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景颇族的来源与青藏高原上古代氐羌人有关。唐代,其先民以“寻传蛮”、“高黎贡人”见诸于汉文史籍,自元、明、清至新中国成立前,又先后出现了“峨昌”、“遮些”、“野人”等名称。新中国成立后,经民族识别,确认为景颇族。 景颇族的先民与古代的氐、羌有关,以前居住在康藏高原南部山区,7-9世纪沿横断山脉南迁。东部景颇在澜沧江以东,金沙江地区;西部景颇在澜沧江以西至缅甸境内。15-16世纪,由于战争大量的东部族人大规模西迁;16世纪后大量移居德宏地区,多与德昂、阿昌、傈僳、汉等民族杂居。现在的景颇族中景颇支、浪峨支、瓦支、喇期支原先是同一民族的不同部落。 景颇族主要有五个支系,即景颇、载瓦、勒期、浪峨(浪速)、波拉。多数地区不同支系的人杂住在一起。景颇支系的语言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景颇语支,载瓦等四个支系的语言比较接近,同属藏缅语族缅语支。文字有景颇文和载瓦文两种,系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拼音文字,前者创制于19世纪末,后者创制于1957年。 景颇族的族称族源 据历史传说和汉文史籍记载,景颇族来源于古代的氐羌族群,其先民最早生活在青藏高原南部名为 “木札省腊崩”(意思是“天然平顶山”)的山区,后来南迁到云南西北部,怒江以西的地区。 南迁后, 为东西两部分,东部景颇族分布于澜沧江以东,金沙江以东泸水地区,西部景颇族则分布于今马古浪 、岗房一带。这个地区史称“寻传”汉代属永昌群,唐代属云南南诏政权的镇西节度管辖。这一地区的 居民包括景颇先民在内,被称作“寻传蛮”。 南诏,大理之后,元代在云南设立行省,寻传地区属于云南行省的金齿宣抚司管辖。到了明朝,景颇族务部逐渐形成茶山,里麻两个大的部落联盟,产生了山官。明朝设置的茶山长官司曾任命景颇族山 官为长官,并为其颁发铜印和金字红牌。茶山长官司先属金齿军民指挥司,后属永昌卫,又改属腾冲府 管辖,里麻司则直属于云南都司。清代,景颇族地区属清朝所设置的府州县管辖。十世纪以后,大量景 颇族移居到德宏地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景颇族地区属于云南省管辖。1953年7月24日,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区成立,到了1956年改为自治州。景颇族选出代表担任自治州的领导工作。在云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中,都有景颇族的代表,景颇族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权利得到了保障。 景颇族由于分布地区不同而有多种称谓,有景颇、载瓦、喇期、浪峨、波罗等自称。汉族则称景颇族为“大山”、“小山”、“浪速”、“茶山”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根据本民族的意愿,统称为景颇族。

在有关土族族源问题上,学术界主要有吐谷浑说、阴山白鞑靼说、蒙古人与霍尔人融合说、沙陀突厥说、多源混合说等等,至今尚无定论。 持“吐谷浑说”者认为,土族主要是鲜卑支系吐谷浑人的后裔。而吐谷浑,是辽东鲜卑慕容氏首领涉归之子。涉归分给他“部落一千七百家以隶之”(《晋书·吐谷浑传》)。约公元283年(晋太康四年),涉归卒,吐谷浑庶弟嗣位。不久因吐谷浑与其庶弟 “二部马斗”,发生矛盾,吐谷浑遂率部西迁,“西附阴山”(今内蒙古河套北之阴山)。吐谷浑于阴山一带游牧了二十余年后,乘“永嘉之乱”(312-313年),又率部“度陇而西”(同上),到达今甘肃临夏西北一带。