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元末乱世,在中国诸多的乱世中虽然持续时间不算最长,战乱规模不算最大,但要说混乱程度则首屈一指,无论大漠南北、黄河两岸、江淮各地乃至白山黑水、青藏雪域,几乎无处无战事。而在乱世中的各方势力,今日为友,明日为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错综复杂,纷繁不清,更让人眼花缭乱。 泉州,这个当时世界上当之无愧的第一商贸港,便发生了一场“亦思巴奚之乱”,波及惠安、仙游、莆田、福清和福州等地,持续十年之久。这场兵乱的主体,并非是揭竿而起的农民,亦非拥兵自重的官军,更非有着对元朝有取而代之之心的乱世豪杰,而是侨居泉州的穆斯林商人。商人是最忌讳乱世的,因为他们的立身之本便是安定的环境,契约的遵守,而远离故土在异国他乡做生意的商人,更应该趋利避害,面对乱世走而避之才是上策,他们为什么会迎乱而上,积极参与到乱世之中? 元朝可算是中国历朝历代中最为鼓励商业,对于商人最为优厚的朝代。这种重商主义使得上至王公贵戚、士绅官宦,下至平民百姓,均不以经商为耻,营商之风遍及全国,社会风气由原来的重视男耕女织和读书做官转变为重视贾利,乃至于一些读书人感叹“近年工商淫侈,游手众多,驱垄亩之业,就市井之末”。 元朝建立之初,因为统治地域是在北方,因此对外商贸主要是依靠蒙古帝国时代三次西征凿通的丝绸之路。而到灭亡南宋后,海路商贸便成为元朝最为重视的对外贸易方式。元世祖忽必烈刚刚攻灭南宋,便向当地行省和市舶司官员下诏:“诸蕃国列居东南岛屿者,皆有慕义之心,可因蕃舶诸人宣布朕意。诚能来朝,朕将宠礼之。其往来互市,各从所欲。” 南宋的海外贸易本就极为繁盛,再加上元朝政府的扶持,当时中国东南沿海各地的商贸更出现了空前规模。南宋有海外贸易关系的国家和地区五十一个,而元代达到一百四十多个;南宋海外贸易最发达时,进口商品品种有二百多种,元代达二百五十种以上。 元朝政府先后在泉州、庆元、上海、橄浦、广州、温州、杭州七地设市船司,管理海外贸易。这些城市中,泉州独领风骚,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商贸港口。 泉州濒临东海和南海,又扼晋江下游,是个优良的港湾,南北朝时就已经是有规模的商港。南宋时,泉州迅速崛起,成为与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贸易的大型港口城市。入元后,泉州港的海外贸易盛况空前。《马可·波罗游记》中将泉州和地中海商业城市亚历山大港进行比较,认为“假如有一艘胡椒船开到埃及的亚历山大港或其他基督教国家,那就会有一百多艘船开到刺桐港(泉州港)”。而摩洛哥大旅行家伊本·白图泰来到泉州时,看到“该城的港口是世界大港之一,甚至是最大的港口。我们看到港内停有大艟克约百艘,小船多的无数”。 伊本·白图泰居住在泉州的穆斯林聚居区,他发现,“对商旅来说,中国地区是最安全最美好的地区。一个单身的旅客,虽携带大量财物,行程九个月也尽可放心”。有这样好的环境,大量的海外客商便在此定居下来。 在新航路开辟之前,掌握世界贸易的,是穆斯林商人。伊斯兰教将经商视为高尚的职业,认为“商人犹如世界上的信使,是真主在大地上的可信赖的奴仆”。跨海来到泉州的蕃商也大多是穆斯林,他们来自阿拉伯、伊拉克、波斯、小亚细亚、中亚各地。在泉州,虽然也有基督教徒、犹太人和摩尼教徒聚居区,但和穆斯林相比规模要小得多。 蕃商成了规模,需要有管理部门。宋代为了管理蕃人巷,“置蕃长一人”,由蕃商自己选出。蕃长的职责其一是要负责将政府的各项法令下达给商人其二是负责代替政府对蕃商征税;其三是承办政府若采买海外商品的事宜;其四是行使司法权,如果蕃商之间发生争执,由蕃长处理,中国人和蕃商发生争执,小事由蕃长处理,大事则交付中国官府。元朝也沿用这一制度。 中国称之为“蕃长”,而穆斯林商人则将之称为“沙班达尔”或“亦思巴奚”。这个名称是波斯语,意为“港务长”。源于古代波斯商人行贾各地,形成许多波斯人聚居的社团,“每一个社团各有头人,在当地上以及与当局的全部交涉中,都由头人代表团体成员”。后来成为各国商人团体的通例,早期的亦思巴奚是从不同宗教信仰的外国商人中遴选,但到十三世纪,因为穆斯林商人几乎垄断了各地贸易,因此各地的亦思巴奚都是由穆斯林商人担任,泉州也不例外。 而元末的“亦思巴奚之乱”,便是蕃商的蕃长率领的商团武装所造成的动乱。不过,蕃商们侨居异国,虽然财雄势大,但与本土人相比,毕竟是少数,他们之所以能够成事,还需要本土人士的参与。而在泉州,有元一代最为显赫的本土势力,便是从宋代开始发迹,到元代达到鼎盛的蒲氏家族。 元代第一官商——蒲氏家族 蒲氏家族是阿拉伯人后裔,其先世从阿拉伯地区到占城(今越南中南部)定居经商。北宋时,蒲氏家族迁居广州,但时运不济,始终未能在广州打开局面,乃至于“家资益落”。 南宋嘉定(1208—1224年)初,蒲氏家族迁居泉州,终于时来运转。其掌门人蒲开宗通过外销泉州土特产和运入各种香料获得大利,得到南宋朝廷赐予“承节郎”官衔。同时,他又通过捐资修桥建祠获得当地百姓的好感,家族遂融入当地成为土著。 蒲开宗去世后,其子蒲寿晟、蒲寿庚继承父业,“擅蕃舶利三十年”,努力经营,由小到大,乃至巨富,并且由商场入仕途。蒲寿晟一度出任梅州郡守,蒲寿庚也因平海寇有功,累官福建安抚沿海都制置使。 蒲寿晟虽是长子,但并不热衷于经商,而成为一代诗人,其诗文被后世誉为“在宋元之际犹属雅音”,卸任梅州郡守后,逐渐退出了家族管理,隐居乡野,家族重担便落在其二弟蒲寿庚身上。蒲寿庚精通官商两道,以商敛财,以财谋官,使家族总掌多半个东南沿海舶务。南宋景炎元年(1276年),蒲寿庚被授予福建广东招抚使、总海舶之职。 而就在蒲氏家族蒸蒸日上之际,南宋朝廷却已经风雨飘摇。1276年,北方的元朝大举南下,临安的南宋恭帝投降。而以陆秀夫、张世杰、文天祥为首的抵抗派大臣拥立宋恭帝的弟弟赵为帝,是为南宋端宗。众大臣保护着端宗四处流亡,1276年十一月来到泉州。蒲寿庚的福建广东招抚使、总海舶的官职本就是宋端宗封授的,因此初时还表现出忠贞。端宗一行到达泉州后,蒲寿庚前往谒见,并请端宗驻跸泉州,但遭到张世杰拒绝。不久,因为流亡政府的人员太多,舟船严重不足,张世杰下令掠取蒲寿庚船只,并没收船上的金银财物。 不让皇帝驻跸,已经显出不信任,现在又无端抢船抢钱,蒲寿庚大怒,宣布叛宋降元,在泉州城内大杀赵宋宗室,遇害者数千。 蒲寿庚降元后,受到极重恩赏。至元十四年(1277年),元廷在泉州设立行宣慰司兼领行征南元帅府事,并袭宋制在泉州设置市舶提举司。蒲寿庚被授予“闽广大都督兵马招讨使”、“并参知政事行江西省事”。至元十五年(1278年)元廷改宣慰司为行中书省,升泉州路总管府,使泉州除领原七县之外,又增领南北二录事司,泉州地位又大大上升。是年三月,蒲寿庚被诏行中书省事于福州并镇抚濒海诸郡。 有元一代,蒲氏家族“显贵冠天下”,“熏炎”泉州“数十年”。蒲寿庚死后,其子蒲师文继承其位,官至福建行省平章政事,奉诏“通道外道,抚宣诸夷”。并且代表元廷祭祀妈祖,赐封妈祖为“护国明著天妃”,开创了中国册封航海女神为天妃的先例。蒲师文后,其子蒲崇谟于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年)中进士,仍任平章政事。 蒲氏家族三代皆出“平章”,地位显赫无比,加之长年垄断海舶,操控海上贸易,财势亦达顶峰。不过,到蒲家第三代,如蒲崇谟已经应举入仕,家族管理市舶事务主要是蒲师文的女婿那兀纳,而这位那兀纳便是“亦思巴奚之乱”中的重要人物。 元末大乱与“亦思巴奚军” 元朝末年,朝廷内部斗争激烈,吏治腐败,且天灾连年。元廷出台补救措施,却又激发更大社会矛盾,乃至“开河变钞祸根源,引红巾万千”。乱世英雄起四方,到处都是兵戈战火。 元自立国以来,承平日久,武备寝弛。尤其是驻于南方的元军,更是腐朽不堪,“世袭官军,善战者少”,甚至到了“军卒之单寡而无所于调,发钱粮虚匮而无所于征”的地步。如此局面之下,元廷只能下诏,“令郡县团结义民以自守”。各地士大夫高举“忠义”大旗,纷纷组织了“义兵”、“义旅”等不同名目的地方武装,一面保卫乡里,一面协助官军抵抗农民起义。