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蒋介石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人物,他的爱情和婚姻也为人津津乐道,蒋介石一生有三位妻子,不过大家记住的只有宋美龄,1927年12月1日,28岁的宋美龄与40岁的蒋介石结婚,两人年龄差距很大,为什么还要结婚呢?面对年龄差距如此大的两人,他们的婚姻很难令人想到爱情,就像刘强东跟奶茶妹、杨振宁跟翁帆一样,当时蒋介石和宋美龄的婚姻,也被认为是政治婚姻,有人还一语双关的嘲笑说是“中美结合”,然后事实却并非如此,他们两人其实是真爱。 蒋介石作为公众人物,他的婚姻自然备受关注,因此他们的生活并不平凡,两人一起度过了48个春秋,期间宋美龄帮助过蒋介石不少,比如她去美国演说,为蒋介石的抗日战争争取国际支持,虽然两人没有孩子,不过生活依旧很幸福。蒋介石去台湾之后,于1975清明节去世,蒋介石去世后,宋美龄不久后便去了美国,如今依旧有99.99%的人不知道为何宋美龄仓皇逃往美国,其实这源于蒋介石遗书中的一段话,蒋介石去世后,宋美龄翻开他的日记,看到了一段话。 这段话是蒋介石写给儿子蒋经国的,其中写道:“余死后,经国与纬国两儿皆须听从其母美龄之教训,凡认余为父者只能认余爱妻美龄为母,不能有第二人为母也。”蒋介石的意思是让他的两个儿子,以后要好好听宋美龄的话。宋美龄看到这里,自然非常感动,失声痛哭泣不成声,抛开其他政治因素不说,蒋介石和宋美龄也是一对普通夫妻,两人之间也充满着恩爱和感动,后来宋美龄去了美国,也正是因为如此。 蒋介石逝世后,宋美龄留在台湾,看到蒋介石生前来过的地方,毕竟会睹物思人,反而徒增烦恼,为了避免见景伤情,宋美龄很快就做专机逃离了台湾,去美国生活了。

历史的变迁,埋藏了太多的秘密,在这些秘密的背后,或许是时代的无奈,历史的呼嚎以及人类面对大自然的弱小。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关于一座古城的故事。这座城,如今已经再也见不到了。因为它已经沉入湖底,不见天日300多年。但是,关于这座城的传说,在当地口口相传,几乎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人们在揣测着这座古城下沉的原因,感慨着沧海桑田的变迁。 这座城坐落在如今的江苏省盱眙境内,古时候被称为泗州城。也许很多人会感觉一脸迷茫,因为从来都没听过一个叫泗州城的城池。但是,这座城池可不简单,甚至可以这样说,泗州城最繁华的时候,并不比如今的一线城市差。 泗州城始建于北周,后来毁于战火,唐代时重建。因为这座城池地处淮河下游,为中原地区的咽喉,南北交通的要道。大家可以把它比作今天的交通枢纽,其地理位置重要程度可见一斑。除了地理位置至关重要,泗州古城的文化也是极度发达。文人骚客,朝廷要员,全都聚集于此,为的就是一睹泗州之景。 到了明代,泗州城迎来了最为辉煌的时刻。因为朱元璋将自己的祖先葬在了这座城的北侧,一时间泗州城俨然一个大都市的样子。每一年祭祀的时候,整个城中,人声鼎沸,车水马龙。但是辉煌的时刻,永远是短暂的。明朝灭亡之后,没有多长时间,泗州城也迎来了末日。康熙19年,这座千年古城神秘下沉,最终消失于茫茫的洪泽湖底。据专家分析,康熙19年,黄河夺淮,导致淮河流域水位激增,为了引流,不得不将水引入洪泽湖,最终洪泽湖水位上升近20米,将泗州城完全淹没。一直到本世纪初,泗州古城才被世人发现,一经发现,举世瞩目。但是由于技术的限制,如今的泗州城的绝大部分依然在湖底静静的躺着,等待着重见天日的那一天。

中国是一个拥有着5000年历史的国家。5000年的时间对于漫长的历史来说也许只是弹指间的一瞬,但是对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那是足够漫长的一段时间。千年的时间,沧海桑田,有太多的故事出现、消失;有太多的人春风得意然后黯然消魂;还有太多的城市风光一时然后消失不见。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一座古城的故事,一座有着千年历史,然后神秘消失的古城。 这座古城名字叫做泗州城,它位于如今的盱眙境内。