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将军是古代军官的称呼,但并不是历朝历代都如此称呼,那么古代将军称谓知多少?请看我给你细分晓:1、 东周 大将军——官名。起于战国,历代多沿用,而以汉代地位最尊。汉初以韩信为大将军,其后又称为大司马大将军,位最尊贵,霍光、王凤等皆曾任之。大将军:先秦、西汉时是将军的最高称号。如汉高祖以韩信为大将军,汉武帝以卫青为大将军。大将军——汉时军职最高勋衔。东汉时最高的官职,在朝廷掌有实权。魏晋以后渐成虚衔而无实职。明清两代于战争时才设大将军官职,战后即废除。《张衡传》“大将军邓骘奇其才”,邓骘当时为汉和帝的大将军。三国时魏、吴并增置上大将军,位在大将军之上;唐宋于十六卫皆置大将军;明初徐达为将军;清初年羮尧及诸王也曾授予大将军等号,督师出征,礼遇殊异,然并非常设,事毕则废。参阅《通典.职官十一》。大将军:位在三公上,掌征伐。属有主簿(记室)、列曹掾(都督)。 将军——指将军。将军——官名。春秋时诸侯国以卿为将军,始有将军之称。战国时用为武官名。汉代有大将军、骠骑将军、车骑将军、卫将军、前、后、左、右将军等。临出征之统帅亦有别加称号者,如楼船将军、度辽将军等。魏晋南北朝时,将军名号极繁,除沿用汉代旧称外,又有龙骧、骁骑等名号,其常置而有专职者仅为少数。唐代,十六卫、羽林、龙武、神武、神策等军,均于大将军下设将军之官。自唐至元也以将军为武散官。明代总兵官有挂印并带将军号者。此外,宋、元、明亦称殿廷武士为将军。清代的将军有四种:一为宗室爵号之一。如镇国将军、辅国将军等。二为驻防各地的八旗最高长官,专由满人充任。内地各省将军掌驻防军事及旗籍民事,在黑龙江、吉林、伊黎等边疆地区,将军即为全区的最高军事和行政长官。三为临时出征统帅的称号,如扬威将军,靖逆将军等。四为正一品到从二品武官封赠之阶。 2、西汉’ 车骑将军——汉制,仅次于大将军、骠骑将军。金印紫绶,其位相当于上卿,或比三公。 列将——一般将军的总称,苏武的父亲苏建伐匈奴有功,封为“游击将军”、“右将军”。 平东、西、南、北将军——汉置。下有主簿、功曹等属吏。三品。 右将军——官名。右将军:汉有此职,金印紫绶,地位如上卿,但不常置。如加诸吏、给事中等号,则可宿卫皇帝。参与中朝议、决定军国大事。三品。 护军将军——保护诸将。汉武帝时属大司马。建安十二年改护军为中护军。魏亦置护军,主武官选,隶领军。资重者为护军将军,资轻者为中护军。 前将军——常设高级将军位。负责京师兵卫和边防屯警。位次于九卿,而高于设其他临时设置的杂号将军。三国时品级下降。开府治事,属官有长史、司马、从事中郎等。三品。 轻车将军——杂号将军之一。 上将军——主将,统帅。 后将军——将军有前、后、左、右的名号,位上卿。 中将军——将军的一种号。 左将军——不常置,位如上卿,金印紫绶,掌京师兵卫及戍守边隘,讨伐四夷。 镇军大将军——位在大将军之下,不常置,位比三公。二品。 镇东、西、南、北将军——位次四征将军。资深者为大将军。二品。 3、东汉 荡寇将军——东汉末始有此名。三国均置。五品。 奋武将军——汉末曹操、吕布曾任是官。魏吴有置,蜀未见。 奋威将军——西汉始置。三国均置。四品。 辅国将军——汉献帝时伏完任此官。三国时均置此号。 扬武将军——东汉有此职,三国均置。五品。 4、三国魏 折冲将军——三国魏吴所设杂号将军五品。 将军——魏晋以后,中央军官逐渐形成两类。一类是实职,掌军队。在西晋即领军与护军将军(资格浅的叫中领军、中护军)、左卫、右卫、骁骑、游击各将军,总称“六军”。此外还有“四军”、“五校”。南朝领军将军下属有外监、制局监,掌兵器、兵役,多以寒门充任,一度得皇帝信任,权力膨胀,“领军拱手而已”。一类是虚的荣誉衔,并不领兵。