这些“义兵”,少者千数,多者上万,一度颇有声势,其中著名的便有日后被朱元璋赞为“吾之子房也”的刘伯温。 泉州作为东南最富庶城市,元朝海外贸易的核心区,自然也要自保。而泉州人数众多的蕃商便成为“义兵”的主力,他们以自己的“蕃长”也就是“亦思巴奚”赛甫丁、阿迷里丁为头领,组织了“亦思巴奚军”。起兵之后,因为蕃商集团的强大财力,亦思巴奚军成为一支很有战斗力的武装,成为元朝维持福建、尤其是泉州安定的倚重力量,赛甫丁、阿迷里丁也被元廷任命为义兵万户。 然而,至正十四年(1354年)底,元军与淮东张士诚进行高邮之战,因为带兵的中书右丞相脱脱受谗遭贬,使“大军百万,一时四散”。元官军遭到毁灭性打击,从此“不复振矣”。而在这样的惨败之下,元廷对于各地起义军,逐渐采取招抚策略,授以高官显位,听凭其割地自雄。而对于各地的“义兵”,则不再有实际的支持,更无力给予恩赏,各地义兵或被起义军消灭,或归附起义军,或自行遣散,少数存留下来的也举步维艰。《草木子》的作者叶子奇就曾痛心疾首地评论道,地方士人“倾家募士,为官收捕。至兄弟子侄皆歼于盗手,卒不沾一命之及。屯膏吝赏于此。其大盗一招再招,官已至极品矣。于是上下解体,人不向功,甘心为盗矣。” 在各地义兵“其后或去为盗,或事元不终”的大环境下,亦思巴奚军选择了一条与众不同之路:割据泉州,仍打大元旗号,但听调不听宣。 于是,至正十七年(1357年),“义兵万户赛甫丁、阿迷里丁叛据泉州”。其实这个“叛”字是比较冤枉的,亦思巴奚军并没有背叛元廷,不过是据城自保罢了。 若亦思巴奚军占据泉州后,保境安民,那后世也就不会将其行为称之为“兵乱”了。可就在割据泉州后一年,他们没有经受住诱惑,参与到了元朝权贵在福建的争权战争。 原来,1356年(至正十六年)元廷委任原中书省参知政事普化帖木儿到福州任福建行省平章政事。普化帖木儿初来乍到,毫无根基,实权都在福建廉访佥事般若帖木儿手中。普化帖木儿不满大权旁落,四处联络般若帖木儿的反对者为自己所用。般若帖木儿在福建福威自操,本就不乏政敌,普化帖木儿很快便与在兴化路(治所在今福建莆田)训练团练的行宣政院使三旦八、兴化路总管安童等人结成同盟。而为了能够更快打倒般若帖木儿,普化帖木儿还于1358年(至正十八年)邀请亦思巴奚军共同攻打福州。 亦思巴奚军是“义兵”,名义上受福建行省管辖,加之普化帖木儿贿以重利,亦思巴奚军欣然出动,赛甫丁率一部配合兴化团练攻打福州,阿迷里丁则留守泉州。亦思巴奚军果然战力不凡,两军联手势如破竹,于1359年(至正十九年)二月占领福州,扶持普化帖木儿控制了省城福州的大权。 然而,正当赛甫丁帮助普化帖木儿拿下福州之时,留守兴化的亦思巴奚军却与安童的兴化部队发生了矛盾,乃至仇杀。留守泉州的阿迷里丁问询,于是年三月率亦思巴奚军主力北上猛攻兴化。兴化团练主力都已前往福州,如何能抵挡亦思巴奚军的进袭,不过数日,兴化便被亦思巴奚军占领,阿迷里丁“纵兵杀掠,蹂瞒郡境几一月”,兴化百姓惨遭荼毒。直到将财货人口抢掠殆尽后,才率兵返回泉州。 亦思巴奚军退出兴化后,兴化即陷入内战,林德隆与陈从仁两股豪族势力争斗不休。不久,林德隆被陈从仁所杀,其子出逃,向亦思巴奚军求助。为求控制兴化,亦思巴奚军帮助林家夺回兴化,逼死陈从仁。然而,此时兴化已经天下大乱,各路豪强纷纷起兵争夺政权,林家二子屡被驱逐,阿迷里丁不得不派遣亦思巴奚军主力在兴化南征北战,维持林家的统治。这么一来,泉州的守备便空虚了。 赛甫丁、阿迷里丁是蕃长,本应受市舶司管辖,但因有军权,反而喧宾夺主,将市舶司主管蒲氏家族晾在一边。如今泉州空虚,一直在冷眼旁观的蒲氏家族出手了。1362年(至正二十二年)二月,蒲师文的女婿那兀纳发动兵变,袭杀阿迷里丁,掌控了泉州军政大权。这么一来,亦思巴奚军便分为福州的赛甫丁与泉州的那兀纳两股互相敌对的势力。 卷入福建地方豪族之争,已经是亦思巴奚军的失策,而紧接着,元廷最高权力的纷争也蔓延到福建,亦思巴奚军更是卷入其中无法自拔。 1362年4月,元朝委任燕只不花接替普化帖木儿任福建行省平章政事。燕只不花属于元廷“太子派”,而普化帖木儿则是“帝派”,元太子爱猷识理达腊常年与父亲元惠宗妥欢帖木儿政争,而各自的派系也分布全国。太子派燕只不花出任福建平章,帝派自然不满,而驻守福州的亦思巴奚军首领赛甫丁也算帝派人物,于是紧闭城门,拒绝让燕只不花进入。燕只不花调江西等地重兵围福州,围城三个月后,赛甫丁无奈开城。 赛甫丁败亡后,泉州的那兀纳主动与燕只不花合作,一面协助燕只不花三次驱逐元廷派来的官员,一面继续参与兴化内部的豪族之争,派遣部下在兴化四处攻伐。兴化各地,涵江、江口、新岭、蒜岭、渔溪、宏路均被波及,亦思巴奚军所到之处焚掠甚惨,遭到各地百姓切齿痛恨。 那兀纳四处用兵,积累无数仇恨,而他在泉州的统治也残暴骄奢,不仅“炮烙州人,杀戮惨酷”,且“大意淫虐,选民间女儿充分其室”,原本以保境安民为宗旨的亦思巴奚军已经沦落为土匪一般的武装,其末日已经不远。 亦思巴奚军的灭亡 正当那兀纳在泉州作威作福之际,福建政局又起了极大变化。燕只不花失势,而陈友定强势崛起。 陈友定,字安国,福州福清县人,驿卒出身,为人沉勇,喜游侠。元末红巾军起义,福建多有响应者。陈友定招募乡勇,以五百人大败红巾军万余众,被元廷授予明溪寨巡检之职。之后,率军每战克捷,官职屡屡升迁,从延平路总管、汀州路总管一路被提拔为福建行省参政,势力逐渐做大。 1362年(至正二十二年)五月,陈友定占领汀州。此时,其所控制的地域已包括福建诸路及广东潮州,于是他威逼燕只不花,“所收郡县仓库,悉入为家资,收官僚以为臣妾,有不从者,必行诛窜,威镇闽中”。 1365年(至正二十五年)五月,已经自立为“吴王”的朱元璋命大将朱亮祖、王溥、胡深率军进攻福建,被陈友定击退,朱元璋倚为“浙东一障”的儒将胡深也被陈友定俘杀。至此,福建除了兴化、泉州之外,已经全部为陈友定所控制。 而那兀纳对于福建局势的变化毫不留心,还在乐此不疲地在兴化用兵。1366年(至正二十六年)四月,那兀纳遣其将博拜、马合谋、金阿里等攻兴化。陈友定派遣其子陈宗海率军救援,在莆田城外大败亦思巴奚军。亦思巴奚军三名主将全部被俘杀,兵士战死数千人,逃回泉州的仅四人。亦思巴奚军主力损失殆尽,莫说再染指兴化,连泉州都无力据守了。 五月,陈宗海调发水陆大军数万将泉州包围。几乎无兵可用的那兀纳强征乡民为士卒守城。陈定海并不强攻,而是联络城中内应。那兀纳在泉州早已不得人心,千户金吉在城内打开城门放入陈军,那兀纳兵败被擒。 那兀纳被俘杀,标志着亦思巴奚兵乱的结束,陈友定最终统一了福建。虽然亦思巴奚军的覆灭是咎由自取,但陈定海进入泉州后,闭门三日,将“西域人尽歼之”,蕃商遭到大清洗,甚至有的汉人因“胡发高鼻”而被误杀。大量的蕃商携带银钱外逃,从宋朝时便形成的“蕃人巷”商人社区从而解体。 陈友定据有泉州不过两年,登基为帝建号“大明”的朱元璋便派兵袭取了福建,陈友定忠于元廷,被俘后不屈而死。而就在陈友定被杀的同月(1368年七月),明军攻陷大都,元惠宗北逃,元朝灭亡。 大明王朝建立,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明太祖朱元璋实行严格的海禁,从1374年(洪武七年)开始,直到隆庆元年(1567年)才重新开放对外贸易,中外海外贸易断绝一百九十三年之久,期间虽有郑和七下西洋等官方外交,但是民间海外贸易一直被严格禁止。 而在隆庆年间重开贸易后,泉州也未能恢复往日的繁荣。十五世纪以后,欧洲新航路开辟,穆斯林商人主导海上交通规则的地位渐被代替,福建市舶司也从泉州迁出,泉州港的主要活动区域渐被局限于印度洋及其以东的南海各国。泉州港曾经“番货、远物、异宝、奇货之所渊蔽,殊方别域富商巨贾之所窟宅, 号为天下最”的繁盛终于成为历史陈迹。

