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战略部署 斯巴达王克莱昂伯罗图斯帅军侵入彼奥提亚在距离底比斯不远的留克特拉停了下来。伊巴密浓达深知自己的兵力远远少于斯巴达人,即便如此他还是决心与拉锡戴孟人决一雌雄。伊巴密浓达称赞自己的部下是最勇敢善战的军队,他特别指出“圣队”的强大并要求全军要以“圣队”为核心奋勇前进。斗志昂扬的底比斯士兵在伊巴密浓达的率领下奔向了战场。克莱昂伯罗图斯在留克特拉布下了传统的斯巴达军阵,主力重装步兵组成了一个纵深为12列的半月形方阵,轻步兵和骑兵部署在方阵的两翼以为掩护。伊巴密浓达在重建底比斯军队时曾经思考过如何改良步兵方阵战术。古希腊传统的方阵的作战方式是非常刻板的。 重装步兵的主要武器是长矛(2.4-3米),当两阵靠近时士兵们就用手中的长矛猛刺对方不为盔甲所保护的颈部并使用盾牌撞击对方。但是直接死于这种面对面的白刃格斗的人总是寥寥无几,因为重装步兵的全副披挂是很难被刺穿的。方阵战的取胜关键在于一方凭借着冲击力冲散对方的阵线,然后在追击的过程中给予敌人以重击。(古希腊会战中绝大多数的伤亡就是这么造成的。)伊巴密浓达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有意识的加厚方阵的纵深来增加冲击力。斯巴达对这全新的战术一无所知,不过雅典人在3年前就领教了底比斯新阵的厉害。(在公元前374年的第力安会战中伊巴密浓达首次采用了纵深达25列的战阵挫败了雅典人。)伊巴密浓达对方阵战术还有其他的发现,他观察到当方阵沿直线向前冲锋时阵形总是会向右侧弯曲,士兵们总会不自觉的向右翼靠拢来掩护自己的同伴。(这或许是因为右手持矛的结果。)伊巴密浓达设计了一个斜形方阵,将全军的主力部署在左翼并向前突出,加强左翼的目的在于消灭敌方精锐所组成的右翼。当敌人的右翼被击溃时,他们的士气一定会受到沉重打击,此时发动总攻击就可以一举将其击溃。于是在留克特拉的战场上伊巴密浓达将全军布成斜形方阵其左翼厚达50列。由于底比斯军的兵力有限所以其右翼便主要由轻步兵构成了。骑兵位于左翼步兵的外侧而全军最精锐的“圣队”在菲洛比达斯的率领下站在全军的最前线。 开战 克莱昂伯罗图斯率先发动了进攻,重装步兵排列成整齐的密集队形向底比斯军压了过去,两翼的骑兵也发起了冲锋。伊巴密浓达命令骑兵出动去抵御斯巴达的骑兵,步兵按兵不动等待时机。斯巴达人依仗着自己在兵力上的优势企图一举击溃底比斯人的阵线,但很快他们就发现自己的打算落了空。就在斯巴达人即将举起他们长矛的那一瞬间,伊巴密浓达发出了冲锋的命令,底比斯的士兵们如下山猛虎一般冲向了敌阵。一会儿工夫斯巴达的轻步兵被击溃了。底比斯军厚达50列的左翼象一把锋利的匕首一样撕开了斯巴达的右翼阵线,一下子把斯军冲得七零八落。战在第一列的斯巴达王克莱昂伯罗图斯此时才意识到伊巴密浓达的真实意图他试图将左翼的兵力调来加强右翼,然而正当他准备发出命令时“圣队”的士兵已经冲到了近前,一切都太迟了。 底比斯的胜利 克莱昂伯罗图斯很“光荣”的成了“圣队”的刀下鬼,紧挨着他的400斯巴达卫士也陪着他一块命丧黄泉。斯巴达的那些同盟军本来就是被强拉来的,他们一看到统帅阵亡就纷纷的败退了。这么一来斯巴达军的整个右翼就彻底崩溃了,有趣的是此时此刻底比斯的右翼还没和敌人的左翼接触呢。消灭了斯巴达轻步兵的底比斯骑兵也反转过来和步兵一块攻打起敌军的左翼来了。最后的战果是斯巴达人在战场上扔下了500具尸体又在逃跑的路上扔下了另外500具尸体,底比斯的损失不足300人。

公元前363年,阿卡迪亚的二座城市曼丁尼亚和提基亚之间爆发了冲突,原因是奥林匹亚寺庙资金的滥用。当提基亚请求底比斯支持的时候,曼丁尼亚选择了斯巴达这边。这更造成另外的冲突,在寡头政治和民主的同情者之间,发生了一个意识形态的冲突。雅典选择了公然支持寡头政治的斯巴达,显示给我们雅典人多么坚决的要再一次得到对泛希腊的控制。 当雅典军队朝斯巴达行军时,伊巴密浓达希望在科林斯地峡上伏击他们。但雅典决定运送她的军队越过海洋。伊巴密浓达已经集合了他的来自彼奥提亚同盟及希腊的其他北部地区的军队。他选择了提基亚作为他的指挥部。这个位置选择的很好,提基亚有城墙及支持所有军队的足够多的供应品。另外它位于斯巴达和曼丁尼亚之间。 底比斯仍然在她的最伟大的领导者伊巴密浓达的领导下。联军方面在一个至少象伊巴密浓达一样有能力的人的领导下。他是两个斯巴达国王之一,阿格西劳二世。他是斯巴达伟人莱山德的接任者。莱山德想要在他的政治游戏里使用阿格西劳。但不久阿格西劳二世比莱山德更有权利,他成为了斯巴达最重要的领导者。来山德出卖小亚细亚希腊殖民地的特权给了傲慢的波斯国王以报答支持他反对雅典的行动。但阿格西劳二世却相反,他侵入波斯帝国,占领了那些相同的城市。他没有停留在那里,而是进入了小亚细亚甚至更远,征服了曾经是古老王国吕底亚的地区。当他听到底比斯对希腊形成威胁的时候,正是使用了一个多世纪前薛西斯曾经用过的道路,30天内行军返回。并在公元前394年的科洛尼亚战役期间击败了底比斯。阿格西劳二世不喜欢任何其他的斯巴达的国王存在。他的办法是很反传统的,只采用一个斯巴达国王。他对骑兵的力量有巨大的信心。 当斯巴达两国王之一的阿格西劳带着他的军队经过拉哥尼亚的Pelele朝北而来时,伊巴密浓达不能试图夺取一场战役的胜利。是这样,他调动他的大军环绕在行进中的军队的周围,正朝着没有城墙和部队防护,极易受攻击的斯巴达军队。但对伊巴密浓达来说不幸的是,阿格西劳作为一个背弃者是见多识广的。他应付了过去,正好及时赶到斯巴达。伊巴密浓达失去了奇袭的成分决定不攻城。他带着军队回转,此刻突然选择曼丁尼亚作为目标。 幸运的是,这次同样的,脱离了伊巴密浓达大军的先头部队,突然被雅典骑兵发现了。他再次失去了奇袭的成分,甚至更糟的事是,雅典人阻止了由底比斯和帖撒利亚骑兵组成的先头部队前进的脚步。这给了阿格西劳足够的时间来调动去到曼丁尼亚途中的军队,把他们正好放置在曼丁尼亚城前。这里的平原只有一英里宽,因为路的两边都是山。伊巴密浓达没有选择:他为了进攻曼丁尼亚不得不击败这支军队。

