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牢关之战：李世民如何一次消灭窦建德 王世充
王世充派人求窦建德救自己，窦建德凭什么来救呢?能解围吗?李世民怎么应对十万大军? 唐李世民率军在洛阳城下进攻王世充，胶着时，消息传来，窦建德率军来援洛阳的王世充。乱世中，政治生态非常简单，投有永远的朋友，也投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 王世充和窦建德，这两个人并不友好，从前他们双方经常打仗，尤其是王世充，毒杀皇泰主之后，他祢帝，建立所谓的大郑，派出许多人马抢河北窦建德的地盘，双方互有杀伤。实际上，双方是有冤仇的，互相血拚过。但是，当唐军对自己步步进逼，当秦王李世民率领八万大军来攻打自己的时候，王世充就不停地派出了一拨又一拨的使节，干吗呢'就是装孙子来到河北哀求夏王窦建德来救他。 夏王窦建德当然也不是傻子，当时他就沉吟，好久也投给王世充回信，他也不能贸然出击。不久，他手下一个参谋，就这样劝窦建德，最终使窦建德下定决心来援救王世充。那么这参谋是怎么说的呢' 他讲，隋灭亡后，天下大乱，剩下三家最强，夏、郑与唐，我们形成三足鼎立了。灭郑后，定灭我们夏。应该支援王世充，夹击，反包围，胜算极大。如呆郑国可灭，再灭它。再把谋士弄在我们这里，就可以与李唐争天下。这话，打动了窦建德，率十五万军左右，号祢三十万，从河北来支援王世充。李唐军队非常紧张害怕。特别是一些老将，劝李世民，当今投别的，我们大半年了，死伤这么多，现在投别的办祛，我们只能先撤，再找机会。李世民拍板，进攻，对抗。绝不撤军。派李元吉，在洛阳继续包围，自己抽三千五百人玄甲兵去武牢关。后来一二万来严阵以待，准备与窦建德相斗。3月26日，李世民率大将领着五百骑兵，东行二十里，向窦建德逼进。六人慢慢逼近窦建德，只剩下二三里地远了。 李世民来到附近，侦察兵看到了。这六人并投有引起往意，都以为是巡逻兵误走到这里，都认为随便就可以弄死他们。投有大批人马往意他们。李世民大喝一声，我秦王也，不得了，炸了营了。他的英名是天下流传。;别人道他是孤胆英雄。这些军将也想这些人是运气好，现在是掉下大馅饼，要生擒他。这些人冲出来，李世民他们手下确实害怕，五六千人来击，不得不急。李世民说，你们先撤，我们两个掩护你们。与尉迟恭断后。二人杀死几十人。如此上百人不一会儿就报销了。李世民确实是英勇高强。如此边走边打，很快到达秦琼他们埋伏处。这些人杀出来，玄甲军能战，结果把夏军打得大败。笫一战，给了窦建德下马威，李世民写信给窦建德，教训他。窦建德一直猛攻，也是一直攻不下，李世民与他们处于胶着状态了。 窦建德准备进攻，摆出大军，窦建德派出大军再派三百精兵来挑战。喊话，要跟秦王说话。两军对垒，各派三百兵，斗乐消遣。李世民派两百人，王君廓率兵来打。互有胜负，李世民是一种示弱。想激起夏军速胜之心，当然也有副作用，唐军看到败仗，也会畏惧。机会来了，窦建德大阵前，一马上骑着王琬，来回驰骋，绣花枕头一个，这是隋炀帝的御马，嵌满珠宝，来回显摆。李世民识马，只往意这马，是好马。尉迟恭请擒来，李世民制止，不能因匹马损大将。尉迟恭冲到王琬面前。结果眼睁着看到这样，一句话说不出来。窦建德阵前也投人敢出来，都惊呆了。尉迟恭把王琬打得半晕，牵回这匹好马。 (赛建德恼羞成怒，立即调动大军来袭，李世民怎么应对大军压阵?). 李唐军队在李世民指挥下不出来，想消耗窦建德，从上午直站到中午，夏军疲劳极了。这时，他们开始席地而坐。甚至互相争水。一片混乱。武牢关上的李世民大喜，命人去冲阵。战阵一下子乱了。李世民下令冲锋。唐军大军冲出来，李世民身先士卒，窦建德得知消息，即刻迎战，但是文武百官正赶去朝会，走到半路，窦建德的军队正往外冲，一下子死了不少人。唐军杀入，厮杀得激烈。李世民手下直接突入到夏军营中心，手举旗帜，一直穿到夏营最后端。几千唐军把唐军旗帜张扬起来，唐军与夏军正厮杀，看到到处是唐军旗帜，夏军兵将斗志消失，认为唐军包围自己了。马上战斗力消失，四散而逃。兵败如山倒，唐军绝对胜利。基本消灭了夏军主力。窦建德英雄无用武之地，被生擒，迭到李世民跟前。李世民还特生气，斥责他。窦建德说，今不自来，烦君远取。， 李世民马上派兵来到洛阳城下，王世充一听说夏王来了，觉得自己有救了。飞奔城头，一看，夏王来了，但是是被绑在马上示众呢，他眼泪下来了。夏王说，我投救得了你。王世充成了汨人。王世充还是招集众将，拚死突围吧。几个将领说，不要想突围了。夏王是唯一的指望，这个仗打不下去，只能投降了。王世充也是个狠主，此时却不敢杀人了。这么多大将都是这个态度，只能率两千多人集体出城门跪拜，献城投降。由此，李世民击败夏与郑，两个最大的敌对势力被灭。二人被迭到李渊面前，窦建德是英雄，被斩首。王世充，被李渊乱骂。王世充叩头，解释说，罪该万死，但是您儿子答应不让我死。 王世充是献城投降，李渊不能失信，下诏赦免死罪，但是活罪得流放，这对王世充是英大思惠。能活比什么都强。王世充等待被流放。这么阴险的人就能善终吗'不可能，被暂时安排在长安的驿舍里。一天，有人来报，使臣来了，王世充说，肯定要赦免了，与哥哥出来了。诏使看兄弟俩，掏出一把大刀，把王世充哥哥砍下脑袋了。王世充大惊，也被杀。来杀的是独孤修德，他们兄弟几个人父亲是犯孤机，跟着皇泰主的，王世充杀掉独孤机等人，这时，独孤修德报仇来了。李世民表面还得处罚。独孤修德替父报仇才是最重要的。王世充家族仍得流放。半路上，下诏全部斩首。投一个活下来。王世充兄弟也躲不过这一劫。 王世充手下文臣武将却不能幸免了。像徐世勐与雄信是老乡。看到单雄信在名单中，坐不住了。徐世勐后来被赐姓李，后来成了李勐，唐高宗时还率军平了高句丽。替四个帝王完成了心愿。唐在那儿设置了安东都护府。这时，他年轻，求李世民，但是李世民更坚决，救单雄信投门。李世民本襟怀宽广，但是对这个就不能饶恕。徐世勐投办祛。单雄信说我固知汝不办事。他们是真哥们。徐世汨如泉涌，我本想与兄长一起死，谁来赡养您的父母，我还得继续为唐卖力。单雄信内心也惑动，行刑时，徐世勐跪在他面前，剖下并递一块自己大腿的肉给他吃，等于我跟您一起死了，不辜负结盟的意愿。单雄信死后，徐世勐的确尽到了赡养的义务。
东西魏沙苑之战：战局稍有变化都将改变历史
沙苑大战，是东西魏对峙时期一场至关重要的战役，即便放在整个中国历史的大背景下审视，此战也具有极深远的意义。我们若做个不负责任的假设，把当时的胜方与败方对调一下，则不仅南北朝的进程将被完全改变，数十年后开启的隋唐盛世也将不复存在。历史如果可以重来一次的话，不知身为当事人的高欢与宇文泰，会作什么感想。 宇文泰虽然在小关击杀了高欢的大将窦泰，却奈何不了天气的异常。前一年的大饥荒非但没有停息，反而更加猛烈地在北方蔓延。西魏的关中地区继续大片干旱，东魏的山西各州也出现了类似的灾情。幸运的是，东魏的损失远比西魏要小，相较于西魏的全国受灾，东魏只是局部受灾。灾区的百姓流入非灾区的山东、河北、河南等地，客观上舒缓了饥荒的规模;同时，东魏的粮食储备充足，高欢下令开仓赈灾，终于有效控制住了灾情。 关中就没有如此好事了，老百姓的死亡率达到了可怕的七成以上，换言之，一个五口之家，平均只能存活一到两人。西魏的军粮供应，也开始告急。 宇文泰为此忧心忡忡，苦思对策。尚书直事郎中宇文深提醒他，乘着士兵还有战斗力，出关攻下东魏的弘农(也叫恒农，北魏避献文帝拓跋弘的名讳而改，位于今河南三门峡西)，夺取当地的粮仓，既解决军粮的问题，又先发制人，防备高欢落井下石。 宇文深是宇文泰的族子，颇通韬略，常与宇文泰不谋而合。宇文泰立即采纳了他的建议，为了殊死一搏，西魏几乎调动了全部精锐。 大统三年(公元537年)八月，宇文泰率领关中的十二位将军，兵力约一万(可见西魏受灾后的惨状)，讨伐东魏。这十二位将军，按照《周书》上的排位，依次是：李弼、独孤信、梁御、赵贵、于谨、若干惠、怡峰、刘亮、王德、侯莫陈崇、李远、达奚武。 十二人大致可分为三类：李弼、独孤信、赵贵、于谨、侯莫陈崇五人，是大统十六年西魏六大柱国的二到六位;梁御、若干惠、怡峰、刘亮、王德五人，地位与六大柱国相当，可惜死得比较早，没能排入柱国的名单;李远和达奚武的地位稍低(前面十位基本上都有车骑大将军以上的职务)，日后列位六大柱国督统的十二大将军。 宇文泰的治兵原则，是由诸位将军节制部众士卒，分统各军，战争时彼此独立，又相互配合，最大限度地发挥士兵的战斗力。这种看似松散的组织形式，借鉴于鲜卑游牧部落的兵制，又有所改进，是将来西魏府兵制的雏形。 宇文泰在潼关誓师，以于谨为前锋，死中求生，势如破竹，先攻下潼关以东的盘豆(今河南阳平西北)，继而拿下弘农，生擒了东魏的陕州刺史(东魏陕州治所在弘农)李徽伯，俘虏八千守兵，附近的东魏郡县纷纷归附。在弘农粮仓，西魏将士得到了久违的军粮。 弘农失守的消息让晋阳的高欢坐不住了，不到一年，旧恨未除，又添新仇。而此时的他，正与行台郎中杜弼纠缠于惩办贪污的问题。 东魏官员大量贪污，是北魏末年遗留下的老问题。高欢认为，天下三分，西有宇文泰，南有萧衍，若严以治官，武官去了关中，文官逃往梁国，东魏就留不住人才了，当务之急，是消灭敌人，而非整治内部(这一见识，就比宇文泰要差不少了)。高欢准备出兵，杜弼执拗地要求先除掉掠夺百姓的“内贼”，高欢不作回应，命令手下军士左右排开，张弓搭箭，高举刀斧，让杜弼从下面经过。杜弼吓得汗流浃背，哆嗦不已。 高欢轻蔑地看一眼杜弼，缓缓说道：“搭箭而不射，刀举而不落，这样你都失魂丧胆。各位将领东征西讨，九死一生，即便有贪污的行为，毕竟贡献更大，岂可随意处治?” 高欢的话镇住了杜弼，却简直是强词夺理。这就相当于说，一个人如果杀了三个坏人，那么他再杀两个好人也是值得赞扬的!高欢的这套理论，一直贯穿于东魏—北齐治国理念之中，可想而知，会是个什么结局。 高欢说服杜弼，便亲点十几万大军，南下蒲津(即蒲坂以西的黄河渡口)，摆出渡河架势，又命高敖曹领兵三万出洛阳，围攻弘农。他的策略很明确，宇文泰若守，就把你堵死在弘农，若退，则正好半路截杀，叫你一个都回不到关中。 风声传来，宇文泰心知不可久留。他命将士装备足够的粮草，主力撤出弘农，火速入关。西魏军刚离开，高敖曹的军队就将弘农团团包围。 史书浩如烟海，却时常会有莫名其妙的疏漏，比如宇文泰留下守弘农的这位将领的姓名，从《周书》《北齐书》到《北史》，都不见记载。此人不会是十二将领之一，但也不该是名不见经传的小辈，因为他守弘农守得相当不赖，在人数绝对劣势的情况下，没让高敖曹占到任何便宜。高敖曹只好采取围而不打的策略，切断了西魏军的粮道。 形势朝有利于东魏的方向发展，高欢手下有两种意见：一种以右长史薛琡为代表，强调以静制动，认为西魏军的粮草维持不了很久，东魏军无须渡河，只要临河观望，挨到来年，必能困死宇文泰;另一种以侯景为代表，认为东魏军人数占优，没必要全军而进，可以分为两军，前后行动，以便接应。前者明显是文人的观点，意欲坐收其利，但夜长梦多，高欢哪里等得了那么久?后者是武夫的观点，把军队分一部分给侯景这样的人统领，高欢也不放心。 高欢认准了胜利近在眼前，他下令从蒲津急渡黄河，抢在宇文泰之前进入关中。 黄河西岸是老将王罴守卫的华州(治所冯翊，今陕西大荔)。