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医扁鹊生平经历
一.扁鹊，传说是黄帝时代的名医。 二.扁鹊（公元前407—前310），名秦越人，勃海莫人（今河北任丘）， 战国时代名医。又家于卢国（今山东长清一带），因名之曰卢医。《史记》等载其事迹涉及数百年。扁鹊精于内、外、妇、儿、五官等科，应用砭刺、针灸、按摩、汤液、热熨等法治疗疾病，被尊为医祖。相传扁鹊曾医救虢太子，扁鹊死后，虢太子感其再造之恩，收其骨骸而葬之，墓位于今永济市清华镇东。 扁鹊年轻时虚心好学，刻苦钻研医术。他把积累的医疗经验，用于平民百姓，周游列国，到各地行医，为民解除痛苦。由于扁鹊医道高明，为百姓治好了许多疾病，赵国劳动人民送他“扁鹊”称号。 发明创造：《内经》和《外经》，四诊法（即望、闻、问、切） 生平简介 扁鹊，战国时医学家。姓秦，名越人，齐国渤海莫（今河北任丘）人。扁鹊是中国传统医学的鼻祖，对中医药学的发展有着特殊的贡献。 扁鹊看病行医有“六不治”原则：一是依仗权势，骄横跋扈的人不治；二是贪图钱财，不顾性命的人不治；三是暴饮暴食，饮食无常的人不治；四是病深不早求医的不治；五是身体虚弱不能服药的不治；六是相信巫术不相信医道的不治。扁鹊在总结前人医疗经验的基础上创造总结出望（看气色）、闻（听声音）、问（问病情）、切（按脉搏）的诊断疾病的方法。在这四诊法中，扁鹊尤擅长望诊和切诊。当时，扁鹊的切脉技术高超，名扬天下。 扁鹊（活动期公元前4世纪初）中国战国时期的医学家。学医于长桑君。有丰富的医疗实践经验，反对巫术治病，总结前人经验，创立望、闻、问、切的四诊法。他遍游各地行医，擅长各科，在赵国为“带下医”（妇科），至周国为“耳目痹医”（五官科），入秦国则为“小儿医”（儿科），医名甚著。后因医治秦武王病，被秦国太医令李醯妨忌杀害。在《史记.扁鹊仓公列传》、《战国策.卷四秦二》里载有他的传记和病案，并推崇为脉学的倡导者。据《汉书.艺文志》载，扁鹊有著作《内经》和《外经》，但均已失佚。 济南郊区鹊山西麓有扁鹊墓，墓前石碑署“春秋卢医扁鹊墓”，并有清乾隆十八年（1753）重整字样。 扁鹊云游各国，为君侯看病，也为百姓除疾，名扬天下。他的技术十分全面，无所不通。在邯郸听说当地尊重妇女，便做了带下医（妇科医生）。在洛阳，因为那里很尊重老人，他就做了专治老年病的医生。秦国人最爱儿童，他又在那里做了儿科大夫，不论在哪里，都是声名大振。 一天，晋国的大夫赵简子病了。五日五夜不省人事，大家十分骇怕，扁鹊看了以后说，他血脉正常，没什么可怕的，不超过三天一定会醒。后来过了两天半，他果然苏醒了。 有一次，扁鹊路过虢国，见到那里的百姓都在进行祈福消灾的仪式，就问是谁病了，宫中术士说，太子死了已有半日了。扁鹊问明了详细情况，认为太子患的只是一种突然昏倒不省人事的“尸厥”症，鼻息微弱，像死去一样，便亲去察看诊治。他让弟子磨研针石，刺百会穴，又做了药力能入体五分的熨药，用八减方的药混合使用之后，太子竟然坐了起来，和常人无异。继续调补阴阳，两天以后，太子完全恢复了健康。从此，天下人传言扁鹊能“起死回生”，但扁鹊却否认说，他并不能救活死人，只不过能把应当活的人的病治愈罢了。 还有一次，扁鹊来到了蔡国，桓公知道他声望很大，便宴请扁鹊，他见到桓公以后说：“君王有病，就在肌肤之间，不治会加重的。”桓公不相信，还很不高兴。5天后，扁鹊再去见他，说道：“大王的病已到了血脉，不治会加深的。”桓公仍不信，而且更加不悦了。又过了5天，扁鹊又见到桓公时说，“病已到肠胃，不治会更重”，桓公十分生气，他并不喜欢别人说他有病。5天又过去了，这次，扁鹊一见到桓公，就赶快避开了，桓公十分纳闷，就派人去问，扁鹊说：“病在肌肤之间时，可用熨药治愈；在血脉，可用针刺、砭石的方法达到治疗效果；在肠胃里时，借助酒的力量也能达到；可病到了骨髓，就无法治疗了，现在大王的病已在骨髓，我无能为力了。”果然，5天后，桓侯身患重病，忙派人去找扁鹊，而他已经走了。不久，桓公就这样死了。 可见，扁鹊的望诊技术出神入化，真是“望而知之谓之神”的神医了。在中医的诊断方法里，望诊在四诊当中居于首位，十分重要，也十分深奥，要达到一望即知的神奇能力更是非同寻常。这三个例子都是非常有名的医学故事，“起死回生”、“讳疾忌医”的成语也出于此。相传扁鹊名声过大，因为受到秦国太医李谧嫉妒而被其害死了。 中医学的一部经典之作《难经》相传为秦越人所作，但从内容上看应该是《黄帝内经》成书以后问世的作品，成书于汉代。其内容深奥，是中医学不可多得的理论著作之一。因此，古人将该书托名秦越人所著，也表示扁鹊在人们心目中占有很高的地位，借其名以示书的重要性，也表达了人们对他的尊敬与怀念。 扁鹊少年时期在故里做过舍长，即旅店的主人。当时在他的旅舍里有一位长住的旅客长桑君，他俩过往甚密，感情融洽。长期交往以后，长桑君终于对扁鹊说：“我掌握着一些秘方验方，现在我已年老，想把这些医术及秘方传授予你，你要保守秘密，不可外传。”扁鹊当即拜长桑君为师，并继承其医术，终于成为一代名医，先秦时期医家的杰出代表。扁鹊成名后，周游各国，为人治病。由于其医术高明，又常为君主看病，受到当时秦国太医令李醯的嫉妒，后被李派的刺客刺杀身亡。 扁鹊具有高明的医术。他的行医事迹及医学成就，可以反映出先秦时期的医药水平和医药特点。先秦不少著作载有扁鹊的事迹，本文主要取材于《史记·扁鹊列传》。 扁鹊在诊视疾病中，已经应用了中医全面的诊断技术，即后来中医总结的四诊：望诊、闻诊、问诊和切诊，当时扁鹊称它们为望色、听声、写影和切脉。这些诊断技术，充分地体现在史书所记载他的一些治病的案例中。他精于望色，通过望色判断病证及其病程演变和预后。如他晋见齐桓侯时，通过望诊判断出桓侯有病，但是病情尚浅，病位还只是在体表腠理的部位。他劝齐桓侯接受治疗，如不治则病情将会加深。桓侯因自我感觉良好，拒绝治疗。不久，扁鹊再度晋见桓侯时，指出其病情已加重，病位已进展到血脉，再次劝说其接受治疗，以免病情更加发展。桓侯仍然拒绝治疗，心中不悦，认为扁鹊在炫耀自己，并以此牟利。当扁鹊第三次晋见他时，认为病情已恶化，病位进入到内部肠胃，如不及时治疗，终将难治。桓侯仍不予理睬。最后一次，扁鹊通过望诊，判断桓侯病情危重，已进入到骨髓深处，病入膏肓，无法救治。果然不出所料，齐桓侯不久即发病，终于不治而死。此病例说明扁鹊当时已经能很好应用望诊，而且诊断水平相当高。 扁鹊的切脉诊断法也很突出，具有较高水平。《史记史记》称赞扁鹊是最早应用脉诊于临床的医生。先秦时期，中医的脉诊是三部九候诊法，即在诊病时，须按切全身包括头颈部、上肢、下肢及躯体的脉。扁鹊脉诊及其理论可从虢太子这一病例的诊断中体现出来。当时虢太子已昏迷不醒，扁鹊通过脉诊判断为“尸蹶”。他认为患者的阴阳脉失调，阳脉下陷，阴脉上冲，也即阴阳脉不调和，导致全身脉象出现紊乱，故患者表现如死状。其实，患者并未真正死亡，除脉诊外，他还观察到患者鼻翼微动。结合切摸，他发现两大腿的体表仍然温暖，因而敢于下此判断。扁鹊是我国历史上最早应用脉诊来判断疾病的医生，并且提出了相应的脉诊理论。 在治疗方面，扁鹊能熟练运用综合治疗的方法。其中，从治疗虢太子一例，他所用的方法有■砥石，即针刺法，还有热熨法和服汤药法等。综合疗法为扁鹊行医时的主要治疗措施。 先秦时期，在临证中，医学尚未明确分科。尽管《周礼》中已有兽医、食医、疾医和疡医之分，但这仅仅是在宫廷中的设置。兽医、食医、疡医分别管理牲畜疾病、宫廷饮食调配和以刀剪割切的外科等事项。除此以外的其他病证，都属疾医的范畴。扁鹊是一位能兼治各科疾病的多面手，齐桓侯、虢太子等案例，都说明他是内科方面的能手。扁鹊还能根据当地的需要，随俗为变地开展医疗活动。当他游历到秦国时(今陕西咸阳一带)，就专治小儿疾病；当他云游到邯郸(当时为赵国都城)时，又主要诊视妇科病证；而当他到雒阳(当时是周国的首都，今为河南洛阳)时，便主要从事老年人病证的治疗，多医治耳、眼等五官病证。据记载，扁鹊还精于外科手术，而且应用了药物麻醉来进行手术。 扁鹊在自己的医疗生涯中，不仅表现出高超的诊断和治疗水平，还表现出高尚的医德。他谦虚谨慎，从不居功自傲。如他治好虢太子的尸蹶证后，虢君十分感激，大家也都称赞他有起死回生之术，扁鹊却实事求是地说，这是患者并没有死，我只不过能使他重病消除、回复他原来的状态而已，并没有“起死回生”的本领。 扁鹊十分重视疾病的预防。从齐桓侯这个案例来看，他之所以多次劝说及早治疗，就寓有防病于未然的思想。他认为对疾病只要预先采取措施，把疾病消灭在初起阶段，是完全可以治好的。他曾颇有感触地指出：客观存在的疾病种类很多，但医生却苦于治疗疾病的方法太少。因此，他很注重疾病的预防。 先秦时期，巫术有一定市场，并且已经成为医学科学发展的绊脚石。扁鹊对巫术深恶痛绝，认为医术和巫术势不两立。他的这些医疗道德思想，在《史记》中概括归纳为六条戒律，称为“六不治”。这六不治包括：信巫不信医，骄恣不论于理，轻身重财，衣食不能适，病情严重到“形羸不能服药、藏气不定”等。这是他治病的信条，由此也反映出他高尚的医疗品德。他的医疗经验极其丰富，曾编撰过颇有价值的《扁鹊内经》9卷和《扁鹊外经》12卷，可惜均已失传，这是祖国医学的极大损失。 扁鹊无私地把自己的医术传授给门徒，他的徒弟子阳、子豹、子越等人都是有所成就的人。后来在汉代出现的《黄帝八十一难经》一书，有人认为是根据扁鹊的医术，尤其是关于脉诊知识而整理成书的，并且署名扁鹊(秦越人)所著。近代还有人认为他的学说影响深远，形成了扁鹊学派。 扁鹊庙 现存墓冢高约1．67米，墓围周长约50米。石碑1通，穹顶，通高1．32米，碑座高0．35米，镌刻文字漫漶，可辨识“大观元年三月□日杨□信□□重□收扁鹊墓”字样。大观元年（1107），为目前发现扁鹊墓最早者。 墓旁有石羊1对。古槐1株，树围根部粗4．24米，高约20米，树中空，据称树龄已超过2000年，树根右方新生幼槐，粗近30厘米。 在墓东有扁鹊祠，祠内存碑最早者为明万历庚子（1600）《重修扁鹊祠记》，碑云“祠宇时久”创始年不详。扁鹊祠分东西二庙，西庙为早，面中条，近王官谷瀑布，风景优美。清代多次重修。雍正八年（1730）《重修扁鹊庙记》始将“祠”改为“庙”。可惜西庙在抗日战争期间，遭日军战火所毁，仅存石狮1对及碑碣3通。 