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纳西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在这个被世人称之为“象形文古国”的纳西人生活区域内,纳西人所创造出来的独特的象形文字不但创造了一种辉煌的古文明,而且丰富了纳西族乃至中国的古文化。7月28日,生活报踏访56个民族的记者在对纳西族进行采访时深深感到,纳西人始终在为拥有这一独特的文字而骄傲。有资料显示,纳西族是现今世界上唯一仍在使用象形文的民族。 80%的居民使用纳西语 纳西族有着自己的语言,在纳西人当中,约有80%的居民使用纳西语,纳西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纳西族先民,生活在汉、白、藏、彝等民族之间,受其他民族文化的影响和渗透,逐渐形成了自己特有的文字。 相传,古时有一天,突然发大水,只有一个叫崇忍利恩的人劫后余生,与天神知劳阿普的女儿衬红裹白一见钟情。衬红裹白带领崇忍利恩上了天堂,但知劳阿普坚决反对这门婚事,而且想出了杀害崇忍利恩的主意。知劳阿普让崇忍利恩赤脚过刀梯,让他在一昼夜砍伐完99片森林,一昼夜烧光所砍伐的树木,一昼夜在被砍伐的99片森林的地上撒下种子,一昼夜把撒下的种子再如数收回等。但知劳阿普没有想到崇忍利恩是9位开天男神、7位辟地女神的族系,他是连翻99座山不知道疲倦、连涉77条深谷不需要歇息的族系后代,任何人打不死也不会被征服。当知劳阿普所有的伎俩都用完后,只好将女儿嫁给崇忍利恩。 于是,崇忍利恩夫妻二人来到地上过着耕牧的生活。不久,他们就有了恩恒三兄弟。这三兄弟长大后,却不会说话。后来,经过祭拜天父天母后,三兄弟才会说话,但他们的话语却各不相同,大哥说的是藏语,后来发展成如今的藏族;老二说的是纳西语,并逐渐发展成纳西族;而老三则讲白语,而后发展成为白族。 传说虽然过于浪漫,但说明纳西语与白、藏等语言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发源地和民族特色。傈僳族发源于青康藏高原北部,是中国、缅甸、印度和泰国的一个跨国性质的少数民族。在跨越历史长河期间融入了不少其他民族血液。每个民族相传至今都是需要经历很多的挫折和残酷。那么下面一起来傈僳族文化了解傈僳族的起源吧。 傈僳族渊源于南迁的古氐羌人,与彝族同属一个族源。其族名称最早见于唐代著述。唐代史籍称“栗粟两姓蛮”或“栗蛮”及“施蛮”、“顺蛮”,均属“乌蛮”,分布在今川、滇雅碧江、金沙江、澜沧江两岸等广阔地带;元明时多受丽江诸地纳西族封建领主等的统治。 16世纪中叶,因不堪纳西族木氏土司的奴役和战争的威胁,大批傈僳族在头人括木必帕的率领下,向滇西北怒江等地区迁徙。在17-19世纪,该族人在起义失败后又曾多次迁徙,一部分进入缅甸;一些人迁到老挝、泰国等。直至清代迁徙还在继续。在历史进程中,傈僳族溶进了不少其他民族的血缘。 傈僳族历史悠久。其先民原来居住在金沙江两岸。16世纪以后开始迁入怒江、德宏等地。族称唐代即已见诸史端。作为民族自称音译的“傈僳”二字,历史上曾有“栗粟”、“力苏”、“傈僳族”、“力些”、“力梭”、“黎苏”、“俚苏”等不同写法。 傈僳族最早生活在四川、云南交界的金沙江流域一带,后逐步迁到滇西怒江地区定居下来。傈僳族是云南特有民族,主要聚居在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和维西傈僳族自治县,其余散居在云南丽江、保山、迪庆、德宏、大理、楚雄等州、县和四川的西昌、盐源、木里、德昌等县。傈僳族为氐羌族后裔,即藏缅语族的一支,傈僳族有自己的语言,语言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在傈僳族的宗教观念中,和人具有灵魂一样,自然界的万物也无不具有灵魂,凡是日月、山川、星辰、河流、树木都是人们的崇拜对象,他们把那些认为在主宰一切自然现象的精灵称作“尼”,而且种类非常多,如:“白加尼”(天鬼)、“恒刮尼”(家鬼)、“山鬼”、“结林尼”(路鬼)等等。 人们在开荒、盖房、狩猎之前,要请巫师卜卦问吉凶,同时为了免灾祛祸,不被疾病所侵扰,他们动辄就举行各种祭祀神和活动。最常祭奉的鬼灵有:天鬼、山鬼、家鬼、梦鬼、水井鬼等。 祭祀的形式和办法比较复杂多种,生什么病祭什么鬼,用什么祭品,都有一定的规定。一般是先杀鸡来祭,家里老人都会主持,如果疾病不见好转,就要杀猪、羊这类大的牲畜,还不行,最后就杀牛,数量也就不是一、两头的事了,到了这个程度还得请“尼扒”(巫师)。为了避邪驱灾,家里养的牲畜大半都是用来祭祀鬼。祭天鬼时杀牛,并杀一只鸡。牛是雌性的,那么鸡就是公的,反之就用母鸡。白杨、野竹各一枝,祭毕将“鬼魂”送上天云。 祭礼山鬼“米司尼”,往往为祈雨或避风灾、除病、械斗时杀鸡、羊或猪一只,艾和栗树一枝,祭时历数山、石、水、树等各种自然物的名称。祭祀鬼的祭品十二块粑粑、酒一碗,把鬼“送”到海里去。“祭梦鬼”时用猪一头、鸡一只,要求一公一母,相对应。把这个鬼“送”往太阳升起的东方。“水鬼”的祭礼用牛或猪一头,祭“触犯鬼”时用鸡或猪一只、一碗酒。祭祀“水鬼”时大呼此鬼的名字,祭物用鸡、猪各一只,用绳子串鸡鼻孔和猪的耳朵,牵到野外去祭。 傈僳族部分地区还有信奉叫“摆依鬼”的。这种鬼往往是某个女人带有,所以把这个女人就叫“摆依婆”。据说“摆依婆”能吃人。害人的主要手段是吸人血。一个人若是被它害上了就会生病,时间长了全身的血被“摆依鬼”吸干而致死。“摆依鬼”附在哪个妇女身上,就会处处维护这个妇人的家,谁要是侵犯了这个家的利益,它就加害于谁,谁很快就会染上重病。有的地区用水牛的油脂抹在嘴和肚脐上防“摆依鬼”,也有在门头上挂水牛角和桃柳枝,据说“摆依鬼”惧怕这几样东西。 