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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军与马其顿东征军实力的比较

马其顿方阵 1、亚历山大四大著名战役介绍及分析马其顿在腓力二世（大路按：也有不少史书翻译为菲利普二世）立国阶段，遇到的敌人大都是古希腊的个城邦军队，这些军队数量较少，而且战斗力不敢恭维。他们采取与马其顿方阵类似的希腊方阵，在硬碰硬的对决中落于下风丝毫不奇怪。更重要的是，不少敌人望风而逃，“看到他的部队调度灵活、纪律森严，早已目瞪口呆，未等这些希腊人靠近，发一声喊，就放弃了头一排山丘逃走了。” 亚历山大的第一个著名战役为格拉尼库战役。公元前334年春，亚历山大率3万余步兵、5000余骑兵东渡今达达尼尔海峡，与波斯军队相遇于格拉尼库河。波斯2万骑兵沿河列队，形成一个长方阵，近2万步兵和雇佣兵居后。双方骑兵在河边发生激战，随后波斯骑兵溃退，导致全线溃退，被俘2000余人。是役，亚历山大斗志骁勇，战折两条长矛（大路按：山茱萸制作的长矛似乎不是特别坚固），亲手斩杀波斯皇帝大流士三世的女婿和另一名高级将领，自己的头盔也被砍掉一块，险些丧命，以损失105人的代价，取得了其四大名战中第一战的胜利。（大路按：这个数字来自阿里安的说法，这种战损比非常奇怪，我国历史上有“杀敌一万，自损八千”的说法。看到马其顿这么低的伤亡人数，总觉得要么是波斯军队地战斗力太面，要么就是阿里安的征战记有猫腻。）第二个战役为伊苏斯战役。公元前333年春，亚历山大继续南征叙利亚沿海地区。此时波斯帝国的皇帝大流士三世御驾亲征，率军十多万（大路按：这个数字向来有争议，阿里安的说法是60万，有说30万的，也有说20万的，真正数字不可考，这里的数据采用《世界通史》的说法）。波斯大军原本驻扎在平原区域，但大流士三世做了一个非常奇怪的决定，把军队开进地势狭窄的伊苏斯城一带。这样，他的军队既无法发挥数量上的优势，又不能使骑兵和弓箭发挥效力。用中国的传统说法，大流士三世犯了兵家大忌。战斗开始后，亚历山大率领右翼重装骑兵部队直捣波斯军的左翼和大流士御驾亲督的中军。双方开始混战，战斗十分惨烈。尽管波斯的希腊雇用兵方阵抵住了亚历山大的中央方阵并曾把对方的方阵撕开了一个缺口，但大流士的左翼遭到亚历山大的右翼的重创后，大流士三世怯阵脱逃，致使波斯军队军心大乱，导致全线溃败。大流士的母亲、妻女都成了亚历山大的俘虏。这次战役，根据阿里安的说法，“波斯军队十万人战死，其中包括一万多骑兵”。马其顿方面只有“大约一百二十名马其顿卓越人物阵亡。” 元前332年1月，亚历山大的军队进军包围了推罗城，受到了推罗人异常激烈的抵抗。这次围城战在历史上算是非常著名的一次，它从公元前332年1月起，直到8月末才被攻陷，整整耗时7个月。期间亚历山大动用了各种手段，如弓箭，抛石机等都不是很有效。攻陷推罗后，亚历山大命令马其顿军队把推罗城夷为平地，血洗推罗。阿里安说，马其顿军队进城后杀死了约8千推罗人，此役马其顿方面前后8个月一共阵亡400人。亚历山大将其3万居民卖为奴隶。亚历山大攻陷推罗后远征埃及、叙利亚、巴勒斯坦，马其顿军队在这些地区基本上一路兵不血刃，对方纷纷出城投降。但在加沙，马其顿军又一次遇到了顽强的抵抗。两个月后，攻克加沙，杀死了所有的成年男子，并把剩余的孤儿寡妇全部卖为奴隶。公元前331年春，决定东西方两个帝国命运的高加米拉大决战拉开了序幕。根据阿里拉的说法，大流士三世征集了步兵百万、骑兵4万、200辆滚刀战车和少数战象，根据富勒的《西洋世界军事史》的介绍，波斯的军队简直就是一个联合国军，他们由波斯人、印度人、巴比伦人、希腊人等超过二十个民族的军队组成。这倒非常相似于淝水之战中的前秦大军，苻坚的百万大军也是由北方胡汉十几个族组成的杂牌大军。亚历山大根据惯用的部署方式，依旧把重装骑兵部署在右翼，重装步兵方阵居中，左翼仍为为轻装步、骑兵混合部队。但在左右翼之后，各部署了一条后备线，分别由两个“快速纵队”组成。目的是面对任何方向，对从前面、侧面和后面来的攻击，都可加以迎击，同时可以在正面增强方阵的后备威力。这种阵法被称为亚历山大的空心大方阵。这次战役简直就是伊苏斯战役的翻版。经过惨烈的前哨战斗，亚历山大率领的右翼重装骑兵部队，顶住了波斯的左翼骑兵的进攻后，和中央方阵一道突破了波斯军队的左翼和中军。但在马其顿军队的左翼，波斯军队一度突破，甚至包抄到马其顿军的后路，但受到快速纵队的顽强阻击。很可惜，波斯军队抵挡不住马其顿军的右翼和中央方阵的攻势后，大流士三世故技重演，又一次调转马头，飞马狂奔。于是波斯军队全线溃退，并导致一度取得胜机的左翼骑兵部队被马其顿军队围歼。经此一役，马其顿大军所向披靡，占领了整个波斯。后大流士三世为部下所杀。元前329年，亚历山大进军印度，他在那里击败了印度国王婆拉斯，这是他的四大会战中的最后一个战役，海达斯皮斯战役。关于这次战役的详细过程这里就不做过多介绍了，这是一次一边倒的战役。印度军队使用了几十头战象，战斗打响后，印度士兵纷纷退却到大象身下寻求庇护，结果导致战场上形成了几十个以大象为中心马其顿军在外围的包围圈，于是印度军队基本都被围歼。四大战役结束后，亚历山大建立了一个前所未有、横跨欧亚非的大帝国。真可谓前无古人。后世的罗马人用了几个世纪建立起来的同样大的帝国，亚历山大只用了十几年。所以，他被西方誉为西方历史上第一名将也是名至实归。 2、对亚历山大军事成就的评论实事求是的说，亚历山大毕生真正的敌人只有一个，那就是波斯。所以，亚历山大建立庞大帝国的前提就是击败波斯。战胜了波斯，就等于战胜了当时他所能触及的世界里的所有敌人。而他的对手波斯帝国，虽有辽阔的疆域，却摇摇欲坠。其统治并不稳定，皇室长年政变频仍，内讧不休，大流士三世就是在政变后被权臣推上皇位的。