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军士兵的优厚待遇
杨秀清、洪仁玕都曾在自己的著作中炫耀过太平军士兵的优厚待遇。 首先是精神层面上的，跟着上帝走，上天堂快，“活着是坐小天堂，便是死了，也是升大天堂”。 其次是物质层面上的。李秀成在藤县大黎里当雇农时，碰上萧朝贵部太平军过境，他便是听到当太平军“人人有饭食”而入伍的。尽管太平军在后勤方面缺陷不少，关键是没有建立完善的粮台制度，更没有下力气组织境内的生产，但就士兵的穿衣吃饭问题而言，他们还是相当重视的，尽管有时因敌人围困，也常弄到断炊，但士兵仍然获得优先供应。 天京城1854年被围时，城中一度只有4个月存粮，普通百姓和后勤人员只能每天获得“男三合、女二合（一合为三两）”的有壳糙米煮粥充饥，但报名出城驻扎的圣兵却能每天吃到一顿干饭，“充先锋”（敢死队）的，还能吃到肉——要知道即使在不缺粮的时候，太平军早期总制（一个军的最高长官，比军帅高二级）以下军官，就没有肉食定量了。 早期当圣兵的有个最大的抱怨，就是家庭问题。太平军为了保持战斗力，长期实行男女分离，表示要等打败清朝，方能家庭团聚。但那时除了洪、杨、萧、冯、韦、石、秦、胡8人可以夫妻同住，所有军官也和士兵一样“耍单”，连丞相也不例外，因此也说不上特别苛待小兵们。 甲寅四年（1854）八月二十四日，太平天国恢复家庭生活，允许未结婚的结婚，已结婚的同住，士兵和军官一样允许携眷行军。 洪仁玕在劝清朝官兵投降的布告中曾经得意地对比太平军和清军围城士兵的待遇，其中一大“天国优势”，就是太平军士兵可以每晚与妻子同住，尽享天伦之乐，而清兵则“形同鳏夫”。当然，这样拖家带口的部队，在后期出现很多问题，比如不耐野战，不愿长途调防，甚至因为顾恋家小安全不肯力战，一触即降、即溃等。 然而，太平军小兵的“地位高”是跟老百姓比；如果和官员比，那就没法比了。 按照《太平礼制》的规定，太平军小官遇见大官，要“跪伏道旁”，高呼千岁、千福等等，如果不照办或称呼错了，轻则杖责枷号，重则杀头。小兵原本是最低级的军人，太平天国又是出了名的干部多，普通士兵出趟门，不知要跪上多少次呢。 太平军的服装有明文规定，小兵按规定只需红巾裹头，身穿缝上前后号布的短衣，不许穿红黄色衣服，不许穿绸缎和华美服装，也不许穿长衣服，如果有，就必须剪成两截才能穿。后来由于许多江浙籍士兵不满，这项规定有所放宽。如果士兵自家带有绸缎或其他华美服装，或者红黄色衣服，可以当内衣穿，但必须盖上“天朝圣库”的大印。 最让太平军士兵无法忍受的歧视性政策，是“刺面”。 给兵士脸上刺字，据说是五代早期河北军阀刘仁恭的发明创造，后梁、后晋、后汉、后周，乃至两宋和契丹都一直沿用。由于当时对于判徒刑的罪犯也刺面，甚至直接送去当兵，因此兵士的地位被看作与囚犯无异，士气自然低落。南宋时为鼓励士气，朝廷开始招募“效用”（不刺面的高级士兵），到了元朝，给士兵刺面的制度逐渐废除。太平军重拾这一落后、野蛮的政策，自然遭到士兵和时人的反感。 不过和宋朝只要当兵就刺字不同，太平军是只给“不听话”的刺字。林凤祥、李开芳率领的扫北军因为在外线作战，所补充的兵源都是强抓来的，为防止逃走，就都在额头上刺字；自愿加入的就免刺，如一名后来被俘的固安县籍士兵金有，就因为是自愿参军，没被刺字。 在比较巩固的地区，即使强拉来的兵，一开始也不刺字，而是只给逃兵刺，而且逃的次数越多，字刺得也越多，如第一次被抓回，会刺“圣兵”、“太平”，第二次则刺“自愿投降”、“包打江山”，据说有人因为逃跑次数太多，脸上脖子上被刺成看板的。 据说设计该刺字方案者的构思，是被刺字的人因为脸上有字，不敢逃跑，而刺了“自愿投降”的一旦逃走被清军发现，更是死路一条。谁知道清军也不傻，他们弄明白底细后特别下令，刺字的一概不杀。结果有些明明没有刺字的逃兵也会想办法弄几个刺字，跑到清军关卡炫耀一番，不但能保命，还能得到丰厚的赏金，因为清军认为，但凡刺了好多字的“贼兵”，那准是不甘心造反，与长毛作坚决斗争的大清良民。
孙中山逝世前后秘闻
孙中山先生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清王朝的专制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制度，他是国共两党都极力推崇和敬仰的辛亥革命先驱者，素有“伟人”之称，“国父”之誉。他为领导辛亥革命而驰骋疆场的事迹妇孺皆知。然而，孙中山逝世时发生的一些轶事至今却鲜为人知。 孙中山遗嘱产生的经过 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平政变后，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孙中山应邀北上，经香港、上海，绕道日本，由天津到达北平。由于一路劳累，没到达北平便病倒了。在北平，经各方精心治疗，孙中山的病情也没见好转反而不断加重。于是，人们开始考虑他的后事，请孙中山留下遗嘱。最后，孙中山留下三份遗嘱，即《政治遗嘱》《家事遗嘱》和《致苏联政府遗书》。 对于《政治遗嘱》和《家事遗嘱》的产生过程，后人有三种说法。一说是事先为其准备好了稿子，征得孙中山同意后签字的；一说是笔录孙中山在病床上的口授成稿；还有一说，是由孙中山口授要点，由别人在病床前整理而成的。但根据分析，从当时孙中山的病情和心理状态来看，有关文件应是事先准备好，征得他同意并签字的。孙中山的儿子孙科和秘书黄昌谷就是这样回忆的。孙中山的遗嘱是由汪精卫起草，并经当时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决议通过。 1925年2月24日，孙中山病危，汪精卫、孙科等人来到孙中山病床前，并请宋庆龄暂出病房。汪精卫婉转地说，同志们要求先生留下些许教诲之言，以便遵照执行。孙中山沉默了一会说：“我看你们是很危险的，我如果死了，敌人一定要来软化你们，你们如果不被敌人软化，那么我又有什么话可讲呢。”汪精卫等人则表示，他们不怕危险，不怕被敌人软化。孙中山说：“那么要我说什么话呢？”汪精卫说：“我们现在预备好了几句，念给总理听，如果总理是赞成的，便请签字，当作总理说的话；如果总理听了不赞成，那么便请总理另外说几句，我们可以代为笔记下来，也是一样的。”孙中山说：“很好。”汪精卫即将预备好的稿子念给孙中山听。孙中山听后，表示很满意，说：“好的，我很赞成！”随后，汪精卫又将家事遗嘱的稿子读给孙中山听，孙中山也表示满意，说：“好的，我也赞成！” 遗嘱定稿后，汪精卫等人本来是要孙中山签字的，但此时孙中山听到宋庆龄在门外哭得很伤心，便说：“你们暂且收起来吧！我总还有几天生命的。”到了3月11日，即孙中山逝世的前一天，何香凝发现孙中山的眼睛已开始散光，便对汪精卫讲“现在不可不请先生签字了”，并劝说宋庆龄不要哭泣。于是汪精卫和孙中山的家属及在北平的国民党人宋子文、孔祥熙、戴季陶等一起来到孙中山病床前。两份遗嘱呈给孙中山时，孙科将他的钢笔递给父亲，但此时孙中山握笔写字已有困难，宋庆龄便用手托着他的手腕让他写。孙中山在两份遗嘱上都签上了“孙文，3月11日补签”字样，并嘱他死后立即公布。孙中山签字后，汪精卫在“笔记者”下签名，其他人则在“证明者”下签了名。 孙中山的四副棺材 孙中山逝世后的第三天，遗体被运到北平协和医院进行防腐处理，然后被装殓在一副美式楠木棺中，这是孙中山的第一副棺材。 孙中山遗体入殓后不久，孔祥熙嫌这副楠木棺材太小，又换了一副大的楠木棺。这副楠木棺为椭圆形，前端呈方形，棺中用玻璃作隔层，揭开棺盖可瞻仰孙中山的遗容。这是孙中山的第二副棺材，称楠木玻璃棺。 孙中山临终前说，愿如友人列宁那样保存遗体，供后人瞻仰。所以，在他逝世后，治丧处即向苏联定购水晶棺。1925年3月30日，苏联赠送了一副水晶棺。该棺长1.75米，高0.5米，棺头0.65米，棺尾宽0.53米。棺的外盖及外层匀系钢质镀镍，银光闪亮。但经专家检查，此棺质地较脆，且易于传热，加之长途运输，稍有裂隙，便会对棺内遗体产生影响，所以后来没有使用。此后停放在北平碧云寺中山纪念堂，供人瞻仰。这是孙中山的第三副棺材。 孙中山的第四副棺材是从美国定购的紫铜棺。这副紫铜棺长2.24米，宽0.8米，高0.65米，制作考究，外形精美，价值1.5万两白银，于1925年8月运到上海孙中山先生葬事筹备处。宋庆龄看后很满意。1927年4月，上海葬事筹备处迁到南京，紫铜棺也运到南京。1928年12月30日，紫铜棺被运往北平。 1929年5月22日，国民政府在北平西山碧云寺为孙中山举行了隆重的换棺仪式。孙科请协和医院医生史蒂芬带领助手郭荣勋和一名护士将孙中山的遗体揩拭清洁，加裹白绸，并理发，然后由孙科、郑洪年、马湘为其穿了内外衬衣、礼服、鞋袜，戴上手套。其殓服为白绫内衫、白绫内裤、白丝袜、黑缎鞋，外加素蓝纱袍、黑素缎马褂、白丝手套。穿戴整理完毕之后，孙中山遗体被小心地移入紫铜棺内。棺四周放白绸棉垫和白绸丝棉袋，身上盖锦缎方被。1929年6月1日，紫铜棺柩运到中山陵，由孙中山的8名卫士抬入墓穴安葬。 易换下来的那副楠木玻璃棺，放入了孙中山的衣服、鞋袜后，被封入北平西山碧云寺石塔内，胡汉民为之题写了“孙中山先生衣冠冢”石碑。第一副楠木棺则存放在北平中法中学。 孙中山的遗体在哪里 1929年6月1日，国民政府为孙中山举行了隆重的“奉安大典”。孙中山的棺柩运到中山陵后，由8名卫士抬入墓穴安葬。墓穴用钢筋混凝土密封，位于孙中山卧像下5米深处。 日军侵占南京之前，南京政府提出要把孙中山的遗体带到重庆去。但要将遗体取出，必须要爆破；一经爆破，棺柩和遗体都要遭破坏。所以，当时没有动。日本人进攻南京时，侵华日军将领松井石根在其最后通谍中声称：“江宁之地乃民国首都，明孝陵、中山陵等古迹名胜汇集，如中国军队不向日军投降，战火起处必然使千载文化成灰烬。”以此胁迫南京当局拱手交出南京城。日军进攻南京时，选的“突破口”就是中山陵。当时中山陵陵园外的建筑如永慕庐、奉安纪念馆等均被日军炮火夷为灰烬，陵园内的一些建筑也遭到严重破坏。日军进入南京之后，慑于孙中山先生的崇高威望和巨大影响，未敢进一步破坏中山陵。 