至317年(东晋建武元年),吐谷浑已控制了东起洮水,西至白兰(今青海都兰县巴隆一带),南抵昂城(今四川阿坝)、龙涸(今四川松潘),北达青海湖一带的广大地区,建国于羌族故地。至吐谷浑之孙叶延时,遂以吐谷浑为姓氏、国号和部落名称。吐谷浑国极盛时的疆域,东起今甘肃南部、四川西北,南抵今青海南部,西及新疆的若羌、且末,北隔祁连山与河西走廊相接。 吐谷浑国后期的政治中心在今青海湖西15千米的伏俟城。唐龙朔三年(663年),维持300余年的吐谷浑国为吐蕃政权所灭。于是,除一部分吐谷浑人内徙外,大部分降于吐蕃,留居原地。在吐蕃统治下的吐谷浑人,后来又逐渐降唐,被唐安置在甘、瓜、肃、凉等州。唐朝还在祁连山南,今大通河一带设州,隶属凉州都督府,专门安置降附的吐谷浑人。这一带,正是今天土族聚居的地区。至北宋初,一部分吐谷浑人仍聚居于祁连山南,今大通河一带。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十三载:宋真宗咸平元年(998年)“十一月丙……游龙钵自言:‘河西军东至故原州一千五百里,南至雪山、吐谷浑、兰州界三百五十里,西至甘州同城果六百里,北至部落三百里’。”11世纪后,吐蕃政权在河湟地区兴起,活动于这一地区的吐谷浑人在吐蕃唃厮啰政权统治之下。此后,“吐谷浑”一词不再见于文献记载。但是到了元代,在吐谷浑人的故地,史书上却出现了“西宁州土人”、“土人”的记载。 这些“土人”居住的地方即是今天土族居住的地方,而在历史上该地区则是吐谷浑人长期居住的地方。据此,许多历史研究者认为,今天的土族,就是以留居原地的吐谷浑人为主体,吸收融合蒙古、藏、羌、汉、维吾尔等民族成分而逐渐形成的一个新的人们共同体。

土族基本上全民信仰藏传佛教(格鲁派)。早期的土族,主要信仰原始的萨满教。元末明初,藏传佛教传入土族地区并得到迅速发展,特别是藏传佛教格鲁派的发展尤为迅速,土族地区出现了许多格鲁派寺院,主要有:互助的佑宁寺、华严寺、金刚寺、曼头寺、章嘉寺、天门寺、松番寺、曲隆寺、吉藏寺、却藏寺,大通的广惠寺、平安寺、松布尕寺、祁家寺、诺木齐寺,民和的朱家寺、文家寺、卡的喀寺、赵木川寺、白家寺、赵家寺,乐都的金角寺、扎的寺、山城沟寺,同仁的吴屯寺、年都乎寺和甘肃天祝的天堂寺等,其中以佑宁寺最大,号称“湟北诸寺之母”(青海湟水北部地区)。 历史上,互助、大通、乐都一带的寺院大都为佑宁寺的分支属寺。佑宁寺建成前两年,今互助一带的“扎的”、“浪加”、“阴加”、“火日”、“华仁”、“觉查”等十三个尕尔哇选出十三个代表,去西藏请求四世达赖喇嘛在这个地区修建寺院,四世达赖云丹嘉措答应修寺,并于万历三十二年派佛子端约曲吉嘉措到互助建寺。 因寺在郭隆、故称郭隆寺,当时,只有参尼扎仓,嗣后,一世章嘉、一世土观、嘉木样加巴多尔吉又建居巴扎仓,遂成显密双备之寺。 据说在明末清初,此寺院的喇嘛曾一度增加到六千人,成为青海著名寺院之一。清雍正元年,因寺中喇嘛支持蒙古贵族罗卜藏丹津反清,次年镇压罗卜藏丹津事件中被清军焚毁,活佛及喇嘛多人被杀,致使僧伽恐惧,尽易俗服,逃散各地。至雍正十年,清廷颁令重建并赐名为“佑宁寺”。

东乡族是中国甘肃省颇具特色的一个少数民族,其历史、民俗十分悠久,融合发展了多方文化,形成了今天的东乡族。 东乡族主要聚居在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的东乡族自治县,少数散居在青海省、宁夏回族自治区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东乡族地区位于甘肃省的洮河以西、大夏河以东和黄河以南的山麓地带。 东乡族因居住在河州(今甘肃临夏地区)东乡地区而得名。该民族自称“撒尔塔”(Sarta)。是以撒尔塔人为主,融合当地汉、蒙古族等逐渐形成的。撒尔塔原始意思为“商贾”,指定居于中亚一带信仰伊斯兰教的各族人,主要有突厥人、塔吉克人、波斯人,统称为色目人。东乡族的来源和形成,一度观点颇为分歧。 