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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一生致力于开疆扩土的帝王

君主制国家最突出的矛盾，就是人与权的矛盾，尤其对于一个大国而言。所有的大权都集中到一人之手，即令这个人是天才，是圣贤，也必须勤勤恳恳、呕心沥血才能治理好国家。如果面向全国选择，或者面向一个较大的族群选择，也不难选到这样的人。偏偏家天下的君主国家别无选择，只能选择皇帝的儿子而且嫡长子。如果碰巧是个有德有才且勤奋的人，那么就是全国人之福了。不幸的是，更多的时候，这个人只是个平庸之辈，或者是个有身体、精神等方面缺陷的人……全国的大权集中到这类人的手上，后果可想而知。汉匈之战更可怕的是，既然大权集于一身，就更易成为争夺目标，当权者被不安及恐惧感折磨在所难免，即使是性情温和的人，坐上皇位后被异化成为暴君，也是常有之事。这方面中国的例子俯拾即是。还是举罗马的例子吧。奥古斯都？恺撒假装是罗马的首席公民，他的4个继承者却神气了起来，模仿东方帝王的奢侈生活，其中两个坚持要作为神灵受人崇拜。但他们都没有安全感，这种心情像幽灵一样折磨着他们，终于将他们异化成了嗜血的暴君和怪物。4人中，提比利乌斯是个勤勤恳恳的官吏，接位时并不残忍，但接位后却将所有认为危险的人物全杀害了，因而得到了暴君的称号。凯尤斯是个25岁的青年，接位前很得人心，仅仅当了4年皇帝，就得到了疯狂挥霍和惨无人性的恶名。克罗狄乌斯是个有书卷气的中年人，继位后却要用征服来安抚自己恐惧的心灵。尼禄是个17岁的少年，热爱诗歌、绘画和音乐，皇位使之很快就成了一个沉溺酒色和杀人成性的暴君。所幸的是，中国不同于罗马。中国有近两千年封建制积淀的厚重道德和文化的维系，只亡朝，不亡国。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将在秦国已实行了百余年的郡县制推行到了全国，最初将全国划为36郡，后来随着领土扩展增至40余郡，郡下设县。既然在全国废除了封建制，原来六国的贵族阶级被消灭了，奴隶也随之自由了。他们在春秋时期瓦解了井田制，在战国时期趁乱掠夺了国有土地，国亡之后，他们的土地当然又都收归国有，交给百姓耕种。耕者有其田，生产力得到很大的解放。老百姓本应大唱赞歌才对，秦始皇为什么反而成了暴君呢？秦王朝统一中国后，欧亚大草原上的匈奴继蚩尤之后，又开始掠夺中国了，而且来势凶猛。再者，全国统一后百废待兴，如度量衡需统一，语言文字需统一，农田水利需统一整治，宫殿陵墓需要大规模开建……尤其是道路亟须统一修建。更大的压力来自突然取消封建制的反对之声。当年商鞅在秦国率先取消封建制，尽管取得了明显成效，却遭五马分尸。现在推行郡县制未见成效，却已有那么多贵族的利益被剥夺了，其中很多贵族还连命都丢了；近两千年的封建制已渗透到中国人的血液和基因中，废除封建制就意味着儒家文化的根被拔掉了，以儒家为主的知识分子，在思想观念和感情上难以接受，是可以理解的。在这种背景下，必须区分轻重缓急，先让那些得到田地的农民休养生息。此外，对那些反对郡县制的读书人，也应该尽量宽容一点。可是秦始皇又是怎么做的呢？他把六国的兵器统统收集到首都咸阳销毁，就以为从此天下太平，可以高枕无忧、率性而为了。他同时既大修长城，又广修道路；还兴建阿房宫，开建始皇陵等，因而必须增徭加赋，必须严刑峻法。这样一来，得到了田地的农民感到如牛负重，失去了对秦王朝的认同。秦始皇对那些多嘴多舌的读书人，甚至干脆来个焚书坑儒，让天下噤声，从此听到的全是阿谀奉承。他让统一后的中国变成了一个火药筒，自己却一心去求长生不老，且真的认为自己会长生不老，将仁柔的太子扶苏远调去北方边关，结果自己在巡视途中，因丹丸中毒而丧命，让无能而又凶狠的小儿子胡亥有机可乘，与宦官赵高、丞相李斯联手，害死哥哥扶苏而篡位。如果是扶苏继位，秦帝国也许还有救。秦始皇尽管是雄才大略的千古第一帝，却断送了江山。他的才干应不及其祖先秦孝公。秦始皇把个火药筒留给了秦二世，秦二世又丝毫不知去做拆引线的工作，结果氓隶之人陈胜、吴广押着900迁徙之徒去守卫渔阳，因大雨误期面临斩首，便索性揭竿而起，秦帝国很快土崩瓦解，绵延几百里的阿房宫被项羽一把火烧了，据说大火3个月不灭。秦王朝二世而亡，仅仅维持了15年。接下来是楚汉相争的故事。沛县的小亭长刘邦领导的起义军最先打入咸阳，功最大；楚地的项羽势最大，因为项羽不但军事实力最强，而且还打着楚怀王的旗号。