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化历史故事

是个性的张扬还是人性的扭曲：晚明纵欲主义思潮反思

与西方的文艺复兴相比，不论是在规模、广度还是深度上，晚明社会思潮都无法与之相比拟。不过两者具有一个鲜明的共同点，即都热烈关注尘世中的个人，都鼓吹人性自由，崇尚个性解放，都积极追求现世生活的享乐。但除此之外，文艺复兴还高举理性与科学的旗帜，强调知识的重要，强调人的价值和能动性，赞美人的力量和伟大，认为人可以创造一切，正如弗洛姆所说，中世纪后期"强调人的意志和主观能动性的趋势日益发展" ，同时还试图构建新的社会规范。而这些正是晚明社会思潮所没有也不可能认识到的。　　晚明社会思潮是以赤裸裸的纵欲主义作为思想武器来对抗传统封建伦理道德价值规范的。把追求自身享乐及其满足看作人生目的，忽略了人生责任和对自身价值的追求，实际上倡导了一种享乐主义、纵欲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的颓废生活方式。这与人的社会属性是相违背的。人是社会的产物，社会性的活动是人的价值实现、个性发展和表现的最根本的活动。随着人在社会中的成长，人的生物本能不断被改造，从而必然带有特定历史阶段社会文化的烙印。弗洛姆认为"人的本性、情欲和忧虑都是一种文化的产物" 。伯纳德也认为"在高等动物，尤其在人方面，本能即使不是一个正在消失的，也是一个正在退化的东西" 。因此如果说，禁欲主义是对人性的异化，那么以纵欲为思想武器的晚明社会思潮则是对人性的另一种扭曲，而不是张扬。同时也说明，晚明社会思潮对人、对自我的审视，还仅仅局限于自我意识的觉醒，而没有上升到主体意识层面上。赤裸裸的个人主义，享乐主义，对感性欲望的极端输扬，一旦作为一种文化精神、一种大众思想加以表述和倡导，并作为斗争的唯一思想斗争武器，其消极性不言而喻。因此晚明社会思潮具有极大的破坏性的负面影响，缺乏真正的建设性，因而也缺乏长久存在的合理性和基础。　　任何一种思潮，都是和当时的社会现实紧密相联的，是倡导者对社会现实的主观思考和把握。社会现实是社会思潮萌生的土壤。晚明社会思潮的代表者所面临的是一个人欲横流的社会，与以往的社会环境决然不同。　　从明代中叶以来，社会经济得到了极大发展。尤其是东南沿海地区及其长江三角洲地区已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商品经济的发展，带来社会物质生活的丰富，社会上奢侈享乐、越礼逾制之风愈演愈烈。在新的社会环境下，一方面金钱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急剧膨胀，出现了"金令司天，钱神卓地" 的局面；另一方面，受封建伦理道德影响最深的封建官僚阶层自身呈现出严重的人格分；裂。虽然开口闭口仍是大讲封建伦理道德，而实际行动上却与封建伦理道德的"重义轻利"、"立德、立功、立言"的人生价值追求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社会责任感相违背。很多官员为了攫取财富，利用自身特权参与了商业活动，甚至出现了"官与贾无别矣，贾与官亦复无别，无官不贾，且又无贾不官。 "的局面。商品经济的冲击，统治阶层自身对道德的践踏与背叛，使传统道德观念面临着深刻的危机。　　传统的伦理道德规范集中体现在禁欲主义的程朱理学中，它作为明代的官方统治思想被严格确定下来。而这种以束缚人性、压制人欲为特征的道德价值体系存在的基础，一是相对贫乏的物质生活，二是专制政权对意识形态领域的严厉控制。而晚明社会思潮恰恰面临着这样一个难得的发展空间：经济发展、物质生活丰富，当时的明政府，由于皇帝的长期怠政，统治阶级内部激烈的党争，朝臣间的彼此倾轧，国家机器陷入半瘫痪状态，失去了运转的有效性。