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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羽死因：诸葛亮借刀杀人

对于蜀汉政权来说，关羽失荆州是一个致命伤，也是蜀汉历史上的最大悲剧。关于蜀汉在荆州战役中不发救兵的问题，大多数人都认为是来不及去救。但因为《三国志》中没有记载，所以后世对此也是猜测纷纷。然而到了近代，国学大师章太炎提出了一个惊人的看法，说是由于关羽破坏了诸葛亮“联吴抗曹”的方针，所以诸葛亮决定要借吴人之手除掉关羽！“诸葛借刀杀关羽”于是被炒得沸沸扬扬。诸葛亮的失职在讨论诸葛亮的失职问题之前，需要先弄清楚一个关键问题——关羽攻打襄樊，到底是谁的决定？这场战争是不是从一开始决策上就存在失误呢？关于这个问题，《三国志》中没有记载，但十之八九是刘备的决定，因为这样大的军事行动，没有最高统帅部的命令，关羽是不敢自作主张的。蜀汉的最高统治者是刘备，只有刘备才有决定权。自从刘备取益州，从曹操手中夺得汉中，形势一片大好。蜀汉的事业可以说是蒸蒸日上、欣欣向荣。诸葛亮在《后出师表》中也说“汉事将成也”。不过尽管暂时取得了一点成绩，但此时刘蜀的力量跟曹魏相比还是相差甚远的，此时北伐的时机并不成熟。但刘备这时候的脑子可能有点发热，有点利令智昏。过去的刘备看见曹操非常害怕，凡是和曹操打仗，刘备是必败。但自从刘备和曹操争夺汉中，黄忠刀劈夏侯渊，刘备居然破天荒地第一次打败了曹操，从曹操手中夺取了汉中，这一下子，刘备就牛了，就抖了，就自以为了不起了。刘备自称汉中王后，和曹操并驾齐驱，刘备骄得很，狂妄得很，他不顾蜀汉国力弱小，竟然马上做出决定，命令关羽主动出击，攻打曹魏的军事重镇———襄樊。照理来说，刘备头脑发热，军师诸葛亮就应该冷静，应该在刘备发热的脑袋上泼点冷水，让他清醒清醒，但找遍《三国志》，也没有看到有诸葛亮在攻打襄樊这件事情上反对刘备的记载。诸葛亮是刘备的军师，这个时候诸葛亮的职务是军师将军，署左将军府事，就是说诸葛亮主管刘备统帅部中的大大小小的所有事情，刘备所做的每一件事情，诸葛亮都是可以参与的。诸葛亮虽然不是决策者，但他可以向决策者建言献策。可见在这件事情上，诸葛亮显然没有尽到军师的责任。至于诸葛亮在关羽北伐襄樊战役中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在《三国志》中并无十分明确的记载，但还是可以发现其中的奥秘的。最关键的一点是：关羽出兵攻打襄樊，无论从时机、条件等各方面的情况来看，都违反了诸葛亮早年提出的《隆中对》。《隆中对》的策略基本上就是诸葛亮助刘备打天下的军事大纲。诸葛亮在《隆中对》中说得很清楚，北伐必须符合这样五个条件：第一，“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就是说蜀汉要同西南少数民族搞好关系。但当时刘备同少数民族并没有搞好关系，因为刘备虽然占领了益州，但他们是外来户，以孟获为代表的少数民族对刘备侵占他们的地盘是非常痛恨的，一有机会就要兴风作浪。在关羽攻襄樊时，少数民族问题根本没有解决。这第二条，就是“内修政理”。所谓内修政理，就是发展经济，增强国力。刘备夺取四川汉中是非常不容易的，刘璋这个人不是一盏省油的灯，刘备打四川打得非常艰苦，连庞统也战死了。刘备前后经过九年的苦战，才得到四川这块根据地。九年的仗打下来，军队十分疲劳，四川的经济破坏得很厉害，老百姓也不堪负担。所以关羽此时的北伐根本不具备足够的实力。第三个条件就是“外结好孙权”，孙刘联盟的重要性早在我们之前的三国系列就分析过了。但这时的蜀汉和东吴的关系已经很紧张了，虽然孙刘两家最后没有动武，但双方已经撕破了脸皮。实际上，诸葛亮自己也知道孙刘联盟靠不住。他曾经对法正说过这样一段话：“主公在公安的时候，北面害怕曹操的强大，东面害怕孙权的威胁，主公的身边又害怕孙夫人。”所以诸葛亮对孙刘联盟的前景是非常担忧的。可能有的人会这样认为，诸葛亮毕竟不是神，他也不可能未卜先知，可以预测到孙权会乘关羽北伐的时候偷袭荆州。诸葛亮确实不是神，但是诸葛一生唯谨慎，他用兵打仗向来小心翼翼，从不做冒险的事。在关羽出兵攻打襄樊的时候，荆州城防必然空虚，诸葛亮又怎么会那么粗心，不提醒刘备或者关羽要当心孙权会突然袭击，从背后捅上一刀呢？这是军事常识，诸葛亮怎么会不懂这个军事常识呢？他的警惕性又到哪里去了呢？还有关于北伐的第四个条件。诸葛亮曾经说过，北伐还必须要等到“天下有变”。天下有变是指曹魏有变，这个变是指曹魏统治集团发生内乱，或者说是出现农民起义、兵变，总之，要等曹魏内部出现问题才能出兵。关羽北伐的时候，却是“天下无变”，也就是说曹魏内部很稳定。当时曹操已经完全控制了汉献帝，曹操称魏王，马上就要做皇帝了，而且也没有多少人反对，甚至连孙权也劝曹操称帝。不要说什么有变，简直就是天下太平，曹魏的统治稳固得很。第五，诸葛亮的战略部署是蜀汉的北伐必须兵分两路，从不同的方向出发，荆州军攻打宛城、洛阳，益州军攻打长安，像一把老虎钳一样发动钳形攻势，使魏国首尾难顾。但关羽的北伐，只是出动了荆州军，刘备在益州的主力部队却纹丝不动，让关羽这一支偏师北伐，这不是完全违背了诸葛亮亲手制定的隆中决策吗？诸葛亮为何不进谏？诸葛亮对刘备是非常之了解的，刘备称帝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宣布调动全国的军队讨伐东吴，收复荆州。这当然是一个错误的决定，但当时刘备已经做了皇帝，谁要进谏，搞得不好就要掉脑袋。只有赵云不管，照样说了一大通理由，坚决反对刘备伐吴。刘备果然大怒，一点也听不进赵云的意见，不仅听不进去，伐吴也不要赵云去了，让赵云留守后方，实际上是把赵云晾在一边。