灭秦后，刘邦被封汉中做汉王，项羽则把自己封到楚国做楚霸王，原来的楚怀王自然升格为皇帝。还有其他一些起义军首领被封到各地做了诸侯。原来六国的一些诸侯后裔也被人拥戴为诸侯王。中国似乎又恢复了封建制。但是休养生息不足一年，刘邦便带兵杀出汉中，要灭掉项羽，统一中国，做秦始皇第二。双方打了4年，项羽在乌江自刎而死，刘邦夺得天下。从秦帝国经过楚汉相争的大动荡再建立汉朝，实在是一种必然，因为已有近两千年历史的封建制如果顺顺当当就过渡到了君主制，那反而说明封建制在中国并非根深蒂固。所以，刘邦统一中国的功劳不亚于秦始皇，而他统一后的所作所为则比秦始皇高明得多。汉王朝刚建立，匈奴又汹汹而来。楚汉相争的几年匈奴远离了，一般认为是被强大的秦帝国军队吓走了，其实暂时吓退匈奴的应该是那座长城，因为一个在短时间内能建雄伟长城的民族，显然是不可战胜的。据《资治通鉴》记载，这次的匈奴首领单于是“杀父代立、妻群母”之后，率众而来。刘邦亲率30万大军抗击，没想到在平城被40万匈奴围了7天7夜，如果不是花千金买通了单于之母暗中说情，匈奴网开一面，刘邦怕是要在平城一命呜呼了。与贵族出身的秦始皇不同，小吏出身的刘邦深知国家久经战乱，必须与民休息，因而对匈奴得咬牙忍让，采取和亲政策。和亲政策持续了几个朝代。刘邦死后惠帝继位，实则吕后当权，再到文帝、景帝时期，都是对匈奴尽力忍让，对百姓则尽力减徭轻税，让百姓休养生息。结果，中国建立中央集权以来，有了第一个百姓安居乐业、国家日益富强的时期，史称“文景之治”。 “文景之治”其实是有深刻背景的，这背景就是既面临匈奴的外压力，又面临日益强大的诸侯国的内压力，文、景二帝不得不励精图治。内压力在景帝时已初步解决了。景帝朝时对中央政权有一个最大的威胁——“七国之乱”。原来，君主制国家既然是“家天下”，所以刘邦在平定了造反的外姓王后，新的政策是“异姓不王”，皇帝的儿子们一出生即可封王。而那些公爵、侯爵们的封地一般都很小，王子们的封地则很大。在刘邦内心深处，也许认为把土地封给自己的嫡亲后人，一定可以放心了。没想到仅仅几个朝代之后，这些封地多、兵将广的宗亲们，单独都有了力量造反，更别说七国联合了。七国要夺中央的权，要更加扩大所有王子们的封地，实际上是要把中国分掉，让中国再回到封建制。幸亏景帝朝中央政权已很强大，经过一场生死博弈，中央政权获胜了。也许正因为存在内外压力，才迫使景帝废了柔弱的太子刘荣而让刘彻继位，这就是英武盖世、雄才大略的汉武帝。他一继位就实施了“众建诸侯小其国”的“推恩令”，即将各诸侯国的国土，平分给各诸侯王所有的儿子，从而杜绝了同姓诸侯王国再造反的后患。汉武帝一生做了四件大事：文治、法治、武攻及派张骞出使西域建立丝绸之路。汉武帝一继位即下诏“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由他“亲策问以古今治道”，还御笔朱批人事部门的奏章：“不举孝，不奉诏，当以不敬论；不察廉，不胜任也，当免。”我们前面已说过，中国历代帝王是以防御为主而极少扩张，即令是统一六国的秦始皇，也只是征服百越而建立了桂林郡，其余全是防守，修筑万里长城就是倾全国之力防守。唯独汉武帝一生都是以征服和扩张为主。汉武帝首先是铁拳砸向西北方的匈奴。至于匈奴如何成了击垮罗马的“锤子”，下一章再交代。由《资治通鉴》的记载不难看出，匈奴各部落尚处于伙婚制阶段，甚至是以母系下传。他们在中国西北方的草原安家后，需要一个自我进化阶段，所以才会接受汉朝的和亲政策，但他们一边享受和亲政策的种种好处，一边并未停止过对汉朝的掠夺。他们尽管没有大举入侵，但经常万骑入境，杀官吏，掠财物，抢人口，甚至一次掠走千人。从公元前202年刘邦登基到公元前140年汉武帝继位，在长达6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已习惯了汉朝的只防御不反击政策，所以也就养成了捞一把就走的习惯。没想到会突然遭到反击，而且汉军竟会深入他们的境内作战。从此，双方的仗是越打越大，越打越残酷。下面只举两个人的例子，就足以说明与匈奴作战的持久性和残酷性。一是李广。“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唐王昌龄《出塞》）说的就是这位飞将军李广。他一生与匈奴大小70余战，是闻名古今的抗击匈奴名将。他一生廉洁，得到赏赐就分给部下，平时与士卒共饮食。他年薪2000石，可是40多年来家无余财。他臂如猿，力似牛，射技极佳，每射必中，曾一箭穿石。他带兵，在缺水缺粮的地方见到了水，士卒不饮完，他不走近水；见到了粮，士卒不吃完，他不尝一口，士卒因此都乐为他死。