再加上阉党专权，不断爆发的农民起义，东北女真族的侵扰，内忧外患，使其无暇过多顾及思想领域的问题，这为思想的活跃提供了历史的际遇。　　明中叶王守仁"良知学"的创立，就是针对当时政府无力挽救传统道德所面临的危机，企图重建封建道德的权威而作的努力。他提出"心即理"、"心外无物"、"求理于吾心"等命题，妄图把传统的道德规范从外在权威转而内化成人的自然情感，其最终目的不外乎是"灭人欲，存天理"。但它把心提高到本体地位，从而在客观上突出了人的主体能动性，使整个社会思潮转向了"内醒"，转向了对尘世中人的内心的关注。其后王学不断发展，待到泰州学派一脉。已"非复名教所能羁络" ，提出"百姓日用即道"的命题，这些思想为晚明社会思潮的发展作了很好的铺垫。　　晚明社会思潮的代表者们就是在这样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带着自身对现实的思考与选择走到了时代前列。他们基本上都是一些知名度较高的文人，同时又是地位不高的低级官吏，属于统治阶层。传统的道德规范已深入他们的骨髓，因此他们又不自觉地时时以封建伦理道德作参照系，表现出一种难以摆脱的矛盾。恰如马克思所说：在不同的所有制形式上，在生存的社会条件上，耸立着由各种不同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世界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整个阶级在它的物质条件和应有的社会关系的基础上创造和构成这一切。通过传统和教育承受了这些情感和观点的个人，会以为这些情感和观点就是他的行为的真实动机和出发点。晚明社会思潮的代表者们正是如此，他们对传统的道德价值规范从根本上持肯定态度，所不同的是，他们深受王阳明心学尤其是泰州学派思想的影响，自我意识已呼之欲出。而他们又恰恰处于晚明这样一个特殊的人欲横流的畸形社会发展环境中，知识分子思想的敏感使他们感受到了时代的脉搏，传统道德规范在新的历史时期所面临的困境及其与道德实践的巨大反差又不能不让他们思考，他们需要一个能说服他们自己的合理解释，以弥补传统道德的缺陷。　　李贽首揭晚明社会思潮大旗，他远远地走在前边，最激烈也最尖刻，其激烈的程度使他陷于一种貌似与传统道德势不两立的境地。而他的目的只不过是想改造压制人性、抑制人欲的传统道德规范，要为人性、人欲在伦理道德领域争取合法的一席之地。李贽认为当时现实生活中的普遍趋向"如好色、好货，如勤学，如多积金宝，如多买田宅为子孙谋，博求风水为儿孙福荫，凡世间一切治生产业等事，皆其所共好而共习，共知而共言者，是真''迩言''也" ，并认为人们孜孜以求的这一切根本无须别人教导，自然而然就会去做，而考察历史的结果又使他得出"虽大圣人不能无势利之心" 的结论。对此他只能有一个解释：势利之心、趋利避害之心人人都有，这是人的自然本性，人心必然有私，"若无私，则无心矣" 。因此他把人的自私欲望、趋利避害、追求享乐等看作整个道德的基础。他认为既然是人的本性，那就是合理的，不应该予以人为的限制。他对泰州学派"百姓日用即道"的命题作了进一步发挥，认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除却穿衣吃饭无伦物矣。世间种种，皆衣与饭类耳" 。从而确认吃饭穿衣种种最基本的生活需求包容了世间一切伦理道德，道就是饥来吃饭困来睡眠般自自然然，不能勉强，更不能强制。从这个意义上讲，他认为封建社会的礼是非礼，而真正的礼应该是人人认同，顺其自然的，"无蹊径可寻，无涂辙可由，无藩卫可守，无界量可限，无扃钥可启" ，一句话就是万全没有束缚，完全的自由。如果人人都无拘束地去追求他想要的东西，人人心满意足，社会自然就会太平安定。