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渠琰是谁？秦国太后和义渠骇有过孩子吗
电视剧《大秦帝国之纵横》正在播出，剧中的秦宣太后芈八子在嫁于秦惠文王嬴驷之前，与义渠骇相好，并生下一子，取名为芈琰，也就是义渠琰。在历史上是否真有义渠琰此人呢?宣太后芈八子真的与义渠骇生过孩子吗?公元前306年，秦昭王立为国君，因年纪尚小，由母亲宣太后摄政。秦惠文王在世时，义渠就已归附秦国，但因继位的秦昭王年幼无能，义渠虎视眈眈地注视着秦国，甚至明目张胆地侵扰边民，蚕食边土。主政的宣太后即处心积虑地对付义渠戎，想使其驯服，解除东进时的后顾之忧，但始终不敢贸然出击。她改变正面征讨义渠戎国的策略，采用怀柔、拉拢、腐蚀的政策，以堕戎王之志。她书请义渠王于甘泉宫，让其长期居住，并以优厚的生活款待他。义渠国大败后，也想与秦重修旧好，以休养生息，义渠王就利用昭王刚即位的机会，亲自到秦国去朝拜。但义渠王一到咸阳，就被早已盘算好的宣太后久留于秦，并长期与其淫乱，并生有二子，使义渠王完全丧失了对秦国的警惕。关于宣太后与义渠王生下的两个孩子是谁，史上上并未有记载，在这一点上。影视中与史书记载有些不同，但宣太后与义渠王淫乱是确有其事，只是在时间上有出入，二人是否有义渠琰这个儿子不得而知。《史记.匈奴列传》记载：“秦昭王时，义渠戎王与宣太后乱，有二子。”，公元前272年“宣太后诱杀义渠王于甘泉宫”，据说，和义渠王一同死掉的还有她和义渠王所生的两个儿子。
近代史几次移民之路：闯关东 走西口 陇海线
“山河不移，流民似水”，大饥荒面前，为了求生，逃荒成为灾民不得已的选择，他们不得不背井离乡，远赴异地，用双脚走出一条逃荒路。对很多逃荒者来说，逃荒路简直是死亡路，但求生的本能还是让他们毅然走上这条“希望之路”。山西人的走西口，山东人的闯关东，以及1942年中原大灾荒发生后河南灾民的西行之路，铸就了近代史上最重要的几条移民之路。走西口：山西人的苦难史“哥哥你走西口，小妹妹我实在难留，止不住那伤心泪蛋蛋，一道一道往下流，正月里你娶过门，二月里你西口外行，早知道你走西口，哪如咱们二人不成亲……”这首二人台唱的正是当年走西口的老百姓为了生存经杀虎口到口外谋生的那段历史。据历史记载，走西口现象大约从明代中期开始，其高潮出现于明末清初，直到清末民初，走西口的人口数量最大，前后经历了大约300年的历史。“走西口的主要是山西人，陕西、河北也有流民涌入走西口的大潮。”山西不但土地贫瘠，而且自然灾害频繁，清光绪初年出现被称为“丁戊奇灾”的近代最严重的旱灾，造成大饥荒，与其挨饿坐以待毙，不如走出去，也许能闯出条活路来。刘晓焕告诉记者，成千上万的老百姓不得不流离失所，奔赴口外，涌入归绥(今呼和浩特)、察哈尔和鄂尔多斯等地谋生。“自古那个黄河向东流，什么人留下个走西口?”在民歌里，山西人凄惨地唱出当年走西口的人们的哀怨心声。为了谋生，他们不得不背井离乡，泪别父母妻儿，远走异地过着孤苦艰辛的日子，心中难免充满悲伤与酸楚。当年一代又一代的山西人走西口，走出了一部苦难史，也走出了一批历经磨练而精明强干的晋商。包头，现在是内蒙古草原上最大的工业城市，人口超过200万。在100多年前，它还只是个叫包克图的小村子。包头人说，因为山西人到这里做生意，才慢慢有了今天包头城的雏形，现在包头城里还流传着“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这样的说法。复盛公就是山西乔家在100多年前开的商号的名称。 到了清末民国时期，西口之外的地区政局动荡不安、灾患频仍不断，走西口的移民仍然和口内一样生存无着，走西口的规模渐渐变小，从此走向衰落。走西口给处于落后游牧状态的内蒙古中西部带去了先进的农耕文化，伴随着“走西口”移民的进程，口外内蒙古地区当地的整个文化风貌发生了根本的改变。闯关东：千万山东人的宿命19世纪，山海关大门敞开，流民潮涌。自此，闯关东浪潮开始。清朝入关后，实行民族等级与隔离制度，严禁汉人进入满洲“龙兴之地”垦殖，颁布禁关令，长期对东北实行封禁政策。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刘晓焕告诉记者，清初，统治者处罚犯人时将其遣送边陲之地，山东触犯刑律者多发配到“极边寒苦”的东北。19世纪，黄河下游连年遭灾，清朝政府却依旧禁关，成千上万的灾民不顾禁令，冒着被惩罚的危险，“闯”入东北。民国时期，闯关东洪流澎湃，山东移民进入东北的规模大大超过清代。刘晓焕表示，山东人多地少且土地占有极不合理，造成广大人民生活极端贫困，“像京杭运河两岸，人口众多，随着运河通航能力的下降，生计出现困难”，而东北三省地广人稀，土质肥沃，对山东破产农民有很大的吸引力。“另外，东北工农商业比较发达，贸易较多，需要大量劳动力，许多山东人也选择到东北打长工。”“灾荒与战乱是促使山东人闯关东的直接原因。”山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王林表示，19世纪二三十年代，山东天灾频繁，兵连祸结，战争连年不已，兵匪、旱灾、蝗灾常常轮番发作，酿成极严重的饥荒，当时灾民逃荒的主要途径就是闯关东。王林告诉记者，山东人闯关东历史悠久，到清朝末年移民数量已不下几百万，他们与山东老家的亲属邻里保持着各种各样的社会联系，灾民由此取得各种信息，“当时的报纸记载‘其稍有力者则投奔东三省北满一带，因东三省北满皆山东人多故也’。”“山东灾民到东北逃荒的线路主要有两条，一条是由陆路逃到京津，再乘京奉火车到奉天。一条是由海路乘船到营口、大连上岸。”刘晓焕说，他们由烟台、威海卫、青岛等地然后坐火轮船到大连登陆，或者在沿海的黄县龙口等小渡口坐帆船到对岸营口，“路程近，路费比较便宜。”“据相关资料，1927年至1929年，内地移入东北人口300余万人，山东人占全数80%。”王林告诉记者，民国时期闯关东的山东人达1500万以上，“规模之大，极为罕见。”