其中蒙古人为主说,早在明末清初时期,东乡族人民积极参加了以米刺英、丁国栋为首的农民起义。由于民族形成的特殊环境,所以东乡族形成时,其社会结构即为社会制度。东乡语属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东乡语的词汇中,汉语借词较多,也有不少突厥语、阿拉伯语和波斯语借词。东乡族至今只有本民族的语言而没有文字,如今使用的是汉文,绝大部分群众懂汉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曾被称为“东乡回回”、“东乡蒙古”、“东乡土人”等。主要分布在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东乡族自治县境内,少数散居在甘肃兰州市城关区和临夏州广河县、和政县、白银市会宁县及玉门市等县市及新疆,宁夏、青海等省区也有少量定居。根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东乡族人口数为515000。主要从事农业,善种瓜果。使用东乡语,属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大部分人会说汉语。没有本民族文字,通用汉文。东乡族、撒拉族以及保安族,在元明清三季700年中与回族关系密切。裕固族则属维吾尔人后裔,归突厥语族因信原始宗教和喇嘛教,被划为蒙古人。但由于近代的语言的发展,形成了以语言划分民族的客观标准。 东乡族是14世纪后半叶由聚居在东乡的许多不同民族融合而成的。构成其族源的主要成分,是信仰伊斯兰教的色目人和蒙古人。从13世纪以来,河州一带就是包括色目人和蒙古人在内的蒙古军驻守、屯田之地。13世纪末,镇抚陕西、甘肃、宁夏等地的元朝安西王阿难答皈依伊斯兰教,其属下蒙古人大部相从。 信仰伊斯兰教的色目人也相聚在西北地区。14世纪初,元成宗死,安西王阿难答与皇后伯要贞氏等策谋政变,事泄被杀,但其属下势力仍很强大。其子曾联合伊斯兰教群众反叛,为元朝政府镇压,阿难答属下纷纷逃避。当时交通不便、偏僻闭塞的东乡,就成为阿难答属下信仰伊斯兰教的色目人、蒙古人退避的地区之一。他们在这里与当地汉族、藏族等长期共同生活,互相婚嫁,逐渐融合成为东乡族。 对东乡族的族源,还有一些不同的说法。主要有两点:一说成吉思汗于1226年征西夏时,兵临河州、临洮一带,将部分蒙古军留驻此地,这些人以后进入东乡,形成东乡族;一说成吉思汗西征时,从中亚、波斯掳来大批工匠,其中一部分被安置于东乡,以后形成为东乡族。还有一说认为东乡族源于吐谷浑人。但关于东乡族源和形成问题,大部分学者持上一种看法。

大禹在我国名声很大,许多人了解羌族是从大禹与羌人的关系开始的。传说中大禹出生的地方,禹穴在北川县中部禹里乡,这里有石纽山和摩崖甘泉,相传大禹的母亲圣母最初就住在此山并饮用甘泉的水,从此才孕育了大禹。石纽山对面有座山叫望崇山,相传大禹的父亲崇伯(又名鲧)外出治水,圣母思念,常登此山遥望。当然最有名的要算大禹出生处禹穴。 这条清幽小沟,流水淙淙,崖壁刻有楷书“禹穴”两字,落款为唐代“颜真卿书”。沿溪而上到了一个叫“刳儿坪”的地方,便是传说中圣母剖背生禹的地方了。就在这个地方的上方有条瀑布自上而下形成一个如盆的石池名叫“洗儿池”,相传就是圣母洗涤初生的禹的所在。在禹穴对面,至迟从唐代开始当地人就建有禹庙来纪念大禹。现在还有大禹纪念馆等一系列仿古建筑的修建。 那么人们不免要问大禹与羌人究竟有什么关系呢?我国古代的史籍很多,早在先秦的战国时期就有大禹生于西部石纽的说法,到了汉代,正统的文献多说“禹生西羌”或“禹兴西羌”并在当时的碑铭中有这样的记载。可见大禹及夏部族与古代羌人有着密切联系。当然传说中的大禹疏通九河,以及其后裔建立的夏王朝主要在我国中原地区。 因此,现今学术界就有“夏禹和夏禹文化西兴东渐”的说法。这一认识合乎逻辑与客观事实,愈来愈为多数人所接受。