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南斯拉夫分裂的原因：改革令中央大权旁落
原来的大南斯拉夫曾是改革开放最早、市场体制最完善、经济最繁荣和人民生活水平最高的社会主义国家，存在了45年之后，于1991年顷刻之间分疆裂土，“五马分尸”。此后，由塞尔维亚和黑山组建的小南斯拉夫，一直在国际制裁的条件下挣扎着，后来又遭受以美国为首的北约78天的狂轰海滥炸，落得满目疮痍，复原遥无时日。英雄的人民，苦难的历程，到头来遭遇的是悲剧性的结局。之所以如此，有多种原因，但没完没了的民族利益冲突，即民族问题是这个国家所遭遇的各种不幸的总根源。 前南有二十几个民族，其中六个大的都有自己的共和国。从历史上看，该国的兴衰和人民的祸福，无不系于民族关系的演变，如同洗衣盆撒进了墨水，里边的衣服没有一件不浸染着它的颜色。 前南的民族问题有以下主要特点：一、从上世纪初建国到社会主义南斯拉夫解体，民族间的冲突绵延不已，即使在铁托时期，矛盾斗争也在暗中时起时伏。二、冲突往往极为激烈、残酷，二战前克罗地亚人曾暗杀国王，塞族曾集体屠杀克族议员，二战期间南牺牲的170万人，很大一部分是克塞两族自相残杀的。90年代，在克罗地亚、波黑和科索沃的冲突和战争中，死伤人数上百万，仅波黑战争就有20万人丧生。三、斗争主要是在塞族和其他民族之间、特别是和克族之间进行，当塞族和另一民族较量时，其他各族总是明中暗里支持后者，例如，科索沃阿族反塞斗争中，一直得到其他各族不同程度的支援。四、在解放民族问题的实践中，始终没有找到切实有效的办法。铁托推行了大小民族“一律平等”和“团结友爱”的国内政策;在国际上他是不结盟运动的旗手之一。这种适合南国情的内外政策，使国家保持了二、三十年的繁荣稳定，但仍未能摆脱“按下葫芦浮起瓢”式的往复循环。当他还健在时，矛盾已开始表面化，他死后十年，好端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便在民族仇杀的烈火中化为乌有。 下面介绍几点我所经历过的情况。 改革夭折的原因 80年代，我们国内很注意研究学习南斯拉夫经验，就在这时，南的经济恶化日甚一日，引起我学术界和领导层的思考。1988年5月我去南斯拉夫当大使，赴任前夕，钱其琛部长交待说，南是实行改革政策最早的社会主义国家，本来搞得不错，现在越来越困难，是什么原因，中央领导很关心这个问题，你去后把它搞搞清楚。到任后我带着这个题目走访了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和波黑三个共和国，访问了中央和地方的许多领导人和专家，结果发现，问题主要出在各共和国，其实质是民族问题。 南实行社会自治制度和协商经济体制，早期曾获得巨大成功。但后来随着联邦当局权力节节下放，各共和国(民族)便打着加强“自治”和“协商”的旗号，纵向与联邦政府争权，横向相互之间夺利，结果是前者大权旁落，后者权力不断扩张，民族主义膨胀，形成了多个分散而平行的经济、政治权力中心。各共和国当局大权在握之后并未认真贯彻社会自治和经济协商制度，而是实行官僚集团的集中领导，例如，企业和社会团体的代表大会和选举产生领导人等制度一概有名无实，生产计划均由共和国政府下达，企业和社团的领导人都由他们委派，政企依然合一，权力并未下放。因此，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计划经济和管理高度集中的那些弊端在南斯拉夫也都存在。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南斯拉夫经济改革中途夭折，主要原因是，各共和国自治省并没有实行国家的改革措施，而是截留了联邦下放的权力，形成“中梗阻”之症。这件事情使我开始悟到在南斯拉夫民族问题之尖锐。 使馆将上述看法报告国内，得到的反馈是：钱部长向马大使交待的问题基本得到解决。 走不出的科索沃泥潭 我到南斯拉夫不久，就遇上了科索沃问题的猛烈爆发。在科省发生了连续不断的全民性罢工、罢课、集会、游行，在贝尔格莱德和塞尔维亚其它城镇出现了更大规模的集会、游行和领导人言词激愤而富煽动性的演说。被集会的塞族群众封住大门的联邦议会大厦里，进行着无休止的争吵，一片混乱。我初来乍到，面对当时的局势有些发蒙，后来同志们才帮助我理出了头绪。 铁托时期民族政策的一个主要方面是反对各族的民族主义，重点是遏制和削弱大塞尔维亚主义。最突出的措施是在塞境内建立了科索沃和伏依伏丁纳两个自治省，并赋予他们和共和国基本同等的权力，以安抚阿族和匈族的民族主义者。塞族不能忍受其境内小小的阿尔巴尼亚族(还有匈牙利族)同自己平起平坐，因此早已对铁托心怀不满，有人说，克罗地亚人铁托在塞尔维亚胸膛上扎了两刀。大塞民族主义并未削弱，而是被压制着，并且憋足了劲，铁托去世不久便爆发出来。1986年成为塞尔维领导的米洛舍维奇便是塞族这种强烈情况的历史性代表人物。另一方面，阿族民族主义分子的胃口越来越大，他们不满足于自治省的地位，进而要求脱离塞版图建立共和国，极端分子还提出了建立独立国家或与阿尔巴尼亚合并的口号。这些情况就是形成上述1988年紧张局势的背景。 塞尔维亚当局处理科索沃问题的方针是，不对话、不区分、不疏导，将事件定性为反革命，宣布紧急状态，增派军警，逮捕科省的阿族领导人和闹事为首者，包括那些不赞成科独立的温和派人士，派塞族人组成新领导班子。1989年初，塞议会通过宪法修正案，收回了科省的外交、国防、内务、司法、计划等各顶大权，只保留了自治省的建制。 科索沃的动乱被压了下去，但阿族的独立运动还在继续，只是转入地下。被解散的议会召开了秘密会议，于1991年成立“科索沃共和国”，后来被塞当局宣布为非法。从此，阿族抵制塞尔维亚的一切活动，包括共和国的议会选举。激进分子开始搞武装斗争，成立了“解放军”，武力冲突不断升级。塞军警在镇压武斗分子时，也连累了阿族平民。十年来，科索沃局势就这样演变至今天的地步。 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发动科索沃战争，南联盟进行了英勇抵抗，但毕竟力量对比悬殊，塞尔维亚遭到了难以弥补的民族牺牲，而科索沃实际上已从塞的版图上消逝。 前南是怎样瓦解的 民族矛盾导致了经济利益冲突，进而导致政治危机，八、九十年代之交，这种危机达到了顶峰，把前南推向了十字路口：走向分裂还是以邦联的形式保持国家统一。虽然危机严重，但当时有利于维护统一的因素仍占主导地位，因为这符合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其他东欧国家不同，南是不结盟国家，国际上不管西方还是东方，反对分裂南斯拉夫的是主流，因为保持南的统一对巴尔干和欧洲的稳定至关重要。 当时的情况是，北方共和国(克、斯)虽有要求独立的呼声，但真实意图是压联邦当局更多地接受他们的要求，主张分离的极端分子力量有限，官方的政工口号是改联邦制为邦联制;当时的联邦政府提出了新的经济改革纲领，核心思想是推行“彻底的市场经济”，按市场原则协调共和国之间的关系，逐步实行私有化，把加入欧洲经济一体化定为奋斗目标，对此纲领多数共和国均表赞同;从本世纪初起各南部斯拉夫民族就生活在一个国家里，相互间建立了全面的联系，经济关系密切，混合家庭比比皆是，各族人民希望继续和平、稳定的共同生活;在国际上，除德国之外，所有欧洲大国和美国都明确反对南斯拉夫分裂，以保持巴尔干的稳定，防止德国从中渔利。 这期间，我们接触过大量权威人士讨论南形势，其中有图季曼、格里戈罗夫(现马其顿总统)和驻南外交官。格是著名经济学教授，他认为各共和国之间的经济联系是决定性因素，现在又有一个大家接受的改革纲领，因此分裂的可能性不大。1990年底克罗地亚总统图季曼会见我时说，南斯拉夫不会从世界地图上消失，但存在的形式将有所变化(克主张邦联制)。 最有意思的是同美国驻南大使齐默曼的一次谈话，他对我说，在南斯拉夫问题上美国和中国的主张是一致的，我们(美)的个别朋友可能想从南的分裂中得到好处，但这是危险的。南内部出现了好的倾向(指新经济改革政策和政治自由化)，没有理由不让它发展下去。正在此时齐接了一个来自扎格勒布的电话，只听他高声说道：告诉他们，美国反对肢解南斯拉夫，美国不会支持他们的分裂活动，告诉他们，这不是齐默曼的、而是华盛顿的立场。放下电话后他对我说，是他的一位去克罗地亚出差的同事打来的电话。此时恰好有一位南通社记者在座，他听完齐的电话立刻告辞而去，当夜该社发了一条新闻，导语是美国反对分裂南斯拉夫，次日南各报均以此为标题，头版头条报道了美国大使的这次谈话。 国内国际条件均表明，前南解体本来是可以避免的，但由于南共盟衰落和联邦政权式微，国家已失去了运转的轴心，命运落到了相互攻讦、倾轧的各共和国、特别是塞尔维和北方两共和国手中。 塞尔维亚族占前南2340万人口的百分之37%，在上世纪初的巴尔干战争和二战期间反法西斯战争中有过赫赫战功，向来以老大自居。早在王国时期他们就提过《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国王》的大塞尔维亚主义口号。其他民族的民族主义也不逊色，特别是其中较大的克罗地亚和最发在的斯洛文尼亚，他们从来不买塞族的账。有天主教文化背景的克、斯与东正教文化背景的塞历来不和，正是他们之间冲突的激化最终导致了前南的解体。 北方共和国视大塞民族主义是对他们的威胁，为了摆脱这种威胁，坚决主张改联邦制为邦联制。塞的政策是，紧抓维护联邦制的旗帜，反对邦联化，同时表示不愿留在联邦的共和国可以自便，但所有塞族居民都必须留下来，他们要“生活在一个共同的国家内”。其他共和国认为，塞坚持的是以它自己为核心的高度集中的联邦制，而所有塞族生活在共同国家的口号，意味着塞凯觎居住着60万塞族的克罗地亚的1/4领土，居住着140多万塞族的波黑的一半领土，因此绝对不能同意。 这场激烈的国体之争导致了灾难性结果：首先是加剧了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波黑和马其顿的分离倾向，使他们下决心相继宣布独立;在克境内引发了大规模战争，塞利用军事上的优势曾一度占领1/3的克领土，导致了克问题的国际化，塞最终被迫撤出;在波黑爆发了更大规模的战争，穆、塞、克三族相互混战，抢占地盘，进行民族清洗，塞族亦曾一度占据优势，由于美国为首的北约介入，最后达成了代顿协议，波黑领土得以保持完整;1992年初塞尔维亚和黑山两共和国建立了新的南斯拉夫联盟。在前南解体过程中，死伤人数上百万人计，沦为难民者达数百万人之众，经济倒退几十年，并使巴尔干地区陷入了看不到边际的动荡时期。 令人最为苦恼的问题 列宁说过，民族问题是令人最为苦恼的问题，南斯拉夫的历史和实践在新的历史时期再次证明了这句名言的深刻内涵。 南共和铁托从开始就认识到本国民族问题的严重性，并把正确处理民族问题定为立国之本，建国后使民族矛盾缓和下来，国家走上了繁荣的道路。从南的实践中看，解决民族问题的指导思想是实行“民族平等”、“社会自治”加联邦制。由于前南这个多民族国家六个主要民族的大小并不悬殊，互相间的历史、文化差别和疆界是明了的，因此应当认为，铁托时期民族政策符合南的国情。但是正确事物如果超越合理的界限，便会走向自己的反面。前南的解体宣告了其民族政策的失败，对此固然可以列出包括国际背景等多种原因，但其症结，恐怕正是上述辩证法的规律不幸而应验。 充分尊重各民族的历史、文化、宗教、语言，大力发展他们的经济和提高生活水平，在政治和经济管理上不搞过多集中，让各民族享有名实相副的自治，让人民多些民主权利，这些政策在前南建国后的前期都贯彻得很出色，都是行之有效的。但从70年代起情况开始发生变化，晚年的铁托没有顶住各民族主义的压力，而一味迁就退让，在他领导下，1971年通过的宪法修正案规定，联邦的大部分权力下放给了各共和国，1974年通过了新宪法，又把剩下的行政和经济管理等大权全部下放，从此，各共和国、自治省也就变成了国中之国。 南斯拉夫率先抛弃苏联模式，选择了自己的发展道路，但由于从极度集中的一端走到了极度分散的另一端，把保证国家统一不受损害的那些不可或缺的权力也都下放给了地方，为国家的解体创造了条件，这是最惨痛的教训。 前南的解体是从南共盟的分裂开始的。为体现党政分开，该党早已放弃对社会的领导作用，改提指导作用。在1990年召开的十四大上，我在来宾席上亲眼目睹了该党发生分裂，斯洛文尼亚代表率先鱼贯离席而去，各共和国共盟之间再也没有找到弥补分歧的办法。大会提出反对包括自己在内的任何政党的垄断，肯定了多党制。在此后各共和国进行的多党自由选举中共盟纷纷下台，成为反对党。取消党的领导作用，国家丧失了维护统一的核心，这是前南给我们留下的另一个严重教训。
英国曾侵略世界90%国家仅22国幸免
