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皇帝的女儿为何称为公主？公主一词的由来
众所周知，“公主”是中国古代对皇女、王女、宗女封号。通常是皇女位号，只有在部分特殊情况下，宗女才能破格晋封为公主。为什么要把皇帝的女儿称为“公主”呢?“公主”一词又是怎样来的呢?“公主”这个名词是春秋战国时代才开始有的。周朝的天子把女儿嫁给诸侯，自己是不主持婚礼的，而是叫同姓的诸侯来主婚。当时各诸侯国的诸侯一般称“公”，“主”就是“主婚”之意，所以因为是诸侯主婚，天子的女儿就被称为“公主”了。后来，“公主”这个称号一直由汉朝沿用至清朝。汉制，皇帝的女儿称为公主，皇帝的姊妹称为长公主，皇帝的姑姑则称为大长公主。加上“大长”、“长”字都有尊崇之意。东汉时皇帝的女儿皆封为县公主，即“公主”前的名称都是县名;到了晋朝，皇帝的女儿都封为郡公主，就是“公主”前的名称都是郡名。到了唐朝，“公主”名称依旧，但有品级规定，大长公主、长公主、公主，皆能享受正一品的待遇。清朝时，太宗皇太极在崇德元年承袭明制，皇帝女儿始称为“公主”。而公主也有等级之分，皇后所生的公主，就封为“固伦公主”，享有亲王的同等待遇;皇后的养女或皇妃所生的公主，便封为“和硕公主”，享有郡王的同等待遇。
古代科举的含义及起源 ，古代科举制的起始年份
科举制的起源是每一本中国古代史或中国通史、教育史、政治制度史、法制史、文化史著作都要涉及的问题，也是科举学中最引人注目的焦点问题之一。多年来，海内外学术界对这一重要问题聚讼纷纭，涉及科举制起始时间的论著层出不穷。由于对“科举”一词的理解不同，导致观点相当歧异。笔者在《历史研究》2000年第6期发表了《科举制的起源与进士科的起始》一文后，科举始于隋炀帝大业元年(公元605年)的观点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但也有一些学者继续提出不同看法。本文将在解释“科举”一词的含义的基础上，辨析贡举制的性质，进一步论证为何应以进士科创立为科举制起源的标志，以及进士科始于隋炀帝大业元年的观点。一、“科举”释义长期延续、影响重大、复杂精细是科举制的几个特点，经过不断演进，科举制的内涵出现变迁，加上有关进士科起始的史料不完整且互有出入，因而今人在探讨科举起源问题时往往标新立异，歧义迭出。众多研究科举制起源的论著各抒己见，步步深入，使此问题具有相当的深度和难度，一些争论往往令人扑朔迷离，因此若非细心分析，很难看出其中的门道。不过，只要仔细辨析，问题的核心还是会日益显现出来。明了“科举”一词含义的演变对我们认识科举起源问题具有重要意义。“科举”一词的内涵和外延都非常广大，是一个含义十分丰富复杂、具有动态变迁特征的词语，或者说是一个“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的词语，在不同时代和不同情况下，其内涵可能有所不同。明清时期的“科举”与宋元时期的“科举”不一定相同，明清时期的“贡举”与唐宋时期的“贡举”往往也有很大的差异。如以发展变动时期或成熟完善时期的科举制度标准来看待发轫时期的科举，以宋代“一切以程文定去留”的标准来看唐代、以明清定型后的科举标准来看宋代，都可以说前代科举尚未完全具备科举制的特征。如果只注意某一特定时期的用法，只看某一种特定的解释，就可能会出现盲人摸象、各说各话的情况。但我们在众说纷纭之间，总得有一个多数人公认的标准，取得相对共识，否则永远无法厘清科举制的起源问题。由于科举起源问题事关重大，研究者众多，因而众说纷纭，论战激烈，成为科举学中的一大热点和公案。同时，这也与科举制度非常复杂、科举的含义前后出现过变化有关。同样是“科举”一词，在不同的情况下可能有不同的含义。“科举”一词有广义狭义之分，还有泛指和特指之别。例如，明清时期“科举”一词除泛指科举制度之外，还有特指科考后拔取准备参加乡试的科举生员之意。现代人常引用那句“一名科举三分幸，两字功名误煞人”的诗来说明科举制的黑暗，但几乎没有人去深究“一名科举”的真正含义。实际上，一名“科举”，即指一名可以参加乡试的“科举生员”。因此明清两代还有“儒士科举”、“洞学科举”等用法。《日知录》卷十七《生员数额》说：“明初有以儒士而人科场者，谓之儒士科举。景泰间，陈循奏：‘臣原籍吉安府，自生员之外，儒士报科举者，往往一县至有二三百人。’”这里所说的“儒士科举”是指府州县学正式的官学生员(秀才)之外，那些没有生员身份的业儒之士直接报考科举者。“洞学科举”则是特指分配给一些书院参加乡试的科举名额。明代天启二年(1622年)，主持白鹿洞教事的李应升曾上书要求增广白鹿洞书院的科举名额，他在《申议洞学科举详文》中说：“查吉安白鹭书院，科举四十二人，衡其实，恐不让才；循其名，何绝相远！……伏乞俯将鹿洞遗才，照白鹭书院事例，先期另考，额为十名。”结果是，“蒙本道魏批：‘允洞生科举八名，仍先遗才另考，定为永例。’”又如，清代在吉州府的强烈要求下，江西学政给予了白鹭洲书院一定的参加乡试的科举名额。在“江西督学道为准复鹭洲书院科举等事”中特别批示：“今据该府申详请增科举，具见怜才念切。本道今科试该属，除正案三等前大学十名、中学五名、小学三名俱照例准取科举人闱，此外再增大学八名、中学四名，小学二名以为鹭洲书院科举，永为定额，合檄行知。”这些所谓“儒士科举”、“洞学科举”、“书院科举”之称，无法以通常意义的科举制来解释，只能理解为特指科举生员。当然，在多数情况下，“科举”一词还是泛指考试任官制度。“科举”二字，起初是有“分科举人”之意，也可解释为“设科举人”或“按科举人”、“以科举人”。广义的科举从汉代已开始，但名称却为察举或贡举，直到隋文帝时才出现分科举人的文字表述。“科举”一词由“科”和“举”两个早已出现的各有独立含义的字组成，将此二字连用，是在设科和举人数百年之后才实现的。隋唐两代的“科举”二字一般都是“(某)科举人”的用法，如“二科举人”、“四科举”、“八科举”、“制科举人”等。在隋唐至北宋中叶以前，“科”既可以指进士科，也可以指明经等科。但在王安石取消明经诸科只保留一门进士科后，此“科”字一般便专指进士科了，而且使用“科举”二字的情况明显增多起来。考试取士始于西汉，科举制度则始于隋代。考试较宽泛，科举较具体。考试是科举制的核心和精髓，是科举制的本质特征，或者说科举制的实质就是考试。有关科举的各种各样的制度规定和读书备考、出身授官等都是围绕考试这个核心进行的。没有考试，科举的意义就不存在。至于说分设几科，考试的分量重到什么程度，是否有专司或专官等还不是最根本的问题，只是越到后来越取决于考试。1938年，美国汉学家德效蹇(Dubs)在《汉书》英译本第一卷中对汉文帝十五年(公元前165年)诏“举贤良能直言极谏者，上亲策之，傅纳以言”一事加以注释评论，认为这是文官考试制度的起始。由于英语中科举制度多译为考试制度(cxarninationsystem)，当人们将西文中的“考试”反译回中文时，往往混淆了考试与科举的区别，结果以为许多西方学者持科举始于汉代说。而实际上汉代的考试取士只是能算广义的科举，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科举。