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现今的羌族地区多有大禹的传说和传说中的大禹的出生地。比如汶川县绵池镇、理县通化镇、什邡县九联坪等地都有“石纽山”、“禹穴”这些古迹的存在,而汶川的绵池同样也有“刳儿坪”。 这是因为汉代人说“禹生广柔石纽”。那时的广柔县地域很广大,几乎包括了现在上述各地,加以这一带从来就是羌人聚居区,羌人崇拜大禹,所以他的传说与遗迹,就自然遍布在这一带羌族地区了。 接着“魔兵”又追赶了过来。羌人祈求天神帮助。天神用三块白石变成三座大雪山阻挡住“魔兵”,从而得到安全。在羌族地区,到处都有一种用石板砌成长方形作棺葬的古墓,羌民称为“戈人墓”或“戈基人墓”。羌民传说古时有种叫“戈”的人,从前曾和羌人的祖先打过仗,后来被羌人打败迁向他处。 又说这种人自知死期将到,就先修了个墓,到时自己爬进墓里慢慢死去。直到上个世纪30年代,我的老师、考古学家冯汉骥教授在汶川县萝卜寨的小寨子,用科学方法发掘了这种墓葬,才揭开了它的面纱。这以后又经过几十年的考古发掘与研究,方知这种戈人墓的时间在距今2700年到2000年左右,也是古代另一支羌人的遗物。现在北川县的白泥乡也有这种墓葬,原来被称为“蛮王坟”或“羌王坟”。 羌族和其他民族一样,在民间流行着许多世代口传的史诗,《羌戈大战》就是其中最有名的一部英雄史诗。早在1950年,我的老师、民族学家胡鉴民教授就向我们讲过这个故事,到1951年,我去汶川、理县、茂县羌区考察时,又亲闻羌族父老给我讲述或者咏唱这部史诗。 《羌戈大战》里述说:在远古的时候,羌人的祖先原住在西北的大草原。这里水草丰茂,牛羊肥壮,人民富足。忽然一天,有支“魔兵”从北方杀来,羌人抵挡不住,节节向西南败退,一直退到现今青海和四川交界的“补尕山”才稍微缓和下来。但接着“魔兵”又追赶了过来。羌人祈求天神帮助。天神用三块白石变成三座大雪山阻挡住“魔兵”,从而得到安全。 接着九支羌人在首领“阿巴白构”率领下来到松潘草原居住。可他们又在这里遇到一种叫“戈”的人,并且发生了争斗。羌人屡战不胜,又祈求天神帮助。在天神授意下,羌人用白石和藤条打败了戈人,又逐渐向南移居茂县一带。羌人在这里发展农业,又学会养猪,人口不断增加,力量也壮大起来。 此后,阿巴白构的九个儿子分别迁居到岷江上游和涪江上游一带居住,形成了现在羌族分布的格局,其中白构的第九个儿子“尔国基”就迁居到北川,是北川羌民的祖先。我们拨开这一史诗的神话外衣,它实际反映出羌人在历史上曾经经历过一次民族大迁徙。因为,从我国殷代的甲骨文中就有羌人的许多记载。那时他们居住在我国北方与西北。在后来的汉文史籍中又记载着一支羌人由黄河、湟水上游向西南迁移的过程。英雄史诗与丰富的文献和考古资料相结合,确实印证了现在的羌族是从我国西北向西南迁移当中的一支羌人的后裔。

现代的藏族和羌族都起源于几千年前的古羌族,他们的语言同属于汉藏语系的藏缅语族。古羌族是中华民族最古老的民族之一,在6000年以前就已经生活在甘肃、青海、川西北一代。“羌”字指古羌人以牧羊为生。大约在5000年前,古羌族人口繁衍,开始向四周迁徙。陆续向东方迁移的羌人先后进入中原成为汉族先祖的一部分,许多学者相信炎黄部落出于古羌人。 汉族中的姓氏“姜”起源于“羌”。向西方迁徙的几支羌人部落进入西藏境内,其中史书有记载的是“牦牛部”,他们的后裔在西藏建立了吐蕃王国,是藏族的祖先。吐蕃建国后又反过来向川西、青海、甘南扩张,将生活在这些地区的羌族大部分征服,最终同化在藏族里。现代生活在川西北的羌族仅是古羌族一支“白狼部”的后裔,因紧邻汉族居住而幸免于被藏族征服同化。 羌族还有一支“党项羌”,在宋代建立了西夏国(今宁夏境内),后被蒙古所灭,遗民迁于内地与汉族杂居融合,有一支逃亡川西混迹于藏族中,至今保留有独特的风俗和方言。 古代还有许多羌族部落陆续向南方发展,沿金沙江、雅砻江、澜沧江、怒江等河流进入川西南、云南、缅甸、泰国等地,形成彝族、白族、景颇族、哈尼族、拉祜族、傈僳族、普米族、纳西族、基诺族、德昂族、独龙族和缅甸的缅族等,他们的语言也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 同样属于藏缅语族的民族还有:藏南的门巴族、珞巴族,印度东北部阿萨姆邦的许多小部族,以及尼泊尔境内喜马拉雅山区的部族,他们都是古羌族的后裔。