英国历史学家斯图尔特·莱科克(Stuart Laycock)的一项研究发现，在不同时期，英国曾侵略了地球上几乎90%的国家。莱科克分析了世界上大约200个国家的历史，并根据史料确定哪些国家曾经被英国入侵。他发现，只有22个国家未被英国染指。在大英帝国大肆扩张版图的过程中得以保全的国家往往远离英国本土，比如太平洋上的马绍尔群岛，但也有像卢森堡这样的“窝边草”。 在日不落帝国时期，英国没有入侵过的22个国家是：欧洲的安道尔、白俄罗斯、列支敦士登、卢森堡、摩纳哥、瑞典、梵蒂冈，拉丁美洲的玻利维亚、危地马拉、巴拉圭，非洲的布隆迪、中非共和国、乍得、刚果共和国、科特迪瓦、马里、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亚洲的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蒙古，太平洋上的马绍尔群岛。 英国侵略过的国家中，只有一小部分后来作为英联邦国家为人熟知。事实上，英国曾通过军事胁迫、谈判或交易手段，在更广阔的地区实行过军事进驻，尽管有些历时短暂。另外，英国政府批准的海盗、私掠船只和武装探险家的活动其实也是侵略行为。因此，很多曾经的西班牙殖民地，比如哥斯达黎加、厄瓜多尔和萨尔瓦多等，看似与英国关系不大，但它们曾多次被英国水手入侵。 一些被英国侵略过的国家着实令人意想不到。1741年，英国海军上将弗农(Admiral Edward Vernon)进攻古巴关塔那摩湾，并把此处重新命名为坎伯兰湾。不久，由于当地人的反抗和军队中疾病蔓延，弗农被迫撤退。1940年，冰岛因为坚持中立、拒绝加入盟军而遭到英国入侵。越南自17世纪以来不断遭到英国侵略，最近的一次是在1945年到1946年，英国试图打击该国的共产主义力量，但由于后来法国和美国先后入侵越南的历史更受瞩目，英国的入侵行动反而被遮蔽。莱科克认为，英国侵略过的国家或许更多，但现在还缺乏可以确证的史料。
从汉诺威王朝到温莎王朝：英国王室扯不断的德国情缘
回首大不列颠的历史， 很难找到一个纯粹英国血统的国王，英国王室的日耳曼血统则要追溯到近300年前，即乔治一世时代。时间回到公元1714年，英国女王安娜逝世后，没有后嗣，为了寻找一位新教徒的国王，议会请了安娜的表兄、德国汉诺威侯选之子乔治·路德维希·冯·汉诺威到英国即位，史称乔治一世。这就是英国汉诺威王朝的开始，也是英国王室日耳曼血统的开始。从汉诺威王朝到温莎王朝：英国王室扯不断的德国情缘 温莎公爵和夫人（资料图） 11月2日下午，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开始对德国进行为期3天的访问，行程包括柏林、波茨坦以及杜塞尔多夫。有意思的是，回首大不列颠的历史， 很难找到一个纯粹英国血统的国王，英国王室的日耳曼血统则要追溯到近300年前，即乔治一世时代。今天，这已是伊丽莎白二世第四次踏上这块祖先曾经生活的土地，继续她的寻根之旅。 血统渊源 时间回到公元1714年，英国女王安娜逝世后，没有后嗣，为了寻找一位新教徒的国王，议会请了安娜的表兄、德国汉诺威侯选之子乔治·路德维希·冯·汉诺威到英国即位，史称乔治一世。这就是英国汉诺威王朝的开始，也是英国王室日耳曼血统的开始。 当年54岁的乔治很不情愿地离开位于德国北部的汉诺威，前往泰晤士河边的伦敦参加加冕仪式。他在位13年都不曾将英语学通。由于对英语的掌握非常有限，这位曾经的“英国国王”与大臣都是用法语进行交流，不能亲自主持也很少参加内阁会议，这使得内阁首相的作用开始变得突出起来。不仅如此，乔治一世作为统治者，大部分时间都在德国度过。1727年，他告别人世，长眠于德国。 乔治一世使英国王室从此有了日耳曼血统，也使他的子孙们有了扯不断的德国情缘。他的儿子乔治二世和父亲一样，继位后仍经常出没于汉诺威，还在52岁的时候找了一个德国情妇。 与祖辈父辈不同的是，乔治三世在英国出生并接受教育，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在执掌英国王位期间，他倒是从没访问过汉诺威，但却娶了一位德国公主做王后。乔治四世则为了得到国会协助还清巨债，迎娶了德国表妹卡洛林。 乔治三世的孙女维多利亚女王是汉诺威家族的最后一位君王，由她而开始了一个新的朝代，即萨克森-科堡-哥塔王朝，但这并没有切断英国王室与德国的联系。恰恰相反，她的母亲、家庭老师以及作为监护人的舅父莱奥波德都是德国人，都来自德国的科堡家族，而女王自己也认为她是那个家族的成员之一。更重要的是，1840年她嫁给了她德国的表哥萨克森-科堡-哥塔家族的阿尔伯特王子。 维多利亚女王的长女嫁给了日后的德皇弗雷德里克三世，她的儿子就是后来“不爱江山爱美人”的爱德华八世——温莎公爵。 但据近年来逐渐解密的官方文件显示，爱德华八世离位的主要原因是“美人”沃利斯·辛普森支持纳粹，使英国无法面对美法盟国。在放弃王位后，温莎公爵1937年还在慕尼黑会见了阿道夫·希特勒。英国前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对温莎公爵夫妇的亲纳粹倾向非常担心。在夫妇俩流亡国外的日子里，英国和美国的情报部门都曾对他们的行踪进行监视。 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嫁了多半血统为德国人的菲利普伯爵。这位伯爵不仅能说流利的德语，而且与德国有着很深的渊源。他曾在德国上过一年学，他的4个姐妹全部嫁给了德国人。 血统风波 来自德国的萨克森-科堡-哥塔家族的英国王室在200多年前就曾宣布具有日耳曼血统。直到20世纪开始前，英国王室都一直在德国贵族中寻求伴侣，和亲政策对他们来说不但不陌生，而且可说是王室生存的一种方式。但是两次世界大战中德国的作为却让他们有失体面，于是开始在姓氏上改头换面，并对血统的问题谨言慎行。 一战时，英国民间反德情绪强烈，英伦三岛上的人们痛恨所有带有德国印记的东西，甚至包括面包。为了表示对德皇维廉二世的讥讽和不恭，英国人将Wihlelm的昵称Willy用作口语上指称男性生殖器的某一部位。 英国王室对血统的说辞也变得小心翼翼。为了体面，也为了表示与臣民共同反对德国的决心，英国王室认为有必要寻找出一个正宗英国的姓氏。1917年，英王乔治五世就宣布放弃家族名字中“萨克森-科堡-哥达”一节，杜撰出听起来更加英国化的“温莎”姓氏，温莎王朝从此开始。 到了他的儿子乔治六世在位时(1936-1952年)，更是不惧德军轰炸呆在白金汉宫，表现出与德国的疏离。他的妻子，即谢世不久的伊丽莎白王太后一生都未能改变对德国的某种敌意。直到临终，她也没有改变把德国人称为“匈奴人”的习惯。他们便是当代伊丽莎白二世的父母。 德国之旅 对于父母对德国的敌意以及母亲对德国人的蔑称，伊丽莎白二世不以为然。虽然这名女王于1940年亲眼目睹了德国空军对白金汉宫的轰炸，但她却不将这笔账整个算在德国头上。 1958年，伊丽莎白亲自在温莎宫设宴欢迎来访的德国总理阿登纳。阿登纳事先得知这样的安排后，临时跟着女秘书勉强学了几句英语，便于急用。英国首相麦克米兰也在场，他是这样记录当年的那一幕的：“年迈的总理坐在两位女王之间(女王和其母亲)，容光焕发，谈兴十足。” 1965年，女王第一次访问联邦德国。当时，德英双方都认为那是一次成功的外交活动。但对伊丽莎白女王来说，当她在柏林遇到一大批欢呼的群众向她高呼“伊丽莎白！伊丽莎白！”时，这一很不英国式的做法让她感到有些诧异。 当时英国外长斯提沃特(Stewart)后来解释说：“我想，她可能感到有些过分了。”这类呼喊令她回忆起德国人当年对纳粹致敬时的呼喊。 1978年，女王第二次访德。 1992年，菲利普陪同伊丽莎白女王第三次出访德国时，借机促成了一次家庭大聚会。这类访问已成了一种礼尚往来的形式。美中不足的是，那两次访问时，英国的经济都处在萧条时期。 而在第四次访德时，女王表示，在德国访问的3天使她对于发展英德两国的友谊“重新充满了信心”，她希望两国的年轻人能够加强相互之间的交流，不仅要牢记过去，更要展望未来。 据美联社11月4日报道，伊丽莎白二世在德国的北莱茵-威斯特伐利亚州访问时指出，紧密的经济合作使二战后两国关系不断缓和。她说：“我们当然不能忘记过去，更不能忘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两国人民所遭受的痛苦。这一切已经深深地印在了我们这一代人的脑海里。但是，在过去60年里，我们已经走过了一段相当长的路。我相信，两国之间存在着深厚的友情。在21世纪里，我们的友谊对彼此至关重要。”
古亚历山大图书馆焚毁之谜
亚历山大图书馆始建于公元前3世纪，名从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大帝。公元前334年，亚历山大大帝率军东征，先攻占埃及的尼罗河下游地区，后又征服波斯，饮马印度河。公元前322年，他年仅32岁就病逝，他建立的横跨欧非亚三洲的大帝国旋即分崩离析。其部将托勒密 拉加于公元前305年在埃及宣布为王，长达三四千年的埃及法老王统治终结，托勒密王朝发端。 托勒密王朝以亚历山大城为中心，其版图南至现今的苏丹，北到塞浦路斯和爱琴海南部。王朝的统治者决意把亚历山大城建成像雅典一样的城市，使自己的国家不但成为军事大国，也成为文化大国。为此，他们仿效希腊，开始修建博学园和图书馆。所谓博学园，大致相当于现代科学院与大学的结合体，是研习科学和艺术的中心。为便于研习活动开展，博学园附近一般总修建有图书馆。亚历山大图书馆修建在皇宫中，有宽大的藏书库，有敞亮的阅览室。后来，由于搜罗的图书太多，而图书又都是用莎草纸或羊皮纸书写，体积太大，这个图书馆很快就难以容纳，又在离皇宫不远的奉祀希腊－埃及大神萨拉匹斯的萨拉贝姆神庙中修建一个分馆。主馆和分馆由国王任命的馆长统一管理，后人统称两者为“国王图书馆”或“大图书馆”。 为把图书馆办好，从国王到图书馆工作人员都想方设法搜集图书资料。他们通过采购、抄录、租借、翻译、编撰、骗取等多种手法，很快就搜罗和收藏了大量书籍的原著、抄本和手稿。数目究竟是多少，说法不一。公元前3世纪上半叶执政的托勒密二世任命的图书编目人卡利马科斯说是49万卷。公元2世纪拉丁文作家格利乌斯则说是70万卷。这些藏书几乎涵盖了亚历山大帝国及周边一些国家几乎所有科学家、哲学家和文学家的主要著作，计有希腊文、古埃及文、腓尼基文、希伯来文等多个文种。可以这样说，地中海沿岸地区当时所有重要文献几乎都汇聚到亚历山大图书馆，使其成为古代世界第一座最大的综合性图书馆。 亚历山大图书馆是随着托勒密王朝的兴起建立的。而随着这个王朝的衰微，图书馆的辉煌时期也渐趋结束。问题是，亚历山大图书馆是何时毁坏、怎么毁坏的。对此，长期以来有几种不同的说法，涉及到三场不同的战争和因战争而点燃的三把烈火。 一场战争是罗马内战。公元前48年，罗马将军尤利乌斯 恺撒为追杀其劲敌庞培来到亚历山大城，随后介入埃及女王克娄帕特拉与其弟弟争权夺利的内战。恺撒在后来撰写的《内战记》一书中说，自己的舰只不但较少，又被切断陆上的淡水供应。因此，他不得不对敌人实行火攻，下令烧毁敌人游弋在海上和停泊在船坞中的船只。恺撒只是讲到这些，而没有提及火烧战船是否殃及城中建筑。同时代的古罗马雄辩家、哲学家塞内加到过亚历山大城，在传世名著《论心灵的安宁》中说，在恺撒发动的这场战争中，有几万册书籍在亚历山大城遭焚烧。希腊历史学家巴鲁塔里克则明确地说，恺撒对敌人采取火攻，“大火在军用船坞蔓延，烧毁了大图书馆”。当时，图书馆藏书已有70万卷，据说有40万卷被烧毁。为弥补这一损失，恺撒后来将从其他地区掠夺的20万卷图书赠送给克娄巴特拉女王。 另一场战争是公元4世纪罗马帝国皇帝狄奥多西一世发动的宗教战争。主馆遭焚毁之后，位于萨拉贝姆神庙院落中的分馆则保存下来。到公元379年，狄奥多西一世就任罗马帝国皇帝。他为巩固自己的统治，一方面进行武力征讨，一方面颁布敕令，将基督教定为国教，要求所有臣民都成为基督教徒。为赢得这场宗教战争的胜利，他大肆迫害异教徒，捣毁其宗教设施。公元391年，他下令拆毁亚历山大城所有异教教堂和庙宇。亚历山大城的基督教大教长圣 狄奥菲鲁斯带领狂热的教徒随即将萨拉贝姆神庙夷为平地。位于其中的图书馆分馆难逃厄运，许多书籍或遭抢劫，或被放火焚烧。从此，有六百多年历史的亚历山大图书馆就荡然无存了。 上述两场战争焚毁了亚历山大图书馆，这本已确定无疑。可是，八百多年后，却又冒出一个新说，涉及另一场战争，即公元7世纪阿拉伯人对埃及的征服和占领。 公元395年，狄奥多西一世逝世，罗马帝国分裂，埃及由东罗马帝国拜占廷统治。公元7世纪，阿拉伯帝国在阿拉伯半岛崛起。642年，阿拉伯军队在阿慕尔 伊本 阿斯率领下打败拜占廷守军，攻占亚历山大城。三年后，拜占廷皇帝君士坦丁派兵收复亚历山大城。