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除汉族外还有55个少数民族。他们虽有不同的语言、文字,有不同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但是他们大多数都以春节作为本民族的重大节日来欢庆。以下就来说说某些少数民族的春节风俗,他们是如何庆祝的呢,有什么样的活动?1、白族的春节风俗 活动:“放高升”内容: 云南白族同胞过年时,有一种叫“放高升”的庆祝活动。所谓“放高升”就是用整棵的大竹子,在竹节里装上火药,点燃以后可以把整个大竹子崩上天空百十丈,成为名副其实的“高升”。有的地区的白族同胞与苗、壮族一样,从春节到元宵节,男女青年都进行“抛绣球”活动。凡接不住绣球的,要赠给对方纪念品,多次失球而又赎不回纪念品的人,就是表示接受对方的爱情了。2、布依族的春节风俗 活动:姑娘抢挑第一担水 内容:居住在中国西南边疆的布依族,每年除夕晚上,都通宵达旦地守岁。天一亮,姑娘们争着到屋外去挑水,谁先挑回第一担水,谁就是最勤劳的姑娘。而那里的景颇族人民喜欢在春节前举行打靶活动,姑娘们是这项活动的组织者和裁判员。她们把绣好的荷包用线吊在竹杆上,在树尖中左右摇摆,请小伙子射击。谁先射落荷包,姑娘们就把酒作为奖品送给谁。荷包里一般装有一枚硬币,几粒谷子和几颗装饰用的珠子,作为幸福的象征。3、 高山族的春节风俗 活动:“围炉” 内容:居住在中国台湾省的高山族,他们在过春节时则是另一番情趣。除夕晚上,一家老少围坐在放有火锅的圆桌上聚餐,叫做“围炉”。平常滴酒不沾的妇女,也要象征性地喝一口酒,以示吉利。“围炉”时吃的蔬菜不用刀切,洗净后带根煮熟,表示祝愿父母长寿。如果家里有人外出,也要空出一个席位,把这个人的衣服放在空位上,表示全家人对他的思念。4、撒拉族(撒尼族)的春节风俗活动:食汤圆 内容:除夕,撒尼语叫“思搓期”。除夕之夜供祖,吃年饭,是很肃穆的。午后,家家门前插上绿树枝,枝上挂一顶草帽。这是无言的告示:请勿入内!不许谈话!就连家中的人也是不可以高声言谈的。撒尼语中有一个有趣的现象:“汤圆”和“过新年”是同一个词,叫“阔期玛”。因为过新年必食汤圆。从正月初一起的半个月内,人们纵情欢乐。初一晚上举行篝火晚会,民歌对唱、三弦胡独奏,古朴抒情。嘭嘭咚咚的大三弦高亢激昂,人们伴随音乐载歌载舞。初二祭山神,初四送火星为的是驱逐灾害,显示人的力量。每年春节初二日午后,农民要把牛牵出来,绕着寨心走几圈,在它的额上戴红布扎的花朵,表示对它一年贡献的敬意。还喂它米饭和肥猪肉,表示对自己亲密伙伴的慰劳。撒尼人从除夕至初五,都有祭祀祖先的活动。从他们对祖先的敬仰和怀念,可以发现这个民族的凝聚力和传统道德中美好的东西。 5、达斡尔族的春节风俗活动:年年高 内容:北方的达斡尔族有拜年的习惯,春节时,人们穿上节日盛装,逐家走访,互相祝贺。每家都备有蒸糕,拜年者一进门,主人就用蒸糕款待。“糕”在汉语中与“高”谐音,以糕款待,表示互相在新的一年中,生活水平进一步提高。节日期间,达斡尔族还举行歌舞、体育活动,一直持续半个月。 哈尼族的春节风俗 ,活动:荡秋千内容: 春节前几天,哈尼族居住的村寨就已经热闹起来,妇女们都忙着舂粑粑。粑粑是用糯米做的饼子。而小伙子们则忙着上山砍竹子,准备立秋千。那里的秋千有十几公尺高,哈尼族不管男女老少都很爱荡秋千。节日里,大家都穿着自己最喜爱的衣服去荡秋千,处处呈现出热闹、和睦的节日景象。6、满族的春节风俗活动: 挂旗过年内容: 满族分“红、黄、蓝、白”四旗人。春节时,红旗人在门上贴红挂旗,黄旗人在门上贴黄挂旗,蓝旗人在门上贴蓝挂旗,白旗人在门上贴白挂旗。这些挂旗图案优美,色彩鲜艳,象征着一年的吉祥开端。节日期间,男孩成帮结伙地放鞭炮,或乘坐自制的各式各样的木爬犁,在山岗上、冰面上嗖嗖飞驰。少女和年轻的媳妇们穿着新做的花衣服,三五成群,分家合伙地玩嘎拉哈(猪或牛的膝关节骨)。从初一到初五的晚上,人们还自愿组织起来扭秧歌拜年,阵容较强的秧歌队,不仅在本村扭,还到外村去扭。围观的群众常常乐得前仰后合,忘记了疲劳和寒冷。甚至还有热心的观众—直尾随着秧歌队走乡串户,直到天明才归。 7、傣族的春节风俗活动: 掷糠包内容: 傣族青年男女喜爱甩糠包的游戏,春节期间,小伙子和姑娘们互相投掷糠包,看谁投得准,看谁接得着。玩到一定的时候,姑娘们就悄悄抢走小伙子身上佩的腰刀、包头布或拴着的马,跑回家去。假如小伙子有情就追随而来。父母见到女儿拿着头布、牵着骏马回来,便设宴款待。另外,每年4月13日是傣历新年,也是傣族人民的最隆重的节日——泼水节,他们把泼水看成是驱邪除污,吉祥如意的象征,也把这一天视为最美好,最吉祥的日子。 8、蒙古族的春节风俗活动: 酒肉不尽内容: 北方的蒙古族过春节却是另一番景象,节前家家户户都备下了当年生长的公羊和各种奶制品以及几坛美酒。除夕之夜,人们穿上漂亮的蒙古袍,全家席地坐在蒙古包中央,迎接新的一年的到来。午夜开始饮酒进餐,按常规要多吃多喝,酒肉剩得越多越好,这样象征着新的一年酒肉不尽,吃喝不愁。初一早晨,身穿各式服装的男女,跨上骏马,三五成群奔向“浩特”(村镇),挨个地串蒙古包。串包时,先要给长辈叩头祝愿,接着主人家的女婿为前来串包的客人敬酒,人们边歌边舞。 9、侗族的春节风俗活动: 芦笙会 内容:贵州、湖南一带的侗族同胞,春节期间盛行一种“打侗年”(又叫芦笙会)的群众活动。这种活动类似汉族的“团拜”,只不过比“团拜”显得更加欢乐、热烈。这种活动一般是由两个村庄共同商定举办的。两队在广场上正式举行芦笙歌舞比赛。这时两个村庄的观众,伴随着乐曲,翩翩起舞,尽情地欢乐。 10、彝族的春节风俗活动: 跳虎内容: 在云南省双柏县小麦地冲的彝族人过年时有着“跳虎节”的特殊风俗,正月初八,全村成年男子集于村后土地庙遗址,杀鸡献“咪司”(“咪”意土,“司”意主人,迷司即为土主神之意),随后由本村“毕摩”祭土主请虎神。8位村民化装成老虎翩翩起舞,“老虎们”两耳高耸,尾巴粗壮,浑身虎纹,额上绘一汉字“王”,颈上挂一个大铜铃,威风凛凛。“毕摩”念罢祭辞请虎神后,虎王率众老虎入村。整个跳虎节期内,全村上下男女老幼都沉浸在迎虎、送虎、观虎跳跃和驱赶邪恶鬼怪的一派欢乐气氛中,当地老百姓都深信只有通过一年一度的传统跳虎、敬祭虎神和祈愿老祖宗的保佑后,全体村民才能五谷丰登,人丁兴旺,一年比一年更美满幸福。 11、壮族的春节风俗活动:迎英雄内容:居住在中国南方的壮族,称春节为“新年节”。这一天,人们出门无论遇到谁都要相互祝贺,认为这样一年才能吉祥。在壮族民间还有过晚年的习惯,壮族称做“吃立节”。“吃立节”是在这个月的30号,相传在100多年前,壮族的一支农民武装在抗击外来侵略者后凯旋归来,这时春节已过,壮族群众为了欢迎他们,就在这个月的30号为他们重过春节。

客家山歌是客家人的口头文学,它富有客家人的语言特色,形成民歌中的独立一支。客家人由于所处环境的关系,终日作业于田野山岭之间,并且男女俱出,没有“男子事于外,女子事于内”的严格差别。客家人的性格,大都简朴耐劳,很少慵惰浮夸之态,保存着古代中原人的风气。这些都颇和客家山歌的产生有点关系。任何一种艺术都有其社会背景和历史源流。山歌之所以风行于客家地区,大约有下列四种原因: 第一,客家多分布于华东南各省山区地带,日常生活与“山”发生关系,而且客家风俗是妇女与男子同样担任着山间的各种操作,在长期的山间共同工作中,男女互相倾诉衷曲是预料中事,而山歌是有音韵的言词,比一般语言更能表达情意。 第二,客家因居住在山区地带,工作较为辛劳,一旦走到山上或原野谷中,不免感到心花怒放,而欲唱几首歌来发泄自己的感情。 第三,旧时客家因没有其他较为完备而普遍的民俗娱乐,平时抑制的情感不能获得适当的宣泄,而唱山歌正是一种大众化的娱乐,所以一般男女对它都有共同的喜爱。 第四,在客家社会里,旧礼教束缚很严,平常在家庭中或乡村里,男女之间保持严格的界限,除了夫妇关系,男女间的社交活动是非常稀少的。即使是夫妇之间,也很少有轻松的生活节目。由于在家里拘束过严,所以到了山间就好像精神得到了解放,所以会自然地唱起山歌来。 就客家山歌的内容和性质来说,大致可分为下列三种:一是属于自我陶醉或自我发泄的,唱时未必有对象,有时可以单独一人随口哼几句来调剂枯燥的心情。二是属于男女间调情的山歌,这是客家山歌的最主要部分。三是属于戏谑性的歌谣,即男女之一方以戏谑态度先向对方唱一首山歌,对方如有反应则互相以山歌调闹讥讽对方,如无反应,可知她(他)是一个老实可欺或不会唱山歌的人,那就更可以放任起来了。 属于自我陶醉的山歌: 食烟爱食两三筒,连妹爱连两三宗, 第一就要言语好,又要人才盖广东。 放下担子坐茶亭,敢唱山歌怕乜人。 阿歌好比诸葛亮,唔怕曹操百万兵。 属于戏谑性的山歌: 一阵雨来一阵风,看你衰鬼怕老公, 肚里心事唔敢讲,蛟子咬哩(了)唔敢动。 摘茶阿妹真可怜,背囊拗得像梨圆, 茶头绕到茶尾转,几多辛苦做无钱。 衰鬼唔使紧嫌,你个命水还个歪。 一日三餐食唔饱,一年四季着草鞋。 属于情歌: 入山看见藤缠树,出山看见树缠藤, 藤生树死缠到死,树生藤死死也缠。 揽树开花花揽花,阿哥揽上妹揽下, 牵起衫尾等郎揽,等郎一揽再回家。 新买扇子七寸长,一心买来送情郎, 嘱咐情郎莫跌撇,两人睡目好泼凉。 河边杨柳嫩娇娇,拿起桨板等东潮, 阿哥摇船妹泼水,船浮水面任哥摇。客家山歌是客家民歌中影响最大也最为重要的一种,它用客家方言吟唱,上承《诗经》的传统风格,继受唐诗律绝及后世竹枝词的重大影响,同时又吸取了南方各地民歌的优秀成分,自成体系,风格卓特。从题材内容看,包括了劳动歌、劝世歌、行业歌、耍歌、时政歌、仪式歌、情歌、生活歌、儿歌和猜调、小调、竹板歌等等。曲调丰富,主要有号子山歌和正板山歌、四句八节山歌、快板山歌、叠板山歌、五句板山歌等,旋律非常优美。各种歌词的结构大体相同,每首4句,每句7字,逢一、二、四句多押平声韵;善用比兴手法,尤以双关见长,语言生动通俗,押韵上口。 中国民歌体裁中山歌类的一种,被称为有《诗经》遗风的天籁之音,自唐代始,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用客家方言演唱,故称“客家山歌”。客家山歌的内容广泛,语言朴素生动。歌词善用比兴,韵脚齐整。歌词句式为7字4句,每句为“2、2、3”的组合。词曲不固定,一般都是即兴编唱。可以一曲多词,反复演唱。客家山歌主要流行于广东的梅州、河源、惠州、深圳(龙岗、盐田),福建西部的上杭、宁化、清流、永定,广西的贺州、博白、陆川,江西南部的兴国、瑞金、永新等地,以及台湾北部的桃园、新竹、苗栗等客家人聚居的地方。 客家山歌,被称为有《诗经》遗风的天籁之音,自唐代始,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它主要流传于梅州、河源、惠州、赣州、龙岩、韶关各县以及深圳的盐田、龙岗、石岩、观澜,漳州、湛江廉江、茂名电白、汕头潮阳、潮南、汕尾陆河、陆丰,揭阳揭西,潮州饶平,广西的贺州、博白、陆川,海南儋州南丰,湖南炎陵、浏阳和台湾的苗栗、新竹、桃园等地及国内外客家人聚居地。经过不断发展,客家山歌吸引了世人的目光。2006年5月20日,梅州客家山歌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它继承了《诗经》中的传统风格,受到唐诗律绝和竹枝词的重大影响,同时又吸取了南方各地民歌的优秀成分,千百年来,广泛流传,久唱不衰。 客家山歌有劳动歌、劝世歌、行业歌、耍歌、逞歌、虚玄歌、拉翻歌、谜语歌和猜调、小调、竹板歌等。 各种歌词结构大致相同,每首四句,每句七字,逢一、二、四句多押平声韵。 它曲调丰富,大致有号子山歌、正板山歌、四句八节山歌、快板山歌、叠板山歌、五句板山歌等。 客家山歌是客家人的口头文学,它富有客家人的语言特色,形成民歌中的独立一支。客家人由于所处环境的关系,终日作业于田野山岭之间,并且男女俱出,没有“男子事于外,女子事于内”的严格差别。客家人的性格,大都简朴耐劳,很少慵惰浮夸之态,保存着古代中原人的风气。这些都颇和客家山歌的产生有点关系。任何一种艺术都有其社会背景和历史源流。山歌之所以风行于客家地区,大约有下列四种原因: 第一,客家多分布于华东南各省山区地带,日常生活与“山”发生关系,而且客家风俗是妇女与男子同样担任着山间的各种操作,在长期的山间共同工作中,男女互相倾诉衷曲是预料中事,而山歌是有音韵的言词,比一般语言更能表达情意。 第二,客家因居住在山区地带,工作较为辛劳,一旦走到山上或原野谷中,不免感到心花怒放,而欲唱几首歌来发泄自己的感情。 第三,旧时客家因没有其他较为完备而普遍的民俗娱乐,平时抑制的情感不能获得适当的宣泄,而唱山歌正是一种大众化的娱乐,所以一般男女对它都有共同的喜爱。 第四,在客家社会里,旧礼教束缚很严,平常在家庭中或乡村里,男女之间保持严格的界限,除了夫妇关系,男女间的社交活动是非常稀少的。即使是夫妇之间,也很少有轻松的生活节目。由于在家里拘束过严,所以到了山间就好像精神得到了解放,所以会自然地唱起山歌来。 河源客家山歌会 河源客家山歌会 就客家山歌的内容和性质来说,大致可分为下列三种:一是属于自我陶醉或自我发泄的,唱时未必有对象,有时可以单独一人随口哼几句来调剂枯燥的心情。二是属于男女间调情的山歌,这是客家山歌的最主要部分。三是属于戏谑性的歌谣,即男女之一方以戏谑态度先向对方唱一首山歌,对方如有反应则互相以山歌调闹讥讽对方,如无反应,可知她(他)是一个老实可欺或不会唱山歌的人,那就更可以放任起来了。属于自我陶醉的山歌: 食烟爱食两三筒,连妹爱连两三宗, 第一就要言语好,又要人才盖广东。 放下担子坐茶亭,敢唱山歌怕乜人。 阿歌好比诸葛亮,唔怕曹操百万兵。 