王罴自孝文帝时代就镇守关中，孝武帝西迁后，他对西魏政权忠心耿耿，且勇猛无比，多次击退东魏的进攻。宇文泰派使者给王罴报信，要他小心提防。 王罴回复了一句话：“老罴当道卧，貉子哪得过!”借名发挥，把高欢和他的十万大军比作貉子，这是何等的气魄。 高欢大军来到冯翊城下，阵前喊话：“王老将军，宇文黑獭将败，何不早降?” 王罴站在城头，大吼道：“此城便是王罴的墓冢，我生死不离。想死的请过来!” 华州毕竟不是高欢的目标，攻之无益，这块硬骨头还是放到以后再啃。东魏军绕过冯翊城，又涉过洛水，屯兵许原以西(今陕西大荔西南)。 宇文泰此时才到达渭水南岸，紧急征召各州士兵，一时半会儿还聚不起来。两军兵力相差悬殊，西魏众将建议按兵不动，宇文泰说：“若让高欢进军长安，则情势大乱;现在他远道而来，立足未稳，此乃天要亡他，正可打他个措手不及。”说罢，西魏军造起浮桥，数千名轻骑兵每人带上三天的粮食，北渡渭水，辎重留在南岸，由老弱残兵押送，向西跟进。 十月，宇文泰到达北岸的沙苑(今陕西大荔南)，探马来报，西北六十里便是东魏军大营。大家的神经顿时紧张起来，忽见宇文深一个人哈哈大笑，举双手向宇文泰道贺。 宇文泰不解，问他何故发笑。宇文深答道：“高欢在河北，深得人心;他若是老实待着，消灭他并不容易。如今孤军渡河，深入我们的地盘，他的士兵恐怕也有所不愿吧。究其原因，高欢是要报窦泰被杀之仇，刚愎自用，含愤前来，这叫‘忿兵’，一战可擒。道理再明白不过，为何不道贺呢?” 宇文泰大喜，下令各军整装迎敌。第二天清晨，高欢探知西魏军的位置，大军从许原浩浩荡荡开来。李弼向宇文泰献计：“敌众我寡，不可平地列阵。沙苑以东十里有一处渭水拐弯处，俗称渭曲，三面环水，芦苇丛生，我军可先埋伏在那里，以待高欢。” 宇文泰依计而行，移军渭曲(所以此战也叫渭曲之战)，并分出东、西两翼，李弼指挥西翼方阵，赵贵指挥东翼方阵，背水伏下口袋阵，相约以鼓声为号令。 傍晚时分，东魏大军来到渭曲。都督斛律羌举说：“芦苇丛深泥泞，不利于我军作战，不如远远相持，分拨精锐骑兵偷袭长安，端掉宇文黑獭的老巢，叫他不战而败。” 斛律羌举的主意很毒，然而高欢一心报仇，并未发表意见。他望着芦苇丛若有所思：“放把火烧死敌军，怎么样?” 侯景不同意：“应当生擒宇文黑獭以告天下，一把火烧了，无法分辨尸体，谁会相信!”(还没打就想着认尸的事了，东魏军中一片乐观情绪) 镇兵出身的都督彭乐盛气凌人，请缨决战道：“我众敌寡，一百个抓他一个，还怕打不赢?!” 高欢深受鼓动，便以全军猛攻渭曲，孰料一头就撞进了西魏的口袋阵。渭曲的东、西、南三个方向都是伏兵，北面的入口又被东魏军前呼后拥的大队人马阻塞，士兵们有进无退，动弹不得。茂密的芦苇做了西魏士兵最好的掩体，东魏士兵看不清敌人的数量，一个个排队上门送死。 时机成熟，宇文泰亲自擂起战鼓。西魏士兵挥舞兵器，喊声震天，于谨等各军从正面扑了上来。西翼的李弼身先士卒，率领麾下六十多人的铁骑，横向冲入东魏阵中，把高欢大军截为数段。李弼的弟弟李檦身材瘦小，却异常勇猛，骑在马背上犹如隐身人一般，斩杀敌人不费吹灰之力。东魏士兵惊恐万分，远远见了他便大呼“快躲!”乱成一团。 两军杀得天昏地暗，直至深夜还未罢休。东魏阵中的彭乐被刺破肚腹，肠子外流，他把肠子塞入腹内，回身续战。西魏那边的将军耿令贵杀得遍体通红，全是敌兵的鲜血，宇文泰也不禁唏嘘。 东魏士兵越战越少，高欢想要收兵再战，却完全指挥不了混乱的兵势，各营军士死散一空。高欢惆怅半晌，还是不愿退兵(十几万大军就这么毁在沙苑……)。大将斛律金劝道：“如今兵心离散，不能再打了，赶快回河东吧!”连喊了几声，高欢仍在马上发呆不语，斛律金挥鞭打马，才强行拖走了高欢。黄河岸边无船可渡，部将为高欢找了一匹高大的骆驼，涉到河中，才有渡船靠近，狼狈逃往东岸。弘农方面的高敖曹听说高欢大败，也退回了洛阳。 宇文泰追到河边，见高欢远去，便停止追击。他从东魏俘虏中留下两万多士兵，其余全部释放(僧多粥少，困难时期侥幸取胜，宇文泰已经相当满足，多余的士兵只能放回去便宜高欢了)。西魏军回到渭水南岸，几天前所征的各州军队正好赶来集合，宇文泰让士兵到战场上每人种一棵柳树，以纪念这场来之不易的胜利。 沙苑之战，西魏军以一敌十，歼灭和收编东魏军八万以上，所获粮草器仗不计其数。弱小的西魏政权得以巩固，宇文泰受封柱国大将军，十二员大将加官晋爵。高欢在小他十一岁的宇文泰面前，大栽了跟斗，此后再也没能踏足关中。
泓水之战：周朝堂吉诃德宋襄公的搞笑表演
发生在公元前638年，交战双方是宋国(今河南商丘一带)和楚国(长江中游和汉水流域一带)。战争的发动者是宋襄公，结果宋败楚胜。宋襄公以“仁义”起家，也以“仁义”覆败。泓水之战就是他以“仁义”指挥战争遭到彻底失败的一次战例。 背景：宋襄公名兹甫，为宋桓公嫡子，很长就被立为太子。宋桓公快死时，兹甫一再请求把君位让给庶兄目夷，目夷当然不敢担当，兹甫又推让一番，然后当上国君。因此时人称他是讲“仁义”的国君，宋襄公名利双收，尝到了讲“仁义”的甜头。宋襄公即位后第八年，齐桓公病死，五子争位，齐国内乱，齐太子昭逃到宋国后，经宋襄公帮忙继位，是为齐孝公。齐本是东方大国，且齐桓公是春秋第一个霸主，而宋襄公平定齐国内乱，代它立新君，无形中宋国的地位就在齐国之上了。于是宋襄公准备出场当霸主。宋襄公仿齐桓公的做法，准备召集一些诸侯举行会盟，借以抬高自己的声望。他怕大国诸侯不听号令，就约请几个小国诸侯，但是连小国诸侯也没有按时到齐，甚至还有诸侯中途偷跑回国。宋襄公被激怒，对小诸侯诉诸武力，接着宋襄公准备同大国打交道，以便确定他的霸主地位。 当时大诸侯国有齐秦晋楚等，但齐自内乱后已经衰弱，秦晋则离中原还远，暂时并不妨碍宋襄公称霸，只有楚国，才是宋襄公称霸唯一的对手。楚成王时国力强大，鲁陈蔡郑等中小诸侯国都被迫同楚国订立盟约。宋襄公打算拉笼楚国，这样同楚国结盟的诸侯国自然也会一起过来，他的霸主地位也就可以确定了。公无前639年春天，宋襄公约请楚成王和齐孝公在鹿上会盟，要求楚成王约请他的盟国出席下一次诸侯会盟，楚成王答应了。秋天会盟时，楚成王带着那些中小诸侯国如期而至，可是在会上楚成王一声令下，楚兵就把宋襄公拿下。楚成王押着宋襄公，带领楚军一直打到宁国都城商丘，幸亏目夷早作准备，楚军一时攻不下破城。后来楚成王觉得宋襄公已经没有利用价值，就卖个人情把他放了。 标榜“仁义”的宋襄公要报仇，但总得找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才行。凑巧，公元前638年，郑国国君去朝见楚成王却不朝周天子，所以宋襄公要惩罚郑国，而且郑国兵力不强，容易战胜，再者郑是楚盟国，打败郑国也能出口气。 泓水之战：郑打赢宋而向楚救援，楚成王立刻发兵，直攻宋国。宋襄公急忙领军回赶。宋军赶到泓水(故道在今河南柘蔗)北岸，楚军也已到达泓水南岸。 宋军列好阵，楚军正在渡河，目夷劝宋襄公趁楚军渡河混乱击之，宋襄公却说讲仁义的人不能乘别人困难时去攻打;楚军过河后，还没摆开阵势，目夷劝宋襄公趁楚军阵势未列即刻发动攻击，宋襄公却说讲仁义的人不能攻击不成阵势的队伍。楚军摆好阵势杀过来时，宋襄公才下令还击，但宋军少而弱，楚军多而强，结果宋军大败。 回到宋国，大臣们埋怨宋襄公丧失战机，宋襄公却理由十足地争辩说：“讲仁义的人不去伤害已经受伤的人，这叫作‘君子不重伤’;也不去捉拿头发已经花白的老人，这叫作‘不擒二毛’。我怎能忍心向没有摆好阵势的敌军发动进攻呢?” 宋襄公伤势很重，泓水这战后几个月就死了。 分析：宋襄公一向标榜所谓“仁义”，在战争中也想亮出这面旗子，哗众取宠。其实，在阶级社会里“仁义”不过是统治者欺骗人民，笼络人心的幌子。宋襄公尝过“仁义”的小甜头后，就不分场合，不会条件地到处搬用“仁义”，甚至在强大的敌人面前，也来这一手。结果骗人害己，最后连自己的性命也送掉。泓水大败这一事实本身就是对所谓“仁义”的虚伪性的绝大讽刺。 毛泽东曾经写过：“我们不是宋襄公，不要那么蠢猪式的仁义道德。我们要把敌人的眼睛和耳朵尽可能地封住，使他们变成瞎子和聋子，要把他们的指挥员的心尽可能地弄得混乱些，使他们变成疯子，用以争取自己的胜利。”
秦晋崤之战：秦国第一次妄图称霸中原失败
春秋中期，秦在穆公即位后，国势日盛，已有图霸中原之意。但东出道路被晋所阻。周襄王二十四年(公元前628年)秦穆公得知郑、晋两国国君新丧，不听大臣蹇叔等劝阻，执意要越过晋境偷袭郑国。晋襄公为维护霸业，决心打击秦国。为不惊动秦军，准备待其回师时，设伏于崤山(xiao二声”)(今河南省洛宁县东宋乡王岭村交战沟)险地而围歼之。十二月，秦派孟明视等率军出袭郑国，次年春顺利通过崤山隘道，越过晋军南境，抵达滑(今河南偃师东南)，恰与赴周贩牛的郑国商人弦高相遇。机警的弦高断定秦军必是袭郑，即一面冒充郑国使者犒劳秦军，一面派人回国报警。孟明视以为郑国有备，不敢再进，遂还师。 晋国侦知，命先轸率军秘密赶至崤山，并联络当地姜戎埋伏于隘道两侧。秦军重返崤山，因去时未通敌情，疏于戒备。晋军见秦军已全部进入伏击地域，立即封锁峡谷两头，突然发起猛攻。晋襄公身著丧服督战，将士个个奋勇杀敌。秦军身陷隘道，进退不能，惊恐大乱，全部被歼。 秦是春秋时的西方大国，穆公在位时又以贤名著称。他重用百里奚、蹇叔等一批贤臣，国势渐强，从此竭力图谋向东发展，参与中原争霸斗争。他先后支持晋惠公、晋文公二位国君归国，其目的也正在于为实现这一战略目标而在东方寻求盟国或立足点。晋在文公时，同秦国保持了一段良好的关系。在城濮之战中，秦又出兵助晋，帮助晋文公登上了霸主的宝座。 周襄王二十二年(公元前630年)，晋文公会同秦穆公围攻郑国，讨伐郑国对晋怀有二心。晋军驻在函陵(今河南新郑县)，从东、北方面围郑;秦军驻在氾南(今河南中牟县南)，从西面围郑。郑文公为挽救国家危机，派特使烛之武劝说秦穆公：晋、秦围郑，郑国知道要灭亡了。但是郑国灭亡对于秦国来说并无好处，它只会增强晋国的力量。而晋国力量的增强则是秦国力量的削弱。如果不灭郑国，而留下它作为秦国的东道主，供奉秦国往来的使臣，这对于秦不是更好吗?何况，贵君曾有恩于晋君，晋君答应割给秦焦、瑕之地，但晋君早晨渡河归国，晚上就对秦国设防。晋如果向东并吞了郑国，那么向西不侵掠秦国，土地从哪里取得?所以灭郑其实是损害秦国以利于晋国的下策，请贵君考虑吧! 烛之武一席话使秦穆公如梦初醒，他不但不再助晋灭郑，反而与郑国单独结了盟，并留下杞子、逢孙、扬孙三位大夫助郑戍守，自己则率兵归国了。 秦军撤退后，晋大夫狐偃等对穆公的背信弃义行径大为不满，主张攻击秦军。晋文公则从大处着眼，认为秦有恩于晋，攻击秦军是不仁。 同时，晋为保持中原霸权，失去秦国这样一个盟友也是不智。所以，晋也与郑国媾和，然后退了兵。晋、秦伐郑事件虽然这样结束了，但它却为秦、晋交兵种下了远因。 周襄王二十四年，郑文公、晋文公先后谢世。戍郑的秦大夫杞子等向穆公密报，说他们掌握着郑国都城的城防，建议穆公派兵偷袭郑国，由他们作内应，则郑国可灭。秦穆公多年以来处心积虑谋求向东发展，这个建议正中下怀，如能袭取郑国，即可进入中原，分享晋国的霸权。 于是，穆公向大夫蹇叔征求意见。蹇叔说：辛劳大军远道奔袭，这是我从未听说过的。