地位最高的为骠骑、车骑、卫诸将军,还有四征(征东、征南……)、四镇(镇东、镇南……)等将军。他们虽不领兵,却“开府”,即建立将军府,设属官(长史、司马及诸参军),以为荣宠。如系实职都督(见下)带将军号,这些属官就要在都督指挥下承担军务。 次将——职位次于主将的将军,即副帅。 安东、西、南、北将军——四安将军之一,掌武事,魏吴有置,蜀无。三品。 安东大将军——四安将军之一,掌武事,魏吴有置,蜀无。三品。 安远将军——杂号将军。 虎威将军——杂号将军。魏吴有置。 建武将军——三国曹魏置。五品。 建威将军——三国魏置,吴蜀亦置。四品。 昭武将军——三国魏置杂号将军。 昭德将军——三国魏置杂号将军。 讨逆将军——东汉杂号将军。曹魏沿置。五品。 讨寇将军——魏、蜀置杂号将军。五品。 卫将军——次于大将军、骠骑将军、车骑将军。二品。 武卫将军——曹操置武卫中郎将。曹丕改为武卫将军,许褚任之,都督中军宿卫禁兵。四品。 牙门将军——三国魏黄初年间始置,无定员。蜀、吴亦置。五品。 5、蜀 讨虏将军——东汉杂号。蜀亦置,吴因孙坚曾任此职,后不复置。 右大将军——蜀汉建兴十三年初置大将军。景耀初分置右大将军。 6、吴 横江将军——仅三国吴置。以鲁肃任之,镇守沿江辖地,用以横扫来犯之敌,故名之。 平戎将军——三国吴置,步骘任是职。 上大将军——吴孙权黄龙元年置。位在三公之上。陆逊任是职。 7、五代 辅国大将军——后汉时设立的高级将军职位,在“四镇”大将军之上。 8、清 按清制,将军有四类——一是宗室的封号如辅国将军之类;二为各地驻防旗兵长官;三则为临时出征的统帅;四是正一品到从二品武职封赠的官阶。

我们常常称一个女孩子从小到大变化很大,而且是往好的方向发展的话,就会用“女大十八变”来形容她,那么“十八”是指“女孩子长到十八岁时会有变化”还是指“女孩子长大后会有十八个变化”呢? 显然,这两种解释都不正确。这里的“十八”,即非专指年龄,也非确指十八个方面的变化,而是用“十八”泛指很多的含义。类似日常生活中众多含有“十八”的词语也没有具体数量指代之意,如酒有“十八里红”;地方有“十八滩”、“十八盘”;佛教中则有“十八罗汉”、“十八层地狱”;人物有“十八娘”、“十八姨”,音乐有“胡笳十八拍”;俗语有“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等等。 在中国古代,《易经·系辞》有“十有八变而成卦”之说。另外,在中国数字文化里,“十八”是三、六、九的倍数。而“以三为全”的观念早就出现在中国文化史述中。《史记·律书》载“数始于一,终于十,成于三”。《太玄经·进及其他篇》有“三,终也,数之极也。”可见,“三”虽然是最小的数单元,表达的却是最低限度的多。而“三”的倍数“九”有完整化、集大成的意思。《鹤林玉露》有“数穷于九,九者究也”,《字汇》释“九,同纠”,即集合之意。日本汉学家森安太郎先生指出巫、算同构,皆为数。而且“算”字为两个“示”的结合,《说文》曰:“示,神事也”,“示”即与神事有关,如神、祝、祀、社等。这说明“数”自从古代就被赋予浓厚的文化意义,在实际生活中具有双重功能。 胡朴安《俗语典》称:“凡事物之多变者,俗并以十八言之”。意即“十八”在很多场合并非严格的确数,而是指代物之量广。“十八”在社会生活中广泛运用,还表现在一批“十八”的变数具有同样的指代作用,如三十六洞天、三十六计、七十二变、一百零八将、三百六十行等等。这些“十八”倍数的数字,在数量上远远大于“十八”,但在很多场合中仍然和“十八”一样用来表示“多、广、杂”。 “女大十八变”,亦是在这种文化背景下的具体使用,源自宋·释道原《景德传灯录·幽州谭空和尚》中:有一女尼想开堂说法,就去问师父,师父答道:“尼女家不用开堂。”女尼反问道:“龙女八岁成佛,又怎讲?”师父说:“龙女有十八变,你与老僧试一变看一看。” 在《法华经·提婆达多品》中提到的龙女是位通神善变最后成佛的神奇女子,具菩萨行,坐莲花座,成等正觉,得三十二相、八十种随形好,普为十方一切众生,在南方无垢世界广说妙法。 渐渐演绎到现代,“女大十八变”是指女子在发育成长过程中,容貌性格有较多的变化。大多是用来夸赞女孩越变越美丽之意。