另外，据传蒋介石逃离大陆时，将孙中山的遗体从中山陵中取出，带到台湾去了。这种说法是没有根据的。据孙中山的卫士，一直担任护卫中山陵任务的范良说，蒋介石撤退时，根本没有提到中山陵，只是孙科临走时对他们说：“毛泽东、周恩来对总理是尊敬的，你们是总理的卫士，他们不会为难你们的。”解放之后，中山陵受到人民政府的精心保护。所以孙中山的遗体，仍在中山陵孙中山的卧像之下的墓穴里是毫无疑问 孙中山的灵脏发现珍闻 孙中山病逝之后，决定保存遗体，遗体的防腐手术是在协和医院进行的；当时孙科、郑洪年、马湘等人都在场。手术完成后，医生拿着总理的遗脏给孙科等人看过并告知遗脏将进行火化。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人开办的协和医院落入日本人手中。日本人在收查协和医院研究室时，意外地发现了孙中山的内脏切片和腊块标本。原来，协和医院当年在给孙中山做防腐处理时，并没有将孙中山的内脏火化，而是留下供研究之用了。这消息让汪精卫得知后，便决定借此捞取政治资本。1942年3月25日，汪精卫派外交部长褚民谊为奉迎大员，专程去北平接收孙中山的“灵脏”。褚民谊与日军首脑冈村宁次商谈，请求奉还孙中山的“灵脏”。日本方面处于政治上的考虑，同意奉还。 3月28日，褚民谊带着“灵脏”乘车南下，于29日到达浦口，汪精卫等乘“汪绥”号军舰到浦口迎接，然后把“灵脏”送往中山陵。4月5日，汪精卫还在中山陵祭堂主持了“国父灵脏”奉迎仪式。后来，正在研究攻克癌症的上海镭锭医院汤齐平医生请求借用研究，得到汪精卫同意。“灵脏”在他那里保存了一段时间。抗战胜利前夕，褚民谊将“灵脏”偷出，密藏在南京他的一个亲戚家中。 1946年，国民党政府得知孙中山内脏还在的消息，立即去苏州监狱提询大汗奸褚民谊。褚遂提出要以交还孙中山的内脏为条件，免去他的死刑。后来，事情查清，追回了内脏切片和腊块标本，还有临床记录照片一盒。蒋介石下令将其送总理陵园管理委员会保管。但现在的孙中山陵园管理处并没有这些内脏切片和腊块标本，据说1949年国民党从南京撤退时被孙科带走了。 中山陵为何选址紫金山 孙中山是广东香山人，晚年病逝于北平，他在南京的时间很短暂，为何陵址却选在南京紫金山呢？ 原来，孙中山在南京任临时大总统时，曾和胡汉民等人到东郊打猎，他们从明孝陵转到半山寺时，孙中山放目四望，指着远处的方山和回环如带的秦淮河说：“你们看，这里的地势比明孝陵还要好，山水相衬，气势恢宏，不知明孝陵为何不选在这里。”胡汉民说：“这里确实比明孝陵好，前有照，后有靠，左右有山环抱，加之秦淮河环绕着，真是一方大好墓地。”孙中山笑着对众人说：“他日我辞世后，愿向国民在此乞一抔土，以安置躯壳。” 1925年3月，孙中山病重弥留之际，宋庆龄、何香凝、汪精卫等人在病房悄悄谈起后事，谈到墓地问题时，汪精卫说道：“我认为总理倘有不测，葬在北平景山最宜。”谈论时，孙中山本已昏睡，但恰在此时醒来，听得汪精卫之语，连声说道：“不，不，我要葬紫金山。”在场的人都很吃惊，为安慰他，齐声应允，但无人知道紫金山在何处。 孙中山病逝后，在讨论归葬之地时，汪精卫说，孙总理欲葬在紫金山，但不知此山在何处。大家议论纷纷，但都说不清楚。当时在场的国民党元老陈去病是江苏人，曾担任过江苏省博物院院长，对南京地理概况十分熟悉，他对众人说，总理欲葬的紫金山，就是明孝陵所在的钟山。经他这么一说，大家顿时醒悟过来。原来孙中山说的紫金山，就是当年他看中的钟山半山寺这一地方。为此，陈去病还专门写了一篇《紫金山考》，送各家报刊发表。宋庆龄、孙科和葬事委员会的代表还亲自来紫金山做了实地勘察。最后，墓地确定了下来，这就是今天南京中山陵所在地。 中山陵为何没有墓志铭 南京中山陵庄重雄伟，但令人遗憾的是，孙中山这样伟大的革命家的陵墓却没有墓志铭。 陵墓竣工后，树立墓志铭，概述孙中山革命的一生，抒发国人敬仰之情，这在当时是一件很必要的事情。大家考虑再三，认为唯有与孙中山交谊密切，且功底极深的章太炎先生能胜任此事。章太炎自己也说：“论与中山先生交谊之密、互知之深，其墓志铭惟我能胜，亦只有我有资格写，我欲为中山先生作墓志。”孙中山治丧委员会也于1925年3月15日发出通函，正式邀请章太炎任追悼会筹备处干事，并撰写墓志。就这样，章太炎怀着对孙中山的伟大敬意，写下了古朴典雅、凝练审慎的《祭孙公文》。 但是，章太炎平日对蒋介石的为人及其逆三民主义政策深为不满，斥责蒋介石的革命不是革命，而是革中华民国的命；同时，章太炎当仁不让撰写墓志铭也使蒋介石丧失了一次捞取政治资本的机会。因此，蒋介石对他忌恨在心，以中山陵建筑总监的身份和党国代表的名义拒绝使用章太炎撰写的墓志铭。因此，中山陵建成后，碑亭虽在，却没有墓志铭，不得已而将“天下为公”四字刻于亭中以代之。对此，章太炎愤怒地说：“蒋以个人好恶，竟宁使革命元勋之陵墓缺少碑铭，可憾也！” 中山陵的两座雕像出自何人之手 孙中山逝世后，在南京中山陵有两座孙中山石雕像，一座是供奉在祭堂正中的石雕坐像，一座是墓室内的汉白玉卧像。 墓室内汉白玉卧像是捷克斯洛伐克著名雕像家高琪制作。当时作者先用石膏从孙中山遗体上印制了塑像模型，尔后选用北平白色大理石为原料，经一年三个月的精心制作而成。 祭堂内的孙中山石雕像是法籍波兰人朗多斯基制作的。朗多斯基是当时名声显赫的雕像大师，其作品以古朴典雅闻名于世。孙中山葬事筹备委员会决定让朗多斯基为孙中山制作坐像，此决定由孙科电告巴黎中国使馆转告朗多斯基。 朗多斯基接到通知后，建议孙科来巴黎当一次模特，因孙科的长相有些地方酷似孙中山。孙科去时，还带了孙中山生前不同时期的各种姿势的许多照片。 朗多斯基在对孙科进行不断素描和反复端详研究了孙中山的各种照片后，勾勒出了雕像的造型。至于孙中山的中式长袍马褂以及所坐的太师椅上那带有东方风格的花纹等，则是他借助于他的中国籍学生的帮助设计而成的。 造型方案确定之后，朗多斯基先用粘土捏制出一个小样，再将其翻制成一米高的石膏像模型，然后反复听取孙科和中国驻巴黎使馆中见过孙中山的成员的意见，并请他的中国学生王子云一起参与制作。待大家对模型都满意了，朗多斯基便精选了一块上乘的意大利白色大理石开始雕琢。经一年零八个月的工作，孙中山坐像于1930年6月25日制作成功。坐像运抵中国之后，国民政府于1930年11月12日，在中山陵祭堂举行了隆重的揭幕典礼。 两座雕像，为何坐像着长袍马褂、卧像着中山装呢？这是因为孙中山去世之后，国民党内部左派与右派的斗争激烈，这种斗争也反映到孙中山雕像的服装上。宋庆龄、何香凝等人反对复古，坚持孙中山像着中山装，而蒋介石、胡汉民等却主张着长袍马褂。两派争执不休，互不相让，结果就出现了两种不同服装的雕像。 孙中山的声音是怎样永留世间的 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的时候，人们当时尚未掌握现场录音技术。所以，留下的历史资料只有照片和无声录像。 后来，人们发现了两张孙中山的演讲录音唱片，这才重新听到了孙中山的声音。这两张唱片是1924年上海《中国晚报》的沈卓吾先生录制的。当时唱片录制技术刚刚传入中国，沈卓吾非常敬仰孙中山，决心为这位革命家留下声音，使之永传后世。他带着录音技师来到广州，找到孙中山的长子及戴季陶等人，提出要为孙中山录音的想法，孙中山得知后，欣然接受。经过充分准备，1924年5月30日，在广州南堤小憩俱乐部，孙中山以事先写好的《告诫同志》文稿，对着留声机演讲，录下了四张录音毛片。沈卓吾回到上海后，制作了以《告诫同志》和《勉励国民》为片名的唱片各一张。 后来，随着电唱机的消失，电木唱片也很少见了。人们发现的这两张电木唱片中间也已折断，但粘起来仍可放音，而且声音还很清晰。我们从唱片中可以听到孙中山是用带有乡音的普通话讲的。 这两张电木唱片是早年一位国民党官员蓝金华珍藏的。1952年他去世前传给了侄儿蓝赞玉。后来蓝赞玉将它们捐给了国家。如今，我们去孙中山故居参观，便可听到孙中山当年深沉雄浑的演讲声音：“我们大家如果醒起来，中国才能有望……”这演讲的声音便是根据电木唱片复制的，是孙中山留在人世间的唯一的声音。
历史上各朝代是怎样反贪腐的
夏朝衰亡是因为太康骄奢贪逸，商纣亡国也是贪贿所致，周厉王被国人赶走还是缘于其重用贪臣……历史上，因贪亡国的教训数不胜数。于是，历代贤君为了维护自身统治，不仅举起“肃贪”大旗，而且“反腐败”的招数不断翻新—— 周公考察官吏“廉政”为重要“尺度” 夏时，帝太康失邦，兄弟五人须于洛汭，作《五子之歌》。旨在告诫统治者不要骄奢贪逸。此后，周公姬旦深刻总结商亡教训，要求统治者“应像保育自己的幼儿一样保育百姓，像关心自己疾病一样关心民间疾苦。”不仅如此，周公还作《周礼》，规定把“廉”作为考察官吏政绩的重要尺度。法家管子把“廉”比喻为国家大厦的四根大柱之一，如果任一柱子倒了，那么大厦也就岌岌可危。也就是说“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 朱元璋亲自编印反腐教材《醒贪简要录》 《醒贪简要录》是中国历史上首部反腐教材，其编写思路很吸引眼球，方法就是帮你算政治账、经济账：书里先详细计算官员所得俸禄，如折合成稻谷是多少？按照平均亩产折算需要多少亩地？农民耕种这些地需要花费多少劳力等等，他希望以此唤醒官吏们的良心，可谓用心良苦！ 朱元璋曾语重心长地对官员说：“四民之中，士最为贵，农最为劳。士之最贵者何？读圣贤之书，明圣贤之道，出为君用，坐享天禄。农之最劳者何？当春之时，鸡鸣而起，驱牛秉耒而耕；及苗既种，又须耘耨，炎天赤日，形体憔悴；及至秋成，输官之外，所余能几？一或水旱虫蝗，则举家皇皇无所望矣。今居官者，不念吾民之艰，至有剥刻而虐害之，无仁心甚矣。” 《秦律》规定“通一钱者黥为城旦” 一些开国君王不仅重视廉政教育，更深知“己身正，不令也行”的道理，十分注重以身作则，感化百官。春秋时鲁国宰相公仪休喜欢吃鱼，但从不接受别人送来的鱼。唐太宗李世民患有风湿病，不能住在阴冷潮湿的地方，很长时间他却住在隋朝阴暗潮湿的旧宫殿里。他多次对太子和大臣们说：“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 感化和教育尽管必要，但同样并非万能！