祖鲁王国 1862年,乌姆汤加(Umtonga),塞奇瓦约(Cetshwayo kaMpande)的一个兄弟,祖鲁王姆潘德(Mpande)之子逃往乌德勒支(Utrecht)地区,塞奇瓦约于是在边境线上集结了一只大军。根据之后布尔人提供的情报,塞奇瓦约许诺赏给农夫们一块沿着边境线的土地,只要他们能够交出他的兄弟。布尔人遵守了之前,在饶乌姆汤加一命的情况下,在1861年姆潘德所订立的契约,该契约要将这片土地转交给布尔人。这片土地的南部边界从布法罗(Buffalo)的罗克渡口(Rorke's Drift)一直延伸到蓬戈拉河(Pongola River)。 边境的信标于1864年被放置,但在1865年乌姆汤加又从祖鲁兰逃往纳塔尔后,塞奇瓦约认识到他已经失掉了契约中自己的利益(因为他担心乌姆汤加可能会代替自己的位置,就像之前姆潘德取代丁冈(Dingane)那样,于是导致信标被移除,并向利登堡镇(Lydenburg)要求割让先前被斯威士人(Swazis)放弃的这片土地。祖鲁人宣称斯威士人原先是自己的附庸,根本无权转让这块土地。在这一年,保罗·克留格尔(Paul Kruger)领导的一只布尔突击队和塞奇瓦约的军队为了争夺乌德勒支边界上的领土而交火。祖鲁人夺回了蓬戈拉河北部的领土。问题产生了,即祖鲁人关于乌德勒支一带的文件是否具备合法性,虽然1869年纳塔尔副省长提出的方案被双方的仲裁者及随行人员承认,但实际上调和争端的努力最终被证明是失败的。 以上就是塞奇瓦约在父亲于1873年死后成为祖鲁王国绝对统治者时的政治背景。作为一个统治者,塞奇瓦约开始积极着手于复兴他的叔叔夏卡所创立的兵法,甚至在给战团装备轻武器时取得了相当的成功。据说他使得居住在特兰斯凯(Transkei)地区的科萨人(Xhosa)发动起义,并在他与德兰士瓦的竞争中资助了Sikukuni。 他对自己人民的统治是暴虐的。例如Bishop Schreuder(一位挪威传教士)把塞奇瓦约描述为“一个有才能的人,但是冷血、自私、傲慢、残忍和虚伪,比他所有的前任都糟。”1874年,曾成功促使加拿大建立联邦的卡那封伯爵,认为应该在南非实行类似的计划。巴特尔·弗雷里爵士被作为落实此事的高级专员被派往南非。实现这个计划的障碍便是两个独立国家的出席,南非共和国和祖鲁王国。 大英帝国 1875年欧洲国家在非洲两块最主要的殖民地只有阿尔及利亚和开普殖民地;但到了1914年除了埃塞俄比亚和利比里亚外其他所有的非洲国家都成为了欧洲国家的殖民地。这种从原先只在经济控制殖民地的“非正式帝国”到对非洲殖民地直接管制的转变,其实是以英国对这些原本就处于英国影响之下的非洲地区赤裸裸的掠夺而实现的。 当法国、比利时和葡萄牙在刚果河下游地区进行殖民活动时,他们其实已经威胁到了英国向热带非洲的深入。1884至1885年的柏林会议就曾试图调解强权之间的矛盾,该会议提出了以“实际占领”为确定各国殖民地归属的评判标准,而该标准的采纳意味着欧洲国家更加肆无忌惮地袭击非洲当地的部落和人民以求获得更大面积的“实际占领”地。 英国1882年对埃及的军事占领(最直接的起因是为了保护苏伊士运河)同时也起到了确立了英国对尼罗河地区的控制。这又进一步导致了1896至1898年英国对苏丹的征服,以及1898年9月涉及英法两国的法绍达事件。 1899年英国完成了对南非的全面占领,这项军事行动最早始于1795年对开普的并吞。在侵犯了原本是南非荷兰人所统治的金矿产区德兰士瓦以及邻近的奥兰治自由邦后,负责南非事务的英国南非公司进一步向北深入,并以开普富商赛西尔·罗得斯爵士(Sir Cecil Rhodes)的名字将其所占领的地区称作罗德西亚(Rhodesia)。 英国在南非和东非的胜利促使罗得斯爵士和英国驻南非大使阿尔佛莱德·米尔纳(Alfred Milner)提出了在非洲建立一个“从开普到开罗”的英国殖民帝国。他们希望通过建造连接苏伊士运河和南非矿区的铁路来实现。但是由于德国对坦噶尼喀的殖民将英国在非洲的殖民地切成两半,因此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非洲殖民地之间只有电报线路畅通,而铁路则无法建造。

在人类改变和适应环境的过程中,河流算得上是最重要的一项地缘因素。大多数地区,尤其是平原地区都会有一条“母亲河”。巴拉圭的国名,来源于纵贯境内的“巴拉圭河”。 不过即使巴拉圭独立100年时,这条巴拉圭人的母亲河,还不能说在几何层面体现出,对巴拉圭国土的纵贯性。原因很简单,因为巴拉圭河以西的北查科地区,当时还不能确定是巴拉圭的国土。 在“拉普拉塔总督区”时期,各殖民省之间并不会进行特别明确的划界,也没有人有兴趣,去争夺那些即没有什么人烟,也没有什么经济潜力的地区,北查科地区就属于这种情况。 以西班牙的政治遗产来看,它更应该归属于玻利维亚。因为按照最初的行政设计理念,身为“拉普拉塔总督区”(包括它的前身)的一员,玻利维亚需要在这片平原拥有一片土地作为身份标识。问题是,不管因为什么理由,“上秘鲁”身份的玻利维亚跟阿根廷(而不是秘鲁)捆绑在了一起,它的地缘重心始终都是在安第斯地区,长期以来并没有针对北查科地区进行移民。 一个地区地缘属性的变化,表面上看很大程度取决于当地居民的属性,从这点看,巴拉圭人有理由认为,自己应该拥有北查科(最起码是南部)。一如之前曾经说过的那样,在争端未起之前,能够利用北查科地区资源的,主要是那些与之隔河相望的巴拉圭人。 进入北查科地区的巴拉圭人主要是放牧者。这种粗放经济本身并不能支撑太多人口,甚至前往北查科放牧的大部分巴拉圭人,本质还算不上定居者。因此这一变化,在很长一段时间并没有对玻、巴两国的关系造成影响。 直到某一天,一个看起来能够极大改变北查科地缘价值的发现被各方获知,情况才开始变得复杂化。 没有一片土地是毫无价值的,只是人类有没有能力发现和利用罢了。人类进入文明期不过300代左右的时间,在生物进化史中,这点时间不足以引发任何质变。假定有一个6000多年前的儿童,穿越到今天并接受教育,他在生理指标和学习能力上,将不会与现代人有什么区别。 然而“人”之所以成为万物之灵,在于拥有比其它生物更高的创造力。在这短短的300代时间里,人类经历了数次技术革命。而每一次革命,都对这个星球的地缘生态造成了重大影响,并改变了各地理单元在人类社会中的权重。 人类文明史中,农业革命被视为第一次“技术革命”。涵盖种植经济和畜牧经济的“农业”,取代了纯粹靠天吃饭的采集/渔猎经济。这次革命,不仅极大增加了每片土地的人口承载力,更让一些适宜发展农业的土地脱颖而出,成为了人类活动的中心,并将人类整体推进到文明阶段。 这场改变人类命运的革命并非单点起源,最起码新大陆的人类在选育玉米、土豆,驯化羊驼时没有得到旧大陆的任何帮助。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交流是没有意义的。恰恰相反,只有通过交流,人类才能够更好的开发每一片土地的地缘潜力。 最起码在“哥伦布大交换”之前,美洲人还没有找到有效利用拉普拉塔平原的好办法。不管是北查科地区的热带草原、灌木林,还是高草草原性质的潘帕斯,对美洲文明及原住民人口的影响都可以忽略不计。在旧大陆驯化动植物被引进之后,整个拉普拉塔地区开始焕发了生机。从这个层面看,西班牙人的殖民开发,算是在为包括巴拉圭在内的“拉普拉塔地区”补上“农业革命”的课。 当19世纪初,拉美各国开始纷纷从西班牙的统治下独立时,历史其实已经将他们拉到了另一场技术革命——工业革命的关口。如果说之前的农业革命,还只是一场事关:“水、土壤、阳光”三要素的自然经济革命,那么工业革命无疑是一场由科学技术所主导的革命。 随着人类认知这个世界能力的加强,一些在自然经济时代价值不高,或者根本没有价值的土地,开始因为特殊资源的发现,显露出了自己的价值潜力,甚至因此成为地缘政治博弈的焦点地区。 因为资源而提升权重的案例,在自然经济时代同样存在。以人类当时的技术水平来说,金、银、铜、铁、盐等矿产资源,已经成为了影响社会发展的重要资源。在大航海时代,最能引发探险家热情的,正是金、银等贵金属。 只不过,并不是每一片土地,都存在这些能够直接充当天然货币的资源,并且这些资源本身是不可再生(会枯竭的)。殖民经济的重点,才逐渐转移到具有可持续性的农业开发上。 工业革命赋予了“资源”以更多的含义。在重新定义的资源概念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被喻为“工业血液”的石油。 关于石油产品于人类生活的重要性,以及它对全球地缘政治格局的影响,相信已经不用多言了。如果没有这一资源,原本只能滋生绿洲经济的海湾地区,并没有可能成为全球瞩目的焦点地区,更不会引发如此之多的政治博弈。 