傈僳族认为这些鬼灵主宰着世界,降祸福于人们。所以常常在开荒、盖房、狩猎等工作前,请巫师卜卦问凶吉。例如,他们认为山神和猎神是保佑自己狩猎成功的鬼灵,出猎前,猎人们总是杀牲献酒,让巫师或德高望重的老猎人主持祭祀山神和猎神的仪式,祈求神灵的保护,然后又用竹签、鸡骨等卜卦,求问凶吉。到了狩猎地点,又要向山神祭祀,祈求恩赐猎物。当捕获猎物满载而归时,猎人们还要鸣枪吹牛角号,向山神致谢,让猎神归神位。途中每到一处丫口岔道,都要吹响牛角号 傈僳族的巫师有尼扒和尼古扒,两者都被认为是神鬼之间的沟通者。所不同的尼扒能“直接看到”鬼,和鬼面对面打交道,用咒语来杀鬼,而尼古扒则不能。所以尼扒的社会地位较尼古扒高。但在卜卦方面两者都是同样的,能卜签卦、刀卦、鸡骨卦、贝壳卦、手卦、猪肝卦等十余种。 从前,傈僳族的每个部落、氏族都有自己的图腾崇拜。怒江地区过去有虎、羊、蜂、鼠、猴、熊、雀、竹、荠菜、谷子等十几个氏族,以他们的图腾为他们的氏族名称。而且在这方面有很历史的传说故事。他们中自称的“括扒”人,即荞麦人;自称是“拉扒”,即虎人,等等。傈僳人认为上述的动植物是他们自己的始祖。

勒佤人认为佤族起源于“司岗里(岩洞)”,布饶人则认为佤族起源于葫芦,或是天神创造了达古亚和叶里,由他们繁衍人类;或是由达能在女始祖烨奴姆(又称妈农)身上沫了口水,因而妈农生育人类等等。无论勒佤人是出自于司岗里或是葫芦里,或是神创造佤族祖先,我国仅有的两个佤族自治县——沧源佤族自治县和西盟佤族自治县的佤族人,对于佤族人的起源普遍认为来于司岗里,生于葫芦,最早的栖息地是在靠近云南省西盟县岳宋乡南锡河对面缅甸勐冒的公明山。司岗里圣地不管在哪国,都是佤族先祖出世的地方。佤族后人始终记住自己是从神圣的司岗里走出来的阿佤人,因此,许许多多的佤族人,经常过境到缅甸的司岗里朝拜,把那里的山崖岩洞、溪水飞瀑、树木花草、飞禽走兽、蓝天白云都绣在自己的衣服上,带回家。今天的沧源佤族自治县,随处可见“司岗里”三字,到处可听到“司岗里”传说,可以说“司岗里”是沧源佤族的文化。 相传在远古的时候,人类祖先被囚禁在大山岩洞里出不来,一天,一只小鸟从石洞旁飞过,听见石洞里有人的声音。它飞遍大地,对动物、植物说,人要从岩洞里出来了。动物、植物听到人要出来的消息,都很紧张,议论纷纷。 豹子说,不能让人出来,人一出来就会打死我们。他们要是出来了,我就咬死他们。 大树说:“不能让人出来,人一出来就会砍死我们。他们要是出来了,我就倒下去压死他们。 可大多数动物、植物不同意豹子和大树的意见。大树仍然坚持着,只要人出来,我非把他们压死。 蜘蛛听了非常生气,说:你连我的一根丝都压不断,还想压死人?敢不敢打赌,要是你能压断我一根丝,我同意不让人出来。要是压不断,就得让人出来。蜘蛛说完,就在树林里拉了许多丝。大树一棵接一棵的倒下,蜘蛛的丝不仅没被压断,反而越扯越长。大树认输了,同意让人出来,其它动物植物也跟着同意让人出来。 人想出来了,石洞没门。动物决定帮助人打开石洞。大象伸长鼻子来撬,没撬开。犀牛用尖尖的角来抵,没抵开。野牛伸着粗粗的嘴筒子来拱,拱不开。麂子扬着硬硬的蹄子来蹶,也没开。老熊用厚厚的巴掌猛击石头,未开。鹦鹉和犀鸟的嘴壳都啄弯了,也未啄开。小鸟只好去求人的创造者莫伟,他把人弄出来。莫伟对小鸟说:去请小米雀帮忙吧。小米雀去找苍蝇帮忙,告诉它在,它啄石洞时,啄一囗苍蝇就吐一口唾沫在上面。小米雀带着苍蝇来到石洞前,用黄秧秧嫩生生的嘴壳去啄石洞。动物、植物都不相信小米雀。 小米雀飞到枇杷树上饱饱地吃了一顿枇杷果后,蹲在岩石上,蘸着山泉刷刷地磨自己的嘴壳,然后叫苍蝇用一根细藤子把它的嘴壳绑牢。它攀到石洞上,夺、夺、夺地啄了起来。它啄一口,苍蝇就在它啄过的地方吐上一口唾沫。渐渐地,石洞裂开了,人从石洞里挤挤攘攘地走出来。 本来就不同意让人出来的豹子龇牙咧嘴地守候在洞口边。人出来时,它突然扑上去,咬死一个、两个、三个。老鼠生气了,“嗵”的跳到豹子身上,使劲咬住豹子的尾巴不放,豹子痛得“嗷、嗷”直叫,痛得在地上打滚。人一个接一个出来了,豹子害怕了,拼命甩掉老鼠,逃跑了。其他人才顺利地走出了山洞,活下来。这走出来的第四个人,就是佤族的先祖。于是,佤族在人类就排行为老大,以后依次出来的拉祜族、傣族、汉族……便排为老二、老三、老四……佤语中称岩佤、尼文、三木傣、赛口…… 人们出来后,非要感谢小米雀。小米雀说:我不要感谢。你们以后种出粮食,田边地角抛撒掉的给我拣吃一点就行了。人们去感谢苍蝇,苍蝇说:“我不要感谢,你们以后吃剩的残羹剩水,给我一点吃就行了。人们要感谢蜘蛛,蜘蛛说:“你们要感谢我,我不要。以后你们盖了房子,让我在屋檐下搭个窝,张个网,避避风,躲躲雨就行了。 人们去感谢老鼠,老鼠说:我也不要感谢。你们以后收了粮食,仓旁、囤箩边撒掉的粮食让我吃一点就行了。因此,佤族形成了帮忙不讲报酬,只吃一点饭就行了的优良传统,同时也养成了视盗窃为耻的民族风范。佤族有史以来,粮食仓库都建寨子外边,却无人偷拿。 再后来,从山洞里出来的人外出闯天下,以天下为家;回到司岗里,司岗里也是家。他们说,亲兄弟围成圈,也是“司岗里”;亲兄弟抱成团,也是“司岗里”;亲兄弟有力量,也是“司岗里”;亲兄弟得胜利,也是“司岗里”!亲兄弟喝酒,亲姐妹跳舞,也是“司岗里”。总之,佤族“司岗里”文化的内涵非常之广泛,于是,就有了司岗里“摸你黑”狂欢节,有了打歌夜,有了崖画祭,有了大剽牛,有了拉木鼓舞等等。