各属邦如埃及、叙利亚等常怀二心，一有机会，便会脱离其统治而改投更强的统治者。波斯虽有庞大军队，却是各民族各属国组成的“联合国军”。根据几次重大战役的实际情况来看，波斯军队的统帅指挥能力低下，而波斯军队的战术素养、战斗意志都很薄弱，各军种配合很差，一旦战情出现不利局面，毫无死战决心。军队指挥机制也时常运转不灵。所以，波斯帝国实际上早已外强中干，仅存大国的外表，而无帝国之实。毫无疑问，亚历山大具有卓越的政治谋略和军事才能。但是他的对手大流士三世也是一位百年难遇的庸帅。我想历史上任何统帅都愿意选择这样对手。在四大战役之一的伊苏斯战役中，大流士三世不识地理，不明敌情，率领大军在狭长山地与马其顿军展开决战，致使骑兵和弓箭基本上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以己之短，对敌之长，犯了兵家大忌。大流士三世两次御驾亲征的重大战役里，都是在酣战之际，率先怯逃。阿里安的《亚历山大征战记》中提到，在前一次伊苏斯战役中，他“一跃上马，逃之夭夭”，后一次在高加米拉会战中“拨转马头，溜之大吉”。大流士两次逃跑的时间都是两军决战最关键的阶段，波斯军队虽然难以抵抗对方的进攻，但依然可以坚持战斗，而且两次战役里右翼都曾取得主动。主帅的逃跑遂使波斯军局部取得的胜利，立时化为乌有。反观亚历山大，每次战斗均能身先士卒，冲锋在前。无论是军事才能还是个人武勇和领袖素质方面，双方统帅可谓判若云泥，高下立分。真是主帅无能，葬送三军。拿破仑说过，“绝不做敌人希望你做的事──这是一条确定不移的战争格言。理由很简单，因为敌人希望你做。”可是，大流士三世和波斯人偏偏这么做了。波斯军队的组成上也比较混乱。前面说过，高加米拉战役中波斯军队虽然人数众多，但来自多达二十个以上的民族和国家。这样的军队根本无法做到上下同心、拼死为帝国效忠并死战到底的决心和气概。每每看到史书里关于大流士三世和他的帝国军队的描述时，大路就会想起中国另一个与他非常相似的皇帝──前秦苻坚。苻坚也是率领了一支联合国军，苻坚也是大战后帝国立即四分五裂，苻坚也是被原来的部下后来成为叛乱首领之一（后秦姚苌）所轼。但有一点不同的是，偷安江左的东晋朝廷不可能出现亚历山大这样百年难遇的英明统帅，所以最终并没有收复北方失地，建立统一的帝国。波斯帝国的军事实力，不仅在重大战役里的表现的很差，其国土防御能力更差。亚历山大大军从地中海到小亚细亚，除格拉尼库一次战役以外，大军长驱直入，基本上没有什么战事，没有遇到任何有规模的抵抗。波斯帝国虽然占有北非、中亚和西亚，其防御战略与东亚华夏“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战略思想截然不同。在地中海东部沿岸，叙利亚、巴勒斯坦均俯首称臣。除推罗、加沙两城外，其余的城邦纷纷投降，以避战祸。埃及据有北非辽阔疆域，乃巨大文明古国，但此时却是波斯属国，马其顿大军到来后，豪不抵抗，阿里安的《亚历山大征战史》中说，埃及总督“客客气气地迎接亚历山大进入埃及城乡各地”。数年间，亚历山大兵不血刃，便取得了半个波斯帝国。待到高加米拉会战结束，波斯帝国守御国土的信心丧失殆尽。亚历山大随后攻陷了波斯首都帕塞波利斯，一把大火烧尽波斯皇宫。此后，亚历山大用了三年收复了波斯帝国的整个东部疆域，从而彻底消灭了这个大国。亚历山大创立帝国之不世武功主要依赖其击败波斯帝国的四大战役的成果。这和华夏战国时期诸国百年千战的战争密度来比较似乎相对来说不够惨烈。而当时的中国，从春秋时代到战国时代，再到秦帝国的建立，经过了千百次战火的洗礼才达到国家的一统。毫无疑问，亚历山大是西方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军事统帅之一。但其最为人称道之处在于军事成就、传奇般的远征和希腊文化的传播方面。三者缺一不可。就其军事方面来说，大路不认为亚历山大的马其顿军队能胜过罗马帝国、秦帝国、汉帝国以及后来的蒙古帝国的军队。美国T·N·杜普伊在《武器和战争的演变》中曾说“假如在菲利普，后来又在亚历山大的亲自统帅下，这支军队也许能够战胜以后18个世纪，即在黑火药兵器占据优势之前的任何一支军队。”这个说法流传比较广。但是，在此书关于蒙古军队的章节里又说，“蒙古人通过严格的军事训练和纪律养成，建立了一支以弓箭为武器，骑兵为基础的军队。战争的实践证明，这是一支所向无敌的军队。”自相矛盾之处，一目了然。以此关公战彼秦琼，谁是最后的胜者？历史上关于亚历山大的记述大都来自于阿里安的《亚历山大征战记》，而这部征战记充满了传奇色彩。其内容的可信度和真实性历来受到西方历史学家的质疑。阿里安是个罗马时代的希腊人，写这本书已经是亚历山大死后三百多年的罗马时代了。关于双方四大战役中的参战人数和伤亡人数来看，《亚历山大征战记》有诸多不可思议之处。一方面毫无顾忌的夸大波斯一方的军队人数，从而突出胜利者的功绩。另一方面则竭力压低马其顿方面的伤亡人数。这方面的不实数据前面已经提到不少了，这里再提一下。最大战役高加米拉会战中阿里安估计波斯军被杀者为三十万人，而被俘者则更多，至于亚历山大方面则认定只损失一百个人和一千匹马。无论无何，亚历山大所有的经历和战绩都无可辩驳的证明了他是一位伟大的军事家和政治家。他的远征充满了神话般的色彩，他的短暂的帝国大大推动了东西方的人种融合和文化交流，其影响之深之广是古今中外少有的。 3、马其顿军队的军制、装备和战术马其顿军团威力最为强大的是重装步兵方阵，即马其顿方阵。步兵方阵起源于希腊方阵。马其顿方阵的创建人是亚历山大的父亲腓力二世。到亚历山大时代，一个标准的巨大方阵共约16384人，由四个组织严密小方阵组成，每个小方阵（约4096人）由一名将领统率。每个小方阵每一横排为256人，纵列为16人。