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北伐军最后悲壮的一战：冯官屯之战
1854年4月29日，太平天国北伐军在林凤祥、李开芳带领下，冲破重围，自阜城南下，于5月5日攻克连镇。为接应北伐援军，李开芳又与林凤祥相商，于5月28日统带630余名骑兵南下，次日占据高唐，在高唐与胜保为首的清军相持9个多月。1855年3月7日，僧格林沁攻克连镇，北伐军主力覆灭，旋奉命“带兵驰往高唐督办军务”。李开芳又于3月17日夜率余众300余人自高唐突围而出。太平天国北伐战争进入最后的阶段。 自高唐突围后，太平军直奔东南而去。僧格林沁亦整队穷追。途中，太平军打听到茌平冯官屯粮草甚多，遂一鼓而进，向屯内发动攻击。当地地主武装企图抵挡，但经不住太平军的锐利攻势，武监生邹桂林等执械阻挡，先后被杀，太平军乘胜占领了冯官屯。鉴于该屯不仅确实有粮，而且还有城堡，加上后面官兵追赶甚急，太平军遂决定在此据守，进行最后的抵抗。 冯官屯距高唐州城45里，距茌平县城18里。 “屯内富室之居高楼大厦，缭以墙垣，皆砖石为之”，“十分坚固，炮不能入”。太平军占据该屯以后，迅速“用各种大木器周围堵住”，“内掘陷坑，排列枪炮，守御极严”。僧格林沁率领清军“追至屯外，用马步队圈围”。太平军见官兵近前，即放枪炮。僧格林沁只得率部在屯外“环圩筑堤、扎望楼以围困之”。 3月19日，僧格林沁即以优势兵力向太平军发动猛烈进攻。官兵蜂拥而前，很快由屯西攻入村内，双方短兵相接，展开肉搏，战斗极为惨烈。太平军在猝不及防的情况下，浴血奋战，杀伤一批清军。但太平军伤亡亦重，终以敌众我寡，被迫放弃西面两村，退守冯官屯东南一隅，继续抵死抗拒。 3月22日，清军从高唐将大炮运到，遂向冯官屯轰击，轰倒楼房数座，太平军伤亡多人。当时，李开芳将作战指挥部设在地主邹振岐家，而邹振岐早已逃出冯官屯，并令其子邹湘皋往僧格林沁大营报告李开芳所在位置，于是“官军以巨炮轰击，仓箱尽毁”，以致太平军无所得食。从此，太平军粮草渐渐缺乏。其后，僧格林沁更是屡令官兵向村内轰击，致使“村内房屋，皆被击塌”。在这种情况下，勇敢机智的太平军将士们，“因房屋不能栖止，在村内挖掘地壕，盘旋三匝，可由地下通行”，然后又在壕沟中挖掘地窖，“以避枪炮”，且资住宿。在窖外，又遍挖小孔，“伏于地下向外瞄视”，若官兵来攻，即向敌开枪”，故能击敌而不为敌所击。李开芳甚至还利用所挖地道，对付清军炮队，将僧格林沁“炮台轰倒，击死炮队弁兵多名”。 3—4月间，官兵连日进攻，屡屡受挫。太平军区区数百人，打起仗来却异常英勇顽强，官军每次进攻都是丢下一批尸体，大败而回。这一切简直使僧格林沁束手无策，更生怕旷日持久而重蹈胜保被革职问罪的覆辙，在万般无奈情况下，僧格林沁又重演水攻连镇的故技，僧格林沁下令“沿河筑堤”，以便开渠引水入屯。由于“运河势低，冯官屯地高”，僧格林沁“先将四周筑墙，外挖宽沟，挖壕之土，加培内墙”。僧格林沁征集民夫，“沿道筑堤”，开挖渠道，“自东昌三孔桥起，至冯官屯石桥止”。此沟口宽五六米，底宽2米有余，深约2米，长达123华里，费时逾月，用去52000余贯钱，至4月19日完工，即引运河水入壕。僧格林沁更飞速调集民夫2000人，用水车巴斗将水灌入墙内，墙外仍筑土墩，排列枪炮，“令兵勇站立瞭望”，“加意防范”，以防太平军“突出挖墙倒浸”。“自水灌入壕后，将贼偷挖地雷多处均冲塌陷。”从此，北伐太平军的斗争，便进入了最艰苦、最悲壮的阶段。 在此期间，太平军也一面坚守阵地，一面继续寻找机会突围。4月14日，太平军不动声色，潜行出壕，向屯西南清军发起猛烈进攻，以为突围之试探。清军发现太平军的意图后，立即组织兵力拦阻。由于清军枪炮密集，太平军遂被迫退回屯内。次日夜间，太平军又沿着向西南清军炮台方向早已挖好的地道运动，乘清军不备，“全队扑出，直冲炮台”。在太平军突如其来的攻势面前，炮台清军登时溃乱。守将格洪额见势不妙，“带队先奔”。太平军扑上炮台，活捉以前投降清军、已升任都司的叛徒毛勇石（后被太平军处死）。已占据炮台的太平军，一面迅速将拉不走的炮位炮眼封死，使其不能继续使用，一面又“将炮台前壕墙轰塌”，使官军数日所筑大段壕墙毁于一旦。太平军随即由炮台一带向外冲击。僧格林沁闻讯后，慌忙带大兵来援，并下令开炮轰击太平军。太平军将士英勇冲锋，斩僧格林沁亲随、三等侍卫巴萨拉，连僧格林沁坐骑前胸亦为抬炮穿过，随从戈什哈也为太平军击毙。僧格林沁虽未受伤，但已吓得丧魂失魄。后因官军继续开炮轰击，加以众寡悬殊，太平军被迫丢下所携沉重木梯等械，退回屯内。是役，太平军夺取了清军的炮位，给清军以较大杀伤，清军官弁各勇30余名被杀，且受伤者甚多。因疏于防范，僧格林沁被清廷交部议处。4月19日夜，太平军又谋突围，他们用所造“上拴大炮”的长梯向外轰打，清军“伤亡兵丁不少”。僧格林沁“亲督大队围攻，坐马受伤，袍襟亦有伤痕”。 此后，僧格林沁派兵勇数千，“昼夜车挽手推，并用戽水之法”，“灌注不息”。由于太平军所占之处，地势较高，僧格林沁又督兵勇继续“将围墙培厚加高，水势抬起，用水车水机水戽尽力浇灌，昼夜不息”。加上连日大雨，水势大涨”，渐渐淹至太平军所据之地。不久，太平军“潜伏之处，俱已有水深三二尺，谷麦虽尚充足，半被水浸”。再往后，屯内更是“遍地皆水，只剩二三丈干地”及“破屋数椽”，除李开芳尚可支床及少数将士在干地栖息外，其他太平军将士或“处泥淖中”，或“聚居楼上”，火药、粮食亦多被浸湿。据记载：当时，太平军“尚有米麦两囤，火药数篓”，但由于太平军“米麦无处舂杵，不能作食”，也严重削弱了战斗力。而清军却仍用大炮不时轰击，甚至还时常向太平军驻地发放“炸炮”，其中有一“炸炮”适落太平军“环聚之屋”，“中堆火药数篓”，炸死炸伤太平军将士多人。太平军不仅柴米匮乏，甚至连饮水也成了问题，这是因为时值初夏，“水秽臭多蛆，人马粪溺，皆酿其中，风日薰蒸”，病菌丛生，故“饮者辄死”。而太平军将士“皆裸足水中，水已及膝，而遍腿粘蛆”。据载：老奸巨猾的僧格林沁，还收购大量青蛙，投放到冯官屯东寨水中，命清军于蛙不鸣处以排枪扫射，造成太平军的更大伤亡。 在上述极端不利的情况下，太平军继续与清军进行着顽强的搏斗，并继续多方设法突围，但均未成功。5月11日夜，太平军曾组织了一次突围，虽很快以失败告终，但亦曾活捉清军中营义勇王士熊等人。至12、13日夜间，太平军又“忽两次抢扑炮台”，亦均为清军开炮击退。15、16等日，太平军再次出动大股，力图冲围而出，仍未成功。18日夜间，太平军向北面炮台连扑5次，均败退而回。19日夜二更，西南风起，清军乘机发动攻击，清军官兵顺风将火球装入炮中，向屯内发射，击中太平军所占据的破房，将该处所存火药燃着，坍塌数间房屋并轧米碾盘全行焚毁”。清军“趁火光照亮，向内击打，直到次日寅刻，火炮熄止”。是役，太平军伤毙将士数十名，火药米谷尽毁。此时，李开芳及太平军将士仍不肯束手待毙，又开始打造木牌长梯，想尽快突围。与此同时，为早日结束战事，僧格林沁等人又向东昌调拨小船数只，“一俟到齐，即选择会水兵勇合力进攻”。以后数日，由于连日风势大作，僧格林沁即令兵勇极力浸灌。于是，冯官屯“围堤以内高处有水三四尺，低洼处有水深五六尺”，太平军“窖之内亦有水三四尺不等”。这使太平军处境更加困难。虽有不少将士因伤病饥饿而相继倒毙阵地上，但仍坚匿如前。 僧格林沁也了解到太平军的处境已极为困难，便又玩弄起两手策略：一方面不给太平军以喘息之机，加紧进攻，并于5月25日调来小船数只，配合兵勇围攻太平军；一方面又极力施展诱降伎俩，于5月26日用箭缚扎其手谕，通知太平军，予限三日，投诚免罪”。处于绝境的李开芳见清军诱降，也将计就计，向清军“献诈降书”，企图采取里应外合策略趁机突围，即：先派一部分将士去敌营诈降，待诈降的将士过壕到敌营后，李开芳即率所余全部将士开炮突围，诈降的将士听到炮声，立即从敌营内杀起，里应外合，乘敌不备，迅速突出重围。至5月28日，李开芳先派先锋黄近文（黄大汉）带太平军将士140余名，“混于难民内，泅水出降”，以便里应外合，乘机突围。但僧格林沁老谋深算，早已看出太平军这一手，并设计好了圈套。他命“授巨绳二，以绳之两端牢系树上”，使太平军将士“足踏一绳，手攀一绳，过水来降”。及太平军与难民出壕，僧格林沁便将太平军将士分拨各营。据载，他派庆将军等数员，一在营门口，开造姓名清册；一在营内十步外，收其军械；一在三十步外，捆缚两手”，每一名太平军将士均派兵5名押至僧格林沁营后听令。又据载：当太平军将士出至130余人之际，屯内所余太平军即已“开放大炮，喊杀之声突起”，准备与已出壕之太平军合击官兵，但因清军早已防范，诈降之太平军业已被捕，致使屯内太平军将士开放枪炮后，见无动静，知已失计，不敢遽出”。于是，太平军里应外合突围的计划很快失败了。僧格林沁见时机已到，遂向屯内发起攻击，但太平军亦极力抵抗，仍防守如常。清军穷追猛冲，枪炮连环轰打，烟火弥漫”，太平军仍能抵拒。是役，清军除击毙个别太平军将士外，“仅擒获活贼十名，仍未能捣穴擒渠”。最后，太平军余部只得又退回屯内据守，而先后遭捕、生擒的140多名将士则于当晚被杀害。但这些因诈降遭捕的太平军将士临刑前也设法与清军进行了抗争。其中一太平军士兵手带金镯，有一清军马兵“意欲独得其财”，遂向太平军士兵“好言索镯”。太平军士兵即诱其松绑取镯，正取镯间，太平军士兵“反手拔马兵之刀，一挥两截，夺马突围杀出，砍伤阻拦兵勇十数人，狂奔而去”。后以身单力孤，加上清军在前“以桌椅堵塞街道，马不能驰”，且后有追兵，刀枪并举，这名太平军士兵终为清军杀害。 5月29、30两日，僧格林沁乘太平军新败，又接连督率兵勇发起攻势。战斗中，清军枪炮齐施，击伤一批太平军将士。清军虽连日进攻，却仍未突破太平军防线，太平军依旧“防守照常”。但李开芳见突围希望渺茫，幻想妥协，求敌人让步而南归，遂派一人泅出再“送降禀”，要求清军“让其一路逃往南省”，并表示再不北犯，被僧格林沁拒绝。当时僧格林沁一面呵斥不准，一面督令兵勇极力围攻。可是，僧格林沁又很担心太平军尤其是李开芳等人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誓死抵抗或自殺，使自己达不到生擒邀功的目的，进而又在加紧围攻的同时，假惺惺表示：只要肯降，便可不杀。以此劝李开芳等出降。李开芳在武力突围、派兵诈降、乞求让路等种种南归努力完全失败的情况下，权衡再三，遂于31日上午“复呈降表”，宣布投降。而李开芳虽“复呈降表”，却仍幻想诈降突围，故此次投降，实有“志在乘机逃脱”之意。僧格林沁表示：“限午时先缴军械，方准投诚”。1小时后，太平军遂缴出军械，出城就擒。对于投降的太平军将士，僧格林沁并不履行自己的诺言，反而采取了极为残忍的报复手段。他先是“批准派船往接，选识水性义勇二十坐船入内”，令太平军“亦以二十人坐一船，分五路出营”；同时又“虑其突出南走”，更在屯外“令数万人张左右翼以待”。不久，清军即“遥见数十人张红伞拥开芳来”。当这些手无寸铁、毫无反抗能力的太平军将士们行至壕边时，即一一为官兵所擒，并被“讯明姓名、籍贯、年月造册”。据载，当时，僧格林沁令黄懿瑞等8名将领“在营外帐棚守候，其余八十人拨入各营，单令开芳进见。（开芳）戴黄绸绣花帽，穿月白绸短袄，红裤红鞋，约三十二三岁。伺候两童，约十六七岁，穿大红绣花衣裤，美如女子，左右挥扇，随开芳入帐中。开芳仅向王（僧格林沁）、各大人屈一膝，即盘坐地下。总兵以下，持刀环立，怒目而视。开芳与二童仰面四顾，毫无惧色，并求赐饭，遂开怀大嚼，说笑如常。僧格林沁“于是红旗报捷”，又将开芳等九人押解进京，限六日解到，明正典刑”。同时，又为在连镇、高唐、冯官屯三处被太平军击毙的8000余名官弁兵勇“设立供案”，将80余名太平军战士及李开芳侍童2人捆绑前来，挖心活祭。因天气炎热，致使清军大营一带臭不可近。李开芳等9名将领押解进京后，于6月11日全部遇害。
盘点世界历史上活活撑死的6位名人