俗话说“欲加之罪,何患无辞”,1838年当墨西哥抵挡美国扩张之时,法国更是趁机从背后桶一刀,对墨西哥宣战,起因居然是几个法式蛋糕遭到了破坏。虽说法国的糕点可能做的还不错,糟蹋了挺可惜,但这宣战理由也太不走心了。不过也说明了弱国无外交这个道理,列强打你需要理由么? 墨西哥共和国成立后,国内派系林立,动荡不安,自然就被列强看上了。在墨西哥做生意的外国人财产经常遭到破坏,投诉无门,因此外国人希望本国政府来帮他们讨个公道。当时,法国和墨西哥贸易协定签的并不好,法国进口货物要缴纳的关税比英国高,法国对此耿耿于怀。 一天,几个墨西哥军官到塔库瓦西镇上一家法国餐厅用餐,法国糕点师Monsieur Remontel却在餐厅内对墨西哥冷嘲热讽。几名军官一下子生气了,砸坏了饭馆的橱窗和桌椅。法国糕点师提出了6000墨西哥比索的赔偿要求,问题是整个店都不值1000墨西哥比索,墨西哥政府自然不会付钱,于是糕点师就找法国国王帮忙。在一般人看来,这仅仅是小小的治安事件。 法国政府一看好机会来了,顺着这个小事情把一些商人的赔偿要求东拼西凑,合起来要墨西哥政府赔偿60万墨西哥比索,大约300万法郎。这是一笔巨款,要知道当时墨西哥首都的市民日薪只有1墨西哥比索。 墨西哥对这种天价索赔当然不付,法国直接派舰队封锁和进攻墨西哥港口,占领了不少地方。经英国调停,法国提出了新的贸易要求,同时仍然要墨西哥付先前提出的60万墨西哥比索。 但法国最后还是没能收到这笔蛋糕款,因为墨西哥它就是不付。

回首二战的所有战争,让人难忘的战史很多,历史一般是由胜利者来书写的,是非也多是由胜利者来定义的,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在史学上这方面还是不如其他学科,有更超然公正的定义。 撇开历史功过是非的争论,愈是深入历史真实,愈会发现正义和邪恶的区别愈是含糊,那分界线是那么的不清晰,甚至不存在。 但是,有一点历史真实是不能否定的:历史总是偏袒胜利者,不论古代史或近代史。研究历史的人,甚至闻名的历史学者所发展出的史观,都很难被这习惯性的思维方式所影响,并且由于人类的天性,他们喜欢跟胜利者站在一起,并在心理上取得对胜利者的认同。 这些说得有些远了,战争永远能牵动人的心弦,除开最后的成败,在战争中,不论那一方,那些战士所面对的死亡和痛苦绝望折磨所表现的坚贞和忍耐,那些牺牲和勇敢,却在胜败以外让人难忘。 如同前面所说,胜利者享受全部光荣成果,包括未来的历史歌颂,失败者一无所有,将来在历史上也只能是失败者而被遗忘。这在我们看来是公平的。 但是,如果在战争前你已经被告知将失败,不论你在战争里存活或阵亡,你不但不能回到自己的国家,而且会被历史抛弃遗忘。这样,你还会义无返顾的去战斗吗? 我问的有些坦白,但是在1944年的秋天,一切现象就完全显示了事实对德国军队的残酷性,纳粹德国已经胜利无望,苏联的军队如潮水般拥来,装甲部队如同钢铁洪流般涌向德国,一切的抵抗都告无效,德国在东西两面被全面夹击,逐渐走向崩溃,曝露在苏联军队前面的是350万撤退中的德国军队,几十万的伤员,还有250万的德国侨民,如果他们被苏联捕获,将永远消失在苏联广大的土地和战俘营里面。 必须有人留下,牺牲自己,换取军队和侨民撤退的时间,把生存的希望留给别人。 这就是留在库尔兰地区的德军,根据上级的命令,他们留下坚持作战,与苏联的大军正面碰撞,紧紧咬住了苏联的军队,在极度艰苦绝望的条件下,不接受苏联方面多次劝降,拖住了大批敌军,顶住了苏联军队排山倒海的连续猛烈攻势。 就在库尔兰地区战争不断升级,进入白热化阶段的时候,苏联的领导人却不断的对外宣称:“库尔兰地区的战斗已经无关轻重”,事实如何呢?苏联在库尔兰战役中投入了五个集团军,仅仅是为了一个“无关重要”的半岛?事实证明:苏联的攻击无法战胜库尔兰地区的德军,虽然苏联的进攻军力是德国军队的10倍,但德国军队像铁钉般的钉住了库尔兰。 库尔兰地区是属于苏联的国家领土,消灭库尔兰地区的德军,事情关系到苏联的国家荣誉,也直接影响到苏联的领导者在同盟国家前面的面子问题,所以,在战争结束前拿下库尔兰,是苏联不惜任何代价也要完成的。 在整个库尔兰战役期间,苏联发动精锐部队,对库尔兰德军前后发动六次大型攻势,每一次都是集结重兵,依靠着绝对的数量优势,打算“淹没”掉德国的部队。我们都知道,在战争后期的苏联军队,不论素质装备,顽强勇敢的程度,完全是世界一流劲旅,并且怀抱着优越的信心,攻势一次比一次猛烈凶狠而残酷,却始终无法攻破“库尔兰堡垒”,一直到战争结束,德国投降,库尔兰守军才最后放下武器。 这战役是二战里的奇迹,虽然库尔兰战役生存下来的守军,大部分死于苏联的战俘营,但他们始终没有被打败,是一支苏联无法战胜的军队。 很遗憾的,库尔兰战役一直鲜为人知,由于刻意的隐瞒,苏联方面档案透露的极少,德军于最后时刻将档案全部焚毁,由于深陷敌后,于投降后基本全体被俘,而大部分死于战俘营里艰苦的劳作,只有极少数将士多年后回到德国,凭记忆口述当时的历史。 但是,在这不为人知的角落,我们看到了一支善战的军队,更看到了一支高贵而骄傲的军队。 如何说“高贵”呢?做为军人,他们完美的体现了“军人”的骄傲。他们没有漂亮的台词,没有激动人心的宣传,这些对他们是多余的,他们已经用行动完美的证明了自己:从一开始,他们就知道自己的命运,上级没有欺骗他们,就是要他们死守到底,“你可以死,但你保护的同胞必须活着”,这跟日本人的自杀式效忠不同,他们希望生存,希望能回家,但他们把这些希望留给战友和同胞,这就是他们牺牲奋战的目标,去完成这些目标,对他们来说是理所当然的,这就是我们看来高贵非凡之处。 整个战役期间,苏联多次用各种方法向这支军队劝降,他们的数量也从60多万打到后来的20万,但投降对他们来说是不可思议的,最后的20万还大多是少年或老年的国民兵,但他们的精神状态一如之前的精锐部队。我相信,这里面虽然老兵老将已经多数战死或被消灭,但“军魂”不泯,而责任和誓言,是他们不会改变的信念。 我无法历数在整个战役期间那无数次的战役,环境的艰苦,疾病伤害与寒冷的无尽折磨,装备补给的短缺,前途的黯淡,都不能屈服这些条顿武士顽强高傲的斗志,他们总是能够用残破微薄的兵力绝地反攻,一次次的重创对手,让俄国人的战争机器巨人一次次损失惨重的的停摆,更难能可贵的是,德国军队一直保持高度的纪律和秩序,整个军队和后勤就像部机器般有条不紊的运转,保持着活力和战力,和钢铁一般的纪律,这也许也是他们能够屡屡力挫强敌的原因之一。 