我们在影视剧中能看见道士用桃木剑辟邪驱鬼,民间有鬼怪惧怕桃木的传说桃木取自桃树,又被称为“降龙木”、“鬼怖木”,在《山海经》中记载了神荼、郁垒二门神摘桃树树枝鞭打百鬼的故事,常见的桃木风水物品是桃木剑,它的地位非常独特,是道教的主要法器,修道之人必持桃木剑,在风水中也被用来镇宅驱邪。其他的桃木制品也都具有趋吉避凶的能力。 1、不同大小的桃木剑 在大多数眼里,这个世界是物质的,一切物质的东西和现象,都可以用科学知识加以说明。但是,物质的存在状态有很多种,有些状态即使借助最先进的科学仪器也无探知,因此也没有充足的科学理论加以解释。例如量子世界中的很多现象,至今还是用各种假说来说明。 又例如,中国人有关“五行”与“气”的学说,虽然西方科学不予承认,但我们的古圣先贤信之确凿。因为这些物质状态涉及到更高维度的空间,而且只能通过“内视”的方法才能感知到。了解了物质这些特殊的性质,就能解释很多目前科学还无法解释的问题,也能对我们的生活带来很大的便利和帮助。 但在古人的眼里,桃树为五木之精,具有一种特殊的能量,可以镇鬼辟邪,所以自古以来,中国人就广泛使用它镇宅护身,驱鬼镇妖。 2、桃木辟邪在电视剧中的出现: 在中国的很多小说中,经常会提到用桃木剑来除妖降魔的故事。其中《封神演义》中,“云中子”就是用一把小桃木剑,帮助纣王消灭宫中的妖气,这把剑差点让得道千年的九尾妖狐妲姬显形。 还有《三国演义》中,也记载了桃木辟邪治病的作用。曹操因为疑心太重,落下了头疼病,久治不愈。后来经过军师的提议,在中原地区精选了优质的桃木,制成了一把桃木剑,悬挂在室内,自此曹操的头痛之症,不治而愈,后来南征北战,建立了霸业。 古代有关桃木辟邪的传说,历史十分悠久。例如,在中国先秦的古籍《山海经》中,就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相传有一个鬼域的世界,当中有座山,山上有一棵覆盖三千里的大桃树,树梢上有一只金鸡,每当清晨金鸡长鸣的时候,夜晚出去游荡的鬼魂必赶回鬼域。 鬼域的大门坐落在桃树的东北,门边站着两个神人,名叫神荼、郁垒。如果鬼魂在夜间干了伤天害理的事情,神荼、郁垒就会立即发现并将它捉住,用芒苇做的绳子把它捆起来,送去喂虎,因而天下的鬼都畏惧神荼、郁垒。 桃木辟邪在古代民间的广泛应用 用桃木辟邪使用最多的当属道教了。自古以来,用桃木做成的桃木剑就一直是道教的重要法器,在道教科仪中,道家方士们大都用桃木剑来行法,高道以桃剑敕符禁水,有病者喝了这符水就能立刻痊愈;或者用桃剑对有病的人挥击,可致邪气消除,病人却丝毫无损。最历害的是张天师的神剑,有病的人如果借他的神剑供养,所患疾病便能立即祛除。 除了道教以外,用桃木辟邪也贯穿于整个中国历朝历代的皇亲贵族与平民百姓中。例如人们常用桃木枝刻成桃木人,立于家中的中央用来辟邪。3、在汉代的时候,每当进入农历五月,人们就在桃木上刻上桃印,以祛除阴气和辟邪。 到了宋代,桃木辟邪的应用更加具体化,家家户户都会在桃木上刻上“神荼、郁垒”两位门神的名字来压邪,驱走邪气入室,而且人们开始在桃木板上写对联,一则不失桃木镇邪的意义,二则表达自己美好心愿,三则装饰门户,以求美观。 进入明清时期,用桃木制成的桃木剑开始流行,大的会悬挂于家中来辟邪镇宅,小的会随身携带,用来防身避鬼。4、桃木剑在现代风水中怎么使用桃木剑或者桃木辟邪? 在现代的风水法器中,用桃木为原料做成的桃木制品有很多,最常见的是桃木剑、桃木八卦凸镜、桃木斧、桃花斩等。