1、亚历山大帝 我们或许对古代的宴会庆典好奇不已或早有耳闻，亚历山大大帝就是个“宴会狂”。当他在饱餐一顿，准备就寝的时候，若是突然遇到另外一个朋友的邀约，会不加思索的奔赴“第二块阵地”。他可以连续胡吃海喝两天，不用休息不会睡觉，直到自己身体实在受不了。他不是被毒死的，因为那时的毒药药效还很慢。事实是，亚历山大在过量饮食后突然病倒，并在10天后离世，想下毒的人也许还没来得及动手吧。 2、扎卡里·泰勒总统 扎卡里·泰勒，这是个不太知名的美国总统。政绩上或许成绩平平，但在其他方面却有有趣的事。他在当选美国第12任总统后的16个月后，迎来了美国国庆日庆典，当时正值盛夏（7月4日为美国独立日），他在庆典中吃了太多的冰镇牛奶和樱桃，这让肠胃不堪重负。不久就病倒了，5天后死于肠胃炎。 3、莫扎特 莫扎特，电影《莫扎特传》中，竞争对手萨里耶利因为嫉妒莫扎特的才能而杀死了他。但是事实并非如此，没有证据证明莫扎特死于谋杀。相反，这位伟大的作曲家是被没煮熟的猪排害死的。科学家们在莫扎特去世前写下的书信中发现，他不久前吃了太多的猪排，猪排没有完全煮熟，造成了寄生虫感染。顺便一提，可悲的是，这位音乐天才死后第7年，他的坟茔因为土地建设被挖开，尸骨可怜的散落四处。 4、阿道夫·弗雷德里克 阿道夫·弗雷德里克，阿道夫·弗雷德里克是瑞典的国王，于1751年至1771年在位。皇帝刚做了20年，他就在一次宴会中狂吃龙虾，鱼子酱，泡菜，鲱鱼和香槟，吃过这些后，他还没忘吃了14份自己最爱的甜品！就这样，折磨自己的消化系统，并最终搭上了性命。时至今日，瑞典小学课本里还有“把自己撑死的国王”的故事。 5、亨利一世 亨利一世从1100年到1135年做了35年的英国国王，他最出名的故事的当初在围猎中杀死哥哥，坐上王位，而不是暴饮暴食。但是他把自己撑死，却是事实。他一口气吃了太多鳗鱼，在痛苦中死去。 6、威廉·梅克匹斯·萨克雷 威廉·梅克匹斯·萨克雷，小说《名利场》的作者萨克雷是个有名的工作狂，但是也常常饮食过量，导致肠胃系统受损，影响了正常的消化。在享受了人生最后一顿美味后，他在第二天早上被发现死于家中，那是他才52岁，正是作家的黄金创作年龄。官方说法是他死于中风，也许是不想让这位大作家的死显得这么可笑吧。
秦瓯战争--秦朝统一战争中最难打的一仗
在大秦帝国军消灭了东方六国后，雄才大略的秦始皇把统一的目光放到了南边的百越之地，发动了对百越的战争，百越之地一般意义上也叫岭南，就是现在的广东和广西。在秦与百越的战争中，总共发生了三次，第一次是公元前219年秦始皇命令屠睢率领五十万大军南下攻击百越；第二次是公元前214年秦军在任嚣和赵佗的率领下攻击百越之战，该战平定了百越之地，统一岭南，设置了南海、桂林、象郡三郡；第三次是公元前210年，秦将赵佗攻瓯骆之战，历史学家一般称这次是第二战争的延续而已。总之这三次统称为"秦始皇三征岭南"。这三次发生的秦军和两广土着军的战争，本文重点介绍其中最重要和最惨烈的第一次战争。 第一次秦与百越的战争，在历史上也叫"秦瓯战争"，但是在史书上记载比较少，只有《淮南子》等少数书籍中有少量相关记载，这主要的原因我想主要是秦将赵佗在公元前214年攻占百越后不久就与秦朝廷貌合神离，在秦末又拒绝派自己手下的秦军部队北上与反秦起义军作战，封锁了两广与中原的联系，并在秦灭亡后建立起了南越国，按照现在的说法南越国属于地方割据政权，现今历史学家对地方政权的历史了解历来都不是很多，所以也就是这个原因，我们对这次战争的了解仅仅局限在少量史书的记载上。但是我们就从这不多的史料上也可以看出，这同样是一场非常残酷的战争，也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出秦军统一中国所付出的代价是相当惊人的。 历史上之所以也叫此次战争为"秦瓯战争"，主要由于百越土着部队的最初首领是西瓯国首领译吁宋（西瓯国的位置在现在的广西），其实参战的百越军不仅仅是西瓯国军队，其他百越地区的越人其他土着武装也参加了战争，但是总指挥是西瓯国首领译吁宋、而主力是西瓯军而已，"译吁宋"这个名字很多历史学者都认为是百越土着军首领的名字，但是也有不同看法，说"译吁宋"这三个字很可能是百越军总指挥官在战场上喊的口令，因为"译吁宋"这个三个字和现在两广的壮语和粤语的"一二三"都很相似，秦军是外来人，这次战争秦军并没有深入两广腹地，对西瓯军的底细应该也了解不多，所以有可能把百越土着军的指挥官在战场上喊的口号当作该指挥官的名字了。但是可以确定该战争的百越军首领确实为西瓯国首领，至于该首领是不是叫译吁宋？如果不是的话，那战争中西瓯国首领的名字叫什么？为什么西瓯军在战场上喊"一二三"？这些都已经无法考证。 在历史上一般都把秦军的对手称为西瓯军，但下文为了顾及到当时广东和广西境内的其他越族士兵，所以以下把秦军的对手统称为"百越军"，其实主要是西瓯国军队。 秦军在这次战争中的参战兵力以及组成，在几乎所有的史书中都说到秦军调动50万大军在屠睢的率领下进攻百越，在《淮南子·人间训》中记载："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使尉屠睢发卒五十万为五军，一军塞镡城之领，一军守九疑之塞，一军处番禺之都，一军守南野之界，一军结余干之水"，但是这里也有疑问，五路秦军是同时进攻的吗？在广东和广西的地方志中记载，秦军在开始时期是屠睢一路和赵佗一路这两路一共20万人马最先发动进攻。但是那剩下的30万人是什么时候才开始加入战争的呢？从史书上看，剩下的30万人应该在前线部队陷入战争泥潭，也就是在屠睢写部队缺粮的战报给秦始皇以前就出动了，因为在屠睢写的信中说到了自己的"五十万大军已经伤亡甚重"，而且根据考证，其中一路秦军开始攻击的是东瓯闽越地区（主要在现在福建），这路秦军也是五路中最晚才加入两广战场的一路。秦军这50万大军到底是那里的兵为主呢？根据我们湖南等地的地方志记载，秦军这次战争所动用的部队还是以以前灭楚国的部队为主力，但是为了适应南方作战，秦军这50万大军中也有不少于10万人的原楚国部队。 百越军在这次战争中的参战兵力则几乎没有任何史书有比较确切的记载，只能从部分考古资料中看出百越军的人数要远远少于秦军，而且当时的岭南百越基本上为蛮荒之地，交通不便，原始森林密布，自然环境恶劣，所以当时的两广总人口数根据考古学家的估计都不会超过50万，当时能战的适龄青壮年大致在5万人上下，这在不少野史中也有类似"百越土着军人数仅及秦军十分之一"的说法。但是不管怎么样，秦军的兵力是占绝对优势的，秦军为了这次战争的胜利是不惜代价的。
康熙统一台湾各方面策略的得失和利弊
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大量的史书和文献记载了中国人民早期开发台湾的经历。1662年，郑成功率众进军台湾，驱逐荷兰殖民者，收复了被荷兰人侵占了38年的中国领土台湾。 清政府统一台湾的战略策略凝聚了上自康熙皇帝下至满汉军政大臣们的群体智慧和不懈努力。经过历史的检验，其中既有成功的经验，也不乏失败的教训，都能为我们最终和平统一台湾提供有益的启迪。 一、寻求政治和平解决的策略与得失 1、清政府与台湾郑氏集团和谈的根本分歧 寻求政治解决台湾问题的途径，力争通过谈判方式实现统一，是清政府统一台湾的基本策略之一。在清政府与台湾郑氏集团的一系列和谈中,尽管有各式各样的讨价还价和利益冲突，但其根本分歧在于是否承认国家的统一和领土完整这一原则问题。 2、清政府政治和谈策略的得失 清政府在统一台湾的历史进程中，始终将以和谈方式统一作为对台基本策略，清政府为和谈付出了艰辛的努力，显示了充分的诚意，也作出过重大让步。但前9次和谈都失败了，没有取得任何成果。究其原因，除了郑氏集团坚持分裂、反对统一的客观因素之外，从清政府主观上讲，主要失误在于其和谈策略缺乏足以对郑氏集团形成威胁的军事实力做后盾。 在统一过程中，清政府针对郑氏集团高层决策者的和谈策略虽屡遭挫折，但其以郑氏集团中下层尤其是郑军广大官兵为主要对象的招降措施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先后有二十万郑军官兵和文职人员向清政府投诚，分化了郑氏集团的内部关系，瓦解了其社会基础，削弱了其军事实力，并促使台湾的军心民心发生了倾向清政府、倾向统一的变化，为最后的统一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二、禁海迁界的经济封锁策略 1、清政府对台湾郑氏集团的经济封锁措施 清政府的经济封锁措施包括实施海禁和迁界移民，目的在于断绝郑氏集团粮饷和军用物资的供给，坐困郑氏集团，令其不战而降。所谓“禁海”，就是严禁一切船只出海贸易、捕鱼。这既包括中国与外国间的国际贸易，也包括大陆各港口间的国内贸易。“迁界移民”是“禁海”的扩大和补充，是更加彻底地切断海内外经济联系的封锁措施。清政府的目的就是利用这样一个隔离带来彻底隔断台湾郑氏集团与大陆的经济联系，使其既不能与大陆进行贸易活动，获取大陆的商品和军用物资，又无法向沿海居民征收粮饷，从而在经济上完全陷入困境。 2、清政府经济封锁策略的得失 清政府对郑氏集团实施经济封锁，力图从经济上削弱、打跨郑氏集团，迫其就范，实现统一，从战略上看是可取的。其实施的封锁措施也确实多次使郑氏集团陷入经济困境。但是，单纯的陆上封锁策略使清政府的经济封锁未能达到预期目的，清政府的经济封锁策略是消极保守的。从总的情况看，清政府对台湾郑氏集团的经济封锁失大于得，弊大于利，这是由于其在封锁策略和封锁措施两方面的失误造成的。在封锁策略上，清政府实行单纯的陆上封锁，没有采取任何海上封锁行动，以构成全面的海陆联合封锁，因而对以台湾岛为根据地，具有较强海上生存能力的郑氏集团所产生的封锁作用是有限的。从封锁措施来看，清政府采取了大规模禁海迁界的措施，不考虑这些措施会给沿海经济造成的消极影响，也没有认真做好善后安置工作，以尽量减少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其短期后果是，清政府财政收入减少，在沿海百姓中失去民心；其深远影响是，严重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同时也成为使我国封建经济长期停滞不前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因剿寓抚”、武力统一台湾的军事策略 康熙二十年，台湾郑氏集团内乱，导致其实力削弱，为清政府统一台湾提供了契机。此时清王朝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军事强大，已具备了统一台湾的历史条件。 1、清政府武力统一台湾的战略策略 （1）“因剿寓抚”，以剿促抚的战略方针。 “因剿寓抚”这一战略方针是清朝杰出将领施琅在康熙七年（1668年）给朝廷的上书中提出来的。其核心是以战逼和，以军事手段促成台湾问题的政治解决，尽量避免在台湾本岛引发战争。“因剿寓抚”的重点在于“剿”，军事进攻占主导地位，同时又努力寻找政治解决的可能性。二者的关系是先剿后抚、以剿促抚，也就是采取武力行动，以强大的军事压力迫使台湾郑氏集团接受和谈条件，实现台湾与大陆的统一。 （2）选择得力将领，赋予专征大权“闻颦鼓而思良将”。 康熙皇帝下定以武力统一台湾的决心之后，就开始考虑清军水师主将的人选问题。他经过仔细斟酌，任命施琅为福建水师提督，担当率领清军进攻台湾的重任。 （3）施琅出色的指挥作战艺术。 施琅的指挥艺术主要表现在他能够根据台湾海峡的气候特点，选择正确的渡海时机和进攻路线，还表现在其战场指挥和战术运用方面。 2、武力威慑与政治招抚并用，实现对台湾本岛的和平统一 澎湖海战结束后，清军对台湾郑氏集团已形成了大兵压境的有利态势。这时，施琅为贯彻“因剿寓抚”的战略方针，下令暂停军事进攻，一面休整部队，补充弹药给养，作好进攻台湾的准备；一面采取措施，推动台湾问题向政治解决的方向发展。他在澎湖禁止杀戮，张榜安民；优待战俘，放其归台；向台湾军民发布《安抚输诚示》，宣扬清政府宽大投诚者的政策。施琅的做法，符合康熙皇帝对台湾“抚之为善”的战略思想，康熙皇帝深表赞许，并及时向台湾郑氏集团颁布了赦罪诏书，严肃指出：郑氏集团割据台湾，人民饱受其苦，这种局面应尽早结束。郑克爽等人若能真心归顺，不但以往罪过全部赦免，而且将得到清政府的优待。 在内外压力的逼迫下，以郑克爽为首的郑氏集团终于在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七月五日完全接受了清政府的和谈条件，放弃抵抗企图，向清政府缴械投诚。十三日，施琅率清军在台湾登陆，接管台湾全境。从此，台湾重新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康熙险胜吴三桂，将其骸骨分发各省泄愤