就像斯巴达三百勇士一般,他们不再回去了,也没打算回去,他们是不再回来的军队。 历史基本已经将他们遗忘,在胜利者夸耀的庆祝与闪耀勋章前,在每年全世界庆祝胜利的活动里,他们只是战争的衬底和灰烬,被彻底消灭,不再存在,沉入历史的长河,虽然他们那么勇敢,那么坚贞的完成了他们的使命,创造了那么多光荣的战斗和战果,但历史终是由胜利者书写的。 在战争投降结束后,有个细节,让我们感觉难以理解:那就是有德国的运输船,趁着停火的机会,过来接运最后的撤退者,可以返回德国本土,这可说是最后生存和回家的机会。德国人依然以着完整的纪律等候上船,在宣布满载后,其他多数在港口的德军只能留下,等候命运的摆布,但是没有发生任何骚动和拥挤,甚至已经上船的德军许多都自动下船来,将位置让给伤员,“将生的希望留给别人”,这是他们直到最后都不曾忘却的信念。 什么叫做傲气?什么叫做高贵?透过历史的黑暗迷雾,我们在这些普通无名的士兵中,看到一种难以言说的可敬可畏的特质。这是军人武德的典范,值得后世任何军队的尊敬。 附带补充一点:在德国投降后,库尔兰地区德军也被通知投降,但有一部分党卫军拒绝投降,留在库尔兰地区继续作战,一直到十四年后最后一个党卫军被打死,才被彻底消灭。

战役第一阶段(9月14~27日),波罗的海沿岸第3、2、1方面军实施了里加战役,在战役过程中进抵距里加25~60公里处德军“锡古尔达”坚固防御地区。由于德军在该防御地区进行激烈抵抗,最高统帅部大本营为尽快切断德军波罗的海沿岸集团与东普鲁士的联系,于1944年9月24日决定将波罗的海沿岸第1方面军的兵力从里加方向转移到梅梅尔方向,该方面军应会同白俄罗斯第3方面军部分兵力,在此方向实施进攻战役。列宁格勒方面军与红旗波罗的海舰队协同,于9月17~26日实施了塔林战役,此役重创德军“纳尔瓦”战役集群,解放了塔林和爱沙尼亚整个陆地部分。该方面军于9月27日日终前进抵滨海地带,其左翼进抵德军在拉脱维亚境内的“锡古尔达”防御地区。爱沙尼亚滨海地带的解放,大大改善了红旗波罗的海舰队在波罗的海的活动条件,为完全解放爱沙尼亚创造了前提。 战役第二阶段(1944年9月28日~1944年11月24日),波罗的海沿岸第1方面军、白俄罗斯第3方面军第39集团军(司令为柳德尼科夫中将)向梅梅尔方向展开进攻,波罗的海沿岸第3、第2方面军则继续进行里加战役,列宁格勒方面军和红旗波罗的海舰队实施蒙海峡群岛登陆战役。 在列宁格勒方面军左翼当面行动的德军于9月24日前将主力撤向里加,而以部分兵力在蒙海峡群岛固守。德军在里加方向建立了强大集团,依靠从爱沙尼亚退却的兵力对它进行了补充。该集团编成内有33个师,内4个坦克师。在梅梅尔方向(由奥采至涅曼河),德军有7~8个师,内4个坦克师。 根据当时的情况,苏联红军在梅梅尔方向实施了猛烈的正面突击,因为该处德军集团及其防御都比里加地域薄弱。苏联红军面临的任务是切断德军“北方”集团军群与东普鲁士的联系。 为了实施梅梅尔战役,波罗的海沿岸第1方面军将其全部军队隐蔽调到了希奥利艾地域,并于10月5日向梅梅尔(克莱佩达)方向实施了突击。突击第4集团军(司令为马雷舍夫中将)向利巴瓦(利耶帕亚)方面积极行动,白俄罗斯第3方面军第39集团军由罗谢内(拉塞尼艾)地域向陶拉格方向实施突击,分别从北面和南面保障梅梅尔方向的进攻。 由于列宁格勒方面军和红旗波罗的海舰队早在1944年9月27日就开始了蒙海峡群岛登陆战役,也由于波罗的海沿岸第3、第2方面军在里加地域积极行动,所以德军未能从“锡古尔达”防御地区调庞大兵力来抗击苏联红军在梅梅尔方向的进攻。梅梅尔战役的结果,苏联红军前出至波罗的海沿岸,楔入东普鲁士领土,并切断了整个“北方”集团军群与东普鲁士的联系。 正当波罗的海沿岸第1方面军在梅梅尔方向展开进攻时,波罗的海沿岸第3、第2方面军从1944年10月6日起对深恐丢掉退向东普鲁士之路而开始从里加地段向库尔兰半岛仓卒退却的德军转入追击。10月13日,苏联红军解放里加。10月16日,波罗的海沿岸第3方面军撤销,所部分别编入波罗的海沿岸第1方面军(第61集团军,司令为别洛夫上将)、波罗的海沿岸第2方面军(突击第1集团军、空军第14集团军,司令分别为扎赫瓦塔耶夫中将、茹拉夫廖夫空军中将)和列宁格勒方面军(第67集团军,司令为罗曼诺夫斯基中将),一部编入大本营预备队(第54集团军,司令为罗金斯基中将)。至10月22日前,波罗的海沿岸第2方面军以其右翼进抵德军图库姆斯防御地区,结束了里加战役。“北方”集团军群被从陆上封锁于库尔兰半岛。波罗的海沿岸第2、第1方面军负责消灭被封锁集团。 列宁格勒方面军利用各波罗的海沿岸方面军在里加方向和梅梅尔方向的进攻,会同红旗波罗的海舰队,从1944年9月27日~1944年11月24日经过蒙海峡群岛登陆战役解放了蒙海峡群岛。由于这一战果,也由于苏联红军前出至利巴瓦以南波罗的海沿岸,红旗波罗的海舰队舰艇在沟通库尔兰集团和德国联系的德军交通线上行动的条件得到改善。 白俄罗斯第3方面军在东普鲁士境内贡宾嫩方向的进攻,促进了苏联红军在波罗的海沿岸各战役的胜利结束。该方面军长时间牵制了德军庞大兵力,使这些兵力无法用来对波罗的海沿岸第1方面军作战。

阿波冲海战(阿波冲海戦、あわおきかいせん)是戊辰战争中的一场战斗,是日本历史上第一次使用蒸汽驱动的近代军舰作战的战斗,又被称为兵库冲海战。 1868年1月27日(和历:庆应4年1月3日),鸟羽伏见之战打响。新政府军萨摩藩藩籍的军舰春日丸、运输船翔凰丸和平运丸停泊在兵库港,准备返航鹿儿岛。旧幕府军方面,榎本武扬率领的开阳丸则停泊在大阪湾,从海上照应鸟羽伏见之战。 1月28日(和历:1月4日)清晨,新政府军返航的3艘船只出港,平运丸向明石海峡方向行进,春日丸和翔凰丸则向纪淡海峡方向行进。这一举动被旧幕府军的开阳丸发现。开阳丸在鸣炮命令对方停船而不被理睬的情况下立刻进入了作战状态,向春日丸和翔凰丸发起了追击。开阳丸共计发射炮弹25发,新政府军春日丸回击18发,但双方都没有受到太大的损害。 春日丸无心作战,其速度快于开阳丸,因此顺利返回鹿儿岛。但归路被切断的翔凰丸兵士则在由岐浦的带领下登陆逃走并将翔凰丸烧毁。

