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宫廷双修为何一直延续到明朝？
元代社会处于蒙古统治者的严厉而高压的统治之下，《功过格》苛刻地规范着人们的行为、生活。可是，皇帝却不受《功过格》的约束，也不受任何法律条款的制约。 御医忽思慧写了一部《饮膳正要》，进呈皇宫，献给皇帝。他提出了房中养生的观点，告诫快乐中的男人女人，不要在眼睛充血时行房，也不要在寒风、凉气之中行房，更不要在洒醉之时行房。他郑重地说：避色如避箭，避风如避雠。 崇尚性力的大乘教金刚乘，从印度传入中国，在元代宫廷之中极为流行。皇帝信奉金刚乘，后妃们也坚信不疑，一时之间，讲究男女双修的房中术，在宫廷之中盛行，并在京都蔚然成风。 元世祖忽必烈一身豪气，身边女人无数。他喜欢汉人修身的房中养生，也喜欢金刚乘讲究的双修。许多身怀绝技的房中术士，特别是密教术士出入宫廷，受到元世祖的特别宠遇。精通密教法术的八思巴大师，按照密教嘿金刚仪式，封忽必烈为世界君主。 在元代的宫廷之中，有许多画像、塑像，都是男女双修图，图形是尊神与称为明妃的女子合欢，藏语称为雅雍。这种男神与女性配偶合欢的造型，称为双修，就是通过与女性配偶的性交来超度自己，从而达到一种修炼的最高境界。 元世祖以北京为大都。当时，北京镇国寺中，建造了一座十分雄伟的佛母殿。大殿之中，雕塑了许多高大威猛的喇嘛神像，这些神像，造型都是与一位美丽的女性配偶相拥。 双修神像展示的仅仅是男女交合的场面，男女的神情虽然紧张，但还看得过去。可是，在一些书籍之中，有关双修的描述则近乎恐怖，是一种疯狂的淫乐修为，也是一种让女人献祭、成为祭坛上的牺牲品的血淋淋的修炼功夫。 《元史》记载了元代皇帝修炼的双修秘法，称为演揲儿：荐西蕃僧伽真于帝。 其僧善秘密法，谓帝曰：陛下虽尊居万乘，富有四海，不过保有见世而已。人生能几何？当受此秘密大喜乐禅定！ 帝习之。其法，亦名双修法，曰演揲儿，曰秘密，皆房中术也。 帝乃诏以西天僧为司徒，以西番僧为大元国师。 其徒皆取良家女，或四人，或三人奉之，谓之供养。 于是，帝日从事于法，广取女妇，惟淫戏是乐。又选采女，为十六天魔舞。八郎者，帝诸弟，与其所谓倚纳者，皆在帝前，相与亵狎，甚至男女裸处，号所处室，曰皆即兀该，华言事事无碍也。君臣宣淫，而群僧出入禁中，无所禁止。 八郎可能是皇帝宠爱的近侍，是与皇帝一起双修的狎戏之徒。十六是一组女神，代表十六个精修密教的美丽女魔。 陶宗仪在《元氏掖庭记》中说：十六位跳舞的女子，头发梳成长辫，长辫披散下来，头戴象牙冠，身穿大红袍，红袍上缀满了闪烁着金光的流苏。她们一边漫舞，一边手持酒杯，酒杯是人头骨制作的，非常精致，用这种头骨酒杯喝酒，充满了刺激和野性。 元宫的这套男女双修法，一直流传着，进入明宫，成为明帝乐此不疲之秘法。
古代美女标准：涉及肤发唇齿 唯独对胸无要求
一、肤 《诗经·卫风·硕人》描绘美女庄姜“肤若凝脂”。凝脂，凝固的脂肪，光滑、细腻而洁白（《朱熹集·诗经卷》）。数千年来，“凝脂”的特征一直是中国古代美女的主要标准之一。 美女妩媚多端，毕竟以色为主（《闲情偶寄·声容部》李渔）。诗经云:“素者，绚也！”作为白的极致“雪”字被视为皮肤颜色的标准。宋玉在《登徒子好色赋》中描绘邻家女:“眉如翠羽，肌如白雪。”其他诸如“肌肤胜雪”、“肤如凝雪”、“欺霜赛雪”等词语随处可见。 另外晶莹、透明、温暖的白玉也常用作修饰美女的肌肤。例如五代时的花蕊夫人:“冰肌玉骨清无汗。”（《避暑摩河池上作》孟昶） 单纯的白色并非皮肤颜色的唯一标准，与白色相协调的是粉红。曹植《洛神赋》中的女神远观“皎若太阳升朝霞”，近看“灼若芙蕖出渌波”。“桃花含露”、“出水芙蓉”、“出水红菱”等类似描写美女的词语皆着眼于粉红色。 同样描绘杨贵妃的美，白居易的诗“梨花一枝春带雨”着眼的是与白同色的梨花。而李白“一枝红艳露凝香”着眼的是与牡丹同色的艳红。 宋玉在《登徒子好色赋》中描绘邻家女“著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则提出了白里透红的和谐美的标准，这也是一种健康的美。 古代将白色、红色完美结合的描述莫过于“不傅脂粉而颜色如朝霞映雪”（《汉孝惠皇后外传》）。清晨的朝霞映照在白雪上，单是意境之美，足以美得令人心醉、令人窒息。 代表人物:杨贵妃的姐姐虢国夫人。 虢国夫人在姊妹中最为美艳，很受唐玄宗的喜爱。一月给钱十万作为买脂粉的费用。虢国自矜艳丽，每出入禁中，常素面朝天（《新唐书·杨贵妃传》）。唐朝诗人张祜描述道:“虢国夫人承主恩，平明骑马入宫门。却嫌脂粉污颜色，淡扫蛾眉朝至尊。” 经典链接:《太平广记》引《王子年拾遗记》记载:刘备的妻子甘皇后玉质柔肌，姿态光艳。一次刘备召甘后到白绡帐中。下属远远望去，只见帐中的甘皇后好比月下聚雪。河南进献一个玉人，高三尺。刘备把玉人放在甘美人的身后。甘后和玉人洁白齐润。刘备说:“不意我玉人乃有两也。”下属们直看得眼花缭乱、目瞪口呆。 二、手 《诗经·卫风·硕人》中写美女庄姜:“手如柔荑，肤如凝脂。”柔荑是茅草的芽茎（《朱熹集·诗经卷》）。它洁白、光滑，鲜嫩得一掐出水又纤细无比，宛若无骨。它的妙处还在于它能发出淡淡的香气。轻轻吮一口，唇齿留香。用它来比喻美女的手指真是生动、传神、恰如其分。 唐代诗人韩偓《咏手》中，用“腕白肤红玉笋芽”把手比作嫩笋牙，与柔荑有异曲同工之妙。 此外《孔雀东南飞》中的女主人公刘兰芝。她“指如削葱根”。把手指比喻成削好的葱白。取其形、色，颇为经典。 唐赵鸾鸾《纤指》诗:“纤纤软玉削春葱，长在香罗翠袖中。”将手指比作白玉。晶莹、透明又有温暖的感觉。 柔荑、嫩笋、葱白、白玉的特征均构成中国古代美女手的标准。 经典链接:南朝陈武帝章皇后冰雪聪明，仪容俏丽。手指甲长五寸，颜色红中透白，每逢遇到丧事，就会有一个手指甲先折断。（《陈书·高祖章皇后传》） 三、发 乌黑、亮丽、浓密、修长是中国古代美女头发的标准。 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里就有赞美妇女头发乌黑、浓密的古诗。《诗经·鄘风·君子偕老》载:“鬓发如云，不屑髢也。”“鬓”意为头发浓密而黑，“髢”意为假髻。这句古诗赞美了浓密而漆黑的头发有如天上的乌云，拥有这样一头黑发便不屑于使用假的发髻了。后人常以乌云代指女人秀发，如“乌云高绾”。 又如《左传·昭公二十八年》记载:“昔有仍氏生女，鬓黑而甚美，光可以鉴，名曰玄妻。”“玄”和“鬓”意思相同，都是称赞头发乌黑的词语。 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如据《太平御览》记载:“上（汉武帝）观其（卫子夫）发鬓，悦之。”卫子夫的一头秀发一打开，就像黑色的瀑布一样，闪闪发光，马上吸引住了少年天子汉武帝（据说武帝那时候正为没有后代而苦恼，所以比较注重道家的某些观点，比如头发乌黑浓密者气血旺，气血旺者高寿多子）。《陈书·张贵妃传》记载:“张贵妃发长七尺，鬓发如漆，其光可鉴。”又如《昭明文选·七辨》曰:“鬓发玄髻，光可以鉴。” 除卫子夫、张贵妃拥有一头乌黑亮丽的长发外，《新唐书·后妃传》记载唐高祖李渊的妻子、唐太宗李世民的母亲窦皇后出生时发垂即过颈，从三岁开始发与身等，及长大成人更是拥有一头乌黑亮丽的乌云。 古代女人的发型变化多端，如直发（张丽华）、短发（梁绿珠）、卷发（赵合德）、束发（赵飞燕）、盘发（甄妃）等。 经典链接一:晋明帝时，大司马桓温纳蜀主李势女儿为小妾。桓温的妻子康长公主妒火中烧，持刀欲杀李氏。但见李在窗前梳头，发垂委地，姿貌绝丽，徐下结发，敛手向公主说:“国破家亡，无心以至。若能见杀，实犹生之年。”神色闲正，辞气清婉。公主掷刀抱着李妹妹说:“我见犹怜，何况老奴（桓温）？”（《妒记》南朝宋·虞通之）。 经典链接二《十髻谣》:◇凤髻（周文王时一名步摇髻）有发卷然，倒挂么凤。侬欲吹箫，凌风飞动。◇近香髻（秦始皇时）香之馥馥，云之鸟鸟。目然天生，膏沐何须。 ◇飞仙髻（王母降武帝时）飞仙飞仙，降于帝前。回首髻光，为雾为烟。◇同心髻（汉元帝时）桃叶连根，发亦如是。苏小西陵，歌声相似。 ◇堕马髻（梁冀妻）盘盘狄髻，堕马风流。不及珠娘，轻身坠楼。 ◇灵蛇髻（魏甄后）春蛇学书，灵蛇学髻。洛浦凌波，如龙飞去。 ◇芙蓉髻（晋惠帝时）春山削出，明镜看来。一道行光，花房乍开。 ◇坐愁髻（隋炀帝时）江北花荣，江南花歇。发薄难梳，愁多易结。 ◇反绾乐游髻（唐高祖时）乐游原上，草软如绵。婀娜鬟多，春风醉眠。◇闹扫妆髻（唐贞元时）:随意妆成，是名闹扫。枕畔钗横，任君颠倒。（倒挂，又名么凤，类似鹦鹉而小，绿色羽毛，嘴红色，甚娇丽，常倒悬架上）。（《东方美女百韵全书》陈敏等） 四、脸 《诗经·卫风·硕人》中的美女庄姜:“螓首蛾眉。”螓首，是指一种类似于蝉的小虫。它的前额丰满、光洁。这是古代美女额头的标准。 古代美女的标准脸型是上部略圆，下部略尖，形似瓜子，丰满洁白，俗称鹅子脸。此外“满月”也是符合中国古代审美标准的脸型。面如满月，指脸盘圆圆的、白白的，像满月一样，相貌白皙、丰满、富态而有神采。（《东方美女百韵全书》） 脸部的酒窝称笑靥或双靥。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有许多关于笑靥的描写。如《楚辞·大招》中即有“靥辅奇牙，宜笑焉只”的描述；又如汉代班婕妤《捣素赋》:“两靥如点，双眉如张。”诸如“笑靥如花”的词语多不胜数。 脸部的酒窝又名梨涡，得于诗“旁有梨颊生微涡”。本指宋代美女黎倩的酒窝，后泛称女子面颊上的酒窝。一张标准的瓜子脸配上梨涡浅笑足以增添妩媚。代表人物:楚平王夫人伯嬴明眸秀项，面如鹅蛋。（《香艳丛书》中《老狐谈历代丽人记》篇） 经典链接:秦桧将抗战派名臣胡铨贬谪至岭南。