90多年前,将北查科地区引向战争边缘的工业资源同样是石油。为了争夺这一重要资源,玻利维亚与巴拉圭在1932年—1935年期间,在北查科地区进行了一场残酷的战争,史称“查科战争”。 要想搞清楚“查科战争”前因后果,我们需要先了解一下时代背景,尤其是“工业”因素在其中发挥的重大影响。如果说发生于19世纪60年代的巴拉圭战争,是工业革命成果在战争中的第一次集中体现,那么20世纪10年代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工业力量的第一次总爆发了。 这场主战场在欧洲的战争,不仅涌现出了坦克、飞机等现代军事装备,更对参战各国的方方面面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比如这场工业战争,消灭了贵族对军事的垄断性,使得战争的形态由可控的“有限战争”,向全面比拼国力、资源的“全面战争”转变。 当然,对于中国人来说,这种转变早在2600多年前,就已随着宋襄公的失败而完成了。后来发生于战国时代的那些战争,尤其是异常残酷的“长平之战”,更是让中国人清醒的认识到,战争实际就是一场资源的比拼。只是鉴于欧洲人开创和引领的工业革命,在这个新时代,他们的认知转变会变得更为关键。 随着一战的爆发与结束,石油的作用被空前的强化。没有石油,那些受益工业革命而研发的军事装备,将变成一堆废铁。以此为契机,自20年代开始,由各国石油公司主导,在全世界范围内触发了一场寻找石油的狂热。海湾地区的石油潜力,正是在这一时期被发掘出来的(1927年,伊拉克基尔库克地区最先被发现有石油)。在这场寻找石油的狂热中,中国同样没有缺席。只是主导者并不是中国人,而是一直觊觎中国东北地区的日本人。 早在20世纪20年代末,日本就已经开始在东北地区秘密寻找石油资源,随着918事变的爆发,得以全面控制东北的日本人,开始了更为细致的探矿工作。然而日本虽然从中国东北地区获得了大量战略资源,却始终没有在这片黑土地上找到石油。 (1959年新中国发现大庆油田,曾经日本人的钻井离大庆油田的边缘仅有数公里之遥) 以至于很多人认为,如果日本当时能够在东北找到“大庆油田”的话,很可能就不会冒着与美、英开战的风险,选择“南下”战略,并触发太平洋战争了。要是历史这样演化下去,今天的东亚地缘政治格局将呈现成什么样,还属于一个未知数。 影响历史进程的因素有很多。即使日本当时在东北发现了石油,也很难说不会发动太平洋战争。抛开其它因素不说(如日军内部的海、陆之争),单就资源来说,这一观点亦很难成立。要知道地域狭小的日本,所缺乏的并不仅仅是石油。比如东南亚的橡胶同样是重要的战略资源。 然而不管怎么说,在20世纪初,石油成为了各方关注的重要资源(甚至是最重要的),却是不争的事实。在这场疯狂的资源争夺中,即有日本与“大庆石油”擦肩而过的“遗憾”;也有英国人错误的认定北查科地区,存在石油资源的黑色幽默。 是的,你没有看错。这场引发两国大战,一共造成了十几万军人死亡,并改变北查科地区地缘政治命运的战争,竟然源自于一份错误的勘测报告。 不过大家也不必纠结于如果没有“石油”,两国的命运会否因此而改变的假设中。 就一场战争而言,导火索并不是问题的全部。以北查科地区的情况而言,通过一场战争来解决问题,在当时几乎是一种必然。英国人的错误,更多是一个催化剂。这场战争对地区地缘政治格局的重塑,以及相关国家的表现,才是我们下一节的关注方向。

东喀尔巴阡战役是二战时期苏联第9次打击中的一场战役,目标是进攻解放斯洛伐克地区为苏联解放波兰华沙战役,清除侧翼威胁。喀尔巴阡位于欧洲中部山脉。在多瑙河 中游以北。西起 奥地利 与 斯洛伐克 边界多瑙河峡谷。是二战时期德军在东线一条非常重要防线,德国海因里希”集团军群,负责整个山脉地区的防御。 海因里希”集团军群,麾下有第17军,第48装甲军,第11军,第24装甲军。匈牙利第一集团军,第6军,第7军,第3军。装甲师有,德国第一装甲师,德国第24装甲师,德国第8装甲师,匈牙利第2装甲师。 海因里希”集团军群当面之敌是苏联第4方面军和第1方面军,共计30万人左双方兵力大致相同,该战役是东线持续时间最长的山地攻防战,意味着装甲师在山地地形中很难展开,双方进行步兵与步兵的山地作战。 德国第168铁十字步兵师,在切尔卡瑟钢铁合围战中损失惨重,我在另一篇文章中有讲过,之后德国第168铁十字步兵师经过补充后,在东线辗转战斗,1944年8月跟随主力撤退东喀尔巴阡山脉的防线,1944年9月,德国第168步兵师麾下的部队有第417步兵团,第429步兵团,第248炮兵团(第1、2、3、4炮兵营),第248摩托营,第248野战补充营,第248通信营,第248工兵营。 9月红军第38集团军10万人率先发起进攻,苏联第38集团军的2个方面军中最精锐的一个集团军,像一把尖刀一样狠狠的刺向德军的防线在山口地区的防御阵地,第38集团军以为山口地区有斯洛伐克两个师的游击部队接应,因此轻敌,让苏联近卫骑兵第一军孤军深入到德军防线纵深地带,然而早在苏联红军发起进攻之前,游击队2个师夺取的山口的任务就已经失败被德军击溃了。 德军第168步兵师,第248摩托化侦查营,进入山林之中侦查苏联集结部队,在短时间的内举动,很快发现,苏联第1近卫骑兵师,开始孤军深入到纵深地带。苏联人突进部队,大多是轻步兵部队,是作为苏联第38集团军偷袭的先头部队,2个骑兵师近两万余人的兵力。 “深夜我被侦查连长,迪特上尉叫醒,当时我们已经在埋伏在山林之中数天之久,对敏感地带进行侦查。被连长轻轻叫醒之后,眼前出现大连苏联军队隐秘前行的队伍,借着月色只能看到一片黑压压的敌军。 此时我们不动声色的撤退必定会让苏军悄无声息的突破整个山口的防御,此时我们作为防御部队只有3千多人。没有人警报很快将会被苏军消灭殆尽,于是迪特上尉准备打草惊蛇,让苏军误以为有伏兵,拖延时间哪怕是半个小时,也能对防线的其它部队起到警示作用让他们做好准备。” 当时德军在山口附近的防守力量,有德军第1工兵教导营,党卫军第1004营,党卫军第611团第2连,第96步兵师的一个营,而苏军突进部队的人数是德军周围防御力量的8倍左右。 “迪特上尉集结了连队中6把轻机枪,和2把重机枪,临时组建了一个机枪分顺着山脚之下,全力扫射着苏军前进部队,让苏军以为遭受了大规模军团的伏击,但结果跟我们料想根本不一样,苏军直接进行远程火力的打击,剧烈的爆炸震动了整个山口。 我们受到了苏联部队无差别的轰击,猛烈的火力点亮整个天空,这时我们才发现苏军突袭部队有整整一个步兵军的规模,整整一个晚上枪炮声,我们残存的部队逃到一处山沟之中。” 当夜苏联第1近卫骑兵师,进攻一举突近10多公里,击溃了德军守军,德军开始放弃阵地一边后撤一边进行抵抗,海因里希总司令听到了苏军孤军深入纵深20多公里之后,翻过山头进入空旷地区后,海因里希脸上并没有没有担忧的神色,而嘴角一笑心中有了退敌之策。 “到了早晨我们整个连队还剩下了28人,一支冲锋枪和一挺轻机枪,其余队友要么阵亡了,要么被打散了,我们开始往后走寻找主力部队的踪迹,但是最终却发现我们已经被苏联红军包围了我们28个人最后只能坚守在密林中的一个废弃碉堡之中,虽然该碉堡已经严重被炸毁,但整体核心建筑还在,能阻档苏联红军轻武器攻击。 到了中午,我们并没有等来援军,得来的是一队苏军步兵营他们开始在清扫战场,追剿残兵,并且距离我们碉堡越来越近,此时迪特上尉看了下剩下机枪子弹,只有一小盒100发子弹,每个人的步枪子弹合起来不足50发,冲锋枪弹夹还有3个。 随着苏军步兵营越来越靠近,无奈之下我们在碉堡之中架起机枪开始扫射,猛烈的扫射持续了10分钟,激战整整了1个小时,苏联步兵营开始撤退,我们也几乎弹尽粮绝,当时苏联的优势兵力本可以一举消灭我们,但很快他们却退却了一定是有什么情况发生,果然丛林中传来了熟悉轰鸣声,我们的装甲师援军已经抵达了战场,我们幸运的获救了。此战我们28个人都领到了步兵突击奖章。”德国步兵突击奖章,属于军功章的一种其中一项标准就是参加了三次及以上摩托化武装侦察行动,或者三天之内重新夺回阵地。 由于苏联第1近卫骑兵军孤军深入,并且找不到游击队作为向导结果进展缓慢,最致命的是,海因里希在短时间内做出了正确的判断用第1装甲师,和第8装甲师,进行了两翼反击,成功包围了苏联第1近卫骑兵军,由于苏军是轻装部队没有装备重武器结果只能建立临时阵地圈地为牢,动弹不得任凭德军发起冲击,最终损失惨重,几乎弹尽粮绝。而东喀尔巴阡攻防战役才刚刚开始。