如今有明确的退休制度,到了合适的年龄就可以退休养老,而古代为官之人也有退休之说,如果他们要提前退休的话就“告老还乡”,告”是请求,“老还乡”是年老回到家乡,“告老还乡”是指古代官吏以年老多病为理由向皇帝请求辞去官职,回到家乡,是古代官吏提前退休的一种制度。 我国古代也有退休制度,但仅仅限于是官吏,常见的称谓有“致仕”、“致事”、“致政”等。《春秋公羊传》上“退而致仕”,书中注释说“致仕,还禄位于君”,意即交换权利于君王。古代官吏的退休制度始建于春秋战国时期,形成于汉朝时期,发展于唐朝时期,完善于宋、元、明、清时期。但“退休”一词始见于唐宋文籍,唐代散文家韩愈《复志赋序》中说到“退休于居,作《复志赋》”,《宋史.韩贽传》中有“退休十五年,谢绝人事,读书赋诗以自娱”词句。 退休制度是我国古代官僚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古代官吏退休需要达到一定的年龄条件,《礼记.曲礼》说:“大夫七十而致事。”后来的汉、唐、宋、元等朝代基本实行七十而致仕的规定,但到了明清两朝则规定“文武官六十以上者,皆听致仕”。但到达退休年龄之前也可以提前退休,如唐朝规定“老病不堪厘务者,与致仕”,意即若身染疾病或者受伤者,虽未到退休年龄也可以退休请俸;明朝亦有规定,老疾不能任事者,或软弱无效能的官吏,可随时勒令退休。可见,在我国古代,官吏“告老”、“告病”辞去官职,提前退休也是允许的。 “告老还乡”就是“老病不堪厘务者”和“老疾不能任事者”主动请辞,提前申请辞去官职,回到家乡,提前退休的情形。古代官吏提前退休比较简单,只要官吏提出申请,皇帝一般都会准许。明弘治四年(1491年),皇上就专门下诏:“自愿告退官员,不分年岁,俱令致仕。”电视剧《宰相刘罗锅》中,大清宰相刘罗锅岁至垂年即上奏皇上,请求告老还乡,获得“恩准”后,便雇用小毛驴,直奔山东老家的情形深入人心。事实上,在我国古代主动要求“告老还乡”提前退休主要有以下三种情况: 一、“告老还乡”回避权力斗争。此处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史记.越王勾践世家》和《史记.货殖列传》中均有记载的春秋战国时越国的大夫范蠡。范蠡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和谋略家。在越国被吴国灭亡后,范蠡殚精竭虑辅佐越王勾践,“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在经过二十余年卧薪尝胆之后,勾践击败吴王夫差,兴邦复国。作为大功臣的范蠡被勾践封为上将军,此时范蠡达到了为人臣者的最高境界。但此时的范蠡深谙“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的道理,于是告老辞官,携西施遁入“五湖”,可谓极具聪明之举。 二、无心于官场,“告老还乡”。此时官员已无心于官场,向往能够回到家乡,于是“告老还乡”。此种情形下的任何小事都有可能引起“告老还乡”提前退休的想法,如人们熟知的晋朝彭泽县令陶渊明就是向往田园生活,主动请辞“告老还乡”。 其实,根据《世说新语.识鉴》记载:“张季鹰辟齐王东曹掾,在洛,见秋风起,因思吴中菰菜、莼羹、鲈鱼脍,曰:人生贵得适意尔,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遂命驾便归。”晋朝大司马张翰,字季鹰,更是由于一日,秋风乍起,触景生情思念起家乡吴地(浙江)的特产菰菜、莼羹、鲈鱼脍来了,突然领悟:人生在世最重要的是图个快快乐乐,又何必要为了个官名而别乡数千里,还要备受羁绊呢?