随后，阿慕尔奉命再次出征，于646年初再次占领亚历山大城。这都是历史事实。他的占领与亚历山大图书馆的存亡有无干系，此后五百多年中无人述及，直到13世纪，才有人演绎出一段有关他的“焚书”故事。 阿慕尔“焚书”之说主要涉及到13世纪出生在古埃及的历史学家伊本 基夫提。他在所著《贤人史》中说，阿慕尔重新占领亚历山大城之后，一位早就同他相识的名叫约翰的文法学家表示，希望得到亚历山大图书馆的藏书。阿慕尔遂向哈里发欧麦尔请示，得到的回答是：“把你所说的书先翻阅一下。如果其内容与经书（指《古兰经》）相同，就无需保存；如果相悖，也无需保存，不妨销毁。”阿慕尔后来下令，将所有馆藏图书交给城里的四千多个公共澡堂作燃料，足足烧了六个月之久。 从13世纪以来的几百年中，阿慕尔“焚书”之说被阿拉伯乃至西方学者反复引用。直到17世纪，人们开始对此说提出质疑。对伊本 基夫提著作中阿慕尔“焚书”问题较早提出质疑的，是英国的阿拉伯历史学家埃尔弗雷德 乔舒亚 巴特勒（1850-1936）。他在《阿拉伯征服埃及史》中说，那位叫约翰的文法学家活动在6世纪中叶，不可能活到阿慕尔征服亚历山大城的时候；亚历山大图书馆的藏书大多用羊皮纸书写，而羊皮纸很难充作燃料。因此，他认为，将藏书充作公共澡堂燃料之说显然是虚构。当然，他的观点也遭到一些人的反驳。但是，支持他的人，从欧美到阿拉伯世界，随着时间的推移日益增多。美国著名阿拉伯历史学家菲利普 希提在所著《阿拉伯通史》（1937）中说：“这个故事杜撰得很巧妙，但是与历史事实不相符。”他认为，最根本的历史事实是，在阿拉伯人征服埃及的时候，亚历山大图书馆早已不复存在。 那末，伊本 基夫提这位阿拉伯作家杜撰这个故事的目的何在呢？当代埃及历史学家穆斯塔法 阿巴迪在其专著《古代亚历山大图书馆的存亡》（1990）中的解释是：当时正值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兴起，人们对古希腊典籍的兴趣倍增。而那些典籍的很大一部分保存在穆斯林世界的图书馆中。因此，这些图书馆就成为欧洲人觊觎的目标。地中海东岸特里波黎城图书馆的藏书，著名穆斯林将军和诗人奥萨马 伊本 蒙齐兹的大量私人藏书，先后都曾遭到正在进行东征的十字军的抢劫。这些事件引起阿拉伯人的公愤，十字军就反诬阿拉伯人“早就有焚烧图书的劣迹”。 同时，在同十字军作斗争的过程中，阿拉伯帝国统治者萨拉丁为筹措资金，曾将开罗公共图书馆中200多万卷藏书和叙利亚城市阿米德图书馆的100多万册藏书先后变卖。这不能不招致学人的严厉批评。于是，萨拉丁的一些支持者，包括同其关系密切的伊本 吉夫提，就起而为之辩解，编造阿慕尔“焚书”的故事，意在说明历史上焚烧图书都算不了什么，今日的变卖更无可厚非。 现今一些西方学者对阿慕尔“焚书”的故事则另有解释。他们认为，编造者的本意，很可能是为炫耀阿拉伯人当年打败强大的拜占廷帝国的“辉煌战绩”。岂料，这样的编造不但没有给阿拉伯人带来任何荣耀，反而带来“无尽的尴尬和羞辱”。这一点，肯定是始作俑者始料不及的。现在，亚历山大图书馆毁于罗马人发动的两场战争，基本上成为各国历史学家的共识。
罗马的心腹大患：地中海海盗猖獗劫掠罗马港口
陆上无敌的罗马人在海上却不是海盗的对手，饥饿造成了恐慌，罗马人终于被逼出手。一出手，便是雷霆万钧，庞培大规模的扫荡肃清了海盗的势力，而恺撒强硬的手腕则动摇了海盗的信心。当他们被恺撒下令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或许会后悔当时给这个人订的赎金实在是太低了。 罗马的心腹大患 到了罗马时代，海盗活动的猖獗程度有增无减，发展到了极盛时期。其中主要原因有三: 一是从公元前3世纪中叶到公元前1世纪，罗马不仅国内生产力大大提高，同时在国外也开始了大规模的扩张。在这种条件下，奴隶制迅速发展起来了，尤其是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前1世纪，是罗马奴隶制繁荣的时期。奴隶主的土地日益集中，形成了大庄园制，商人们利用海外扩大的市场聚拢了大量资金，一跃成为特权阶级。而中小农民们由于受奴隶劳动的排挤而丧失了土地，流离失所。随着阶级斗争的尖锐，这些流浪的穷人们与不堪忍受奴役的奴隶们纷纷加入海盗的行列，成为海盗的主要来源。 二是罗马的地理环境也为海盗活动提供了便利。罗马位于意大利半岛上，全境海岸线约长三千二百公里，西南海岸较曲折，有奥斯提亚、皮托利等良港。罗马城则位于拉丁姆平原，居于台伯河南岸，为台伯河流域与海外商业往来的必经之地。因此海盗们经常躲在岩石岛上窥探并等候着猎物的来临。一旦瞄到猎物便会出其不意的发动袭击，散布在罗马周围的众多小岛已经成了那些“野蛮民族”抢劫过往船只的老巢。 三是随着罗马的不断对外扩张，尤其是罗马通过三次布匿战争，终于征服了海上强国迦太基。而迦太基曾经是腓尼基人的骄傲，是腓尼基人在北非建立的殖民地，比罗马更古老更富足。这样一个富饶美丽的地方被罗马用武力占领后便荒废了，这一结果自然使腓尼基人难以承受。于是腓尼基人开始伺机报复。他们同自己曾经的竞争对手希腊人组成联盟，一起从事海盗活动，骚扰破坏罗马的海运。他们从赫勒斯劳海峡到直布罗陀海峡无所不为，一直波及到整个地中海地区。 然而面对腓尼基人与希腊人的咄咄逼人，罗马人所作的抵抗却显得力不从心。罗马人很早便从事农业与畜牧业，且当时拉丁姆平原土地肥沃，可以养活稠密的人口，因而罗马人十分重视农业生产，但对于手工业及海外商业则并不重视。这就决定了作为农耕民族的罗马人无法拥有像腓尼基人、希腊人那样高的航海水平。在较短的时间内，罗马人也不可能组建一只属于自己的强大舰队。于是为了抵抗猖狂的海盗活动，罗马人不得不从被征服的民族中召集人手，然而这些人又不会尽心尽力的替罗马人卖命。还有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便是此时罗马正在起内讧，内部矛盾重重。以马略为代表的民主派和以苏拉为代表的贵族派正在进行激烈尖锐的斗争，政权几度易手。在这样的情况下，罗马人更没有精力去对付海盗了。 海盗利用罗马内部战争所造成的国力虚弱，围攻了罗马的沿海城市，劫掠周边岛屿，逼居民纳贡，把较富有的居民俘虏后再索取高额赎金，不交赎金就卖为奴隶。甚至他们还袭击奥斯提港，重创港内的舰队。贪得无厌的海盗还登陆沿海地区，进行扫荡式的抢劫。可以说海上已经没有安全可言，随时出没的海盗使得人们惶惶而不可终日。有一次，海盗进入罗马腹地，抓了两名大法官和一些随从人员作为人质，索要巨额赎金，其嚣张气焰不可一世。海盗们还封锁了罗马海上贸易的商道。罗马的粮食要从埃及运送过来，但在运送过程中只有三分之一的粮食能够到达罗马，其余的均被海盗截获。逐渐的，罗马人的海上贸易活动利润减少，国内物价飞涨，以致罗马民不聊生，老百姓一片怨声载道。而作为协助国王处理朝政的元老院对海盗的横行肆虐并没有拿出一系列可行的措施，这也激起了居民们的愤怒。居民们开始不断的指责元老院的不作为。元老院无奈之下只好自己组织军队，开展围剿海盗的战斗，但是每次都是以失败也告终。更为严重的还在后面，海盗们不但自己搞联盟，还以高额利润回扣贿赂罗马的贵族骑士，与他们串通一气。这样在罗马“高层”的庇护下，海盗们更加目中无人，恣意妄为，突袭来往商船，洗劫城市，从事贩卖人口的勾当。就这样，海盗活动如洪水猛兽，一发不可收拾。公元前1世纪中叶，海盗实际上已经从海上封锁了罗马。罗马人民陷入了饥饿的恐慌当中，情况十分危急。 当时，海盗的活动中心已经转移到了基里基亚、潘菲利亚和伊苏利亚等地，其中，本都对罗马的威胁最为巨大。本都位于黑海南岸，当时执政的是国王米特拉达梯。他虽然于公元前85年，与罗马执政者苏拉订立了和约，但还是对罗马怀有戒心，恐遭覆灭。为了对外扩张自己的势力，在公元前75年，他又举兵和罗马为争夺小亚细亚发生了尖锐的冲突。罗马于是派执政官率兵去讨伐，米特拉达梯便利用海盗来进行反对罗马的活动，最终罗马败北。海盗最主要的一个活动中心就是基里基亚。这里地势崎岖不平，高峰突兀，有利于掩护海盗在此停泊和扎营而不被人发现。同时由于米特拉达梯的支持和鼓励，海盗活动已经从打劫商船、杀人放火逐渐演变成正规军作战。米特拉达梯不仅给海盗提供庇护的港口，还为了对付罗马而提供给海盗船舰，让海盗去与罗马战斗。当然海盗们的活动范围也不仅仅局限于基里基亚、潘菲利亚、和伊苏利亚这些地方。例如当时最为出名的还有一个女王特塔建立的王国，被称为是“掠夺者的国家”，也在不断地给罗马制造麻烦。 终于罗马人意识到:海盗已经成为他们的心腹大患。 围剿与决战 海盗猖獗的时候正是罗马内讧最为激烈的时候。罗马当时国内政局混乱，军人各自拥兵自重，互相厮杀，阶级斗争与私人争权夺利的斗争错综复杂，许多人也趁机制造变乱，企图夺取政权。海盗的频繁袭击更是使罗马处在了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国情危急，执掌多项大权的元老院不得不把军权交到少数军人手中来对付海盗，而这些军人则利用这些军权来满足个人的政治欲望，实现其个人的野心，其中最为突出的一个人便是庞培。 格涅乌斯·庞培是古罗马共和国末期著名的军事家和政治家。出身于一个骑士之家，从小受家庭的熏陶酷爱军事。庞培镇压过意大利人的起义，曾为苏拉的部将，协助苏拉残杀过马略分子。他野心勃勃，极力谋求国家的最高权力，这时候，庞培便利用围剿海盗的行动来为自己的政治生涯增加筹码。公元前67年，属于骑士阶级的加比尼斯当上了罗马的保民官，他为庞培争取到了一个特别统帅的职位，这个职位使庞培获得围剿地中海海盗的全权。他可以宣布开战或媾和，也可以宣布谁是敌人谁是朋友，更可以把意大利边界以外所有的军队收于麾下。同时元老院也授予庞培一支10万余人的军队，这支军队还拥有总数达270艘的庞大舰队，以及6000塔兰特的巨额军费。从这些装备中我们就可以看出庞培此次围剿海盗的决心。 庞培首先从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入手，因为这支12万人的大军虽然素质超群，但是只懂得陆路作战，却并不懂航海技术。庞培必须解决的问题便是如何使惯于陆路作战的罗马士兵也能够在海上纵横驰骋。庞培一方面从被罗马征服的海上民族中征召有经验的水手，由于这类人才较多，征兵也进行得十分顺利；另一方面，为了补充舰船上的人员，庞培又征召了一批外国水手。并且为了防止他们叛变，收缴了他们的武器，而且把培训罗马士兵的任务也交给他们，任务完不成便要受罚。同时庞培在军队编制上也费了一番心思，将优秀的士兵与有经验的水手分在一起，让他们发挥各自的优势，共同提高战斗力。 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这支军队已经具备了很强的海上作战能力。庞培下一步的计划就是制定周密的战术计划。因为元老院让他用三年左右的时间去肃清这些海盗，而庞培心里明白，要肃清地中海上各个海盗的据点，非数十年不可能完成。因此，庞培必须采取一定的战略战术，以期能够在短时间内完成任务。由于庞培出身军人世家，熟悉军事战略，因此他决定采取重点出击和全面围剿相结合的方法，有步骤、分阶段地进行。庞培确定了“先西后东”的顺序，也就是先把西地中海的海盗消灭之后再把力量转移到东地中海地区。为此，庞培把西地中海划分为12个军事区，每一个军事区具体有一名指挥官负责。根据每个军事区内海盗力量的强弱配以不同数量的舰船和士兵，其中几个主要的海盗活动中心是他征讨的重点对象。他本人亲自率队指挥非洲沿海的一系列军事行动。与此同时在西班牙高卢(今法国一带)、亚得里亚海、西西里、撒丁等地战斗都打响了。而对实力最为强大，也是最为猖狂的爱琴海及小亚细亚沿岸海盗的剿灭战则推迟一段时间后再进行。 海盗船航行 经过40余天的战斗，西地中海一带，从意大利墨西拿海峡以西等广大海域一直到赫拉克勒斯的两大石柱，这一带的海盗都被肃清了。接着庞培又把目光转向东地中海。在东地中海，庞培用同样的战略战术使海盗们连连败北，沉重打击了海盗们的嚣张气焰。海盗们不得不从公海上撤退，到一些狭窄的海湾深处躲藏起来。庞培便在这些地方的出口处构筑了要塞，把海盗们的活动范围死死的的限制住了。这样一来，庞培围剿海盗的战斗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罗马的海上贸易通道得以打通，船只又可以自由的来往于各个港口，运送粮食的船只也可以安全的抵达罗马。一直笼罩在罗马居民头上的恐慌慢慢散去，海盗对罗马的威胁逐渐被解除。 但是庞培并没有得意忘形，为避免日后又生大患，庞培制定了最后一步的计划:即彻底消灭海盗，以防东山再起。庞培足智多谋，他事先允诺，凡不战而降者皆可得到赦免。消息一传出，海盗的战斗力就大大削弱，加之海盗本来就已经惶惶不安，这更使海盗内部四分五裂，庞培乘胜追击，不久便捷报频传。