1944年苏军希望从敌人手中解放卡累利阿—芬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全境和列宁格勒州北部,在卡累利阿地峡恢复苏芬国界。预定通过列宁格勒方面军和卡累利阿方面军的协同进攻行动迫使芬兰退出战争。 在卡累利阿地峡的芬军有担任防御任务的第3、第4军,还有各种主要的预备队(总计6个师另4个旅),后来它们合编为“卡累利阿地峡”集群。防御纵深120公里,包括3道地带和维堡防御围郭。芬兰湾有芬兰和德国各种军舰160余艘。统帅部的战役企图规定第21集团军向别洛奥斯特罗夫、维堡方向实施主要突击,于战役第9—10日攻占维堡。第23集团军应在第21集团军进抵谢斯特拉河后转入进攻。 红旗波罗的海舰队(司令为特里布茨海军上将)应支援第21集团军进攻,并准备实施登陆。拉多加湖区舰队(司令为切罗科夫海军少将)应配合第23集团军进攻。空军第13集团军、防空军近卫歼击航空兵第2军、红旗波罗的海舰队航空兵共计900余架飞机支援陆军的行动。由于在列宁格勒方面军(司令为苏联元帅戈沃罗夫)右翼集中兵力兵器,苏军步兵比敌人多1倍,炮兵和坦克多5倍,航空兵多2倍。在主要突击方向,苏军的优势还要大。 1944年6月10日,第21集团军转入进攻,突破了第一防御地带,强渡了谢斯特拉河,并继续向纵深和两翼发展进攻。方面军司令戈沃罗夫以方面军预备队的步兵第108军加强第21集团军。第21集团军步兵第97军转隶给6月11日转入进攻的第23集团军。第21集团军各兵团于6月13日日终前进抵第二防御地带,但未能从行进间突破该地带,因为敌人已用战役预备队和从第一防御地带撤回的部队予以占领。方面军司令考虑到芬军主要集团集中于维堡公路地带,遂将主要突击方向转到左翼(沿滨海公路)。步兵第110军由方面军预备队转隶第21集团军,并调来约110个炮兵营。6月14日,开始了夺取第二防御地带的战斗行动,该地带于6月17日前被突破。在夺取第二防御地带的战斗中,近卫坦克第1旅实施大胆机动,迂回了重要防御枢纽部库泰尔塞凯,战绩特别显著。 芬军统帅部急忙将第5军由南卡累利阿调至维堡地域和武奥克萨河,在卡累利阿地峡集中了3/4的军队。但未能阻止苏军的进攻。第三防御地带和维堡筑垒地域的内层围郭于6月19日被突破,6月20日苏军攻占维堡市。第21集团军继续进行紧张战斗,在维堡西北推进了10—12公里。第23集团军清除了敌在武奥克萨河南岸的登陆场,并在北岸夺取了登陆场。第59集团军调到卡累利阿地峡加强列宁格勒方面军的一部分兵力,与红旗波罗的海舰队协同,肃清了维堡湾15个岛屿的敌人。

1915年5月23日,观战近一年的意大利终于参战了,但它不是站在昔日的盟国一 边,而是对奥匈帝国宣战。作为大战的参加者,意大利在地中海狭窄的蜂腰部处于有利 的海上地理位置,陆上战场则不怎么有利,它的军队数量多,士兵具有农民的刚毅和攀 登阿尔卑斯山的技能,还有一位饱经风霜的65岁的军队总参谋长——路易吉.卡多尔纳。 此人具有战略头脑,但缺乏战术知识,正是他把意大利军队推向了毁灭。 当大战爆发时,欧洲主要的强国中只有意大利在这场冲突中置身事外。在第一次世 界大战前,意大利是“三国同盟”的签字国,“三国同盟”是一个包括德国和奥匈帝国 在内的共同防御公约,尽管德国人对意大利不存什么指望,但在战争爆发之前却征询了 这个盟国的态度,因为奥匈帝国要对塞尔维亚进行战争,虽然意大利与德国之间有正式 的盟约,但意大利的野心集中在上亚得里亚海以及巴尔干半岛沿岸,这使得意大利与奥 匈帝国之间的利益日渐冲突。意大利在与德国的盟约关系中所得到的利益,根本比不上 奥匈帝国战败可能带来的潜在利益,故在开战之初,意大利选择了中立。准确地说,它 选择了待价而沽,以获取最大利益。但当英国人开始达达尼尔海峡战役之后,意大利人 开始着急了,从正常情况来看,英国人应该很快会拿下土耳其,然后在东方开辟新的战线, 那样的话,意大利就没有更多可以利用的价值了。 1914年,奥匈帝国在东线的挫败,使德国不得不去支援其盟国,以对付即将冲过喀 尔巴阡山山口并扫荡匈牙利平原的俄国人。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的另一次轻率的进攻也 同样是损失惨重。由于奥匈帝国屡战屡败,意大利显然不大想再保持中立了,而德国最 高统帅部担心,意大利成了协约国一方的交战国,会改变形势,使奥匈帝国遭受摧毁。 这个时候,英国人拋出了橄榄枝,许诺只要意大利参战,它对奥匈帝国的领土要求一概 可以满足,意大利权衡利弊,转而投人了英、法、俄的协约国阵营,并于1915年向德、 奥宣战,出兵近90万人、1700门火炮,进攻奥匈帝国。但是,意军在伊松佐河所实施 的多次进攻均未成功,这让德奥将其视为“叛徒”而恨之入骨。此后,奥军统帅康拉德 将军只能称这个敌人为“背信弃义的意大利”。 意大利参战后,近70万的部队已经逼向新防线上的奥军,那些防线是他们被迫沿伊 松佐河及蒂洛尔建立起来的。到9月,意大利军队实际进入战线的接近100万之众。康 拉德最希望的就是打击背信弃义的盟友、他深恶痛绝的敌人,因为这个敌人在进行了最 卑劣的讹诈之后,在苦苦挣扎的邻居背后捅了一刀。意大利的叛变增强了协约国的信心, 法军总司令霞飞认为1916年的作战计划应该是:由俄国和意大利首先在东线和南线发 动攻势,在战略上牵制德奥军队,然后再由英法联军在西线大规模出动,一举歼灭西线 的德军,从而彻底改变战局。虽然协约国首脑们一致赞同霞飞的计划,但没有就向德军 发动大规模进攻的时间达成一致,于是,发动进攻的时间被推迟到1916年3月再确定。 尽管康拉德对意大利发出一连串的威胁,但没有力量付诸实施,奥军正在俄国的进 攻中挣扎求存,只能抽出10万士兵来守卫它与意大利之间的边界。奥匈知道,任何意 大利的突袭都将是上坡的战斗,奥匈还知道,等到其他战线上的压力一有减弱,就会有 部队解脱出来,他们就能比较容易地长驱直人,穿越北部的意大利平原。意大利人在自 以为讨得了最好的价钱之后,于1915年5月23日,正式对奥宣战了。它趁德、奥遭到英、 法、俄两线夹击之机,出兵进攻奥匈帝国南部,奥军因主力部队陷于俄国战场,决定在 意大利方向实施防御,重点防御伊松佐河地区。战前,奥军控制伊松佐河所有渡口和东 岸的巴因西扎高地及卡尔索高地,并在托尔明诺和戈里齐亚筑有坚固的桥头阵地。 对意大利来说,唯一可供使用的陆地战场就是它的北部边境,从瑞士到亚得里亚海 之间600多公里长的地域,这条战线单就地形而言就足以使人望而生畏。除了自然障碍 之外,奥匈军还增添了人为的工事。早在战前,奥匈出于对这位假盟友的不信任,就在 边境构筑了野战工事。意大利对奥匈的战争基本上都是围绕伊松佐河、阿尔卑斯山展开 的,在遍布沼泽地的伊松佐河平原后面,便是高入云端的阿尔卑斯山,由奥匈帝国训练 有素的阿尔卑斯军守卫着。在这条呈曲线的山脉面前,奥匈军居高临下,占尽了优势, 有人把它称为“自古以来人类进攻过的最强大的设防地域”。一位战略家总结道,意大 利的困境是,“不攻占山脉,伊松佐河是不能渡过的,而不渡过这条河,山脉是不能攻 占的”。意大利在动员日集结了 36个师,其兵力远远超过了部署在边境线的奥匈军队。 但是东线戈尔利采-塔尔努夫 突破战役德奥早已大获全胜, 因此当意大利军队在6月23 日投入第一次伊松佐河战役 时,奥匈已有20个师集结在 意大利战线上或其附近,均由 欧根大公指挥。意大利进行的 是一场艰难的战争,面对五大 国中最弱的奥军,意军以数倍 的优势兵力,在两年多中发动 了 11次战役,伤亡超过100 万人,却仅取得了微不足道的 推进。 1916年,奥军统帅康拉德出于对意大利的轻蔑和仇视,于5月间从特伦蒂诺发动了进攻,他这样做是违背德军参 谋总长法金汉的忠告的,也没有德军的支援。奥军在特伦蒂诺一带集结兵力发起进攻, 意军缺乏火炮,又未构筑纵深防御阵地,致使奥军主力突破中央防线,占领了阿尔谢罗 和阿夏戈两城,打开了进入意大利北部平原的门户,对意军伊松佐河战线后方构成威胁。 