属于戏谑性的山歌: 一阵雨来一阵风,看你衰鬼怕老公, 肚里心事唔敢讲,蛟子咬哩(了)唔敢动。 摘茶阿妹真可怜,背囊拗得像梨圆, 茶头绕到茶尾转,几多辛苦做无钱。 衰鬼唔使紧嫌,你个命水还个歪。 一日三餐食唔饱,一年四季着草鞋。 属于情歌: 入山看见藤缠树,出山看见树缠藤, 藤生树死缠到死,树生藤死死也缠。 揽树开花花揽花,阿哥揽上妹揽下, 牵起衫尾等郎揽,等郎一揽再回家。 新买扇子七寸长,一心买来送情郎, 嘱咐情郎莫跌撇,两人睡目好泼凉。 河边杨柳嫩娇娇,拿起桨板等东潮, 阿哥摇船妹泼水,船浮水面任哥摇。 客家山歌有较强的艺术想象力。如:“新打戒指九连环,一个连环交九年;九九还归八十一,还爱相交十九年。”客家山歌中万事万物都是有感情、有生命的,戒指本来是没有感情的饰物,但它一般又多作“定情信物”,因此,歌中的戒指便成了爱情的见证,表现了男女同结百年之好的炽热恋情;“见妹挑担百二三,阿哥心头着一惊;心想同你分多少,又见人多唔敢声。”歌中叙述了客家妹子勤劳能干,长途能挑担一百二三十斤,使男的为之吃惊心疼的同时,细致刻画了男青年对情人既关心又怕羞的复杂心情,抒情叙事,浑然一体。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江西兴国等革命根据地群众,用客家山歌编唱新词,歌颂革命,如《鸡心岭上金灿灿》等传唱各地,人们称为“兴国山歌”。20世纪40年代来,广东梅州地区的文工团,创作了《花轿临门》、《回心转意》等剧本,配以客家山歌的曲调,有唱有说,从而发展成为客家地区的方言剧种。著名作曲家徐沛东认为,客家山歌流传了千百年,保留了很多古语的成分,具有很高的鉴赏价值。作为一种艺术形式,也应该与时俱进,要在原来山歌的基础上有所创新,用今天的眼光和时代的特征来审视山歌,以此为灵感,把客家风情融入到歌曲的创作中去。 著名作曲家陈小奇指出,客家山歌由于语言的局限性,限制了它在全国的传播。但它的旋律在全国却是首屈一指,在编配上可以有较大的变化,结构也只有四五句,所以有更大的发展空间。他表示,客家音乐的创作素材非常丰富,艺术界对此开掘得还不够充分。 著名词作家阎肃认为,客家山歌极具艺术开发的潜力和价值。他说:“客家山歌的即兴演唱和含蓄的意境、多达100多种的曲调触动了大家的灵感。我们将运用客家山歌的音乐旋律,创作出一批兼具时代感和客家风味的新山歌,将客家山歌发扬光大。” 专家们认为,当前要振兴和繁荣客家山歌文化,应当走双管齐下的路子:既要整理和保存原腔原板的山歌资料,又要鼓励创作具有时代气息的新山歌。把传统和时代的东西糅在一起,使传统山歌焕发出时代的艺术魅力,从而带动和推进地方经济的发展。 梅州客家山歌的代表作品 抒情山歌中,还有许多是咏叹各种苦情、各种离情以及悔叹、愤世、颂世等道情山歌,如:《神昏气散去逻田》、《撑船真系苦啾啾》、《手拿担干心就惊》、《做人婢女真苦情》、《做人媳妇真艰难》、《等得郎大妹老哩》、《守寡妹子难过日》、《劝郎奠过番》、《十送郎》、《十望夫》、《久久唔敢乱探花》、《发誓唔入赌博场》、《食到鸦片被人恼》、《孝顺爷娘靠生前》、《点火来烧百中经》、《钱财了撇正知差》、《禁烟局里有烟卖》、《衙门八字开》、《样般天下唔公平》等。叙述爱情故事的《亲歌得病妹着惊》、《春风吹开并蒂莲》,歌颂英雄模范人物的《万古流香》、《军长买鸡》、《高山飞出金凤凰》,本地民间故事改编的《廖昆玉》、《才子宋湘》、《鸳鸯鸟》、《李文固亲嘴》等。1、叙事山歌 叙事山歌有情节、人物、故事,一般篇幅较长,有的是传本。叙事山歌题材广泛,有反映历史事件的《长毛歌》,叙述爱情故事的《亲歌得病妹着惊》、《春风吹开并蒂莲》,歌颂英雄模范人物的《万古流香》、《军长买鸡》、《高山飞出金凤凰》,本地民间故事改编的《廖昆玉》、《才子宋湘》、《鸳鸯鸟》、《李文固亲嘴》等。 2、习俗山歌 梅州客家山歌中,有以当地风俗、习惯、地理、物产为题材的各种习俗山歌:劳动歌、请神歌、择畜歌、时令歌、节景歌、嫁娶歌、祝贺歌、丧葬歌、祭典歌、酒宴歌、水路歌、地名歌、耕牛歌、名产歌、食物歌、中药名歌等。 3、尾驳尾 “尾驳尾”是梅州客家山歌的一种独特形式。一般以上一首的尾句,作下一首的首句,既接意又接韵。也可以变化,首句或只接唱三个字作为一句,或接意变韵,或接韵变意,由歌手灵活掌握。“尾驳尾”必是多首山歌,为对歌时普遍采用。如: 男:约涯唱歌侄就来,放开喉咙打呵嗨,等涯小生先带板,阿妹旦角好登台。 女:阿妹旦角好登台,无奈妹子无口才,昨晡食哩油炒饭,声麻声失唱唔来。 男:唱唔来,端凳上棚唔使梯,你个头弦唔起板,叫涯笛子样般吹? 女:叫你笛子样般吹,茶油煮菜肥唔来。你个山歌松口出,涯个山歌肚里来。 男:你个山歌肚里装,绸衫唔着沤笼箱,老酒唔食沤成醋,山歌唔唱会走腔。 女:你唔走腔侄也知,涯今就来请教你,神机妙算诸葛亮,江山样般输撇哩? 4、逞歌 “逞歌”的特点在于“逞”,在于炫耀、卖弄。“逞歌”在两人或多人之间进行通过“逞”,抬高自己,压倒对方,为擂台斗歌和舞台表演经常采用。如: 你莫自称山歌王,涯个山歌比你强,三斤姜麻泡碗水,未曾尝到伢辣汤。 你话你个山歌靓,涯今看你无么成,你就好比麻竹簕筋,样般斗得钹刀赢? 钹刀咁利涯唔愁,涯系江心大石头,见过几多漂江水,撞过几多新船头。 你唔愁来涯唔愁,笠嫲穿顶涯出头,铁船专斗大风浪,钢刀专斩硬骨头。5、虚玄歌 “虚玄歌”又叫“调虚玄”。一般以五句为一首,可自唱,也可对唱,多采用“尾驳尾”形式。它与其他山歌不同之处在于“虚玄”:歌词内容是虚构的、不可能发生的、虚无玄渺的荒唐事,是一种充满趣味性的娱乐歌,原本是木偶剧中丑角的唱腔,后发展为一种山歌演唱形式。如: 涯个虚玄过新鲜,肚大到今成十年,昨晡养个昂呀仔,今朝走去买黄烟,晓同老板讲价钱。 你个虚玄唔算玄,更加虚玄一文钱,上圩买条乳猪仔,今朝畜到牛牯般,又畀鹞婆叼上天。 涯个虚言真虚玄,昨哺涯眠在半天,扯过白云准被盖,又软又烧极自然,真正赢过湖丝棉。 涯个虚玄过虚玄,涯上月宫去耕田,嫦娥跳舞来迎接,吴刚端茶又敬烟,喊涯共佢结同年。 猜问山歌 “猜问山歌”又名“猜调”,是一种专门猜谜的游戏歌,在两人或两组人之间进行,一方问,一方答,由木偶剧丑角唱腔发展而来。有的一首一猜,有的一首两猜、四猜。如: 乜个生来背虾虾?乜个生来一大车?乜个生来皮伸骨溜皱?乜个生来皮皱骨伸车? 芎蕉生来背虾虾,葡萄生来一大车,桃子生来皮伸骨溜皱,荔枝生来皮皱骨伸车。 乜个东西像条街?街上行人闹猜猜,落雨时节有点水,天旱时节水浸街。 水车长长像条街,龙骨转动闹猜猜,落雨晤用有点水,天旱时节水浸街。 6、拆字山歌 “拆字山歌”是以拆唱汉字为内容的山歌,以拆得“切字切意”为佳。符合所拆字的字体结构又形象生动为“切字”;符合所拆字的字义、内容又好为“切意”。拆字方法有组装法、加笔法、象形法、猜问法(字谜)等多种;有一首一拆,一句一拆,二句一拆。拆字山歌可现场取字,即拆即唱,打情打景,出口成歌,原多为乞丐、僧尼、艺人所用。现在,擂台斗歌、舞台表演、即席唱酬中也常见。如: 和字写来口加禾,讲唱山歌要人和,家和就能万事兴,国和就多盛世歌。 一字写来一条龙,单人独马赵子龙,二字写来隔条河,一文一武在朝中。 乜字写来两人力大打穿天?乜字写来一女来耕半丘田?乜字写来我王头上加两点?乜字写来千里连土土连天?四个字眼拆断圈。 夫字写来两人力大打穿天,妻字写来一女来耕半丘田,羲字写来我王头上加两点,重字写来千里连土土连天,夫妻义重好团圆。7、叠字山歌 “叠字山歌”是以叠字为主要修词手法,反复重叠一字一词,句句有叠,一句几叠,贯穿全篇。也有叠句的,类似戏曲的叠板唱段,结构仍是四句七字体。如: 老衫老被沤老屋,老箱老柜放老谷,老茶老酒叙老情,老夫老妻享老福。 新打镰刀紧磨紧利紧擦紧发光, 老妹紧大紧会劳动生产会写会算会弹会唱样样工作都在行, 老妹千祈唔好嫁畀十字街头游游亍亍好食懒做花花假假骗骗哒哒郎当古, 老妹干祈要嫁深山壁背角里烧灰打炭战天斗地勤勤俭俭会划会算老老实实乌乌赤赤背囊上晒起松光节水涿下去都会弹走个劳动郎! 8、拉翻歌 “拉翻歌”又叫“挪翻歌”,是故意把事情弄颠倒、故意讲反话的颠倒歌。如: 拉翻歌来拉翻歌,拉翻兜凳拉翻坐,赶鸭上山吃树叶,赶羊下水觅田螺。 今个年头确系奇,柭子树上打黄梨,草蜢来同鸡打斗,老鼠敢梆猫公须。 涯今唱条拉翻歌,石磨把风吹落河,古井肚里下鸟薮,竹头尾上钓罢哥。 今个年头古怪多,哑子出来唱山歌,瞎子看到唔转眼,聋子听到笑呵呵。

匈奴是古代一个特厉害的民族,汉代初年在中原以北逐渐强大起来并驰骋四处,作为一个凶猛的游牧民族四处侵略广大中原并且对当时的西汉带来了很大的威胁。匈奴这个民族喜欢骑马,不论是出行还是征战沙场,马都是他们交通工具的首选。匈奴人身材粗壮但是个子又很矮,头大脸圆颧骨很高,留着大胡子,很多人都罗圈腿,我想罗圈腿的原因大概就是他们长期骑马造成的吧。匈奴还是一个好战而又凶悍的民族,特别是冒顿单于继位之后更是加大了对外的扩张,冒顿单于是一个凶残的人,他训练了一支忠于自己的部队,谋划政变,射杀头曼单于以及母亲弟弟并自立单于,虽然他凶残冷血,但在冒顿单于统治的时候匈奴国快速发展形势大好,繁荣而又昌盛。在他当政期间吞并了许多其他部落,并大力侵犯汉统治地区,对西汉王朝的统治造成很大的影响。匈奴作战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就是喜欢掠夺人和牲畜,所以它还是一个典型的多民主融合的民族。匈奴民族在军事方面有着充足完备的军事装备,以盔甲来武装自己,组成纵横天下的匈奴骑兵,他们以狩猎和畜牧来满足经济发展,饮食方面以肉、乳制品为主,生活的地点随着季节的变化逐渐转移。但是现在已经没有匈奴民族了,繁荣过后逐渐被历史的车轮碾过,匈奴后裔在成为中国居民后逐渐改名换姓,与中华大地的人们融为一体。1、匈奴和突厥的关系匈奴、突厥是在亚欧大陆上先后兴起的两个强大的民族。匈奴是夏朝遗留下来的群族,它繁盛于两汉时期,经过长期征战发展,匈奴这个民族最后分成南、北匈奴两部分。北匈奴受到了汉朝和南匈奴的猛烈攻击,被追击到西部最后逐渐消失,而留在漠北的北匈奴在五胡乱华时逐渐发展,经过一系列的发展残杀也逐渐消失。原始突厥人是匈奴的别种,突厥民族是在突厥帝国建立以后才建立的,突厥在隋唐时期逐渐发展起来,经过长期的发展融合最终也分成了两个部分,其中的一部分逐渐向西迁移最终建立起土耳其,剩下的另一部分与其他民族逐渐融合。历史上的匈奴和突厥有着些许相同,两个种族的领土都是横贯亚欧大陆,他们从东部的边界打开中国领土,在西部的边界和波斯语民族常年交战,然而突厥人似乎在这方面表现的更为直接。匈奴人是和波斯语民族进行战争而突厥则是直接抢夺他们的城市。匈奴和突厥是一个国家的两个不同的朝代,就相当于古代中国的不同时期。匈奴人身材健壮,头大脸大,满脸胡须,长相甚是凶悍;而突厥人身材高大,脸型又细又长,气质儒雅,完全称得上是美男子。现如今,匈奴和突厥都属于中国,他们同汉族以及其他少数民族共同组成了博大而又富饶的中华民族,并且不断发展,共同繁荣!2、匈奴入侵欧洲匈奴人喜欢骑马打仗,所以会不停的向外扩张。汉初高祖被匈奴王打败,之后以兄弟联盟议和,汉朝向匈奴屈服。而此时的匈奴王把领土范围扩大到了最大,征服了他周边的许多国家。至汉武帝时期,汉朝终于厉兵秣马,多次痛宰匈奴,外交上联合其他被侵略的国家,一起打跨了匈奴势力。匈奴被汉朝打的溃不成军,公元一百多年,开始了大迁移。匈奴被瓦解后分裂成了南北匈奴。北匈奴向西迁移,大量的远走中亚。公元三百多年,匈奴西迁至欧洲,开始入侵欧洲。匈奴王先是摧毁欧洲强国阿兰,在顿河沿岸大败阿兰军队。匈奴王取得了阿兰国的领土和财宝。他的侵略让整个欧洲都害怕。匈奴王继续向西,遭遇日耳曼部落联盟,东西哥特国家。匈奴军队先是用他们的特长射箭打败了东哥特,然后又用计袭击了西哥特,随后日耳曼部落逃王罗马帝国。匈奴人在匈牙利平原定居下来。这期间欧洲最大的势力就剩下罗马帝国了。在匈奴停留在匈牙利期间,日耳曼部落残余势力却与罗马帝国进行了厮杀。在罗马境内,日耳曼人建立了自己的政权。他们之间的斗争一直持续到公元四百多年,匈奴新的首领诞生,开始了与罗马帝国的战争。本来强大的罗马帝国被由匈奴驱赶而来的日耳曼族打败,直接导致了罗马帝国的分裂。罗马帝国逐渐衰落,此时匈奴王再次开始西征。东西罗马帝国被匈奴国打败,不得已向匈奴进贡黄金税币。3、匈奴是白种人吗关于匈奴的人种问题各界一直都争论不休,因为这个名为匈奴的民族并没有文字存留,所以历史上关于他们的信息都是由其他民族提供的,这就缺乏一定的考证,在准确性上也有点问题。因为如此,有关匈奴人兴起的问题,有一些还是难以言明。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匈奴是蒙古利亚种人,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黄种人。所使用的语言也是我们并不熟悉的阿尔泰语。在我国的古代一直有这样一种说法流行着,他们认为匈奴属于苗人后裔,最早提出这种说法的人是司马迁,他在他的著作中写道,匈奴的先祖是夏后氏族。后来的班固也在书中提到了这个观点,但是根据各路科学调查发现,这种说法是没有丝毫根据的。也就是不正确的。历史上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匈奴是伊朗人种或是高加索人种,学者们认为这也是错误的。虽然汉代书籍中并无记载匈奴的身形和外貌,可我们还是能得知生活在蒙古草原上的匈奴族并没有所谓的眼窝深陷,鼻梁高挺,毛发浓密即白种人的特点。在当今陕西西安市内的汉代霍去病墓旁边,留有一个拿着弓箭的匈奴人仰面趴在马前的石刻雕像。从雕刻细节看来,头发,胡子虽然很多,但并不像白种人那种眼眶深陷,鼻子高挺的样子。相反,石像的两边额头突出,额骨特别高,眼睛细小,是黄种人的特征。所以,综上所述,匈奴人应该不是白种人。

