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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秘消失的古国—辽

　契丹的本意是“镔铁”，契丹民族是一个剽悍勇猛的民族。早在1400多年前，契丹作为一个中国北方民族就已经出现在《魏书》中。他们兵强马壮，骁勇善战。一位名叫耶律阿保机的部落首领统一了契丹各部，于公元916年建立了契丹国，947年改国号为大辽。大辽王朝最强盛时期，曾经雄霸中国半壁江山。契丹王朝在中国北部持续存在了200多年，与宋朝形成南北对峙的格局，后被金国所灭。一部分幸存的契丹人被迫西迁，在今天的中国新疆和中亚地区建立了西辽，又称哈喇契丹国，后被成吉思汗所灭。之后，契丹的残余势力又在今天的伊朗南部建立了起儿漫王朝，但不久还是在黄沙弥漫的异国他乡销声匿迹了。　　契丹王朝创造了灿烂的文化，辽寺和辽塔就是其文明的体现。至今在黄河以北地区保存下来的古佛寺和佛塔，有的始建于辽代，有的在辽代翻修过。它们巍峨雄伟，历经千年风雨依然坚固挺拔。尤其山西省应县的释迦塔，是全世界现存最高最古老的木结构塔式建筑，历经多次地震而不毁。　　我们大家所熟知的中国在英语中的名称为“China”，来源于中国的瓷器名称，然而却有很多其他的外国语言并不这样称呼中国。在俄语中，中国被称为“Kitay”，还有希腊语、波斯语以及中古英语中也都是采用的这样的名称。在现代英语中，也有用“Cathay”来代表中国的情况，当我们看到以C缩写的简称时，并不全都是“China”的缩写，比如香港国泰航空有限公司的英文名为Cathay Pacific，中国太平洋航空公司的英文名称中也用Cathay来代表中国。　　那么，为什么中国的称呼在不同的国度、不同的时期会呈现出这样的差异呢？“Kitay”、 “Cathay”这两个词又是源自哪里，代表着什么意思呢？　　其实，俄语中对中国的称呼来源于我国北方一个古老的少数民族——契丹。“Kitay”就是契丹的音译。“契丹”在古代还被翻译成Kita1a或CathaIa、Cathay，是辽朝建立者的族名。法国人勒内•格鲁塞在《草原帝国》中说：“契丹（汉名），阿拉伯－波斯语（Khitai），蒙古语（Kital）。”《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在整个欧亚大陆成为中国的代称。在俄罗斯和整个斯拉夫语世界中，至今还用这个称呼来称中国。”现在俄罗斯等众多国家称呼中国直译过来是“契丹”，俄国人到目前为止仍然称中国为“Kitan”，称中国人为“Kitanyes”。在穆斯林文献中常把北中国称为“Khita”、“Khata”，这都是从契丹演变而来。既然契丹是一个消逝了的少数民族，为什么会用它来代表整个中华民族呢？　　契丹族生活在我国的北方并建立了国家，曾经创造过非常繁荣的文明。那时，契丹兵强马壮，令周围的许多小国望而生畏。我国对外联系主要依靠向西、向北的丝绸之路，经西域到达中亚、西亚，再辗转到达欧洲国家。契丹占据着沟通我国内地与欧洲国家联系的交通要道，因此成为我国的对外窗口。来自欧洲的外国人首先要经过契丹才能进入我国内地，这里也就成为对外展示中华文明的窗口。尤其是对于处在我国北方的俄罗斯，因为契丹是俄罗斯与中国的必经之路。随着契丹的逐渐强大，越来越多的影响着外国人对中国的认识、理解。甚至很多当时的外国人只知道中国有契丹而不知道中国有宋朝。　　契丹不仅在对外联系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它本身的经济、文化、宗教等方面由于受到中原文明的影响也已经十分发达，它还把自身的文化等向外传输，影响着外界对中国印象。外国甚至认为契丹就代表的整个中华民族，因此就把契丹作为对整个中国的称呼。　　后来，虽然契丹衰落了，繁盛的文明也随着消失，但是那些已经形成习惯的欧洲国家仍然没有改变这种以契丹国名、族名代表中国的习惯。这种习惯在这些国家中一直延续到今天。尽管它的原意已经被人们遗忘，但是从这个词汇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出契丹繁盛时是何等景象。　　契丹是我国北方的古老少数民族，是鲜卑族衍化出来的一支，过着随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契丹最早分为8个部落，部落首领每3年推举一名盟主作为头领。唐太宗时，契丹首领窟哥率领部族向唐朝称臣，唐朝在那里设置了松漠都督府，并把这一地区分为十州管辖，封窟哥为使持节十州诸军事松漠都督，赐姓李。契丹定期向唐政府缴纳贡品，并从那里得到所需的日用品、兵器等。　　后来，唐朝走向衰落，北方草原上突厥称雄，实力较弱的契丹只得臣服于突厥，并在之后的很长时间内在唐与突厥间徘徊。到了公元9世纪中期，契丹部落逐渐的发展壮大，开始称霸草原。唐武则天时，契丹首领李尽忠，因受唐朝官员的侮辱而起兵反抗，自称“无上可汗”，率领数万大军击退了唐朝的军队。契丹的部队兵勇马壮，战斗力很强，有统一的指挥和组织。武则天数次派多大几十万的大军前去剿灭，才把契丹打退。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契丹与唐朝一直分分合合，朝贡与冲突并存。直到公元842，契丹才与唐朝正式恢复臣附关系。　　唐朝灭亡后，契丹开始组建起自己的中央政权来。公元907年，契丹内部的耶律家族中的杰出人物阿保机取得了盟主的地位，先后镇压了契丹贵族的叛乱和征服了奚、室韦、阻卜等部落。公元916年，雄姿英发的耶律阿保机称皇帝，年号神册，国号契丹，正式建立奴隶制国家契丹国。后世称耶律阿保机为辽太祖。　　公元925年，辽太祖率兵亲征渤海国，取得了胜利，改渤海国名为东丹国，封皇太子耶律倍为东丹国王。公元938年，契丹不断向五代十国时期的北方国家发动战争，凭借着强大的兵力连续赢得了许多战争的胜利。后晋石敬瑭在对契丹战争失败后，把燕、云十六州的土地和人口割让给契丹。从此，契丹国的国力更加强大。公元947年，辽世宗改契丹国号为大辽。宋朝建立后，辽国不断对其发动侵略战争。辽圣宗统治时期，辽国国富民强、兵强马壮，再加上他本人杰出的领导才能，对宋战争屡屡得胜，取得了宋朝的大量土地。公元1104年，辽国的军事胜利达到了顶峰，逼迫宋朝与其签订了澶渊之盟，迫使宋朝割让了淮河至大散关以北的土地，雄霸中国半壁江山。在对外扩张的同时，辽十分注重与周边强大的其他少数民族国家的关系，用以牵制宋朝的军事势力及战斗部署。它与西夏订立了联盟，共同抵御宋朝，从而使当时的形式形成辽、宋、西夏三足鼎立的政治割据局面。　　在以后的将近200年的时间中，辽国多次易名。公元983年，圣宗皇帝统和改国号辽为大契丹。公元1066年，道宗皇帝又恢复了大辽的国号。辽国共经历了九位帝王，统治时间长达210年。在国家最为强盛的时期，疆域十分广大，北到外兴安岭、贝加尔湖一线，东临库页岛，西跨阿尔泰山，南抵河北和山西北部，人口也达到了20万之多。随着契丹国的东征西讨，国家不断强大的同时，契丹的统治者及贵族也开始腐化。　　辽圣宗之后的几代帝王的腐败一朝甚于一朝。他们崇拜佛教，为此不惜大兴土木、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修建庙宇国势因此而日渐衰落，民不聊生。辽兴宗时，他向天下召集佛僧讲习佛法，在开泰寺铸造了巨大的银质佛像。辽道宗时，佛教更为盛行，曾经出现过一天就有3000余人出家为僧的记录。那时，朝廷光供用全国僧尼每天吃的饭就要花费36万贯。1059年，他又下令大修大吴天寺，竟然耗费了18万贯，后重修造塔又费10余万贯。而此时，朝廷征收户部欠款才44万贯，可见耗费之巨。与此同时，统治集团内部也因为争权夺利而互相残杀，造成各部落间互相倾轧，辽国的军事实力大为削弱。　　辽朝皇帝的腐败使国力大大受损，而辽朝下属的女真族的一支却悄悄的发展起来。1114年，完颜阿骨打率领所属的2500名士兵起兵反抗辽国的统治，并在战斗中节节胜利，连败辽国的数十万大军。