东庙保存较全，有正殿、献殿。正殿暖阁中有泥塑扁鹊坐像，左右两侧侍立司药、司书男女童。东西两垛殿塑二药王坐像，旁侍司药、司书男女童，均保存较好。扁鹊像施彩沥粉贴金，龙袍玉带，坐龙首椅上，面目慈祥庄重，面形方圆，广额方颐，有宋塑遗风。 扁鹊以其精湛的医术、医德深受百姓爱戴，从而受到历代祭祀。扁鹊庙为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扁鹊传说——“良医治未病” 根据典记，魏文王曾求教于名医扁鹊：“你们家兄弟三人，都精于医术，谁是医术最好的呢？”扁鹊：“大哥最好，二哥差些，我是三人中最差的一个。” 魏王不解地说：“请你介绍的详细些。” 扁鹊解释说：“大哥治病，是在病情发作之前，那时候病人自己还不觉得有病，但大哥就下药铲除了病根，使他的医术难以被人认可，所以没有名气，只是在我们家中被推崇备至。我的二哥治病，是在病初起之时，症状尚不十分明显，病人也没有觉得痛苦，二哥就能药到病除，使乡里人都认为二哥只是治小病很灵。我治病，都是在病情十分严重之时，病人痛苦万分，病人家属心急如焚。此时，他们看到我在经脉上穿刺，用针放血，或在患处敷以毒药以毒攻毒，或动大手术直指病灶，使重病人病情得到缓解或很快治愈，所以我名闻天下。”魏王大悟。 事后控制不如事中控制，事中控制不如事前控制，可惜大多数的事业经营者均未能体会到这一点，等到错误的决策造成了重大的损失才寻求弥补。弥补得好，当然是声名鹊起，但更多的时候是亡羊补牢，为时已晚。
黄帝是中华民族的始祖吗
以黄帝为中华民族的始祖，是司马迁《史记》两千年来的巨大影响肇成的。此事要从孔子删书说起。 《尚书》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史书，唐尧以前的远古洪荒史，被孔子删掉了，但洪荒之迹并未因此而消逝，《尚书》之外的典籍仍在，中华大地上的史迹和传说仍在。所以，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针对孔子的删削，纷纷补述远古史。例如： 《列子》和《吕氏春秋》对远古人的生活方式曾作这样的描述：“男女杂游，不媒不聘”，“聚生群处，知母不知父”。那么谁是最早的帝王呢《管子》说：“古者，封泰山、禅梁父者七十二家，夷吾所记者十有二焉。”七十二代帝王，我们只知道十分之二，于是《管子》列举出五家：“昔，无怀封泰山禅云云，宓羲封泰山禅云云，神农封泰山禅云云，黄帝封泰山禅云云。”《庄子》说：“古之人，在混茫之中……当是之时也，莫之为而常自然……及燧人、伏牺始为天下，故顺而不一……及神农、黄帝始为天下，是故安而不顺。”纵观如上诸子之说，至少在黄帝以前有燧人、无怀、伏牺、神农四代帝王。《论衡》中又说：“女娲之前，齿为人者，人皇最先。”谁是人皇有“三皇五帝”说。《周礼·春官》：“掌三皇五帝之书。”《吕氏春秋·孝行·贵公·用众·禁塞》四篇中，都提到了三皇五帝：“夫孝，三皇五帝之本务”、“此三皇五帝之德也”、“此三皇五帝之所以立大功名也”、“上称三皇五帝之业以愉其意”。这里的三皇，具体指何人虽有四种不同说法，但黄帝之前有先皇，这是无疑的。 从战国时期开始，对中华民族远古史的认识，便分成三大派。一派是坚执孔子的“尧以来”，不承认尧以前；对立的一派是坚信尧以前有着很多帝系，并且明确表示反对孔子滥删《尚书》，如韩婴说：“自古封禅者万有余家，仲尼观之不能尽识，”所以他就把尧以前的远古史一笔勾销了；另一派未必反孔，但取折中，如司马迁的始于黄帝说，以司马贞为代表的始于包牺氏说，他们既不赞成孔子的武断，也怀疑传说中渺芒的洪荒史。 司马迁是第一位突破孔子的“尧以前”说而部分采纳先秦诸子说的史学家，撰《史记》时，亲自考察史迹，躬身访问传说，证实了“他说”“其所表见皆不虚”，于是在尧以前补入了黄帝、颛顼、帝喾三代帝纪，与尧、舜并称为五帝，放弃了三皇说。 司马迁虽然比孔子进步了，但还是遭到了很多批评。如后汉的大科学家张衡就认为，司马迁不应该“独载五帝不记三皇。”唐代的司马贞批评道：“《史记》宜应上自开辟，下迄当代。”宋人刘恕说“包牺神农缺漏不录”，使后世“莫知是从”。所以《史记》问
唐尧西徙太原
唐尧西徙太原 大约在距今四千五百多年的古代，唐尧的部族活动于今河北省唐县至望都一带的滹沱河流域，对此，《后汉书·郡国志》唐县条引注：“《帝王世纪》曰，尧封唐，尧山在北，唐水西入河，南有望都。”《水经注》、《元和郡县图志》、《舆地广记》及《太平寰宇记》等著名的古代地理志书，都持此说。徐旭生先生在其《中国古代史的传说时代》中也说：“陶唐氏旧城应该是今河北唐县、望都一代。”周长富先生则通过龙山文化的特点，在其《浅谈唐尧氏》中指出：“从年代和分布范围来讲，河北龙山文化相当于唐尧氏古族。”那么，唐尧为什么要率领自己的部族离开故地，西徙太原呢？何光岳先生在其名著《炎黄源流史》中认为，由于东夷族势力日渐强大，作为部落联盟首领的唐尧，为避免东夷部族的侵扰，遂率部西徙，“从唐县、望都一带出发南下行唐，沿滹沱河过井陉，途经太原，再进入平阳。”（《试谈唐尧氏》）邹衡先生也认为如是，他在《夏高周考古学论文集·论先周文化》一文中指出：“太原地区古文化多半是河北龙山（文化）的许坦型和光社文化，其出土的大批陶器，均似龙山文化的涧沟型者。”上述论述和地下出土文物的相互佐证，揭示了太原许坦型文化、光社文化与河北龙山文化的密切关系，从而也证实了唐尧部族由河北唐县、望都一带西徙太原，定居太原可能性的真实存在。需要进一步说明，或者说需要纠正的是，唐尧率其部族西徙太原的路线，似不应为“沿滹沱河过井陉，途经太原”。而且，何光岳先生说的唐尧所以西徙太原是“被东夷族帝舜所取代之后”的理据也颇值商榷。其一，滹沱河由山西盂县出境入河北晋县 、定县，南距井陉百里之遥，且井陉不属滹沱河流域，唐尧部族只能沿唐河南下，沿滹沱河西入山西盂县。再沿滹沱河主要支流乌河、温川河及汾河支流杨兴河，顺流南下，进入太原。其二，唐尧与虞舜的“禅让”，或虞舜对唐尧的“逼宫”，应为唐尧由太原迁平阳之后的事，而不是在此之前。史载：“尧治平阳，舜治蒲坂”，所谓“被东夷族帝舜所取代之后”，才西徒太原之说，既与地理实际区域相去甚远，也与事实发展时序脉理不顺，似不通。依据史料所载，历史上海河流域水患猖獗，自明王朝创建的“1368年至1948年五百八十年间，共发生大水灾387次”，可谓“三年两头灾”。尤其是上游在山西，下游在河北的桑干河水系、滹沱河水系，“水流急湍，上宽下窄，上游水流携带大量泥沙，进入平原后流速骤减，泥沙淤积，河床填塞，尾闾不畅，极易成灾”。（《河北风物志》）唐尧部族所居的唐县、望都一带，恰处太行山西坡与华北平原衔接地带，北有洋河（桑干河下游）、南有滹沱河、西有唐河，河网密布，正是水患多发地城。唐尧所以西徒，究其道理，为避水患当为主要原因。因为大多古籍在谈到唐尧时都有关于水患的记载。《尚书·尧曲》说：“尧之时洪水为患为甚”；《寰宇通志》说：“尧时上游之水无所拽，直而四出”，《晋乘搜略》说：“尧时黄水为患，震及帝都。”等等等等，不一而足。或许正是因为常常受到唐河、滹沱河水患漫害，所以唐尧才携带部族离开久居的故地，由太行山东部的平缓地带，沿着滹沱河溯流西进向高处迁徙，穿越了太行峡谷，进入了今山西省境，在今盂县又尚滹沱河支流乌河、温川河，汾河支流杨兴河（这几条河古代水量远比今日大），继续向西南跋涉，终于来到了汾河中游的河谷地带，今太原盆地。丰厚的黄土，缓淌的汾河，苍翠的东、西两山，平展开阔的河谷平原，潺潺涓涓的晋水，以及淳厚朴实的太原先民，留住了长途迁徙、历尽艰辛的唐尧部族，他们便在这里定居了下来。当时的太原是台骀“宣汾障泽，肇始太原”之后的时代，由于史书缺乏记载，详情不得而知。而此时的唐尧部族据《韩非子·五蠹》，《淮南子·精神训》所载，巳经掌握了建筑大型房厦的技术，所建之厦“茅茨不翦，采椽不斫”；“朴桷不斫，素题不（木开）好”。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厦顶的茅草铺放不修剪，屋檐的椽子不砍削，端额的梁柱不彩绘，而且，精于制陶的陶唐氏部族，又把这些技术带到太原传授于土著。于是，在汾河中游平原的大地上唐尧部族和太原先民很快水乳交融为一体，共建家园，共创了太原的龙山文化。唐尧初都太原 关于唐尧建唐国初都太原，千百年来在太原的大地上一直有丰富的口碑传说，对于这些传说，当地的志书、碑石多有记载，限于篇幅不去一一追述，仅将属于信史的典籍所载，备述于后，号称“千古之绝唱，无韵之《寓骚》”的《史记》在其《五帝本纪·正义》中的《宗国都城记》云：“唐国，帝尧之裔子所封，汉曰太原郡，在古冀州太行恒山之西，其南有晋水。”中国的第一部断代史宏着，班固撰的《汉书·地理志》载：“晋阳本唐国，尧始都于此。”专门撰述中国古代名城的《都城记》也说：“晋阳城北二里有唐城，尧所筑。”一直到唐宋之际，徐坚的《初学记》，朱熹的《诗集传》还在讲，唐城是帝尧所筑，唐城地处太原晋阳一带。城，是中国文化特殊的产物，它有着突出的标志，构成了雄宏的华夏文化景观，揭示着城周围的文化特色和历史渊源。毫不牵强地说，我国的城在诅国五千年文明史上，占有非常重要、不容忽视的地位。太原唐城和尧初都的口碑传说和文献记载，告诉我们一个史实：早在至今约四千五百年的唐尧时代，今太原已经有一个文化相当发达，人口相对密集的原始聚落。这个原始部落在太原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劳动，不仅发展了这里的经济，创造厂自己的文化，而且还建立起强大的部落联盟，创建了保护自己不受侵扰的古城——唐城。只是由于历史的久远和历史的巨变，又由于后来在古唐城的旧址或附近又有一座晋阳问世，那座流传于口头，见载于史册的“唐城”渐渐地湮没了。这是传说，因为当时还没育成熟的文字，只能靠口耳传闻，代代相传，这也是史载，瞩于那种对传说记录的“史记”。但是，这个传之百代而不衰的传说，个中有着真实的“历史的影子”。不是有许多的传说，被出土的文物所证实是历史吗！客观地说从某种意义上讲，传说就是最初的历史，或者说人类的历史最初就是从传说开始的，举凡城内海外，哪一个文明古国的历史不如是说？