跨越千里去袭击别人，人家怎么会不知道?我军长途跋涉，精疲力尽，人家有所准备，是不会成功的。但袭郑的诱惑力很大，穆公主意早已拿定，遂不听蹇叔意见，命令百里孟明、西乞术、白乙丙三帅率兵东进。 秦军袭郑，由秦都雍(今陕西凤翔县)至郑都(今河南新郑县)，历程一千五百余里，中经桃林、肴函、轘辕、虎牢等数道雄关险塞，是一次冒险性的军事行动。 周襄王二十五年，春二月，秦军经过王都洛邑北门，"左右免胄而下，超乘者三百乘"，表现轻佻无礼。秦军行抵滑国(在今河南偃师县之缑氏镇)，遇郑国到周做生意的商人弦高。弦高见状，一面以滑国国君名义先送四张牛皮，然后送牛十二头，犒劳秦军，说："寡君闻吾子将步师出于敝邑，敢犒从者。不腆(厚)敝邑，为从者之淹(久)，居则具一日之积，行则备一夕之卫。"一面派人乘传车急回国内报告。 郑穆公获得弦高报告，立即派人去探察秦将所居的馆舍，见秦兵已"束载、厉兵、秣马"，准备作战了。于是，郑穆公派大夫皇武子辞谢秦将说：君等久留在敝国，敝国已无法供应粮秣、牛羊。听说君等要离开，郑国有原圃，就像秦国有具囿一样，请你们自己去猎取麋鹿，让我们闲暇一下如何?秦将见机密已泄，杞子逃亡到齐，逢孙、扬孙逃亡到宋。 秦帅孟明见内应已逃遁，郑国有了准备，认为"攻之不克，围之不继"，不如退兵，就袭灭滑国，满载战利品而还。 晋在文公的国丧之中，得到秦国偷袭郑国的情报，中军帅先轸认为，秦穆公不听蹇叔忠告，而以贪婪兴师，这是上天赐给我们击敌的机会，力主攻击秦军。大夫栾枝则认为没有报答秦穆公赐给的恩惠，反而攻击他的军队，这不是为先君着想。先轸说："秦不哀吾丧，而伐吾同姓，秦则无礼，何施之为?"又说："吾闻之：'一日纵敌，数世之患也。'谋及子孙，可谓死君乎?"襄公采纳了先轸建议，发兵击秦，并联合姜戎一道行动。襄公穿着丧服亲自督军，梁弘为他驾车，莱驹做车右。晋与姜戎联军在肴函地区的东、西肴山之间设下埋伏。 公元前627年四月，秦军进入埋伏圈，在晋与姜戎夹击下，全军覆没，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等三帅被俘。 晋军全胜而归，文嬴(文公夫人，襄公嫡母)向襄公请求释放秦国三帅，说他们是构成秦、晋二君间隙的罪魁，请让他们回国去接受杀戮。襄公即释放了秦国三帅。先轸得知，责备襄公处置失当。襄公又命阳处父去追击，秦三帅已登舟渡河。孟明等三帅回到秦国，穆公不但没有加罪，反而更加信用，使专任军事。 周襄王二十七年，秦孟明率师伐晋，战于彭衙(今陕西白水县东北)，秦师失败。同年冬，晋大夫先且居率宋、陈、郑联军伐秦，取汪及彭衙而还。 次年，秦穆公亲自率军伐晋，渡过黄河，焚烧船只，以示决心死战。 攻取晋国的王官(在今山西闻喜县南)及郊(闻喜西)。晋人不出，秦军掉头向南，由茅津再渡黄河，到达肴山，封肴中秦军尸骨而后还。 此二役则是肴战之余波。 肴之战是春秋史上的一次重要战役。它的爆发不是偶然的，而是秦、晋两国根本战略利益矛盾冲突的结果。秦在肴之战中轻启兵端，孤军深入，千里远袭，遭到前所未有的失败。从此秦国东进中原之路被晋国扼制，穆公不得不向西用兵，"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肴之战标志晋、秦关系由友好转为世仇。此后秦采取联楚制晋之策，成为晋在西方的心腹大患。而晋国为保持霸主地位，也不得不在西、南二方对付秦、楚两大国的挑战。所以，楚虽未参加郩之战，但却是肴之战的最大受益者。
施琅收复台湾：不屑学伍子胥鞭尸放过郑氏
康熙二十二年(公元1683年)六月，施琅奉命率水师2万余人，战船200余号，自铜山(今福建东山)出发，进击台、澎，经过几天奋战，大败澎湖守军。郑军主力悉数被歼，守将刘国轩潜逃台湾。施琅占据澎湖后，对郑军实行招抚。郑克见大势已去，遂同意归附清廷，实行和平统一。 康熙对施琅的以战逼和给予大力支持，当他接到施琅克澎湖的捷报之后，立即下诏郑军：“尔等从前抗违之罪，尽行赦免。仍从优叙录，加恩安插，务令得所。”对郑军是否就抚，康熙也晓以大义：“倘仍怀疑畏，犹豫迁延，大兵一至，难免锋镝之危，倾灭身家，噬脐莫及。尔等其审图顺逆，善计保全，以副朕宥罪施仁至意。”康熙的态度和施琅的以战带和策略完全一致，这就顺利地使台郑集团放心归附。 台湾和祖国和平统一在清初是一件大事，施琅为此立了大功。康熙把台湾的归附看成是施琅为清朝“扫数十年不庭之巨寇，扩数千里未辟之遐封。”他在施琅封侯的“制诰”中称赞施琅“矢心报国，大展壮猷，筹划周详，布置允当，建兹伟伐，宜沛殊恩。”当然，平心而论，台湾的收取，从施琅的坚决态度、施琅的策略以及施琅对郑氏的大度胸怀看，其功是当之无愧的。但是施琅如果没有康熙的支持，他将一事无成。 康熙的支持，对于施琅来说有其特殊的意义。这是因为施琅是个降将，一部分大臣对他有偏见，这增加了康熙对施琅的了解和任用的困难。不过，由于施琅矢志报国，循正为人，不论在提督任上还是在内大臣任内，都没有突出劣迹，因而康熙对他并不反感，而且能够比较客观地去看待施琅，使施琅有机会为国家建功立业。 任施琅为内大臣贬中有褒 正当施琅雄心勃勃希望以武力征服台湾时，康熙下令召施琅入京任内大臣，并下令撒水师，不再议武力征台。这对施琅来说，地位自不如前重要了。康熙这样做，主要是迫于形势，而不是对施琅一意罢贬。这个形势就是朝臣主抚派占了上峰，以及朝臣对施琅的不信任。 当时对施琅的不利因素比较多，他不仅是明郑的降将，而且在1664年和1665年，即康熙三年和四年，前后数次率兵征台未果，损失兵丁。加上后来又出现他有子侄在郑军中的事件。当时清统治集团对明郑降将多不信任，曾下令把这些降清士兵官员迁往内地各省安插。而对施琅当然也不可能例外。这种不信任当然也包括康熙在内，李光地向他推荐施琅为水师提督时，康熙问李光地：“汝能保其无他乎?”这是一部分朝臣的担心，康熙当然不能不考虑到，但当李光地详细和康熙谈了施琅的优点时，康熙便决心用施琅去征台。 施琅虽属武将，但他是一个有心计的人，正如李光地所说：“施琅素不多言，言必有中。口亦不大利，辛辛苦苦说出一句，便有一句用处。”对施琅的为人、学识，李光地也都有过很好的评价。这些对康熙较全面地了解施琅是起了作用的。 起用施琅任福建水师提督 1673年，清朝南方几省发生“三藩之乱”之时，台郑势力便乘机而入，进军闽粤沿海一带，对广东、福建构成严重威胁。仅福建海澄一役，就被围困83天，2万多名清军，8000多匹战马，死亡过半。 1681年，即康熙二十年，清、郑两方都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事件。这一年郑经去世，长子继位之后随即被杀，年仅12岁的次子郑克继位，郑氏集团内部矛盾激化;而清方在这一年却最后平定了“三藩之乱”，能够腾出手来考虑平台的问题，于是，康熙必须重新考虑福建水师提督的人选问题。 康熙曾先后两次就福建水师提督人选事征求过李光地的意见。第一次李光地答以施琅“海上路熟，海上事他亦知得详细，海贼甚畏之。”第二次康熙就“命将”问题又一次征求他的意见，他认为“计量起来还是施琅。” 在李光地的力荐下，几乎没有经过太多周折，康熙于李光地力荐同月便下敕谕，任命施琅为福建水师提督，加太子少保;赞扬施琅熟悉彼处地形，海寇情形，要他到福建去，“克期统领舟师进取澎湖、台湾。” 支持专征收复台湾 鉴于历史的教训，历史上许多战例，不是失在敌强我弱，而是失在将领之间互相掣肘，互相扯皮，而贻误战机。当时福建总督姚启圣、巡抚吴兴祚都想抢征台之功，俱决意出兵。姚启圣虽力主收取台湾，但战略部署以及战术配置，如发兵的时间、地点，多和施琅有分歧;而吴兴祚原来是个主抚派，对海事也并不熟悉。因此，施琅一到厦门，立即上疏要求专征台湾，即军事指挥由他独自决策，并表示为收取台湾，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在一次上疏要求专征时，他更立下军令状：只要“独任臣以讨贼”，臣“必破台湾”，如若不成，“治臣之罪”。 由于康熙的支持。施琅在攻占澎湖、招抚台湾时，不但军事指挥得当，而且招抚郑氏集团，采取的策略十分高明，没有搀杂着半点报私仇的杂念。在这过程中，他说了两段很得体的话：一是部众劝他对郑部“急扑灭之，以雪前仇”。他说：“吾此行上为国下为民耳，若其衔璧来归，当即赦之，毋苦我父老子弟幸矣!何私之与有?”另外一条，是他到台湾后亲自去祭郑成功时说的：“自同安侯(郑芝龙)入台，台地始有居民。逮赐姓(郑成功)启土，世为岩疆，莫可谁何?今琅赖天子之灵、将帅之力，克有兹土。不辞灭国之罪，所以忠朝廷而报父兄之职分也。但琅起卒伍，于赐姓有鱼水之欢，中间微隙，酿成大戾，琅于赐姓，剪为仇敌，情犹臣主。芦中穷士，义所不为。公义私恩，如是而已。” 康熙皇帝对施琅顺利收取台湾，报以极大的兴奋。据说，康熙得到施琅克台的消息，正值中秋佳节，欣然祝酒赋诗。满怀豪情地写道：“牙帐受降秋色外，羽林奏捷月明中。海隅久念苍生困，耕凿从今九壤同。”后来又特地写了一首诗来表彰施琅收复台湾的伟业：“岛屿全军入，沧溟一战收。降帆来蜃市，露布彻龙楼。上将能宣力，奇功本伐谋……”
吴楚之战的结局：楚国的申包胥哭求秦国终于复楚
无论是在春秋时期还是在战国时代，楚国无疑都是一个大国。方圆千里，带甲百万，加之地处南方。除了后期崛起的秦国之外，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与之抗衡。即便后期王翦灭楚，尚且需要六十万的兵力。以王翦在历代名将中的排名来看，楚国的确是一个难啃的硬骨头。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大国，却也曾被一个小国——吴国带来一次灭顶之灾，后来还臣子的眼泪换回来的复国。 春秋时期的大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爱欺负小国。这似乎是一种惯例，大国与大国的争雄是有数的，反倒是那些小国动不动就被人家打。所以说，老大与老二掐架，受伤的总是小弟。吴国也不例外，在当时来看，就是南方的一个小国。总被楚国欺负，在夹缝中求得生存。 都说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消亡。吴国就是这样，一直打掉牙往肚子里咽，终于有一天他不想咽了，还要吐在你的脸上，这个人就是吴王阖闾，夫差的父亲。当然，打仗时需要实力的，除了军事实力之外，将帅也少不了。这个时候有两个重要人物出场了——伍子胥和孙武。这两个人在历史上都是赫赫有名的，伍子胥不用说了，他和楚王有仇，他爹就是让楚王给卸了，他要不是跑得快，也早就喂虫子了。 至于孙武那可是兵圣，兵家的鼻祖，还是齐国的贵族，属于名将世家。他的叔叔就是春秋名将司马穰苴，他的后代还有一个身残志坚的孙膑。至于孙武为何跑到吴国来不太清楚，但至少对阖闾来说是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 孙武的加入让这场战争就有意思了，原本只是实力派的争夺，现在完全变了，那是谋略的对决。后人学习他的兵法尚且出现无数的战神，何况他本人亲自带兵了，这场战争也就没有任何悬念了。 果不其然，孙武只用了三万兵力，五战五捷。据说楚国兵力是六十万，真假与否不清楚，但肯定不少，但最终楚国国都都让人给占了。楚昭王也躲到耗子洞里不敢出来，老爹都让人家给鞭尸了，他出来不得让人家给活活抽死啊! 关键时刻有一个人登场了，他就是申包胥，楚国的臣子，伍子胥的好友。由于站在不同立场，这两个好友开始掐了。申包胥没兵，他也不会带兵，但他有个特长就是哭。于是跑到秦国求救，秦国根本不打算管，你家的事和我有啥关系啊。这个时候申包胥啥也不说就开始哭，一直哭了七天七夜，把秦国国君给烦的啊，我还没死呢，你哭啥，这个晦气。得我帮你，你别在这给我添堵了，让我清静一会吧。就这样，秦国出兵击退了吴军，楚国也复国了。这场战争，以最后楚国胜利而告终，但这场胜利不是用兵戈换来的，而是申包胥哭来的。在整个历史上能和他有一拼的或许只有孟姜女了。