辽国的腐败统治还使其统治下生活贫困的各族人民效仿完颜阿骨打，纷纷揭竿而起，反抗辽国的统治。渤海高永昌自立称帝，紧接着东方的铁骊、兀惹等叛入女真，安生儿和张高儿领导20余万人攻城略地，董庞儿聚集了一万余人起义，北面和西面的乌古、敌烈、阻卜等都先后叛归女真或各自为政。一时间，辽国统治者陷入了四面楚歌、分崩离析的境地。　　1124年，辽国在与金国的中京决战中失败，耶律大石率所属部下逃往西部，另一支契丹部族在八刺黑的率领下逃到伊朗。1125年，辽国灭亡。　　八刺黑在伊朗建立了起儿漫王朝，并改信伊斯兰教，被当地人渐渐融合，不再具备契丹族的特征。1132年，耶律大石在叶密立城称帝，建年号延庆，哈剌契丹国正式建立，史称“西辽”或“西契丹”、“后契丹”。 1218年，西辽被蒙古大军消灭，从此契丹正式灭亡。随着国家的消亡，契丹辉煌的文化、艺术也被历史尘封。我们只有从那些精美的出土文物和残存的契丹遗迹上追思它曾经的辉煌。契丹是一个开放的民族，在与中原和西方各国的交往中，融汇众长，创造了一系列文明。　　契丹在与中原政权的交战争，俘虏了许多百姓和士兵。他们让这些被俘的人从事农耕和手工业，不仅使契丹贵族的财富日益积累增多，也促进了契丹地区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使游牧的契丹逐渐出现了定居放牧的形式。他们在草原上筑起城镇，共建有5个都城，即上京、中京、东京、南京和西京。皇帝在这些都城内轮流处理政务。那时，皇帝的行宫叫做捺钵，是处理政务的场所，也是国家的行政中心。在官吏制度上，契丹设南面官和北面官，采用了“本族之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的政治思想，并采用了汉族的科举制选拔官吏。　　契丹是一个极力对外扩张的国家，为了制造众多先进的兵器，大力发展冶铁业。现在发现的一些契丹时期的铁制的农业工具、炊具、马具、手工工具可与中原的产品相媲美。契丹统治者十分注重对后代的教育，实行设学养士和科举取士。上层的契丹人大都十分注重文化修养，有的有诗文集，有的精通契丹文、汉文等多种语言文字。契丹的绘画也有着很高的艺术成就，耶律倍画的《射骑图》、胡环的《卓歇图》、无名氏的《秋林群鹿图》、《丹枫呦鹿图》等名画，均为稀世珍宝。　　契丹人在服饰、发型等生活方面保留着本民族的传统，与汉族大大不同。他们的服装通常为长袍左衽，圆领窄袖，腰间束带，下穿长裤，裤脚放靴筒内。女人袍内著裙，亦穿长筒皮靴。腰外系蹀躞带，上挂金玉、水晶和琥珀等饰件，还有随时可用的火石、筷子、餐具刀等。契丹人发型怪异，无论男女皆髡（ kūn）发。男子在两鬓各留一绺头发，别处的头发全剃光。妇女仅剃沿前额边的头发。　　契丹与周边的国家都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南唐、吴越常有使节到契丹，后晋、北汉依赖契丹，吐蕃、吐谷浑、党项、西夏、回鹘部落等都经常去向契丹皇帝朝贡。此外，契丹还与外国有着密切的联系。朝鲜、日本、波斯、大食等国都与契丹有着贸易或是政治上的联系。在辽代贵族墓葬中出土的琥珀、玛淄和玻璃筹文物，很多都来自西方国家。　　　　20世纪20年代，考古学家们在一出古墓葬中发现了一些奇特的书籍。这些书籍里的文字既不是汉字，也不是留存下来的任何一种少数民族文字，谁也没有见过。陵墓中出土的哀册和碑刻上显示着两种不同风格的文字，考古学家们因文字的大小而称呼为大字和小字。大字是一种与汉字的结构十分相似的方块字，有的还包含着一些汉字的偏旁，但是又与汉字有着很大的不同，也不同于同样发源于汉字的朝鲜文和日文。小字与大字的风格迥异，是一种类似于拼音组成的文字，由300多个原子根据不同的排列顺序组合而成。这些字虽不是汉字，但却带有明显的汉字风格和特点，比如在文字的写法上也分为正楷、行草、篆书等字体，篆体字的拼写方式异于正楷和行草，采取鱼贯式而不是层叠式。行文的款式自上而下竖写，自右而左换行，敬词抬头或空格。小字的原字有一个书写形式代表几种语音或一个语音采用几种书写形式的情况。因此，同一个词或词素表现在文字上可以有不同的拼写形式即使到现在，考古学家们也没有完整的破译其中的一个句子。　　考古学家们为了弄清这到底是哪一族的语言，便对墓葬进行了全面的考察，得出墓葬属于辽国也就是契丹国的答案。由此推断这种文字也就应该是契丹文字了。于是，考古学家们翻阅了大量的历史书籍、文献资料，终于在宋代王易所著的《燕北录》和元末明初陶宗仪所著的《书史会要》里找到了几个收录的契丹字，它们与这些文字十分相似，考古学家们正式确定这就是失踪了将近千年的契丹文字。　　人们都为这个消息而震惊了，契丹国前前后后只存在了二三百年的时间，又是远在北方的少数民族，是凭借着什么力量创造出两种不同的文字的呢？　　据历史记载，契丹改国号为辽之后，统治者就开始组织人力、物力创制契丹文字。契丹文字有两种形式，即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契丹大字创制于公元920年，是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命令由耶律突吕不和耶律鲁不古参照汉字的结构和偏旁创制的，有3000多字。契丹小字由辽太祖的弟弟耶律迭剌受回鹘文启示对大字加以改造而成，为拼音文字，约500个发音符号，书写起来比契丹大字简便。有文献记载，契丹小字“数少而该贯”，就是“原字虽少，却能把契丹语全部贯通”的意思。这两种文字都属于阿尔泰语系，与蒙古文字非常相似。契丹文字的创制开了中国北方及东北地区少数民族制字的先河。把汉字笔画和书写法的艺术与拼音结合起来，也是我国文字学方面的一个奇迹。　　契丹文创制完成之后，统治者立刻在全国颁布使用。但是，这种文字并没有被广泛的应用。这是因为在契丹国内生活着为数众多的汉族人，他们都使用汉字，并不愿意接受新创的契丹文字。并且，在契丹本民族中，也有很多人更为崇拜汉族的文化艺术。这样，契丹文只是在上层社会的小范围内流行，尤其是统治者大都通晓契丹文字，用以增强本国的威信；而在辽国民间，契丹文字大多只被用于刻碑、墓志、符牌、著诸部乡里之名以及写诗译书等方面。　　随着契丹的对外扩张和与周边国家的交流，契丹文字逐渐向周边地区流传。后来的女真族为了创制自己的民族文字，在契丹文中吸取了很多营养。契丹文在女真制字的过程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辽国被金所灭后，契丹文字并没有被废止，仍在使用。契丹的余部逃亡后建立的西辽政权也延续了祖先创制的文字，这就使契丹文字在契丹亡国后保存了下来。但是好景不长，公元1191年，金章宗为了巩固对前辽土地和人民的统治，下令废止契丹字。1211年，西辽政权也灭亡了，契丹文字失传。这种文字从创制到废止，前后共使用二、三百年，终于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退出了历史舞台。　　1977年，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发现了一个大规模的辽代墓葬。在这个墓葬中，出土了两幅精美的《契丹人引马图》。第一幅图描绘了一位留着胡须的契丹引马人，左手执棍，右手执辔，戴帽，着长袍，穿短靴，身向前冲，左腿弓，右腿蹬，右足尖点地。左边一人右手执细鼓棰，击鼓而舞，戴幞头，着长袍，尖头靴，两腿半蹲，合着鼓的节奏在起舞。两人中间一匹骏马正奋蹄前奔。第二幅图描绘了一位契丹牵马者披髡发，执棍，棍上有铁环，着长袍，长毡靴，马扬后右蹄。右面站着另一个人戴黑色帽、着长袍、长靴，尖头朝上，两足同时向左，似为移步，击长鼓而舞。　　在这两幅图中，着重突出了对马的描画。马背上那精致的马鞍更是引人注目。在我国历史上，契丹鞍是最受兵家欢迎的一种马具。这种具有民族特色的马鞍不仅十分适合战场上使用，制作也十分精美、讲究。在北宋时，契丹鞍与中原地区的端砚、蜀锦、定瓷并称为“天下第一”。契丹鞍也是辽代墓葬最为普遍、最为重要的陪葬品之一。