根据记载,这座古城长2.05公里,宽1.2公里,总面积2.4平方公里。历史上最早建于北周时期,后来在战乱中被毁掉了一次。但是到了唐代,这座城又重新建了起来。等到了明朝,泗州城达到了历史上最大的规模。明朝时期的泗州城,人声鼎沸,来往的客商将当时最好的东西运过来,文人骚客们从不吝啬任何华丽的语句,在泗州城留下篇章。但最让泗州城闻名全国的是朱元璋将自己祖先的墓修建在泗州城。一时间,泗州城成了皇家重点关注的地方之一,与当时的南京、北京享有同样的待遇。 那么这座繁华无比的城池,后来去哪了呢?康熙19年,这座千年古城消失于这片土地之上,后来的人们,只能通过洪泽湖那波不惊的湖水,去怀念曾经的繁华与荣光。泗州城沉没于洪泽湖底,至今仍没有露出真容。这座古城为何会突然神秘的沉没呢?康熙十九年,高家堰洪泽湖大堤上创建六座减水坝用来分减黄河泛滥的时候洪灾,但是经此一事,洪泽湖的范围进一步扩大。这一举措完全将泗州城至于洪泽湖水的危险之下。明朝时期,尚有“祖陵之故”,所以泗州城无忧,但是到了清朝,为了维持杭运,泗州城只能承受危险。康熙十九年,连日的暴雨导致洪泽湖水急速上涨,据估计水位高达18米左右。虽然泗州城的城墙足够坚硬,但是高度远低于18米。最终,这座传承千年的古城,毁于一旦。沉入湖中的泗州城,如今已有300年之久,冰冷的湖水中,留下的是曾经的繁华以及后人的无限感慨

中国一起拿多年的封建社会,自从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皇帝的权利达到巅峰,中央对地区、县城市、县都是高度统一控制。中国的儒家思想要求对皇帝绝对的忠诚,是君与臣的关系,而许多皇帝会杀掉自己的功臣,最典型的就是刘邦和朱元璋,对此欧洲人完全理解不了。了解欧洲历史的朋友或许知道,早年时期欧洲跟中国一样,也有封建王朝,但他们的君臣关系跟中国有差别,欧洲的封建王朝中,有权力的大臣几乎是各方势力的代表,绝对控制着各个地方,尽管他们的君主权力很大,但还有一种东西可以限制君主权力,那就是宗教。 欧洲君主几乎不可能杀死自己的属下和功臣,除非是他们犯了严重错误,但对于中国的皇帝而言,杀功臣似乎是理所应当之事,为什么中国的皇帝那么爱杀功臣呢?这里面有比较复杂的历史因素,不过说白了也很简单。中国封建社会时代,自古以来人们对皇权都感到恐惧,认为那是至高无上的,想陈胜吴广这样喊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人毕竟是少之又少,中国古代的百姓也都是很朴实的,只要有饭吃饱就行,他们虽然恐惧皇权,但却不反对皇权,只好能好好生活下去,农民是不会反抗的。 如果遇到昏庸无能的暴君,比如秦二世、汉灵帝、隋炀帝、慈禧太后这样的统治者,农民们往往会发生暴动,当民不聊生之时,老百姓为了生活下去,只好推翻一个政权,重新建立一个王朝,中国古代的历史,都是如此反复下去的。欧洲虽然也是封建社会,但他的君主制度跟中国不同,欧洲古代各国的地方势力很大,他们代表了司法、军队等权利,各地老百姓的生活是有地方势力决定的,相当于分区域严格管理,所以爆发农民起义的可能性很小,再加上欧洲很少改朝换代,所以开国功勋很少,就算有也被分封下去,君主对他们的控制力很小。 中国的历代皇帝统一天下之后,都知道打天下的艰难,为了守住天下,他们一开始肯定会对老百姓很好,也会对功臣很优待,当皇帝的权利稳定之后,心里就会有错猜忌了,特别是对那些功高震主的臣子,皇帝一般都不放心,害怕他们会推翻自己的统治,这时候最好的办法就是杀掉这些功臣。中国的封建时期,是皇帝高度集权专制,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所以皇帝要杀功臣也很容易,随便找个理由就可以杀了,而欧洲国家君主不同,他们的权利被限制很多,是不能随意处置大臣的,所以欧洲人理解不了中国皇帝为何喜欢杀功臣。