上高会战：被誉为抗战以来最精彩之一战
中方在南昌攻守战中虽然失地丧师，但74军在高安却一支独秀，尽显锋芒，其战绩得到了第九战区的表扬，获得了军委会的嘉奖，蒋介石对其表侄俞济时自然就更加看好了。2个月后，也就是1939年7月，俞济时被调到蒋介石的身边，任侍从室主任。3天之后，军委会的一纸委任书下来，王耀武走马上任，成为74军的第二任军长。这时，74军的编制也作了调整：57师正式归属74军，师长由施忠诚担任;李天霞擢升51师师长;自视甚高，与李天霞积不相能的张灵甫调任58师任副师长，协助师长廖龄奇。74军开始成为按照美式编制建军的队伍，全军总兵力31000余人。这期间，74军的面貌在王耀武的手上又有了很大的改观。王耀武带兵以“严”著称，“严”到近乎“残酷”的程度。士兵衣着不整，罚站;鞋带，皮带扣系不紧，罚站。他对军官则以“打”为主。某日集合时，他正在讲话，某营长却不时偷看旁边树上的两只嘻闹鸟儿。王耀武发现后，当即扯出该营长，狠踢了三脚。每次提拨某人时，他必找借口先打骂而后宣布任命。尽管这种作法不乏封建军阀的味道，但王耀武认为它简单、管用，能培养官兵的服从意识。当然，他也不完全使用“打”、“罚”之法，他曾把自己的3个月薪饷拿出来供给伤兵改善生活，士兵非常感动，因而74军的上下都能为他出死力，打硬仗。转眼到了1940年，这一年，根据美国“援华法案”的协议，蒋介石开始利用美方的贷款来购买美式装备，武装其中央军的精锐，第1、第2、第5、第74军作为首选的4个军，首先实现了从头到脚的更换。其装备不仅在国军中没有部队能达到，在日军中也少有，王耀武攥紧拳头对下属说，“我们要打几场漂亮仗为校长争光，为这身橄榄色添彩。”当时大部分中央军的服装还是灰色，74军的墨绿色就显得十分特别，它成为一种荣誉的象征。“这些美国货真的带劲!”李天霞旗开得胜，高兴得眉飞色舞。现在轮到日军人抓头搔腮的时候了。由于华北共产党游击活动的开展，该地区日军力量明显不敷，日本在华派遣军总部遂决定从华中派遣军中抽调第33师团去支援华北的“扫荡”。第33师团原驻赣北一带，一旦调走该师团，南昌地区将只有一个第34师团担负这一沉重的防守任务了，第34师团长大贺茂满腹惶恐，他向第11军司令官圆部和一郎建议，乘33师团尚未北调之际，发动对南昌周围罗卓英等部的进攻，以减轻他将来守城的压力。罗卓英的19集团军有近10万人，圆部与罗的几次交锋都吃亏不小，如今19集团军中的74军又得到美式武装，这更让圆部心里无底，况且他已接到调令，即将离任，所以他并不分愿意发动这场行动，但大贺茂却是一百二十个坚决请求，这时候，中国派遣军从上海调来池田直三少将率领的独立混成第20旅团到达南昌，以弥补第33师团走后这一地区兵力空虚的窘境，这样，南昌地区约有2个半师团的力量，圆部勉强认为可以一战，遂批准了大贺茂的行动方案。1941年3月14日，南昌日军兵分三路对19集团军发起了“鄱阳湖扫荡战”。北路第33师团15000人自安义武宁直扑奉新一带中国守军;南路池田旅团8000余人从义渡街出发发欲渡锦江而从后背打击上高等地中国军队;中路第34师团20000余人则兵发西山、大城，图谋向西一举攻下高安、上高的中方营垒，确保赣西的“治安”。其实，早在日军行动之前，罗卓英接受上次南昌攻守战的教训，对日军可能采取的突袭计划已有所预备。他将驻高安的74军置于中路，将李觉的70军和刘多荃的49军置于74军的左、右两翼，突出在前，以便在退却中诱敌，运动中歼敌。罗卓英的设想是：待敌被诱至万载、上高、分宜以东，赣江以西时，集各部之力合歼之。战役之初是按照中国人的设想而展开的，但随着池田旅团占领曲江之后，驻守上高、高安的74军遂直接处在日军的攻击之下，王耀武吃惊不小，即令李天霞率部予以坚决堵击。时51师刚刚换上美式装备，李天霞的山炮营、马克沁姆重机枪连正想到战场上去试试威力，因而得令之后，他们的汽车大队在1个时辰之内把部队从120里外的地方拉到曲江南岸，埋伏了下来。3月正是春水上涨之际，曲曲弯弯的江水浩浩荡荡地向东流去。池田所部的2000余人乘坐4艘大船正从曲江上游向后港开来，两岸山景不时引来这些岛国士兵的惊叫。而就在他们忘情山水之时，一种他们再熟悉不过的尖啸声从山间云雾处飞来，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这些啸叫便变成一声声惊天动地的爆炸，在水中，在船上，在人群中飞溅开来。“八格牙路”，一个联队长模样的指挥官挥舞着战刀欲组织船上日军反击，但一梭子马克沁姆*扫过，这位指挥官就倒栽着掉进江里不见了踪影。岸上的火力实在太过猛烈，随着4艘大船相继被炸沉，2000多鬼子几乎没作什么反抗便大都当了水鬼，喂王八去了!
石牌之战：国军之狐胡琏将军的五封遗书大揭秘
大敌当前，恶战在即，胡琏当夜修书5封。在给其父的信中，胡琏以人子之心写道：“父亲大人：儿今奉令担任石牌要塞防守，孤军奋斗，前途莫测……有子能死国，大人情也足慰。”第六战区指挥陈诚电询胡琏：“有无把握守住阵地?”胡琏当即回答：“成功虽无把握，成仁确有决心。”在战斗最激烈时，曹家畈附近的大小高家岭战场上曾经3个小时听不到枪声，并不是因为双方停战，而是双方在进行最原始、最血腥的冷兵器搏杀———拼刺刀，战况之激烈残酷可见一斑。胡琏戎马一生，参加过北伐，也参加过军阀混战，曾经在石牌要塞上与日寇浴血奋战，也曾经在淮海战场上与粟裕“斗法”;孤悬台湾岛外的金门曾经是他“建功立业”的福地，也成了他不堪回首的伤心处。胡琏一生追随蒋介石赴汤蹈火，征战无数，死里逃生，血满弓刀，人生跌宕。胡琏，原名从禄，又名俊儒，字伯玉，陕西华州(今陕西华县)人。1907年，胡琏出生一个贫寒农家。1925年9月，胡琏来到广州，并成为黄埔四期的一名学员。因为四期以后的黄埔军校生都未毕业，所以四期实际就成了黄埔的最后一届。而且胡琏的不少同学如谢晋元、张灵甫、唐天际、袁国平、刘志丹、伍中豪等日后都成了国共两党的栋梁之材。胡琏军校毕业就直接参加北伐上了战场。北伐之后，胡琏所在的部队被遣散，胡琏无处安身，当听说他的陕西老乡兼校友关麟征当了团长，便赶往蚌埠投奔。关麟征非常赏识胡琏，任其为连长。后来，关麟征所在的团并入陈诚的第十一师，这是胡琏成为陈诚“土木系”的开始。第十一师是陈诚起家的底子，是陈诚的命根子。第十一师为第十八军所辖，十一师二字合为“土”，十八二字合而为“木”，而且十一师又刚好有一个土木工程兵营，所以后来就把这个部队称为“土木系”。第十八军和第十一师出了不少名将，胡琏是这个军的八大金刚之一，这个部队也成为国民党的五大王牌之一。1943年5月，日军攻陷宜昌。25日，在湘鄂边境的日寇占领要隘渔阳关后，渡过清河逼近石牌要塞。日军第三十九师团主力，在陆军少将高木义人的率领下，从南面沿长江进犯石牌要塞，威逼重庆。古镇石牌在宜昌县境内，位于长江三峡中最为奇幻壮丽的西陵峡右岸，依山傍水，地势险要。据《东湖县志》载：江南有巨石横六七十丈，如牌筏，故名石令牌，石牌地名即由此而来。石令牌高32米，顶部宽12米，底部宽13米，厚约4米，重达4300余吨，远观之雄伟壮观，气势非凡。长江因它在这里突然右拐110度，构成天堑，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石牌方圆70里，上有三斗坪，是军事重镇，国民党六战区前进指挥部、江防军总部等均设于此;下有平善坝，与之相距仅咫尺之遥，是石牌的前哨，亦为中国军队河西的补给枢纽。石牌下距宜昌城仅30余里，自日军侵占宜昌后，石牌便成为拱卫陪都重庆的第一道门户，石牌失守，重庆将门户洞开，完全暴露于敌火力之下，命悬一线岌岌可危，由此可见石牌的战略地位。为保卫石牌要塞，拱卫陪都，军委会派重兵防守。早在1938年冬中国海军就在石牌设置了第一炮台，并在其左右又修设了第一、第二分台，安装大炮共10尊，作为长江三峡要塞炮台群的最前线。与之相配套的还有川江漂雷队、烟幕队等。当时，第十八军负责戍守石牌要塞，军长方天又以第十一师胡琏部守备石牌要塞的核心阵地。日军在石牌周边集结了两个师团、一个旅团，其中有被称为“钢铁猛兽”的也是日军在中国战场唯一纯野战部队的第十一军，一共10万兵力扑向鄂西，直逼长江峡口。日军对石牌要塞早怀觊觎之心。1941年3月上旬，日军曾以重兵从宜昌对岸进攻过石牌正面的平善坝，并以另一路进攻石牌侧翼之曹家畈。两路日军当时都遭到中方守军的沉重打击，惨败而归。因此，日军这次不敢贸然从正面夺取石牌要塞，而是改变战术，采取大兵团迂回石牌背后的战术，企图一举夺取石牌。蒋介石对石牌要塞的安危极为关注，他不止一次地给六战区陈诚、江防军吴奇伟拍电报，一再强调必须确保石牌要塞的安全。1943年5月22日，蒋介石发来电令：“石牌要塞应指定一师死守。”第十一师是精锐，理所当然驻守石牌。5月26日蒋介石又从重庆发来手令，称石牌为“中国的斯大林格勒”，并严令江防军胡琏等诸将领，英勇杀敌，坚守石牌要塞。胡琏非常清楚这一仗不仅关系到他和第十一师的命运，更关系到民族的存亡。胡琏及其第十一师都做好了杀身成仁、共赴国难的准备。领命以后，胡琏沐浴更衣，带领第十一师全师将士祭拜天地，誓与要塞共存亡，随时准备以身殉国：陆军第十一师师长胡琏谨以至诚昭告山川神灵，我今率堂堂之师保卫我祖宗艰苦经营、遗留吾人之土地，名正言顺，鬼伏神钦，决心至坚，誓死不渝。汉贼不两立，古有明训。华夷须严辨，春秋存义。生为军人，死为军魂，后人视今，亦尤今人之视昔，吾何惴焉!今贼来犯，决予痛歼力尽，以身殉之，然吾坚信苍苍者天必佑忠诚，吾人于血战之际胜利即在握，此誓! 大敌当前，恶战在即，胡琏当夜修书5封。在给其父的信中，胡琏以人子之心写道：“父亲大人：儿今奉令担任石牌要塞防守，孤军奋斗，前途莫测，然成功成仁之外，并无他途……有子能死国，大人情也足慰……恳大人依时加衣强饭，即所以超拔顽儿灵魂也……”在给妻子的信中，胡琏惭愧地写道：“……我今奉命担任石牌要塞守备，原属本分，故我毫无牵挂……诸子长大成人，仍以当军人为父报仇，为国尽忠为宜……十余年戎马生涯，负你之处良多，今当诀别，感念至深……”胡琏熟悉山地作战，他认为虽然日军大炮坦克武器精良，但因不擅长山地作战，因此可采取智取战术。他根据要塞一带山峦起伏、地势险峻的特点，充分利用有利地形，抑制敌坦克大炮之威力。战斗打响以后，第六战区指挥陈诚电询胡琏：“有无把握守住阵地?”胡琏当即回答：“成功虽无把握，成仁确有决心。”石牌要塞保卫战打得非常艰苦，一方志在必得，一方拼命死守，双方伤亡惨重。5月29日，胡琏对团长们发令：“从明天起，我们将与敌人短兵相接……战至最后一个，将敌人枯骨埋葬于此，将我们的英名与血肉涂写在石牌的岩石上。”在战斗最激烈时，曹家畈附近的大小高家岭战场上曾经3个小时听不到枪声，并不是因为双方停战，而是双方在进行最原始、最血腥的冷兵器搏杀———拼刺刀，战况之激烈残酷可见一斑。由于守军意志坚决，顽强抵抗，日军久攻石牌不下，损兵折将，士气完全丧失。到了5月31日夜晚，战场上的枪炮声突然沉寂下来，第十一师的将士爬出战壕，发现进犯石牌之敌纷纷掉头东逃。石牌要塞保卫战取得了胜利，毙伤日军达7000人，缴获器械无数。石牌保卫战挫败了日军入峡西进攻取重庆的部署，沉重地打击了日军，是抗战的重大军事转折点。蒋介石曾对人夸奖说：“陕人是龙不是虫。”黄埔军校的陕西籍学生如关麟征、杜聿明、董钊和张耀明、刘玉章、胡琏、高吉人、张灵甫等，均“卓著才干”。胡琏在石牌要塞保卫战中的杰出表现，让蒋介石对他更加看重。此役后胡琏被授予青天白日勋章，并升任第十八军副军长。1944年，胡琏奉调到重庆蒋介石侍从室，并很快升任第十八军军长，成为“土木系”的骨干和精英。