除了在基里基亚遭遇到了抵抗之外，其他地方均不战而降。庞培的围剿计划取得了胜利。因此，庞培获得了很高的军事荣誉，得到了罗马人的崇拜。 庞培在剿灭了地中海的海盗之后，为了扩大军权，于是领兵东征。但是元老院害怕庞培的势力过于强大，威胁到自己的地位和利益，所以表示反对。但是骑士阶级都支持他，最终民众大会通过决议，授予庞培全权，起兵东征。于是庞培又奉命去讨伐黑海南岸的本都国王米特拉达梯。面对庞培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米特拉达梯感到大势已去。他曾经庇护和支持的海盗一败涂地，海盗们的战船也成了罗马人的战利品。公元前66年，米特拉达梯兵败自杀，庞培便将本都的土地改为罗马行省。公元前64年，庞培又挥师南下小亚细亚，攻占了叙利亚，灭亡了塞琉古王国，将其设立为行省。第二年，又征服了由台，将其与叙利亚行省合并。此时，庞培已经控制了整个东方，成为当时罗马势力最强，也是权力最大的人。 这场伟大的围剿战争仅仅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就取得了胜利。战果也是十分丰硕的:俘虏海盗有2万余人，加上在战斗中被打死的1万余人，一共歼剿了3万余人；缴获海盗的战船总数达400艘，被焚烧或击沉的船只约800艘，海盗们曾经云集的港口也被占领。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当时海盗力量确实非同小可。 战争结束后，为了巩固对占领地区的统治，庞培并没有立即返回罗马。而是驻扎在基里基亚一段时间，并采取了一系列宽松的措施处理善后事宜。比如赦免许多海盗，将他们迁徙至陆地上，远离海岸以防再犯；还准许一部分人迁徙到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北部地区，给他们改过自新的机会，让他们重新开始生活。 但是好景不长，公元前44年，恺撒的独裁引起了元老院的不满，于3月15日，遇刺身亡。其时罗马内部开始了争权夺利的斗争，旧日氏族出身的豪门贵族被剥夺了公民权利。他们同大量奴隶以及意大利的自由农民一样不得不为了生存，逃离家园。而此时海盗首领绥克斯图·庞培(即小庞培)为了积蓄力量，大批招人，很快，小庞培就组建了一支拥有四万余人的庞大舰队。为了打击报复罗马，在占据了西西里岛、撒丁岛、和科西嘉岛之后，他封锁了罗马的海上通道，又一次使罗马的粮食供应出现了危机。而且不断滋扰罗马沿海海岸，罗马又一次受到海盗的严重威胁。这时，罗马新的统治者屋大维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决定再次围剿海盗，屋大维实行大军进攻和分化瓦解并举的政策，终于在公元前36年，把小庞培的海盗队伍打败了。 与庞培实行的怀柔政策不同的是，屋大维惨无人道的将成千上万的海盗钉死在十字架上。 罗马经历了这一次又一次的海盗危机后，变得小心谨慎起来。在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前2世纪，组织了一支3万余人的军队常年在罗马沿海地区巡逻以防海盗再次滋扰生事。到公元前3世纪的时候，罗马帝国内部出现了危机，无暇顾及打击海盗活动，海盗便又一次的活跃起来。 恺撒的手腕 众所周知，恺撒不仅是古罗马著名的大政治家，军事家还是优秀的雄辩家、历史学家，在世界古代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同时他也是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恺撒出身于一个贵族家庭，他是马略的内侄，秦那的女婿，这些关系使他在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倾向于民主派。恺撒有着远大的志向和抱负，他聪明能干，能文能武，却又工于心计，处处显露他的卓越才能，特别具有广交朋友的能力。在他只有24岁的时候，就因敢于揭露一位总督的贪污案而闻名于罗马政界。他也希望通过从政这条道路走向权力与荣誉的顶峰。恺撒具有演讲的天赋，为了博取名声，恺撒在演说中经常赞扬民主派领袖的功绩。于是，他的声望逐渐提高，并成为民主派的领袖。而锋芒毕露的恺撒当然也成为当权者的眼中钉，当时的当权者就是苏拉。 公元前83年，苏拉建立了自己的独裁政权，他把全国军政大权和司法大权集于一身，被罗马元老院宣布为无限期独裁者。以前罗马独裁官都是有限的任期，任期一般不超过半年，而苏拉成了无限期的独裁官，实质上已经是罗马的国王了。苏拉猜忌心很重，只要是对自己不利的或者是威胁到自己统治的人，苏拉便想方设法地镇压和迫害。还有许多人是被迫离家出走的，恺撒也在其内。 直到苏拉死后，恺撒才带着随从返回意大利。在旅途中他总是时时保持着自己的风度。他不参与乘客之间的聊天说话，而是静静地坐在船的一角，阅读书籍，思考问题，始终保持着沉默。船舶顺着伯罗奔尼撒半岛海岸线一路航行，当船行进至小亚细亚米利都附近的法尔马库撒岛的时候，海盗出现了。海盗船扬帆紧随恺撒所乘的轮船而来，船长立即命令水手扬起备用风帆，但是由于当时的海风很小，很快便被轻快迅速的海盗船追上了。当海盗手持武器靠近这艘满载乘客的大船时，恺撒却丝毫没有慌张，因为他觉得，海盗们一时半会还追不上他们所乘的船，要追上他们的船还需要一段时间，他要利用这段时间来阅读、思考。 面目狰狞的海盗们很快追上了恺撒所乘的船，跳上了甲板，船上人员丝毫没有抵抗力，只好表现出一种和平友好的姿态。但是海盗们不管不顾，他们的目的是能否从这艘船上劫到一批可观的财物或拿到高额的赎金。很快海盗们就发现了这个游离于世界之外，沉醉在自己世界中的恺撒。他们觉得这个人非同一般，说不定能从中敲诈到一笔收入颇丰的赎金。但是恺撒无视海盗们的存在，只管阅读，这激怒了海盗的头领。头领发问道:“你是什么人？”恺撒不屑回答，只是回敬给这个海盗头领一个蔑视的眼光，然后继续钻研他的书籍。此时，船上的气氛顿时变得紧张起来。为了避免海盗头领干出什么不利于大家的事，一位乘客趁机对海盗头领解释道:“他叫尤利乌利·恺撒，他的家族是罗马最有名望的家族之一，苏拉把他从罗马赶了出来，现在苏拉死了，他正要回去。”海盗头子不在乎这些，他立刻高声说道:“我更感兴趣的是他的赎金，而不是他的名字。我还不打算杀死他。”海盗头领又对着恺撒，露出凶恶的眼神，说道:“你打算为你自己和你的旅伴的自由付多少钱呢？”恺撒仍然不作声。海盗头领又一次被激怒了，说道:“难道你的舌头被割了吗？要是没有割掉的话，我会让你开口的，放下你的老爷派头！我会亲自干这件事情！”但是在高额赎金面前，海盗们终于还是没有大开杀戒。海盗头子开始同他的同伙商量这群人的赎金问题。一个海盗建议索要10个塔兰特，贪婪的海盗头领却嫌太少，要再加一倍。这时沉默的恺撒突然说话了，对海盗说了一番令所有人都出乎意料的话，他说:“按最低价格计算，仅我自己就不止50塔兰特。”这番话也令海盗们大吃一惊，他们见多识广，却也是第一次遇上主动增加赎金的俘虏。50塔兰特，极大的吊足了海盗们的胃口。海盗头子最后答应下了，末了还不忘威胁一句:“要是我们得不到这50塔兰特，那我可要砍下你的脑袋！ 就这样，这笔交易达成了。 海盗把船上的乘客赶上了岸，同时也派出自己的信使到俘虏家中去索取赎金。由于海盗们的庇护所一般建在悬崖峭壁之中，且都是茅屋和窝棚之类，因而从海湾方向观察是很难发现的。在失去自由的日子里，人们每天都在惊慌中度过，然而，恺撒并没有被海盗们的凶恶和环境的恶劣所吓倒，尽管他以前过的是豪华奢侈、衣食无忧的生活。恺撒的适应能力也很强，他在不利于自己的生存条件下，没有沮丧，没有绝望，只是努力使自己适应新的环境，以便做出准确地判断并想出对策。因此恺撒不但在精神上让自己时刻充满活力，保持镇静；同时也给自己制定了严格的生活作息时间表，让自己的生活更有规律，也让自己的身体时刻保存体力。他的每天是这样安排的:早晨坚持早起，去海湾里游泳，然后再进行一段时间的体育锻炼，锻炼好身体后，其余的时间则用来阅读和写作。当然这些事情也引不起海盗们的兴趣，因此海盗们放松了对他的警觉。但是此时他正在进行着一项秘密活动。他每天都仔细观察海盗们的生活习俗以及性格特征，尽可能的去听海盗们讲述一些奇闻轶事，以便更好地了解他们，为日后行动作准备。为了转移海盗们的注意力，恺撒还经常朗读诗歌或者发表演讲，或者有时候会说一些尖锐的有针对性的反驳之词，以一种高傲的姿态说他们不懂得其中的真正含义，不配听他的讲演。他的这些举动在海盗们的眼里看来无疑就像一个疯子，不但放松了对他的防范而且还反唇相讥嘲笑他。 终于有一天，恺撒以他那惯有的高傲表情，对海盗们说道:“早晚有一天，你们都会落在我的手中，你们要相信，我会让你们都上十字架的。这既是你们的恶行所致，也是由于你们的愚昧无知所造成的。你们要记住我给你们讲过的这些话！你们要知道，我会永远履行我的诺言！”虽然这一番话气得海盗们七窍生烟，但是海盗们对于赎金的渴望大大超过了他们的愤怒，他们觉得这只不过是恺撒说的玩笑话而已。 恺撒和其他的人质在海盗的驻地上生活了一个多月。38天过后，信使回来了，说50塔兰特的赎金已经交给米利都总督保管了。海盗们把俘虏带到米利都，见钱眼开的海盗们拿到赎金后，得意忘形，他们回到自己的驻地后，开始把酒狂欢，一个个喝的酩酊大醉，不省人事。 然而获得自由的恺撒，却开始实现自己曾经许下的诺言。他立刻向总督申请了4艘舰船和500名士兵。带着这支队伍直捣海盗们的巢穴。结果海盗们已经在酒精的麻醉作用下失去了抵抗能力，只能乖乖投降。恺撒当场抓获海盗350名，只有几个侥幸逃脱，并且从海盗的住地中缴获了大量的财物，当然这些财物都被恺撒占为己有了。 正好此时有消息说，罗马的大法官途经属于罗马领地的帕加马，而大法官是罗马行省中唯一有权判处死刑的罗马官吏。而恺撒就是想把这些海盗们绳之以法，兑现当初的诺言。所以恺撒在释放了被囚禁的俘虏，收回了赎金，并将海盗关押到当地要塞之后，就马不停蹄的赶往帕加马王国的首府。恺撒要请求大法官对海盗实施死刑，实现自己对海盗所许下的诺言。 当恺撒找到大法官并说出自己的要求后，大法官却不以为然，他不主张对海盗施以极刑。恺撒无奈之下只好以退为进，希望大法官能授权他的副手来审判海盗，给海盗定罪。但是大法官也拒绝这样做。大法官希望回到帕加马之后，通过法律上的审讯程序来给这些海盗定罪。但大法官实际上是以此为托词，不想同海盗发生激烈的冲突。原来，在当时各个行省的商人只要向海盗缴纳保护费，海盗就不会袭击他们的船只，双方这样也相安无事。恺撒实在忍无可忍，指责道:“你们这简直就是商人与强盗的勾结！”大法官露出讥讽的笑说:“如果不这么做，跟海盗开起战来，代价会更大的！”但是恺撒还是不死心，他说这样做有损国家的尊严。大法官仍然振振有词:“国家的尊严，可以通过外交来解决，但这样做是为了维护和平和整个国家的社会福利不会蒙受什么损失。” 恺撒觉得在这里跟大法官再争论下去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他断定，大法官很有可能已经被海盗收买了。抱着这样的想法，恺撒告辞了。一路上，恺撒已经拿定主意，先斩后奏。他先对外宣称他已经收到了罗马执政官的特别授权，由他亲自执行对海盗的死刑。等把海盗处死之后再向上报告。 恺撒在海盗临刑前对他们说:“我决定对你们宽大处理，因为你们在我拘禁期间对我还算友好，我不愿意你们在临死之前还会想到我的残酷。因此我决定在你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之前，先割断你们的喉管！”最终被抓获的350名海盗全部被处以死刑，30名海盗头领也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死刑执行过后，恺撒又恢复了他往常那种高贵的模样，携带着大量战利品，继续他返回罗马的行程。 回到罗马后，他开始了人生中一个又一个的新的起点。公元前62年他曾被选为司法官，第二年又任西班牙总督。在公元前59年，与庞培和克拉苏建立同盟，获选为公元前59年执政官之一。后来又逐渐排除异己，从公元前46年7月28日至公元前44年3月15日实行军事独裁，统治罗马。公元前44年3月15日，在元老院会议席上，恺撒被密谋者所刺杀。他死后，海盗活动愈加猛烈，海盗们越来越大胆，而且力量也愈发强大。一直到公元前5世纪罗马帝国灭亡的时候，海盗一直是罗马的心腹大患。
揭秘横行欧洲的红色处女军团