在广州，胡铨喜欢上了一位名叫黎倩的美女（一说黎倩系侍妓，此处依袁枚说。据朝鲜宋时烈《朱子大全札疑》记载，黎倩系有夫之妇。其夫发现了胡铨与黎倩的私情，逼令胡铨食藁与豆相混的马料，否则杀之，胡铨不得已受辱）。十年后，胡铨携黎倩从贬地北归。途中，胡铨饮于湘潭胡氏园，微醺中题诗壁上:“君恩许归此一醉，旁有梨颊生微涡。”（《情史》冯梦龙） 五、目 中国古代美女眼睛的标准既侧重于神韵又有着恰如其分的比喻。“北方有佳人，遗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汉书·孝武李夫人传》）。杨贵妃“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长恨歌》白居易）这种眼睛的神韵是中国古代美女眼睛的神态的标准。 秋天的水清澈明亮，一清见底，“秋水”、“秋波”在古代常用来形容美女的眼睛。清澈明亮是古代美女眼睛形的标准。唐代白居易《筝诗》:“双眸剪秋水，十指剥春葱。”元赵雍《人月圆》词:“别时犹记，眸盈秋水，泪湿春罗。”李白的《长相思》:“昔时横波目，今作流泪泉。”美人的眼睛如秋水、秋波，灵灵有神、楚楚动人。 经典链接:张贵妃（丽华）冰雪聪明，有神采，进止闲暇，容色端丽。每瞻视盼睐，光采溢目，照映左右。常在阁上靓妆，临于轩槛，宫中遥望，飘若神仙。（《陈书·张贵妃传》） 六、鼻 “面如一朵花，全靠鼻当家”。鼻子是面部最突出的部位。美女鼻子的标准是玲珑剔透，富有立体感。古代有“鼻若琼瑶”的说法。琼瑶，美玉的一种，晶莹、光滑且温暖。此词条主要着眼于鼻子的玲珑剔透美，“鼻若悬胆”则侧重鼻子的立体美。 代表人物:崔莺莺:恰便是檀口点樱桃，粉鼻儿倚琼瑶。淡白梨花面，轻盈杨柳腰。（《西厢记》王实甫） 七、唇 中国古代美女嘴唇的审美标准是其色要红润、有光泽、其形要小巧。人们常以“樱桃”来比喻口唇，即因其形，更由其色。早在先秦的《楚辞·大招》中就有“朱唇皓齿，嫭以姱兮”的话，《孔雀东南飞》中刘兰芝“口如含朱丹”都是讲唇的红润美。据孟棨《本事诗·事感》记载:白居易有两个年轻貌美的小妾樊素和小蛮。其中樊素善歌，小蛮善舞，白居易曾作诗赞道:“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樊素的口唇小巧红润，就像熟透的樱桃一般娇艳欲滴。苏轼也有“一颗樱桃樊素口”来加以描绘美人口唇之美。 美女口唇也常常用“檀口”或“绛唇”来形容。檀是一种浅红色或浅绛色的颜料，在古代常被女子用作口红，所以“檀口”便成了描写女性浅红色嘴唇的一个专用语。比如唐代香奁诗人韩偓有一首诗是这样写的:“黛眉印在微微绿，檀口消来薄薄红。” 至于美人的舌头也有专门的术语。诸多名花，丁香凭借其香和形脱颖而出，成为美人香舌的代言花。 经典链接:欧公（欧阳修）知颍州，有官妓卢媚儿，姿貌端秀，口中常作芙蕖花香。有蜀僧云:“此人前身为尼，诵法华经二十年。”（《香艳丛书》知虫天子） 八、齿 晶莹洁白、整齐均匀是中国古代美女牙齿的标准。 美女庄姜“齿如瓠犀”。瓠犀，葫芦的子，晶莹洁白而小巧整齐（《朱熹集·诗经卷》）。宋玉在《登徒子好色赋》中描绘邻家女“齿如含（编）贝”。曹植在《洛神赋》中说:“丹唇外朗，皓齿内鲜。”这个“鲜”字，说的是皓齿的光泽。朱唇轻启，嫣然一笑，雪白整齐的牙齿的确更增美女的妩媚。 九、颈 《诗经·卫风·硕人》中写美女庄姜:“领如蝤蛴”。领是颈的意思；蝤蛴是天牛与桑牛的幼虫，乳白色，长而丰满（《诗经疏》孔颖达）。“领如蝤蛴”意思就是颈项如蝤蛴那样洁白，丰满。古代美女颈的标准是洁白、光滑、丰满。韩偓在《席上有赠》一诗中，以“鬓垂香颈云遮藕”之句来描写女子颈部的馨香、嫩白，颇为经典。宋代词人曾布曾有“窗间粉颈断瑶琼”的诗句；又如明朝《寻芳雅集》中《粉颈》词:“霜肌不染色融圆，雅媚多生蟾鬓边，钩挽不妨香粉褪，倦来常得枕相怜。娇滴滴，嫩娟娟，每劳引望怅佳缘。”（《东方美女百韵全书》） 十、足 汉代前的作品鲜见对女性足的具体描述，可见古代并无具体的审美标准。《洛神赋》中尽管有“凌波微步，罗袜生尘”的描述，却只是描写女性足部的动态美。据《南齐书》记载，废帝东昏侯对贵妃潘玉儿的小脚情有独钟。可恋足在当时只是个别现象，并非普遍现象。杜牧诗云:“钿尺裁量减四分，纤纤玉笋裹春云”。似乎唐代已有缠足的习俗。五代南唐时，有一宫女窅娘轻盈善舞，以帛缠足，足纤小如弯月，着素袜在六尺高的金制莲花上跳舞，深受南唐后主李煜的宠爱。由此开始，缠足之风逐渐盛行于宫廷。从宋代始缠足之风遍及民间，“三寸金莲”成了宋元以来对女性美的基本要求。（《东方美女百韵全书》） 经典链接:香莲三影:花间苔上蹴鞠影；临流浣濯水中影；春宵一刻灯前影。 香莲三上:掌上；肩上；秋千板上。 香莲三中:被中；镫中；雪中。 香莲三下:帘下；屏下；篱下。（《香艳丛书》知虫天子） 十一、胸 古代对胸部并无任何审美要求，也无任何标准。描写美女的文学作品如《诗经》、《登徒子好色赋》、《洛神赋》等都对胸部只字未提。尤其《洛神赋》铺排华丽，对女性身体极尽详尽描述之能事，可是唯独对胸部讳莫如深。《汉杂事秘辛》（有学者疑为明朝状元杨慎伪作）描写东汉宫廷选美时对梁商的女儿梁莹全身体检，堪称事无巨细。即使提到了她的乳房，也只有“胸乳菽发”四字。可见，平胸并不影响其美。 自唐代开始，文学作品中开始大量出现描写胸部的作品。如“素胸未消残雪，透轻罗”（敦煌曲子词《云谣集·风归云》）。又如“素胸莲脸柳眉低，一笑千花羞不坼”（《云谣集·浣溪沙》）。唐代诗人韩偓在《席上有赠》一诗中，以“粉着兰胸雪压梅”来写女子胸部的白、香、软。 十二、腰 细腰是中国古代美女的重要特征。春秋时期就有“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的传说。宋玉《登徒子好色赋》一文中邻家女“腰如束素”以及《洛神赋》中的神女“肩若削成，腰若约素”都极力渲染美人腰的纤细。汉伶玄所撰《赵飞燕外传》描述飞燕名字来历时说她“长而纤便轻细，举止翩然，人谓之飞燕”。谯川秦醇子所撰的《赵飞燕别传》则记载她“腰骨纤细”。魏晋南北朝时期同样以纤腰为美。《南史·徐勉传》记载南朝梁武帝赐给徐勉很多女乐，其中舞人张净琬，“腰围一尺六寸，时人咸推能掌上舞。”又有羊侃的小妾孙荆玉，能反身贴地，衔得席上玉簪。 白居易的小妾小蛮纤腰若柳，故有“杨柳小蛮腰”的经典诗句。值得一提的是美女身材的标准汉朝是骨感美。 经典链接:据《太平广记》记载:汉武帝宠爱的美女丽娟，玉肤柔肌，吹气胜兰。汉武帝常用衣带绑住丽绢的衣袖，惟恐她随风而去。又如赵飞燕，能作掌上舞，汉成帝惟恐风将她吹走而建“御风亭”。 十三、香 明代文人李渔在《闲情偶寄·声容部》上说:“名花美女，气味相同，有国色者，必有天香。天香结自胞胎，非自薰染。佳人身上实实在在有此一种，非饰美之词也。此种香气，亦有姿貌不甚娇艳，而能偶擅其奇者。”女人的体香可以分为天然的和后天的两种，前者是女性自身所生发的天然体味，称为“天香”。历史上最早以香气著称的女子最出名的莫过于汉武帝所宠幸的宫人丽娟，她玉肤柔肌，吹气胜兰，但是否是天香不得而知。赵飞燕的妹妹赵合德体自生香，则是有史以来最早记载有天香的美女。至于赵飞燕同样吹气如兰，则是后天的熏陶。一般的女性想要拥有诱人的体香，就需要用薰染的方法来增添身体的香气，以弥补先天不足。李渔承认了“国色天香”的可遇而不可求，认为薰染是正当的。“有国色而有天香，与无国色而有天香，皆是千中遇一；其余则薰染之力，不可少也。”除熏染外，唐代元载小妾薛瑶英，则是幼时长期食用其母所做的“香丸”(用花粉发酵处理后做成内服美容丸)，长大以后，肌肤柔润、玉体生香而青史留名。（《幽梦影》明张潮） 经典链接:三国吴主孙亮有四个深受宠爱的美人，分别叫朝姝、丽居、洛珍、洁华。四名佳人合在一起散发出来的香气有别于西域所贡的诸种异香。这种香气沾上衣服，时间越久香味越浓，洗涤百遍也不减退，所以名为“百洗香”。孙亮又称这种香为朝姝香、丽居香、洛珍香、洁华香。（《拾遗记》王子年）
真实武大郎：与潘金莲白头到老
潘金莲因《水浒》已具有很高的“知名度”，到《金瓶梅》里，她更跃为“女一号”。按书中所写，她是所有女子中生的最美，也最擅风月的一个。《金瓶梅》这个书名，一说是“金色的瓶子里插着梅花”的意思，一说是由该书头三号女角（潘金莲、李瓶儿、庞春梅）的名字各取一字组成，显然后一说更为通顺。《水浒》里的潘金莲形象还比较单薄，《金瓶梅》里的潘金莲却是一个极其丰满、极其鲜活的艺术形象了。 在《金瓶梅》中，前面的部分与《水浒传》大体类似。潘金莲生于一个贫困的裁缝家庭，早年丧父，九岁卖入豪门充当家伎，后又被转卖到土财主张大户家中，被“收用”后又由于财主婆不容，被张大户下嫁给了矮丑的武植。而她追求从天而降的壮伟男子武松未果，于是转而投入富有而英俊的西门庆怀抱。与《水浒传》不同的是，在王婆的教唆下，她鸩杀亲夫后被西门庆娶为五房，开始了在西门庆家中与其他女人争宠的“战斗”生涯。不仅如此，她还私通仆人，勾引西门庆的女婿陈经济……由于在封建社会里，作为家长的男子之所以妻妾成群，首位的原因便是传宗接代。因此，当潘金莲自己养不出孩子时，她对西门庆别的妻妾的嫉恨更成倍地蹿升；当李瓶儿竟生下了官哥儿之后，如何害死这个“眼中钉”便成为她的“当务之急”；官哥儿终于被她唬得受惊并生病死掉后，她拍手称快，但新一轮的争宠之战又掀起了硝烟……潘金莲的淫荡、狠毒、变态乃至于颠狂，令我们在惊诧之余，也对潘金莲的形象给出了最彻底和最后的定性。 那么，历史上的潘金莲和武大郎又是怎样的呢？真有其人么？还是完全是虚构的艺术形象？他们到底是什么关系？ 据考证：大郎武植，系在山东清河县武家那村人。他自幼崇文尚武，才力超群，少年得志中了进士，在山东阳谷做了知县。