兰封会战：12万人未能围歼2万日军却决开了花园口
决堤花园口郑州有条南北主干道叫花园路，沿着它一直向北到达黄河大堤，就进入了花园口风景区。让花园口声名远播的并不是风景，而是74年前发生在这里的那次惊心动魄的人为决堤事件。景区里矗立着两座纪念碑，一座是1997年由河南省政府、黄河水利委员会所立“黄河花园口决堤堵口记事碑”，碑身刻着当年扒口的经过及由此造成黄河水泛滥所引起的灾难。另一座纪念碑则是1946年国民党所立“民国堵口合龙纪事碑”，碑身正面刻着“济国安澜”四个字，署名“蒋中正”。颇具讽刺意味的是，题碑者恰恰是1938年6月下令决堤的人。在抗日战争中，国民党军队扒开花园口以阻挡日军这一事件，无疑是抗战史上惨痛的一幕。桀骜难驯的汤汤黄水从花园口改道，向东南方向迅猛推进，在黄淮平原随性肆虐了9年之久，迟滞了日军进攻的同时，也在中国豫皖苏3省留下了灾难深重的黄泛区。74年以来，围绕花园口事件的功罪评说莫衷一是。无可争论的是，那段战火与洪水交织肆虐的岁月，在母亲河身上刻下了永久的伤痕。“最后抵抗线”在1938年6月9日以前，花园口只是黄河上一个普普通通的渡口而已，除了周围十里八乡过河的人外，它就像黄河上许许多多寻常渡口一样，不为世人所知。不过，在1938年的春夏之交，随着侵华日军从山西、河北逼近黄河一线，特别是从山东跨过黄河进入鲁南地区，中、日双方对于黄河与战争的关系，都日益敏感起来。1938年3月10日至4月8日，中国军队取得了台儿庄大捷，举国上下欢呼雀跃。受此鼓舞，蒋介石准备借台儿庄大捷余威，利用高涨的士气民心扩大战果。他调集了大军60多万人集结于徐州地区，准备与敌决战。云集重兵于狭小的徐州战场，引发了时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陈果夫的忧虑。当时他最担心的倒不是来势汹汹的日军，而是黄河。4月13日，台儿庄大捷后的第5天，陈果夫的呈文摆上了蒋介石的案头，文中指出“惟黄河南岸千余里颇不易守，大汛时，恐敌以决堤制我。我如能取得武陟等县死守，则随时皆可以以水反攻制敌……敌人残酷不仁，似宜预防其出此也。”浙江理工大学教授渠长根曾对花园口决堤事件进行过数年的深入研究，他介绍，陈果夫是担心侵华日军使用决堤黄河的手段来对付中国军队，从而提出了这样的“反制预案”，并无直接决堤阻敌的用意。不过，由于陈果夫在国民党内的身份和影响，这份呈文被后人广为引证，视为决堤黄河的首倡。实际上，蒋介石早在两年前就收到过利用黄河的建议，其目的性比陈果夫要直接得多——“人工泛滥”，以水阻敌。这个建议出自一个外国人，他就是受聘于国民政府的德国军事顾问团总顾问亚历山大·冯·法肯豪森。法肯豪森何许人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属同盟国一方的中国，怎么又会有来自轴心国核心——德国的军事顾问?1927年，蒋介石为首的南京政权取得了形式上的全国统一，一批政府高层被派往西方各国游历考察。从德国带回的考察结果与蒋介石的内心诉求有了契合之处：法西斯德国建立了高度集权的国家机器、高速发展的国家实力和强大的军事力量。而当时的德国还没有把日本当作盟友，相反，因为一战后德国的在华殖民地都被日本掳去，双方还有着利益冲突。于是，当中方提出要邀请德国人来华担任军事顾问时，双方一拍即合。法肯豪森就是德国顾问团的一员，1934年来到中国，很快成为了顾问团总顾问。这不是法肯豪森第一次来中国，早在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时，法肯豪森就是当时德军中的一名军官。而这次来中国之前，他还曾在日本担任了5年的驻日武官。可以说，法肯豪森是个既熟悉日本又熟悉中国的“东方通”。也正因为这样，早在1935年，法肯豪森就预见到了“日本全面侵华不过是时间问题”。这一年和1936年，他两次为蒋介石制定《中国抗日战备建议书》，提出了大至国家战略、细至兵力部署的详尽方案。这两份《建议书》现保存于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在法肯豪森提出的“最后的战线为黄河，宜作有计划之人工泛滥，以增厚其防御力”段落上，蒋介石画了红线，并在页眉写下“最后抵抗线”五个字。这五个字流露出蒋介石的什么心态?似乎有不同角度可以解读：是把黄河视作民族象征决心死守?是把黄河作为天然屏障据险抵抗?还是采纳法肯豪森建议准备决堤拒敌?渠长根说，现在还没有更多的资料能够佐证。不过，从此后抗战形势的发展和蒋介石所实施的对敌战略来看，法肯豪森的《建议书》绝大部分被采纳并实施了。1936年之后，德国法西斯与日本军国主义开始沆瀣一气。1938年初，希特勒公然承认伪满洲国，中德关系决裂，德国顾问团撤走，法肯豪森就此离开了中国。也就在这时，徐州会战炮声隆隆。陈果夫有关提防日军决口黄河的呈文又送到了蒋介石的面前。这一次，蒋介石在呈文上批示第一战区司令程潜“核办”。耐人寻味的是，在这份批注上，蒋介石原本还写了一句“随时可以决口反攻”，但随后又用笔划掉了。也许是蒋介石对陈兵60余万的徐州会战充满信心，并不认为陈果夫顾虑的危急局面会出现。然而，形势的转换就在转瞬间发生了。“千古笑柄”经历了台儿庄一役的惨败之后，日军意识到徐州战场集结着中国的大量精锐部队。这非但没有让他们退却，反而激起了更大的野心。原本，在日军眼中，攻下徐州，就可以打通津浦线，连接中国华北、华南，让从北平和上海两个方向上侵略中国的日军合成一体。而现在，他们的目标中多了一项：一举围歼中国军队主力。5月初，日军集结了10多个师团30多万人，从六个方向向徐州夹击。日军在徐州的包围圈马上要形成时，一直主张在徐州地区和日军决战的蒋介石，开始感到情况不妙。更坏消息接踵而至。5月11日晚间，日军的土肥原14师团约两万人在董口-武集-旧城一线强渡黄河，并且向菏泽进发，一旦14师团攻陷菏泽的话，就会切断徐州以西的陇海线，切断60万中国军队的给养供应和他们的退路。蒋介石随即决定放弃徐州。这样，原本准备与日军一决胜负的徐州会战，在日军刚刚拉开架势的时候，中国军队就开始撤退了。唯一能称得上庆幸的是，蒋介石撤退的命令下得比较早，大多数中国军队突出了重围。而军事重镇徐州就此易手。徐州地区往西，就是有“湖南王”之称的程潜第一战区的防地。第一战区的任务原本有两个，一是在商丘附近集结10多万军队，准备随时策应徐州的会战;二是守卫郑州以东的黄河防线，阻止日军南下。此时，程潜也接到蒋介石的命令，让策应徐州的部队往平汉铁路一线后撤。他们在陇海线附近与土肥原师团撞到了一起。土肥原师团配有300多辆装甲车，是日军甲种师团。他们只用一天多的时间就推进到了陇海线附近。不过，快速突进的土肥原师团这时成了孤军深入，与之对垒的中国部队有六倍之多。战机忽现，蒋介石认为这是挽回面子的好机会，亲自赶到郑州指挥豫东战役。为打好这一仗，蒋介石的调兵遣将真是下了血本，他最得意的门生嫡系薛岳、胡宗南、宋希濂、邱清泉……都被派遣到了豫东战场。土肥原的两万人马很快被困在了兰封到商丘方圆百十公里的范围内。商丘是豫东的门户，由黄埔一期出身的黄杰率第八军驻守。西边的兰封，守将同样是出自黄埔一期的桂永清。桂永清的27军是当时中央军精锐，配有中国军队中极少见的战车营。6个军12万人包围土肥原1个师团两万人，程潜已经放出豪言：“就是吃也能把土肥原吃掉”。起初，中国军队确实是一路奏凯：土肥原部在层层围攻下损失惨重，土肥原本人几乎被俘，连天皇赏赐他的军刀也成为中方的战利品。宋希濂部缴获了一批战马，他挑了一匹当坐骑，还给马取名叫“土肥原”。胜利似乎近在眼前时，占尽优势的中国军队中居然出现了逃跑将军。5月23日，土肥原师团开始突围，进攻的重点是兰封。仅仅3个小时，兰封外围防线被突破，桂永清撒腿就跑。桂永清的临阵脱逃，导致了兰封失陷和整个战局的混乱。土肥原也得以凭借兰封和黄河边上的村庄固守待援。徐州的日军也已开始西进救援。援军一到，日军全局皆活。程潜不得不再次调兵布阵，重新围攻土肥原，夺回了兰封。战斗进行了4天，据程潜预计，再有两三天的时间，就有全歼土肥原的可能，不料正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28日，守商丘的黄杰又跑了。商丘是敌援军的必经之地。但当从徐州西下的日援军刚刚接近商丘，黄杰不发一枪就慌忙率部逃跑。商丘一失，豫东门户洞开。土肥原盼望的援军源源不断而来。因为桂永清和黄杰这两个逃跑将军，中国军队的大好局势被生生断送，前后共投入15万多人，没能消灭土肥原的两万人，反而大败而走。连蒋介石自己在给程潜的信中，也不得不承认豫东战役是“战争史上一千古笑柄”。土肥原重新占领了兰封，随即转向当时的河南省会开封，开封此时仅仅留有一个师守卫，失守已成定局。开封离郑州只有60公里，近在咫尺。当时的郑州虽然还只是一座县城，却已经成了中原要冲。陇海线和平汉线两条铁路大动脉在这里交会。如果土肥原夺下郑州，这两条铁路线就在日军控制之下了，这种局面是蒋介石最害怕见到的。中日双方都很清楚，郑州之后，日本的下一个目标必然是“九省通衢”、中国的战时首都——武汉。艰难抉择桂永清弃守兰封的当天，蒋介石就已经从郑州回到了武汉。兰封一失，明眼人都已大致猜得到豫东战役的走向了。豫东战场上的军事力量已经不足以取胜，国民党高层军政人员不约而同地想到了黄河。渠长根告诉记者，在中国的军事历史上和军事思维中，水从来都是一个力量巨大的天然武器，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关羽的“水淹七军”。而黄河被利用的次数最多，历史上曾经二十多次被人为决堤，用以攻击或阻挡敌人。