已经出现的关于科举的定义五花八门，有的定义过于冗长，有的定义没有将历代科举制的特点包容进去。笔者认为，给科举制下一个科学的定义，首先要反映出科举制的本质特征，其次应能涵盖从产生发展到演变衰亡各个时期的科举制，再次应简洁，最后不应与历史上已经广泛使用的“科举”概念发生冲突。因此，如果一定要给科举一词下一个定义，我认为最简明的解释为：所谓科举，就是“中国帝制时代设科考试、举士任官的制度”。这一定义仅限于科举制度的宗主国中国，若包含曾经模仿中国实行科举制的日本、韩国、越南等国，则应表述为：“科举是中国及部分东亚国家帝制时代设科考试、举士任官的制度”。若考虑到也有部分人参加科举不以做官为目的，更抽象一些的定义，也可以表述为：“科举是古代中国及部分东亚国家通过考试来选拔人才的制度或方式。”而且，科举还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科举指分科举人或设科取士，约略类同于贡举，起始于汉代；狭义的科举指进士科举，起始于隋代。考虑到约定俗成，我们今天还是使用狭义的即严格意义的科举概念为宜。二、从贡举到科举贡举与科举是两个互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要厘清科举制的起源，就必须辨析清楚两者的异同和演变。从贡举到科举经历了一个演变过程。以往日本学者曾我部静雄已论述过中国历史上“贡举”渐次为“科举”取代的过程，他认为至北宋末期，官方的诏书中始有以科举作为贡举之意，至南宋末期似已大部分使用科举之名称。因此，在宋代贡举渐次为科举所取代。也有个别中国学者谈到历史上从贡举制到科举制的演变。但是，还从来没有人仔细辨析过“贡举”与“科举”的异同和概念替换原因。经过全面而细致的考察，可以发现，贡举约略类同于察举或广义的科举。早在汉隋之间，“贡举”一词已经常被使用。《后汉书》卷二六《韦彪传》云：“是时陈事者，多言郡国贡举率非功次。”彪上议曰：“二千石贤，则贡举皆得其人矣。”《后汉书》卷四四《胡广传》：“时尚书令左雄议改察举之制，限年四十以上，儒者试经学，文吏试章奏。广复与敞、虔上书驳之，曰：……贡举之制，莫或回革。”由此看来，“察举之制”也就等同于“贡举之制”。《三国志》卷五零《吴书·孙破虏吴夫人传》弟景传注云：“志林曰：按会稽贡举簿，建安十二年到十三年阙，无举者，云府君遭忧，此则吴后以十二年薨也。八年、九年皆有贡举，斯甚分明。”可见，当时已有专门记录贡举人选和具体情况的“贡举簿”。又如，《晋书》卷四六《李重传》：“弱冠，为本国中正，逊让不行。后为始平王文学，上疏陈九品曰：牧司必各举贤，贡士任之乡议……明贡举之法。”葛洪《抱朴子》外篇第一五卷《审举篇》中，说“天下贡举不精久矣”，认为东汉灵献之世，“台阁失选用于上，州郡轻贡举于下”。针对当时州郡轻贡举、秀孝不策试的状况，葛洪提出了“急贡举之法”的改革建议，“新年当试贡举者。”以上略举数例，便足见在隋唐以前早已存在“贡举”制度或“贡举之法”。同属东亚科举文化圈的古代韩国，历史上也留下了大量关于科举的记载，有的史料还可补中国史料之不足。朝鲜史籍《增补文献备考》卷一八四《选举考》序云：“圣人先教而后举，选举特用人之法耳。自咨采而为宾兴，自宾兴而为辟召，自辟召而为贡举，自贡举而为科制，虽随世损益，渐不如古，其得人而共天职则一也。”从这段话的表述中，可见“科制”(即科举制)是从“贡举”发展演变而来的，两者属于选举制度的不同发展阶段。林仁默《武科总要》序说：“贡举之法，三代未尝有之，而汉武帝建元元年诏举贤良之士，亲策问董仲舒而始焉。唐宋科举之法盖仿于此矣。”这里笼统地将汉隋之间选举取士办法称之为“贡举之法”，并将贡举之法与唐宋以后的“科举之法”区分对应。通常情况下，贡举是指地方向中央荐举的常科，不包括制举。唐宋时期的“贡举”概念一般也不包括制科。《唐律疏议》卷九《职制》“贡举非其人”条疏议说：“依令：诸州岁别贡人。若别敕令举及国子诸馆年常送省者，为举人。皆取方正清循，名行相副。”“贡”与“举”是两条报考途径，贡人与举人合称贡举。“每岁仲冬，州、县、馆、监举其成者送之尚书省；而举选不由馆校者，谓之乡贡。”《增补文献备考》卷一八四《选举考·科制》条末史臣“补”订曰：“丽制贡制有三等：王城曰土贡，郡邑曰乡贡，他国人曰宾贡。”所谓“贡”，往往含有地方向中央贡献的意思，从方向上看具有由下往上推举的过程，因此通常与“乡举里选”相关。“贡举”是先于“科举”出现的一个概念或一种制度。贡举制始于汉代，科举制始于隋代。科举在隋唐和北宋时期一般称之为“贡举”，而贡举制并不始于隋唐时期，却始于汉代。我们可以说科举制始于隋代，但不能对汉魏直至南北朝时期大量的贡举史实和“贡举之法”的记载视而不见，说贡举制始于隋代。由汉至北宋1000余年是贡举时代，而自隋迄清1300年是科举时代。明清时的科举往往与唐宋时期的贡举已不大一样，这里存在着一个概念替换的问题。贡举时代和科举时代在隋代至宋代600余年间出现重叠交叉，这是因为明清以后人们将“科举”的概念回溯到隋代。“科举”是北宋中叶以后特别是南宋以后才普遍使用的词汇。“科举”一词逐渐代替“贡举”一词的过程，就是狭义科举逐渐代替广义科举的过程。而之所以会将“科举”上推到隋代，就是因为隋炀帝时建立了进士科。隋唐人士一般都不认为贡举是当时的创举，因为过去贡举本来早就存在。唐宋时人多认为贡举始于汉代，如刘肃《大唐新语》卷一○《厘革》云：“汉高祖十一年，始下求贤之诏，武帝元光元年，始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贡举之法，起于此矣。”刘肃说“贡举之法”起于汉高祖，并不等于说后来人们所理解的“科举之法”始于汉代。唐代贡举与从前所不同的，主要是进士科的异军突起，所以有不少人谈到进士科的创立问题。三、科举制起始的主要标志荷兰历史学家盖尔有句名言：“历史是一场永无休止的辩论。”在清末以前，科举制的起始时间本来不成问题，或至少说是一个较为简单的问题，通常的说法即从隋炀帝建立进士科算起。现代学者力图分析科举制的特征和内涵，独辟异说，于是提出“分科举人、考试进用”说、“一切以程文定去留”说、“投牒自举”说等，部分学者进而对科举起始于隋炀帝的传统说法提出质疑，结果各种观点越来越多、问题越来越复杂。这大概也符合历史研究的演进规律。只是学术研究既要踵事增华，也要删繁就简，经过各种观点的切磋激荡、层累叠加之后，最终还是要正本清源、返璞归真。进士科的创立是探讨科举起源问题时无法回避的关键因素，主张科举制不始于隋的观点，其立论基础之一是否定以进士科作为科举制的主要标志。但通过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我认为，现在仍然可以明确科举制起源的主要标志就是进士科。在各种科举起源说中，除了始汉说和南北朝说以外，其他近十种说法都不得不采用进士科作为科举制起源的标志。为什么要以进士科的起始作为科举制起源的标志？对这一问题的回答，首先是要反问：不如此的话，要以什么作标志？以其他如以“分科举人、考试进用”或“一切以程文定去留”、“投牒自举”作为标志，能否确定科举制始于何年？否定进士科为科举制起源的标志，是否与古代“科举”二字的原意相左？