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朝的神机营是中国和世界上最早建立的火器部队,担负著“内卫京师,外备征战”的重任,是朝廷直接指挥的战略机动部队。就好像今天的战略导弹部队一样,也是战场上的“杀手锏”。它是1410年征交趾时,明成祖朱棣在京军中组建了专门的枪炮部队,命名为神机营。这种独立枪炮部队建制,在当时中国乃至世界各国都处于领先地位,比欧洲最早成为建制的西班牙火枪兵(创建于1510 年),要早一个世纪左右。神机营与明初创编的卫所驻军的编制不同,其最高编制级别为营,营编提督内臣 2 人、武官3 人、掌号头官 2 人;营下编中军、左掖、右掖、左哨、右哨五军,各设坐营内臣 1 人、武臣1人,除中军下领四司外,其馀各领三司;每司设监枪内臣1人、把司官1人、把牌官 2 人。营专习神枪、神炮。稍后,又得都督谭广马 5000 匹,称五千下营,附於神机营,设官如神机营以下各军,营下编四司,每司设把司官 2 人,神机营的任务是主管操练火器及随驾护卫马队官兵。明朝的战争形态,战争模式和之前的历朝历代相比,有了非常巨大的变化,其中的火器的应用是起到了核心的地位。如果说中国的火器在战场上面的应用,宋朝是萌芽阶段的话,那么明朝就是大发展的时代,而出现这种形势则是与朱元璋的发展历程息息相关的。朱元璋是在长江附近起家,在他发展之初,就有一个叫焦玉的人献上他所研制的火器,于是朱元璋的队伍成为了江南起义军当中,可以说是唯一将火器使用于制式装备的起义军。江南水网纵横,再加上刘福通的北伐,蒙古人引以为傲的骑兵队伍发挥不了应有的威力,于是拥有火器的朱元璋很快就尝到了甜头,在与陈友谅的一系列战斗当中,火器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在南昌攻防战当中,陈友谅挥军60万围攻南昌,结果南昌的朱军在火铳的帮助下使陈友谅久攻不下。而其后的鄱阳湖大战朱元璋的军队更是发挥了火器的威力,使用了当时中国最先进的“火炮、火铣、火箭、火蒺藜、大小火枪、大小将军筒、大小铁炮、神机箭”等火器,开创了在水战中以“舰炮”轰击敌舰的先例。火器成为了明军的制式兵器之一,通常明军的构成为“铣十,刀牌二十,弓箭三十,枪四十”,火器的比例占到了10%。

1、漠北之战是什么?漠北之战发生于中国汉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是汉军在距离中原最远的战场进行的一次规模最大也最艰巨的战役。漠南、河西之战后,匈奴单于虽率部远徙漠北,仍不断攻掠汉朝北部边郡,企图诱汉军越过大漠,以逸待劳,击灭汉军。元狩四年(前119年)春,汉武帝遣大将军卫青、骠骑将军霍去病各率5万骑兵分两路深入漠北,力求彻底歼灭匈奴主力。并组织步兵数十万、马数万匹以保障作战。2、漠北之战的经过:单于闻讯,转移辎重,部署精兵于大漠北缘,迎击汉军。汉武帝原拟以霍去病部由定襄(今内蒙古和林格尔西北)北进,闻单于东去,乃改令其出代(今河北蔚县东北),命卫青部出定襄。卫青率前将军李广、左将军公孙贺、右将军赵食其、后将军曹襄等出塞后,得知单于并未东去,遂自领精兵疾进,令李广、赵食其从东路迂回策应。卫青行千余里,穿过大漠,与早已布阵的单于本部接战,卫青先以武刚车(兵车)环绕为营,稳住阵脚,随即遣5000骑出战。至日暮,大风骤起,沙石扑面,卫青乘势指挥骑兵从两翼包围单于。单于见汉朝军队很多,兵强马壮,自料难以取胜,率精骑数百,突围向西北逃走,匈奴军溃散。卫青急派轻骑追击,自率主力跟进。直至颜山(今蒙古人民共和国杭爱山南面的一支)赵信城,歼敌一万九千人,烧其积粟还师。李广、赵食其因迷失道路,未能与卫青会师漠北。