每个民族都有象征性的图腾,畲族图腾是畲族文化的符号。一个民族的图腾是一个民族精神与文明的传承。畲族图腾不仅是畲族人民精神的源泉,更是一个民族历史的永久记忆。你知道畲族图腾象征着什么吗,不如随小编一起看看吧。 畲族是信仰盘瓠的民族。在畲族的传家之宝“祖图”和《盘瓠王歌》中,盘瓠信仰细节化为一则优美动人的神话故事,世代相传,成为畲族精神文化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1、盘瓠 在畲族中广泛流传含有与苗、瑶相类的南蛮意识“盘瓠”传说:新石器时代的高辛氏(即帝喾)时期,刘氏皇后夜梦天降娄金狗下界托生,醒来耳内疼痛,旨召名医医出一希奇美秀三寸长的金虫,以玉盘贮养,以瓠叶为盖,一日长一寸,身长一丈二,形似凤凰,取名麟狗,号称盘瓠,身纹锦绣,头有二十四斑黄点。 其时犬戎兴兵来犯,帝下诏求贤,提出:能斩番王头者以三公主嫁他为妻。龙犬揭榜后即往敌国,乘番王酒醉,咬断其头,回国献给高辛帝。高辛帝因他是犬而想悔婚。盘瓠作人语说:“将我放在金钟内,七昼夜可变成人。”盘瓠入钟六天,公主怕他饿死,打开金钟。见他身已成人形,但头未变。 于是盘瓠与公主结婚。婚后,公主随盘瓠入居深山,以狩猎和山耕为生。生三子一女,长子姓盘,名能,次子姓蓝,名光辉,三子姓雷,名巨佑,女儿嫁给钟智深(亦作“字”)。畲族人民世代相传和歌颂始祖盘瓠的功绩。盘瓠是畲族图腾崇拜的物件。畲族先民以拟人化的手法,把盘瓠描塑成神奇、机智、勇敢的民族英雄,尊崇为畲族的始祖。 盘瓠是春秋时代一位历史人物,在公元前744年的楚与卢戎战争中,盘瓠杀敌立功、受封以及与公主结婚,是对历史的真实记载。盘瓠传说之所以能演变为神话,也正是图腾标志使然。 2、鹤溪 西汉时,仙人浮丘伯者,携二仙鹤,驾闲云漫游至景宁,见此处山色青翠,河水清澈,树木葱茏,心爱之,遂结庐河边,沐仙鹤于河中,后不知所终。因纪念仙人曾来此,后人乃称沐鹤之水为鹤溪、结庐处为浮丘,也称百岁门,意为生命之门。 畲族世代深居山野,深谙察山观水,其建筑自然就依山傍水,风光旖旎;而名门大户望族更是四合一大院,门前小桥流水、后院鸟语花香,世外桃源也莫过如此。百岁门虽是畲族人的生活场所,更是畲族文化的创造、文明的传承之地,经年累月,百岁门化为畲族文化的图腾与符号。

畲族历史上是个频繁迁徙的民族。畲族自称“山哈”,是与他们的居住环境、迁徙历史有关。“山哈”是指山里客人的意思。他们现今的居住地较多,他们有自己的语言。是人口较少的民族之一,人们对畲族的起源可谓是众说纷坛啊。下面给予来看看畲族文化的畲族起源之说。 畲族的起源有个美丽的传说,传说他们的始祖盘瓠是高辛帝(即五帝之一的帝喾)时一只神奇的狗。“时帝有畜狗,其毛五采,名曰盘瓠”。因戎吴将军作乱,高辛答应谁能斩下叛军首领的首级,就把三公主嫁给他。 盘瓠咬下戎吴将军首级而归。后“帝不得已,乃以女配盘瓠。”婚后,盘瓠带着公主迁居深山,生下三男一女,长子姓盘,次子姓蓝,三子姓雷,女儿后来嫁给姓钟的男子,子孙逐渐繁衍成为畲族。现在畲族仍以蓝、雷、钟为主要姓氏。这个传说虽然美丽,但完全是个荒诞的神话故事,不足为据。 畲族起源于广东潮州凤凰山,后迁居福建、江西、浙江。传说畲族始祖是盘瓠。盘瓠与高辛帝的三公主结为夫妻后,生下第一个孩子跟父姓盘,叫盘自能;生下第二个孩子时,放在篮子里养,就姓蓝,叫蓝光辉;第三个孩子生下时,天上响雷,就姓雷,叫雷巨;第四个孩子生下时,是一个泼妮崽(女孩),下地时,刚响起“当当当”的钟声,就姓钟,招女婿叫钟志深。 景宁是畲族迁移浙江生息最早的地区之一。畲族史诗《盘瓠王歌》里有道:“三姓子孙人来多,分居景宁和云和。”在浙江的畲族散居于景宁、云和、遂昌、武义、龙游、衢县、平阳、瑞安、兰溪、泰顺、青田、文成、龙泉、庆元以及桐庐等县的山区和半山区。畲族自称“山哈”,意为居住在山里的客人,有自己的语言,没有本民族的文字,通用汉字。也有借用汉字而赋予新的意义,或者干脆利用汉字部首创造新字。 畲族《起源歌》里述说了迁徙的缘由:“田差难种吃,田好官来争;官多难生养,思量再搬迁。”畲族从广东至福建、江西、浙江频繁地迁徙,采取大分散、小集中的聚居方式,在山区森林中搭寮居住。他们从事狩猎、种山,劳动艰辛,生活困苦。 关于畲族来源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人主张畲瑶同源于汉晋时代长沙的“武陵蛮”(又称“五溪蛮”),与瑶族同源,持此说者比较普遍。此外,畲族族源还有“越族后裔说”、“东夷后裔说”、“河南夷的一支”和“南蛮族的一支”等多种说法。总之,众说纷纭的畲族族源反映了畲族在其历史曲折发展和民族形成过程中,同蛮、越、闽、夷以及汉等各族群体彼此互动、混化、交融的关系。 畲族族源歧见很多,但概括起来有外来说和土著说两种。外来说者认为畲族源于汉晋时代的“长沙武陵蛮”。持这种观点的主要论据是“武陵蛮”和畲族有共同的盘瓠图腾信奉。土著说者认为畲族源于周代的“闽”人。“闽”是福建的土著,福建最早的主人,其遗裔就是今天的畲族。“闽”、“畲”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渊源关系。 此外,还有人认为畲族源于古代河南“夷”人的一支,是属于高辛氏近亲的一支氏族部落。有的认为畲族源于河南,其祖先是“龙麒”,等等。总之,关于畲族的来源,目前尚有争议。

傣族(Dai nation)即“傣泰民族”,是中国的少数民族,也是泰国和老挝的主体民族。 傣泰源于中国的云贵高原西部,曾多次在云贵高原建立政权,后因中原王朝及其他民族的挤压,逐步向中南半岛及南亚次大陆迁徙,现分布于泰国、老挝、缅甸、印度、越南、中国、柬埔寨等多个国家,总人口约6800万,泰国境内约4700万,老挝境内约500万,缅甸境内约850万,印度境内约425万,越南境内约133万,中国境内约126万,柬埔寨境内约66万。 傣泰在中国史籍中,先后被称为“哀牢”、“掸”、“乌蛮”、“白蛮”、“白衣”、“金齿”、“黑齿”、“白夷”、“僰夷”、“摆夷”等名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在暹罗王国的推动下,国际社会开始把分布于各国的傣泰统称为“泰族(Thai)”;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各国政府将分布在各自境内的傣泰分别命名,在泰国、柬埔寨、越南等国仍被称为“泰族(Thai)”,在老挝被称为“佬族(Lao)”,在缅甸被称为“掸族(Shan)”,在印度被称为“阿萨姆族(Assam)”,在中国被称为“傣族(Dai)”。 