四个小方阵横排成一个长方形大阵，每排就成为1024人，纵列仍为16人。（大路按：看起来有点类似我国演义评书里的十六条一字长蛇阵构成）。方阵的基本战术组成单位为方阵的纵列，即16人，名为洛考斯。16个洛考斯组成一个辛塔哥马（256人），相当于营。一个小方阵由16个辛塔哥马组成，相当于一个师。亚历山大在参战人数最多的战役里动用了两个巨大方阵。从这个战术组成来看，马其顿方阵很严密。重装步兵方阵的前6排士兵平持长矛，后10排斜持长矛。有时后排士兵会把长矛放在前排士兵的肩头。方阵整齐行进时，步调一致，长矛挺立，蔚为壮观，其阵势现在只有在莫斯科红场阅兵和建国45周年阅兵的场合里才可以看到，呵呵。这种方阵在进攻方向可按前后左右更换，由于方阵可以临时变为整个阵势也可因敌因地而变队形。尽管如此，这种方阵最适合的作战地形是平原。而且最适合的战斗情形是，敌军和马其顿军团做面对面冲锋，拼死决战，这样正落入亚历山大下怀。马其顿军团的巨大方阵主要是作为中军来用。它的右翼主要为重装骑兵。马其顿军的重装骑兵是由年轻贵族组成的精锐部队。用我们中国的说法，这都是一群“膏粱子弟”。但这批贵族子弟自幼刀马娴熟，又富有希腊式的骑士精神，并有向亚历山大效忠的赴死斗志，所以战斗力还是比较强的。左翼由轻装步兵与同盟者骑兵组成。但左翼轻装步兵的队形很长，呈斜形，有如一条巨长的锁链，可以贯穿连接整个重装步兵方阵和右翼重装骑兵，在作战中保持全军互相策应、队形不乱而不至于被敌军分割包围。轻装步兵大都配备较短的长矛，较宽的盾牌和较轻的铠甲，而且多数为皮甲。轻装步兵的机动性较强。由于巨大方阵在作战中保持密集紧凑而且移动快捷的队形并不容易，所以很多作战任务都由右翼或者轻装步兵来率先发起。组成马其顿方阵的重装步兵基本由马其顿中上层自由民组成。轻装步兵无论在装备和训练上或者在纪律养成上一般都比不上重装步兵，他们大多来自社会的下层。许多轻装步兵，特别是配备有特种兵器并有熟练技术的弓箭兵和投石兵均为雇佣军。他们跟不太强大的轻装骑兵共同负责保卫前进中的方阵侧翼。战斗开始时，他们在方阵前面组成一支散兵屏护部队。根据亚历山大四次最主要的战役来看，亚历山大的主要战术是利用重骑兵率先突击，来打击敌人的左翼，然后中军巨大方阵跟进摧毁敌方中军主力。战斗力较弱的左翼则咬住对方右翼，有时左翼甚至抵挡不住，但随着右翼和中军的胜利而反过来对敌人进行反击。最终击溃敌军，获得全面胜利。马其顿军的核心战斗集中在方阵的冲击力方面，这种方阵在正面冲锋时可谓势若巨雷，锐不可当。但是，它的缺点也比较明显，由于方阵士兵配备较重的长矛、铠甲和盾牌，所以行军缓慢，机动性差，适合速战速决，不适宜长期作战。而且方阵在作战中只有保持密集队形才能维持强大战力，波斯军队的冲击力虽然曾破坏过马其顿的方阵队形，但却没有继续扩大战果。马其顿军队的重装骑兵的实力相对于波斯军队还是很强的。但是，正如美国T·N·杜普伊在《武器和战争的演变》中所指出的，骑兵从来就不是希腊部队（大路按：马其顿军制主要来源于希腊）的主要兵种，“除了北部的塞萨利和马其顿等较为平坦的地区外，多山的希腊很不适宜骑兵的机动。因此，一般说来，希腊不很重视骑兵这一兵种，而着重依靠经过不断改进的步兵方阵进行作战。”马其顿重装骑兵的武器装备跟重装步兵基本相同。他们也都手持一根马其顿长矛，可惜在马背上很难施展。在交战之前，他们往往把长矛扛在肩上，矛头稍向下。冲锋时，长矛可以稍稍放低在肩部以下，但还需矛头向下方倾斜以保持平衡。在猛力刺中第一个敌人后，往往让长矛留在他的身体里不再拔出。丧失长矛以后，再用刀剑继续进行战斗。等到战斗胜利后，再去找回那些长矛。这是一种相当奇怪的战法，残酷的近战中未必能占有优势。由于当时的马匹无马镫、马掌，也无马鞍，只有马披或坐垫，所以其战斗力不可过于高估。马其顿军队中除了方阵重装步兵和重装骑兵以外的轻装骑兵和轻装步兵并无优势可言，在数次战役中均成为马其顿军队的软肋，而险些导致全军被击溃。在伊苏斯战役和高加米拉战役中处于左翼的轻装骑兵和重装骑兵，都曾遭到波斯骑兵部队的重创。因此我们可以看出，马其顿军队获得胜利的主要战术原因在于重装步兵方阵和重装骑兵。如果作战中，对方与马其顿军队做正面冲锋，那么很难有敌军能阻挡方阵的无坚不摧。但是，重装步兵方阵也有弱点。方阵只有在保持严整的队形时才能发挥强大作用，为此对作战地形有一定的要求。而且方阵前后左右必须有机动性很强的轻装步兵和轻装骑兵保护以使其队形不乱。其次，马其顿方阵的正面有如铜墙铁壁，但两侧是薄弱环节，如果对方从两翼切入，迫使其每个16个人组成的纵向队列发生断裂，那么整个方阵就会遭到很大破坏。后世的西诺塞法拉战役战争期间，罗马军团就是从两翼切入而破坏了马其顿方阵，从而取得了战役的决定性胜利。即使是威力无比的方阵正面，也曾在伊苏斯战役中被波斯的希腊雇佣军撕开了一个大缺口。 4、秦军的军制、装备和战术当时那个时代的秦国军队的战术组织和马其顿军队有一定的相似性，但阵法却又截然不同。秦军士兵勇猛善战，称为锐卒。根据《商君书·境内》，秦军队最小战术单位为伍，由5个士兵组成。10个伍组成一个屯，由50士兵组成。2个屯组成一个将，由100名士兵组成。5个屯组成一个主，由500名士兵组成。2个主组成一个大将，由1000士兵组成。军队在做战时，伍、屯、主、将、大将等战术组织保持紧密联系，互相配合。以一个伍为例，防守时五名军卒互相保护，进攻时如有人数优势则围攻敌人。混战时，伍内部兵卒之间始终保持紧密联系，队伍不会被轻易击破。华夏战国时期的阵形与同时代的希腊和马其顿军阵相比，保持了更大的灵活性。春秋时期，早期的军事思想比较呆板，只讲究正面冲击的威力。这一点与马其顿军队有些类似，但到战国时期，这一呆板的战术思想即被抛弃。战国时期的步兵阵，都能因敌因地因时而布成不同的阵形，根据《孙膑兵法》，大致有步兵阵，即有方阵、圆阵、疏阵、数阵、雁行阵、钩行阵、玄襄之阵等达8种之多。