在赤峰市大营子发现的辽驸马赠卫国王墓中，出土了制作极为精美、奢华的铜鎏金马鞍具以及全套马饰具，多达l64件，充分反映了那时辽国马鞍具的先进与兴盛。　　在辽国的历史上，马扮演着一个不可替代的角色。契丹人长期生活在草原上，以放牧马匹获得食物、生活用品。马还是契丹人最为重要的交通工具，他们骑在马上在大草原上往来驰骋，放牧马群、牛羊。马还是战场上不可缺少的作战工具。战马在那个冷兵器时代的战争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一名大将若是没有一匹与之相匹配的战马，即使武功再高，也很难在战斗中取得胜利。正是因为契丹有着数量众多的强壮战马，才能在草原上征战驰骋，征服了周边的许多邻国、部落，并给中原的汉族政权以致命的打击，由此获得了中原地区的大片领土和大量人口。也正因为获得了战争的胜利，契丹国才不断的发展壮大。因此，战马在契丹国的发展历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契丹人喜爱马匹，也最敬重马匹，把马当成是自己的朋友。在契丹贵族墓葬中，均有马或马具随葬，还有打马球图、引马图等壁画。　　为了更加方便地驾驭战马，契丹人不断地对马鞍进行改造，使之既能满足骑马人的要求，舒适、适用，又能合理的保护马匹不受伤害。在辽国，为了进一步提高契丹鞍的制造工艺，政府还专门设置了制造马鞍、马具的部门。经过多年的改造，他们发明了独特的契丹鞍。　　长于骑射的契丹把铁、皮革和木器原料被用于制作契丹鞍。契丹贵族所用马鞍，十分考究。从辽太祖的儿子东丹国王耶律倍所画 “牵黄臂苍”、“鞍勒率皆瑰奇”的契丹贵族形象中，都可以看出马鞍的精美。中原的宋朝对契丹马鞍的制作工艺十分称赞，称“契丹鞍，夏国剑，……皆天下第一，他处虽效之，终不及”。契丹鞍还被作为礼品送给契丹周边的国家，我国历史中记载的辽馈赠宋朝、高丽国的物品中就有契丹鞍，且种类繁多，精致之极。　　契丹人以鞍马为家，也十分注重其他马具的装饰。许多契丹贵族的马鞍上都用黄金包裹，上面镶有各种名贵的宝石，刻着精美的花纹。在辽宁省建平县张家营子辽墓出土的鎏金银鞍桥外包镶錾（zàn）花鎏金饰件，呈拱形，正面锤鍱展翅双凤及牡丹纹，异常精美。1999年，在辽宁省彰武县苇子沟乡朝阳沟村还出土了一件双面人头鎏金银铃，也是马鞍的装饰品。银铃由双面人头和上窄下宽的六面体组成，所刻画的男性形象栩栩如生。　　另一件极具契丹民族特色的就是鸡冠壶了。鸡冠壶造型别致，制作精美，堪称国之瑰宝。辽宁省朝阳地区辽代墓中，出土了一把辽代仿皮囊式鸡冠壶，壶通体褐胎黄釉，由于釉层较薄且年代久远，多已脱落。这把鸡冠壶高21厘米，筒状小口，鼓腹下垂，小平底略内凹。上部两侧缓收合为鸡冠状，冠上中部有一凹槽，凹槽处加饰仿缝合皮囊的榫状物，凹槽两侧各有一圆形穿孔。腹中部有两条凸弦纹曲弧向上，共承起一火焰状物。在边缘处还加饰一条上窄下宽的带状边饰，似仿皮囊为防止泄露而加饰的边饰一样。上加复层台状小盖，盖上有螺旋状小钮。　　鸡冠壶是是摹仿契丹族使用的各种皮囊容器而烧造的，亦称皮囊壶。因壶的上部有鸡冠状的穿孔，故称鸡冠壶，又因形似马蹬，称马蹬壶。鸡冠壶的式样很多，有扁身单孔及扁身双孔式、扁身环梁式、圆身环梁式、矮身横梁式等等。辨别鸡冠壶年代的早晚，通常采用的办法是以壶身保留的皮囊形象多少来区分。扁身单孔式，是辽代早期形式，壶体上扁下圆，肥身，上有竖直的管状口和鸡冠状单孔系，器身似两片皮页，下加圆底上加管口缝合而成。内蒙古赤峰大营子辽墓出土的鸡冠壶就是这种类型的代表。扁身双孔式除自身保留着仿皮囊形象以外，在造型与装饰艺术方面更加精美，如在双系的部位贴塑攀附的猴等动物。有的鸡冠壶壶底刻有“官”字，表明是政府负责烧制的。近年，在赤峰市松山区发现了松州窑，又称“缸瓦窑”。据考证，这座瓷窑是辽金两代的官窑址，被誉为草原瓷都。　　在鸡冠壶的颜色上又有单色釉、三彩陶器之分。三彩釉陶鸡冠壶的釉色以绿色为多，白釉黄釉等级不高，酱釉和茶叶墨绿釉最为稀少，一般都是赤峰“缸瓦窑”官窑烧制的。　　鸡冠壶的发明和使用与契丹族的生活习惯有着密切的联系。四处游牧是契丹最为重要的生活方式，在游牧时如何携带水就成了一个重要问题。普通的瓷壶都是圆形或方形的，不便于携带。因此，扁体弧底、适于悬挂在马鞍上的皮囊壶成了他们必备的生活用具。随着契丹的发展壮大，契丹人对水壶的追求也越来越精美。这种皮囊壶由于不美观渐渐的被人们所淘汰。契丹人对外部美观，但不实用的传统的瓷壶进行了改造，把水壶设计成皮囊壶的样式，使瓷壶与皮囊户的优点充分的结合起来。鸡冠壶的造型完全模仿皮囊壶，连皮革的接缝和细密的针脚都模仿得惟妙惟肖，初看者很难分辨出是皮囊户还是瓷壶。　　随着时间的发展，仿皮囊鸡冠壶开始渐渐的脱离皮囊的原形。1954年辽宁赤峰辽驸马墓出土的白釉鸡冠壶和辽宁博物馆收藏的一件白釉刻花提梁壶，皮囊壶的特征已经不明显。　　通过鸡冠壶，可以看出辽国制瓷业的兴旺发达。辽代制瓷业在当时手工业部门中占有重要地位。在没有陶瓷业生产之前，契丹人日常生活用器皿皆用木、皮囊及粗陋的泥陶制成。有了陶瓷业后，所烧造陶瓷器和釉陶瓷器即成为日常生活主要用品，一改过去的简陋。从辽国的陶瓷业中，还可以看出其与周边民族的文化交流。辽国瓷器的造型可分为中原式和契丹式两类，中原式仿造中原的风格烧造，有碗、盘、杯、碟、盂、盒、壶、瓶等，辽三彩器仿唐三彩而来，釉色较唐三彩器更为浓艳，海棠长盘则为模仿波斯式金银八曲盘形制作成。这些都反映了契丹对周边文化的吸纳。　　上世纪80年代，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原人大副主任戴位彧（yù）在做一项调查时，偶然在王府镇河东村叶长青家发现了叶家从祖上传下来的珍藏多年的两份家谱。这两份家谱由于时间的久远已经变黄了，透露出浓郁的历史气息。它们一份是用蒙古文字书写的，另一份是用汉字书写的。与这两份家谱一同珍藏的还有两份土默特官府发给这个家族的文书，一份颁于清道光15年，一份颁于民国1918年，均用蒙文书写。颁于道光十五年文书的题头是：“准耶律氏希如们宝路等入册入甲土籍执照”。汉文家谱序言为：“大清康熙庚子年奉旨陪侍和硕格格。祖父系正白旗包衣牛录，康熙壬寅年故于本京。至雍正元年，父与祖母郑氏陪从出外”。　　后来，经过当地考古学家对这两份家谱和文书的多年研究，认定叶长青所属的叶氏家族是古契丹后裔，族源出自耶律氏。考古学家通过各方面的资料断定“叶”姓源自辽契丹的“耶律”姓。　　契丹灭亡后，契丹族在历史上逐渐销声匿迹。但是，这样一个曾经称霸蒙古草原、创制两种文字、经济发达的强大民族为何没有给后人留下一丝痕迹呢，契丹人在亡国后又去了哪里呢？从“耶律”到“叶”姓氏的转变，可以看出契丹人的最终归处。他们并没有消失，而是融入到汉族、女真族、蒙古族中了。　　在我国的民族传统文化中，有一种文化经常被大家忽视，这就是姓名文化。这种文化不像其他文化的表现形式那样明显，是一种长时间逐渐衍化的过程。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地区的姓名文化都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在我国的姓名史上，中原地区的人们先有名字。随着统一的多名族国家的发展，人们为了区分自己的所属地区、家族等情况，开始在名字前面加上一个群体的统一标志，于是姓氏出现了。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多是以封地为姓或以国家的名称为姓。　　契丹族的姓名发展也经历了这个过程，他们姓氏的出现比中原晚。与中原地区不同的是，契丹族姓名还反映了人们的社会地位与社会文明的发展程度。无论是母系氏族社会，还是父系氏族社会时期，契丹族的人们都是有名无姓的。契丹族传说中的三位精明能干的国主名为：乃呵、口呙呵、尽里昏呵，并没有姓氏。契丹发展史中记载的阻午可汗、鲜质可汗、昭古可汗也是以名字来划分的。《契丹国志》记载：“契丹族本无姓氏，惟各以所居地名呼之”。即使在北魏、隋唐时期，契丹族已经逐步发展壮大，但仍然没有出现姓氏。那时，人们区分不同的地区是依靠部落的名字，如：悉万丹部、何大何部、具伏佛部、郁羽陵部、日连部等等。