20日,意军总参谋长卡多尔纳下令全线撤退。奥军的反攻初期虽取得了一些战绩,但因 实施正面进攻伤亡很大,加上补给困难,地形易守难攻,至6月初攻势锐减。随着俄军 在东线发起的强大攻势以及意军的反攻,6月底,奥军放弃了一大片所占的土地,撤退 到他们精心准备好的防御阵地。此役奥军没能达到既定的战略目标,反而消耗了大量的 人力和物力,削弱了东线对俄军的防御力量,导致了布鲁西洛夫攻势的灾难发生,实在 是得不偿失。 1917年俄国爆发革命,使德奥 联军从两线作战中稍微缓和过来, 经伊松佐河战役第11次交战,奥 军也伤亡惨重,无力单独对意军展 开进攻,只好被迫向德军求援,德 军7个师火速驰援,德奥联军遂决 定给意大利沉重一击,主攻部队由 德奥联军15个师组成,另有两个 奥匈集团军配合作战。意大利军有 50多个师,但士气低落,战术也 很笨拙,对于至关重要的卡波雷托 地区,意军竟然没有重兵把守。德 奥联军由德国将军贝洛指挥,贝洛 计划在托尔明诺、普莱佐一线实施 突击,由奥第十、第五集团军分别 在右翼和左翼配合行动。1917年 10月24日凌晨,德奥联军炮兵对意第二集团军阵地发射毒气弹和高爆炮弹,摧毁了意 军的掩体、指挥所、交通线和炮兵阵地。隐蔽集结在菲拉赫的贝洛指挥的德第十四集团 军经6小时炮火准备后,以数个突击群对普莱佐、托尔米诺之间地段的意第二集团军发 起冲击。虽然山地地形和兵力上的优势有利于意第二集团军进行防御,但其第一梯队只 有4个师,因而对敌人的抵抗很不得力,防御正面很快被突破。德第十四集团军在卡波 雷托渡过伊松佐河,向乌迪内发起进攻。 德奥联军绕过意军坚固的据点,向纵深穿插,于托尔明诺方向攻占卡波雷托,并在 普莱佐方向推进了数公里。意大利第二集团军兵力分散,难以阻挡德奥联军的冲击,意 军参谋总长卡多尔纳于10月26日下令全线撤退。意军第三、第四集团军也在左右两翼 受到奥军的攻击,被迫一起撤至伊松佐河以西,准备固守塔里亚门托河防线。意军试图 在塔里亚门托河畔组织防御,不但毫无成效,反使意第二和第三集团军彻底溃败,11月初, 德奥联军渡过塔里亚门托河,迫使意军残部撤向皮亚韦河。整个战局似乎表明,意大利 将不得不乞求和平。意军的失败和溃退引起英法联合指挥部的恐慌,遂向意大利派遣了 11个师的援军,由于德奥军的战线过于拉长,进攻才慢慢地停了下来。此时德国已无力 继续在战场上保持进攻态势,而奥匈单方面又不具备在战争中彻底打垮意大利的实力。 由于来自英法联军的大力援助,意军终于遏制住了奥德联军在皮亚韦河畔的进攻,于11 月底稳定了战线,在大战的最后几个月,这些联合兵力很轻松地打败了沮丧的奥军。 此战意军损失32万人、2500门火炮,从伊松佐河西撤100公里,德奥联军以损失 2万人的代价夺回意军在伊松佐河战役前11次交战中占领的大片土地。卡波雷托战役使 意大利几乎屈膝投降,如果德奥联军有足够的铁路和汽车运送兵力,如果兵败如山倒的 意大利没有获得11个协约国师的支援,卡波雷托之战很可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但不 管如何,意大利还是撑过了这沉重的一击,而德奥军的胜利并未改变自己的战略被动。 俄国虽然退出战争,但美国却加了进来,一年后德奥投降,意大利遂以“战胜国”的身 份捞取到了好处,从奥匈帝国那里吞并了不少领土。看来意大利在“一战”中的决策还 是对的,尽管被人们所鄙视。

自1914年以来,德军就在凡尔登以南的默兹河和摩泽尔河之间守住一个楔形的突出部,以保护梅斯和布里埃铁矿的关键性中心,该矿是德国炼钢所需矿石的丰富源泉。这个突出部插入法国的右侧翼达十六英里,既切断了凡尔登—土尔铁路,又切断了巴黎—南锡铁路。要在默兹河和阿尔贡森林之间的防区进行任何成功的大规模进攻,消除这个突出部是必不可少的,这个防区已被选作为下一个目标。肃清圣米耶尔突出部的德军,已成为美军在其自己指挥下的第一个行动了。 从突出部的顶端圣米耶尔起,它的西边成斜线地延伸到默兹河东的树木茂密的高地,它的南边从圣米耶尔延伸到摩泽尔河横切河两岸的高地。在高地之间是沃夫勒平原,它被小溪、沼泽、大的池塘和一片片的林地所切隔,不易通行,尤其是在雨天。 潘兴的最后计划要求同时向两边推进,突击的重点放在南边。牵制性的进攻将指向突出部的顶端。为了大规模进攻,集结了超过五十五万的美军和十一万法军的兵力。在参加这次进攻的三个美国军和九个附加的师中,两个军和九个师都无战斗经验。 空军集结了一千五百架飞机,大都是由法国人和英国人提供的,这是为一次攻势所曾集结的最大数量。在突出部的两边,集中了约四百辆法国坦克。三千门以上大炮和三百三十万发炮弹,保证进攻者将使用高爆炸药把敌人阵地彻底炸遍。 德国防御力量包括在火线的八个师和两个旅,以及作后备的五个师。即使潘兴强调采取煞费苦心的保密措施,德军也开始意识到部队和物资的集中预示一次进攻。预料到这一打击将势不可挡,他们于9月11日逐步从突出部撤走了。 下一天上午6时,轰击从突出部的南边开始。三小时后,从西边开始第二次弹幕射击。尽管多方设法,德军仍不能完全免于潘兴仔细安排的结果。工兵用特制的爆破筒——装满三硝基甲苯的长铁管——炸开一排排的有刺铁丝。以锋利的钢丝钳和斧头装备起来的其他士兵,则在密集的有刺铁丝中开出宽阔的缺口。给前进中步兵作保护衬垫用的一卷卷小方格的铁丝网,铺在障碍物上。 进攻部队这样快速地通过乱糟糟的有刺铁丝网,这是前所未有的。美国人的创造性在实战中的运用使法国人感到惊愕。几天后,数百名军官到现场访问,学习这是怎么搞的。潘兴回忆:“其中有一个军官在踏勘之后,一本正经地议论说,美国人比法国人优越之处是他们腿长脚大。” 为截断他的敌手的退路,潘兴下令两路钳形强行推进。在二十四小时内,从南面来的第一师和从西面来的第二十六师在维纳勒村会师。到傍晚,这个突出部基本上被攻陷了。仅仅因为以前同福煦有过协议,使美军未能向梅斯推进。 在不到三十小时的战斗里,德军有一万六千人被俘,四百五十门大炮被缴获并失地约二百平方英里;他们士兵的伤亡数不详。美军的伤亡计七千人。

乙未战争又称乙未之役,意指中日甲午战争后,中国清朝于公元1895年(农历乙未年)被迫将台湾割让给日本帝国时,所发生的一连串台湾人民反抗日本统治的大小战役之总称,同时也是台湾岛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战争。 战争过程 第一阶段 1895年5月10日,萨摩藩所属海军中将桦山资纪被擢升为大将,并受命为台湾首任总督,负责台湾交接军政大权。同年5月24日,桦山自广岛宇品港启程,准备前往台湾与清朝处理"交接台湾"事宜。从伊藤博文亲拟的《该岛接收事宜》训令信件显示,日本的原本接收台湾态度为:令清朝兵员尽速离台并于撤离之前全数缴械,并要求清朝官员和平移交公务文件。不过于启程前的5月21日,桦山得知台湾部分官民积极备战后,心知和平接收台湾已不可能,于是随即派常备舰队赴冲绳监视台湾敌情。另一方面,他更指派驻于旅顺大连,本预计攻击北京的近卫军团转进台湾。 近卫师团是日本天皇亲卫军,团长是北白川宫能久亲王。近卫军团其中的7000余名兵力在1895年5月27日与桦山总督于冲绳会合后,5月29日遵照桦山"登澳底,攻基隆,占台北城"指示,登陆澳底,并在遭到小幅度抵抗中,于6月3日下午攻取基隆制高点狮球岭炮台,6月11日因鹿港商人辜显荣之助进驻台北。另外,6月初起,近卫兵团则将没参加任何战斗,自行聚集于淡水的数千名原清国兵士,分数梯次遣返回中国大陆。 约在1895年6月2日,中国全权代表李经芳与台湾总督桦山在日舰横滨号完成台湾交接。不久,基隆被日军攻陷的台湾民主国,内部发生纷乱。华兵广勇多不能战,而该国总统唐景嵩与统领丘逢甲分别乔装与卷款逃离台湾前往厦门(部分文献称丘氏挟带军饷10万两),至此,乙未战争胜败之势渐趋明朗。 1895年5月29日至1895年6月18日止,此战争的两方正规军交战告一段落。此阶段,清兵及台湾民主国辖下兵勇,共约3000名余名正规军参与战役,战死者不下200人。日军因为装备新颖,实际伤亡并不多,其中,实际参加战役的4000余名近卫军团中,死亡大约只有7名,受伤者25名。不过这段时间,日军水土不服,因为霍乱疟疾死亡者,远比这阵亡的这数字多很多。 