李贽看到了封建伦理道德对人性的压抑，并以广大民众的价值趋向作为道德的基础，这有其进步意义。但是他把趋利避害、追求享乐等视为人的本性和整个道德的基础，并将其凌驾于一切社会规范之上，这显然是对人性的扭曲。　　无论如何，李贽可以算是一个大胆地肯定与鼓吹人欲的无畏的勇士，他无情地撕下了"伪道学"的面具，使其恼羞成怒且异常恐慌，而他自己也最终被迫自杀，这也宣告了与封建伦理道德直接冲突的后果。李贽的死给晚明社会思潮的倡导者们以当头一棒，袁宏道、汤显祖、冯梦龙、凌蒙初等虽都十分推崇李贽的思想，但他们缺乏李贽的大胆和尖刻，因此他们思想的表达方式与李贽有明显的不同。如果说李贽是以尖刻的"异端"思想直接与传统伦理道德冲锋对阵，那么在他之后则是趋于迂回反抗，以自我放纵的行为本身或借助于文学形式来反映，大大削减了战斗的锋芒，而纵欲享乐的思想被付诸生活实践，其消极性就更大了。　　袁宏道等一批文人直接倡导了享乐主义的思想，他们认为既然趋利避害、追求享乐是人之本性，那么追求、享乐生活便是非常正当的事情。他们推崇"积财以防老，积快活防死"的处世哲学。袁宏道在诗文中多次表现出追求享乐的思想，他鼓吹人生有五大乐，曰"目极世间之色，耳极世间之声，身极世间之鲜，口极世间之谈，一快活也；堂前列鼎，堂后度曲，宾客满席、男女叫舄，烛气熏天，珠翠委地，金钱不足，继以田土，二快活也；中藏万卷书，书皆珍异，宅畔置一馆，馆中约直正同心友十余人，人中立一识见极高如司马迁、罗贯中、关汉卿者为主，分曹部署，各成一书，远文唐宋酸儒之陋，近完一代未竟之篇，三快活也；千金买一舟，舟中置鼓吹一部，妓妾数人，游闲数然人，浮家泛宅，不知老之将至，四快活也；然人生受用至此，不及十年，家资田地荡尽矣。然后一身狼狈，朝不谋夕。托钵歌妓主院，分餐孤老之盘，往来乡亲恬不知耻，五快活也。"并宣称"士有此一者，生可无愧，死可不朽也。 "袁宏道之弟袁小修更有一首诗宣称："人生贵适意，胡乃自局促。欢娱极欢娱，声色穷情欲" 。类似的思想在陶望龄等人的诗作中也多有表现。张岱自称"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 。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晚明时期的文人大都纵情声色，出入酒馆妓院，沉迷于歌舞宴乐之中。袁宏道、董其昌等都不以谈房事为耻，而且津津乐道。，分析上述思想的实质，实际就是统治阶级享乐主义的人生观。马克思主义认为"享乐哲学一直是享有享乐特权的社会知名人士的巧妙说法。至于他们享乐的方式和内容始终是由社会的整个制度决定的，而且要受社会一切矛盾的影响，则已经不用说了；一旦享乐哲学开始妄图具有普遍意义并宣布自己是整个社会的人生观，它就变成了空话。"的确，历来的统治阶级都对自己实行了实际上的纵欲和享乐，只不过是敢不敢公开的问题。尤其在中国，这与封建伦理道德是严重违背的，因此更是采取讳言的态度。袁宏道等都是文人，又属于统治阶层，他们继承了统治阶层的生活作风，再加上历代封建文人饮酒狎妓等一些狂放不羁的传统，面对新时代的呼唤，他们更容易感受到自身感性欲望所受到的压抑。但是他们摆脱禁欲后，要求得到承认的仍不过是无所顾及的纵欲和享乐，把人生的意义局限于自我无所拘束的宣泄，因此他们在反对传统道德规范的同时，对理想人生的规划不过是对过去生活方式的发挥和极端肯定，弥漫着浓厚的颓废色彩而毫无新鲜气息可言。任何时候，赤裸裸的纵欲、享乐主义成为一种思潮，一种文化表征，都是没有长久生命力的。虽然对禁欲思想的冲击力十分强烈，但它呼唤出的是一种缺乏理性、缺乏人生价值追求和人生责任的生活态度。把对感性欲望的无限追求视为人生最自然的要求，视为人生目的，这显然是对人性的扭曲。　　晚明社会思潮最突出的特点，其实一句话，就是对人的自然本性的极度肯定，也就是对感性欲望的极端张扬。