即使是契丹的统治者，也没有自己的姓氏，比如耶律阿保机的祖父匀德实、叔父述澜，德祖国撒刺的都只有名字。　　契丹归附于唐朝后，唐太宗在那里设置松漠都督府，封窟哥为都督，赐契丹姓“李”、“孙”两姓。李姓的契丹首领有李尽忠、李失活、李过折，孙姓的契丹部落首领有孙散曹、孙万荣等。这时，契丹族虽然有了姓氏，但只有李、孙两姓，且只有少数上层贵族有姓，一般平民是没有姓氏的。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建国后，契丹皇族、后族均以耶律、萧为姓。“耶律”在汉族中就是“刘”，以“耶律”和“萧”作为姓氏是因为契丹人尤其是契丹贵族崇拜中原的汉高祖刘邦和贤相萧何。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些中层人士以及平民百姓也开始使用“耶律”和“萧”作为姓氏。契丹族的两姓制的落后状况一直持续到辽国灭亡。此外，契丹也有一些其他姓氏的出现，东丹王耶律倍入后唐，即被赐名李慕华，后改名李赞华，他的五百名随从也被各赐穆、罕、罗、易、盖等汉姓。　　契丹族取名的方法很多，但一般都比较直接、粗俗、浅显。辽西郡王，辽景宗之弟耶律宗政之子取名耶律驴粪。在《辽史》中，还记载了有叫耶律马驴、耶律赤狗的的人。有按在家族中辈分排行来命名的，如耶律郭三、耶律吴九、耶律韩七、萧杨六等。有以出生时的体重取名的，如石抹五斤、耶律八斤。有以宗教术语取名的，如耶律观音、萧观音、萧和尚、耶律佛留、耶律大悲奴等。辽国的一位公主就名为耶律观音女。还有一类是比较儒雅的名字，一般都是契丹贵族选用的，汉族的“温、良、恭、俭、让”，“仁、义、礼、智、信”等被包含在名字里，如耶律仁先、耶律义先、萧德温、萧德良、萧孝穆等。　　辽国灭亡后，契丹成为被统治民族。虽然耶律大石在西域建立的西辽，仍保持了耶律、萧两个姓氏，但在西辽被蒙古大军灭亡后，即逐渐被当地的回鹘等土著民族同化了。由契丹人八刺黑在伊朗中部建立的起儿漫王朝，则改信伊斯兰教，后裔姓名更是少有契丹姓痕迹。　　金朝统治者为了报复辽国以前对金的欺压，把耶律改成移刺，萧改为石抹。《元史&#8226;食货志》记载，移刺是牵马的马卒，而石抹是奴婢的意思。此外，金国统治者为了拉拢安抚契丹的上层贵族，也曾把国姓“完颜”赐予他们。此外，金国还赐予了契丹族女真姓“蒲察”。但是，契丹人对金国的赐姓大多是不满的，把这看成是一种侮辱，因此仍有人以耶律、萧为姓。　　元朝统治者为了统一中国，号召契丹人参加灭金、南宋的战争。契丹人因骁勇善战而屡建战功。许多契丹人奏请朝廷，要求复归本姓，并被批准。故元代契丹人耶律与萧，移刺与石抹四姓并存。在这一时期，契丹人还有改为黄、王、郑等汉姓的。现在，云南施甸等县的契丹后裔就是随蒙古大军征战到这里的，先由阿姓演变成“阿莽蒋”、“阿莽杨”、“阿莽李”，后改成汉姓蒋、杨、李、赵。元朝以后，契丹姓氏已经大大减少，在史书中很少出现。　　契丹姓氏的演变，促进了契丹文明的发展，也加快了契丹与其他民族融合的速度。因此，在契丹国淡出历史舞台后，契丹人也在历史记载中随之渐渐消失。　　公元916年，耶律阿保机称皇帝，年号神册，国号契丹，正式建立奴隶制国家契丹国。　　公元925年，辽太祖率兵亲征渤海国，取得了胜利，改渤海国名为东丹国，契丹开始走上了对外扩张之路。　　公元947年，辽世宗将契丹改国号为大辽，辽国正式建立。　　公元983年，辽圣宗皇帝改国号辽为大契丹。　　公元1104年，辽国在与宋军的作战中取得重大胜利，逼迫北宋订立了澶渊之盟，从此，辽国雄霸中国半壁江山，军事实力达到了顶峰。　　公元1066年，道宗皇帝恢复了大辽的国号。　　公元1031年，辽圣宗去世，辽国开始由盛转衰。　　公元1114年，女真族首领完颜阿骨打率领所属的2500名士兵起兵反抗辽国的统治，并在战斗中节节胜利，掀起了反辽的序幕，也是辽国的军事实力由盛转衰的标志。　　公元1124年，辽国在与金国的中京决战失败，次年辽国灭亡。　　公元1132年，耶律大石在叶密立城称帝，建立“西辽”，是辽国复国的标志。　　公元1218年，西辽被蒙古大军消灭，辽国正式灭亡。

神秘消失的古国—大理国

大理是中国宋代以白族为主体的少数民族在今云南一带建立的少数民族国家。后晋天福二年（937），通海节度段思平自立为王，国号为大理，1094年国中权臣高升泰改国号为大中，1096年段正淳改国号为后理。蒙古宪宗三年（1253），忽必烈征云南灭大理。大理国主段氏降，被任命为世袭总管。原大理官员多受封为云南各地土司。大理国大力推行汉族文化，用僰（bó）文说话，用汉字书写。今昆明古幢公园内的石幢，是大理时石雕仅存的硕果。此外，大理的壁画和木刻也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大理盛行佛教，儒生无不崇奉佛法，佛家的师僧也都诵读儒书，有所谓的“释儒”（又称“儒释”）。可说大理国是以儒治国，以佛治心。　　在著名武侠小说大家金庸先生的著作中，多次出现过大理国，如《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天龙八部》。在书中，大理国是由段氏王朝统治，人民儒雅宏文，衣冠谈吐都和中原汉人没什么分别。那么，我国历史上是否真的存在这个段氏王朝呢？一灯大师与段誉又是否确有其人呢？　　金庸在小说中是这样解释段氏家族的出身的，说段氏祖先原本是凉州武人，也就是说段氏家族是十六国时期北凉第一任国君段业的后裔。北凉灭亡后，段氏家族出逃，下落就不得而知了。究竟小说中叙述的是否正确也就无从考证。但是，在我国的云南确实存在过一个段氏皇族，建立了大理国。《唐书：世系表》中说：“段姓出武威”。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中也说：“段氏自称先世是武威郡（凉州）人”。那么，段氏家族是怎样繁衍生息并迁徙到武威的？小说中对段氏家族的描写与现实中存在过的大理段氏家族是否相吻合呢？这些要从段姓起源谈起。　　我国在很早的史书中就有对段氏家族的来历、渊源的记载。《史记：郑世家》记载了在2700多年前的春秋时期，郑武王姬掘突建立了郑国。他迎娶了申女武姜为夫人，武姜生了两个儿子，一个是后来的郑庄公，另一个是叔段。郑武王死后，郑庄公继位，而叔段却很不满，仗着自己母亲的宠爱，就造反夺取王位。但是，郑庄公对叔段早有防备，叔段打败，远逃到现在的河南地区，不再以姬姓作为自己的姓氏，改姓段。这就是段氏的来源。段氏族人最早一直生活在河南的附近地区，后来不断向外迁徙，并流入西北。唐朝的林宝编著的《元和姓纂》中记载了在西汉文帝时有一个叫做段仰的人，任北地都尉，他的后人段贞任武威太守，段氏子孙开始在武威繁衍。汉朝的段贞任武威太守后，段氏家族在凉州大地上大展身手，为造福地方和社会发展做出了一定贡献。武威籍历史名人中的段颖、段煨、段承根、段荣、段韶、段达、段秀实等都曾在历史上创建过丰功伟业。段氏是武威历史上有名的九大姓之一，立堂号为“武威堂”，郡望为“武威郡”、“京兆郡”。　　那么段氏家族又是怎样散布到云南地区的呢？清朝著名学者张澍在《姓氏寻源》里说：“段氏有出辽西者，本鲜卑擅石槐之后，晋将段匹郸里也。支南蛮段氏，魏末段延没蛮代为酋帅，裔孙赁人朝拜为云南刺史，本出武威。”他在文中指出，武威的段氏子孙在魏末受到朝廷调遣被派往云南做官。从这时起，云南开始有了段氏家族。　　从段氏的发展史我们可以看出，云南大理国段氏出自武威，而金庸的武侠小说中描绘的段氏同样也出自武威，所以，这两个段氏家族应为同一源头，只是小说中的段氏家族根据情节的需要做了调整。也就是说，小说中的段氏家族是以大理的段氏王为原型来塑造的。　　段氏在云南真正发展壮大起来是在南诏统治时期。在传说中，段氏家族的在云南的第一位英雄名叫段赤城。他曾杀死巨蟒，被当地白族崇拜为“本主”，也就是地方保护神的意思。但是，这只是一个传说中的人物，真实性不可考证。　　在历史上，段家为南诏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新唐书：南蛮传》记载，唐宣宗时，安南经略使贪暴，对那里的少数民族“棠魔蛮”族进行残酷剥削，一斗盐就要换他们的一头牛。