傣泰有自己的语言及文字。语言有大泰、兰纳、暹罗等三大方言及若干个次方言,临近的方言之间发音差距很小,随着空间距离的拉大差距也加大,但不论何地方言均能进行简单交流。文字有暹罗体、澜沧体、兰纳体、端体、绷体、哪体、阿洪体等七种字体,均由印度婆罗米字母演变而来,都是自左向右书写,自上而下换行,只在形体结构上有所差异。 傣泰的自称从古至今都未发生过大的变化,自称均介于“Dai”与“Tai”之间的发音,但周边民族对傣泰的称呼却是多种多样,并随着他们对傣泰认识的改变而改变。 最早有傣泰先民记载的民族是汉族,在两汉、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汉族称傣泰先民为“哀牢”、“掸”;隋朝、唐朝(南诏)、五代十国(后南诏)时期,汉族称傣泰先民为“哀牢”、“乌蛮”、“白蛮”;宋朝(大理)、元朝时期,汉族称傣泰先民为“白衣”、“金齿”、“黑齿”;明朝、清朝时期,汉族称傣泰先民为“白夷”、“僰夷”、“摆夷”。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在暹罗王国(今泰王国)的推动下,国际社会开始把分布于各国的傣泰统称为“泰族(Thai)”。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各国政府将分布在各自境内的傣泰分别命名,在泰国、柬埔寨、越南等国仍被命名为“泰族(Thai)”,在老挝被命名为“佬族(Lao)”,在缅甸被命名为“掸族(Shan)”,在印度被命名为“阿萨姆族(Assam)”,在中国则被分别命名为“僰族(Bo)”和“泰族(Tai)”,1953年以后才合并命名为“傣族(Dai)”。 此外,跟傣泰往来比较多的缅族(缅甸第一大民族),称呼傣泰为“shan”,国际上因此也把傣泰称作“shan”,中国音译过来为“掸”。

布朗族是云南的独有民族之一,分布在云南省西部和西南部沿澜沧江中下游西侧的山岳地带,主要聚居地是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动海县布朗、打洛等山区,云县、镇康、德、双江、耿马、澜沧、墨江、景东等县亦有部分散居或杂。布朗族聚居地群山起伏,气候暖和,降水较多,土地肥沃,产丰富。根据1998年人品统计,布朗族有8.77万人,占有省少数民族人口总数的0.661%,根据2000年云南省第五次人口普查统计,布朗族有9.388万人。 布朗语属南亚语系孟高语族布朗语支,分为布、阿尔低两种方言。布朗与俄语、克木语、德昂语及高棉语有亲属关系。由布朗族与傣族、伍族、汉长期杂居,故多能兼操傣、佤和汉语。布朗族没有本民族文字,通用傣文和汉文。 布朗族古称“徽’、“蒲人”、“朴子”,自称“乌”、“翁拱”、“阿娃”,他称“濮曼”、“濮满”。其先民在先秦时为百濮的一支,汉晋时称“濮”,唐时称“扑子蛮”,先后受南诏、大理国统治。 元明清时期称“浦人”、“蒲满”、“包满”、“濮曼”。新国成立前由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聚居在西双版纳布朗山、西定、八达一带的布朗人保留不同程度的原始公社残余,普遍采用刀耕火种劳动方式,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居住在澜沧、双江、镇康等地的布朗族已进入封建地主经济发展阶段。 布朗族有着较丰富的口头文学,民间流传着许多故事诗、抒情诗、叙事诗,题材广泛,优美动人。由于长期与傣族杂居,深受傣族文化影响,布朗族喜好傣族的“赞哈”,歌舞时多以象脚鼓、钱、小三弦等乐器伴奏。布朗族的“刀舞”,动作舒展大方,刚柔相济,舞姿矫健。 为青年男女所喜爱的“圈圈舞”,热烈欢快,是情感交流,传播爱情的最佳方式。每逢佳节盛行“跳歌”,往往通宵达旦。布朗族民间曲调分为四种:索调,一人自弹自唱的曲调,多用来歌唱爱情、新人新事和美好幸福的生活等广泛的内容;宰调,在劳动中独唱或合唱的曲调;甩调,喜庆节日用的曲调;甚调,跳舞时伴唱的曲调。 布朗族是一个古老的民族,根据历史文献记载,永昌一带是古代“濮人”居住的地区,部族众多,分布很广,很早就活动在澜沧江和怒江流域各地。“濮人”中的一支很可能就是现今布朗族的先民。自西汉王朝在云南设置益州郡,下辖惜唐(保山)、不韦(保山以南)等县,濮人活动的地区就纳入了西汉王朝的郡县范围。在西晋时,永昌濮人中的一部分向南迁移到镇康、凤庆、临仓一带。 唐朝时称为“朴子蛮”,元、明、清时称为“蒲蛮”。隋唐以后,文献记载有所谓“濮人”、“扑子”、“朴子”、“扑”、“蒲满”、“蒲人”等名称,其分布更为广阔,唐宋时期,“扑人”受南诏、大理政权统治;明朝设顺宁府,以蒲人头人充任土知府。后来原居于云南南部的部分蒲人发展为现在的布朗族。 新中国成立后,根据本民族的意愿,统称为布朗族。解放前生活在布朗山上的布朗族人还保留着不同程度的原始公社残余;在平坝地区生活的布朗族人,由于受经济文化发展比较快的汉族、傣族人的影响,己进入封建地主经济发展阶段。布朗族人生活的地区气候温和,物产丰富。他们主要从事农业生产,善种植茶树,是著名的普洱茶的产地。布朗山的布朗族人实行母子连名制。小孩出生3天拴线命名,将母亲的名字连在孩子的名字之后。