“何当千万骑,飒飒贰师还” 怛罗斯战役的前一年,也就是公元750年,大唐帝国在亚洲内陆的威势达到了顶点,如同日后《资治通鉴》所记载的,“是时中国强盛,自安远门西尽唐境万二千里,闾阎相望,桑麻翳野,天下富庶者无如陇右”。大唐帝国成为整个塔里木盆地和伊犁盆地的主人,以及塔什干的宗主,帕米尔(“葱岭”)谷地与克什米尔的保护者。作为安西节度使的大唐名将高仙芝刚刚在帕米尔高原“深入万里,立奇功”,对吐蕃势力取得了一系列惊人的胜利,这为他在西方赢得了“中国山地之主(阿拉伯语:Sāhib jibāl al-sīn)”的美誉。而高仙芝衣披鳞甲、身跨青海骢(一种古代宝马)的飒爽英姿,也令“诗圣”杜甫赋诗一首《高都护骢马行》,以表敬意。 也是在公元750年,唐朝在中亚最大的竞争对手阿拉伯帝国(唐称“大食”,来自波斯语Tazik,今译“塔吉克”)经历了改朝换代的剧烈动荡。自747年一个获释奴隶阿布·穆斯林率众在呼罗珊(今伊朗东北部与中亚南部)起义到749年,历时两年,倭马亚王朝军队迅速溃败。起义者占领库法城后,于749年年底在库法清真寺宣誓拥戴阿布·阿拔斯,是为阿拔斯王朝的第一任哈里发。由于这个新王朝的旗帜尚黑色,在中国史籍上被称作“黑衣大食”。750年1月,倭马亚王朝的军队在底格里斯河上游支流扎布河畔覆没,末代哈里发麦尔旺二世西逃,8月在埃及遭阿拔斯军队追杀而死,倭马亚王朝宣告灭亡。 阿拔斯王朝建立之初局势不稳,自称“萨法赫”(屠夫或仁慈、慷慨的人,双关语)的阿布·阿拔斯致力于扑灭和铲除前朝余孽,残忍地设计屠杀了倭马亚家族80余人;倭马亚王朝历代哈里发的陵墓也遭到破坏,尸体或被鞭打或被焚毁。由此引发的国内动荡亦波及了8世纪初刚刚被阿拉伯人占领的中亚河中地区(指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地区),驻军哗变,各土著王国(唐称“昭武九姓”)也乘机响应。这是因为阿拉伯帝国向来对各中亚属国横征暴敛,实行竭泽而渔的政策。据10世纪中叶波斯历史学家纳尔沙喜记载,呼罗珊总督逼迫布哈拉(唐称“安国”)赔款100万迪拉姆,其数额相当于布哈拉五年的税入;又强令撒马尔罕(“康国”)一次缴纳200万迪拉姆,以后每年交纳20万迪拉姆以及3000“头”奴隶(每头奴隶折价200迪拉姆),各国负担十分沉重。 为应对帝国东部边疆的变乱,阿布·阿拔斯委派阿布·穆斯林出任呼罗珊总督。这位开国元勋位高权重,驻节木鹿(土库曼斯坦马雷州的一个古代绿洲城市),号令一方,颇具势力。他命令手下大将齐雅德·萨里率领新王朝的统治支柱——精锐的呼罗珊军队——进入河中地区,镇压了布哈拉等地的叛乱。 与此同时,唐廷也企图利用大食国内的混乱形势,全面恢复阿拉伯人进入中亚前唐朝在葱岭外的势力范围。高仙芝遂率兵首先进攻在大食的中亚属国中地位最重要的塔什干(石国)。这个国家农业发达,地处中亚商贸中心与交通枢纽的特殊地位,原来曾臣服于唐朝。但那个向唐称藩的国王已被降为石国副王;时任国王鼻施特勒是大食册立的。750年唐军攻陷石国都城;第二年初,高仙芝将前石国国王一行带入长安,斩于阙下。诗人薛能在《拓枝词》中写道,“悬军征拓羯(即石国),内地隔萧关。日色昆仑上,风声朔漠间。何当千万骑,飒飒贰师还”。对此役赞赏有加。 怛罗斯之战,此战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唐帝国与阿拉伯帝国之间的一次正面碰撞 “汉家兵马乘北风,鼓行向西破犬戎” 不料,唐廷凯旋盛典余音未终,边关警报已千里传驿,飞报长安。高仙芝的军队劫掠石国,杀死老弱,奴掳丁壮,这导致了新的麻烦。侥幸脱逃的石国王子奔走于“昭武九姓”,极言唐军之残暴,“诸胡皆怒”,而后他又前往康国(撒马尔罕),投奔率军驻扎在那里的大食将领齐雅德·萨里。最终传到安西的消息是大食兵有可能与诸国连谋进攻四镇。为争取主动,高仙芝决定先发制人,御来敌于国门之外。 这年初夏,高仙芝征召安西各镇军队主力向西进发。据郭沫若考证出生在碎叶城(位于今吉尔吉斯斯坦楚河州托克马克市西南)的大诗人李白以“汉家兵马乘北风,鼓行向西破犬戎”的豪迈诗句为从征的族弟李绾壮行。而作为安西都护府下的一名幕僚,著名边塞诗人岑参在大军临行前也赋诗“都护新出师,五月发军装。甲兵二百万,错落黄金光”。极言唐朝军容之盛。 “甲兵二百万”自然是艺术上的夸张。安西大都护府总兵力不过二万四千,至多不超过三万人。除去留守部队,高仙芝率领的汉兵不过两万,从安西都护所在的库车出发,长途跋涉两千余里,在会合了葛逻禄(一个突厥部落)等附属国的军队后,总计约七万(据杜佑《通典》)的唐军于公元751年7月末抵达了石国大镇怛罗斯,并在这里遇到了大食与河中各国联军。怛罗斯也成为继汉代陈汤击灭匈奴至康居(今哈萨克斯坦东部)及李广利远征大宛(今费尔干纳盆地)之后,中国古代史上汉兵所达最远的地区。 在怛罗斯战场上对峙双方的军队服饰迥异,语言不通,武器装备亦大不相同。高仙芝统帅的唐军本部以步兵为主(安西都护府仅有军马2700匹,即使全数出征,按一骑两马计亦不过骑兵千余人)。安西汉军在当时号称“天下精兵之最”,身着著名的明光铠,重量轻而防御力强;擅长使用两面开刃的长柄陌刀。当步兵手持陌刀以密集队形横向列于阵前“如墙而进”时,敌军人马当之皆碎。唐军将陌刀与另一种特色兵器弩相配合,“去贼一百步内战,齐发弩箭;贼若来逼,相去二十步即停弩,持刀棒……过前奋击”,创造了步兵克制骑兵的战法。高仙芝将步军部署在怛罗斯河边抵御敌人进攻,自己则率领少量的骑兵驻扎在步兵阵地之后,作为机动部队,而把战斗力较弱的葛逻禄部队部署在两翼充当警戒部队,以充分利用威力强大的弩射杀敌人。 反观阿拉伯军队,恰恰是清一色的骑兵组成。装备长矛盾牌,配以弓箭和马刀。阿拉伯世界的冶铁业为中世纪之冠,阿拉伯马刀当时即以锋利闻名天下,杜甫在《荆南兵马使太常卿赵公大食刀歌》中就盛赞“吁嗟光禄英雄弭,大食宝刀聊可比”。而阿拉伯骑兵的马匹也占有绝对优势,因为阿拉伯马是世界上最好的马种,游牧的贝都因人相信,真主赋予了阿拉伯马“活跃的北风、力量的南风、高速的东风及智慧的西风”。 以优秀的骑兵纵横亚非大陆的大食军队与依靠陌刀与弩以步制骑的唐军在战场上针锋相对。尽管阿拉伯军队握有数量上的绝对优势(各种记载从15万到20万不等),但凭借着武器和训练的优势,高仙芝率领远征唐军仍与之苦战了五日之久,不分胜负。但到了第五天傍晚,灾难发生了,唐朝的盟军葛逻禄部队突然叛变,从东北方向高仙芝军队的后方发动了袭击(此类中亚部落叛附不定,在唐与大食间首鼠两端并不罕见)。