陇海线：河南难民的死亡线1942年的中原大饥荒让1000多万河南难民，像热锅上的蚂蚁一般在无尽的死亡线上挣扎，逃荒成为他们求生的选择。“从八月份起，我便看到这些破破烂烂的人，开车之前，冲锋似的攀援到火车的顶盖上。头顶上炎炎烈日张着火伞，脚下是烙人皮肉的炙热的镔铁，人们肩挨肩地在一起堆砌着。八月、九月、十月、十一月、十二月，时光又飞过半年，现在是滴水成冰的严冬了，而这破烂的行列，却依然滚滚地向西流着”。当时南阳的一家民营报纸《前锋报》特派记者李蕤在1943年“灾区系列通讯”《豫灾剪影》中这样描述：陇海铁路，在灾民的心目中，好像是释迦牟尼的救生船。他们梦想着只要一登上火车，便会被这条神龙驮出灾荒的大口，到达安乐的地带。因为战争，洛阳成为陇海线暂时的始发站，也成了逃荒的始发地。拥挤不堪的车厢，满载着攀爬在外面的人们，但这只能疏散饥民中的一部分。在这场十万火急的大逃亡中，成千上万的难民只能沿着陇海线一步步前行，沿途树皮被吃光，饿殍载道。西行的路一路向西，直至西安、宝鸡、铜川、天水。“逃到西安的人，才算灰心绝望到了极点，有许多是活活饿死，有些则是一家人集体自杀。”许多逃荒难民在西安扎根，生存下来，还有许多难民将西安作为中转站，像蒲公英般四处散去。从西安开往宝鸡的火车同样拥挤。据有关部门统计，1942年前后，从河南逃荒出去的难民有近百万人在宝鸡安家落户。这近百万河南难民，来到当时仅有数千人的宝鸡县城(今宝鸡市)，在宝鸡城外的河滩、山坡上搭起一片片难民棚。说河南话、喝胡辣汤、唱豫剧，直把宝鸡改造成了“小河南”。灾荒连年，老百姓不免经常逃荒。1942年中原大饥荒时，为什么大多数灾民都向西逃荒呢?这与当时的战乱有关。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副所长、著名灾荒史学家夏明方表示，河南北部、东部已经沦陷为敌占区，西边是国统区，相对来说是后方，相对稳定，而且还有铁路，灾民以为只要到后方去就有饭吃，于是拼命地往西跑。
细数名人喝酒雅兴：诗仙李白到底有多能喝？
中国是世界上酿酒与饮酒最早的国家之一，距今已有五千年的历史。中国是一个古老的诗国，也有四千多年诗历史。在这漫长的岁月中，诗与酒结下了难解之缘。文人中，好酒者向来不少。饮酒在文人中被视为高雅之事。钟敬文在谈到茶时说：“喝茶的情趣，无论如何，总未及吃酒风雅……我们只要看诗人们的文集中，关于酒字的题目是怎样的多，就明白茶是比较酒不很常齿于高雅之口的东西。”此话虽有着个人的偏爱，但文人雅士爱酒、饮酒、写酒，把酒与生活联系在一起确实很常见，这在古代文人中尤其明显。三国时曹操吟出“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何以解忧，唯有杜康”的名句;晋代的刘伶在酒德颂中写道：“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醒。”人们谈阮籍必离不开酒，《晋书》记载他一口气“饮酒二斗”，且“醉六十日”没醒。王绩在《醉后》诗中写道：“阮籍醒时少，陶潜醉日多。百年何足度，乘兴且长歌。”《晋书·阮籍传》也记载：“籍闻步兵厨营人善酿，有贮酒三百斛，乃求为步兵校尉。”我们暂不考究阮籍是否是冲着三百斛酒去当步兵校尉的，但他爱酒是肯定的，阮籍一生大部分时间都浸泡在酒里。陶渊明的诗则几乎“篇篇有酒”，且常用酒作题目写诗，如《连夜独饮》、《述酒》、《止酒》等等，苏东坡“白衣送酒侮渊明，急扫风轩洗破觥”说的就是陶渊明有一年重阳节苦于无酒，菊篱久坐，欣逢江州刺史王弘送来一壶酒，便立地尽醉而归。还有，女词人李清照的词也是一样，也在酒中浸泡，令人尤为神迷、泪落。李白的一生更是离不开酒，“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街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有了酒，天子在他眼中也就那么回事。在李白这儿，有酒必有诗，无诗酒不雅，无酒诗不神，酒能激发他的创作灵感，让他过着“浪迹天下，以诗酒自适”的生活，逍遥无比。以至“李白斗酒诗百篇”成了中国人心目里一个最为动情和完美的故事。那么“李白斗酒诗百篇”中的“斗酒”到底有多少酒?古代的文人们这么喜欢喝酒，究竟有多能喝?古代中国，十合为一升，十升为一斗，十斗为一斛，一钟为六斛四斗。南宋末改五斗为一斛，二斛为一石。也就是说，宋前一斛和一石重量相当，大概是现在四十斤左右。东汉每斗两千毫升，建武十一年大司农斛人还把一百粒黍的重量，作为一铢的标准重量。但是一铢究竟有多重，古人也是说法不一的。有人说，一铢是96粒黍的重量。也有人说，是144粒粟的重量。24铢重为一两。十六两重为一斤。唐代以后，两以下不用铢，改用十进制的钱、分、厘等单位。一两等于十钱，一钱等于十分，一分等于十厘。古代将圭也作为重量单位，一圭等于十粒粟的重量。一铢等于十圭。换句话说，一铢是一百粒粟的重量。旧制一市斤等于十六两。秦和西汉时期，一斤相当于258.24克，一两等于16.14克。王莽及东汉、魏晋南北朝，一斤相当于222.73克，一两等于13.92克。隋朝初年，一斤相当于668.19克，一两等于41.76克。隋末一斤相当于222.73克，一两等于13.92克。唐至清代，一斤相当于596.82克，一两等于37.30克。按此算来，李白算是比较能喝的了，但古代酒的酒精含量、酒的纯容量没有现在这么高，所谓斗酒之量不算太惊人。
苏东坡反对变法得罪皇帝 靠睡觉拣回一条命