华夏的军阵讲究千变万化、“水无常形，兵无常势”。相比之下，马其顿的步兵方阵，虽有正面突击之威力，但显得呆板，并不适合任何作战地形。而灵活性和变化性则是中国军阵的最大特色。除了步兵阵以外，战国时期和秦王朝都有强大的车阵。据《左传·昭公十三年》载，晋国约有战车5000乘；楚国仅4县就“赋皆千乘”，战车当不下晋国；秦一公子奔晋，带车千乘，估计秦、齐二国各有战车二三千乘。若依每乘兵员75人计，则晋楚大国兵力不下30万，齐秦等国也不下20万。总兵力比前期增加约五六倍。战国时期，各国兵力空前扩大，兵员剧增。秦兵马俑来看，一乘车卒约为8人。假设秦时一次重要战役出动三千乘战车，则车兵约为2.5万左右（不包括战车周围的步兵），这是一支相当孩人的高机动性军队。战车的防护措施也比较完善，轴端装有矛头，马身覆有厚甲。有人可能会以亚历山大与波斯最决定性的战役高加米拉会战为例，来证明战车的战斗力低下，实际上是不妥当的。在高加米拉会战中，波斯的战车共有一百辆，每辆战车只有一至两名驭手，这些驭手本身不具有战斗力，主要依靠车轮周围配备的锋利刀片来滚杀敌人。当战车被围困时，马其顿士兵很轻松的就把驭手一个个消灭，战车也就立刻成了一役中被波斯的希腊雇佣军撕开了一个大缺口。 4、秦军的军制、装备和战术当时那个时代的秦国军队的战术组织和马其顿军队有一定的相似性，但阵法却又截然不同。秦军士兵勇猛善战，称为锐卒。根据《商君书·境内》，秦军队最小战术单位为伍，由5个士兵组成。10个伍组成一个屯，由50士兵组成。2个屯组成一个将，由100名士兵组成。5个屯组成一个主，由500名士兵组成。2个主组成一个大将，由1000士兵组成。军队在做战时，伍、屯、主、将、大将等战术组织保持紧密联系，互相配合。以一个伍为例，防守时五名军卒互相保护，进攻时如有人数优势则围攻敌人。混战时，伍内部兵卒之间始终保持紧密联系，队伍不会被轻易击破。华夏战国时期的阵形与同时代的希腊和马其顿军阵相比，保持了更大的灵活性。春秋时期，早期的军事思想比较呆板，只讲究正面冲击的威力。这一点与马其顿军队有些类似，但到战国时期，这一呆板的战术思想即被抛弃。战国时期的步兵阵，都能因敌因地因时而布成不同的阵形，根据《孙膑兵法》，大致有步兵阵，即有方阵、圆阵、疏阵、数阵、雁行阵、钩行阵、玄襄之阵等达8种之多。华夏的军阵讲究千变万化、“水无常形，兵无常势”。相比之下，马其顿的步兵方阵，虽有正面突击之威力，但显得呆板，并不适合任何作战地形。而灵活性和变化性则是中国军阵的最大特色。除了步兵阵以外，战国时期和秦王朝都有强大的车阵。据《左传·昭公十三年》载，晋国约有战车5000乘；楚国仅4县就“赋皆千乘”，战车当不下晋国；秦一公子奔晋，带车千乘，估计秦、齐二国各有战车二三千乘。若依每乘兵员75人计，则晋楚大国兵力不下30万，齐秦等国也不下20万。总兵力比前期增加约五六倍。战国时期，各国兵力空前扩大，兵员剧增。秦兵马俑来看，一乘车卒约为8人。假设秦时一次重要战役出动三千乘战车，则车兵约为2.5万左右（不包括战车周围的步兵），这是一支相当孩人的高机动性军队。（大路按：当然这只是大路的假设，有的战车只为作战使用，只有驭手，弩手和重甲持矛的士兵组成）。战车的防护措施也比较完善，轴端装有矛头，马身覆有厚甲。有人可能会以亚历山大与波斯最决定性的战役高加米拉会战为例，来证明战车的战斗力低下，实际上是不妥当的。在高加米拉会战中，波斯的战车共有一百辆，每辆战车只有一至两名驭手，这些驭手本身不具有战斗力，主要依靠车轮周围配备的锋利刀片来滚杀敌人。当战车被围困时，马其顿士兵很轻松的就把驭手一个个消灭，战车也就立刻成了一堆废物。但是，秦军的战车会超过一千辆，秦军战车上的车兵是秦军精锐之一，不仅有力大体健手持长矛的兵卒，还有弓弩娴熟的弩兵。更重要的是，每一辆战车周围都有一定数量的徒兵──“锐卒”，有他们的保护，对方难以接近战车。所以，象波斯战车被迅速围歼那种态势根本不可能发生在秦军身上。杜普伊的《武器和战争的演变》里也说，“只要有适合的战机，用于恰当的时间和地点，战车在作战中曾多次赢得过胜利。”当然秦军最具杀伤力的还是弓弩。关于弓弩的射程和杀伤力，前面已经讨论够多了，这里将再提供几条证据来说明一下。现在普遍认为中国的弓弩领先于当时的西方，西方后来从中国传过去的弓弩制造技术中获益良多。以弓为例，齐国的《考工记》详细描述了制造弓与箭的选材、工艺流程等。明确指出制造弓所需的六材是干、角、筋、胶、丝和漆，“六材既聚，巧者合之”，只有六材都准备好了才能合制成弓。其中的干是指弓干，取材最好为柘(zhè)木，其次为檍，桑，橘，木瓜，荆，最下等为竹。古代工匠制成一张良弓，从第一年开始选材、干透，到牛筋、弓角的制作，到最后的被弦，共需要约4年左右的时间。其中制作之艰辛，可见一斑。最终的质量也可以想见了。当时的诸侯和武将对弓非常重视，丝毫不亚于对宝剑的重视。据载，楚灵王酒醉之后将楚所藏之宝弓“大屈”送与鲁侯，酒醒之后十分后悔，甚至不顾将背负不信之名，派遣使臣将“大屈”强行索回。《武器和战争的演变》里说，“从古代直至公元十六世纪这段时间里，弓始终是中国军队最重要的手提兵器。在既有重装弓箭兵又有轻装弓箭兵的亚述军队中，弓也是主要兵器。对古希腊、马其顿、古犹太人和古罗马军队来说，弓虽然也很重要，但只是辅助性的兵器。”当时希腊、马其顿和波斯的弓箭主要传自印度。而印度弓，竹子是常用的制作材料，有时也用藤条等材料。由此可以推想东西方在弓弩技术上的差距。对于当时以步兵为主构成的难以横向移动的大型方阵来说，弓弩具有很强的杀伤力与威慑力，所以为中国历代兵家所重。如公元前260年发生的秦赵长平之战中,秦军的强弓硬弩发挥了巨大作用，使得数十万赵军无法突围，最终，赵国主将赵括射死，秦军以来弓弩取得了这场决定天下大局之战的胜利。