阿拉伯军队趁唐军阵脚已乱之机,以重骑兵突击唐军阵线中央,致使唐军全线溃败,令唐王朝的安西精锐部队几乎全军覆没,损失惨重,阵亡和被俘各约一半,只有数千人在高仙芝率领下败退,回到安西都护府的驻地。 战后,穆斯林史家大肆吹嘘怛罗斯的胜利。麦格迪西的《肇始与历史》记载:“他们分几次将他们(唐军)各个击败,共杀死四万五千人,俘获两万五千人,其余纷纷败逃”。而艾西尔的《历史大全》的记载则是:“两军大战于怛罗斯河,穆斯林们最终战胜了他们,消灭近五万人,俘获约两万人,残部逃回中国”。可谓是言之凿凿,却唯独对大食军队自身损失语焉不详。这恐怕亦是在前五天的激烈战斗中阿拉伯军队伤亡数字较大不能示人,故而“为亲者讳”罢! 杜环西游 俄国近代历史学家巴托尔德曾认为,怛罗斯战役“决定了中亚细亚的命运”,“中亚细亚应该是中国的,但它却变成了穆斯林的”。这种说法实在言过其实。唐廷在中亚的势力并没因怛罗斯的战败而受到严重损失,怛罗斯战役两年后,唐将封常青即再次远征克什米尔,又一次取得辉煌的胜利。而到了公元754年,“昭武九姓”又一次周期性地倒向唐朝,集体上表请求长安出兵驱逐大食,这也是中亚各国最大规模的请求唐朝出兵中亚,足见怛罗斯战役并未对当时西域政治军事格局造成实质性影响。正因如此,高仙芝虽然兵败怛罗斯,但并未以败军之将受到处罚。他虽然离开了安西,却出任权力较大的河西节度使一职。而后被召回长安,进一步加官进爵为右羽林大将军。 至于大食方面,阿拉伯人对于内部争权夺利的兴趣远比对向东方的征服更大。在怛罗斯战役获胜的齐雅德·萨里向他的上司阿布·穆斯林进献了战利品——一枚举世无双的宝珠。作为奖赏,阿布·穆斯林也任命齐雅德为河中行省总督。但好景不长,出于对齐雅德功高盖主的担忧,一年后,阿布·穆斯林杀死了齐雅德。又只过了一年,出于同样的理由,新任哈里发曼苏尔谋害了帝国东部的实权人物阿布·穆斯林,并镇压了呼罗珊军队的兵变。 实际上,在怛罗斯与唐军发生冲突的并不是哈里发朝廷派遣的政府军,而只是一支呼罗珊的边疆守军。此时的阿拔斯朝廷正忙于解决内政,而后又跟永久的敌人拜占庭展开战争,并未注意到东部边疆有什么战争发生。因此,这次战役并未影响阿拉伯帝国与唐帝国的关系。怛罗斯战役的第二年,黑衣大食即遣使来华,这是阿拔斯王朝正式与中国通好之始。仅在公元753年一年里的,3月、4月、7月和12月,阿拔斯王朝使节就四次进入长安。 怛罗斯战役就这样结束了,但另一段传奇才刚刚开始。唐代著名历史学家杜佑的族侄杜环是战败被俘的唐王朝军队的一员,他作为文官参加了怛罗斯战争。杜环被俘后被带至康国(撒马尔罕),再到阿拔斯王朝首都亚俱罗(Akula,即库法),后又随哈里发使团考察非洲,先后在中亚、西亚、非洲十余国游历和生活过;总计流离大食12年,遍游黑衣大食全境,基本上走完了丝绸之路全程,最后于公元762年附商船从海路回到广州。他把十余年间异域耳闻目睹、亲历亲为的生活阅历真实地记入所著《经行记》中,成为研究中国与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文献和研究中世纪中亚、西亚、北非风物情貌的地理著作,这是一本足以与当时另一位杰出旅行家玄奘的《大唐西域记》相提并论的游历专著。可惜的是,《经行记》早已散佚,没能全部留下来。我们所能看到的,是杜佑在自己的著作《通典》中保留的片段,只有1511字。 杜环在库法城里发现当地已有来自中国的绫绢机杼,还亲眼目睹一些唐朝工匠(金银匠、画匠及纺织技术工)在当地工作,例如京兆(长安)人樊淑、刘泚为“汉匠起作画者”;河东(今山西西南部)人乐陵、吕礼为“织络者”。在历史上,怛罗斯战役结束后不久,中亚的第一个造纸作坊就出现在撒马尔罕,很快美索不达米亚也出现了造纸作坊与纸张经销商,造纸技术是由来自中原地区的工匠师傅所传授是无疑的。时间如此巧合,只能是怛罗斯战役中被俘的唐朝士兵在当地生产纸张并将手艺传给了当地的阿拉伯人及中亚人。平滑柔和、适于书写的中国纸张很快取代了此前广泛使用的埃及纸草、羊皮、树皮等书写载体,西方文明也因此获得了迅速的发展。 当时的阿拉伯帝国对唐人而言是个完全陌生的社会,为此杜环在《经行记》里特地记载了大食法、寻寻法和大秦法这三大在当时阿拉伯世界流行的宗教。历史学家白寿彝曾经把《经行记》对于伊斯兰教的记叙与中国造纸术的西行并列为怛罗斯之战的“两种影响”。 大食法,也就是伊斯兰教。《经行记》是伊斯兰教义之最早的汉文记录。杜环记载道:“一日五时礼天……又有礼堂,容数万人,每七日,王出礼拜,为众说法,曰:‘人生甚难,天道不易,奸非劫窃,细行谩言。安己危人,欺贫虐贱,有一于此,罪莫大焉。凡有征战,为敌所戮,必得升天。杀其敌人,获福无量’。”“其大食法者,以弟子亲戚而作判典,纵有微过,不至相累。不食猪狗驴马等肉,不拜国王父母之尊,不信鬼神,祀天(真主)而已。”生动而准确地描述了伊斯兰教的文化,而“女子出门,必拥蔽其面,无问贵贱”,更是真实地描述了阿拉伯世界的典型风情。当时正是伊斯兰教“率土禀化,从之如流”的兴盛时期,大食国内“四方辐辏,万货丰贱,锦绣珠贝,满于市肆”的繁荣经济也给杜环留下了深刻印象。而且杜环的这些记叙完全是他亲眼所见的事情,完全没有虚构的成分。可叹史载大食使者来长安甚多,唐朝却没有使者到达过阿拉伯半岛。真正身历这个当世大国,并且留下记载的唐人,恐怕就只有杜环这个怛罗斯之战的俘虏了。 “大食法”之外,杜环所写的“寻寻法”即祆教(拜火教),是原波斯帝国的国教。“寻寻”即唐译“zemzem”,是阿拉伯人对祆教徒的称呼,意为“私语之人”。祆教近亲通婚,纳姊妹为妻的习俗被有儒家文化背景的杜环视为奇风异俗,称之为“寻寻蒸报,于诸夷狄中最甚”。而《经行记》中记载的另一个宗教“大秦法”指的就是基督教。给杜环印象最深的是当地基督教医生最善于治疗眼病和痢疾,许多病都能有预防的办法,而脑外科手术尤其惊人。当时阿拉伯医学中心在埃及和叙利亚,基督教徒的医生,主宰着阿拉伯医术,杜环称他们是大秦医生,他在《经行记》中这样写道:“其大秦,善医眼与痢,或未病先见,或开脑出虫。”这也反映了当时地中海地区高超的医术。 阿拔斯王朝建立时依靠的军事力量。