中国历史上每个朝代都有刑罚,而且古人发明的刑罚有些非常恐怖,比如炮烙、车裂、老虎凳、凌迟等,残忍至极。封建社会人是有三六九等之分的,有句话说“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就体现出来了,所以古代高级官员,就算犯法了,也不会被用刑的,但清朝时就有个例外,有一位清朝公主被凌迟而死,还割了三千多刀。清朝哪个公主被凌迟而死呢?她就是莽古济,莽古济是努尔哈赤的大女儿,小时候父亲把他视为掌上明珠,对她非常溺爱,正因如此养成了她目中无人的性格,而且做起事情来天不怕地不怕,为她后来的悲剧命运埋下伏笔。 莽古济出生皇家,她的魂之自然需要作为政治婚姻考虑,当她17岁时,父亲努尔哈赤把她嫁给哈达部的首领,这是为了稳定女真各部落内部的团结,不过莽古济是非常不愿意的,但也无可奈何,谁让她只是个女子,谁让她手上没有权力呢?努尔哈赤死掉后,传位了皇太极,但皇太极有个哥哥叫莽古尔泰,他作为长子本该继承大统的,但父亲却偏偏把皇位传给弟弟,这令莽古尔泰非常不满,他常跟弟弟皇太极吵架,有一次今日直接拔刀指着弟弟,这是非常严重的,按照当时清朝的规定,用刀指着皇帝,这是要杀头的。 莽古尔泰越想越慌,他认为弟弟肯定会对自己下手了,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奋力一搏,于是他联合了姐姐莽古济,设置了一场鸿门宴邀请皇太极赴宴,莽古济正因没有权力而烦恼,如果这次事变成功,她也可获得不少好处,最主要是获得权力,于是莽古济欣然答应了弟弟莽古尔泰的计划。皇太极自然非等闲之辈,这种伎俩哪里逃得过他的眼睛,于是皇太极反而先下手为强,直接派人把莽古尔泰和莽古济抓起来了,跟着莽古尔泰就不明不白的死了,史料记载“暴毙而亡”,相比是皇太极下的手,而莽古济下场就惨烈得多了。 也不知道皇太极是怎么想的,抓到这个谋反的姐姐之后,她下令对她施行凌迟之刑,于是这位清朝的公主莽古济,就被凌迟而死,一共割了三千多刀而亡,无情最是帝王家,这话说得一点不错,皇太极对自己的亲姐姐,都能下此狠手,令人不寒而栗!皇太极为什么要用这么严重的刑罚对付自己的姐姐呢?这个谜团只能留给后人慢慢猜了。你觉得是什么原因呢?欢迎发表自己的看法。

蒙古人的军事征服,在世界战争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这其中,蒙古人运用成千上万的骁勇骑兵迂回包抄与猛烈冲杀的作战方式尤其让不少欧洲人至今心有余悸。 即使是在今天的国际舞台上,西欧国家对俄罗斯会如此忌惮与排斥(并多次与美国联合起来对俄进行制裁打压),或许也与东斯拉夫地区(今俄罗斯)曾长期受蒙古统治,而因此具有很浓重的蒙古色彩有关。 蒙古人将骑兵的运用发挥到了极致,并创造出了不少令人匪夷所思的战术方法,骑兵对于蒙古人的征服可算是贡献巨大。可除了对骑兵的使用之外,蒙古军队中的水军、热兵器部队等其实都在蒙古的军事扩张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从无到有的“火器部队”蒙古帝国崛起于大漠当中,对于丘陵地形的战场来说,蒙古骑兵可以说是“驾驭娴熟”。但是一旦走出大漠,迈向西征与南下的新战场后,这种习惯便被打破了。 在蒙古人进攻金国军事重镇时,蒙古士兵架云梯蜂拥而上,结果遭到了金人自制“震天雷”(一种由火药填充而成的爆炸性武器)的压制,攻城的蒙古兵被炸的狼狈逃窜。与此同时,另一支蒙古军队试图突破金人北部防线,结果也遭到了金人的各类火器的联合压制,被打的抬不起头。 虽然之后金国因指挥失当与救援不济被蒙古人突破了防线,但是惨重的代价也让蒙古人在同金人的作战中逐渐认识到了火药的优势,并开始着力培养自己的“火器部队”。大量熟悉火器制造与使用的汉人也得以纷纷加入到蒙古人的征伐大军中,一部分人甚至成为了后来元帝国的“开国元勋”。 蒙古人的“热兵器”部队很快得到了锻炼的机会。在后来蒙古军队进攻东欧国家的过程当中,他们使用了一种恶臭难闻却威力极强的爆炸性武器为主攻部队提供掩护,让应战的欧洲人大为惊恐。而蒙古人的西征同时也在无形中进一步推动了火药在欧洲的普及与使用,并为继蒙古人之后迅速崛起的西欧国家的“霸权之梦”埋下了伏笔。“借力打力”的“大蒙古帝国水军”蒙古人除在南下的过程中遭遇城墙的阻碍之外,在进攻南宋的过程中,南方地区交错纵横的水网与复杂的山地地形也让蒙古人吃尽了苦头。蒙古大汗蒙哥汗(忽必烈兄长)即是在这样的地形之中进攻受阻又负了伤。雪上加霜的是,蒙古远征军所在的四川地区气候同蒙古人的故乡相比,更加的炎热和潮湿,这让习惯了高原寒冷气候的蒙古人大为恐慌,也使蒙哥汗本人的病情进一步加剧(可能是染上了疟疾),并最终医治无效死于四川钓鱼城下。 后来重新拾起蒙哥“未竟事业”(组织南下攻宋)的忽必烈显然看到了蒙古人在异域作战的劣势。