第二阶段 1895年6月14日台湾总督桦山资纪自基隆乘火车入台北大稻埕(但事实上铁路因战乱已近不堪使用,行驶数里后即遣夫后推)。6月17日,桦山总督于设于清国原"布政使衙门"的总督府举行台湾"始政式"。 始政式后,1895年6月19日近卫师团派出拥有数千名的"混成支队"下攻桃园、新竹,本以为会如之前战况顺利,但是在6月22日前锋部队占领新竹城前后,却意外遭到此区域台籍客家人的游击式的"壮烈反抗"。(《瀛海偕亡记》。) 1895年6月24日至6月26日,以胡嘉猷、吴汤兴、姜绍祖、徐骧为首的客籍义勇军首先在平镇、湖口、龙潭间伏击日军,获得某些进展。随后于7月9日,并在新竹城制高点十八尖山与近卫师团展开激战。因为兵力装备悬殊及军士素质参差不齐,在姜绍祖战死后,吴汤兴领导的客籍义勇军于7月23日退居苗栗。 1895年8月8日,从日本获得增援兵力的近卫师团,由北白川宫能久亲自领军,直指北台湾与中台湾的孔道城镇-苗栗。在猛烈炮击苗栗尖笔山,歼灭200名台湾民主国兵士后,随即该师团于8月14日进占苗栗。自此台湾民主国,以客家人为主的北台湾反抗,终告结束。 这阶段,台湾民主国除了台籍客家人主要游击力量之外,亦有以苏力、苏俊、陈小埤为主的三角涌义勇军。他们在台北附近对日军的后勤与军夫部队展开一连串袭击。1985年,7月12日近卫师团特务曹长樱井茂夫率领运粮船队在三角涌隆恩埔附近,遭到三角涌义勇军的攻击,全军覆没。也因这些反抗,让本来以"军事目标"为主的总督府与其日军在"良、匪难辨"情况下,不得不于7月下旬开始在桃园,中坜,甚至大汉溪流域,实施所谓"无差别扫荡"的焚村与杀害平民事件。(野口胜一,《风俗画报之台湾征讨图绘》,1895,东阳堂) 第三阶段 1895年8月23日日军的近卫师团进占台中南部的大肚市街。另一方 面,吴汤兴、徐骧、黎景嵩会合吴彭年、严云龙率领的"黑旗军"共数千名兵士除据彰化城。此外,台湾民主国方面,另有400名兵士利用彰化八卦山炮台,首度使用重武器的大炮炮击进驻于大肚溪对岸的近卫师团。 1895年8月27日,日军开始零星炮击八卦山。于29日半夜发动进攻,历经八小时,29日上午八时日军宣告胜利。这是乙未战争最大的正面会战,此称八卦山之役。此战役台湾民主国统领吴汤兴、将领徐骧、吴彭年、严云龙皆力战阵亡。 首因瘴疠造成日本近卫师团的严重死伤,又因加上台湾民主国新任总统刘永福坐镇台南凤山间的威胁,日军再增派援军第二师团及混成第四旅团分别于台湾最南端阿猴枋寮与嘉义布袋嘴登陆。经过稍作歇息,上列两支援军加上近卫师团,1895年10月3日,日军开始分别于三方向进占台湾南部各城。其中近卫师团在浊水溪遭到简义率领的民兵攻击,混成第四旅团在布袋、盐水遭到义勇军的袭击,另外,第二师团于进攻南部据点打狗、凤山时,也在茄苳脚及该两城巷战中,遇到小部份抗拒且造成百名兵士伤亡。另外在此阶段,北白川宫能久亲王与山根信成少将也接连因为热病相继弃世。 乙未战争诸多战事中,除八卦山之役之外,以台湾南部六堆地区的客家义勇军抗日活动最具规模,在台湾南部六堆客家义勇军总共与日本军队发生2次大规模战役,一为步月楼战役、另一为火烧庄战役。 公元1895年10月11日,由日本乃木希典大将率领的台湾远征军第二师团约7930人,从枋寮登陆往东港行进,沿途虽有台湾民主国所属正统军零星抵抗,直至行经茄苳脚(现今屏东县佳冬乡)遇到由左堆总理萧光明带领的六堆客家义勇军之左堆军才真正受到剧烈战斗,此冲突也是该军团首遇激烈战役,此役即为步月楼战役,此役为台湾南部六堆客家义勇军与日军发生之首次大规模战役。于茄苳脚巷战中,六堆客家义勇军左堆军因不敌日军的武力优势,最后以茄苳脚的萧家古厝步月楼为最后防线奋勇抗日,但因六堆客家义勇军之左堆军等不到六堆客家义勇军其他各堆客家军支援之前,即不敌日军强势武力,孤军奋战直至翌日(10月12日)丑时,日军攻陷茄苳脚,步月楼战役终告结束。 在于步月楼战役结束之后,日军第二师团为免六堆客家军其他各堆军的侵扰而耽误日军包抄台南城(现今台湾台南市)之日程计划,故留下少数兵力牵制六堆客家军其他各堆军,其余大部份主力军力继续按照原定攻击行进路线(枋寮-->;东港-->;凤山城-->台南城)挺进包抄台南城,并于1895年10月12日占领东港、10月16日攻陷凤山城(现今高雄市左营旧城)之后,继而如日军原定计划继续北上包抄台南城。 1895年10月18日,日本近卫师团、第二师团与混成第四旅团皆抵达台南城近郊,形成三方包抄形势,台湾民主国第二任总统刘永福在得知台南城被三面夹攻,已知大势已去,当日军准备以两师团之兵力围攻台南城之际,1895年10月20日,刘永福化妆为老妪,连同20名随从由位于台南城总统行馆(位于现今台湾台南市内的大天后宫)赶至台南安平港,并先藏匿在中国籍戎克船船舱内,隔日(10月21日)随即改乘转搭英国籍商船「塞里斯轮(Thales)弃职逃亡到厦门。在刘永福弃职逃亡后,台南当地士绅便循台北模式推举英国牧师巴克礼请求日本军队和平进城协助维持秩序。10月21日日军第二师团山口素臣少将首先领军进入台南城,在兵不血刃的情况下顺利进入台南城,此情此景犹如当初进入台北城的翻版,至此台湾民主国亡。 在于日军进占台南城,台湾民主国亡后,1895年10月26日,日本军司令部下令第二师团接替近卫师团担任大肚溪以南的守备任务,由第二师团负责台南、凤山、恒春守备队,混成第四旅团负责彰化守备队,在于改由第二师团接手担任攻击守备的主力部队的2天后,10月28日日本政府宣布日军近卫师团司令官北白川宫能久亲王因疟疾病死于台湾台南的消息(对于此日本官方对于能久亲王病死的说法,台湾父老陈述却都否认日本政府的此项说法)。11月13日日本近卫师团从台湾南部打狗港(现今高雄港)离台返日。 1895年11月9日,第二师团与近卫师团完成守备任务交接后,因台湾南部六堆地区仍常有较大抗日活动,第二师团即命令第三旅团凤山守备队消弭台湾南部之六堆抗日势力,日本第二师团第三旅团凤山守备队于11月26日(农历10月10日)在火烧庄 (现今屏东县长治乡长兴村)遭遇到更大规模抵抗,六堆客家义勇军与日本第二师团终于爆发台湾南部第二次大规模战役,即长兴会战,也是乙未战争中客家人抗日的最后一场战役。此战役由六堆大总理邱凤扬亲率六堆客家义勇军3000余人于火烧庄奋勇血战日军1万大军至翌日午时(11月27日),六堆客家义勇军因不敌日军火烧攻势及强大武力而战败,此役全庄被日军火烧殆尽死伤惨重,此役又称火烧庄战役,也因乙未战争的最后一场战役火烧庄战役战败,台湾人民抗日的乙未战争也随之终告落幕。 历史影响 有关乙未战争记载,因为台湾民主国的资料匮乏,史料通常来自日中两国的相关文献。在此文献,两者资料常有所出入或欠缺客观性。不过总体来说,这场台湾史上最大的战役,其规模与影响是难以忽略的。不算1895年3月底登陆澎湖的混成支队,光是进攻台湾本岛,从登陆澳底开始到同年10月完全占领台南城止,日本军就共出动了近卫师团与第二师团两大师团合计3万7千余人,马匹7千头,其中还不包括军夫与后勤预备部队。另一方面,台湾民主国正规军也前后出动约3万3千人,民间乡勇与反抗军数量,则无所从估算。战争结果,日军不含军夫战死160名,病死达4600人,其中还包含领军的一亲王及一少将。而台湾方面,在这场战争中不但折损不少将领,包含被日军"无差别扫荡"波及的平民,伤亡的民与兵更是难以估算。经草估,约至少有在14000人以上。 由于无法台湾人民群众激烈抵抗,日本对台湾实施高压的军政。这现象迟至大正年间才有所改善。另一方面,台湾自主与反日势力并没有因为战争落败后,完全平息。以"保家"重于"卫国"的台湾民间反抗,不但出现在1895年的反扑台北城动乱,更在后续的二十年间的日人统治下,陆续出现。