《三国演义》上讲，赵云是五虎上将，其实，赵云的官要比关、张、马、黄小得多，关羽是前将军，张飞是车骑将军，马超是骠骑将军，黄忠是后将军，他们都是重号将军，但赵云只是个翊军将军，是个杂号将军。可见，由于赵云过于耿直，所以刘备对他不是太喜欢。刘备准备伐吴的时候，还有一个大臣叫秦宓，他也进谏，说讨伐东吴是天时不利，结果秦宓的下场就更惨了，差点被杀掉。幸亏大臣们求情，刘备才免他一死，把秦宓下了大狱，一直到刘备死后，秦宓才被从监狱里放出来。后来刘备伐吴惨败，火烧连营七百里，差不多全军覆没。这个时候诸葛亮才说了一句话：“如果法孝直在世的话，必定能够说服主上不要伐吴。即使主上伐吴，如果法孝直在身边，就不会惨败了。”这简直就是一句“事后诸葛亮”的话，这说明诸葛亮当时之所以没有进谏，可能是对刘备这个人的性格、脾气摸得比较透。在刘备大怒、一意孤行的时候，诸葛亮觉得说了也是白说，谏了也是白谏，那还不如不谏。但在这种事关国家利益兴亡的时刻，作为大臣就是要尽自己的职责，何况诸葛亮作为军师、宰相，更应该尽自己的职责。民族英雄林则徐说过这样一句话：“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意思是只要有利于国家，哪怕用生命去换取也值得，岂能因为灾祸就避开呢。而且，就算诸葛亮劝不动刘备，但总可以尽心尽责地帮助关羽吧？关羽这个人的骄横跋扈是出了名的，有一个例子：在刘备攻打益州的时候，西凉的马超前来投奔刘备。马超是一员虎将，连曹操这样一个把天下英雄视为鼠辈的人，看见马超也畏惧三分。马超前来投奔刘备，刘备当然高兴，就加封他为平西将军，与关羽的地位相等。这一下子可把关羽惹火了，关羽写信给诸葛亮，问马超的本事可以同谁相比？诸葛亮马上回了封信给关羽，说马超文武双全，勇猛过人，武艺和张飞差不多，他们两人可以并驾齐驱，但同你美髯公比起来，还差了一截啊，因为你美髯公的武艺是绝伦逸群，天下第一。这一番话可把关羽捧上了九霄云外，关羽本来就骄，这样一来更是骄上加骄，他得意得不得了，还把诸葛亮的信拿给左右宾客们看。从此，关羽头脑更加发热，真的自以为老子天下第一了。诸葛亮这样做只会害了关羽，关羽不是一般的将领，他镇守荆州，承担着蜀汉政权差不多半壁江山的重任。俗话说得好，骄兵必败，关羽如此骄狂，以至于因张狂而不把孙权放在眼里，最后走麦城，落得身首异处的下场，其中诸葛亮确实是要负责任的。找遍《三国志》，也没有看到诸葛亮离开荆州时，提醒关羽要注意和东吴搞好关系的史料记载。《三国演义》中孔明离开荆州将要进益州时，对关羽讲的八字箴言：“北拒曹操，东和孙权”完全是罗贯中虚构出来的。诸葛亮为什么不派援兵？关羽丢了荆州，败走麦城，最后是被吕蒙生擒活捉，首级被送给了曹操。荆州之战，不仅仅是蜀汉政权的致命之战，同时也使得诸葛亮精心设计的《隆中对》战略规划未能实现，“兴复汉室”最终也成了泡影，蜀国因此一蹶不振。有的专家认为，关羽攻襄樊的时候兵力雄厚，兵精粮足，所以刘备、诸葛亮根本没有必要派出援兵。那么，关羽的兵力真的很充足吗？关羽的军队到底有多少，史书上并没有明确的记载，《三国志》上讲：“羽号有三万人”，这样算来，关羽能带出去攻打襄樊的人马就非常有限了，最多也不会超过两万人。而关羽水淹七军，是俘虏了不少曹家的兵将，但他能否使用这些降兵降将，使他们反戈一击呢?似乎不行。关羽平时骄横跋扈，他同自己人都搞不好关系，怎么可能让他去做俘虏兵的思想工作？那么刘备、诸葛亮明明看到关羽因兵力不足攻不下襄樊，为什么不给他增派援兵？有人说，这是刘备、诸葛亮不知道前线的战况，而且时间上来不及。而实际情况是，襄樊战役是从建安二十四年七月打响的，到建安二十五年一月份结束，整个过程有半年时间，成都方面从来就没有发过一兵一卒前去增援。如果说刚开始的时候，关羽水淹七军打了胜仗，刘备、诸葛亮不给他增加兵力或许还情有可原，等到曹操派出大批人马前往樊城，成都方面再不给关羽增加兵力，那就可疑了。有两条非常重要的史料，足以证明刘备与诸葛亮有足够的时间发兵去救关羽。一条是吕蒙攻下江陵、公安后，为了扩大战果，又派陆逊去攻打蜀国的边境城市宜都、枝江、夷陵、秭归，结果这些城市全部被陆逊打了下来，这样吴国的疆域已经扩展到蜀国的西部边境白帝城，这条史料出现在《三国志·孙权传》中。另一条史料更为重要，就是刘备任命的宜都太守樊友弃城逃跑，逃回成都去，樊友逃跑的时间是在建安二十四年十一月，这条史料是在《陆逊传》中。这条史料太重要了！因为即使吕蒙攻下江陵后，马上严密封锁消息，关羽的荆州兵统统被吕蒙俘虏，无一漏网，没有人能回成都报信，但是宜都太守樊友肯定知道。宜都既然被打下了，那前面的江陵、公安肯定是丢了，这么重要的事情，樊友他敢不连滚带爬地跑回去报信吗？而且，刘备在攻下汉中后，为了加强成都同汉中的联系，从成都到白水关，造了四百多所驿站，就是为了保证前方和后方之间通讯联络的畅通无阻。后来刘备发动夷陵之战，从成都到湖北宜昌、武昌，到处都是快马探子、细作，随时了解敌情。这要放在今天来说，基本上就算是“谍报工作”做得很好了。再来看看曹操那里派出了多少增援部队：第一批是于禁、庞德率领的七军，这一批部队被关羽消灭了。紧接着，曹操派出他的五虎上将———徐晃的部队，他们吸取上一次于禁被消灭的教训，在兵力不够充足的情况下，先按兵不动，不同关羽决战。曹操又陆续给他补充了后续部队，派出了第三批、第四批部队，估计徐晃这时的部队至少在五万左右，再加上樊城曹仁的军队，形成了里外夹攻之势。曹军对关羽已经具有压倒优势。这还不算，曹操还不放心，他又下令，把合肥张辽的部队调过来。张辽是曹操的五虎上将之首，他曾经在合肥打败孙权，威震逍遥津，差一点就活捉了孙权。所以说，曹操为了对付关羽，已经把他的王牌军都拿出来了。这还不算，曹操觉得还镇不住，于是决定“御驾亲征”，他统率十几万精锐部队，开赴距离襄阳不远的地方——摩陂。