于是忽必烈除采取跟南宋“议和”的障眼法外,又暗中将攻宋的主力由蒙古本部换成了金国与南宋的降军,在南宋降将刘整等人提供的军事情报与协助训练下,蒙古人也获得了不少参与水战的经验,并在后来阻击南宋援军的过程中使用了自己新组建的“水军部队”。原先四川地区的宋军也在同蒙军交手中逐渐丧失了原先的优势,并在弹尽粮绝之下选择了投降。 忽必烈在基本控制了四川的局势后,一反蒙哥的暴虐,采取了宽容安抚南宋钓鱼城降将吕文焕等人的措施。吕大为感动,并自请为先锋,以便于对南宋在长江流域的守卫部队进行招降,这让忽必烈大喜过望,蒙古人的水军也便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并在后来对南宋的决定性水战中扮演了大败“自家军队”的“主力角色”。由南宋降将统帅的水军(主要由汉人组成),在这其中可算是功不可没。在小说作品《三国演义》中曾有这样一个情节。曹操在官渡同袁绍大战,结果被袁军高筑起的土丘上所安置的弓箭手射的抬不起头,这时曹操的谋士建言制造投石机来进行防卫,还设计了专门的图样以便于“批量生产”。曹操当即采纳并大量制造以投入反击,使得袁军弓箭手因这件重武器的使用而被大量杀伤。 讨论这件事是否真实存在虽然不是我们的重点。但在蒙古大军西征的过程中,一种类似于《三国演义》中投石机的武器已经投入使用了,这就是“回回炮”。但不同的是,“回回炮”不仅抛掷石块,还抛掷各种“炸药”和烧的滚烫的热油,这让中亚与西亚的土著大为惊恐,从而在与蒙古人的血战中败下阵来。而这件抛掷式机器也因此扬名四海,并在明朝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使用。被隐没的帝国“雇佣军”蒙古人在征服的过程当中其实并不单单以武力来实现目的。在蒙古人看来,他们的西征所波及的地区之所以会迅速沦陷,也与这些地区内部四分五裂、难以团结在一起反抗有关。除此之外,蒙古本部也因人数上的劣势,而急于在新占领区获得新鲜血液的补充来巩固自身统治。于是干预地方纷争并以此获得新的支持,逐渐成为了蒙古人的另一件“杀手锏”。 例如在蒙古大将哲别追击西辽国残余力量的过程中,在中亚一带的钦察人便在哲别的恐吓与安抚并重的“怀柔攻势”下选择了协助追击。在战争结束后,大量的钦察人随即加入到了帝国的“正规军”当中,他们中的大部分也成为了日后蒙古“四大汗国”的“开国元勋”。而这些新兴起的“土著军事贵族”也因此很快掌握了地方的实际统治权,并为蒙古帝国在日后走向分裂埋下了祸根。

中国古代有很多著名的太监,比如秦朝赵高、东汉张让、唐朝高力士、明朝魏忠贤、清朝李莲英,无不是权倾一时、谤满天下。不过,这些大太监尽管位高权重,却没有一位被封为王,哪怕是号称“九千岁”的魏忠贤,最多也封爵上公,未被封王。 唯一的例外,是宋朝的太监童贯。1125年,71岁的童贯被宋徽宗封为广阳郡王。我们知道,宋朝从立国之初,就通过各种限制,禁止太监参与政事。并出台了太监的行为准则,明确规定太监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一旦太监违反了行为准则,一律严惩不贷。因此,有宋一代,并没有出现太监兴风作浪的现象。 事实上,童贯的发迹,也不是因为在宫中讨得了皇帝的宠幸。他的一片天空,完全是打出来的。 童贯初显身手,是在攻打青唐(今青海西宁市)一役。当时,宋徽宗以王厚为统帅,率10万大军出征青唐,童贯作为监军随行。大军行至湟州,宫中失火。宋徽宗可能觉得这不吉利,就写下手谕,要求撤回军队。手谕送到童贯这里,童贯看了,不声不响地放入靴中。王厚问里面写的啥,童贯回答:“陛下希望出兵成功。” 军队继续征伐之旅。一战之下,王厚和童贯竟然率军大败敌军,收复了4州。凭借战功,童贯升为景福殿使、襄州观察使。 自那以后,童贯掌握兵权长达20余年,常年镇戍西夏边境。 西夏,在北宋时期也不是一个好惹的邻居。他们经常趁北宋与辽国交战之际,越过边境对北宋民众进行侵略、骚扰。童贯镇守边疆期间,经常派遣精锐部队深入西夏境内,打得西夏苦不堪言。有一次,童贯还差点将西夏灭掉。可见其强悍的战斗力。后来,当金国军队将北宋都城围困时,童贯曾经率领的西军还控制着西夏境内大片土地。 童贯平定方腊一役,相当精彩。 方腊是浙江农民起义军首领。他因不堪花石纲之扰,在睦州帮源发动起义。