伸手摸自己的后脑勺,有的人可以摸到一个明显的突起。这样的一块突起并不影响日常生活,但是有关“反骨”之说却让人心中难安。按照通俗的说法,脑勺平的人多是顺民,后脑勺有“反骨”的人大都有反叛之心,这种说法不可信任。而关于这个说法在《三国演义》里面被明显放大,诸葛亮就是通过魏延脑后的“反骨”和一些事情判断魏延不是忠诚之人,一直没有完全信任魏延。事实证明,魏延在诸葛亮死后也的确有拥兵谋反之举,最终被诸葛亮生前安排好的大将马岱斩杀。这段故事深入人心,因为诸葛亮智慧过人,他的理论自然有道理;魏延一反,又有了实例证明,“反骨”就这样压在很多人脑袋后面,沉甸甸的。不仅仅在我们国家,西方也是如此,脑后小小的突起似乎在哪儿都不受欢迎。在巴尔扎克的小说《高老头》中,“反骨”也成为了西方人知人鉴世的标尺,小说中有“犹大的反骨”之说。鉴于此,许多后脑勺长有突起的人便心生担忧:自己是不是真的不忠诚?以后找工作或是升迁,“反骨”会不会成为阻碍?另外,我们在人际交往中,是不是不能信任脑后不平的人?公司任人的时候,可以放心地重用长有“反骨”的人吗?其实所有人都有“反骨”,它就是生理学上所讲的枕骨。一般人的枕骨比较平,从表面看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是有的人枕骨特别突出,从侧面看非常明显,这些人就被认为是长有“反骨”。由此可知,所谓“反骨”不过是比较发达的枕骨而已。作为身体的一部分,因为有点特别而被联系到精神层面,显然是不科学的。古人相人时,有关于骨相的经验和方法。骨相也有一定的道理,例如头颅大的人大脑会比较发达;但是骨相很大一部分是谬论,“反骨”是典型的代表。我们举现实的例子,贝多芬、达尔文后脑的枕骨就比较突出,也就是说长有“反骨”,但他们不仅不是邪恶之徒,反而忠于真理。我国开国元勋彭德怀脑后也不平滑,毛主席也曾拿这个说事。但实际上,他是忠于国家和人民的。脑后有明显的突起,只是枕骨比较发达而已,与忠诚度没有直接联系。我们在生活中不要相信“反骨”的说法,朋友是否可以深交不是看后脑平不平,在面试、升迁的时候,“反骨”也没有理由成为阻碍。公司用人的时候更不要迷信,德才兼备之人都要重用。

钦天监官署名。掌管观察天象,推算历法。历代多设置,名称不同。周有太史,秦汉以後有太史令。隋设太史监,唐设太史局,後又改司天台,隶秘书省。宋元有司天监,仍与太史局、太史并置。元又设有回回司天监。明清改名钦天监,设监正、监副等官。清制,汉满并用,亦有个别欧洲传教士参加。1、各朝代“钦天监”的名人各个朝代都有专事观测的人。据《史记。天官书》记载:在上古,高辛氏以前有天文官重和黎,尧、舜、禹时期有羲氏与和氏;夏朝有昆吾;商朝有巫咸;周代王室有史佚和苌弘,各诸侯国也都有自己的天文官,他们往往兼有神职,是帝王的特殊顾问。东汉时期,最高级别的天文官员称作太史令,管辖天文台和明堂两个部门。具体主持天文台工作的是灵台丞,灵台丞手下有四十二个助手,其中十四人观测恒星,二人观测太阳,三人测风向,十二人测晴雨,三人测时间,七人校验钟声,还有一人叫做“舍人”,管一些杂事。总之,分工十分细致。元代以前天文机构的人员配制大体如此。元代的天文机构叫太史院。太史院下设三个局:推算局、测验局和漏刻局,共七十人。明初的天文机构下设两个分机构:司天监和回回司天监,後来司天监改称钦天监,内设天文、漏刻、大统历和回回历四科,回回历科不管编制回回历法,而是把观测推算结果提供给大统历。回回司天监也改称回回钦天监。在南京也有司天监和回回司天监,作为故都,人员和仪器配制与北京完全相同。2、钦天监的权利中国古代的天文机构具有皇家性质,太史令等天文官员,常常由皇帝亲自任命。由於编制历法和为皇帝占星是天文机构的两项主要任务,所以天文学家和占星家有时就是一回事。也正因如此,天文官享有很多特权,比如清代的法律特别规定,钦天监官员犯罪要从轻判处。3、天文观测的历史古代的人们相信,凡是将要在人间发生的灾难,上天都会通过天象的变化提前示警。从人类社会开始的那天起,就有了对天体现象的观测。古代埃及人是根据太阳和天狼星同时在地平线上的升起,来确定尼罗河的汛期;两河流域即今日伊拉克境内最壮观的建筑物是观察天象的塔台即天文台;而中国在两千多年前的战国时期,就产生了世界上最早的星象图。因而,中国从夏、商、周一直到明清,都设有观察天象、预测上天意志的部门和人员。4、各代的钦天监钦天监,为中国官署名,掌天文、气象、历法、推步诸事,占候日月星辰之变与风云气色之异。自唐以後,名称屡易。唐代秘书省设秘书监,其下有二局:一曰着作局,一曰太史局,太史局即钦天监之前身也。周武后久视元年(西元七零零),改太史局为浑仪监。唐睿宗景云元年(七一零),又改为太史监,嗣复称太史局。至肃宗乾元元年(七五八)三月十九日,勒改太史局为司天台,是为单独设制之始。并将台址由长安子城秘书省西,迁至永宁坊东南。自此以後,置官较多,规模日增。设监一人,官秩为从三品(新唐书谓为正三品,中国过去官品有正从,犹言正副也),少监二人,灵台郎二人,挈壶正二人,并设春、夏、秋、中五官正五人,皆为正五品,全台正九品以上之官员,不下六十余人。5、钦天监使用的仪器宋时设司天监,仍袭前代旧制。元至正二十七年(一三六七),改称为太史院。明洪武元年(一三六八),复称司天监。三年,改司天监为钦天监,钦天监之名自此始。官秩及组织,微有变更,职掌与唐宋二代无异。十四年,复改钦天监主管为正五品,设令一人,丞一人。二十二年,又改令为监正,丞为监副,以迄於清。中国天文历象之改进,甚得力於西方教士之来华,东来教士,多以天文学见称於世。崇祯二年(一六二九),采用西法开历局於北京东长安街,以徐光启督其事,西人邓玉函、龙华民、罗雅谷等协同修历,精密正确,所测无不合。迨清人入关,续采西法,颁行天下,并任命汤若望、南怀仁入钦天监为官。南氏殁後,西方教士供职於钦天监者颇多,清代钦天监监正二人,常为满人、西人各一,皆为正五品。左、右监副二人,尽用西人,官秩为正六品。五官正五人,从六品,皆为汉人。钦天监至民国始废,其执掌由中央观象台司其事。6、清朝钦天监名人汤若望汤若望是继利玛窦之後又一个明清之际的着名传教士。他是德国人,受葡萄牙耶酥会的派遣到中国传教,明天启二年(一六二)进入中国,取汉名汤若望。他有天文学方面的专业知识,崇祯三年(一六三零),徐光启预备修订新历,将汤若望从西安调到北京,进入历局成为徐光启的助手。他不仅是天文学家,在机械制造方面也十分在行,帮助祟桢皇帝制造出威力强大的“红夷大炮”,在对抗清军的战争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这使得明、清双方都将他当成不可多得的全能人才。崇祯十七年(一六四四),他在改朝换代的大动荡中坚持留在北京。六月,多尔衮率清军进入北京城,命令城内居民搬出城外以安置大军,汤若望上书请求保护,获得清政府的优礼,他的教堂、三千卷书籍和为祟祯皇帝修订的《崇祯历书》刻板得到妥善安置。清政府上台,一项重要的工作是编制新历法颁行天下,代替前王朝的日历。多尔衮命令钦天监官员负责新历法的修订。当时钦天监官员使用中国传统的大统历和回回历,推算出天文现象出现的时间与实际发生时间差距较大,影响到新王朝在百姓心目中的威望。多尔衮对此十分不满,召见汤若望询问有关技术问题。 通过同年八月对日食时间的测定,三种历法优劣顿现,汉、回历法分别相差二刻、四刻,而“西洋新法”的测算结果丝毫不差。清政府当即宜布采用西洋新法,将新历书赐名《时宪历》,不久汤若望接任钦天监正,相当於国家天文台的台长。能推算历法的人在被当时被认为懂占星术,受到官员和民众的崇拜。自汤若望以後,直到清道光年间,钦天监官员都用西方传教士担当。

流放是将罪犯放逐到边远地区进行惩罚的一种刑罚。五千年的历史中,流放作为一种独特的政治现象,也形成了自己的一种文化。中国古代有四大流放地,都位于偏远地区,那么这些流放地是以什么样的标准选出来的呢?一、湖北(房县)房陵流放文化房陵,是中国四大流放地之一。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丰富的自然资源,流放到这里的都是帝王将相、达官贵族,从先秦到宋朝,就先后有两位皇帝十王一驸马一丞相共14人流放房陵。在任皇帝流放,后来又回去当皇帝的,历史上只有唐中宗李显一人,其余将相王候不是老死山林,便是被杀死在房县。这些帝王将相举家迁徙最多时达一万四千余人。1、吕不韦、嫪毐4000余家流放房陵。嫪毐,是战国末年秦国宦官,因太后宠幸,权势很大,门下有食客千余人,家僮数千人,秦王政8年(公元前239年)封长信候,以山阳和河西、太原两郡为封地。嫪毐与太后私混,生二子,为让儿子篡位,嫪毐、吕不韦与太后密谋发动政变。公元前238年4月,秦王政21 岁,按秦国制度需举行加冕典礼,这时,吕不韦、嫪毐以太后之印,召各郡兵卒进宫谋反。秦王政对吕不韦和嫪毐的举动早有察觉,并先下手,派兵捉拿叛军,嫪毐见事已败露,不甘坐毙,退守咸阳。秦王政杀死嫪毐的两个私生子后,将皇太后打入冷宫,罢免了吕不韦的官职,重用李斯等文武良才,命令相国昌平君、昌文君发兵攻打咸阳,斩首数百,嫪毐败逃,秦王下令全国范围内悬赏捉拿嫪毐,不久嫪毐被捕,受车裂极刑,与吕不韦、嫪毐有关的亲属、家门、亲戚、朋友千余家一万四千余人全部流放房陵。终身不能做官。古时候一次流放一万四千余人,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2、赵王迁赵幽嫪王迁,是悼襄王最宠爱的儿子。公元前235年,悼蘘王死后,迁继位。赵国地处河北,兵多将广,地阔粮丰,秦国几次攻赵,均被赵国大将李牧击败。秦王政18年(公元前229年)秦王派著名大将王翦率兵攻打赵国首都邯郸,强攻一年无效。王翦分析,自从老将廉颇离开赵国后,支撑赵国军事门面的只有李牧一人了,要灭赵国必先除李牧。五翦深知赵王迁是头脑简单爱听谗言的人,便用重金收买了赵王宠臣郭开,通过郭开离间赵王和李牧的关系,赵王听信谗言杀掉李牧,秦军乘乱而入占领邯郸,活捉赵王将其流放房陵。赵王到房陵后,住在城北一个山洞里,想起国破家亡的往事,不吃不喝,忧悲成疾,死于房县,安葬在城北山坡上,修有“赵王坟”。后人叹道:“赵王一旦到房陵,国破家亡百恨增,魂断章台归不得,夜来明月为谁升?”3、张敖张敖,是汉高祖刘邦的女婿。公元前202年嗣位为赵王。娶刘邦之女鲁元公主为王后。汉高祖7年(公元前200年)刘邦北巡途经张敖管辖的赵国,张敖以下臣和女婿的双重身份行大礼、备盛宴、列长队隆重接待。刘邦瞧不起自已的女婿,当众羞辱张敖。张敖忍气吞声仍然和颜悦色。赵国相辅贯高、赵午见状怒不可竭,责怪赵王无用无能,发誓暗杀刘邦替赵王除口恶气。张敖闻言惊恐万状,当即咬破手指,指血言道:“你们跟我多年,怎敢说出这种话?先父亡国后,依赖皇帝才得以复国,我们的荣华富贵都是皇帝所赐,只能感恩报德不能有任何非礼之举。”贯高、赵午不服,私下商议复仇之事。汉高祖9年(公元198年)刘邦路过赵国准备留宿一夜,贯高、赵午派杀手乘机行刺。因贯高的仇人密报刘邦,行刺未遂,刘邦下令逮捕张敖、贯高、赵午等数十人,在狱中赵午自杀,贯高将行刺刘邦的责任全部揽到自已身上,并一再为赵王申冤。次年春刘邦赦免张敖,废为宣平候,流放房陵,鲁元公主和张敖病故后葬于房陵。4、刘明、刘彭离济川王刘明、济东王刘彭离弟兄二人。均为梁王之子。梁王刘武是汉文帝的次子,汉景帝的弟弟。因宫廷之争被汉景帝暗杀。公元前140年,汉景帝驾崩,太子刘彻继位,称汉武帝。建元3年(公元138年)济川王刘明闯入中尉府杀死中尉,汉武帝将刘明废为庶人,流放房陵。自刘武被害后,刘武的三儿子刘彭离对朝廷极为不满,他们纠集了数十名亡命少年,在皇城脚下以杀人谋财为乐,先后杀死了一百多人,受害家属上书朝廷捉拿凶手,汉武帝派兵将凶手全部捉拿归案处以极刑。将刘彭离废为庶人,流放房陵,刘明和刘彭离兄弟二人后来均死于房陵。5、刘勃刘勃是汉武帝的孙子,其父刘舜病殁后传位于他,封为常山宪王。刘舜在世时荒淫无度,爱姬成群。对王后疏而远之。刘舜的长子刘悦是爱姬所生,刘舜有心立刘悦为太子,遭王后极力反对,王后以姬生之子不能继位为由,逼刘舜立刘勃为太子。刘舜由于荒淫过度,三十九岁染重病卧床不起,众姬床前守候,王后和太子则不闻不问,刘舜死后几天才入宫料理丧事,还没安葬,王后和太了就将宫内财产瓜分一尽,刘悦和众姬分文未得。刘勃继位后,更加荒淫无道,不理国事。刘悦冒死状告刘勃,状纸曰:“王后、太子不忠不孝、不仁不义,先王在世从不敬奉,先王病危从不探望,先王驾崩六日才归,太子继位后,饮酒私奸寻欢作乐,在先王病危时与私通女子同车环城过市,刘勃私结狐群狗党在光天化日之下胡做非为。”汉武帝见状纸后气愤之极,令刑部调查落实,并将王后和刘勃废为庶人,流放房陵。刘勃流放房陵后,汉武帝下诏:“常山宪王早亡,后妾不和,造孽诬争,陷于不义,以灭其国,朕甚感不安。如今刘勃母子已流放房陵,朕封宪王之子刘平三万户,为真定王。封刘商三万户,为泗水王。”6、刘元刘元是河间献王刘德的五子。刘德在世时,修学好古,酷爱字画,家藏名人真迹众多,他希望儿子继承父业,发扬光大。刘德有五个儿子,前四个儿子不幸早亡,只好由刘元继位。刘元继位后,不办正事,只图玩乐,他从民间挑选了几十个美女,封为贵妃,尽情玩乐仍不满足,又将已故的广陵历王,历王太子以及中山怀王的爱姬霸为已有。刘元玩弄女子十分残暴,先奸后杀。汉元帝建昭2年(公元前37年),大臣留贵代民请愿,上书朝廷,要求严惩刘元。汉元帝见状左右为难,心想刘德一生好学,德高望重,所生五子只剩一人,为保刘家香火免其死罪废为庶民,流放房陵。