于是“告老还乡”。 三、客观条件,体弱多病,难当重任,申请“告老还乡”或“告病还乡”。“告老还乡”或“告病还乡”一般都会得到皇上的恩准。如在唐太宗时,官吏退休年龄是七十岁,对朝廷有大贡献者还可延缓退休年龄。但开国元勋李靖,因自感伤病碍身,遂在六十四岁时“告病还乡”,被恩准。但也有皇上不恩准的情况。如《论语章句》一书的整理者汉代著名经学家张禹,曾多次上书请求告病还乡,但无法得到皇上的恩准,相反“帝遣人问疾送药,强留”。 从某种角度讲,古代的“告老还乡”对于“从人才资源流出到人才资源流入”的良性循环,带动农村经济、文化交流和发展也会起到一定的作用。

我们经常用“大千世界”来指代这个丰富多彩的世界,而大千世界是佛教用语,且正常的用法是三千大千世界,起包含的范围也是复杂而深奥的。 “大千世界”是佛教语。据《华严经》卷四说:以须弥山为中心,以铁困山为外廓,在同一日月照耀下的四大洲和七山八海。叫做一个世界。累计一千个世界,叫做“小千世界”;累计一千个“小千世界”,叫做“中千世界”;累计一千个“中千世界”,叫做“大千世界”。因为以“千”为单位,经过三次累计,所以完整的叫法是“三千大千世界”。佛家指出,宇宙中有无数“大千世界”。后来用“大千世界”形容广大而丰富多彩的世界。 三千大千世界的器间范围是什么样的呢?(注意,以下所指“天”均为多维空间的概念,现代著名物理学家斯蒂芬·威廉·霍金指出的层宇宙概念,霍金已经将多维空间的维数扩展到十一维空间了)。 佛教里所说三千大千世界的范围包括欲界、色界和无色界等。其中欲界诸天,主要有四天王天、忉利天、夜摩天、兜率天、乐变化天、他化自在天,称为欲界六天,或直接称为“六欲天”。假设我们以人类所在为起点,向上天道: 1、欲界六天 欲界:具有淫欲、情欲、色欲、食欲的有情众生所居住的世界,因男女参居,故称欲界。欲界的人出生是“胎生”,欲界中上至第六天——他化自在天,中间包含人界所居住的四大部洲,下至无间地狱等。共有二十种各类生命形态的居住处所。 第一层四天王天,又称地居天(因此天在须弥山山腰)。 第二层忉利天,也是地居天(因此天在须弥山顶,并未超出须弥山。四王天与忉利天都通称为地居天)。 第三层是夜摩天,又称时分天。(夜摩天以上都通称为空居天)。 第四层是兜率天,也称知足天,弥勒菩萨(即未来弥勒佛,因成佛之日在未来,故目前为菩萨道)现居于此天上。 第五层是化乐天。 第六层是他化自在天,这一层归魔王波旬管辖。 欲界到此为止。 2、色界十八天 色界:远离欲界淫欲、食欲而仍具有清净色质的有情众生所居住的世界。此界在欲界之上,无有欲染,亦无女形,众生的出生方式是“化生”。色界的众生所居住的宫殿非常高大,都是由色化生,一切都非常的殊妙精好。但因为尚有色质,所以称为色界。色界又依禅定的深浅粗妙而分成四级,从初禅的梵天到四禅的阿迦腻吒天,共有十八天。 初禅三天:梵众天、梵辅天、大梵天。 二禅三天:少光天、无量光天、光净天。 三禅三天:少净天、遍净天、无量净天。 四禅九天:无云天、福生天、广果天、无想天、无烦天、无热天、善见天、善现天、色究竟天。共十八天组成。这些天都有天王管理。 色界到此为止。 3、无色界四天 无色界:只有受、想、行、识四心,而没有物质的有情众生所居住的世界。此界没有任何物质之物,因此也没有身体、宫殿、国土,只有心识住于深妙的禅定之中。此界在色界之上,共有四天,又称四无色、四空处。 第一空天:空无边处天。 第二空天:识无边处天。 第三空天:无所有处天。 第四空天:非想非非想处天。 在此非想非非想处天就是天之尽头处了。