一个人的胸怀，在两种境遇下可以一览无遗，一是极乐时，二是极悲处。极乐时得意到忘形，那是小人，极悲处沉沦到厌世，那是俗辈。苏东坡大才槃槃，然而时运不济，命途多舛，尤其遭遇“乌台诗案”，深陷“文字狱”，几次濒临灭顶之灾，九死一生。面对这种人生极悲，东坡的心态如何呢?生离死别 分寸不乱苏东坡入仕不久，由宋神宗主导、王安石组织的“熙宁变法”全国铺开，他不由自主地被卷进这场风云激荡的政治风波。当时，东坡并非京官显宦，多在基层任职，耳闻目睹新法的执行情况，尤其是“青苗法”，本来目的是鼓励农业生产、抑制土地兼并，但在执行中却演变成了“强迫贷款”，由“助民”到“扰民”，使许多农民家破人亡，严重损害了百姓利益，导致民怨沸腾，东坡因此上书表达了自己的意见和建议。但是，宋神宗求胜心切，听不得半点不利于新法推行的指责，加上东坡是文坛巨擘，堪称“意见领袖”，他的话往往成为左右舆情的风向标。于是，御史李定、舒亶认真研究东坡的文字，终于从奏折《湖州谢上表》和诗歌《王复秀才所居双桧二首》中闻到了他们需要的气味，纷纷弹劾东坡，说诗文中有讥谤皇帝、攻击新法之语。元丰二年(1079)，宋神宗拍板立案，安排太常博士皇甫遵前去湖州，传唤时任知州的东坡。钦差来了，事由说了，立刻上路，刻不容缓。东坡一家老小二十余口，顿时慌成一团，妻子王氏更是泪眼婆娑，一副大厦将倾的样子。东坡见此情景，把王氏拉到一边，对她说：“子独不能如杨处士妻，作一诗送我乎?”一句话就把王氏逗笑了。原来，东坡曾给王氏讲过一个典故：宋真宗东封泰山的时候，顺便寻访天下隐士，得杞县(今河南杞县)人杨朴。闲聊时，宋真宗问杨朴会作诗否，杨朴故意说不会。又问临行有人送诗否。杨朴说，妻子送了一首诗：“更休落拓耽杯酒，且莫猖狂爱咏诗。今日捉将官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宋真宗听后大笑，知道杨朴不愿入仕做官，强扭的瓜不甜，遂把杨朴放回家了。东坡用这个典故开导妻子，终于使心急如焚的妻子破涕为笑，放心让他上路了。面对生离死别，东坡不但自己分寸不乱，还能够用笑谈化解妻子的担忧和焦虑，其从容旷达，可见一斑。胸中无事 安之若素作为因变法而步步高升的李定、舒亶们，当然容不得异己之声，他们欲置苏东坡于死地的态度非常坚决。一介文人苏东坡在御史们的拷问下，受尽凌辱，斯文扫地。据说，东坡下狱时，狱官当面就问祖宗五代有无“誓书铁券”(皇帝赐给功臣、重臣带有奖赏和盟约性质的凭证，允其世代享有优厚待遇，犯法时可免死罪，具有特别的法律效用)。按当时的规定，只有死囚才会询问五代之内有无“誓书铁券”，其他只问三代，可见东坡的罪行之重。只是，作为宋朝当家人的宋神宗，在御史们不断向他提供“反诗”新证据、不断给他诛杀东坡增加理由的时候，他却有点六神无主了。刑不上大夫，宋朝不杀士，这是祖宗成法，他不能开杀戒，当暴君。但东坡反对变法太过火、太显眼，影响了新法推行，造成了负面效应，也是他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因此，对于宋神宗来说，东坡成了烫手山芋，放也不是，杀也不是，让他举棋不定。
细数古代的住房制：清朝北京住房仅旗人能买
说起中国古代的住房制度，可能许多人会认为，封建社会的官员是吃皇粮的，他们的住房问题皇帝当然也管。这种想法，只对了一半。秦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一般朝廷官员都没有自己的房子；唐朝时，皇帝会给官员分土地，不管盖房；宋朝官府用招标的方式出售公房；明朝有了集资购房……秦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秦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一般朝廷官员根本不敢奢望有自己的房子。秦朝官员的工资，实行“秩石制”，直接发粮食当工资。官员职位越大，也仅仅意味着他能领到更多的粮食，并没有其他特权。从西晋开始，为了优待官员，才正式按照官品占田。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古代公务员一退休就无家可归。有些人家里本来就有土地，从来都不用发愁住房问题；皇帝高兴了，也会给官员赏赐土地和房屋；另外，假公济私的事情，也时有发生。《晋书》中就有这样的记载，说先前的官员调任，将政府借给他和家属居住的官邸据为私有，新官上任，只得重建。唐朝时期分给官员土地唐朝时，皇帝会给官员分土地。然而，皇上给的地，和官员任职的地方常常不一致。而且按照唐朝末年之前的规矩，一旦官员退休，在职时的俸禄一律停发，这地也得还给皇帝。因此，在皇上临时给的地上盖房子、到最后又给别人住的那种傻事，当然没人肯干。为了省却许多麻烦，更是为了办公的需要，许多官员就直接把家安在了条件相对优越的衙署里——或者叫机关宿舍更合适。异地做官，则举家搬迁到新宿舍。如果不幸被淘汰出官场，那就得想办法另谋生路或者回老家过日子。唐末以后，退休的官员有幸能领到一半的俸禄，但退休后的住房问题，政府还是不管。宋代办公用房不大讲究到了宋代，官员想占用公家的房子难度就大了。当时的制度规定，凡州军常例之外的财务，不能由地方擅自决定，需要事先禀报代表中央财政的转运司，申核上奏。比如，北宋元祐年间，苏轼担任杭州知州时，就给中央上了一道《祈赐度牒修廨宇状》。苏轼称，杭州的机关用房，多是五代时期留下的建筑，“皆珍材巨木，号称雄丽。自后百余年间，官司既无力修换，又不忍拆为小屋，风雨腐坏，日就颓毁”。至于那机关办公用房到底坏到什么样子，按苏轼的说法是——房屋都成了楼歪歪，“但用小木横斜撑住，每过其下，栗然寒心，未尝敢安步徐行。及问得通判职官等，皆云每遇大风雨，不敢安寝正堂之上。”宋代时期，苦于苛捐杂税，很多人纷纷涌往寺院出家。要出家需要政府的认证，也就是要有一个身份证明——度牒，而政府则按照一定的人口比例颁发度牒。因此，当时度牒成为“有价证券”，可以卖钱170贯。苏轼向中央要200道度牒，大概能卖到34000贯，再加上按惯例从财政支取的500贯，勉强凑够修缮费用。宋朝的政府机关大院，虽然破旧了点，但比一般的百姓住房还是要好很多。不过，和前朝一样，官员一旦退休，就得让出住房。至于退休后该住哪里，皇帝是不管的，皇帝操心的，倒是官员退休后，不该住在哪儿。比如，南宋规定凡各级地方政府官员休官后，三年内不许在任职地居住，倘在当地有亲属，或置有财产，三年以后也不许居住，违反者处一年徒刑。宋朝官府招标出售公房在宋朝，政府不光卖地，也开始卖房子。