7、房遗爱房遗爱是唐太宗李世民的乘龙快婿,宰相房玄龄之子,唐太宗治国有方,但管家不严,他最宠爱的女儿高阳公主淫乱成性,招房遗爱为附马后,仍然奢縻淫乱,与寺庙辨机和尚长期通奸。每次进寺观与和尚私交时,公主事先安排两名漂亮宫女陪伴房遗爱。消息传出,唐太宗大怒,下旨杀死与公主私奸的和尚和奴婢,灭其九族,唐太宗病故后公主无哀容。公元650年,唐高宗李治即位后,为避人嫌,封房遗爱为房州刺史,高阳公主随房遗爱到房州。房遗爱和高阳公主被流放房州地位下降,十分气恼。公元653年房遗爱和高阳公主在房州举兵谋反,唐高宗派兵入房州杀死房遗爱及其党羽,赐高阳公主自尽。8、杜荷、薜灌杜荷和薜灌均为唐太宗李世民的女婿,城阳公主的驸马。杜荷在房州为官,招为驸马后,未回京城仍住在房州。杜荷与李世民的长子承干关系甚密,承干立为太子后,贪色漫游逐渐失宠,李世民准备立四太子李泰为太子,承干由此产生夺嫡之惧。公元643年,承干与杜荷、赵节、李安俨、候百集、汉王元昌等密谋发动宫廷政变,刺杀李世民簒取皇位。此举被李泰发现速告皇上,政变未遂。李世民当机立断,下令连夜发兵三路,一路到徐州抓赵节,一路赴临沂捉李安俨,一路去房州抓杜荷。不久,平息暴乱,承干被废为庶人,流放黔州,杜荷被杀,招城阳公主回宫。杜荷死后,李世民又招薜灌为驸马,城阳公主与杜荷感情很深,又在房州居住多年,改嫁后精神受挫,心烦意乱,信巫中邪。公元664年唐高宗李治贬薜灌为房州刺史,城阳公主随薜灌到房州住了8年,公元672年公主和驸马同时病故,双柩还京师。9、李忠李忠是唐高宗李治的长子,后宫刘氏所生,过继给王皇后,立为太子。武则天进宫后生了李弘,极力劝皇上废除李忠太子位,立李弘为太子,唐高宗为讨武后欢喜,遂下旨降李忠为梁王,赐甲弟、封二千户,贬任房州刺史。李忠到房州后,想起武后所为,胆颤心惊,日怕出门,夜做恶梦,每天着红妆,扮妇人,防刺客,后又装神弄鬼,自占凶吉。消息传到京城,唐高宗于660年7月将李忠废为庶人,流放黔州,李忠到黔州后自溢而死。10、李显李显是武则天的三儿子,高宗死后继任皇位,称唐中宗。公元683年12 月,唐高宗病殁,唐中宗继位,改年号为嗣圣。尊武氏为皇太后,立太子妃韦氏为皇后。此时,早就想当女皇的武则天,一心想废掉皇帝,只恨没有机会。684年1 月李显提拔皇后之父玄真为豫州刺史,并准备提升为侍中,授乳母之子五品官。中书令裴炎极力反对,并密报皇太后。684年2 月。皇太后宣旨,召文武百官于干元殿,裴炎与中书侍郎刘伟之、羽林将军程务挺、张虔勋勒兵入宫。皇太后当众宣旨废黜李显皇位,降为庐陵王,贬赴房州。皇太后废掉中宗后,立李旦为皇帝称睿宗,居于别宫,宫内大小政事皆决于皇太后。天授元年(公元690年)皇太后干脆从幕后走上前台,身穿蟒袍当上女皇,改国号为周,自称武则天。唐中宗李显,流放房州14年,公元698年3 月召还回宫,705年复位登基,706年冬,武则天病逝,享年83岁,710年中宗李显被韦氏和安乐公主谋杀,享年55岁。11、朱友能朱友能是梁太祖朱温的侄儿,开平元年(公元907年)5 月,朱温即位后,封朱友能为惠王。朱温在位6 年,后被亲子谋杀,干化3 年(公元913年)朱擐登基称未帝,封朱友能为陈州刺史。未帝登基第二年,德妃病故,将葬时,康王朱友孜派刺客夜入竽宫,行刺皇上,未帝拔剑还击,杀死刺客和朱友孜。当时朱友能任陈州刺史,陈州风俗败坏,以田乙、董乙为首的学佛者,自称天子,自立一法叫“上乘”,男女混杂,昼夜群聚,打家劫舍,无恶不做,朱友能与其同流合污。未帝发兵铲除了陈州恶棍,朱友能挺而走险,于贞明4年(公元918年)举兵谋反。未帝诏陜州留后霍彦威,宣义节度使王彦章,控鹤指挥使张汉杰讨伐朱友能。朱友能至陈留时,兵败,退守陈州,数月后投降。降为房陵侯,流放房陵。12、慕容彦超慕容彦超为吐谷浑部人,后汉高祖刘知远的同胞弟弟,在唐明宗帐下任军校。唐晋之间,历任磁、单、濮、棣四州刺史。彦超性情傲慢与人不和,在濮州任刺史时,贪赃枉法,大量受贿,按律当斩。其兄刘知远时任后晋将领,河东节度使,从太原上章求救,才免其死罪,革除官职,流放房州。公元947年,刘知远乘契丹消灭后晋,人民反抗契丹军队暴行之际,起兵太原,攻入开封,自称皇帝建立后汉。刘知远当皇帝后,从房州召回彦超,封为镇宁军节度使。13、郭宗训郭宗训是后周世宗的四子,天顺元年(公元947年)9月4 日,出生于澶州之府弟,六岁封为梁王,显德6年(公元959年)6 月世宗病殁,郭宗训即任,称周恭帝。他是中国历史上年龄最小的皇帝,时年12 岁。建隆元年(公元960年)正月初一,正当北周君臣大摆宴席欢度新春之际,镇、定二州慌报辽国和北汉大军南下,边境告急。符太后和宰相范质、王溥等不辨真伪,速派殿前都总检赵匡胤率兵征战。初三夜,行至陈桥驿宿营时,发动兵变,众推赵匡胤做皇帝。初四佛晓,赵匡胤回师京城,废除恭帝,自已当上皇帝,称宋太祖。封幼帝赵宗训为郑王,符太后为周太后。建隆3 年(公元962年)又将幼帝母子流放房州,不久母亲去世。开宝6年(公元973年)春,宗训病故,终年25 岁。14、赵廷美赵廷美,是宋太祖赵匡胤的四弟,原名赵光美。公元960年,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灭周建宋,当了皇帝,封赵廷美为元尹。太平兴国元年(公元976年)赵匡胤病殁,晋王赵光义即位,称宋太宗,封赵廷美为齐王,开封尹,其子女封为皇子皇女。公元979年2月,太宗伐汉,由赵廷美掌管军务。冬十月,论平汉功劳,进封赵廷美为秦王。公元981年,紫禹锡、赵容、杨守一等臣,密告秦王有篡权谋反之心,太宗问计于开国元老赵普,赵普说:“愿备枢轴,以察奸变”。经过周密调查掌握了大量证据,赵廷美的确有谋反之心。太宗遂罢免赵廷美开封尹职,降为西京留守,赐裘衣、犀带、绢万疋、银万两,以安其心。开封府李符说:“廷美既有篡位之心,是用钱买不回来的,久留京师必留后患,应远涉他乡,以防其变”。太宗降廷美为涪陵县公,安置房州,其妻楚国夫人张氏削去国封,随君入房州。983年10月,秦王赵廷美和夫人张氏赴房州,次年10月卒死,年38岁。太宗念兄弟之情,追封赵廷美为涪王,厚葬房州,其子德恭、德隆封为房州刺史,998年真宗继位后追封廷美为秦王,其妻张氏为楚国夫人。二、海南的流放文化对海南来说,这一切都是上天赏赐的福气。多少文人豪杰被流放到海南这个自古被称为“天涯海角”的孤悬海外边陲蛮荒的偏安之地,为海南带了先进的中原文化,促进了海南的发展。早在两千年以前,三亚就已经归入中央朝廷管辖。三亚古称崖州。秦始皇时期,南方设置三郡,崖州就属于其中之一的象郡;西汉两伏波将军平定南疆,在海南全境建置郡县,在三亚设立了珠崖郡治;隋设临振郡,唐代改为振州。在古代,因三亚远离帝京,孤悬海外,一直被认为是边陲蛮荒的“天涯海角”,长期被作为贬黜罪臣的流放之地。古代一批名臣学士因政治斗争被贬黜到三亚谪居,据典籍记载,从汉代到明朝,被贬黜流放到崖州的贤相名臣学士就有15人之多,其中有10人长年居留今崖城镇的水南村,包括唐高宗太子冼马兼侍读刘纳言、唐代两朝宰相李德裕,北宋太祖时的宰相卢多逊、宋仁宗时的宰相丁谓,南宋参知政事赵鼎、李光,秘书少监、起居郎胡铨,元代宰相王仕熙,明代广东电白名儒莫蔡等。他们大多是中原杰出人物,被蒙冤贬谪流放三亚期间,他们积极传播中原文化和先进的生产技术,为推出当地的经济文化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南宋谪臣胡诠被贬崖州后,寄居在水南村裴闻义家中,他缘结乡里,兴建学堂,亲自执教,“日以经训传经书为事”,为当地黎、汉村民培养了大批学子。据水南村民介绍,当地村民非常重视子女教育,自古以来就出了不少读书人,目前也是三亚文化氛围最为浓郁的一个村庄,这与历代的名臣学士谪居于此积极传播中原文化有密切关系。两千年的历史积淀,两千年的流陡不断。古代名臣被贬谪的悲歌与血泪,化成了无数的诗词歌赋与文章,这是一笔不可多得的人类精神财富。这笔宝贵的文化遗产烙下了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地域特色,这是三亚流放文化源远流长而又丰富多彩的深刻内涵。追寻历代名臣学士贬谪的足迹,细细地梳理他们寓居在三亚的生活故事,人们仿佛就走进了一个深邃迷离的历史时空隧道,让人领略到中国历史的悠远和三亚旅游文化的深刻厚重,这也许是许多中外游客慕名到三亚旅游的一个重要原因吧。(一)苏东坡在海南苏东坡是中国几千年来的流放文化代表,一生都被流放他地,最后贬至天涯。苏轼是在绍圣四年(1097)贬谪到儋州(海南岛)的,关于他在流放海南岛的记忆一直流传至今。⒈春梦婆答苏东坡。苏公有诗云“投梭每困东邻女,换扇唯逢春梦婆”(《被酒独行》之三)春梦婆,宋代中和城东人,年70余,因她曾对苏轼说“翰林昔日富贵,一场春梦耳”,而被苏轼称为“春梦婆”。传说,有一天苏公访友回来,路遇给丈夫送饭的春梦婆,便跟她开个玩笑:“云(pin)蓬松两腕粗,手携饭()去寻夫”。春梦婆便不加思索地答道::“是非只为多开口,记得朝廷贬你乎?”她一语击中苏公之内疚,苏公大吃一惊,连忙赔礼道歉,并夸赞此村妇才高口快。⒉苏轼与黎舞《东坡居儋歌》颂曰:“弦歌海滨垂无疆,儋之人士每叨光。儋人得师喜洋洋,先生当日奔忙忙。饥寒常在身前当,功名常在身后扬。” 苏轼在在由琼川前往昌化军途中,苏轼为宋时黎族山区急雨阵阵,风吹树动,山谷鸣响的壮丽景象所吸引,牵动了他丰富而敏感的乐舞“神经”,索性“戏作”道:“千山动鳞甲,万谷酣笙钟。安知非群仙,钧天宴未终”“久矣此妙声,不闻蓬莱宫”。!苏轼曾对黎族的俏丽轻巧的舞蹈和数几十种曲调的黎歌给过极高的评价,我们从他的诗中就可以看出来。“暗麝着人簪茉莉,红潮登颊醉槟榔”。——《醉槟榔》;“总角黎家三四童,口吹葱叶送迎翁。莫作天涯万里意,溪边自有舞雩风”;“蛮唱与黎歌,余音犹杳杳”。⒊东坡书院东坡书院位于儋州中和镇北门外。元泰定四年(公元1327年),南宁军判彭云雷寻拓旧基,将“东坡祠”从桄榔庵迁移到载酒堂原址(即黎子云旧居处)重建,增扩大殿,更名“东坡书院”。经历代不断修缮,已具规模。先后在民国九年(公元1920年)州城大难及“文革”浩劫中毁坏。直至1984年政府拨专款参照北京故宫博物院清代书院平面图予以修缮恢复。⒋载酒亭载酒亭为苏东坡讲学的场所之一,位于堂前。双重飞檐,十二红柱撑绿瓦;上檐四角,五脊四坡歇山顶;下檐八角,角角相错翘尖飞。两侧莲池相依,倒映成趣。载酒亭门楣上有“先生悦之”匾额一块,堂中两侧有13块历代名人学者的诗文碑刻,有郭沫若、邓拓、田汉题咏的诗刻,还有300余幅古今书画文献以及苏东坡居儋三年的生活情景彩图。后墙上有明洪武十年(公元1377年)浦江宋濂题字的著名壁刻《坡仙笠屐图》和明代大画家唐寅所画《东坡在儋耳》的木版画,活脱脱再现苏公潇洒出尘的精神气质,博得中外游客的垂青。元代仁宗年间范椁所立的《东坡先生祠记》碑刻最为珍贵,碑文详细记载了当时修建东坡祠的经过,至今已有600多年的历史。还有一块是明世宗嘉靖年间所立的七言诗碑,至今也有470多年的历史。⒌桄榔庵苏轼在琼期间,遭党羽湖南提举董必驱逐之苦,无室可居,处境十分凄凉。暂时借宿在学子黎子云的旧居(载酒堂前身)期间,众学子“躬泥水之役”,众乡亲“运甓畚土助之”,最后在镇南郊“竹身青叶海棠枝”的热带乔木桄榔林中盖茅屋三间安居下来,东坡先生在宽慰之余将茅庵名之为“桄榔庵”,并书题《桄榔庵铭》:“东坡居士谪于儋州,无地可居,偃息于桄榔林中,摘叶书铭,以记其处。”桄榔庵旁(中间那棵椰树的左前方)有一清水塘,面积约十余亩,苏轼当年曾在此种植莲花和观赏莲花,并有诗篇留传后世:“城南有荒池,琐细谁复采。幽姿小芙蕖,香色独未改。”⒍东坡井当年,苏东坡居住在桄榔庵,见当地民众常年饮不洁之水而患疾,为了帮助乡亲解脱病痛缠身之苦,亲自带领乡民在桄榔庵附近打了一口水井。由于泉旺水甜,疾病便减少许多,乡亲们感激地称为“东坡井”。数百年来,石井沿壁磨出的数道深深痕迹,记忆着悠远的岁月,实为鱼水深情的写照,显现后人吃水不忘挖井人的情谊,至今乡民仍在饮用。⒎浮粟泉在苏东坡“指凿”井泉的地方,有陆郡守带领百姓建亭纪念。东坡先生遇赦北归时应邀命名:泉为“浮粟泉”。在浮粟泉石碑前纯凈清澈的泉水注满了上下相连的三口方井,上为泉眼,中为滤池,下为饮水处。泉台有篆刻对联:“粟飞藻思,云散清衿。”为叶汝兰借泉颂扬宋公谪居三载,淡泊名利静观自得的乐观态度。此泉素有“海南第一泉”美称,2001年,已被国家文物部门定为“国宝”。⒏洗心轩洗心轩,分别是由明朝翁汝遇和清朝叶汝兰兴建。1916年朱为潮来海南任观察使时,在苏公祠东侧依高低起伏的地势兴建了占地10亩的琼园,“鸡蛋花”荫翳,花香四溢,“游仙洞”怪异,石径寻觅。茂林修竹错落交融,红墙绿瓦别致玲珑,为“浮粟泉”的环境增添了幽雅宁静的氛围。三、烟瘴西南提起潮州,就不能不提起地处潮州境内的瘴江,瘴江今天已经因为一个人而易名为韩江,这个人就是唐代的大诗人韩愈。韩愈,字退之,号昌黎,河南河阳(今河南省孟县)人,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因其诗文磅礴隽永而名扬天下。韩愈是正统儒学大家。他以孔孟之道,反对盛极一时的佛门道院之玄学。宪宗十四年(819年),他担任监察御史时,上书阻谏宪宗皇帝兴师动众去奉迎一块佛骨,因而被贬官流放到粤海之边的潮州。在流放的路上,马过秦岭时韩愈留下了一首脍炙人口的七言律诗《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诗曰: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此诗,是写给前来为他送行的侄子的。字里行间,除了透骨的悲凉之外,还咏叹地预言:他的一把老骨将埋葬于出使的潮州瘴江。