民族名人是一个民族的骄傲,也是一个民族实力的见证。文化底蕴越是深厚的民族往往民族名人也会相对比较活跃。在仡佬族文化中,也曾涌现出许许多的十分有名的人物,那么他们都有谁呢?下面就让我们一起去盘点一下吧。 1、冯辅元 贵州正安县人,乾隆四十年(1726年)生于一个宦官家庭,21时在省城书院学习,毕业后任镇宁州府知县。他认为政府的腐败是因文化奇缺,民愚官蠢所致。他自己出资办学,劝民读书,将大水濠的祖业田拿出来捐助当地办学,并将每年的谷物收入全部用于发展教育,为私塾办学提供了保障,使大水濠的教育事业有了逐步的发展。 2、聂树楷 贵州务川县人。光绪甲午科(1894年)中举。第二年入京会试,参加“公车上书”签名。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回到贵州,在贵阳与他人倡导组织“贵州不缠足会”,从事早期妇女解放运动。1913年担任兴义县知府时被举为贵州全省清廉六官吏之一。1915年,改任比节县知事,后任省公署秘书。1919年任《贵州通志》分纂。1920年他不愿卷入政治旋涡,辞职返乡,一心着书立说,编出《聱园诗剩》两卷、《词剩》一卷、《诗种》卷。 3、申佑 申佑(1425~1449年),字天锡,务川县火炭垭人。其天资聪颖,有胆识,少年英雄,事迹动人。一曰虎口救父。传说申佑少时随父至田间,一只猛虎突然从林中窜出来,向其父扑去,欲衔走,申佑机智勇敢,持棒猛击其虎,虎被击痛而放口惊逃,其父幸免一死。 二曰冒死救师。申佑中庚申举人后进京入太学肄业。在就读期间,祭酒李时勉,因谏政事遭奸臣王振谗言陷害入狱,带枷示众于国子监门。申佑义愤填膺,倡议六馆诸生,上疏以拯师难。六馆诸生虽同性老师爱冤,但畏惧王振势大,怕遭株连,惟申佑与石大用槌鼓称冤,伏阙不起,愿以身代师死。明英宗深受感动,特赦李时勉,让其官还在职。申佑拯救师难的义举,蜚声于京师。 4、龚来发 龚来发(1862-1995年),荣获“中国长寿之王”的称号。务川茅天人,仡佬族,于1862年3月出生在务川石江坪安家坨。半岁时,因家贫,父亲无力养活他,被送给茅天大帮岭向老二做儿子,刚满10岁,向老二夫妻先后去世,龚来发生活无着,跑到山坡上以野果、野菜度日,过了4年“野人”生活。 他习惯于赤足在山间行走。白天在外找寻食,夜间在山洞或树下睡觉。全身长着黑毛,人们称他为“小野人”。他14岁那年,大帮岭向礼全缺劳力,就上山找龚来发,要他来家干活,龚来发就到了向礼全家,从此结束了“野人”生活。龚来发在向家干活勤劳,为人忠厚。

相传在远古的时候,宇宙一团昏黑,像用黑纱笼罩着一样,没有天,没有地,更没有万物。阿巴木比塔(天帝)叫神公木巴西造天,又叫神母如补西造地。天地造好了,阿巴木比塔又叫赶造太阳、月亮、星星,然后再造了万物。这个时候,大地静悄悄的,没有一点生气。 阿巴木比塔看了看静静的大地,忧心忡忡地说:“大地造好了,万物也有了,谁来掌管大地呢?要有人来掌管大地万物才行啊!”于是他就开始造人了,他用杜鹃花的树干,照着自身的模样,用宝刀刻削了九对小木人,把木头小人放到一个地坑里,坑沿上盖上石板。每天轻轻揭开石板,给小木人儿呵三口气,到第一个戊日,一揭开石板,十八个小木人儿开始眨眼了;到第二个戊日,一揭开石板,十八个小木人儿在摆头甩手了;到第三个戊日,地坑里发出了响动和叽叽咕咕的声音,阿巴木比塔刚揭开坑盖石板,小木人儿一溜烟跑了出来,见风成长,变成大人,各自奔到漫山遍野,自寻生活去了,就这样大地才有了人种。 木比塔造出了人。这里的人生长得很快,不多久的时间,大地各处一团团一群群到处都有了人。