政府卖房子的初衷，倒不是为了搞活经济，也不是为了解决百姓住房问题。过去有些人触犯刑律，满门抄斩，家里的房子自然充公。也有些人，家里人丁不旺，成了绝户，于是房子也会被拿来充公。此外，像连年欠税不缴、长期逃亡外地的人家，房子都有可能被官府没收。民房一经政府没收，就成了公房。政府怎么处置这些公房呢？有三种办法：一是改装一下，当办公楼使；二是租赁出去，房租收归国库；三就是把它卖掉。宋朝政府为了杜绝公房出售出现贪污，专门设计了一种招标制度——让所有购房者到一个地方书面投标，过一段时间再开标，看谁出的价最高，就把房子卖给谁。宋朝官府公开招标的时候，会在衙门口贴一告示，上写房屋坐落、房屋间数、投标地点、投标期限等等内容。投标期限有长有短，长的两个月，短的一个月。为了防止个别购房者不守信用，宋朝政府要求竞标人拿自己的房子做抵押，如果自己没有房子，就得找人作保，有抵押有担保，然后才可以参加竞标。这样一来，购房者必须理性出价，不然就会吃亏。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在客观上，宋朝政府的住房政策，兼顾到了社会最底层的人。元朝严禁蒙古官员买房元朝开始，还出现了一种有趣的购房政策：不许当官的买房。严格讲，不是禁止所有官员买房，而是禁止蒙古官员在原南宋统治区域如江苏、浙江、福建等地买房。为什么做出这种规定呢？还是两条原因：一、蒙古人灭了金国、西夏、大理和南宋，从前朝那里继承了许多国有房产。在灭国的过程中，死在他们铁蹄下的平民也不少。那些平民的房子也因为无人看管而收归国有。这样，在元朝初年，政府手里就握有大量公房，可以随心所欲地分给各级官员，作为他们的办公楼或者家属院。换句话说，大多数蒙古官员都能分到房子，没必要再去购买。二、南宋刚刚灭亡那会儿，一批蒙古人跑到江南做了官员，部分官员嫌分到的公房太小，出去借住或购买民房。有些借住民房的不仅强拿强要，而且强奸杀人；有些购买民房的也很蛮横，强买强卖，逼着原业主签字画押，那房子就成他的了。他们这样做，激起了极大民愤，各地义军纷纷起兵抗元。为了抚慰江南、化解民怨，元世祖忽必烈于是颁布了禁止蒙古官员在江南购置产业的严令。明朝房价超贵出现集资购房明朝弘治年间，南京的房价畸高。有多高呢？繁华的秦淮河畔，一间房能卖到六百两银子。一般人绝对不敢打买房的注意。《玉堂丛语》卷二就记载了当时南京国子监祭酒的买房故事，颇为寒酸。当时的南京国子监祭酒，名叫谢铎，他手下有30多号人，都是无房户，得租公家的房子住。30多人的租金，就是一笔昂贵的开支。于是谢铎就动了买房的念头。依照谢铎的级别，算得上是个高级公务员，但是他每年的薪水不过200两银子，不吃不喝三年，也就勉强买一间房子。他手下那些人，收入就更不如他了。谢铎想到了一个绝妙的点子——集资团购。钱从哪里来呢？从牙缝里省。把政府给他们配的勤务员、伙夫、马夫、门卫、抄写员，统统不要了，省下来一大笔钱，存起来买房子。终于，钱攒够了，买了三十多套公家的住宅，过上了不用交房租的幸福生活。与谢铎相比，以礼部右侍郎兼北京国子监祭酒的林瀚更厉害，他为了让手下的人有房住，给出了有力的实际行动——他捐出自己的十年收入为机关盖住房。林瀚和谢铎，一个是北京最高学府的长官，一个是南京最高学府的长官，拿的那点钱不仅买房困难，连付房租都觉得吃力。明朝房价之高，可见一斑。清朝北京城的房只有旗人能买明朝以后，因为城市的发展，城市居民的住房越来越成了执政者不得不关心的问题。清朝初年，大批旗人来到北京定居，清政府就将汉人统统搬到外城去住，把内城腾出来给旗人。内城的房子盖好后，清政府按品级给旗人分配，一品官20间，二品官15间，三品官12间，四品官10间，五品官7间，六品七品官4间，八品官3间，九品官和没有品级的普通旗人一人两间。到了乾隆年间，旗人越来越多，内城的地盘不够用了，房子也不够分了。更可气的是，一些分了房子的旗人吃喝嫖赌，胡吃海喝，领的钱粮不够用，把政府分给他们的房子偷偷地卖了出去。乾隆很生气，一方面继续给旗人盖房，另一方面开始搞房改。搞什么样的房改呢？第一，国家不再给旗人免费分房了，哪个旗人嫌房子不够住，可以向政府申请购买。第二，原来分到的房子可以卖，前提是得把它从国家手里买下来，从公房变成私房，从只有使用权变成拥有所有权。于是，旗人花了很少的钱，就把原本属于公家的房子，统统变成了私人财产。据史料记载，能享受到住房的旗人，乾隆年间至少有50万人。在清朝，不仅在北京城里为旗人修建了海量的住房；在全国各地，大江南北，到处都有享受特殊优待的旗人居住区。
红军领导人的夫人们如何随夫长征？
毛泽东的夫人贺子珍在长征途中没有与其丈夫一道行军，这是规定。参加长征的红一方面军中只有30名妇女干部，女护士和女勤务兵也寥寥无几。但四方面军有两千名妇女，还组成一个妇女独立团，该团在长征中曾经历了一些殊死的战斗。有关妇女的规定有一个例外，那就是朱德及其23岁的妻子康克清。在长征中，他们几乎一天没分开过，康是战士、优秀的射击手，身带两枝手枪和一枝毛瑟枪。有时她肩扛三四枝步枪，以帮助劳累的战士，从而做出了表率。康克清是渔民的女儿，身体健壮。1929年1月，就在朱、毛撤离井冈山之前，她在井冈山与朱德结了婚，当时她才17岁。朱德这时已43岁。朱的原妻伍若兰是一位革命妇女，已于1928年遭国民党杀害。康克清从15岁起就一直在井冈山战斗。像大多数妇女一样，她分到了一匹马，但她很少骑。她背着额外的枪支徒步行军。长征结束后，她对海伦·斯诺说，她觉得长征并不十分艰难，“就像每天出去散散步一样”。但与她有同感的人却并不多，大多数人认为长征是一次艰巨而又危险的行动，自始至终都是如此。贺子珍由于怀孕，便与大多数妇女一起被分配在休养连。自从井冈山时期以来，“星期六晚上见面”的规定一直在执行。若遇丈夫有病，妻子需要照顾丈夫，则可以例外。幸存下来的指挥员和医务人员都坚持说，长征中不存在任何严重的两性关系问题。部队行军途中接触妇女的机会不多，当然，主力部队中也没有多少妇女。尽管红军的领导人原则上已经打破了有关两性关系的封建观念，但红军在这方面仍有严格规定。红军在极大程度上是由青少年组成的。