诗中表现了作者无罪被贬,英雄虽然失意,但仍刚正不阿的精神。纵观古代文人,被贬官者多多,凡是直抒其心意的文人,大都留下仕途失意被贬官和流放的历史。仅以唐代为例,文人中就有李白、白居易、骆宾王、刘长卿、柳宗元、宋之问、张九龄、王昌龄、刘禹锡、元稹……但不同的是,他们在人生低谷中的行迹,却有着千差万别———可以这么说,其中几乎没有一个人的足迹,能与韩愈的生命旅痕媲美。这些文人雅士,大乌纱帽一旦变成小乌纱帽,多表现得心灰意冷,在自舔伤口中,写出些悲悯自怜的诗歌;而韩愈与众不同,尽管他在被贬官的路上,也曾写下“好收吾骨瘴江边”的自怜诗章;但到了潮州赴任之后,却将自身伤痛闲置一边,把庶民百姓冷暖放在了至高无上的位置。韩愈初到潮州上任之日,正是潮汕江河鳄鱼成灾之时,当时此地的黎民百姓,因为继承了远古的迷信传说,认知鳄鱼为水中之神灵;每到鳄鱼成灾时,都屠宰了牛羊猪狗等生灵,投入江中,以求平安。韩愈一向尊重孔孟正统儒理之道,反对神鬼的玄学之说,便不顾疲劳地日夜游说于江水之边,宣扬除鳄才是自我拯救之良策。潮州自古为客家族人之领地,其族人一向信奉神灵。因而驱鳄之举步履维艰。但生性执着的韩愈,一直不改初衷,在其不懈的努力之下,终于获得了善果,不仅将为害一方的鳄鱼驱之于海,让潮州百姓从“江神”的精神奴役中解放出来;还以驱鳄为机遇,兴修水利,打开引水浇灌之门,给封闭的沿江大地,带来五谷丰登的年华。因而,后人一直怀念其德政,在江边立起临江亭和亭内的功德碑。其影响之大穿越了时空,直到明朝嘉靖年间(1537年),礼部右谏沈伯咸,还特意在韩山写下了“功不在禹下”的碑文,以示对贬官到潮州后韩愈德政的崇敬。韩愈还在潮州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革除当地的陈年陋习。当时的粤东,处于大唐版图上相对封闭落后的地区,韩愈贬官到此地时,该地盛行贩卖人口之恶习,地方志中留有“其荒阻处,父子相缚为奴”的记载。用白话文解析,就是在饥荒之地,有钱人家能收贫穷人的全家为奴。韩愈为革除这种陋习付出了比驱鳄之举更为艰辛的努力,一扫沈积于粤东的千年恶习。韩愈早有铭言喻世:“业精于勤荒于嬉。”他就是用这种不知疲惫的执着精神,完成他解放奴隶的壮举的。据地方史料记载,韩愈此举开花结果后,曾有贫苦奴民称他为粤东岭南的“韩青天”。一个仕途败落的文人,能不顾自我伤痛而把疾苦黎民之痛苦放于其上,并拿出全部精力为其解痛者,华夏大地惟韩文公一人也!后人为了纪念他为文为人之德,在韩山绿色环抱中,为他修建了雄伟的纪念祠堂。据知,前国家领导人胡耀邦,是从不到处随便题词的,但他却在韩愈祠宇的石牌楼上,亲笔写下“韩文公祠”四个苍劲有力的大字。沿石阶攀登约百米,即韩文公祠宇中的主殿,韩愈雕像之上悬挂着“百代文宗”的牌匾,两个古代侍卫模样的泥塑,站在韩愈两旁陪伴着他的英魂。沿山而上的回廊两侧,皆为唐代之后官人和文人对他的评说,始自宋代苏轼,一直伸延到元、明、清以及民国时期。笔者统计了一下,总共40块碑文,碑文以各种书体刻下对这位“百代文宗”的盛誉。至于潮州的本土人士,更是以韩愈曾在此地驻足为荣。四、黑龙江宁古塔流放文化宁古塔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流放地。据介绍,宁古塔为蛮夷音,实意不是一个塔,而是一个地方的名称,原址位于黑龙江省海林市,公元1666年迁到黑龙江省宁安市。明末清初大批受到朝廷刑罚的官员将领被发配到宁古塔,特别是清朝顺治年间至乾隆年间,成千上万的人被流放到东北。渤海文化、金元文化和宁古塔流放人文化被国内外许多专家学者誉为黑龙江三大历史文化亮点,这其中渤海文化和宁古塔流放人文化发源于牡丹江流域。据介绍,宁古塔流放人文化对东北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都产生过不小的影响。流放人不仅在这里种植粮食,还养蜂熬蜜,采药制药。一些文人雅士写诗著书,使这里形成了浓厚的文化氛围。明末兵部尚书张缙彦在清朝时被发配到宁古塔,他组织的"七子诗会"是黑龙江省第一个诗社,他写的散文集《意外集》是黑龙江第一部散文集。彭水郁山是唐朝流放之地,原属黔州府。黔州唐朝南方流放之都黔州,原名奉州,是北周武帝保定四年(公元564年),涪陵“蛮帅”田思鹤在今郁山所置,后北周武帝建德三年(公元574年)改为黔州。郁山一直为黔州府所在地,黔州府曾统领现重庆渝东南、贵州铜仁、湖北鄂西、湖南新晃、广西玉林等地。黔州因盐丹而繁荣,也成了朝廷被贬官员的主要流放地。公元659年4月,唐太宗的舅子长孙无忌被降为扬州都督,安置于黔州,保留一品供给。7月,逼令无忌自缢,初葬于信宁乌江左岸,现此地人称“太子坟”。公元674年9月,追复官爵,迁葬昭陵。公元660年5月,原高宗太子梁王李忠被流放黔州,囚于李承干故宅。公元664年12月,上官仪、王伏胜被诬陷谋反问成死罪,许敬宗等人诬告李忠为同谋,被高宗赐死于郁山,初葬今保家镇陈园村,次年收葬昭陵。公元680年10月,唐太宗十四子李明被流放到黔州。公元682年,又被黔州都督谢佑假传圣旨,逼其自杀。公元710年,李明的灵柩才运回长安,陪葬昭陵。公元688年,越王李贞反叛失败,青州刺史霍王李元轨(唐高祖的儿子)因同谋获罪,被流放黔州监禁。当年12月,囚车到达陈仓时,元轨命归黄泉。此外,唐代史官柳芳、宋代大诗人兼书法家黄庭坚等也曾被贬流放黔州。太子承干暗中联络叔父李元昌和大臣侯君集等人,阴谋发动政变,没想到消息很快败露。贞观十七年,承干太子位被废,贬为庶人,流放郁山。唐太子李承干为何会被流放郁山?他又是怎样从长安来到郁山的?蔡盛炽说:“这与李承干谋反政变失败和郁山当年的富饶有关。”太宗有14个儿子,李承干是长子,另有四子魏王泰、九子李治等。承干自幼聪明伶俐,太宗对他很是喜欢。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十月,太宗刚刚即位,便将年仅8岁的承干立为太子。起初,承干积极上进,能识大体,颇得太宗和朝廷大臣的好评。后来却慢慢沾染恶习,喜好声色,生活荒淫颓废。太宗动了废立之心,开始属意四子魏王泰。魏王泰恃宠骄横,久有夺嫡之心。他一方面想方设法取代太子长兄,但是另一方面却不知收敛,引起朝廷大臣不满。太子承干感觉到自己地位岌岌可危后,便暗中联络政治上失意的叔父李元昌和大臣侯君集等人,阴谋发动政变,没想到消息很快败露。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四月六日,承干太子位被废,贬为庶人。太宗为何将承干流放到黔州郁山?蔡盛炽说,因为在夏代之前,郁山都已开始发现和利用盐泉,盐一直是珍品,只有少数达官贵人才吃得上;郁山先秦时又开始采矿炼丹,而丹是提炼防止尸体腐烂的水银和让人延年益寿的仙丹的原料,同样珍贵。因盐丹,郁山发展成为南方富地。在唐代,更是道、州、县三级治所所在地,是今川、渝、黔、湘、鄂、桂六省市接合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承干谋反,父亲唐太宗虽然极其气愤,但承干毕竟是他儿子,他不想赶尽杀绝,只想让承干远离京城,少惹是非。于是,太宗就将他流放到了郁山。谋反失败后,承干先是被关在右领军府几个月。大约八月底至九月初,才与丫环可心等随从一道,被押着从长安上路,穿越秦岭、巴山,经西乡县子午镇,然后到汉中、达州、梁山(梁平)、垫江、乐温(长寿)、涪陵,再乘船沿乌江而上,过武隆、彭水,最后沿郁江逆流到郁山。因道路艰险遥远,承干又伤心绝望,精神萎靡不振,一路上走走停停,跋涉了近一个月,同年九月才抵达郁山。太子郁山轶事关于他的死因,史书无记载,但当地至今流传着三个版本,其中抑郁成疾版本最可信。“承干到达郁山后,被安置进事前已备好的流所内。”蔡小荣说,该所位于开元寺附近(在现郁山镇政府周边),设施简陋,不但与皇宫有天壤之别,甚至不及当地富户居所。其建筑可惜现在已不在。他终日以泪洗面,闭门不出,茶饭不思,油盐不进,身如枯槁。“我们这里有一道菜据传就是当时承干的随身丫环可心发明的。”蔡小荣说,承干在郁山整天不吃不喝,可心看在眼里,急在心上。她用尽各种烹调方法,不断变换口味,仍无济于事。一天,可心边为承干做鸡肉丸子,脑子里边想着“怎么办”?调鸡蛋清时,她因走神,竟将蛋清调成了泡沫。剁鸡脯肉时,她再次走神,又将鸡肉剁成了肉末浆。她索性将二者混合搅拌,一起倒入汤中,没想到不但泡沫不散,反结成了白白的“豆花”。惊奇之余,可心加以佐料后品尝,味道细腻鲜美。进餐时,承干也一反常态,连吃了两碗。从此,“鸡豆花”这道美食便在郁山传播至今。蔡小荣称,郁山许多菜品都与鸡豆花一样做工精细,与周边地区饮食做法截然不同,究其原因,都与当时郁山的富饶及唐朝皇亲国戚流放郁山有关。李承干被流放到郁山后,仅活了一年多,就死在了郁山。蔡小荣说,关于他的死因,史书无记载,但当地至今流传着三个版本。版本一:相传他到达郁山后,多病,精神一直萎靡不振,长期中热毒,拉肚子。周边药铺郎中都看遍了,无人能治,最后脱水而死。版本二:他被废流放到郁山后,对回京绝望,破罐子破摔,自暴自弃,喜色恶习不改。一天,他在河边看到一年轻美貌女子,一心想占有。女子不从,向山上狂奔。承干尾随其后紧追,追至小地名马颈子处后表明身份,女子被吓住,只得依了他。完事后,因累上加累,承干吐血而亡。百姓认为他自选了一块风水宝地,后将他葬于死处。版本三:承干被贬到郁山后,生活环境、政治待遇、心理落差都特别大。他满腹辛酸无处述说,特别是每当开元寺钟声敲响时,他就想到长安,想到父皇,想到昔日自己所拥有的一切。他心疾难除,整日茶饭不思,油盐不进,最终抑郁成疾,无药可治,死在流所。三个版本中,蔡盛炽和蔡小荣都推崇第三版本,因为被废遭贬,从太子到庶民,从皇宫到流所,对长期生活在深宫的承干来说,打击确实太大。李承干是第一位被贬到彭水郁山的皇亲国戚。蔡小荣说,因为他和长孙无忌、李忠、李明等的到来,原本独立的郁山文化被融入了许多宫廷色彩。其间诞生了一些皇家特色建筑,万寿宫、文昌宫、紫云宫、玄天宫、开元寺、天池寺等“九宫十八庙”的建筑风格及工艺,周边地区从来未有。

皇上为什么坐北朝南?我国古人很重视南方,帝王大都坐北朝南,天子诸侯见群臣以及卿大夫见僚属都是南面而坐;甚至在他们百年之后的陵寝,其墓碑也总是坐北朝南的。那么,这是为什么呢?根据对我国相关历史文化的了解,“坐北朝南为尊”源自于古人对生活经验的总结和五行八卦之说,最早见于《周易》。我们知道:在我国,建房子是很讲究房屋的朝向的。房屋大都背北正门向南,称为正房,而向东西的称为厢房。正房都是由家里的长辈住,这也体现里中国传统的“孝”。从地理知识的角度分析:地球自转导致日出日落,而我国处在地球的北半球,所以面朝正南的房子总要比其他面向的房子在一天里获得日照更充足,所以久住在这个(面南)房子里的人就比较健康。北为阴,南为阳,山北水南为阴,山南水北为阳。坐北朝南,不仅是为了采光,还为了避北风。简言之,坐北朝南原则是对自然现象的正确认识,顺应天道,得山川之灵气,受日月之光华,颐养身体,陶冶情操,地灵人杰。但那时我们的老祖先们连地球是圆的都不知道,自然解释不了为什么住在面南的房子里的人就比较健康,于是就有了所谓的“五行八卦”之说。按其说法:东方为木,南方属火,西方为金,北方属水。而皇帝是龙的化身,当然要坐在水上去压火,这样才吉利呀!作为九五之尊的天子皇帝,自然也要让天下丞民对他尽忠尽孝,住在面朝南的房子,坐在面朝南的座位上。而《周易·说卦》中说:“离也者,明也,万物皆相见,南方之卦也。”意思是说,在八卦之中,离卦象征光明。当太阳处在正当中的位置时,照耀南方,使万物显明,都可以看到,这是代表南方的卦。所以帝王取法离卦,坐在北方,面对南方接见群臣,听取天下政务,象征面对光明,治理天下。故而《周易·说卦》说:“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盖取诸此也。”古代君王登基之后便向南而坐,位置都是坐北朝南的,称为“南面称王”或“南面称帝”。与“南面”尊位相反,“北面”在古代却是卑位,这首先得从“北”字涵义入手进行解释。“北”的本义是“背”或“相背”。在甲骨文中,“北”字就是两人背靠背的样子。因此,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解释说:“北,乖也。二人向背。”古时两军作战,打了败仗而逃跑的一方,总是背对敌人的,所以“北”这个字,就增加了“失败”这一义项。《左传·哀公二年》:“大子救之以戈,郑师北。”这里的“北”,就是“败”或“败逃”。因此古文中谈到打败仗时,常形容胜方“追奔逐北”。如《史记·高祖本纪》:“秦兵强,常乘胜逐北。” 秦汉以后,“败北”成为一个双音节的常用词。例如《史记·项羽本纪》:“吾起兵,至今八岁矣。身七十余战,所当者破,所击者服,未尝败北。”后来“败北”除了指军事失败或失利之外,还被引申为在各种竞赛中失败。古代君见臣及尊长见卑幼,均南面而坐,臣僚或卑幼都是站在南面的,也就是面朝北的。故以“北面”指向人称臣,称为“北面称臣”。《史记·项羽本纪》记载项羽以烹煮刘邦父亲来要挟刘邦退兵,刘邦说:“吾与项羽俱北面受命怀王,曰‘约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则幸分我一杯羹。”意思是说:“我和你项羽都是面向北面向楚怀王称臣,曾约为兄弟,我父亲就是你父亲,请你分给我一杯羹。” 后来“北面”亦有认输、求降、求和的引申义。因为卑幼面向北方拜见尊长,所以拜人为师也称“北面”。这在《汉书·于定国传》中有例为证:“定国乃迎师学《春秋》,身执经,北面备弟子礼。”北坐朝南,顺应天道。古代把南视为至尊,而把北象征为失败、臣服。君临天下,九五之尊。土的五行色为黄色,土居中央,象征一统江山。