他们和野兽一样,身上长着长毛,住在山洞或大树上,肚子饿了,就采些野果或打些野物来吃,天冷了就用树叶和兽皮捆在身上御寒。这时的人,不分男女,乱七八糟地住在一起,不管是母子还是兄妹,男女乱配,一胎要生几个小娃,都由母亲拖着,不知父亲是谁,简直同野兽没有区别了。 一天木比塔察巡大地,看见了人们男女乱配的情景和野兽无异。他十分生气地嚷道:“这样的凡人怎样能掌管大地呀!这成什么体统啊!人应是万物之灵嘛,怎能同野兽一样呢?不行!不行!”木比塔气忿忿地回转天庭,就叫来一位名叫鹅巴巴西的女神,向她说明了大地凡人的情况,吩咐她专管人间的婚配这件大事,要迅速制止凡人男女乱配行为,只能一夫一妻,不要再混帐下去了。 鹅巴巴西得到木比塔的旨意,心里十分犯难,不知怎样着手去做这一工作,她只得每天站在高山顶上,调声向着人群喊话:“喂呀!大地的凡人听着呀!阿巴木比塔的圣意,要你们一夫一妻地成家,男女不要乱配了,人不能同野兽一样哩!……”但是没有一个人听从她的劝告,仍然各行其是。 后来,女神在她的哥哥智比娃西(专管凡人投生的天神)的帮助下,想出了一个好办法。她在人神分界的喀尔克别山上的杜鹃花林子里建成了自己的住处,并把天宫宰杀食用后留下的一双双羊犄角集中起来,将羊的左角,堆放在她住处的左边,羊的右角,堆放在她住处的右边。 然后向要投生的凡人作了规定:所有投生转世的凡人,都要经过这里,男的往女神右边走过,并在右边羊角堆里取一只羊角,采一束杜鹃花;女的向女神左边走过,并在左边羊角堆里取一只羊角,采一束杜鹃花。凡是拿了同一只羊的羊角的男女,到凡间就会配成一对夫妻。女神就这样地制定了人间的羊角姻缘,从此结束了人间的乱配情况。 为了促进人间羊角姻缘早日对号区配,女神在每年四月杜鹃花开的时候,就降临凡间,躲在林荫丛中唱苕西(情歌),以点燃青年男女心中的情火,吸引他们到林中唱歌跳舞,促使羊角婚成双成对。 这时女的赠送男的一束杜鹃花,表示羊角姻缘对上了号,男的将杜鹃花捧回家中,插在白石神台前,表示向木比塔谢恩,向女神致谢。然后,男方才能正式向女方家庭提出订婚。因此,羌族人民就把杜鹃花称为“羊角花”,把订婚叫做“插花”。

达斡尔族的历史,可追溯到公元11-12世纪。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时,聚居在大兴安岭西北的就是达斡尔族先民。然而,达斡尔族的形成是在明代,从这时期起才有确切记载达斡尔民族活动的史料。 在明代,达斡尔族主要聚居在黑龙江北岸。这里水源丰富,土地肥沃。他们经营农业、种植麦类、放牧牲畜、林中狩猎,并与周邻进行生活用品交易。此时达斡尔族的氏族组织是“哈拉”。“哈拉”是同一个始祖的后裔。后来从“哈拉”分化出“莫昆”,“莫昆”是“哈拉”的分支。此时出现了氏族贵族。 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建立后金政权。据《清太宗实录》卷一八、卷四四记载,当时的达斡尔族与鄂温克族、鄂伦春族等,均是后金辖属的部分。 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民族园东广场中央矗立的民族图腾圆柱 清康熙年间,达斡尔族人民配合清军反抗沙俄侵略。使黑龙江流域恢复了安定。清政府将达斡尔族屯落逐渐南迁到嫩江流域及其支流。并对达斡尔族原有氏族组织哈拉、莫昆根据军事的需要编为旗、佐,并进行调整,使达斡尔族的旗、佐在布特哈、瑗珲、墨尔根、齐齐哈尔、呼伦贝尔、呼兰、伊犁、塔城等地驻防,镇守边卡。达斡尔族经过旗佐制度,加速了封建化过程。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达斡尔族人民也处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之下。清末的移民垦荒政策,使大批达斡尔族的土地被侵占;有的达斡尔人沦为雇工。