于是一些君王为震慑贪官，强调以严刑肃贪。 《秦律》规定：“通一钱者，黥为城旦”。意思是哪怕受贿一个铜钱，也要受到脸上刺字，修城服苦役的惩罚。《唐律》规定官吏如在其辖区收受百姓财物，牛羊瓜果等，或向百姓借贷财物，役使人力等，均以贪污罪论处。明朝是杀戮贪官污吏最多的朝代，《大明律》对惩治贪官十分严酷，包括凌迟、挑筋、剥皮实草等。剥皮实草是把人皮剥下来，用草填充起来示众。明朝先后处死了15万名贪官，其中二品以上官员152人。明朝大太监刘瑾，所贪钱财可抵国库，最后被凌迟3357刀，千刀万剐了三天三夜。老百姓掏钱从刽子手处买其血肉，或蒸、煮、烧、烹，和酒而食。处罚贪官的严厉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唐太宗李世民金世宗完颜雍“不赦贪官” 唐太宗李世民于贞观四年大赦天下，罪无轻重，包括死罪，皆赦免，却特别申明：“枉法受财之赃官不在赦列”。尽管宋王朝以忠厚开国，但也规定“凡罪罚恶从轻减，独于赃吏最重”。视贪赃为不赦之罪，并将贪官与“十恶杀人者”同罪。金朝世宗完颜雍也规定：“吏犯赃罪，虽令赦不叙”。 重用廉吏，褒扬清官，发挥先进典型示范作用，也是古代“肃贪”的一大法宝。汉昭帝、宣帝时重用名相黄霸，是因为此人“以廉称”。唐太宗李世民对魏征褒奖有加，除了“敢谏”，廉洁也是重要的一条。魏征死后，太宗亲写碑文：“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知得失。魏征去世，朕亡一鉴矣”。 魏晋等朝设“登闻鼓”便于百姓“击鼓喊冤” 一些朝代在“反腐败”中还特别重视依靠群众、发动群众，不仅鼓励百姓举报，还鼓励百姓“越级上访”，让贪官无藏身之地。 秦汉时设有“公车司马”的官职，专门接待上访直诉者。魏晋以下各朝，正式设置“登闻鼓”，便于百姓“击鼓喊冤”。明朝允许百姓将害民贪官直接越级“绑缚赴京治罪”，若各级官吏敢有阻拦者，全家族诛。贵州黔阳县安江驿丞李添奇，“恣意为非，贪污受贿，害民不止一端”，被百姓拿获赴京，了解案情后，朱元璋当即命人砍去其脚趾。 清朝也鼓励百姓越级上告贪官，甚至可直接拦皇帝圣驾，明确规定不允许“截访”，而且严厉警告各衙门，“凡扣压平民上书者，全家族诛”。康熙帝一次南巡时，苏州一民拦路上书，陈请罢免贪官，减免当地百姓税收。康熙帝了解情况后，下令摘掉了贪官的乌纱。小白菜为救杨乃武冒死越级告状，慈禧虽罪恶昭彰，但她亲自平反了这个冤案，而且为此罢免的贪官多达100多人。 遗憾的是，尽管一些王朝“肃贪”亮点频出，甚至出现“允许百姓越级上访、而且对截访者严惩不贷”等非常举措，但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本质，决定了“肃贪”不可能彻底。
光绪宠妃珍妃死亡之谜：是否是投井自杀？
溥仪出狱后，第一个出门探访的人就是末代进士商衍瀛（右），商此时已卧病在床，他说：“皇帝，我跟着您走。”溥仪忙说：我们都跟着毛主席走。不久，商衍瀛辞世。（注：本图是媒体第一次公布商衍瀛的照片。） 珍妃被贬或与变法无关 庚子年间八国联军逼近京城，慈禧研究西逃路线，到了乐寿堂后边。商议中，她让太监的二总管上东北三所，把打入冷宫的珍妃提出来。 珍妃怎么被打入冷宫的呢？众说纷纭。常见说法是在“戊戌变法”中坚定地站在光绪皇帝这边，被慈禧恨之入骨，所以被打入冷宫，但清末光绪年间的进士商衍瀛就不同意这种看法。他去世于上世纪60年代初期，留下了一部遗稿叫《珍妃其人》，他说珍妃被打入冷宫时距“戊戌变法”发生还好几年呢，对不上茬儿。 溥仪刚特赦时曾去看望商衍瀛，此时商衍瀛已倒在病榻上,见到溥仪，他就说：您出来了，我跟您走。溥仪吓坏了，忙说：咱一同跟着毛主席走。这事被溥仪郑重地写在《我的前半生》初稿里。 商衍瀛为人憨直，应不会瞎说。 不会磕头露了馅 我曾问过末代太监孙耀庭老先生，他说他和信修明打听过，信修明说珍妃被打入冷宫因两条：一是卖官鬻爵，第二条是干预朝政。 珍妃当时在宫内给光绪推荐了不少官，她有几个哥哥在宫外四处给她活动，谁想当官，花银子就行。 珍妃为什么敢这么干？因为慈禧也这么干。清朝国教是黄教，可慈禧信道教，因她母亲去世时，让白云观的住持做了道场，所以和白云观关系相当密切，慈禧常利用白云观住持卖官鬻爵，珍妃知道了，就告诉了光绪，结果大家暗中都卖官鬻爵。 有一天慈禧在宫内闲逛，见俩人脸生，让总管太监喝住，二人一见慈禧，吓得一个“蛤蟆趴”趴那儿了，他以为见面磕头，这是礼节。实际上磕头非常有讲究，见什么人，磕什么头，这俩不懂。再一问，居然都是买来的官，这就牵扯到珍妃了。 珍妃卖了上海道台 珍妃父亲原来是广州将军，广州是清代最早的开放城市，姐俩见惯了花花世界，宫里清苦，就想通过卖官鬻爵挣俩钱，没想到让慈禧撞上了。 后来陆续又发生了一些事，据说珍妃还卖过一个大官，即上海道台，相当于今天的上海市市长，这事惊动了光绪。 还有一档事触动了光绪。四川缺个岗位，珍妃递了个履历，光绪不放心，说我问问这人干吗的，结果是木器厂的，还是个文盲。 珍妃原是珍嫔，后来升为“妃”。出了卖官鬻爵的事以后，被慈禧太后降为贵人，打入冷宫。详查《清史稿》，当中可以看到蛛丝马迹。 珍妃是怎么死的 慈禧把珍妃叫出来，本意是想让她跟着自己跑，结果珍妃哭哭啼啼，言语发生了冲撞，慈禧大怒，说：二总管你干什么吃的，把她给我扔井里去。这个说法是孙耀庭老先生跟我说的，他师傅伺候过光绪，是师傅这么告诉他的。 《珍妃周刊》中也有记载，唐冠卿老太监的说法跟这个说法大同小异。虽然他没在场，但他隔着门，在门那边，听到了所有对话。 戏曲中有《珍妃泪》，说她正义凛然痛斥慈禧卖国，然后壮烈投井自杀。这种说法前些年几乎占了主流。但孙耀庭说，珍妃眼看将死，曾哀求慈禧，最后还是被狠心地扔进了井里。现在看来，这比较接近于事实。 珍妃尸体在哪里 据孙耀庭说，信修明曾跟他讲过，慈禧后来命敬事房打捞珍妃尸首。 瑾妃曾让孙耀庭和一个穆首领去祭奠已经打捞出来的珍妃的尸体，刚一开始埋在恩济庄太监公墓，据说到了1913年，才葬在了崇陵，也就是说和光绪合墓了。 那根正先生另有说法，他说珍妃性格刚烈，当时就要跳井，慈禧让崔玉贵去拉，没拽住，结果跳井身亡，由此这个崔玉贵不讨老佛爷喜欢了，西逃时没带他。 崔玉贵没跟着慈禧西逃，奔了桂公府，哀求那根正的爷爷，说我给您就当个奴才，当牛做马，那根正的爷爷就收留下了崔玉贵。结果一两年后，有两种说法，一是崔玉贵又进宫了，另一是他回家了，不知所终。 珍妃死了，隆裕也没落着好。她死后，宫里给了个谥号，叫孝定景皇后，就是宫中一个“景儿”。 喜欢胡来的“大阿哥” 慈禧在西逃回京途中做了两件事：一个是到开封时，下谕旨废了大阿哥溥儁，将溥儁父亲端王载漪革爵，流放新疆；一个是到了河北时，把荣禄的女儿瓜尔佳·幼兰，指婚给了醇亲王载沣。 大阿哥是慈禧的一位表妹和端王载漪所生，（还有一种说法，说是慈禧的弟弟桂祥的三女儿，我问过那根正先生，那先生说不对。桂祥的三女儿嫁给了载澍）与慈禧关系非常近。 戊戌变法后，慈禧立溥儁为“大阿哥”，想废掉光绪。结果这事没弄成，荣禄给她出主意，说你把外国公使都请来庆贺这事，这事就成了。没想到，外国公使一个没来。 于是，只好把“大阿哥”搁在宫内，等待接班。这时出乱子了，“大阿哥”溥儁生性比较放荡，进宫没多久，跟宫女怀孕了，还不止一个。自己还没当上皇上呢，龙子龙孙都要出世了。 慈禧有苦说不出来，她没法跟外头说。端王载漪为了加强溥儁的政治资本，煽动义和团，后来八国联军要追究载漪的责任，被迫无奈，慈禧只能废掉“大阿哥”。 溥儁的下场不太好 载漪先被下旨革爵，后又来了一道懿旨：“载漪纵义和拳，获罪祖宗，其子溥儁不宜膺储位，废大阿哥名号。” 载漪被发配边疆，当时交通不便利，他怕没到那里就死了，所以半道悄悄投奔了内蒙古的罗王爷。据了解，这得到了慈禧的默许，只不过不能让外国人知道，后来载漪死在了内蒙古，说法不一，一说死于1922年，一说死于1928年，溥儁生活无着，看中了罗王爷的一位小姐，就娶了这位格格，在那儿暂且度日。 后来惇王府变卖的时候，溥儁又回到北京，据说重新有钱了，又捧唱大鼓的，又捧戏子，没几天钱花尽了，生活无着，内蒙古太远他又不愿意去，投奔罗王爷在北京的一处府邸，就在现在恭王府的东墙。我去年还去过一趟，两个府离得非常近。 据说溥儁在这儿非常不讨人喜欢，又穷又横，骄奢淫逸，又没钱，大伙儿谁也不喜欢他。罗王爷一死，他就给轰到马厩里了。 1942年，他抑郁而终，没钱埋葬，暂时停灵在嘉兴寺，解放后就地深埋了，这就是差一点成了中国末代皇帝的溥儁悲惨的结局。如果他当上皇上，溥仪继位根本没戏
紫禁城里的“冷宫”到底在哪？
在古代皇宫里，皇帝有“三宫六院七十二妃嫔”之说。选到皇宫里的女人，一旦失宠，便会在宫中禁室里等死，十分悲惨。皇宫里的女人失宠后居住的宫中禁室，就是所谓的“冷宫”。那么，故宫里的“冷宫”究竟在哪儿？ 要说皇宫里的冷宫，需要先说说皇宫里的“三宫六院”。明、清时期的皇宫中，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被称为“三宫”。“六院”分别指东路的斋宫、景仁宫、承乾宫、钟粹宫、景阳宫及永和宫。皇帝的妻妾众多，说是有“七十二妃”，或是有“粉黛三千”。《礼记》中记载说，周朝的制度是“天子后六宫，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 关于紫禁城里的冷宫到底在哪，有学者认为冷宫其实并无固定的地方，凡是关禁王妃、皇子的地方，便俗称“冷宫”。翻阅明、清的史料，紫禁城并没有明确的“冷宫”匾额，可见，冷宫并不是皇宫里某一处宫室的正式命名。根据史料记载，明、清两代被作为冷宫的地方有好几处。 明末，天启皇帝的成妃李氏得罪了权势赫赫的太监魏忠贤，被由长春宫赶到御花园西面的乾西宫，一住就是四年。而且，先后被幽居在乾西宫中的还有定妃、恪嫔等三人。这个乾西宫就是当时的“冷宫”。 清朝光绪年间，光绪皇帝的珍妃被慈禧扔进井里之前，有太监后来说，珍妃被慈禧软禁在景祺阁北边的北三所(现坍毁)，这个地方就在今天珍妃井西边的山门里。如果太监后来说的这些话属实，那么北三所也算是清朝的一处“冷宫”了。