资助过武大郎的一位同窗好友因怀才不遇，家境日渐贫寒。于是，千里迢迢来投武大郎欲谋一官半职，摆脱困境。开始，他受到盛情款待，可过了半年也没听其提及做官之事，他便认为“武大郎乃真忘恩负义之辈”，一气之下，不辞而别。在回家路上，他编写了许多谩骂讽刺武大郎的小故事、歇后语，见村贴村，逢店贴店，村村说唱，乡乡张贴，谣言惑众，极尽对武植恶意中伤污辱影诋毁之能事。另外，曾被武植治罪过的乡里恶少西门庆的助纣为虐，同流合污，于是沿途传遍了有关武大郎的粗俗之词，武清官的形象被毁于一旦。谁知，待他回到家中，武大郎早已派人送来了银钱，帮他修房盖屋，置买良田。这时，他才发现武大郎决非知恩不报，而是不搞以权谋私。他发疯似地返回去撕自己贴的纸条，但悔之晚矣，它们就像泼出去的水，再也收不回来。加上一些文人墨客借题发挥，因而谬种一传再传。 而县城东北的黄金庄，便是被武家后人称作“老祖奶奶”潘金莲的家乡。潘金莲并不是潘裁缝的女儿，而是贝州潘知州的千金小姐，一位大家闺秀。她知书达理，和武大郎恩恩爱爱，白头到老，先后生下4个儿子。黄金庄正南1.5公里便是那武家村。 村上原有一座武大郎墓，墓志铭文称：“武公讳植字田岭，童时谓大郎，暮年尊曰四老。公之夫人潘氏，名门淑媛。公先祖居晋阳郡，系殷武丁后裔，后徙清河县孔宋庄(今武家那村)定居。公幼年殁父，与母相依，衣食难济。少时聪敏，崇文尚武，尤喜诗书，中年举进士，官拜七品，兴利除弊，清廉公明，乡民聚万民伞敬之。然悠悠岁月，历历沧桑，名节无端诋毁，古墓横遭毁劫，令良士贤妇饮恨九泉，痛惜斯哉。今修葺墓室，清源正名，告慰武公，以示后人，是为铭记焉。”从墓志来看，武植还是殷商王武丁之后，正经的王族子孙。1946年，从坟中还发现有一口楠木悬棺和两具骨骸。据三位参与挖坟的老人证实，从骨骸判断武大郎相当高大，推算生前少说也有1.78米。再者，若是卖烧饼的，哪有楠木悬棺和许多青砖垒墓！ 武植的盟兄弟与西门庆狼狈为奸一丘之貉，恶毒毁谤武植与潘金莲，而施耐庵的后代则深明大义，引疚自责，竭力为武潘平反昭雪。施耐庵的后裔，河北威县的施胜辰赴武家那作画16幅并配诗文以道“施家欠债施家还”之歉疚。其中，武县令画像的配诗为:“杜撰水浒施耐庵，武潘无端蒙沉冤。施家文章施家画，贬褒迄今数百年。累世因缘今终报，正容重塑展人间。武氏祠堂断公案，施姓欠账施姓还。”潘金莲画像的配文曰:“余曾敬绘武潘正传十六幅，端悬于武氏祠壁为其平反冤假错案，一白天下。然九泉武潘不恕吾族先人《水浒传》中泼污之过，故唆使小鬼得遍姿去，余今重塑武潘正容，还其本来面目。愿乞武潘在天之灵宽恕。施氏焚香再拜。” 武植盟兄弟的自戕，施耐庵后裔的自责，已正大郎、金莲之清白，而武植之24代孙武双福的健在，则更证《水浒传》武潘之千古奇冤。既然《水浒传》中武大郎与潘金莲夫妇无嗣无子且相继殒命，那么，何来其后代之繁衍(武家那全村半数武姓)?倒是武大郎之弟武二郎、武松武行者，历史上实无此人，只是施耐庵塑造的文学典型罢了。 展厅还陈列一尊清代乾隆十六年（1751）的石碑。这是乾隆皇帝二次下江南，途经河北油坊，闻武植有坟无碑，口谕立碑于武植墓前，并植树二百余。碑之正面刻文为:全族合力，保护武植墓周围“二百余株”。遗憾的是，壮观之密林毁于“文革”，而今荡然无存。 武家后代们还说了许多武大郎匡扶正义，潘金莲忠于爱情、协助武大郎清廉治政、铲除恶少的动人故事。所以，历史应还“为官清廉，兴利除弊”的武大郎和“善良贤惠，勤劳仁义”的潘金莲以本来面目。
以不近女色为荣：梁山好汉们的禁欲主义
鲁智深吃肉喝酒却不近女色 梁山泊上的众好汉，如果也像现在一样建立人事档案的话，在婚姻状况一栏中填未婚的为数不少。不少好汉奉行独身主义，像鲁智深、武松、李逵、晁盖、公孙胜、吴用等人。 不单是梁山上，书中其他好汉也是如此。像开卷时提到的八十万禁军教头王进，也只有一个六旬以上的老母而并无妻子。王进按说年岁也已不小，而且身为八十万禁军教头，地位不低，收入也高，从书中描写看王进也是相貌堂堂，做事也稳重有礼，绝不至于娶不上媳妇。再如晁盖，宋江都称他哥哥，又可以认刘唐当外甥，肯定少说也有三十六七岁的样子，又是东溪村的村长，家境也颇富有，竟也不娶妻室，终日只是打熬筋骨。都说古时候注重“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等习俗，但《水浒传》中并未见到这句话对好汉们的影响。 据说古时候人常早婚早育，十五六岁就结婚生子。但《水浒传》中好多人物并不是这样：像书中提到林冲时，已是三十四五的年纪，林冲后来在休书上提到：“自蒙泰山错受，将令爱嫁事小人，已经三载……”也就说，林冲三十二岁左右才和林娘子结婚，在现在来看也可以称为晚婚了。又像玉麒麟卢俊义，是北京大名府有名的财主，长相也是气宇轩昂。但书中说卢俊义年方三十二岁，贾氏嫁给他五载，也就是卢俊义二十七岁时方才成婚。虽然比林冲早了些，但也超过了我国现行婚姻法的法定年龄许多，也属于晚婚。如果说以上两人是练武之人，为了练武而这样，那潘金莲总不是练武之人吧？也到了二十二岁才配给武大。家里的使女丫头，留到这样大才婚配，也有点儿奇怪的。 我觉得，这是古时候禁欲思想的集中体现。古代影响我国最深的儒道释三教，都有禁欲思想的成分。而且所禁的首要的就是“淫欲”，所谓“万恶淫为首”。古人，尤其是练武之人，更对终身不娶的童子之身有一种近乎迷信的崇拜。就算是在新派金庸武侠小说中，也说张三丰一生未曾婚娶，这纯阳无极功就练得炉火纯青。乔峰不去正眼瞧一下马夫人，也算是英雄特色之一。《水浒传》中常流露出对“处男”的敬慕之情，比如书中用“相貌堂堂强壮士，未侵女色少年郎”来形容这些处男。旧体书包括《水浒传》中常引用这样一首据说是吕洞宾写的诗句：“二八佳人体如酥，腰间仗剑斩凡夫。虽然不见人头落，暗里催君骨髓枯。”就是这个意思。古人，尤其是练武修道之人，以不近女色为第一要旨，所以在书中常形容一些反面人物，如蒋门神等，一说就是：“近因酒色所迷，淘虚了身子。”又如武松在蜈蚣岭杀王道人，当时武松并不知道王道人所搂的妇人是抢来的，只是因为王道人是出家人却搂着个妇人，单凭这一点就认定王道人是个奸徒，就动了杀心。 这“万恶淫为首”不但江湖上这样认为，好像连佛门也是这样。鲁智深在五台山喝酒吃肉，大闹禅堂，后来又杀人放火，但智真长老却说他有佛性，比其他不喝酒吃肉的众僧都有前途，可以成正果。这绝不是因为赵员外送了礼的缘故，而是智真长老见智深虽然吃些酒肉，杀 / 江湖夜雨品水浒江湖夜雨品水浒 /人打人，却并无“淫欲”之念，仅此一点，就可以“一俊遮百丑”。像潘巧云的奸夫和尚裴如海也是犯戒，但犯的是“淫戒”，虽然以现在的观念来看，对社会的危害性不高，但在当时却成了人人痛恨的贼秃。像写王庆时，王庆的经历其实和武松、林冲等很相似，如中途和人比棒得胜、受冤后杀死管牢狱的牢头，等等。唯一不同的就是王庆有段风流韵事，曾经勾搭了童贯的义女娇秀。那回书叫做“王庆因奸吃官司”，王庆和童娇秀本是你情我愿，但在施耐庵眼中，因奸吃官司，比杀人吃官司丢脸多了，这是作为王庆的一桩丑事来描写的。其实淫比杀更可恶的这种思想一直到近代在中国还是颇有市场的，比如解放前，美军大兵打死了中国的一名黄包车车夫，虽然说是人命关天，却远不如后来美军一名士兵强奸北大女学生沈崇的事件更激起国人的愤怒。 所以正是有这种风气，梁山的众好汉都以不近女色为荣，留下过剩的精力，喝酒吃肉，打人杀人。像戴宗向罗真人说起李逵的好处时，就提到一条，说李逵“并无淫欲邪心”而大加赞扬。李逵对女性有一种强烈的排斥感，李逵见宋江到东京和李师师吃酒，就好生气愤，大闹了一场。后来认为宋江抢了人家女儿，勃然大怒。一贯信服“宋哥哥”的他居然抡了大斧要砍宋江，且看李逵所说： 我当初敬你是个不贪色欲的好汉，你原来是酒色之徒。杀了阎婆惜，便是小样；去东京养李师师，便是大样。你不要赖，早早把女儿送还老刘，倒有个商量。你若不把女儿还他时，我早做早杀了你，晚做晚杀了你。 李逵心中，贪了色欲就绝不是好汉了，所以宋江在心中的形象轰然倒塌。李逵对此也是身体力行，在《水浒全传》第九十三回“李逵梦闹天池”中，李逵梦见： 老儿扶李逵上面坐了，满满地筛一碗酒，双手捧过来道：“蒙将军救了女儿，满饮此盏。”……只见先前啼哭的老婆子，领了一个年少女子，上前叉手，双双地道了个万福。婆子便道：“……如不弃丑陋，情愿把小女配与将军。”李逵听了这句话，跳将起来道：“这样腌歪货！却才可是我要谋你的女儿，杀了这几个撮鸟？快夹了鸟嘴，不要放那鸟屁！”只一脚，把桌子踢翻，跑出门来。 李逵对于人家一番好意却像是受了侮辱一般。这件事虽说是在梦里，但也充分说明了李逵嫉女如仇的性格。 其实不单单梁山好汉，旧时好多所谓的“高人”都是独身的。中外皆然。像古代日本围棋中的有些高手，西方科学史上的好多人如牛顿、康德、卡文迪什、诺贝尔等都是终身未娶，不知道这些高人是太专注于自己的事业，还是像修道者一样以不近女色自律。 当然这个思想在古时候就有人不信，清代著名的才子李渔在他那篇有名的情色小说《玉蒲团》中就驳斥了这种禁欲思想。 单说人生在世朝朝劳苦事事愁烦，没有一毫受用处，还亏那太古之世开天辟地的圣人制一件男女交媾之情，与人息息劳苦解解愁烦，不至十分憔悴。照拘儒说来，妇人腰下物乃“生我之门，死我之户”。据达者看来，人生在世若没有这件东西，只怕头发还早白几年，寿还略少几岁。不信单看世间的和尚，有几人四五十岁头发不白的？有几人七八十岁肉身不倒的？或者说和尚虽然出家一般也有去路，或偷妇人或狎徒弟，也与俗人一般不能保元固本，所以没寿。这等，请看京里的太监，不但不偷妇人、不狎徒弟，连那偷妇人、狎徒弟的器械都没有了，论理就该少嫩一生，活活几百岁才是。为何面上的皱纹比别人多些？头上的白发比别人早些？名为公公实像婆婆。京师之内，只有挂长寿匾额的平人，没有起百岁牌坊的内相。 现代人恐怕赞成李渔的多，赞成施耐庵思想的越来越少。所以对于《水浒传》中的禁欲主义，现在的人是越来越难以理解了。 ※本文转摘自历史网（）详细出处请参考：