捷克是欧洲中部内陆国家。北与波兰、德国为邻，东与斯洛伐克接壤，南与奥地利相连，处在欧洲中心的地理位置。 波西米亚是捷克中西部的一个历史地区。公元前500年，这里最早住有克尔特人，以后出现日耳曼部落。自从公元6世纪斯拉夫人到达这片地区，波西米亚就开始了它漫长而坎坷的历史。公元623年～658年，以法兰克领袖萨蒙为首的捷克人的帝国兴起，曾在这里建立了一个抵御阿瓦尔人的斯拉夫部落联盟。公元658年萨蒙死后，此地受摩拉维亚人统治。公元8世纪后，捷克人控制了波西米亚的大部分地区。 9世纪是捷克历史的荣光时期，普热美斯家族是捷克的第一个统治家族，由普热美斯在公元8世纪时建立。普热美斯王朝在公元800年～1306年间曾统治波西米亚及附近地区达500多年。 9世纪，女王丽布施及其夫普热美斯公爵创建了古老而美丽的布拉格城堡，城堡后经多次扩建。直到1000多年后的1918年，前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总统府仍设立于此。 从女王丽布施创建布拉格城堡以来，布拉格不但成为捷克的首都，也成为欧洲最大、最重要、最美丽的都市。布拉格老城中最早的居民点大都始建于那个时期。 城堡中心的圣维斯大教堂是欧洲建筑艺术的精品，里面藏有波西米亚王国的王冠，捷克各时期的统治者也都葬在这里。如今当游人们漫步于布拉格老城时，依然能看到以前的房屋，仿佛又回到了千百年前。布拉格旧市政府钟楼上精美的天文钟和圣维斯大教堂高耸的尖塔是布拉格永恒的标志。斯坦诺瓦犹太教堂独特的三角形山墙更是令多少人赞美不已。 值得一提的是，丽布施女王以始建举世闻名的布拉格城堡而流芳千古，她手下的一名女卫队长普拉斯妲却以创建“红色处女军”，又埋藏了一批巨额宝藏，在捷克历史上留下了千古之谜。 到底是怎么回事? 原来，9世纪初的丽布施女王不但是一位出类拔萃的巾帼英雄，还创建了一支包括妇女在内的骁勇善战的军队，曾打败过不少敌人。后来她虽然嫁给了普热美斯公国的公爵普热美斯，但始终保持着桀骜不驯的独立性格。后来，这位女王建立了一支威风凛凛的皇家卫队，其队长就是后来在捷克历史上大名鼎鼎的普拉斯妲。 这支卫队完全由清一色的年轻女子组成。它负责保卫女王和皇宫的安全。普拉斯妲兢兢业业为女王服务，与女王结下了很深的感情。丽布施女王去世后，普拉斯妲深感悲痛，她不愿意再为国王普热美斯公爵效劳，便率领自己手下的女兵来到捷克北部的维多夫莱山，从此占山为王。 普热美斯公爵曾派一名使臣到维多夫莱山区，试图把普拉斯妲重新请回到王宫。结果，年轻的叛逆姑娘却把这名使臣阉割后赶了回去。普拉斯妲的这种做法激怒了国王，但却吸引了周围地区许多年轻的姑娘。一批批年轻的女子不堪忍受男人的欺压，陆续投奔了普拉斯妲。 没过多久，普拉斯妲手下就有了一支真正的部队，这就是后来威震朝野的“红色处女军”。普拉斯妲本人也开始了她传奇般的生涯。 所谓“红色处女军”即完全由尚未结婚的处女组成的军队。反对处女军的人说，普拉斯妲是个作恶多端的女妖，她诱使年轻女子去犯法。拥护她的人则称她为女中豪杰。据历史记载，她天资聪慧，而且练就了一身过人武艺，但极端憎恶男人。 有人分析，普拉斯妲之所以对男性深恶痛绝，可能是因为她从小受到父亲的虐待，又在尚未成年时被男人凌辱过，所以她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深深的伤痕。 普拉斯妲的“红色处女军”规模越来越大，最多时达到上千人。为了保证部队的给养，她率领军队离开了贫瘠的维多夫莱山，在迪尔文城堡建立起了自己的武装大本营。 随后，“红色处女军”四处打家劫合，征收捐税，推行自己的法律。这些法律大部分是针对男人的。据说，为了蔑视男人。她有时会带着几名女兵，手持利剑和盾牌，赤身裸体地去市镇游逛，如果哪个男人胆敢朝她们看一眼，她们就会毫不迟疑地把那个男人处死。 普拉斯妲在她自己的地盘上行使着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力。她规定： 一、男人不许佩带武器，不许习武，否则处以死刑。 二、男人必须种地、做买卖经商、做饭、缝补衣服、干所有女人不愿干的家务活；女人的职责则是打仗。 三、男人骑马，双腿必须悬垂在坐骑左侧，违者处以死刑。 四、女人有权选择丈夫，任何拒绝女人选择的男人都将处以死刑。 这些古怪的法律十分苛刻。普拉斯妲这一极端的做法不仅激起了当地男人的强烈反抗，也终于让普热美斯觉得忍无可忍。于是，国王普热美斯派遣大军围剿普拉斯妲。 普热美斯军队的指挥官开始并不把这支“红色处女军”看在眼里，他们认为这帮女孩子看到国王的正规军必然会吓得不知所措。然而，双方一交战，普热美斯的军队由于过于自信和轻敌，竟没有占到什么便宜，反而被“红色处女军”打得落花流水。这下子，他们不得不重新考虑如何来对待这支“红色处女军”了。国王普热美斯在布拉格得知自己的军队在山里竟被一帮女孩子弄得晕头转向，盛怒之下，他居然亲自率领大军浩浩荡荡地前来围剿。 在维多夫莱山区，普热美斯大军依靠人数上的优势，采取突然袭击的战术，把处女军层层包围，缩小包围圈后杀死了100多名顽强抵抗的处女军战士。在迪尔文城堡的普拉斯妲闻讯后，亲手扼死十几名俘虏，并率领自己的战友对普热美斯大军进行了殊死抵抗。 一时间，山冈上杀声震天，几公里外都能听到她们和男人拼命时的喊叫声。最后，城堡中所有的处女军战士全部壮烈牺牲，没有一个逃命投降的。而普拉斯妲本人最后扔下了手中的盾牌，脱光了身上的衣服，仅仅拿着一把利剑，赤身裸体地同皇家军队进行了最后的拼杀，直到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财宝到底埋藏在哪儿? 普拉斯妲多年跟随女王，见多识广，对王室的金银财宝了如指掌，加之她本人喜欢雍容华贵的奢华生活，又多年劫掠富豪，抢劫了不少的贵族城堡，聚敛起大量的金银财宝。在普热美斯军队未到之前，她早已预见到自己凶多吉少，于是她在迪尔文城堡早已把大量的宝藏埋藏起来。这笔财宝主要有金币、银币以及处女军战士不愿佩戴的大批珍贵的金银首饰，数量极为可观。 处女军被全部杀死之后，后人就想到了这批珍宝。有人不断地在当年她们活动的地区挖掘，试图找到她们埋藏的珍宝，但始终没有找到。 随后，普热美斯家族以布拉格为中心建立的王朝依附神圣罗马帝国几百年。在普热美斯王朝统治波西米亚的几百年间，这几代王朝都没有忘记普拉斯妲和她埋藏的财宝。他们曾多次派人去维多夫莱山区搜寻这批宝藏，但每次都空手而归。 进入20世纪以来，这笔宝藏又引起了一些现代寻宝者的注意。有人认为，它肯定被埋藏在捷克山区的某个地方。但到底在什么位置，却始终没有人能找到。
探秘匈奴帝国欧洲灭亡真相：发动对西罗马的战争
匈奴帝国曾称霸欧洲 公元1世纪中叶，活跃于蒙古高原的匈奴被中国东汉王朝屡次击败，又受到蒙古高原新兴的鲜卑族的挤压，不得不向西迁移。此后300年的史书中很少提到匈奴人的去向，公元4世纪，这个神秘民族又现身欧洲，来到里海北岸的顿河草原游牧。 公元375年，匈奴人开始大规模扩张，他们向西攻灭了阿兰人和东哥特人在多瑙河沿岸所建立的国家，向南攻克亚美尼亚，一直打到波斯和叙利亚。匈奴人以凶残闻名于世，他们所过之处往往留下一片废墟，一地白骨。进占匈牙利草原后，匈奴人暂时定居下来。公元433年，匈奴大单于阿提拉成为各部首领，建立了强有力的中央集权。东起伏尔加河，西至莱茵河，南抵多瑙河的广袤土地上出现了一个庞大帝国。在阿提拉统治的20年里，匈奴首都布达城成了欧洲的政治中心，各国使者云集于此，争先恐后地献上自己的贡品，表示臣服。匈奴帝国步入极盛时期。 匈奴克星与匈奴王情同手足 公元5世纪，罗马帝国已风雨飘摇。它在与各蛮族政权的冲突中越来越力不从心，不得不默认它们的独立地位。就在此时，罗马帝国历史上一位伟大的人物出现了，他叫阿契斯。阿契斯生于高卢的名门望族，他的父亲高登裘斯在西罗马军队中屡立战功，最后做到西罗马帝国的骑兵统帅，被封为伯爵。阿契斯的青少年时期是在哥特人和匈奴人那里度过的。阿契斯在匈奴做人质期间，结识了很多匈奴贵族。借助匈奴人的支持，阿契斯迅速在罗马政坛上崭露头角，成为西罗马帝国的高卢总督。他在高卢同西哥特人、法兰克人和阿兰人等蛮族作战，屡战屡胜，声名显赫。 阿契斯和阿提拉自幼相识，两人交情甚笃。阿契斯曾经给阿提拉找了一位博学多才的私人秘书，帮阿提拉打理外交；他还将自己的儿子送到阿提拉身边学习骑射。阿契斯希望和匈奴帝国和平共处，他知道西罗马对付境内的日耳曼蛮族已十分费力，决不能再与匈奴交恶。青少年时期做人质的经历，使阿契斯对匈奴的认识非常深刻，他熟知匈奴人的战法，并十分清楚匈奴人的软肋是什么。阿契斯的努力为西罗马帝国赢得了20多年的和平，这段时间阿提拉多次进攻东罗马帝国，但一直和西罗马帝国相安无事。但利益之争使这两位好友最终拔刀相向，而阿契斯的丰富经历使他成为名副其实的匈奴克星。 向西罗马要女人和土地 野心勃勃的阿提拉早就对高卢和意大利的繁华富庶垂涎三尺。公元449年，西罗马帝国皇帝的妹妹奥诺莉亚和侍卫长私通被发现，皇帝瓦伦提尼安将她送进一个修道院软禁起来。生性风流的奥诺莉亚暗中写信向阿提拉求救，称愿以身相许。阿提拉立刻向西罗马皇帝索要奥诺莉亚，并要求西罗马帝国拿一半的国土作为嫁妆。如此过分和羞辱性的要求，遭到西罗马皇帝的拒绝。于是阿提拉以此为借口发动了对西罗马的战争。 公元450年，阿提拉集结匈奴军和被征服民族的仆从军50万人，向西罗马的高卢发动进攻。随着高卢名城一个接一个地陷落，阿提拉兵锋直指名城奥尔良。阿提拉大军对高卢北部的蹂躏震惊了西罗马帝国的所有蛮族，大家都意识到单凭自己的力量无法与匈奴对抗。阿契斯抓住这个同仇敌忾的良机，四处奔走，终于联合各蛮族建立起一个抗击匈奴的统一战线。高卢和西班牙各地的日耳曼蛮族，甚至不列颠的克尔特部落都派兵支援，和阿契斯打了20年仗的西哥特王特奥多里克也亲自领兵前来助战。当阿提拉屯兵奥尔良城下的时候，阿契斯的西罗马联军日益壮大，已经集结了50余万人，并正式向匈奴人开战。两位昔日的朋友终于在战场上兵戎相见了。 16万人战死，匈奴王奇迹生还 阿提拉得知西罗马联军逼近奥尔良后，立刻撤围北去，同时命令在高卢各地劫掠的匈奴部队向香槟平原集结。阿契斯率领大军尾随而来，两军在马恩河畔的沙隆附近相遇，摆开决战的阵势。西罗马联军方面，由阿契斯亲率西罗马军团组成左翼，西哥特军队在右翼，而中央是阿兰人和其他蛮族。阿契斯这样部署相当冒险，因为他把西罗马联军最弱的部分放在中间，非常容易被匈奴军队从中心突破，将西罗马阵线拦腰斩断；但从另一方面讲，中心突破的匈奴部队也有被西罗马联军从两翼包抄的危险。阿契斯面对他的老朋友阿提拉，走出了一步险棋。阿提拉针锋相对，亲率匈奴精骑居中，把东哥特人放在左翼，其他蛮族军队组成右翼。 公元451年9月20日，两军在沙隆展开决战。双方在这次会战中投入的兵力超过100万。匈奴联军首先发动进攻，在遮天蔽日的箭雨掩护下，匈奴精骑风驰电掣般冲向西罗马联军的中央，由蛮族组成的中央战线抵挡不住，被匈奴骑兵以楔形深深插入。这时匈奴骑兵开始向左旋转，包抄西哥特军队。阿提拉对战局洞若观火，他知道西罗马军团抵挡不住匈奴人最猛烈的攻击。但西哥特人兵强马壮，是个劲敌，如果能将其歼灭，就胜券在握。他组织匈奴联军的两翼一起压上来，会战到此已经变为一场混战，西罗马联军形势危急。战斗虽然只持续了5个小时，但尸横遍野，血流成河，有16万人丧生。 强悍的西哥特人挽救了西罗马联军。年过六旬的西哥特王特奥多里克亲率铁甲骑兵反击，结果中箭落马，被紧跟其后的西哥特铁骑践踏而死。失去首领的西哥特人只出现了片刻慌乱，在王子托里斯蒙的指挥下迅速恢复了秩序。西哥特骑兵凌厉的反击将匈奴人压了回去，而慌不择路的匈奴骑兵迎头撞上了左翼西罗马军团的盾牌防线，纷纷倒在标枪的攒射之下。这时匈奴左翼的东哥特人也抵挡不住西哥特铁骑的冲击，率先败逃，沙隆会战到此分出胜负。 阿提拉被迫率领匈奴残军撤回马恩河畔的营地，用匈奴人的大篷车首尾相连，弓箭手密布其间，组成一道相当坚固的防线。阿提拉用木制马鞍堆起一座小山，将他所有的金银珠宝和妃嫔置于其上，他自己端坐在中间，打算一旦西罗马军队攻破他的营垒，就引火自焚。 阿契斯关键时刻放了阿提拉一马。这位西罗马的杰出领袖具有长远的政治眼光，他认为西罗马帝国的心腹大患不是匈奴，而是高卢蛮族。保留匈奴这个外患可以让以西哥特人为首的蛮族有所忌惮，不得不和西罗马帝国继续合作。如果阿提拉一死，匈奴帝国势必崩溃，高卢蛮族肯定要掉转矛头来对付西罗马帝国。 阿提拉死在新房中 阿提拉在沙隆之战中侥幸逃生后，仅仅活了两年。在这两年中他曾组织军队进攻东罗马帝国，企图挽回匈奴帝国的颓势。公元453年，阿提拉迎娶一位日耳曼族的新娘伊尔迪科，婚宴上他喝得酩酊大醉。第二天，众人走进新房，发现阿提拉血管爆裂，倒在血泊中气绝身亡，而他的新娘缩在床角瑟瑟发抖。当时有人认为阿提拉死于循环系统疾病，也有人怀疑是伊尔迪科谋杀了阿提拉。在阿提拉的葬礼上，匈奴人割断头发，刺破脸颊，用鲜血悼念他们的国君。阿提拉的棺材分为三层：最外层是铁，第二层是银，最内层是金，以象征他的不朽功业。匈奴人拦住一条河流的水，把阿提拉的遗体埋葬在干枯的河床下，然后再开闸放水。所有参与施工的奴隶都被处死，以便使后世的盗墓者无机可乘。他的坟墓至今未能找到。 阿提拉死后，他的儿子们为争夺大单于之位，打起了内战，匈奴帝国遂土崩瓦解。公元454年，东哥特、吉皮底人组成联军，在匈牙利打败了匈奴，从此，匈奴人被迫退回了南俄罗斯草原。461年，阿提拉的一个儿子妄图重建匈奴帝国，发动了对多瑙河流域的东哥特人战争，遭到失败。468年，他又发动了对东罗马帝国的战争，结果自己战死沙场，从此匈奴人彻底沉寂了下去，直至被历史遗忘。