可是，一次与匈奴会战，他带的军队迷路了，结果误了军期，按法令是一定要对簿公堂的。他一世英名，不愿回国后面对刀笔之吏，同时也为了把责任一人担下来，竟自刎而死。他死后，三军皆哭；百姓听说后，无论老幼皆哭泣失声。另一个是李广的孙子李陵。李陵一次带着5000人与匈奴十几万大军遭遇，被匈奴大军团团围住，仍然坚持了10天，转战千里，杀敌超过己军几倍之多。其交战的惨烈程度，《史记》和《资治通鉴》中都有较详细的描写。这里摘录《古文观止》中李陵答苏武书中的一段：昔先帝授陵步卒五千，出征绝域，五将失道，陵独遇战。而裹万里之粮，帅徒步之师，出天汉之外，入强胡之域。以五千之众，对十万之军，策疲乏之兵，当新羁之马。然犹斩将搴旗，追奔逐北，灭迹扫尘，斩其枭帅。使三军之士，视死如归。陵也不才，希当大任，意谓此时，功难堪矣。匈奴既败，举国兴师，更练精兵，强逾十万。单于临阵，亲自合围。客主之形，既不相如，马步之势，又甚悬绝。疲兵再战，一以当千，然犹扶乘创痛，决命争首，死伤积野，余不满百，而皆扶病，不任干戈。然陵振臂一呼，创病皆起，举刃指虏，胡马奔走；兵尽矢穷，人无尺铁，犹复徒首奋呼，争为先登。当此时也，天地为陵震怒，战士为陵饮血。单于谓陵不可复得，便欲引还。而贼臣教之，遂使复战。故陵不免耳…… 苏武因出使匈奴，被匈奴扣留并逼降。苏武宁死不屈，匈奴便将其流放到最偏远的北海（今贝加尔湖）牧羊。苏武独自一人，唯一做伴的就是那根出使的汉节，没有粮食就挖野鼠、采菜籽果腹，但牧羊19年仍不变节。后来汉朝得知苏武还活着，经交涉苏武才得归汉。在匈奴，苏武与李陵见过面，知道李陵被捕后之所以降，是因为想找机会反击匈奴以报效祖国，没想到汉武帝却因李陵投降而杀了李陵全家。尤其老母因自己被杀，李陵更为痛苦。苏武深知李陵降后在匈奴的心境和处境：“自从初降，以至今日，身之穷困，独坐愁苦。终日无睹，但见异类……举目无亲，谁与为欢。胡地玄冰，边土惨裂，但闻悲风萧条之声，凉秋九月，塞外草衰，夜不能寐，侧耳远听，胡笳互动，牧马悲鸣，吟啸成群，边声四起，晨坐听之，不觉泪下。”有气节的苏武知道李陵实际是个有气节的人，汉武帝死后写信劝李陵归汉。可是后来又遭灭族之灾的李陵，虽然降匈奴后从未反过汉，但也不可能再归汉呀。当朝廷再派人来劝李凌归汉时，李陵说：“归易耳，丈夫不能再辱。”遂死于匈奴。汉武帝生前虽然没能灭掉匈奴，但是先后九次出击匈奴，共消灭匈奴约16万，受降5万多人。特别是最后一击，已基本将匈奴逐出了今天中国西北的大片土地，从此匈奴再不敢大举侵扰中国了，百年匈奴边患得到极大缓解。汉武帝在原来匈奴占据的地盘设立了武威、酒泉、张掖、敦煌郡，还进军楼兰（今新疆若羌）、姑师（今新疆吐鲁番）等地，同时移民几十万囚徒去几千里外的西北屯田。正是因为匈奴势力削弱，汉武帝才派遣张骞出使西域得以成功，闻名中外的丝绸之路也才得以构建。在北击匈奴的同时，汉武帝也向中国的西南、东南、东北扩张。他派人招降贵州夜郎，划归犍为郡，又让司马相如招降邛都郡，还将云南划为益州郡，从此西南大部归入汉王朝版图。他征服南越，共设南海、苍梧、儋耳等九郡，即今天的广东、广西大部分地区和海南岛全部。他征服朝鲜，设乐浪郡、玄菟郡、临屯郡、真番郡。他总共增设28郡，把汉王朝的疆域扩大了一倍以上。了解了汉武帝的“武攻”后，再说汉武帝的“法治”。由李广、李陵爷孙的命运，读者想必已能感知，汉武帝的所谓“法治”，其实就是任用酷吏，严刑峻法，完全可以称之为“残暴”了。一个强大帝国有雄才大略的君主，最容易走上扩张道路，而要扩张，要开疆拓土，就很难推行仁政，严刑峻法往往是必然的选择。正是因为汉武帝对李陵实行严刑峻法，才会迫使其他将士在与匈奴作战时，宁愿战死也不愿被俘投降。再说其严刑峻法，并不是只对别人不对自家。请看下面的两个例子。汉武帝的妹妹隆虑公主，只有一个儿子叫昭平君，其娶了汉武帝的女儿夷安公主。但是只有隆虑公主最了解儿子也最了解哥哥，死前便用金千斤、钱千万来豫为昭平君赎死罪。汉武帝也许是为了让妹妹瞑目，同意了。后来昭平君杀了一个主傅，很多人请求汉武帝兑现对妹妹的承诺，免昭平君之死。可是汉武帝却垂泪不止地说：“妹妹也确实只有这一个儿子，死前也曾托付给我，但是法令是先帝制定的，因我妹妹而诬乱先帝之法，我何面目进入高祖皇帝的祀庙呢？况且又辜负了万民。”之后朱批杀了自己的亲外甥兼女婿昭平君。汉武帝一生都想求仙长生不老，《史记？孝武本纪》几乎全篇讲的都是他的求仙故事。一些江湖术士闻风而来，充满宫中。因长年征战，加上严刑峻法，无论民间还是朝廷，对其啧有烦言，这成了其最大的心病：怕别人暗中诅咒自己。