皇帝可以立自己喜欢的孩子当太子吗？
既然说到了万历改立皇后，那咱不妨再多说两句，皇帝平白无故的干嘛非要改立皇后呢？自古帝王宠爱的妃子多了，可真正为了妃子想废皇后的还真没几个，至于能付诸行动的那就更少了。那万历的动机是什么呢？难道只是单纯的喜欢吗？ 据史料记载，万历皇帝当初想立郑贵妃为后，最主要的目的还是想把郑贵妃的儿子立成太子。可是那个时候的万历皇帝胆子着实小了点，甭说改立太子了，就连提出这个意见的勇气都没有，更多的时候，他是在暗示他的大臣，旁敲侧击，希望能由他们的嘴里提出来，可是这些做大臣的就是不懂皇帝的心思。比方说吧，大臣说“皇上，咱们差不多该立一太子了，您看是不是就把长子封为太子啊？”您不知道，若是按长幼顺序，这立太子还真轮不到郑贵妃的儿子。所以万历赶紧说，“哎呀，孩子小，咱们再看看，再等等，不着急。”等过了几年，孩子长大了，大臣又开始了，“皇上，您看您这大儿子也长大了，咱们是不是还得立这个太子啊？”这万历皇帝一看扛不过去了，就说“行啊，立太子，不过咱不能一步到位，先封个王吧。但是呢，你看我有三个儿子，既然要封王，那玩就玩个公平点的，来，三个都封王吧。”得，一口气封了三个王爷，史上有这么一说，叫做三王并封。万历为什么迟迟不封大儿子为太子呢？就是想等郑贵妃的儿子长大后，找个机会把太子封给他。不过到最后，万历死了，当上皇上的依然是他最不喜欢的长子。 这当皇上的难道连选谁当太子的权力都没有吗？为了封个太子还需要绕那么大一个弯儿吗？要知道在平常百姓家，分家继承财产的时候，那可就是户主一句话的事。难道这皇帝在家里还不如一个平头百姓的权力大吗？这事还真不好说。 在古代中国，在皇位继承的问题上，历来推行的是立嫡长制，也就是说首先选的应该是皇后生的孩子，如果皇后要生三个儿子，肯定要选长子。如果皇后不生，没有嫡长子，也就是说皇后没孩子，那怎么办呢？那就把嫔妃生的儿子中最年长的立为太子，此时母亲是什么地位就不重要了。即便是宫人之子，那也没关系，因为什么，齿序讲究年龄标准是第一位的。至于这生出来的孩子是什么德行，这不重要，只要不是形象太差，没犯过弥天大罪那就没问题，智商低点没关系，反正手底下有一群高智商的大臣呢。 这就麻烦了，万历的嫡长子是皇后的儿子，您万历就算是再不喜欢，可人家并没有犯大错啊，这太子的位子早晚是他的，郑贵妃的儿子想当太子那就得另想办法，可偏偏万历一时又没什么主意，所以立太子的事就这么拖了下来，这一拖就是十五年啊。最后的结局就是拖死了万历，大儿子当了皇帝。 但这里还有一个问题，虽然万历没能选择自己喜欢的人当太子，但并不代表所有的皇帝都没这本事，比如说唐朝的武则天。她想立谁做太子，或者说她想废了谁做太子，都是由她自己一个人说了算。这又是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历史上的这种制度，它是在一种渐变过程当中，逐渐完善的。你比如说，历史上也出现过由皇帝本人来选继承人的事，他是可以这样做，但是我们要看到他的结果，比如武则天，她经常换这个继承人，导致了唐朝在武则天的时代，宫廷政变经常发生，其结果必然是引起政治不安定，这是非常可怕的。所以后世的人就看到了。咱们中国人常讲历史的经验嘛，后世的人看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皇帝这样做的结果，可能逞一时之快，只能是某个强势的皇帝，或者说强势的皇后，他（她）实现了自己的个人愿望。但是其结果是给这个政局、给这个统治，造成了很大危害，那么后人就会坚决的在这个道路上把这些东西避开。所以越到封建王朝的后期，对于这种君主权限的控制是越严格的。 这么看来啊，作一个皇帝也是没多大的意思，自己的家事、国事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众目睽睽之下，自己一点隐私都没有了。不光是自己心爱的人没办法选择，就连吃喝拉撒睡，都得受到限制。 明武宗正德皇帝，是出了名的叛逆皇帝，特别向往军旅生活，这天，他想出关转一转，便带了几个贴身随从，偷偷地出了宫，来到关口，命令守官御史张青开门，没想到张青根本不买他的账，吃了闭门羹之后呢，他只好乖乖地回宫了。又一个夜晚，他再次跑出德胜门，这一次，他先是躲在民房里，确定了御史张青不在，才一举冲了出去。
揭秘中国历史上的亡国之君们命运一路走低内幕
如果把中国历史上亡国之君的命运做成一张图表，我们看到的是一条明显的下滑曲线：虽然偶有波动，但是基本上是越来越惨。 秦代以前，亡国之君虽然失去了国家，但不会失去尊严。商汤俘获史上第一个亡国之君夏桀之后，将他流放于南巢。在流放地，夏桀身边还有几个侍臣陪伴，基本上保持了贵族的生活待遇。和夏桀比起来，商纣王性格比较刚烈，于鹿台之上自焚而死。如果不死，他的下场和夏桀应该一样，止于被流放而已。周武王叹息之余，将纣王的两个儿子武庚、禄父封为诸侯，让他们分邦建国。直到春秋战国时期，虽战乱重重，不断有诸侯被灭国，但是胜利者对亡国之君一般都以礼相待。就拿著名的吴越恩仇来说，勾践卧薪尝胆灭了吴国之后，并没有想杀掉夫差。他的计划是迁夫差于越国东部边陲，封他一百户以养老。倒是夫差自己羞愧难当，自杀而死。 之所以如此优待，是贵族政治的风度使然。在秦始皇以前，中国社会一直是贵族社会，“礼”是政治的最高原则。对贵族们来说，胜利是重要的，风度更为重要。考诸世界历史，欧洲人也是这样做的。欧洲政治中有一个传统，那就是做过国王的人即使被从王位上推下来，也会受到必要的礼遇。 虽然秦始皇的后代基本都被杀光了，但秦代之后，善待亡国之君的政治传统又一度恢复。比如汉代末代皇帝汉献帝刘协，下场就比较有面子。曹丕称帝之时，识时务的刘协亲自“劝进”，明智地配合曹丕完成所谓“禅让”仪式，让曹丕避免了篡位的恶名，顺利当了皇帝。过后他被封为山阳公，邑一万户，位在诸侯王上。奏事不称臣，受诏不拜，仍然可以用汉天子礼乐，甚至行汉正朔。刘协太太平平地当了十四年山阳公后，得以善终，终年五十四岁。死后他不但被谥“孝献皇帝”，还被以汉天子礼仪葬于禅陵。他的儿孙刘康等人相继继位，山阳国存在了八十九年，直到永嘉年间被少数民族所灭。对一位亡国之君来说，刘协可谓功德圆满。蜀国末主刘禅和吴国的末代君主孙皓命运也与此大致相类。 曹丕导演“禅让”大戏之时，肯定不会想到，四十五年之后，另一位权臣司马炎以几乎同样的手段，从他侄孙曹奂手中夺取了皇冠。曹丕代汉的成功演出，为后世树立了范本。在这之后，西晋、宋、齐、梁、陈、北周、北齐、隋、五代的梁朝及大宋王朝，都照葫芦画瓢，将“禅让”剧本搬演了十次。 开始几次，大家都是搬演旧本，规规矩矩，亡国之君都得到了善终。对亡国之君首开杀戒的是南朝宋主刘裕，本来东晋末帝司马德文也很懂事，十分识相地在禅位诏书上签字，又不等刘裕“三让”就搬出皇宫。刘裕也按历代规矩，封了司马德文一个爵位。然而，中国历史的内核在此时悄悄发生了一个重大变化：皇位的争夺者由平民阶层转向了流氓。刘裕是市井无赖出身，根基太浅，士族并不真心拥戴。何况称帝之时，刘裕已经年近七十，司马德文正是年富力强的三十六岁。司马德文的存在，让刘裕不能安枕。即位不久，他派兵将司马德文杀死，接着又对司马一族痛下杀手，几乎夷杀了全族，开后世之君屠杀逊帝及先朝宗室之先河。 从那之后，中国改朝换代的模式发生变化：新皇帝逼旧王朝末帝禅让后，先封前朝末帝为王，然后再找机会暗杀并灭族。南朝的齐王萧道成逼刘裕重孙子刘凖逊位，萧道成的后代萧宝融禅位于梁王萧衍，萧衍的后代萧方智禅位于陈王陈霸先，都是这个做法，一丝不差。陈霸先封萧方智为江阴王，全食一郡。一年之后，陈霸先派亲信前去诛杀萧方智。十六岁的萧方智绕床而跑，边跑边哭喊：“我不愿当皇帝，陈霸先非推我入帝座，现在又要杀我！”士兵追了好几圈，才抓住萧方智的衣裳，把他一刀砍死…… 这种先封后杀的把戏一直足足玩了八次，到了五代时期，那些末代皇帝才算回过味儿来。五代时期的末代皇帝中有两位是自杀而死，免得受二茬罪。后梁末帝朱友贞是国破后自刎而死，后唐末帝李从珂是国亡后自焚而死，都算是比较明智。 不过，被直接杀死，还算不上末代皇帝中最惨的下场，最惨的是像北宋徽、钦二帝那样在无比屈辱的流放中受尽折磨后死去。被流放到北方边地后，赵氏父子倒是“经得住打击”，选择了顽强地活着。他们被关押在一座小院里，在朔风沙尘中吃着不堪下咽的食物，靠回忆往事过活。徽宗在恶劣的环境中患了重病，双目失明，忍受了九年俘虏生涯后凄惨去世。而赵桓在黑龙江的冰天雪地里足足受了三十五年的罪，才在绝望中死去。
古代官员灰色收入：应酬日日不断