霍去病率校尉李敢等出塞后,同右北平郡(治今内蒙古宁城西南)太守路博德部会师,在深入漠北寻找匈奴主力的过程中,霍去病携带少量的辎重粮草,驱使所俘获的匈奴人为前锋为汉兵开路,跨过大漠,过河活捉单于大臣章渠,诛杀北车耆王,又转攻左大将双,缴获敌人的军旗战鼓。又越过难侯山,渡过弓卢水,抓获屯头王、韩王等三人,将军、相国、当户、都尉等八十三人。此次远征,霍去病所率部队以一万的损失数量,前后一共斩获胡虏70443人,至此,匈奴左、右贤王两只臂膀被彻底斩断,只剩下匈奴单于悬孤漠北。霍去病封狼居胥山,禅于姑衍,临瀚海(今俄罗斯贝加尔湖)而还。此战之后,左贤王损失很大,同时失去了对乌桓的控制,汉朝得以徙乌桓于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塞外,为汉侦察匈奴动静。可见,汉破匈奴左贤王地之前,经常侵扰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等地的是以左贤王为首的匈奴人。经此一战,匈奴远遁,漠南无王庭。漠北之战,汉军作战指导明确,准备充分,以骑兵实施突击,步兵担任保障,分路进击,果敢深入,是在沙漠草原地区进行的一次成功作战,在中国战争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一、白登之围的起因:韩王信与匈奴交战,败多胜少。公元前201年(汉高祖六年)秋季,冒顿单于亲率军队,以10万铁骑围攻马邑,韩王信只得多次派使者与匈奴求和。刘邦怀疑韩王信暗通匈奴,致书责备韩王信,韩王信担心会被诛,便与匈奴约定共同攻汉,以马邑之地请降。随后韩王信与匈奴挥师南下,进入雁门关,攻下太原郡。二、白登之围的过程:1、首战告捷公元前200年(汉高祖七年)冬季,汉高祖刘邦亲率32万大军,出征匈奴,同时镇压韩王信叛乱。随行的主要谋士是陈平、娄敬,将领有樊哙、夏侯婴、周勃等。汉军进入太原郡后,连连取胜,特别是铜鞮(今山西省沁县一带)一战,大获全胜,使韩王信军队遭到重大伤亡,其部下将领王喜被汉军杀死,韩王信逃奔匈奴。韩王信的将领白土人曼丘臣、王黄等拥立战国时赵国后代赵利为王,聚集韩王信的残兵败将,准备再次与匈奴合谋攻汉。冒顿单于派左、右贤王各带兵一万多骑与王黄等屯兵广武(山西省代县西南阳明堡镇)以南至晋阳一带,企图阻挡汉军北进。汉军乘胜追击,在晋阳打败了韩王信与匈奴的联军,乘胜追至离石(今山西省吕梁市离石区),再次击败韩王信与匈奴的联军。匈奴再次在楼烦西北集结兵力,被汉骑兵部队击溃。2、轻敌冒进由于汉军节节胜利,产生了麻痹轻敌的思想。刘邦到达晋阳后,听说匈奴驻兵于代谷(今山西省繁峙县至原平市一代),于是先派人侦察冒顿虚实。而冒顿将其精锐士兵、肥壮牛马等隐藏起来,只显露出年老弱小的士兵和瘦弱的牲畜,派去的使臣十余批回来都说匈奴可以攻击。刘邦派刘敬(娄敬)再去出使匈奴,他回来报告说:“两国交兵,这时该炫耀显示自己的长处才是。现在我去那里,只看到瘦弱的牲畜和老弱的士兵,这一定是故意显露自己的短处,而埋伏奇兵来争取胜利。我以为匈奴是不能攻打的。”这时汉朝军队已经越过了句注山,二十万大军已经出征。刘邦听了刘敬的话非常恼怒,骂刘敬道:“齐国孬种!凭着两片嘴捞得官做,现在竟敢胡言乱语阻碍我的大军。”就用镣铐把刘敬拘禁起来押在广武县,准备凯旋后进行处罚。3、被围白登刘邦率骑兵先到达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市),此时汉军步兵还未完全赶到。冒顿单于见汉兵蜂拥赶来,在白登山设下埋伏。刘邦带领兵马一进入包围圈,冒顿单于马上指挥40万匈奴大军,截住汉军步兵,将刘邦的兵马围困在白登山,使汉军内无粮草、外无援兵,不能相救。刘邦发现被包围后,组织突围,经过几次激烈战斗,也没有突围出去。之后,冒顿率领骑兵从四面进行围攻:匈奴骑兵西面的是清一色白马,东面是一色青马,北面是一色黑马,南面是一色红马,企图将汉军冲散。