米的马路，则可以环绕地球三周以上。但今天的人们在感叹其浩大伟岸的同时，不知还有多少人能够体味出其背后的辛酸。修筑长城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给平民百姓造成了无法估量的损失，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两千多年前修筑长城的起因听起来颇为荒唐。 1、“亡秦者胡也”，万里长城因一句谎言而修一提到万里长城，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秦始皇。尽管秦始皇不是历史上修筑长城的第一人，也不是最后一人，但在人们的印象里，长城与秦始皇有着不解的渊源，提到长城就不能不说秦始皇。秦始皇是一个有着强烈危机感和忧患感的帝王。当上皇帝之后，他并没有因一统天下的成就而陶醉，相反却一直忧心忡忡。大秦帝国是在暴力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反对的声浪即使很小，但大规模爆发却从未间断。如何谋求大秦帝国的长治久安，是他的心愿也是他的心病，这件事无时无刻不在困扰着他。大秦帝国在将新政推向全国的过程中，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困难，为了获得民众对大秦帝国的认可，安定天下民心，秦始皇在完成统一大业之后的第二年，也就是始皇二十七年（公元前220年），开始不断地巡幸天下。他巡游的地点先是选择在秦国境内，试行一年之后，逐步推广到秦国以外的领地。始皇二十八年，他从咸阳出发，经齐地也就是今天的山东到达海边，又转经江苏、湖南、浙江、湖北返回咸阳，其行程几乎遍及整个中国。即便是在交通高度发达的今天，他的旅程仍然漫长得令人生畏。巡幸天下使得秦始皇的思想意识受到很大冲击，思维方式也受到很大影响。秦国在战国七雄中处于西部边陲，论武力它可以雄霸天下，但若论发达程度，无论是文化还是经济，与齐国等中原核心地带相比都有着不小的差距。巡幸之旅虽然辛苦却也令秦始皇大开眼界，一种流行于齐地的方术吸引了他，使他对求仙问道以及寻求长生不老之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方术带有强烈的神秘主义色彩，这可能有助于排解他身心的巨大压力。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一位名为卢生的方士逐渐成为秦始皇的宠臣，他就是那位编造谎言引动秦始皇修建长城的主角。卢生原本燕人，虽然仅为一个方士，但对秦始皇的施政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说到秦始皇的残暴统治，历史学家都绕不开两件事，一是修长城，二是坑儒，这两桩事的始作俑者都是卢生。按理说，当时正值壮年的秦始皇不应该对生死问题有那么紧迫的危机感，但长生不老似乎与长治久安有着天然的关系。为了寻求不死药，秦始皇花费了大量的精力财力物力，求仙、封禅无所不用其极，最为典型的是派徐福带三千童男童女到东海求仙，规模之大史无前例，但却一去杳无音信。秦始皇寄予厚望的方术之道没有收到任何效果，他所面临的现实威胁反而越来越大。始皇二十九年（公元前218年），他在东巡的过程中遇刺，虽然幸免于难，但受到的打击非同小可。不过两年，他在咸阳微服巡行，又一次受到袭击。这一次的打击更甚前次，当年遇刺尚在秦地之外，这一次危险发生在首都咸阳。连京城的安全也成了问题，他内心的无奈与恐慌可想而知。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他对神秘主义的倚重更为强烈，他急于想找出威胁秦帝国的准确原因和有关自身安危的确切答案。始皇三十二年，也就是公元前215年，他派卢生去求仙人指点未来的发展方向。卢生此去没有任何收获，回来后，他对秦始皇大肆歌功颂德，吹拍溜须，言辞间没有实质性的东西。对人们的阿谀奉承，秦始皇已听了很多年。他需要的不是这些，他强烈渴望的是对巩固政权真正有益的东西。于是他再派卢生入海寻求仙人指点，总是无功而返的方士这次带回了一本《录图书》，这本谶书上记录着一个惊天秘密：“亡秦者胡也”。