六根清净是一个汉语成语,我们常用来形容无杂念和欲念。这是一个佛教用语,佛家以达到远离烦恼的境界为六根清净,它比喻已无任何欲念。六根清净是指哪六根? 佛家以达到远离烦恼的境界为六根清净,它比喻已无任何欲念。根,即能生之义。谓六根能生六识,故名六根。 [一、眼根],谓眼能于色境尽见诸色。瑜伽论云:能观众色。是也。 [二、耳根],谓耳能听闻众声。瑜伽论云:数由此故,声至能闻。是也。 [三、鼻根],谓鼻能嗅闻香气。瑜伽论云:数由此故,能嗅于香。是也。 [四、舌根],谓舌能尝于食味。瑜伽论云:能尝众味,数发言论。是也。 [五、身根],谓身为诸根之所依止。瑜伽论云:诸根积聚。是也。 [六、意根],谓意于五尘境界,若好若恶,悉能分别也。(五尘者,色尘、声尘、香尘、味尘、触尘也。) 眼有视神经,耳有听神经,鼻有嗅神经,舌有味神经,身有感触神经,意有脑神经,这些都是心与物的媒介的根本,所以称为六根。

解手是上厕所的另一种通俗说法,虽然现在的使用率不高,但还是要普及下这个词的由来,大小便叫“解手”,据说是来自于古代强制性押解迁移人群的途中。 那时迁民是强制性的,移民官员和押解的差人怕迁民半路逃跑,在编队定员之后,便把他们捆绑起来,才肯上路。先是大绑,即绑住两条胳膊,行动起来很不方便。后来又改用“小绑”,每人只绑一只胳膊,几十个人连在一条绳子上,相互牵连在一起。 因此如果其中有人要大小便,就要恳求押解的差人,给他们解开捆在胳臂上的绳子。最初时,人们为了把意思传达清楚,话说得比较完整:“请大人把我的手解开。”后来说得多了,渐渐就把原来的话简化了,只要有人高声喊“解手”,那就是他要大小便了。久而久之,“解手”就成了大小便的代名词。

用于称呼夫妻两的方式有很多,比较书面化的就是比翼鸟,连理枝,并蒂莲等用这些意象代指夫妻,雅致归雅致,意趣归意趣,但终不如素常的口语“两口子”,说来顺溜,出口自然,贴近生活。那么,“两口子”这一说法是什么时候开始,怎么出现的呢? 男女婚配,古称为“伉俪”,伉乃丈夫,俪指妻子;“夫妇”一词,现在虽多用于书面语言,却曾经是不上纸墨的土话。“两口子”的叫法,如今虽然十分普遍,而约定俗成,才不过百余年光景。在《尔雅》、《说文解字》等古典辞书里,均找不到其解释,即使成书于乾隆年间的《红楼梦》,号称百科全书也罢,写了一对对的怨偶,一双双的情侣,俚语方言满纸,却不见“两口子”三字露面。 有民俗学家考证,“两口子”的说辞,出自晚清文人《燕京杂录》里的一则笔记,说的是有两位府衙录簿,挣得同样薪水,一个是单身,另一个新娶了妻子,这光棍汉情愿把自己的一半工资,赠与同事花费,附有字条写道:些许碎银钱,笑纳勿推辞;我只单口汉,君乃两口子。“子”在旧时兼称男女,意即“你们两个人”,由之,两口子不再泛指随便的两口人,成为夫妻俩的确指。

虽然我们现在并不用荷包装钱了,但是在形容某人发钱的时候,我们还是会称“荷包鼓了”。那么荷包是什么什么被发展定义为钱包的意思呢?古人荷包是用来装钱吗? 荷包,是指佩于腰间的一些囊、带或装饰小品,原来是宫廷贵族佩戴的饰物。因其色泽艳丽,加上刺绣精致美丽,博得了人们的喜爱。一件精美的荷包,从形式、纹样、绣工到配线、布色,都经过了精心构思、精心施艺,倾注了制作者的情感和心血。后来荷包还成为身份、荣耀的标志,清代皇帝曾以绣荷包为奖品颁赐群臣、侍从,以示恩宠。 随着民间刺绣艺术的发展,荷包逐步向民间普及,主要功能是在喜庆之时作为礼品馈赠亲朋好友,或是男女之间的定情信物,再者就是敬献神佛以表虔诚之心。 荷包不仅是艺术品,还具有实用功能。主要是盛储随身使用的小物件和香料。根据内盛物的不同,演变出了很多种荷包,如钱荷包、香荷包(又称香囊或香筒子)、针线荷包、烟荷包、扇袋、眼镜袋、扳指儿袋、钥匙袋、手帕袋及其他刺绣佩饰等。钱荷包的功能跟现在的钱包很类似,因此用荷包很鼓来比喻有钱是很贴切的。