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正月十九，玄烨谕令，将吴三桂骸骨分发各省。这种发泄仇恨的奇特做法，堪称首创。 对于死了四年之久的吴三桂，康熙竟如此地气急败坏、恨之入骨，因为这位皇帝差一点栽倒在吴三桂手下。 吴三桂为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汉奸之一，但是，康熙有相当一段时期，被这个吴三桂逼到墙根，康熙说什么也没想到局促在云南一隅的吴三桂，居然挥师北上，来势凶猛。广西、四川、贵州、湖南、福建、广东诸省响应，江西、陕西、甘肃等省波及；同时，他也没想不到八旗子弟兵“观望逗留，不思振旅遄进，竟尔营私适己希图便安，或诿兵甲之不全，或托舟楫之未具，借端引日，坐失时机……不知怎样应对？”《清通鉴》记载有康熙在永兴之战失利以后“忧心忡忡，现于词色”。 吴三桂死时已七十四岁，这年玄烨刚二十五岁，两人相差四十九，康熙有足够的时间等到吴三桂自然死亡树倒猢狲散。何必打八年仗，生灵涂炭，满目疮痍？然而，年轻气盛的他，等不及。康熙非常自信：朕八岁登基。十四岁亲政。十六岁就不动声色地拿下辅臣鳌拜，独掌朝政大权。那么，朕二十岁了，还不撤除三藩，以去心腹之患，更待何时？ 然而，康熙高估了自己，他以为能把拥有至高权力，如四辅臣，如鳌拜等统统拿下，吴三桂岂在话下？可他没有仔细思量，鳌拜之流固然在朝廷里有党羽，有耳目，可都在陛下的视线之内，掌控之中呀！而吴三桂却远在南疆，鞭长莫及，何况那是有地盘，有军队的实力派！现在，你一纸谕令，要他和他的部属，撤出经营了十年之久的云南、贵州，再去驻防山海关，再去拓荒垦边，分明是激其生变，促其反叛。 结果，这场仗，打了八年，吴三桂差不多打下了长江以南的半壁江山，这其间，双方进行过六次殊死决战，吴军胜四，清军胜二，吴是占上风的。几年的仗打下来，吴的总兵力为清军的两倍，无论数量和质量上，玄烨都不是吴的对手。因此，如果不是吴三桂病死，战争未必很快结束。既然战争还要进行下去，那么，他被吴三桂打败的可能是存在的。所以说，玄烨的赢，赢得有些忐忑。 “幸荷上天眷佑，祖宗福庇，逆贼遂尔荡平。倘复再延数年，将若之何？”这是发自他内心的话，说明他请得了神，而送不了神的尴尬，曾经使他六神无主过。 在中国历史上，撤藩，大多得付出代价。公元前154年，汉景帝刘启用晁错计，削夺诸侯国部分土地，归中央直接管理，吴王刘濞、楚王刘戊，与其他五位侯王，以“清君侧”的名义起兵反抗中央政府，史称“七国之乱”。刘启派太尉周亚夫、大将军窦婴率大军镇压，历时三月，叛乱平定。公元1399年，明惠帝朱允炆纳齐泰、黄子澄削藩之策，是年七月，驻北京的燕王朱棣，以诛齐、黄为名，举兵反。这一仗打了四年，朱棣攻入南京，惠帝自焚，叔叔夺了侄儿的江山。只有公元961年与969年的宋太祖赵匡胤的两次“杯酒释兵权”，算是一次成本极低的“削藩”行动。 看来，作为少年天子的康熙，并没有从中国历史中汲取教训，而是一意孤行，非要逼吴三桂就范。结果，他自己也承认这场险胜，与失败无异。“伪檄一传，在在响应，八年之间，兵疲民困。”但康熙并不责备自己，却仍振振有词地反问大家：“忆尔时惟有莫洛、米思翰、明珠、苏拜、塞克特等言应迁移，其余并未明言迁移吴三桂必致反叛。议事之人至今尚多，试问当日曾有言吴三桂必反者否？”
毛主席认为平型关战役打的惨胜
“平型关战役”与党史、军史上所说的“平型关战斗”不是一回事。中共党史、军史上所说的“平型关战斗”，由林彪指挥八路军115师完成，是整个“平型关战役”中的一个插曲。 1937年7月，日本开始全面侵华，中国方面则在蒋介石领导下开始全面抗战。战争初期，日军攻势凌厉，集中优势兵力占领中国重要城市和交通要道。1937年9月，平绥线上的日军攻占了大同，随即剑指太原。以阎锡山为司令长官的第二战区，奉命在平型关阻击日军。阎锡山派出了8个军近10万人拦截日寇。阻击战打得十分惨烈，国军成连成营成团地牺牲，伤亡重大。在整个战役中，国军多有可歌可泣、感天动地之表现。但终因武器装备差得太远，血战近20天后，平型关失守——这才是“平型关战役”。 阎锡山第二战区的平型关阻击战：“面对日军对山西的大举进攻，国民党军队进行了层层阻击……9月12日广灵前哨战揭开了平型关战役的序幕。当天上午，日军向山西门户、河北蔚县暖泉镇进攻。晋绥军担任警戒的一个连拼死抵抗，全部阵亡。第33军军长孙楚令第73师师长刘奉滨星夜驰援。9月13日在蔚县东石门一线，近千名日军借炮火掩护向我军发起猛攻。营长张见勇率部猛烈还击，并奋不顾身冲出战壕与敌拼杀，阵地失而复得4次，张营长和一名连长阵亡。在紧急关头，团长吕超然亲率预备队1个连进行反击，不幸头部中弹牺牲。阵地上官兵见团长阵亡，怒不可遏，勇猛拼杀，毙敌百余名。由于敌人火力过猛，该团有千余名官兵阵亡。此时师长刘奉滨正在前线督战，为夺回阵地，他亲率4个步兵连组成的奋勇队，抡着大刀片冲向敌人。他们前赴后继，纵横砍杀，刘师长受伤4处仍不下火线。奋勇队死伤过半，4名连长有3名阵亡，有的士兵被敌人扑倒后，拉响了身上的手榴弹……在火烧岭阵地，中国守军歼敌200余人后转入团城口防御……在灵丘北山防御中，我守军以阵亡营长一名、连长2名、伤亡500余人的代价毙敌400余人。”“9月21日，日军向平型关晋绥军独8旅发起进攻，我守军居高临下给予迎头痛击。敌人用成排大炮向我轰击，又出动飞机百架，每30架一组轮番轰炸，并用坦克掩护步兵冲击，守军用一个营兵力组成刺杀队出击迎敌，在山坡上展开了白刃战。阵地经反复争夺，敌遗尸累累。守军伤亡巨大，三个团损失了一个团。623团1营500多人，只剩下148人，其中第1连、第2连全部阵亡。”“平型关战役……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中央军、晋绥军为阻击日军南下太原，在平型关、团城口、茹越口等长城线上顽强抗敌，付出惨重代价。先后有上万名将士捐躯尘土沙场(其中旅长1名、团长2名、代理团长2名，营长数十名)，他们和八路军一样，都是中华民族的英雄!这次战役虽然未能阻止日军进攻太原，但也给其以沉重打击，消灭了敌人的有生力量，迫使日军调整新部署，延缓了西犯进度。” 阎明的父亲也曾是林彪的部属。有趣的是，阎明称呼阎锡山第二战区部队时，时而用“国民党部队”，时而用“中国守军”，时而又用“中央军”、“晋绥军”，但也常常用“我军”。大陆的出版物，用“我军”称呼抗战时期与日军拼杀的国民党部队，是一种“突破”，更是一种回归。这是“常识”的回归，也是“良知”的回归。对于中华民族的后代来说，当年与日军浴血奋战的“国军”，不是“我军”是什么呢?难道是“敌军”不成? 1937年2月至8月，国共两党经过5轮谈判，终于达成协议：将中共的“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八路军”与国民党的军队并肩抗战。红军从赣、闽、鄂、豫、皖等地“长征”到西北，旗帜上写的是“北上抗日”。翻阅人民出版社1987年4月出版的《中共党史大事年表》，可知在改编后，毛泽东立即为八路军确立“抗日原则”。9月17日，毛泽东致电朱德、彭德怀以及八路军各师首长，强调“红军此时是支队性质，不起决战的决定作用。”9月21日，毛泽东又致电彭德怀，再次强调：“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好戏中一定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要实行这样的方针，就要战略上使有力部队处于敌之翼侧，就要以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为主。”毛泽东反复强调的是，在整个抗日大局中，八路军并不起决定作用，因而决不能与日军正面作战，决不能与日军硬拼，这是其一。其二，八路军虽然名义上已是“国民革命军”之一部分，但在实际上应坚持“独立自主”，决不能真的听命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听命于委员长蒋介石。换言之，对日军何时“抗”、何处“抗”、如何“抗”，都要完全由自己做主。毛泽东发出这些电报时，“红军”已成为“八路军”，“红军”这名目已不存在。但毛仍用“红军”称呼自己的部队，这也颇耐人寻味。 从1927年8月1日在南昌打响第一枪，到被改编为“八路军”，中共的部队未与日军正面接触过。红军成为八路军后，很快就遇上了平型关战役。国民政府军委会命令八路军配合阎锡山作战。但是，在整个战役中，选择什么时机、什么地点介入，以及以怎样的方式介入，则完全“独立自主”。林彪的115师奉八路军总部之命，从侧翼接近日军，寻找战机。阎明所著的《往事不忍成历史》中《平型关往事》一文，对“乔沟伏击战”有较详细叙述。林彪率115师越过五台山，穿过国军和日军的中间地带，悄悄到达平型关附近。据阎明书中说，林彪在这一带看地形时，“发现灵丘通往平型关的公路有一条向北延伸的峡谷，这个叫乔沟的峡谷中段长约5公里，沟深20至30米。两壁十分陡峭，谷底狭窄，只能通过一辆汽车。乔沟北侧200多米的山腰上有个关圣帝庙，庙后山梁叫老爷庙梁，是附近的制高点。乔沟是日军进攻平型关的必经之地，是我军理想的伏击地点”。林彪于是决定在这十分适合打伏击的地方与日军一战。他将指挥所设在一个山头上，安排部队埋伏，等候日军到来。林彪命三个团在两侧埋伏，又命一个团在外围游弋，牵制日军。这次伏击，115师算是全师出动。9月25日凌晨，日军板垣师团第21旅团之一部分，进入乔沟伏击圈，115师居高临下发动攻击。战斗持续了一整天，进入沟中的日军被全部歼灭。 这场乔沟伏击战，有几个问题现在已很清楚。一是进入乔沟的日军，是一支后勤部队，担负为作战日军补给物资的任务。这一点，从大陆各种有关出版物中对于此次战果的介绍亦可看出。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华民国史事件人物录》中说此次“大捷”，“缴获大量武器和军用物品”。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共党史大事年表》说歼灭日军“一千余人”，“击毁日军汽车一百余辆”。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共党史事件人物录》，说“缴获了大批枪弹、大炮、车辆和军用物品”。阎明的《往事不忍成历史》则说“缴获辎重无数”。平型关战役是山地战，日军作战部队长途远征，当然应该尽可能轻装上阵，不可能带着大量物品。汽车更不是作战武器。而这一队日军，有一百余辆汽车，有大量军用物品，有“无数辎重”，无疑基本上是一支后勤部队。第二个问题，是这队日军到底有多少人。大陆较严肃的出版物都说一千余人，台湾的出版物则或说七百余人。我想应在700至1000之间。第三个问题，是八路军方面出动了多少人，伤亡有多大。林彪以三个团伏击，以一个团牵制。我不清楚当时115师每团实际人数是多少，最保守的估计，也应该有1000人左右吧。这也就意味着，林彪以至少四倍于敌的兵力，打了这次伏击战。大陆的“事件人物录”、“大事年表”这类严肃的出版物，也只介绍这次伏击战的辉煌战果，不介绍115师的伤亡情况。在诸种此类出版物中，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共党史事件人物录》在介绍了115师此次伏击战的辉煌战果和巨大意义后，以这样的话结束：“但是，在抗战期间，我八路军在很弱小的情况之下，不宜于过多地开展平型关战役这样的战斗。”既取得了辉煌战果，又有着重大意义，却“不宜过多地开展”，原因何在呢? 原因就在于115师付出的代价也是惨重的。阎明的《平型关往事》一文，对于115师的伤亡也有说明：“板垣的21旅团还是很有战斗力的部队……三个营的战士们前赴后继向敌人猛冲，自己也付出重大牺牲，仅5连原有140人，战斗结束时只剩下30人了。”“当时部队伤亡很大，特别是三营九连，冲上公路全连只剩下10多人了。”仅这两个连，就牺牲了两百多人。总伤亡是多少呢?是“千余人”。林彪是赫赫有名的战将。115师是富于战斗经验的中共精锐。所以，在八路军方面，可谓是精兵良将。在人数上又数倍于日军，且占据着绝对优势的地形，发动的又是突然袭击。日军在人数上远少于伏击者，只是一支担负后勤补给的非战斗部队，在地形上则处于绝对劣势，遭遇的是猝不及防的打击。这样的一场伏击战，林彪居然打了一整天，说明日军在峡谷里抵抗了一整天。