认为唯此才是人心中最真实的，传统伦理道德不应该否定人的自然欲望，而应与尘世生活相联系，关注个人的内心情感，为此他们纷纷以"情"作武器，主张尊情。汤显祖讲"至情"，冯梦龙讲"真情"，李贽、袁宏道等主张要听从内心的呼唤，"率性而行"，不能"内欺己心，外拂人情" 。在此情形下，他们将文学这种对描写尘世生活中的情感欲望、心理体验等有得天独厚优势的艺术推到了时代前列，使晚明文学具有了鲜明的世俗特色。不管是在诗歌、戏剧、小说还是散文领域，"在倡导个性解放，要求摆脱礼教束缚，肯定人的自然欲望，重视表现真情实感等方面，这些不同类型的文学都显示出鲜明的一致性" 。　　文学理论首先应运而生，李贽提出了"童心说"的文学主张，随后又有袁宏道为首的公安派的"性灵说"的响应。这两种文学主张都强调文章应描写人的自然情感，任性而发，不拘格套。正是基于此，晚明社会思潮的代表者们都极为推崇通俗文学（如戏剧、小说、民歌等）。李贽第一个表达了这种思想，并把《西厢纪》、《水浒》称为天下之至文，而且还亲自批点了一批作品。汤显祖、冯梦龙、凌梦初等更是亲自参与了通俗文学的搜集、整理和创作工作。汤显祖创作了以《牡丹亭》为代表的"临川四梦"，冯梦龙编辑整理加工了《三言》，凌梦初创作了《二拍》，这一时期还出现了我国第一部以家庭生活为题材的现实主义杰作《金瓶梅》。这些作品都是晚明这个特定时代的产物。除了对世俗生活的描摹外，爱情被当作自由的象征在晚明文学中被大力渲染。但是晚明文学在肯定情的同时，又每每把它与"欲"联系起来，常常伴有直露的性行为描写。正如鲁迅先生所指出的，晚明小说中"每叙床笫之事"，"而在当时，实亦时尚"。"至于末流，则蓄意所写，专在性交，又越常情，如有狂疾。其尤下者，则意欲蝶语，而未能文，乃作小书，刊布于世" 。除《金瓶梅》外，还有《玉娇梨》、《绣塌野史》、《双峰记》、《宜春香质》等第。《金瓶梅》中，充斥其间的是对社会百态、人情世故的描述，赤裸裸的金钱追求和变态的放纵的情欲描述，而其他的淫秽作品，更是致力于情欲的描写。这都表现了创作者的思想取向，也表露出晚明社会思潮局限性。晚明社会思潮的代表者虽然有意识地"借男女之真情，发名教之伪药" ,但他们所赞赏的男女之真情，大部分不过是才子佳人的男欢女爱。与之相伴随的常是令人惊讶的饥渴式的情欲，甚至可以说无欲就不称其为情。这当然由人欲横流的晚明社会的特点决定的。以此来反击封建伦理道德，在全社会范围内把放纵的情欲作为一面旗帜来颂扬，只能说是病态社会一种病态的过激的反抗。　　至于晚明社会思潮对个性自由的主张，其主要特点是"率性而行"。李贽和袁宏道都曾明确提出这一主张。认为社会不应对个人的发展加以限制，人完全应凭自己内心的驱使行事，作一个真实之人，但是他们的思想不能见容于当道，在现实世界中找不到出路，于是纷纷辞官归隐。尤其是李贽被迫害致死后，他们更是趋于消极。并且由于不能从根本上摆脱自身阶级思想的束缚，而新的生产关系还非常弱小，没有产生独立的阶级，因此不能为他们这些思想先觉者提供一个明确而有希望的社会前景，无奈困惑之余，他们只有转向寻求自身解脱的道路，追寻心灵的满足。传统道德给他们的社会定位只有两个，或入世作官，或出世悠游林下。而袁宏道之流的个性又普遍不愿受官场的约束，于是别无选择。袁宏道曾借对陶渊明的评论表明自己的心迹，"非不欲官者，非不愧贫者，但欲官之心，不胜其好适之心，愧贫之心不胜其厌劳之心" 。认为人生苦短，不应以这些没来由之苦磨灭了自身的无穷乐趣，而"乐之一字其福倍于功名富贵远矣" 。他所努力追求的无穷乐趣不过是"侍花种竹，赋诗听曲，评古董真赝，论山水佳恶" 。实质是一种逃避社会责任和摒弃自我价值追求的人生态度。诚然，他们追求个性自由的思想是具有积极意义的，但把个性自由引向了自我的闲情雅趣中，引向了不受任何约束的个人的绝对自由，则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总之，晚明社会思潮的代表者们虽然敏锐地感受到了时代的脉搏，但却用一种盲目的热情把人的感性欲望推向了极端。