那些江湖术士便乘机在宫中弄起了巫蛊，几百个大臣及宫中之人因巫蛊而丧命。其中一个叫江充的术士，知道太子非常贤德仁厚，而且讨厌江湖术士，如果汉武帝一死，自己绝无好下场，便决定对太子下手。要扳倒太子同时也得扳倒皇后，便诬称太子、皇后宫中也有巫蛊，带人将太子、皇后宫中掘地三尺，弄得太子、皇后的床都没地方放。显然是捣鬼，他还真的在太子宫中挖出了上有诅咒之符的小木人。这时摆在太子面前的有两个选择：要么学秦始皇的太子扶苏，要么有所行动。其实，扶苏当年接到秦二世送来的假遗诏时，大将蒙恬曾劝他先调查核实。他也想调查核实，问题是在他心目中父皇是极其残暴的，如果等调查核实后再死，那么死的就不止他一个人了，或许还有他的母后和妻儿。此时汉太子无论心目中关于父皇的形象还是关于自己的处境，都与扶苏一样，他决定选择走扶苏之路。无奈由于众人的劝阻加上江充的猖獗和步步紧逼，鬼使神差般又让他杀了江充决定自辩。这就导致了太子府兵和中央官兵交战，又导致众多官吏和数万官兵的死亡，同时自尽的还有皇后。太子兵败，带着两个儿子逃亡月余。不久汉武帝就有所醒悟，意识到太子是蒙冤，但已是骑虎难下了。没想到酿成更大的悲剧：太子因被人发现而吊死，汉武帝两个可爱的皇孙也丧命。至此也许读者都会奇怪：如此穷兵黩武、残暴成性的汉武帝，怎么会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呢？这岂不是既荒唐又矛盾吗？就让我们探讨一下汉武帝的心路历程。以反击匈奴始的汉武帝，年轻时的崇高目标是建立盖世武功，因而必须有很好的文治和极严的法治。也就是说，他最初只是把文治和法治当成了手段，而武功才是目的。所以，他最初只是因重文和选拔人才才尊儒术，并没有到独尊的地步。可是武功建立之后，他看到和得到的又是什么呢？首先是“文景之治”积累的财富被他耗尽，中原百姓负担不断加重。汉武帝的扩张与西方世界扩张的最大不同是，后者主要是为了掠夺，而前者只是为了开疆扩土。如他建立东南九郡后，只要九郡认可中央政府就行，并不在九郡征赋税、募徭役。所以三国时代之后，中原内乱，把九郡几乎遗忘了，九郡的人民并没有因为脱离了中央政权而庆幸，而是怀念中央政权。这才有了在几百年之后，冼夫人领导岭南包括海南岛人民主动回归中央政府的事发生。汉武帝的扩张政策虽然有利于后世，却加重了中原百姓的负担。其次是那么多不该杀的功臣杀了，乃至殃及功臣的全族，汉武帝心里就真的那么平静吗？还是拿李陵为例。汉武帝并不想杀李陵全族，可后来接到报告，说李陵帮助匈奴人对付汉军，才杀了李陵全族。再后来，证实帮助匈奴对付汉军的是李绪，李陵因为从来不助匈奴，差一点被匈奴的阏氏杀了，匈奴的单于实在敬重李陵是一条汉子，把李陵送到遥远的北方藏起来，才使之逃过一死。知道了这些，汉武帝心里就一点也不难受吗？最后是太子和两个皇孙的死，让他悲伤至极。他彻底从求长生不老的梦中醒了过来，赶走了所有的江湖术士。这一醒悟让他和秦始皇及后世的唐太宗李世民比，至少提升了一大层次，因为秦始皇和李世民都是至死不悟。李世民也是因为久服丹丸中毒，52岁就离开了人世。在其痛苦的心路历程中，汉武帝显然对自己年轻时的崇高目标——建盖世武功有过深刻反省。是呀，如果不根本调整扩张心态，扩张起来有个尽头吗？永无止境地征服下去，得到的只是土地，失去的却是道德，是民心，是教育，是太平，是君臣和谐……是中华文明。所以，他在最后两年，才会将“武攻”改为“武备”。他在《轮台诏》中谆谆告诫众臣：“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此诏堪为中国皇帝第一个“罪己诏”！所以，他才会从“文治”式的“尊儒术”，发展到真正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因为只有儒家的根才深深扎在几千年的封建制中，儒家才是封建制最嫡亲、最正统的传承；选择了儒家才能继承封建传统、封建思想、封建文化、封建血脉……中国虽已不是封建制国家，但仍可称为“封建国家”；选择了儒家就意味着选择了礼仪，选择了仁政，选择了保守，选择了防御。中国从此永远不再对外扩张了！正是因为这正确的选择，才让汉武帝站到了中国所有封建帝王中的制高点！

解密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却不敢瓜分中国的原因