至今无人否认也没有人能够否认制举是科举考试的一种重要形式，如果以创立制举作为科举制的起始，就没有理由不说科举制始于西汉，因此韩国李朝大儒丁茶山认为：“科举之法，兆于左雄，目关于鸿都，试于隋炀，成于唐初。”如果将“贡举”等同于“科举”，就必须承认科举制在汉隋之间早已存在。元代以后广泛使用“科举”的概念来指称隋唐以后的考试取士制度，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后来发展壮大、取代合并了所有其他科目的进士科始于隋炀帝。否认以设进士科为科举制起始的主要标志，基本上就等于否认科举制始隋说而主张始汉说。一反明清以来成千上万的人士和书籍早已约定俗成的说法，将造成“科举”概念的混乱。唐宋时期“科举”二字单独使用的时候，一般情况下便是专指进士科举。唐人李肇《唐国史补》卷下《叙进士科举》还用“进士科举”一词来概括关于进士科举的专门记述。《唐国史补》卷下《曲号义阳子》也载：“贞元十二年，驸马王士平与义阳公主反目，蔡南史、独孤申叔播为乐曲，号《义阳子》，有团雪散云之歌。德宗闻之，怒，欲废科举，后但流斥南史、申叔而止。”蔡南史、独孤申叔为进士，唐德宗因此事认为进士中存在某些浮华轻薄之风，因此“欲废科举”，这里的“科举”便专指进士科举。又《旧唐书》卷一七一《李渤传》载：李渤“坚苦不仕，励志于文学，不从科举，隐于嵩山，以读书业文为事。”与隋唐时其他“二科举人”、“制科举人”、“应四科举”、“应嘉遁科举”等用法不同，这两条史料是历史上所见单独使用“科举”二字的最早记载，都是特指进士科。王安石罢止明经诸科只保留进士一科后，实际上是将明经等诸科合并到进士科中去。改革后的科目虽名为进士，但以经义为重，究其实，则类似于以前的明经科。唐宋科场中长期存在以经术或以文学为主要考试内容的激烈争论，王安石的改革也只是经术派的暂时胜利，后来两派矛盾妥协的结果，是在进士一科中又再分出“经义进士”、“诗赋进士”两途，乃至于后来还有“策论进士”。然而，不论用什么科目名称，这些都属于进士科举，所以后来人们所指的科举便是进士科举。习惯成自然，当人们追溯科举制的起源时，便自然而然地将隋炀帝设进士科作为科举制的起始标志。韩国史籍《增补文献备考》卷一八七《选举考》四《科制》四载：李朝宣祖十七年(1584年)，赵宪疏曰：“我朝贤良、明经等科，才设而旋废，用人之路，只倚科举一事。”这是一条十分珍贵的史料，它清楚地表明，“科举”是不包含贤良和明经等科目的，那么就是特指进士科了。“科目”与“科举”两个概念基本相同，但又略有差异。宋以后科目通常指科举制度，但也可以指汉代的分科目察举人才，科举则专指隋唐以后科举取士。例如，章如愚《山堂考索》续集卷三八《选举》说：“科目肇于汉，兴于隋，著于唐而备于宋。”而在《山堂考索》别集卷一九《士门·科举》中则说：“科举始于隋唐，隋炀帝始置科举之法。”可见，在章如愚的眼里，科目(分科举人之目)始于汉代，但科举制是始于隋代，具体来说便是隋炀帝开始设置的“科举之法”，这里的所谓“科举之法”当然就是指进士科的举送考试办法。元代陆文圭在《墙东类稿》卷四《选举策》中也说：“科目之弊，极矣。天朝神武，混一区宇，科场条贯，废格不用，一扫场屋向时之弊，士始知有务内之学。……以千余年科目之积弊，而骤革于今日。”从元代往上算千余年，当是汉代，其意思则为汉代便有科目了。《续文献通考》卷四八《选举考，荐举》元代部分载：“许纳曰：科举之法，实始于隋唐，后世因之。而科举益盛，然科举与辟举之法并行，故唐之人才为盛。”其意思与章如愚所言如出一辙。唐宋时人说贡举始于汉、进士科始于隋炀帝两者并不矛盾。王安石《王文公集》卷三二《取材》曾说：“以今准古，今之进士，古之文吏也；今之经学，古之儒生也。”《古今图书集成》“经济汇编，选举典”卷六五《科举部汇考》注云：“按科举自隋始，历代以来沿革不同……其汉魏六朝贤良、孝、秀则另人乡举里选、荐举或征辟、对策等部。”并以《通鉴纲目》的记载“炀帝大业二年始建进士科”作为首条，即以此条记载作为《科举部》的起始。可见在清代，科举的概念已清楚地将进士科举与其他科目的贡举区分开来。我们现在通常所说的科举的概念实际上就是清代以来科举的概念。之所以会将隋唐宋初时期明确称为“贡举制”的科目取士也称为科举，那是用清代以后的眼光或观点去反观唐宋时期，而其中关键的一点就在于隋炀帝建立进士科。否则为什么明清以来人们不将汉隋之间贡举也称为科举？贡举是介于察举和科举之间的一个概念。察举不一定有考试，贡举通常有考试，科举则主要依靠考试。隋代以前的贡举考试多为合格考试，科举则通常为竞争考试。王应麟《玉海》卷一一五《选举，科举》二《隋进士科》也说：“炀帝置进士科(孝廉、秀才，犹有乡举里选、诸侯贡士之遗法。至隋炀帝始变之。炀帝置进士科，犹试策而已，唐刘思立加试杂文)。”王应麟将进士科与过去的孝廉、秀才科贡举区别开来，主要根据是隋炀帝设置进士科举时有所变革，已开始逐渐摆脱乡举里选的办法，也就是更多地依靠考试。朝鲜史籍安鼎福《杂同散异。正百官》论“选举科举诸法”时也说：“隋置进士科。臣按：后世进士科始此，专以文词试士也。……至是士皆投牒自进，州里无复察举之制。”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宋以后人们说的科举就是指进士科举。有的学者认为不能用宋朝王安石变法后进士科逐渐取代其他科目，成为后世唯一的科目作为标准。但问题是宋以后绝大多数人所说的科举恰恰就是进士科举。若以“一切以程文定去留”为标准，那么隋以前的明经科已经按考试成绩定去留，就已经可以算是科举，因为明经科由其自身考试的内容和方法所决定，是一种较为客观和刻板的考试，基本上依据考试成绩来录取而很少人为因素的介入。而唐代进士科不完全以考场成绩定去留，反而不是科举了。因此，不论是用“一切以程文定去留”还是用“以文取士”(不限于试卷成绩，还兼采文学誉望)，两者都无法涵盖从隋唐至明清科举的所有情况。科举制的诸多特征是经历漫长的过程才逐渐形成的，但要定下一个起始年代，必有标志性的创制，而真正具有标志性意义且与历史上“科举”一词相符合的，只有隋炀帝创立进士科这一历史事件。四、进士科始于隋炀帝大业元年关于科举制的起源或起始时间，学术界异说纷呈，达十余种之多。因为对科举制含义的理解不同，我们很难说哪一种说法绝对错误。但与此相关的进士科的具体设立时间，应该说符合历史事实的只可能有一种，其他各种说法必定有误。弄清楚进士科或科举制创设于哪一朝皇帝哪一年，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是学术研究向前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必然结果。另外，科举始于开皇七年(607年)说实际上根据不足，但流传多年之后，影响广泛，甚至连国际上权威百科全书都采用了这一说法，可以说已经到非辨析清楚不可的时候了。开皇七年说的始作俑者是日本著名东洋史学家宫崎市定。其实，宫崎市定对科举起源和房玄龄的科名出身问题并未作深入细致的考辨，没有举出任何那怕是间接的史料来证明进士科始于开皇七年。他只是将邓嗣禹首先发现的房玄龄科名与年龄存在矛盾的史料，用来解释开皇七年始建进士科说而已。