曹操一生南征北战，打过多少大仗、硬仗，碰到多少困难，但好像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为了打关羽，花费这样多的心血，进行了全国总动员。一场荆州之战，失去的不仅仅是蜀国的一员大将，也不仅仅是一块战略要地，它失去的是之前刚刚有所好转的蜀汉江山的大好形势！传统的观点总是把这次失败归结在关羽的疏忽大意上，当然，作为这次战役的指挥者，关羽的确要负责，他也付出了人头落地的惨痛代价。但诸葛亮作为军师责任更重大，可是到底能否就此断定诸葛亮是“借荆州杀关羽”呢？而谁又应该对关羽之死负责呢？关羽的无奈荆州之战，从时间和信息上来说，蜀汉这个时候是有充分的时间和机会去救关羽的。如果刘备、诸葛亮得知关羽丢失荆州的消息后，即刻出兵，日夜兼程，马不停蹄去救关羽，或许还有机会，还来得及。当时关羽留了相当一部分兵力，驻守在大本营，防范东吴的偷袭，这就说明关羽还是有一定警惕性的。但是，关羽攻打襄樊的兵力实在太少，刘备、诸葛亮又不肯给关羽补充兵力，甚至连近在咫尺之遥，也就是在上庸的刘封、孟达也不听指挥，不肯从上庸过来支援关羽，关羽百般无奈，才动了将镇守江陵、公安大本营的部队调出来这个念头。但是关羽还是犹豫不决，不敢下这个决心，毕竟关羽南征北战数十年，虽然称不上足智多谋，但也不是一个完全没有军事常识的一介勇夫。吕蒙和陆逊看到了关羽进退两难的尴尬处境，于是他们施展妙计，连出高招。先是吕蒙装病，离开自己的防区，假装回建业（就是今天的南京）去养病，之后陆逊接替吕蒙，写了一封信给关羽，说什么在你关将军的指挥下，不费吹灰之力就取得了辉煌的战果，就是当年淮阴侯韩信用兵也不过如此，把关羽捧得云里雾里。关羽在被陆逊灌饱了迷魂汤之后，才决定将荆州的部队全部抽出来，增援樊城，这件事当然是关羽不对，上当受骗，中了吕蒙和陆逊的奸计。但关羽为什么会上当呢？如果他有充足的兵力，他还会上陆逊的当吗？所以归根结底还是刘备、诸葛亮的责任，不给关羽增派援兵。而且，如果刘备、诸葛亮派出援兵，即便不能达到目的，救兵未到之前，关羽已经被害，刘备、诸葛亮在处理这件事情上总算还说得过去，还在情理之中。所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事情成败虽然由老天爷决定，但你总要谋一谋，如果你连谋都不谋，那又作何解释呢？问题是，查遍《三国志》和《裴松之注》，没有一句话，甚至一个字涉及到刘备和诸葛亮商量如何发兵去救关羽的记载。当初刘备在攻打汉中时，也是遇到了夏侯渊、张郃的顽强抵抗，攻了一年多也打不下来，刘备着急了，觉得兵力不够，于是就赶快叫诸葛亮增派援兵。诸葛亮觉得在这种关键时刻，“男子当战，女子当运”，就是凡是青壮年的男子全部上前线，而女人也不能在家里闲着，必须当运输兵，将粮食物资运到前线。由于诸葛亮及时增派了大批的援军，刘备终于从曹操手中夺取了汉中。由此可见，攻城的艰巨性，刘备和诸葛亮都是深有体会的。在曹操增派大批援军，增援樊城时，刘备、诸葛亮却能无动于衷，真不知安的什么心。对于关羽走麦城，蜀汉方面不发救兵这件事，不只是诸葛亮的问题，就连与关羽有着兄弟之情的刘备身上也存在着很大的“疑点”。刘备、诸葛亮为什么不救关羽？肯定是有原因的，诸葛亮同关羽有矛盾，而且刘备同关羽也有矛盾。诸葛亮同关羽的矛盾先来讲诸葛亮同关羽在国家利益上的矛盾。我们都知道，诸葛亮“隆中对”的核心是联吴抗曹，联吴抗曹的政策是诸葛亮亲自制定的，这是诸葛亮的总战略。诸葛亮对孙刘联盟的态度是非常坚定的。尽管这是诸葛亮的大方针政策，但关羽好像不太赞成孙刘联盟。《三国演义》上有一个故事，说孙权曾经派了诸葛亮的哥哥诸葛瑾到关羽那里，向关羽提亲，说孙权有一个儿子，关羽有一个女儿，孙权想要同关将军结成儿女亲家，两家联姻以后，可以共同对付曹操。没有想到，诸葛瑾的提亲碰了一鼻头的灰，关羽大发脾气，指着诸葛瑾说：“吾虎女岂肯嫁犬子？” 这段故事基本上符合历史，只不过“吾虎女岂肯嫁犬子”这句话是罗贯中通过想象力加上去的。《三国志》上的原文是：“羽辱骂其使，不许婚。”也就是关羽不仅不愿意同孙权结这门亲事，还把孙权臭骂一顿。其实，关羽辱骂孙权还不止这一次，还有比这更严重的。根据《关羽传·裴松之注》记载，当关羽包围樊城的时候，孙权表示愿意助关羽一臂之力，派兵帮助关羽一起攻打樊城，关羽痛恨孙权的表态姗姗来迟，竟然破口大骂，“孙权你这个狢子，胆敢如此，如果我把樊城打下来，我就把你灭了”。狢子是一种动物，跟狐狸和狼差不多，关羽骂孙权是狢子，实际上就是骂孙权是禽兽，是畜生，不是人！孙权可是三国时期的英雄，是吴国的君主，他怎么受得了关羽如此的辱骂，所以也难怪他要翻脸不认人，派吕蒙偷袭荆州。而且关羽被活捉以后，并没有被押解到孙权那里，而是当场被东吴的将领潘璋、马忠斩首，这是孙权恨透了关羽，所以命令手下将领，一旦抓住关羽，立刻就地正法，不需要向他请示。从这里就可以清楚地看出，诸葛亮和关羽在联吴抗曹的战略方针上，确实是冰炭不能同器，水火不能相容。正因为如此，章太炎才认为，关羽是诸葛亮联吴抗曹战略方针上的绊脚石，所以诸葛亮要除掉关羽。诸葛亮同关羽个人之间也有矛盾，这在《三国演义》中看不出来，在《三国志》中有少量记载。譬如诸葛亮刚刚走出隆中，刘备对诸葛亮非常好，关羽和张飞很不高兴，刘备说：“孤之有孔明，好比鱼之有水。”关羽和张飞这才不吭声了，不吭声并不等于矛盾消除了，只不过是碍于刘备的面子，暂时将怨气压下去罢了。其实关羽的人际关系是非常差的，他同许多人关系都搞得非常紧张。黄忠在定军山一仗中，刀劈曹操手下的大将夏侯渊，为刘备夺取汉中立下汗马功劳，刘备称汉中王后，封关羽为前将军，封黄忠为后将军，两人平起平坐。当刘备派人册封关羽官职时，关羽破口大骂，大丈夫怎么能同黄忠这个老兵为伍？最后还是使者说了一大通好话，关羽才勉强地接受了刘备的册封。关羽不仅同蜀国五虎大将中的两个大将有矛盾，他同刘封也闹矛盾。刘封是刘备的养子，和关羽有叔侄关系，但他们的叔侄关系很不好。