又如后来西汉时的李陵，五千汉兵依靠车仗为工事，以弓弩为远射武器，竟然抵挡匈奴八万之众，射杀匈奴上万骑兵。李陵最后叹息说：“再给我们每人十枝箭，就能支持到边界。”最后虽然兵败，但可以想象得出弓弩的巨大威力。现在无法知道当时秦军每名士兵配备多少支箭，这里只拿后世的唐军为例做一个参照说明。据《太白阴经》所载，唐代军队一军人数为12500人，装备弓12500张(附弦37500条，箭3750000支)，弩2500张(附弦7500条，箭250000支)，弓弩装备比率各占100%和20%。也就是说，每名唐军配备一张弓，三根附弦，三十支利箭。在当时，这样的唐军是一支具有非常恐怖的战斗力的军队。每名秦军配备的箭簇的数量大路没有查到资料，但从秦兵马俑二号坑的出土情况来看，弓弩手背部置有上下两个对你的负矢陶环，每个陶环装置铜镞多达100支，其负矢之多，当时魏国武卒属于重装步兵，向有“负矢五十”说法，秦国的弓弩兵配备的箭簇的数量远远多于魏国武卒的弓箭配备。所有我们不难理解，秦国依靠什么手段竟然能合围同样数量的赵军了。在秦军强大的弓弩兵面前，赵军始终无法接近，事实上当时双方发生白刃近战相对比较少。秦军的骑兵我这里就不做过多介绍了。秦军的骑兵主要和车兵一起配置成车骑混成部队。骑兵的主要武器的是弓弩。战时可以灵活机动的在各种距离射杀敌军，克服步兵弓弩手的机动性不足。秦军的战术本人在前贴中已有提到，很多网友也有准确的论述。其基本作战方式是，弓弩兵在阵前射出强大的箭，以阻敌军前进之势。在敌方的步兵、骑兵和车兵受到强烈打击后，骑兵，战车和步兵发起冲锋。与马其顿军队不同的是，秦军会更多采用两翼包抄的围歼战术，如白起的长平之战。而马其顿军队则偏重于击溃战。 5、当马其顿遇到秦国马其顿军和秦军都是历史上战力最强的军队之一。如果马其顿军队遭遇秦军，谁将是最后的胜者呢？且容我下面胡说八道一番。大路认为双方各有优势，所以也各有胜机。双方兵卒的勇武精神、牺牲精神和士气方面应该相差无几。秦国的军队，用《史记》的说法，秦国兵卒战斗意志极强，求战欲望强烈，在战场上毫不退缩，势以斩杀敌首为使命。同样，马其顿军队也一样是一支勇往直前的队伍。战术素养方面亚历山大的军队历来受到推崇，这里也无须多说。秦军则经过几百年残酷征战的洗礼，加上完善的训练机制、军功进爵制度和长期的作战经验，应不落后于对方。在兵器方面，双方各有千秋。秦军的强大的步兵弓弩手和骑兵弓箭手必然在实力上远超过对手相同兵种。而在近战中，由于马其顿军队拥有当时最好的铁制兵器和防护铠甲，所以这方面马其顿方面的优势是明显的。但是马其顿方面身着皮甲的轻装骑兵和轻装步兵无论是兵器还是防护在近战方面对于秦军而言也无优势。秦军在兵器上的差距也许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大。虽然秦军的兵器大都是青铜兵器，但其布氏硬度可达80左右，做为兵器是完全合格的。而早期的铁兵器除了在硬度方面略优于铁兵器以外，韧性、可塑性远远落后于青铜。更重要的是，近战的攻杀技巧也非常重要，没有任何理由认为马其顿人在这方面完全优于秦军。在阵法方面，马其顿方阵的坚固性和锐利性是勿庸置疑的。秦军的阵法虽然种类繁多，但在战场不会固守于西方式那种坚固阵式。秦军必然侧重于变幻多端，避实就虚的灵活战法，进则迅捷有力，退而三军不乱。秦军面对马其顿这样的敌人，也决不会轻易和对方进行西方式的那种硬碰硬的冲锋。马其顿方面最大的战斗力在于右翼的重装骑兵和中央的重装步兵方阵。而秦军的精锐则在于左右军车骑混成部队和前军强大的弓弩兵。如果战斗打响，面对中国军队的弓箭，马其顿的重甲骑兵和轻装步兵，以及轻装骑兵也许会遭受毁灭性打击。关于重甲骑兵，马其顿人对马的防护并不是很完善，中国古代有射人先射马的说法，一旦马中箭倒地，重甲骑兵的战斗力将会降低大半。如果马其顿方阵丧失了轻骑兵和轻装步兵的保护，那么它就有可能被秦军的车骑兵和步兵分割包围。如果马其顿人确实能抵受的住秦军的强弓硬弩射出来的箭，呵呵，那么毫无疑问马其顿军队会突破秦军防线。至于步兵方阵，中国军队确实无法与之硬拼，但两翼包抄不失为一种很有效的方法。双方发生近身白刃战，短时间内马其顿军队会略有优势，但也绝非有些网友所说的“一边倒的屠杀”。战斗如果能拖的久一些，优势又会倾斜于秦军一方。如果在兵力配置上，马其顿军队三万对秦军三万，总体感觉马其顿军队会有优势。当然秦军如有办法避开对方的冲击力（shock），也许有办法反败为胜。如果马其顿军队三万对秦军十万或二十万，那么胜利的天平会倒向秦军一方。如果马其顿军三十万对秦军三十万，大路还是倾向于秦军，因为此时随着人数的增加马其顿步兵方阵的迟滞性凸显无疑，其全军的机动性会远低于其三万军队时的机动性。如果秦军的弓弩对马其顿军有很大杀伤力的话，这恐怕，又一个长平之战就要诞生了。如果马其顿军队真的不远万里进入中国，那么也许他将在几年之内面对与诸侯各国数百战的作战密度，无论如何马其顿军队最终免不了被全歼的命运。这样真就象中国文人所说的那样，“万里长征人不归”了。亚历山大曾经说过一句话一直为后世传颂，“把世界当做自己的家乡”，“把中国海岸作为希腊的天然边界，也是很可能的。这样一来，我的马其顿的强大与安全就将得到永久的保证”。中国的战国列强如果听到这话，也许会重重吐出一个字：“切！”

秦朝骑兵的建立与中原王朝骑兵的起源