结果,双方损失很大,一直相持不下。此时正值隆冬季节,气候严寒,汉军士兵不习惯北方生活,冻伤很多人,其中冻掉手指头的就有十之二、三。匈奴围困了七天七夜,也没有占领白登。4、遁出脱围汉军在被围了七天后,粮食也快吃完了,饥寒交迫,危在旦夕。陈平看到冒顿单于对新得的阏氏(单于的妻妾)十分宠爱,朝夕不离。这次在山下扎营,经常和阏氏一起骑马出出进进,浅笑低语,情深意笃。于是陈平向刘邦献计,想从阏氏身上打主意。刘邦采用陈平之计,派遣使臣,乘雾下山向阏氏献上了许多的金银珠宝。于是阏氏就对冒顿单于说:“军中得到消息说,汉朝有几十万大军前来救援,只怕明天就会赶到了。”单于问:“有这样的事?”阏氏回答说:“汉、匈两主不应该互相逼迫得太厉害,现在汉朝皇帝被困在山上,汉人怎么肯就此罢休?自然会拼命相救的。就算你打败了汉人,夺取了他们的城地,也可能会因水土不服,无法长住。万一灭不了汉帝,等救兵一到,内外夹攻,那样我们就不能共享安乐了。”冒顿单于问:“那怎么办呢?”阏氏说:“汉帝被围了七天,军中没有什么慌乱,想必是有神灵在相助,虽有危险但最终会平安无事的。你又何必违背天命,非得将他赶尽杀绝呢?不如放他一条生路,以免以后有什么灾难降临到咱们头上。”冒顿单于本来与韩王信的部下王黄和赵利约定了会师的日期,但他们的军队没有按时前来,冒顿单于怀疑他们同汉军有勾结,就采纳了阏氏的建议,打开包围圈的一角,让汉军撤出。当天正值天气出现大雾,汉军拉满弓安上箭,从已经解除包围的一角慢慢地走出,才得以脱险。

人类历史最开始的地方,并非像现当代史一般真切,它总是充满朦胧与神秘;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历史的开端总是神话传说。人是历史的主角。人从何而来?《圣经》里,上帝用七天造人。在我们的传说中,上古时的人类始祖女娲,在邯郸古中皇山上抟土造人,炼石补天。她的神力赋予了这些泥人生命,邯郸的名字写在华夏历史的开篇,它是传说中人类起源的地方,而邯郸的神奇之处却远不止于此。许多历史巨变都是从邯郸开始的,它们是源与流的关系。公元前259年,秦始皇嬴政生于邯郸,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帝,对中国乃至世界历史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当年的稚嫩婴儿,由邯郸出发,消灭诸侯,统一中国,建立不朽功勋,成为万世景仰的“千古一帝”。邯郸无疑是个人才辈出的城市,无论文韬,抑或武略,皆济济然。他们中,有主张胡服骑射,并被尊为古代改革开放、变法图强先驱的赵武灵王;有统一半个中国,且能歌赋的一代枭雄曹操;有诸葛亮每以自比、与管仲齐名的大将乐毅;有对孔子思想进行批判继承的大儒学家荀子;有为《诗经》作注的毛苌;有以“白马非马”的唯心主义诡辩论而闻名的思想家公孙龙;有善于“自荐”的毛遂……此外,“将相和”中的廉颇、蔺相如皆属邯郸;战国四大名将,邯郸占其二(李牧、廉颇);战国四公子之一的平原君赵胜亦是邯郸人。而且,邯郸还有两位太极宗师(杨露禅、武禹襄)、两大倾城美女(赵姬、罗敷)。值得一提的是,后者的影响力也不可小视。赵姬作为秦始皇的母亲而闻名,母以子贵,她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太后;罗敷为汉乐府《陌上桑》的女主角,其坚贞不二、冰清玉洁的品性感动着后世来者。而邯郸作为一座文化名城的另一个令人惊奇之处在于,和邯郸有关的成语多达3000余条,它也因此被称作“中国成语典故之都”;“胡服骑射”、“邯郸学步”、“完璧归赵”、“负荆请罪”、“黄粱美梦”、“毛遂自荐”、“纸上谈兵”、“围魏救赵”等等耳熟能详的成语典故皆出自邯郸。