袁世凯对张之洞藏心结：宴请席间对方竟大睡
欲明白袁世凯与张之洞的关系，须对晚清时期的清流、浊流两股政治势力有所认识。同治、光绪年间，政坛以品性不同被划分为“清流”、“浊流”两派。清流是一群翰林和御史，标榜气节，喜参劾贪劣官员，对外多主战，缺点是不谙形势，放言高论，不切实际，张之洞是其中一员健将，号称清流的“青牛角”。浊流则是一些颇具才干、喜学洋务的官员，对外常主和，弊端是往往不免贪诈，其中李鸿章、袁世凯是学洋务最著实绩，而清流常常攻击的目标。中法战争后，清流的鼎盛时代一去不复返，张之洞从清流派中跳出，转而学习洋务，成为继李鸿章等人之后的“洋务殿军”。李鸿章曾经讥诮说：“天下事为之而后难，行之而后知。从前有许多言官，遇事弹纠，放言高论，盛名鼎鼎，后来放了外任，负到实在事责，从前芒角，立时收敛，一言不敢妄发，迨至升任封疆，则痛恨言官更甚于人。尝有极力攻讦我之人，而俯首下心，向我求教者。”李言下所指即张之洞。到庚子事变，李鸿章与张之洞因政见不合，以致相互谩骂起来。李主张联俄，张主张联日，李力持签订辛丑条约，张反对签约。李上奏曰：“毋听张之洞书生见解。”有人将此语传入张之洞耳中，张大怒道：“我是书生，他是老奸巨猾。”为此，慈禧不得不下诏为二人调和。 袁世凯是李鸿章淮军集团的后起之秀，受李影响甚深。袁做事干练明达，但不免权诈，用人重视实际才干，而不喜文人书生，曾谓：“宁用不通之学生，不用虚名之文士。”甲午之战后，李鸿章失势，袁世凯另觅门路，多方钻营，希望能得到编练新军的机会。张之洞这时也帮了他一把，保荐袁世凯为练兵人才，称他“于兵事最为相宜”，可以使他“专意练习兵事”。袁世凯得到小站练兵的机会，奠定了他日后发迹的基础。 但到庚子事变，袁世凯对张之洞另生意见。当时慈禧与光绪奔逃西安，八国联军占据北京，时局混乱几有亡国之势。其时袁世凯任山东巡抚，与下属曹倜品评平乱人才。曹认为李鸿章、刘坤一可以胜任，并言：“李刘而外，惟宫保一人耳。”袁谓：“作搭截题，必有过渡文字。李刘两公为中兴勋旧，予乃新近一人，安能直接而下，必须有过渡文字者，方可贯彻全文。子再思之。”曹稍作停顿，推举张之洞，并言其才大而力果，由京堂擢升督抚，迭膺艰巨，罔不措置裕如，思可作过渡之一人。袁笑而不言。之后袁世凯领衔参劾端王、刚毅等人主战误国，与张之洞产生分歧，方对曹曰：“子犹记前谭论平乱人才乎？毓贤愚昧，以拳匪为义民，揄扬当道，拳匪遂充塞于王公大臣之门，仇鼓之声遍于都下，六国联军深入，卒致两宫不安，仓皇出走。端王、刚毅、赵书翘等，糊涂昏聩，腾笑全球。在使臣受外人刺激，觉悟自在意中；而疆臣中竟无一人识时务者，岂不为外人所讥？予遂通电全国，约会联名参奏，乃不赞成者半，不覆电者又半，只有刘制军即日回电，请主稿会衔。次日李傅相电称：刚、赵等出为督抚，入为枢臣，何以不明事理，一意盲从。至端王足不出户庭，素无经验。折内当严参满汉大臣，带参端王。如同意，请主稿会衔。予即按照电文拟稿以待。予十五岁时，曾由先大夫带领，以世晚之礼见张南皮一次，素佩其才识过人，故复去电促之。迨回电，有‘参端王如大阿哥何’一语，迂哉迂哉！予复电谓：‘事果决裂，国亡且不免，遑顾其他？’南皮乃回电允为列衔。盖参折列名仅四人耳，与子言正相合也。” 李鸿章死后，袁世凯承继了他的衣钵，成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对张之洞是既敬重又鄙夷，敬重张是政坛前辈，位高望重，鄙夷的则是张时露书生见解，迂阔不当。但从增强己方政治势力考量，袁世凯此时对张之洞仍竭力结纳。袁世凯初任直隶总督，曾南下汉口，拜会张之洞。袁与张的属下谈论时，就极力赞誉张之洞在湖北规画宏大，称：“当今唯吾与南皮两人，差能担当大事。”在宴会上，袁、张交谈甚为融洽，宴后，屏退仆从，两人密谈二小时之久，后张之洞因精力不支，昏昏沉沉，倚着桌子竟要睡着了。袁世凯悄然退出，吩咐下人勿惊动张大帅。袁以直隶总督身份，按制度出入辕门必须鸣炮，张为炮声惊醒，急忙追袁，追至下关，两人各致歉意，约定后会有期。 庚子以后中国政局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史称“清末新政”。袁、张在政府官员中属于思想较为开明，努力学习西方的一派，在各自辖区对新政的纵深发展和推广着力最多，北洋新政与湖广新政也都声名卓著，领先于其他各省。两人政治改革趋向相近，时常函电往返，交换意见，取得共识后奏报朝廷。两人又因禀性、经历不同而各有所长，在协商过程中，取长补短，彼此尊重，形成了一种既合作又竞争的良性互动。 譬如练兵一项，袁世凯因小站练兵起家，最富经验，而张之洞自称“弟儒家者流，岂知兵事”，对袁十分推崇，称“当世武学，敬当推袁”，所以编练新军之事张十分注重向袁请教。后来同入军机，张之洞又问起练兵的秘诀，袁谓：“练兵的事情，看起来似乎很复杂，其实也很简单，主要的是要练成‘绝对服从命令’。我们一手拿着官和钱，一手拿着刀，服从就有官和钱，不服从就吃刀。”而有关文教方面，因张之洞中过探花，翰林出身，而袁世凯则举人都未中，故袁世凯多向张谦逊求教。如废科举，袁世凯以张之洞为“当代文学之宗”，希望由张主稿，张未同意。袁起草后，立即电张，两人会衔上奏，但未能取得中枢赞同。后年袁世凯又起草一份请停科举的奏稿，由张之洞斟酌增减，最终定稿，上奏后得到朝廷批准，在中国历史上推行了一千多年的科举制遂告结束。 但袁世凯与张之洞绝非能和衷共济的同道，两人在表面的合作关系下，掩藏着多重轻重不一的矛盾与纠葛。袁世凯初会张之洞即遭怠慢，已有心结。而次年张之洞为上京城路过保定，拜会袁世凯。袁率领将领官员数以百计，大摆筵宴，隆重招待张之洞，袁本人也是恭恭敬敬执礼。但就在宴席中间，张之洞又倚案垂首，昏昏入眠，隐约还有鼾声。张之洞因为起居无节，习惯于夜间理事，昼间午后睡眠，因此精力无法支撑。但袁世凯以为张之洞故作倨傲，怠慢自己，十分不满。直到数月之后，袁与幕僚忆及此事，犹恨恨不已。后来逢张之洞七十寿辰，袁世凯送寿屏十六幅，命幕僚张一麐作文，张逊之书写。张一麐不解，问同事，同事称：“府主以南皮为文章山斗，善骂人，汝与逊之皆出南皮门下，若以为写作不佳则是自骂其门生也。”张方恍然大悟，同时也慨叹袁世凯在这等交际应酬的小事上也是如此钩心斗角。 上述诸事尚是小过节，关键是袁、张品性不同，清、浊难以合流。张之洞自命“儒臣”，而袁世凯实为“枭雄”，两人在许多方面都扞格不入。袁世凯善施权术，为操纵朝政，向执掌军机处的奕劻及慈禧太后的亲信太监大量行贿，为清流所不耻，而张之洞清高自许，朝中缺乏奥援，更不屑钻营。袁世凯重视人才，一旦发现即引为己用，并不遗余力向朝廷举荐，故形成一个庞大的势力集团，而张之洞仅只罗致文学名士，褒奖有加，门下政事人才凋零，多碌碌之辈，张亦甚少荐举。袁世凯酷爱揽权，除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的职务外，还身兼督办政务、练兵、电政、铁路等职务，权倾朝野，尤其是他编练北洋六镇新军，几乎操纵清廷大半兵权。张之洞曾称袁“借俄事而练兵，借练兵而揽权”，表达了自己对袁权力膨胀的担忧。在清流与袁世凯的权力斗争中，张之洞虽未直接出面，但隐约之中仍可见到他的身影。湖北按察使梁鼎芬曾两次参劾袁世凯，谓袁权力过于膨胀，“为我朝二百余年满汉疆臣所未有”，而且党羽众多。梁把袁比拟为有篡权野心的曹操、刘裕。梁鼎芬为张之洞的亲信，善于迎合张之意旨，为张所倚重。梁两参袁世凯，恐怕其中正有张之洞的影响因素，或者至少也反映了张本人对袁的观感。不过当时时局险恶，袁世凯自有其不可或缺的作用，所以慈禧对梁折批复道：“当此时局日棘，乃不察时势之危迫，不谅解任事者之艰苦，总是有意沽名，摭拾空言，肆意弹劾，尤属非是，著传旨申饬。” 1907年军机处空缺，慈禧以张之洞、袁世凯补入军机处。在袁世凯幕僚张一麐眼中，此时袁、张二人关系相当融洽。袁、张两人初入京，即深相结纳，张之洞与同僚作诗钟，得“蛟断”二字，遂作“射虎斩蛟三害去，房谋杜断两心同”两句，以唐时名相房玄龄与杜如晦比拟自己与袁世凯，期望两人能同心协力，共保清室。在政治主张上，张主张缓进，袁主张急进，只是略微有所不同。但据张氏后人讲，“蛟断”一联是张之洞在入军机以前所作，与朝政全无关系。而另有种种迹象表明，袁、张二人仍品性歧异，心存嫌隙。 袁世凯除了勤于政事外，别无嗜好，而退朝以后，张之洞每每邀请袁同游海王村。袁虽不喜好闲游，但碍于情面无法推辞。闲游之时，张之洞还时不时地要袁世凯购买一两件古物以为玩赏，袁对于此道素无研究，深以为苦。另据辜鸿铭记载，袁世凯见驻京德国公使说：“张中堂是讲学问的，我是不讲学问，我是讲办事的。”语露鄙夷之意。张之洞的幕僚辜鸿铭反唇相讥道：“诚然。然要看所办是何等事。如老妈子倒马桶，固用不着学问。除倒马桶外，我不知天下有何事是无学问的人可以办得好。”张之洞对此什么态度呢？据胡思敬言，也是深为嫉恨。 但有精明如慈禧的当政者，尚能笼罩得住局面，袁、张两人还不至于彼此倾轧。1908年光绪与慈禧先后病故，政局为之大变。摄政王载沣与皇太后隆裕，要为光绪皇帝报当年戊戌政变时袁世凯告密的一箭之仇，所以在办理完光绪、慈禧的丧事后，就以足疾为由罢黜了袁世凯。在罢黜袁世凯的问题上，张之洞扮演什么角色，有不同说法。一、兔死狐悲，打马驴惊。张、袁皆为前朝重臣，面对新兴政治势力两人休戚与共，故张之洞积极维护袁世凯。载沣主张严惩袁世凯，而张之洞力言：“主幼时危，未可遽戮重臣，动摇社稷，可否罢斥驱逐出京？”得到隆裕认可，张出来对袁谓“回去休息良佳”，袁谢张“世叔成全”。袁离京前，张来送行，叹息道：“行将及我。”袁去，张亦自感其势孤危。二、参与罢黜袁世凯。张之洞与袁世凯品流不同，彼此扞格。载沣罢黜袁世凯，亦与张商议，张以为去袁可大力擢用清流，一展抱负，乐得参与。其子张权泄密于御史赵炳麟，赵复邀陈田共同上疏，参劾袁世凯，对罢黜袁世凯也起到了重要作用。两说皆有所见，至于实际真伪，尚待史学家进一步考证。 袁世凯被罢黜后，张之洞在朝中孤立无援，在载沣等亲贵势力面前败下阵来。载沣专用满洲亲贵，以载洵掌管陆军，载涛掌管海军，朝局大坏，张之洞力争以为不可，结果为载沣所申斥。归寓，张之洞顿足槌胸，以致呕血，叹曰：“今始知军机大臣之不可为也。”不久张之洞含恨而终。 袁世凯退隐林下，声望反而越发高涨，终于会逢辛亥革命之变，东山再起，成为中华民国的大总统。1912年，一代文豪章太炎路过武昌，听闻武昌人甚为礼敬张之洞，认为武昌义军所资仗的人材、军械都是张之洞当年所留。到北京后，章太炎把此事说与袁世凯，袁愤愤不平，道：“南皮竖儒，今犹为人引重耶。”并举数例以证明张之过失，又称练陆军及遣学生出洋，皆是自己所倡议，与张之洞无关。章太炎不赞同袁之诋毁张之洞，认为：“死者尚忌之，况于生人。褊浅若是，盖无足观矣。”章遂对袁改观。实则，袁世凯之诋毁张之洞，除了袁之气度偏狭外，袁、张两人的历史过节也是其中重要因素。