选自军事资料图书 《穆斯林征服时期的军队》 第一个到达非洲的中国人 杜环的足迹所到之处,已经跟信仰“大秦法”的“拂菻”(东罗马/拜占庭帝国,一说“拂菻”即希腊语对首都的称呼Bolin的唐译)接近了,这些地方的文化中,或多或少也沾染了拂菻的文化气息。而且当时大食和拂菻也征战连年,在大食也一定会有拂菻战俘,而且更有可能和杜环有所接触。杜环的《经行记》里的拂菻国“亦曰大秦。其人颜色红白,男子悉着素衣,妇人皆服珠锦。好饮酒,尚干饼……其俗每七日一假,不买卖,不出纳,唯饮酒谑浪终日”。如实记载了拜占庭帝国人民肤色白里透红,男人穿单色衣服,妇女爱好服饰,喜欢喝酒,吃面包,每七天有一天(礼拜天)休息娱乐的实际状况。 虽然杜环未曾进入拜占庭帝国从而亲身踏上欧洲的土地,但他却是历史上可考的第一个到达非洲的中国人。根据《经行记》的记载,杜环到过的“摩邻国,在勃萨罗国西南,渡大碛,行二千里至其国,其人黑,其俗犷,少米麦,无草木,马食干鱼,人沧鹘莽。鹘莽即波斯枣也。瘴疠特甚。” 这个摩邻国究竟在哪里?长期以来一直是争论不休的话题。比较靠谱的一种说法是,“摩邻”即阿拉伯语“马格里布(意为日落之地)”的唐代译音,“摩邻国”就是今天的摩洛哥。杜环是从巴士拉(即“勃萨罗”)出发,经过苏伊士地峡到达埃及,随后跨越撒哈拉沙漠到达摩洛哥的。在同时代的阿拉伯旅行家笔下,这条道路既有“荒无人烟的沙漠”,也有“沙石遍布的荒野,或怪石嶙峋的高地”。在这条路上虽然“少米麦”,但“椰枣林立”之区不少,椰枣产地“实际上包括(自西向东)一条展开的大腹带”,恰与杜环的说法相合。而整个北非,尤其是利比亚,是基本没有河流的。地中海以产沙丁鱼、海青鱼为盛,杜环讲的“马食干鱼”之情形,也只能是靠地中海边的渔人捕捞。 杜环所在的8世纪的摩洛哥,被阿拉伯人征服的时间尚不足百年,因此,当地在人种上的阿拉伯化是几乎不存在或是不明显的。那里是柏柏尔人、黑人的家园,尤其是广大的村镇,其肤色是黝黑的。比较大的海港城市中才住有白色皮肤的罗马人。即使今天,北非的一些阿拉伯人(如苏丹总统巴希尔与埃及前总统萨达特)的肤色也比叙利亚的阿拉伯人要黑得多,这同千余年来的异族通婚有关。因此,杜环才有“其人黑”的说法。 除“摩洛哥说”之外,亦有人考证“摩邻国”在今天红海西岸的东非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甚至肯尼亚的著名港口马林迪,迄今并未有定论,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上述地方都位于非洲大陆。在杜环之前,中国还没有任何对非洲进行描述的书籍出现,足见杜环取得了前无古人的伟大成就。他的人生经历和他编撰的《经行记》,在不知不觉间创造了历史,成为第一个踏足非洲的中国人,直到今天,仍能让人感觉到游历人生的伟大之处。

1914年8月18日至9月21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俄国西南方面军各集团军对奥匈军队进行的战略性战役。 该战役是在维斯瓦河与德涅斯特河之间在320—400公里的正面上层开的。双方参战的军队有100多个步兵师和骑兵师,总计约200万人,近5000门火炮。 加里西亚会战开始前,兵力对比为:俄军—36.5个步兵师和12.5个骑兵师;奥匈军队—39个步兵师和10个骑兵师。后来,俄军增至50个步兵师和20个半骑兵师,而奥匈军队增至48个步兵师和11个骑兵师。 俄军西南方面军(总司令为伊万诺夫将军)受命围歼奥匈军队在加里西亚的基本兵力,阻止敌军南撤过德涅斯特河和向西撤往克拉科夫一带。为此目的,方面军以第3、第8集团军在杜布诺、利沃夫方向,在普罗斯库罗夫、加利奇等方向实施主要突击,而以第4、第5集团军从北面向普热梅希尔实施主要突击。由于盟军请求加速进攻,俄国各集团军尚未全部集结和展开完毕,即于8月18日至23日期间先后发起进攻。 奥匈军队指挥部(总司令弗里德里希大公,总参谋长弗朗兹·康拉德·冯·赫岑多夫元帅)计划以第1、第4集团军的兵力,在库默尔将军的集团军级集群和沃伊尔施将军的德国后备兵军的支援下,向卢布林、海鸟姆实施主要突击,粉碎西南方面军的右翼(第4、第5集团军)。它们的右翼应由第3集团军和克韦斯将军的集团军级集群保障;而从8月3日起,由第2集团军保障。在奥匈军队的主要突击方向上,指挥部集中了三分之二的兵力,其余三分之一的兵力用以对付俄国第3、第8集团军。 8月18日至19日,双方军队开始接敌运动,8月23日,在宽320公里的正面上展开了一场遭遇交战。交战过程中,向卢布林和海鸟姆进攻的奥匈军队第1集团军(司令为丹克尔将军)和第4集团军(司令为奥芬贝格)8月23—24日在克拉希尼克附近,8月26—31日在托马舒夫附近,分别重创俄军第4集团军(司令为扎尔茨将军8月22日起改为埃韦尔特将军)和第5集团军(司令为普列韦将军),迫其退向卢布林、海乌姆和弗拉基米尔—沃伦斯基。 随后,奥匈军队各集团军因遭到俄军的顽强抵抗,损失惨重,进攻速度随之减慢,8月18日和19日俄国西南方面军第8集团军(布鲁西洛夫将军指挥)和第3集团军(鲁兹斯基将军指挥)分别发起进攻,8月26—28日,在佐洛塔亚利帕河地区打败奥匈第3集团军(布鲁德曼将军指挥)。 8月29—31日,在格尼拉亚利帕河地区的交战中,俄军第3集团军于利沃夫东南突破奥匈军队正面,而第8集团军则击退了从塞尔维亚战场调来的、并得到克韦斯集群加强的奥匈第2集团军(伯姆—埃利莫利将军指挥)的反突击。 奥匈军队的右翼开始向戈罗多克阵地(利沃夫以西30公里)退却。9月3日俄军占领利沃夫,9月2日占领加利奇。奥匈军队指挥部留下一支力量不大的掩护队抵御俄军第5集团军,而把第4集团军南调对付俄军第3集团军。在9月5—12日的哥罗多克交战中,奥匈第4、第3、第2集团军企图粉碎俄军第3、第8集团军。他们取得了一些战果,但此时奥匈战线左翼的形势急剧恶化。担任防御的俄国第4、第5集团军得到了增援,9月3日,第9集团军(列奇茨基将军指挥)被调往第4集团军的右侧。 9月4日,俄军3个集团军(第9、第4、第5集团军)全部转入反攻,迫使奥匈军队开始退却。第5集团军向俄罗斯拉瓦的进攻,开始威胁到奥匈第4集团军向后方的退路。奥匈军队指挥部被迫中断戈罗多克交战,并于9月11日夜间开始向桑河对岸撤退。由于对奥匈军队的追击迟缓和组织不善,致使其得以摆脱俄军,免遭全歼。 