由于唐尧初都太原，又在太原筑有唐城，所以太原有了“唐”和“唐国”的古名。追溯“唐”的古意，《说文解字》解释为“唐，大言也。”《白虎通·号》解释为“唐，荡荡也，道德至大之貌也。”可见，唐是一个会意字，基本意是：大话、豪言、命令；引申意是：道德至大之人所讲的话、发布的命令。在原始社会末期的父系氏族部落联盟时期，什么人可以宣讲豪言、播布命令，指挥部族群体呢？只有部落联盟的领袖，尧就是这样的人杰，所以，给尧冠以唐的称号正源于此，古人的尧因封唐地得唐号之说，很值得商榷，事实可能正好相反，正是因尧得唐号，称为唐尧，所以才使属地有了唐的名称。古称“唐”的地名至少有三处，诸如河北之“唐”，太原之“唐”，山西晋南之“唐”，都是因唐尧多次迁陡，曾经定居那里而得名，这充分地证明了先有唐尧之名，后有“唐”之地名这个道理。尧和尧的部族，不知是出于本部族的开拓精神？还是因为当时汾河的受阻于霍山而时有水患？他们在太原居留一个时期之后，留下了自己的裔族，留下了已经创下的业绩，留下了太原的唐文化和古唐城，又沿着汾河南流的方向继续迁徙，最终落脚于今日的临汾盆地——平阳。对此，后来的史书上也有记录。东汉人郑玄在其《诗谱》中就说：“尧始居晋阳，后迁河东。”清著名汉书家阎若琚所著《尚书疏证》也说：“尧为天子实先都晋阳，后迁平阳府。”于是，又有了“尧都平阳”之说，同时也印证了“尧始都晋阳，后迁晋阳”的古记。关于太原的另一个古名“北唐”，就是在唐尧由初都太原迁都平阳后，因太原地处平阳之北，为区别初都太原之唐和平阳之唐，遂以地理方位为准，在太原之唐前面又加了个“北”字，这就是太原又称“北唐”的缘由。 唐城为什么不能作为太原建城的标志以晋阳古城的创建为标志的“纪念大原建城2500年”活动，进入2003年后正式展开。唐城的间世比晋阳古城要早约两千余年，为什么不以唐城的创建作为太原建城的标志呢？如果以唐城问世为大原建城的标志，太原不就有了四千五百年的建城史了吗？然而，唐城确实不能作为太原建城的标志。这是因为：在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上，有文字记载以前的历史称为史前史。对史前史的研究，恰如樊树杰先生所说：“在文字发明之前，我们的历史是口耳相传的传说”，“对这些传说加以科学的分析，便不难发现其中所蕴含的可靠历史资料。考古发现已日渐清晰地揭示出古史传说中‘三皇’‘五帝’的活动背景，为复原传说时代的历史提供了条件。”但是，无论如何我们还不能把传说作为信史，“唐尧西徙太原”，“初都晋阳”、“筑唐城”这段历史，虽然反映了历史的真实，在讲述太原区域史的时候可以旁征博引，据理论证。然而，以“唐城”的创建作为太原建城史的标志，还缺乏考古发现的复原，尚显不太成熟。此其一。其次，以政府的名义举办“纪念太原建城2500年”活动，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牵涉历史必须以信史作为基础。晋阳古城创建于公元前497年，至2003年整整2500年，史载凿凿，名副其实，非它城可取代。对于唐尧初都太原的浅识，谨述于此，限于史料的掌握和驾驭，由于自身学识的局限，疏漏偏执之处热望专家学者不吝垂教。
伏羲是中国婚嫁制度肇启者
婚嫁制度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中国婚嫁制度源于何时，根在何处？正在甘肃兰州召开的“第二届中华伏羲研讨会”上，来自中国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的专家们一致认为，伏羲是中国婚嫁、嫁娶制度的肇启者，“制嫁娶”反映出人类从杂居群婚到对偶婚姻的深刻变革，标志着中国历史从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的过渡。这也是伏羲被尊崇为中华民族人文始祖的重要原因。 据相关专家考证，人类在经历了几十万年的洪荒时期和母系氏族社会后，大约在6500多年前，开始逐步进入父系社会。据古籍记载，当时位居三皇之首、百王之先太昊伏羲率部落由甘肃成纪（今天水市）沿黄河东下，定居于宛丘之墟（今河南淮阳县）。随后，伏羲以其圣德团结统一了华夏各个部落，并取蟒蛇的身，鳄鱼的头，雄鹿的角，猛虎的眼，红鲤的鳞，巨蜥的腿，苍鹰的爪，白鲨的尾，长须鲸的须，创立了中华民族的统一图腾——龙。龙的传人由此而来。伏羲还画八卦、取火种、造书契、创乐器、兴嫁娶，肇启了中华文明。 参加研讨会的专家认为，伏羲的最大功绩之一就是“正姓氏、制嫁娶”，创立了男女对偶的婚配制度，最终使人类的体质和智力都有了一个质的飞跃，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的进步。 据介绍，在太昊伏羲氏时代，原始畜牧业迅速发展，九州大地和睦相处，一片太平景象。但是最让伏羲伤脑筋的是当时出生的婴儿中，常常出现畸形怪异现象。经过长时间的观察，伏羲发现，这与当时存在的男女群婚、乱婚现象有关。于是他开始在华夏九州开始了“制嫁娶”，实行男女对偶制。他先定姓氏，以防止乱婚和近婚。又首创中国最古老的风姓，并以所养动物为姓，或以植物、居所、官职为姓，使中华姓氏自此起源，绵延至今，实现了中华民族从愚昧走向文明的跨越。 甘肃天水是伏羲诞生地，被称为“羲皇故里”。市区现存明代重修的伏羲庙，是目前中国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伏羲祭祀场所。2005年伏羲文化旅游节和伏羲公祭活动3日在这里举行。
黄帝故里河南新郑开发黄帝文化
中新网郑州十一月二十一日电(朱晓娟赵建中)为把黄帝故里河南新郑打造成亿万炎黄子孙寻根拜祖的民族圣地，该市决定举行“黄帝故里百万重金诚邀策划大家”活动。今日上午，经过策划方案评审会有关专家的认真筛选，来自北京、上海、南京和郑州的十家策划公司凭借自己的“好点子”，最终将七十五万元人民币的巨额奖金分而得之。 位于河南省中部的新郑市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拥有八千年的裴李岗文化、五千年的黄帝文化和两千七百年的郑韩文化，中华人文始祖轩辕黄帝出生在新郑，并在此一统天下，掀开了中华文明的历史篇章。近年来，新郑市更是被评为河南历史文化名城和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并被中国古都学会命名为“中华第一古都”。 据举办该活动的有关负责人介绍，本次策划是以黄帝文化为龙头，以新郑的八千年的裴李岗文化、两千七百年的郑韩文化为依托；按照“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科学规划、分步实施”的原则对具茨山、黄帝故里祠堂等丰富多彩、优势独特的黄帝文化资源进行策划和规划。把黄帝故里新郑打造成亿万炎黄子孙寻根拜祖的民族圣地、文化名城、中原地区的热点旅游城市。 据了解，该市于今年九月正式对外界宣布，将斥资百万重金购买黄帝文化开发的“金点子”，消息一经传出，立即引起轰动，先后有五十多家策划公司和职业策划人报名参与角逐。十七名来自国内旅游、历史、考古、建筑、园林等方面的权威专家学者组成评审团，经过专家的认真评审，有十家专业策划公司的策划方案获奖，其中一个特等奖、二个优胜奖、七个优秀奖，奖金共七十五万元人民币。 据悉，这十家获奖公司的策划方案将被汇编为一个策划总案，随后进行规划设计。待专家对该规划进行全面评审后，再分步实施。
黄帝传说的真真假假
学术界普遍肯定的黄帝传说正是以传自远古的史实为核心的古史传说。我们认为，黄帝传说在我国古史传说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具有重要的历史研究意义。首先，从内容来看，我国古史传说大致可分为祖先和氏族的起源、远古人类的社会生活风貌、氏族部落间的原始战争、英雄人物征服自然、发明创造的事迹等；而黄帝传说则综括了上述各类传说的形式，足见其内容之丰富。其次，从流传来看，现有的资料表明，至迟在春秋，黄帝传说就已经很普遍。进入战国，已是“百家言黄帝”。再次，从影响来看，早在战国时代黄帝就已成为中原各族团结战斗的旗帜。“炎黄子孙”这一口号千百年来在以华夏族——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大融合中，在近代我国人民抵御外侮、抗击强暴的斗争中，在当前加强民族团结、促进祖国统一的历史潮流中，都产生了不可估量的积极作用。黄帝被尊奉为中华民族的始祖，成了中华民族的伟大象征。但是，在史学界疑古思想的影响下，也有人把黄帝传说斥之为后人编造的神话而简单地加以否定，这种做法容易导致历史虚无主义，也会对我国古代文明的评价产生消极影响。 诚如司马迁所说，先秦时期，“百家言黄帝”。先秦诸子多有黄帝传说的记载。我们知道，先秦诸子学说是他们政治活动的资本，他们说道理必举事实。各家为了鼓吹自己的学说，尽量拿往古的历史来做论证，因而都设法搜集古代文献资料、历史传说。当时百家争鸣，如果诸子所举历史事例全无根据，势必遭到不同学派的反驳而降低其政治声誉。显然，他们是不会这样做的。我们认为诸子百家普遍称引黄帝的事迹，甚至托言黄帝以自重，这正是黄帝在我国历史上曾产生过巨大影响的反映，说明黄帝传说确有真实的历史核心。不仅先秦百家言黄帝，先秦许多重要史籍诸如《左传》、《国语》、《世本》、《逸周书》、《竹书纪年》、《战国策》、《周礼》、《礼记》、《大戴礼》、《易系辞》、《山海经》以及《穆天子传》等等，也无不普遍地辑录有黄帝的事迹。这就充分说明黄帝传说必有其不可否认的客观历史根据。 有人说，黄帝是“皇天上帝”的简称“皇帝”之变字，是“皇天上帝”的别名，黄帝传说出于上帝神话。在我们看来，这种仅从文字语音、语义上进行考证得出的结论是缺乏说服力的。让我们先看下列史料： 《国语·晋语》：“昔少典娶于有?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二帝用师以相济也，异德之故也。” 《国语·鲁语》：“黄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财，?