关羽同部下将领上庸太守孟达的关系也很紧张。他几乎把刘备身边的所有人都得罪了，所以到了危难时机，就没有人肯救他。关羽跟张飞正好相反，《三国志》中说“飞爱敬君子而不恤小人，羽善待卒伍而骄于士大夫”。就是说张飞很敬重士大夫，但是不知道爱护士兵。关羽正好相反，他对待士兵很好，但是和士大夫的关系很紧张。诸葛亮是刘备集团中的头号士大夫，是刘备手下最重要的谋士，“关羽骄于士大夫”，那估计和诸葛亮的关系也就不怎么样了。关羽骄横跋扈，从来不把别人放在眼里，诸葛亮其实也很自负，只不过关羽把骄傲写在脸上，别人一看就看出来了，而诸葛亮的城府很深，轻易不动声色。另外，关羽出山很早，早就跟随刘备南征北战，论资格要比诸葛亮老得多，对诸葛亮在赤壁之战中立的大功，关羽肯定很嫉妒，诸葛亮对关羽这种骄横跋扈的武将作风肯定也看不顺眼。从内心深处来讲，诸葛亮对关羽是相当不满的，再加上关羽的官职比自己高，资格比自己老，诸葛亮觉得如果自己要成为刘备手下的第一号人物，关羽就是一个障碍。所以，在关键时刻，诸葛亮不救关羽，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不过这里有一件事必须予以澄清，就是诸葛亮不救关羽，并不等于说借刀杀关羽，这两者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如果是借刀，诸葛亮就是一个阴谋家，为了个人的利益不惜采用卑鄙的手段，那诸葛亮不就成了一个小人？诸葛亮毕竟是人，不是神，他不可能一手去操纵整个战役的演变过程。诸葛亮也未必会想到关羽开始会打得这么漂亮。更不会料到吕蒙会偷袭荆州，关羽会输得这么惨。关羽走麦城，肯定不是诸葛亮策划的，只不过到了最后关头，荆州已经丢了，败局已经定了，再也无法挽回了，那就只能对不起关羽了，你是荆州军的最高统帅，丢了荆州，你就应该负责。所以诸葛亮觉得，在丢了荆州以后，没有必要为了救一个败军之将而兴师动众。因为就是把关羽救回来，也要不回荆州来。有的学者往往把荆州同关羽连在一起，认为不救关羽，就是放弃荆州。好像是人们在泼脏水的时候，把小孩子连同脏水一起倒掉了，关羽和荆州是两个概念，它们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所以说，“不救”同“借刀”有本质上的区别。刘备与关羽的矛盾这里还有一个千古之谜，那就是在关羽危在旦夕的时候，刘备是什么态度？研究三国史的著名专家方诗铭就十分赞同章太炎的观点，不过方先生也有他自己的观点，他认为不是诸葛亮要借刀杀关羽，而是刘备要借刀杀关羽。方先生认为，刘备同关羽之间也有矛盾，这对千百年来“桃园三结义”的故事可是一个巨大的冲击。刘、关、张三人情同手足，他们在桃园三结义时说，“不能同年同月生，但愿同年同月死”，刘备说，“妻子如衣服，兄弟如手足”。这些谚语谁人不知，哪个不晓。但是方先生认为，由于关羽的骄横跋扈，所以刘备对关羽也很不满，比如关羽说到的“大丈夫岂能与老兵为伍”，并不是针对黄忠，而是针对刘备，因为是刘备让黄忠与关羽平起平坐，是刘备让关羽同老兵为伍。方先生还认为刘备让小舅子糜芳与关羽一起镇守荆州，是对关羽不放心，是让自己的小舅子当监军，监视关羽，这还是有一定道理的。而且由于关羽太跋扈，刘备的儿子刘阿斗又太无能，可能刘备考虑在他死后，刘阿斗控制不住关羽，因此在生前就要把这个问题解决掉。就像西汉开国皇帝刘邦一样，在他生前就要把韩信、彭越、英布这些异姓王都消灭掉，绝不遗留给自己的子孙。刘备又为什么不能向他的老祖宗学呢？所以我们不要把古代的君臣关系太理想化了，认为真的是什么“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关羽之死《三国演义》上说刘备在听说关羽战死的消息后，“大叫一声，昏厥于地”，那完全是罗贯中虚构出来的。史料中，并没有关羽死后，刘备哭关羽的记载。相反，庞统死后，“先主痛惜，言则流涕”。法正死后，“先主为之流涕者累日”，就是刘备对法正的死也伤心得不得了，居然痛哭了好几天。而结拜兄弟死了之后，居然没有刘备痛哭的记载，难道不奇怪吗？刘备与关羽生死之交的关系虽然从来没有人去怀疑，但那只是文学作品给大家留下的印象，事实并非如此。另外，关羽死后，照理说他是为国捐躯，英勇牺牲，刘备应该对他追封，给他谥号，但是刘备没有对关羽追封，关羽的谥号壮缪侯，是后主刘禅追封的。而法正死后，刘备就追封他翼侯。《三国志》中说，刘备同关羽是“寝则同床，恩若兄弟”，但关羽死后，他所享受的待遇还不如法正，这完全是一件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刘备和关羽之间的问题也许还牵涉到关羽被害的真相！这之所以成为千古之谜，最根本的原因，是陈寿所写的《三国志》中的蜀志太简单的缘故。陈寿所写的蜀志为什么这么简单呢？按理说陈寿是蜀国人啊，他应该对蜀国的情况更熟悉才对啊？这是因为蜀国不设史官。修史是我国古代历代王朝的传统，而且魏、吴两个国家都有史官，唯独蜀国不设史官。所以陈寿写蜀志就相当困难，蜀国没有官方档案，民间传闻也不可靠，陈寿同司马迁一样，下笔非常谨慎，不可靠的绝对不写，而且陈寿出生的时候，距离关羽被害已经十多年了。那么蜀国为什么不修史呢？难道是蜀国缺少优秀的史官吗？绝不是如此，陈寿的老师———谯周就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史学家，刘备和诸葛亮为什么不设史官？要违背汉朝的国家制度呢？如果大胆推测，或许是关羽被害这件事情的真相正是蜀汉最高统治阶级的内部绝密，绝不能公之于众，所以这件事就成了千古之谜。关羽本是《三国志》里和赵云、张飞地位相当的武将，后来随着地位的逐渐上升，开始被供到庙里，成了和孔老夫子平起平坐的武圣人；而诸葛亮，千百年来被中国人当作智慧化身的完美智者形象，却在某个时刻有了“借刀杀人”的嫌疑……我们无意推翻什么，也无法真正“解密”历史中的重重谜团。关羽和诸葛亮都是伟大的人物，他们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忠”！关羽的“忠”体现在败走麦城的千古悲剧，诸葛亮则是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地扶助后主刘禅而流芳百世。