9月21日,俄军包围了普热梅希尔要塞。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开始争当全球霸主,为了压制对方,两国之间进行了长时间的明争暗斗。20世纪60年代以后,中苏关系破裂,美国趁机开始拉拢中国,以便共同制衡苏联。 当时的苏联将欧洲作为其战略重心,但亚洲这块大地盘也不能置之不理,无奈分身乏术,因此急需寻找一个亚洲的代理人。经过反复考虑,苏联最终决定扶持越南作为制衡中国的重要帮手。 当时的越南在与美国的战争中刚刚获胜,自信心一时爆棚,急于确立自己在东南亚地区的老大地位。这时,苏联又伸出了橄榄枝,拥有苏联的支持让越南更加忘乎所以,接连发动战争侵占老挝和柬埔寨。 但这并没有使他满足,之后又将目光盯向了中国,频频在中越边境掀起事端,并多次越过边界杀害我手无寸铁的无辜公民。中国一开始本着争取和平解决的良好愿望一再忍让,而越南却将这种忍让理解成了软弱可欺,更加变本加厉。 终于,忍无可忍的中国政府决定对越南开展自卫反击,1979年2月17日,我军几十万将士分别从广西和云南两个方向同时对越军发动打击,对越自卫反击战正式拉开序幕。 在整个对越自卫反击战期间,中越双方爆发了多次激烈的战役,谅山战役绝对算得上是其中最激烈也是最惨烈的一次,堪称战争绞肉机。 越南谅山,位于中国广西省的南部,越南的北部,北边距离中越边境大约18公里,南边距离越南首都河内130公里。谅山的北面,是层峦叠嶂、丛林密布的越北山地;谅山的南面,是稻田纵横、水网密布的北部平原。 有许多公路、铁路纵贯其中,往北可到达中越边境,往南则直通河内。谅山不仅是越北的交通枢纽,更是首都河内的屏障门户,因此战略位置至关重要。 1979年3月1日,谅山地区爆发激战越南方面守卫谅山的是隶属河内第一军区的越南人民军第3师。点击查看:中国十大灵异事件:1993年14公交车闹鬼事件!当事人口述!这是一支非常擅长进攻的部队,并且很能打近战夜战,因在对美作战中的出色战绩而名声大噪,曾经获得过"人民武装力量英雄"称号。 谅山战役刚开始的时候,这支部队从上到下都没有将我军放在眼里,甚至大放厥词:"打到友谊关吃早饭,打到南宁去过春节!",傲慢狂妄可见一斑。但是很快,我军就用实力甩了他们一记响亮的耳光,中国军队55军在同登地区将之一顿痛揍,第3师余下的残兵败将只能龟缩于谅山周围的山区,苦苦等待援军。 越军方面看到战况不妙,紧急从河内派出精锐的首都防卫军向谅山展开反击,在战斗中,越军不顾廉耻,竟然违反国际法使用化学武器。55军被迫后撤,中国的后方炮兵师被快速派到前线进行救援,中越双方都伤亡惨重。 3月1日,中国方面调集了300多门火炮运往前线,短短三十分钟内发射炮弹上万发,谅山顿时成为了一片火海。整个地皮都被翻了几遍。 炮弹发射结束后,中国军队开始进攻,而越南军队也紧急调来炮兵部队并依托修筑好的防卫阵地进行炮击,而后双方都开始用炮互相轰打,一时间浓烟滚滚,遮天蔽日。 3月2日,中国军队在炮兵的掩护下,动用坦克装甲部队发动新一轮攻击。3月4日,越军遭中国两个师由侧翼突袭,顿时溃散,解放军攻占谅山,至此震惊中外的谅山战役宣告结束。 中国军队占领了谅山,再向南已是一马平川。可以挥师南下,一举攻下河内。然而中国政府认为出兵越南的目的是为了自卫反击,既然预期目的已达到,就无需再往前推进,这样也能向国际社会表明我方政府的态度。 3月5日,中国政府宣布结束战争,并将中国边防部队全部撤回中国境内。55军自此一战成名,在对越作战中歼敌上万人,成为中国对越作战的军级单位中歼敌最多的部队。 战争结束后越南政府修建了一个名为谅山万人坑的纪念馆,主要目的是宣传中国军队入侵越南,在谅山战役中坑杀越南上万人,将自己打扮成受害者的可怜角色。 然而实际情况是,这个万人坑只是“同登炮台”的工事。越南政府这样做的目的,无非是想通过歪曲历史来抹黑我军,抹黑中国,以此赢得国际社会的同情,然而这种罔顾历史真相,随意曲解事实的做法是终究经不起时间的检验的。

埃尔祖鲁姆战役:1916年1月10日至2月16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俄国高加索集团军为歼灭土耳其第3集团军并攻占其补给基地、重要交通枢纽埃尔祖鲁姆要塞而实施的进攻战役。 马哈茂德—卡米勒巴夏土耳其第3集团军(6.6万多人,火炮122门,机枪77挺)在亚美尼亚高原难以通行的帕兰德肯、萨布里、卡尔加帕扎勒等山脉设防,企图在得到援军后转入进攻并粉碎高加索集团军(司令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大公)。土军预定在达达尼尔海峡战役之后向高加索战线调派腾出的军队来实施这一行动。高加索集团军(10.3万人,火炮338门,飞机10架,载重汽车150辆)指挥部计划在土耳其援军到来之前以向心突击歼灭土耳其集团军。突击群(24个营、14个哥萨克连,68门火炮)向马斯拉哈特、克普吕柯伊方向,高加索第1军向埃尔祖鲁姆方向实施主要突击;土耳其斯坦第2军向奥尔特方向,高加索第4军向比特利斯方向实施辅助突击。 由于在战役伪装和虚拟情报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保障了进攻的突然性。1月10日,土耳其斯坦第2军首先发起进攻,两天后,突击群和高加索第1军转入进攻。尽管进攻是在寒风凛冽和遍地积雪的零下30度严寒条件下进行的,但是突击群部分兵力仍在1月14日日终前突破土军防御,前出至克普吕柯伊东北的土军后方。突击群的胜利和土耳其军队集团在克普吕柯伊、哈桑卡莱地区面临被合围的威胁,迫使土军指挥部下令撤退。俄军乘胜追击退却土军,于1月20日进抵代韦博因山(埃尔祖鲁姆以东12—13公里),这里是埃尔祖鲁姆工事的外廓(11座堡垒并加强有土筑工事)。为防守埃尔祖鲁姆,土军投入约3万人,265门要塞炮、112门野炮、39挺机枪。俄军为攻打要塞调集了16门汽车牵引的攻坚炮和大量野炮(共180门火炮)。 2月12日,高加索集团军在埃尔祖鲁姆以北的接近地攻下了两座堡垒。2月16日,俄军从北、东、南三面实施突击,攻克了要塞。俘土军8000余人,缴获火炮315门。经两周追击,土军被迫从埃尔祖鲁姆西退70—100公里。土军指挥部计划的破产和俄国在高加索战区态势的改善是埃尔祖鲁姆战役的重要结果。英军在苏伊士和美索波达尼亚(伊拉克)的态势也得到改善。土军在此放弃进攻、转入防御。 此战,土耳其第3集团军损失约6.6万人(其中被俘1.3万人)和几乎全部火炮;俄国高加索集团军损失1.7万人,其中阵亡2300人,被俘、冻伤14700人。埃尔祖鲁姆战役的胜利取决于主要突击方向的正确选择、战役的周密准备、在最重要方向上兵力兵器的广泛机动,以及能在冬季艰难条件下通过高山峻岭的英雄气概和忘我精神。