“五福临门”是我们逢年过节常用来祝福他人的祝福语,然而如果要细问到,到底是哪“五福”,想必不是人人都知道的,那么“五福”到底是哪五福呢? “五福”这个名词,原出于《书经》和《洪范》。现在已成为家喻户晓的辞句了,几乎大部分的人都知道“五福临门”这个成语,可很少人知道“五福”所指的是哪五种福。“长寿”为一福,是命不夭折而且福寿绵长:“富贵”为二福,是钱财富足而且地位尊贵;“康宁”为三福,是身体健康而且心灵安宁;“好德”为四福,是生性仁善而且宽厚宁静;“善终”为五福,是能预先知道自己的死期,临命终时,没有遭到横祸,身体没有病痛,心里没有挂碍和烦恼,安详而且自在地离开人间。

我们常常称某样东西的创始人或者最先使用者就是这样东西的“鼻祖”,那么,为什么鼻子会跟创始人联系在一起呢?要解释“鼻祖”的来历,首先还得从“鼻”字说起。 “鼻”的本字是“自”。在上古时代,“自”就是鼻子的意思。在甲骨文和金文中,“自”的写法都很像人的鼻子的模样,那时候,“自”的读音和“鼻”的读音是一样的,所以许慎在《说文解字》里说:“自,读若鼻。” 应该说,“自”的本义就是鼻子,人们在说到自己的时候常常指着自己的鼻子,因此“自”又有了“自己”的意思,成了第一人称代词。“自”的这个意思后来被广泛运用,结果反而不方便指它的本义——鼻子了。因此人们另外造了一个形声字:在“自”之下加了一个声符“畀”,形成了一个新字“鼻”,从此,“自”和“鼻”就有了分工,各指各的意思。因为“自”的引申义有“从”的意思,再引申为“开始”的意思,所以“鼻”也继承了创始、开始的意思。《汉制考·说文》里有“今以始生子为鼻子”的说法,意思是把第一个出生的儿子称为“鼻子”,用的就是“初始”的意思。因此,最早的祖先、创始人就被称为“鼻祖”。

如今我们可以用身份证证明我就是我,走到哪儿都需要身份证,身份证的通行也便捷了我们办事和通行。那么,中国古代有身份证吗?如果没有,人们要如何证明“我是我”这个难题呢? 中国古代并没有身份证,倒是有两样与身份证相似的证件,那就是符牌与传信。相较而言,符牌侧重于表明身份,传信侧重于准入通行。从功能层面看,似乎可以得出“符牌+传信=身份证”的等式,但从内涵渊源来看,符牌、传信与身份证只是形式相近,本质却大不相同。 1、符牌:都是有身份的人 先说符牌。符牌最早是兵权及君权的象征。《史记·五帝》所记载的“轩辕氏北逐荤粥,合符釜山”里的“符”其实就是兵符。《周礼》的记载则更为清晰:“珍圭以徵守,以恤凶荒;牙璋以起军旅,以治兵守。”珍圭代表君权,牙璋代表兵权,其内涵都是权力的物化与延伸,大有金庸小说《笑傲江湖》中“见黑木令如见教主本人”的意味。当然,这些符信还带有防伪功能,《说文解字》称其“分而相合”,也就是先将一整块符牌一分为二,使用时双方各执一半,合在一起以验真伪——现代汉语中的“符合”一词,也正渊源于此。 秦汉以后,符牌逐渐衍生出节、虎符、竹使符等门类。苏武持节出使匈奴,所持的节也属此类;虎符与竹使符则一主发兵、一主征兵。随着岁月的流逝,这种符牌渐渐与官员的身份有了交集。唐朝时,朝廷为了“明贵贱,应召命”,根据官员不同的品级发放金、银、铜制的鱼符,其中五品以上的官员还佩有专门的鱼袋。宋朝时鱼符被废除,但鱼袋保留了下来,文豪苏东坡便曾被赐以银色鱼袋,以代表着他朝廷命官的尊贵身份。 到了明清时代,符牌渐渐褪去了唐宋的古韵森森,最终演变成牙牌与腰牌。明朝牙牌上除了朝臣的姓名和官职,有时还会刻上使用范围与禁令。清朝腰牌就更为完备,还加上编号、年龄、相貌特征、发牌年代等,在形制上和后世的身份证已经大同小异。 即便如此,牙牌与腰牌也不宜被视为中国古代的身份证。符牌所证明的并不是某一个体的身份,而是某一阶层的权力——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牙牌、腰牌与朝服一样,代表了官员的等级地位,而防伪功能只是基于这种等级地位的自然延伸。手握符牌的人,不是“有身份证的人”,而是“有身份的人”。 