古老的黄河在孕育了灿烂的中华文明的同时，也造就了中国独特的军事斗争思维。蒋介石刚到武汉，就收到了数量众多的建议：扒开黄河、水淹日军!目前有据可查的各种电报、呈文中，提出过这个建议的多数是国民党军政高级参谋人员。第一个明确提出决开黄河大堤的是国民政府军委会办公厅副主任姚琮。他在5月21日给军令部次长熊斌的电报中说：“黄河旧险地方在考城(今兰考境内)以东中牟……倘即施以决口工作……一时造成泛滥区域，至少可使其(日军)行动困难，全局情势必将改观，而于我有利。”26日，军令部高级参谋何成璞也提出了几乎一样的建议：“窃查黄河现届桃汛，考城以西尤以兰封曲折部冲力最猛，倘施工决口……不特大地泛滥，使敌机械化部队失其效能，亦且足以摧毁其战力……”发出类似的电报、呈文者还有很多：刘仲元、谢承杰、黄新吾、晏勋甫……这些人多数都是各个战区司令部、军的高级参谋，很多名字并不太为今人所熟悉。耐人寻味的是，他们的顶头上司在这时却往往没有直接表态。不过，在第三人的回忆或自传中，很多当时声名显赫的人物都曾经直接或间接地向蒋介石建议过决堤制敌，其中包括冯玉祥、程潜、白崇禧、卫立煌等，但都没有留下直接的历史凭据。也许，这可以解释为一种政治策略。谁都清楚，这种御敌之法属于自残自戕。不决堤，郑州再无他法可守，很快会落入敌手，战时首都武汉危如累卵;决堤，黄河泛滥，中原大地顿成泽国，浩荡洪水将吞没千百万国人生命财产，殃民之灾无可避免。蒋介石也深明此点，所以，即便是案头上的电报、呈文纷至沓来，他也一直未置可否。直到5月31日下令豫东中国军队全线撤退，他也没有对决堤制敌的方案做过任何表态。战场上的局势还在进一步恶化着。日军占领商丘后，很快席卷豫东，兵锋直指开封。近在咫尺的郑州岌岌可危。而长江下游的日军也在蠢蠢欲动，对武汉形成了南北夹击之势。6月1日，最高军事会议在武汉紧急召开，会议由蒋介石亲自主持。此时，蒋介石已经接受了豫东战役失败的结局，他开始考虑武汉会战，甚至已经开始准备武汉大撤退了。蒋介石问负责武汉防务的第六战区司令陈诚，如果集中全国可用船只车辆，实现武汉撤退需要多长时间?陈诚回答，至少十二个月。蒋介石又问总参谋长何应钦，北方之敌最快多久可逼近武汉?何应钦答道，由于有平汉铁路之便，如郑州一失，华中基本无险可守，估计不超过一个月。蒋介石再问，那么苏皖之敌呢?何应钦答，日本华中派遣军只能沿长江进攻武汉，此为山地，对我军有利，可御敌三个月。最后，蒋介石问，如果敌寇两面同时进攻，结果又将如何?何应钦答，无法预料。会场陷入一片寂静。渠长根告诉记者，在他查阅的历史档案中，并没有关于这次会议决议的直接记录。甚至最后决堤命令的下达，都是用电话通知，没有留下任何的文字资料。不过，时任第一战区司令部参谋长的晏勋甫回忆，正是这次最高军事会议，“策定豫东大军向豫西山地作战略上之转进，同时决定黄河决口。决堤的任务由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组织实施。”陈慰儒当时担任黄河水利委员会河南修防处主任，他的回忆也可以提供佐证，6月1日，程潜在郑州第一战区长官司令部约谈他，向他传达了“蒋委员长命令决开黄河大堤，放出河水阻挡日寇”的命令。世世代代居住在此的陈慰儒，深谙洪水放出后会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他委婉地试图拦阻决堤行动。陈慰儒说：“按照河工经验，五月(农历)晒河底。现在正是枯水季节。就是决开黄河大堤，水流很小，也阻挡不了敌人。但是汛期来了后，堵口很难，豫苏皖三省洪灾无穷。现在决堤很不合算。”程潜似乎有所触动，告诉他“等转报蒋委员长后再做决定”。可是第二天，程潜又找来陈慰儒，告诉他“蒋委员长说，只要敌人知道黄河决了口，就不敢前进，水小也要决，马上派河兵动手。”陈慰儒最后争取了一下：“河兵都是沿岸农民，深知黄河决堤的后果，他们不会答应动手决堤的。”程潜随即下令：“那么我派军队去决，你们去指导。”赵口第一战区接到的决堤命令，是要求在中牟和郑州之间的黄河南岸大堤上选择决口地段，在4日前必须决开大堤放水。他们最初选择的决口地点并不是花园口，而是中牟正北的赵口。据晏勋甫回忆，决口地点的选择是他和程潜、陈慰儒、修防处总务处长朱镛、第一战区工兵科长王果夫等一起商讨决定的。之所以选择赵口，一是这里在1843年曾经溃堤，形成了黄河旧路。决堤后，河水将沿旧路，经过河南和安徽各县流入淮河。这条线路以东正是当时日军主要集结驻扎地区，可在一定程度上“水淹七军”。二是河水出堤，主要进入天然的河道，能够减轻百姓的损失。第三，黄河堤防有“铜头铁尾豆腐腰”之说，这一带就在“豆腐腰”上，经常决口，每年都要整修堤防，很多地方的大堤有两三层之多，而赵口这里只有一层，决口相对容易。从这些“纸上谈兵”的设想来看，在赵口决堤似乎是个完美的计划，但真的到了实施的时候，却困难重重。3日，负责赵口一带防御的第53军派出一个团的兵力，开始挖掘大堤。决堤部队没有大型机械，只是以镐头、铁锹这样的原始工具，全凭人力挖掘。他们没想到的是，赵口大堤居然是黄河“豆腐腰”上的一段“金堤”，虽然只有一层，却坚固异常。挖掘进度缓慢不说，预定的方案也几乎是处处碰壁。按照计划，部队要在相隔40米处分别挖掘两处口门，一旦两处豁口掘开后，中间的大堤将被水流冲走。赵口大堤宽约30米，顶部距水面高约10米。部队在堤顶开挖的口门宽度有10米，越往下挖越窄，挖到接近水面时，口门宽度只剩不到1米了。人转身都已困难，施工更是难以展开。工兵们带来了炸药，对豁口底部进行爆破。可是炸药能炸开大堤内侧的斜面石基，对松软的黄河沙土却无可奈何，就像一记重拳击到了棉花套上，没有什么效果。好不容易有水能够流出来了，一阵冲刷之下，豁口两侧的泥土掉落，又把出口堵住了，让河水冲刷开两道口门间的40米大堤更是没有指望了。就这样昼夜不停地挖了三天，直到6月6日，黄河水还是没能放出来。在武汉遥控指挥的蒋介石坐不住了，“日必三四次询问决口情形”。直接负责决堤行动的20集团军总司令商震也坐不住了，亲临现场“监工”，加派39军一个团，在第一次决口以东30米处重新开挖。一昼夜的抢工，第二道决口迅速完成，结果却更令人沮丧。黄河浑浊的河水根本看不出深浅，直到第二道决口挖到接近水面时，士兵们才发现，靠近大堤的黄河水极浅，河底是一片沙洲，真正的主河道还不知离大堤有多远呢。而这一天，日军已经攻入开封，前锋抵近中牟。在赵口的决堤现场，隆隆炮声清晰可闻。在赵口决堤已经来不及了。选址关帝庙赵口久拖不下，心急的不只是负责决堤的53军。53军所属的20集团军负责殿后掩护豫东大军西撤，必须挡住攻向郑州的日军。黄河决口什么时候成功，他们什么时候可以宣告安全。6日，负责53军西侧防御的新8师师长蒋在珍，带着参谋熊先煜来到赵口决堤现场查看情况。蒋在珍很快认定，“决堤进展不顺并非人力不够，而是计划不当所致”，于是建议在中牟以西郑县自己的防区内另辟一个地方决堤，经商震报请蒋介石批准，当夜就开始实施。根据熊先煜的战时日记，当晚10时，蒋在珍等与前来视察的20集团军参谋长魏汝霖商议下一步的行动，决定由熊先煜来主持此事。熊“受命之下，颇感兴奋，夜24时率同工兵营营长黄映清、黄委会河南修防段段长苏冠军等，乘车前往花园口侦察决口位置”。在这个“微风拂拂，河水潺潺，月光暗淡，水位莫辨”的夜晚，他们仅靠随身携带的四支手电筒摸索，并不敢盲目选址。天亮后，一行人再由花园口沿河往上游寻觅侦察，在关帝庙西核桃园附近选出了大致区域。就在这座关帝庙内，几个人虔诚地向当年“水淹七军”的关云长磕头敬香。熊先煜跪在地上默默祷告：“关老爷，中华民族眼下遭了大难，被日本鬼子欺侮得惨。我们打不过他们，万般无奈，只好放黄河水淹。淹死了老百姓，你得宽恕我们。”熊先煜最终选定的决堤处在关帝庙以西约300米处。这里水道曲折，压力比直线处更大，容易被水流冲垮。河水涌出后，行进路线和效果将和赵口一样。但熊先煜毕竟不是水利专家，他让随行的苏冠军表态。作为生于斯长于斯的治水者，苏冠军深知此地一决的灾难性后果，他目光呆滞，嚷道：“要死多少人……要死多少人呐……”“死人是肯定的，在这里决堤，死的人会大大减少，你必须表态，行，还是不行?”熊先煜提高了声调。苏冠军看着地图，只能点头同意。工兵营营长黄映清此时咚地一声跪倒在地，热泪长流。熊先煜一行数人，全部随之跪倒，面朝波涛汹涌的黄河，大恸失声。新8师的决堤行动随即展开。根据熊先煜记录的决堤方式，新8师显然吸取了赵口决堤未果的教训。他们在大堤顶部先挖掘50米宽，这样一来，可沿斜面挖掘，徐缓而下，放水时候不容易导致坍塌，而且即使挖掘到河底，仍然可以保持10米左右的宽度。决堤士兵“分由堤之南北两面同时动工，并各向东西掘土运土”。而且在掘土的时候又分阶梯，可以同时容纳多人分别作业。关于花园口决堤所采取的方式，最广为流传的是“炸堤”之说。而在对此事记录最为详细的熊先煜日记中，却只字未提是否借助炸药和大炮。其他亲历者的回忆也不尽相同，魏汝霖曾经数次提到炸药的功效，苏冠军的回忆中直接说是“炸堤”，新8师副师长朱振民的日记则这样记载：“(9日)上午6时起，用炸药将堤内斜面石基炸坏。”对此，渠长根认为，“挖堤”和“炸堤”应该是同时进行的，决堤官兵应该是先手挖肩扛将堤坝表面浮土去除，然后借助炸药，炸开堤坝硬质部分，最后再用远炮轰击的方式，以加大决口宽度。9时，决口工程竣工，开始放水。起初水势平稳，因为水流的冲刷作用，一个小时后，决口便已经扩展至10余米。熊先煜和朱振民的日记还在一个细节上有所出入，那就是天气。朱振民记录下来的6月9日，下午“时值天雨”。而熊先煜的日记里，这一天是晴天，雨水是在决口的第二天也就是6月10日到来：“晨起，天气阴暗，早餐后，浓云密布，骤然下雨，雨者竟日。”不管这场雨究竟是哪天下的，它的确是决堤行动的一场“及时雨”。黄河河水陡涨，水势愈加猛烈。决口在激流的冲击之下，越来越宽，水流也越来越凶猛。9日夜，程潜给蒋介石的密电中写道：“截至晚8时，决口处被水冲开已达40尺，水深丈余，浪高三尺”。透过熊先煜的日记，现在仍不难体会作为决堤行动实施者的那种矛盾而复杂的心理。即便是按照军人的逻辑，熊先煜坚信“此举本为阻止敌人，挽救全局，故不惜重大牺牲，以求最后胜利”，但眼见“无数小民之房屋财产已荡然无存”，“尽成泽国”，依旧“心则痛焉”。黄河不语，径自奔流。新闻宣传战6月9日，焦灼中的蒋介石终于等来了期盼中的两个消息：花园口决堤成功，第一战区主力完成西撤。同日送达的还有一封蒋在珍发来的、事先就拟好的电报：“佳日(9日)上午8时，敌机三架炸开花园口河堤，职师正在抢堵中。”晚上，程潜给蒋介石的密电在汇报水情之余，又特别指出，“此间已拟订对外宣传，电文大意为敌占据我开封后继续西犯，连日在中牟附近血战，因我军誓死抵抗，且阵地坚固，敌终未得逞，遂在中牟以北将黄河南岸大堤决口，以图冲毁我阵地，淹毙我大军。”很明显，这些决堤行动的策划者、实施者非常清楚，无论黄河之水能够带来多少军事上的成果，也无法抵消巨大洪灾给国人造成的苦难。因此，对外宣传的策略在行动前就想好了，黄河决堤的罪责应归于对中国犯下滔天罪孽的日本侵略者。追根溯源，若不是日本侵略者的铁蹄和獠牙已经把中国逼入绝地，怎会有花园口决堤这样近乎绝望的焦土御敌之策?