我国古代的蹴鞠活动,自战国起经历了几千年,在汉、唐、宋时代,曾经象彗星一样,发出闪亮的光辉;后来,投入清代社会的水中,只留下一点泡沫,终于没落了。“蹴鞠”一词,最早载于《史记·苏秦列传》,苏秦游说齐宣王时形容临淄:“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竿、鼓瑟、蹋鞠者”。蹴鞠又名“蹋鞠”、“蹴球”、“蹴圆”、“筑球”、“踢圆”等,“蹴”即用脚踢,“鞠”系皮制的球,“蹴鞠”就是用脚踢球,它是中国一项古老的体育运动,有直接对抗、间接对抗和白打三种形式。蹴鞠流传了两千三百多年,它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齐国故都临淄,唐宋时期最为繁荣,经常出现“球终日不坠”,“球不离足,足不离球,华庭观赏,万人瞻仰”的情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讲求“和”与“中庸”,多数情况下的社会文化心理是重“文治”而轻“武功”。人们推崇谦谦君子的温文尔雅,鄙薄孔武之士的争强好胜。在这种社会文化背景下,蹴鞠由对抗性比赛逐步演变为表演性竞技。《史记》和《战国策》最早记录了足球运动的情况。《史记》和《战国策》记载都表明,在当时的齐国故都临淄,蹴鞠已发展成一种成熟的游乐方式,而且在民间广为盛行。齐宣王于公元前319年——公元前301年在位,由此可以断定:在距今二千三百多年前或更早的一段历史时期,在齐国故都临淄城足球活动就已广泛开展。蹴鞠已发展成一种民间盛行的体育和娱乐活动项目。秦统一六国后,蹴鞠运动一度沉寂。西汉建立后,又复兴盛。汉朝人把蹴鞠视为“治国习武”之道,不仅在军队中广泛展开,而且在宫廷贵族中普遍流行。《西京杂记》上就记载:刘邦当了皇帝之后,把父亲刘太公接到长安城的未央宫养老,吃穿用度极尽豪华,终日看歌舞伎乐。但他却并不满意,终日闷闷不乐。原来刘太公自幼生活在城市下层,接近凡夫走卒、屠狗杀牛之辈,工作之余的娱乐活动离不开斗鸡、蹴鞠。于是,刘邦就下了一道圣旨,在长安城东百里之处,仿照原来沛县丰邑的规模,造起了一座新城,把原来丰邑的居民全部迁住到新城,刘太公和刘温也迁住到那里。又开始“斗鸡、蹴鞠为欢”,这才心满意足。从这个故事中可以知道,在战国时期,足球是城市下层人民喜爱的娱乐活动,到了西汉初年,足球也得到贵族阶级的喜爱。桓宽的《盐铁论》中说,西汉社会承平日久,“贵人之家,蹴鞠斗鸡”为乐,一般的人们也是在“康庄驰逐,穷巷蹴鞠”。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就很喜欢观看蹴鞠运动。《汉书》记载,汉武帝在宫中经常举行以斗鸡、蹴鞠比赛为内容的“鸡鞠之会”,宠臣董贤的家中还专门养了会踢球的“鞠客”(类似于今天的球星)。可见,在西汉时期,足球活动的社会面更为扩大了。由于蹴鞠运动的兴盛,汉代还出现了研究这项运动的专著,汉代曾有人写了一部《蹴鞠二十五篇》,这是我国最早的一部体育专业书籍,也是世界上的第一部体育专业书籍。班固在写《汉书·艺文志》时,把《蹴鞠二十五篇》列为兵书,属于军事训练的兵技巧类,可惜后来失传了。西汉时期的项处是第一个因足球而名垂史册的人,不过他的经历却很不幸。《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记载,名医淳于意为项处看病,叮嘱他不要过度劳累,但项处不听,仍外出踢球,结果呕血身亡,这也使得项处成为了世界上有史可查的第一个狂热“球迷”。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足球制作技术也有所改进。唐代在制球工艺上有两大改进:一是把用两片皮合成的球壳改为用八片尖皮缝成圆形的球壳。球的形状更圆了。二是把球壳内塞毛发改为放一个动物尿泡,“嘘气闭而吹之”,成为充气的球,这在世界上也是第一个发明。据世界体育史记载,英国发明吹气的球是在十一世纪,比我国唐代晚了三、四百年时间。唐代的球体轻了,可以踢高。球门就设在两根三丈高的竹竿上,称为“络网为门以度球”。在踢球方法上,汉代是直接对抗分队比赛,“僻脱承便,盖象兵戍”。双方队员身体接触就象打仗一样。唐代分队比赛,已不是直接对抗,而是中间隔着球门,双方各在一侧,以射门“数多者胜”。从足球技术来说,是一种发展:而间接对抗,从体力训练来说,却是足球运动的一个退步。由于球体轻了,又无激烈的奔跑和争夺,唐代开始有了女子足球。女子足球的踢法是不用球门的,以踢高、踢出花样为能事,称为“白打”。唐代诗人王建有一首《宫词》说在寒食节这一天,宜春院的伎女以踢球为乐。唐太宗、玄宗都爱看踢足球,当时球门是“树两修竹,络网于上,以门为度球。球又分左右朋,以角胜负”。唐代不仅有了女子足球,而且有的女子踢球技术还很高超。不仅皇帝宫中有这样的习俗活动,民间也有。诗人王维《寒食城东即事》诗中说,“蹴鞠屡过飞鸟上,秋千竞出垂杨里”,可见踢球之高。杜甫《清明》诗中也说,“十年蹴鞠将雏远,万里秋千习俗同”,也说明了踢球习俗的普遍。这种习俗一直延续到南宋时期,诗人陆游在《春晚感亭》诗中描写过这个情景:“寒食梁州十万家,秋千蹴鞠尚豪华。”又《感旧末章盖思有以自广》诗中有“路入梁州似掌平,秋千蹴鞠趁清明”的诗句。有比赛就有球星。当时以踢球出名的都是些什么人呢?如果你读的古书多,大概已经猜到了:恶少年。更出挑的是唐代的若干皇帝,例如唐文宗,常常爬上一个“勤政楼”去居高临下看人家蹴鞠和摔跤,这场景可真够讽刺的,比起列祖列宗,市井气重了不少。当然,也不只是他一个人如此,等到几代之后的唐僖宗,自己就变成了一个恶少年,亲自蹴鞠斗鸡,而唐代的末代皇帝昭宗被朱温逼迫着从长安搬迁到洛阳的路上,六军都跑光了,只剩下一批神策军或者恶少年出身的“打球供奉”跟着他,可见感情深厚。中唐以后的军队当中,本来就有不少是恶少年,平日间就在街上蹴鞠斗鸡赌博的。蹴鞠在宋代获得了极大的发展。施耐庵的《水浒全传》中,写了一个由踢球发迹当了太尉的高俅。小说虽然在人物事迹和性格上作了夸张,但基本上是宋代的事实。高俅球技高超,因陪侍宋徽宗踢球,被提拔当了殿前都指挥使,这要算是最早的著名球星之一了。高俅因踢球而发迹,告诉了我们这样两件事:一是宋代的皇帝和官僚贵族是喜爱踢球的,有些人本身爱踢球,有些人爱看踢球。宋徽宗赵佶是个足球迷,他看了宫女踢足球后写诗道:“韶光婉媚属清明,敞宴斯辰到穆清。近密被宣争蹴鞠,两朋庭际再输赢。”《文献通考》介绍:“宋女弟子队153人,衣四色,绣罗宽衫,系锦带,踢绣球,球不离足,足不离球,华庭观赏,万人瞻仰。”上海博物馆藏一幅《宋太祖蹴鞠图》,描绘的就是当时情景。宋代社会上还有了专门靠踢球技艺维持生活的足球艺人。据记载,北宋汴梁城和南宋临安城,在皇宫宴会上表演踢球的名手,就有苏述、孟宣、张俊、李正等;在市井瓦子里的踢球艺人,有黄如意、范老儿、小孙、张明、蔡润等。宋代的足球和唐代的踢法一样,有用球门的间接比赛和不用球门的“白打”,但书上讲的大多都是白打踢法。所谓“脚头十万踢,解数百千般”,就是指踢球花样动作和由几个花样组成的成套动作,指用头、肩、背、胸、膝、腿、脚等一套完整的踢技,使“球终日不坠”。由此看来,宋代的足球,由射门比准已向灵巧和控制球技术方面发展。宋代制球工艺比唐代又有提高,球壳从八片尖皮发展为“十二片香皮砌成”。原料是“熟硝黄革,实料轻裁”。工艺是“密砌缝成,不露线角”。做成的球重量要“正重十二两”。足球规格要“碎凑十分圆”。这样做成的球当然质量是很高了。当时手工业作坊制作的球,已有四十个不同的品种,每个品种各有自己的优缺点。制球工艺的改进,促进了踢球技术的发展;而制球手工业的发展又反映了社会需要量的增加。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和发扬互助,至少在南宋时期,宋代的踢球艺人还组织了自己的团体,叫做“齐云社”,又称“圆社”。这是专门的蹴鞠组织,专事负责蹴鞠活动的比赛组织和宣传推广,这是我国最早的单项运动协会,类似于今天的足球俱乐部;也可以说,它就是世界上最早的足球俱乐部。到了元代,关汉卿等人的散曲中记述了男女对踢足球的情景。但这种男女对踢,已不是双方寻求自身的娱乐,而是以妇女踢球作为一种伎艺供他人欣赏。萨都刺《妓女蹴鞠》散曲中说:“毕罢了歌舞花前宴,习学成齐云天下圆”。可见踢球和歌舞一样,都是宴会上的伎艺。“占场儿陪伴了英豪”的妇女,大都是“谢馆秦楼”、“鸣珂巷里”的“绝色婵娟”,可见踢球成了妓女娱客的手段。踢球娱乐的社会性已大大缩小,它不再是节日的活动内容,也不再是宴会上的节目,而是和放荡行为相联系的娱乐。《明史》上记载,拥兵三吴、称兵割据的吴王张士诚的弟弟张士信,“每出师,不问军事,辄携樗蒲(一种赌具)、蹴鞠,拥妇女酣宴。”可见踢球已和淫乐连在一起。所以,朱元璋称帝之后,传下圣旨,严厉禁止军人踢球。朱元璋的圣旨只能禁止军人踢球,但并不能改变足球的娱乐性质。被称为明代社会百科大全的小说《金瓶梅》中,有一段描写西门庆在丽春院看妓女李桂姐踢球的事:西门庆吃了一回酒,出来外面院子里先踢,又教桂姐与两个圆社踢。“一个捎头,一个对障,拗踢拐打之间,无不假喝彩奉承。”上述描写,也很能表明明代踢球的娱乐性质。到了清代,在史籍上有关足球活动的记载,就寥寥无几了。我国古代的蹴鞠活动,自战国起经历了几千年,在汉、唐、宋时代,曾经象彗星一样,发出闪亮的光辉;后来,投入清代社会的水中,只留下一点泡沫,终于没落了。

1、宋体字的由来:我国书法字体一般都是以书法创始人的姓氏命名的,宋体字却以朝代命名,这是为什么呢? 原来宋体字的创始人是宋人秦桧。秦桧,状元出身,曾随高宗为相。他不仅博学,而且在书法上造诣很深。他综合前人书法之长,自成一家,创立了宋体字。宋体字是印刷行业应用得最为广泛的一种字体,根据字的外形的不同,又分为书宋和报宋。宋体是起源于宋代雕版印刷时通行的一种印刷字体。宋体字的字形方正,笔画横平竖直,横细竖粗,棱角分明,结构严谨,整齐均匀,有极强的笔画规律性,从而使人在阅读时有一种舒适醒目的感觉。在现代印刷中主要用于书刊或报纸的正文部分。2、宋体字的来源中国文字有正、草、隶、篆、行五种。每种字体中,又根据各种风格,以书家的姓氏来命名,像楷书中有欧(欧询)体、严(真卿)体、柳(公权)体等等。真是体中有体,令人目不暇接。有一种字体,却不是创始人的姓氏,用朝代名来命名,这就是宋体字。宋体字的创始人是秦桧。这个秦桧博学多才,在书法上很有造诣。他综合前人之长,自成一家,创立了一种用于印刷的字体。按一般的习惯,应该叫秦体字才对。可是由于他人品太差,在抗金斗争中,是投降派的代表人物,曾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了民族英雄岳飞父子,成为千古罪人,所以人们痛恨他,虽然应用他创立的字体,可是却把字体命名为宋体。虽然源于宋代,但是宋体字在明代确立。

众所周知,“公主”是中国古代对皇女、王女、宗女封号。通常是皇女位号,只有在部分特殊情况下,宗女才能破格晋封为公主。为什么要把皇帝的女儿称为“公主”呢?“公主”一词又是怎样来的呢?“公主”这个名词是春秋战国时代才开始有的。周朝的天子把女儿嫁给诸侯,自己是不主持婚礼的,而是叫同姓的诸侯来主婚。当时各诸侯国的诸侯一般称“公”,“主”就是“主婚”之意,所以因为是诸侯主婚,天子的女儿就被称为“公主”了。后来,“公主”这个称号一直由汉朝沿用至清朝。汉制,皇帝的女儿称为公主,皇帝的姊妹称为长公主,皇帝的姑姑则称为大长公主。加上“大长”、“长”字都有尊崇之意。东汉时皇帝的女儿皆封为县公主,即“公主”前的名称都是县名;到了晋朝,皇帝的女儿都封为郡公主,就是“公主”前的名称都是郡名。到了唐朝,“公主”名称依旧,但有品级规定,大长公主、长公主、公主,皆能享受正一品的待遇。清朝时,太宗皇太极在崇德元年承袭明制,皇帝女儿始称为“公主”。而公主也有等级之分,皇后所生的公主,就封为“固伦公主”,享有亲王的同等待遇;皇后的养女或皇妃所生的公主,便封为“和硕公主”,享有郡王的同等待遇。