有人说，八国联军是一场以微小的力量保护各国使馆人员安全的正义斗争——这种掩人耳目的理由无疑是苍白而空洞的。回望历史，关于八国联军的侵略和野蛮的烧杀抢掠行为，令人发指而罄竹难书。4亿5千万两白银的战争赔款，对北京皇城、衙门、官府的大肆掠夺，对大量中国文物和文化遗产(包括故宫、颐和园、西山以及圆明园)的偷盗、抢掠、破坏都是前所未有的。没有人能忘记，祖宗也不愿意我们忘记。　　1900年5月20日，为了镇压中国国内轰轰烈烈的反帝斗争，任各国驻华首席公使的西班牙公使葛络干，召集了有英、法、德、意、美、俄、奥、日、西班牙、葡萄牙、比利时各国公使参加的11国驻京公使团会议。法国公使毕盛煽动各国立即调兵前来直接屠杀“造反”的中国人。英国公使窦纳乐提出更为狡猾的方案，就是“先礼后兵”，也就是说，各国联合对清政府施以强硬压力，让清政府立即镇压和取缔义和团，如果清政府不同意的话，再派军队进行武装镇压。　　窦纳乐的方案得到了各国公使的同意，因此1900年5月底，英、美、德、法四国公使先后照会清廷，限令清政府在两个月内剿灭义和团，否则将直接出兵干涉。清政府接到11国公使发来的照会，大臣们一个个心惊胆战。由于两派意见无法统一，不能给列强“满意的答复”。以后，各国公使天天去总理衙门大吵大闹，慈禧在他们的压力下，同意各国调兵来京“保护使馆”，但人数不许超过每国使馆30名。　　列强无视清政府的要求，5月31日，由英、法、俄、美、意、日等国组成了336名侵略军，从天津出发然后侵入北京。6月2日，56名德国侵略军和20名奥地利侵略军也随之侵入北京——这是八国联军第一批侵入北京的先遣队。这时，各国开始继续向中国派出大部队。到6月2日，天津大沽口外的各国军舰已有24艘。　　第一批侵略军进入北京后，联军的后续部队不断从大沽口登陆。6月9日前，进入天津租界的八国联军已达两千多人。6月9日，英国驻京公使窦纳乐发了一份电报给英国驻大沽口海军司令西摩尔，让他立即率领部队进入北京增援先头部队。西摩尔接电后，在两小时之内就从大沽乘船沿白河向天津进发，当天就抵达天津。同日，即在天津召开了各国驻津领事和海军司令联席会议，讨论夺取天津城，并由铁路侵人北京。　　经过细心的谋划，这股列强军队由英国西摩尔海军中将为统帅、美军麦卡加拉上校为副统帅，组成联军于6月10日早晨由天津向北京进发。6月10日清晨开始，西摩尔率领的八国联军2000多人，分几批乘坐五列专车由天津前往北京。西摩尔联军出动的消息传到北京，激起了很多人和部分清军的强烈愤慨。京津各地义和团立即奔赴铁路沿线阻止侵略军的北进，清朝董福祥的甘军则控制了北京的火车终点站，义和团扒掉铁轨，搬走枕木。　　由于沿途铁路被毁，迫使西摩尔乘坐的第一列火车只得边修路边前进。他们在24小内才前进了3英里。6月12日下午，侵略军挣扎到廊坊附近，西摩尔指挥军队抢修被拆毁的铁路，结果被赶来的民兵和清军围困在廊坊车站。6月14日清晨，西摩尔指挥联军打算突围出站继续北上，却遭到中国军队发动猛烈攻击，双方又发生了一场激战。　　西摩尔率领的这支2000多人的侵略军，使用的是近代洋枪洋炮，从6月10日到26日，在半个月时间里却被中国军民打死62人，打伤228人。但因为武器落后，在这次战斗中，中国武装被西摩尔联军杀死的有好几百名。不可否认，中国人民的抗击意义重大，就连西摩尔自己也承认：“如果中国人所用的武器是近代枪炮的话，那么我率领的联军必定会全军覆灭。” 　　西摩尔被困于廊坊车站后，聚集在大沽口外的列强联合舰队为了解救西摩尔，便发动了对大沽口的进攻，目的是占领这个京津的桥头堡，打通京津的道路。八国联合舰队为决心攻下大沽炮台，先后集中了三十多艘军舰，联军攻陷大沽后，分兵向新河、北塘、天津等地进犯。　　对于列强军队的进攻，6月21日，清政府以光绪的名义，向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俄罗斯、西班牙、比利时、荷兰、奥匈帝国等11国同时宣战。6月17日大沽陷落后，大批侵略军登陆向天津杀来。这期间，天津周围的义和团也一批批向天津集结。6月21日，联军数千人从大沽向天津进发，当时铁路被义和团破坏，军舰又进不了海河，只得步行跋涉。他们一出塘沽就遇上前来复仇的群众，大批义和团赶来，迫使他们边行军边打仗，直到23日才到达天津租界，而且也付出了死伤二百多人的代价。　　到达天津的各国联军遭到了强烈阻击。天津战役犬牙交错地进行，双方既攻又守处处都是战场。6月末到7月初，八国联军向天津大举增兵。6月30日，联军在大沽登陆达14000人，以后又不断增兵，7月上旬天津已有各国军队两万余名。7月初，直隶总督裕禄召开了义和团和清军联席会议，统一部署了围攻天津租界的战役。