而另一方面，他们普遍在现实世界中找不到出路，于是选择逃避现实，摆脱人生责任，单纯追求心灵满足与个人解脱的道路。所有这一切都使晚明社会思潮呈现出一种躁热、自我毁灭式的极端狂放与对现实无能为力的消极颓废的双重合奏，从而必然缺乏理性的思考。因此晚明社会思潮并不是在新的历史时期对人性科学意义的阐释和张扬，而是由于其倡导者自身和历史的局限，不可能有科学的认识，因此走入了矫枉过正的歧途，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因而也就缺乏存在的历史根基，随着清军入关，清王朝建立，很快走向了末路。

文人的殉节：什么才值得中国人为之共赴生死

　王朝迅速地不得人心，这才是真正的悲剧　　中国历代王朝，在其画上句号时，总有遗老孤忠、文人学士等为之身殉，演出一番壮烈。但在清朝，反响实在寂寥。按道理，这样一个统治中国近300年的异族王朝，在其谢幕之时，总该有几位运筹帷幄的决策之士，执掌国政的机枢之流与国同难才是。但翻遍历史，却不见一个王爷或大臣为之上吊服毒，抹脖自尽；没有一个都督或总兵为之举枪自杀，饮弹身亡。《清史稿》最后一章《忠义十》里记录的，也只有直隶青县诸生张传楷，山东益都人孙方楷，福建龙溪人王乘龙，江苏江阴人赵彝鼎，江苏高淳诸生施伟等，区区八人，真是可怜得很。　　这其中最堪玩味者，第一，无一天子脚下之人为爱新觉罗朝舍命亡身；第二，没有一个满洲人的后裔，为其祖先的江山变色痛不欲生。难道提笼遛鸟的八旗子弟，果然养尊处优以致百无一用，彻底颓废而假作痴呆？这便是清人赵翼在《廿二史札记》卷三十《元末殉难者多进士》中指出的：“元代不重儒术，延中始设科取士。顺帝时又停二科始复，其时所谓进士者，已属积轻之势矣。然末年仗节死义者，乃多在进士出身之人。”在赵翼抄录的殉难者名单中，除了一个蒙古籍进士外，全是汉族的读书人。看来，外来统治者治下的元末、清末，殉难者寥，死节者少，是情理中事。　　尽管如此，还是有主演这出“末日节烈大戏”的挑大梁者。谁也想不到，那是两位既非翰林，也非学士的文人：一为梁济，二为王国维。因之，辛亥年大清王朝的曲终人散，颇有点草草了事，不免有点凄凉。　　这两位以死效忠大清王朝的文人，其选择的自杀地点和自杀方式，首先就不能令人振奋。梁沉于北京西城积水潭，无壮烈可言；王溺于颐和园昆明湖，更谈不上豪雄，与屈原投汨罗江，老舍跳太平湖，竟如此殊途同归，让人不禁感叹中国文人之无奈。再则，他们殉节所选择的死亡时间也不免太晚，大有黄花菜已凉之感。通常，国亡时殉国，城破时殉国，拒降新朝殉国，复辟失败殉国。二位文士之死，梁为公元1918年，斯时民国已6年；王为1927年，斯时民国已15年了。时过境迁，已无耸人听闻的意义。　　不过，遗老们编撰的《清史稿》还是给二位留下了几行记载，将两位定性为殉国之士、义民史家总得找出两位忠义殉节之士，点缀一二吧！以末代皇帝溥仪为招牌的小朝廷，还装模作样地赐谥追褒，这种关起门来当皇上的自得其乐，当然是一种黑色幽默。其时，人们早已淡忘了脑后曾经拖着辫子的时代，那些曾做过大清王朝的臣民，如今又成为中华民国的百姓，照旧吃他的炸酱面，喝他的二锅头。正如闻一多诗《死水》所写：“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清风吹不起半点漪沦。”这个王朝如此迅速地不得人心，才是真正的悲剧。　　为何这两位殉清“义士”没有在民国纪元开始时马上杀身成仁呢？我想，首先梁、王在清廷这架统治机器里，自忖乃微末之士。一向谨慎行事的他们，不能不考虑，抢这个效忠就义先行者的死誉，会不会有出风头之嫌？