几乎每一个时代,邯郸都会有丰富的历史文化遗存,它包括新石器时期的磁山文化,春秋战国时期的赵文化,曹魏时期的建安文化,北齐时期的石窟文化,此外还有梦文化、磁州窑文化、广府太极文化、成语典故文化等,不同时间、地域、主题的文化交错呈现。根据《汉书.地理志》的说法,在邯郸的东城下,有一座山,名曰邯山。单,是尽的意思。邯山的尽头,即邯单。又因为作为城廓,城名需从邑,所以单字加邑(阝),遂有邯郸。它是中国唯一一个三千年没有改过名字的城市。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1123年(辽保大二年、北宋宣和四年、金朝天辅六年)金、宋以“海上之盟”联合攻打辽国。宋按约攻打燕京(今北京西南)及西京(今山西大同)地失败。金大胜,占领辽国大部。次年正月,时辽国平州守将、辽兴军节度副使张觉随平州路节度使时立爱以平州(含营、滦州)投降金。金封张觉为临海军节度使,平州知州。宋求燕京及西京地,在经过谈判和大量付款之后,金太祖归还了“燕云十六州”中的燕京、涿州、易州、檀州、顺州、景州、蓟州。平州虽然在长城之内,但因为在辽国别为一军,所以没有归还。金太祖改平州为南京,任命张觉为南京留守。五月,张觉认为降宋为上策。六月,和北宋燕山府宣抚使王安中联络,叛入北宋。七月,完颜闍母率二千骑讨张觉,先胜两仗,但在兔耳山被张觉以精兵万骑大败。十一月,完颜宗望奉金太宗命,接管完颜闍母的军队讨张觉。当时北宋遥改平州为泰宁军,以张觉为节度使。张觉远迎封赏时,被完颜宗望的间谍探知,举兵袭击,结果张觉回城时在城东被截击,大败不得归城,只能逃奔北宋燕山府。完颜宗望遂克平州,至燕山府向王安中索要张觉,王安中开始不肯,杀了一个长相相似的人搪塞。完颜宗望看出来不是张觉,发兵去攻。王安中不得已,只好杀张觉。金太宗天会三年(1125年)八月,完颜宗望以张觉事变为由奏请攻宋。十月,金国出兵伐宋。最终导致“靖康之难”。

元祐更化是以司马光为首的反变法派,在元祐年间(1086~1093)推翻王安石变法的事件。元丰八年(1085)春,宋神宗赵顼病死,其子赵煦(宋哲宗)即位,年仅十岁,其母宣仁太后以太皇太后的身份执政。元祐更化,发生在王安石变法十余年后,是北宋新旧党争全面爆发的一个转折点。1、元祐更化的背景元丰八年(1085年)二月,宋神宗病危,宰相王珪率宰执入见,请求立储,由皇太后同听政。神宗已说不出话,只是点头首肯。王珪他们所说的皇太后即指神宗的母亲英宗高皇后。高太后出身将门,曾祖是宋初大将高琼,外曾祖就是曹彬。他对熙丰新法一直持否定态度,但严格恪守宋朝的家法,并不出面干预。三月一日,高氏垂帘听政,宣布立神宗第六子赵煦为皇太子。高太后知道大位更迭在即,一方面命侍卫禁止神宗的兄弟雍王赵颢和曹王赵頵随意出入皇帝的寝殿,一方面暗地让人按十岁孩子的模样缝制一件黄袍。尽管赵颢和赵頵也是高太后所生,但她在皇位传递上显然主张父死子继,而不像太祖之母杜太后那样希望自己的儿子一个个都当皇帝。在神宗弥留之际,另一个宰相蔡确与职方员外郎邢恕密谋,准备拥立赵颢或赵頵,由邢恕去找高太后的侄子高公绘兄弟,高公绘一口拒绝:“你这不是陷害我们高家吗!”蔡确、邢恕见谋立不成,反咬高太后要立赵颢。五日,神宗去世,赵煦即位,年仅十岁,此即宋哲宗。高太后在哲宗即位典礼上向群臣特别表明自己的态度:“子继父业,其分当然!”在其后九年里,她以太皇太后的身份垂帘听政,顺利地完成了皇位的交接。神宗去世,司马光从洛阳进京奔丧。卫士见到他,都致敬行礼。老百姓在道路两旁欢迎他,高喊着:“无归洛阳,留相天子,活我百姓!”高太后派使者问他当务之急,他上了好几篇奏札,归纳起来,一是广纳谏言,一是废除新法。尤其对新法,他持全盘否定态度,认为变法派完全在“舍是取非,兴害除利”。不久,司马光以门下侍郎入朝,吕公著也以尚书左丞被召。这时,宰相是蔡确与韩缜,章惇知枢密院事,他们都是变法派。