顼能修之……”。 《左传》僖公二十五年载晋文公“使卜偃卜之，曰：‘吉，遇黄帝战于阪泉之兆。’” 《左传》昭公十七年载郯子言：“昔者黄帝氏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太?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少?氏以鸟纪故为鸟师而鸟名。” 《国语·晋语》：“凡黄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为十二姓……” 《国语·鲁语》载春秋鲁国大夫展禽言：“有虞氏?黄帝而祖?顼，郊尧而宗舜；夏后氏?黄帝而祖?顼，郊鲧而宗禹……” 《国语》、《左传》二书成书既早，所具有的史料价值是史学界所公认的。根据二书的多处记载可以看出，黄帝是有生有死、有祖先、有后裔、有姓氏、有来历、有业绩的人王。他的业绩在人间而非天上。黄帝死后，后人出于祖先崇拜，把他神化为祖宗神是很自然的事。在一些传说中，黄帝虽然具有神性，但对于众神并无绝对神威。这同无生无死，无始无终，对于众神具有绝对权威并以“天意”、“天命”来支配人间治乱、祸福的上帝显然不同。所以从神话角度看，无论从神格、神性还是神威来看，黄帝和“皇天上帝”都不能合二为一。 有人说黄帝这一名字是阴阳五行家的创造。我们知道“黄帝”最早见载于《左传》、《国语》，此二书既非阴阳五行家所作，而成书在此之前明言黄帝的阴阳五行家的著作还一本也没有发现。那么，根据什么说黄帝是出于阴阳五行家的创造呢？有人认为阴阳五行家创造了黄帝，道家则进一步利用黄帝来宣传自己的政治思想从而编造了黄帝传说。这显然也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早在春秋，黄帝传说就已很普遍，至战国更是百家言黄帝，何待哪一家来编造呢？ 有人看到黄帝传说掺杂有神话色彩就把它归入神话堆里去，这是因为他们没有辨清带有神话色彩的古史传说同纯粹神话的差别。远古时代，由于物质生产方式的极端低下，上古初民只能凭借感性的质朴的思想方式来总结探讨自己的历史。他们认为世界和人类都是神创造的，神是一切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主宰，这就难免要使不少古史传说掺杂神话的色彩。拉法格说：“神话既不是骗子的谎话，也不是无谓的、想象的产物，它们不如说是人类思想的朴素形式之一。”马克思则进一步揭示了这种神话般传说的历史意义。他说：“人物虽然是神话中的人物，但这一点并不重要，因为传说确切地反映了氏族的制度。”众所周知，希腊史前史就是从神话中清理出来的，我们为什么就不能拨开 神话的迷雾去探索真实的历史核心呢？ 有人因为黄帝事迹不见于《诗》、《书》记载，而“百家言黄帝，其言不雅驯”，就论定黄帝传说没有历史根据，这种看法也是不对的。司马迁写《五帝本纪》对我们很有启发，他的治学方法很值得我们借鉴。司马迁“网罗天下放佚旧闻”又得观“石室金匮之书”，在掌握了大量有关黄帝的史料后，他又到实地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他在《五帝本纪·赞》中说：他到处访问了黄帝、尧、舜的遗迹，听取老人的传说，核对了书本上的材料，觉得《五帝德》及《帝系姓》二书仍然接近真相。他又以《春秋》、《国语》等古书博加考证，进一步说明《五帝德》、《帝系姓》的内容并非虚构。他认为《尚书》既然有残缺，黄帝的事迹往往散见其他各书，所以，研究历史必须博览，必须全面地深刻地加以分析研究。司马迁最后选择了他认为有足够根据的材料，把黄帝事迹写进了《五帝本纪》，并自称《五帝本纪》是他好学深思、心知其意的一篇佳作。由此可见，以治史谨严著称的司马迁是肯定了黄帝其人其说的。二千多年前的司马迁不为《诗》、《书》缺载所困，不为“其言不雅驯”所惑，诚为良史！今天，我们运用新理论、新材料来考察研究古代文献，许多不雅驯之言都能赋予合乎历史实际的阐释，更没有理由因为《诗》、《书》的缺载就自缚手脚。我们认为检验黄帝传说与其他古史传说真伪的标准只能是马克思社会发展学说。凡是符合社会发展学说的，我们就相信；凡是不符合的，我们就加以剔除。这样，我们就一定能够取得科学的研究成果。 有人看到黄帝传说掺杂有神话色彩就把它归入神话堆里去，这是因为他们没有辨清带有神话色彩的古史传说同纯粹神话的差别。远古时代，由于物质生产方式的极端低下，上古初民只能凭借感性的质朴的思想方式来总结探讨自己的历史。他们认为世界和人类都是神创造的，神是一切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主宰，这就难免要使不少古史传说掺杂神话的色彩。拉法格说：“神话既不是骗子的谎话，也不是无谓的、想象的产物，它们不如说是人类思想的朴素形式之一。”马克思则进一步揭示了这种神话般传说的历史意义。他说：“人物虽然是神话中的人物，但这一点并不重要，因为传说确切地反映了氏族的制度。”众所周知，希腊史前史就是从神话中清理出来的，我们为什么就不能拨开神话的迷雾去探索真实的历史核心呢？
堪比刘阿斗的陈叔宝：亡国后不忘要官做
历史的车轮呼啦啦到了南北朝，这里出了个经典人物，那就是陈后主陈叔宝，紫衣封之为史上头号活宝皇帝。 要说陈叔宝的皇位来得很是惊心动魄，他是太子，弟弟陈叔陵为争夺皇位，在父皇的遗体前就忍不住挥刀相向，要不是老妈柳太后和奶娘拼死相救，帮他挨了好几刀，陈叔宝早就成了刀下之鬼了。 将军萧摩诃又是施计谋又是打仗，好一番忙碌平定了陈叔陵之乱，陈叔宝才得以坐稳皇位。可惜他坐上皇位后唯一喜欢做的事就是沉溺后宫，寻欢作乐。 当时最得陈叔宝宠爱的妃子就是张丽华。张贵妃最美的是那一头乌发，史书说“发长七尺，油光可鉴。”我们可以从洗发水广告中约略感受一下美人当年的倾国风韵。 亡国之前还赏花 陈叔宝第一次见到张丽华就惊为天人，写下《玉树后庭花》来赞美张丽华的美貌：“妖姬脸似花含露，玉树流光照后庭。” 陈叔宝与张丽华如胶似漆，形影不离，竟然荒唐到抱着美人上朝议政，以致朝政近乎荒废。陈朝这边每日里花天酒地，隋朝那边可是早就虎视眈眈了。 大臣傅縡冒死进谏，“陛下沉迷于酒色，任用小人，残害忠良，再不醒悟就会被隋朝灭掉。”陈后主一听，气得立即下令杀了傅縡。傅縡真是可怜，名字没起好也就罢了，还不懂韬光养晦，进谏也不看看对象，果真落了个“缚而宰之”。 从此，朝中再无人敢进言，陈后主正好落个耳根清净。可惜清净日子没能过上多久。这一天，陈叔宝正与贵妃们在花园饮酒赏花，有人来报，隋文帝的儿子杨广带兵50万前来攻打，已到了长江北岸。陈叔宝认为自己有长江天险，就满不在乎地接着赏花。 第二天早晨，陈叔宝听到隋军已经从京口渡过长江，朝建康城打来了。他这时可没法心平气和了，立即召集满朝文武商量对策，可叹朝政腐败，无人敢带兵出战。 危难关头，最后还是曾经平乱的老将军萧摩诃站出来，愿意带兵退敌。陈叔宝高兴得很，让萧摩诃立即出征，妻儿进宫加赏。 事情倒霉就倒霉在这加赏上。 萧摩诃续娶的美貌老婆一进宫，就被好色的陈叔宝一眼看中，留在宫中。 劝隋文帝学大兴土木 “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在这生死存亡的节骨眼上，陈叔宝还有心思搞这调调，真是不服都不行啊。 这事对正提着脑袋为他卖命的萧摩诃来说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 萧摩诃刚刚摆好阵法，准备与隋军大战，家丁来到阵前，将夫人被皇帝留在宫中，已数日不归的消息报告给他，萧摩诃气得昏倒在地，陈军乱成一团，不战自败。第二天，隋军攻陷建康城，包围了皇宫。到了这个时候，陈叔宝还不忘记他的张、孙两位美人，三人相拥躲在一口枯井里。 真是奇怪了，他们怎么会躲到井里呢，这岂不是让敌人瓮中捉鳖？即便不被发现，在皇宫被敌军占据的情况下，如此狭小之处，三人又能存活多久呢？真不知是一时的“慌不择路”，还是一贯的“智商低下”。 隋军找到他们，放下箩筐往上拉起时，惊讶万分，说“皇帝的龙体就是与众不同，如此之重。”待看到陈后主和张贵妃孔贵妃三人紧紧抱成一团，挤在小小箩筐当中，大家不禁捧腹大笑。 爬出井时张丽华的胭脂蹭到了井台边上，此井从此得了“胭脂井”这么个香艳名字。两位美人当场被杀掉，陈叔宝做了俘虏被带回隋朝。 虽说已亡国，可陈叔宝的活宝表演还没结束。陈叔宝见隋文帝对自己还挺宽厚，便得寸进尺，要隋文帝给他个实在的官做做，搞得隋文帝哭笑不得，说：“叔宝，你这个人怎么没心没肺的？” 还有一次，陈叔宝建议隋文帝大建宫殿，肆意享乐，说那样皇帝才没白当。隋文帝事后对大臣们说，“他自己就是贪图享乐落到这个下场，不知悔过，还让我学他！”
揭晓从“禅让”到“世袭”的大禹之迷