少数民族不堪压迫，与南诏大将段迁攻陷安南都护府，取得了今红河州南部及文山州的地盘。可以说，段家为南诏创下了丰功伟绩。此后，段氏家族一直都在南诏政权中担任重要官职。　　公元902年，南诏的末期，朝廷权臣作乱，段氏家族趁机夺取了政权。从此，段家飞黄腾达的日子来临了。在真实的大理段氏王朝中，并不存在小说里的一灯大师、段誉等拥有绝世武功的高人。但是，小说中的人物也并不是完全虚构的。在大理国中，第十六位国君名叫段和誉，小说中称为段誉，第十八代国君名叫段兴智，小说中称为段智兴。　　大理灭亡之后，段氏家族也渐渐的衰落了下去。元世祖忽必烈在征服大理后，就在这里设置了官府，而原本的大理国皇室则成了元世祖的管家，并一直延续到元朝末年。后来，大理的段氏家族有发展分裂成几个支系，有的留在原籍，有的迁移到了陕西的雁门关，还有的迁移到了更远的地方。　　大理的开国之君是段思平。他是“乌蛮”贵族，是南诏国的通海节度使，手握重兵，很有实权。南诏的最后一个国君舜化贞驾崩后，清平官郑买嗣趁机发动政变，杀戮南诏王族800人，自立为君，改国号为长和。长和国存在的时间并不长，仅过了3年就灭亡了。长和国的权臣杨干贞杀死了国君拥立清平官赵善政为君，改国号天兴。但是，赵善政只是个傀儡国君，也没有什么政治才能。在他称帝几个月之后，就被杨干贞废掉。杨干贞自己坐上了皇位，改国号为大义宁。这个人虽然阴险狡诈，很会卖弄权力，但是却没有什么治国方略，而且为人十分贪婪，对百姓横征暴敛，不得民心。当时，大义宁国上上下下都掀起了反杨的运动，国家政权摇摇欲坠。　　段思平见大义宁国内大乱，就在通海培养自己的势力，等待机会准备干一番大事业。为了加强自己的力量，他以“减尔税粮半，宽尔徭役三载”为口号，拉拢了乌蛮三十七部贵族，又得到了洱海地区的白族封建主的支持，力量大增。据说，段思平能够出兵建国还要归功于一支神戟。《南诏野史》中记载，段思平有一天化装成猎人去联络武装力量，夜晚在一户农家投宿。这户人家藏有一支神奇的戟，似乎专门在等待着他的到来。那天晚上，刮起了大风，那杆戟竟然自己跑了出来，来到段思平的房间。段思平很是惊讶，觉得这是上天的恩赐，就赶忙带着神戟走了。在后来的战争中，段思平使用这杆神戟指挥千军万马，杀敌无数。　　公元937年，段思平趁大义宁政权危难之机，联络云南东部的“三十七部”武装力量向大义宁发起了强大的进攻。大义宁的军队不堪一击，段思平没用多长时间就灭掉了大义宁。之后，段思平称帝，改国号为大理，定国都在羊苴（xié）城。大理国是以白族为主体的少数民族在今云南建立的政权。　　大理这个国号还有着一段不寻常的来历。《南诏野史》说段思平在进兵时，找不到渡口过河，正在危难之际，遇到了一个“披缨浣纱妇”给他指点迷津，并且叫他建国后把国家命名为“大理”。但是，这只是一个传说，在史书中，记载了段思平取大理作为国名的用意。他改国号为“大理”，就是要大大调理各方面的关系，以稳定统治基础，富国强兵。在我国古代社会，“理”与“治”是一个意思，“大理”就是“大治”的意思。对于这个国号，还有一种说法，“理”是彝族的自称。那时，“理”和“宁”是一音多写，大凉山彝族至今还称自己是“宁”或“宁惹”，彝区称为“宁木”。　　段思平建国后调整、治理了国政，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更易制度，损除苛令”，使政权逐步得到巩固、人民得到休养，使经济在不长的时间内得到恢复和发展。为了封赏帮助自己登位的功臣，段思平分封诸侯。各诸侯都世袭领有封地，在诸侯领地内，当地诸侯是最高统治者，其下也各有家臣效忠。他在全国设首府、二都督、六节度，共八个地方政权，有“云南八国”之称。在大理国的发展前期，这种分封制稳固了统治基础，发展了经济，大理国进一步强大起来。大理国的疆域十分广大，是今天云南省面积的将近3倍，东至普安路之横山（今贵州普安），西至缅甸之江头城，南至临安路之鹿沧江(今越南莱州北部的黑河)，北至罗罗斯之大渡河。大理沿用了南诏的政治制度，王称骠信，下设清平官，有坦绰、布燮、久赞、彦赞，彦赞是大理增设的，清平官下有“九爽”的官职。　　在几位皇帝的努力下，大理国的国力与日俱增。《桂海虞衡志》中的八个字可以充分的说明大理取得的成就，“地广人庶，器械精良”。经济的发展源于农业的发展，那时的统治者大力发展农业，兴修水利再加上良好的自然环境，为农业生产提供了先天的优势，使大理的农业与中原地区水平基本相当。元初郭松年到大理，见到了“灌溉之利达于云南之野、禾麻蔽野、溉田千顷” 的景象。大理的畜牧业也很发达并产良马，每年都有数千匹精壮的马匹被运到内地贩卖。　　大理由于交通四通八达，与周边国家的贸易十分频繁，边境的互市榷场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大理商人输往内地的商品有马、羊、鸡等畜禽，刀、毡、甲胄、鞍辔、漆器等手工业品，以及麝香、牛黄等药物。从内地输入的则有汉文书籍、缯帛、瓷器、沉香木、甘草等药材和手工业品。随着贸易的增多，内地的先进文化和科学技术也被带到了那里。宋徽宗时册封大理国王段和誉为“云南节度使、金紫光禄大夫、大理王”。此外，大理与缅甸、越南、马来亚、印度、波斯等国家都有贸易往来。经济的发展，对外贸易的发达带动了手工业的兴盛，用象皮制作的甲胄，形式精巧，质坚如铁与披毡、彩漆器皿、马鞭鞍辔等是大理国闻名天下的特产。冶炼技术也得到了较大的发展，闻名天下的云南刀“吹毛透风”。　　但是这种繁盛局面并没有持续多久，大理国就陷入了严重的统治危机之中。段思平所分封的诸侯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巩固了国家的统治，但是也给后世的帝王们带来了统治危机，诸侯据地自雄、王室力量极大削弱。各封建主和其他民族的一些贵族领主，经济和政治地位也相应地得到巩固，滇池地区的高氏家族，洱海地区的杨氏家族，就发展成了东、西部的两大霸主。他们与“大理王”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以至发展到同段氏王族分庭抗礼、争夺权力的地步。　　公元1063年，杨允贤公开叛乱。大理的第十二位国君段思廉无力平乱，只好请诸侯高智升出兵相助。高智升虽然平定了杨允贤的反叛，但却趁机扩大了自己的势力范围，占据了整个鄯阐府辖境。段思廉虽然不情愿高家这样做，可是碍于高氏家族的强大势力，只能顺水推舟封高智升为鄯阐（shàn chǎn）侯，并且还不得不把国王直辖领地的一部分“赐”给高智升，这也进一步加剧了段氏统治的危机。　　杨允贤虽然反叛失败，但是杨家的势力却并没有因此而衰弱。公元1080年，杨义贞再度发动政变，杀掉国君段廉义自立为“广安皇帝”。杨义贞的称帝危及到其他被封诸侯尤其是高家在整个大理国的地位。鄯阐侯高智升联合“乌蛮”三十七部的兵力再次平叛，4个月之后就把篡位的杨义贞打败，高家的势力趁机发展到洱海地区。由于段廉义无子，高智升便拥立他的侄子段寿辉段为大理王。高智升表面上拥立段氏为王，实际上“挟天子以令诸侯”，自任宰相，把鄯阐侯的位子传给儿子高升泰。这样，高氏就成为大理国势力最强大的一支诸侯，几乎全部控制了大理国政权的辖区。大理国的重要官员，也几乎为高氏家族垄断，号称“一门之盛，半于大理”。　　段寿辉仅仅当了一年有名无实的傀儡皇帝，就被高家父子废除，段正明被另立为大理国君。段正明在位时，对高氏家族十分谦让，博得了他们的好感，因此做了14年的皇帝。但是，野心勃勃的高升泰一心只想着当皇帝，于1094年废段正明，自立为皇帝，改国号“大中国”。高升泰篡位后，遭到其他封建主和其他民族部落领主的反对，尤其是“乌蛮”三十七部反对最为强烈，他们根本不接受高氏“大中国”的统治。高升泰仅仅做了两年皇帝就一命呜呼了，临终前，他告诫子孙“我之立国，以段氏之弱。我死，必以国仍还段氏。慎勿背我。”他的后人也很听他的话，在他死后就把皇位又还给了段氏家族，立段正淳为国君。　　段正淳复国后，依旧大权旁落，高氏家族依然掌握实权，世袭宰相，称“中国公”。高家极力扩充实力，通过分封子弟占据了大片领地。