熟人的灰色地带 古代的权力结构中，尤其是地方的官府衙门里，官吏存在着很多获取灰色收入的管道。而在他们获取灰色收入的过程中，并不排除有人会突破尺度，坏了行规，但多数食权者还是会选择一边奉行官家制度，一边又恪守另一套灰色生存的规则，打打制度的擦边球。除非到了一个新王朝的初建阶段，国家机器与政治制度一并打破重建，这种灰色生存系统才失去了生存土壤。而在正常的年份里，就算食权者半明半暗地奉行灰色生存的那一套规则，往往也会被视为一种半合法的行为。 古代官僚制度是一种相对刚性的制度，它的主要特质就是命令和服从。这种制度所发出的辐射力量通常直接指向各级官员，而官员作为服从者往往处于被动状态。与制度的强大约束力相比，人是具有柔韧性的生命个体，是可塑的、可变的。人在现实和规则面前，就算是铁打的英雄也有弯腰的时候，所以这种被动的服从也就成为官家制度（政府正式的规章制度）的“异化”模式。 在异化了的制度面前，个人的力量显得微不足道，很多时候人也就被裹挟着成为刚性制度的一部分，于是有温度的生命个体就可能被制度物化。中国古代官员的灰色生存和官僚制度之间存在一种必然的联系。可以说，权力集团中的灰色生存是官僚制度的一种异化，前者又反过来推动了后者按照独立的规则运转下去，结果两者相互强化，推动着历史不断向前。 古代官员的灰色生存与权力配置的特点和崇尚权力的政治文化的大背景有着密切的关系。从权力配置的特点来看，正式权力的暗箱操作是古代官员灰色生存难以真正被遏制的最主要原因。而所谓的“灰色收入”，也就是由行为人收取的，官家制度不认可其为合法也没有明确的法律规范认定其为违法或非法，但又是有违社会公平公正的、不合理的那部分收入。 灰色收入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不能确定其来源的合法性，但又无法认定其非法性的收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将其划到灰色收入的盘子里。比如说逢年过节的官府衙门和各部门福利中，权力集中者所得会比一般官吏来得多，而人情送礼，也是官阶越高、权力越大，节礼就会越丰厚。这是官家制度“敬长尊权”规则下的必然结果。 二是中国古代官场是一个熟人社会，很多事玩来转去最终都要纠结在“人情”二字上面。我们打个比方来说，春节期间，知府家里来了一个亲戚，提了一些很贵重的东西。如果说他单纯的是知府的亲戚，那么这些贵重的东西就应该属于白色收入，是礼品；但是如果亲戚是其所辖地的一名知县，也是做官的，而知府又正好可以在自己的权力范围内帮助到他，那么亲戚拎上门的礼品就可能转化为灰色收入。灰色收入之所以能够大行其道，与中国自古以来“熟人社会”编织的那一张张复杂庞大的关系网有着密切的联系。 道理很简单，人熟自然形成关系；关系也就是人脉资源，有关系就好办事。如果人不是那么熟，就会逼着你变着法儿地去打通自己的人脉。而打通人脉的过程也就把人置于一种灰色生存的状态之中，这个时候就需要奉上礼金、礼品，依靠糖衣炮弹轰开人与人之间的冰冷状态，把关系搞得熟络一点，为下一步捞取私利做好人情铺垫。就算没有捞到现实利益，最起码不用担心具有“合法伤害权”的人在背后捅你刀子。 熟人社会的最大特点就是让人与人之间形成一种私人利益的对接管道，并通过这种管道把人与人联系起来，将各个点连成一条线，最后构成一张张无所不在的关系网。而灰色收入正是这一张张关系网捕进去的鱼和虾，网越大捕进去大鱼大虾的几率就越高。关系网越织越密，灰色收入也就愈演愈烈，并进而成为深度扭曲的人际关系的一种润滑剂。 换句话来说，熟人社会所遵循的运行规则，无非就是灰色生存的基本规则。如果每个人都能踢开潜规则，给不给“好处”都一样能够得到公平公正的对待，谁又愿意无端地去增大自己的交际成本呢？ 有人用各种计算公式，推算古代官员灰色收入值，却只能算出一个大概，无法得出一个精确的数字，这不仅仅是因为灰色收入的隐蔽性，更在于其来源的复杂及界定的困难。要想将其完全量化，难度实在太大，而且这个量又是个变量，并不是定量，这个量因人而变，因时而变，因职位大小而变。 在灰色利益的驱使之下，灰色生存在不知不觉中就转化为官员的基本生活状态。张集馨在他的官场日记《道咸宦海见闻录》中为我们描述了这样一幅官场生态：终日送往迎来，听戏宴会；大宴会每月都有，小应酬则日日不断；每次宴会，连戏价、备赏、酒支杂支，总在二百余金。 晚清官员们也就是在这歌舞欢宴和觥筹交错之间，把官家赋予的公权力或者个人对于权力的影响转化为私利的考量，然后他们又将这种考量渗透进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脸红耳热的交际场上，那些冷冰冰的白纸黑字条文显得非常不近人情。 话又说回来，那些官员并不能保证其使用的制度条文就能摆平体制内的所有问题。这时候“熟人社会”奉行的那一套准则就会悄然登场，它为权力披上了温情的面纱，赋予了曲径通幽的可能。对于官僚集团成员来说，重要的是如何处理人际关系和圈子圈套，而并非如何精通儒家经典，学习皇帝颁发的圣谕。他们必须动用人情世故的立体化手段，海陆空全方位地努力，将自己维系在关系网中。 对于一个官员来说，如果想要在权力场上站稳脚跟，就要动用这些手段。这些手段本身并没有僭越法律，而是介于黑白之间的灰色空间。 而对于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老百姓来说，人情世故也是一门必修的功课。这门功课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就是行走世道所必备的防身术，精通此术方有机会获取权力利益或者降低权力对自己的伤害。 由此可见，灰色生存的意识已经渗透进社会各阶层的生活空间，并不单单存在于官场。 灰色收入值几何 乾隆五十七年（1792），刚刚从前线击退廓尔喀入侵、平定西藏战乱而凯旋的福康安遇到了一件烦心事。 在回到京城以后，福康安照例往户部递交了军费账册，以便能够早日报销军费开支，不料却遭遇户部书吏索要“部费”，也就是要赏钱。要知道，福康安从小由乾隆皇帝带在身边长大，皇帝待他如亲生子，这时候的他更是圣眷正隆，是朝廷的大红人。不入官品的户部书吏竟然刮钱刮到他的头上，无异于太岁头上动土。 福康安哪里受得了这种勒索，气得暴跳如雷，他怒道：“幺麽小胥，敢向大帅索贿赂乎！”论级别，小小书吏与他这个爵爷相差十万八千里。别说刮他的油水，就是他能在人群中瞟上他们一眼，他们也应该激动好几天。 就在福康安愤愤难平之际，书吏对自己的行为给出了解释：索要“部费”只是为了“多添书手、日夜迅办”，如此才能速报速结，否则，“仅就本有之人……非三数年不能了事”。书吏还特意提醒福康安，现在你刚刚大捷归来，皇上对你有求必应，一旦这事久拖不决，“上意倦厌，必干诘责”。这句话是在暗示福康安，要办尽早办，如果拖下去对其不利。 那么，小小的户部书吏怎么敢与皇帝身边的红人、朝廷的封疆大吏叫板？ 在中国民间有句老话说得好，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地方上的胥吏吃老百姓的，而中央六部各衙门的书吏则吃下面大小官员的。所以虾米能不能吃定大鱼，关键不在虾米的才能高低，而在于虾米在权力结构中所处的位置。这些小小的户部胥吏之所以敢吃定福康安，奥秘就在于官员的隐性利益。 在这里我们有必要了解一下，什么叫做官员的隐性利益。 官员的隐性利益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灰色收入，二是隐性特权。由于清朝政治制度规范的缺失，当时的大小官员往往会利用自己手中的特权，来谋求诸多显著高于社会一般成员的非正当性收益以及依靠权力延伸出来的“含金”收益。 在京城各部门供职的书吏，虽然不能与那些地方官员获取的收益相提并论，可也有获取隐性利益的巨大空间。既然地方官员的“炭敬”（冬天取暖费）、“冰敬”（夏天的消暑费用）之类的贿赂砸不到他们的头上，那么他们就因地制宜，通过自己的部门特权向各地方官员直接索贿。 六部书吏在索贿这件事上是各有各的道儿，从不含糊。在这六部当中，户部索贿是最容易的事，其次才轮得上吏部和兵部。因为户部是管各种费用报销的部门，地方的各项开支要报销，都必须经过户部核准，不然就没办法报。 但凡有利益出没的地方，就会产生灰色生存。那些不谙规则的人，往往就没有办法办成事。 就拿这眼下的军费报销人福康安来说，朝中谁人不晓得他是皇帝面前一等一的大红人？可胥吏照样不买他的账，照样要他按照行业规矩来办事。这时候胥吏的衍生权力，就形成了上自户部大员下到普通胥吏的一条“灰色产业链”。这条产业链的上下游之间，是相互贯通的。 送礼是中国古代官场的一种特有现象，并不仅仅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康熙时期的吏科给事中林起龙就曾经直指要害，他说，一个州县官员到任之后，“参谒上司，则备见面礼；凡遇年节，则备节礼；生辰喜庆，则备贺礼；题授保荐，则备谢礼；升转去任，则备别礼”，一句话就是，新官上任所要烧的三把火，最大的一把火就是权力系统内的人情之火，靠人情之火来熔化权力的刚性。 按照中国人所讲究的“节礼”习俗，端午、中秋、新年这三个传统节日是千万不能漏掉的。尤其是拜年送礼，可谓流毒甚远。 中国传统社会讲究的是人情，所以生活在这样一个国度里，我们自然也就很看重这样一个重大节日里的人际交往。其中的拜年被当做一项重要的民俗传统代代相传，早已成为民间礼仪的重要组成部分。 传统意义上的拜年，大多是一种自觉行为。它的表现形式来自两方面：一是邻里之间的互拜，大家相互串串门、拱拱手，表达喜庆、问候、祝愿；二是晚辈对长辈的伦理之拜，晚辈恭恭敬敬前往长辈处，或施礼或磕上几个头，若晚辈是年轻或年幼者，长辈则还以红包来“压岁”，若晚辈已是成人，就要端出好酒好菜来招待。总之，传统的拜年是有分际和讲究的：邻里互拜，抽支香烟尝点瓜果糖之类，实在没有什么利害关系可以表现；而伦理之拜，晚辈对长辈施予“礼”，长辈对晚辈还以“利”。 这种以“礼”换“利”的做法，在不知不觉中被移植到了官场之上。 同样是拜年，放在官场上则完全变了味道。首先是大多数的拜年者并不是出于自愿，总感到人家都跑去给上级官员拜年，自己如果搞特殊化，就会被“特殊处理”。时下不是有一个段子说，一领导在某年关曾对一帮部属半开玩笑地说：谁到我家中拜过年我不一定记得，但谁没去我肯定记得。这句话吓得那些本来不准备拜年者改变主意。其次，官场拜年不合传统拜年礼仪，被拜者既收“道贺”又收“钱物”，礼利双收，这完全背离了初衷。所以，官场拜年是“拜年”的异化，拜者借此平台行巴结贿赂领导之能事，被拜者借此机会捞取金钱财物之实惠。 