更何况两军对垒，发动舆论攻讦敌人也是一种宣传战。从留存下来的往来电报内容看，“日军炸开花园口”的对外口径似乎是第一战区拟定的。而这样的宣传口径，对蒋介石来说，至少是正中下怀的。决堤两天之后，6月11日，蒋介石电复程潜，做了三条指示：须向民众宣传敌飞机炸毁黄河堤;须详察泛滥景况，依为第一线阵地障碍，并改善我之部署及防线;第一线各部须与民界合作筑堤，导水向东南流入淮河，以确保平汉线交通。同一天，国民党中央社从郑州发出电讯，首次“报道”日军炸开黄河大堤经过：“敌军于9日中牟附近猛攻我军阵地时，因我军左翼依据黄河坚强抵抗，敌遂不断以飞机大炮猛烈轰炸，将该处黄河堤坝轰毁一段，致成决口，水势泛滥，甚形严重。”后来，中央通讯社又连续发出两条电讯，透露了更多的“现场细节”。国内各大报社如《申报》、《大公报》、《民国日报》等同仇敌忾，一致谴责日军的野蛮行径，号召全国各界赈济灾区民众。日本对国民党的宣传自然不会置之不理，6月16日，日军控制下的《盛京时报》刊文称“决溃黄河堤防为党军计划的行为”。最早披露黄河决堤消息的并非国民党中央社，而是《申报》香港版。6月9日，《申报》香港版发表来自上海的电讯，很有“预见性”地写道：“以现实情形观察，除非华军决心决开黄河堤坝，水淹广大平原，否则日军……必能迅猛向前推进。”6月10日，该报又发表来自汉口的消息：“据非官方报告称，兰封至洛阳至黄河堤，将由华军决堤淹没……”渠长根说，“这样一来，中日之间的新闻战和一些媒体爆出的异样信息，使得人们觉得事情似乎没有如此简单。于是，大量新闻记者要求到决堤现场采访”。决堤部队对此早有准备。6月9日，在花园口刚刚放出水来的时候，商震就电令新8师用炸药将决口附近的小龙王庙和民房、大树炸倒，伪造日军炸毁黄河大堤的现场。6月22日，当中外记者们来到花园口现场时，一幅热火朝天抢险堵口景象呈现在他们面前：大堤上下、人头涌动、呐喊声不绝于耳，士兵们、民工们手提肩挑，口门两侧堆满了用来填埋的土方石块。大堤内侧，船工们划着木船，将堵塞物抛到水中……在后来的媒体报道中，可以看出这场戏基本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各大媒体依旧将决堤一事归咎于日本侵略者。至少在抗战期间，大多数国人相信，花园口决堤是日本人所为。这样的宣传策略，在一定程度上也激发了国人的抗战热情。记者们离去了，那些喊着号子的堵口官兵们迅速放下了手中的工具。花园口的合龙，还要等上8年零9个月。黄泛区6月9日的决堤放水，终于让花园口这个郑州北郊的偏僻地带，成为抗战史上抹不去的符号。从这里转逝东南的黄河，又在中国大地上划出了一片用特有名称标注的区域——黄泛区。奔涌而出的黄河水并非任何人力所能控制。几日大雨之后，赵口的豁口也被猛涨的黄河水冲开了。两股黄河水下泻后，西边一路沿颖河下泻淮河，东边一路沿涡河到安徽怀远流入淮河，黄、淮合流后涌入洪泽湖，最后合流长江入海。黄河水所过之处，皆是一片汪洋。《豫省灾况纪实》里有一段文字如此勾勒出黄河决堤之后的洪灾惨景：“当时澎湃动地，呼号震天，其悲骇惨痛之状，实有未忍溯想。间有攀树登屋，浮木乘舟，以侥幸不死，因而仅保余生，大都缺衣乏食，魂荡魄惊。其辗转外徙者，又以饥馁煎迫，疾病侵夺，往往横尸道路，填委沟壑，为数不知几几……因之卖儿鬻女，率缠号哭，难舍难分，更是司空见惯，而人市之价日跌，求售之数愈伙，于是寂寥泛区，荒凉惨苦，几疑非复人寰矣! ”滔滔黄水一泻千里，广阔平原沦为泽国。豫、皖、苏三省44个县89.3万人命丧黄泉，1200万人流离失所。到1946年黄河回归故道，8年间，豫东大地饥荒连年、饿殍遍野。“百里不见炊烟起，唯有黄沙扑空城，无径荒草狐兔跑，泽国芦苇蛤蟆鸣”，这就是劫难后黄泛区的真实写照。自残自戕的御敌之策，在中国人的身上留下了深深的创伤。触碰这创伤时，我们不得不追问，以水制敌的战略是否取得了效果?必须承认，花园口决堤部分实现了预想的军事目的，唯此勉可告慰付出惨烈代价的国人。6月9日决堤之后，突入豫东地区的日军对奔涌而至的黄河水猝不及防，有的被洪水淹没，有的为伤病所累而被丢弃，还有一部分为中国军队所歼灭，其他的只好停止追击，集结于黄泛区以东。东史郎那时是侵入豫东的日军第16师团第20联队上等兵。在他出版的《东史郎日记》中记载，6月14日早上，他刚支上锅准备吃早饭，军队中便传来了“敌人炸毁了黄河堤坝，大队及时疏散”的命令，士兵们紧急转移，没跑两步，便发现湍急的浊流滚滚而来，冲走了一个个村庄……在此后十几天的日记中，东史郎详细记载了日军和后勤部队失去联络、给养断绝、被中国军队紧追不舍的情形。“这是一条因黄河决堤而形成的河，走在我前面的士兵在夜色中过了河。渡过河之后，却不知该向哪个方向前进。不知哪边是浅滩，但总之必须过河……”“士兵们一发现一点食物，就像猫叼着鱼探到角落里那样，隐藏起来一个人独自享用。我们到处转来转去找食物，早田里开始还有土豆种，不过，没几天就被吃光了。把南瓜秧弄来煮着吃，但马上就被各分队抢光了。很快田地里没有一点可吃的东西了。洪水又切断了我们前后的道路，一连过了好几天，粮食都没有送来。”直到8月8日，惊魂未定的东史郎等士兵们才登上火车，一路退到了安徽境内。花园口决堤之后的一个月内，中国军队开展了反攻，豫东地区的日军基本得到肃清，日军被迫逃往豫皖交界处。后来，在谈到黄河决堤所带来的战斗人员伤亡时，日军承认“曾受相当损失”，从中日双方所披露的材料来看，这个数字从7000人至20000人不等。黄河决堤给日军带来的重创不仅仅在占领区的缩小和部队减员上，更为深远的影响是，日军预期的进攻路线被打破。豫东战场渐渐冷却下来，穿越豫东大平原的新黄河就成为军事分界线，把日军阻隔在黄泛区的东面，中国军队沿西岸据守，沿新黄河以西修筑起“防泛西堤”，而日军也在对岸修筑起“防泛东堤”。直到1944年日本发动打通大陆交通线战役，郑州才被他们攻取。武汉却没能守住。蒋介石原本期望花园口决堤能够为武汉会战赢得半年以上的时间，黄河突然改道也确实让日军被迫改变进攻路线，拖延了一定的进攻时间，但仅仅3个多月后，武汉还是失守了。黄河归故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国民政府决定在花园口堵口，引黄河回故道。1946年2月，黄河堵复工程局成立，3月开始花园口堵口工程。此时，花园口已被扒开了8年时间，决口处已经由最初的4米多冲宽到一公里多长，远望茫茫一片。堵口成了一项浩大工程。直到1947年3月，花园口堵口工程才实现合龙，横冲直撞了8年零9个月的黄河终于回归故道，黄泛区也由此成了一个凝聚着苦难的历史名词。黄河归故被国民政府当做一项济世抚民的重要政绩，在堵口处树碑立传。蒋介石亲笔题词“济国安澜”。殊不知，题词者恰恰就是当年下令决口黄河之人。在花园口决口之后的数十年间，这一事件始终迷雾重重。特别是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之后，对这一事件的真实历史更是讳莫如深。直到1967年，移居美国的国民党中宣部前副部长董显光作为知情者，在其撰写的《蒋总统传》中，首次披露“我方将郑州的黄河堤炸毁，以滔滔之水对抗侵略之敌。”数年后他出版的另一部著作《蒋总统秘录》中，又简单介绍了花园口的决堤经过。而在台湾，自1975年蒋介石病故后，政治高压被逐步解除。1982年，事件的参与者之一魏汝霖发表了《抗战时期黄河决口纪实》一文：“6月4日，第53军一个团奉先总统蒋公电令，在中牟县境赵口决堤，并限本日夜12点时放水。先总统蒋公以决口事关重要，提出第20集团军商总司令负责执行，汝霖时任总司令部参谋长，奉命前往河堤主管其事，昼夜监临，知之最详……”1938年6月的真实场景，自此露出了相对清晰的冰山一角。“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如今屹立在花园口黄河大堤上的决口遗址，如同我们民族肌体上一道触目惊心的伤口，长久地向后人昭示那段空前惨烈的苦难历史。
南京保卫战：15万守城国军为何被5万日军破城！
15万保卫国都的国民党军队对阵5万攻城日军，仅抵抗12天便土崩瓦解!战前誓与“首都共存亡”的南京卫戍司令唐生智，派督战队封锁江面烧毁渡船，放言后退者死，却乘坐沾满牛粪的板车狼狈北逃。十五万残兵败将仓促上阵开篇语随着张艺谋导演的《金陵十三钗》的上映与热播，74年前那个民族危亡的苦难时代再度凄然呈现于国人眼前，那不仅仅是一群蒙难受辱的秦淮河风尘女子的悲情故事，其幕后涌动的，恰是烙刻着浓重时代色彩的杀戮背后的阴谋、各怀鬼胎的盘算、历史功过的定评、人性幻变的曲扭……1937年12月的南京，这令炎黄子孙永世不忘的血色国殇，定格下无常历史的沉痛一瞬，呼唤着真相的回归与灵魂的反思。本报今起推出“摆渡辽河”特别奉献《血色国殇——南京·1937》，为您解开当年种种谜团，带您重识那段血色国殇。15万保卫国都的国民党军队对阵5万攻城日军，人数三倍于敌，仅抵抗12天便土崩瓦解!战前誓与“首都共存亡”的南京卫戍司令长官唐生智，派出督战队封锁江面烧毁渡船，放言后退一步者死，却为何最终食言，乘坐沾满牛粪的板车狼狈北逃?在严令坚守与相机撤退中摇摆不定的蒋介石，到底打的是什么牌?美英苏德日意六大国，在南京保卫战血雨腥风的岁月里，隐伏着几多鲜为人知的“大国心机”?淞沪会战令蒋介石几乎赔光了老本淞沪会战与南京保卫战均爆发于1937年，淞沪会战是高潮，南京之战是尾声。若非城破后日军制造的南京大屠杀骇人听闻，这场有如鸡肋的战役可能早就被湮没于历史云烟中，被人淡漠遗忘了。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掀开全面侵华的序幕。虽然蒋介石鉴于国力孱弱的实际状况，并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希望延缓对日决战的进程，但日本却不给蒋介石丝毫喘息之机，中日决战如箭在弦!当时，中日之间的国力对比，军力差距是全方位的。蒋介石深知，仅凭中国一家之力应对日本进攻，打平都是奢望。唯有将中日争端升格为国际问题，引发列强对日本的强力干涉，弱势的中国才能逃过一劫。在这一大背景下，已被逼向墙角的蒋介石只能做鱼死网破的殊死一搏，即选择在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点，与日本进行一场决战。拉欧美列强乃至苏联搅入中日纷争，令欧美大规模援助中国、武装中国。如此，中国才有希望转败为胜。出于这一目的，蒋介石将中日决战之地选在上海。首先，上海云集各国侨民，有很多国家的领事馆。一旦中日决战，战火无情，难免要触犯各国利益，欧美列强怎会无动于衷?其次，上海处于蒋介石控制的江浙核心地区，既是蒋介石政府的财赋重地，又是国民党军队易于集结征调之所。1937年8月，“八·一三淞沪会战”打响，蒋介石调集75万人马与日本海陆空30万军队决战上海。军队人数虽多于日本，但因两国军力的综合实力差距过于悬殊，苦战3个月后，最终，此次会战以国民党军队伤亡30万精锐、被迫撤退的惨重代价告终。