但这一史料至多只能推论进士科可能出现在开皇十五年(595年)或十六年(596年)，而无法证明是开皇七年。尽管后来也有不少学者论述房玄龄是开皇年间的进士，但也有不少人认为将房玄龄定为开皇年间进士出身是有问题的。台湾学者张宝三认为，两《唐书》所云“举进士”，“进士”是否为隋文帝开皇时实有之科目名称，尚难确定。两《唐书》一修于五代，一修于北宋，述事而以后代制度例之，亦非无可能。杜牧所说房玄龄为进士亦难遽信；《梁彦光传》所云参加“宾贡之礼”者不可能是进士，而是孝廉或明经。由此推测《房玄龄碑》中的“俯从宾贡”，也是举为孝廉或明经。对于开皇七年说的内在矛盾，笔者《科举制的起源与进士科的起始》一文辨之已详，于此不再细论。《北史》卷二六《杜铨传》附《杜正藏传》载：正藏“大业中，与刘炫同以学业该通应诏。被举时，正藏弟正仪贡充进士，正伦为秀才。兄弟三人，同时应命，当世嗟美之。”这条史料是同时载明进士科与秀才科，表明并非以“进士”来指代“秀才”，非常有力地证明隋炀帝大业年间进士科的存在。在辨析隋唐之际进士、俊士、秀才等科目产生与存废问题时，由于史料不多，在历史记载不够全面细致的情况下，我们往往需注意“消极性质的史料”，以常识、常情、常理去考察、分析和推断。梁启超认为历史研究中有时应该留意“消极性质的史料”，他指出：“某时代有某种现象，谓之积极的史料；某时代无某种现象，谓之消极的史料。”“此等史料，其重要之程度殊不让积极史料。……此等史料正以无史迹为史迹，恰如度曲者于无声处寄音节，如作书画者于不著笔墨处传神。但以其须向无处传之，故能注意者鲜矣。”从发掘“消极性质的史料”的角度思考，令人值得注意的是，为什么古代所有学者都说是隋炀帝始建进士科，却没有人说进士科是隋文帝所创立？特别是去隋不远的唐五代，薛登、杨绾、杜佑、刘肃等那么多精通贡举历史的人士一再明确说“炀帝始建进士科”，却从来没有任何人提出不同说法？历史上没有关于隋文帝与进士科有关系的任何记载，在古代特别是唐代没有任何人否认隋炀帝创建进士科，此等重要的“消极史料”，昭示出这一历史事实：进士科是隋炀帝创立于隋炀帝时而不是隋文帝时。正因为如此，对中国科举研究甚深的邓嗣禹虽然首先发现了房玄龄的科名与年龄的矛盾问题，却没有说是隋文帝首建进士科，而是怀疑房玄龄“年十八举进士”等历史记载恐有伪脱。读书要读空白处，从字里行间往往可能看出文字背后的历史真相。明确进士科为隋炀帝所创置，接下来必然要进一步探究具体为隋炀帝何年。近年来，一些研究隋唐科举制的专家已越来越将焦点集中于隋炀帝大业元年(605年)。最早提出大业元年说的学者是陈直，1963年，他根据1902年洛阳出土《隋北地太守陈思道墓志》所记“公弱冠及进士第……以大业二年卒”，认为进士科始于大业元年。只是陈直未能落实大业元年的具体月份。1996年，笔者在《科举考试的教育视角》一书中，初步提出进士科应始于大业元年闰七月(与复国子学同时)的论点。2000年，我在《科举制的起源与进士科的起始》一文中又进一步详尽论证了该观点。高明士较早时赞成开皇七年说，认为“宫崎市定的这些看法，堪称卓见，尤其指出科举起源于开皇七年，而且断定当时的科目有三科，实是莫大的贡献。”不过，他也不认为隋文帝时已设进士科，但有其前身的“宾贡科”，连同秀才、明经共三科，并认为两《唐书》为玄龄做传时，采用当代用法，但将碑志的“俯从宾贡”改为“举进士”。开皇七年所建立的是“宾贡科”，此“宾贡科”到大业三年改为进士科与俊士科。1999年，高明士在《隋唐贡举制度》一书中补充了自己的观点，认为隋炀帝“又变前法”设置进士科与俊士科的时间可能在大业元年，而定于大业三年的令，并说“炀帝‘变前法’(此处之法，指贡举科目制度)，也可与‘复开庠序’措施同视为文教措施之一”。并参考陈直关于进士科起始时间的考证，认为“进士科之建制，自以大业元年为是”。考察隋炀帝建立进士科的具体时间，当联系其恢复国子监的举措。隋代和唐初，科目的设置与中央官学存在着对应的关系，国子监六学便与六个贡举常科相对应。唐初乡贡进士绝少，进士多数来自官学毕业生。尤其是俊士，更是与学校密不可分。《唐摭言》卷一《述进士上篇》言“若列之于科目，则俊、秀盛于汉、魏”，其中“俊”即俊士，指汉代太学中的博士弟子。本来“进士”和“俊士”这些科第名目最初就是与学校教育相关联的。《礼记·王制》说：“命乡论秀才，升之司徒，曰选士。司徒论选士之秀者而升之学，曰俊士。升于司徒者不征于乡，升于学者不征于司徒，曰造士。……大乐正论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诸司马，日进士。司马辨论官材，论进士之贤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论。”这是有关科举制度渊源的非常重要的一段记载，不管它是先秦的记载或是汉代的追记，至少这是最早出现“俊士”、“进士”名目的中国载籍，而隋代设立进士科的古本依据便是《礼记。王制》的这段记载。这一国学造士和论升进士的过程，实际上是当时高等学校培养学生和选拔毕业生的过程，它与乡论秀士、司徒推选俊士的阶段一起，构成了一整套培养和选拔人才的制度。隋炀帝创立选拔俊士考升进士的做法既以《礼记·王制》为蓝本，则与恢复国子学在同时进行是很自然的事。另外，韩国科举史上有“司马”的科名，这是模仿唐代的制度而来。韩国史籍赵在三《松南杂识》“科举类，进士”载：“芝峰曰：今以生员进士为司马，出于《王制》，又取唐学舍生员名。”但中国现存史籍似乎未载唐代称国子监生员为“司马”，这要么是韩国科举的创制，要么是唐代史籍缺载。唐承隋制，韩国科举史上采用唐代中央官学生员的名称“司马”，这也从旁说明隋唐科举制度与学校教育的密切关系。因此，根据大业元年闰七月关于恢复国子等学的诏书记载，从而间接推断进士科亦应与此同时设立，是有相当的道理的。将进士科具体创立时间逐渐缩小到大业元年，是在排除各种其他可能性之后得出的结果。据《隋书，炀帝纪》载，下诏选举人才的记录共有大业元年正月、大业元年闰七月、大业三年四月、大业五年六月、大业十年五月等五次，采用排除法，可以判断炀帝始建进士科是在大业元年闰七月。如果说进士科不是出现在大业元年，那么谁能指出是在哪一年？实际上其他各种说法根据明显不足，都不如大业元年说来得充分和有道理。穷原竟委，大业元年说已经是最接近历史真相的研究结论。因此，我们可以明确地说：科举制起始于隋炀帝大业元年，到清光绪三十一年废科举兴学堂，在中国历史上整整存在了1300年之久。
古代各个朝代科举的特点