其鼎盛时期发展到几十万人,远远超过梁山宋江那一帮乌合之众,控制的地盘包括今天浙江省全境及安徽、江苏南部、江西东北部的广大地区。 1121年,童贯奉命率15万大军,征伐方腊。仅用了一年临3个多月,童贯就将方腊起义扑灭,消除了北宋王朝的心腹大患。童贯因功迁为太师,被封为楚国公。那么,童贯是怎么被宋徽宗封为王的呢? 1120年,北宋与金国签订著名的《海上之盟》,按照协议规定,双方各自出兵,攻打辽国。辽国覆灭后,北宋将原给辽的岁币转纳于金国,金国同意将幽燕十六州之地归宋朝。 幽燕十六州一直是北宋的心病。当年,宋神宗在临终前留下遗诏:“能复燕山者,虽异姓亦可封王。”北宋立国100多年里,除了屈指可数的几位开国功臣,还没有封异姓王的先例,可见北宋迫切想收复幽燕十六州。1122年,金国如期进攻辽国,连败辽国军队,辽天祚帝狼狈逃入夹山。北宋则派童贯领军攻打辽国。童贯刚刚平定了方腊,踌躇满志,以为攻打辽国不过是小菜一碟,没想到出兵后,竟然在覆灭在即的辽国面前连遭败绩,连燕京都要请金国军队代为攻下。 其后,童贯花费了100万贯,从金国人手里收回了幽燕十六州的大部分。虽然不是完整的幽燕十六州,宋徽宗已经很高兴了,1125年,他按照宋神宗的遗诏,将童贯封为广阳郡王。71岁的童贯走上了人生的最高峰。 然而,仅仅一年后,金国就挥军南下,大举进攻北宋。童贯被视为罪魁祸首,遭到谏官、御史弹劾。一首歌谣传唱一时:“打了桶(童贯),泼了菜(蔡京),便是人间好世界。” 宋徽宗最初将童贯贬为昭化军节度副使,到地方任职。可还没等他到地方,宋徽宗又派人追上去,将他杀掉。 曾经叱咤风云的一代太监,竟以这样的方式谢幕,令人唏嘘不已。

古代社会的人说到四大喜事就是:“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知”以及“金榜题名时”“洞房花烛夜”并且那个时候男人都为此一生努力着。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古代人对洞房是有多重视。 那洞房是怎么来的呢? 很久以前,人们习惯地把新人完婚的新房称作“洞房”。古人就“洞房”咏诗的佳作也不胜枚举。西晋文学家陆机在《君子有所思行》中咏道:“甲等高闼,洞房结阿阁。”北周瘐信有“三和咏舞诗”诗曰:“洞房花烛明,舞馀双燕轻。”可见,“洞房”美称的由来己很久。洞房也可以作为女性阴道的尊称。由于唐代的文人骚客多用“洞房”一词来指代男欢女爱的场所,时间久了,人们便把“洞房”一词专门指代新婚用的卧房了。 所以我们就来说一下古代社会是怎么洞房的,洞房的流程是什么? 新郎新娘入洞房后,有一系列的仪俗。诸如:坐帐,亦称“坐福”,即新郎新娘双双坐在洞房的炕沿上或床边,新郎将自己的左衣襟压在新娘的右衣襟上,表示男人应该压女人一头。 撒帐,这项仪俗是指亲朋在新人入洞房以后,把喜果等撒向新娘怀中,撒向合欢床上,甚至撒向洞房的每一个角落。撒帐的仪俗始于汉代。一般所撒物品是常见的枣、栗子、花生等,利用谐音表示“早立子”、男孩女孩“花搭着生”。 吃“子孙饺子”的仪俗。旧时北京的子孙饺子是由女家包好带来的,由男家煮熟,同时男家还要做长寿面。吃子孙饺子的时候,照例要有一群孩子在窗外问“生不生?”娶亲太太或新郎回答“生!”或者干脆把饺子煮得半生不熟,让新娘自己说“生”。这叫“讨口彩”,是早生孩子的吉兆。 古代婚礼有同牢合卺的仪俗。“同牢”指新人入洞房以后一起吃一牲牢;一起喝酒则叫“合卺”(卺是由同一个瓜、瓠等分剖两半儿做成的瓢)。同牢、合卺在后世已发展为吃团圆饭、喝交杯酒。交杯酒也叫交心酒、合欢酒、合婚酒、卯颜酒等。和古礼的合卺一样,喝交杯酒标志着男女完婚,有祝福新人和美的意义。方式是用红绳系住两只杯子的杯柄,夫妇一起举杯饮酒;有的是同时喝掉一半,然后交换杯子,喝尽杯中酒。与古代合卺同出一辙的是喝和合茶。喝茶时,要求新郎新娘共坐一条凳子,新郎把左脚放在新娘右腿上,新娘同样,新郎左手与新娘右手相互放在肩上,双方另一只手的拇指和食指合成正方形,放一只茶杯喝茶。同牢是指新婚夫妇同吃一份牲牢。牲牢本来多是用于祭祀的,指整牛、猪、羊。古时同牢在新房进行,新郎脸向东,新娘面向西,一起吃牲牢,表示从此成为一家一姓之人。后世团圆饭和同牢仪俗基本相同。北京吃团圆饭是让新郎、新娘坐于首席,娶亲太太和送亲太太奉陪,吃馒头表示“满口福”,吃丸子表示“团圆”、“圆圆满满”,吃四喜肉表示“喜喜欢欢”。 与同牢、合卺同样表示成婚的还有“结发”(一称合髻)。结发本来指束发,后来把元配夫妻称作结发夫妻。结发本来不是婚礼的仪俗,后来演化出婚礼结发的仪注,即将新婚夫妻的头发象征性地结扎一下,也有新郎新娘分别剪一绺头发用彩线扎在一起作信物的。 到这里,洞房的流程才算结束。所以说古代社会洞房还是有很多的讲究的,有些太过于繁琐。直到今天,有一些流程还流传至今。