科举制的起源是每一本中国古代史或中国通史、教育史、政治制度史、法制史、文化史著作都要涉及的问题,也是科举学中最引人注目的焦点问题之一。多年来,海内外学术界对这一重要问题聚讼纷纭,涉及科举制起始时间的论著层出不穷。由于对“科举”一词的理解不同,导致观点相当歧异。笔者在《历史研究》2000年第6期发表了《科举制的起源与进士科的起始》一文后,科举始于隋炀帝大业元年(公元605年)的观点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但也有一些学者继续提出不同看法。本文将在解释“科举”一词的含义的基础上,辨析贡举制的性质,进一步论证为何应以进士科创立为科举制起源的标志,以及进士科始于隋炀帝大业元年的观点。一、“科举”释义长期延续、影响重大、复杂精细是科举制的几个特点,经过不断演进,科举制的内涵出现变迁,加上有关进士科起始的史料不完整且互有出入,因而今人在探讨科举起源问题时往往标新立异,歧义迭出。众多研究科举制起源的论著各抒己见,步步深入,使此问题具有相当的深度和难度,一些争论往往令人扑朔迷离,因此若非细心分析,很难看出其中的门道。不过,只要仔细辨析,问题的核心还是会日益显现出来。明了“科举”一词含义的演变对我们认识科举起源问题具有重要意义。“科举”一词的内涵和外延都非常广大,是一个含义十分丰富复杂、具有动态变迁特征的词语,或者说是一个“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的词语,在不同时代和不同情况下,其内涵可能有所不同。明清时期的“科举”与宋元时期的“科举”不一定相同,明清时期的“贡举”与唐宋时期的“贡举”往往也有很大的差异。如以发展变动时期或成熟完善时期的科举制度标准来看待发轫时期的科举,以宋代“一切以程文定去留”的标准来看唐代、以明清定型后的科举标准来看宋代,都可以说前代科举尚未完全具备科举制的特征。如果只注意某一特定时期的用法,只看某一种特定的解释,就可能会出现盲人摸象、各说各话的情况。但我们在众说纷纭之间,总得有一个多数人公认的标准,取得相对共识,否则永远无法厘清科举制的起源问题。由于科举起源问题事关重大,研究者众多,因而众说纷纭,论战激烈,成为科举学中的一大热点和公案。同时,这也与科举制度非常复杂、科举的含义前后出现过变化有关。同样是“科举”一词,在不同的情况下可能有不同的含义。“科举”一词有广义狭义之分,还有泛指和特指之别。例如,明清时期“科举”一词除泛指科举制度之外,还有特指科考后拔取准备参加乡试的科举生员之意。现代人常引用那句“一名科举三分幸,两字功名误煞人”的诗来说明科举制的黑暗,但几乎没有人去深究“一名科举”的真正含义。实际上,一名“科举”,即指一名可以参加乡试的“科举生员”。因此明清两代还有“儒士科举”、“洞学科举”等用法。《日知录》卷十七《生员数额》说:“明初有以儒士而人科场者,谓之儒士科举。景泰间,陈循奏:‘臣原籍吉安府,自生员之外,儒士报科举者,往往一县至有二三百人。’”这里所说的“儒士科举”是指府州县学正式的官学生员(秀才)之外,那些没有生员身份的业儒之士直接报考科举者。“洞学科举”则是特指分配给一些书院参加乡试的科举名额。明代天启二年(1622年),主持白鹿洞教事的李应升曾上书要求增广白鹿洞书院的科举名额,他在《申议洞学科举详文》中说:“查吉安白鹭书院,科举四十二人,衡其实,恐不让才;循其名,何绝相远!……伏乞俯将鹿洞遗才,照白鹭书院事例,先期另考,额为十名。”结果是,“蒙本道魏批:‘允洞生科举八名,仍先遗才另考,定为永例。’”又如,清代在吉州府的强烈要求下,江西学政给予了白鹭洲书院一定的参加乡试的科举名额。在“江西督学道为准复鹭洲书院科举等事”中特别批示:“今据该府申详请增科举,具见怜才念切。本道今科试该属,除正案三等前大学十名、中学五名、小学三名俱照例准取科举人闱,此外再增大学八名、中学四名,小学二名以为鹭洲书院科举,永为定额,合檄行知。”这些所谓“儒士科举”、“洞学科举”、“书院科举”之称,无法以通常意义的科举制来解释,只能理解为特指科举生员。当然,在多数情况下,“科举”一词还是泛指考试任官制度。“科举”二字,起初是有“分科举人”之意,也可解释为“设科举人”或“按科举人”、“以科举人”。广义的科举从汉代已开始,但名称却为察举或贡举,直到隋文帝时才出现分科举人的文字表述。“科举”一词由“科”和“举”两个早已出现的各有独立含义的字组成,将此二字连用,是在设科和举人数百年之后才实现的。隋唐两代的“科举”二字一般都是“(某)科举人”的用法,如“二科举人”、“四科举”、“八科举”、“制科举人”等。在隋唐至北宋中叶以前,“科”既可以指进士科,也可以指明经等科。但在王安石取消明经诸科只保留一门进士科后,此“科”字一般便专指进士科了,而且使用“科举”二字的情况明显增多起来。考试取士始于西汉,科举制度则始于隋代。考试较宽泛,科举较具体。考试是科举制的核心和精髓,是科举制的本质特征,或者说科举制的实质就是考试。有关科举的各种各样的制度规定和读书备考、出身授官等都是围绕考试这个核心进行的。没有考试,科举的意义就不存在。至于说分设几科,考试的分量重到什么程度,是否有专司或专官等还不是最根本的问题,只是越到后来越取决于考试。1938年,美国汉学家德效蹇(Dubs)在《汉书》英译本第一卷中对汉文帝十五年(公元前165年)诏“举贤良能直言极谏者,上亲策之,傅纳以言”一事加以注释评论,认为这是文官考试制度的起始。由于英语中科举制度多译为考试制度(cxarninationsystem),当人们将西文中的“考试”反译回中文时,往往混淆了考试与科举的区别,结果以为许多西方学者持科举始于汉代说。而实际上汉代的考试取士只是能算广义的科举,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科举。已经出现的关于科举的定义五花八门,有的定义过于冗长,有的定义没有将历代科举制的特点包容进去。笔者认为,给科举制下一个科学的定义,首先要反映出科举制的本质特征,其次应能涵盖从产生发展到演变衰亡各个时期的科举制,再次应简洁,最后不应与历史上已经广泛使用的“科举”概念发生冲突。因此,如果一定要给科举一词下一个定义,我认为最简明的解释为:所谓科举,就是“中国帝制时代设科考试、举士任官的制度”。这一定义仅限于科举制度的宗主国中国,若包含曾经模仿中国实行科举制的日本、韩国、越南等国,则应表述为:“科举是中国及部分东亚国家帝制时代设科考试、举士任官的制度”。若考虑到也有部分人参加科举不以做官为目的,更抽象一些的定义,也可以表述为:“科举是古代中国及部分东亚国家通过考试来选拔人才的制度或方式。”而且,科举还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科举指分科举人或设科取士,约略类同于贡举,起始于汉代;狭义的科举指进士科举,起始于隋代。考虑到约定俗成,我们今天还是使用狭义的即严格意义的科举概念为宜。二、从贡举到科举贡举与科举是两个互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要厘清科举制的起源,就必须辨析清楚两者的异同和演变。从贡举到科举经历了一个演变过程。以往日本学者曾我部静雄已论述过中国历史上“贡举”渐次为“科举”取代的过程,他认为至北宋末期,官方的诏书中始有以科举作为贡举之意,至南宋末期似已大部分使用科举之名称。因此,在宋代贡举渐次为科举所取代。也有个别中国学者谈到历史上从贡举制到科举制的演变。但是,还从来没有人仔细辨析过“贡举”与“科举”的异同和概念替换原因。经过全面而细致的考察,可以发现,贡举约略类同于察举或广义的科举。早在汉隋之间,“贡举”一词已经常被使用。《后汉书》卷二六《韦彪传》云:“是时陈事者,多言郡国贡举率非功次。”彪上议曰:“二千石贤,则贡举皆得其人矣。”《后汉书》卷四四《胡广传》:“时尚书令左雄议改察举之制,限年四十以上,儒者试经学,文吏试章奏。广复与敞、虔上书驳之,曰:……贡举之制,莫或回革。”由此看来,“察举之制”也就等同于“贡举之制”。《三国志》卷五零《吴书·孙破虏吴夫人传》弟景传注云:“志林曰:按会稽贡举簿,建安十二年到十三年阙,无举者,云府君遭忧,此则吴后以十二年薨也。八年、九年皆有贡举,斯甚分明。”可见,当时已有专门记录贡举人选和具体情况的“贡举簿”。又如,《晋书》卷四六《李重传》:“弱冠,为本国中正,逊让不行。后为始平王文学,上疏陈九品曰:牧司必各举贤,贡士任之乡议……明贡举之法。”葛洪《抱朴子》外篇第一五卷《审举篇》中,说“天下贡举不精久矣”,认为东汉灵献之世,“台阁失选用于上,州郡轻贡举于下”。针对当时州郡轻贡举、秀孝不策试的状况,葛洪提出了“急贡举之法”的改革建议,“新年当试贡举者。”以上略举数例,便足见在隋唐以前早已存在“贡举”制度或“贡举之法”。同属东亚科举文化圈的古代韩国,历史上也留下了大量关于科举的记载,有的史料还可补中国史料之不足。朝鲜史籍《增补文献备考》卷一八四《选举考》序云:“圣人先教而后举,选举特用人之法耳。自咨采而为宾兴,自宾兴而为辟召,自辟召而为贡举,自贡举而为科制,虽随世损益,渐不如古,其得人而共天职则一也。”从这段话的表述中,可见“科制”(即科举制)是从“贡举”发展演变而来的,两者属于选举制度的不同发展阶段。林仁默《武科总要》序说:“贡举之法,三代未尝有之,而汉武帝建元元年诏举贤良之士,亲策问董仲舒而始焉。唐宋科举之法盖仿于此矣。”这里笼统地将汉隋之间选举取士办法称之为“贡举之法”,并将贡举之法与唐宋以后的“科举之法”区分对应。通常情况下,贡举是指地方向中央荐举的常科,不包括制举。唐宋时期的“贡举”概念一般也不包括制科。《唐律疏议》卷九《职制》“贡举非其人”条疏议说:“依令:诸州岁别贡人。若别敕令举及国子诸馆年常送省者,为举人。皆取方正清循,名行相副。”“贡”与“举”是两条报考途径,贡人与举人合称贡举。“每岁仲冬,州、县、馆、监举其成者送之尚书省;而举选不由馆校者,谓之乡贡。”《增补文献备考》卷一八四《选举考·科制》条末史臣“补”订曰:“丽制贡制有三等:王城曰土贡,郡邑曰乡贡,他国人曰宾贡。”所谓“贡”,往往含有地方向中央贡献的意思,从方向上看具有由下往上推举的过程,因此通常与“乡举里选”相关。“贡举”是先于“科举”出现的一个概念或一种制度。贡举制始于汉代,科举制始于隋代。科举在隋唐和北宋时期一般称之为“贡举”,而贡举制并不始于隋唐时期,却始于汉代。我们可以说科举制始于隋代,但不能对汉魏直至南北朝时期大量的贡举史实和“贡举之法”的记载视而不见,说贡举制始于隋代。由汉至北宋1000余年是贡举时代,而自隋迄清1300年是科举时代。明清时的科举往往与唐宋时期的贡举已不大一样,这里存在着一个概念替换的问题。贡举时代和科举时代在隋代至宋代600余年间出现重叠交叉,这是因为明清以后人们将“科举”的概念回溯到隋代。“科举”是北宋中叶以后特别是南宋以后才普遍使用的词汇。“科举”一词逐渐代替“贡举”一词的过程,就是狭义科举逐渐代替广义科举的过程。而之所以会将“科举”上推到隋代,就是因为隋炀帝时建立了进士科。隋唐人士一般都不认为贡举是当时的创举,因为过去贡举本来早就存在。唐宋时人多认为贡举始于汉代,如刘肃《大唐新语》卷一○《厘革》云:“汉高祖十一年,始下求贤之诏,武帝元光元年,始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贡举之法,起于此矣。”刘肃说“贡举之法”起于汉高祖,并不等于说后来人们所理解的“科举之法”始于汉代。唐代贡举与从前所不同的,主要是进士科的异军突起,所以有不少人谈到进士科的创立问题。三、科举制起始的主要标志荷兰历史学家盖尔有句名言:“历史是一场永无休止的辩论。”在清末以前,科举制的起始时间本来不成问题,或至少说是一个较为简单的问题,通常的说法即从隋炀帝建立进士科算起。现代学者力图分析科举制的特征和内涵,独辟异说,于是提出“分科举人、考试进用”说、“一切以程文定去留”说、“投牒自举”说等,部分学者进而对科举起始于隋炀帝的传统说法提出质疑,结果各种观点越来越多、问题越来越复杂。这大概也符合历史研究的演进规律。只是学术研究既要踵事增华,也要删繁就简,经过各种观点的切磋激荡、层累叠加之后,最终还是要正本清源、返璞归真。进士科的创立是探讨科举起源问题时无法回避的关键因素,主张科举制不始于隋的观点,其立论基础之一是否定以进士科作为科举制的主要标志。但通过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我认为,现在仍然可以明确科举制起源的主要标志就是进士科。在各种科举起源说中,除了始汉说和南北朝说以外,其他近十种说法都不得不采用进士科作为科举制起源的标志。为什么要以进士科的起始作为科举制起源的标志?对这一问题的回答,首先是要反问:不如此的话,要以什么作标志?以其他如以“分科举人、考试进用”或“一切以程文定去留”、“投牒自举”作为标志,能否确定科举制始于何年?否定进士科为科举制起源的标志,是否与古代“科举”二字的原意相左?至今无人否认也没有人能够否认制举是科举考试的一种重要形式,如果以创立制举作为科举制的起始,就没有理由不说科举制始于西汉,因此韩国李朝大儒丁茶山认为:“科举之法,兆于左雄,目关于鸿都,试于隋炀,成于唐初。”如果将“贡举”等同于“科举”,就必须承认科举制在汉隋之间早已存在。元代以后广泛使用“科举”的概念来指称隋唐以后的考试取士制度,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后来发展壮大、取代合并了所有其他科目的进士科始于隋炀帝。否认以设进士科为科举制起始的主要标志,基本上就等于否认科举制始隋说而主张始汉说。一反明清以来成千上万的人士和书籍早已约定俗成的说法,将造成“科举”概念的混乱。唐宋时期“科举”二字单独使用的时候,一般情况下便是专指进士科举。唐人李肇《唐国史补》卷下《叙进士科举》还用“进士科举”一词来概括关于进士科举的专门记述。《唐国史补》卷下《曲号义阳子》也载:“贞元十二年,驸马王士平与义阳公主反目,蔡南史、独孤申叔播为乐曲,号《义阳子》,有团雪散云之歌。德宗闻之,怒,欲废科举,后但流斥南史、申叔而止。”蔡南史、独孤申叔为进士,唐德宗因此事认为进士中存在某些浮华轻薄之风,因此“欲废科举”,这里的“科举”便专指进士科举。又《旧唐书》卷一七一《李渤传》载:李渤“坚苦不仕,励志于文学,不从科举,隐于嵩山,以读书业文为事。”与隋唐时其他“二科举人”、“制科举人”、“应四科举”、“应嘉遁科举”等用法不同,这两条史料是历史上所见单独使用“科举”二字的最早记载,都是特指进士科。王安石罢止明经诸科只保留进士一科后,实际上是将明经等诸科合并到进士科中去。改革后的科目虽名为进士,但以经义为重,究其实,则类似于以前的明经科。唐宋科场中长期存在以经术或以文学为主要考试内容的激烈争论,王安石的改革也只是经术派的暂时胜利,后来两派矛盾妥协的结果,是在进士一科中又再分出“经义进士”、“诗赋进士”两途,乃至于后来还有“策论进士”。然而,不论用什么科目名称,这些都属于进士科举,所以后来人们所指的科举便是进士科举。习惯成自然,当人们追溯科举制的起源时,便自然而然地将隋炀帝设进士科作为科举制的起始标志。