科举是中国古代读书人的所参加的人才选拔考试。它是历代封建王朝通过考试选拔官吏的一种制度。由于采用分科取士的办法，所以叫做科举。科举制从隋代开始实行，到清光绪二十七年举行最后一科进士考试为止，经历了一千三百多年。隋朝：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起源中国古代科举制度最早起源于隋代。隋朝统一全国后，为了适应封建经济和政治关系的发展变化，为了扩大封建统治阶级参与政权的要求，加强中央集权，于是把选拔官吏的权力收归中央，用科举制代替九品中正制。隋炀帝大业三年开设进士科，用考试办法来选取进士。进士一词初见于《礼记·王制》篇，其本义为可以进受爵禄之义。当时主要考时务策，就是有关当时国家政治生活方面的政治论文，叫试策。这种分科取士，以试策取士的办法，在当时虽是草创时期，并不形成制度，但把读书、应考和作官三者紧密结合起来，揭开中国选举史上新的一页。唐代科举特点：科目繁多重诗词歌赋唐代科举的一个非常显著特征就是进士科的崛起，并成为了士子出身人仕的首要途径。进士科考试在唐代趋向于以诗赋为主，不仅如此，应进士科者将自己的文学创作择优编成文卷，投献给当时达官贵人或文坛名人求得他们赏识推荐，以提高知名度和及第机会，这种习尚称为行卷。宋代科举特点：轻视诗词重视实际能力殿试策论因时间限制等原因，多数情况下文采一般。但它作为文学体裁，其中也不乏佳作。由于宋代文官政治的实行，大批文人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他们不仅在政治上有发言权，在文坛上也是左右风气的领袖人物。因此，宋代文人多为官僚、学者、文士的复合型人才，其知识结构远比汉唐广博宏大。明清科举特点：八股取士重文章格式明清科举考试，皆以八股文为主要内容。八股文的字数每多变化，明《四书》的题目规定要写二百字以上，《五经》的题目规定要写三百字以上。应试者为求胜出，往往愈写愈多，到了清康熙四十三年，始规定每篇八股文不能超过七百字，以后即奉为定则。仅就八股文的形式而言，其内容也自有一定之规。
科举制度废除时间 ，古代科举考试废除的过程？
光绪三十一年(1905)慈禧太后下诏书，宣布自光绪三十二年开始废除科举。科举是中国封建皇朝选拔人才的一种考试制度。始于汉代，隋唐时期形成制度。明清两代考生首先参加童试，参加者无论年龄大小，一律称为儒童或童生；录取入学后称为生员，也就是秀才。秀才分三等，成绩最好的中凛生，由官家按月发给粮食；成绩次好的称增生，不供给粮食。廪生和增生有一定名额限制。成绩再次的是附生，就是才入学的附学人员。取得秀才资格的人才能参加正式科举考试。正式科举考试分为乡试、会试和殿试三级。乡试每三年在省城举行一次，称大北。录取的人称举人，第一名叫解元，第二名称亚元。会试于乡试的第二年春天在礼部举行，录取者称贡士，第一名叫会元。殿试是最高一级的考试，由皇帝亲自主持，参加考试的人是贡土。考取后称进士，第一名是状元，第二名称榜眼，第三名叫探花。合称三鼎甲。二甲赐进士出身，第一名称传胪。三甲赐同进士出身。上面所提到的解元、会元、状元，即所谓“三元”。根据这一制度秀才是功名的起点。如果在三级考试中都名列第一，这就是连中“三元”。据史书记载，自实行科举考试起至废科举，连中三元的有十三人。他们是：唐朝的张又新、准元翰，宋朝的孙何、王曾、宋庠、杨置、王若叟、冯京，金朝的孟宋献，元朝的王崇哲，明朝的商辂，清朝的钱檠和陈继昌。1905年9月2日，袁世凯、张之洞奏请立停科举，以便推广学堂，咸趋实学。清廷诏准自1906年开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并令学务大臣迅速颁发各种教科书，责成各督抚实力通筹，严饬府厅州县赶紧于乡城各处遍设蒙小学堂。科举制度是隋以后各封建王朝设科考试选拔官吏的制度，由于分科取士而得名。汉代已有考试取士之法，但系临时措施，并未形成定制。隋文帝废除为世族垄断的“九品中正制，于开皇七年(公元587年)设志行修谨、清平干济二科。炀帝时始置进士科。唐代于进士科外，复置秀才、明法、明书、明算诸科，又有一史、三史、开元礼、童子、道举等科。武则天亲行殿试，并增设武举。其由皇帝特诏举行者称制科。诸科之中，惟进士科为常设，最为重要。宋以后各朝科举制仅有进士科。唐宋进士科主要考试诗赋。宋神宗熙宁时，玉安石改用经义。元、明、清均用具法。明清两朝的经义以《四书》、《五经》的文句为题，规定文章格式为八股文，解释须依朱熹《四书集注》等书。19世纪80年代后，随着西学的传播和洋务运动的发展，科举制度发生改变。1888年，清政府准设算学科取士，首次将自然科学纳入考试内容。1898年，加设经济特科，荐举经时济变之才。同时，应康有为等建议，废八股改试策论，以时务策命题，严禁凭楷法优劣定高下。戊戌变法失败后，慈禧下令所有考试悉照旧制。1901年9月清廷实行“新政”后，各地封疆大吏纷纷上奏，重提改革科举，恢复经济特科，1904年，清廷颁布《奏定学堂章程》，此时，科举考试已改八股为策论，但尚未废除。因科举为利禄所在，人们趋之若鹜，新式学校难以发展，因此清廷诏准袁世凯、张之洞所奏，将育人、取才合于学校一途。至此，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最终被废除，科举取士与学校教育实现了彻底分离。
科举考试作弊:古代科举考试如何处罚作弊考生？
有着一千多年历史的科举考试完全称得上是古代的高考了。科举之路，一可光宗耀祖，二可顺利踏上仕途娶娇妻发大财，真可谓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面对如此诱惑，古人为顺利地考取功名，可谓费尽心思，夹带半个巴掌大的蝇头书进入考场、贿赂官吏、买通负责搜身的士兵、种种方法不胜枚举。为防止考生偷偷携带数据进入考场，官方专门在每个考场安排一个负责搜身的兵勇。可这样的安排依旧难免产生士兵与考生相互勾结，各取其利的现象。这个时候准考证便应运而生了。在古代，准考证称为浮票，清朝时期参加考试的考生考试前每人发一张“票据”和“座位便览”，没有这两样东西的不准进入。为防止代考者，准考证详细地记载着考生的身高、面色、有无胡须、胎痣等身体特征。考生进入考场时，监考官拿着准考证一一看过，才能进入考场。除了准考证这道防线，考生报考时也有一条可以防止考生作弊的防线。古代科举考试无论贫贱都可以报考，到明清时期则规定娼、优、隶、皂这四种人的子弟必须在三代以后才有报考的资格，这未免显得不近情理。官方要求考生报考时必须五个结保报考，意为五人彼此相互担保报考，若以后参加考试谁有作弊行为，则五个人都要受到牵连。虽然有这两道防线，但仍不免闹出许多笑话。譬如注明考生身体特征的准考证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作弊行为，但其实用性还是显得有些令人怀疑。稍微有一两个长相差不多的人站在一起，恐怕就难以辨认孰真孰假了。相比较而言，古代防止作弊的措施里最有效的应该是搜身了。据说金国时期，负责搜检的士兵一般都不识字，这是为了以防士兵与考生勾结在一起。“解发袒衣，索及耳鼻”《金史》里的这句话则说明当时金国搜检考生达到了必须解开发髻，袒露衣服，连鼻子耳朵都要细细搜索的程度。可见，金国对科举作弊的严惩态度。后来因这样检查读书人有辱斯文，受到不少官员的反对，于是改成了考试之前必须在考场指定的地方沐浴洗澡，然后换上官方准备的衣服。这样一来，明显显得斯文文明许多，作弊现象也大减。“应试生儒举人监生，但有怀挟文字、银两，并越舍与人换写文字者，俱问发充吏，三考满日为民；若系官吏，就发为民。”这段明史史料便记载了明代严惩作弊者的法规，轻者罚款，重者还要坐牢房、发配到边疆充军，若是官吏还要贬为庶民。由此可见，古代高考作弊与防作弊真是五花八门，趣味横生，也恐怕只有严惩才能完全禁止作弊现象了。
弹棉花的故事由来 弹棉花工艺的工作原理