一直渴望对手的秦始皇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打击的目标，他内心的焦躁与不安便要迅速释放。卢生一句搪塞责任的话引发了中国一场空前的战略大震荡。秦始皇立刻派大将蒙恬率领三十万大军北征匈奴，把匈奴逐出河套赶到阴山以北。秦始皇仍然不放心，为了防患于未然，又不惜血本，征用七十万劳工，历时多年，起临洮（今甘肃岷县）止辽东，绵延万里大规模修筑长城，以绝胡人亡秦之患。 2、胡人究竟有什么样的威胁，使得秦始皇如此兴师动众？秦时指的胡人，就是以后的匈奴。追溯历史渊源，匈奴原本是中华民族的一员。就秦国而言，其早期的建国史堪称一部与胡人的斗争史，中间既有失败的教训，也有成功的经验。秦昭襄王时，胡人威胁到秦国的北部边境，秦国出于东进的考虑，对胡人采取了筑城防守的策略。战国中后期，胡人的力量进一步增强，他们飘忽不定的作战方式令中原国家头疼不已。赵武灵王以胡服骑射革新武装，在与胡人的斗争中大获全胜。秦始皇统一全国时，匈奴人逐渐由一盘散沙汇合成一个较为统一的国家，实力又有所增强。匈奴首领称为“撑犁孤涂单于”，“撑犁孤涂”是天子的意思，“单于”是广大的意思，中原人习惯上将他们简称为单于。当时双方边境相对稳定，秦军与匈奴间没有大规模的冲突。这一方面是因为秦军善战，匈奴人不敢轻易挑衅。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匈奴所处的形势险恶，他们西临大月氏，东接东胡，南面强秦，三面都有强敌存在，匈奴不敢轻举妄动。按照当时的情势判断，如果秦帝国不主动挑起事端，匈奴是绝不敢轻易南下的。秦始皇是个有雄略的帝王，他早有征伐匈奴之心。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也就是秦国刚刚完成统一，秦始皇就有意趁热打铁，一举收服匈奴。他在庙堂之上召集群臣廷议此事，受到丞相李斯的强烈反对。李斯认为与匈奴交战有弊而无利，他分析双方的情势之后，给出了不可攻击匈奴的几条理由：首先，匈奴居无定所，很难将其制服。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没有城池居住，也没有财富需要保护，根本不怕攻击。第二，攻击匈奴，大秦将处于两难境地。如果派轻骑兵速战速决，粮草供应问题很难解决；而如果派辎重大兵压境，则部队的机动灵活程度受损，很可能追击不上匈奴。第三，即便取胜匈奴，结果也是无利可图。匈奴地处蛮荒，经济文化非常落后，对秦国的发展壮大没有多少效益。另一方面，俘获的匈奴民众也不好驾驭，弄不好还是安全隐患。但若将他们杀掉，那更不是天下苍生和陛下所愿意看到的事。李斯得出的结论是，劳师远征匈奴只会消耗朝廷的力量而没有实际收益，不利于秦国的长远发展。应该说李斯的分析相当有见地，日后形势的发展也与他的分析有许多吻合之处。李斯是秦始皇最为倚重的大臣，他的观点在秦始皇那里有相当分量。再加上中原刚刚统一，百废待兴，稳定中原局势显然比贸然进攻北方更为妥当，秦始皇只好将北击匈奴的打算搁置下来。一晃6年过去了，中原的稳定并没有如期望中的那样取得很大的进展，秦始皇感受的威胁反而越来越大。这种威胁常常是莫名的，因为不知秦国的未来如何，因为无处发泄内心的恐慌，秦始皇非常焦躁不安。始皇三十二年（公元前215年），当燕人卢生向他献上“亡秦者胡也”的图谶时，秦始皇的情绪为之一振，他觉得大展身手的时机到了，消除大秦帝国隐患的时机来了。在他看来，如果不立即北击匈奴，秦帝国很可能会亡于日益壮大的胡人之手。他委派能征善战的大将军蒙恬率领三十万精兵强将向匈奴发起了强悍的冲击，一举收复了河南与榆中地区，第二年又收复高阙，直抵阴山及河套地区。匈奴受到沉重打击，他们不仅抵不过蒙恬的攻击，还担心东西两翼受到袭击，最后干脆逃往大漠北方去了。秦军对匈奴此战，表面上看应该是大获全胜，但正如李斯当年所指出的那样，胡人居无定所，没有不能放弃的地盘，他们随时可以迁移，秦军的胜利并没有多少实质性的内容可言，反而为自身平添了不少麻烦。匈奴人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战法令秦军非常头疼，为了防止他们的侵扰，秦始皇决定修筑长城。