唐代以前的婚房怎么称呼
在古代，结婚用的婚房不叫“洞房”，而称“青庐”。 在《世说新语》中有这样一个小故事，曹操与袁绍年轻的时候，非常要好，经常出去“侠游”，这样就免不了做一些恶作剧的事情，有时还会偷鸡摸狗。有一天他俩见一对新人结婚，便偷偷地溜进人家的院子，看到新娘貌美，就冒出了个坏主意。突然大喊“抓贼”，把“青庐”里的人都引了出来，混乱之中把新娘劫走了。 我们姑且不去论证这个故事的真假，但古代人把举行婚礼的时候临时搭建的帐篷叫“青庐”，却是千真万确的。 从东汉至唐初，古人都是在青布搭成的帐篷里举行婚礼，“青庐”一般设在住宅西南角的“吉地”上，下轿的新娘从特备的毡席上走过，最后进入青庐。《玉台新咏·古诗为焦仲卿妻作》：“其日牛马嘶，新妇入青庐。” 唐段成式《酉阳杂俎·礼异》：“ 北朝婚礼，青布幔为屋，在门内外，谓之青庐，于此交拜。” 清代蒲松龄《聊斋志异·神女》：“公子辞而出，曰：‘明夜七月初九，新月钩辰，天孙有少女下嫁，吉期也，可备青庐。’” 古人除把“青庐”作为新人结婚用的婚房外，有时也把结婚称为“青庐”，这一点，与我们现在用“洞房花烛”指代结婚是一样的意思。到了近现代，仍有人把“青庐”指代结婚，如郭沫若《卓文君》第二景：“卓翁，你该晓得，司马长卿名扬四海，如今尚未青庐，假使他能得女公子为他的内助，那岂不是天作之合吗？”唐代以前的“洞房”一词又是什么意思呢？ 唐以前“洞房”与新婚无关 “洞房”在唐代以前并不是指新婚夫妇的卧房，它是指宫廷中豪华而又幽深的居室。《楚辞·招魂》：“姱容修态，絙洞房些。” 司马相如《长门赋》：“悬明月以自照兮，徂清夜于洞房。” 北周时庾信的《三和咏舞》中虽然让“洞房”与“花烛”携手了，“洞房花烛明，燕馀双舞轻”。但这里的“洞房”依然不是描写新婚之夜的。 由于唐代的文人骚客多用“洞房”一词来指代男欢女爱的场所，时间久了，人们便把“洞房”一词专门指代新婚用的卧房了。 刘禹锡《苦雨行》：“洞房有明烛，无乃酣且歌。”顾况《宜城放琴客歌》：“新妍笼裙云母光，朱弦绿水喧洞房。”《古今小说·金玉奴棒打薄情郎》：“双双拜了天地，又拜了丈人、丈母，然后交拜礼毕，送归洞房做花烛筵席。”洪深《少奶奶的扇子》第二幕：“二十年以前，男女总要在入洞房以后，才说到爱情。”还有宋人洪迈在《容斋随笔》：“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等等，这里的“洞房”都是新婚夫妇的新房之意。
历史真相：靖康之耻罪魁祸首王安石
靖康之难，一个极其富强的宋王朝，突然崩盘，绝大多数人尚未来得及反应，就已经迅速跌落至谷底。这其中既有一些客观原因，但更多的是人为因素造成，靖康之难到底是谁造成的祸害，这个话题在南宋以后一直都很热门。 汉式帝国结构发展到宋代日趋完善，组织能力更加强大，所以宋朝创造出汉唐都远远不能望其项背的文明高峰，但仍有其缺陷，其中最严重的就是抗大风险能力。封建领主制民族将主权分散到许多个层叠的领主单元，所以组织能力很差，但其中一个甚至几个领主的损毁都不会造成全盘崩溃。而庞大的汉式帝国虽然组织能力奇强，但是高度统一的主权形式也将所有的鸡蛋放在了一个篮子里，一旦被敌军攻克国都，整个国家都陷入群龙无首的境地。 前代的汉唐面临的敌人很弱，做不出来这样的事，但时代发展到宋代，辽、金甚至西夏、蒙古的出现就有了将这种危险转化为现实的可能。而由于缺乏长城的稳定防御以及蒙古草原的现代化，宋帝国的国土安全远逊于前代甚至后代的明朝。虽然宋初通过强大的河北军，用无数儿郎的血肉组成新的长城，以步制骑，将强大的辽军挡在国门之外，但随着与辽帝国的百年和平以及西夏的崛起，宋军的精锐已经转移到陕西军，河北军的实战能力已经很差。 当失去辽帝国这个活长城又错信郭药师时，河北军再也无法像百余年前的潘美、李继隆那样抗击彪悍的女真铁骑了。而本来更加强大的陕西军，被牵制在广袤的西夏边境上，又突然失去了童贯这个主心骨，虽然也派出了一些部队救援中原，但始终没有对金军形成有效攻势，甚至被濒死的西夏人咸鱼翻身，战线东移了不少。 顺便说一句，有些人说宋朝“守内虚外”，为了维护封建独裁统治，不信任边将，把兵力都集中在都城，所以边防军战斗力差。但是我们已经看到，宋初的精兵集中在河北，后来在陕西，东京只有一些内卫、仪仗部队，靖康之难的发生，很大程度上正是都城守御虚弱，边防精锐来不及救援造成的。“守内虚外”的说法有，但恰恰是错误的。 当然，除了这些客观原因外，更多的是人为因素。类似情况发生在罗马、波斯、大明身上的时候，都是这些帝国自身走入弱势，实难支撑的时刻。而宋帝国却是在经济、军事形势一片大好的情况下主动崩盘，则不得不认为人为因素更多于客观因素。 靖康祸首首先想到的自然是童贯，这位宦官王确实在陕西战场立下大功，但他为了立更大的功，挑唆艺术家皇帝违背祖宗家训，挑开宋辽战端，自己创造了无数令人瞠目的纪录，也将文明葬送在了巅峰。而他的同伙蔡京、王黼、赵良嗣包括宋徽宗也都是主要责任人。 当然，这些人是直接责任人，但这一群思维方式奇特的人是怎么掌握国家大权的？这才是问题的根本所在。现在有些人把祸首认定为宋太祖、宋太宗，认为是他们阉割了中华民族的“尚武”精神造成了靖康之祸。甚至有人把责任扣在孔夫子头上，认为是儒学造成了汉民族的“文弱”。我还遇到过有人说是朱熹的理学造成的(注：朱熹在靖康之难三年后才出生)。为什么靖康之难这么重大的一个历史教训，到我们的时代突然变得这么混乱，会有这么多人对这么严肃的一个问题信口雌黄？事实上，南宋以后人们对靖康之难进行了深刻的总结，并且基本认定其祸首就是——王安石。 对，您没有看错，靖康之难的祸首正是“中国11世纪伟大的改革家”王安石。 很清楚，靖康之难的原因既不是什么“文弱”，也不是什么“守内虚外”，而是灭辽这个近乎弱智的决策。世界上有弱智存在很正常，但是弱智们掌握朝政就很可怕了，宋徽宗、蔡京、童贯、王黼这些人为何能够身居高位并且沆瀣一气，破坏宋帝国长久以来稳定的决策机制？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新党。 熙宁变法我们前面一直没有说清，因为现在才是说清的时候。熙宁变法的具体内容完全正确，大多进入宏观经济学的经典教材，也是现代国家具体采用的经济政策，王安石的奇才堪与沈括、牛顿比肩。但是他试验这些工具的时候方式太过于激进，对经济的一时伤害尚在其次，而这场变法造成的“新旧党争”才是靖康之难的主源头。王安石除了千年不遇的卓越才华外，还拥有极高的人格，但非常遗憾的是他提拔的人却没有一个好东西。 曾布、吕惠卿这些人不是真正的改革家，而是企图打着改革的名义攉取政治利益的投机分子。《宋史奸臣列传》中共有21人，其中14人在北宋，这其中又有12人都是新党人士。大家注意，“新党”、“旧党”这样的词汇并非所谓旧党人士发明，而是新党人士在朝廷内部人为划分出的阵营，政治投机商们便通过这样的阵营打击异己，提拔自身。宋神宗年轻时信任王安石，是新党的支持者，后期非常后悔，转而支持旧党。而其后执政的皇帝、太后在新党和旧党之间反复切换，将党争的风气推向了高潮，而最令人遗憾的是，最后的胜利者仍然是新党：宋徽宗。 虽然最后的新党不再像王安石那样不理智的强推新法，但他们的政治风气却已经形成。众所周知，权力的制约和内部平衡是一个权力主体生存的保障。按照宋朝的权力制约设计，皇帝、台谏、文官形成三足鼎立的制约态势，相当稳固。但是新党人士为了自身利益，无原则的和皇帝合作，压倒了反对势力，形成了制约很小的权力阵营。这种风气在曾布、吕惠卿身上已有体现，在蔡京、童贯身上更是发挥到了极致。按照宋廷的决策机制，做出一项战略决策需要通过很多环节，接受很多监督，并非某些人头脑一热就能通过。伐辽这种智力不正常的战略明显是某些人的好大喜功，在正常的朝政下是不可能通过的，也只有皇帝、首相、总司令沆瀣一气的时候才能通过。 宋朝的官不是这样的当的，中国的官不是这样当的，儒家的官不是这样当的。 中国长期以来坚持以儒家学说选拔人才，这是一套经过长期实践检验了的、稳定而又与时俱进的道德体系，不是由时人随意捏造的实用标准。在这套客观标准下，任何当权者都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随意提拔符合自己思路的跟班，也就不会形成沆瀣一气的官场风气。 但是这种机制也总有失误的时候，碰巧就被王安石给撞上了，造就了“新旧党争”，让一群小人假借“改革”之名行乱政之实。改革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亡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 没有改革，就没有进步，所以中国人一向认为改革是非常重要的好事，尤其是新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给了现代中国人太多的切身体会，以至于很多人分不清好的改革和坏的改革，经常一概而论。 如果改革都是好事，那岂不是很没有技术含量的简单活？要操作好一场改革需要极大的政治智慧，并非唾手可得，很多水平不足的人就会把改革弄成坏事。比如庆历新政就是一场很好、很成功的改革，而其后的熙宁变法却是一场很坏很折腾的“改革”，虽然他的理论意义重大，但他对中华民族造成的伤害却难以弥补。 