“弹棉花”，是中国传统手工艺之一，历史悠久，我国至迟在元代即有此业，时至今日仍有操此行业者；旧时，农村有不少贫苦农民和工匠因生活所逼，整年在外地为人弹棉絮，俗称“弹棉郎”。 元朝时候，松江一带种了许多棉花，但老百姓还是缺衣少布，为什么呢？因为没有动手术，人们没法有效利用棉花，产量效益低下，然后有一位黄道婆，从海南崖山向黎族人民学习了一手很好的纺织本领，她下决心要改革家乡的纺织技术，使乡亲们生活得更好些。她是怎么做的呢？ 黄道婆回到自己的家乡后，请来了村里一位资深的老木匠，根据崖山人民用两根细长铁棍转动，轧去棉籽的方法，设计出了木制手摇轧棉车。这种轧棉车，是靠两人手摇，一人下棉籽，又干净又省力，效率大大地提高了。但有了轧棉车，还是用原来的小竹弓来弹棉花，还是慢呀！黄道婆又去找弹棉花的师傅，商量改革弹棉工具。改革出来，就是今天我们偶尔能见到的4尺多长的木制绳弦大弓。这样，纺织技术得到了极大的提高，老百姓也能穿上各种各样、五光十色、美丽鲜亮的棉布衣服了。 下来来介绍一下这个弹棉工具： 一弯弹弓（北方弹棉花的弓子大多采用自然生长的弯曲树木，南方弹棉花的弓子基本采用竹片。当然也有讲究的，是用木料制作的。而弓弦都一样，均用牛筋。）弹花的主要工具是一个杉木弓，檀木锤。弹花者腰系板儿带，竹条系在身后，高出头顶两三尺。竹条超出肩膀的部分向前弯曲，用来悬挂弹花弓。如下图： 工作原理：将需要加工的原料（棉絮），均匀摊于喂棉帘上，原料由两对工作罗拉送给刺辊，进棉罗拉（两对相对旋转且带螺纹的粗轴辊），由于罗拉旋转，棉层在给棉罗拉强有力的握持下，不断喂入，棉层受到的握持力不断减弱，当锯齿对棉絮的钩取和摩擦的作用力大于它所受的握持力时，棉絮中被梳理开的纤维就逐渐被刺辊带走。刺辊与给棉罗拉间约有近千倍左右的拉伸，所以，棉絮被分离为单纤维状态，棉纤维中粘附的杂质比重大，在刺辊的高速运转作用下，产生较大的离心惯性力，当刺条滚筒离开给棉罗拉到排杂口这一段距离时，这些杂质就在离心惯性力作用下，沿着滚筒外圆的切线方向，不断抛射出去。而棉纤维的比重较小，离心惯性力也小，又被锯齿钩住，随着齿条滚筒进入接棉板，在气流的作用下，经输棉通道送到集棉尘笼表面，形成棉层，随着尘笼转动，经压棉辊压平，送入二道喂棉板，同前道原理相同，而混有灰尘和短纤维的空气，穿过尘笼网孔，经风机风道，送入除尘装置。出棉宽度在进行一定的调节，两边的拉杆向外拉，加长宽度，两边拉杆向里推，宽度缩窄。形成的棉层，送入卷棉辊筒，自行缠绕在木辊表面。
书起源于什么时候？最早的书是什么形式和材质的？
图书是记录语言的，语言是用文字表达的。没有文字就不可能有书。文字是怎样起源的呢？ 在远古时候，文字还没有产生，人们只能依靠语言来表达思想，传达消息。但是声音不能传得很远，也不能保存和记录下来。人们需要交流思想，需要积累和传播知识。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只有靠口传记忆了，可是，时间长了，事情多了，就会忘记，就会记错，那怎么办呢？我们的祖先为了补救这个缺陷，曾经创造了许多帮助记忆的方法，其中最重要的是利用实物来唤起记忆，这就流行了“结绳记事”、“刻木记事”和“堆石记事”等等各种方法。 “结绳记事”，就是在绳子上打结，用结子的大小、多少和位置来表示不同的意义。现在，这种记事方法在汉族中已绝迹了，可是在我国兄弟民族中，如云南的僳僳族、哈尼族，台湾的高山族，都还有这种结绳记事的习惯。 除了结绳，刻木记事也非常流行，就是在木头上刻上许多不同的符号来表示不同的事物。这种结绳和刻木是帮助回忆记事的符号，是书的前身，但还不算文字，如果要说“文字”，就是以后发展起来的“图画文字”。 我们的祖先把从事生产劳动，与周围环境有着密切关系的事物画在他们所居住的洞穴壁上。在我国周口店山顶洞以及法国、西班牙的深山古洞中，都发现和留存着旧石器时代人所绘的画，这些画画得很逼真，使人一见就知道是什么意思。后来，就慢慢地只用几根线条来组成一个大概形似的轮廓，把原来复杂细致精确的图画，简化为一定形式的图案符号，使人们看到这个符号，就能知道代表什么事物，这么一来，这些简化的原始文字符号就和语言有了意象关系。以后就逐渐地用它来代替语言表达思想，进而交流经验、传播知识，这样，便出现了原始的图画文字。这种图画文字，起初是很不统一的。 有繁有简，后来就有人进行整理、统一、简化，也使书写方便了。当时，整理创造文字的人很多，这里要说的就是传说的仓颉造字。我国古代曾有这样的记载，说仓颉长有4只眼睛，非常聪明，生下来就会字。他上观日月星辰，下看山川鸟兽，仓颉就根据它们的形象，创造出文字来。但是话又说回来，历史上是否真有仓颉这个人呢，这就很难说了，这都是根据传说和古书的记载流传下来的。不过，说它长有4只眼睛，文字是他一人创造，这是不符合事实的。因为文字是劳动人民经过长期的社会生活共同创造的，仓颉只不过对文字进行搜集和整理罢了。 早在3000多年前的殷代后期，就出现了有关占卜吉凶的书。当时纸尚未发明，人们就地取材，以龟甲和兽骨为记录材料，把占卜的内容刻在龟甲或兽骨上，这就是最早的图书---甲骨的书。 我国最早的书还有“简策”、“版犊”、“帛书”。用竹做的”称“简策”。把竹筒破成一条条又窄又平的细分签，就可用笔在上面写字，当纸使用。一条竹签叫“简”，许多条竹签连结在一起叫“策”。“简策”最早出现在南朝中叶。 用木头做的书称“版牍”。把树锯成若干段，再将段锯成薄片就叫“版”，在“版”上写字后，就叫牍。把薄片编起来，就是“版牍”。“帛书”是写在丝织品帛上的书。
金兰之交是一种怎么样的交情？结拜礼仪程序有哪些？
金兰:指牢固而融洽的友情，源于《易经·系辞》“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Xiù，气味的意思）如兰”。后来用于结拜兄弟姐妹的代称。 最早出自《周易—系辞上》：“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嗅如兰”。所以金兰之交比喻朋友间的同心合意、生死与共。 兰花被称为君子之花，其香被喻为王者之香。兰花这古已有之的香祖地位，使得长久以来人们习惯于把比较神圣的事情与兰沾上一些边，比如说“金兰之交”。 金兰说法来自《世说新语•贤媛》“山公与嵇、阮一面，契若金兰”，这个说法大概来自于《易•系辞上》：“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嗅如兰。”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朋友交情深厚，后来，根据这些个典故，朋友间情投意合，进而结为异姓兄弟或姐妹，称结金兰（契若金兰）。 以前的规矩，义结金兰后，要交换谱贴，叫金兰谱或叫兰谱，因此还有一个说法叫做“换贴”，也是两个人拜把子结金兰的意思。 按照习惯，结拜的时候按人数各用一沓红纸写出每人姓名、生日、时辰、籍贯及父母、祖及曾祖三代姓名的《金兰谱》，然后摆上天地牌位，根据年龄的大小，依次焚香叩拜，一起读誓词。比如武侠小说经常看见的“黄天在上，今日某某和某某结为异姓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之类的。 