如果以伤亡论胜负，双方实际上几乎打了个平手。如果说林彪最终胜利了，也只能说是惨胜。 但以少胜多是“胜”，惨胜也是“胜”。而“胜”在抗战初期，对中国方面来说，是多么难得的事啊!抗战初期，中国军队节节败退，日军似乎真的不可战胜。而八路军居然首战告捷，居然将近千人一队的日军全部歼灭，确乎有鼓舞人心之作用。经过宣传，115师的这次伏击战，增强了全国军民的抗战决心和信心——它至少让国人知道，“皇军”是可以战胜的。这是乔沟伏击战对全国抗战的意义。 但这场伏击战对中共方面，却另有意义。这是中共军队首次与日军交锋。而“惨胜”的结果，让毛泽东等人充分了解了日军的战斗力。如果说在与日军正式交锋前，毛泽东进行“山地游击战”的决心就很坚定，那么，经过这次伏击后，不与日军正面交战的决心就更是不可动摇了。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林彪指挥的这场伏击战对于奠定中共此后八年的抗战方针，起了现身说法的作用。毛泽东也可以此为例，说服那些不同意他抗战方略的同志。据《中共党史大事年表》，9月25日这一天，毛泽东致电中共中央北方局，强调“整个华北工作，应该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9月25日正是115师与日军血战的一天。对于这场与日军的首次交战，毛泽东毫无疑问是高度关注的，战斗的进展随时会通过电报而知悉。他在林彪正与日军拼杀时就给北方局发这样的电报，很可能战斗开始未久，他就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可以说，毛泽东也好，林彪也好，如果事先知道伤亡千余人，是不会打这场伏击战的。要打，也是另一种打法。毛泽东在战斗还在进行时就致电北方局，是迫不及待地告知北方局：这样的打法，以后不可再有。
皇太极宸妃海兰珠到底葬到了哪里？
都说清代的皇帝很痴情，其中尤以皇太极和顺治为最。传说董鄂妃死后，顺治皇帝干脆看破红尘出了家，而皇太极在宸妃海兰珠去世之后，失魂落魄差点马上跟了去。这个宸妃在很多清宫剧中都是缠绵悱恻的女主角，按说葬在哪里不应该是个谜。可偏偏到现在也没人说得清她的墓葬到底在哪。有说法海兰珠葬在昭陵的妃园寝，按《清史稿》的描述宸妃墓又应该在沈阳城北的蒲河附近，而参考《清关雎宫墓地考》一文宸妃也可能是葬在沈阳城北的老鹳堡子，到底哪个是真的？这位命途多舛的妃子是何时魂归九天的？她死后又发生了什么故事？清代的官方史料对宸妃墓始终讳莫如深，到底为什么呢？ 宸妃，博尔济吉特氏，本名海兰珠。她是蒙古科尔沁贝勒寨桑之女，孝端文皇后哲哲的侄女，庄妃的姐姐。她相貌娇美、成熟端庄，皇太极对她非常宠爱。崇德元年，皇太极以古代名妃常用的封号，封海兰珠为“宸妃”，把她居住的宫殿称为“关雎宫”，象征两人的爱情。 崇德六年九月，皇太极率领军队正在松山战场上和明军打得火热。坐镇帐幕中的皇太极突然收到急报，宸妃病重！如五雷轰顶，皇太极登时忘记了正在进行的战事，他虎目蕴泪，战场的惨烈没能击倒他，可这个噩耗却让他瞬间鬓角染霜。不顾众将的苦谏，皇太极毅然踏上了归家的路途。 他快马加鞭、连饭都顾不得吃，行进至盛京城外时，皇太极的心中升起了一丝不祥的预感，他恍惚间看见伊人巧笑倩兮却在缓缓离去！他胸口剧痛，一夹马腹，朝皇宫疾奔而去。路上遇到索尼等人，他们告诉皇太极说宸妃已逝，皇太极悲痛不已，却不敢相信。近了！皇宫到了！近了！关雎宫到了！晚了，33岁风华正茂的她确实已经芳魂杳杳了…… 皇太极悲痛欲绝，悔恨、埋怨、悲伤……诸般情绪涌上他心头，像刀子般在他心上一道道刻下划痕，他抱着宸妃冷去的身体，眼中红丝遍布，神情呆滞，哀伤欲绝，不睡觉也不吃饭。可是，再怎么呼唤，宸妃也不会再回来了！这关雎宫此后再看不到她凝着淡淡哀愁的眼眸了！ 一天中午，皇太极突然犯了迷糊，他不说一句话，什么知觉也没有了，仿佛灵魂也随着宸妃一起走了。到了酉时才醒过来。他告诉群臣说：“天生朕为抚世安民，岂为一妇人哉？朕不能自持，天地祖宗特示谴也。”此后，他虽然恢复了神智，但依旧哀痛不已。 根据《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皇太极给宸妃亲手写的祭文是这样的：“尔生于乙酉年，享寿三十有三，薨于辛巳年九月十八日。朕自遇尔，厚加眷爱，正欲同享富贵，不意天夺之速，中道仳离。朕念生前眷爱，虽没(同殁)不忘，追思感叹。是以备陈祭物，以表衷悃。仍命喇嘛僧道讽诵经文，愿尔早生福地。” 群臣奏请皇太极去打猎散心。皇太极同意了这个请求，于是一行人到蒲河打猎，经过宸妃的坟墓，皇太极触景伤情，又引得他大哭一场。在宸妃国丧期间，有两个不守规矩的人，一个是郡王阿达礼，一个是辅国公紥哈纳，他俩竟然找来乐队嘻嘻哈哈，皇太极一怒之下，剥夺了他俩的爵位。 这俩人也忒不识相，在宸妃丧期间，连皇太极自己都停止了宴乐。崇德七年，松山锦州大战清军告捷，明朝率军将领洪承畴、祖大寿被俘后降清。当年四月，皇太极在盛京皇宫的大政殿为此二人赐宴庆贺，但他这个东道主却没有参加，解释是：“朕今日未服视朝衣冠，又不躬亲赐宴，非有所慢于尔等也。盖因关雎宫敏惠恭和元妃之丧未过期，故尔。”据史料记载，在宸妃丧期间，被查出私自宴乐的有数十人之多，还有的人因此受到没收家产、罚银、鞭笞、贯耳鼻等处罚。 自从宸妃去后，皇太极日渐消瘦，茶饭不思。两年后，皇太极也追随宸妃而去。 这谥号大有文章。啥叫“元妃”？按照清朝典制，指的都是皇帝的第一位正妃。而宸妃却并不是皇太极娶的第一位正妃，在她之前，有钮祜录氏(后被追封为元妃)、乌拉那拉氏(追封为继妃)、孝端文皇后等，封海兰珠为元妃，足以见皇太极对她的深厚感情。至于“敏惠恭和”四个字的谥号在清代妃子的谥号中那是绝无仅有的，一般没有这么多字。 宸妃于崇德六年九月十八日病故于关雎宫，有史料记载，说她死后第二天，她的棺木由盛京皇宫东侧门出宫，被送到了城北地载门外五里的地方，安奉于临时搭建的芦殿之内。出殡的时候，皇太极亲自率领诸王以下、牛录章京以上的各级官员送葬，还有各个固伦公主、和硕福晋、和硕公主、多罗格格等，千余人的送葬队浩浩荡荡，哀声遍天，一直到了墓地所在。在宸妃死后三天，举行了火化仪式。 此后宸妃的骨灰罐在芦殿暂时安放了两年之久，等到崇德八年二月初十才举行仪式正式埋入了地宫。而此时的皇太极已经疾病缠身、命不久长了。他没能亲眼见到爱妃被葬入地宫，只能派大臣代替自己前往。半年之后，皇太极驾鹤西去。 据记载，皇太极在世的时候，宸妃墓祭祀频繁，每月进行月祭，每年清明和岁末都举行大祭，朝鲜国王还专门派太监送来香烛礼物致祭。皇太极每次路过地载门外五里宸妃安息之地，都要痛哭失声、下马伫立，久久不能自己。 一位妃子，能够得到皇帝的真心爱恋，能以26岁年纪嫁给皇帝却不失宠爱，能在死后得到皇帝的眼泪和深深怀念，在清代历史上恐怕只有皇太极的儿子福临之妃董鄂妃能够媲美了。 太宗于崇德八年八月九日在清宁宫与世长辞。昭陵也因此开始修建，为了安葬众妃子，不久，在昭陵陵寝西边修建了妃子园寝。 而宸妃究竟有没有归葬妃园寝官书上根本没有记载。但清史专家李凤民认为，此事“颇有可能”。原因有以下几个： 其一，若宸妃墓依然在地载门外原地未动，那么按照清代典制，妃子墓要称为“园寝”，肯定要按照园寝制度增建一系列建筑，然而，史书上根本没有查到地载门外五里有宸妃园寝，这表明，宸妃墓早就不在地载门外了。 其二，按照明清陵寝制度，凡是比皇帝先死的妃子，一般不单独修建妃子园寝或者后陵。宸妃也应该一样，这样才能解释宸妃墓从地载门外五里消失的原因。 其三，《清实录》《大清会典》等明确记载，宸妃葬在昭陵贵妃园寝。昭陵贵妃园寝全称是“宸妃、懿靖大贵妃园寝”，康熙十年玄烨冬巡祭祖，首次祭祀宸妃园寝，乾隆八年九月癸卯，派遣官员到“宸妃、懿靖大贵妃、康淑妃并公主园寝”祭祀，这就表明，宸妃不仅是葬在妃园寝中，更是妃园寝的首位人物，这与她的地位也相符。 其四，从嘉庆朝起，《清实录》对妃园寝的称呼发生了重要改变，也就是不再叫“宸妃、懿靖大贵妃园寝”，而是改叫“懿靖大贵妃、康淑妃园寝”。道光年间的《清实录》也延续这一称呼，这是对宸妃有意进行隐晦，原因是什么不太清楚。但是按照传统，这位懿靖大贵妃似乎确实要比宸妃更有资格一点，因为宸妃虽然受到皇太极的宠爱，但是她的儿子早夭，而懿靖大贵妃的儿子叫博穆博果尔，被封为“襄亲王”。因为这种有意隐晦，导致官书中对宸妃墓地的记载变得无从可考。 那么，为何要故意隐晦宸妃呢？这很有可能是后代皇帝不想宣扬这种被过于专宠的后妃，具体原因恐怕只能坐着时光机倒流回去问嘉庆了。 铁玉钦的论文《清关雎宫宸妃墓地考》中是这样说的：“据史料记载,在元妃薨逝后,皇太极多次出猎叶赫地方和蒲河，回来的时候,都要到元妃墓上恸哭、奠茶酒,其出行路线都是出地载门小北门,斜而向东北行,沿今天的榆林堡、大洼而至蒲河,或再向东北经莲花池、二井、后腰堡而达叶赫地方。这条路线上,必然要经过元妃墓地之所在--老鸹堡子一带,从地理位置上看,是合情合理的。综合我们的调查可以认定今沈阳市大东区辽沈环卫所,即是宸妃墓地,当无疑问。” 不过清史专家李凤民并不同意这种观点，他认为，从前的老鸹堡子也就是今日的老鹳堡子并不是宸妃墓地，而是二等子明安墓地。 明安，也是和孝庄、宸妃一个姓，姓博尔济吉特氏，他是蒙古科尔沁部酋长之一，他归顺了努尔哈赤，并且把女儿嫁给了努尔哈赤。 李凤民说：“明安之墓的记载有很多，其中以《陪都纪略》最详细，这本书记载，二等子明安之墓在城北四里老鹳堡子，这些记载和《清关雎宫宸妃墓地考》中对宸妃墓的考证有下面三点相似之处，一是地址相同，均是老鹳堡子(老鸹堡子)，二是坟主姓氏都相同，都是博尔济吉特氏，三是看坟人相同，都是吴家人。四是碑的数目相同，都是一甬。所以，所谓宸妃墓不过是二等子明安墓的张冠李戴。”
九门提督--在清朝政治斗争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清代，九门提督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职位，其掌管的步军统领衙门所承担的任务关系着皇帝的安全和政局的稳定。从某种意义上说，它甚至可以影响到皇帝的废立。唯其如此，九门提督在清代历次宫廷争权斗争中均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非满人、非心腹重臣，不能担任此职。 清代，京师内城共有城门9座，分别为：正阳、崇文、宣武、朝阳、东直、阜城、西直、德胜、安定。京师的卫戍、警备和治安保卫机构叫“提督九门步军巡捕五营统领衙门”，通称“步军统领衙门”，长官简称“步军统领”，俗称“九门提督”。九门提督统领满、蒙、汉军八旗步兵和京师绿营的马步兵(即“巡捕营”)，所部的具体任务是分泛驻守、稽查城门、缉捕盗贼、申禁巡夜等。 步军统领创设于清初，后经历了数次变迁。原来只统辖八旗的步兵营，到康熙十三年(1674)，始兼提督京城九门事务(原由兵部管理)，康熙三十年(1691)，又兼管巡捕三营事务，官衔全称遂改为“提督九门步军巡捕三营统领”。雍正七年(1729)，官署定名为“步军统领衙门”，十二年(1734)，在宣武门内京畿道正式建立衙署，9年后迁至北城帽儿胡同，又称“北衙门”(同为负责审案的刑部因设在南城称“南衙门”)。乾隆四十六年(1781)，巡捕增设左、右两营，变成中、南、北、左、右5营，故该衙门的主官改称“提督九门步军巡捕五营统领”。 九门提督负责京师的警卫、治安，初为正二品，嘉庆四年(1799)改为从一品。其统率的部队长期保持在3万人左右，且人员精干，装备精良。从机构、人员、职掌来看，步军统领衙门除衙门本部外，还下设八旗步军营、巡捕五营、内外城十六门管理机构和白塔山信炮管理部门。步军统领之下设有左、右翼总兵各一人，与步军统领同堂办公；八旗步兵营主要驻守内城，设有左、右翼尉各一人(秩正三品)。 巡捕五营分布于外城和四郊，总计23汛(每汛有官兵370人至580人不等)。中营驻扎于圆明园一带，由副将(从二品，隶属于总兵)一员带领，下分5汛；南营分防外城及南郊，下辖6汛；北营分防北郊，左营分防东郊，右营分防西郊，以上3营均各辖4汛。南、北、左、右4营设参将一人、游击一人。嘉庆四年，又添设左、右翼总兵各一人，左翼总兵节制南营、左营，右翼总兵统辖北营、右营。 顺治十年(1653)，于白塔山(今北海琼岛)设置信炮5位，若京城发生暴乱、敌情、火灾、爆炸，则凭金牌“奉旨发炮”；内九门也各设信炮5位。白塔发炮，则九门信炮齐鸣。