一马平川的地方适合匈奴人骑射行动，修筑城池限制他们的特长不失为一种有效的办法。修城御敌并不是秦始皇的首创，早在公元前7世纪前后，各诸侯为了抵御对方的进攻，就开始在自己的领地上修筑高大的城墙，这些城墙被称之为长城。公元前4世纪前后，燕、赵、秦等国为了防御北方游牧民族的袭扰，也相继修建长城。修筑长城御敌是古已有之的办法，并不是什么创举，但却被秦始皇发挥到极致，对后世的影响极为深远。秦代以后，没有修过长城的朝代寥寥无几。秦始皇不仅把赵、秦、燕、韩等国的旧有长城连成一线，又增筑扩充了许多部分，形成了长达12000华里的万里长城。秦始皇不仅筑长城，还修建了直道。他的想法是，长城可以抵御北方胡人的侵略，保证秦不为“胡”所灭。而直道的修成，可以使秦国的骑兵在三天三夜之内直抵阴山，给“胡人”以致命一击。在今天看来，长城是一项了不起的奇迹，但在生产力尚不发达的秦代，修筑长城对黎民苍生来说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灾难与劫难，秦始皇修筑长城为秦帝国的最终灭亡埋下了祸根。 3、长城功过万古评说，秦究竟因何而亡？秦始皇是我国从奴隶社会转入封建社会的第一位皇帝，是个备受争议的人物，而他所倾力打造的长城也是争议不断。关于长城的功过，或褒或贬，历来有不同的看法。孙中山先生对万里长城评价很高，他在《建国方略》中指出，秦始皇这个人虽然不怎么样，但修筑长城的功劳堪与大禹治水相提并论。如果没有长城捍卫中原，中国可能等不到宋、明，在楚汉时代就已亡于北狄了，更谈不上汉唐时代的兴盛。他继而把汉民族同化蒙古、满族的功劳也归到了长城名下，因为长城的存在使得中华民族的同化力得以壮大巩固，才能够“虽一亡于蒙古，而蒙古为我所同化；再亡于满洲，而满洲亦为我所同化”。孙中山先生虽然对长城青睐有加，但一些有见地的史学家对此却并不苟同。他们敏锐地指出，秦帝国看似解决了北患，但战场上的胜利只是暂时的，秦始皇终其一生，也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匈奴问题，游牧民族虽然一时被震慑却绝对没有屈服，“灭秦者胡”是他内心挥之不去的痛。长城的防御作用也非常有限，汉唐之所以兴盛不是因为长城，而是其开放的文化与国力的强大。大明是修建长城最下工夫的朝代，然而终免不了被外族所灭的命运。长城从来就没能挡住北方游牧民族的铁骑，明朝兵部尚书刘焘对此的感受非常深切。他说修建长城是自古以来没有办法的办法，修长城抵御外患是一个怪圈，几乎达到了恶性循环的程度。修长城下的工夫越大，人们对外敌入侵的担心就越强烈，国家的钱财耗费也就越多，部队的战斗力反而更弱。国家没有哪一年不为修长城耗费巨资，但长城的功效与价值却并不能体现出来。长城成了消极防御的代名词，花费巨大人力物力财力修建的长城，因为防线过于漫长，僵化消极的城墙很难抵得住敌人的突然来袭，其弱点显而易见。清朝入关以后，决定不再修筑长城。康熙时，边防总兵蔡元向朝廷报告说长城有许多部分倒塌，要求进行补修。康熙很不以为然，他说秦筑长城以来，汉、唐、宋历代经常修缮，但从来都没有因此而免除边患。明末清太祖大兵长驱直入，诸路瓦解，皆莫能当，可见守国之道，不在修城而在修民。他指出：“民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所谓众志成城是也。” 秦始皇死后，其子胡亥设计害死了长子扶苏夺得帝位，称为二世皇帝。二世胡亥继位，横征暴敛，变本加厉，终于引发农民起义。大秦帝国最终亡在二世胡亥手中，这使得人们又想起了那句“亡秦者胡也”的预言。汉朝大儒郑玄曾对“亡秦者胡”加过注解，称这里的“胡”指的不是“胡人”而是“胡亥”。这种事后诸葛般的解释，我们权且一笑听之。但笑过之后不免疑惑，大秦帝国究竟因何而亡？是谁灭亡了大秦帝国？其实杜牧那篇传诵千古的《阿房宫赋》说得再明白不过：“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亡秦者非胡人，也非天下，而是秦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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