结义有规范性的礼仪程序，即以自愿为基础，通过协商、同意，选择吉日良辰，在一个大家都认为较适宜的地方，如祠堂等，上挂关公等神像，下摆三牲祭品，即猪肉、鱼、蛋（按人数计算，每人一粒），以及一只活鸡（男结拜为公鸡，女结拜为雌鸡），一碗红酒和“金兰谱”（也称立誓言，内容附后）。“金兰谱”每人一份，按年龄大小为序写上各人名字，并按手印。仪式开始后，每人拿一炷香和“金兰谱”。然后，把鸡宰了，鸡血滴入红酒中，每人左手中指（女人右手）用针尖刺破，把血也滴入红酒中，搅拌均匀，先洒三滴于地上，最后以年龄大小为序，每人喝一口，剩下的放在关公神像前。这种形式，有的也叫“歃血立盟”。 结义者不分男女老少，人数无限定，但必须是奇数，同年人同性结拜，男的称兄弟，女的称姐妹，一般青少年时期进行，多为志趣相投，或同病相怜或是各有所求。旧社会结拜礼节习俗较多:是宗亲者不结拜；是姻亲者不结拜；有辈份差别者不结拜；八字不合者不结拜；破族规者不结拜（以前族内如与别宗族结怨，立誓定规不与某族结好、婚娶等的族规）；没通过盟誓仪式者不算正式结拜等等。随着社会进步和文明程度提高，人们认为只要彼此好相处，不必拘泥于某种形式。当然现实中尚有部分结拜的青年人，对旧时礼节相对淡薄，仪式一般从简，多以口头盟誓为主，隆重者则在关公神像、“祖师公庙”或其它神明面前按礼仪习俗举行盟誓。要结为盟友的青年人在结拜前一般须经各方家长同意，因为长辈阅历较丰富，比较慎重。 结拜仪式后，参与结拜人之间即以兄弟称呼，有的在称呼前加“契”“兰”、“谊”等字，也有俗称为老大、老二、老三意味着生死与共，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凡遇婚丧喜庆、过年过节等，均以兄弟关系来往。
“万岁”的来历：＂吾皇万岁万万岁＂口号万岁起源于哪个朝代？
“万岁”一词最早只是表示人们内心喜悦和庆贺的欢呼语罢了。到秦汉以后，臣子朝见国君常呼“万岁”，但并不是皇帝的唯一专擅的称呼；称呼他人为“万岁”，皇帝也不管。此时，“万岁”一词还是比较平常的。到了汉武帝时，他想把“万岁”据为己有，但民间遇到值得庆贺的事，还是有人呼“万岁”。到了宋朝，皇帝才真正不许称他人为“万岁”。 “万岁”这个词，在历史上，一是用作人们欢呼用，二是用作封建帝王特定的称谓。 秦汉以前，欢呼“万岁”是很普遍的事情。《战国策》中《冯谖客孟尝君》一文记载：冯谖在薛地，替孟尝君烧掉了百姓们的债券，大得人心，“因烧其券，民称万岁”，这个“万岁”就是人们由于内心喜悦以示庆贺的欢呼语。 汉武帝曾想把“万岁”攫为己有。但是人们一到高兴时还是欢呼“万岁”。他禁不了，也无可奈何。以后，对“万岁”的使用，越来越严。从宋朝开始，“万岁”成了皇帝的专用名词。皇帝成了“万岁爷”。如果有大臣被称“万岁”，就是犯禁，要受到重罚。宋代着名的忠臣寇准，有一次与温仲舒同行，路上遇到“狂人”，迎着他的马高呼“万岁”。这事被寇准的政敌向皇帝告发了，寇准因此罢去同知枢密院的高级职务，降为青州知州。后来，如果谁再随意欢呼“万岁”，就会遭到杀身之祸，到了明代，规定更加严格，除了“万岁爷”，还有“千岁爷”、“九千岁”等称谓。 中国人都知道，以前的皇帝都有一个称呼，那就是“万岁”，不过最早的“万岁”倒不是皇帝独有的。它的演变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战国以前，传世文献中并未有“万岁”之记载，但在一些铭文中已多有“万年无疆”“眉寿无疆”这样的字眼。然而它并不是专对天子的赞颂，而仅是一种行文款式，铸鼎者皆可用。与此同时，“万年”一词也出现在《诗经》中，如“寿考万年”“君子万年”“天子万年”“万寿无疆”等，从其语境可知，这大多是人们常用的祝福语。宋人高承就曾指出：“万岁，考古逮周，未有此礼。”战国以降，“万岁”一词开始成为一个较为流行的词语，它的含意大体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它的字面含义，即祝福长寿长生的歌颂词；二是表示致敬赞叹的欢呼语；三是表示“死后”的讳称。此后，伴随着专制皇权的确立和加强，这样一个拥有多重含义的词语开始为帝王所独有，并逐渐成为最高统治者皇帝的代名词。 真正把“万岁”两个字变为皇帝独享的那是汉武帝，当时随着儒家的被皇帝定于一尊，“万岁”也被儒家定于皇帝一人。从此，“万岁”成了最高封建统治者的代名词。稽诸史笈，这是汉武帝精心炮制的政治谎言的产物。史载:元封元年“春正月，行幸糇氏，诏曰:“朕用事华山，至于中岳……翌日亲登嵩高，御史乘属，在庙旁吏卒咸闻呼万岁者三。登礼不答。”“呼万岁者三”，谁呼的，荀悦注曰:“万岁，山神称之也”原来，是神灵向汉武帝高呼“万岁”，以致敬礼；而且，汉武帝向神灵致意还礼，无不答应，真是活龙活现！汉武帝为了神化君权以强化封建专制而编造的“咸闻呼万岁者三的神话，成了后世臣民给皇帝拜恩庆贺时，呼万岁”——雅称“山呼”的不典之典。 第一个喊出“毛主席万岁”的人 曾有报道称，近现代着名的爱国主义者和民主主义教育家黄炎培是第一个喊出“毛主席万岁”的人。 1949年3月，黄炎培在中共秘密组织的帮助下，辗转到达北平。当天晚上，刚进北平西郊的毛泽东设宴款待黄等20多位知名民主人士。第二天，毛泽东又单独设晚宴招待黄炎培，两人畅谈时局直到深夜。这是其他人士没有得到的殊荣，黄炎培心潮澎湃。到第三天，时任北平市市长叶剑英在国民大戏院开欢迎会时，黄炎培情不自禁地振臂高呼口号：“人民革命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 也有文章称，第一个喊出“毛主席万岁”的人是蒋介石。文章说，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共两党在重庆进行了为期43天的谈判，期间，蒋介石曾6次高呼“毛主席万岁”。 中国台湾媒体人张友骅说：“那天，站在台阶前迎接的蒋介石一见毛泽东走进官邸，就一连高喊了3遍‘毛主席万岁！’”蒋介石日记里面也写道，他说他很佩服毛泽东——以毛泽东那样大的烟瘾，居然在跟他对谈的8个小时里，没有抽一根烟，这个让蒋介石着实“吓了一大跳”。
古人为什么竖着从左往右写字？从五方面分析原因
长久以来，国人都是竖着写字的，直到近代，这种写字风格才伴随着西方文明在我国的深入而消失！不可否认这又是一种中华文明的退场，而现在的我们是否还知道这种文明是如何进场的呢？ 具体说法有如下几个： 1、最早是在竹简上写字 古人之所以竖着写，是因为在造纸术发明以前，古人是在竹木简牍上写字的。竹木简牍都是窄长的竹木片，用绳串起来可卷成册。“册”字就是简牍的象形字，而打开卷册自然是右手执端，左手展开方便。所以，书写也就是自上而下，从右往左了。古时竹简的书写，是一片片单片写好后再装订的。 2、汉字的特点和人的书写习惯 从汉字的特点和人的生理习惯来看，一个字的笔顺自然是从上至下来、从左到右方便。如果从右往左横写，写左半部时，毛笔势必挡住右半字形，不便于安排结构，影响结字的美观。而每个汉字的末笔都是在中下或右下，写完上一字的末笔紧接着写下一字的起笔，竖式书写比横式书写更便于笔势的连贯。.古代人写字都用墨水的，而且古装的袖口大多比较宽松，从右往左写，左手的袖子可以避免沾上未干的墨水，并能托住右边的袖口，在古装戏中很常见的； 3、古人以右为尊 汉字书写的自上而下，自右而左，也反映了古人的尊卑思想。古代，上为君，为父母;下为臣，为子女。右为大，左为小，“无出其右”就是没有超过的意思。 4、跟在石头上刻字有关 阿拉伯文、希伯来文都是从右向左书写的，据说这与古代人在石头上刻字有关，对于一般人来说，左手拿钎子，右手拿锤子，刻字的方向自然是从右向左的。 5、故意的! 先人传下来的右起左行，成为了惯例，即使感到不方便，也要故意地遵从。直到辛亥革命以后，借鉴西方文化优点，与国际社会接轨，汉字书写形式才逐步改成现在的横排、由左向右书写。