高泰明的堂弟高祥明，在宋徽宗崇宁二年公元1103年居然赠送给段正淳农奴32000户，皇帝接受臣子的馈赠在历史上实属少见。　　大理国在内部受到诸侯割据困扰的同时，周边的一些其他民族的部落贵族，也纷纷开始趁机作乱，反抗起大理的统治来。“乌蛮” 三十七部中的“于矢部”在混战中统一了贵州南部地区，建立“罗殿国”。“些么徒”部统一了滇池东南地区，建立“自杞国”。“邛（qióng）部”的贵族扩充武装，“闭其境以专利”，自称“山前山后百蛮都鬼主”。“金齿百夷”贵族叭真，兼并了周围各部，建立“景陇金殿国”。大理国形成了“酋领星碎，相为雄长。干戈日寻，民坠涂炭”的四分五裂的局面，一直延续到大理国灭亡。　　大理国就这样在内部的统治危机与部族的叛乱中国势疲敝，逐渐走向衰落。蒙古灭金之后为了对南宋形成两面包抄的夹击战术，决定先征服大理。1253年，忽必烈率领率领10万大军，分兵3路进攻师南下，长驱直大理国入，大理国内各部落纷纷投降。同年十二月，蒙古攻陷大理城，大理末代国君段兴智弃城而逃。1254年，蒙古大军活擒段兴智，存续300余年大理国灭亡。　　在云南及其附近地区，经常会出土一些制作精美的佛教用品，如佛像、宝幢等等。1919年，在昆明地藏寺遗址修建公园时出土了一尊佛顶尊胜宝幢。宝幢布局严整，层次分明，构图造型精美，人物神态逼真，栩栩如生，活灵活现。当时的日本人称它为“中国绝无仅有之杰作”，著名历史学家方国瑜赞道：“雕刻佛像最精，世人咸为惊异，滇中艺术，此其极品也”。1978年，云南文物工作者在维修大理崇圣寺三塔时，发现了一件令世人震惊的宝物，大理国时期的五色舍利塔模。这座塔模制作技艺精湛，将金、银、铜、铁和琥珀五种不同的质地完美地组合起来，浑然一体。五色舍利塔是佛教用品，是用来装敛过世高僧的舍利的用品。　　在云南地区为何频频出现佛教用品？这与大理国佛教的盛行有着直接的关系。舍利是指高僧入灭火化后的结晶物。佛教一向十分重视对舍利的供奉，大理国也不例外，因此才会屡次出现会出现精美的宝幢。　　佛教在那一地区是在南诏时传入的，大理时期佛教逐渐发扬光大，最终到了全民信佛的地步，佛教发展成为大理的国教。大理的统治者把佛教与汉族的儒学充分的结合起来，把儒家的教条与佛教的道义融为一体，用以控制人们的思想、巩固统治。那时，读书人无不崇奉佛法。佛家的师僧也都诵读儒，被称为“释儒”。这些释儒不仅可以在寺庙内讲经求法，可以到朝廷内做官，还可以通过科举考试取得政治地位。大理国是一个以儒治国，以佛治心的国家。　　开国皇帝段思平岁岁建寺，铸佛万尊。元朝的郭松年编著的《大理行记》记载“此邦之人，西去天竺为近，其俗多尚浮屠法，家无贫富皆有佛堂，人不以老壮，手不释数珠，一岁之间，斋戒几半。”从这里足可以看出大理的佛教盛况。就连张胜温所做的《大理画卷》都是以佛教为主要题材的。大理的佛教的繁盛以佛经、佛寺、佛雕的发展和佛雕技艺的精湛为代表。　　大理国写本佛经是我国佛教文化的珍宝，是云南最早的佛教典籍。佛经的内容涉及经、论、仪轨、注疏及白族史志，充分反映了大理文化的博大精深和绚丽多姿，是研究白族社会、历史、宗教、哲学、文化艺术的无价之宝。佛教的发展使佛经成为一种十分紧缺的资源，于是抄写刻印佛经就成为当时的文人、儒释的重要活动。为了显示自己对佛教的信仰真诚，他们耗费大量心血用手抄写卷帙浩繁的佛经。这些制作精美的佛经除了用于平时讲经颂佛之外，由于装帧的精致还成为赠送亲朋的精美的艺术品。但是，由于佛经是用人工抄写的，数量本来就十分有限，再加上时间的磨损以及战乱，到现在这种写本佛经留存的已经十分稀少了，因此弥足珍贵。　　大理写本佛经不仅是佛教界的瑰宝，还是研究大理历史、书法的重要资料。通过这些佛经不仅可以修正现在人们对大理认识的一些错误观点，还可以找到一些新的信息。著名的社会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曾将南诏大理国经卷的发现与敦煌藏经相媲美，称其为“北有敦煌、南有大理”。　　佛寺是大理佛教文化的重要代表。著名的佛寺有无为寺、崇圣寺、宏圣寺、感通寺等。在大理国故地洱海东岸的鸡足山上，有大理佛寺佛寺50余座。崇圣寺是大理国佛教发展到巅峰的标志，被当时的人们称为佛都。　　无为寺是大理国的皇家第一寺，位于环境清幽的苍山兰峰之麓，始建于唐朝，在大理时期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建。寺庙为东西向，由大门、过厅、大殿、南北厢房所组成，隐于松柏之中。无为寺有八景：晒经坡，传说唐僧取经路过此地，曾在这里晒经书，驻跸台，无世祖忽必烈片大理时，曾在附近驻兵停留，还有来衔桥、翠华楼、阁老岩、玉磬碑、汪清泉、香杉树。元末明初，大理段氏总管段功之女段宝姬在无为寺畔建兰苑隐居。　　在大理留存下来的佛教雕刻艺术品中，以石钟山石窟最具代表性。石钟山石窟又称“剑川石窟”，位于云南省大理的石宝山上。这里的佛教雕刻集中反映了密宗佛教与当地民族宗教信仰相融汇的特点。在石窟中的佛陀、菩萨、明王、大黑天神等的造型上，想象丰富、生动逼真、气度非凡。石窟雕刻技艺娴熟，以高浮雕为主，辅以线刻和浅浮雕，手法时而宁静温和，时而强劲勇猛，既有曹衣出水之细密，又有吴带当风之灵动。此外，在石窟中还留存有大量的大理国佛教绘画，如《菩萨图》、《南诏图传》、《张胜温画卷》等石钟山石窟是研究大理宗教、社会、历史和民俗的重要资料，是我国众多佛教石窟中的璀璨的明珠。　　大理国的宫廷似乎有一种特殊的风气，就是出家。据历史记载，从公元937年大理建国开始，一直到公元1253年大理王朝灭亡的22位皇帝中，竟先后有10位出家做了和尚。这10位帝王中，除了第二代皇帝段思英是被迫逊位的，其他9位都是自愿放弃江山社稷出家的。这在我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现象，实在是我国帝王史上一缕独特的风景。　　在我国上下几千年的帝王史中，除了南北朝时期的梁武帝和清朝顺治皇帝外，就再也没有帝王有过这样的举动。梁武帝萧衍笃信佛教，曾4次皈依佛门，都因群臣的苦谏仍然归座龙椅。顺治皇帝因心爱的皇妃去世而悲痛不已、看破红尘而出家。　　传说大理国这些做出惊人举动的帝王分别是第８代国王段素隆、第９代国王段素贞、第11代国王段思廉、第13代国王段寿辉、第14代国王段正明、第15代国王段正淳、第16代国王段和誉、第17代国王段正兴、第20代国王段智祥。　　为什么坐拥江山美人的帝王会甘愿放弃多少人梦寐以求的地位、财富去做整天吃斋打坐、念经颂佛的和尚呢？纵观这些皈依佛门的国王，是在大理国佛教的盛行的大前提下出家的，与大理国“以佛立国”、“以佛治国”、全民信佛的社会意识形态是分不开的。在人们的思想观念中，国家的灾祥祸福，都与当朝的帝王有关，与他们前世今身所作所为有着因果关系。国家一旦出现某种灾祸的征兆，便是帝王孽障缠身，只有出家，才能消灾免难。不过他们出家的原因又各不相同，具体原因分为在争权中失败被废为僧、政权不稳被迫出家、人心相背被迫出家。可以说，这些国王出家的最主要原因是为了避祸。　　如公元946年，在位仅有一年光景的段思英被废为僧，就属于大理国统治集团内部各种势力争斗中一次典型的夺宫之变。据《滇史》记载，“思英性暴戾，居丧淫戏无度，多变易文德年制度”。段思英因性情暴戾、淫戏无度、变易旧制而被废，不得不出家当了和尚。其中变易旧制又是最为主要的一个原因。他继位后，将其母亲杨氏桂仙封为“榆城宣惠圣国母”。这时推崇杨氏势力的信号，显然与段思平以董姓为重要依靠的方针有悖。董氏是段思平改朝换代时的主要依靠力量，代表人物是段思平的军师董迦罗。大理建国后，董迦罗成了大权在握的相国。段思平死后，段思英受到了董氏势力的威逼，企图抬高杨氏势力的地位，势必引起以董氏势力为首的各政治势力的不满。这时，董迦罗自然与好友段思良结成了利益联盟，逼宫退位。　　段和誉是大理的第十六代帝王。他并不像小说中塑造的那样是一位多情的风流才子，从政绩来看，他可以说是一位具有文韬武略的优秀帝王。段和誉自幼聪明好学，7岁时就到点苍山龙苑拜师于天台山云游到大理的高僧六铉（xuàn）法师。在学习的过程中，他认真刻苦，为以后的帝王之路铺平了道路。