加利波利的登陆作战,可以说这是一场首次具有现代意义的登陆作战。但这次冒险的军事行动,是马虎策划与错误判断的结果。于是,在敌前登陆的历史上,写下了惨重的一笔。从这次战役的组织、计划和实施,会发现登陆战役的许多问题,从而引起我们的思考,也许会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 英国在加利波利(Gallipoli)的冒险,除曾敦促攻占达达尼尔海峡的丘吉尔外,这个地区是英国陆军部很少考虑的。只是尼古拉大公于1915年1月送了一封信给基切纳勋爵,请求报答俄国的支持时,才激发了陆军部 的兴趣。不过五个月前,俄国不顾一切战略上的考虑,答应协约国的要求,在东线进攻德国以减少西线的压力。俄国同时在波兰同德军和在高加索同土耳其军争斗。大公企求“某种对付别处土耳其军的牵制行动,海军的或陆军的都可以”。 英国对土耳其的政策,是丧失时机的政策。摇摇欲坠的奥斯曼帝国,在大战最初几个月英俄猛攻下,不会幸存下来。达达尼尔的陈旧防御是非常脆弱的,土耳其靠近君士坦丁堡的沿岸两座兵工厂,都暴露在战舰的近距离平射火力之下。一支协约国舰队能够不费力地穿过达达尼尔,被土耳其军认为是当然之事。土耳其官方历史以使人惊异的坦率承认:“直到2月25日(1915年),在半岛的任何地点成功地登陆将是可能的,用陆上兵力攻占海峡也将是比较容易的。”

起初,政治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只是世界犹太人中的一个边缘运动,至多只是欧洲犹太人中的一种思潮,多数犹太人对此没有兴趣,甚至反对。犹太人不认同犹太复国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很多犹太人包括一些著名人士和领袖,意识到在巴勒斯坦复国必然伤害当地人民的利益,于道义不合,他们建议去寻找一块“没有人民的土地”,用来建立犹太家园。 但历史的发展并不总是符合理性和道义的。19世纪后期,沙皇俄国开始对犹太人屠杀,东欧各地也开始了反犹、排犹活动。20世纪30年代,希特勒开始疯狂杀戮犹太人,迫使大批犹太人不得不加入到复国的行列。一些大国,包括英国、美国,为了推行对阿拉伯国家分而治之的策略,也纵容与支持了犹太复国运动。 1917年11月,英国发表《贝尔福宣言》,支持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人的国家。当年11月6日,英军入侵巴勒斯坦(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巴勒斯坦属于正在与德国一起对英作战的奥斯曼帝国),并在一战结束后取得了管辖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权”。1921年,英国以执行《贝尔福宣言》为由,采取了传统的分而治之的政策,以约旦河为界,将巴勒斯坦分为东西两部分。在英国的支持下,犹太人开始大规模迁入巴勒斯坦,到1939年,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近45万,占巴勒斯坦居民总数的1/3。 1947年11月29日,联大通过了巴勒斯坦分治决议。规定英国对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于1948年8月结束,其后在巴勒斯坦建立阿拉伯国和犹太国;阿拉伯面积11000平方公里,犹太国面积14000平方公里;耶路撒冷市成为一个在国际政权下的独立主体,由联合国管理。这样人口占巴勒斯坦总人口三分之一的犹太人拥有了近60%的土地。 联合国分治决议一通过,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和阿拉伯国家纷纷举行示威,反对分治。犹太复国主义者认为,应借此大好时机以武力建国。1947年11月30日清晨,爆发了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间的激烈的武装冲突。1948年5月14日,犹太复国主义者宣布成立以色列国。15日,阿盟国家埃及、外约旦、伊拉克、叙利亚和黎巴嫩的军队相继进入巴勒斯坦,第一次中东战争开始。 此后,又发生了4次中东战争。在1967年的第三次中东战争中,以色列占领了巴勒斯坦全境,土著的巴勒斯坦人分成了三部分:一部分背井离乡,加入到第一次中东战争后形成的巴勒斯坦难民行列;一部分在以色列本土上成为以色列的少数民族;大部分留在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成了没有国家的被占领区居民。 但巴勒斯坦人民从来没有放弃过要求恢复合法民族权益和建立国家的斗争,从20世纪50年代的费达因(敢死队)到有纲领、有组织的巴解组织,直到1987年开始的全占领区的巴勒斯坦人民的大起义,巴勒斯坦人民的力量不断壮大。 不断的战争最终让阿方明白:以色列是不能被常规战争所消灭,以色列在战争中是越打越大。而以方也明白:不可能通过一次常规战争达到一劳永逸地解决自己的安全问题。双方终于意识到,谈判是惟一的出路。在国际社会的推动下,1993年9月,巴勒斯坦人的组织第一次以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与以色列签订了奥斯陆协议,开始了巴以和平进程。但由于巴勒斯坦人民是处在“理与力”相悖的状态,在遇到关键问题时,双方总要有一番较力,和谈的进程一波三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