侗族(侗语作:Gaeml)是中国的一个少数民族。居住区主要在湖南、贵州和广西的交界处,湖北恩施也有部分的侗族。侗族人口总数为296万人(2000年第5次人口普查),2010年第6次人口普查,侗族人口为287万人,十年人口减少近10万人。侗族的名称来自“溪洞”,这是当地人传统的行政单位,现当地还有许多地名叫“洞”。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把这些地方居民统称为侗族。 侗族(dòng zú)(The Kam People)主要分布在贵州省、湖南省及广西壮族自治区交汇处,以及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此外,江苏省、广东省、浙江省三省侗族人口各有几万。根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侗族人口数为2960293。侗族中有一些是北侗族,有100万多名说北侗族话的人生活在中国南部贵州省和湖南省交界处的地方,大部分北侗族人生活在湖南省的新晃县和贵州省的天柱县。 侗族自称Gaeml(发音近似于汉语的“干”、“佄”或“更”字),依据联合国倡导的“名从主人”原则,国际标准译名为“Kam”、“Kam People”。侗族的名称,最早以“仡伶”,见于宋代文献。明、清两代曾出现“峒蛮”、“峒苗”、“峒人”、“洞家”等他称。新中国成立后统称侗族。民间多称“侗家”。 侗族使用侗语,属壮侗语系,分南、北部两种方言。原无文字,沿用汉文,1958年设立了拉丁字母形式的侗文方案。大部分通用汉文。 主要从事农业,兼营林木。林业以产杉木著称。以生产鱼粳稻为主,选育栽培有本民族独特优质的水稻品系——“香禾糯”(Kam Sweet Rice);善用稻田养鱼,创造和传承了以“稻鱼鸭共生”为特点的侗乡有机农业文化遗产。有自己的民间戏曲——侗戏。鼓楼、风雨桥、风雨亭是侗族的主要标志。风雨桥因桥上建有长廊式,可遮蔽风雨的桥屋而得名。三江著名的程阳风雨桥,被定为国家级重点文物。桥上建有五座多脚宝塔,通道两侧有栏杆,形如游廊。桥梁结构不用一根铁钉,只在柱子上凿穿洞眼衔接,斜穿直套,结构精巧,十分坚固,令人叹为观止。 侗族的箫、笛、芦笙是中国传统的乐器之一。侗族还以建筑艺术见长。每个寨子都有造型别致的木楼。这种不用一钉一铆的木结构建筑吸收了中国古代亭台、楼阁建筑的部分精髓,建筑中的代表有:风雨桥、吊脚楼。 虽然历史学家们都普遍认为侗族源于古代百越,但具体源于百越中的哪一支,尚无定论。秦、汉时期,在今广东、广西一带聚居着许多部族,统称之为“骆越”(“百越”的一支)。多数学者认为侗族是起源于“骆越”,也有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是起源于“干越”。魏晋以后,这些部族又被泛称为“僚”。明代邝露所著的《赤雅》中说,侗族也是属于“僚”的一部分。侗族的分布和属于“百越”系统的壮、水、毛南等民族的住地相邻,语言同属壮侗语族,风俗习惯也有很多相似之处。侗族可能是由“骆越”的一支发展而成。侗族经过原始社会发展阶段,于唐代由原始社会直接向封建社会过渡;有的人认为经过奴隶社会发展阶段。从唐至清,中央王朝在侗族地区建立羁縻州、土司制度,社会处在早期封建社会。清初实施“改土归流”,清朝对侗族人民进行直接统治,土地日益集中,进入封建地主经济发展阶段。但是,侗族社会内部某些氏族组织残余,例如以地域为纽带具有部落联盟性质的“合款”,仍普遍存在。每个氏族或村寨,皆由“长老”或“乡老”主持事务,用习惯法维护社会秩序。“合款”分大小。“小款”由若干毗邻村寨组成;“大款”由若干“小款”联合。“小款首”由寨内公推,“大款首”由“小款首”商定。共同议定的“款约”必须遵守,款民大会是最高权力组织,凡成年男子均须参加,共议款内事宜。这种组织一直保存到清朝末期和中华民国初期。

“珞巴”意为南方人。由于居住地区交通闭塞和与外界接触少,社会发展缓慢,直到解放前夕珞巴族还处于原始社会末期的家长奴隶制阶段。珞巴族内部部落很多,各有不同的自称和他称。据史料记载,自公元七世纪起,珞瑜地区即归入吐善王朝建制,此后一直在西藏地方政府统辖之下。在1965年国庆节,经国务院批准,珞巴人才正式成为中华大家庭中的一员,享受到与其他民族一样的平等权利,1985年的国庆节,经国务院批准米林县南伊珞巴民族乡诞生。 珞渝地区很早以来就是中国西藏的一部分。从远古时代起,珞巴族先民就生活在这一带,与藏族先民和门巴族先民一道,共同创造了喜马拉雅山区的远古文明。珞巴族没有自己的文字,所以没有关于本民族历史的文献记载,在藏、汉文献中,也鲜有关于珞巴族族源和历史的记载。 虽然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一批考古工作者在喜马拉雅山区获得了一批珍贵的考古发现,但它们尚不足以勾画出珞巴族先民活动的连续的历史轨迹。因此,关于珞巴族的族源问题,只能从喜马拉雅山区生成的各部落丰富的民族传说中去探寻。目前较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珞巴族大概是青藏高原东南部一带的古老群体中的一支或数支繁衍而来”,“在历史上珞巴族曾有一个从北向南迁徙的历史过程。” 根据民族神话传说、藏族古代有关文献记载以及近年来的考古发现分析,可以初步认为珞巴族是珞渝地区古老的土著群体与西藏高原东部数支古老的群体融合繁衍而来。 珞巴族和藏族的先民彼此之间的交往见诸文献记载者,始自吐蕃王朝时期。藏文典籍《红史》在记述松赞干布时代的吐蕃疆域时就讲到:“南自珞与门,西自香雄,北至霍尔,东自咱米兴米等均置于吐蕃统治之下”。 明末清初,格鲁派在逐渐掌握西藏地方政权之后,也进一步加强了对珞渝地区的管理。1680年,五世达赖发给梅惹喇嘛的文书中,明确指出:“珞渝人等亦入我治下”。受命于清代中央王朝的西藏地方政府以封赠、委派等方式,通过属下宗、奚谷组织对珞渝一些地区实行行政管理。 19世纪中叶,西藏地方政府曾一度把珞渝地区划归波密土王管辖。