段和誉26岁时继位，年纪轻轻的就曾几次平定三十七部的叛乱。他还采取了缓和的外交政策，与周边的国家尤其是宋朝保持了十分友好的往来关系。在他的统治期间，大理国多次向宋朝进贡，献礼献乐，博得了宋朝统治者的欢心，也因此而得到许多赏赐作为回报。宋徽宗为了表彰段和誉，册封他为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司空、上柱国、云南节度使、大理王。在对内的政策上，段和誉勤政爱民，十分同情社会底层百姓的痛苦，仁慈治国、减轻徭役赋税。因此，那时大理境内的人民都十分拥护他。在经济上，段和誉在国内大力发展经济，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很快。就这样，大理王朝的统治更加稳定了，国力也走入了最为强盛的时期。段和誉还是一位十分宽宏大量的帝王。有一次，部将高智昌在大庭广众之下竟然当面指出他的错误并且辱骂他，可是，段和誉身为一国之君并没有以自己的至高无上的地位来惩罚他。在高智昌死后，段和誉为表彰其功绩，还大办佛事为其超度亡灵。高智昌手下的两名军官因为怀恨段和誉而趁机刺杀他，但是没有成功，反而被段和誉擒获。令人佩服的是段和誉并没有雷霆大怒，把这两个叛贼施以酷刑，反而认为他们的举动是忠于主人的义举，释放了他们。这两名刺客后来自杀，段和誉又下旨为他们修建“义士冢”。　　在段和誉的长达39年的统治时期内，国家政治稳定，外无战事，经济繁荣。那么他又为什么会在自己生命中最辉煌的时期激流勇退，选择出家作为人生的最终归宿呢?这与他的儿子们有着重要的关系。　　段和誉有4个儿子。这四个人的品性与他们的父亲却相差深远。为了争夺皇位，他们明争暗斗，甚至会在朝堂之上就大打出手。这四个皇子每人都有自己的势力集团，把整个朝廷弄得乌烟瘴气，不得安宁。段和誉对这几个儿子的行为很是失望，萌生了退位的打算。在他当政的第39年发生的一件事坚定了他退位的想法。那一年，在大理国的上空一颗彗星滑过夜空，整个朝廷都被这件事震动了。那时，彗星是灾星的代表，一旦出现，国家就会发生、严重的灾难。段和誉见到彗星之后，也认为这是国家的不祥之兆，就决定退位，把国家交给早就日思夜想当皇帝的儿子管理。他十分信奉佛教，便决定退位之后皈依佛门。这样不仅可以落得个耳根清净，还可以使国家的繁盛不葬送在自己的手中。此外，这样做还可以修行，为下辈子积德。就这样，段和誉把皇位传给段正兴。他出家后法号广弘，终年94岁，是大理国最高龄的国王。　　出家的大理国王们虽然不再是一国之君，但是待遇却远非普通的和尚可比。崇圣寺是大理国王们出家的专用佛寺，其建筑金壁辉煌，高僧殿里排列的九位出家为僧的大理国国王塑像。野史记载大理国民谣曰：“帝王出家，随臣一邦，嫔妃一串，素裹红妆。出家犹在家，举国敬菩萨，早晚拜大士，禅室如世家。”由此可见，国王们虽然出家，但是仍旧是帝王级别的待遇。　　　　2001年夏季的一个傍晚，大理东南的苍山上空雷声滚滚、乌云密布，一场暴雨眼看就要来临了。一位进山采药的彝族老汉见山雨欲来，赶紧找避雨的地方。他知道，这座山上有许多天然形成的山洞，经常被高高的青草覆盖起来。这些山洞正是绝妙的避雨场所。老汉在草丛中细细的寻找着，果真如他所料，一个洞口出现在了他的眼前。　　他向洞内望了望，只见里面漆黑一片。但他已顾不得许多，因为暴风雨马上就要来临了。老汉点燃了一只火把，壮着胆子往里走了进去。当火把的光亮照向山洞的深处时，一片金灿灿的光芒射了出来。老汉很是纳闷，凑上前去查看。他发现那些耀眼的光芒是从墙角一些金黄色的罐子里发出来的，原以为是一些陶罐。但当他将这些罐子细细观察一番之后，发出了惊愕的表情。老汉像受到了什么惊吓一般，不顾外面的倾盆暴雨，跌跌撞撞的跑出了山洞。原来，墙角的那些罐子都是都是由黄金做成的。回到家后，不知是因为暴雨的原因还是受到了惊吓，老汉一病不起，没过几天就与世长辞了。　　老汉为什么对从天而降的财宝没有表现出丝毫的兴奋，反而出现这样怪异的举动呢？这都与当地流传的一个古老的传说有关。　　这里的村民祖祖辈辈都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在很久以前这里曾经建立起一个强大的国家——大理国。这个国家的国王死后都有一种奇特的丧葬制度。他们不像其他的帝王那样死后埋葬在华丽的陵墓里，并且陪葬着众多的金银珠宝。这些国王对自己的后事是这样安排的，将死者的耳朵割下来装在一个精美的金罐子里，存放在只有后世帝王才知道地址的秘密山洞中，然后再将遗体火化。传说藏着国王金瓶山洞可以穿过苍山、达到苍山的另一面。　　那位误入山洞的老汉看到里面金光闪闪的金罐子，很快就想到了家乡的这个古老传说。他的死很可能与这些金罐子有关。在他病重的那几天里，曾经在昏迷之中模模糊糊的与自己的后人说起了这件事。于是，苍山中果真藏有大理国王的金瓶的事情就这样传开了，并很快传给了当地的文物保护部门和考古学家。当他们听说老汉的传奇经历之后，马上就决定去查找那个山洞。因为，在史书里确实记载着大理国王割下双耳，藏于金瓶的事情。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便于后世的祭奠。只要后世的国王们拿出秘密山洞中的金瓶就可以祭奠前世的国王了，而不用大费周折。但是，随着老汉的去世，山洞再一次消失了。无奈之下，考古专家们只得组织了大规模的考古队对整个苍山进行全面的勘查。　　既然国王把金瓶看作是贮存自己灵魂的地方，金瓶的地位就相当于陵墓，因此肯定会特别的隐秘。据史书记载，只有继任的国王一人才知道山洞的秘密，就是王后以及死去国王的其他亲人都不知道。在安放国王的金瓶时，为了保密，有很多人丧命。继任国王首先派一批人把金瓶储存收藏好，当这些人做好墓葬的一切事宜之后，就会被全部杀掉，这样山洞的地点以后就是个永远的谜了。大理国王作为一个国家的皇帝为什么会让自己的后事如此简薄，原因之一可能是因为大理只是个地方王朝，国力无法与中原王朝相比，没有足够的实力为每一位国王修建大型的王陵；原因之二，可能与大理的独特风俗习惯有关。大理远离中原内地，信奉佛教，时兴火葬，也就没有必要为保存尸骨而修建豪华的陵墓。　　据历史记载与现代的考古发现证明，大理时期，那里的人们无论身份地位高地都普遍实行火葬。这与中原及其他地区那个时代流行的土葬形成鲜明的对比。在大理国时期三百多年的统治中，考古学家竟然没有发现一个土葬的陵墓。但是，由于死者身份地位的不同，火葬罐的材质也不同。普通百姓一般只是一个陶土烧制的罐子，只有在贵族的墓葬中人们才能见到精致的火葬罐。国王们因为了显示身份的显贵，他们的火葬罐则应该是用黄金打造的。　　考古队将整个苍山勘查了两遍之后，都没有发现那个传说中的山洞。但是，他们在勘查过程中对苍山的地形进行了详细的观察。他们发现苍山的峰麓下面，前面有上下两个平台，两个平台之间有个通道，而这样的地形只有在古代的大型祭祀场所才能够见到。因此，专家们推测这里很可能就是大理国王的祭奠仪式所在的场所。每到国王的忌日，后世的国王都会从山洞中取出金瓶，举行祭奠活动。　　2004年冬季，又有一支考古队伍来到了苍山的脚下，准备对这里再进行一次深入的考古挖掘。经过历时一个多月的挖掘，考古队员终于清理出了许多大小不一的土坑。这些土坑之所以能引起考古队员的注意是因为里面都埋放着一块大石头。这种在土坑中埋放大石的做法是古代的一种建筑手段。他们先在坑中放上石块，然后再以石块为地基，在上面安置木桩。而这种特殊的建筑手段正是大理国所独有的建筑方法。既然存在大理的建筑遗迹，那么就很有可能存在存放国王灵魂的金瓶的山洞。　　考古学家们针对以前的考古中发现的两级平台进行重点发掘。当他们从第一阶平台的取泥土勘查时，果然发现里面有一层层不同的土质，这样的情况只有人工夯筑的土层才能出现。在对第二层平台进行勘察时，考古队员发现了许多瓦砾的残片，上面有着一些特殊的花纹。经过专家鉴定，这些瓦砾正是大理国的遗迹。这些建筑遗址都显示了地面铺有一层一尺见方的绿釉砖。从这些典型的建筑特点，再加上各方面信息、资料的综合分析，专家们认为这里应该是大理王陵。　　各种迹象都表明，大理国王的金瓶是存在的，神秘的山洞也是存在的。那个深藏不露的山洞就是王陵的地点。