左宗棠曾想与洪秀全合作反清

左宗棠　　1861年，咸丰帝在承德行宫突然病逝。他死在英年，继其位者是年仅六龄的载淳。咸丰临终时将幼子托孤于载垣、肃顺等八位顾命大臣；而与咸丰久有矛盾的恭亲王奕，同权欲极重的慈禧太后联合。于是，发生了“顾命”与“垂帘”的夺权斗争，其情势云谲波诡，惊人心魄。这次宫廷争斗的幕帏和结局，已不是秘密。而与宫廷上层互谋皇权、生死拼杀的同时，久控东南军政大权的湘淮大将，也在紧张而诡秘地议谋此事，既鲜为人知，又颇令人费猜。　　近年来，随着曾国藩研究的逐步深入，湘军将领拥立曾民的谜底渐被揭开。曾氏久受压抑，周围大将为集团着想，趁乱之际谋划让曾国藩黄袍加身，这种可能存在。但是，说才露头角的左宗棠，也有谋位之想和行动，令人难以置信。然而，据论者揭示，却言之凿凿，其过程较曾国藩漫长，行为亦更诡秘。　　据云，早在太平军打到湖南，左宗棠已有过与洪秀全联合造反的行动。　　当时，左宗棠“但愿长为太平有道之民”的愿望破灭，又认为“当今国事败坏已极，朝廷上下相蒙，贤奸不分，对外屈膝投降，内部贪污腐化，外敌侵略无已，各地盗贼纷起”。而满人入主之后，一直对汉人防范压迫。因此，他对清廷统治不满，期望有个开明的汉族政府，来取代腐朽的满族王朝。　　所以，太平军打到湖南，他与洪秀全相似，因久取科名不第，想起而目建功业，那时他就想与洪秀全一起推翻清王朝。　　这段历史的隐秘，故而也只是一桩秘闻。但无论正史、野史却又都有记述，所言也非空穴来风。　　正史方面如范文澜《中国近代史》写道：“当太平军围长沙时，左宗棠曾去见洪秀全，论攻略建国策略”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册)，第120页。，秀全不听，宗棠夜间逃去。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中说：“左宗棠尝投奔太平军，劝勿倡上帝教，勿毁儒释，以收人心。……不听，左乃离去，卒为清廷效力。”《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中)。肖一山《清代通史》、张家昀《左宗棠：近代陆防海防战略的实行家》、稻叶君心源《清代全史》等，皆有类似记载。　　至于野史的描述，更加绘声绘色。其中以黄小配《洪秀全演义》(清)黄小配：《洪秀全演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重印。描述最详，中心内容不外乎上述正史的记载。　　左宗棠所以隐身东山白水洞，原因不光是避乱，同他去与洪秀全密谋有关系。因为如令清政府得知有灭族之罪；从太平军中逃走，洪秀全对他也不会善罢甘休。　　所以，当湖南巡抚请他出山时，左氏反复拒绝，从而引起咸丰的怀疑。上述咸丰询问郭嵩焘时就说：“左宗棠不肯出山，系何缘故？”还正告说：“当出为我办事！”而洪秀全见左宗棠深夜逃离，曾派一队人马追赶，追赶不到而入山搜捕。那支队伍也打听到了他的隐身之处，前去捕拿。左氏在逃离洪秀全时，也马上离开白水洞，辗转去了湘潭。　　以上内容前文皆正面叙述过。但根据其他言左宗棠曾欲造反的记载，换一个思路，便真有可疑之处。　　左宗棠虽出山为六年湘幕，但他始终不安心，一有机会就要转入山林。　　后来湘军崛起，他看到代表汉人和湖南的曾国藩很有希望，才为之筹饷、筹械，“外援五省，内安四境”，为湘军的斗争，为镇压太平军出了大力气。　　然而，为了“樊燮事件”，咸丰未加调查，便下旨欲把他“就地正法”。这怎不令左宗棠心寒！　　后来，两湖和湘军文武大员、京师肃顺等人，一起出面救护，才保住了左氏的一条命。　　尽管咸丰下旨，让他以四品京堂候补，助曾国藩镇压太平军。但左宗棠心里如何想？他对清政府的寡恩、对洪秀全的农民政权，两方面皆失去了信心。一个心有大志的左宗棠，差一点点被皇帝下旨正法，他如何再能对清朝忠心不贰。　　当初，左宗棠从长沙欲入京参加会试，到了襄阳接到胡林翼的阻止信，转去宿松投奔曾国藩。此时，两湖官员和宫中正紧急活动，拯救左宗棠，而咸丰的谕旨尚未到达，但京师的消息已说明左宗棠已可免死。胡林翼、曾国荃、李鸿章、李瀚章、李元度等人，全在宿松湘军大营中。　　据论者揭示，那些日子这般湘军大将天天在议论什么。　　他们除去讨论湘军未来的作战方案外，还议论些不为世人所知的大事。尤其是曾、左、胡三人常摒除他人密谈，据左宗棠的后人左景伊记述，他们密谈的便是湘军击败太平军后的前途，密谈的是天下国家未来的归属问题，左景伊以专章述论此事左景伊：《左宗棠传》，第二十，《季公得林翼与涤丈左右辅翼，必成大功》。。　　据《左宗棠全传》第二十分析，此三人二十多天一起议论，确定了曾、左、胡在湘军中的领袖地位。此后，太平军的失败是毫无疑问的，而太平军失败，湘军必然成为清政府的心腹大患，必然会设法消灭湘军、残害湘军将领。早在湘军攻克武昌，咸丰十分高兴，而大学士祁隽藻却说：“曾国藩以侍郎在籍，犹匹夫耳。匹夫居闾巷一呼，蹶起从之者万余人，恐非国家福也。”所以，咸丰正发谕旨授曾国藩湖北巡抚，又马上收回。　　胡林翼表面上对清廷忠心，但实质上是一个有胆识的智囊人物，他说：“天下糜烂，岂能安坐而事礼让？当以吾一身任天下之谤！”《胡文忠公遗集》，第55卷。胡林翼手下有一谋士韩超，就曾建议曾、胡拥兵自重，割据一方，仿效李世民徐图天下。他说：“此日东南糜烂，畿辅垂危，则豫鲁之能否维持，所不可必矣。