约54%的战士都在24岁以下。不仅是年少无知和规章制度限制了男女之间的关系，此外还有一种志同道合和患难与共的精神。身材娇小的刘英当时尚未与洛甫结婚，她说，男男女女在一起工作，根本没有两性那种感情。“有时，”刘英说，“我们差不多有一年的时间在一起生活，有时在同一张床上睡觉。我们都不脱衣服。敌人离得那么近，我们又是那么累。我们找不到睡觉的门板，精疲力竭地一头倒在草堆上便睡着了。”这就是为什么领导干部中不论男的还是女的，都对李德的要求感到极为不快。李德于1933年10月抵达中国时，满以为红军与其他军队一样，他指望有随军的女性可以陪他睡觉。后来，一位年轻的名叫萧月华的农妇走进李德的生活。萧月华长得并不漂亮，但是她贤惠壮实，便成了李德的“出征夫人”。在红军控制苏区期间，他们一直住在一起。但在长征开始后，她像大多数妇女一样，被送往休养连。作为李德的妻子，萧月华是把李德看成第三国际和革命代表的。但他们却没有共同语言，经常吵架。萧月华随李德到了延安。她甚至在他指导下学会了烤面包，她还给他生了个儿子。最后，萧月华提出要与李德离婚。她后来到了长沙，在那里工作了多年，于1983年去世。长征过来的大多数夫人都不操持家务。康克清宣称她从来没有照料过朱德。贺子珍则不同。她喜欢照料毛泽东，而且一有机会就这么做。她善于烹调，为毛泽东制作他爱吃的湖南风味菜。毛泽东非常喜欢吃辣椒，特别是贺子珍做的辣椒汤。毛泽东自激进的学生时代起，就是妇女平等权利的积极拥护者。他创造了这样一句话：“妇女能顶半边天。”然而，他并不是长征的总负责人，主力部队30名女干部的生活每况愈下，不论由谁来管，都弄得一团糟。许多早期发生的问题都是涉及一些基本生活问题，如食物的分配和搬运，由谁来背米，谁来做饭，以及做多做少等等。妇女们都很年轻，但没有几个是像康克清那样结实的妇女。她们整日整夜在嶙峋的山间小路上行军；往上爬三千尺，往下走两千尺，再往上爬三千尺；越过一座高山，又去一个长达三英里的崎岖山口，就这样翻来覆去。博古的夫人认为她的经历是典型的。她有两个孩子，在莫斯科生了一个男孩，在上海生了个女孩，后来第三次怀孕了。在长征前约一个月的一次空袭中，一块弹片击中了她的头部。她流产了。1934年10月14日，她与其他人一道撤出瑞金时已基本恢复健康。过了三四年，当她回忆长征初期的情况时，就觉得往事不堪回首。“行军非常艰难，”她说，“我的双脚疼得很厉害，不得不每天用热水洗脚。”后来，试用了新的编队办法。把妇女们单独编队，由博古的夫人当队长，杨尚昆将军的夫人李伯钊负责粮食补给。实行了严格的纪律，不得自由散漫。情况果然有了很大的好转。但是，正如矮小的危秀英说：“对妇女来说要艰难得多。我们每天都困难重重，每天的日子都不好过。蔡畅是名门闺秀。她是清代著名将领曾国藩的后裔。蔡的母亲有刚强的个性和坚定的政见。50岁时，她与富商丈夫离婚，进入小学，完成了学业。其子女成为共产党人，受她的影响极大。蔡畅在长征期间一直把她母亲的一张旧照片带在身边。蔡畅对于长征没有任何怨言。那时，她身材纤瘦，但她翻越了五岭，并且在漫长的二万五千里崎岖道路上进行宣传鼓动，提高长征战士们的士气。康克清把蔡畅讲的故事和笑话称为“精神食粮”。1984年蔡畅仍生活在北京，时年已84岁。她的健康状况不佳，双目已经失明。但是她仍尽力工作。如果说长征有什么圣徒的话，那么，这个圣徒便是她。(摘自《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 ［美］哈里森．索尔兹伯里著过家鼎等译
唐朝安禄山叛乱之原因：竟为了杨贵妃？
唐玄宗在位时，为了加强边境的防御，在重要的边境地区设立了十个军镇(也叫做藩镇)，军镇的长官叫节度使。节度使带领军队，还兼管行政和财政，权力很大，地位很重要。按照当时的惯例，节度使立了功，就可能被调到朝廷当宰相。李林甫掌权以后，不但排挤朝廷的文官，还猜忌边境的节度使。担任朔方等四个镇节度使的王忠嗣，立了很多战功。他手下的将领哥舒翰、李光弼，都是骁勇善战的名将，李林甫看王忠嗣的功劳大，威望高，怕他被唐玄宗调回京城当宰相，派人向唐玄宗诬告王忠嗣想拥戴太子谋反，害得王忠嗣险些丢掉了性命。后来还是哥舒翰在唐玄宗面前苦苦为王忠嗣申冤，玄宗才免了王忠嗣的死罪，改为降职处分。王忠嗣受不了这个冤枉，一气之下就病死了。当时，边境将领中有一些胡族人。李林甫认为胡人文化低，不会被调到朝廷当宰相，就在唐玄宗面前竭力主张重用胡人，理由是胡人善战，而且跟朝官没联系，靠得住。唐玄宗本来最怕边境的将领谋反，就听李林甫的话，提拔了一些胡人当节度使。在这些胡族的节度使中，唐玄宗、李林甫特别看中一个平卢(治所在今辽宁朝阳)节度使安禄山。安禄山年轻时在平卢军里当过将官，因为不遵守军令，打了败仗。边境守将把他解送到长安，请朝廷处分。当时的宰相张九龄为了严肃军纪，把安禄山判了死刑。唐玄宗听说安禄山挺能干，下令把安禄山释放。张九龄跟唐玄宗说：“安禄山违反军令，损兵折将，按军法不能不杀;而且据我观察，安禄山不是个善良人，不杀恐怕后患无穷。”唐玄宗不听张九龄劝谏，还是赦免了安禄山。后来，张九龄被撤了职。安禄山却靠他奉承拍马的手段，一步一步地升官，当上了平卢节度使。不出三年，又兼任范阳(治所在今北京市)节度使。安禄山当了节度使以后，就尽量搜罗奇禽异兽，珍珠宝贝，经常送到宫廷讨好唐玄宗。他知道唐玄宗喜欢边境将领报战功，就采取阴谋手段，诱骗平卢附近的少数民族首领和将士，参加宴会。在酒席上，用药酒灌醉他们，把兵士杀了，又把他们的首领割了头，献给朝廷报功。唐玄宗常常召安禄山到长安朝见。安禄山抓住这个机会，使出他狡猾的手段，尽量讨唐玄宗的喜欢。安禄山长得特别肥胖，凸肚子，矮个子，装出一副傻乎乎的样子。唐玄宗一见到他就乐了。公元756 年，“安史之乱”爆发的第二年，安禄山到处散布说，党羽崔乾佑只有4000老弱残兵，想引诱朝廷的军队上钩。唐玄宗不听大将郭子仪、李光弼劝谏，派镇守潼关(今陕西边关北)的兵马副元帅哥舒翰出兵讨伐崔乾佑。哥舒翰率20 万大军进军灵宝(今河南灵宝)西原。而崔乾佑部南靠高山，北临黄河，在70 里长的隘道、险要之处，布满精兵强将，虎视眈眈。