而拥有全面优势的日军仅伤亡4万余人，蒋介石精心打造的数个德械师也惨遭重创。惨烈的淞沪会战令蒋介石几乎赔光了起家的老本，却没有达到令欧美列强援华的战略目的。唯一的收获是，经此一战，蒋介石确立了自己领导抗战的统帅地位。淞沪会战后，被打得支离破碎的国民党军队退守南京一线。而日军则趁胜追击，剑指蒋介石政府的首都——南京。南京虽是六朝古都，被誉为有“金陵王气”，但定都此地的王朝却多为短命王朝。南京三面环山北对长江，无险可守，不利战守的地理劣势是其致命软肋。蒋介石并非没有预料到南京之战的结局，但他当时还在做国联调解之梦，期待日本能悬崖勒马。他甚至还抱有这样一种幻想：只要保卫南京的国民党部队能守上一到两个月，国际形势就有可能发生重大变化，包括苏联在内的声援中国的国家就有可能出兵迫使日本收手。但是，当时的英美正大搞绥靖政策，德日意同盟视国际公约如粪土，英美等国还妄想将日本这股祸水引向苏联，借中日战争大发战争财。苏联也明哲保身，不愿冲在前头。因此，欧美国家虽明知日本对中国鲸吞蚕食，却听之任之，仅做口头谴责。这些隔岸观火的国家签署的旨在遏制日本侵华的《九国公约》无异废纸一张。蒋介石希望军队能守一两个月，实际上，淞沪之战的虎头蛇尾令国民党军队元气大伤，军队的战斗力、士气直线下滑。蒋介石匆忙拼凑起15万军队保卫首都南京，但这15万人多为从淞沪之战溃退下来的残兵败将，其中还有数万毫无战斗经验的新兵。这使得南京保卫战未战将先怯、未战兵已慌，大敌当前，众官兵不仅未众志成城，反成惊弓之鸟。断掉守军退路却留下逃生船只在南京保卫战爆发前，心知南京无法固守的蒋介石秘密迁都，政府机关开始陆续向武汉一带转移。时任国民政府主席的林森已带相关政府机构抵达重庆，重庆作为战时临时首都的陪都角色已内部确定。为了保存实力，避免出现淞沪之战那种不惜血本以致家底赔光的惨剧再度发生，蒋介石将大批空军战机与大量的通讯器材运往后方。这为后来南京之战爆发后中国军队缺乏制空权，缺乏通讯交流的败因埋下了伏笔。守不守南京?国民党内部几乎一边倒主张放弃这座孤城。以足智多谋著称的白崇禧旗帜鲜明地对蒋介石说：“部队在上海都打残了，退到上海外围还没喘过气来，在这么短时间内根本无法恢复元气，更谈不上打一场艰苦的保卫战，你要听我的话，南京，干脆放弃算了! ”连对蒋介石惟命是从的嫡系陈诚也不同意坚守，但陈诚很会说话，“我虽然不知道领袖的意图，但我可以保证，领袖让我守，我坚决打到底!领袖叫我撤，我决不在南京多待一分钟! ”闻此言，在座的国民党高官一片哗然：“简直是屁话!等于没说! ”其实，蒋介石自己也不想再硬挺下去，但放弃首都南京的丧气话，是无论如何也不能从他口中说出的。他需要有一个为他顶缸、撑场面的人，但这个角色实在是太难找了。最开始，他相中了带兵来援的四川军阀刘湘，没想到刘湘被部下一撺掇，忌惮蒋介石借此剪除异己，于是故意装病推脱，无论蒋介石如何劝说，均无效。桂系出身的参谋总部作战组组长刘斐在军事会议上还公开质疑起蒋介石的治国带兵方略来，惹得老蒋勃然大怒!“那好吧，既然你们这么畏战，那就由我来守南京! ”蒋介石一时激动，脱口说了句气话。关键时刻，唐生智站了出来，慷慨激昂地说：“诸位，南京的确是一块绝地，但你们恐怕忘记了南京是一座什么样的城市吧?这是我们的首都!是孙总理的陵墓所在地!作为军人，我们怎么可背弃国父的教诲，为了保卫国父的陵墓，哪怕战至最后一人，也要死守南京! ”唐生智历来特立独行，曾数次反蒋遭罢黜，而在抗战的危难时刻，却能挺身而出，令众人一时刮目相看。事后有人推测，唐生智此时出头，多半是想火中取栗，目的是重掌军权。但蒋介石此时已顾不得那么许多，立刻委任唐生智出任南京卫戍司令长官。唐生智到南京上任后，制定了“焦土抗战”的防御策略。其核心为：第一，为扫清射击视线障碍，将南京城外的树木、民房全部烧光;第二，为了不让敌人接近城墙，须拒敌于城外10公里处;第三，从现在起，立刻对部队进行班防御、连防御的实战性训练。为了表示誓与南京共存亡的决心，唐生智令宋希濂率部断掉南京守军的退路，烧掉渡船。声称，若无命令，擅自离队渡江逃离战场者，格杀勿论!事后看，包括唐生智本人在内的诸多守城高官均给自己预留了逃生船只，真正无路可退的不是这些带兵的将领，而是沙场浴血的一线官兵。前些年，作家方军曾写过一本书，名为《我认识的鬼子兵》。在日本采访时，一些参加过侵华战争的日本老兵直言不讳地对他说：“国民党军队有个习惯特别不好，一打败，当官的先跑! ”日本政府本没有攻占南京的计划长期以来，国内研究中国抗战史时，总以为日本内部在侵华问题上是铁板一块，似乎日本侵华的每一项指令与举措都是自上而下的。实际上，在侵华问题上，日本国内上下虽有共识，但具体方略、实施手段却大相径庭。政府中的文官集团主张渐进渗透，军人集团却力主用快速高效的战争手段消灭中国的抵抗力量。而军人集团对待侵华也存在分歧，军部、参谋本部并不奢望一口吞掉庞大的中国，还是希望通过局部性的战争不断消耗中国军力，通过签订有利于日本的不平等条约巩固胜利成果，为最后全面吞并中国做渐进性积累。而一线官兵却扬言毕其功于一役，往往擅自修改上司指令，以下犯上越权行事，从“九·一八”事变到南京之战，一线日军屡屡抗命扩大战争规模，日本军部居然被基层部队牵着鼻子走，最后被迫默认现实。南京之战前，日本政府并未计划攻占南京，还私下通过德国欲与蒋介石媾和，以确保自己的阶段性战略成果。按这一安排，在淞沪之战中历经苦战且伤亡较大的部队纷纷回国。1937年11月7日，日本参谋本部向上海派遣军的松井司令和第十军的柳川司令发出的命令是：“扫荡上海附近之敌，追击的战线为苏州、嘉兴以东”，显然，战役目标中并没有南京。可是，当时日军中的狂热军官并不肯就此停战，“下克上”的现象再次出现。11月15日，第十军召开了柳川司令临席的军团扩大会议。在会上，血气方刚的年轻军官提出了第十军单独进攻和占领南京的疯狂计划。最后，会议达成决议：“全军独断敢行，全力向南京方向追击。 ”有人提出粮草和弹药的补充如何解决?狂热的军官们说：“粮草不足，就地解决;弹药不足，就打白刃战! ”陆军参谋本部的参谋次长多田骏中将，在11月20日非常吃惊地接到第十军已擅自向南京进军的情报。多田次长当即下令第十军停止进军，但没有任何效果。 11月22日，多田又接到上海派遣军松井司令打来的电报：“为了尽快解决事变，要求军部批准向南京进军和占领南京。”原来松井率领的上海派遣军看到柳川率领的第十军向南京进军，按捺不住争功的心情也开始向南京进军。上海派遣军和第十军就像在运动会上争夺第一名一样，开始争先恐后地向南京进发。多田次长等日本军部的“不扩大派”本想阻止对南京的进攻，但参谋本部的少壮派军官居然也是攻占南京的积极支持者，在参谋本部的会议上，少壮派军官们高喊：“南京!南京!”，最后参谋本部不得不在11月28日批准占领南京的计划。由此，大战阴霾黑云压城，南京保卫战一触即发!
四次长沙会战的真相：真正的长沙战役是何情况？
长沙会战前长沙会战共四次，在第一次长沙会战之前，1938年11月13日，日军攻占岳阳，距离岳阳尚有130多公里的长沙当地驻军，在仓惶之中奉蒋介石“焦土抗战”的密令，于凌晨2时在长沙城内数百处同时放火，使全城成为一片火海。长沙大火焚烧了三天三夜，全城被焚十分之九，烧毁房屋5万余栋，烧死百姓三万余人，数十万百姓伤亡或无家可归。(没杀敌人先杀自己百姓，果然战果辉煌……)第一次长沙会战1939年9月14日——10月14日，第一次长沙会战，国民党军24万对付日军12万，日军攻至长沙城下，击溃国军10余万，因担心伤亡过大而主动撤退，第二天，得知日军撤退的消息后，薛岳下令反攻，趁机收复失地。国军伤亡4万余人，日军伤亡3千余人。——战后，薛岳向蒋介石报告大捷，蒋问俘虏缴获情况，答曰：无。蒋某人气的肝疼，但为了不影响士气，只好捏住鼻子认了这次“大捷”。第二次长沙会战1941年9月17日——10月6日，第二次长沙会战，国民党军30余万对付日军约10万，日军连续发动猛攻，仅以伤亡不到7000人的代价，连续击溃薛岳4个军，并攻进长沙，后因准备太平洋战争而主动撤退，国军趁机收复失地，双方恢复战前状态。——战后薛岳不好意思宣称大捷， 蒋问俘虏缴获情况，答曰：俘虏8名。(八路军新四军抗战期间共俘虏日军5000余，按这个标准，等于打了600多次长沙会战。当然，这不影响果粉污蔑共军“游而不击”)蒋某人在南岳军事会议上斥责第9战区“像这次长沙会战，我们有这样雄厚的兵力，有这样良好的态势，我们一定可以打败敌人，一定可以俘获敌人很多的官兵，一定可以缴 获敌人无数的军械!即使没有一万俘虏，也总应该有一千!一千没有，总要有一百!一百没有，少而言之，也应该有十人”“丢尽了党国军人的脸面”。——虽然这次会战，国军方面没人好意思宣布大捷，但70多年后，果粉们替薛岳宣布大捷。第三次长沙会战1941年12月23日—1942年1月6日，第三次长沙会战，国民党军30余万对付日军第3、6、40师团和14旅团共12万(还有资料称第40师团和14旅团并未参战，因此日军参战总兵力为5万多，这个数据待证实).国军采用坚壁清野，诱敌深入的战略，集中优势兵力围歼日军，取得长沙大捷。这次日军伤亡虽然只有6000人，但确实是被国军打退了。因此薛岳再次向蒋报告大捷，共毙伤日军5.6万人。 蒋查看缴获日军枪支，发现竟然是“中正式”，于是大骂薛岳“谎报战绩连脸都不要”。第四次长沙会战也被称为长衡会战，这次会战，日军28万攻国军30余万，6月16日，日军抵达长沙城下并发起进攻，19日攻占长沙，被击溃的国军主力仓皇溃逃，导致衡阳守军孤军无援，战败投降。这一次，“谎报战绩连脸都不要”的薛岳也实在不好意思称自己是大捷了。——不过这并不能阻止比薛岳更不要脸的果粉们把衡阳保卫战吹嘘为“东方斯大林格勒之战”，虽然我的记忆里，斯大林格勒我记得投降的是保卢斯而不是朱可夫……
垓下之战简介 垓下之战遗址探寻
垓下之战是刘邦、项羽之间的一次决战，此战以项羽兵败自杀告终，刘邦扫除障碍，让开创大汉天下的伟业更进一步。两千多年过去了，如今的垓下遗址身在何方。 垓下之战简介 汉高帝五年（公元前202年）十二月，在楚汉战争中，楚汉两军在垓下（今安徽省灵璧县东南沱河北岸）进行的一场战略决战。汉军以韩信亲率三十万人为主力，孔将军为左翼，费将军为右翼，刘邦坐镇后方，周勃、柴武等预备军在刘邦军后待命，项羽被迫退回垓下城。楚军虽败，但汉军亦伤亡惨重，僵持中，汉军夜间高唱楚歌，楚军自项羽以下莫不以为汉已尽得楚地，乃士气崩溃。项羽指挥这二十八骑，向南疾走，至乌江，最后自刎而死，年31岁。 垓下之战遗址 垓下之战遗址位于北纬33°21′，东经117°38′处，在今安徽省灵璧县城东南，韦集镇单圩老庄胡村(今垓下村）附近。公元前202年，楚汉两军决战于此，刘邦大败项羽，导致了项羽“霸王别姬”和自刎乌江的历史悲剧发生。座落在今灵璧县城东15华里，宿（县）泗（县）公路南侧。虞姬为项羽的宠妾，当年楚汉相争，项羽四面楚歌时，虞姬自刎而葬于此。 垓下遗址八景：霸城烟雨、汉陵秋色、虞湾夕照、撒金晓月、夹山箫韵、古刹晨钟、洨上双虹、沱沙落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