纵观中国历史,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虽然自唐安史之乱后,江南地区凭借着自身相对安定的发展环境等优势逐渐成为中原王朝赖以立国的经济重心。但在此“风水宝地”建都以“号令天下”的王朝政权却多如白驹过隙而匆匆“寿终就寝”。 即使是享国二百年左右的东晋与后来的南宋政权,虽寿命较长,然后却无力担负“一统天下”的重任,最终还是被北方崛起的军事集团加以兼并。朱元璋虽北伐成功,但是之后的靖难之役却使王朝的政治中心由江南移向华北地区。那么导致其政治寿命短暂或在政治进取方面表现“弱势”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笔者不妨与各位探讨一番。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江南地区东临大海,西临荆襄之地(即长江中游地带),南为两广丘陵。四周或临大海,或有盘沿曲折的山地丘陵同江河相辅来发挥屏障江南地区的作用,这样一个地理环境同当时遍地狼烟的北方地区相比可以说是极为难得了。更何况江南地区在历史上属于较早被开垦的南方地区,农业经济相比周围地区更为发达(同时还靠海,商业发展也较蓬勃)。这种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对于又掌有一定武装力量的“野心家”来说可算是如虎添翼。 但是问题又来了,既然要钱有钱,要兵有兵。为何还是难以堪当统一的大任呢?其实原因很简单。孟子曾言:“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意指优越的现实条件并不能使人或一个组织更好生存,反而会使其有恃无恐,从而滋生“满足于现实不思进取”的“享乐基因”。而在潜在或直接威胁的逼迫下,人或组织反而会迸发出“励精图治”的勇气与决心,从而死中得活。 但是不幸的是,江南的立国者们大多跌入了前者的“陷阱”。例如南北朝时期的南方政权陈朝,在陈霸先开国之时,南陈军队尚且拥有一定战斗力。但陈霸先辞世后,南北政权对峙的“边境线”逐渐进入一个相对和平的状态中,在这个阶段,北方新崛起的隋政权在对突厥与吐谷浑等游牧民族的作战中逐渐培养起了一批可靠的军事骨干,同时其军事动员能力,在经历了战争的洗礼后,同南陈相比也显得无比高效率。 而反观陈朝方面,和平的态势反而使其满足于既成的现实,而陈后主对于隋朝步步紧逼的动向所持的一笑置之的态度也将整个南陈拖入了覆灭的深渊。 我们可以看到,把江南地区作为政治重心的政权虽然在短时期内获得了一个较为稳定的生存环境。但是从军事方面看,军队因有天险的屏障而疏于军事训练,同其他军事力量作战以获得宝贵军事经验的机会更是少之又少。相反,上层指挥者因惧怕承担主动出击所存在的风险而更加自闭与保守,军队也由政权的生存支柱转变而为赌博谈判的资本或筹码。存在于表象的“良好生存环境”无法带来政权的勃兴,反而成为其各种弊端赖以滋生的温床也就不奇怪了。 隋灭陈的战争中,陈军虽倚仗天险试图死守,然后在隋出奇兵且水陆并进的联合打击下瞬间崩溃 朱元璋为何能“反其道而行之”? 接下来笔者认为还需解释一个“反面事例”,即朱元璋也把江南作为他的政治重心,并逐渐统一全国的原因。首先朱本人出身贫寒,而在社会中几十年流浪漂泊不仅丰富了其人生经验,同时也孕育了其同同时代人不同的眼光和格局。 但是反观当时其他的“野心家”们,多数地方精英在元末的混战当中多仅图自保。因此他们所组建起的自卫“乡兵”虽具有一定战斗力,但都仅满足于自保而无暇将眼光抛向“争夺天下”。而朱元璋则不同,卑微的出身不仅使其甩掉了做事顾及““礼义身份”的沉重枷锁,同时也摆脱了“祖产”束缚住其迈步“走向天下”的脚步。所以朱逐渐由元末群雄中脱颖而出。 