俄罗斯克里姆林宫的地下真藏有宝藏吗？
俄罗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伊凡雷帝，在克里姆林宫的地下室藏有大量珍贵的书籍和重要的文件，这一说法既流传于民间，也记载在书本上。但遗憾的是，亲眼见过的人却很少。虽然从16世纪起就开始有人进行探索，然而时至今日，所谓伊凡雷帝“书库”仍是欲穷底蕴而不能的一个谜。 1533年，年仅3岁的伊凡雷帝即位。1547年1月19日，在克里姆林宫乌斯宾大教堂举行了隆重的加冕仪式，大主教马卡里把镶满珠宝的皇冠戴到莫斯科大公头上，伊凡正式加冕为俄国第一个沙皇(沙皇一词来源于罗马皇帝的称号“恺撒”，意即皇帝)。 1550年，伊凡雷帝颁布新法，改革地方行政制度和军事机构。为了巩固具有专制政权的中央集权国家，他对以前的封邑公爵、世爵封建主、大贵族曾进行镇压。“雷帝”这一使人感到恐惧的外号，正是由此而来。 伊凡雷帝收藏了大量的书籍，可能是真实的。这主要是从有关弗恩修道院的修道士马克西姆?克里柯的传说而得知的。据说这是一大批非常宝贵的古代抄本，其数量之多，足以抵得上一个图书馆。 这批书籍从何而来呢? 据说，是伊凡雷帝从祖父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和祖母索菲娅·帕妮奥洛克丝那里继承来的。索菲娅是东罗马帝国的末代皇帝康士坦丁鲁斯十一世的侄女。她来到莫斯科时，曾从帝国的皇家图书馆里带走了不少极为珍贵的古代抄本，无疑，这些都是稀世的珍本。 伊凡三世想把所藏的书籍编个目录，就叫马克西姆?克里柯来完成。此人曾在巴黎、罗马的教堂学习过，很乐意做这项工作。此外，他还利用这个机会，把本国使用的斯拉夫教会的翻译本同希腊的原著进行了对照，对许多误译之处，逐个地加以订正。 克里柯的这种做法使莫斯科的大主教约瑟夫大为不悦，认为有损教会的尊严。不久，他就离开了皇宫，后又被教团开除，还受到各种迫害。 以上就是有关修道士马克西姆?克里柯和伊凡雷帝书库的传说。从这些传说中，对图书的编目工作是否完成了，大量书籍藏在克里姆林宫的什么地方，则无从知晓。 在16世纪编辑的《里波利亚年代记》中，对此事有如下记载： “德国神父魏特迈曾见过伊凡雷帝的藏书，它占据了克里姆林宫地下室的两个房间……” 使人感到不解的是，在同时代的其他文献或记录中，都没有提起伊凡雷帝“书库”之事，这是什么原因?是藏书已散失了，抑或是本来就不存在呢? 到了19世纪，有两个德国人对帝室书库之说很感兴趣。其中一人为了弄清藏书的来龙去脉，还特意来到莫斯科。他在古代记录保管所里查遍了有关这方面的材料，也没有找到所需要的线索。后来，他又对克里姆林宫的地形进行了调查，也难以确定书库的下落。尽管如此，他在离开莫斯科时，仍然认为： “我坚信，伊凡雷帝的书库还沉睡在一个不为人所知的地方，解开这个谜，对世界的文化来说可能存在着非常重要的发现。” 对书库的命运，专家们的意见也是不一致的。有人说，“克里姆林宫发生火灾的时候，这批藏书可能被烧毁了”，有人说，“这些书全移放到莫斯科大主教的图书馆，后来好像都散失了”，还有人认为，“伊凡雷帝的藏书确实存在，有必要对克里姆林宫进一步进行探索……” 这些看法暂且不谈。而关于克里姆林宫的地下室，还有如下一段传闻： 19世纪末，克里姆林宫古玩器类的权威——历史学家扎贝林，曾听某官员说过，他在造币厂的文书保管所里看到一本很奇怪的书，上面记的全是从前的事，其中有这样一件事： 在1724年，彼得大帝决定迁都彼得堡，把莫斯科作为陪都。同年12月，一个在教会工作的名叫奥希波夫的人，来到彼得堡，向财务管理部门提出一份报告，谈到莫斯科的克里姆林宫的地下有两个秘密的房间，房间的铁门上贴了封条，还加了大锁，里面好像是放着许多大箱子。 经过一番研究，有关方面立即着手对克里姆林宫地下的调查。但不久，从彼得堡传来指示，命令停止调查。 9年之后，这个奥希波夫再次提出要求，希望能对克里姆林宫地下进行发掘。 结果怎样呢?在公文保管处所保存下来的报告中曾这样写道：“尽管全力以赴，但没有发现秘密场所。” 苏联科学院的素伯列夫斯基院士认为，虽说奥希波夫失败了，但不能断言伊凡雷帝书库就不存在，他深信，这个谜总有一天会解开的。
十七世纪欧洲贵妇不以在人面前裸浴为耻
从十六世纪起，裸浴渐渐消失，但是在中世纪时，沐浴作为社交活动而长盛不衰。在浴盆中待客，不管是正在洗浴还是入浴、出浴都不算失礼。在十六世纪的绘画中，经常看到贵妇人正在沐浴的场景，切不可对这种事情有其它想法。那只不过是借此展示裸体美而已，因为直到十八世纪，贵妇人在洗浴时见客并不失礼。德.日尼夫人在罗马召见国王派到教皇身边的大使伯尔尼主教时，她一只脚已经迈进澡盆。这种时刻去见一位夫人，不仅这位上了岁数的主教觉得很坦然，而且身边还有他年青的侄子陪伴着。而男人甚至把浴室当作客厅，这当然比较少见，更常见的是入厕时见客。玛丽-安杜瓦耐特王后的导师维尔蒙神父就是在洗澡时接见大臣和主教的。王后的贴身女佣康邦夫人很讨厌这个资产阶级的暴发户，她认为这是虚荣心膨胀的表现，因为他把“高层人物当作与自己平等或比自己低的人物对待”。古典主义绘画盛行时期，想要在大胆的油画中欣赏淑女裸露的乳房是不行了，但是亲朋好友进入主人正在洗浴的房间还是屡见不鲜的。为了不过分暴露身体，往往在澡盆里放上一品脱牛奶或香精，使水变混。因此，小说中提到的“牛奶浴”不应该从字面上去理解。另外还有在浴盆上面加盖的，这样见客时就没必要把水弄成不透明的了。浴盆加盖的另一好处是可以保持水温。至于真正的密友……日尼城堡中就有可供四人入浴的大浴盆，德.日尼人就是这个浴盆中加上牛奶和玫瑰花瓣与她的小姑子共同入浴的。见客时如有机密要谈，可以不用有人在旁侍候。玛丽-安杜瓦耐特王后沐浴时穿着法兰绒的袍子，钮扣一直扣到脖子，并要侍从在她出浴时用布幔挡好，那是过分谨慎了。其他贵妇人并没有这些讲究。比如曾经激发过伏尔泰伟大 爱情的《杰出的爱弥儿》，夏特莱夫人在男仆面前脱衣服就没有丝毫不好意思的感觉，这个男性仆人叫隆尚，1746年来到巴黎的，可是他自己“却怎么也不能与他所服侍的女主人那样放得开”。一天，漂亮的爱弥儿正在浴盆中戏水，当时她的贴身女佣正在忙别的事，夫人就打铃叫来隆尚。“我赶快跑到夫人的房间里，”隆尚讲道，“夏特莱夫人让我把火上的水壶拿来，给浴盆里加些热水，因为盆里水有点凉了。我走近一看，她身上一丝不挂，而且盆里的水清彻透明，没放什么香精之类的东西。夫人把双腿分开，以便倒水时别烫着她。我开始倒水，目光落到了并不是我故意想看的地方……我特别难为情，赶快转过脸，我的手直发抖，水倒到那里就管不了许多了。‘“小心，”’她突然大声对我嚷道，‘“您要烫死我呀！”’我只好把眼睛转过来，盯着水倒到哪里，把倒完了水才算算松了一口气。”仆人不愿意搞明白女主人心里在想什么，是不是自己太傻了？几天以后夏特莱夫人起床时又上演了同样的把戏。公爵夫人刚让女佣把窗帘拉开，就当着隆尚的面，脱掉睡衣，穿上女佣给她准备好的衬衣。这位男仆，惊得目瞪口呆，显然比女主人更为尴尬，眼睛不知往哪里看……“当我与姐姐单独在一起时，”他说，“我就问，夏特莱夫人在别人面前是否也这样换衬衣。她说不是，夫人只是在她认为不妨碍自己的人面前才会这样。我姐姐嘱咐我，下次再碰上这种事，我应该装做也没看见。”人们常说没有二哪来的三……后来过了一段时间，隆尚跟随夏特莱夫人前往沙约，同行的还有几个贵妇人，其中有布夫雷公爵夫人和几个侯爵夫人，天气太热，只见女士们“摘下了首饰，脱掉衣衫，身上只剩下一些在礼仪上不得不保留的饰物”。这些贵妇人在“红房子”酒巴就餐，差不多赤身裸体了。从此以后，隆尚便习以为常了，他说：“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127页）最后他总算明白了，“贵妇人把下人当做没有生命的机器人一样看待。肯定，浴盆里的夏特莱夫人命令我给她倒水时从没感到有什么不合适的地方，在她的眼中我这个人与我手中的水壶没什么两样。”对于这个小伙子的激动我们也不要太夸大其词。夏特莱夫人的死对头杜.戴芳夫人有一段对其尊容著名的精彩描绘，如果属实，伏尔泰这位“神圣”的情妇恐怕不会引起新来的男仆激动不已的。“她的身材又高又瘦、没有臀部、胸部扁平、臂壮腿粗、一双大脚、脑袋尖小、一张瘦脸、鼻子尖尖、一双眼睛蓝得像海水、皮肤黝黑、发红、爱激动、嘴唇板平、一口牙齿七零八落、磨损严重……这就是漂亮的爱弥儿的尊容，她自己非但没有自知之明，还总要找机会臭美。”如果这就是可怜的隆尚看到的第一个“真正的裸体”，那也真难为他了。在河里裸泳的现象渐渐消失，但是裸浴在另处的地方还照样存在，那就是温泉浴或海滨。塞纳河里禁止女人游泳，去维西和波旁洗温泉便成了时髦。医生根据病人的病情，科学地分析了不同温泉的疗效。路易十四的御医瓦洛发现国王对温泉水非常敏感，并有记载，所以不建议国王洗温泉。因为肛瘘病发作时，必须动手术之际洗浴是绝对禁止的。尽管波旁的温泉对这种疾病很有疗效也不建议国王前去洗温泉浴。但是达官贵人对这些瘟泉却津津乐道，经常写信交换感受。赛维涅侯爵夫人喜欢维西的温泉，为了找到合适的温泉，跑遍了奥佛涅的乡村，要是洗温泉浴不用受那么大罪，她的行动倒很有些十七世纪的爱情小说中描写的寻找情人阿斯雷的浪漫情调。“这简直是炼狱，”侯爵夫人揶揄道，“人要脱得精光，钻到地下某个窄小的地方，温泉水从一根管子里流出来，一个女人带您到要去的地方。这时您身上只有一块无花果叶子遮羞，这种样子，使人觉得很难为情。我曾让我的两个女佣先行探看有没有熟人。洗浴时，在布幔后面还有一个人在不停地鼓励您一定要坚持半个小时。一片无花果叶子……一块布帘，布幔后面是医生，还在跟您说话……不管怎么说，总有一种受虐待的感觉……看来在贵妇人的沙龙里产生了一种新型羞耻感。虽然这种观念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却是不可抗拒的。人们之所以感到羞耻，并不是由于被别人看到了，而是为自己的不得已而裸体而感到屈辱。有时候，身上连无花果叶片也不能有。比如，在波旁这个地方，治疗不育症洗温泉浴时就必须脱得精光。十七世纪时，人们认为海水浴可以治疗疯犬病，下海治疗时也要脱光衣服，同样会产生屈辱感。 1671年，王后侍从中有三个女孩子被一条小疯狗咬了，立即被送到迪耶普海滨去治疗。她们这时的感受不是羞耻而是屈辱。耶普海滨去治疗。她们这时的感受不是羞耻而是屈辱。
罗马帝国因民族野心极度膨胀导致灭亡