波密土王于1881年在地东村(今墨脱县境)建立地东宗,委派宗本辖五“错”、六寺。20世纪初,波密土王为进一步巩固对珞渝的统治,将地东宗的达岗错扩建为宗,即嘎朗央宗,并在此先后委派过八任宗本。西藏地方政府也经常派人到珞渝地区巡查。 1927年,西藏地方政府同波密土王发生矛盾,罢黜波密土王割据势力,将嘎朗央宗仍划属地东宗,恢复达岗错建置。又在达岗错及其以南地区,委“错本”和“学本”,负责收缴租税。当时,西藏地方政府为巩固边防,还派军队到达珞渝南境与印度阿萨姆交界处巡边。 西藏地方政府当时对珞巴族的统治办法是:对靠近藏区的地方,直接委派官员管理;对珞渝中部和南部地方,则责成山南十八宗宗本在藏族转山朝圣的时候,准备各种生产生活用品,同珞巴族进行商品交换,通过加强物质交流来巩固对珞巴族的羁縻统治。 珞渝地区虽然环境优越,但由于和外部接触较少,珞巴族社会发展比较缓慢,直到20世纪50年代还保留着父系氏族制的浓厚残余,部落虽已出现,但组织尚不完备,远不及氏族所起的社会作用大。珞巴族的各个氏族都有自己共同生活的载域,地域内的山水、森林和土地归氏族公有。氏族之间,大多以山坡、河流为界。氏族成员可以在本区域内自由开垦种植、狩猎、采集、建房,遇有盖房、婚丧大事或外族入侵时,氏族成员之间有互相救助的义务。 珞巴族是富于光荣革命传统的民族。从19世纪开始,英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开始伸入珞渝。他们或以考察、开发、传教、采集动植物标本为名,派遣“探险队”来这里刺探有关情报,为他们的经济扩张和军事入侵作准备;或是利用珞巴族各部落之间的矛盾和其他事端,进行所谓军事征讨,企图蚕食这片中国边疆。英帝国主义的侵略活动不仅侵犯了中国领土主权的完整,也严重危及珞巴族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19世纪末,由于英国侵略者肆意破坏珞巴人对阿萨姆边缘地区的收税旧制并武力入侵珞渝地区,导致了珞巴族人民的大规模武装反抗斗争。他们利用优越的地理条件和巧妙的战术,用弓箭大刀力克拥有枪炮的入侵者,沉重打击了来犯之敌。英国为了迫使珞巴族人民屈服,曾一度封锁了雅鲁藏布江左岸的广大边界线,但因珞巴族长期与北部的藏区有着密切的经济往来,英军的经济封锁毫无作用,最终不得不撤销这道封锁令。 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对珞渝地区的一系列入侵,也引起了中国政府的严重关注,其时边务大臣赵尔丰就向宣统皇帝提出:珞巴“虽为野番,实我之属境”,对英国侵入察隅、珞渝,不能坐视,建议派兵前往,“固我疆域”(赵尔丰宣统二年元月十九日奏),并派程凤翔领兵开入察隅,加强边防,阻止英国人的进一步入侵。 1911年,驻藏大臣在派出罗长绮率兵消灭波密土王的残余势力之后,留下藏兵一营据守墨脱。1944年至1945年,英属印度阿萨姆当局又多次派人到珞渝刺探情报,均遭到珞巴族人民的坚决抵抗。此后,英国在苏班什里河流域大肆推行“巴利巴拉开发计划”,蚕食了珞渝地区的部分领土,引起珞巴族人民的强烈反对,西藏地方政府也向英国政府多次提出抗议和交涉。 部落与氏族制度迅速解体,是新中国成立后珞巴族社会发生的重大历史变化之一。先前的以氏族和家族为基础的社会结构、氏族首领和家族长代表群体的意志,被新型的社会组织和政权机构所取代。珞巴族地区各乡县成立了人民政府,由人民民主选举产生自己的政府领导人,他们代表全体人民的意志,行使地方管理权。 1959年的民主改革彻底砸烂了三大领主套在珞巴族脖子上的封建农奴制的枷锁,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制度。解放前,珞巴族人民受尽了西藏地方政府、贵族和寺院三大领主的歧视和凌辱,被诬蔑为“野人”,被赶进深山老林,不准随便下山,不准越出范围和外族进行贸易,甚至个别地方不准同藏族通婚。三大领主还规定了数不清的禁条戒律,制造民族隔阂与纠纷,使珞巴族人民陷入苦难的深渊。民主改革后,按照宪法规定,珞巴族人民同全国各民族人民一样,成为国家的主人,享有法律所规定的一切政治权利。 传统的血统等级被打破,旧时代的民族歧视被消除,凡年满18岁的珞巴族公民,不分性别、职业、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和居住期限,都有选举和被选举权。在历届人民代表选举中,从乡、区、县直到自治区和全国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有珞巴族代表当选和出席,在县和自治区的政治协商组织中,也有珞巴族人士参加。珞巴族出身的人民代表和政协委员,绝大多数是昔日著名的生产能手和爱国反侵略斗争的勇士,还有一些人士是民主改革以后成长起来的珞巴族年轻一代。 在珞巴族聚居区,先后成立了民族自治乡和民族自治村,有察隅县西巴珞巴族自治村、米林县乃玉珞巴族自治乡、墨脱县达木珞巴族自治乡、隆孜县斗玉珞巴族自治乡等。这些实行民族自治的乡村,依据当地实际,制定和实施经济文化发展规划和措施,充分行使了珞巴族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的自主权和自治权。 为了使珞巴族人民更好地行使管理国家和地方事务的权力,平等地参与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事业,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培养珞巴族干部,一批珞巴族干部迅速成长起来。据统计,林芝、山南两个专区共有珞巴族干部70余名。珞巴族社会的历史飞跃,给珞巴族民族文化带来了新变革、新发展。