史上有先王禅让的传说，认为尧、舜、禹三代政权的交接，是通过推荐、考察和任用等程序和平实现的。所谓禅让，是指在位君主生前将统治权让给他人，目的是让更贤能的人来统治国家。通常，禅让将统治权让给异姓，这会导致朝代的更替，称为“外禅”；让位给自己的同姓血亲，让位者通常称“太上皇”，不导致朝代更替，称为“内禅”。禅让的做法，可看作原始社会部落联盟民主推选首领的制度。 最早的禅让是由尧帝传给舜帝，尧开创了禅让的先河。《史记》上讲，尧帝在“四岳”（各部落首领）会上说：“朕在位七十年了，你能稳定政权，你来接班吧？”四岳回答：“我们德不行，还不适合当首领。”尧又说：“那就发扬你们的光明，推举埋没的人。”众首领推荐：“有矜（单身男子）在民间，曰虞舜。”于是尧帝将舜招来做女婿，“尧妻之二女。”经过三年的考察，尧对舜满意了，在祖庙里举办了庄严的禅让仪式，之后，“命舜摄行天子之政，以观天命。”舜在试用期间倒不负众望，在尧的支持下，处理了共工、讙兜、三苗、鲧，“四辠（罪）天下咸服。”尧老了，对于儿子丹朱，“尧知子丹朱之不肖，不足授天下，于是乃权授舜。”尧崩后，举丧三年，舜礼让丹朱，自己躲到南河的南边去了，然众人不服，于是舜说“这是天意啊”，这才正式登上帝位，完成禅让的整个过程。舜帝就位后面临洪灾泛滥，鲧治水不力被斩，四岳推荐禹为司空治水，禹治水成功，丰功伟绩，天下众望所归，于是“帝舜荐禹于天，为嗣。”就是说举办了禅让仪式，确立了禹为继承人。帝舜崩后，三年丧毕，禹又礼让舜的儿子商均，自己躲到阳城去了，又是众人不服，禹只好出来就天子位。从尧、舜到禹的禅让，古书记载如此，可以看出从推选，考察、举办禅让仪式、举丧三年、形式上礼让先王的儿子，然后自己再正式就位的完整程序。 仔细看看禅让的程序，就会发现禅让制漏洞百出，没有监督机制，要改变禅让制并不困难。禹帝上任后已是晚年了，儿子启也有六十多岁。按惯例“帝禹立而举皋陶荐之，且授政焉”《史记》。皋陶是很能干的，众人也都没意见，不过皋陶的年纪比帝禹还要大，这哪象是选继承人啊，所以不久皋陶就寿终正寝了，没能禅让成功。“而后举益，任之政”《史记》。这里有个细节，就是帝禹对皋陶和伯益都没有举办禅让仪式，没有“荐之于天”，这恐怕不是疏漏，于是埋下了改禅让制的伏笔。其次，帝禹将军政大权都交给儿子启，伯益看来没有实权，所以启的权威远高于伯益。这还不够，平时外出时，帝禹都带着儿子启同行，增加“曝光率”，以提高儿子的威望。到帝禹崩了之后，三年丧毕，伯益按部就班地礼让，“辟居箕山之阳”，没想到启多年大权在握，人多势众，已经集团化了，“古者禹死，将传天下于益，启之人因相与攻益而立启”《韩非子》。于是，启用武力夺得政权，他说：“吾君帝禹之子也。”天下是我老子的，我是儿子啊，天下当然归我了。从此，开始了王位由父子世代相传的“世袭”制，“天下为公”的原始社会被“天下为家”的奴隶社会所代替。 当然，从禅让到武力“世袭”，启的夏王朝初期很不稳定，所以他杀了伯益，又战胜了不服世袭的有扈族，逐步巩固了自己的帝位。 其实，帝禹对于禅让，心里应该早已反对了，他千方百计想把王位传给儿子，但又要顾及名声。所以他就利用禅让制的漏洞，一是他的禅让活动没有举办神圣的仪式，也就是“未荐于天”，反正没人管，古人很敬祖宗和上天，对祖宗和上天的承诺不敢违背，禹的禅让没有举行仪式，在精神上为儿子启武力夺权铺平道路；二是《史记》上说：“及禹崩，虽授益，益之佐禹日浅，天下未洽。”但这与事实不符，伯益始终对国事兢兢业业，曾经是禹治水时的主要助手；发明过一种凿井的新方法，被人称为“井神”；伯益还擅长畜牧和狩猎，教会人们用火烧的办法来驱赶林中的野兽，可以说伯益在那时久负盛名。之所以“天下未洽”，实际上是帝禹将行政大权预先都交给了启，人们去伯益那里根本就办不了事；其三是所谓“诸侯皆去益而朝启。”如果真是这样，有扈族起兵造反的理由为什么偏是：“以尧、舜举贤，禹独传子，故伐启”《淮南子》。在讨伐有扈族之前，启还杀气腾腾地说：“不用命，僇于社，予则帑僇女”《史记》，是说谁不听从命令，将在社神面前杀掉，我还要把他的家人收为奴婢。可见当时不服的大有人在。所以帝禹早就料到这种情况，一直由儿子把持军事大权，最终还是靠实力来决定输赢，禅让的政权终于如愿地由儿子抢回来。名声和大权两不误，禹的算盘可谓精到极致。 当然，禅让制为世袭制所代替并非坏事，毕竟时代不同了。所以连孔子也不得不说：“唐、虞禅，夏后、殷、周继，其义一也。”就是说唐尧、虞舜的禅让制和夏、商、周的世袭制都是顺从天意的行为，应予以肯定。
还原真实潘美：杨业之死被放大成他最大污点
潘美字“仲询”，名“人”，是宋太祖、宋太宗时的两朝元老。北宋开国初期的重要征战，除西蜀之战外，都有潘美的智慧与血汗。其威名在平岭南、定江南、征太原、镇北门等一系列急难险重任务中表露无遗。 史书记载，潘美长相俊美倜傥，很有才干和志向。他成长于五代十国的后汉，在时局动荡之际，他不甘于平凡与平庸，曾对一个叫王密的老乡吐露过自己的内心想法。他认为乱臣当道导致国家混乱，后汉灭亡为时不远，生于改朝换代之时，大丈夫就当立功名、取富贵，若碌碌无为终其一生，令人蒙羞，也必将留下很多遗憾。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潘美结识了后来称帝的周世宗。周世宗当时为开封府尹，潘美在其手下听差。周世宗即位后，潘美当上了供奉官，这是一个从九品的官职，级别不高，相当于现今的连排级干部。级别虽低，却为潘美提供了展示才干的机会和舞台。在高平之战中，他显示了不凡的军事才能，被破格提拔为从七品的西上阁门副使，一跃成为中级军官。后来潘美被派往陕州，出任监军，因为完成任务出色，又被提升为从五品的引进使。按宋时官制，从五品就已经是高级军官了。在长年征战中，他积累了不少作战经验，周世宗准备向陇、蜀进军的时候，交给他一项重要任务，命令他屯兵永兴，稳定西部边事。 潘美在后周时与赵匡胤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赵匡胤对他很是信任，经常委以重任。赵匡胤在黄袍加身受禅之后，为了将称帝立国之事诏告天下，首选潘美前去向执政通报。所谓执政，指的是主持政务的人，一般来说，副宰相“参知政事”与枢密院管军事的首脑称为“执政”，宰相和执政合称为“宰执”。当时的陕西主帅袁彦，凶悍能干，拥有重兵，是宋太祖的心头之患。为防发生意外变故，宋太祖派潘美监其军相机行事。潘美单骑进见袁彦，向袁彦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太祖即位是天命所归，才智之士应该认清形势，顺应天命，共保明主。袁彦为之所动，主动向太祖朝拜。 太祖对此非常满意，大力称赞潘美。用今天的时尚语言来说，宋太祖盛赞他不杀袁彦而使之来归，是创造性地完成了肩负的任务，非常符合自己的意愿。英俊的潘美单骑收骁雄，其智勇可见非同一般。这很像杨家将故事中杨六郎独闯山寨收服岳胜的故事，杨六郎的英雄形象也有潘美的缩影在里面吧。只不过杨六郎的故事是虚构，潘美的事迹是史实。《三国演义》为了塑造英雄形象经常移花接木，杨家将故事显然也精于此道。 宋太祖称帝后，急于平定天下，采取了先南后北的策略。潘美在军中所立战功举不胜举，职务也一路飙升。南方基本平定之后，宋朝统一的目标指向北方。潘美被任命为宣徽北院使。太平兴国初（976年）改任南院使。978年，加开府仪同三司。(“开府仪同三司”是个很复杂也很有趣的官名。“开府”意为“建公府”，可以自选僚属，这是一种身份、地位和权力的象征。“仪同三司”的意思是虽然不属三司之列，但却享受同样的待遇。按今天的逻辑，即为超编制享受待遇，是非同一般的赏赐。“三司”又称“三公”，指的是司徒、司寇、司空，因这三种官名都有“司”，故称三司。“开府仪同三司”在明时被废，不复存在。) 此时的潘美位高权重，已是宋朝的顶级大将了。接下来发生的战事开始与杨业有关，潘美也因此背负了一世骂名。979年，北宋进攻太原，潘美为北路都招讨，当时杨业为太原主将。十年之前，宋军曾攻打过太原，但无功而返。此次出战，潘美分兵进击一举拿下了并州，继而进逼范阳。 《宋史》记载，宋军在太原之战中以少击众，杨业兵败后躲在壕沟里，靠城上垂下的绳索逃生，十分狼狈。此战胜利后，潘美知幽州行府事。班师回朝以后，又被任命为三交都部署，屯兵守卫边防。也就是在这一战，宋军收服了杨业。后来杨业被任命为三交驻泊兵马部署，成为潘美的部属。 北汉既已拿下，宋军的下一个目标瞄上了辽国。但因为仓促出战，宋军大败，不得已转为守势。三交西北三百里处有一个叫固军的地方，地势非常险要，是防御辽国的咽喉重地。潘美经过周密计划，派兵奇袭得手。宋军以固军为屏障，积粮屯兵加强防务，北部边防从此比较平静。 有一次潘美到代州巡查，遇到了上万辽兵的突然袭击，潘美临危不惧，当众折箭而誓，率领宋军奋起反击，大获全胜。他由此被封为代国公。太平兴国八年（983年），又改封忠武军节度，加封韩国公。 雍熙三年（986年），太宗分三路北伐，展开了第二次征辽大战。辽与南方诸国不同，军力更强，宋军不能取胜。杨业战死在沙场，由此引发了一场兵败责任之争。杨业之死到底是谁的过错？ 在有关潘美的记载里也提到了此次北伐失利，不过只是作为其众多战事中的一件而已。即便是败仗，也记录了他在此次征战中，率领西路军攻克了寰、朔、云、应等州。对于败因只是轻描淡写地提了一句：“诏内徙其民。会辽兵奄至，战于陈家谷口，不利，骁将杨业死之。” 其实，对于三位当事人王、刘、潘所犯的错误，宋太宗在诏书中讲得非常明白。《宋史》对杨业给予了高度评价，对其冤情是这样描述的: 执干戈而卫社稷，闻鼓鼙而思将帅。尽力死敌，立节迈伦。群帅败约，援兵不前。独以孤军，陷于沙漠，劲果飙厉，有死不回。 给潘美的定性是： 俾总援兵，经涂非赊，精甲甚众，不能申明斥堠，谨设堤防，陷此生民，失吾骁将。据其显咎，合正刑书。 这段记述可谓一针见血。陈家谷口一役，在杨业需要救援之时，潘美统领的大军，相隔并非遥远，兵员装备又很充足，但他没有做出正确的判断，更没有采取有效的措施，导致“陷此生民，失吾骁将”的悲剧发生。潘美的错误很明显，应该依法受到处罚。 诏书对王侁、刘文裕的评判最为严厉： 昨出师徒，俾其监护，固合明宣纪律，动协机宜。而乃堕挠军谋，窘辱将领，无公忠之节，有狠戾之愆。违众任情，彼前我却，失吾骁将，陷此生民。合塞群情，抵于严宪。 王侁和刘文裕被委以监军的重任，他们理应在合理的范围之内，督促部队严守纪律，鼓舞激励官兵士气，但是他们却越权越位，干涉阻挠军事谋划，羞辱逼迫军事将领，刚愎自用，一意孤行。战斗打响之后，让杨业冲锋在前，自己先行退却，所作所为堪称“无公忠之节，有狠戾之愆”。 应该说，宋太宗对此事的认定和评判是客观公正的，王侁是这次兵败的祸首。有人分析认为，王侁有通敌的嫌疑，理由是，在此战之前的太平兴国初年（975年），契丹来使多为王侁接待，一年中往来数次，王侁返奏皇上所言多为好话。 这种观点很可能影响了宋太宗，一年以后，潘美又重新受到重用，刘文裕也被召回京都，“上知业之陷由，召文裕还”，只有王侁维持原判。从此，王侁是陷害杨业的主犯成为官方的基调，国史、实录无不受此影响。 不管基本事实如何，有关杨业之死和他与杨业的关系成了潘美一生最大的污点，这一污点后来被不断放大与演绎，潘美的形象离真实越来越远。此一役，潘美受到了处罚，有人说被降了三级，其实并不准确，他只是被削去了三个官职，因为他本身就身兼数职，这种处罚不能说轻也不能说重。第二年之后，潘美又开始逐步受重用，一度升为同平章事，相当于宰相。几个月后潘美去世，享年67岁。死后赠中书令，封号为武惠。咸平二年，配飨太宗庙庭。