司马光执政以后的第一道札子就是《请更张新法》,他把新法比成毒药,认为必须全部废止。2、元祐更化的内容宣仁太后是前此宫廷中反对变法的后台,掌权后遂援引司马光、文彦博等保守派到政府中,各种反变法的力量聚集在一起。司马光打着“以母改子”的旗号,反对新法。他把变法的责任都推给王安石,攻击“王安石不达政体,专用私见,变乱旧章,误先帝任使”;接着全盘否定了新法,诬蔑新法“舍是取非,兴害除利”,“名为爱民,其实病民,名为益国,其实伤国”。新法大部废除,许多旧法,一一恢复。如差役法,知开封府蔡京依司马光的限令,在五天之内全部恢复,对社会的危害较熙宁以前还要严重。通过变法而积聚起来的钱财,也在反变法派执政的几年当中“非理耗散殆尽”。与此同时,还不遗余力地打击变法派。章惇曾对司马光恢复差役法的主张一一进行批驳,反变法派动员全部台谏力量,对章惇屡加击逐,直至被迫赋闲。列为王安石等人亲党的变法派官员,全被贬黜,其中蔡确写《车盖亭诗》,以为皆涉讥讪,贬死于新州。变法派人人怀自危,惶惶不安,吕惠卿在谪籍不敢喝口冷水,唯恐因此得病,而被反对派抓住把柄。对西夏,则继承了熙宁以前的妥协政策,把已收复的安疆、葭芦、浮图、米脂四寨割让给西夏,以偷安一时。这些倒行逆施,激起社会上广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司马光泛不满。头脑较为清醒的人们曾劝告司马光,要为年幼的宋哲宗设身处地,异日若有人教以“父子义”,唆使哲宗反对今天的“以母改子”,后果不堪设想。司马光说:“天若祚宗社,必无此事!”司马光及其后继者,无视小皇帝,因而愈益激起宋哲宗的不满。哲宗亲政后说,他在垂帘听政期间“只见臀背”,斥责反对派全不懂君臣之义。宣仁太后一死,复辟旧制的反变法派随之垮台,并受到倍加沉重的打击。

明成祖永乐元年(1403年),明朝派人至奴儿干地区招抚,次年各部归附,朝廷任命各首领为指挥同知等职,其后数年,明朝即以此为基础,逐渐在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成立了一百三十一个卫,永乐七年(1409年),在当地官员忽剌修奴的建议下,在黑龙江入海口一带成立都指挥使司以统辖各卫,以康旺为都指择同知,王肇舟为指挥佥事。奴儿干,亦称“耦儿干”、“努而哥”,或作“纳尔干”。据《黑龙江古代简史》载,清人称为尼噜罕(满语“国画”之意),表示这里山川如画,风景秀丽。奴儿干都司,是明朝在黑龙江下游设置的管辖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等地区的最高地方军政合一建制。明朝建立后,公元1375年(明洪武八年),在东北地区南部设置辽东都指挥司使。1395年(明洪武二十八年),明总兵官周兴等进军到脑温江(今嫩江)、忽刺温河(今呼兰河)和斡朵怜(今依兰县城西马大屯)一带,派官招抚,始建卫所制,设指挥使和千户。1409年(明永乐七年),明廷决定,升奴儿干卫为奴儿干都指挥使司,简称“奴儿干都司”,驻奴儿干城(今黑龙江下游黑龙江与亨滚河汇合处右岸的特林地方,即元朝征东元帅府的故地)。奴儿干都司为地方最高一级的军政合一建制,直隶于明朝中央政府。明廷经常派遣钦差大臣到奴儿干地区巡视。太监亦失哈从1411—1433年(明永乐九年至宣德八年)的22年中,曾10次前往视察,对都司、卫、所官员授予官职、印信,赏赐衣物钱钞。并在奴儿干都司的山顶上,修建了永宁寺,先后留有“敕建永宁寺记”和“宣德八年重建永宁寺记”两块石碑(现藏于俄罗斯海参崴博物馆)。