哥舒翰率领随从策马观察敌情，远远望见崔乾佑所带兵员甚少，便将手一挥：各路大军，齐头并进!哥舒翰没想到，崔乾佑把重兵藏在后阵，暴露在外面的不过一万人。按照他的命令，这些士兵十个一群、五个一簇，零零星星，散在阵前游走。他们嘻嘻哈哈，有的疏散开，有的挤一块，有的向前冲，有的向后退，稀稀拉拉，散散漫漫。哥舒翰的部下见了，掩口讥笑：这帮饭桶能打仗?锣鼓一响，双方交战。崔乾佑军队旗帜突然倒下，败退而去。朝廷军队见状，马上高声呼喊紧追而去。不知不党中，渐渐追进隘道。一会儿，崔乾佑的伏兵突然杀出，喊声四起。高处扔下的许多木头、石头，砸得官军惨叫不止，死伤无数。隘道狭窄，官军手中的长枪长矛再也施展不开。哥舒翰心急如焚，忙命将士用马拉着毡车在前面奔撞，想以此冲跨敌人。太阳过了中午，老天突然刮起东风。崔乾佑冷笑一声，右手朝后一招，几十辆装满草的车辆风驰电掣般推出，直堵塞住了毡车的去路。一把火点燃于草，火借风势，片刻间毡车燃火。烟焰遍布隘道，官军睁不开眼，难分敌我，自相残杀。官军急了，纷纷乱嚷：“敌人在烟雾里，朝烟里射箭!”天黑了，官军的箭统统射光，烟雾里不见一个敌人踪影。官军正诧异间，背后传来杀声。原来，崔乾佑早派将领带着精锐骑兵绕过南山，从后方愉袭官军。官军腹背受敌，首尾惊乱，人心惶惶，大败而去。刹那间，有的丢盔弃甲逃进山谷，有的互相拥挤跌进黄河淹死，惨叫声震撼天地。崔乾佑率军乘胜追击。官军后援部队见到前面军队惨败，纷纷自行溃散。黄河北面的唐朝守军目睹此景，纷纷不战而逃、望风披靡。哥舒翰见大军节节败退，大势已去，仰天长叹：“天负我也!”忙急率数百人，落荒而逃。此役，唐朝20万大军被歼、军事重镇潼关失守，骁将哥舒翰沦为叛军阶下囚。
西藏有一种花朵,竟是以清代一位外交大臣命名的
花卉是人类的朋友，很多人都爱花赏花。《爱莲说》反映了中国古代文人用花指代区分群体的现象，而西方人则设计了花语来表达自我情感。 目前有不少西藏风情的影视作品，多多少少的镜头之中总是不难发现花的身影：有漫山遍野的杜鹃花，也有相当牛气的红景天，还有成为西藏代名词的格桑花……饶是各种花卉，也极少听说用人的名字命名。 最为奇怪的是，西藏人将七瓣梅称之为“张大人花”。每当听到藏语句子中夹杂这个汉语短语，就感觉说不出的奇异，这张大人花是怎么回事呢? 一、“管闲事”的外交官 张荫棠这个名字或许会让人感到陌生，但他作为清朝最后一任驻美公使的身份却可以时不时成为孙中山的背景板。他字朝弼，号少卿，广东人士。 中举之后，张荫棠在北京花钱买了个官，清朝花钱捐官不是什么稀奇事，更何况他老爹是浙江的水师总兵，哥哥是有着“绝域使才”之称的张荫桓，钱和人脉都不是问题。 之后，他在内阁做过秘书，又乘着哥哥的东风在日本和美国接触过外交业务。1904年英国加大了侵略西藏的进度，清政府派唐绍仪在印度与英国交涉，张荫棠成为随行人员之一。两年后，还在印度与英国人讨价还价的张荫棠有了一些治理西藏的建议，并将想法整理成册电报回国。清廷采纳了建议，接着将其派到西藏。 当时的西藏形势并不乐观，拉萨已经被英国人攻破，宗教领袖达赖外逃，各方势力蠢蠢欲动，此时谁也不愿意在虎口与野兽互舞。张荫棠到任后，大力宣传“西藏百姓是同胞兄弟”，加强民族团结，消除汉藏情感隔阂，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局势。接着于西藏成立了隶属于北京的交涉局，专门负责西藏地方的对外交涉，以此阻止英国与西藏的直接交涉，消除了西藏独立的可能性。 然后，他整顿当地吏治，弹劾了在西藏动乱期间抬腿就撤退、举手就投降的大臣们。同时在西藏当地清查户口、赋税，筹饷练兵，修筑交通，兴办教育，振兴农工商业……将自己之前在北京学到的洋务知识尽数应用，为西藏近代化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更为厉害的是，他还极其重视宣传工作，将自己的一些想法结合西藏实际编成了《训俗浅言》《藏俗改良》两本册子，散发到各地，被当地人称之为“钦差训育”。 以上的改革触犯了西藏本土统治阶层的利益，也引发了英国的担心，被弹劾的大臣中有不少满族皇族权贵，三方力量在利益的驱使下联合在一起向北京施压抵制张荫棠。清廷顶不住外界压力，保护不了自己的能臣，最后于光绪三十三年将其调离西藏。因张荫棠主政期间从外面带来了一种七瓣的大波斯菊于西藏当地广泛播种，西藏人为表达对张荫棠的感谢与惋惜之情，将此花叫做“张大人”，以纪念这位大臣的业绩。 二、域外显能力 被调离西藏的张荫棠并没有气馁，于1909年出使美、墨、秘、古四国，成为外交全权大臣。 当时的墨西哥还认为白种人是高等级种族，希望通过白人与原住民的结合来改变人口素质。于是墨西哥政府一直都鼓励白人来北方开发移民，改善北部情况。 可是墨西哥北边条件实在是太艰苦了，白人无法适应。于是在美国显示出勤劳、服从性等优秀能力的华人便进入墨西哥政府的视线。这些华人勤劳肯干，生生将处于荒漠形态的墨西卡利变成了农业乐园，慢慢形成如今墨西哥北方标志性的城市，成为现在与美国接通的桥头堡。然而华人的勤劳成果、经济上的成功换来的却是无休无尽的反华浪潮。 墨西哥政府将华人宣传成不讲卫生，传染病的携带者，吸毒与赌博的怂恿者，是让墨西哥人堕落的恶魔…… 于是无数墨西哥境内的华人遭到拷打和谋杀，墨西哥人与华人不能通婚，已经结婚的视作国家和民族的叛徒，当地政府甚至制定了专门驱逐华人的法律。 墨西哥排华运动中，多位华人被打死，作为外交代表的张荫棠向墨西哥政府提出抗议，并着力展开了一系列的外交活动，为维护华人权益寸步不让。最终，墨西哥政府在外交攻势下让步，为华人死难者赔偿310万墨元。张荫棠将赔偿款如数发给遇难者亲属，其中无人认领之款，全部上交清政府。1911年9月，张荫棠辞职返国，并在一年后任中华民国驻美公使。 由于拉萨终年阳光灿烂，花朵极容易茂盛繁殖，张大人花在布达拉宫的宫墙下，在拉萨河畔的长街上怒放，展现着自己的生命且久开不败，仿佛在讲述着张荫棠的一生传奇故事。
持有尚方宝剑的人能不能杀持有免死金牌的人?