不论男女老少、士兵平民，都投入了攻打租界的战斗中。7月9日，租界里的侵略者摆出决战的架势，他们分兵几路，对围攻的中国军队进行大肆反扑。　　天津陷落，八国联军一部分留驻天津维持殖民压迫、屠杀天津人民和抢夺租界地盘，另一部分向北京进犯。7月底到8月初，联军头目频繁集会，谋划侵略计划。8月4日，进犯北京的军队正式组成，开始向北京进发。总计19000多名。　　7月13日，即天津沦陷的前一天，宋庆、直隶省总督裕禄所带三支部队1万余人舍天津不守而退至北仓。由于慈禧无心抗战，因此也没深究，把裕禄“革职留任”，让他们继续在京津间布防。北仓无险可守，守军只好挖了一条十余里的深沟，引河水以作屏蔽。日、英、美13000侵略军行抵北关虹桥，见北仓清军设防，即在武库一带布阵，准备攻打北仓。在联军的进攻下，清军退到了北京和天津之间的杨村。没多久，联军追至杨村，清军又一路溃逃，宋庆沿运河不敢回头直向通州逃奔。　　裕禄逃跑没多远，仅余几个随从，穷途末路的他只能举枪自尽。这一仗，清军有3000多人被联军打死。兵败如山倒，联军的犀利进攻打得清军和义和团丝毫没有招架之力。当负责抗击联军的李秉衡败退到通州张家湾服毒自尽不久，也就是8月13日，联军终于攻到了清王朝的首都北京城下。　　八国联军攻占通州后，直扑北京城。此时北京城的清军有荣禄的武卫中军、董福祥的甘军40营约15000多人；神机营、虎神营15000人；宋庆等败退下来的部队约1万多人；加上直隶练军、各地来京的“勤王”军，不下8万余人。这么多部队，加上池深垒坚的北京城，以逸待劳，2万人的侵略军想攻入北京城不太可能。不过慈禧太后逃跑的主意已定，在与八国联军的战争中她根本不想抵抗，这就失去了抗击侵略者的领导核心。　　8月14日，联军开始进攻北京城。俄军在司令官华西里耶夫斯基的指挥下，偷袭了北京城东便门。东便门失守之后，俄军又开始进攻建国门。当俄军攻击建国门的激战进行时，日军乘机向朝阳门、东直门进攻。紧接着3000名英军也向广渠门发起攻击。法国以及其他国的侵略军随之也冲了上来，没有多久，北京城就沦陷了。慌乱的慈禧挟持着光绪帝于15日清晨6点仓皇出逃。　　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后，进行了疯狂的烧杀抢掠。8月16日，侵略军为了抢劫杀戮方便，各国头目召集会议，议定分区占领北京。几经争吵后，决定内城四牌楼以北为日军占领区；永定门以东，北至东珠市为英军占领区；永定门以西，北至骡马市为美军占领区；四牌楼以南，由俄、奥、法、意分别占领。不久德军主力达京后，在俄国占领区域旁扩展一区为德军占领区。各方领区成了侵略军分得的肥肉，他们各把自己的国旗竖起，分设官员，加以统治。　　八国联军侵占北京之后，重新调整了侵略部署，制订了新的侵略计划。他们调兵遣将，以京津为中心，四出攻掠。八四联军的铁蹄踏遍了直隶全境，震动了山西、山东两省。联军随后又沿津榆铁路向唐山进攻。八国联军从京津向东攻占了北塘、芦台、唐山、山海关，把津榆铁路全线控制后，又从京津两路出兵，向直隶中部陵地进军，以攻占保定为主要战略方向。　　由于联军东犯山海关、南据保定城，直隶全境被其窜扰，山东、山西俱皆震动，逃到山西太原的慈禧太后非常害怕，又在10月1日由太原启程，继续向西南方向逃奔，终于在10月26日逃抵西安。八国联军见此光景，步步紧逼，指挥联军向山西、山东进兵，扩大对中国的侵略，同时进一步对清政府施加军事压力。　　1900年冬季，八国联军不断从京津调兵南下，增兵保定一线，以便大举兴师扩大侵略。至11月中旬，侵略军在保定集兵完毕，经过一番策划，使分兵三路向山西进犯：一路是法德联军，由保定向南取道定州、新乐、正定、获鹿、井径，而后向山西进发；一路是德国侵略军，取保定中路西攻唐县、曲阳、阜平，从龙泉关出直隶，向山西五台山方向进犯；一路是英德联军，取保定北路攻新城、凉水、易州、紫荆关、广昌，向山西灵丘方向进犯。　　面对八国联军的犀利进攻，清政府生怕守军打击敌人会激怒联军，影响议和。因此，严令守军只准“严固防守”，不准‘‘借口进兵”。这就更加助长了敌人的气焰。在联军三路出师进攻山西的同时，他们又集结天津、保定部分兵力于直隶中部，然后挥师南下，逼近山东。　　当大兵压境之际，出东巡抚袁世凯大为震惊。袁世凯立即向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等中央大员求救。李鸿章极力在帝国主义面前讨好；袁世凯致电德国驻华公使穆默，强调其一直在维护德国在出东的利益，现在一切正在发展中，如果让其他国家打进山东来，对德国在山东的各项利益将有极大威胁，因此，希望穆默权衡利弊，阻止其他军队向山东派兵。　　