韩琦、富弼、文彦博等重臣在庆历新政中都扮演过激进的改革者角色，但这些人到了熙宁年间却是熙宁变法的最坚决反对者，不是因为他们老糊涂了，而是因为他们深刻理解改革对国家和民族的重大影响，反对王安石这种急躁冒进的活动。 然而一帮退休老干部要和当朝宰相抗衡毕竟有些难度，范仲淹已卒，他的儿子范纯仁后来也官至宰相，与名臣司马光、苏轼等成为旧党的领袖，但他们都没能阻止新党得势。很显然，韩琦、范纯仁这些人既非抱残守缺的愚者，也绝非争夺私利，他们反对熙宁变法确实是从国家民族的角度出发。有些人认为熙宁变法增强了北宋的国力，所以才能在对辽、夏的战略形势中占据优势。这种说法也很牵强，北宋国力的增强恰恰是来自真宗、仁宗朝“旧党”前辈们多年积蓄的国力，王安石只是找到很多途径把积蓄取出来花掉而已。 靖康年间，金军背盟入侵时宋人就已经认识到了熙宁变法的危害，削除了新党奉给王安石的很多称号，把他从孔庙中请出来(自己把自己奉入孔庙，王安石也算是古往今来第一人)。南宋更是掀起了一股声讨王安石的大潮，明朝人也经常总结宋朝败亡的经验，绝大多数把王安石定为罪魁祸首。后世对熙宁变法有许多精彩的评论，我个人认为其中水平最高的一篇当属明朝内阁首辅大学士叶向高的《宋论》。叶相认为人臣争胜是最大的祸害，会扰乱正常的纲纪，制造不和谐因素。而小人和君子是自然存在的正常现象，善政的关键不在于消灭小人，而在于避免小人当权，不给小人争权夺利的空间。然而熙宁变法造就的新旧党争却为“君子”和“小人”的争夺提供了一个广阔的舞台，尤其可怕的是新旧两党轮流执政。早期的宋神宗支持新党，后期转而支持旧党，之后的高太皇太后支持旧党，宋哲宗又转而支持新党，之后向太后又支持旧党，宋徽宗亲政后重新确定新党统治。当然，《宋论》中不是用的“新党”和“旧党”，而是直接使用“小人”和“君子”这一对词汇。 小人和君子争斗实在太激烈，虽然宋朝的党争不死人，但也把朝政混乱到了极点，产生了极大的内耗，将原有的良好行政风气涤荡一空，形成了宋徽宗、蔡京、童贯等人沆瀣一气的决策层。正是这个近乎于弱智的决策层做出了灭辽这个完全弱智的决策，导致了靖康之难。当然，叶相的这篇《宋论》很大程度上也是针对明朝末年出现的类似情况，宋朝的新旧党争至少还是从施政理念出发的路线之争，两党中至少有一边是由君子组成，而明朝“党争”则是纯粹的权力之争，两边都很难说是君子(尽管其中一方非常理直气壮的认定自己是君子)，使明朝本来更加完善的行政体制几乎作废，更快的走向了覆灭的深渊。 所以说，像中国这样一个非常强大的国家，是很难从外部打垮的，真正的崩溃必然来自于内耗。我党现在提出建设和谐社会的理念，也是反对内部斗争的意思，这并非一时兴起，而是总结了诸多历史经验的智慧结晶。现在很多人没有充分认识到和谐社会的至关重要，不知道这是维系国家和民族气运的根本保障。胡锦涛总书记在总结改革开放三十年伟大成就时就提出，改革开放必须做到“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而北宋后期的这场轰轰烈烈的熙宁变法呢？首先，它在新旧两党之间反复动摇；其次，它虽然不懈怠，却是在不懈怠的折腾。这样一场大折腾能和历史上成功的改革开放相提并论吗？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灭辽派认为辽帝国可灭的观点建立在一个重大假设上，那就是幽云地区的汉族人民时刻呼唤着宋军来“解放”他们，会积极配合宋朝的军事行动和统治。然而事实上这个假设并未成立，辽帝国治下的汉族民众从宋太宗时代就并未体现出对宋朝有特别的亲近感，而是配合辽军抵抗宋军的侵略。童贯灭辽时辽国汉族臣民更是奋力抵抗宋军入侵，宋朝短暂收取幽云十六州后设立的燕山府路治理也并不顺利。辽国人对兄国的背盟入侵深恶痛绝，时刻想借女真人之手实施报复，很多辽国旧臣投在金帝国旗下并极力揣唆金国侵宋。辽帝国末任宰相汉人左企弓就以俘虏的身份向金太祖极力建议：“劝君莫听捐燕议，一寸山河一寸金。”耶律余睹、耶律马五、郭药师、萧庆、萧仲恭等辽国旧臣也都对金帝国快速南侵的成功起到了重要作用。 当然，这也从一个侧面佐证了灭辽的主力确实是宋帝国而不是女真人，否则这些人完全应该投靠宋帝国找女真人报仇才对。他们的这种态度一方面是因为宋帝国背弃兄弟之盟确实可恶，一方面是当时的人还没有形成现代民族意识，更重要的一方面是正常人固有的忠君思想。奚、汉、渤海人虽然不是辽帝国的主体民族，但辽帝国并不是一个实施民族压迫的殖民帝国，而是一个公民权利基本公正的文明国度，各族人民完全可以团结在这个稳定的大帝国旗下，忠于辽帝。宋帝国企图通过民族关系来策反别国的人民，这种做法即使在现代看来也并不正义。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可能是经济原因。前文已经说过，在宋代，宋帝国对地球上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国际贸易都是极度不对等的经济掠夺，即使是政治上完全平等的辽帝国也不例外。幽云的汉人虽然对南方的工商业并不占优，但是对北方的草原却又有绝对优势，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参与瓜分宋人对契丹人的经济掠夺，这可能也是他们安于保持在辽帝国统治下的一个原因。 在现在看来，靖康之难应该算是中华民族的内部矛盾，但它无疑是汉民族历史上的一场大劫，也给当时的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更是大宋这个王朝的百年国耻。而这场大劫所产生的根源更是后人必须深刻总结的重大教训，我们对此不能有丝毫的隐讳，而是花大篇幅分析了其中的问题。这个国耻宋王朝用了百年才终得洗雪，在此之间，南宋和金国之间的百年战争遍布关陕黄土、秦岭蜀山、河洛中原和江淮沿岸，远比沙漠中打转的宋夏战争更加激烈震撼！
汉灵帝淫乱私生活：常与姬妾裸体游玩
汉灵帝（１５６～１８９年）刘宏，东汉皇帝，公元１６８年即位。在其统治期间，党锢之祸兴起，宦官把持大权，公开标价卖官，肆意大兴土木，百姓难以为生。中平元年（１８４年），爆发了声势浩大的黄巾起义。 汉灵帝刘宏的“灵”在谥法中解释为：“乱而不损曰灵”，汉灵帝确实是个极度追求淫欲的皇帝。灵帝继位之后立宋氏为皇后。宋皇后是扶风平陵人，因为她性情平和，缺乏女人味而得不到灵帝的好感。但是又处在正宫的风浪尖上，后宫里受到宠爱的嫔妃都交相诋毁她。中常侍王甫枉杀勃海王刘悝及他的王妃宋氏，宋氏是宋皇后的姑母，王甫怕宋皇后迁怒于他，就与太中大夫程阿诬陷宋皇后在宫廷里挟巫蛊诅咒皇帝（这在古代宫廷是最重的罪，《礼记》说：“执左道以乱，杀无赦。”）灵帝正愁没有废去皇后的借口，于是在光和元年收回她的玺绶，宋皇后不久忧虑而死。 接着宋皇后的父亲以及兄弟全部被杀，各个常侍大小黄门在省署的人都暗中可怜宋皇后。有一天灵帝梦见已故的桓帝对他说：“宋皇后有什么罪过？你听信任用奸邪的大臣和嬖姬使宋皇后绝命。以前渤海王刘悝，既然已经自贬了，但还是被你杀死；现在宋皇后和刘悝都到天帝那儿去告你。天帝极为气愤，你的罪过太大很难赦免！”灵帝被惊醒了，梦中情景却依然历历在目，他将这件事说给羽林左监许永，问他这是什么征兆。许永就趁机把宋后和渤海王无辜之状说给他听，并且请求改葬以使冤魂得到安宁，灵帝始终没有听从许永的话。不过梦是心境的外显，可见在内心的深处他多少也有一些愧疚。 灵帝十分好淫，他在后宫里随时随地看中了哪个女子长得美艳就拉到床上交欢。汉朝的宫廷女子与后世不同的是都穿着开裆裤，听起来好像不可思议，而且开裆裤里面什么也不穿，为的就是让皇帝临幸起来方便，连衣服都不用脱。明朝末年的张献忠让姬妾不穿下衣在室内晃荡，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当然这是后话了。 灵帝与众多的姬妾在西园裸体游玩，为了盛夏避暑他盖了个“裸游馆”，让人采来绿色的苔藓将它覆盖在台阶上面，引来渠水绕着各个门槛，环流过整个裸游馆。他选择玉色肌肤、身体轻盈的歌女执篙划船，摇漾在渠水中。在盛夏酷暑，他命人将船沉没在水中，观看落在水中的裸体宫娥们玉一般华艳的肌肤，然后再演奏《招商七言》的歌曲用以招来凉气。渠水中所植的荷花莲大如盖，高一丈有余，荷叶夜舒昼卷，一茎有四莲丛生，名叫“夜舒荷”。又因为这种莲荷在月亮出来后叶子才舒展开，又叫它“望舒荷”。 灵帝与美女在裸游馆的凉殿里裸体饮酒，一喝就是一夜。他感叹说：“假如一万年都如此，就是天上的神仙了。”灵帝整夜的饮酒直到醉得不省人事，天亮了还不知道。宫廷的内侍把一个大蜡烛扔在殿下，才把灵帝从梦中惊醒。灵帝又让宫内的内监学鸡叫，在裸游馆北侧修建了一座鸡鸣堂，里面放养许多只鸡。灵帝每当连夜地饮宴纵欲醉了以后，往往到天亮时还在醉梦中醒不过来。这时候内监们便争相学鸡叫，以假乱真来唤醒灵帝。灵帝的“裸游馆”后来被董卓纵火烧了。到魏咸熙年间，当年内侍为了唤醒醉酒沉睡的灵帝而扔蜡烛的地方深夜里还有闪闪的光亮，人们说那是神光，于是就在那里盖了个祠，名叫“余光祠”。 宫女年纪在十四岁以上十八岁以下都浓妆艳抹，脱下衣服与他一同裸浴。西域进献了茵墀香，灵帝命人煮成汤让宫女沐浴，把沐浴完的漂着脂粉的水倒在河渠里，人称“流香渠”。 灵帝在后宫中设列市肆，让宫中的婢女嫔妃打扮成买东西的客人，而他自己装成是卖货物的商人，玩得不亦乐乎。肆中的货物都是搜刮来的珍奇异宝，被贪心的宫女嫔妃们陆续偷窃而去，甚至她们为了你偷的多我偷的少而暗地里争斗不休，灵帝却一点也不知道。他白昼与宫女们贸易，夜里就抱着她们恣意地淫乐寻欢。据《古今情海》引用《文海披沙》的记载，灵帝甚至在西园里弄狗与宫女进行交配。 宋皇后被废之后过了两年，灵帝耽于淫乐还没有打算再册立皇后。朝臣上表请求他赶紧确立中宫，因为这是国家的一个象征。灵帝便册立了贵人何氏为皇后。何皇后的出身很微贱，她是一个杀猪屠夫的女儿。何氏的容貌美艳无比，她身高七尺一寸，肌肤如雪，婷婷玉立。灵帝一见到何氏就喜欢上了她。于是她夜夜独占灵帝，后宫又多了许多枯灯中打发寂寞光阴的女子。几度春风之后，何皇后怀孕生下了皇子刘辩。 何皇后的兄长何进被封为侍中，她已故的父亲何真追封为车骑将军。