珞巴族曾长期滞留在原始社会,他们的传统文化具有原始文化的鲜明特征,即封闭、神秘。昔日珞巴族信仰原始宗教,敬仰巫师,崇信巫术,把命运、幸福和生活的欢乐寄望于虚无的鬼灵和神秘的巫术。 民主改革后,新科学、新技术进入了珞巴族山寨,驱散了原始宗教的神秘雾障,人们在生产生活中,不再仰赖巫风灵雨,狩猎、种地、建房和生育等,一般不再举行祭祀仪式,原有的宗教活动,只是作为民间节日、群众娱乐在群众中保存。人民政府在珞巴族村寨推行新式生产工具和科学种田方法,举办各种培训班,培养农业技术员。在墨脱、米林和隆孜等县的珞巴族聚居地,建立了生产技术指导站、气象预报站、水文测量站,成立农场,开辟实验田。一批懂科学、用科学的年轻一代,成为珞巴族新文化的先锋,他们在群众中取代昔日的巫师而赢得真正的威信。 过去的一些陈规陋习被破除,新人新事新风尚不断涌现。对不明的事理不再依靠卜卦求知,对天灾、疾病不再求治于巫术巫医。群众已懂得在党和政府领导下,依靠自己的力量去战胜随时袭来的水灾、旱灾和虫灾等自然灾害。医院和医生是人们心目中健康和生命的保障。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中国妇女儿童权益保障法》得到贯彻,妇女和男子具有平等的社会地位,妇女儿童的权益得到保障。民主改革前实行的买卖婚姻被废除,昔日抢婚习俗已杜绝,自由恋爱与婚姻自主成为青年男女普遍的理想和现实。

赫哲族是中国东北地区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主要分布在黑龙江省同江县、饶河县、抚远县。少数人散居在桦川、依兰、富饶三县的一些村镇和佳木斯市。 赫哲族它的先民可以上溯先秦时代的肃慎人。赫哲族先民的历史可追溯到6000-7000多年前的密山新开流肃慎文化时期,在先秦时称肃慎、汉魏时称挹娄,南北朝时称勿吉,隋唐时称黑水靺鞨,赫哲名字的由来首先是在康熙二年(1663年)的《清实录》上记载并得以传承。 清顺治初期,即自1644年(顺治元年)起的几年内,赫哲部被清政府“编户”形成族体。“赫哲”作为族称,最早见于官方文献是《清圣祖实录》:“康熙二年癸卯……三月、壬辰(公历1663年5月1日)命四姓库里哈等进贡貂皮,照赫哲等国例,在宁古塔收纳”,这里的“国”是女真各部,不是今天国家的概念。 俄国人曾称赫哲(那乃)族为“高尔谍”、“戈尔德”、“乌德哥”、“阿枪”及“阿其泱”人,或称之为“那笃奇斯人”与“纳特基”人。译文中,称“那乃”之前多称为“果尔特人”。中国清政府刊刻的《皇清职贡图》中出现了今天赫哲族的三个组成分支——“奇楞”、“七姓”、“赫哲”。“奇楞”的意义和来源有“与鄂伦春同源说”和“姓氏说”等几种。“七姓”是赫哲族的七个氏族,并非族称。“赫真”是“东方”、“下游”之意。他们对外都自称“赫哲”。 “赫哲”是从“赫真”变音而来,而“赫真”又是“黑斤”、“黑金”、“黑津”、“黑筋”、“黑哲”、“黑折”、“赫斤”、“赫金”、“赫锦”等的同音异写,这些名称在《清实录》、《满洲源流考》、《宁古塔纪略》、《柳编纪略》、《宁古塔山水记》、《西伯利东偏纪要》、《吉林通志》等历史文献中都出现过。俄国东侵之后被分裂为跨国民族。居住在俄国境内的约2万多人,称为“那乃人”,居住在我国境内的约4600人,仍称“赫哲族”。 2010年,全国共有赫哲族聚居地四处,分别是同江市街津口赫哲族乡和八岔赫哲族乡、饶河县四排赫哲族乡和佳木斯敖其镇的敖其村。 由于历史原因,赫哲族是个跨国民族,在俄罗斯境内有赫哲族人口2万余人,当地人称他们为那乃人。他们的民族历史、民族语言、宗教礼仪、歌曲舞蹈、衣着服饰、民风民俗和我国赫哲族都具有北方内陆渔猎民族生产生活特色。 赫哲族历史悠久,与中国东北的古代民族“肃慎”、“挹娄”、“勿吉”、“女真”等有着密切的族源关系,清代的“黑斤”、“赫哲哈喇”即是赫哲族的先民。公元1608年(明万历三十六年),东海女真赫哲部反抗建州女真的征服,呼尔哈路千余人围攻重镇宁古塔,给建州女真联军沉重打击。 公元1651年(顺治八年),乌扎拉村的赫哲人及其附近的满洲八旗、奇勒尔人(东海女真),配合宁古塔章京海色反击沙俄入侵者以哈巴罗夫为首的哥萨克;揭开清朝军民联合反抗沙俄入侵的序幕。公元1657(顺治十四年),沙俄侵略者斯捷潘诺夫等哥萨克入侵松花江流域依兰县附近尚坚乌黑等处;赫哲、满八旗、奇勒尔人配合宁古塔章京沙尔瑚达所率清军痛击入侵者。此年于松花江口击毙斯捷潘诺夫。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东北,赫哲族人民遭受殖民统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赫哲族人民参加东北各种抗日行列和各族人民一道,同日本帝国主义进行英勇的斗争。 赫哲族的历史发展 据史料记载,赫哲族先民的历史可追溯到6000多年前的密山新开流时期,在先秦时称肃慎、汉魏时称挹娄,南北朝时称勿吉,隋唐时称黑水靺鞨,元明清时称女真。赫哲名字的由来首先是在康熙二年(1662年)的《清实录》上记载并得以传承。现在,全国共有赫哲族聚居地四处,分别是同江市街津口赫哲族乡和八岔赫哲族乡、饶河县四排赫哲族乡和佳木斯敖其镇的敖其村。 由于历史原因,赫哲族是个跨国民族,在俄罗斯境内有赫哲族人口2万余人,当地人称他们为那乃人。他们的民族历史、民族语言、宗教礼仪、歌曲舞蹈、衣着服饰、民风民俗和我国赫哲族都具有北方内陆渔猎民族生产生活特色。 赫哲族历史悠久,与中国东北的古代民族“肃慎”、“挹娄”、“勿吉”、“女真”等有着密切的族源关系,清代的“黑斤”、“赫哲哈喇”即是赫哲族的先民。反抗满族统治者:公元1608年(明万历三十六年),赫哲族反抗满族统治者的政征服,呼尔哈路千余人围攻满族重镇宁古塔,给满族统治者以打击。 反沙俄入侵:公元1651年(顺治八年),乌扎拉村的赫哲人及其附近的满、奇勒尔人,配合宁古塔章京海色反击沙俄入侵者以哈巴罗夫为守的哥萨克;揭开清朝军民联合反抗沙俄入侵的序幕。公元1657(顺治十四年),沙俄侵略者斯捷潘诺夫等哥萨克入侵松花江流域依兰县附近尚坚乌黑等处;赫哲、满、奇勒尔人配合宁古塔章京沙尔瑚达所率清军痛击入侵者。此年于松花江口击毙斯捷潘诺夫。 反抗日本帝国主义: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东北,赫哲族人民遭受殖民统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赫哲族人民参加东北各种抗日行列和各族人民一道,同日本帝国主义进行英勇的斗争。