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东北沦陷,达斡尔族人民不堪欺压,愤起反抗侵略者,在抗日联军活动较为频繁的嫩江、讷河、莫力达瓦地区,达斡尔族群众积极支持抗日联军,为部队送粮、掩护伤员,协助抗联队伍渡嫩江,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1947年5月1日内蒙古自治区正式宣告成立,实现民族平等。 特别是1958年8月15日,在达斡尔族居住较集中地区,成立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从此,达斡尔族人民与五十五个兄弟民族同呼吸、共命运,在祖国大家庭内与十亿多人口的汉族享有平等的地位。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为达斡尔族的社会进步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达斡尔族的族称族源 “达斡尔”是达斡尔族人的自称,其含义至今尚无明确的答案。仅是根据达斡尔人自称的音译,汉语音译有各种写法,写成达库尔、达呼尔、达户、达古鲁、达瑚尔等。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经过民族识别,最后定名为达斡尔民族,从此成为固定的民族族称。

毛南族历史悠久。“毛南”之称源自地名,最早见于宋代周去非所著的《岭外代答》一书,当时“三南”地区被称为“茆滩”。以后史藉碑刻中又有“茅滩”、“茅难”、“茆难”、“冒南”之类同音异字之类记载。谓此地人为“茅滩蛮”。 毛南族的民族源流,以往很少人研究,目前学术界以及在毛南族群众中持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是外来说,认为毛南族的祖先是分别从湖南、山东、福建等地,因作官、避难或经商而来到广西毛南地方的。二是土著说,认为现在毛南族居住的地方,自古以来就有少数民族居住,毛南族是由当地的土著民族发展而来的,但也融合有外来的民族成分在内。 毛南族的先民,秦汉时为古“百越”族的一支“骆越”人;隋唐时被称为“僚”人的一部分;宋元从“僚”分流,与侗水语组诸民族被统称为“伶人”;明清时,由“伶人”的一支同一些外族结合衍成毛南族。他们自称为“哀南”(单称)和“窘南”(众称),即“毛南人”的意思。1956年经中央人民政府组织专家调查识别,确认为“毛难族”。1986年国务院应毛南族人民的请求,定为“毛南族”。 社会历史为变迁唐代之前很长历史时期,史称“三南”及其周围广大地区为“蛮地”。唐贞观13年(公元639年),封建王朝于该地设环州,辖八县,“三南”隶属于其中的思恩县。其后,它所属的州、府、乡有些变更。1953年,思恩县与宜北县合为环江县,先后归属广西宜山、柳州、河池地区。今为环江毛南族自治县。 毛南族滞留在原始公社社会时间很长,迟至明末清初才完全解体,进入封建社会。1949年她同全国兄弟民族一起,共同进入新民主主义及社会主义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都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变化。

毛南族的故事传说十分丰富。有关于祖先来源、征服自然、反抗强暴、助人为乐、爱情悲欢的故事,以及以山水、动植物为题材的寓言、神话和生活的谚语等,从各个不同的侧面反映了毛南族的历史发展过程。 征服、改造自然的斗争,体现了毛南族人民的勤劳勇敢精神《格射太阳和月亮》、《三九的故事》等充分反映了这种精神。《格射太阳和月亮》的故事说,上古时代有一位名叫“格”的人,身高力大,操弓射箭,百发百中。当时天上有十二个太阳和月亮,日夜劲晒、河流干涸,树木、禾苗被晒死,人们也热得非常难受。 于是“皇帝”请“格”来射太阳和月亮。