何后性情刚刻多忌，正位中宫之后时刻提防其他的嫔妃夺宠，宫里的嫔妃都很害怕她。赵国人王氏是前五官中郎将王苞的孙女，她在后宫里的姿色比何后还略胜了一筹，而且能诗擅画，谈吐优雅，举止端庄。灵帝对她极为宠爱，颠鸾倒凤后不久王氏怀了孕，被进封为美人。在汉朝制宫廷妃媵制度里美人比贵人低了一等。 何皇后将王氏恨入骨髓，私下里时刻图谋加以陷害。王美人生性聪敏，她早知道妒忌心强烈的何后不会容她，所以在进谒何后的时候用帛束住腰部，不让何后看出她怀了孕。只是腹中的胎儿一天比一天大，王美人朝夕辗转不安，便买了堕胎药喝下去。因为一旦生下儿子可能母子都保不住性命，但是多次服用堕胎药并不见效，她想也许是天意如此，便不再喝堕胎药，听天由命了。十月怀胎后生下一个男婴，灵帝十分高兴，给婴儿取名为刘协，这就是后来的汉献帝。 生下了孩子，王美人要服药调理，何后密遣心腹的内侍用鸩毒代替药物毒死了王美人。灵帝听到王美人忽然去世的消息，急忙前去探视，他一看王美人四肢青黑，就知道是中毒而死，不禁流下了泪。不久追查到是何后下的毒，灵帝顿时出于愤怒，并打算将何后废去。胆大包天的何后这才感到害怕了，她急忙花钱贿赂曹节、张让等阉宦为她说情，灵帝一生最相信宦官，于是何后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虽然放过了何后，但灵帝对她心生了顾忌，他将王美人所生的儿子刘协寄居在永乐宫让董太后抚养。由于董太后的精心呵护，刘协才没有遭到何后的暗算。灵帝怀念王美人不已，他撰写了《追德赋》与《令仪颂》两篇辞赋纪念她，辞赋里的字句缠绵悱恻、如泣如诉。常言说失去的才是最好的，也仅此而已。 汉灵帝时阉宦流毒于天下，各地爆发了黄巾起义，汉朝的江山已经朝不保夕了，灵帝的荒淫比起历代其他荒淫的君主也显得无精打采，好像逊色了不少。传说郁林郡中有一个珊瑚市，是海客买卖珊瑚的地方。珊瑚呈碧绿色，一株株各有几十枝桠，枝间满是叶子。大的高五六尺，最小的也有一尺多。汉元封二年郁林郡进献了一个“珊瑚妇人”，皇帝命人植于殿前，宫里戏称为女珊瑚。这株女珊瑚一直枝叶繁茂，到了灵帝时却忽然枯死，世人都认为是汉室将衰的预兆。 中平六年，灵帝去世，十四岁的皇子刘辩即位，尊何后为皇太后。何太后临朝称制。何后的兄长大将军何进想诛杀宦官反而被宦官所害，并州牧董卓带兵入洛阳诛杀了宫廷里全部的宦官，废少帝刘辩为弘农王而立王美人生的刘协为皇帝。不久何后与她的母亲舞阳君也被董卓逼迫而死。这时的汉朝实质上已经灭亡，汉献帝刘协成了一个不能左右自己命运的傀儡。一个群雄并起的三国时代拉开了帷幕。
三国名将魏延下场为何如此之惨
诸葛亮是个被神化了的人物。本文倒可以让我们认识到这个神人多疑的一面。 《三国演义》第五十三回写道：刘备攻取长沙，降服黄忠、魏延后，诸葛亮对刘备说：“魏延脑后有反骨，久后必反。”此说虽是小说家罗贯中之虚构，但也近乎写实。诸葛亮对魏延多存疑虑，不予重用，且借机除之，以致最终被杨仪乘机以所谓“叛逆”之罪将魏延杀害。魏延是蜀汉举足轻重的栋梁之才，遭此厄运，实在令人不平和惋惜。历史是公正的，应当用史实为魏延正名，平反昭雪。 魏延是一位效忠蜀汉，深得刘备依赖和重用的良臣。魏延出身行伍，早年领部属随刘备入蜀，想为光复汉室建立一番功绩，因而屡立战功而不断升迁。汉献帝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刘备夺取汉中，封汉中王，迁治成都，需要一位将军镇守汉中。众将皆以为非张飞莫属，张飞也有心镇守汉中;哪知刘备却破格启用魏延，提拔他为督汉中镇远将军，领汉中太守。全军为之震惊。对蜀汉来说，汉中和荆州是益州的两翼，而汉中又居于门户要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刘备选魏延镇守汉中，足见魏延在刘备心目中的地位之重要。有一次，刘备大会群臣，问魏延：现在委卿以重任，卿如何担当?他慨然答道：若曹操举天下之力而来，让我为大王拒之;若曹操有偏将十万之众来袭，让我为大王吞之!的确，他“临难受命，折冲外御，镇保国境(《三国志·蜀书·杨戏传》)”，不辜所托。在镇守汉中的6年里，连曹魏一流名将张颌、曹真也不敢正视汉中一眼。公元221年，刘备称帝，又进拜魏延为镇北将军。蜀汉建兴元年(公元227年)，更以延为都前部，领丞相司马、凉州刺史。建兴八年(公元230年)，魏延西入羌中，与魏国名将费瑶、郭淮战于阳溪，获全胜。后主即迁其为前军师，征西大将军，假节，进封南郑侯。 魏延是一位足智多谋，骁勇善战的军事奇才，却受到诸葛亮的质疑和压抑。可以这样说，魏延的军事谋略，关、张、马、黄、赵有所不及。每次出征，魏延都要求自己领兵一万，与诸葛亮分道出击，诸葛亮始终未允许。更为遗憾的是，建兴六年(公元228年)，第一次北伐，魏延献“子午奇计”，诸葛亮弃之不用而错失良机。当时，刘备已经去世。魏国轻视蜀汉，主要对付东吴，关中防御薄弱，镇守关中的竟是魏文帝之婿，“性无武略，而好治生”的庸才夏侯楙。魏延综合分析了当时敌我形势和有利时机后提出：“今假延精兵五千，直从褒中出，循秦岭而东，当子午而北，不过十日可到长安。楙闻延奄至，必弃城逃走。长安中惟有御史、京兆太守耳。横门邸阁与散民之谷周食也。比东方相合聚，尚二十许日，而公从斜谷来，必足以达。如此，则咸阳以西可定矣。”(《三国志·蜀书·魏延传》注引《魏略》)可是，诸葛亮以为此计甚险，不如从坦道，先取陇西。在出军祁山时，“论者皆言”以魏延、吴壹作先锋“为宜”，可诸葛亮“违众拔谡”(《三国志·蜀书·马良传》)，即让“言过其实，不可大用”(刘备临终嘱亮语，引文同上)的马谡统领诸军与魏国名将张颌交战，自己也不亲临前线指挥，结果遭致街亭大败，使蜀汉失去了唯一的一次大好时机。首次北伐失败，却惊醒“睡狮”，魏明帝立即把无能的夏侯楙调走，改派曹真镇守关陇，后又由诸葛亮之劲敌司马懿统领抵蜀。 从此，蜀汉攻取关陇的可能性就越来越小了，要说魏延“子午奇计”之险，与魏国大将邓艾偷渡阴平之险，不知差多少倍。魏延久守汉中，也许对子午谷路线及军情早已侦察而成竹在胸。邓艾却是逼上绝路，“自阴平道行无人之地七百余里，凿山通道，造作桥阁。山高谷深，至为艰险，又粮运将匮，频于危殆。艾以毡自裹，推转而下。将士皆攀木缘崖，鱼贯而进”(《三国志·魏书·邓艾传》)，夺江油，克绵州，袭成都。正是邓艾这步险棋，使蜀汉亡于一旦。诸葛亮一生五次北伐，由于始终采取“十全必克而无虞”(《三国志·蜀书·魏延传》注引《魏略》)的稳打战法，一味追求兵法常规的所谓循序渐进，不仅“未能进咫尺之地”，反而使魏将对其策略了如指掌。首次北伐失败后，曹真预料诸葛亮“后山必从陈仓，乃使将军郝昭、王生守陈仓，治其城”。第二年春第二次北伐，果然如此。郝昭只率千余人就挡住蜀军数万，且被郝昭所破。建兴十二年(公元234年)，诸葛亮最后一次北伐，出斜谷，屯兵渭水南原，司马懿对众将说：“亮若出武功，依山而东，诚为可忧;若西上五丈原，诸将无事矣。”(《资治通鉴》卷七十二)亮果屯五丈原，懿乃使郭淮退之。无数事实证明，诸葛亮“应变将略，非其所长”(《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他若当年用魏延“子午奇计”，很有可能制险而胜，三国历史也可能要改写——然历史是不容假设的。 诸葛亮密谋玄计，杨仪乘机陷害魏延，终于酿成蜀汉史上第一大冤案，也是第一大悲剧。众所周知，杨仪与魏延各持其能，一直不和。诸葛亮经常调和，以求平衡。最后也想借杨魏矛盾除掉魏延。这就注定，魏延将成为“阳谋”斗不过“阴谋”的牺牲品。也许是性格决定命运吧!让我们透过现象看本质：诸葛亮病危时，召开秘密军事会议，安排他去世后的退军调度方案。这样重要的会议，只有长史杨仪、司马费神、护军姜维参加，把官阶、爵位高的魏延排斥在外。诸葛亮决定，由魏延殿后阻击追敌，姜维作为副将，杨仪担任退军指挥;如魏延不服从，军队仍按计行事。这就为杨仪阴谋陷害魏延提供了可乘之机。诸葛亮去世后，杨仪密不发丧，派费祎去揣度魏延的意向，并抓住魏延个性矜高的致命弱点，用欺诈和激将手段，引蛇出洞，惹得魏延勃然大怒，抢在杨仪撤兵之前，率领所部径南归。杨仪便派马岱以叛逆罪追杀之，并诛延三族。这不是诸葛亮借杨仪之手取魏延之头吗?魏延还是想抢先奏报朝廷，指控杨仪反叛，希望舆论支持自己代丞相之位，根本没有叛逆之心。如果反叛，何不北向投魏?倒是杨仪，后因未得到丞相之位(诸葛亮早已察觉杨仪心胸狭窄，不能为相)后悔没有率兵投魏，并上书诽谤朝廷，终被流放，最后自杀。
一代战神秦琼的成名经历：一生大战200余次
【秦琼档案】 生年不详，卒于公元638年。字叔宝，齐州历城（今山东济南）人。唐朝开国将领，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在传说中，秦琼与尉迟敬德为传统门神。 秦琼的出名显得偶然，但其实也是必然。 很多时候，民间都称呼秦琼为秦叔宝，传奇小说也都把秦叔宝当成了秦琼的别名。其实，叔宝是秦琼的字，只是他的字太响亮了，以至于压住了他的名。 秦琼是齐州历城人，家世很平凡，他的父亲不过是北齐时期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录事参军。在秦琼几乎还没有记忆的时候，北齐为北周所破，秦琼的父亲战死在了沙场。此后，秦琼和母亲相依为命，过着孤苦贫寒的日子。但是秦琼却很引人注目，少年时代就以义气著称。也算是上天暗助，爱讲义气的秦琼长大后体形高大，威猛骠悍。讲义气并且骠悍，让秦琼在家乡拥有了一定的知名度。 秦琼起点不高，刚开始他只是隋将来护儿帐内一个不起眼的士兵。虽然地位不高，但秦琼属于特别追求上进的那种类型，再加上他的侠肝义胆，使得他很快就赢得了来护儿的注意。后来，秦琼的母亲去世了，作为将军的来护儿曾派代表前往吊孝，这让当时的人大为不解。有人问来护儿，秦琼不过是一名普通的士兵，他家的丧事怎么惊动了您的大驾？来护儿平静地说:我阅人多矣，对自己的眼光还有点儿把握，我相信，秦琼非久下人者。 在隋朝末年天下大乱之时，秦琼投靠了隋将张须陀。当时，张须陀正在下邳（今江苏睢宁西北）与农民军首领卢明月对峙。