官场拜年的传统自古有之，但这种拜年并不是发乎情而止乎礼，人们往往拜的是权并不是年。明中期的官员陆容在他的《菽园杂记》中说，“京师元旦日，上自朝官，下至庶人，往来交错道路者连日，谓之‘拜年’。然士庶人各拜其亲友多出实心。朝官往来，则多泛爱不专……”也就是说，士人与老百姓拜年都是捧着一颗心来，而官员之间的往来，就有花心的成分在里面。为什么花心？当然是为个人命途考虑。 进入清朝中期以后，这种送礼之风大有愈演愈烈之势。在当时，一个省部级高官如总督、巡抚一年的“节礼”收入是不可估量的，其标准也是因时、因地而异。当时官员的灰色收入和地方经济状况是成正比的，富裕之地可以刮出的地皮油水肯定要比穷乡僻壤更多。 晚清时期，一个省部级地方大员即使在甘肃、云贵这样的穷地方为官，一年捞他个两万两银子也难度不大（当时一两银子约折合人民币200元，两万两银子约合400万元）；如果在江西这样不算穷也算不得富的地方为官，官员只要稍微动用“灰色技能”就能获取六七万两银子；如果运气好的话，能够分配到江浙地区这样的富裕省份为官，那就等于是抱上了一棵摇钱树，一年从树上摇落个十万雪花银应该是很轻松的一件事。那个时代的十万两银子，折算成现在的人民币，相当于两千多万元。 我曾经在古史堆里翻出下面一组数字，可以以此来算上一笔账：康乾时期的文官集团的总人数在3万人左右，如果我们按照每个人每年所捞取的灰色收入是1000两银子计算，那么一年下来，用于官员灰色生存的总费用就高达3000万两。而乾隆十八年（1753）国家一年的全部收入约5000万两白银、1300万石粮食。两下对比，我们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朝廷官员的“节礼”差不多是国家财政总收入的一半。如此惊人的数字，传递出的信息是，清朝官员灰色收入已经不再是“灰”那么简单的事。 还有人推断出，晚清光绪年间官员的灰色收入是其正式收入的20倍。数字的精确程度暂且不论，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官员的灰色收入要远远大于其正式收入（工资）。古代官员的正式收入通常是朝廷付给的劳动报酬，属于正俸。清代文官集团的正式收入在650万两银子上下，但灰色收入却达到了3000万两（这里也仅仅是放在明处的“节礼”一项）。两下比较来看，差距又是何等惊人。 当古代官员拿着并不丰厚的工资单在哭穷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忘了那正式收入背后的巨大黑洞。
“妻后母”“娶寡妇”：古代鼓励男子娶二婚女
电视剧《男人帮》的热播，把大众的目光再一次引到了都市单身男女的生活里，让我们来看看古代人是怎么解决婚配问题的。 强制女子出嫁。如在晋代，女子到了一定年龄必须嫁人，否则官府要强行给她找对象。《晋书·武帝纪》（卷三）记载，司马炎在泰始九年冬十月要求，“制女年十七父母不嫁者，使长吏配之。”意思是，女孩子到17岁了，如果父母不将闺女嫁出去，地方领导就要给她找老公，逼其强行嫁人。 到了南北朝时，如果女孩适龄不出嫁，还犯法，家里人都要跟着坐牢，这就是《宋书·周朗传》说的——“女子十五不嫁，家人坐之。” 官媒指定婚配。官媒，就是官府负责解决光棍男人婚姻配偶的专职人员，与今天发结婚证书的公务员在职能上有相同的地方，但权力更大，官媒通过强制手段给光棍找老婆，指定某女嫁给某男，纯是“拉女配”。 在清代就设置过官媒，因为男多女少，官媒油水很足，光棍们争着送“聘金”呢，没有送的就伸手向光棍索红包。有意思的是，为了防止男女绕过官媒私下来往，玩私奔，官媒常在晚上“查墙子”。所谓的“墙子”就是小巷子、旮旯处等男女方便私会之所。如果发现崔莺莺和张生那样翻墙私会现象，光棍男子往往会被官媒赶走。 支持寡妇再嫁。过去有“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个扁担抱着走”的说法，且“好女不嫁二夫”，讲究从一而终。所以，古代让寡妇再嫁还是有难度的，为了使适婚男女比例平衡，在男多女少的地方，不论民间还是官府，对寡妇再嫁都持积极的支持态度，而不是强调三纲五常，从一而终。 鼓励娶二婚女。与提倡寡妇再嫁相对的是鼓励男人娶寡妇，找二婚老婆。过去男人一般视娶寡妇为低人一等，所以，过去不只寡妇再嫁难，男子娶二婚女亦难。但是，任何事物只要看多了就好办了。习以为常之下，还会慢慢演变成一种社会风俗。在古代的北方少数民族中，便不以娶寡为耻，特别是在家族内部，弟娶嫂、嫂嫁叔成了一种常规伦理。 在早期，一些少数民族甚至还有“妻后母”风俗，即儿子娶老爸的小老婆做老婆。古代四大美女之一的王昭君，便遇到过这种令她尴尬的事情。她和亲边塞，丈夫匈奴呼韩邪单于阏氏死后，入乡随俗嫁给了前夫的儿子。 限制富人娶妾。过去实行的是多妻制，这样便人为造成了男多女少现象。国家统治者看到了男人过度纳妾给社会带来的多方面严重问题，所以，不少朝代都加以限制。 如在汉代，蔡邕所著的《独断》称，“卿大夫一妻二妾”，有特殊贡献，才可以最多娶八个妾——“功成受封，得备八妾。”有点文化和身份的人，可以娶一个妾，即“士一妻一妾”。普通老百姓是不准娶小老婆的，“庶人一夫一妇。” 增加“奔”的机会。奔，可简单理解为男女自由交流，“私奔”里的奔就有这种意思。用今天的话来说，这叫为单身男女提供交友的平台。 春秋时期的“仲春会”就是一个典型的“奔”机会，为青年适婚男女、有生育能力男女的相处提供了特殊机会，提高了男女婚配率。《周礼》中的《地官·媒民》是这样说的，“中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若无故而不用令者，罚之。”“仲春会”一般在“三月三”。除了这一天，古代给光棍提供的择偶良机还有不少，如正月十五、七月七等。
最奢华的洗澡：慈禧太后宫廷沐浴程序
很难想像，在没有自来水的古代城市，人们该如何洗澡。一百多年前，某些先人们使用的依然是井水，那井都是露天打造的，常常可以从中发现死猫和死老鼠。 古时候，人们不仅用水困难，也缺少清洁观念。人每天要洗一洗，这件事开始得不算很久。即便是地位显赫的皇帝也断没有这种意识，更不用说平民百姓了。 白居易曾经写道：“今朝一澡濯，衰瘦颇有馀”。这么大的人物洗一回澡，居然还写诗记录下来。而杨贵妃出浴的故事，就更加轰轰烈烈了：“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好家伙，在华清池洗澡还得经过皇帝允许，华清池不过是个澡堂子！即便如此，这样的享受，平民是无福受用的，不过是家中自备一只木桶或木盆，烧水以涤身。甚而至于，考虑到取水之难，根本不去洗澡。 不过，老百姓们还是有自己的洗澡哲学。明代大学问家、《永乐大典》总编纂解缙就有“千年老树当衣架，万里长江作浴盆”的名联传世。可见，跳进河中洗个澡，在古人看来不是什么新闻。《西游记》第七十二回“盘丝洞七情迷本，灌垢泉八戒忘形”，便详细记录了七个蜘蛛精在灌垢泉洗澡的场景。 最奢华的沐浴 到底是贵贱有别，平民百姓能够在河中洗个澡就快活无比了。可看看金易、沈义羚《宫女谈往录》中记载的慈禧洗澡的全过程，真让人生出些艳羡来。 在北京小汤山有慈禧太后的一个浴池，据测量，长4.55米，宽2.90米，深1.40米。池壁是由经过加工的十块巨大的石头压缝交口镶拼而成的。一个蓄水池与之相邻。洗浴时，温泉水从石缝中涌入蓄水池，将满时把南壁上的一个闸门打开，水穿过暗槽流入浴池。这个浴池设计可谓别致精巧，不愧温泉池之冠。尤其是慈禧洗澡时，更显出这种气派。 慈禧是坐在一条很宽的四条腿的矮椅子上洗澡的，椅子的每条腿上都攀着龙。为慈禧盛洗澡水的是两个斗形的三尺来长的木胎镶银盘，一个洗上身，一个洗下身，绝不混用。光洗澡用的毛巾就要备一百条，每条毛巾都绣有黄丝线金龙，一叠是一种姿势：有翘首的，有回头望月的，有戏珠的，有喷水的。澡盆里的水要永保干净，把毛巾浸透后，捞出来就再也不许回盆里蘸水了，毛巾是用完一条扔一条，洗完上身虽用数十条毛巾，而水依然清澈。澡盆里的水随时舀出一些又随时添入，始终保持一定的温度。为慈禧洗澡的四个宫女，手法迅疾，有序无声。先轻缓地、反复地给慈禧擦胸、背、两腋、双臂，以使毛孔张开，身体轻松。擦完香皂后，再用湿毛巾擦净身上的皂沫，以免皮肤发燥。然后用洁白纯丝棉，沾香水均匀而轻细地拍在身上、乳房上、骨头缝、脊梁沟处，这些地方容易积皂沫，容易让皮肤发痒，需格外注意。最后重新舀水洗脸，浸手。与其说洗不如说熨，特别是在慈禧的额头、两颊热敷，这样据说能够把抬头纹的痕迹化开。 话说回来，把自己的躯体时常裸陈于众人面前，即便是你我这样的小民，也颇觉这是一件不怎么舒服的事情。慈禧太后颇通礼仪，不会不晓得个中的不自在，但是为了显示出自己的尊贵，就顾不了这许多了。
解读历史：阿房宫实是一大烂尾楼