“格”张弓搭箭,一连射落了十个,只留下一个太阳和一个月亮,太阳白天照五谷,月亮在晚上给人们照路,从此风调雨顺,五谷丰收,人们十分感谢“格”的功劳,世世代代传颂他。 《三九的故事》是反映毛南族人民治山治水的神话故事。毛南族山区水源河流少,自古以来常常遭受旱灾的威胁。有个名叫覃三九的毛南人,想把毛南山区变成海边。于是他日夜挥动“竹壳刀”去削山头,叫妻子天天给他送饭。一次妻子来到山下,见他用“竹壳刀”在削山,生气地说他是“傻瓜”,用“竹壳刀”怎么能削平石头山?三九大惊,“竹壳刀”就折断了。 三九削山不成,就设法把山赶走。有一天,他正赶着大群石头往前走的时候,碰上了一个财主婆,便问她:见到一群牛在前面走吗?财主勾结官府婆回答说,没有见到牛,只见许多石头在前面滚。她这么一说,这些石头又都赶不动了。然而,三九并不服气,又要请十二条龙到思恩汇集,并约定在三更鸡叫时出来。 然而这个秘密又给财主婆知道了。未到三更,财产婆就用大蒲扇拍屁股,结果引起群鸡乱叫,十二条龙只出来两条,变成了环江和东江,流经毛南族外围地方。覃三九移山造海,不屈不挠,毛南族人民把他看成是自己祖先征服自然的化身,因而世世相传。 反抗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反对黑暗的邪恶势力,是毛南族人民的光荣历史。《毛人》和《卢道一拔树驱贼》,虽是带有神话色彩的传说,但却反映了毛南族人民在历史上反抗压迫的斗争史实。 传说“毛人”家境贫苦,父亲跌山而亡。他五岁就长成大人,身长黑毛,圆头大耳,力大无比。“毛人”非常痛恨财主的欺侮和压迫,痛打上门抓人的财主走狗。财主勾结官府,千方百计想害死他,但他团结壮、瑶、苗人大力士,战胜许多困难,最后取得了胜利。 这个故事,是毛南、壮、瑶、苗等族人民团结反抗封建压迫的缩影。《卢道一拔树驱贼》的故事发生在清代。那时毛南族地方经常遭到外来强人的侵扰,生产和生活不得安宁。居住在内卢村的大力士卢道一,为了抵御强人的掳掠,从两里以外的地方扛来巨石砌成城墙。

东巴文化是人们对一千多年来纳西人创造的东巴教文化的总称。是纳西族传统文化的主体。它既是本民族社会生活、宗教哲学、历史演变、民俗事象、科技医学、文学艺术的百科全书,同时也融汇了苯教、藏传佛教、道教乃至古波斯、古印度的文化因素,成为世界文化史上的一页奇观。东巴文化融汇的多元文化丰富博大,因此被国际上很多学者视为解开喜玛拉雅周边地区各民族的文化传播、原始宗教的发展演变、藏传佛教、前苯教文化之谜的一把钥匙。 东巴文化中最见纳西先民心灵睿智的一个内容是人乌白尔是兄弟的思想。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便是纳西文化的核心理念人们正是遵循了东巴文化所倡导的“适度”原则,对物质取一有度,才使周围的壮丽雪山,丰茂草地,茫茫林海,无不蕴藏着丰富的物种,维系着人类与居住地的一种和谐关系,体现出人与自然的天然亲情。万物有灵、善待生命、关爱自然成为纳西东巴文化的重要积淀特征。 东巴文化也是一种宗教文化,即东巴教文化,同时也是一种民俗活动。东巴教是纳西族的一种原始多神教,信仰万物有灵。它是在纳西族的本土文化——巫文化与后来传入丽江的藏族“苯”教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宗教。其祭司叫“东巴”,意译为智者,这些“智者”知识渊博,能画、能歌、能舞,具备天文、地理、农牧、医药、礼仪等知识。 他们书写经文使用的文字是一种“专象形,人则图人,物则图物,以为书契”的古老文字,称“东巴文”。他们是东巴文化的主要的继承者和传播人。换言之,东巴文化就是东巴世代传承下来的纳西族古文化。 东巴文化中蕴藏着诸多瑰宝,它包括象形文字、东巴经、东巴绘画、东巴音乐、舞蹈、雕塑等,其中东巴象形文字是被誉为目前世界唯一存活着的象形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