京城驻防官兵闻炮声后，立即分区集合待命。乾隆八年(1743)，信炮及其管理系统移交步军统领衙门。 正是由于步军统领衙门所承担的任务关系着皇帝的安全和政局的稳定，可以说，九门提督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职位。从某种意义上说，它甚至可以影响到皇帝的废立。唯其如此，九门提督在清代历次宫廷争权斗争中均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清朝最高统治者对九门提督的人选极为重视，非满人、非心腹重臣，不能担任此职。 清圣祖玄烨在位61年，皇子间展开了激烈的储位之争。皇太子两立两废，争储斗争错综复杂。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1722年12月20日)，康熙帝病危，是日寅刻(凌晨3点至5点)，急召诸王子及理藩院尚书兼步军统领(即九门提督)隆科多至畅春园病榻前，谕令以皇四子胤禛即位。时胤禛正奉命去斋所致斋，准备代皇帝主持十五日的南郊大祀。当他闻讯赶到畅春园时，已是巳刻(上午9点至11点)。戌刻(晚上7点到9点)康熙帝去世，隆科多(胤禛的舅父)立即进言，让胤禛“先定大事”，再办丧仪。为防止发生变故，时任步军统领的隆科多立命铁骑四出，自十四日至十九日关闭京师九门，全城实行戒严，直至二十日胤禛正式即皇帝位，步军统领衙门才解除了京师戒严。 百余年后，清朝的统治早已进入衰世，内忧外患纷至沓来。一方面，国内农民起义烽火连天，太平天国起义席卷了东南半壁；另一方面，英法联军攻陷天津，逼近北京，咸丰帝的六弟恭亲王奕訢被授予钦差便宜行事全权大臣，留京负责与英法侵略军议和。议和期间，奕訢的主要得力助手是时任军机大臣、户部左侍郎的文祥。文祥还兼署步军统领，被委以办理城防、维持秩序的重任。但当时的权力中心位于被称为“行在”的热河(今河北承德)，一切政令都由实际操控大权的肃顺等人发出。不久，步军统领一职就落到了肃顺集团的核心人物——郑亲王端华的身上。 慈禧太后一生中发动过两次政变，一次是“辛酉政变”，即联合恭亲王奕訢一举推翻八大臣辅政体制；第二次则是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发动的镇压维新派的“戊戌政变”。这两次政变都借助了由九门提督统率的禁军。 咸丰十一年七月，咸丰帝病死，载垣、端华、肃顺等八大臣受遗命辅政。当时肃顺集团与两宫皇太后围绕“赞襄政务”还是“垂帘听政”展开了激烈斗争。在这场你死我活的权力斗争中，“步军统领”一职显然又是势在必争的关键职位。由于谁也不能占据绝对优势，双方只能达成暂时妥协：九月初四日，端华让出步军统领一职，改由留守京师的瑞常担任，而端华则“暂署行在步军统领”，仍统率热河行宫的禁军。经过第一阶段的较量后，慈禧太后和奕訢决定回到北京后再发动政变。之所以做出这个决定，是因为热河行宫完全在肃顺集团的掌控下，而新任的步军统领瑞常则是由奕訢、文祥举荐的，这意味着京师的警卫大权回到了慈禧太后、奕訢集团的掌控中。果然，在回銮后的第二天，两宫与恭亲王便联手扳倒了以肃顺为核心的辅政大臣。 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光绪帝经慈禧太后同意，颁布了“明定国是”诏，维新变法正式开始。但是，维新变法的措施触动了守旧官僚的利益，慈禧太后随即加快了政变的部署。其亲信荣禄早在光绪元年(1875)就兼任步军统领，二十年(1894)再授步军统领，并任兵部尚书、协办大学士。至戊戌年四月二十七日，荣禄署直隶总督，几天后又任文渊阁大学士，节制北洋各军。慈禧太后又命刑部尚书崇礼接过步军统领的职务，指挥京师禁军，命怀塔布管理圆明园护军，派刚毅管理健锐营(常驻香山)。经过这番布置，慈禧太后已将京畿地区以及京师内外、宫禁要地的军队都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特别是新任九门提督的崇礼，素为慈禧太后赏识，是反对维新变法的清廷元老，他所指挥的京城禁卫军成了直接镇压维新派的刽子手。 八月初六，慈禧太后宣布重新“训政”，不经过军机处，直接给刑部尚书兼步军统领崇礼下达密旨，令捉拿康有为。时康有为已离京南下。八月初八，逮捕了杨锐、刘光第、谭嗣同，初九又逮捕林旭。同一天，慈禧太后向步军统领衙门发出“上谕”：“张荫桓、徐致靖、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均著先行革职，交步军统领衙门拿解刑部审讯。”也就是由步军统领衙门捕人，交刑部收监审问。在政变过程中，步军统领是镇压维新派的直接执行者。
真实的赤壁之战：曹操并没有中反间计
赤壁之战，是冷兵器时代一场脍炙人口的战争。因为它几乎包涵了所有戏剧性的元素，比如强弱对比鲜明的军队，意志力坚强的统帅，反败为胜的曲折历程，还有气贯长虹的英雄故事。这场被后人认定为意义重大的战争，是否真如人们传统认识的那样传奇多姿？是否算得上是我国历史上“以少胜多”的经典战役？历史上的赤壁之战究竟是怎样的？ 1、“草船借箭”是借来的故事 诸葛亮不曾有过“草船借箭”的事，倘若孙刘联军连箭都很缺乏，还谈什么抗曹？“草船借箭”也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有线索可查。据《三国志·吴主传》裴松之注有关记载，建安十八年（213年），即赤壁之战五年后，曹操平定关中，率大军南下进攻孙吴。孙权领兵迎战，两军战于长江水入巢湖的濡须口。曹操受挫，坚守营垒以待战机。一天，孙权借江面有薄雾，乘轻便战船从濡须口闯入曹军前沿，观察曹营部署。曹操生性多疑，见江面水雾缭绕，孙军整肃威严，恐怕有诈不敢出战，下令弓弩齐发，箭射吴船。孙权的船很快便落满了箭，船因一面受箭偏重，渐渐倾斜即将翻沉。孙权命令掉转船头，让另一面受箭，等受重平均，船身平稳后，孙权指挥战船列队，缓缓离去，曹操才明白上了当。这只是发生在孙权身上的一个故事，起初他没料到船身会中这么多箭，使得船要倾覆，仅仅是急中生智之举罢了。他并没有计划“借箭”，史书中也没说是草船。 自从有了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后，人们就以它作为衡量、品评三国人物的标准，多数人只知道有《三国演义》，是故“草船借箭”的主角便成了诸葛亮。 2、“周瑜打黄盖”子虚乌有 人们通常认为，曹军将战船用铁链相连，使得黄盖的火攻奏效，实际上，曹军的战船之间并没有用铁链相连，只是首尾相连、衔接紧密，看上去好像连成一串。实际上，曹军的船舰是用木板两两钉在一起，这样船身晃动幅度大大减小，北方兵在船上可保持战斗力。同时，两大船一体，可以即时进行接舷战的步兵数量增多，特别令江东军头疼。江东水军历来以接舷战制胜，如今接舷战的难度变大，就不得不为此发愁了。 据《三国志·周瑜传》记载，武锋校尉黄盖向周瑜建议：“今寇众我寡，难与持久，然观操军船舰，首尾相接，可烧而走也。”在孙刘联军无计可施的情况下，黄盖提出的火攻的确是上佳的方案。三国历史上并没有黄盖使用苦肉计，但诈降确有其事。黄盖为保证无武装的火船不被截击而能够顺利地接近曹军水寨，便向曹操投书诈降。《江表传》记载了黄盖的诈降书，他在诈降书里认为以江东地区六个郡的兵力，不能够抵挡中原的一百多万兵力，但是孙权、周瑜执迷不悟，妄想抵抗，所以，他为了避免与孙权、周瑜一起被消灭，情愿向曹操投降。曹操告诉黄盖的代表，接受他的投降，叫他于指定的日期带自己的部队与兵器粮草，乘船由南岸到北岸来。 在《三国演义》中，周瑜为了使得曹操深信黄盖不是诈降，而是真降，特地行了一番“苦肉计”，先叫黄盖在举行军事会议的时候，公然冒犯周瑜。于是周瑜大怒，叫左右把黄盖拖下去斩首，众将领纷纷求情，黄盖才幸免一死，改打了五十下“脊杖”，打得“皮开肉绽，鲜血迸流”。 事实是，黄盖不曾吃这个苦，也不需要吃这个苦。曹操很容易相信黄盖的投降是真的，不是假的。第一，他的兵力比孙刘联军的兵力多。黄盖不愿与周瑜同归于尽，是很合乎常理的。第二，曹操所能知道的关于黄盖的情形是：黄盖曾经做过孙坚的部下，资格比周瑜老，屈居在周瑜之下，很可能心有未甘。第三，十几年来各方的将领背弃原主而投降曹操的太多。曹操受降成习惯，因此对于黄盖之降，没有存太多怀疑之心。再说，黄盖降了之后，落入自己的手心，想处置随时即可，因此，曹操接受黄盖投降。 3、没有东风，火攻依然可实施 一直以来人们均认定，黄盖要火攻曹军沿江停靠的船队，必须借助东南风。如果没有东南风，则黄盖火攻绝不能成功，得出这个结论是很片面的。 黄盖在建议长途火攻突袭时，并没有提及风向问题，而只提到曹军船只首尾相连，就可以进行火攻。根据中国造船工程学会理事席龙飞的《中国造船史》一书分析，中国风帆技术出现在战国时期，而到汉代则已经很成熟了。其中以三国东吴万震所撰写的《南州异物志》中对帆船技术的记载最为宝贵（《太平御览·卷七七一》），这里面就详细记载了可利用侧向风力的用卢头木叶制成的帆，这种帆可以“其四帆不正前向”。因此，当时东吴水军战船装备有可利用侧风的帆是可以确定的。所以，黄盖的火攻船，并不是必须正好沿风向开进，而可以利用侧向风。加之周瑜、黄盖多次在长江流域进行水战，周瑜方面已经确认这个季节的风向均可以进行火攻。 退一步说，没有风力的作用，火攻的计划依然可以实施。黄盖完全可以把装满了干草的船，由南岸的上游之处，斜对着北岸的下游之处行驶，倚仗水力，而不是风力。蔡瑁、张允没有卷入“反间计”。历史中的蒋干确系周瑜的同郡，也确实被曹操派去说服周瑜。但并非在赤壁之战中，裴松之注《三国志》时把它记在赤壁之战后，并且只有蒋干劝降，没有中周瑜的反间计。 蒋干“有仪容，以才辩见称”，纵然是这样灵巧的辩士却无法撼动周瑜的意志，归来见曹操时蒋干还赞誉周瑜“雅量高致，非言辞所间”。这一段情节旨在为周瑜“性度恢廓、大率为得人”的胸怀作佐证，但却成为小说家为赤壁之战添油加醋的作料。在《三国演义》中，周瑜利用蒋干传递了伪造的降书，使得曹操对水军都督蔡瑁、张允产生了怀疑，并最终处死了二人，从而为周瑜去掉了一个大隐患，成为赤壁之战周瑜取胜的关键。 事实上，史书上的蔡瑁、张允并没有被卷入“反间计”之中，他们甚至压根就不是曹操的水军都督。《三国志·董二袁刘传》谈及蔡瑁、张允的时候，只论及二人是刘表的次子刘琮的党羽，在刘表临终时阻止刘表长子刘琦进见，而极力扶持刘琮上台。随即曹操南征大军将至，第一个跳出来劝刘琮投降的却不是蔡、张二人，而是蒯越、傅巽、韩嵩等一班刘表旧臣。这几个人共同的特征都是躲避战乱、客居荆州的中原人士，相比起蔡瑁、张允等荆州本土人来说，荆州的利益对于他们毫无意义，他们对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曹操更有好感，更愿意纳土归降以求得一官半爵。因此曹操在得荆州后也大施恩惠，给蒯越等十五人封了侯。但点名的名单里并未出现蔡瑁、张允，可见二人虽然也位列归降众臣中，也得到了封赏，却实属才智平平，未能得到重用。 至于曹操的水军都督是谁？史书上没有记载，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以曹操用人的习惯而言，不可能用外人指挥这支庞大的水师。而曹操早在年初就在邺城掘玄武湖操练水师，相信都督水师的人选在那时就已经选定。后来的文学作品出于塑造周瑜角色的需要，虚构了蔡瑁、张允统领水师又被冤杀的情节，也使曹操水军一击即溃在理论上趋于合理化。 从读史的角度看，有关赤壁之战的诸多细节与人们的传统认识大有不同。当今学者对1800多年前战争真相的探寻能有多大程度的相合，已经无从考证，就算是更为客观纪实的《三国志》所谈及的赤壁之战，可能也与真实战役过程大相径庭。今天留在人们印象中的赤壁之战，更多的只是扬刘贬曹后一个失真的历史故事。
中华民国历史的8位大总统