火耗归公又称耗羡归公,地方官征收钱税时,会以耗损为由,多徵钱银,更称为火耗或耗羡,但耗羡的范围大於火耗,耗羡还包含雀鼠耗等。徵纳运京的米谷,被雀鼠偷食损耗,称为雀鼠耗 。汉朝时,每缴粮食一石,加耗两斗,后汉隐帝时,雀鼠耗由纳粮一石加耗两斗增到四斗。雍正二年正式实施耗羡归公,最早在山西推行,二年七月,正式推广至全国,将明朝以降的“耗羡”附加税改为法定正税,并制度养廉银,用意在打击地方官吏的任意摊派行为。清雍正年间通过定火耗以增加各级地方官薪给的重要措施。清初承明旧制,官至极品俸银不过180两、禄米180斛,七品知县年俸仅45两。州县官员不能借以维持生活。于是有所谓“火耗”。火耗又称“耗羡”、“羡余”是正税之外无定例可循的附加税,也是默许州县官在收税时加征银两。雍正二年(1724)降旨实行耗羡归公,同时各省文职官员于俸银之外,增给养廉银。各省根据本省情况,每两地丁银明加火耗数分至1钱数分银不等。耗羡归公后,作为政府正常税收,统一征课,存留藩库,酌给本省文职官员养廉。这一改革措施集中了征税权力,减轻了人民的额外负担,增加了外官的薪给,对整顿吏治,减少贪污有积极作用。但州县官于额征火耗之外,又暗中加派,不能从根本上改善吏治

崖山海战,又称崖门战役、崖门之役、崖山之战、宋元崖门海战等,是1279年(南宋祥兴二年,元至元十六年)中国宋朝军队与蒙古军队在崖山(今广东新会南崖门镇)进行的大规模海战。也是古代中国少见的大海战。崖山海战战争背景:攻破临安元朝军队在襄樊之战大破宋军以后,直逼南宋首都临安(今浙江杭州),德祐二年(1276年)宋朝朝廷求和不成,于是5岁的小皇帝宋恭帝投降。宋度宗的杨淑妃由国舅杨亮节陪同,在谢道清密命摄行军中事的江万载父子所带殿前禁军的护卫下,带着自己的儿子即宋朝二王(益王赵昰、广王赵昺)出逃,在婺州(现浙江金华)与大臣陆秀夫,到温州后再与张世杰、陈宜中、文天祥等会合。接着进封赵昰为天下兵马大元帅,赵昺为副元帅。[3] 元军统帅伯颜继续对二王穷追不舍,于是二王只好逃到福州。不久,刚满7岁的赵昰登基做皇帝,是为宋端宗,改元“景炎”,尊生母、宋度宗的杨淑妃为杨太后,仍由老臣江万载秘密摄行军中事,统筹全局;公开则加封弟弟赵昺为卫王,张世杰为大将,陆秀夫为签书枢密院事,陈宜中为丞相,文天祥为少保、信国公并组织抗元工作。灭宋步伐赵昰做皇帝以后,元朝加紧灭宋步伐。宋端宗景炎二年(1277年),福州沦陷,宋端宗的南宋流亡小朝廷直奔泉州。张世杰要求借船,却遭到泉州市舶司、阿拉伯裔商人蒲寿庚拒绝,随即早有异心的蒲寿庚投降元朝。张世杰抢夺船只出海﹐南宋流亡朝廷只好去广东。宋端宗准备逃到雷州,不料遇到台风,帝舟倾覆,端宗差点溺死,被江万载救回,但宋军民的实际统帅江万载却因此被台风海浪卷走殉国,端宗也因此得惊悸之病。左丞相陈宜中建议带宋端宗到占城(今越南南部),并自己前往占城,但后来二王数次召其回来都不返;最后逃到暹罗(今泰国),最后死在那里(陈根本没去越南,而是到海陵岛躲了起来,宋亡后变成某支田姓的祖宗)。端宗因落水染病,不久死去,由弟弟7岁的卫王赵昺登基,年号祥兴。赵昺登基以后,左丞相陆秀夫和太傅(太子的老师)张世杰护卫著赵昺逃到崖山,在当地成立据点,准备继续抗元。不久﹐在现时广东和江西二省交界处抗元的文天祥得不到流亡朝廷的支援,被张弘范部将王惟义在海丰县的五坡岭生擒,在陆地的抗元势力覆灭。南宋流亡朝廷逃到海上,一场事关南宋流亡朝廷生死存亡的海战已是一触即发。崖门海战之后1天,即二月七日早晨,海上浮尸10万。陆秀夫的尸体被百姓找到,安葬起来;而小皇帝赵昺的尸体则为元军寻得,只见一眉清目秀的小儿身穿龙袍,头戴皇冠,身上还挂着一个玉玺。元兵将玉玺交给张弘范,张弘范确认这小儿是赵昺,派人寻回,然而赵昰的尸体已经下落不明。据说被百姓埋葬在了广东深圳赤湾村里,至今仍存。崖山海战后,宋室覆亡。元将张弘范命人在崖山岩壁上雕刻了“镇国大将军张弘范灭宋于此”十二个大字。然而张弘范并未得意多久,便在次年病死。百姓途径石刻皆掩面垂泪。1486年(明宪宗成化二十二年),御史徐瑁对奇石上十二字深恶痛绝,命人除去,欲改书“宋丞相陆秀夫死于此”九字。而陈白沙认为宋亡时死者十数万,不独陆秀夫,宜书“宋丞相陆秀夫负帝沉此石下”。因争辩不下,终未刻成。有传说,陈白沙到崖门凭吊时,在碑首加上一个“宋”字,成为“宋镇国大将军张弘范灭宋于此”。(此传不实,白沙先生知张弘范虽属汉人,但从未作宋将。)解放初,原凿字奇石被航道部门炸毁。1964年秋,新会县人委请田汉同志书写“宋少帝与丞相陆秀夫殉国于此”十三个行草大字,刻在近岸的奇石上。终于把这饶有纪念意义的碑石树起。