而更重要的是,朱在以应天府为根据地逐步向周边地区扩张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遭遇到了陈友谅与张士诚这样的“竞争对手”(北方地区的元军因忙于镇压红巾军主力而无暇顾及朱元璋,因此可暂时忽略不计)。抛开他们个人性格不说,他们所拥有的实力并不逊色于朱本人(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朱的“忧患意识”同他们相比反而更为强烈,而这种意识也促使其更加下一番决心,以积极的“礼贤下士”的行为与强化“赏罚分明”的体制来吸引新的支持者。 在徐达与李善长等人的支持下,其逐渐的统一了整个南方地区(云南除外),因此朱元璋对中原的争夺已经不仅仅只靠江南一地,而是挟大半个南方地区的人力物力,来发动对陷入四分五裂的北方地区的最后一击。朱本人能够破除掉“江南定都国家多短命”的“魔咒”也就不奇怪了。

中国有五千年多年的历史,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华夏民族是神秘而伟大的,但在历史的长河中,也有许多问题找不到答案,处于悬而未决的状态,包括今天依旧没有具体的定论,还需要后人不断探索。女儿国是如何消失的? 大家对女儿国的了解,相信大多数来自于《西游记》吧,但历史上真正的女儿国也是存在的,根据《旧唐书》中的记载:“东女国,西羌之别称,以西海中复有女国,故称东女焉。俗以女为王。”但是唐代之后,就再也没关于女儿国的记载了,难道女儿国在中国历史,仅仅是昙花一现吗? 《旧唐书》成书时间距离唐朝灭亡不久,相对来说是比较可信的,那女儿国到底怎么消失了呢?据专家考证,如今的四川扎坝有可能是女儿国的参与部落,因为扎坝人繁育后代是不需要跟男人结婚的,她们实行走婚制度。所谓走婚制度,就是指月黑风高之一,女方会在窗户变点一盏灯,表示等待南方出现,不过女子一般都住在十多米的高楼上,男子看见灯光后,只能徒手爬上去,这是极耗体力的,也算是优胜劣汰的选择,男子爬入女子闺房,就相当于女子喝了子母河的水,第二天公鸡叫钱男子要离开,双方再也没任何联系了。 扎坝人就是这样翻译后代的,虽说不需要男人,但实际上是不知男人是谁,这种方式有当年女儿国的风姿,在《西游记》中说喝子母河的水就可以怀孕,这当然是假的,不过历史上真正的女儿国,是在不懂是如何怀孕的,这还需要专家进一步的考察。女儿国为什么消失了呢?在唐太宗期间,唐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中,也有关于女儿国的记载,可是到了唐玄宗期间,唐朝和土藩关系变得紧张,双方经常打仗,久而久之女儿国也就不见了,或许真是在犬牙交错的战争中,女儿国不小心被灭掉了吧。 女儿国到底是如何消失的,目前还是未解之谜。

要说中国历史上最霸气的一代君主,估计成吉思汗绝对榜上有名。这位被后人誉为“一代天骄”的旷世之主在历史上却也有一大无法抹去的污点,那就是杀伐太重。据统计,成吉思汗征伐一生,所灭掉的国家有四十七个,征服了七百多个民族,因蒙古军征讨而死伤的人多达两亿。可以说这个数字是令人震恐的,因为即便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死伤的人也只有1.7亿多,远远比不上成吉思汗的记录。 成吉思汗一生戎马,其发动的战争主要针对这几个国家和地区,其一是灭金,其二是灭西夏,其三是西征阿拉伯帝国,其四是攻伐欧洲,其五是灭南宋。今天笔者就从这几场战争分析下,因成吉思汗而死伤的人到底有没有如此之多。 灭金:估计屠戮三千万人起初成吉思汗所在的蒙古部落本和金国是藩属关系,可惜后来金国越来越腐败,无节制地剥削和压制蒙古部落的生存空间,于是蒙古人和金人几乎成了世仇的关系。当成吉思汗一统蒙古后,首先就是积蓄力量打败了金国。据统计金国的人口统计与蒙古的人口统计相差四千万,估计被屠杀的至少在三千万左右,也就是说金国人八成以上被屠杀。 灭西夏:估计屠戮几百万人和蒙古大军灭掉其他国家的一鼓作气不同,蒙古对西夏的征战则是一波三折,尤其是成吉思汗本人也在灭西夏的途中死亡,因此蒙古人对西夏人是恨之入骨。西夏投降后,除了奴隶雇佣军外,其余全部被杀。因此当年的党项族也在历史上销声匿迹了。 西征阿拉伯:估计屠戮两千万人由于花剌子模袭击了蒙古商队,于是成吉思汗率领蒙古大军倾巢而出一路西征。