从1912年到1948年中华民国历史上共有八位总统：孙文(临时),袁世凯,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曹琨,蒋中正,李宗仁(代)。 1、孙中山 孙中山（1866-1925)孙中山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幼名帝象，学名文，字德明，号日新，后改号逸仙，旅居日本时曾化名中山樵，“中山”因而得名。广东香山（中山）人，革命家，中国国民党缔造者之一。1892年毕业于香港西医书院。赴檀香山成立兴中会，誓推翻清朝。1905年在日本联合华兴会、光复会等革命团体成立中国同盟会，被推为总理。 1911年辛亥革命后被十七省代表推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受到清朝政府全力追缉的影响，自1907年起孙中山便长期居留欧美各国。武昌起义时，孙中山人在美国丹佛而不在中国。初闻革命成功时，孙中山还有些讶异，但随即在海外华人与美国的同情者间筹集资金。12月20日孙中山赶赴上海，并于12月28日被推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于1912年1月1日（辛亥十一月十三日）在南京宣誓就任，并循革命军与袁世凯的秘密协议，特申“颠覆满洲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至专制政府既倒，民国卓立于世界，即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月底组成临时参议院。民国元年2月12日，清帝溥仪发布《退位诏书》，孙中山即于13日向参议院请辞并举荐袁世凯以自代。兹后苦心孤诣协助袁氏依民主程序选任、就职、组职内阁，尤特重其向国民宣誓一事，引导袁氏步入民主程阶。 当时孙中山领导的临时政府实力有限；虽然大部分的省份已脱离清政府的控制，可主要的军事凭借却是各地的团练与新军，或是混入部分华侨以及洪门与旗下哥老会的成员，无论在装备与士兵素质上，皆无法与清朝主力北洋军抗衡。此外由于孙并未实际投入革命战事，故各省的革命势力纷纷推出自己的领导，使革命势力呈现多头马车的情形。革命军被北洋军接连击败后，孙中山决定与北洋军的统帅袁世凯和谈，希望通过给予袁临时大总统的职位，让袁成为清朝垮台的最后关键。最后孙与袁达成协议：孙中山的临时大总统由袁接任，袁则以实际行动迫使清朝皇帝退位。同年2月12日，清朝皇帝接受袁的条件，下旨逊位，中华民国终完全取代过去的帝国体制。隔日2月13日孙辞去临时大总统，向临时参议院推荐袁世凯接任。 2、袁世凯 袁世凯（1859年—1916年），字慰庭，号容庵，是中国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北洋军阀鼻祖、中华民国大总统，风云一时，叱咤中国政坛。1859年9月16日，他出生在河南项城县一个世代官宦的大家族。父祖多为清朝显贵，权重一方。袁世凯早年科举不第，又逢清季兵燹，便弃文投军，依附淮军将领吴长庆门下。1892年，大清藩属朝鲜内乱，求助于清庭，袁世凯即随军入朝平乱。驻朝期间，袁世凯头脑灵活，办事机敏、干练，表现出较高的外交、军事才能，颇为清庭朝野瞩目。1894年受李鸿章保举为驻朝总理大臣。1895年受命以道员衔赴天津督练“新式陆军”。他仿造欧洲军制训练军队，取得极大的收获。同时在此基础上扶植自己的势力，形成了日后北洋军阀的班底。1898年参与镇压维新派。 1899年任山东巡抚，逐步接近清廷的权力中枢。1901年升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1907年入主军机处、兼任外务部尚书。1908年宣统帝继位，受清皇室排挤，袁世凯被迫下野，隐居彰德府（今安阳市）洹上村别墅——“养寿园”。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受国内外形式所迫，清庭被迫重新起用袁世凯，由其出任总理内阁大臣，主持军政。革命当前，袁世凯深知清庭气数已尽，无可挽回，便联络全国革命势力及其旧部，倒戈一击，逼迫清帝退位，实行共和。1912年3月，袁世凯因促成共和有功，当选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随后不久，被推举为中华民国首任总统。1915年12月宣布恢复帝制，建立中华帝国，并改元洪宪。1916年3月22日，内外交困，被迫宣布撤消帝制，恢复民国。1916年6月6日，因尿毒症不治，死于北京，时年57岁。同年8月24日正式归葬于河南安阳。 3、黎元洪 黎元洪（1864-1928北洋政府总统。字宋卿。湖北黄陂人。 北洋水师学堂毕业，曾在海军服役。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后，投靠张之洞,在湖北参预编练新军。曾三赴日本考察军 事，1906年任陆军第21混成协统领。在军中多次破坏湖北革命党人的活动。武昌起义后被迫出任湖北军政府鄂军都督。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当选副总统。袁世凯篡政后，仍任原职，伙同袁镇压革命。1914年袁解散国会，设参政院，被任为院长。反对袁复辟帝制。1915年袁称帝时，被封为武义亲王，未受。1916年6月袁死，黎继任大总统，恢复约法，召集国会。与国务总理段祺瑞发生“府院之争”。1917年段祺瑞利用张勋驱黎，由冯国璋代理大总统。1922年受系军阀支持复任总统。次年又为直系所逐。晚年投资实业。 4、冯国璋 冯国璋，河北河间人。青年时代到保定莲池书院求学，后因贫困辍学。1884年到大沽口投淮军当兵。次年，考入北洋武备学堂。1890年毕业留堂充当教习。1896年被袁世凯任为新建陆军督操营务处帮办兼随营步兵堂监督，不久又升督操营务处总办。1903年调升北京练兵处军学司正使，与王士珍、段祺瑞并称“北洋三杰”。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率军至湖北镇压革命，攻下汉口后，清政府封予二等男爵。1913年任江淮宜抚使，奉袁世凯之命镇压二次革命，攻陷南京，升任江苏都督。1915年袁世凯称帝，被封为一等公爵。 1916年袁世凯死，成为直系军阀首领，与湖北督军王占元、江西督军李纯联合对抗皖系，称“长江三督”。同年 10月，被选为副总统。1917年7月6日就任代理大总统。1918年10月7日被段祺瑞胁迫下台。1919年春回到河间故里。10月，抵北京，于12月28日病死于北京帽儿胡同冯宅。 5、徐世昌 徐世昌（1855—1939年）字卜五，号菊人，原籍直隶天津，出生于河南省汲县。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多次出任国务卿，1918年10月至1922年10月任民国大总统。 徐世昌1896年因母丧回到河南时，袁世凯在直隶小站负责训练新建陆军。因此成为袁的重要谋士。1901年袁世凯任直隶总督，徐世昌负责文案处理。两年后，清政府建立了个编练陆军机构，徐以中将衔任高级行政军官。1904年任兵部侍郎，1905年任见习军机，署理兵部尚书。1907年4月20日徐世昌任总督。 1908年11月，宣统继位，摄政王载沣当权。次年袁世凯被罢官。徐因与袁关系密切受到牵连，但他施展官僚手腕，仍取得载沣的信任。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徐世昌极力主张起用袁世凯，扼杀革命。1914年5月徐接受袁邀请，出任国务卿。1915年徐窥测出袁世凯称帝，可能会引起政局动荡，即辞职，退居河南辉县水竹村。 1916年11月，徐世昌以北洋元老的资格应邀到京，调节总统黎洪元和总理段祺瑞之间的权力之争，事后移居天津。1918年10月冯国璋下台，皖系首领段祺瑞看到徐是文人，易操纵，指使安福国会选举其为总统。但南方政府认为安福国会的选举是违法的，根本不承认他为总统。 徐世昌企图操纵北洋军阀的派系斗争以维持自己的政治地位。但到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后，北京政府成了直系天下时，他便成了曹锟攫取最高统治地位的障碍。1922年1月旧国会众议院议长吴景濂等宣布他为伪总统。 1931年日本侵占东北后，日本特工人员找北洋派人物劝他们参加伪满傀儡政权，徐是他们的对象之一，但他加以拒绝。从1931年到1939年6月他死之前，日方几次设法争取他的合作，始终为他所拒。 6、曹 锟 曹 锟 1862.12.12～1938.5.17直系军阀首领。字仲珊。天津人。1890年(清光绪十六年)毕业于天津北洋武备学堂， 任毅军哨官。 1894年随毅军赴朝鲜参加中日甲午战争。次年到天津小站任新建陆军右翼步队第1营帮带。从此依附袁世凯，历任北洋常备军步队第11营管带、北洋陆军第1镇第1协统领、第3镇统制等职。 1907年率第3镇进驻长春,使北洋势力伸展到吉林、黑龙江。1911年(宣统三年)率部在娘子关进击山西响应武昌起义的民军。1912年2月在北京纵兵哗变,为袁世凯拒赴南京就职制造借口。1914年4月任长江上游警备总司令官。1915年9月上书请改国体为帝制，为袁称帝推波助澜，10月任虎威将军。年末爆发护国战争,任北洋军第1、第2路总司令,指挥所部由川、湘攻滇,被护国军击败。1916年6月袁病死后，任四川军务会办，9月任直隶督军，在国务总理段祺瑞和大总统黎元洪的“府院之争”中左右逢源。 1917年参与张勋复辟阴谋活动，后又投机任讨逆军西路军总司令,率部入京讨伐张勋。7月兼署直隶省长。8月爆发护法战争，又在代理大总统冯国璋和国务总理段祺瑞之间时而主和,时而主战。10月被授为陆军上将。年底任援湘军第1路司令。次年1月任两湖宣抚使，率北洋军2个师和5个混成旅，经鄂入湘进攻护法军，连占岳阳、长沙、衡阳等地，6月任川粤湘赣四省经略使。1919年冯国璋死后，被拥为直系军阀首领。1920年7月与皖系军阀为争夺中央政权爆发直皖战争，联合奉系打败皖系。8月任直鲁豫巡阅使。 1922年又与奉系军阀争夺中央政权爆发第一次直奉战争，将奉军逐出山海关,独霸中央政权,进而醉心谋取大总统职权，以恢复法统为名，将大总统徐世昌赶下台，拥黎元洪复职后，又多方刁难，一年内迫使内阁六次倒台。1923年6月，指使党羽逼宫夺印，将黎元洪逐走天津。10月5日出动军警挟持国会，重金收买议员,贿选为大总统。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中,被冯玉祥等人发动的北京政变赶下台,囚禁于中南海。1926年获释，到河南投奔吴佩孚。1927年吴佩孚被国民革命军击败后,曹寓居天津。在日军占领天津期间,拒绝出任伪职。1938年5月病死天津。6月被国民政府追赠为陆军一级上将。 7、蒋中正 蒋中正(1887—1975) 浙江奉化人。字介石，原名瑞元，谱名周泰，学名志清。1907年入保定全国陆军速成学堂。1908年留学日本。1908年加入同盟会。1910年日本振武学校毕业后，入日本陆军第十三师团第十九联队为士官候补生,辛亥革命后追随孙中山，曾参加反对袁世凯的活动。1923年赴苏联考察军事政治。1924年回国后任黄埔军校校长，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 1926年先后制造“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案”，打击共产党和革命势力。后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席。率师北伐途中，于 1927年发动了“4·12”政变，在各地清党，第一次国共合作公开破裂。1928年任南京国民政府主席，不断进行新军阀混战。1931年 “9·18”事变后，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推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围攻红军革命根据地。1936年“西安事变”后，被迫接受抗日主张，实行第二次国共合作。1938年任中国国民党总裁，三民主义青年团团长。 抗日战争期间，任国防最高委员会主席，同盟国中国战区最高统帅，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1943年参加美、英、中三国开罗会议。抗日战争胜利后，与中共代表团在重庆进行和平谈判。1946年撕毁《停战协定》、《政协决议》，命令进攻解放区，单独召开制宪国民大会，通过宪法。1948年擅自召开第一届国民大会，当选“总统”。1949年1月21日，被迫发表《引退谋和文告》，由副总统李宗仁代行总统职权。 1949年败退台湾后，历任“总统”与国民党总裁。1975年4月5日于台北去世。 8、李宗仁 李宗仁（1891-1969）广西临桂人，字德邻。黄埔军校南宁分校总负责人。国民党高级将领，军事家。中华民国副总统、代总统。 1948年 4月 李宗仁当选为中华民国副总统（总统蒋介石）。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三大战役之后，国民党精锐主力部队大部被歼，国民党统治面临覆灭命运，蒋介石被迫于1949年1月21宣布下野。 1949年 1月22 就任中华民国代总统。1949年，国民党政府移居台湾以后，仍然沿用中华民国的名称，蒋介石担任中华民国“总统”。1975年蒋介石逝世后，严家淦、蒋经国、李登辉、陈水扁先后就任中华民国“总统”。2008年5月20日，马英九就任中华民国第12任“总统”。