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在秦始皇陵兵马俑二号坑和陕西咸阳塔尔坡秦人墓葬中发现了秦最早的骑兵俑和骑马俑。二号俑坑内发现的一批骑马俑群，计有陶鞍马116匹，每匹马前立有骑兵俑一件。马背上雕有鞍鞯，头上戴着络头、衔、缰。骑兵俑一手牵马缰，一手作提弓状。俑和马的造型准确形象逼真生动，把秦始皇时代骑兵形象生动展现在人们面前。塔尔坡清理战国的秦人墓葬384座，其中出土了2件骑马俑，这是我国古代目前发现最早的骑马俑。有人还从这2件骑马俑的姿态与装备分析，认为它们应是战国秦国材官骑士或骑士俑的形象。故笔者以此为最新考古资料，结合有关我国古代骑兵的文献和考古学资料，并在一定范围内参考前贤的研究成果，对秦骑兵作进一步的论述，错误之处，祈请方家给予指正。　　恩格斯在《骑兵》一文中指出：“马匹用于乘骑和军队编有骑马的部队，自然首先发生在那些自古以来就产马，而且气候和有青草适于马匹生长的国家。”在探寻骑兵渊源时，我们不能不首先考虑到游牧民族。他们应是马匹的饲养者，又是骑马术的发明者，因为他们习惯于马上生活与战斗。　　骑马术的发明一般认为是生活在欧亚草原上的斯基泰人——萨尔马提安人、匈奴人和其他图兰人。希罗多德的《历史》记载公元前6世纪的斯基泰人、萨尔马提安人已有骑兵。考古发掘说明亚述帝国在提格拉特帕拉三世(前745—前727)时也有骑兵。有人据此认为骑马术源于西方，匈奴人是从西方学来的。但是杜牧注《孙子》说：“黄帝险于蚩尤，以中原车徒，制戎翟骑士。”董说由此引申说：“乃知单骑之兵出于戎狄。”所谓狄，据民族史研究表明，是阿尔泰语系tengri的音译，意为天。他们是匈奴人的先辈。又据《管子·小匡篇》记载，周惠王十三年(前664 )，齐桓公“破屠何而骑寇始服”。寇指北狄，北狄是春秋时代泛指匈奴的总称。这两则史料至少说明匈奴先辈的骑兵，与斯基泰人、萨尔马提安人骑兵同时产生，甚至比他们还早。同时考古资料也证实，在甘肃河西走廊、酒泉敦煌地区，自古就是氐、羌、大月氏、突厥、匈奴、鲜卑、回鹘等游牧民族居住生息之地。沿河西走廊的山峡山崖上有大量原始先民雕刻的岩画，如永昌北山岩画、甘南榆木山岩画、嘉峪关黑山岩画等。这些岩画中有大量远古先民的狩猎图和作战图，有独人持弓箭猎杀野兽的；也有数名猎手持弓箭围杀野兽的；还有骑士挽弓猎杀的。据考古学家们的初步研究，认为这些岩画刻于40 00至1万年前，是远古游牧部落先民的文化遗存。又如70年代的考古工作者在内蒙古东部的昭乌达盟宁城县南山根夏家店文化上层第3号石椁墓中发现一件“骑兵猎兔铜扣环”，“环外铸有两个骑马人像，其一马前铸一奔兔”，是一件猎人逐兔的生动造型。据碳十四测定，其上限最早可早到周初或殷末。这些有关骑马文化考古资料出土地均在我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的活动范围。所以《左传》上说：“翼之北土，马之所生，无兴国焉。” 　　匈奴是我国古代北方的一个游牧民族，其先民与其他游牧民族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构成了我国“北方细石器文化系统”，在继细石器文化之后，我国北方草原具有代表性的文化是动物纹饰的青铜器物群，这习惯上称之为“鄂尔多斯式铜器”，其中表现草原游牧民族骑士生活的马具和各种武器非常丰富。例如鄂尔多斯发现了2件铜马饰，一件为铜马，马上饰有马鞍；另一件为武士骑马铜饰。这2件铜饰被考古学家认为是西周或春秋时期北方戎狄族文化的典型遗存。再如在宁夏西吉县和固始县发现了一批“铜人骑马饰”“鞍马铜饰”。这批文物年代，据考古专家考证，上限不会逾越西周，下限当在春秋晚期，也为戎狄遗存。史载匈奴“人不驰弓，马不解勒”。骑马射箭是他们的特长，“险道倾仄，且驰且射”。　　关于我国中原地区骑兵的出现问题，目前学术界看法不一。传统看法认为，古代中原骑术是从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开始的。但这种说法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争议。殷代甲骨卜辞中的“马乎(呼)、(禽)”，于吾省先生释为“惟命骑射，可以擒获”，从而认为骑术或单骑在殷代“业已盛行”。《诗经·大雅·绵》中的“走马”一辞，顾炎武释为“单骑之渐”。春秋时，晋大夫子旃曾以良马二，供他的叔夫与兄弟做单骑，救了他俩。郑大夫子产听说诸大夫想杀公孙黑，忙从外地乘单骑而归，鲁大夫左师展也想乘单骑从齐回国。可见，春秋时期已有单骑的习惯。春秋史料中也出现中原各国骑兵的记载，如《韩非子·十过篇》记载，秦穆公二十四年(前636)，秦以“革车五百乘，畴骑二千，步卒五万，辅重耳入之于晋，立为晋君”。这里的“畴骑”一般认为就是骑兵。又例如，与秦穆公同时代的晋文公在伐邺时也用了骑兵“赏其末则骑乘者厚，赏其本则臣之谷阝子虎。”这里所说的“骑乘”绝不是一般的骑马者，显然是骑兵。秦人早就以养马著名，直至周代还是一个以畜牧为主的民族，主要是牧马。《史记·秦本纪》说：“费昌当夏桀之时，去夏归商，为汤御。”又说：“孟戏、中衍鸟身人言，帝太戊闻而卜之使御。”之后：“造父以善御幸于周缪王，得骥、温骊、骅马卯马耳耳之驷。”直至周孝王时“非子居犬丘，好马及畜。”秦地处西北，长期与戎狄杂居，被东方各诸侯国视为戎狄，排斥于华夏之外。善于养马御马，这就为骑兵的产生创造了条件。从秦仲时起，秦与戎族的战争一直未断，连秦仲都被戎狄所杀。秦人为了对付戎狄，学习戎狄胡服骑射是很正常的。周平王东迁后，戎狄大量内徙，西周古地成为杂居区，秦国经过长期对戎狄战争，不断融合戎狄人。《史记·秦本纪》记载：“(秦惠文王)十一年，县义渠。……义渠君为臣。”所以说秦率先在中原发展骑兵也不是偶然的。晋文公时为了对付北方狄人的骑兵侵扰，建立自己的骑兵亦是可能的。骑兵之所以在中原出现晚，首先，殷周中原是一个农耕民族，其社会的组织形式是一个具有保守性的农村公社制度，没有为大规模的骑兵的出现提供必要的社会物质条件。当时战争是规模小，时间短，机动性差的“结日定地”进行决战形式。其次，中原地区气候和地理环境不出产骑兵使用的良马。“内郡人众，水泉草不能相赡；地势湿湿，不宜牛马”。仅有马匹也因长期挽驾驮载，品种退化。