韩国史籍《增补文献备考》卷一八七《选举考》四《科制》四载:李朝宣祖十七年(1584年),赵宪疏曰:“我朝贤良、明经等科,才设而旋废,用人之路,只倚科举一事。”这是一条十分珍贵的史料,它清楚地表明,“科举”是不包含贤良和明经等科目的,那么就是特指进士科了。“科目”与“科举”两个概念基本相同,但又略有差异。宋以后科目通常指科举制度,但也可以指汉代的分科目察举人才,科举则专指隋唐以后科举取士。例如,章如愚《山堂考索》续集卷三八《选举》说:“科目肇于汉,兴于隋,著于唐而备于宋。”而在《山堂考索》别集卷一九《士门·科举》中则说:“科举始于隋唐,隋炀帝始置科举之法。”可见,在章如愚的眼里,科目(分科举人之目)始于汉代,但科举制是始于隋代,具体来说便是隋炀帝开始设置的“科举之法”,这里的所谓“科举之法”当然就是指进士科的举送考试办法。元代陆文圭在《墙东类稿》卷四《选举策》中也说:“科目之弊,极矣。天朝神武,混一区宇,科场条贯,废格不用,一扫场屋向时之弊,士始知有务内之学。……以千余年科目之积弊,而骤革于今日。”从元代往上算千余年,当是汉代,其意思则为汉代便有科目了。《续文献通考》卷四八《选举考,荐举》元代部分载:“许纳曰:科举之法,实始于隋唐,后世因之。而科举益盛,然科举与辟举之法并行,故唐之人才为盛。”其意思与章如愚所言如出一辙。唐宋时人说贡举始于汉、进士科始于隋炀帝两者并不矛盾。王安石《王文公集》卷三二《取材》曾说:“以今准古,今之进士,古之文吏也;今之经学,古之儒生也。”《古今图书集成》“经济汇编,选举典”卷六五《科举部汇考》注云:“按科举自隋始,历代以来沿革不同……其汉魏六朝贤良、孝、秀则另人乡举里选、荐举或征辟、对策等部。”并以《通鉴纲目》的记载“炀帝大业二年始建进士科”作为首条,即以此条记载作为《科举部》的起始。可见在清代,科举的概念已清楚地将进士科举与其他科目的贡举区分开来。我们现在通常所说的科举的概念实际上就是清代以来科举的概念。之所以会将隋唐宋初时期明确称为“贡举制”的科目取士也称为科举,那是用清代以后的眼光或观点去反观唐宋时期,而其中关键的一点就在于隋炀帝建立进士科。否则为什么明清以来人们不将汉隋之间贡举也称为科举?贡举是介于察举和科举之间的一个概念。察举不一定有考试,贡举通常有考试,科举则主要依靠考试。隋代以前的贡举考试多为合格考试,科举则通常为竞争考试。王应麟《玉海》卷一一五《选举,科举》二《隋进士科》也说:“炀帝置进士科(孝廉、秀才,犹有乡举里选、诸侯贡士之遗法。至隋炀帝始变之。炀帝置进士科,犹试策而已,唐刘思立加试杂文)。”王应麟将进士科与过去的孝廉、秀才科贡举区别开来,主要根据是隋炀帝设置进士科举时有所变革,已开始逐渐摆脱乡举里选的办法,也就是更多地依靠考试。朝鲜史籍安鼎福《杂同散异。正百官》论“选举科举诸法”时也说:“隋置进士科。臣按:后世进士科始此,专以文词试士也。……至是士皆投牒自进,州里无复察举之制。”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宋以后人们说的科举就是指进士科举。有的学者认为不能用宋朝王安石变法后进士科逐渐取代其他科目,成为后世唯一的科目作为标准。但问题是宋以后绝大多数人所说的科举恰恰就是进士科举。若以“一切以程文定去留”为标准,那么隋以前的明经科已经按考试成绩定去留,就已经可以算是科举,因为明经科由其自身考试的内容和方法所决定,是一种较为客观和刻板的考试,基本上依据考试成绩来录取而很少人为因素的介入。而唐代进士科不完全以考场成绩定去留,反而不是科举了。因此,不论是用“一切以程文定去留”还是用“以文取士”(不限于试卷成绩,还兼采文学誉望),两者都无法涵盖从隋唐至明清科举的所有情况。科举制的诸多特征是经历漫长的过程才逐渐形成的,但要定下一个起始年代,必有标志性的创制,而真正具有标志性意义且与历史上“科举”一词相符合的,只有隋炀帝创立进士科这一历史事件。四、进士科始于隋炀帝大业元年关于科举制的起源或起始时间,学术界异说纷呈,达十余种之多。因为对科举制含义的理解不同,我们很难说哪一种说法绝对错误。但与此相关的进士科的具体设立时间,应该说符合历史事实的只可能有一种,其他各种说法必定有误。弄清楚进士科或科举制创设于哪一朝皇帝哪一年,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是学术研究向前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必然结果。另外,科举始于开皇七年(607年)说实际上根据不足,但流传多年之后,影响广泛,甚至连国际上权威百科全书都采用了这一说法,可以说已经到非辨析清楚不可的时候了。开皇七年说的始作俑者是日本著名东洋史学家宫崎市定。其实,宫崎市定对科举起源和房玄龄的科名出身问题并未作深入细致的考辨,没有举出任何那怕是间接的史料来证明进士科始于开皇七年。他只是将邓嗣禹首先发现的房玄龄科名与年龄存在矛盾的史料,用来解释开皇七年始建进士科说而已。但这一史料至多只能推论进士科可能出现在开皇十五年(595年)或十六年(596年),而无法证明是开皇七年。尽管后来也有不少学者论述房玄龄是开皇年间的进士,但也有不少人认为将房玄龄定为开皇年间进士出身是有问题的。台湾学者张宝三认为,两《唐书》所云“举进士”,“进士”是否为隋文帝开皇时实有之科目名称,尚难确定。两《唐书》一修于五代,一修于北宋,述事而以后代制度例之,亦非无可能。杜牧所说房玄龄为进士亦难遽信;《梁彦光传》所云参加“宾贡之礼”者不可能是进士,而是孝廉或明经。由此推测《房玄龄碑》中的“俯从宾贡”,也是举为孝廉或明经。对于开皇七年说的内在矛盾,笔者《科举制的起源与进士科的起始》一文辨之已详,于此不再细论。《北史》卷二六《杜铨传》附《杜正藏传》载:正藏“大业中,与刘炫同以学业该通应诏。被举时,正藏弟正仪贡充进士,正伦为秀才。兄弟三人,同时应命,当世嗟美之。”这条史料是同时载明进士科与秀才科,表明并非以“进士”来指代“秀才”,非常有力地证明隋炀帝大业年间进士科的存在。在辨析隋唐之际进士、俊士、秀才等科目产生与存废问题时,由于史料不多,在历史记载不够全面细致的情况下,我们往往需注意“消极性质的史料”,以常识、常情、常理去考察、分析和推断。梁启超认为历史研究中有时应该留意“消极性质的史料”,他指出:“某时代有某种现象,谓之积极的史料;某时代无某种现象,谓之消极的史料。”“此等史料,其重要之程度殊不让积极史料。……此等史料正以无史迹为史迹,恰如度曲者于无声处寄音节,如作书画者于不著笔墨处传神。但以其须向无处传之,故能注意者鲜矣。”从发掘“消极性质的史料”的角度思考,令人值得注意的是,为什么古代所有学者都说是隋炀帝始建进士科,却没有人说进士科是隋文帝所创立?特别是去隋不远的唐五代,薛登、杨绾、杜佑、刘肃等那么多精通贡举历史的人士一再明确说“炀帝始建进士科”,却从来没有任何人提出不同说法?历史上没有关于隋文帝与进士科有关系的任何记载,在古代特别是唐代没有任何人否认隋炀帝创建进士科,此等重要的“消极史料”,昭示出这一历史事实:进士科是隋炀帝创立于隋炀帝时而不是隋文帝时。正因为如此,对中国科举研究甚深的邓嗣禹虽然首先发现了房玄龄的科名与年龄的矛盾问题,却没有说是隋文帝首建进士科,而是怀疑房玄龄“年十八举进士”等历史记载恐有伪脱。读书要读空白处,从字里行间往往可能看出文字背后的历史真相。明确进士科为隋炀帝所创置,接下来必然要进一步探究具体为隋炀帝何年。近年来,一些研究隋唐科举制的专家已越来越将焦点集中于隋炀帝大业元年(605年)。最早提出大业元年说的学者是陈直,1963年,他根据1902年洛阳出土《隋北地太守陈思道墓志》所记“公弱冠及进士第……以大业二年卒”,认为进士科始于大业元年。只是陈直未能落实大业元年的具体月份。1996年,笔者在《科举考试的教育视角》一书中,初步提出进士科应始于大业元年闰七月(与复国子学同时)的论点。2000年,我在《科举制的起源与进士科的起始》一文中又进一步详尽论证了该观点。高明士较早时赞成开皇七年说,认为“宫崎市定的这些看法,堪称卓见,尤其指出科举起源于开皇七年,而且断定当时的科目有三科,实是莫大的贡献。”不过,他也不认为隋文帝时已设进士科,但有其前身的“宾贡科”,连同秀才、明经共三科,并认为两《唐书》为玄龄做传时,采用当代用法,但将碑志的“俯从宾贡”改为“举进士”。开皇七年所建立的是“宾贡科”,此“宾贡科”到大业三年改为进士科与俊士科。1999年,高明士在《隋唐贡举制度》一书中补充了自己的观点,认为隋炀帝“又变前法”设置进士科与俊士科的时间可能在大业元年,而定于大业三年的令,并说“炀帝‘变前法’(此处之法,指贡举科目制度),也可与‘复开庠序’措施同视为文教措施之一”。并参考陈直关于进士科起始时间的考证,认为“进士科之建制,自以大业元年为是”。考察隋炀帝建立进士科的具体时间,当联系其恢复国子监的举措。隋代和唐初,科目的设置与中央官学存在着对应的关系,国子监六学便与六个贡举常科相对应。唐初乡贡进士绝少,进士多数来自官学毕业生。尤其是俊士,更是与学校密不可分。《唐摭言》卷一《述进士上篇》言“若列之于科目,则俊、秀盛于汉、魏”,其中“俊”即俊士,指汉代太学中的博士弟子。本来“进士”和“俊士”这些科第名目最初就是与学校教育相关联的。《礼记·王制》说:“命乡论秀才,升之司徒,曰选士。司徒论选士之秀者而升之学,曰俊士。升于司徒者不征于乡,升于学者不征于司徒,曰造士。……大乐正论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诸司马,日进士。司马辨论官材,论进士之贤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论。”这是有关科举制度渊源的非常重要的一段记载,不管它是先秦的记载或是汉代的追记,至少这是最早出现“俊士”、“进士”名目的中国载籍,而隋代设立进士科的古本依据便是《礼记。王制》的这段记载。这一国学造士和论升进士的过程,实际上是当时高等学校培养学生和选拔毕业生的过程,它与乡论秀士、司徒推选俊士的阶段一起,构成了一整套培养和选拔人才的制度。隋炀帝创立选拔俊士考升进士的做法既以《礼记·王制》为蓝本,则与恢复国子学在同时进行是很自然的事。另外,韩国科举史上有“司马”的科名,这是模仿唐代的制度而来。韩国史籍赵在三《松南杂识》“科举类,进士”载:“芝峰曰:今以生员进士为司马,出于《王制》,又取唐学舍生员名。”但中国现存史籍似乎未载唐代称国子监生员为“司马”,这要么是韩国科举的创制,要么是唐代史籍缺载。唐承隋制,韩国科举史上采用唐代中央官学生员的名称“司马”,这也从旁说明隋唐科举制度与学校教育的密切关系。因此,根据大业元年闰七月关于恢复国子等学的诏书记载,从而间接推断进士科亦应与此同时设立,是有相当的道理的。将进士科具体创立时间逐渐缩小到大业元年,是在排除各种其他可能性之后得出的结果。据《隋书,炀帝纪》载,下诏选举人才的记录共有大业元年正月、大业元年闰七月、大业三年四月、大业五年六月、大业十年五月等五次,采用排除法,可以判断炀帝始建进士科是在大业元年闰七月。如果说进士科不是出现在大业元年,那么谁能指出是在哪一年?实际上其他各种说法根据明显不足,都不如大业元年说来得充分和有道理。穷原竟委,大业元年说已经是最接近历史真相的研究结论。因此,我们可以明确地说:科举制起始于隋炀帝大业元年,到清光绪三十一年废科举兴学堂,在中国历史上整整存在了1300年之久。

科举是中国古代读书人的所参加的人才选拔考试。它是历代封建王朝通过考试选拔官吏的一种制度。由于采用分科取士的办法,所以叫做科举。科举制从隋代开始实行,到清光绪二十七年举行最后一科进士考试为止,经历了一千三百多年。隋朝: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起源中国古代科举制度最早起源于隋代。隋朝统一全国后,为了适应封建经济和政治关系的发展变化,为了扩大封建统治阶级参与政权的要求,加强中央集权,于是把选拔官吏的权力收归中央,用科举制代替九品中正制。隋炀帝大业三年开设进士科,用考试办法来选取进士。进士一词初见于《礼记·王制》篇,其本义为可以进受爵禄之义。当时主要考时务策,就是有关当时国家政治生活方面的政治论文,叫试策。这种分科取士,以试策取士的办法,在当时虽是草创时期,并不形成制度,但把读书、应考和作官三者紧密结合起来,揭开中国选举史上新的一页。唐代科举特点:科目繁多重诗词歌赋唐代科举的一个非常显著特征就是进士科的崛起,并成为了士子出身人仕的首要途径。进士科考试在唐代趋向于以诗赋为主,不仅如此,应进士科者将自己的文学创作择优编成文卷,投献给当时达官贵人或文坛名人求得他们赏识推荐,以提高知名度和及第机会,这种习尚称为行卷。宋代科举特点:轻视诗词重视实际能力殿试策论因时间限制等原因,多数情况下文采一般。但它作为文学体裁,其中也不乏佳作。由于宋代文官政治的实行,大批文人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他们不仅在政治上有发言权,在文坛上也是左右风气的领袖人物。因此,宋代文人多为官僚、学者、文士的复合型人才,其知识结构远比汉唐广博宏大。明清科举特点:八股取士重文章格式明清科举考试,皆以八股文为主要内容。八股文的字数每多变化,明《四书》的题目规定要写二百字以上,《五经》的题目规定要写三百字以上。应试者为求胜出,往往愈写愈多,到了清康熙四十三年,始规定每篇八股文不能超过七百字,以后即奉为定则。仅就八股文的形式而言,其内容也自有一定之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