60年来美国对台湾的所有援助详情
1、朝战前美国虽然想过放弃蒋介石，但从未中断对其援助国共内战时，美国曾给过国军不少援助，但随着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崩溃并败退台湾，美国产生了放弃蒋介石的想法，因此暂时停止了1948年《援华法案》中对国民政府的军事援助，杜鲁门甚至在1950年1月宣布不以武力援蒋保台。尽管如此，从蒋介石败退台湾到朝鲜战争爆发这段时间里，美国虽然对国民党政权颇为失望，但也并不愿意台湾落入中共手中，因此不仅没有中断对台经济合作和农村复兴项目，反而继续向台湾提供更多的经济援助。比如1950年2月1日美国国会通过特别法案，向台湾当局提供1.08亿美元经济援助。 随着大陆政权与美国关系的持续恶化，1950年初，顾维钧被美国国务院告知将继续向台湾当局提供军事援助。1950年3月7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提醒国防部“尽管美国的政策不允许给予国民党政府新的军事援助，但它允许完成1948年军事援助计划”。5月20日，美国重新开始允许向台湾出售军事装备。6月14日，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腊斯克要求美方人员“在90天之内把《1948年援华法》的剩余基金全部用于台湾”。然而这一阶段美国的援助毕竟有限，加上国民党带着150多万人台人口突然入台，给台湾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因此1950年的台湾局势一片混乱，物资严重匮乏，产生了巨额财政赤字，经济濒于崩溃，当时国民党当局的处境十分困难。1951年，美援物资运抵基隆港。 2、朝战爆发后美国开始积极援台，大量无偿军援外，台湾生活资料进口也主要依赖美援正当蒋介石在台难于支撑时，朝鲜战争爆发了，随着中美两国在朝鲜军事对抗的展开，本来准备“放弃”台湾的美国开始全面扶持台湾，不但在1950年6月27日派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同时开始大规模开展对台援助。1950年7月27日杜鲁门批准的“美国在台湾的紧急行动方针”中规定：“第一、继续执行目前阻止台湾落入共产党手中的政策;第二，给予国民党武装一定数量的无偿军事援助;第三，指示远东司令麦克阿瑟全面针对国民党资源及所需进行综合性军事调查。”9月10日，美国助理国务卿腊斯克宣布：“我们对台湾，除了继续予以经济援助外，并将给予选择性军事援助，以加强台湾的防卫实力。”11月23日，朝鲜战争爆发后首批五千多吨价值1434.45万美元军事援助物资抵达台湾。同时，根据麦克阿瑟的建议，美国政府决定向台湾提供两套先进雷达，并在1951年3月1日前又提供了7套。1950年12月19日，艾奇逊致电台湾驻美大使顾维钧，正式告知美国已经确定以几千美元的单价向台湾提供50架F-47飞机。1950年11月底，麦克阿瑟曾要求蒋介石派兵赴朝参战，后因各种考虑未能实施，但麦克阿瑟为此却向台湾的国军提供了各种车辆200余辆，各式火炮近千门，各种枪械、器材等2万多吨。1951年2月16日，杜鲁门批准向国民党陆军提供5000万美元供其购买信号装备、坦克、枪械弹药等军需物资，27日，对国民党海军520万美元、空军1600万美元的军援拨款也由国防部准备完毕。 1951年5月1日，美国军事援华顾问团抵达台北，1951年10月，美国国会正式通过了《共同安全法案》，决定向台湾政府提供大量的援助，此后美国对台湾的军事援助数量呈逐年增加之势，以军事援助为例，1951年和1952年的援助总额达近2.6亿美元，1953年计划援助近2.18亿美元。据1954年12月28日美国计划委员会提供的报告称，1950-1954年财政年度美国计划在军事用品和训练中华民国军队上花费9.42亿美元，其中一半在1954年6月30日之前已经发出。 除了军事援助外，美国为了挽救台湾的危机，基本上承包了台湾经济——不但提供了大量的生活资料，而且还大力发展台湾的工业、电力、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据一位美援会官员回忆：“初期美援以进口农工原料及民生必需品为主，对充裕物资收缩通货以稳定经济，有立竿见影之成效。”据统计，在整个50年代，由美援提供的进口物资一直占台湾全部进口物资的1/3以上，在1957年以前更占到40%-50%。关系民生最大的小麦、棉花、黄豆、油脂等重要生活资料，属于美援进口者占总进口量的60%以上。其中，小麦占90%，棉花占78%，黄豆占74%。“由此可见，美援物资之大量进口，对于纾解台湾民生物资缺乏之困境，居功至伟。”1959年，松山机场手持名厂牌旗子的商展小姐候机去金门劳军，象征着美援支持下台外民生产业已经起飞 3、50年代中后期美国加大对台军援力度，扶植其抗衡大陆;经济援助所占比例相对较小朝鲜战争结束后，美国开始对中国大陆实施全面的封锁和敌对政策，台湾是其中重要的一环，因此美国不断加大对台军事和经济援助力度，以增强其制约大陆的能力。 尽管朝战后中美军事冲突已经结束，但是两岸之间却问题不断，美国当然毫无悬念地站在台湾一方。比如1954年9月3日第一次台湾海峡危机爆发，艾森豪威尔第二天就宣称台湾位于美国国防部发放军事装备及供给的首位。1955年解放军攻击大陈岛，1958年炮击金门，台湾的紧张局势使得美国对台援助大幅度提高，比如1958年对台军援预算为1.83亿美元，仅次于韩国和日本，在整个远东地区中居第三位。1958年3月，参谋长联席会议又决定“为国军配备导弹，并开始训练国军如何使用可带核弹头的导弹”以便在台湾“至少组建5个导弹旅”，整个1958年美对台军事援助达到了3.3亿美元，在国军59万人中有53万都享受到了美国军援。虽然从1959-1960年开始美国有意削减对台援助，但由于期间要为台湾提供大量的先进坦克、火炮，并帮助蒋介石训练伞兵部队，因此美国对台军事援助始终居高不下。 需要注意的是，美国1957年之前的对台援助以军援为主，经济援助所占比例相对较小：从1950至1957年美国对台军事援助总计14.7亿美元，而经济援助仅为6.83亿美元。虽然从1957年起美国开始注意要促进台湾经济发展，因此想提升经济援助在对台援助中的比例，但终因冷战环境所限，对台援助始终以军援为主 4、60年代初期美国开始削减对台援助，由军援、赠与为主向经援、长期贷款为主转换1960年代初，由于越南局势日趋紧张，美国开始越来越多地关注南越。同时台海局势也发生了变化：一来1958年金门炮战后台海形势日趋稳定，二来台湾经济日趋繁荣，财力也日渐丰厚，因此美国开始着手调整对台援助方式和数额。1961年肯尼迪上台后，美国外援政策开始努力实现由军援为主、赠与为主向经援为主、长期贷款转换，肯尼迪建议削减军事援助金额以“将更多的钱用于经济援助，尤其是开发贷款。”因此，美国对台援助发生了转变。 在援助方式上，美国逐渐加大贷款在对台经济援助中所占比重，相应减少无偿赠与援助所占的比重。1961年2月28日，总统特别助理罗斯托向肯尼迪提出：“在有些地方如台湾，我们可以从防务支持和特别援助中迅速脱身，转变为提供长期开发性贷款。”正是由于这种援助方式的转变，贷款在美国对台经济援助中所占比例从1956-1960年的24.4%上升到了1961-1967年的55.4%，美援越来越成为以“援助”为名的国际借款。 在数额方面，1963年后，美国开始以台湾经济增长和美援装备己超过台湾防卫需要为由大量削减对台湾的经济与军事援助。1964年度美国对台援助总额从1.33亿美元下降到9480万美元。1965年，在国会的压力下，美国政府又将对军事援助份额削减了23%，在9个“前沿防卫国家”中被削减的最多。 5、60年代中后期，美国鉴于台湾经济已可自立，停止对台经援，军援也不断削减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美国陷入越南战争，美国开始考虑停止对台援助。1964年5月28日，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称，鉴于台湾经济已达到自立的程度，美国将于1965年6月30日终止其在台湾的经援计划，改为贷款，但军援和农产品法案仍将继续。1965年1月14日，美国总统在援外咨文中指出台湾自助有成，经济繁荣不需美援。6月29日，美国宣布对台湾的经济援助于当月月底结束。在1965年6月美国对台湾的经济援助正式宣告结束后，除数量有限的剩余农产品外，美国再也没有给予台湾经济援助。 同时，对台军事援助也开始不断削减，1965年9月，美国撤销了对台湾6个轻型师大约涉及1.9万人的支持，美国认为这些师所耗费的军事资源超过了他们应该占有的份额，这些力量的存在是无用的。1966年3月9日，美国国务卿腊斯克明确表示：“削减对台军事援助是和美国的目标与安全一致的。……根据国防部制定的1967-1971年五年对外军事援助计划，美国对台军事援助项目中用于军队日常运作的费用将直线下降。”1967年12月4日美国驻台大使表示：“美国国会己经打算削减1968年对外军事援助项目之资金，其中韩国和泰国因其位置特殊，因而削减幅度会很小，而国民党必将承担比较大的削减幅度。”由此，1967年美国对台湾的军事援助数额从原定的9600万减少到9000万，美国国会更是将1968财政年度对台援助额度降低到了5000万美元。同时，美国援助在实际交付时还打了不小的折扣，比如1964到1967财年美国实际交付台湾的数字估计为3.9亿美元，比计划数字少了1.1亿美元。 6、70年代以后，因与大陆关系改善，美国开始用对台军售替代军事援助到了70年代初，由于美国要同中国大陆改善关系，因此在对台援助问题上开始重新调整，此后美国逐渐以军售替代军援，以投资替代直接给与经济援助，以此来使其能在对大陆和对台关系之间谋得平衡。 在军事援助方面，从70年代初开始，美国将原来的无偿援助逐步改变为对台军售，这样不仅壮大了台湾的军事实力，还为美国带来了大量收益，这种扶持台湾的方式延续至今。比如1970年1月27日，美国决定向台湾出售四艘军舰，1月31日，美国向台湾赠送了34架F-100型喷气式战斗轰炸机，并提供维护保养费用520万美元。1972年11月，美国售台2艘新式潜艇，这是核潜艇出现之前最新式的潜艇。到了1979年1月1日中美正式建交后，美国虽然通知台湾当局终止《共同防御条约》，美台近30年的协防与无偿军援关系结束，但美国为了制衡中国大陆并未终止对台军备转移，比如就在中美建交后不久，1979年4月10日，美国总统卡特签署的《与台湾关系法》规定“美国将向台湾提供使其能保持足够自卫能力所需数量的防御物资和防御服务”。整个80年代，由于中美关系的改善，美对台军备转移数量和质量呈下降趋势，以2000万美元的额度逐年递减，从1982年的7.84亿美元逐年下降至1991年的6.4亿美元，且严格限制台湾军方购买高性能武器，比如美国对台湾购买FX系列高性能战机的要求一直未加理睬。 然而进入90年代以后，情况发生逆转。1990年后的十年，美国售台数十批武器，总额近200亿美元，平均每年超过20亿美元，远远超过1983年美国宣布对台军售8亿美元的上限。