自从天津、北京陷落，慈禧太后出逃，到议和条款初步确定，其间10个月有余，八国联军控制了整个直隶省。东至山海关口，西达山西边境，南到山东省，北临承德、张家口，尤其是义和团活动的中心地区，其他地区也以“剿匪”为名，无处不劫、无地不控。各地的清朝文武官员都商定，“洋兵到时，各办食物供应”，而把守城军开出城府数十里去，免得和敌人发生冲突。而且，为了向联军献媚，在联军到达时，这些地方官员更是以杀害义和团来表示自己的“盛情”。　　八国联军攻城略地，是近代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侵略战争。八个帝国主义国家出兵六七万人，攻占了天津和北京，控制了直隶全省；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朝统治者逃亡到西安，听任帝国主义的宰割和惩办。中华民族的危机达到了空前严重的地步。　　在“如何对待中国，如何处置清政府”这个问题上，联军占领北京后各国政府派到中国的使臣进行了长期的争论。从各个侵略者的愿望及其行动看，都想瓜分乃至独霸中国为他们的殖民地，但是他们又都表示反对瓜分中国。究其原因，并非帝国主义大发善心，而是从其自身的利益因素考虑的：　　第一。义相团运动和各地人民顽强抗击八国联军使他们感到瓜分中国是很危险的事。八国联军的统帅瓦德西在侵略中国之前认为中国人不堪一击，可是八国联军的侵略遭到人民全力抗击的时候，开始对中国人的反抗产生了畏惧心理。他在给德皇的报告里就说过：“中国的皇室、官吏及上流阶级是腐败无知的，但是中国下层社会的四万万人，却‘含有无限蓬勃生气’。” 　　英国人赫德，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当时在中国生活已有40多年，他从中国人的反抗中认识到，中国人已从睡梦中刚刚醒来，如果实行瓜分，将促进中国人更加觉悟，必将起而反抗殖民统治者。因此，他建议英国扶持清朝政府，达到以华治华而为列强服务的目的。　　第二，由于列强之间尖锐的矛盾。如果实行瓜分。列强之间必将发生一场争夺和厮打。他们各自已经取得的利益，有可能丢失。　　所以，当时各国都有一种力求维护自己既得利益，减少互相冲突的愿望。比如1900年7月，美国向列强提出的“门户开放”政策，其内容主要是“保持中国领土和行政的实体，维持一切以条约和国际法所保证的友好国家的权利”。就是要表面上还让清政府的统治机构继续存在，而实际上让其作为列强统治中国的代理人，使各国在中国的各种侵略利益由清政府代他们去保护和执行，列强间则可以保持着共同支配中国的“神圣同盟”。美国的这种政策提出后，得到了各国的同意。经过一段讨论和争吵，“门户开放”，“利益均等’’的政策，成了各国对待中国的基本原则。　　慈禧太后逃离北京后，不知道事情会发展到何种地步。至于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命运她也不管，她最关心的是列强们会怎样处置她。为尽量求得各国谅解，她发出了一连串谕旨，命军队严厉镇压反抗的中国人，各地方官员好好接待前去杀人放火的侵略军队。同时迫不及待地派庆亲王、李鸿章等投降议和，让李鸿章等人求侵略者宽恕她本人的罪过，这一条如得允许，其他问题都可以商量，而‘‘如有万难应允之事，先为驳去，是为至要”。　　其实慈禧太后早在八国联军攻陷北京、经太原逃往西安的时候，就曾派李鸿章为代表乞和，但侵略者不急于立即开议。各国经过反复商议后，才决定与清政府议和并继续维持以慈禧太后为首的统治。1900年10月5日，李鸿章以全权代表身份抵达北京。李鸿章从各国公使口中了解到侵略者的一系列要求，就立即紧向西安奏报，慈禧不问何不合理，有求必应。　　八国联军的军事行动，以清政府与总共11个国家签订《辛丑条约》为终。法国向各国提出备忘录，包括惩凶、赔款、在北京及其附近地区驻军、拆毁大沽炮台等六项要求作为议和的先决条件，为各国所赞同。　　英、俄、德、日、美等国又在法国提议的基础上加以补充，扩大为议和大纲12条，于12月24日强迫清政府接受。此后它们又依照大纲拟出详细条款，于1901年9月7日与清政府代表奕勖、李鸿章正式签订《辛丑和约》。《辛丑条约》规定清政府赔款白银4亿5千万两(4亿5千万即当时中国总人口，以示每人一两，达羞辱中国人之意)。联军占领北京后，对北京皇城、衙门、官府大肆掠夺，因而造成大量中国文物和文化遗产(包括故宫、颐和园、西山以及圆明园)的失窃、破坏。　　