这是非常高的礼遇，死后能进太宗庙廷比现在进八宝山还难。 潘美的一生算得上善始善终，因果圆满。史书上记载，他身为朝廷重臣，对自己的子女要求极为严格。潘美共有五子一女，潘惟德官至宫苑使，潘惟固为西上阁门使，惟正为西京作坊使，惟清为崇仪使，惟熙娶秦王女，当上了平州刺史。 小说戏曲经常痛斥潘人美倚仗自己是皇帝的老丈人而为非作歹，这绝对是冤枉了他。历史上的潘美确实是国丈，潘美既是英俊美男，估计女儿也是有姿色的。只不过，他是宋真宗的国丈而非宋太宗的国丈。故事传说将他编排为宋太宗的岳父，实在是有移花接木之嫌。 潘美的女儿，确实嫁给了韩王恒，也就是后来的宋真宗。不过，潘小姐嫁给真宗的时候，他连太子都不是，而且正痴迷于花鼓女刘氏。潘小姐在真宗还没被立为太子之前就去世了，只活到22岁，她的婚姻一定是不够幸福的，因为丈夫宠爱的是别人。 所谓的章怀皇后只是咸平年间的追封，那时潘美也已去世了十几年。所以，称潘美仗着女儿有几分姿色就如何如何，实在是无关历史的自说自话。文艺上的演绎与夸张，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民众情绪，人们在论及潘美时，往往被传说驱动，看不到历史上真正的潘美。潘美还有一个从子叫惟吉，官至天雄军驻泊都监。他虽然有潘美这个靠山，但为人处事礼法有度，自我要求比较严格，宋人对他评价很高，称其“勤敏”。 戏曲故事中所谓的潘家人不学无术、违法乱纪都是没影的事，他的子女中并无潘龙、潘虎等人，至于刘兰芳评书所说的杨七郎力劈潘豹，潘美身为国丈还里通外国，实在是有悖常理，完全是子虚乌有。由于塑造英雄的需要，潘美的故事不断向负面演绎。在很多事上，潘美背黑锅了，被妖魔化了。真实的潘美与卖国奸臣的形象大相径庭，相反，他一生对北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不过话又说回来，有些人，尤其是太原人痛恨潘美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故事虽然扭曲了潘美的形象，但可能也是另有原因。
李密曾有望统一天下 何事让其功败垂成
隋末农民起义首先发生在山东、河北地区，随后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广大地区也陆续爆发。经过几年的战斗，起义军逐渐形成三大集团：李密、翟让领导的瓦岗军，窦建德领导的河北起义军，杜伏威领导的淮南起义军。瓦岗军攻占兴洛仓并开仓分粮，得到人民的拥护，队伍迅速发展壮大。当他们在洛阳与隋军主力决战之际，却因翟让和李密水火不容而功败垂成。杜伏威屡败隋军，后来归降唐朝。窦建德占据冀州，实力强大。在虎牢关之战中，因不听凌敬良言，被李世民以少胜多，一举打败。 农民起义成败启示录 王薄自称“知世郎”率先起义 隋朝末年，隋炀帝营洛阳，筑西苑，缮离宫，掘长堑，修建了多项巨大工程，并数次发动对高丽的战争，使上百万壮丁死于徭役。为了躲避徭役兵役，一些农民不惜伤残自己的肢体，称作“福手福足”。一些农民揭竿而起，向残暴的隋王朝宣战。 大业七年（公元611年），王薄领导农民在长白山（今山东章丘）起义，他自称“知世郎”，作了一首《无向辽东浪死歌》，鼓动农民反抗暴隋，这首歌传遍山东、河北地区，影响极大，“避征役者多往归之”。 山东侠士刘霸道家在豆子卤亢旁，此地“负海带河，地形深阻”，不少躲避徭役兵役的农民藏匿其中。刘霸道家产富厚，常有食客数百人，他乘时而起，响应王薄，“有众十余万”。 漳南人孙安祖因不肯服兵役被县令拷打，他愤而刺杀县令，藏在同乡窦建德家中。窦建德对他说：“文皇帝（隋文帝）时，天下殷盛，发百万之众以伐高丽，尚为所败。今水潦为灾，百姓困穷，加之往岁西征，行者不归，疮痍未复；主上（隋炀帝）不恤，乃发兵亲击高丽，天下必大乱。丈夫不死，当立大功，岂可但为亡虏邪！”于是招集数百人，拥戴孙安祖为头领，以高鸡泊（今山东恩县）为根据地，举起反隋义旗。同时，蓨县（今河北景县）人高士达在清河境内起义；鄃县（今山东夏津）人张金称聚众河曲起义。 不久，县官怀疑窦建德与起义军有联络，把他的家人都抓起来杀了，窦建德也被逼上梁山，率二百人逃奔高士达。后来，孙安祖被张金称杀死，他的部众转而追随窦建德。窦建德“能倾身接物，与士卒均劳逸，由是人争附之，为之致死”。 到大业九年（公元613年）上半年，各路起义军都已发展到几万人以至十几万人。他们攻陷城邑，杀死贪官污吏和大族豪强地主。另外，在江南地区也爆发了由刘元进、朱燮领导的农民起义，长江流域的广大农民纷纷响应。 义军形成三大集团 瓦岗军打开粮仓“恣民所取” 隋炀帝见全国各地的起义军有星火燎原之势，慌忙调回进攻高丽的军队镇压山东、河北一带的起义军，自己亲率禁军镇压江南地区的起义军。 当时隋军实力强大，各路起义军均被重创，张金称、高士达先后败死。但起义军散而复集，逐渐形成了翟让、杜伏威、窦建德三个强大的起义军集团。 翟让本为东都法曹，因犯罪被判死刑，幸得狱吏黄君汉出手相救才保住一命，他逃往瓦岗（今河南滑县）组织农民起义。他领导的瓦岗军发展迅速，“聚徒至万余人”。大业十二年（公元616年），曾与隋将杨玄感密谋起兵反隋的关陇军事贵族李密加入了这支起义军，他说服附近许多小的起义军，团聚在瓦岗军周围。在李密的策划下，起义军攻占了要塞金堤关，打下荥阳诸县。 因荥阳太守杨庆抵挡不住瓦岗军，隋炀帝另派猛将张须陁率两万精兵镇压起义军，但张须陁有勇无谋，被李密打败。随后，瓦岗军攻占了洛阳东北最大的粮仓兴洛仓（在今河南巩县境内），起义军“开仓恣民所取，老弱襁负，道路相属”。瓦岗军开仓分粮的举动得到了广大民众的拥护，队伍迅速扩大到数十万人。 翟让见李密能力比自己强，号召力比自己大，便推李密为盟主，号为魏公，李密拜翟让为上柱国、司徒、东郡公。当上盟主后，李密派元帅左长史房彦藻率起义军攻占了河南许多郡县，直逼东都洛阳。李密令人传檄郡县，历数隋炀帝十大罪状，檄文中说：“罄南山之竹，书罪无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隋炀帝勃然大怒，加派重兵镇压瓦岗军。瓦岗军和隋军展开了争夺洛阳的大战，虽然先后投入洛阳争夺战的隋军有几十万人，但瓦岗军始终处于优势。 正在此时，起义军领导产生内讧，李密对翟让产生怀疑，并于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冬杀了翟让，引起瓦岗军将士的不满。次年三月，隋将宇文化及引兵西归，在洛阳城下与瓦岗军相遇。因李密有轻敌之心，不设壁垒，被宇文化及军和王世充军前后夹击打败，瓦岗军从此一蹶不振。李密只好投降李渊。 杜伏威败隋朝禁军 窦建德占据冀州称霸一方 杜伏威在大业九年参加王薄领导的长白山起义，后来转战到淮南一带，队伍越来越庞大。大业十三年，杜伏威大败陈棱率领的隋朝禁军，乘胜攻破高邮，占领历阳（今安徽和县），控制淮南各县。李渊称帝后，杜伏威归降唐朝，并帮助李渊平定了长江下游地区。 窦建德“少尚气侠，胆力过人，为乡党所归附”。他加入高士达领导的起义军后，任司兵一职。大业十二年，隋涿郡通守郭绚率兵万人镇压高士达，高士达认为自己的才略不及窦建德，便提拔窦建德为军司马，并把指挥权交给他。窦建德不负所望，诈降袭击郭绚，杀虏数千人。隋将杨义臣打败张金称的起义军后乘胜进攻高士达，窦建德劝高士达避其锋芒，在敌方将士疲倦之时才出击，但高士达不听他的意见，被杨义臣打败，高士达被杀，窦建德与百余骑逃脱。杨义臣以为起义军已不足忧，便引兵离去。杨义臣走后，窦建德收集散兵，埋葬死者，为高士达发丧，自称将军，军复大振。以往起义军抓到隋朝官员和士族子弟均格杀勿论，窦建德当首领后善待俘虏，因此隋朝很多地方官向他投降，其队伍很快就发展到十多万人。不少隋朝官员还成了他的得力助手。饶阳县令宋正本博学有才气，他为窦建德制定平定河北的策略，窦建德对他言听计从，引为谋主。 在瓦岗军与隋军在洛阳大战之际，窦建德已占据冀州，称霸一方。唐高祖武德二年（公元619年），他生擒杀死隋炀帝的宇文化及，收隋传国玺及卤簿仪仗，抚存隋朝百官。瓦岗军战败后，他与占据洛阳的王世充联手，共同对抗唐军的进攻。武德四年（公元621年），洛阳被唐军包围告急，窦建德率领十万大军西救洛阳，结果在虎牢关被唐秦王李世民打败，窦建德被俘。 武德四年七月，窦建德旧部刘黑闼在漳南再次发动起义，不到半年工夫就恢复了窦建德故地，建都于洺州（今河北永年）。武德五年三月，李世民采用决水灌敌的办法，才打败了刘黑闼的起义军。但不久之后刘黑闼又尽复故地，唐高祖派太子李建成率兵前往镇压，李建成采用魏征的策略，释放全部俘虏，瓦解了刘黑闼的军队。武德六年正月，刘黑闼兵败被俘。 瓦岗军失败原因：首领内讧将佐自疑 瓦岗军本是一支实力最强大的起义军队伍，翟让把主帅之位让给李密也是明智之举。李密出身名门，自幼熟读兵书和史书，带兵打仗的才能远高于翟让。翟让胸襟广阔，甘心当李密的辅佐，如果两人齐心协力，完全有可能打败隋军主力，但他的部下有人不服，多次在翟让面前表露出对翟让让位的不满。 有亲信劝翟让自任大冢宰，总揽众务，架空李密，但翟让不接受他的意见。翟让之兄荥阳公翟弘是个大老粗，他对翟让说：“天子汝当自为，奈何与人，汝不为者，我当为之。”翟让不和他一般见识，一笑了之，不以为意，但李密听到这句话后很不高兴。 翟让性格残忍，他平时好赌，有一次叫元帅府记室邢义期到他那里赌博，邢义期有事未到，翟让打了他八十大板。他还贪财，李密的亲信房彦藻攻下河南诸多郡县，得了不少财宝，只把财宝贡献给李密，没有给翟让。翟让很生气，对房彦藻说：“君前破汝南,大得宝货，独与魏公，全不与我！魏公我之所立，事未可知。”房彦藻害怕了，把翟让这番话告诉了李密。他和李密另一亲信郑頲劝李密除掉翟让，他们对李密说：“让贪愎不仁，有无君之心，宜早图之。”李密说：“今安危未定，遽相诛杀，何以示远！”郑頲说：“毒蛇螫手，壮士解腕，所全者大也。彼先得志，悔无所及。”在两人的反复劝说下，李密终于同意除掉翟让。 于是李密摆酒宴请翟让、翟弘等人，房彦藻以天寒为由把翟让的随从带出去喝酒，只留下李密的警卫蔡建德持刀立侍。在食物还没上来之前，李密拿出一把良弓和翟让把玩，正当翟让试弓之时，蔡建德从背后砍杀翟让，并把翟弘也杀了。