阴阳五行学说：简介及五行的详细解说
阴阳五行，可分为“阴阳”与“五行”，然而两者互为辅成，五行必合阴阳，阴阳说必兼五行。阴阳五行是中国古典哲学的核心，为古代朴素的唯物哲学。阴阳，指世界上一切事物中都具有的两种既互相对立又互相联系的力量；五行即由“木、火、土、金、水”五种基本物质的运行和变化所构成，它强调整体概念。阴阳与五行两大学说的合流形成了中国传统思维的框架。 阴阳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一对范畴。阴阳的最初涵义是很朴素的，表示阳光的向背，向日为阳，背日为阴，后来引申为气候的寒暖，方位的上下、左右、内外，运动状态的躁动和宁静等。中国古代的哲学家们进而体会到自然界中的一切现象都存在着相互对立而又相互作用的关系，就用阴阳这个概念来解释自然界两种对立和相互消长的物质势力，并认为阴阳的对立和消长是事物本身所固有的，进而认为阴阳的对立和消长是宇宙的基本规律。 阴阳学说认为，世界是物质性的整体，自然界的任何事物都包括着阴和阳相互对立的两个方面，而对立的双方又是相互统一的。阴阳的对立统一运动，是自然界一切事物发生、发展、变化及消亡的根本原因。正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所以说，阴阳的矛盾对立统一运动规律是自然界一切事物运动变化固有的规律，世界本身就是阴阳二气对立统一运动的结果。 阴和阳，既可以表示相互对立的事物，又可用来分析一个事物内部所存在着的相互对立的两个方面。一般来说，凡是剧烈运动着的、外向的、上升的、温热的、明亮的，都属于阳；相对静止着的、内守的、下降的、寒冷、晦暗的，都属于阴。以天地而言，天气轻清为阳，地气重浊为阴；以水火而言，水性寒而润下属阴，火性热而炎上属阳。 任何事物均可以阴阳的属性来划分，但必须是针对相互关联的一对事物，或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这种划分才有实际意义。如果被分析的两个事物互不关联，或不是统一体的两个对立方面，就不能用阴阳来区分其相对属性及其相互关系。 事物的阴阳属性，并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这种相对性，一方面表现为在一定的条件下，阴和阳之间可以发生相互转化，即阴可以转化为阳，阳也可以转化为阴。另一方面，体现于事物的无限可分性。 阴阳学说的基本内容包括阴阳对立、阴阳互根、阴阳消长和阴阳转化四个方面。 五行是指木、火、土、金、水五种物质的运动。中国古代人民在长期的生活和生产实践中认识到木、火、土、金、水是必不可少的最基本物质，并由此引申为世间一切事物都是由木、火、土、金、水这五种基本物质之间的运动变化生成的，这五种物质之间，存在着既相互滋生又相互制约的关系，在不断的相生相克运动中维持着动态的平衡，这就是五行学说的基本涵义。 根据五行学说，“木曰曲直”，凡是具有生长、升发、条达舒畅等作用或性质的事物，均归属于木；“火曰炎上”，凡具有温热、升腾作用的事物，均归属于火；“土爰稼穑”，凡具有生化、承载、受纳作用的事物，均归属于土；“金曰从革”，凡具有清洁、肃降、收敛等作用的事物则归属于金；“水曰润下”，凡具有寒凉、滋润、向下运动的事物则归属于水。 五行学说以五行的特性对事物进行归类，将自然界的各种事物和现象的性质及作用与五行的特性相类比后，将其分别归属于五行之中。 五行学说认为，五行之间存在着生、克、乘、侮的关系。五行的相生相克关系可以解释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而五行的相乘相侮则可以用来表示事物之间平衡被打破后的相互影响。 五行表达了阴阳之间的关系。五行在生命体内的相互依存，表达了阴阳之间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关系；五行之间的相互制约，表达了生命运动所具有的内部规定性；五行的运动和转化，表达了阴阳之间不断发生力量变化的消长关系；五行不能独立存在，同生同灭，表达了阴阳并行不悖的关系。阴阳之间的这种重要关系，也无法用五种物质关系来理解。五行所描述的是不能分割的一体关系，是生命体内的互相支持、互相制约又不断变化的关系，而不是五种独立个体之间的关系。 在中医学理论体系中，处处体现着阴阳五行学说的思想。它被用以说明人体的组织结构、生理功能及病理变化，并用于指导疾病的诊断和治疗。 阴阳五行，是阴阳学说和五行学说的合称。是上古认识自然和解释自然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阴阳学说认为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是在阴阳二气的相互作用下孳生着、发展着和变化着的。
存折的历史起源：它为什么可以作信用凭证？
据史书记载，我国历史上最早的信用机构是南北朝的“质库”(类似典当业)，到了唐朝中叶出现了“柜坊”等，凭证有相互约定的实物，即具体的一样东西，较多的则使用“凭贴”、“书贴”、“文券”、“券契”等，为单纸或折纸式的单笔往来的记录，可以说这就是“存折”的前身。 钱庄的雏形源自明朝中叶，它是伴随着商品经济发展而产生的民间信用机构，当时称“钱肆”、“钱桌”或“钱店”。开始只是兑换货币，后逐步发展才产生存放贷业务，也就有了较正规的存折。随着沿海贸易的发展，到明末清初，钱庄已形成兑换货币的市场，到了清朝中叶，钱庄已成为一个有相当规模的行业。 钱庄那折叠式的存折，比较精致的外加硬板纸做的抽插式封套，套子外边还用各色布料包贴装饰得很美观。展开存折可看到右上角由发证一方交付粘贴的每枚壹至贰角的印花税票，还有从右到左纵式排列用工整秀丽的毛笔字体记载的存取日期和款项。这就是中国传统的书写工具和约定俗成的书写形式，拉开来看，那齐整匀称的折叠形式，让人很自然便产生意会，故称其为“存折”。 随着金融市场化，存折普及得如同人民币一般，然而，最早的“存折”又是什么样子，它为啥可以作信用凭证？据史书记载，我国历史上最早的信用机构是南北朝的“质库”（类似典当业），到了唐朝中期出现了“柜坊”等。 如果再追溯“存折”的另一种意义，即折叠样式的源起，应该说是造纸术的发明使我们的祖先放弃了曾经在竹简上刻字的办法，在接受了使用纸张便捷的同时却保留了展读的习惯。以后，随着钱庄业从鼎盛走向衰落，这种折叠式的存折也就随之退出了历史舞台，而存折的名称却沿用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