若秦、陇、楚、蜀连成一片，地亦不狭，力殊有余。自古分据之局未或久远。”“夏之有缗，唐之晋阳，其前事矣。未识尊意及曾、袁诸君子以为若何也？”左景伊：《左宗棠传》，第131页。　　韩超建议他们仿效李世民、赵匡胤割据一方而谋权位。他的说法，与胡林翼一致。胡林翼不过一个巡抚，却说要“一身任天下之谤”。令“天下谤”者，不正是“天下糜烂，岂能安坐而事礼让”的行动结果吗？不“安坐而事礼让”，那又去做什么？自然不必深究，正是韩超为之剖白了的仿效李世民称雄割据，谋取隋朝天下之行动。　　但是，曾国藩以“忠君卫道”立命，此人胆子小，行事谨慎。当时他又是中心人物，责任更大。他虽然对清王朝也有看法，咸丰对他的刻薄寡恩，他也很是愤恨。但他做人的深沉、谨慎，让他在表面上没有接受左、胡的意见，使宿松的密谋没有结果。当时正在紧张的战斗，也还没到事机成熟时，因而也不会有马上行动的可能。　　至于左宗棠其人，当时还是“戴罪之身”，他与曾国藩不同，是个不甘人后豪杰，有项羽“彼可取而代”之雄心。杨笃生《新湖南》中说：“湖南如胡、左二公，固非无度外之思想者。……左公薨时语其家人说：‘朝廷待我固不可谓不厚。’少问，又语曰：‘误乃公事矣，在当日不过一反手间耳！’此言故人子弟多闻之者。”转引自左景伊：《左宗棠传》，第131、132页。　　当时的胡林翼最有与清廷分抗取代之想，但他自知才气远不如左宗棠，势力则不如曾国藩，身体又十分虚弱，经常咳血，难当大业。而又深知曾国藩总以“卫道”为标榜，以“克己复礼”为号召，不会冒篡谋之险。而他对左宗棠的看法，以为“品学为湘中士类第一”，“横览七十二州，更无才出其右者。”因此，认为左宗棠才是当国最好人选。在宿松大营时，左宗棠尚无势力，但到时候他一定能行。所以，后来他给郭嵩焘写信说：“季公得林翼与涤丈左右辅翼，必成大功”。转引自左景伊：《左宗棠传》，第131、132页。此时，曾、胡二人已是封疆大员，左宗棠仅一未补的“四品京堂”，这里却说让胡林翼本人和曾国藩“辅翼”左宗棠。言外之意再清楚不过，是说不久将来，让曾、胡辅佐左宗棠，才能成就“大功”。　　当时，曾、左、胡三人所以有上述之议论，原自1860年(咸丰十年)英法联军兵进京师，咸丰皇帝逃亡热河，清廷政权确已存在灭亡危险，作为湘军首领和大将，不可能不议论今后的形势和湘军集团的未来。那时，咸丰直接发来谕旨，让曾国藩派大将鲍超率军北上，由胜保指挥“勤王”。但是，湘军正与皖南太平军大战，若抽调鲍超一军，湘军就有失败危险。因此，曾国藩感到极其为难。但胡林翼却说：“疆吏争援，廷臣羽檄，均可不校，士女怨望，发为歌谣，稗史游谈，诬为方册，吾为此惧。”《胡文忠遗集》，第77卷，第24页。他是担心不派兵“勤王”，难逃抗旨罪责，社会舆论也会抨击他们。正是在这急迫困窘之时，才有以上议论。“勤王”之事，由李鸿章出了主意，是为“按兵请旨，且勿稍动”《雷文正公书札》，第13卷，第17页。，即向咸丰回奏，准备派兵前往，究竟派谁领兵，待皇帝批复后再行动。如此往返递信，等来了议和已成的结局，湘军就不必“勤王”了。　　第二年(1861年)秋，咸丰病死热河行宫。从而出现本章开始说的紧张政局。　　当时，左宗棠已独领一军在江西作战，已收复了大部分城镇和广大乡土，正待进军浙江。曾国藩在湘军攻破安庆后的七天，由东流进入安庆城，在原陈玉成的英王府设帐。　　曾氏刚刚驻进英王府，就接到北京送来的紧急公文，报告咸丰帝于七月十七日(8月22日)驾崩，以八大臣辅佐六岁的小皇帝即位。　　这一消息震动了湘军的上层人物。曾国藩对清廷发生的变故，以为必有重大事情发生。他看到八大臣中，实力所在是大学士肃顺，肃顺信用汉员，自己授两江总督是其举荐。但是，大凡皇帝幼龄，总要设顾命大臣；到皇帝成年，又以顾命大臣为亲政的绳索。要斩断绳索必然发生争斗，像肃顺其人，刚愎自用，锋芒毕露，下场一定不好。想到此，他心乱如麻。　　由于湘军帅府移之安庆，加上皇帝死去，政局大变，湘军将领及有关系的政客、官僚都不断前来，议论激变的时局。　　胡林翼先来安庆，他告诉曾国藩宫中正发生顾命大臣与慈禧太后的尖锐争斗，宫廷政变难免发生，乱子即将闹起。　　曾国藩听得心惊肉跳，瞪着三角眼，不知所措。　　胡林翼瞟了他一会儿，慢慢从怀中抽出一个信套，一面递过去，一面说：“来安庆前，左宗棠来了一封信，信上说，他日前游浮梁(江西绕州浮梁)神鼎山，得了一联，寄来让我交你一阅。” 　　曾国藩接过信套，从中抽出一纸，上面果然是左宗棠的亲笔，只见联语曰：　　神所依凭，将在得矣；　　鼎之轻重，似可问焉。　　曾国藩看罢不觉脱口称赞：“好副对仗工整的佳联，联语字头又恰好嵌着神鼎，妙极！” 　　曾国藩又摇头咂舌念了一遍。当他抬头看着神秘微笑的胡林翼时，顿时悟出了联中的暗藏机锋。心说：难道左宗棠要“问鼎”？左氏志向不小，才气也大，但手里只有数千兵马就想趁机黄袍加身夺帝位？他迅速转念：这是让我“问鼎”。他联想到湘军兴起，宫中不断传出流言，皇帝对他猜忌，随着湘军人数大增，流言也更盛。想至此心里一阵发冷，没说一句话。　　胡林翼见他如此，也不便再问。遂又掏出一封信，口中说：“我也有一拙联，不妨一起请教！”曾氏打开后见到：　　用霹雳手段，　　显菩萨心肠。　　曾国藩看后大声说：“润芝(胡林翼字)，妙极了！”胡林翼惊问：“妙在哪里？”曾国藩回答：“九弟攻破安庆城，杀了不少长毛，心里老是后悔，有润芝这一联，犹如良药，九弟看了定可药到病除！” 　　胡林翼沉吟片刻，用诡谲的目光盯着曾国藩，摇了摇头，欲言又止。　　两天后，胡林翼回武昌，曾国藩送他到城南码头。曾国藩拿出左宗棠的联语说：“左季高的联语我给改了一个字。”说着连同信袋给了胡林翼。胡林翼打开信袋，联语中的“似”字改成了“未”字。胡林翼看后放声大笑：“涤生，你这一字之改，把季高的意思整个弄颠倒了！”曾国藩回答：“天地有位，阴阳有序，本来就不可以乱来的。左季高欲将地比天，这就颠倒了，所以应该颠倒过来！” 　　