其次，我不敢武断这两位是否抱苟活之心，存侥幸之意，但最终走到这一步，其实已不完全是初始的以死明志，而是杂以对新朝的彻底绝望，以及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个人烦恼。也许，死才是最好的解脱。　　只有江山社稷，才值得中国人为之共赴生死　　明末，就完全是另外一种样子了。　　明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三月，李自成攻陷北京，朱由检在煤山自缢身亡。随之而痛哭失声者，悲愤莫名者，仓惶出逃者，以死殉国者无数，偌大的京城一幅末日景象。其中那些惨绝人寰的死节场面，令人不忍卒读。　　朱由检在中国历史上，是少有的不大被责备的亡国之君，甚至连李自成、顺治都为他讲好话。虽然他性格上的缺陷，诸如猜忌怀疑、刻薄寡恩；他政策上的失误，诸如措置失当、用人多变等，加速了明亡的步伐，但万历年后注定亡国的命运，不是他所能改变。崇祯上吊煤山，着实震撼了中国人。所以，“吾君之痛”成为全体中国人之痛，这也是明末殉难者前赴后继的缘故。　　宋末同样出现了中国有史以来最壮烈的殉难场面。公元1279年3月14日，先败于辽，后败于金，再败于元，前后坚持了三百余年的大宋王朝终于到了覆灭的一天，亦是南宋末代皇帝赵昺的最后一天。今日读明人陈邦瞻撰《宋史纪事本末》的“二王之立”末段，尽管时隔730多年，犹能感受到帝国末日那“日暮风雨，昏雾四塞，咫尺不相辨”的情景；感受到敌酋压境，大海茫茫，命悬一发，生死绝杀的恐怖气氛。其时，元将张弘范兵分四路，包围住已逃亡到海上的南宋朝廷以及十数万军民。崖山之役后，与这个小皇帝共同赴难的殉国者达10万人之多。“（张）世杰遣小舟至帝所，欲取帝至其军中，旋谋遁去。（陆）秀夫恐来舟不得免，又虑为人所卖，或被俘辱，执不肯从，秀夫因帝舟大，且诸舟环结，度不得出走，乃先驱其妻子入海，谓帝曰：‘国事至此，陛下当为国死。德祐皇帝辱已甚，陛下不可再辱！’即负帝同溺。后宫诸臣从死者甚众。世杰乃与苏刘义断维夺港，乘昏雾溃去。余舟尚八百，尽为（张）弘范所得。越七日，尸浮海上者十余万人。”这是何其骇人的场面！这也是中国历史上从来不曾有过的最惨痛、最残酷、最血腥、最英烈的国殇。　　次日，彤云密布，天色昏暝，海面上一片浮尸，随浪起伏，崖门外生者呐喊，魂兮归来。“元卒有求物尸间者，遇一尸，小而衣黄衣，负诏书之宝，取宝以献弘范。弘范亟往求之，已不获矣，遂以帝崩报，年九岁。杨太后闻之，抚膺大恸曰：‘我忍死艰关至此者，正为赵氏一块肉耳。今无望矣！’遂赴海死。飓风大作，将士劝世杰登岸，世杰曰：‘无以为也。’登舵楼，露香祝曰：‘我为赵氏亦已至矣。一君亡，复立一君，今又亡，我未死者，庶几敌兵退，别立赵氏以存祀耳。今若此，岂天意耶？’风涛愈甚，世杰堕水溺死。” 　　史臣陈邦瞻曰：“区区奉二主为海上之谋，固无救于亡，然人臣忠于所事而至于斯，其亦可悲也夫。”虽然宋朝已是昨天的历史，但宋朝的志士仁人，不会因国灭帝亡而终结其精神上的向往。同样，也不会因江山易主而转变其信仰的忠诚。或许，与异族文化格格不入的宋朝文人，更有其不变的主旨，坚守的信念，有明确的疆界和清浊的分野。虽经过岁月的淘洗，疼痛会消失，记忆会淡化，但这种对于中国人精神熬煎的民族灾难，却是铭刻在心，不会遗忘的。这也让我们真正理解了中国人的节烈观：帝王不过是一个国家的符号，只有国家、民族、江山、社稷，才值得有血性的中国人为之共赴生死。　　历代殉国者，以宋朝为最　　赵翼在《陔余丛考》一书的《六朝忠臣无殉节者》中考证，宋以前诸朝，做臣子的有点类似公司雇员，你是老板，我忠诚于你，你不是老板，我就不必忠诚于你。也有个别的效忠者至死不渝，忠诚于旧老板，但绝大多数对改朝换代不觉得有何不妥，向“新老板”表忠心，也都视作正常。“直至有宋，士大夫始以节义为重，实由儒学昌明，人皆相维于礼义而不忍背，则《诗》、《书》之有功于世教，匪浅鲜矣”。