在征战过程中,蒙古军队为了威慑对手几乎是一路屠城,据统计在西征过程中,蒙古军队总共屠戮了一百多座城池。当时阿拉伯世界正是鼎盛的末期,以每城二十万人计算,估计有两千万人被杀。 攻伐欧洲:数字不详值得注意的是,蒙古军队攻伐欧洲虽然具体人数不详,但是后世的欧洲人却对蒙古大军产生了深深的恐惧。要知道欧洲在14世纪中期,短短4年的时间,黑死病就导致了欧洲百分之三十人口死亡,而这次黑死病的传染源,欧洲人普遍认为就是由蒙古人带来的。可以说,古代人口的锐减,战争只是一方面的原因,大规模的致死性传染病也是主因之一。 灭南宋:估计屠戮两千万人蒙古灭南宋的战争一共持续了四十余年,当然这段时期成吉思汗已经去世了。灭亡南宋的任务主要是成吉思汗的孙辈蒙哥和忽必烈完成的。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的蒙古大汗蒙哥就是死于攻伐四川的钓鱼城下。后来蒙古大军将怒气一股脑地发泄四川军民身上,当时的四川人有接近八成都被杀光。按照宋朝的人口统计和蒙古的人口统计,相差2000余万人,而且这只是大概估计。

王维或开“高考移民”之先河。籍贯本是蒲州人士的王维,爹娘让他小时候参加过音乐培训班,故弹得一手好琵琶,颇受皇帝女儿的青睐,几经周折,他便参加了京兆府的解试,蟾宫折桂。 白居易紧随其后,这个祖籍山西、出生河南、户籍陕西的毛头小伙,竟跑到安徽宣城参加“高考”,一下子逮个进士第四名,喜欢得屁颠屁颠地跑了。 唐宋元明清时期的科考,与现在的高考大同小异,必须在户籍所在地参加考试,否则就是“冒籍”,一经查出,绝不轻饶。王维、白居易能在法律非常严谨的唐代异地“高考”,肯定有其原因,有名正言顺的理由,不然不会一路绿灯,直达终点。 宋代“高考”也很严格,要求考生必须在本籍报考。《诗话总龟》这样说:“国家申严条约,不许寄籍。”但同时又规定,如果在当地有田产,可以在当地参加“高考”。庐州(今合肥)考生王济为了在开封府参加“高考”,竟称在那里有18亩田地的哥哥王修己为爹,留下千古笑柄。南宋章仲衡是处州考生,当年处州录取指标只有区区4人,而京城临安(今杭州)的指标却是100人。为了能在临安参加“高考”,章仲衡让父亲把自己过继给临安的一个亲戚,找个爹就找个“冒籍”的理由,结果考中进士后被同学告发,朝廷查清后予以取消。这个倒霉蛋撞到枪口上了,竹篮打水一场空不说,还白叫人家几天爹。 元代“高考”更让蒙古人受不了,由于“冒籍”太多,蒙古人、色目人很少考上,徐一夔在《始丰稿》中就有这样的记载:“自余所见,科目之行所历五六年,吾邑仅得一人!”明朝“冒籍”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钱仲实、张和等人改名“冒籍”参加顺天府“高考”,不但功名被革去,还吃了官司,真是偷鸡不成蚀把米,得不偿失。 清代康熙十二年(1673年),癸丑科会元、状元韩菼系长州人士,“冒籍”嘉定参加“高考”,拔取后又被革除。乾隆年间,苏州城一家弟兄俩听说北京进士好考,让父亲在北京所辖的顺义县买一座破房子,顺理成章地参加了北京的“高考”,弟兄俩双双考中,成了一对幸运儿,皆大欢喜。 是什么原因让这些人挖空心思去“冒籍”去“移民”呢?当然是差别甚大的“高考”录取率。 柳宗元在《送辛生下第序略》中说道:“京兆尹岁贡秀才,常与百郡相抗。”欧阳修也曾给皇帝写信说:“东南州军进士取解者,二三千人处只解二三十人,是百人取一人……西北州军取解至多处不过百人,而所解至十余人,是十人取一人。”录取率高的省份是十分之一,录取率低的省份是百分之一,怎能不让人去此趋彼。 作为官府,为了防止考生“冒籍”,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制定了一系列方针政策。例如清朝曾规定,你只要在当地置有房产,并愿意与当地人一样“一体当差”,就可以迁移户口,参加当地“高考”。《大清会典事例》卷三五规定:“如祖父入籍二十年以上,坟、田、宅俱有的据,方许应试。”后来在《大清会典事例》卷三七中又规定,只有考生本人“入籍二十年以上,方准应试”。可见防止“冒籍”的政策也是根据实际情况,不断修改完善的。但制度再严,一千多年来,仍有不少人铤而走险,顶风作案,这都是因为利益使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