阿房宫，一大烂尾楼也。本来我们以为阿房宫已被项羽烧了，“楚人一炬，可怜焦土”，但一群考古队员发现了问题——没有“焦土”，他们在阿房宫旧址土层中没有看出任何焚烧的痕迹。为啥不烧呢？我能感到考古队员们的纳闷，烧是正常的，不烧是不正常的，他们继续探索，终于释然：原来，阿房宫从未真正落成，秦始皇，这个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建筑师，他未能住进这座“豪宅”。 项羽的纵火罪依然成立，但他所烧的只是咸阳宫殿而已。该老兄在历史上扬名立万很大程度上靠的就是这魄力非凡的一把火，如今考古学家断定他烧错了，我认为这将极大地影响他的江湖地位。 在古代中国，焚烧“罗马”一向是英雄志向，那些反叛者，昔为贼寇，今为君王，最能抒发他们改天换地的壮志豪情的就是一场冲天大火，二十四史上，大火抹去了咸阳，抹去了长安，抹去了洛阳，抹去了江陵，抹去了元大都……一切都抹去，然后一切重新开始。这是放火英雄们的逻辑，我不敢非议。 我所感兴趣的是这个逻辑的结果，结果就是我们这大地之上，有一块命中注定的大橡皮，随写随擦抹，被抹者不暇自哀，后人亦不哀之，后人不哀之自然坚决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抹后人也。 中国人有很多对自己的错误看法，其中之一是认为自己热爱历史、非常恋旧，这显然是错的。当年孔夫子早就看出我们是善忘的一群，是忘事儿特快也特爽的一群，所以他老人家苦口婆心、絮絮叨叨，讲的就是反遗忘、反纵火。我们听的年头儿长了，真以为自己打从骨子里就是守旧派，其实只是时机不到而已，时机到了，大家不是齐发一声喊，连孔家店也一并打倒了，欢欢喜喜忘他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于是，在一个唐朝诗人的笔下，阿房宫被焚烧，在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想象中，它被无数次地烧，仅仅是由于一场虚构的壮丽大火，我们才记住了这座天上人间的宫殿，我们记住它是因为我们以为它已被我们毁灭，而毁灭即是“正义”。 我们就是这么“记忆”的，这就叫“为了忘却的记忆”。 但阿房宫竟不曾被烧。看了有关这一发现的报道，我觉得报道者字里行间的反应并非庆幸和欣喜，而是有点扫兴。项羽这位先生令人失望，阿房宫都没烧过，他算哪门子“英雄”？而自唐代以来我们一直凑着的历史大热闹原来只是花样文章而已，这岂不扫兴？ 当埃及的法老们完蛋时，我们必去拆除金字塔，当秦始皇、秦二世完蛋时，我们当然会烧阿房宫。阿房宫没有烧成，那仅仅因为它不值得烧，它只是一片烂尾楼，枯竭的秦朝财政已经付不起工程款，它还没有成为大地上的奇迹。于是，项羽和橡皮放过了它，把它遗弃给了时间和风雨。
“龙文化”的意义：包容是中华民族认同的主流
2012年是龙年，一张中国龙的邮票，引起人们的争议，反对者认为这种面目狰狞，张牙舞爪的形象令人生畏;邮票设计的主持者却认为邮票虽小，却是国家的名片，这是表现中国的威严庄重，有点凶实际上是信心和力量的表现。争议实际上已超出构图的本身，而是崛起的中国以什么样的面目走向世界，一张小小的邮票是民族精神的体现。 龙，这传自上古的图腾，飞越数千年，在新世纪又将以何等的价值与现代文化接轨，这是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 龙的多元复合，是中华文化本色的体现 龙，在古代中国人的信仰中是最神异的灵兽，对炎黄子孙世世代代有永久的吸引力。这来自上古的图腾崇拜，何以千秋万代传衍不息?这是因为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内涵博大而又最富魅力的形象。 这魅力首先来自中华民族富有追溯始祖和共祖的传说，在各种传说中以龙的传说历史最悠久，覆盖面最广阔。 我们的祖先自有图腾崇拜以后，龙就成为比较早的崇拜偶像。那兽面蛇身的形态，在甲骨文、金文和青铜礼器中都有栩栩如生的造型，可以说从有文字以来就有对龙的记载和崇拜。《说文解字》说:“龙，鳞虫之长，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短能长，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对“龙”的释义也是描述龙的形象和神奇，这是造字者对龙充满敬畏心理的反映。这一崇拜可以上溯到史前时期，在河南濮阳发现6000年前用蚌壳精心摆塑的龙图案，那昂首、曲颈、弓身、飞腾的姿态，获得“华夏第一龙”的称誉;蒙古翁牛博物馆馆藏6500年前雕工精细的龙形玉器;辽宁兴隆洼还发掘到七八千年前用石块堆塑龙形的遗址。从这些遗迹可以推知，这能上天入海，威力无边的龙型，几乎与中华文化一样古老，仅仅用实物可资证明的这一崇拜在中国至少已有八千年的历史。 在传说中的龙崇拜比这更遥远，每个古老民族都有关于万物创生的神话，在中国开天辟地的是盘古氏，《太平御览》记载这一神话说：“天地混沌如鸡子，盘古生其中，万八千岁，天地开辟，阳清为天，阴浊为地。”《绎史》中记述盘古死后化生万物：“气成风云，声为雷霆，左眼为日，右眼为月，四肢五体为四极五岳，血液为江河，筋络为地里，肌肉为田土，发髭为星辰，皮毛为草木，齿骨为金石，精随为珠玉，汗流为雨泽。”按这种说法，宇宙本是混沌一片，从有盘古氏后才开出天地万物。“盘古何神兮立天地?巨灵何圣兮造山川?”唐诗中就有这样的诘问。为什么盘古有那样大的神力?因为他超越常人，是一条龙。人们把这样开天辟地的伟大形象赋予了龙，是对龙推崇至极的表现。 龙在远古受到这样的尊崇，是因为先人们把它视为生命的来源，中华民族以炎黄为始祖是悠久历史的共识。古籍记载“轩辕(黄帝)黄龙体”，神农氏母亲见到“神龙首”有感而“生炎帝”，因此神农氏又称神龙氏，炎黄二帝都是龙的后代。龙的传说不仅在史前盛行，自华夏族形成国家伊始就开始了龙的传人史。蛇与龙在传说中本是两位一体的形象，人面蛇身的女娲与伏牺交尾的壁画已广为人知。第一代王朝夏的国君禹，姓姒，即已，已即蛇。禹字从虫，虫与已同，即与蛇同，《初学记》说鲧死后“三岁不腐，剖之于吴刀，化为黄龙，是用出禹”。禹是中国的第一代君主，也是龙的第一代传人。 有关龙的传说在少数民族地区也相当丰富。西南是巴蜀人的故乡，“巴”字，《说文解字》释为“虫”，“象它(蛇)”;“蜀”字的含义是“人首蛇身”;传说西南哀牢人是少女沙壹与龙感应怀妊而生的后代;在唐代立国的南诏又称龙尾;大理国的创始者段思平在传说中是龙的后代;彝族有《祭龙经》，尊崇龙蛇是彝族传之久远的风俗。种种资料，不论是考古的、文献的、口耳相传的，都反映了在中国的许多地区有相似的龙崇拜。 古人习惯以东西南北中五个方位来表达地域和空间观念，黄帝起自黄河流域，地处中原地带，对周边地区处于中心的位置。五方氏族聚会，古语称“五龙聚会”，黄帝居其中。这居中观念的形成，表现了黄帝在与地方氏族的联合中取得中央共主的地位。共主与共祖，相得益彰，以龙崇拜为中心，勾画出了中华民族联合的雏形。 在民众的心目中，龙的显贵首先是因为它是威权显赫的帝王象征。秦始皇自称祖龙，汉高祖自认是其母与龙交合而生，唐太宗自诩真龙天子，什么“龙颜”、“龙体”、“龙种”、“龙子龙孙”、“龙袍”、“龙座”、“龙床”等等，几乎成为皇帝体貌和生活用品的专用名称。龙，自秦汉以后就被统治者利用，成为皇帝和皇权的符号，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性。 然而，龙的贵族化并没有取代它的平民性。龙，还是一代俊杰的美称，诸葛亮出山前自称卧龙就是一例;高才俊逸的风度被奉为“龙章凤彩”;雄劲刚健的美文雅称为“龙文”;科举会试中及第称登上“龙虎榜”;“望子成龙”更是天下父母的普遍心态，这说明“龙”又是对杰出的人和事的赞誉。龙，并非是帝王的专利。 由此可见，龙是不凡的又是平凡的，平凡到十二生肖中的一种，在茫茫人海中的我、你、他都有可能以龙为本命年。百家姓中的龙姓，不乏有市井人家。南方水上居民称为“龙户”，农民遮雨用的蓑衣，又称“龙具”。以龙命名的草木瓜果，菜蔬药材，如乌龙茶、龙舌草、龙血树、龙爪槐、龙爪花、龙涎香、龙眼等等屡见不鲜。江河湖海，城镇乡里以龙命名的也不少见。各种以龙为主题的庙会、祭堂、仪式、戏曲、话本、吉祥物以及舞龙灯、划龙舟等等举不胜举，种种事象充分显示了龙与平民的亲和性。有关龙的形象、传说和寓意，已融进中华民族各地区、各阶层、各民族的衣食住行、婚丧喜庆、休闲娱乐之中，成为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 由此可见龙的显贵，并不在于帝王的影响，而是因为民众先有了龙的崇拜，尔后才被帝王附会，用以提高自己的身价。作为精英文化中的各种流派，对龙的解释和研究，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龙，被儒家奉为“仁兽”，作为帝王之象;道家的太上老君凭借青龙，上天入地，穿山涉水，龙是神仙的助手;佛教传入中国带来龙王、龙宫的传说，富有平民情调。因此研究者认为，有宫廷龙、民间龙、政治龙、艺术龙、儒教龙、道教龙和佛教龙之别，种种说法表明，从贵族到平民，从世俗到宗教，都欣赏龙、崇拜龙。龙，已成为全民共赏的文化象征。 但是这样一种全民共赏的文化象征，在实际生活中并不存在，且看龙的造型：牛的耳，鹿的脚，虎的掌，鹰的爪，蛇的体，鱼鳞身，口中还吐出须，这是什么动物?中国找不到，世界没有。可它在中国传之万年，竟然拥有那样茁壮的生命力!为什么?这天上飞的，陆上跑的，水中游的都集于一身，海陆空的性能全都具备，这无所不包的形象，展现的是民族蕴有的潜在能力。所以神话传说它能呼风唤雨，行云播雾，吹一口气就是风，吭一声就打雷，睁一睁眼是白天，眼一闭就成黑夜，这是什么境界?是宗教境界。中国龙创生在原始人的图腾崇拜中，这是人们从万物有灵的信仰，进而确信自己是某一生灵的后代，并以这生灵为自己氏族的图腾，以与其他氏族相区别，这种带有群体性、识别性的生灵崇拜是氏族社会普遍存在的原始宗教信仰。古书记载有关黄帝是“人首蛇身”，炎帝是“人身牛首”的传说，实际上是不同氏族的图腾标志，当信奉牛、虎、鹿、鹰、蛇、鱼等图腾的氏族走向联合的时候，这些标志也相互融合，逐渐形成了多种图腾的统一，也就是提取牛、虎、鹿、鹰、蛇、鱼等主要特征，加以扬弃和改造，重新组合成新的形象，这就是“龙”。这样的龙在地球上并不存在，也不可与世界上任何生物相比拟，正如闻一多所说，龙是“一种虚拟的生物，因为它是由许多不同的图腾糅合成的一种综合体”。 