1840年，西方资本主义用坚船利炮打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一场场强加给中华民族巨大的灾难。近百年来世界上几乎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都对中国发动过一次甚至多次侵略战争。有公然入侵，也有不宣而战；有单独入侵，更有合伙劫掠，强迫中国签订了数以千计的不平等条约。而八国联军对中国的侵略，就属于合伙劫掠的一种。　　有人说，八国联军是一场以微小的力量保护各国使馆人员安全的正义斗争。这种掩人耳目的理由无疑是苍白而空洞的。回望历史，关于八国联军的侵略和野蛮的烧杀抢掠行为，令人发指而罄竹难书。八国联军侵华从酝酿组建到撤军完毕经历了一年半左右的时间，即便从第一批“使馆卫队，，侵入北京算起，亦是经年有余。八国总兵力累计可达12万之众，是中国近代史上除沙俄侵占东北战争之外，侵略军入境数量最多的一次。此次帝国主义联合侵华战争对中国近代社会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的真正动机和实质目的是镇压中国人的反抗，保住并扩大各国在华权益，使中国进一步殖民地化。　　至于“为解救公使而战’’的说法纯属借口，而且这种借口也是根本不能成立的。况且在列强大肆策划调兵之时，使馆区还没有受到任何威胁，清政府当时对使馆一直都是采取保护态度和保护措施的。可以说，围攻使馆事件与八国联军侵华没有直接因果关系，确实是“衅口彼开”。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使中国蒙受深重灾难。屈辱的《辛丑条约》大大地加深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的程度。在这场攻伐和反攻伐，侵略和反侵略的战争中，清政府到底做了些什么？　　清政府在对外“宣战”后的一段极短的时期内，似乎也有意利用对西方列强动武，为自己泄愤。正如慈禧所说的：“中间一段时期，因洋人欺负得太狠了，也不免有些动气”。表面上支持向洋人宣战的慈禧，实际上又完全站在对内镇压对外投降的根本路线上的。慈禧的这种态度，在“宣战”后第五天就已经显露出来。和联军宣战不久，她当即派荣禄前往使馆要求停战，与此同时，慈禧还向东南督抚和驻外使节清楚地表明了自己的心迹。　　自1900年6月25日以后，在军事上和外交上，清政府实际上对帝国主义都“处处留着余地”。所谓的“围攻”使馆，实际上正如清廷自己所承认的是“苦心保护”。在外交上，清廷更是积极进行投降求和的准备。1900年7月3日，清政府电令驻日、英、俄三国公使，分别向三国君主呈递国书，请求他们“排难解纷”，以“挽回时局”。但清政府的迫切求和表示，并不能丝毫动摇帝国主义要攻陷北京迫使清政府彻底屈服的决心。登陆大沽口，攻陷天津向北京进发以及列强后来的攻伐都无一例外地证明了这个结论。　　但清王朝的乞和并没有阻挡得了八国列强铁骑攻伐的步伐，天津、直隶、山东、山西无一例外地遭到了列强们的欺辱和蹂躏。清政府没能救中国，也没能救首都北京城。在这场轰轰烈烈反侵略的战争中。清政府不可救药地败下阵来。而轰轰烈烈的农民反抗运动，也在帝国主义的联合镇压以及清政府的无耻出卖下，终于遭到失败。　　八国联军侵华史，可谓一曲悲歌，千古遗恨。一百年过去了，再过一百年，人们还会追忆这段历史，追忆这段历史就会引起炎黄子孙不尽的沉思和痛苦，激起亿万人振兴中华的热情。八国联军无情地把五千年的文明古国踏在脚下，让这个一向认为是“天朝上国”、世界中心的国家俯首称臣，凭的是什么？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大国，为什么敌不了区区几万洋枪队？　　今天从昨天走来，明天又与今天相连。清醒地、理智地对待我们民族沉重的带有悲壮色彩的历史，从新的角度去评价发生在自己所处的国土上的悲剧，吸取教益，激发起我们深沉的忧患意识。回顾历史，八国联军侵华的悲剧史，至今仍然让我们产生深深的耻辱感。但也许正是这段历史的悲剧唤醒了华夏民族的情感，唤醒了奋进意识，没有耻辱感就不会有民族责任感和时代紧迫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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