在座无不大吃一惊，李密大声说：“与君等同起义兵，本除暴乱。司徒专行贪虐，陵辱群僚，无复上下，今所诛止其一家，诸君无预也。”并安抚翟让的亲信单雄信等人。翟让的一些旧部深感不满，李密使单雄信前往宣慰，军心才稳定下来。 但此事发生后，李密的将佐开始有自疑之心，人人自危，导致瓦岗军的战斗力大大下降。单雄信是一员骁将，善用马槊，军中称为“飞将”，房彦藻认为单雄信轻于去就，劝李密把他除掉，李密爱其才，不忍下手。单雄信也感到气氛不对，便找机会投靠了王世充。 窦建德失败原因：不纳良策兵败虎牢 窦建德是个很有领导才能的起义军领袖，他不仅爱护士卒，善待俘虏，而且严于律己，生活俭朴。史书记载：“建德每战胜克城，所得资财，悉以分将士，身无所取。又不啖肉，常食蔬，茹粟饭；妻曹氏，不衣纨绮，所役婢妾，才十许人。” 虎牢关之战是导致窦建德失败的关键。虎牢关是洛阳以东的重要关口，位于今河南荥阳县汜水镇西一公里处，相传周穆王曾在此豢养猛虎，故名虎牢。古代荥阳以东皆为平地，西入汜水镇境，地势渐高，虎牢关雄踞于一座突起的山上，地势险要，只有一条小道迂回蜿蜒于陡岸深谷之中，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 当王世充在洛阳被围，窦建德率大军前往救援时，虎牢关是必经之路。李世民采用围城打援的方法，以达到一举两克的目的。战前李世民分析说：“世充兵摧食尽，上下离心，不烦力敌，可以坐克。建德新破海公，将骄卒惰，吾据虎牢，扼其咽喉。彼若冒险争锋，吾取之甚易。若狐疑不战，旬月之间，世充自溃。城破兵强，气势自信，一举两克，在此行矣。若不速进，贼入虎牢，诸城新附，必不能守；两贼并力，其势必强。”于是命令屈突通等将领协助齐王李元吉围守洛阳，自己率领骁勇3500人直奔虎牢。第二天，李世民入据虎牢关。由于虎牢关已被李世民占领，窦建德的大军被阻，前进不得，在关下滞留了近一个月时间，加上数战不利，窦建德麾下将士有思归之心。 这时军祭酒凌敬对窦建德说：“大王悉兵济河，攻取怀州、河阳，使重将守之，更鸣鼓建旗，逾太行，入上党，徇汾、晋，趣浦津，如此有三利：一则蹈无人之境，取胜可以万全；二则拓地收众，形势益强；三则关中震骇，郑围自解。为今之策，无以易此。”窦建德觉得这个建议不错，准备撤军，但受到王世充派来的求救使者阻止，他们朝夕涕泣，请救洛阳，又暗中用金玉财宝行贿窦建德诸将，请他们帮忙。于是诸将对窦建德说：“凌敬书生，安知战事，其言岂可用也！”窦建德只好对凌敬说：“今众心甚锐，天赞我也，因之决战，必将大捷，不得从公言。”但凌敬仍坚持已见，窦建德令人将他扶出去。 窦建德的妻子曹氏颇为明智，他劝丈夫采纳凌敬的意见，被窦建德以不可弃信为由拒绝，还说：“此非女子所知！” 武德四年五月己未日，窦建德大军再次在虎牢关下列阵挑战，李世民坚壁不战。从辰时至午时，窦建德军“士卒饥倦，皆坐列，又争饮水，逡巡欲退”。李世民见出击时机已到，亲率轻骑冲进敌阵，大军随后跟进。当时正是窦建德群臣朝谒之时，唐将突至，群臣向窦建德大营跑去，窦建德命令骑兵击战，骑兵向群臣迎面冲来，彼此相阻，窦建德急忙挥手令群臣退后。在这进退之间，唐兵已至，窦建德军乱作一团，尘埃满天。唐军所向披靡，势不可挡。 唐将程知节、秦叔宝等人卷旗而入，出其阵后，张唐旗帜，窦建德将士回头看见，不禁大吃一惊，以为大营失守，于是溃不成军。唐军追奔三十里，斩首数千级。窦建德坠马被俘，河北起义军就这样被李世民一举击败。
秦汉时期卖官价格天价
在中国古代，卖官鬻爵并不鲜见。追溯起来，首开卖官先河的乃秦始皇嬴政。不过，古代封建王朝连天下都是皇帝的，卖个“官儿”算啥？秦汉时期，买官卖官名气最大的当属曹操的父亲曹嵩。当时已继袭了老爸曹腾“费亭侯”封号的曹嵩，为了“侯升公”，居然用两吨半黄金买了个太尉当！东晋以后，官员多头戴乌纱帽，演变到明代，“乌纱帽”一词便成了官员代称，卖官因此被民间讥为“卖纱帽”。 秦始皇首开卖官先河——“缴粟千石拜爵一级” 中国封建时代买官卖官应该自秦朝始。秦始皇时，有一年因飞蝗成灾，秦始皇下诏书，向天下公开出售爵位：凡百姓缴粟千石，可拜爵一级。 秦汉时官吏制度分为爵位、秩品、职务3种。“爵”，用来区分社会地位的高低，贵族的标志，以别于“民”；“秩”是工资级别，收入多少依“秩”为准；“职”是行政位置，权力大小由“职”决定，现代干部等级制便受到了此制影响。 秦孝公三年（公元前359年）秦国首次变法时制定20级爵位。所谓“授爵封田”的说法，换种方式表述就是有爵者才可以拥有“自留田”、“宅基地”。最低一级为“公士”爵，最高一级为“彻侯”爵。时第五爵的“大夫”可以担任相当于今县长级别的“县尉”，据此推测，“公士”地位相当于地方头面人物，可以担任村干部、小科员什么的。 秦始皇嬴政在位时允许买卖官爵。据《史记·秦始皇本纪》，在嬴政称皇帝的第四年（公元前218年）十月，当时蝗虫成灾，于是政府卖爵赈灾。卖价是：“百姓纳粟千石，拜爵一级”。即每缴纳1千石粟，可以授予爵位1级。 所谓“拜”实际就是卖，不过比卖好听。这行情如何？这里来换算一下。粟不能直接食用，舂簸去皮后才是可供食用的小米，粟、米之间的比例约为：1比0。6，1000石粟便是600石小米。 以秦量制（体积）来算，秦时1石等于100升，1升约等于现代342。5克；那么，1石约等于68。5现代斤。600石小米就是41100现代斤，约21吨。 如果以秦衡制（重量）算则是这样：1石等于120秦斤，600石小米就是72000秦斤；秦斤比现代斤少，约253克，约0。506现代斤；那么，1石便是60。72现代斤，600石小米就是36432斤，约有18吨。 两种算法相差3吨左右，但当时应该是以前者来计算的。600石小米在秦朝时值多少钱？没有直接的史料可以参照，但可以用目前的小米行情折算出人民币。如果以每斤3元人民币来算，是10。93万元至12。33万元人民币。 秦始皇时期买个村官10万元——“粟千石”相当于30多吨粮食 如果穿越回秦朝，买个秦始皇的村干部当当，最低成本超过10万元人民币，这在当时绝对是“天价”，“粟千石”就是30多吨粮食。 往上推算，如果买最高级别的第20级“彻侯”，便要花20000石粟，合12000石小米，折算成人民币，最低是：12000×60.72×3＝2185920（元），即218.592万元；最高是：12000×68.5×3＝2466000元，即246.6万元。 那么，不考虑腐败因素，在秦代买官爵多长时间能收回成本？ 以彻侯来说，拥有彻侯爵，在朝官至三公。三公是秦时级别最高的官职，即太尉、司徒、司空三职，其权力和地位相当于今中央政治局常委一级，都是“万石级”大官。要注意，这里的“石”不是计量单位，而是品级单位；所谓“万石”不是实际年薪1万石粮食，而是“万石”级别的高官。 那么，秦代“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年薪是多少？汉承秦制，依《汉书·百官公卿表》上的工资标准，汉代万石级别高官年薪（俸禄）是粟4200斛，以此推算，秦时三公年薪也应该差不多。 秦时量制计量单位有斛、斗、升等，1斛等于10斗，1斗等于10升。“斛”与用于计量的“石”的比值又有差别，且各个朝代的兑换关系也不尽相同。秦时1斛约等于0.52石，这样4200斛就是2184石；粟2184石约合1310石小米。如果不再考虑量制与衡制上的差别，一律视为较低的衡制“石”（以下文中如无说明外，均是使用衡制意义上的“石”）来算，折合成人民币是23.86万元。也就是说，秦时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年薪在人民币24万元左右。 对比卖价便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买了可当三公的彻侯爵，要想收到20000石买官投资成本的话，约需10年左右的时间。但是，上述仅是理论上的推算，实际上秦时像“三公”这样高级别爵位是不出卖的。而且即便买到了，也并非是可以拿工资的实职，多是虚的。 汉武帝卖官每级加黄金2斤——第八级官职“乐卿”花31万金 与秦代相比，汉代买官卖官市场更为成熟。到刘彻（汉武帝）当皇帝时，货币政策走强，买官已不再收粮食，直接收钱。 据《汉书·食货志下》记载，元朔六年（公元前123年），朝廷开卖武功爵。时武功爵分为17级，但从下往上只卖到第八级的“乐卿”。这爵位毕竟是虚的，买主不太积极，为刺激消费，朝廷便给买武功爵的人试着授以“实”官，武功爵中的“千夫”与文职中“五大夫”相同。 当时的价格是，第一级17万金，每级加2万金，那么买允许出售的最高爵位第八级“乐卿”，价格便是31万金。注意，这里的“金”不是黄金，而是铜钱，1个铜钱就是后代说的1文；“万金”便是1万铜钱，在当时等值于1斤黄金。 这样算来，17万金就是17斤黄金，31万金就是31斤黄金，分别等于现代的8.5斤和15.5斤。以每斤黄金约17.5万元的价格换算，分别是人民币148.75万元和271.25万元。 如果以人民币来比照，汉武帝这官价要得比秦始皇高，秦时买个“中央政治局常委”高算才合人民币246.6万元。如果以当时的粮食价格来算，刘彻卖官的行情又如何呢？ 和今天一样，粮价历代变动都很大，丰欠年也不一样。刘彻爷爷刘恒（汉文帝）当皇帝时，正常年景下“粟至十余钱”（《史记·律书》），其老爸刘启（汉景帝）当皇帝，粮价也不高，到刘彻当皇帝时前期也算稳定，但在对匈奴用兵后，粮价很快便涨了起来。以《居延汉简甲编》中“谷六十六石，直钱二千三百一十”条来推算，谷即粟，这样刘彻时粟每石是35钱，实际粮价可能还高。 以每石35钱的粮价来说，17万钱可以买4857石粟。西汉时最大官“三公”们的年薪才2184石粟，汉武帝卖官要价真的不低！如果觉得这粮价算低了，以汉武帝死了30多年后、其曾孙刘询（汉宣帝）当皇帝时西域张掖（今甘肃张掖）“粟石百余”（《汉书·赵充国传》）的粮价来算，17万钱也可以买到1700石上下的粟。 对比一下之后几代皇帝卖官价格，刘彻的要价确实是狮子大开口？有两个原因，一是时人有钱，经过“文景之治”，西汉老百姓富起来了，民间大款很多；二是刘彻的官有权，又能发出工资，物有所值。 