罗马人的“边界”观念是不断变化的。表示罗马边界的术语limes在罗马国家发展过程中，意义也不断变化，体现了罗马从狭小城邦国家走向庞大帝国的政治空间的变化。 罗马人最初的“边界”是指能够维持他们生存的罗马城的“城界”。现代学术界一般认为罗马城的疆界是由第二位国王努玛确立的，并由疆界神特米努斯捍卫。努玛颁布法令规定，任何破坏和移动奉献给疆界神的石头的人，都被认为是对神�o的亵渎。后人以此为依据得出推论，认为这是朕兆，表明罗马国家的边界将决不后退。 到共和国后期，随着罗马国家版图的急剧扩大，罗马“边界”观念延伸到了整个“已知世界”。生活在共和与帝制交替时期的科学家斯特拉波在其《地理学》中所说的“落入我们版图的这部分地球”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当时罗马人的“已知世界”，而它也在很大程度上等同于“罗马世界”，他们大规模向外扩张就是要不断地拓展他们的边界。 到帝国时代，罗马人的“边界”观念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已知世界”，而是全世界（或整个领土世界），其“边界”是整个世界帝国的边界。在世界帝国边界理想的编织过程中，维吉尔的颂歌最具代表性。他在《埃涅阿斯纪》中“塑造”了这一理想，即“用你的权威统治万国”、“不施加任何空间或时间方面的限制”、“无限的统治权”。在罗马观念中，整个领土世界，即“全世界的陆地和海域”就是他们的罗马世界，其范围是全人类、全世界。尽管罗马人的“全世界”，实际上只是他们当时所统治的全部区域，但这丝毫不影响他们的世界帝国的边界理想。 罗马人的世界帝国“边界”观念在罗马社会根深蒂固，他们认为自己的责任就是世界帝国的责任，扮演世界帝国的角色。直到帝国晚期，这一观念仍然在罗马人心目中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如提奥多西称自己的皇帝瓦伦提尼安是“世界之主”。罗马人的世界帝国“边界”观念一直持续到帝国的灭亡，他们才不得不面对残酷的现实。即便如此，世界帝国观念仍然保持在欧洲人的心目中，查士丁尼企图恢复罗马帝国的努力、“既非神圣、更非罗马”的神圣罗马帝国的出现、希特勒的世界帝国之梦等都可以在罗马人的世界帝国观念中找到渊源。 在罗马人“边界”观念不断变化的同时，表示“边界”的术语limes的含义也在不断变化。limes来自于limus（泥泞，泥浆），最初是指光秃秃的泥路。罗马帝国建立后，这一术语的用法开始发生变化，其意义变得丰富起来。 在公元1－2世纪，limes的含义变成了军事道路，同时也开始具有“边界”等含义。如塔西佗在《阿古利可拉传》中说“帝国的边境”指的就是帝国的“陆地边界”。在《帝王传略·哈德良传》中，类似的提法也多次出现。在《拉丁颂词》中，limes一词既包括“边界”，也包含有“边境、边境线”的意思。在希罗第安的《罗马帝国史》中也有类似的提法。从这里可以看出，limes不仅指军事道路，而且还包括军事道路在内的边境线，其实体意义在逐渐发生变化，所指范围也越来越广。 从公元3世纪末起，特别是4世纪以后，limes这一术语又被作为“边境地区”的意义加以使用。如《拉丁颂词》在讲到公元297年的君士坦提乌斯时使用的limites，明显是指边境地区，而不是单纯的边界线或军事道路。阿米阿努斯·马尔凯努斯在提到“阿拉伯行省边境地区（Arabianlimes）”时，也是指这里的边境地区。《帝王传略·三十僭主传》对伊索里亚的描写、普罗柯比在《秘史》中对东部边境地区的描述，其limes术语都是指“边境地区”。因此，到帝国后期，limes这一术语的含义与其最初的含义已经相去甚远，它代表的是一种行政概念，是帝国政治空间范围的反映。 limes含义的演变实际上就是罗马国家从狭小城邦国家走向庞大帝国的演变，它更直接地体现罗马政治、军事统治主张，体现了罗马人“统治万国”的军事霸权和政治空间范围。但是罗马人的理想“边界”只是一种民族野心的极度膨胀，是想象中的理想范围。不断对外扩张、版图无限制扩大的前提是无限制、超极限的经济、军事能力。这一方面表现在对边界扩张的征服上，另一方面则表现在对已征服边界的守卫上，但无论哪一方面，罗马国家都不可能具备无限制的能力。按照吉本的说法，前现代经济是不能维持庞大帝国边境防御所需的数目庞大的卫戍军队的。因此，尽管罗马帝国通过它的军队已经获得并消融了被征服地区，但它并没有能力通过它的军队来保持住帝国。这样，无论罗马帝国怎样扩张版图，它的世界帝国的理想“边界”都是无法实现的。 生活在“罗马和平”时代的史学家阿庇安在解释罗马时，实际上已经意识到帝国的统治到达了“它的自然极限”。哈德良皇帝即位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放弃帝国的扩张政策，实际上宣告了罗马人的“边界”理想的破产，它“标志着’帝国极限’第一次在制度上得以承认。”至此，罗马帝国终于从事实上承认了帝国边界的极限，承认了自己远非真正的世界帝国和全人类主宰。伴随帝国极限而来的是帝国的衰落，罗马从不断向外扩张走向退而防守，最终在蛮族入侵浪潮中走向四分五裂，罗马人的世界边界帝国理想也从想象到现实都彻底覆灭了。
俄罗斯百年来“超国家”梦想的兴衰
1919年 3月成立、1943年 6月解散的第三国际与第三罗马有很多相同之处，换用现在流行话语，“共产国际”是“第三罗马”意识形态的升级版，是用社会主义语言包装的“第三罗马2.0”版本，是用意识形态语言包装俄国的国家安全战略的阶段。 从苏联时期，莫斯科当时被称为“社会主义的麦加”、“国际共产主义共和国的心脏”、“世界苏维埃联邦的总指挥部”就可以窥其实质。对第三国际的通俗解释是，“苏维埃真理不仅可以在一个国家获得成功，因为就其‘救世’的性质而言，它可以担当世界的拯救者”。普通的俄国老百姓认为“第三罗马”和“第三国际”没有什么实质的不同，从1919年第三国际成立时反对它的组织叫“圣灵第四国际”可以看出来，第三罗马渴望而没有实现的愿望第三国际都实现了，第三国际也是一个神圣帝国，也是以正统的思想为基础的，也是以俄罗斯人引领世界潮流的。在这里两个救世主——俄国人的救世主和无产阶级的救世主——是相互重叠无法区分的。 十月革命时苏维埃的领导人都怀有不可抑制的“世界革命”的激情，这里面既有现实政治的需要，也有“弥赛亚精神”沉积散发的效用。当时谁也没有想到革命后的苏俄会孤立地存活。俄国革命被看作是掀起欧洲革命的冲锋号，是推欧洲革命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列宁认为，只要俄国发生了革命，整个欧洲都会很快行动起来，只要俄国首先在资本主义链条上打开缺口，不愁欧洲无产阶级的整个方阵不会跟上。 1919年共产国际成立时的宣言上写着：“只要我们没有建立全世界的苏维埃共和国联邦，我们革命的无产阶级就不会刀剑入鞘。”在第三国际的历次代表大会上，所有发言人的结束语都是高呼：“世界革命万岁！”共产国际就是筹备世界革命的总司令部。列宁认为，从十月革命以后，世界革命就应该在一个“总指挥部”的指导下运行，各国的运动都必须在第三国际范围内统一协调，斯大林甚至把对苏联的态度作为区分革命与反革命的界标。（参阅《斯大林全集》第10卷，47页。） 为此布哈林提出“红色干涉”的口号，托洛茨基提出组建一支骑兵军，去远征印度，策动南亚的革命。1919年苏俄还组建过一支不属于红军的“苏维埃多民族特别军”，并由俄罗斯武装力量总司令瓦采季斯统一指挥。季诺维也夫乐观地认为，不出两三年，整个欧洲就会苏维埃化。 1920年红军曾进入伊朗，建立过“吉朗人民共和国”，1921年不顾中国政府的反对，借口消灭白军强行进入蒙古，扶植建立了亲苏的政权。苏维埃政权还曾组织过以库西宁为首的芬兰政府和以捷尔任斯基为首的波兰政府，对波罗的海三国也兵戎相见。在西方受挫以后，又改换“西守东进”的策略，在东方四面出击，尤其是在中国，命令远东局联合孙中山，改造国民党，组建中国共产党。所有这些行动，就像梁启超所说的：都隐含着“使全世界各弱小国家归顺苏俄”的用意。（参阅郭恒钰：《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第一次国共合作）》，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9年，110页。） 第三国际策动世界革命的目的，就是要建立一个大一统的世界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共产国际就是超国家的共产主义联盟的雏形，是苏俄对外政策的工具。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说：“历史的火车头带动我们去建立国际革命苏维埃”（《真理报》1918年1月29日），新的国际采取的是“工兵代表苏维埃大会”的形式。 1920年第三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专门讨论了“国际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的具体事宜。列宁在为此起草的文件中说：通过联邦制来实现苏维埃制度，把无产阶级专政由一国的专政变成国际的专政（即至少是几个先进国家的，对全世界政治能够起决定性影响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愈发迫切了。为了确保俄共的老大地位，列宁为申请参加第三国际的共产党规定了20个条件，特别强调，“一切愿意加入共产国际的党，都应当改变自己的名称。都应该称为：某国共产党（第三国际支部）”，所有的他国党作为支部必须绝对服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领导，并向其宣誓效忠。共产国际对其直接实行组织控制，完全可以凭他们的考虑选择该国共产党领导人，旨在于使他们“布尔什维克化”和“俄国利益化”。 1922年苏联成立的时候，就名称问题曾有过一番争议。有人提议，目前其他地区的革命尚且遥远，而欧洲革命指日可待，因此可以“欧洲社会主义联邦”为名，简称“欧联”。此言一出，立刻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对。他们诘问到，那是否意味着以后亚洲社会主义国家便不能加入“欧联”？最后大家觉得以“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命名更妥当，这样凡是苏维埃国体形式的国家都可以参加进来。苏联在成立宣言中强调说：这种国体形式“保证现有的或将来产生的一切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都可以加入联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成立宣言》，见《苏联民族问题文献选编》社科出版社1987年，73页。） 1919年共产国际成立前夕，托洛茨基在《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文中说：“从前教会常说：光来自东方，其实在我们的时代，革命已在东方开始了。”接下来他写道：不再是在欧洲徘徊的共产主义幽灵，而现在在欧洲大陆上昂首阔步的是有血有肉的共产主义了。欧洲不能不看到拯救欧洲的只有全大陆的苏维埃共和国联邦，一旦德国加入这个联邦，苏维埃意大利和苏维埃法国也都会加入，只不过是早一个月迟一个月罢了。（多伊彻：《武装的先知》，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494页。）亚洲的苏维埃国家也会进入到我们的行列中来，将来我们的苏维埃联邦会无比壮大。如果暂时还达不到“大苏维埃联邦”的设想，那么就掌控这些民族的领土，培养维护苏维埃俄国利益的势力也极为重要。 1920年列宁向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宣告：“我们将手挽手地同德国苏维埃政府一起前进，这已为时不远了。”正因为如此，红军把波兰人赶出乌克兰后，列宁主张打波兰，以便穿过波兰去帮助德国。当时的口号是：只有苏维埃华沙红旗飘，我们才罢休。 苏波战争是为建立世界苏维埃共和国的第一次大规模打出国界的军事行动，当时认为波兰是俄国通向欧洲、社会主义革命通向世界的必经之路，打下了华沙，德国革命就为期不远了，整个西欧的革命便指日可待。俄共对其所属的波兰支部是这样教导的，“没有俄国的自由，就没有波兰的自由”，红军的对波战争是“正义之师”的“解放行动”。1920年托洛茨基以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名义下达了“把白色波兰变成废墟”、“英雄们，向华沙前进！”“向西进军！”（Маршна Варшаву назапад）的动员令，并拨款10亿卢布组建“红军波兰第一集团军”和波兰临时革命委员会，准备随红军接收波兰政府。 在部队动员的时候，列宁、托洛茨基反复向部队强调，我们是解放者和拯救者，是去帮助波兰工人阶级摆脱奴役，而波兰政府的进攻是违反本国工人阶级意志的，红军的到来将会受到波兰民众的欢迎，我们将在白色波兰的尸体上，和自由独立的波兰工农会师。列宁说：“要谴责保卫祖国的思想”，号召波兰工人“为了无产阶级的革命利益而牺牲民族利益”。 和中国在抗战时提出的民族利益高于阶级利益相反，第三国际从来认为工人阶级不应该对保卫资产阶级的祖国感兴趣，所以不给本国政府以任何支持，而要把社会主义事业放在一切利益之上。但实际上苏俄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口实下，维护的是大俄罗斯的国家利益。列宁坦陈：没有料到波兰这一在俄罗斯传统上“附属小国”骨头那么难啃。他说：“为了结束战争，必须给那个竟还敢于玩弄战火的最后一个邻国永远不能忘记的教训，我们应该好好地教训他们一顿，让他们告诫自己的子孙后代永远不再玩火”。（《列宁全集》第2版） 1920年2月17日，共产国际执委会要求全世界工人谴责波兰对红军的反击。苏维埃俄国的入侵就是国际无产阶级的表现，就是捍卫革命的胜利果实，而波兰的自卫就是国际帝国主义支持的地主阶级的强盗行径，就是对苏维埃的武装干涉。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1918年11月11日重新获得独立的波兰人丝毫不认同苏俄的“大苏维埃”构想，他们以爱国主义概念团结一致。