也许大理国王的王陵只是一个普通的洞穴，也许洞穴中也只有些国王们的黄金火葬罐，但是这个神秘的王陵却是大理王国300多年历史的见证。　　除了独特的割耳而葬，大理国还有一种特殊的风俗——祀典。祀典就是祭天地，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起源于人们对大自然的崇拜。早在上古时期，那时的统治者伍怀氏就在泰山上进行祀典仪式。司马迁《史记：封禅书》记载道：祀典产生于伏羲氏以前的无怀氏，无怀氏曾封泰山。　　大理的许多国王都曾举行过盛大的祀典仪式。在苍山的《敕封点苍照明镇国灵帝位碑》中，可以窥见当时祀典盛况的一斑。大理国段氏王朝奉行“天人和一、政教合一”的施政方针。举行祀典的皇帝出于政治需要，为昭示天下，为提高皇帝的威望，为了标榜段氏王朝“永镇山川”的功业，为了提高皇族的政治地位、巩固王权，为了粉饰太平，为夸示中原，都希望祀典后，国家安宁、五谷丰登，四海升平，帝业永固，永镇山川。祀典成为标榜皇权的一种重要手段，以敬“天地君亲师”为途径。因此，可以说祀典也是大理国统治者统治人民的一种手段，是对人们思想的一种教化。大理国的祀典是一种独具特色的封禅形式，一种政教合一的盛典礼仪。古代大理国的祀典经过历代帝王都有许多创新，到后来“祀”的仪式往往重于“典”的仪式。这是因为他们“天在上，地在下，龙在上，风在下”的天地观、世界观、价值观造成的。他们把“天、地、人”融入了封建的祀典仪式上，以庄严、至尊至上的祀典活动来呼应三山五岳。　　大理国举行祀典仪式的一个重要场所就是苍山，在那里还专门为了祀典而建筑了一座宏伟的苍山神祠。苍山在大理国心目中是一座神山，是万物之始、阴阳交替之地。此外，洱海边的“天镜阁”、“珠海阁”、“浩然阁”和“水月阁”也是帝王们经常举行合祭天地仪式的场所。那时，统治者为了极力宣扬自己的统治地位，祀典仪式都办得极为隆重。在举行祀典仪式时，几乎全国的百姓都要参加，马就要动用千万匹，要从下面的八府、四郡、三十七部中抽调才能够满足供奉神明的需要。祀典的举行，要耗费大量资财，是需要良好的经济实力作为基础的。大理国的农业、畜牧业、手工业和冶铁技术都比较发达，经济实力大增，人民的生活水平也较以往大大改善，已经接近中原地区的水平。　　除了皇帝举行隆重的祀典外，还有另外一个特殊群体也举行盛大的祀典仪式，这个群体就是高僧，以大理国出家的国王最为典型。大理国总共有10位皇帝由于各种原因而出家，尽管出家之后他们以僧人自居，但是手中还是握有很大的权力。这些高僧举行的祀典往往都在他们的出家之地崇圣寺，每年春秋举行两次。“驻马寻幽入梵官，空阶铃铎响天风。波风远映三干顷，雪里高悬十九峰”便是形容高僧祀典盛况的诗句。　　公元937年，段思平联络云南东部的“三十七部”灭掉了大义宁称帝，改国号为大理，定国都为羊苴城。　　公元1147年，段和誉把皇位传给段正兴后出家，从此，大理国开始走下坡路，国势日衰。　　公元 1063年，洱海地区的杨允贤叛乱，掀起了大理国内乱的序幕。　　公元1080年，杨义贞杀掉国君段廉义自立为“广安皇帝”，高智升借平叛之机大大扩充了自己的实力，成为大理国实际的掌权者。　　公元1094年，高升泰废大理国王段正明自立魏王，从此，段氏家族在大理的统治暂时告一段落。　　公元1096年，段正淳复大理国，开始了大理中兴。　　公元1253年，蒙古大军南下，开始侵扰大理国。　　公元1254年，蒙古大军活捉段兴智，大理灭亡。　　历史舞台的帷幕一次次拉开，又一次次落下。悲欢离合的剧目在这个舞台上不断上演。那些传奇的、浪漫的、神秘的、可怕的、辛酸的、喜悦的、哀愁的故事，渐渐地都成为了随风飘散的尘埃。　　现代人几乎都对夏、商、周、秦、汉、两晋、隋、唐、宋、元、明、清等主流的中原王朝知之甚详，却不知道在其中大多数中原王朝的周围，也曾存在着许多小国。众星拱月，这才形成了今天的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演变中，许多古国出现了，又消逝了。　　当我们在那些曾经存在、又转瞬即逝的古国遗址中徜徉，就会发现，这些古国曾经的辉煌完全值得我们赞叹、景仰。这些是一个个虽然面积不大，却拥有独特文明的古国。它们的兴衰起伏，值的我们反思。　　这些古国，有些亡于对中原汉王朝的侵略，如匈奴。匈奴，这是一个至今仍让人感兴趣的游牧王国，是一个曾经强盛到可以横行的政权。他们让中原王朝品尝到了屈辱的滋味。在他们的鞭策下，汉王朝才励精图治几百年，才诞生了风云人物汉武帝刘彻，才涌现出了传奇般的将领——李广、卫青、霍去病、霍光、陈汤……匈奴人不知疲倦地侵略，为他们的败亡种下了祸根。他们被从中国驱逐到欧洲，又在欧洲再次被击溃。匈奴人为什么具有如此强烈得近乎偏执的侵略欲望？他们为什么走上了这样一条不可能永远辉煌下去的道路？没有人知道答案。　　与匈奴仅仅志在掠夺财物不同，有一些古国是在与其他民族的同化中消融的，鲜卑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我们至今都不得不赞叹鲜卑人的智慧。他们不仅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并且正视先进的文明，主动推行汉化政策。以往，只有中原政权主动“胡服骑射”，以法令的形式主动要求本国人从汉俗，而且如此坚决、彻底，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相当罕见的。　　还有被中原王朝灭掉的古国。古蜀国、大宛、夜郎、乌桓就是这样的国家。他们都是中原汉族王朝统一战争中的牺牲品。外交政策的失败，是他们灭亡的原因。古蜀王攻击近邻而不交远，拒绝加入改革大潮，夜郎王盲目自大而轻率造反，乌桓王收留袁氏对抗曹操，却过分轻敌，不合时宜的政策与傲慢让他们自取灭亡。　　另有一些古国，亡于游牧民族政权的进攻。如东胡、乌孙、龟兹、柔然、契丹、西夏、大理等。历史总会跟人开玩笑。野蛮要向文明过渡，文明却总被野蛮毁灭。文明明明是先进的，野蛮明明是落后的，为什么在古代，落后却总能给先进带来毁灭性的打击？这是一个值的深思的问题。也许，文明确实是一朵娇贵的花，开花结籽万般不易，想毁灭它却只需轻轻一碾。　　宗教战争是当今世界战争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古国于阗和高昌灭亡的原因。对于人间的统治者来说，宗教信仰实在是一个很好的战争借口。罗马教皇曾以此为借口发动了数次东征，阿拉伯世界也曾以此为借口对西域发动了圣战。统治者觊觎的是权力和财富，士兵们坚定的信仰是统治者最好用的工具。比起“与世无争、宽容忍让”的佛教信仰，伊斯兰教的信仰更具有战斗力。于是，于阗和高昌的佛教文明就在伊斯兰教的“圣战”中灰飞烟灭。　　古国的失落也有其他原因，而且至今也没有统一的答案。这些千古之谜，被人们演绎，被人们幻想，被人们争论。真相也许蕴含其中，也许置身其外，也许比我们想象得要简单，也许比我们想象得要复杂。　　不管怎么说，这些失落的古国，最终几乎都与中原融为一体。融合是这个世界永恒的主题，国籍、信仰的差异根本阻挡不了统一的脚步。想想那些曾经林立而最终消失的古国，我们或许能预见未来：那将是一个不再有国家的地球，没有国家间的战争，没有宗教间的冲突。从古到今，人类的同化一直在坚定地进行着，人类的文明一直在传承着。世界大同的那一天也许真的会到来，尽管那可能需要很漫长的时间。　　遥远的未来不是我们应该花费太多精力去操心的。追寻失落的古国，对于今天的中国人来讲，是要警示我们把握当下。当年的古国所面对的灾难，是今天的我们要应对、避免的。以史为镜，可以知兴亡。追寻失落的古国，就是追寻被遗忘的历史，而追寻历史，就是为了把握现在，把握未来。辉煌易逝，文明易失。我们有必要知道那些曾经繁华过的古国。尽管它们已经不存在，我们也要让这些古国在我们的心中永生。这是对历史的尊敬，也是对祖先的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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