胡林翼知道，他这话同样说给自己听。他的那联“用霹雳手段，显菩萨心肠”。也是要让曾国藩在这大乱之时，以非常手段，取得帝位，拯救变乱的天下众生。但曾国藩巧妙地移作对待起义军，他便无话可说。　　胡林翼回武不久便病逝了，死去的那天是咸丰十一年八月二十六日(1861年9月30日)。　　胡林翼走后，曾国藩的爱将彭玉麟从池州来至安庆。曾国藩曾说彭是他的“一二知己者”，其用情专一，持身严谨的品格，尤其让曾国藩欣赏。然而，这个谨言慎行的彭玉麟居然也说出一番石破天惊的话来。彭以鲜明炽热的言辞表达：目今混乱之秋，咸丰早逝，皇位给一个六岁的娃娃去做，这是国家的大不幸。值此之际，凡有爱国爱民之心者，都应挺身而出，救国救民于水火之中。而举目四顾，唯我湘军有灭长毛，擎江山之大任，湘军统帅正该是当然的一国之君。“今东南无主，老师岂有意乎？” 　　彭玉麟的一番“劝谏”，让曾国藩惊得呆住。左宗棠是个胆量冲破天的人，“问鼎轻重”在他嘴里说出不会令人太惊奇；胡林翼多年就有异心，曾国藩也有预见。但，彭玉麟心细如丝，持身严谨，心热肠赤，他说话办事皆经过千思万虑。现在，居然胆大包天，让曾国藩当皇帝，并表示若有此意，愿为之赴汤蹈火。　　彭玉麟的一片赤诚，虽让曾国藩感动，但这种犯上作乱掉脑袋的事，他如何敢答应。曾国藩没有回答，拿别的话岔开了事；彭玉麟何等精细之人，也不再重提。　　才过几天，武昌传来胡林翼去世的噩耗。曾国藩哀伤不已，哭着说：“润芝赤心以忧国家，小心以事友生，苦心以护诸将，天才再难我这样的好人了！” 　　左宗棠闻其逝讯，洒泪书文祭之。祭文以泪书成，读之令人酸鼻。祭文有语：《祭胡文忠公文》见《左宗棠全集》，第13册，第385~386页。　　自公云亡，无与为善，孰拯我穷，孰救我褊？我忧何诉，我喜何告？我苦何怜，我死何吊？　　正当曾国藩哀哭胡林翼之时，湖南名士王运又来造访。曾国藩未及起迎，即闻其朗朗之声：“国家大乱在即，吾为大人送一良策！” 　　曾国藩喜爱这位名满天下者的文章，但对其危言耸听的做人态度却很反感。　　曾国藩仅一举手，并不置言。　　王运继续说：“皇太后欲行垂帘，纵观史册，女子临朝，国必大乱！” 　　曾国藩知王是肃顺的幕中红人，此次顾命，肃顺为八大臣之中坚，王运之说，绝非道听途说。因此，他表示专注恭听。　　随后，王运滔滔不绝，讲了慈禧与恭王联盟，与顾命大臣争斗之情形，他表明站在肃顺一边之态度，言肃顺力矫国之弊政，重用汉人，高瞻远瞩；但慈禧内结权臣，外援重兵，是八大臣之劲旅。故，宫中大乱必然发生。最后他说出此来目的：为曾国藩指路两条，要么就拥湘军重兵，入觐九重，申明垂帘违背祖制，为八大臣援手；要么就在东南举起大旗，为天下万民做主，以湘军之众和曾氏之名，天下必然响应。他可说动肃顺，反为曾氏拥戴，大事亦可成也。　　曾国藩却漠然相待，以指醮茶，漫不经心地在桌面上划着，王运顺着他的手指看去，竟是一连串的“狂妄，狂妄，狂妄……”王运看后戛然语止，起身告辞而去《清人逸事》，第7卷，《投笔漫谈》。。　　这次“问鼎”议论，以胡林翼病故、曾国藩不从而告寝。　　曾国藩以其儒家“卫道”思想和通盘之洞明，他不会去“问鼎”。虽然他对清廷的腐败有看法，但封建政府从来对付动乱谋反，都有一套办法，因此谋反者下场都很惨。即使到太平军覆灭，清廷迫他解散湘军，他也无“问鼎”之想。这是他的明智之举。　　接下来，慈禧与恭王联合发动政变，建立“垂帘”、“议政”的双重体制，稳定了局面。然后大胆向汉人放权，命曾国藩节制江、浙、皖、赣四省军务。湘军大将皆升级为地方大员，仅巡抚一职，就有七员，皆是曾国藩上奏得升。　　左宗棠也很快进兵浙江，不久便升为浙江巡抚。因此，其“问鼎”之想亦寝。正如一些史书评述：左氏虽有“度外之想”，但因清廷之重用，升迁之快，感到朝廷对他之厚，才让他未去“问鼎”。但他仍感遗憾，即因清廷付以重任，为成重业，而误了“问鼎”大计，让他终前仍惦念此事。　　当时，曾、左、胡三人所以有上述之议论，原自1860年(咸丰十年)英法联军兵进京师，咸丰皇帝逃亡热河，清廷政权确已存在灭亡危险，作为湘军首领和大将，不可能不议论今后的形势和湘军集团的未来。那时，咸丰直接发来谕旨，让曾国藩派大将鲍超率军北上，由胜保指挥“勤王”。但是，湘军正与皖南太平军大战，若抽调鲍超一军，湘军就有失败危险。因此，曾国藩感到极其为难。但胡林翼却说：“疆吏争援，廷臣羽檄，均可不校，士女怨望，发为歌谣，稗史游谈，诬为方册，吾为此惧。”《胡文忠遗集》，第77卷，第24页。他是担心不派兵“勤王”，难逃抗旨罪责，社会舆论也会抨击他们。正是在这急迫困窘之时，才有以上议论。“勤王”之事，由李鸿章出了主意，是为“按兵请旨，且勿稍动”《雷文正公书札》，第13卷，第17页。，即向咸丰回奏，准备派兵前往，究竟派谁领兵，待皇帝批复后再行动。如此往返递信，等来了议和已成的结局，湘军就不必“勤王”了。　　第二年(1861年)秋，咸丰病死热河行宫。从而出现本章开始说的紧张政局。　　当时，左宗棠已独领一军在江西作战，已收复了大部分城镇和广大乡土，正待进军浙江。曾国藩在湘军攻破安庆后的七天，由东流进入安庆城，在原陈玉成的英王府设帐。　　曾氏刚刚驻进英王府，就接到北京送来的紧急公文，报告咸丰帝于七月十七日(8月22日)驾崩，以八大臣辅佐六岁的小皇帝即位。　　这一消息震动了湘军的上层人物。曾国藩对清廷发生的变故，以为必有重大事情发生。他看到八大臣中，实力所在是大学士肃顺，肃顺信用汉员，自己授两江总督是其举荐。但是，大凡皇帝幼龄，总要设顾命大臣；到皇帝成年，又以顾命大臣为亲政的绳索。要斩断绳索必然发生争斗，像肃顺其人，刚愎自用，锋芒毕露，下场一定不好。想到此，他心乱如麻。　　由于湘军帅府移之安庆，加上皇帝死去，政局大变，湘军将领及有关系的政客、官僚都不断前来，议论激变的时局。　　胡林翼先来安庆，他告诉曾国藩宫中正发生顾命大臣与慈禧太后的尖锐争斗，宫廷政变难免发生，乱子即将闹起。　　