由于时人买官很积极，刘彻当皇帝期间，汉代官民比例蹿升，到刘欣（汉哀帝）当皇帝的末期，西汉京官从佐史到丞相已达12万人。当时国家财政年收入的一半，得用于发官员工资。据东汉初经学家桓谭在其《新论》中记述，刘询当皇帝时，财政年收入40多亿钱，“吏俸用其半”，意思是其中20亿用于官员发工资。 汉灵帝刘宏卖官可打“白条”——曹操老爸曹嵩花“一亿万”买太尉 在刘彻之后，卖官成风。东汉后期，刘宏（汉灵帝）当皇帝时还专设卖官“批发部”，想买官却又没钱者甚至可以“打白条”上任。 买刘宏官出手最大方的是曹操老爸曹嵩。曹嵩是曹腾的养子，曹腾为东汉后期最有名的太监之一，在宫中用事长达30余年，先后侍奉了4位皇帝。因迎立刘志当皇帝有功，被封为费亭侯，年薪仅次于三公，积攒下了数不清的家产，可谓东汉末超级大款。 有“官二代”和“富二代”两重身份的曹嵩，虽然继袭了老爸曹腾的侯爵，但总觉得没有实权，想“侯升公”买个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三公之一的太尉干干。刘宏“太尉”一职的卖价是钱1000万，虽然要价不菲，但想买的人还不少，曹嵩只得参与“竞标”，最后连贿赂在内，以超过底价十倍的成本，如愿以偿。即《后汉书·曹腾传》上所记：“（曹嵩）货赂中官及输西园钱一亿万，故位至太尉。” 这是什么行情？如果不考虑此时金、钱之间兑换变化的话，底价钱1000万，相当于当时1000斤黄金，曹嵩的1亿便相当于10000斤黄金，约合现代5000斤，论吨算就是2.5吨。 2.5吨黄金在今天能值多少人民币，以黄金每斤17.5万元来说，便是8.75亿元。这大概是中国古代历史买官的最高价了！
唐代首次将清明节列入国家法定假日
自2008年起，清明节与端午节、中秋节一样成为国家法定假日后，也成了一年中重要的“小长假”。清明节由来已久，中国古人历来很重视清明节，那么在古代清明节人们放假几天？又是怎么过的？ “汉官五日一假洗沐也” 汉代清明节尚未成为国家法定节假日 要说清明节，得先说古代中国的休假制度。 在古代中国，是没有“星期天”概念的，但休息日一直存在。而且，中国古人享受休假的历史还比较早，至迟在秦汉时期已有一套相对成熟的休假制度。不同的是，古代只能休息1天，而且叫法也不一样，现在叫休假、放假，古时称为“休沐”或“洗沐”。 古人为何把休假称为休沐？一个“沐”字便透露出了端倪，是因定期让现在叫公务员的公职人员回家洗头洗澡、搞个人卫生需要而产生的。最先享受休沐制度的人群，应该是给皇家当差的一批“公务员”，即所谓“中官”，也叫“内臣”。中官给皇家当差，宫内又没有为他专设洗澡的地方，所以只能定期、轮流回家“洗沐”。 休沐制度推广开后，便形成了一种国家休假制度。唐人张守节撰《史记正义》中所谓“汉官五日一假洗沐也”，说的就是这么回事情。除了“五天制”，汉代休沐还有“十天制”，即干10天休1天。 但在汉代，好多有想法的“公务员”会主动放弃休假。如与汉哀帝刘欣有“断袖之好”的董贤，当年就是一位中官(太子舍人)。每到休沐日，董贤都不“回家洗澡”，一心陪侍皇帝，赢得了刘欣的欢心。因为董贤长期不休假回家，刘欣竟然下令让董贤将老婆带到宫内住，方便夫妻相聚。 在汉代的休假制度中，除了休沐这样的轮休，还有例假。例假更接近现代的法定节假日概念，从《汉书·薛宣传》中透露出的信息看，汉代国家法定节假日很少，起初只有两个，一是夏至，再是冬至，各放假5天。到东汉时增设“伏日”。 此时的清明节，并不是汉朝的国家法定节日。 唐玄宗李隆基把扫墓正式编入礼典 唐代首次将清明节列入国家法定假日 到了隋唐，休沐制度出现了很大变化，旬休成为一种制度，即工作9天，休息1天，休息日设在每月的十日、二十日、三十日，共3天。旬休是一种公休，不再轮流，除值班人员以外，大小官员全都“回家洗澡”。 此外，最大变化是节假日大大增多。正是在唐代，清明节与寒食节一道，首次被列入国家法定节假日，清明节放假了。 《大唐六典·尚书吏部》上有规定，唐代内外官员都有“假宁之节”：元正(旦)、冬至、寒食、清明、端午、七夕、中秋、夏至、立春、春分、立秋、秋分、立夏、立冬……几乎每逢节气都要放假；还有婚假、丧假、探亲家、拜扫假等等，比现代放假的机会多很多。 行文至此，要说一下清明节和寒食节。此两节由于紧连一起，常被现代人误以为是一个节日的不同叫法，其实很不同。冬至后第105天是寒食节，故又称“百五节”；寒食节之后便到了清明节。 在民间传说中，两个节的起始源头都是一样的。据汉人桓谭《新论·离事》中的记载，寒食节本是山西风俗，时“太原郡民，以隆冬不火食五日”，以此达到少生病的保健功效。桓谭认为此俗“为介子推故也”。介子推是晋国人，有恩于遭难时的晋文公。晋文公当了国君后曾放火烧山，希望逼出带母亲上山隐居的介子推，领取俸禄。哪知介子推宁死不仕，结果被烧死在一棵柳树下。晋文公为此悔恨不已，此后每到放火烧山那日，宫中便禁止生火，以此纪念怀念介子推，慢慢形成了“寒食节”。寒食节后，晋文公又定下了祭祀介子推、为其扫墓的“清明节”，清明扫墓又成风俗。 此传说可信与否暂且不说，不过介子推确有其人，《左传》上便有记载，但名叫“介之推”，仅称他是“隐而死”，并无晋文公放火烧山的情节。但不论怎么说，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寒食节和清明节由来已久。 寒食节其实是一个“励志节”。在隋唐之前，人们重寒食、轻清明。到李隆基(唐玄宗)做皇帝时，将清明节扫墓正式编入礼典，属当时的“五礼”之一，清明节的地位因此得到抬升，清明假期与寒食节连在一起，成为当年继元宵假期之后春天里的“小长假”。 唐肃宗李亨缩短皇帝庆生天数 清明节首次成为“黄金周” 唐代的节假日确实远远多于秦汉，多到几乎泛滥的地步。全年的节假日，加上每月3天，全年计36天的旬休，唐代公务员每年平均可以享受的假期近百天。也就是说，唐代“公务员”一年中有三分之一的时间都不用上班。 唐朝廷的节假日是这么安排的：“元正、冬至各给假七日，寒食到清明四日，八月十五、夏至及腊日各三日”。用现代语解释一下就是：元旦和冬至两个节日，各放假7天；清明和寒食节连在一起，放假4天；夏至、中秋节和腊日(腊八)各位放假3天。 唐代清明节“小长假”安排不需要调休，将寒食、清明二节连着放就行了。其间，也曾有过几次变化的。到李亨(唐肃宗)当皇帝时，或许觉得小长假不够长吧，又增加了寒食清明节的假期天数，将唐玄宗于开元十七年(公元729年)定下的千秋节放假3天的规定，减为放假1天，而将寒食清明假期由4天增加到7天——在中国节假日史上，清明节首次成为了真正意义的“黄金周”。 千秋节又叫天长节，是当朝皇帝的生日。缩短皇帝庆生天数，而增加清明节的假长，可见唐人对清明节的重视。事实上，唐人也确实喜欢过清明节，仅从时节上说，其时春暖花开，正是春游的好时节，既能扫墓，又不误看景，这样的节日自然广受欢迎，所以时人竞相外出。从杜甫“著处繁花务是日，长沙千人万人出”诗句中，便可以想象到唐人清明节出游、扫墓的热闹景象。 在李亨之后，唐代的清明节假期又有变化，太子李豫(唐代宗)继位后，曾将清明假期改为5天。但在其子李适(唐德宗)做皇帝的贞元年间(公元785－804年)，又恢复了李亨时代的做法，将寒食清明二节合在一起，假期仍定为7天，“黄金周”重现。 宋代 “清明弄柳”热闹非凡 元代清明节放假3天 到了宋代，清明节也是国家法定节假日。宋代继续了唐代喜欢放假的做法，寒食与清明两节合在一起，假期也是7天。而且两个节日已完全融合为一体，并移植进了上古时“三月三”上巳节的某些娱乐功能，人们出游喜欢来到水边。 清明节也是宋人重要的节日，甚至比唐人更看重，扫墓的风俗更浓，这从北宋人张择端绘于清明时节的《清明上河图》中便可以看出，首段就是时人从汴京(今开封)野外扫墓归来的情景。宋代清明节里，皇家和民间都会举办一系列活动，热闹程度不输元宵节。时开封人孟元老在后来撰写的《东京梦华录》中，记述当年京城过清明节的气氛：“京师清明日，四野如市，芳树园圃之间，罗列杯盘，互相酬劝，歌舞遍满，抵暮而归。” “清明弄柳”这一传统习俗，在宋代达到了极致。据宋人吴自牧《梦粱录》记述，宋时清明节里，家家户户门上都插柳条，时称“明眼”。所谓“明眼”并不是祈盼眼睛明亮，而是民俗上的驱邪目的，意是辨明鬼邪，守护家门，此时的柳枝与桃枝功能相近。 到了南宋，“清明弄柳”热度不减。周密在《武林旧事》中提到清明节日里的临安(今杭州)城时，用了这样文字：“都城人家，皆插柳满檐，虽小坊幽曲，亦青青可爱。”难怪宋人能写出“莫把青青都折尽，明朝更有出城人”的诗句。 宋人在清明节长假里的活动很多，民间在这天还喜欢挖井，而皇家则会举行一项唐代皇家就有的“改火”活动。但宋代皇家更特别，让宫内小太监们在阁门前用榆木钻火，第一个取到火的会得到奖赏，奖品相当丰厚，是一只金碗、三匹绢。然后再用取到的新火种点燃火烛，赏赐近臣。 清明节的法定功能，在宋代达到了顶点。由于时间比较长，活动内容也开始变味，寒食、清明二节本应停止娱乐的，但在宋代却异常活跃。一些路途遥远无法回原籍扫墓的官员，常会利用这难得的“黄金周”，把酒叙旧，找老乡、约同科成为一景。有的干脆相约赌博，想着法子找乐，打发假期。 宋人吴曾《能改斋漫录·记事》中便有一则利用长假、相约赌博的事情。福建浦城人章得象任“正字”一职期间，有一年寒食节，与江苏长洲县(今苏州)人、一代名相丁谓相约赌博。次日，丁谓真的怀揣几百两银子来了。谁想手气太差，丁谓把这么一大笔赌资全输给了章得象。两人相约来年再赌，即所谓“明年寒食复博”。第二年章得象走了背字，又输给了丁谓，但章得象却无钱支付。丁谓盯着要钱，章得象最后只得拿出古董抵债。 随着唐宋的远行，清明节的繁华和热闹也不复存在。到了元代，唐宋的公务员多假制度被否定，节假日大为减少。但元时清明节与寒食节从功能和活动内容上看，在事实上合成了一个节日，仍与元正(旦)一样，是元代最重要的节假日之一。朝廷会放假3天——要知道，元代皇帝的生日天寿节(唐时称天长节)和冬至才放假2天。 到了明、清两代，寒食、清明二节则完全退出了国家法定节假日序列，政府仅保留元旦、元宵和冬至3大节假日。虽然不放假，时人仍喜欢过寒食节、清明节，要外出扫墓、春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