古代有一种宝剑，叫尚方宝剑。 这种宝剑由皇帝赐予给大臣，持有尚方宝剑的人就等于是皇帝的化身，拥有先斩后奏的权力。 据《前汉书朱云传》载：朱云上书皇帝时称：“臣原赐尚方斩马剑，断佞臣一人以厉其余。”朱元璋的军师刘伯温也曾说过：“先封尚方剑，按法诛奸赃。”由此可见，持有尚方宝剑的人权力很大，可以相机杀杀杀。 我们常在古装戏里看到这样的场面，当奸臣横行无忌，连忠臣都落了下风时，就会有一把神奇的尚方宝剑出现，于是，正义伸张，奸臣授首，皆大欢喜。正如有矛就有盾，古代还有一种金牌，叫免死金牌。 免死金牌的正式名称叫“丹书铁券”。由皇帝颁授给皇族、功臣、重臣等人，让他们世代享受优遇，或在犯罪后免于刑事处罚，甚至赦免死罪。 据记载，最早颁授免死金牌的是汉高祖刘邦。在北魏时期，有的大臣为了身家性命，主动向皇帝乞求免死金牌 。宋太祖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从后周柴家手中谋得皇位，为了安定政局，安抚人心，就赐予柴氏“丹书铁券”，还下旨厚待柴氏子孙。明朝时期更是大规模赐予“金书铁券”，连魏忠贤的侄子魏良卿都获得过这样一块免死金牌。一个有趣的问题来了，当持有尚方宝剑的人遇到持有免死金牌的人时，前者能不能杀掉后者? 勇哥先说答案：不能。为何不能? 这基于两点原因。 一是尚方宝剑斩杀官员，有明确的权限。 明朝末期，杨嗣昌兵部尚书围剿李自成起义军时，曾申请使用尚方宝剑，他在报告中说：“巡抚不用命，立解其兵柄，简一监司代之;总兵不用命，立夺其帅印，简一副将代之;监司、副将以下，悉以尚方剑从事。”这就是说，对于巡抚、总兵以上的地方大员，均不能斩杀，最多可以就地免职。对于监司、副将以下的低阶官员，才能请出尚方宝剑“先斩后奏”。 再看免死金牌 。前面说过，免死金牌一般都是颁授给皇族、功臣、重臣，这些人位高权重，远远超过巡抚、总兵一类地方大员。想用尚方宝剑斩杀他们，门儿都没有。 二、用尚方宝剑杀不该杀的人，后果会很严重。 袁崇焕是明朝末期的抗清名将，他统帅重兵多年经营辽东，数次打败清军，深得崇祯皇帝宠幸和重用。然而，他因为擅自杀掉为人骄恣的毛文龙，受到崇祯皇帝的严厉惩罚。原因很简单，毛文龙是左都督平辽总兵官，官职虽然低于袁崇焕，可依然属于手持尚方剑只能撤职不能擅杀的官员。袁崇焕杀掉了他，后来被崇祯皇帝以“擅杀岛帅(毛文龙)”等罪名处以凌迟之刑。 同时，尚方宝剑一般只用于领兵作战，在战场上使用;以及一些特殊的临时场合，用完了就完了。而且，大臣使用尚方宝剑后，还需要向皇帝打报告，报告事件的来龙去脉，以及“先斩后奏”的合理性。如果皇帝觉得该大臣滥用尚方宝剑，他很可能会被追责。 那么，连尚方宝剑都斩杀不了的免死金牌，是不是真的就“世代免死”?谁能收拾免死金牌呢? 只有一种人，皇帝，可以对付得了免死金牌。免死金牌由皇帝颁授出去，自然也能由皇帝收回来。杀掉持有免死金牌的大臣及其后代，也是分分钟的时期。 朱元璋登基后，颁授了34块“金书铁券”。然而，并没有什么卵用。后来，正是朱元璋他老人家，将这34块“金书铁券”的大部分持有者，以各种理由给杀掉了。 因此，在古代，真正至尊无上的不是尚方宝剑，也不是免死金牌，而是皇权。
民国秘史:陆小曼的前夫是警察局长,曾因工作忙让徐志摩陪她玩
说起民国历史上的风流情史，估计大家会首先想到徐志摩和林徽因以及陆小曼这三个人，其实关于这段民国秘史，其中还有很多细节值得称道。说林徽因是美女倒不如说她是一位才女，关于林徽因，大家好像只记得她和徐志摩有过一段朦胧的感情。其实林徽因是梁启超儿子梁思成的第一任夫人。夫妻俩都是我国著名的建筑师。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林徽因和梁思成一起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中国古代建筑，成为这个学术领域的开拓者，后来在这方面获得了巨大的学术成就，为中国古代建筑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科学基础。 林徽因出生于1904年的杭州，16岁随父亲游历欧洲，在英国和徐志摩相识。当时徐志摩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不过他依然被林徽因所吸引，后与发妻张幼仪离婚。不过徐志摩还是和林徽因有缘无分，1928年林徽因在美国嫁给了梁思成。但林和徐还一直保持书信往来，1931年11月19日准备参加林徽因演讲会的徐志摩遭遇坠机事故遇难。多年以后，林徽因也曾对自己的儿女说：“徐志摩当初爱的并不是真正的我，而是他用诗人的浪漫情绪想象出来的林徽因，而事实上我并不是那样的人。” 提到林徽因就不得不提到陆小曼。陆小曼江苏常州人，近代女画家。和徐志摩一样，陆小曼之前也有过一段婚姻。1922年，19岁的陆小曼离开学校，奉父母之命与王庚结婚。王庚也算是民国的一位名人，他从美国的西点军校毕业，后来担任了哈尔滨的警察局长。由于王赓专注于工作和前途，陆小曼想去玩时，他就说：“我没空，叫志摩陪你玩吧。”结果陆小曼就和徐志摩越陷越深。最终陆小曼与王赓在1925年离婚，1926年她便与徐志摩结婚。徐志摩的父亲徐申如是浙江省海宁县硖石镇的一个富绅，他认为儿子离婚已是大逆不道，再娶一个有夫之妇更是有辱门风。徐申如说，徐志摩要再婚，必须征得张幼仪的同意。然而妻子张幼仪答应之后，其父徐申如还是不肯痛快地答应，经胡适、刘海粟等人出面周旋，徐申如最后勉强答应。 1931年徐志摩死后，陆小曼不再出去交际。她默默忍受着外界对她的批评和指责。正如她在致志摩挽联中说;“多少前尘成噩梦，五载哀欢，匆匆永诀，天道复奚论，欲死未能因母老;万千别恨向谁言，一身愁病，渺渺离魂，人间应不久，遗文编就答君心。”之后陆小曼用了几十年的时间致力于整理出版徐志摩的遗作，其中的苦辣酸甜一言难尽。可以说徐志摩与陆小曼的婚姻是冲破封建束缚的自由结合，期间虽也曾彼此伤害，但也深深相爱。