同时，美国也开始向台湾出售攻击性武器，比如1992年9月，布什政府向台湾出售了150架价值60亿美元的F-16A/B战斗机，加上其它军火销售，金额共计100亿美元(F-16战斗机自1997年移交以来，于1999年底完成移交)。为了加强台湾防空，美国还向台出售了“爱国者”II型导弹。为了增强台军的海上作战能力，美在1990年代以先租后售的方式向台海军提供了“诺克斯”级巡防舰。为了提高台军的地面作战能力，美向台陆军出售了海湾战争中美国使用的M60A3主战坦克……至今对台军事依然是中美关系的一个顽疾。 在经济方面，1969年以后美国以对台投资贸易代替了直接给予经济援助。根据台湾的统计，1971年的头11个月，台湾对美国的出口占其出口的42%。1972年美国对台出口增加了大约22%，1972年以后的几年里，美国对台湾的商业出口机会持续增多。此外，美国还通过各种方式向台湾进行技术转让，以提升台湾的技术水平和科研能力，比如美国政府在1969年1月23日开始与台湾进行科技合作计划，加强科技人员、工程技术人员、学者以及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之间的合作。 7、美国一共给了台湾多少援助?那么1949年以来美国一共给了台湾多少援助呢?据台湾《中国时报》引述美国国务院的统计资料称，美国对台湾的无偿性军事援助从1951年开始到1974年停止，共提供了30.79亿美元的武器装备。而据赵既昌在《美援的运用》一书中介绍，从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到1960年代中期，台湾接受的美援总额达41.5亿美元，其中军援和经援分别约占57%和43%，由于美国对台经济援助从1960年代中期开始即宣布停止，由此可知美国对台经济援助总额为17.85亿美元。因此，美国从50年代到70年代末对台军事援助和经济援助总额应约为48.64亿美元。其中有多少是无偿赠与，多少是有偿贷款呢?具体情况尚没有完整数据，不过我们可以从1956-1967年的数据中管窥一二： 8、美援帮助台湾经济飞跃的同时，也迫使台湾高层接受美国的“自由经济”模式首先，美国援助对台湾的经济起飞居功至伟。美援帮台湾抑制了通货膨胀，1951年台湾的通货膨胀率为66%，1952年降至23%，1953年再降为8.8%，以后直到美援结束都保持在10%以下。美援还帮助台湾当局消除了财政赤字，在获得美援之前，台湾当局的财政赤字超过其财政收人的14%;美援实施后情况大有好转，1951年财政赤字陡降到4.7%，以后在美援期间始终保持在4%以下。同时，美援成为台湾经济起飞的助推器，据加州大学教授尼尔雅各比推算，在美经援的作用下，台湾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增长率相当于无经援时的2倍多，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增长率相当于无经援时的4倍。若无经援，那么台1964年的实际国民生产总值要延迟到1980年方可达到，而1964年的实际人均国民生产总值须延至1995年才能达到。也就是说，美国对台援助使得台湾的经济发展水平要比其实际提前了20-30年。此外，“台湾今日之大企业家，无不与当年获配美援物资或接受美援计划有关”。 其次，美国还利用美援迫使蒋介石做出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政策改革。比如美国以美援为筹码，迫使蒋介石等台湾高层领导人接受美国的“自由经济”，由扶助国有企业转为促进私人企业，由进口替代型政策转为推动出口导向型经济。据唐耐心回忆说：“美国顾问们在50年代及60年代初，指导台湾当局来改善气候。有几次，美国采取了咄咄逼人的态度，阻止了台湾政府花费巨资兴建国营企业，其中包括一座钢铁厂，一家航空公司及一家核子反应炉。”在美国的压力下，国民党政权不得不在1959年12月公布包括改善私人资本投资环境、促进出口、限制国防经费等“19点财经改革措施”，这成为台湾经济发展的一项关键性措施。 但美援也让使得台湾无法摆脱对美国的依赖，这就让台湾当局在面对美国时缺乏足够的底气来讨价还价。对这一点美国很清楚，比如1961年6月中情局在对台湾的评估中就明确说：“其经济发展之路仍在相当程度上依赖美国军事与政治援助之规模与特点。”1964年9月11日美国国务院的对台研究报告也指出：“国民党仍会像过去一样依赖美国。”即便在美国停止了援助之后，也诚如肯尼迪所说：“美援促成了台湾等地及早接触美国商品、技能和美国的生产方式，从而塑造了他们的品味和需求，当援助中止时，他们对美国的商品的需求仍然存在。”由此可见，援助对受援者来说，有的也并不只是好处。 结语美国对台湾的大力援助从蒋介石退到台湾之日起就从未中断;但决定是否援助、援助多少、如何援助的主要因素，始终是美国在不断变幻的世界格局中，恒久不变的本国自身利益。
王莽新朝为何顷刻灭亡
王莽 按照现在的说法，古代中国的农民绝对是弱势群体，他们肩负着缴纳国家绝大部分税收的重任，在官府中却没有选票，也没有自己的新闻发言人和形象代言人。不过，古代中国还是有一些位高权重者，他们感受到了民间疾苦，立志要帮助农民“发家致富奔小康”，开展了一次次轰轰烈烈的“建设农村”运动。他们成功了吗？ 两千年前，王莽在下一盘很大很大的棋。“苍天！你已将天命授予我，但为什么不替我消灭反贼！如果是我有大错，就请用雷电击死我吧！”如此哀号的人正是王莽。在四周义军纷起、逼近国都时，他不知道该如何挽救自己，只好率领群臣来到长安南郊，举行祭天大典，痛哭流涕地叙述自己的委屈。 王莽不是篡夺西汉王朝政权的乱臣贼子吗？他有什么可委屈的？其实，王莽真可以算是中国古代少有的好人了，只是这个好人搞砸了事情，亲手毁灭了西汉王朝。王莽早年丧父，好强的母亲节衣缩食，把他送到名儒陈参门下学习。王莽没有辜负母亲的期望，勤奋钻研儒学。在圣贤之道的熏陶下，他胸怀大志，要以古人为榜样，匡时救世，做一个错误世界里的正确的人。至于什么是错误，什么是正确，以古书为准。 于是，他对母亲尽孝，对长兄的遗腹子视如己出；他为人慷慨，经常周济别人；他恪守古礼，路上遇到年纪比自己大的人，一定要躬身等长者走过，才直起身子；每次去见师长，他都郑重其事地沐浴，然后穿戴整齐，带上礼品……王莽周围的人无不夸赞这个懂事的孩子。老师和同学们也一致认为，王莽是“克己复礼”的模范人物。 西汉是名门望族垄断仕途的时代，王莽要当官，也不得不走这条门路。经伯父王凤的极力推荐，王莽渐渐步入政坛，并且给官场带来了一股新鲜空气。他精通典籍，学问出众，清廉自守，一尘不染。王莽对任何人都和和气气，谦恭有礼。别人处理政务难免掺杂私心，王莽却不偏不倚，处事公道。 王莽逐渐声名鹊起，公元前8年，汉成帝封德高望重的王莽为大司马，王莽开始独掌大权。发迹后的王莽并没有显露出一点骄横之气，相反，他更加谦恭谨慎，经常把家财拿出来分给下属和穷人，广泛听取意见，招有贤德的人做官。他希望通过以身作则，扭转社会上的奢侈风气。他上下班乘坐的马车、穿的衣服，都俭朴得不能再俭朴。有一次，大臣们去他府上拜访，王莽的夫人到门外迎接，竟被众人当成仆人，因为她穿的是粗布衣衫。 王莽的政策方针完全遵循儒家理论，他不搞裙带关系，不封王氏子孙，而是尊崇皇族。他平反了一批冤假错案，解放了一批皇族后裔，此举一下子赢得了皇族的拥护。 他号召官员们节俭度日，与百姓共患难，并带头捐款100万钱，捐地30顷，用来救助贫民。每遇水旱灾害，他就吃素，与民同疾苦。根据德政的精神，王莽还下令对老人、儿童不加刑罚，妇女非重罪不得逮捕。 王莽搬出《周礼》记载的方法，在全国建立仓储制度，储备谷物，做赈灾之用。他按照上古传说，改革官制，设置“四辅”，加封周公、孔子等圣贤的子孙。王莽还大兴教育，扩大太学招生量，太学生数量很快翻了几番，突破一万人。他还在各地广建学校，征召“异能之士”，拓展了普通知识分子入仕的渠道…… 和此前的一派乱象相比，西汉王朝在王莽的治理下，真的有“拨云见日、蒸蒸日上”的势头。社会正统价值观念得以弘扬，社会风气明显好转。从王公贵族到知识分子再到普通百姓，都觉得“道德楷模”王莽具有超人的品格和能力，是人民信得过的优秀领导干部，甚至是众望所归的领袖。 那时人们对腐化堕落的刘姓皇族子孙已经失去了信心，于是千方百计表达对王莽的支持。最终，在公元8年的一天，王莽顺应“天命”，更重要的是顺应“民意”，当上了皇帝。持续200多年的西汉王朝结束了。当时长安城内外，一派喜气洋洋，百姓自发地穿上新衣，大事庆祝。 一个叫做“新朝”的政权出现了，王莽要在广阔的天地里大展宏图了。新朝的政令如F1赛场上的赛车一样，嗖嗖地从朝廷发车，争先恐后地抵达全国。 农民和农业是国之根本，也是王莽首先要改革的方面。秦汉以来，地方豪强对土地的兼并越来越严重，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王莽认为，上古时代人人富足，是因为土地均等。因此他规定，人均土地100亩，多占土地的人家，不管是富豪巨室还是普通百姓，要立刻无条件交出土地，分给贫民，土地不许买卖抵押。 强迫人们劳动，凡无业游民，每人每年罚布帛一匹。无力缴纳的，由政府强迫他们服劳役，在服劳役期间，由政府供给衣食。实行官府专卖制度，酒专卖，盐专卖，铁器专卖，山上、水中的天然资源，也都为国家所有，由政府开采。由中央政府统一发行货币。建立“国家银行”，贫苦百姓可以申请国家贷款，年息为贷款额的10%，杜绝高利贷对百姓的盘剥。 实行计划经济，由政府控制物价，防止商人操纵市场，以消除贫富不均。粮食布帛之类的日用品，在供过于求时，由政府按照成本价收购；求过于供时，政府立刻卖出，以阻止物价上涨。 从皇帝到百官，全都实行“浮动工资制”。如果天下丰收，皇帝就享有全额的生活费；如果出现天灾，或者治理不当，就按比例扣减生活费。百官的工资也根据百姓的生活水平浮动。百姓丰衣足食，官员工资就高；百姓饿肚子，官员也要跟着挨饿。 这些政令合起来看，就是一个惊天地、泣鬼神的大棋局，王莽像是一位高瞻远瞩的棋手，在下一盘很大很大的棋。从内容看，这些政策很像19世纪欧洲出现的空想社会主义的那套东西：全国实行公有制，计划经济，生产资料（田地）平均分配，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那些空想社会主义的创始人当年要是了解到王莽的大棋局，一定非常汗颜，因为王莽早在公元1世纪，就已经在一片广阔的天地中描绘美好的蓝图了。 靠人品行走江湖的王莽绝对是个一等一的好人，但是论他经营天下的棋艺，就不那么精妙了。比如平均分配土地这一条，酷似某些农民起义军喊出的“均贫富、等贵贱”的口号，目的是为了让耕者有其田，让没有土地的人拥有土地。然而，地主豪强是汉朝统治阶层的中坚力量，他们拥有大量的土地，土地就是他们的命根子。让他们把土地交出来，简直是与虎谋皮，这让他们以后还怎么生活？ 地主豪强拒绝交出土地，于是王莽下令谁不听话就抓谁，不论是皇亲国戚还是名门望族，都到监狱里去反省。很快，监狱就满员了，可是监狱外的地主豪强还是“要地不给，要命一条”的态度。王莽直接挑战了王朝的统治力量。 建立国家银行、货币改革也是不靠谱的政策。王莽的本意是杜绝民间高利贷现象，出发点是很好的。民间高利贷由于不受国家法律的保护，所以往往依靠暴力来运转，许多借款人的生命受到威胁，如果能通过国家银行合法借贷，对借贷双方的确是有利的，这将是社会的进步。但是，国家银行最宝贵的基础是国家信用，同时必须维护货币的稳定，必须用法律来界定和保护借贷双方的权益。 王莽只是一味胡来，他在很短的时间里5次改革货币制度，另外造了28种货币，甚至连乌龟壳、贝壳和布也都成了货币。货币都如此混乱，何谈银行体系的信用呢？每改革一次货币制度，发行新货币，老百姓的财富就缩水许多。为老百姓服务的政策就这样把老百姓推向了赤贫的深渊。 地主豪强站到了王莽的对立面，下层百姓因为民不聊生也站到了他的对立面，昔日的“大众情人”一下子变成了国民公敌。各地豪强纷纷率众起兵，反抗王莽的新政。有人统计，在起兵反对王莽的义军首领中，普通百姓出身的占29%，而豪强地主出身的占71%。 苍天也没有因为王莽的眼泪而心生怜悯。公元23年，王莽被攻入长安城的起义军杀死。他想要建立一个人人富足的理想社会，可惜到头来那只是一座空中楼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