再次，中原非游牧民族素乏骑马习惯。骑兵要求有高超的骑马术，这对中原那种“三时务农而一时讲武”是培养不出好骑手的。虽然殷周时代中原地区已有单骑和骑兵的出现，但这始终未能转化为大规模的骑兵部队。而转变的契机是对缘边游牧民族的交流。总之，春秋是我国历史上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变革时代，而且也是民族大迁徙、大纷争、大融合的伟大时代。“华夏”是与“戎狄”“夷狄”“蛮夷”“诸戎”对举相应产生的。总之，中原各国骑兵的出现不能不与北方匈奴等游牧民族有关。　　中原地区骑兵在战国时有了进一步发展，这时由于农村公社瓦解，民兵制为常备军制所取代，大规模野战和围城战的频繁发生，要求部队具有快速、灵活和突击性，这就促进了骑兵的迅速发展。战国初期的《吴子》，不仅论述到骑兵问题，还专门谈到战马的饲养、使役问题。战国初期的《墨子》也谈到骑兵，说“车为龙旗，骑为鸟旗”。从出土文物也可形象反映出战国时期骑兵有了进一步发展。陕西咸阳出土的两件战国骑马俑据简报上称：“(两件泥质灰陶俑)皆为公马，……马头有朱彩画的络头，在颈的两侧各有朱绘两条辔绳。……俑头戴宽折沿帽，……身穿交领左衽短褶，下着短裤，脚登长筒靴，两手半握，左手前伸似在牵辔绳，右手下垂似执一物，木质已朽不清，两腿前屈骑于马背上。”简报上将这2件骑马俑时间定为“战国时期前段，即秦惠王至秦武王时期。”这2件骑马俑是我国古代中原地区出土最早的骑马俑形象，对探讨秦国的骑兵发展史提供了新的资料。这2件骑马俑是一位低级军官墓主墓中的随葬品，不可能反映出当时秦国骑兵的实际情况，但也显露出战国秦骑兵的一些蛛丝马迹。　　公元前305年，赵武灵王为了对付北方的匈奴和西边的秦国，决心整军经武，学习胡人穿短装、习骑射之长，克服中原人宽袍大袖、重甲循兵只善车战之短。胡服适应骑马射箭的灵巧动作，这就将原来双襟交输于背，宽袖、长襦的中原服装，改为双襟交输于胸前右侧，紧袖高领的上衣。这种仿自北方游牧民族的军服，窄袖短袍，皮靴革带，既耐寒又举止灵活，便于骑马射箭。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实现，在我国骑兵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他不仅使赵军的战斗力为之迅速提高，而且使掌握骑射技术的由原来的匈奴等游牧民族进一步扩大到中原各国。与此同时，战国各国亦先后扩展或建立了强大的骑兵队伍。在战国七雄中，拥有骑兵最多的国家是与西北戎狄毗壤的秦、楚、赵三国，各拥有骑兵万匹，其次燕国和魏国，亦分别有三千匹和五千匹。这个时期，中原各国骑兵数总不下五六万匹，这是一支庞大的骑兵队伍。此时还出现许多成功地运用骑兵配合步兵、车兵作战的典型战例，秦赵长平之战时，“秦骑兵二万五千人绝赵军后，又一军五千骑绝赵壁间，赵军分而为二，粮道绝”。骑兵为“一军”独立编制，单独执行任务，对战局胜负起了关键性的作用，配合主力全歼赵军四十万人。这个战例从一个侧面也可旁证出秦国骑兵并不比赵国弱。　　秦始皇陵兵马俑坑中的千余件兵马俑是守卫秦都咸阳部队的模拟。在秦始皇陵二号兵马俑坑中发现116件骑兵鞍马俑，这116件骑兵俑不仅完全是按当时骑兵形象塑造的，而且数量也是咸阳秦墓出土的骑马俑68倍。这至少证明在战国后期骑兵早已成为秦的独立兵种，但比起战车来讲，还处于次要地位。二号俑坑发现的这116件骑兵俑是这样排列的，其中108件骑兵俑，排列在二号俑坑左侧的一个纵长方形骑兵军阵，纵为三路纵队，横看一列横队。第一排为战车3乘；第二排为3组骑兵，每组4骑；第三排为战车3乘；第四排至十一排为骑兵，每排3组骑兵，每组4骑，共108骑。另外在二号俑坑末尾的殿军部分，有两组骑兵，每组四骑，共8骑。这116件骑兵俑的分布情况，我们可以推测秦代骑兵排列最少有三种，一是车骑混编；二是骑兵单独列队；这也说明战国时期骑兵已作为步兵的辅翼力量，配合车、步深入长驱，绝敌粮道，追击败兵，或袭击敌人之两翼，或掩袭敌之前后，已成为当时一支最活跃的军事力量。二号俑坑出土的骑兵鞍马俑制作形象逼真，反映出秦国强大骑兵居七国之首。秦国之所以能够保持强大车兵和骑兵，这与养马业始终在秦人的经济生活中占重要地位分不开，也与秦人不断与戎狄交流有关。李斯谏逐客，认为会使“骏良睼马是不实外厩”。睼马是是秦从游牧族北翟引进的良马。战国时，“秦马之良，戎兵之众，探前睼后，蹄间三寻腾者不可胜数”。秦王嬴政在此基础上，又进一步采取了发展的政策。规定：百姓有赀赎责(债)，而有一臣若一妾，有一马若一牛，而欲居者，许。”秦王朝建立后，在全国建立起一整套马政机构并颁布了有关的法律政策，中央九卿之一的太仆是主管马政的最高官吏，其下设丞2人为副手。京师咸阳附近有若干官马机构，如大厩、左厩、中厩、宫厩等。这些厩饲养的马匹，除供宫廷使用外，大部分具有军事意义。在西北游牧区设“六牧师令”，每牧师令领有若干牧场，主要牧养军马。京师官厩及边郡牧师均直属太仆领导。另外还有各地郡县管理饲养军马的“苑”。所以张良劝刘邦定都关中“关中北有胡苑之利”。这样就保证了秦车兵和骑兵对军马需要的物质基础。秦之所以能够统一六国，这也与秦重视养马业和发展骑兵有关。　　秦始皇陵兵马俑坑出土的骑兵鞍马俑形象反映出秦骑兵的一些主要特点。首先，我们直观地看到秦骑兵装备齐全。赵武灵王改革服制的“胡服骑射”，由于目前缺乏形象资料，在认识上看法不同。王国维先生在《胡服考》中说，胡服就是唐代的褶服。从唐墓出土的壁画、陶俑、三彩俑等形象来看，褶服为圆领、右衽，双襟掩于胸的右侧，腰束革带，衣长及膝。有的学者根据《水经注》所引《竹书纪年》上的记载认为，胡服只限于赵国的各级官吏和骑兵。“骑射”实行的范围也仅限于赵国西北边境代地，这里曾是赵国和匈奴相连接之地。