曾国藩听得心惊肉跳，瞪着三角眼，不知所措。　　胡林翼瞟了他一会儿，慢慢从怀中抽出一个信套，一面递过去，一面说：“来安庆前，左宗棠来了一封信，信上说，他日前游浮梁(江西绕州浮梁)神鼎山，得了一联，寄来让我交你一阅。” 　　曾国藩接过信套，从中抽出一纸，上面果然是左宗棠的亲笔，只见联语曰：　　神所依凭，将在得矣；　　鼎之轻重，似可问焉。　　曾国藩看罢不觉脱口称赞：“好副对仗工整的佳联，联语字头又恰好嵌着神鼎，妙极！” 　　曾国藩又摇头咂舌念了一遍。当他抬头看着神秘微笑的胡林翼时，顿时悟出了联中的暗藏机锋。心说：难道左宗棠要“问鼎”？左氏志向不小，才气也大，但手里只有数千兵马就想趁机黄袍加身夺帝位？他迅速转念：这是让我“问鼎”。他联想到湘军兴起，宫中不断传出流言，皇帝对他猜忌，随着湘军人数大增，流言也更盛。想至此心里一阵发冷，没说一句话。　　胡林翼见他如此，也不便再问。遂又掏出一封信，口中说：“我也有一拙联，不妨一起请教！”曾氏打开后见到：　　用霹雳手段，　　显菩萨心肠。　　曾国藩看后大声说：“润芝(胡林翼字)，妙极了！”胡林翼惊问：“妙在哪里？”曾国藩回答：“九弟攻破安庆城，杀了不少长毛，心里老是后悔，有润芝这一联，犹如良药，九弟看了定可药到病除！” 　　胡林翼沉吟片刻，用诡谲的目光盯着曾国藩，摇了摇头，欲言又止。　　两天后，胡林翼回武昌，曾国藩送他到城南码头。曾国藩拿出左宗棠的联语说：“左季高的联语我给改了一个字。”说着连同信袋给了胡林翼。胡林翼打开信袋，联语中的“似”字改成了“未”字。胡林翼看后放声大笑：“涤生，你这一字之改，把季高的意思整个弄颠倒了！”曾国藩回答：“天地有位，阴阳有序，本来就不可以乱来的。左季高欲将地比天，这就颠倒了，所以应该颠倒过来！” 　　胡林翼知道，他这话同样说给自己听。他的那联“用霹雳手段，显菩萨心肠”。也是要让曾国藩在这大乱之时，以非常手段，取得帝位，拯救变乱的天下众生。但曾国藩巧妙地移作对待起义军，他便无话可说。　　胡林翼回武不久便病逝了，死去的那天是咸丰十一年八月二十六日(1861年9月30日)。　　胡林翼走后，曾国藩的爱将彭玉麟从池州来至安庆。曾国藩曾说彭是他的“一二知己者”，其用情专一，持身严谨的品格，尤其让曾国藩欣赏。然而，这个谨言慎行的彭玉麟居然也说出一番石破天惊的话来。彭以鲜明炽热的言辞表达：目今混乱之秋，咸丰早逝，皇位给一个六岁的娃娃去做，这是国家的大不幸。值此之际，凡有爱国爱民之心者，都应挺身而出，救国救民于水火之中。而举目四顾，唯我湘军有灭长毛，擎江山之大任，湘军统帅正该是当然的一国之君。“今东南无主，老师岂有意乎？” 　　彭玉麟的一番“劝谏”，让曾国藩惊得呆住。左宗棠是个胆量冲破天的人，“问鼎轻重”在他嘴里说出不会令人太惊奇；胡林翼多年就有异心，曾国藩也有预见。但，彭玉麟心细如丝，持身严谨，心热肠赤，他说话办事皆经过千思万虑。现在，居然胆大包天，让曾国藩当皇帝，并表示若有此意，愿为之赴汤蹈火。　　彭玉麟的一片赤诚，虽让曾国藩感动，但这种犯上作乱掉脑袋的事，他如何敢答应。曾国藩没有回答，拿别的话岔开了事；彭玉麟何等精细之人，也不再重提。　　才过几天，武昌传来胡林翼去世的噩耗。曾国藩哀伤不已，哭着说：“润芝赤心以忧国家，小心以事友生，苦心以护诸将，天才再难我这样的好人了！” 　　左宗棠闻其逝讯，洒泪书文祭之。祭文以泪书成，读之令人酸鼻。祭文有语：《祭胡文忠公文》见《左宗棠全集》，第13册，第385~386页。　　自公云亡，无与为善，孰拯我穷，孰救我褊？我忧何诉，我喜何告？我苦何怜，我死何吊？　　正当曾国藩哀哭胡林翼之时，湖南名士王运又来造访。曾国藩未及起迎，即闻其朗朗之声：“国家大乱在即，吾为大人送一良策！” 　　曾国藩喜爱这位名满天下者的文章，但对其危言耸听的做人态度却很反感。　　曾国藩仅一举手，并不置言。　　王运继续说：“皇太后欲行垂帘，纵观史册，女子临朝，国必大乱！” 　　曾国藩知王是肃顺的幕中红人，此次顾命，肃顺为八大臣之中坚，王运之说，绝非道听途说。因此，他表示专注恭听。　　随后，王运滔滔不绝，讲了慈禧与恭王联盟，与顾命大臣争斗之情形，他表明站在肃顺一边之态度，言肃顺力矫国之弊政，重用汉人，高瞻远瞩；但慈禧内结权臣，外援重兵，是八大臣之劲旅。故，宫中大乱必然发生。最后他说出此来目的：为曾国藩指路两条，要么就拥湘军重兵，入觐九重，申明垂帘违背祖制，为八大臣援手；要么就在东南举起大旗，为天下万民做主，以湘军之众和曾氏之名，天下必然响应。他可说动肃顺，反为曾氏拥戴，大事亦可成也。　　曾国藩却漠然相待，以指醮茶，漫不经心地在桌面上划着，王运顺着他的手指看去，竟是一连串的“狂妄，狂妄，狂妄……”王运看后戛然语止，起身告辞而去《清人逸事》，第7卷，《投笔漫谈》。。　　这次“问鼎”议论，以胡林翼病故、曾国藩不从而告寝。　　曾国藩以其儒家“卫道”思想和通盘之洞明，他不会去“问鼎”。虽然他对清廷的腐败有看法，但封建政府从来对付动乱谋反，都有一套办法，因此谋反者下场都很惨。即使到太平军覆灭，清廷迫他解散湘军，他也无“问鼎”之想。这是他的明智之举。　　接下来，慈禧与恭王联合发动政变，建立“垂帘”、“议政”的双重体制，稳定了局面。然后大胆向汉人放权，命曾国藩节制江、浙、皖、赣四省军务。湘军大将皆升级为地方大员，仅巡抚一职，就有七员，皆是曾国藩上奏得升。　　左宗棠也很快进兵浙江，不久便升为浙江巡抚。因此，其“问鼎”之想亦寝。正如一些史书评述：左氏虽有“度外之想”，但因清廷之重用，升迁之快，感到朝廷对他之厚，才让他未去“问鼎”。但他仍感遗憾，即因清廷付以重任，为成重业，而误了“问鼎”大计，让他终前仍惦念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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