和卢明月相比，张须陀显然处于下风。虽然卢明月号称有50万大军有些夸张，但了解底细的人都知道，卢明月至少拥有10万士兵。而自称是正规军的张须陀就差得远了，他的部队加上老弱病残也不过一万来人，真正的有效战斗力最多为7000人。 苦思冥想之下，张须陀决定走一步险棋。于是，他对营中将士说道:“由于军需物资的匮乏，我们已经到了军无余粮的时刻，这就决定了我们不能再这样一直和敌人对峙下去。但是我们如果就此撤退，敌人趁势追杀过来，我军也必将遭灭顶之灾。思前想后，我觉得我们应该打破惯常思维，反其道而行之，冒一次险，也许会有一线生机。”说到这里，他打量了一下身边的人。那些刚才还无精打采的将士，一听说还有一线生机，突然个个都来了精神，全神贯注地等着张须陀说下去。“也许你们会问，事到如今，还有什么高招呢？我是这样计划的:先撤。”说完此话，张须陀看到大家的表情又松弛下去了，他们似乎在说:这有什么新鲜？谁不知道现在的当务之急就是先撤呢？看着大家的表情，张须陀清了清嗓子继续说道:“是啊，也许大家都想到了要撤，同时大家也一定想到了，如果撤兵，敌人一定会追杀过来。对此，大家有没有不同思路？”看着没人发表意见，张须陀补充道:“既然大家没有不同意见，那么就让我们从这里开始分析，因为我所有的计划都是建立在这个出发点之上的。”听到这里，大家一下子又兴奋起来了。张须陀高声说道:“是的，敌人一定会追杀过来，他们追杀过来，我们就面临着危机，对不对？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如果我们换个角度看一下，敌人大规模出击的必然后果就是——后、方、空、虚。”他一字一顿地说，“就是在这个节骨眼儿上，我们的生机来了！此时，如果我们选派精兵强将直捣敌营，一定会有出其不意的良好效果。敌人见自己的大营被捣，必然回兵救急，我们再反过来予以追击，绝对可以以少胜多，并且能让我们彻底解除迫在眉睫的危机！” 此时，大家的情绪都彻底地被张须陀描绘的前景给调动起来了。但是，这个计划的关键点是，必须有人带兵偷袭敌军大营——这可是块硬骨头，弄不好不仅自己丢掉身家性命，而且还将连累整个部队，导致其彻底灭亡。因此，虽然主帅的主意高明，却没有一个人愿意冒这么大的风险去承担这一使命。 张须陀等了半天，居然没有一个将领出来领命。他着急地喊道:“谁为吾行者？谁为吾行者？” “我！”终于有人答应了！ 张须陀激动地看着那个答应的人。他认得他，这人是秦琼。只听秦琼说:“我的地位低微，本来轮不到我说话，但众将军既然都不说话，我就只好站出来了，请您原谅！” 张须陀这下高兴了，大战当前，他顾不得那么多的繁文缛节，随即任命秦琼为敢死队队长，分出将近1000名的精兵强将交给了秦琼。秦琼出发之前，张须陀死死地拉着他的手说:“我们全军的生死，都交到你手里了！” 事情和张须陀预计的差不多。 先是张须陀的部队撤退，之后是卢明月的士兵前来追赶。 另外一条战线上，秦琼和他的1000名士兵打马如飞，以最快的速度冲进了敌人的后方大营。 秦琼所带的士兵以一当十，杀声震天，三下五除二就把留守的敌军给干掉了。同时又在敌军的帐篷内四处放火，顿时，敌军大营火光冲天。 正在前面由着性子砍杀的卢明月这时才知道，自己的后方老巢已经被人偷袭，他的第一反应就是——回击！ 等卢明月掉转方向、回军救急之时，刚才还在抱头鼠窜的张须陀突然像换了一个人，他随手抄起一件兵器，带领自己的部队恶狠狠地冲了过去…… 张须陀大获全胜，危机顺利解除了。秦琼的威名一夜之间传遍军营，成了大家争相崇拜的对象。 在之后的战斗中，秦琼骠悍的个性得以充分发挥，并且因战功卓著而屡被提升。慢慢地，秦琼已经发展成为张须陀手下一个方面军的将领。但是所有的人都知道，秦琼其实是个将才，而不是帅才，如果他是个帅才的话，他自己早就单干、另立山头了。 时光飞逝，当张须陀碰到李密之时，他的生命也就走到了尽头。 李密是瓦岗军后期的领袖。公元613年，他与杨玄感一起于黎阳（今河南浚县东北）起兵反隋。事不成，杨玄感失败，李密逃亡。后来，李密加入了瓦岗军。李密长于谋略，逐步在瓦岗军内部形成了自己的势力。加之他治军严谨，赏赐优厚，士卒都乐意为他效劳。 其实，裴仁基也是张须陀的手下，只是在张须陀的部队中，他的名气要比秦琼大得多而已。后来，秦琼又随同裴仁基投降了李密。 秦琼为人忠心耿耿，深得李密的信任，不久就被李密任命为骠骑将军。 秦琼没有辜负李密的厚爱。 一次作战中，李密被流箭射中，坠于马下，昏迷不省人事。此时李密的左右随从早已被敌人打得落花流水，四处逃窜，昏迷的李密无人守卫，情况十分危急。多亏秦琼拼死相救，并集结散兵游勇，这才击退了凶悍的追兵，保住了李密一条性命。 后来李密失败，秦琼又为隋将王世充收得，被任命为龙骧大将军。在隋末英雄中，王世充无疑是一个佼佼者，他利口善辩，明晓法律，涉书传，且好兵法，但他致命的缺陷是为人狡诈，内心险恶。很显然，他的为人和秦琼完全不同。因此，虽然他对秦琼青睐有加，但秦琼一直心存异志。后来，秦琼抓住机会，与程咬金等人一起离开王世充，投靠了雄才大略的李世民。 我们知道，秦琼的个性就是只要他信服哪一个人，那他一定会对这个人死心塌地，竭心尽力。创业阶段的李世民正广收人才，为人忠诚且身手不凡的秦琼深得李世民的欣赏，因此，归顺唐营不久，秦琼就被委任为马军总管。 此后，秦琼跟随秦王李世民，先后击败了王世充、窦建德、刘黑闼等多路义军，为唐王朝的创建立下了汗马功劳，李渊曾派使者赐予金瓶以示褒奖。之后，秦琼又因战功，多次受到奖赏，先后被任命为秦王右统军，加授上柱国，后又晋封为翼国公。在众多武将中，秦琼深得李世民的信任。 玄武门之变时，秦琼旗帜鲜明，坚决站在李世民一边，与他一起诛杀了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为李世民当太子夺皇位扫清了道路。唐武德九年（626年）六月，秦王李世民被立为太子，八月，李世民正式登基，秦琼被任命为左武卫大将军，并被赐予700户的封邑。 后来，秦琼这样总结自己的前半生:自幼戎马倥偬，转战南北，身经大战200余次，光流的血也足足有几十斗之多。 贞观十二年（638年），秦琼因病去世。朝廷追赠他为徐州都督，改封他为胡国公，并让他陪葬昭陵，“太宗特令所司就其茔内立石人石马，以旌战阵之功焉”。“茔内立石人石马”是很高的规格，一般只用于皇家，可见李世民对于秦琼有多么青睐。在秦琼去世后的第五个年头，他的画像也上了表彰大功臣的凌烟阁，秦琼成为唐开国二十四功臣之一。 至此，忠心事人的秦琼也算好人好报，得以善终。 但是事情却没完。在民间传说中，这位战将最后却成了门神。 《西游记》完整地记载了秦琼变成门神的全部经过: 据传，唐朝开国初，长安附近的泾河老龙王与一个算命先生打赌，老龙王为求一时之胜，滥用权力，触犯了天条，其罪当斩。玉皇大帝便委派唐朝大臣魏征在第二天午时三刻监斩老龙王。为了保命，泾河龙王在行刑前一天跑来向唐太宗李世民求情，让他在第二天拖住魏征，好让自己躲过一劫。李世民觉得魏征是自己的手下，这事情当然容易解决，于是就满口答应。 第二天，李世民宣魏征入朝，并将魏征留下来陪自己下棋。李世民的目的就是用这个办法困住魏征，让他无法脱身，当然也就不能监斩泾河龙王了。谁料午时三刻之际，正下围棋的魏征却打起了瞌睡，李世民也没太在意，而魏征就利用这个短暂的瞌睡，灵魂出窍，梦斩龙王。 被斩了的泾河龙王恼羞成怒，怨恨李世民言而无信，因而阴魂不散，夜夜到唐宫里来大吵大闹，呼号讨命。李世民既惭愧又难过，每夜都被泾河龙王的冤魂吵得无法入睡。他只好将这一情况向群臣通报，以求解决办法。 大将秦琼奏道:愿同尉迟敬德戎装立门外以待。李世民应允，那一夜果然无事。但总不能让他们二位每天都不睡觉吧？因不忍二将辛苦，李世民遂命宫廷画家将秦琼和尉迟敬德的形象描在画布之上，并张贴于宫廷的正门之上。后来，民间学模学样，也将秦琼他们的形象贴在自己的大门之上，慢慢地，这两员大将便成为千家万户的守门神了。其中执锏者即是秦琼，执鞭者乃是尉迟敬德。 秦琼就这样成了门神，一下站到了现在。
日本女人曾到宋朝借种改良日本人种
宋人周煇在《清波杂志》记载：“倭国(日本)一舟飘泊在(宋)境上，一行凡三、二十人。(日本)妇女悉被发，遇中州(中国)人至，择端丽者以荐寝，名‘度种’”。 这则记载说日本妇女来到宋代中国，遇到宋朝美男子就要而主动献身，目的是生下后代，来给日本改良人种。 宋人洪皓在《松漠纪闻》记载：“回鹘自唐末浸微，本朝盛时，有入居秦川为熟户者。女未嫁者先与汉人通，有生数子年近三十始能配其种类。媒妁来议者，父母则曰，吾女尝与某人某人昵，以多为胜，风俗皆然。今亦有目微深而髯不虬者，盖与汉儿通而生也。” 这则历史记载大意是说在宋朝时回鹘的年轻女子未嫁前有与宋朝汉人先“同居”的传统。回鹘人以此为自豪，在嫁女儿时回鹘的父母们会自豪的宣扬说：“我女儿曾和哪个汉人同居生活过”并以与汉人同居人越多越为光荣。这是回鹘的风俗。所以回鹘的后代有大量的混血儿，他们都是宋代汉人的后代。 读到这两则事件有些诡异，日本人、回鹘人为何如此高看宋人?为何以把自己的美女献给宋朝男人为荣?这一切缘自宋朝当时的国际地位、宋朝的文明程度。宋朝无论是经济、文化、科技等等无不遥遥领先于世界。这是中外共识。 中国著名历史学家漆侠曾指出：“在两宋统治的三百年中，中国经济、文化的发展，居于世界的最前列，是当时最为先进、最为文明的国家。”世界著名经济史学家贡德弗兰克也认为：“11世纪和12世纪的宋代，中国无疑是世界上经济最先进的地区。自11世纪和12世纪的宋代以来，中国的经济在工业化、商业化、货币化和城市化方面远远超过世界其他地方。” 日本宋史学家宫崎市定认定：“宋代是中国历史上最具魅力的时代。中国文明在开始时期比西亚落后得多，但是以后这种局面逐渐被扭转。到了宋代便超越西亚而居于世界最前列。然而由于宋代文明的刺激，欧洲文明向前发展了。” 宋朝的文明程度远远高于当时世界上的任何国家。宋朝的文明深深的影响了世界。宋朝在当时蛮夷、异族的眼中是天国，是伟大的国度。宋人在外国眼里是优秀的人、高贵的人。所以外国、蛮夷们如此高看宋朝、高看宋人也不足为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