天正十四年(1586年),小牧之战以后,关东北条氏开始防范、警惕秀吉。同时,秀吉为使北条家臣服,要求北条氏政、氏直父子进京。北条家自持拥有天下最有名的城池--小田原城,对秀吉的要求不予理睬,而秀吉又一次以温和的态度对待北条家,尽量满足北条家的要求(为臣服三河的德川家康,秀吉不惜以自己的妹妹和母亲为人质)。 1589年11月,应北条家的要求, 秀吉给信浓国的真田昌幸下手谕,令他将沼田城让出来,而此城为真田家先祖之墓所在。昌幸犹豫之际,北条悄然以卑鄙手段将其夺来。尽管如此,秀吉仍然没有向北条家问罪,还是一再催促氏政进京。得了不少好处的北条家仍然不肯臣服,并特别声称北条与德川官位不同,待遇各异,不可同日而语。这激怒了家康,上书秀吉要求讨伐北条。正逢北条家部将猪俣邦宪强夺名胡桃城。名胡桃城代铃木重则自刃。在得到众多大名的相同意见后,秀吉同意对北条家开战。 北条氏政在看到挑战后,却自鸣得意。自认为关东与骏河之间山峦重叠,交通不便,敌人粮食运输上有困难,因此战争越持久越有利。更何况自家的小田原城宛如乌龟壳般难坚固,因此并不担心。但是氏政不知家康早已从伊势大凑的商人处购买了三百只 运粮船, 另外秀吉也命部下九鬼嘉隆、加藤嘉明率粮船从水路运粮。秀吉还在东海与京都之间架设驿站,以传递关东地图、城郭一览表、军事配备等消息。 万事俱备后,家康率数万骑兵为先锋,宇喜多秀家率水军,一起出征北条家。其他众多大名也纷纷出兵响应。北条军在节节退守之后终于生变。北条家老臣松田宪秀首先内应,其它将领也纷纷投诚。氏政则龟缩在小田原城内坚守,秀吉采取了围城的战略。经过长期的围城,小田原城内群疑蜂起、兄弟相疑、父子不睦。7月5日, 小田原城落,北条氏政、氏照被要求切腹,氏直被放逐到高野山。“天下第一坚城”小田原终于落入丰臣秀吉之手。 13日,秀吉入城,将北条家关东的领地封给了家康。此后,秀吉由小田原城出发,平定了奥州,终于统一了日本。

格兰查科地区位于巴拉圭河以西、安第斯山脉以东,亚马逊盆地以南,潘帕斯草原以北,面积约65万平方公里,但人烟稀少、缺乏物产。玻利维亚和巴拉圭对格兰查科北部约26万平方公里土地的归属一直存在争议。 1884年,智利、玻利维亚、秘鲁三国爆发“南美太平洋战争”。战争中,智利击败玻、秘联军。战败的玻方被迫将唯一的出海口割让给智利,由海洋国家变成内陆国。此后,饱受“无海”困扰的玻利维亚开始致力于“重获出海口”的努力,北查科的战略价值开始显现——巴拉圭河流经北查科,如果能取得巴拉圭河的航行权,就等于拥有一条新的入海通道。不过,这要求玻利维亚对北查科实现完全控制。 到了1928年,另一则消息给本就极为微妙的地区局势火上浇油。美孚石油公司宣布,在北查科地区勘探到大量石油储量。 1920年代,在该地区发现了石油后,两国为争夺石油资源纷争愈加激烈,从1928年起,两国之间频频发生武装冲突。而世界主要石油巨头以及邻近国家也卷入其中,美孚公司和智利支持玻利维亚,英荷壳牌公司和阿根廷则支持巴拉圭。 玻利维亚认为查科大峡谷原本是西班牙所属玻利维亚殖民地的一个行政省,独立后的玻利维亚理应继承其管辖权。但现实中却从未有玻利维亚人在查科大峡谷定居或生活。 与此相反,巴拉圭原住民瓜拉尼人自古就在大峡谷放牧,对该地区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因此,巴拉圭强烈抗议玻利维亚突然要求对查科大峡谷的所有权。终于,从1928年起,玻、巴两国开始在查科大峡谷爆发武装冲突。玻利维亚军队竭尽全力想控制流经查科大峡谷的巴拉圭河,借以获得通向大西洋的入海口;巴拉圭军队则不甘示弱,攻克了玻军在大峡谷建立的要塞,俘虏了驻守的玻军。幸亏国际联盟的干预,两国才未将冲突升级至全面战争。 而玻利维亚在得到了美孚石油公司的巨额贷款,并向英美等国购买了包括坦克、飞机在内的大批新式武器后,军事实力大大超过巴拉圭。 1930年,玻利维亚向英国维克斯公司订购了大量山炮和机枪、2辆维克斯6吨坦克和一批卡登·洛伊德V1型坦克(相当于装甲车)。并且,玻军还从维克斯公司购买了一批量身定做的战斗机。这种战机适合高原作战,被命名为“玻利维亚侦察兵”。此外,玻利维亚还从美、德等国陆续进口了“霍克”Ⅰ型、Ⅱ型战斗机,寇蒂斯“猎鹰”轰炸/侦察双翼飞机,以及容克W.34运输机等,玻空军共拥有约60架先进战机。 相比之下,由于经济萎靡不振,巴拉圭无力大肆采购军火,巴军装备大多是别国的淘汰货,而且数量也极为有限。据称,当时每7名巴军士兵才能分到1支被阿根廷淘汰的毛瑟枪。巴空军的战机只有十余架,不是一战的“收藏品”,就是淘汰货,作战效能低下。 除了装备差异,两国军队的规模也相差甚大。巴军仅有3000人左右,而玻军超过万人。 玻利维亚于是在1932年6月15日出兵占领了北查科荒漠中的巴军要塞皮蒂安图塔和博克龙,以这一次小规模边界冲突为借口向巴拉圭正式宣战,查科战争全面爆发。

1915年1月22日—1915年1月24日,德军和奥匈军队转入进攻,向桑博尔和斯特雷实施突击。几乎与此同时,俄军第8集团军发起进攻。由于在山地复杂地形条件下进行冬季作战,双方又多次发生遭遇战斗,俄军进展迟缓。 直到2月初,集团军右翼才占领喀尔巴阡山的科内奇纳、巴利格鲁德地段。在斯特雷方向,俄军顽强防御,但方面军左翼军队在联军优势兵力的压迫下,被迫向锡雷特河、并进而向普鲁特河和德涅斯特河撤退。西南方面军司令重新变更军队部署。 2月底,方面军抽调右翼几个军加强左翼,并新组建成第9集团军(步兵师8.5个、骑兵师5个,由列奇茨基将军任司令)。该集团军在博列霍夫至罗马尼亚边境一线展开,受命攻击向纳德沃尔纳亚和斯坦尼斯拉夫(伊万诺—弗兰科夫斯克)发动进攻的敌军。 3月中旬,大本营改变了1915年战局的计划,命令西南方面军进攻布达佩斯,而西北方面军则进行防御。整个3月份,在第8集团军及第3集团军左翼地带内战斗连续不断。联军曾千方百计企图解除佩列梅什利之围,但该要塞12万奥匈守军被围6个月之后于3月22日投降。腾出的第11集团军所属兵团和部队分别配属给了第8、第3两集团军,这两个集团军受命突破德奥联军中央的防御,并向第9集团军当面敌人的侧后穿插。 俄军第8和第3集团军在对德军南集团军和奥匈第3集团军发动的新的进攻中,仅前进20公里。第8集团军占领贝斯基迪山脉。3月底德军指挥部调来贝斯基迪步兵军(3个师)抗击俄军进攻。 喀尔巴阡的血战一直延续到4月24日。由于伤亡重大、人员疲惫、春季泥泞,以及多处无通行道路,伊万诺夫将军只得下令停止进攻,固守所占地区。 此战,俄军损失约100万人,德奥军队损失约80万人,俄军未达到既定目的。这是因为缺乏必要的预备队,所需火炮和弹药也未得到保障。 喀尔巴阡战役中,不但俄军计划落空,而且德奥联军统帅部企图大范围包围俄军左翼和解除佩列梅什利之围的计划亦遭到破产。双方的交战形成为在200公里宽的正面上进行面对面的搏斗。喀尔巴阡战役的意义在于俄军牵制了德奥联军大量兵力,使英、法两国军队得以在巴尔干半岛和其他地区积极作战。

1961年12月18日,印度政府出动3万余人(直接参战的部队1万余人)在空军的配合下,对果阿地区的葡军发起了猛烈攻击,经48小时战斗,印军美制M26“潘兴”坦克刚开过边境不久,葡萄牙人就立即放下武器停止了抵抗,双方死伤人数甚至还不如一次规模大一些的实弹演习。至12月19日全部收复了果阿、达曼和第乌,俘获葡军3000余人,结束了葡萄牙对果阿400多年的殖民统治。 对印度军队在果阿取得的轻而易举的胜利,新德里的报纸齐声欢呼,称之为“我们最得意的时刻”,大力赞扬印度军队在收复果阿所表现出来的“旺盛的战斗精神 ”。印度总理尼赫鲁也为印度军队在果阿的“赫赫武功”而陶醉,他吹嘘说:“我国武装部队第一次成为一支非常强大和非常有效的战斗力量,我是深知内情才说这番话的……”他还认为,印度陆军和其它军种比独立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强大,即使应付巴基斯坦和中国的联合进攻“也绰绰有余”。 1962年3月14日,印度人民院通过第十二次宪法修正案,规定果阿、达曼和第乌为联邦直辖领土。1974年,葡萄牙被迫承认果阿为印度领土。 果阿之战战争过程不长,葡萄牙守军仅5000余人,且远离本土,而印军当时拥有相当可观的军力,还刚刚购进了300余架“猎人”、“堪培拉”等先进战机和大量坦克火炮。但印度却打得很被动,关键在于分散使用兵力。果阿地区面积不大,仅3983余平方公里,印度政府先后分多次派遣共约5000名印度志愿军进入果阿、达曼、第乌岛,支持和配合当地人民的解放斗争,这使葡萄牙军抓住了弱点,各个击破,印军被迫进行大规模的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