水族远古神话是水族先民探寻自然奥秘的形象记录。在远古时期,“原始人的生活很简单,却喜欢去攻击那些巨大的问题,例如天地缘何而始,人类从何而来,天地之外有何物等等。他们对于这些问题的答案,便是天地开辟的神话,便是他们的原始哲学,他们的宇宙观”。茅盾先生对于远古神话源头的论述,也正符合了水族神话的特点。正因为远古神话是水族先民对自然的探索,对宇宙的思考,因此它的内容都是天地起源、人类诞生之类的重大事件,诸如牙巫造天地、打柱撑天、造日月星辰、拱恩踩拓人间及兄妹结婚再传人烟等。这类神话是中国南方民族共同的题材,这除了表明远古人类在认识自然、征服自然及主宰自然方面有着共同的心理外,还有着民族间的历史渊缘和文化交流等方面的因素。尽管如此,水族远古神话在世代口耳相传的过程中,依然保持着本民族的鲜明特点。 水族远古神话主要有开天辟地、人类起源及反映民族斗争等方面内容。 在水族民间口头文学中,开天辟地、造日月星辰的神话被认为是产生时代最久远的文学作品。这是后人根据有了天地,人类才有立足之地;有了日月,而后才有万物生长的逻辑推理的结果。因此,在任何民间文学作品中,总是把天地起源排在首位。实际上,按照人类思维发展的规律,对天地日月这类广博而抽象事物的想象,应当产生于对身边具体的、个别的及局部的事物的想象之后,也就是说,开天辟地的神话并非是最早出现的神话。不过,为了叙述方便,我们还是按照约定俗成的习惯,从开天辟地神话说起。 水族开天辟地神话中有一位具有巨大神力的仙婆牙巫和一位仙公拱恩,他们是开天辟地,缔造人间世界的始祖。在天地形成以前,整个宇宙混沌一片——这是各民族先民对太古之初宇宙状况的共同想象。因此,才有汉族的“盘古开天地”;苗族的“剖帕劈开混沌”和“府方撑开天地”;布依族的“力戛撑天”;壮族的“布碌陀竖铁木柱顶天”;怒族的“搓海玩海投石柱撞开天幕”等等神话。 水族神话中,是仙婆牙巫来开天辟地,她用两只手辨开了天地又朝中间猛吹一口气,于是天地裂开,左边一半成天,右边一半成地。接着她又铸造铜柱铁柱撑天,“撑头次,高七万丈;撑二次,天际高耸”。天地间距离拉开了,形成了万物生长的环境。

德昂族源于古代的濮人,与“哀牢”有密切的关系。清代以前,有关记载把云南境内南亚语系的德昂、布朗、佤等民族统称为“濮人”、“蒲”或“蒲蛮”。“濮人”早在公元前2世纪就居住在怒江两岸,早于阿昌、景颇等族进入这一地区,是开发保山、德宏一带较早的民族。隋唐时称为“茫蛮”、“扑子蛮”、“望苴子蛮”,他们先后臣服于汉、晋王朝及南诏、大理国,德昂族先民还在宋朝后期建立起自己的区域统治,即“金齿国”。元以后成为傣族土司的属民。 “濮人”汉代属永昌郡(今云南保山市),唐宋至元明时期,德昂族先民“茫施蛮”活动于澜沧江两岸。元代在今潞西地区设“茫施路军民总管府”,封阿利(传说是德昂族的头人)为土官。元代中期,“白夷”(傣族先民)迅速强盛起来,德昂族被迫逐渐向山区迁移。明代,中央政府封傣族刀姓为茫施(今芒市)长官司长官,傣族土司又封德昂族头人为“老”,以代表土司管辖德昂族人民,于是德昂族先民成了傣族土司的属民。 从14世纪中期开始,新兴的茫施傣族土司逐渐控制了今德宏州潞西、盈江一带的德昂族地区。到了清嘉庆年间,傣族土司采取极端蛮横的手段强占了德昂人的许多田地。清嘉庆十九年(1814年),塔岗瓦振臂一呼,德昂人应者云集,组成了一支声势浩大的起义武装。他们提出了“官家不公平,杀死官家解不平”的口号,声称“不把土司杀得七零八落决不收兵”。不久,塔岗瓦就指挥起义军攻破了茫施土司衙门。土司放过法狼狈不堪地逃往永昌府向清军求援。 起义军乘胜追击,一举击溃了负隅顽抗的土司武装。紧接着,他们又挫败了梁河傣族土司和西山景颇山官武装的多次进攻,从而牢牢控制住了茫施坝区。但塔岗瓦和德昂族人民一直对清朝地方政权抱有幻想,他们希望清朝官吏能出面主持公道,严惩傣族土司。这种心理为傣族土司的反扑提供了机会。时间不长,各地傣族土司武装、景颇山官武装和汉族地主武装就联手向起义军发动了猛烈的围攻。塔岗瓦带领起义军将士进行了顽强的抵抗。由于力量悬殊太大,起义军蒙受了巨大的损失,半年多后,这一场正义的民族起义烈火最终被扑灭。这次斗争虽然失败了,但是这次斗争极大地削弱了茫施土司的统治,在反抗封建统治者的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近代以来,德昂族与景颇族等各族人民,曾共同抗击英帝国主义对我云南西部地区领土的侵略。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侵略军从缅甸侵入我国德宏地区,当时沦陷区的德昂族人民参加了汉、傣等各族人民组织的一支二千余人的游击队,用铜炮枪、长刀及弩弓,同日本侵略军进行了多次斗争。抗战胜利后,德昂族人民为反抗国民党军队的镇压,各村组织了自卫队,经常伏击敌人,迫使他们不敢任意进村。新中国成立前夕,德昂族人民积极协助中国人民解放军,围歼向云南西部逃窜的国民党军队,迎来了德昂族地区的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