犹太人为何任人屠杀,而无大规模反抗
现在在看二战史，不管是图文资料还是影像资料，我们都会被其中的犹太人大屠杀所震撼。作为二战最黑暗的屠杀行为，欧洲的犹太人可以说是既可悲又可怜。在中国有这么一句话，叫“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二战中纳粹党卫军之所以敢肆无忌惮地集体屠杀犹太人，原因就是看中了犹太人不敢反抗的弱点。据统计，二战中惨遭屠杀的犹太人多达六百万，几乎是德军党卫军数十倍还多。为什么他们不联手反抗呢?坦白讲，犹太人不是没反抗过。1939年德军占领波兰后，在波兰首都华沙建造了犹太区，将犹太人看管起来以备处决。到了1942年7月，华沙犹太区的犹太人总数已经到了五十万之多。1941年党卫军关于犹太人的“最终解决方案”出炉，这意味着犹太区里的犹太人都免不了被处决的命运。当然犹太人本身也心知肚明。 1943年1月19日，当党卫军进入犹太区集合一批准备运走的犹太人的时候，遇到了犹太人战斗组织的武装反抗。犹太人的反抗最初效果明显，巷战一直持续了四天，击毙了五十名党卫军，还缴获了不少武器弹药。但是训练有素武器精良的党卫军分子岂能罢休? 1943年4月19日，党卫军的领袖希姆莱发起一次特别行动来扫荡犹太区，以祝贺4月20日希特勒的生日。大批党卫军分子在拂晓前包围了犹太区，早晨6点钟，2000名党卫军带有坦克和快速火炮进入犹太区中心部分。虽然当时犹太区的犹太人还有六万，但是他们的战斗力明显不如德军。5月8日，德军夺取犹太人战斗组织总部的地堡。里面的战士为了避免被俘而自杀或互杀。自此以后华沙犹太区被彻底毁坏，“幸存”下来的犹太人被全部送往了死亡集中营。但就是在集中营里，纳粹党卫军在集体屠杀犹太人前也费尽心思让犹太人放弃了联手反抗。 比如最臭名昭著的毒气室。纳粹党卫军为了哄骗犹太人，先是让他们相信毒气室其实是“洗澡堂”。就这样，大批犹太人自觉地脱光衣服后排队有序地走进了毒气室，而淋浴喷出来的不是水而是毒气。 奥斯维辛的党卫队士兵佩里·布罗德，详细描述了如何为屠杀营造出和谐的气氛。他经常站在焚尸场屋顶上，冲着下面的犹太人说：“你们现在要去洗澡和消毒。我们不希望集中营里出现任何传染病。然后你们就会被带去自己的营房，有人会给你们送去热汤。我们会根据你们的条件为你们安排工作。现在，脱掉衣服，把它们放在你面前的地上。”随后，党卫队士兵温柔地鼓励新来的犯人走进焚尸场，“一边讲着笑话或者跟他们寒暄”。据布罗德说，一次在大门被锁上后，某位党卫队士兵曾隔着门大喊：“洗澡的时候别烫着了!”就这样光是在奥斯维辛一个集中营里用毒气室毒杀的犹太人就多达一百多万。笔者也不禁感慨，人类从远古时期毕竟就是食草动物，面对死亡，他们做得最多的不是联手反抗，而是集体顺从。
幕府时代的日本妻妾,超过30岁不再侍寝,这是怎么回事?
日本也算个颇有历史的民族，天皇一直是日本的最高统治者，不过从1185年开始，日本的统治者变成武士阶层的代表“征夷大将军”，天皇的权利被架空，直到1867年才又恢复天皇之高无上的权利，这六百多年的时间里，称为日本的幕府时代。 日本的幕府时代，有个非常古怪的潜规则，当时代表武士的将军主政，但无论是将军的妻子还是夫人，或是小妾侧室，从30岁之后就不得再侍寝了，史料记载她们会“御褥辞退”，这听起来似乎不可思议，但日本的幕府时代，的确是这样干的。古代中国封建时期，后宫嫔妃宫女无数，也有规定妇女一定年龄之后不再侍寝，不过其中是有特例的，如果某位嫔妃特别招皇帝喜欢，那么到了五十岁都还有可能受宠，比如明朝明宪宗时期的万贵妃，然后日本为什么不要三十岁后的女人侍寝 呢?据说这是因为要保护女性。 日本的幕府时代距离现在八百多年，当时的医疗条件落后，对于日本皇室成员而言，他们娶妻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生孩子繁衍后代，当时就算是年轻女孩怀孕流产也是常事，有些直接一尸两命，女人到了三十岁后，因怀孕流产的几率就大大提高了。日本的幕府时期，还发生一个故事，当时有个将军叫重正，他的正妻叫阿幸，他还有个侧室叫游喜，阿幸是朝廷重臣之女，出身高贵，而游喜则是个卫门的女儿，是地位低下的浪人之女，可是游喜比较年轻，阿幸30岁后便不再获得宠幸，但她嫉妒游喜的年轻美貌。 当将军重正不在家时，阿幸常常对游喜恶语相加，有时候正是拳打脚踢，日本的幕府时代等级森严，比中国的封建社会更加夸张，所以游喜不敢反抗，她只想好好侍奉将军而已。有一次，重正与游喜正在行房，阿幸直接破门而入闯了进去。后果自然非常严重，那时候男人正处于最脆弱的时候，突然被外物干扰，结果重正将军当场癫痫病发作，全身抽搐口吐白沫，眼睛使劲翻白，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这时候阿幸才真正慌了，游喜在床上更是吓得面无人色，幸好阿幸及时叫来一生，才终于把重正从鬼门关拖回来。 将军清醒过来之后，下的第一个命令就是把这个疯女人关到监狱，但这个疯女人是世子的母亲，按理说是不能惩罚的，于是这就矛盾了，至于后来是如何处理的呢?史料并没有记载了，想来将军也不至于杀害孩子的母亲， 不过日本人有时候癫起来，难说得紧，或许杀了也不一定。从这件事可以看出，日本幕府时代规定，女人30岁后不能侍寝，总会出乱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