我们从秦始皇陵兵马俑二号坑出土的骑兵俑服饰上也可能找出旁证。骑兵俑头戴圆形小帽，身穿交领右衽，双襟交掩于胸前的上衣，左压右，左侧的襟边垂直于胸的右侧，衣长齐膝，袖长达于手腕，窄袖口，腰束革带，领、襟、袖口都镶着彩色缘边，与上述胡服形制十分接近。而不同的是胡服没有配甲衣，而秦骑兵则把甲衣与胡服糅和在一起。其甲衣由125片固定与活动甲片组成。肩无披膊装束，手无护甲遮掩，即保留了行动灵活，又具备了安全性能。下穿紧口连裆长裤，足登短靴。这一切无不表明这种服装完全是从骑兵的特点而考虑设计的。二号俑坑出土的这种骑兵俑服装与唐代的褶服相比，除领子外，其他基本相同。这种服装较陕西咸阳出土的2件骑马俑服装更利于骑射和防卫，当为战国时赵武灵王胡服的进一步改进和演变，这种服装就是胡服。在秦兵马俑坑内目前出土的二千多陶俑中，除骑兵俑身着此服外，另外还有极少数中级军吏俑中也有穿此服者[26]。这也旁证了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改革胡服所及范围的有限。　　秦骑兵的甲衣也便于骑射。从秦始皇陵二号俑坑出土的骑兵俑情况来看，骑士的铠甲与车兵、步兵铠甲均不相同。骑士的铠甲较短，双肩无披膊，其前甲衣长55厘米，后甲衣长49厘米。前甲、后甲甲片上下各七行，左右各八排，其中在铠甲前后下摆只编缀活动甲片三排，比一般甲衣少一排。铠甲紧身短小，便于骑射，到了汉代，骑兵甲衣变得更适合骑兵在马上动作的特点，此时铠甲只有甲身，护住战士的胸和背，在肩头上用带子系连式样的扎甲。同时也装备了铁制铠甲。　　秦骑兵的马具也有了进一步改善。从战国秦汉考古发现来看，陕西咸阳出土的2件骑马俑，骑俑是裸骑在马背上。过去人们一般认为古代中原地区马鞍出现在西汉时期，而二号俑坑出土的陶鞍马，马背上所饰的马鞍，其前后两端略略隆起，中部低凹，属低桥鞍。它的发现将马鞍出现时间提前了一百多年。特别到了东汉，马鞍已由秦时的低桥鞍变为高桥鞍。马鞍的使用在骑兵战术史上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它可以使骑兵的双手进一步获得解放，有效地增强了骑兵的战斗力。　　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改革就是为了让骑兵便利于在马上使用弓箭。所以战国时的骑兵普遍都装备弓箭的武器。从洛阳金村出土的战国铜镜上我们还看到骑士一手还拿着短剑。秦始皇陵兵马俑二号坑出土的骑兵俑手势及其周围伴随出土的铜镞、弓等来分析，可以判断秦代骑兵装备有弓箭。那么秦骑兵为何不使用弩呢?自战国以后，虽然弩由于射程远和命中率高而成为军队普遍装备的兵器，但因其张力太强，发射速度慢，没有弓轻便，因而骑兵不便使用弩。但弓只适用于中远距离的进攻，而不适于近距离在马上的格斗和防护自身安全，因此估计秦骑兵的武器还应有格斗兵器。但由于秦俑二号坑目前发掘面积有限，至今尚未发现除弓箭外的其他兵器。汶上孙家村汉画像石上的骑兵格斗图像有弓箭和戟，东汉雷台铜骑兵俑手执长矛和长戟。另外，据史料记载，汉骑兵还配有戟、长刀和剑。　　其次，我们从二号俑坑出土的骑兵俑可以看出，当时秦对骑兵选择有一定标准。战国时期各国骑士的选用都必须严格按标准进行，《六韬·武骑士》中言：“选骑士之法，取四十以下，长七尺五寸已上，壮健捷疾，超绝伦等；能驰骑彀射前后左右，周旋进退，越沟堑，登丘陵，冒险阻，绝大泽，弛强敌，乱大众者，名曰武骑之士，不可不厚也”。也就是说骑士必须具有超乎常人的体魄和才智，才能克服遇到的各种困难，发挥骑兵的优势而战胜敌人。秦国选择骑士的标准亦不外乎于此，陕西咸阳出土的2件骑马俑，体型伟岸，神态自若。秦始皇陵二号俑坑出土的骑兵俑，平均身高1.80米以上，体型匀称，神态机敏，正符合文献上所载的对骑士选用的标准。而且秦国骑士在当时非常著名，如《汉书·灌婴传》载：“汉王乃择军中为骑将者，皆推故秦骑士重泉人李必、骆甲，习骑兵。”《文献通考·兵考二》上曰，秦之故地“上郡、北地、陇西之地多骑士”。可见秦骑兵的素质非常高。　　从一般的骑兵源来看，秦汉两代的显著区别是秦不分边郡内郡均征为骑，而汉主要以边郡之民为骑。对此，陈直先生在《汉书新证》有一段分析。他说：“樊郦滕灌傅勒周傅第二十一(《汉书》卷四十一)皆推故秦骑士重泉人李必、骆甲。十页下(灌婴)直按：汉代边郡人为骑士，重泉属在冯翊，并非边地而作骑士，此秦代制度，与汉代不同之处。”由此可见，汉政府之所以重在征边郡之民为骑，是因为边郡之民在地理上与匈奴等少数民族相接，较内郡之民熟悉匈奴情况，而且也适应西部、北部地区的环境与气候，也较内郡之民善于骑射，有利于对匈奴的作战，所以“大抵金城、天水、安定、北地、河东、上党、上郡多骑士”。汉代的边郡骑士，在史籍上可以看到的记载很多，如晁错曾上书汉政府给边郡归降之民装备“坚甲弩衣，劲弓利失，边郡之良骑”。　　再次，我们从二号俑坑鞍马上也可看出秦对乘骑的军马要求也很严。秦俑坑出土的鞍马，高度正好1.33米以上，与秦简记载完全相符。秦对军马考核也极为严格，凡上交车骑部队的军马，均须身高“五尺八寸以上”，奔驰羁系要得心应手，驮乘跋涉要有耐力，否则主管官吏被视为训练调教不力，要受处罚，而且在军马考核中，成绩落后，主管官吏也要受罚，甚至革职。秦俑坑出土的骑兵鞍马俑，对于研究秦国骑兵特点无疑是珍贵资料。　　总之，秦入关中前，地处西北与戎狄杂居，善于养马、御马，与戎狄的战争一直未断。秦入关中后，同戎狄的战争更加激烈，这就为秦首先在中原地区产生骑兵产生了必要条件。战国时期，由于统一战争需要，秦大力发展骑兵部队也是必然的。从而形成了丰富的骑兵建设和作战经验，为汉强大骑兵部队的产生提供了准备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