赵翼的结论是：历代殉国者，以宋朝为最。　　据毕沅的《续资治通鉴》称，南宋末年，为了抵抗南下的元军，从长江流域节节败退到南海之滨的大宋王朝，守土将士，郡县官吏，普通民众，其尽忠报国之心、不屈不挠之志、宁死不降之贞尤为强烈，他们一直战斗到这个王朝的最后一天。翻开南宋王朝最后几年的历史，字里行间渗透着鲜红的血，辛酸的泪。我们能够随意地谈到清末民初的梁济和王国维之死，不会有切肤之痛；然而，对于宋末元初的文天祥、谢枋得之殉难，却不能不怀着极大的崇敬之心肃然待之。自1840年鸦片战争，列强侵略我国以后，中国人活在这个世界上，精神上得以自强自尊的遗产，究竟还剩下多少？所以宋亡以后的这两位爱国志士，所表现出来的志节，也许是我们仅存不多的强心剂了。　　文天祥（公元1236-1283年），号文山，江西吉水人。崖山破后，元将“张弘范等置酒大会，谓文天祥曰：‘国亡，丞相忠孝尽矣，能改心以事宋者事今，将不失为宰相也。’天祥泫然出涕曰：‘国亡不可救，为人臣者，死有余罪，况敢逃其死而贰其心乎！’弘范义之，遣使护送天祥赴燕。道经吉州，痛恨不食，八日犹生，乃复食。十月，至燕，馆人供张甚盛，天祥不寝处，坐达旦，遂移兵马司，设卒守之。既而丞相孛罗等召见于枢密院，天祥入长揖。欲使跪，天祥曰：‘南之揖，北之跪，予南人行南礼，可赘跪乎！’孛罗叱左右曳之地，或抑项，或扼其背，天祥不屈，仰首言曰：‘天下事有兴有废，自古帝王以及将相，灭亡诛戮，何代无之？天祥今日忠于宋室，以至于此，愿早求死！" 　　“先是，天祥留燕三年，坐卧一小楼，足不履地……王积翁欲令宋官谢昌言等十人请释为道士，留梦炎不可，曰：‘天祥出，复号召江南，置吾十人于何地！"就这个卖国贼的这句话，文天祥被押至柴市受刑。“天祥临刑，从容谓吏卒曰：‘吾事毕矣！’南向再拜，死，年四十七。其衣带中有赞曰：‘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 　　谢枋得（公元1226-1289年），号叠山，江西弋阳人。“元至元二十五年（戊子，一二八八）夏四月，时程钜夫至江南访求人才，荐宋遗士三十人，枋得亦在列……既而留梦炎亦荐之。”这大概就是汉奸和具有汉奸倾向的文人所特有的一种强迫症了。这和有了汉奸，必有狗腿子，有了买办，必有假洋鬼子一样，卖国求荣者，恨不得国人都与他同流合污；崇洋媚外者，恨不得国人都与他一起摇尾乞怜。“元至元二十六年（己丑，一二八九）夏四月，福建参知政事魏天祐……逼之北行，枋得以死自誓。自离嘉兴即不食，二十余日不死，乃复食。既渡采石，惟茹少蔬果，积数月，困殆。是月朔日，至燕，问太后攒所及瀛国所在，再拜，恸哭。已而疾甚，迁悯忠寺。留梦炎使医持药杂米饮进之，枋得怒，掷之于地。不食五日，死。” 　　对这两位爱国文人来讲，他们所爱的家园，早就沦为异域，然而，他们至死也不放弃这一份爱，不割舍这一份精神依托，甘愿为这个不存在的故国，为这个失去的家园，走向死亡而无怨无悔。道理很简单，因为这些文人，他们的生命脐带系于这片大地，他们的血脉律动，与炎黄子孙同步。国之安危，民之存亡，无不与这些文人的生命史、创作史息息相关。他们之所以以身报国，慷慨赴死，如鲁迅先生的诗所写“灵台无计逃神矢”，“我以我血荐轩辕”那样，义无返顾，不惜牺牲生命，其实，这是在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精神感召之下，中国文人作出的必然选择。其优秀分子，其杰出人物，在家国多难之际，都会迸发出一种高尚的爱国情操。　　爱国文人用血写成的篇章，永远是中国文学史最辉煌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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