衣冠南渡是什么意思?衣冠南渡,亦作衣冠南度。语出唐史学家刘知几《史通》“邑里”篇。该文原仅指西晋末天下乱,中原士族相随南逃、中原文明或中原政权南迁。后衣冠南渡逐渐演化为熟典,代指缙绅﹑士大夫等避乱南方并落地生根的之事件。中国历史上有3次因动乱而发生的大规模人口南迁现象,分别是:西晋末晋元帝渡江,定都建康(今江苏南京);唐 "安史之乱"后,中原士庶避乱南徙;北宋末,宋高宗渡江,建都临安(今浙江杭州)。其中,史学界亦有只认可西晋末与北宋末这两次为“衣冠南渡”,但在文学应用上,三次都冠以“衣冠南渡”者比比皆是。一般认为,差不多从中华文明诞生一直到北宋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原地区都是经济的中心。伴随着战乱、政局动乱、人口、政权所作地的变迁等,中国历史上有3次大规模的文化、经济中心的转移,文学界一般皆描述为“衣冠南渡”,但史学界一般仅仅特指中原政权南移的永嘉南渡、建炎南渡为特指的“衣冠南渡”(历史研究者也有三者皆称的),通常在该词之前加前缀限定,如“晋衣冠南渡”、“宋衣冠南渡”,“永嘉衣冠南渡”、“建炎衣冠南渡”,等,以示区别。1、永嘉之乱,衣冠南渡这是中原政权和文明首次南迁,由西晋京师洛阳南渡至建康(今南京)。西晋晋怀帝、晋愍帝时期中原地区大规模战争不断,内徙的周边部族相继建立君主制政权,强大起来威胁到西晋政权,并最终酿成永嘉之祸,中央朝廷受到威胁,晋建武年间,晋元帝率中原汉族臣民从京师洛阳南渡,史称“永嘉之乱,衣冠南渡”,这是中原汉人第一次大规模南迁。后西晋渡江后,在建康(今南京)定都,史称东晋。中原汉族士族等臣民相随南逃,史称“永嘉之乱,衣冠南渡”,王导依赖南渡的北方士族,团结江东豪强,协助司马睿建立了东晋政权。晋统治者衣冠南渡后,中国历史进入南北朝时期。这是第一次比较重大的南移事件。2、安史之乱,衣冠南渡唐安禄山,史思明,起兵反对唐王朝,史称“安史之乱”,这次叛乱是唐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安史之乱自755年(唐玄宗天宝十四年)起,至762年(唐代宗宝应元年)结束,前后7七年之久。这次历史事件,是当时社会各种矛盾所促成的,对唐朝后期的影响尤其巨大。随后,北方的胡族攻入中原,唐朝进入战乱和藩镇割据时代,以及之后更为混乱的五代十国时期。这段时间,从安史之乱的“明皇幸蜀”到黄巢起义时的“僖宗幸蜀”,四川成为了唐王朝最后的回旋之所,也成为了人口迁移的另一个主要方向,之后朱温篡夺大唐正朔,另一只旁系的李氏子孙占据南方小部(即李煜的那个南唐,南唐李氏本姓却是徐),大量中原人口向南方迁移,南方地区与北方中原的差距开始缩小。有学者甚至认为,南北人口甚至已接近均衡。一般认为,中晚唐至五代十国的这次衣冠南渡,一定程度上造就了江南的经济和人文基础。3、靖康之难,衣冠南渡1126年(靖康元年)北方的金兵攻克宋都城汴京。1127年(靖康二年)三月,金军大肆搜掠后,立张邦昌为楚帝,驱掳徽、钦二帝和宗室等北返,北宋亡。史称“靖康之变”,或“靖康之难”、“靖康之祸”、“靖康之耻”。统治者衣冠南渡,在杭州建立南宋。中原汉族大量向南方迁移。之后蒙元又占领中原,中原地区破坏很严重。南方的江南地区作为南宋的统治中心区域取代中原成为了新的经济中心。此次南渡,发生在1127年(即赵构建炎元年、靖康二年),故也称建炎南渡。一般认为,经过这三次主要的大规模南移,经济中心最终从中原地区转移到了江南地区。