2、传信:留下凭证才能过 再说传信。古代中国的人口流动并不算频繁,但终究不可避免。为了保证这种流动的正常进行,传信便应运而生。 传信是古代过关津、宿驿站、乘驿站车马的凭证。与符牌不同,传信一般是由普通吏民所使用的一次性证明,上面所记载的信息更详细。传信早在战国时期就已经出现,《韩非子·说林上》中讲述到:“田成子去齐,走而之燕,鸥夷子皮负传而从。”陈奇酞作注道:“传,信也,以增帛为之,出入关合信。”从这两段记载来看,传信有些像是身份证、介绍信、预付卡的混合体,而且其防伪方式与符牌一样都是“两相堪合”。 汉朝任选官员使用察举征辟制,受到征召的人持有传信,可以免费乘坐朝廷车马。不过与陈奇酞所说的“以增帛为之”不同,汉朝的传信多以木制,上面记载相关信息再加盖御史大夫的印章——两汉四百年间,不知有多少出身寒门的子弟在这种小木条的指引下成为国家栋梁。 与传信相似的还有过所。过所在唐朝最为盛行——唐朝商业兴盛,幅员辽阔,为了有效打击偷漏国税、逃避赋役等活动,过所的申请手续颇为繁复:申请者要将人数、身份、申请理由、携带货物、行经路线等详细说明,必要时还要附交有关证件。吐鲁番曾出土过一份《石染典过所》,上面密密麻麻写了24行文字,加盖了好几个地方印章,可以清晰看出持有者的出行目的、行程路线等信息。 传信制作繁琐,在流动人口较多的边关使用颇为不便,于是便诞生了“简易版”的传信:繻。守关的官吏将帛撕开当证物,需要时只要对比一下撕裂口便能确定真伪。虽然少了几分仪式感,但功效一点不差。 除了上述传信之外,还有棨这一皇亲国戚和高级官员才可以使用的特殊传信。棨分为信与戟,棨信是丝质的信件,可以悬挂起来作为徽帜;桨戟为木质,官吏出行时可作为仪仗,这自然是一般百姓所无福消受的了。 以上五花八门的传信,同样也不能看作身份证的滥觞。传信所针对的重点是“出入”这一事件而非使用者本人,如果没有人口流动,传信便没有了存在的必要,这与身份证的人身属性有着本质区别。 3、户籍:民不迁农不移 为什么古代中国诞生了符牌、传信,却没有孕育出身份证制度呢?这个问题,倒是可以在古代户籍制度中找到答案。 早在春秋时期,各诸侯国便费尽心力将户籍制度与土地、赋税制度相结合,以预防人口流失:楚国的户籍册详细记录了居住者的居住地与身份;宋国的户籍册配有相应的地图;秦国更是实现了“国境之内,丈夫女子,皆有名于上,生者著,死者削”的精细化管理。 可见,在古代君主眼中,人口只是活动的“财产”,所以户籍制度也就成了朝廷管控人口的工具,与公民权利毫无关系。秦朝自商鞅变法后户籍制度愈加严格,每个人的户籍信息中甚至附有由画师所画“照身贴”,人口迁移时不办理“更籍”即为“阑亡”。 当人口成为“财产”,三六九等的划分自然也不可避免。秦国的户籍政策已经有了“宗室籍”“爵籍”等“高阶户籍”。西汉《户律》更进一步按资产将民籍划分成了“小家”“大家”“高赀富人”等户等,人口本身的“财产”属性进一步得到强化。 朝廷对人口的管控直到唐朝实施“两税法”才渐渐放松。其后经过明朝的“一条鞭法”、清朝的“摊丁入亩”层层推进,户籍政策与赋税制度愈加渐行渐远,人口的流动也由此摆脱土地的束缚。而只有当户籍政策不再成为朝廷管控人口的工具时,作为公民权标志的身份证制度才有可能逐渐孕育出来。古代中国只有符牌与传信却没有孕育出身份证制度,其原因也在于此。 按照明清两朝的发展趋势,身份证制度很可能在人口与土地、赋税脱钩的前提下逐渐发展出来。清末在“参考东西各国之良规”制定了《户籍法》。这部《户籍法》只是来得及实施,但它在中国法制史上的地位却不容忽视:在此之前,中国历朝的户籍制度都只是朝廷管控人口的工具;在此之后,户籍制度渐渐成为公民权的象征,最终孕育出了真正意义上的身份证制度。身份证虽然轻巧,但它身上却承载着中国几千年的户籍发展史,以及东西文化碰撞时那一段斑驳破碎的时代。