社会党领袖毕苏斯基说：不管红军打着什么旗号，不管苏维埃政权的领导人如何叫嚣“世界革命”，只要进入波兰领土的军队对波兰人来说就是入侵者，应坚决予以痛击。波兰各界万众一心，同仇敌忾，在毕苏斯基元帅的领导下迎头痛击越界大举进犯的图哈切夫斯基率领的第七集团军，使苏俄红军终于兵败华沙。 对此，布尔什维克总结说，欧洲工人的保守性是政治外表下的假象，在外表下面潜伏着无产阶级的全部革命本能，而所需要突破的是这层薄薄的外壳，使它释放出反对资本主义的潜能以及表达出与俄国工人阶级站在一起的意愿。这些都反映出早期布尔什维克在心理上没有能力承受自己在世界上的孤立，也反映出俄罗斯人追求建立以俄罗斯民族为中心的超国家的本能的释放，只不过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意识形态重新包装了一下，而“苏俄中心论”和“俄国利益化”的本质并没有任何改变。 后来的共产党情报局、社会主义阵营的华约组织、经互会组织也是以老大哥苏联为轴心，将苏联的模式强加于兄弟国家。苏联自恃“老子党”发号施令，从来都是把苏联与“阵营”内部的国家看作是“主导和附庸”的关系，处处以国际组织的名义对其他国家施加压力，粗暴干涉和无理制裁稍微表现出“自主倾向”的力量，扶植亲莫斯科的派别，在霸权主义的“有限主权论”主导下，出兵匈牙利，出兵捷克，留下的教训是深刻的，也为苏东剧变埋下了伏笔。 第三罗马、第三国际都是这种以俄罗斯为核心的“超国家”思想的体现，但事实证明它是不成功的，最大的问题在于：它是建立在一个轴心国的强制的基础上的。 “后苏联时代”的独联体 1991年苏联解体，社会主义大家庭难以为继，“超国家”思想遇到了历史上最危急的时刻。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已经意识到，独联体国家间的关系不应建立在“社会主义大家庭”时代鼓吹的“兄弟情谊”基础上，而应建立在互惠的基础上，俄罗斯不应靠强制迫使原小兄弟国家追随自己的政策，推动他们走向更积极一体化的应该是，成员国主权平等和经济主导下的正常关系。 剧变以后的俄罗斯领土大大收缩，加盟共和国纷纷拉旗单干。虽然中亚一些国家是不情愿的“被独立”，但各国领导人一旦尝到“独立国家”的甜头，是不可能再逆转受制于联邦的制约，所以“独联体”内“独”的实质大于“联”，落单的俄罗斯为了维护传统势力范围，出现了两个极端：一方面苏联的思维模式照旧，甚至不惜矫枉过正，以牺牲经济利益，喂那些过去的伙伴吃“一体化的胡萝卜”。这叫做“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 例如1990年代在能源价格方面，俄罗斯给这些国家供应的能源价格比出口欧洲的低2/3，提供给乌克兰、格鲁吉亚、白俄罗斯、亚美尼亚每1千立方米的天然气价格是50—60美元，是比市场价格低很多的“政治价格”，卖给波罗的海和北约成员国的是85—90美元，卖给波兰的是120美元。 遗憾的是，俄罗斯放下身段的“经济置换”，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这些前苏联的“加盟共和国”依然是一边用着俄罗斯的“廉价天然气”，一边向北约、欧盟抛媚眼。俄罗斯人对这种行动感到十分恼火。他们说，“我们在经济上援助了他们，他们却在背后捅刀子”。俄外长谢尔盖·拉夫罗夫说，俄罗斯以后不会再按照不利于自己的价格向这些“白眼狼国家”提供能源，从2006年1月1日起，乌克兰将以160美元的价格高价购买天然气。 另一种极端是，俄国仍用大家庭的眼光看待那些已经独立的国家。在俄国至今“小鸡不是鸟，乌克兰不是外国”的观念仍很有市场。2005年俄向乌提供的天然气价格是1000立方米/50美元，是为了维护特殊战略伙伴关系以俄做出经济牺牲为代价的特惠价格。乌克兰“颜色革命”以后，俄罗斯使用“天然气杠杆”狠狠地惩治了一把基辅。这次“斗气”，俄罗斯就是想让乌克兰明白，你这种在夹缝里生活的国家，一次“颜色革命”就忘了自己是老几了，别忘了传统的依赖对象，一头扎到欧洲的怀抱，就以为自己抱上了粗腿，兴许欧洲连自己个儿也顾不过来了。看准了，欧洲40%以上的石油和天然气还要靠俄罗斯供应，离了张屠夫，它没准儿还真要吃连毛猪了。 2005年9月，普京在柏林与当时的德国总理施罗德商定，要建设一条通过波罗的海海底、绕过波兰和乌克兰的输气管道。在2011年建成以后，乌克兰立即就丧失能源过境运输的诸多好处。俄国明确指出，凡是按西方原则和与亲西方政权建立关系的国家，不再享受“兄弟式”的优惠，今后俄不再对能源制定政治价格，也不再为独联体国家的能源买单。 事实证明，用自然资源作为筹码的外交手段也是失败的，运用能源武器扭转在国际事务中被边缘化趋势也是不成功的。以这种方式获取超级大国地位的努力和达到的效果都是非常有限的，没有归属感和凝聚力的实用主义策略，也许可以拢得住一时的人心，却助长了“有奶便是娘”的投机心理，从而更限制了建立长期战略联盟的可能性。其实“一体化”本来是一种互惠双赢的政策，它的双向意愿很重要，任何国家都需要其他国家的帮助和配合，前提是在自愿平等的基础上，让每一个成员都能体会到联合协作的必要性，自然会加强彼此间的依存度。按市场原则并不意味着放弃独联体，承认有权维护自身利益和市场原则并不矛盾。 自独联体建成以后，它的内部分裂就在所难免。独联体国家目前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向西方靠拢的国家，即“古阿姆”成员国，它们包括：乌兹别克、格鲁吉亚、阿塞拜疆、摩尔多瓦等，这些国家在一些大原则上能够基本协调一致，同时得到波兰、捷克、波罗的海国家以及罗马尼亚的支持。这是让俄罗斯感到不快和担忧的地方，感到在俄的周边正在形成一个被西方同化的“颜色革命圈”。如果任凭这一势头肆意发展，它会步步进逼俄的核心地带，接下来说不定其他国家也会被传染，不知什么时候也会去加入到“民主联合体”的阵营里。那对莫斯科来说将是致命的威胁。 另一种类型是亲莫斯科的忠实盟国，比如欧亚联盟提到的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以及作为第二梯队的共同体观察员国家，比如乌克兰、亚美尼亚等。对俄罗斯来说，迫切需要调整战略目标，拉住传统的“伙伴”，不要使这些“亲莫斯科”国家再心猿意马发生摇摆，导致俄罗斯失去了外衣的“保护”裸奔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 结论：第三国际、共产党情报局因为是靠强制维持，不允许有不同的看法，所以建立起来很容易，在高压强制下也可以延续，但是既不符合时代潮流又不符合民族国家特性，是无法长久的，苏联的解体是陈旧性大帝国瓦解。 欧盟的跨国家方式完全是一种全新的超国家，它不再企图扮演拯救者的角色，比如轮值主席就和苏联老大哥的领导职位不一样。它要建立一种氛围，习惯听到各种声音，互相之间既不是雇主与附庸的关系，也不是强国庇护弱国的关系，因为联盟内各国水平参差不齐，又要体现民主的原则，所以难度就格外大。因此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可能还会出现反复。普京倡议的“欧亚联盟共同体”如果能够形成的话，它究竟属于哪一种类型？我们将拭目以待。
爱尔兰大饥荒：政治暴力和冷漠致百万人丧命
如今的爱尔兰富庶发达，而160年前，这个国家曾经历了一次令人恐惧的灾难，人们称其为爱尔兰大饥荒(Great Irish Famine，1845—1852;以下简称“大饥荒”)。长期以来，人们认为引发大饥荒的原因是当时爱尔兰人的主要粮食作物马铃薯受到病菌影响而大幅减产。最近，学术界对此提出了新观点，认为来自政治领域的暴力和非人道的冷漠才是大饥荒得以蔓延、肆虐并最终导致100多万人丧命的根本原因。 回顾爱尔兰大饥荒历史 在大饥荒160周年之际，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邀请爱尔兰都柏林大学人文学院艺术史和文化政策学者艾米丽·马克-菲茨杰拉德(Emily Mark-Fitzgerald)于日前举办了一场关于大饥荒公共记忆及相关艺术作品的讲座，希望通过图片、雕塑等视觉化艺术作品再次唤起人们对那段历史的思考。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教授埃德蒙德·罗杰斯(Edmund Rogers)曾在《英帝国及英联邦历史杂志》(The Journal of Imperial and Commonwealth History)上撰文指出：“这是一场无可辩驳的人类悲剧。”大饥荒让100多万人失去了生命，并且迫使100多万爱尔兰人背井离乡，移居他乡。此后，爱尔兰的人口数量一直维持在400多万，至今也没能恢复过去的“辉煌”。甚至有人认为，大饥荒也是爱尔兰历史的分界线。 殖民地经济的悲剧 在“黑色的1847年”(The Black Forty-Seven)，爱尔兰科克郡地方官员尼古拉斯·康明斯(Nicolas Cummins)有这样一段描述：“我走进了一间农家小屋，其场景令我瞠目结舌。6个因饥饿而骨瘦如柴、形同鬼魅的人躺在小屋角落的一堆脏稻草上。我以为他们已经死了，但当我靠近他们时，耳畔却传来了一声声低吟。这些‘人’还活着……” 仅因为“天灾”就造成了爱尔兰如此景象么?罗杰斯表示：“当时政府在阻止大饥荒方面的政策是否失败?这是人们争论的焦点。学习这段历史的学生必须仔细权衡——这场灾难究竟如民族主义者所说，是一场种族屠杀;还是像历史修正主义者所言那样，是爱尔兰经济的结构性缺陷造成的?” 对于大批爱尔兰农民以马铃薯为口粮的历史，美国经济学家杰里米·里夫金(Jeremy Rifkin)表示，“英国统治爱尔兰后，为了满足其国内市场对牛肉的巨大需求，便将爱尔兰作为其‘牧场’。爱尔兰农民为了生存，只能用小片土地种植马铃薯糊口”。爱尔兰海两岸的居民在生活水平上竟出现如此巨大的差距，是两岸居民对食品的诉求有天壤之别?当然不是。这无疑是殖民时代宗主国对殖民地不公平政策的悲剧。 政治因素是大饥荒危害深重的根本原因 剑桥大学学者大卫·P.纳利(David P. Nally)鲜明地阐述了自己的学术观点：“大饥荒并不单纯是一次自然灾害，而是有其不可避免的历史必然。如同所有粮食危机一样，大饥荒也有着政治因素。” 都柏林大学经济史学教授科尔马克·奥格拉达(Cormac Gráda)指出，其他一些国家，特别是低地国家在当时也遭受了马铃薯疫病的灾害，同样也因此引发了人口数量的削减。不过，没有一个地方像爱尔兰这样受灾严重。归其原因，除了爱尔兰人较单一的饮食结构以外，英国统治者缺乏有效对策和“无作为”也是导致灾害肆虐的根本原因。 据土耳其《今日时报》(Today’s Zaman)2012年1月报道，当时的奥斯曼帝国苏丹阿卜杜默西德(Sultan Abdlmecid I)宣布他将向爱尔兰饥民捐资1万英镑。不过，维多利亚女王要求苏丹捐资1000英镑即可，因为女王本人不过捐资2000英镑。于是苏丹在捐资1000英镑之后，又“悄悄”将三船粮食运到爱尔兰，援助饥民。此外，1847年，美国印第安乔克托部族(Choctaw)也筹集了710美元善款捐助给爱尔兰饥民。 纳利认为，大饥荒是一次现代饥荒，与古代饥荒等生存危机不同，这是在一个全新的社会生产和政权形式的体系中发生的。纳利表示，“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大饥荒是宗主国决策的结果，其目的是通过在饥荒中的不作为来改变爱尔兰的社会结构”。同时，纳利把当时英国政府的冷漠行为称为政治暴力(Political Violence)，并且认为这种政治暴力是导致后来人类多次遭受饥荒之害的根本原因。 链接 爱尔兰大饥荒 1845年，拥有800万人口的爱尔兰还是英国的一部分，经济上以农业为主。在当时，大批爱尔兰人丧失了自己的土地，成为英国地主的佃农。为了生计，近半数爱尔兰农民不得不在农闲之余种植马铃薯以填饱肚子。这种当初作为园艺植物引进爱尔兰的高产农作物，一英亩土地产出的马铃薯足以满足一个贫困的六口之家一年的口粮需求。1845年9月，爱尔兰的马铃薯大规模枯萎，造成很多人口粮短缺;1846年夏，爱尔兰凉爽湿润的天气“助长”了诱发马铃薯枯萎病病菌的传播，最快时病菌以高达每周50英里的速度在爱尔兰境内的马铃薯种植园间传播。马铃薯产量的急剧降低，致使爱尔兰境内饿殍遍野。这场大饥荒一直持续到1852年才结束，最终导致100多万人丧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