毫无疑问，此种构想说明我们的祖先早在文明的前夜，即以综合性的思维方式，创造了有别于自然龙的复合龙，虽然它在世界上从不存在，但它的综合性和多元性在世界上却是独一无二的。 龙，就是多元相容的一大创造，龙的本身不仅兼容了多种飞禽走兽的形态和功能，连龙的后代也是多元相容的。中国古代有龙生九子的传说，这九子各有各的个性和爱好，明代学者李东阳在《记龙生九子》一文中说：“龙生九子不成龙，各有所好。”这九个儿子有好音乐的、好行文的、好诉讼的、好冒险的、好负重的、好动的、好静的、好打架的等等。这个被中国人视为神圣的龙，并不要求儿子像自己一样成龙，而是任其自由发展，各行其事，这是多么宽容博大的胸怀!这虽然是一则神话，但在民间广为流传，并附会在人们无比崇拜的龙身上，不能不说是一种文化心理的反映。 龙文化的主体精神是包容 中国龙的复合形态，是中国人运用综合思维对多种生物兼容并蓄的成果，也是中国人早在史前时期就已初具的文化风格。进入文明社会以后，经过各种学说和流派的包装和发展，龙的造型愈来愈加多样，功能愈来愈加复杂，内涵愈来愈加深厚，形成了别具一格的龙文化。虽然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龙文化也不免有良莠混杂的情况，但毫无疑义的是，中国人的文化兼容心理和综合思维方式创造了中国龙的独特形态，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内涵博大而又最有魅力的形象。 综合的基础是兼容，这是多元互补的思维方式，它的能量大于简单的个数相加，因为这是对单个优势进行了再优选的组合。经过综合的虽然已不是初具的形态，但初具的形态却在综合中得到升华，优势互补增强了个数相加的效应，产生了新的飞跃。龙，就是多元相容的一大创造，这多元性使得它具有汇百川而入大海的气势，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内涵博大而又最富有魅力的形象。所以综合并非如毛泽东所言，是一个吃掉一个，而是多元相容，创生新的形态。兼容与综合是龙文化的主体精神，也是中华文化的元色。弘扬中华文化的原创精神和本色，是走向新世纪，应对国内外事务的重要思路。 任何国家和民族的传统文化都具有人类性，不论在东方和西方，人们都在改造自然和改造社会中改造自己，都需要有吃穿用的生活方式，只是在生存方式和内容方面表现出种种差别，发展自己的智慧，创造出独特的文化形态和传统。当今处在全球经济发展一体化，生活方式国际化的潮流中，文化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现象已成为现代文明发展的趋势，文化可以超越国界和民族界限互相交融和认同。 随着21世纪的到来和国际竞争的加剧，各民族的发展都在不同程度上遭遇了与自然环境的冲突，能源短缺、环境污染、人口过剩、土质劣化，是人类共同面临的生存危机。竞争与合作，求异与趋同，冲突与秩序，使得各地区的关系愈来愈加复杂化。这些问题的缓解，需要全球各民族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共同努力，也需要继承、发展人类的优秀文化精神，形成现代新型的伦理观念。全球化将人们紧密联系一起，网络使陌生人相互交往，因此台湾提出第六伦的观念，即在传统的五伦观念中增加对陌生人的相处之道。 这新型的伦理观念，旨在认识人类命运的一体性，日本古代诗人长屋说得好：“山川异域，风月同天。”人类的共同利益，使我们从五湖四海走到一起，推广现代生态意识，调节人与自然和人与社会的关系，东方文化中重视社会伦理和天人合一的思想，提供了协调人际关系以及与自然和谐共处的丰富资源，东方文明将以西方文明不能代替的魅力，在新世纪为人类的和平、发展、进步作出新的贡献。 1995年11月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第28届大会通过《宽容原则宣言》，宣布每年11月16日为“国际宽容日”。2009年11月16日国际宽容日，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再次呼吁，在相互理解和尊重他人的基础上建立宽容的生活方式。促进宽容是联合国实现和平、预防冲突、促进民主化和人权所努力的一个组成部分。 宽容的基础是相互理解，尊重他人，善待他人，中国龙文化的包容性与联合国的宽容精神天然合拍，这是发扬中华文化优秀传统的机遇，岂能在邮票上宣扬以凶示人? “有容乃大”方为龙，这是中华文化的元色，是古老而又最具有现代价值的民族精神! 包容促进中华民族的发展 中华民族是现代概念，是在20世纪初现代民族意识生成后形成的。但是在中华大地上生息的各个民族在长期的发展中，形成了融合的大趋势，已从科学上得到了有力的证明。 包容性体现在生理上是血脉的融合。据新华社2010年2月7日电，最新科学研究发现，当今中国实际上已不存在纯种的汉族人，在现代生物学的检测中，汉族不再具备专有的DNA。同年2月22日《光明日报》报道，由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张海国教授领衔的《中国全民族肤纹颁布格局》科研成果公布，中华56个民族的肤纹特征表现各民族肤纹基因相似，有很强的融合性。 这两项研究成果表明，当今中国人已不再具有纯汉族的血统，在长期历史发展中融合了各民族的血脉，汉族已不再是单纯的血缘关系，更重要的是文化认同。从历史上考察，这汉族的观念并不明晰，一般认为汉族人，是指住在中原地区的居民，主要集中在河南、山西南部、江苏西部和安徽西北部的居民，然而这种说法并不确定，西周建都在西安，无疑是汉族。但是，同样诞生于陕西的秦人则被定义为“戎”，非汉族。报道还举证语言学的研究成果说：“据研究，现在的客家人倒是很纯粹地继承了当时中原人的文化传统，比如他们说古语，风俗习惯也有历史痕迹，他们才是真正的中原人，但他们现在只能以少数族群的形式存在了。”因此汉族只是一定时期的区域概念，并不具有固定的含义。由于历史变迁和民族迁移，中原人向南移，与周边民族不断融合，如今再也找不到纯粹的汉人了。 历史上强调夷夏之别，主要是中原地区经济、文化发达，形成华夏优越感和少数民族入侵，使中原王朝屡次遭受亡国之痛，固化了汉族的政治观念。现实社会的发展却使各民族文化大融合，促使汉族混血，不再有纯种汉人的存在，如今自然科学的鉴定已经充分验证了这一事实。 这一证明可以消解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的争论，少数民族尤其是西南少数民族自认是蚩尤的后代，而蚩尤自古以来又被认为非汉族一系，因此少数民族要不要认同炎黄子孙一说，这几乎成为炎黄研究中的一大难点。如今生物学和语言学的最新研究成果证明，中华民族在血脉上已是一家人，而这两门科学在21世纪分别处于自然科学和人文学科中的前沿，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人文学科的最先进成果表明，中华56个民族在血缘上已融合为一大系统，有力地促进了各民族从对祖先的多元崇拜，转向对炎黄子孙的认同。这有助于淡化民族观念的政治性，消解狭隘的地方民族主义，促进中华民族的大团结。 中华民族以包容精神在中国形成了多元一体的文化体系，不论王朝兴亡，国运盛衰，中华文化都能在不断的吸收和融合中生生不息。这里有立足本土创造的儒、道文化，也有取之于异邦在中国弘扬的佛家文化和伊斯兰教文化，古代泉州有十大教派长期共处，被誉为世界宗教博物馆。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中，富集外来的文化因素，是中华文化昌盛之源。 在当今全球化的趋势中，全国有27个城市征集城市精神。北京即以爱国、创新、包容、厚德为北京精神，上海、福建以海纳百川为城市精神，包容愈来愈被各地城市认同，这是最能体现时代的中国风格。中华民族曾经以包容的精神成就了古代文明的辉煌，并以自己的创造，丰富了世界文化宝库，赢得了世界人民的尊敬。在世界文化中是一个可亲、可敬的形象，岂能在当今提倡包容的时代，冒出一个张牙舞爪、令人生畏的面目，去面向世界?
足球文化兴汉在“文景之治”中功不可没
史学家班固在《汉书·霍去病传》一书中曾有这样的记载：霍去病“从军，……其在塞外，卒乏粮，或不能自振，而去病尚穿域蹋鞠也。”东汉服虔对此的注解是：“穿地作鞠室也。”即挖地基修筑蹴鞠场地。霍去病塞外带头踢球，起到了振奋土气的作用。 刘向《别录》中说得更明确，指出：“蹴鞠，兵势也，所以练武士知有材也，皆因嬉戏而讲练之。”这里提到，用足球练兵，士卒有兴趣。他们从中不仅训练了体力，体会了实战中的攻守意识，而且在比赛中也能得到欢乐。不仅是军队平时的训练项目，而且战时亦有。 刘歆在其《七略》一书中也指出：“蹋鞠，其法律多微意，皆因嬉戏以讲练士，至今军士羽林无事，使得踏鞠。” 班固《汉书》上记载，汉武帝在宫中经常举行斗鸡、蹴鞠比赛的“鸡鞠之会”。汉武帝的宠臣董贤的家中还专门养了会踢球的“鞠客”。 桓宽写的《盐铁论》中说，西汉社会承平日久，“贵人之家，临渊钓鱼，放犬走兔，隆材鼎力，蹋鞠斗鸡”为乐，一般的人们也是在“康庄驰逐，穷巷蹋鞠”。在考古工作者发现的许多汉代画像石上，还有表现汉代民间蹴鞠的画面。反映出蹴鞠已经成为一种大众化的运动项目了。 从上述种种史记中表明：蹴鞠在强兵兴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