南书房,是康熙皇帝为加强皇权巩固满清统治而设置的宫廷御用机要秘书机构,又是他读书学习的书房,也是以他为首的清王朝笼络汉族士人的“木天储才之要地。”南书房设于康熙十六年(1677年),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撤销,是清代皇帝文学侍从值班的地方。康熙帝为了与翰林院词臣们研讨学问,吟诗作画,在乾清宫西南角特辟房舍以待,名南书房。在翰林等官员中,“择词臣才品兼优者”入值,称“南书房行走”。入值者主要陪伴皇帝赋诗撰文,写字作画,有时还秉承皇帝的意旨起草诏令,“撰述谕旨”。由于南书房“非崇班贵檩、上所亲信者不得入”,所以它完全是由皇帝严密控制的一个核心机要机构,随时承旨出诏行令,这使南书房“权势日崇”。南书房地位的提高,是康熙帝削弱议政王大臣会议权力,同时将外朝内阁的某些职能移归内廷,实施高度集权的重要步骤。康熙帝亲政以后,朝廷的权力一则受议政王大臣会议的限制,国家大事需经过王大臣会议,而这些满洲王公贵族地位较高,有时与皇帝意见发生矛盾,皇帝也不得不收回成命;二则内阁在名义上仍是国家最高政务机构,控制着外朝的权力,康熙帝为了把国家大权严密地控制在自己手中,决定以南书房为核心,逐步形成权力中心。雍正朝自军机处建立后,军机大事均归军机处办理,南书房官员不再参预机务,其地位有所下降。但由于入值者常能觐见皇帝,因此仍具有一定地位。南书房亦被长期保留,直至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撤销。

赤眉军的由来:赤眉军,中国古代著名的农民起义军之一。赤眉军于天凤5年(公元18年)在莒(今山东莒县)起事,首领为琅琊人樊崇,以泰山山区一带为根据地,与政府军对抗。几年之间发展到数万人,其中主要由农民组成,大多不识字,因此以口头传令为主。组织包括地位最高的三老、其次有从事、卒史等名称,大多延用汉朝乡官的名称。樊崇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开始百多人,活动在泰山、琅琊等地。他们人少势大,作战勇敢,不断攻掠官府,阻截道路,劫富济贫,严惩贪官污吏。相传:泰山郡守贪污无道,霸占农民良田,抢占民女,利用权势,随便杀害百姓,农民对其恨之入骨。樊崇带领农民起义军,趁夜间越墙而过,击败守卫官兵,捉住泰山郡守,当众杀死,没收全部财产分给农民。民众积极拥护,一致称快,起义军的威望大增。这时,海曲农民起义军领袖吕母已死,她手下一万多人都归附了樊崇。同时,樊崇同乡逢安、东海郡临沂人徐宣、谢禄、杨音等也率领几万起义军,投奔了樊崇。从此,樊崇的起义军声势越来越大,屡败官军。这支农民军在同官军作战中,为便于识别自家的队伍,以朱涂眉,因而号称“赤眉军”。随著赤眉军的发展,在地皇3年(22年)王莽派出王匡、廉丹率约十万军队进攻赤眉军,惨遭挫败,赤眉军发展到十万人以上,势力扩及青州、徐州、兖州、豫州各地。23年,更始皇帝刘玄已即位并攻入长安,赤眉军先是愿意降于更始,但双方随即再度开战,25年赤眉军兵分两路,由樊崇和徐宣分别率领,进攻关中,并拥立汉宗室刘盆子为帝,徐宣任丞相,樊崇因为识字,任御史大夫。同时更始军内部产生内争,将领王匡投奔赤眉军,随即赤眉军攻入长安,杀死刘玄。赤眉军入长安时,当地残破不堪,赤眉军只能四处找寻粮食,遇大雪损失惨重,随后被刘秀派将领邓禹击败,赤眉军遂决定离开关中,27年在崤(今河南洛宁)和宜阳再被刘秀军打败,樊崇投降,最后被杀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